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农林牧分布编》之三

五、余论

　　（一）论以木柴作燃料对于森林的破坏

　　以木柴作燃料，大概从人类开始用火以来即已如此。前文已经举出：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发现的木炭，无虑数十起。自今河南偃师县至青海乐都县，络绎不绝。几乎黄河中游广大地区莫不为然。为此而砍伐山中森林，西汉时也已见诸记载。汉景帝外家窦少君微时，曾为其主人在宜阳山中烧木炭，同伙共有百余人之多[1]，规模不能算是很小。唐时，长安城南终南山中的居人有的就以伐木烧炭为生[2]，那时为了从终南山运输薪柴木炭，还特别开凿了一条漕渠。这都是破坏森林的行为和佐证。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是相当普遍的，只是记载阙略，不能具知。这种破坏的严重程度，甚至比前面所说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常情而论，以树木当柴烧，说起来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琐事，可是日积月累，永无止期，森林地区即使再为广大，也禁不住这样消耗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可以举出两个旁证，作为比照。北京之西山为太行山脉。太行山上森林素称茂密，至明初还未稍减。明初都于北京，也曾利用这里的山林险隘，作为防守的要地。然以当地距北京不远，遂为都城中人取给木炭的处所，且以封建王朝之力在易县设立柴厂，经常聚集山东、山西及北直隶（即今河北省）数州民夫几千人采薪烧炭，以供皇室诸司及宫廷中使用[3]。当然附近居民的砍伐也是不少的。就是这样，竟把这段大山的树木砍尽，险要的地形也难于尽恃[4]。其实这还不够当时北京城内的薪炭使用。北京之北，居庸关之东的军都山和燕山之上，也有几百里的松林，林木稠密，中间道路只可容一人骑马前进，可是也因为伐木作柴烧炭，森林就受到严重的破坏[5]。这几百里的松林，应该包括密云县境诸山在内。可是密云县北的九松山是清初康熙帝经过当地时才命名的。命名的原因是由于山上只有九颗松树[6]。前后只有一百多年，相差竟有这样的悬殊，不能不说是严重的。明清时期，黄河中游有关破坏森林的记载，特别提到这样的伐薪烧炭的事是很稀少的。这可能是因为伐薪烧炭是日常琐事不值得记载，也可能是因为这许多地方不像北京城外太行、燕山那样容易受到一些人的重视。虽然如此，却不能认为那时在黄河中游这样的破坏森林是不普遍的，或者是不严重的。因为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这种现象还到处都是，甚至成了司空见惯的浑闲事故，都不以为奇了。现在陇海铁路西人潼关，孟原是第一个大站，附近有一个王家河村。村南距秦岭山麓只一二公里。60年前，这个村庄南门外就是森林，村人打柴，出门就可成捆负归。过了10年，打柴就要去到一个叫做石岸岔的地方，那里距王家河村已有20公里。再过10年，更是远去30公里外的黑山寨了。5年前，我到陇山西侧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龙山镇考察时，所见所闻的情况，与秦岭山下的略相仿佛。龙山镇北紧濒北河，北河与南河合流为清水河，流经秦安、静宁两县人于葫芦河。龙山镇一位年近40的农民见告，其祖父时，北河河滩到处犹是森林，其父亲时，打柴就要登到河旁的坡上，可是到他会打柴时，河旁坡上已经没有树木了。20多年前，有人在甘肃平凉县南甘脑沟一个叫做九子湾的村庄所作的调查统计，就不仅看到砍伐森林，而且在挖掘树根了。这个村庄每家门前都堆着带根的小灌木柴磊。全村12产，年需24万株充作燃料。这样连同树根挖下的树，超过了平凉全县当年植树造林任务9万株的2．9倍[7]。这种砍伐行为当然是远从封建社会沿袭下来的旧习气。一位曾经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在甘肃秦安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见告，这个县城外的山上早已无有树木了。绝大部分都是被当作薪柴砍去的。由于树木砍完，树根掘尽，已在挖掘草根当柴烧了，不论是新坟旧墓上皆无草迹。甚至人家门前有意种植的零星树木，秋后落叶时，他人也不能随意闯来扫除。这虽然只是几个事例，但在当地实已成为普遍现象，其由来应该是历年悠久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欲求森林滋生畅茂，谈何容易。这就提出了一个更应注意的问题：凡是要在缺乏薪炭地方推广造林，首先应该解决当地居民日常做饭取暖所需薪炭的供应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辛勤造林，只是为当地居民开辟一条就地打柴的捷径而已。所谓绿化，难免是徒托空言。

　　（二）论森林的破坏和黄河一些支流清浊的变迁

　　这是一个有关侵蚀的问题。森林的破坏是能够促进侵蚀的进展，这是无待烦言的。不过在这里似还可略加说明，森林之所以能够保持水土，是由于森林的树冠对于降雨有截留的作用，林地地被物有吸水能力，林地更多透水作用。因而可以大大减少地面径流，削弱侵蚀力量。这种自然现象古今应该是一样的。这里可以举些近年的一点事例为证。据陕西黄龙水土保持试验站最近在仙姑河上游黄龙林区的寺沟和中游非林区的南沟进行小流域对比试验，结果证明在雨量相当情况下，林区削减径流量78．4％，削减泥沙有94％。就是新造的幼林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延安大砭沟新造的五六年幼林，其林地较之自然荒坡径流减61．7％—79．6％，泥沙减少83．1％—89．5％。中国农业科学院根据这样一些现象，指出流经非林区河流的输沙量较流经林区河流的输沙量大得多，并举出流经非林区的河流，如金佛坪以上的洛河每平方公里的年输沙量为18400吨，志丹县以上的周河为18800吨，子长县以上的清涧河为16600吨。而流经劳山林区的临镇以上的汾川河每平方公里年输沙量为451吨，流经桥山林区的张村驿以上的葫芦河为122吨。说明了流经非林区河流的输沙量较流经林区河流的输沙量大数十倍，以至百倍以上[8]。现在张村驿以上的葫芦河水显得相当清澈，正说明其间的道理。

　　说明了现在的一些情况，可以由此上论历史时期若干河流的变迁。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由于冲刷黄土，水中挟带泥沙，水流就呈现黄色。黄河名称的正式使用为时较晚，然春秋时已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说法[9]，战国时“浊河”和“清济”更成为相互的比照[10]。准此而论，则黄河的浑浊可能在有史以前即已如此。

黄河流域广大，支流繁多。黄河虽浑浊，支流却未必都是如此。就是在中游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西周春秋之时，泾河就显得清澈，而其他一些支流长期以“清水”或“黑水”为名，是更为习见的事实。这当然只是河水在常水位时的现象，山洪偶尔暴涨，就可能不在此例。

　　河流有清有浊，原因不一。诸如河流水量的大小、流速的快慢、河床组成物质的区别、河床上下高低的差异，以及流经地区的雨量、土壤、岩石、植被等的不同，都可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样的清浊现象，随着各种自然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改易，人为的作用更会促其演变加速。一些本来是不含泥沙的清流，往往一变而为滚滚的浑涛。当然也还有些河流，由于河床已经下切到了基岩，在秋洪已过、春水未涨前显得清澈，但在一岁之中，这样的现象毕竟还不是很长的。

　　这样由清变浊的河流，秦汉的泾河和唐代的无定河都是明显的例证。泾河在西周春秋时期是相当清澈的，可是到秦汉时期却竟然演变成为“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现象。关于这种演变，我已有专文论列，这里就不再赘述。无定河的名称就显示出这条河流所含的泥沙量是相当大的。这条河流本来叫做奢延水[11]，也叫做朔水[12]，水流可能是清的[13]。即使水流并不清澈，然由本来的名称改为无定河，也说明了当时所含的泥沙已经有显著的增多。

　　这样清浊的变迁自然不限于泾河和无定河，其他河流亦复不少。然而变迁最多的却是在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比较多些。黄河中游的支流以汾、渭、洛、沁为最大。就是这几条大的支流，也曾有过显明的变迁。远在唐代，汾河已以“素汾”见称[14]，后来北宋时，汾河还是清的。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陕西黄河清。在汾河口那一段，黄河湛清的程度和汾河一样[15]。可是到了明代，李梦阳有一次经过汾河时，看到的情景却是“太行西半浊汾流”[16]，至少和宋时已完全不同了。渭河曾经屡次显得浑浊，然而自明代以后更为特甚。其中几条较大的支流，如葫芦河、牛头河、灞河都较前大为不同。葫芦河于明代称为陇河，而陇河浊如黄河，牛头河在明代以前犹名清水，明时改为牛头河，可以想见其水已非湛清，而灞河流沙也大为增加。这些皆已另有专文论列，这里就不一一缕述。这里所说的洛河，是挟伊河人黄的洛河。伊洛合流入于黄河。由于黄河浑浊，显得洛河清澈，这在南北朝时就是这样的[17]。现在伊河清澈而洛河较浑，其实远在唐代，还没有什么差别。伊河固然是水中纤鳞毕见[18]，洛河也是清的。洛河不仅被称为“清洛”[19]，而且也是清澈见底的[20]。正是因为这样，伊河和洛河的清澈度竟是一样的[21]。宋时尚引洛河水东人汴河，以代替黄河水流[22]，可见当时洛河还是比较清澈的。可是后来洛河就逐渐浑浊起来。洛河虽已浑浊，伊河却仍然清澈。伊洛合流之后，由于伊河清澈，减轻了洛河的浑浊，所以在洛河人黄河处，还能显出和黄河水流不同，仍然呈现出清浊异流的景象[23]。沁河在隋时是相当清澈的，隋炀帝开凿永济渠，就是引沁河水东北流的。到了明代初年，徐贲奉命至晋冀有所廉访，当其过沁河时，曾写出这样的诗句，说是“不意山坞间，偶得见清沘。”[24]可见当时沁河还是清的。但是到了明代中叶以后，沁河竟与黄河一样，都含有大量泥沙。有一次沁河决口，突人卫河，一直冲到临清附近的运河，甚至运河也淤塞了一段[25]。卫河本来就是清的，那次运河的淤塞完全是由于沁河中的大量泥沙引起的。那次沁河决口，上距徐贲的赋诗仅仅100多年光景，沁河竟有这样显著的变迁，应该不是寻常的事情。如此的变迁，就是像涑水河这样短促的黄河支流也难于幸免。这条流经中条山和稷山之间的河流，明代还是清的[26]，可是后来也浑浊起来了。

　　与黄河有关的诸小河流中，有的由于本来就是湛清的，因而长期以清水或黑水为名。可是因为水流转浑，竟然连原来清水或黑水的名称也保持不住，而另改新名。上面所说的渭河支流牛头河，本来就是叫做清水的。清水不清了，名称也就相应改换了。像这样的河流，还有延安市的延河、陕西宜川县的云岩河和山西岚县的葫芦河。延河本来就是叫做清水的[27]，明代才改称延河[28]。有人说，延河的名称始见于唐代。那是指今延川县的秀延河而言的，明代中叶才误以清水为延河[29]。其实，如果这条河水到明代仍然是清的，就不会因为一些错误的记载而完全改掉本来的名称。云岩河发源于甘泉县东，经宜川县云岩镇南而东入黄河。这条河本来叫做黑水[30]。黑水的名称和清水具有相同的意义，它也是到明代才改称为汾川河的[31]。现在图上写作云岩河，则是因为流经云岩镇的缘故。岚县的葫芦河是由县北芦芽山上流下的，是岚河的一条支流。这条葫芦河至迟在清代初年还叫做清水河，又叫做绿水河[32]。顾名思义，水色显然是特殊的。那时，岚县之北有一个葫芦泉，并无所谓葫芦河[33]。直到清末，葫芦河的名称才代替了清水河和绿水河[34]。

　　前面已经指出，肇致河流的清浊演变，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这里所列举的一些河流由清变浊的过程，似应偏重于人为的原因。尤其是明代中叶前后由清变浊的河流，所在的地区不同，有的相距过远，自然条件似不能同时都发生相同的影响，因而其间演变的因素还宜求之于人为的作用。秦汉时泾河的由清变浊，自是由于当时向这里大量迁徙人口，设置郡县，破坏原来的草原，广辟农田的结果。而子午岭北段森林的破坏，促使马莲河浑浊，因而获得“泥水”的名称，也应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这些都已有专篇论列，不再赘述。无定河这个名称的确定虽然在唐代，河水中泥沙的增多，其原因也与秦汉时的泾河相仿佛，今靖边县北无定河左岸的白城子实为唐代夏州的治所，而夏州乃是在赫连勃勃的国都统万城的旧址。自赫连勃勃始建都城以后，这里就一直成为北陲的重镇。唐代在无定河流域设置的州县和现在比较起来，还显得稍多。州县的增设意味着已有相当数目的农业人口的徙人。而农业人口的增多，自必导致当地草原的破坏。就是无定河右岸横山山脉北坡的森林也因人口增多难免受到摧残。草原破坏，森林受损，侵蚀加剧，沙漠增多，唐代后期夏州城外已经有了沙碛[35]，无定河中浊浪滚滚也就成了必然的现象。

　　明代中叶前后一些河流由清变浊，和秦汉的泾河与唐代的无定河不尽相同。这些地方虽也不断开垦农田，但和破坏草原还有所不同。有些土地本来是荒芜而没有利用，开垦种植当然是应该的，有的就难免破坏山林，而山林破坏后把原来的林区改为农田，也是一般的常理。汾河发源于管涔山下，流经吕梁山之东。管涔山为芦芽山的一支，都属于吕梁山脉，而管涔山更接近于明长城和宁武关。这在明代初年都是森林极为茂密的地区，也是明代中叶大规模破坏森林的地区。汾河在明代初年还相当清澈，后来就浑浊起来，森林的破坏不能没有关系。岚河支流葫芦河的源头也在芦芽山。这条河流的变迁同样与山上森林的消失有关。今岚县北又有森林，可是都是灌木林，其形成应是晚近的事情。

　　渭河的两条支流，葫芦河与牛头河的变迁同样和当地的森林有关。前面已经指出，北宋初年在陇山以西渭河以北的采伐森林地点在秦州西北的夕阳镇。夕阳镇的所在难以确指，大致应在葫芦河流域。这虽是在北宋初年，然宋时伐木实际上也不能再向北发展，因为再北尚为西夏所控制，北宋实无从致力。由于森林没有受到严重破坏，故葫芦河水未见浑浊的记载。明时这里没有显出其他促进侵蚀的因素，则森林的破坏不能不是河水转浊的一个主要原因。牛头河是由陇山西坡流下的。现在仅清水县山门镇以上牛头河上源一段尚在林区之中，其他沿流皆已无森林可言。如果在明代中叶以前这些地方就根本没有森林，和后来完全一样，则这条河流就不会被命名为清水河的。

　　延河发源于横山山脉。云岩河发源于黄龙山脉。横山山脉上延河流域已经基本上没有森林，云岩河在临镇附近以上都还是森林地区。应该指出，云岩河上游的林区有的乃是近百年上下重新发展成林的。既然能够重新发展成林，当是本来就已具有基础，和横山山脉差相仿佛。以横山山脉而论，当地森林的破坏，就不一定从明代开始。这在上文已经作过说明。明代延河和云岩河名称的先后更改，实际上皆显示出当地森林破坏的严重性。由于森林的破坏，到了清代初年，延安府属各县竟然已是“沙石相错，嶂迴壁列，即一林一木不可多得”了[36]。在这种情况下，欲求河流的清澈，岂可得哉！

　　洛河流域也是一样的。宋代虽已在沿河各处砍伐山林，然当时能够引洛人汴，以代替黄河水流，可见当时对森林的破坏还不至于十分严重。由那时以后，森林的破坏有加无已，沿河道路侧旁皆已没有林迹，仅上源秦岭山上和中游两侧崤山及熊耳山上稍有若干残林[37]，所以洛河就浑浊起来。至于伊河，则由于伏牛山上森林尚多[38]，所以仍能保持原来的清澈程度。

　　上面说到沁水的由清转浊，是由徐贲的诗句和后来沁河决口淤塞运河的事迹推知的。这其间仅仅有100多年光景。100多年的变迁，自不能从岩石、土壤等方面追寻源由。如果是说和沁河流域的森林破坏无关，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何况到明代沁河流域的森林已经所余无几了。

　　虽说有这样的演变，这里却还应该指出：由于一些河流附近近年又滋生了若干森林，或者某些河段已经下切到前第三纪基岩，所以水色不似明清时期那样浑浊，甚至还显得较为清澈，这自然是又经过一番变迁的了。   

　　当然，在明清时期还有一些河流仍较清澈，如陕西陇县千阳县的千河、宝鸡市的清姜河、盩厔县的黑水河。这些河水流经的山坡，石质较多，是清澈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上游的森林虽也曾受到破坏，因为是石质山坡，侵蚀不甚显著，所以河水尚不至于变浊。这和上面所说的那几条河流是不一样的，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注释：

[1]《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

[2]《白香山集》卷四《卖炭翁》。

[3]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五○《守边固圉之略》。

[4]《明经世文编》卷三七一，魏时亮《题为摘陈安攘要议以裨睿采疏》。

[5]《明经世文编》卷二一八，郑晓《书直隶三关图后》，又卷二二九，陈时明《严武备以壮国威疏》。

[6]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六《顺天府》。

[7]刘家声等《泾河流域调查报告》，刊《中国林业》，1952年一、二月号。

[8]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林业研究所《森林与农业》。

[9]《左传》襄公八年。

[10]《战国策·燕策一》。

[11]《水经·河水注》。

[12]朔水，《水经·河水注》及《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均作朔方水。依熊会贞说改。熊说见《水经注疏》卷三。

[13]《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勃勃“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以统万为名。”《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附《赫连昌传》，说是魏太武帝进攻统万城时，“车驾次于黑水，去城三十里。”今白城子北有水曰纳林河，距离与《魏书》所言相符合，则所谓黑水，就应是这条纳林河。《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夏州》引《十六国春秋》：“赫连勃勃北游契吴山，叹曰：“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据《元和郡县图志》，契吴山在朔方县北70里，而朔方县就是赫连勃勃的统万城。现在白城子北70里内外只有一座苏吉山，当是那时的契吴山。山下颇为平敞，纳林河就流过这里。纳林河与无定河相会。相合处在白城子东20余公里。赫连勃勃称道黑水为清流，而未提及朔水。虽未提及朔水，朔水可能也是清流。这是因为当时朔水以北的草原及横山山脉北坡森林尚未破坏，水流不会转浑。如果当时统万城附近有像今天这样多的沙漠。赫连勃勃也不会选此地为都城的。

[14]《全唐诗》卷五五九，薛能《怀汾上旧居》：“素汾千载傍吾家，常忆衡门对浣纱。”

[15]《宋史》卷六一《五行志》卷一上。

[16]《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二一六，引李梦阳《过汾河》。

[17]《水经·河水注》。

[18]《全唐诗》卷一八四，刘长卿《龙门八咏，水西渡》：“伊水摇镜光，纤纤如不隔”。

[19]《全唐诗》卷五八六，刘沧《罢华原尉上座主尚书》：“千里梦归清洛近。”又《晚秋洛阳客舍》：“清洛平分两岸沙，沙边水色近人家。”又卷五九○，李郢《故洛阳城》：“清洛但流呜咽水。”又卷六○三，许棠《早发洛中》：“半夜发清洛，不知过石桥。”又卷六二三，陆龟蒙《江南冬至和人怀洛下》：“昔居清洛涯。”又卷六五四，罗邺《洛阳春望》：“愁上中桥桥上望，碧波东去夕阳催。”

[20]刘禹锡《中山集》卷二七《浪淘沙词》：“洛水桥边春日斜，碧流清浅见琼沙。”又《全唐诗》卷六五四，罗邺《洛水》：“桥畔月来清见底，柳边风紧绿生波。”

[21]《全唐诗》卷五九五《过洛阳城》：“周秦几时变，伊洛水犹清。”

[22]《宋史》卷九四《河渠志》卷四。

[23]《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二二二引《巩县志》。

[24]《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二一四《沁水部汇考》。

[25]《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三册引《卫辉府志》。

[26]《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二一五引明曾大有《涑川导水行》：“清流拍岸泻黄河，溅沫惊涛铁牛吼。”

[27][30]《水经·河水注》。

[28][31]《大明一统志》卷三六《延安府》。

[29]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三三《延安府》。

[32]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一三六《太原府》。

[33]《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九四《太原府》。

[34]胡林翼《清一统舆图》。

[35]《全唐诗》卷五五五，马戴《旅次夏州》：“霜繁边上宿，鬓改碛中回。怅望胡沙晓，惊蓬朔吹催。”又卷六○三，许棠《夏州道中》：“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

[36]康熙《鄜州志》卷三《（延安府）推官刘翊圣再请折正申文》。

[37]《三省边防备览》卷二《道路考》。

[38]《三省边防备览》卷一四《艺文考·会查伏牛山详文》。

原载《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