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农林牧分布编》之三
四、明清以来的森林
唐宋以后接着是金和元。由于金、元两代有关森林的记载比较缺少，所以这里就从明清时期说起。不过，遇到有关金和元的问题，当然也还是要加以说明的。这一时期是黄河中游森林受到摧毁性破坏的时期。严格地说，这种摧毁性的破坏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
（一）
这一时期承唐宋之后，平原地区还是没有什么森林值得提起。因而这里开始就论述丘陵地区，而丘陵地区的森林也显然较以前为稀少。
渭河上游这个本是森林富饶的地区，到了明清之际，只有很少几个低山和丘陵还有一些残林，分布在渭源[1]、陇西、甘谷、天水[2]、庄浪[3]诸县境。而天水县石门山的森林则以风物独秀而为游人所称道[4]。迄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个地区森林更少，所可以称道者有渭源县的五竹山、首阳山和陇西县的马鹿山。马鹿山的林区还比较大些，面积才有40方里，若五竹山则仅有6方里[5]。天水县以东的小陇山和陕甘界上的辛家山等处也都有些林区[6]。这个地区的树种有松、柏、桦、竹、樱桃等。渭河以西洮河流域的岷县[7]和临洮[8]，也有个别林区。
六盘山西静宁县南的孙家山、主山和宋家山上亦分布有森林。主山上多松桧和竹，宋家山上多牡丹，孙家山上林区较大，当地人称之为“陆海林薮”[9]。六盘山东的华亭县和灵台县的一些山上也都有森林分布，树种有松、柏、桦、竹等[10]，尤其是华亭县各处的“林木畅茂”，更为时人所称道[10]。华亭和灵台两县分别濒于泾河的支流汭河和达溪河。泾河另一支流马莲河流域的环县[11]、庆阳[12]、合水[13]、正宁[14]诸县的一些山上，也都有些森林生长，树种以松柏为多。
泾河中游的彬县、旬邑[15]，洛河中游的富县、洛川、黄陵[16]、延河侧畔的延安[17]、延长[18]，以及黄河峡谷南段西侧的宜川[19]、延川[20]，也各有大小不等的林区。各处的森林皆以松柏为多，彬县多竹，富县多樱桃，延安和宜川又有牡丹。其中富县和洛川两县的洛河河谷，在明代森林相当茂盛。当时这两县东西两侧的黄龙山和子午岭上森林尤多，可是当地修筑城垣，却就近在洛河河谷采伐[21]，而未远由山地运输。
黄河峡谷南段东侧的吉县、大宁、乡宁、蒲县[22]的一些山中皆尝有森林，亦以松柏为多。这些森林尤以吉县管头山的林区为大，其间深邃竟达数十公里[23]。再往北去，为离石、石楼、中阳诸县，这些县于明清时皆属汾州府，而汾州府境各处并产松木[24]，其中一些低山上森林尤多[25]，除松林外，柏林亦不少。就是离石和方山两县间的北川河上，近百十年前森林一直都是十分浓密的，只是到后来才消失了[26]。
由此再北，岢岚、河曲[27]、偏关、宁武[28]、保德[29]、神池[30]诸县皆有一些森林。其中以松柏为主，间有枫树和杨树。应该指出，这些都是清代前期或明清之际的林区，明代初年就不仅这一点。今宁武、神池、偏关、河曲诸县间为明代长城经过的地方。当时以雁门、宁武、偏头为外3关。雁门关在今代县北，不包括在黄河流域内，宁武关就在今宁武县西南，偏头关则在今偏关县。当时这3关之间还夹杂着18隘口，皆在长城沿线[31]。这一带树木最多，“大者合抱干云，小者密如切栉”，林区一般宽约50公里上下[32]。其密集程度，据说是“虎豹穴藏，人鲜径行，骑不能人”[33]。明代于现在山西北部一共筑有两道长城，经过这三关的是一道，经过其北的大同附近的又是一道。3关18隘口之间这样深厚的森林地区对大同北面那一道长城来说，“实为第二樊篱”[34]。
汾河两侧的一些丘陵山地不是吕梁山的余脉，就是太岳山的支阜。有关它们的情况，在以后的文章中论述这些山脉时将会提到。在这里只论述晋东南的沁河流域。这个地区的沁源[35]、沁水、阳城[36]诸县的低山上也有不少的松柏林木。
（二）
秦岭山中多老林，明代已经始见于记载[37]。可是西安附近秦岭北坡的较下层就不一定如此。因为当时山的半腰，已是“树木离列”[38]，好在一些道路侧旁，还有不少树木[39]，尤多松柏及桧。其东的骊山，“古柏森森然翳东西岭”[40]。当然由秦岭北坡再往上行，老林仍然可以遇到。清代盩厔县南20余公里处的陈嘴子就已进入老林的林区[41]，今长安县东南引镇南的大峪口为一条人山大路，上距秦岭高峰30余公里，那时路旁到处都是丛林[42]。就是丰峪口西圭峰附近数十里间，满山也多松枫[43]。长安县西户县的涝峪更是贩木者麇集之所[44]。长安县东蓝田县的那段终南山和县南的全山也都有异木奇卉[44]。
西安以西秦岭的主峰要数到太白山。太白山上的长松[45]，及其一些支阜上的丛林和柞棫[46]，都很茂盛。其西各处亦然。清代由宝鸡南行，初人谷口，已是两山茂林深箐，只通一路[47]。再上至秦岭高处的观音堂，现在是宝成铁路设站的地方，那时更是“苍翠古柏，挺生石际，荟蔚幽秀，不可名状。”[48]再往西去，见于记载的，只有岷县的一个山岭[49]。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太白山上以及秦岭北坡诸地，如陕甘界上的辛家山，佛坪县境的黑水河支流、虎豹河、昌平河、黑圪塔、太平河、清水河，周至县的楼观台等皆还是有森林的[50]。
西安以东秦岭主峰为华山。华山森林本称富饶，这时峰顶[51]、山壁[52]、幽谷[53]、山路侧旁[54]，无处不有。山腰有青柯坪，坪下多杂木，其上则尽是松树[55]。其实上面也还有桧[56]，有桦[57]。一些支峰上还有竹木[58]。
华山以东的崤山，这时见于记载的森林，大概仅剩下陕州（今陕县）城南摩云岭一处[59]。再东的邙山，同样也剩下最高处的翠云山了[60]。好在熊耳山西部的荒林，元时尚见于记载[61]，而一些产竹之地到明清时也还闻名于世[62]，就在近数十年前还有人称道山上的松柏[63]。
黄河以北的中条山上“千章松柏”[64]，山下谷中“柏桧交错”[65]，岩旁“松竹琼林”[66]，近山麓处又有柿林[67]。下至清代，有森林的峰峦仍分布于现在的永济、芮城、运城、夏县、垣曲[68]、阳城、沁水[69]、浮山[70]各县境。其中以垣曲县锯齿山林区最为广大，延袤40多公里，东北接阳城县境，就是阳城县诸山也是郁郁葱葱，相当茂密。
王屋山上济水源头的十万竿绿竹[71]，天坛峰顶的数万株古柏[72]，亦可见当地森林的梗概。济水源头别的树木也颇繁茂[73]，与绿竹相间，和山上的森林相映，显得“林光蔼气，丽展轻落”[74]。不过后来也难于保持全貌[75]。这里树种以松柏及竹木为多，有些地方还多槲树[76]。其东析城山多竹[77]，山下一些幽谷也间产竹木[78]。而太行山南北两侧今沁阳、晋城诸县境内的一些支阜余脉森林更为繁茂[79]。
太岳山主峰这时虽无有关森林的记载，然分布于西侧霍县[80]、灵石[81]、介休、平遥[82]，东侧沁源[83]诸县的支阜余脉还各有一些林区。各处树种也多是松柏。
吕梁山主峰的森林这时也未见到有关的记载。其在交城县的一个称为教山的支阜却在元时即已是材木的产地[84]。而临汾县西的姑射山，那时也是“老柏满岩”[85]，下至明代还未少衰[86]。就是其北的汾阳[87]和交城[88]，明清时一些山上仍多柏树。同时太原东西山中也有不少的森林[89]。其西山自是吕梁山的支脉伸延而来的。然而，当时最为著名的森林当推芦芽山。芦芽山为吕梁山的支脉，也是吕梁山的北段，当时这座山上到处是“林木参差，干霄蔽日”，从边防作用而论。俨然是“天堑长城”[90]，据说可以和其东的五台山上的森林相媲美[91]。
黄河以西的黄龙山，迄至清代，其南侧朱砂岭上的林区犹相当广大，极目长林，使在山中行走的人都难以辨别其所至的远近[92]。就是环黄龙山的洛川、黄龙、合阳诸县的一些支峰深谷，也有不少森林[93]。
黄龙山隔洛河与子午岭南段东西相对峙。据明清之际的人描述，由鄜州今富县西望，山上浓绿的林树，可与天空的乌云相辉映[94]，和黄龙山上相媲美[95]。黄陵县（当时称中部县）西部诸山总称西山[96]，当然指子午岭而言。西山上到处是巨壑茂林[97]。自其西侧看来，情形也相仿佛。甘肃合水县东子午岭上的森林地区，松木槎牙，绵亘约800多里[98]。这当然不只限于合水县境，因为其南的宁县境内那一段子午岭上和其北的二将山上都一样是有森林的[99]。就在宁县、正宁[100]诸县的一些支峰或其邻近的山上也都有可以称道的树木，其中以松柏为主。
明清时代陇山上的森林很少见于记载，所可考的，仅吴山的一峰[101]。岐山上亦无树木，好在扶风、麟游诸县一些支阜上间有松树和栎树[102]。
现在宁夏泾源县境六盘山南段的森林依然稠密，而固原县境这座山的北段都已成为童山。其实就在元代初年，也还不至于如此。当年成吉思汗在这座山上避暑和后来在山上建立斡耳朵[103]，显示山上森林仍非少数。明代中叶，杨一清在固原写了一首诗，可作为证明。诗中有句说：“青围睥睨诸山绕，绿引潺湲一水流”[104]。城外的青山当然就指六盘山了。其实，六盘山诸峰的森林最引人称道的，莫过于崆峒山。迄至明代，当地仍然是“林木葱茂”[105]，而苍松可以万数[106]。就是下至清代，仍然有林木点缀其间，为过往者所留恋[107]。
（三）
明代在陕北的防御设置是建立延绥镇。延缓镇为沿边的九镇之一。延绥镇初治绥德，后迁榆林。它所管辖的地区包括当时陕北长城沿线各地。这段长城在府谷、定边之间，蜿蜒所及，还达到横山山脉北坡。明代初年曾禁止过这个镇的军民砍伐沿边的林木[108]，可见当地的森林应该还不在少数。长城既筑到横山山脉北坡，则北上的森林也还是有的。榆林城外当时已经一片黄沙，不易种植五谷[109]，然而附近的黑山和柳河都有万千杨树，随风摇曳[110]。其他如志丹、子长、绥德各县的一些山上也还有若干树木，以松柏为主[111]。
横山山脉之西的屈吴山上同样有茂林修竹[112]。屈吴山南，会宁县的铁木山，明清之际，草木依然繁茂[113]。定西县西的大柏林山及其附近一些小山[114]，还有兰州城南的几个山阜，也都有相当的林木[115]，其中也是以柏林为多。
根据文献记载，兰州附近有森林的山阜只有几个。可是就在明代，兰（州）靖（靖虏卫，今靖远县）之木却相当有名[116]。靖远县北的雪山曾“多产乔松”[117]，而黄河右岸的松山迄今犹有森林，当时所谓靖虏卫的林木当系出自这些山中。兰州材木可能是由其西各处顺黄河运来的，因为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兰州都是材木的集散地。
这里还应该提到红寺堡和徐斌水之间的林区。红寺堡在今宁夏中宁县东南，而徐斌水则在今同心县东北。在明代，这里周围数百里都是草木繁盛的所在，地处韦州城大蠡山之西，林区的西侧当已达到清水河的岸边[118]。
这里也还应该提到内蒙古自治区萨拉齐（今土默特右旗）和托克托黄河冲积平原区。据清代记载，今呼和浩特市西的黑勒库谷，市东北的红螺谷和喀喇克沁谷等谷内尽是松柏树[119]。就是到民国时还有若干残存。可以称道的有呼和浩特市北蜈蚣坝的油松、苍松和白杨[120]，及其东的乌兰察布山（即红螺谷）的松柏，萨拉齐所辖的萨尔沁村旁莲花山中的半山松柏[121]，包头市东北加纳沟的白杨及其东南转轮藏的杨树和黄河岸旁的丛林[122]。
（四）
关于阴山山脉的森林，明人未见记载。到了清代，也似乎没有具体的记载。不过据说，在清代前期，大青山、乌拉山和狼山等处的森林还是相当茂盛的[123]。
明代对于贺兰山的森林却有记载。当时山上“深林隐映”[124]，也显得“万木笼青”[125]。后来到了抗战初期，贺兰山的林区已显著缩小，仅限于山上高处。论其范围也只有南起三关口，北迄三松山之间100余公里的一段而已[126]。
贺兰山西南的松山在明代也是一个林区。松山蜿蜒于今甘肃景太县西。今景太县治那时叫做芦塘，就在这个山区里面。松山山区虽有草地，可以牧畜，然深山之中茂林也不在少数[127]。
（五）
明清时期是黄河中游森林受到摧毁性破坏的时代。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更是如此。山西北部雁门、偏关之间长城附近森林的破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这个地区山势高险，林木茂密，自明代初年起就视为北边的第二樊篱。可是这样的边防只维持了百年上下，就已经大举破坏。北京的达官贵人，边地的驻军将士，以及本处的土著居民都群起采伐，仅贩运到北京的每年就不下百十余万株。满山林木已经十去其六七了[128]。后来采伐的人更“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林区被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129]大致又过了百年上下，原来一望不彻的林木，竟然砍伐净尽[130]。于是有人就提倡在原来的林区栽柳种榆[131]。可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效果。
偏关、雁门三关之南为芦芽山。这是吕梁山脉的一支。偏关、雁门三关森林既已破坏，则相邻的芦芽山也就难得幸免。原来“林木参差，干霄蔽日”，到后来也都砍伐殆尽[132]。芦芽山之东为忻州、崞县（今山西忻县和原平县），近山的地方本来是不会缺乏薪柴的，可是那时的忻州竟然是绝少薪柴，南北距石炭产地又远，道路崎险，运输艰辛，往往人牛僵仆[133]。前后相差，悬殊如此。与忻州隔芦芽山东西相向的兴县，下至清代中叶，当地开垦荒地，犹举火焚烧丛翳的山林，始行播种[134]。
明代的延绥、宁夏、固原与偏关、雁门三关都是当时所谓“九边”的一部分[135]。也就是以现在的榆林县、银川市和固原县为中心的陕北、宁夏和甘肃东北部。这些地方的森林不如偏关、雁门三关稠密广大，当时虽严禁砍伐，可是实际上也是等于具文，并未收什么效果，林区逐渐缩小消失[136]。宁夏的贺兰山为黄河西岸重要林区，可是到明代中叶以后，曾铣论复河套之时，就倡议采伐兰靖之木，造船沿河东下[137]。为什么不就近由贺兰山上采伐？这就不能不使人滋疑。曾铣当时曾博采众议，才提出这样的条陈，当然不是徒托空言的。若非贺兰山森林遭受破坏，已难选出所要求的巨木，何至于远取于上流远方？就是榆林县西南的横山山脉和固原县西的六盘山上的林区，也都难于避免这样的浩劫。大蠡山下的林区明代以后就再未见于记载，其间演变也可能都是相仿佛的。
明代的记载中没有涉及到渭河上游森林破坏的情形。渭河上游森林自有其特殊之处，林区广大，无间河流的南北。中间虽经宋代滥伐，然武山县落门以西，变迁究竟不会很大。以之与明初的偏关、雁门三关相较，当不会过于逊色。然明代有关这里森林的记载，只提到较小的山头岭上，而且散布各处，初非连成一片。这显然与以前各代不同，至少战国秦汉时期就不是这样。核实而论，这里森林的破坏和林区的缩小、消失，明人是不能辞其责的。清代继之，推波助澜，更加速破坏的速度。明代九边中，固原镇防地奄有渭河上游以北各处，其地森林不如渭河上游的繁多。如上所说，固原镇森林遭受破坏也相当严重，渭河上游既与固原镇防地毗连，当不至于独能幸免。不过这也不能完全诿之于明代。迟至清代后期，渭河上游犹存板屋的旧风。前文已经指出，据当时记载，这种板屋所需的木板，皆来自岷县山中，并非当地所产。由此推论，渭河上游的森林，清代尚有残余，能供当地筑屋盖房之用。如果早已没有森林，这样旧风就不会沿袭很久。当地森林已经破坏，远路运输材木，倍感艰辛，仍不能顿改旧风，足征当地森林完全破坏，还不是十分过早的事情。
这样的破坏在秦岭北坡也是相仿佛的。明代早期，秦岭东端的华阴谷中，“高达千寻，粗逾十围”的松柏常有数十章，可是到后来，甚至山岗上都已成了童山[138]。距今约150年前，那时还在清代中叶，由甘肃岷县至天水之间约220余公里的路程，仅岷县马坞镇西才有一段未开辟的老林[139]。由天水至宝鸡间约170公里的路程，所谓老林竟已完全开辟[140]。现在宝鸡市南清姜河谷迟至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林木为数还非过少[141]。可是距今三四十年前，已是涧谷阔朗，偶尔有孤柏弱松，点缀道左。鄜厔县境黑水河上游的秦岭老林，清宣宗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时，已退缩到老君岭，其地南距渭河汉江间分水岭才不过20余公里。所谓辛峪、黑峪、西骆峪等森林地区都已渐次垦种，直达渭河河谷[142]。现在老君岭以北森林地区又向山下发展，渐臻于盩厔县南秦岭北麓。这是近年大力造林的效果，和清代末年的情况迥然不同。今长安县南丰峪口为西万公路必经之地。当地老农回忆，50年前，由峪口南上，直至秦岭口，一片葱绿，到处都是繁林密树。但到新中国即将成立时，由山顶下望，只见曲折道路，转折于山崖水畔，早已没有什么树林了。长安县南引镇（旧作尹家卫）地处太峪北口，150年前，由太峪进山，上下秦岭30公里，一条羊肠道路，蜿蜒于丛林悬岩之间[143]。可是后来悬岩犹在，丛林早已无踪。近年大力培植，山巅两侧略具规模。若俯视整个山坡，还须大费一番气力，才能恢复旧观。
根据清代中叶的记载，当时秦岭山中破坏森林的事故相当骇人。仅盩厔县所管辖的山内地方，西南至洋县300公里，山深路远，砍伐林木的人经常不下数万[144]，无容细证，可以相信这样的破坏当不是清代中叶才开始的。秦岭虽深奥，像这两县之间的一条道路两旁，就有这么多的人经常不断地从事破坏，也就难怪许多峰峦都相继成了童山。
秦岭如此，陇山亦然。陇山东侧，千阳县南千河所流经的归家峡近旁有一座灵山，清代初年就已经没有林木了[145]。陇山西南的清水县城和宝鸡县之间的往来路程，以循陇山南侧旁渭河岸边的一条最为捷近。其间由于森林的阻隔，通行较为困难。可是到清代中叶，这条将近200公里的道路上却只是“间有未辟老林”[146]。
这一时期森林的破坏是相当普遍的。据说在清穆宗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以前，子午岭、黄龙山、劳山等处也和后来的陕北陇东其他地区一样，山上的森林就已经破坏无遗。以后由于居民迁徙，垦地弃置，梢林才又逐渐恢复[147]。现在这些山上森林都郁郁苍苍，还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培育成长的。山西吕梁山脉的森林，久已受到破坏，辛亥革命以后，破坏又形严重，偏关、河曲、保德、兴县、五寨、神池、岢岚、离石、方山、中阳、石楼等11个县境内大大小小29座山上的森林都难于幸免，尤其是芦芽山上的森林，在阎锡山修筑同蒲铁路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时又先后经过重大的摧毁[148]。前年，我到山西离石县大武镇考察时，看到镇中高耸着一座玉皇阁，阁共两层，下层并列明柱八根，皆粗大异常，不可合抱。当地同志见告，据故老传说，这些巨大材木，就产于镇东北川河河谷。一些老人犹记得这条河谷的森林滋长情景。可是现在除镇上人家舍旁院中尚有若干零星树木外，其他已无所见了。
这一时期森林的破坏是无间南北的。这里还可再举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青山、乌拉山和狼山作为说明。这几条山都属于阴山山脉。前面已经说过，远自秦汉以来，山上的森林就已受人称道。然南北朝时郦道元北游，则所至的山上“已无树木，惟童阜耳”[149]。虽其时已有破坏，后来还能有所发展。大约在200多年以前，山上森林犹依然茂盛。就是这个北徼偏僻地区，仍难免浩劫。据说在清代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封建统治阶级曾在这里滥事砍伐，使当地森林受到很大的破坏。近五六十年来，又历经各色破坏，再加上几次大烧山，使这些地方和以前完全不同[150]。当然像这样的破坏在整个黄河中游都是一样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反动派的摧残，给现在的恢复工作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六）
明清时期黄河中游森林的破坏，和以前各个时期一样，也与农、牧业的发展有关。
明清时期的农业，在旧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农田开垦也相应地不断增加，不仅平原各处没有弃地，就是丘陵沟壑凡可以种植的地方都陆续加以利用，甚至山区的坡地也都在开垦之列。这就不能不使森林地区受到影响。
明代很重视屯田。从初年起即在全国各地大力推广。据说“天下兵卫邻近闲旷之地，皆分亩为屯。”[151]当时主要是充分利用金元以来由于人口稀少而长期荒芜的农田，当然也开垦了相当数量的生荒地。屯田数目的多寡因时不同，也因地而异。不过以西北边地为多[152]。据明神宗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的数字[153]，则防区在雁门三关以南的山西镇计有33700余顷，陕西都司包括河西的陕西行都司防区在内的计有168400余顷[154]。大约在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前后，延绥镇屯田数字是榆林卫37900余顷，绥德卫6600余顷，延安卫3500余顷，合共48100余顷[155]。则延绥镇屯田数目还较山西镇为多。这个数目虽只占陕西都司和陕西行都司全数的1／4，可是陕西都司和陕西行都司的防区却不仅只大于延绥镇的3／4。明代还实行所谓开中的办法，更益引起边地的大量开垦[156]。虽说是当地还有许多荒田甚至抛荒地[157]，都已经不是较大的数目。
当然，这时开垦农田不能说对于森林就一定有所破坏，但在林区附近的开垦就难说没有丝毫影响。山西永宁（今离石县）等地的屯田有的竟“错列在万山之中，冈阜相连”，更有锄山为田的；由永宁到延绥的途中，“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158]。他处姑且不论，永宁就在吕梁山中。吕梁山乃是一个森林地区，而由永宁至延绥，不外碛口与军渡两途。这里丘陵地区也不是没有森林的。在这里开垦，怎能说对于当地的森林没有任何影响？前面所说的丘陵地区和山地的林区，后来大都破坏无余，不能说就和农田的开垦无关。当然，这不一定都要诿过于明代的屯田。屯田只是一个大规模的举动，至于一般的开垦更是习见不鲜。正是由于不是大规模的开垦，因而不见于文献的记载，也就习而不察了。
至于畜牧地区由于明长城的修筑，区划是相当明显的。不过明长城所间隔的，只是游牧地区，长城以南仍有相当广大的半农半牧地区。半农半牧地区的森林，同样难免受到破坏，次生林的生长发育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明代的养马事业，对于有关地区的森林也不能没有影响。明代的养马主管于苑马寺。苑马寺下所辖的6监24苑，分布在现在甘肃临洮、榆中、陇西、会宁、通渭、环县、庆阳诸县，宁夏的固原和陕西的定边、靖边、志丹诸县[159]。这样的分布是相当广泛的，其中今固原县南的开城镇就集中了几个苑，固原县北的黑城镇也有一个苑。这都位于六盘山麓。固原县北虽只有一个苑，实际上平凉和固原以北都成了牧地，甚至当地农民都成养马户，和牧民相仿佛[160]。目下尚未发现像唐代娄烦监那样，养马就在山上的事实，然六盘山北段森林的稀少，也不能就与此无关（见图5-10 明清时期黄河中游森林分布图）。
注释：
[1]《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六七《临洮府部汇考》，渭源县的五竹山多竹，白桦岭多桦。
[2]《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五八《巩昌府部汇考》，陇西县有桦林山，秦安县有神仙岭，天水县有麦积山、黑谷山、刑马山、吴砦山。桦林山上多桦。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二五《巩昌府》，陇西县又有马鹿山，甘谷县亦有天门山。又卷二七四《秦州》，天水县有柏林山，山上多柏。
[3]《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五一《平凉府部汇考》，庄浪县有樱桃原。庄浪县，清乾隆时曾并入隆德县，故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五八《平凉府》，列樱桃原于隆德县。
[4]《甘肃新通志》卷九一任其昌《游石门记》。
[5]刘尔晏《渭河上游森林之一瞥》，刊《新西北月刊》，1943年第六卷第九期。
[6]柯病凡《西北森林与木业》，刊《新西北月刊》，1945年第八卷第七、八、九期合刊。
[7]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五五《巩昌府》，黑松林在岷州（今岷县）东30里，上多松树。
[8]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五二《兰州府》：“翠屏山，在狄道州（今甘肃省的临洮县）南60里，林木森郁，俨若翠屏。”锁林峡为洮河所流经的峡谷，之所以称为锁林。就是因为这里“林木森郁，宛若封固”的缘故。相关内容见《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临洮府》。
[9]《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五一《平凉府部汇考》。
[10]《大明一统志》卷三五《平凉府》，华亭县东的桦林山，灵台县东南的苍山，东北的台山，其中多桦林和其他奇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五一《平凉府部汇考》，华亭县有桦岭山，崇信县有五龙山、唐毛山、花山，泾川县有笔峰山，灵台县有苍山、台山、书台山。其中，桦林山多桦树，苍山多柏树。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七二《泾州》，灵台县又有隐形山，卷二五八《平凉府》，华亭县又有美高山。美高山上多松竹，隐形山上多松柏。
[11]《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七三《庆阳府部汇考》引《方舆胜览》：“（环江）荫以修竹，覆以长枫。”
[12]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二六一《庆阳府》：“景山，在安化县（今庆阳县）西一百里，山多产奇木怪石。”
[13]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六一《庆阳府》：“丰峙山，在合水县东南五十里故城川，上多林木。又，南山，在合水县南一里许，林木茂盛。”《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七三《庆阳府部汇考》：“西山，在（合水）县城西二里，林木盛茂。”又，“梅岸在（合水）县东三十里。即玉梅川源，今多他木。”
[14]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六一《庆阳府》：“太山，在真宁县（今正宁县）西南一里，高阜巍然，柏林苍翠。”又，“云寂山，在县南十五里，苍松干霄。”这些记载都说明正宁县附近的山上，不仅有森林分布，而且十茂盛。
[15]《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四九五《西安府部汇考》：“龙柏山在邠州（今彬县）北三十里，上多松柏。”“寿山，在州城外东南，旧有茂林修竹之胜。”又，“戴家山在三水县（今旬邑县）东南，林木阴翳。”“堡岭，在三水县东三十里，侧柏千株，翠色欲滴。”“黑石岩，在三水县东南五十里，林木阴翳。”堡岭之右的中岭下有桑村洞，洞外“崖悬柏霭”。
[16]《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四二《延安府部汇考》：“柏林泉，在洛川县城南七十里，多古柏。”“桥山，古柏密布。”桥山在黄陵县城西北。又，“沮水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城南，多佳木。”又引《鄜州志》：“樱桃山，在州（今富县）南五里，山上多樱桃树。”
[17]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三三《延安府》：“牡丹山，在肤施县（今延安市）南四十里。其地多产牡丹，一名花原头。”
[18]《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四二引《延长县志》：“屏山在县南一里，四时花木苍翠。”
[19]《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四二《延安府部汇考》：“蟒头山，去（宜川县）城一百八十里。每春暮，桃花与松柏之色相错。”“牡丹原在秋林镇东山上，其花满山。”“七郎山（在宜川县西南），苍松清翠。”乾隆《宜川县志》卷一《方舆志》，黄河岸边的晴川，也有佳木。按今图，蟒头山在宜川县东南。
[20]嘉庆《延安府志》卷一○《舆地志》，延川县的柏子山、土地庙山、青雾山皆多柏。
[21]康熙《鄜州志》卷八引唐龙《兵备道碑记》。
[22]《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一○《平阳府部汇考》：“锦屏山，（吉）州（今吉县）口半里许（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一三八《平阳府》作吉州南一里），草木葱蔚，宛然如锦。”“寿山，（吉）州西南，花木芳菲。”“翠微山，（大宁）县南仅数百步，满山松柏。”“石子山，（大宁）县西南四十里，草木丛密。”“龙泉山（在大宁县北三十里），老松蔚然。”“柏山，在（乡宁）县东十五里，松柏堆翠。”又卷三○八《平阳府部汇考》，“翠屏山，在（蒲县）西南一里，松柏郁葱。”又卷一三八《平阳府》，“林山，在乡宁县西南三十里，林木森秀”。
[23]《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一○《平阳府部汇考》，管头山在吉县西北30里。
[24]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一四四《汾州府》。
[25]《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三七《汾州府部汇考》。永宁州治（今离石县）东60里宝丰山，“林木丛森”。石楼县南3里翠金山，“林木葱郁”。宁乡县（今中阳县）西70里的凤翅山，“柏林森森”；县南30里的屏风山，“松柏叠树”；县南50里的避兵台，“奇花异木”；县东南10里的柏窳山，“松柏参天，缘山不可纪极”。此外，离山县（今已析为离石、方山、柳林3县）的大华掌、扁斗山（离石县西北15里）、中阳的凤凰山（城西）、卧龙岗（县东1里）、石楼县的石羊山和飞龙山也都有些森林，见钮仲勋《历史时期山西西部的农牧开发》，刊《地理集刊》1964年第七号。
[26]这一情况是我于1976年秋在山西省的离石与方山一带考察时，承当地同志见告的。
[27]《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九四《太原府部汇考》，当时岢岚州（今岢岚县）西南隅1里的西山，“茂树青林，荫天蔽日。”州西南50里的巨麓岭，亦名万松岭。又，河曲县南80里的翠峰山，“山顶松柏苍翠”。
[28]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一四七《宁武府》：“柏杨岭，在偏关县东百里，昔多二树故名。”又，“神林山，在宁武县西南，林木阻深。”
[29]《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九四《太原府部汇考》。当时保德州（今保德县）东10里的赤山，“多枫，霜后尽赤”。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一五二《保德州》：“苍水山，在州东南一百二十里，州人土炭取给于此。”又州东南100里有柏山和桑林山。
[30]神池县的虎北山上有森林，见钮仲勋前引文。
[31]魏焕《皇明九边考》卷六《三关镇》。
[32]《明经世文编》卷四一六，吕坤《摘陈边计民艰疏》。
[33]《明经世文编》卷二四七，胡松《答翟中丞边事对》。
[34]《明经世文编》卷六三，马文升《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
[35]《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五一《沁州部汇考》。当时沁源县东北50里青果山，松柏苍翠如画。
[36]《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五七《泽州部汇考》。当时阳城县东35里可乐山，“松石之胜，他山无比”。县南40里桑林河，“以地近桑林，故名”。又，沁水县东90里植山，“万柏参云，千松翳日”。
[37]《明经世文编》卷六一，余子俊《处置边防等事》。文中提到秦岭森林，说是“深山大箐，穷谷茂林”。
[38]王九思《渼陂集》卷一○《游山记》。
[39]《关中两朝文钞》卷一二赵崡《游城南记》。
[40]袁宏道《袁中郎集·游记·游骊山记》。
[41]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四。
[42]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六《险要》。
[43]嘉庆《长安县志》卷一三《山川志上》：“自圭峰至松坪四十里，重峦累[山+献]，列若屏障，长松远枫，杂以丹翠，夏秋潦集，溪材自流，陆海之奥区也。”圭峰在户县东南，丰峪口西，其下有草堂寺。
[44]《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四九三《西安府部汇考》。
[45]何景明《何大复先生集》卷一四《太白山歌》：“阴岩皑皑积古雪，绝壑长松几摧折。”
[46]《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六六引《三才图会》：“武功山在西安府武功县西百二十里。自山麓行，丛林蒙翳。又其阻有齐云山，柞棫充布。”
[47]方象瑛《使蜀日记》，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48]吴焘《游蜀日记》，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49]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五五《巩昌府》：“黑松岭在岷州（今岷县）东三十里，上多松树。”
[50]柯病凡《西北之森林与木业》，刊于《新西北月刊》，1945年第八卷第七、八、九期合刊。
[51]《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七○，王履《始人华山至西峰记》：“但见松头濈濈出苍烟中，万峰罗拱，向背高低，邪正起伏，若翠浪汹涌相后先，秀不可状。”
[52]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游记·华山后记》：“山壁树如错绣，鸟语从隙中来。”
[53]《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七二，王履《自避诏岩转来至真武祠》：“灵气盘幽壑，冷风吐暗松。”
[54]《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七二，引王覆“因树木翳密，不能冠巾，但科头上下，然时被罟发”；又“初来穿林，误蹑狭径旁，几堕崖去，及还见之，作此自慰”两诗题。仅由此两诗题目即可见山路侧旁森林茂密的一斑。
[55]《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七○，王履《始人华山至西峰记》。
[56]《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七一，许孚远《游华山记》。
[57]《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七一，尹伸《游西岳记》。
[58]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四三引《华州志》：“龙耳山西曰箭峪，在州西南五十里，为竹木繁植之区，即古竹山。”
[59]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二○《陕州》。
[60]《大明一统志》卷二九《河南府》。
[61]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九《望卢氏西南熊耳岭》：“荒林破屋江声里。”
[62]《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四二九《河南府部汇考》：“箭干岭在（卢氏）县西一百六十里。山上产竹，可为箭杆。”《大明一统志》卷三二《西安府》，谓熊耳山上还生长有棕、漆、丹青等林木。不过，这些颇似沿袭《山海经》的旧说，不尽系明代的实际情况。
[63]扬文洵《中国地理新志》第八章。
[64]《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三五引张循古《游中条》：“积雨林峦青霭晓，蝉声忽送凉风早。”“玉柱孤峰景最奇，千章松柏护神祠。”
[65]《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三五引吕柟《游王官谷记》：“乃自石泉洞南登。路如蚯蚓，柏桧交错。”
[66]《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三五引王翰《条山积雪》。
[67]《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三五引吕柟《游王官谷记》。
[68]《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九、三一○《平阳府部汇考》。这些山是蒲州（今永济县蒲州城）东南120里的玉簪山，山多桃杏松竹；州南30里的麻姑山；安邑县（今运城县东北安邑城）东北60里的柏王山，山多古柏；夏县南20里的柏塔山，亦多古柏；县东5里瑶台山的雷公洞，有万柏林；锯凿山在垣曲县（故城在今县东南古城村）北80里。
[69]《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五七《泽州部汇考》。这些山是阳城县西南90里的云濛山，县西40里的卧虎山，县北30里的崦山，县东南2里的小崦山。卧虎山、崦山及小崦山皆多松柏，云濛山则有密布的森林。沁水县北3里的碧峰山及县西90里的历山，皆当为中条山的支阜。前者“翠柏苍松，蓊郁森秀”，后者亦多“林木箐丛”。
[70]《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八《平阳府部汇考》：浮山县东北20里北天坛山，为中条山的别支，山上“柏树从罗”。
[71]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二《过济源和香山居士韵》。
[72]《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四六引丘处机《题天坛》。
[73]《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引李濂《济源游记》。
[74]《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引唐枢《游王屋山录》。
[75]《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四一八《怀庆府部汇考》：“王屋山天坛上古松数十株，皆千百年物。”这里所说天坛松树，已远较丘处机所见为少，可见被毁的严重。
[76]《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济源县西百里的高槲坡，多槲树。
[77]《大明一统志》卷二八《怀庆府》。
[78]《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五七《泽州部汇考》，阳城县东南60里有隐谷，“岩谷盘空，林影蓊郁”，县南60里又有黑龙洞，“林木环密”。这些谷洞皆在析城山北，当系析城山支阜余脉所形成的。
[79]《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四一八《怀庆府部汇考》这些山阜是济源县北20里的盘谷山，河内县（今沁阳县）西北45里的沐涧山，县北62里的柏山，县西北40里的悬谷山，县北25里的甘泉山，县东北40里的明月山，县西北50里的紫金坛，县东北60里的青山。柏山多松柏，悬谷山多竹木，明月山多竹柏，紫金坛多白松，盘谷山和青山则为一般林木，而沐涧山上的“女贞梧桐，遍覆崖谷。”又卷三五七《泽州部汇考》，也有一些多森林的山阜：泽州（今晋城县）城东南35里的硖石山多松，城北15里碧落山亦多松。又城南90里松林山，城西35里松岭山，虽无有关森林的记载，然既以松林、松岭为名，其上原来也应该是有松的。
[80]《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一○《平阳府部汇考》，霍州（今霍县）有森林的山凡二处：一为观塠峰，即太岳山西侧，多松柏；另一为州东30里陶唐谷，“林峰环翠”。
[81]《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八，灵石县东有翠峰山，林木茂密。
[82]《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三七《汾州府部汇考》。介休县南45里的绵山，林木郁郁。平遥县东南40里超山之南有万松岭，岭的上下尽是松树。
[83]《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五一《沁州部汇考》。沁源县西北60里灵空山上，“洞岩幽深，林木葱蔚”。又县北80里青石山上有一古寺，“周围松柏无数，回绝尘嚣。”县西北50里上观山，“林木丛生”。
[84]《大元一统志》卷一。
[85]《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三六引元王晖《北洞》：“南山截然如案齐，东山两崖如抱围。洞中仙人去不返，老柏满岩空翠微。”
[86]《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三六引明吕阳《游藐姑射山》：“林深山鸟聚春暖。”
[87]《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三七《汾州府部汇考》。汾州府（今汾阳县）城西20里白彪山，“林木丛茂”。城西50里柏山，上多柏树。这里的柏山柏树亦见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一四四《汾州府》。
[88]《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九三《太原府部汇考》。交城县西北5里锦屏山，“红崖绿树，若锦屏然”。又县西北20里石壁山，“古柏苍松，四季若长秋”。锦屏山森林又见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一三六《太原府》。
[89]《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五《太原府部汇考》引王世贞《九月登镇楼小宴》：“晋阳风色更重阳，闲眺千岩万木苍。”《明经世文编》卷三七三，张四维《复胡顺庵》书中曾说，“山西遍地林木，一望不澈”。山西辖境很大，如何能说是“遍地林木”？大概也是指太原周围而言的。
[9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七册引《静乐县志》。
[91]《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九三《太原府部汇考》。
[92]嘉庆《洛川县志》卷二。引白足长《朱砂岭》。
[93]《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四二《延安府部汇考》：“烂柯山，古松婆娑”。按烂柯山在洛川县东80里。又卷四九四《西安府部汇考》：柏谷在澄城县北70里，旧多柏。此柏谷今已划人黄龙县境。今合阳县北徐水河源头有村曰“木场”，当系前代采伐林木的场所。究竟何时在此设场采木，已无从考核。然既系采木场所，当距森林不远。木场北倚高山，只是现在山上无森林，当已破坏罄尽。
[94]康熙《鄜州志》引唐龙《子午岭》诗。
[95]嘉庆《洛川县志》卷一八引王建屏《陈侯去思记》。
[96]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四九《鄜州》。
[97]嘉庆重修《大清统一志》卷一八《中部县志》。
[98]《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七一《庆阳府部汇考》。
[99]《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七一《庆阳府部汇考》。
[100]《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七一。这部书中记载，宁州（今宁县）东一百里的横山，“山势高耸，树木茂盛”。这部书中还提到正宁县的要册湫，在当时以多林木而著名。
[101]《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二三《凤翔府部汇考》：吴山在陇州（今陇县）南70里。其会仙峰，“层峦叠翠，林壑幽窈”。
[102]《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二二《凤翔府部汇考》，扶风县东北30里茂陵山，“林壑秀美”。麟游县西5里天台山，“悬崖古柏，萦以茑萝，古松亭亭，连云干霄。”县南10里石臼山，“长栎连阴，扶疏数里。”县东南20里吴双山，“青崖百仞，碧树干寻。”其南联斗峰，“佳木蔚荟”。
[103]成吉思汗当年征西夏时，曾避暑于六盘山上。既云避暑，当不能就在濯濯的童山之上建立篷帐，作为其行宫的所在地。篷帐虽易拆除，但在元初，成吉思汗的旧迹当为其封建王室所维护，不至于转瞬即告消失。今固原县南15公里的开城镇在元初颇为重要，曾分封王子，建立府治，其地位和上都相等（《元史》卷六○《地理志》）。原来的斡耳朵就在开城西北，遗址于清初仍未泯灭（《甘肃新通志》卷一三《舆地志》）。这个斡耳朵可能就是维护成吉思汗当年避暑之地而建立的。按照这样的说法，则六盘山北段迟至元代初年固仍有森林的存在。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五八《平凉府》说，“凉殿峡在隆德县南七十里，元世祖尝避暑于此。”今隆德县南有凉亭峡，无凉殿峡。凉殿峡当系凉亭峡之讹，并由此附会元世祖避暑事。
[104]《甘肃新通志》卷九三，杨一清《固原鼓楼》。
[105]《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七八引吴同春《游崆峒山记》。
[106]《关中两朝文钞》卷八，赵时春《游崆峒记》。
[107]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三。
[108]《明经世文编》卷四一六，吕坤《摘陈边计民艰疏》。
[109]《明经世文编》卷三一九，王崇古《陕西四镇军务事宜疏》。
[110]道光《榆林府志》。
[111]《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四二《延安府部汇考》。保安县（今志丹县）城东90里马头山，“山高谷深，松柏耸翠”。安定县（今子长县），大柏林在城北30里；城南60里神木山，“古树干株”；城北100里滴溜山，“古柏森然”。绥德州（今绥德县）关城之南的文屏山，“绿树蓊蔚”。嘉庆《延安府志》卷九《舆地志》，安定县的黑龙山，那时是“翠柏千章，蔚然深秀”。嘉庆《绥德州志》卷二《城堡》，绥德州东南的大会坪，那时是“林树蓊蔚”。道光《神木县志》卷一《舆地》，神木县西南柏林山上的古柏，那时“苍翠如盖”。
[112]《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五八《巩昌府部汇考》。
[113]《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五八，铁木山在会宁县北290里，“草木繁茂，禽兽孳牛，猎采无虚日。”
[114]董恂《度陇记》，又陈奕禧《皋兰载笔》（皆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大柏林山附近有森林之山还有猪嘴岭和马寒山。
[115]《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六七《临洮府部汇考》，兰州南10里瓦阜山东麓的古峰山，或以“林泉之胜”或以“林泉秀丽”，皆“为兰奇观”。现在瓦阜山和古峰山则已了无残余。今兰州南面的桦林山，榆中县西的兴隆山，林木尚多，尤其是兴隆山更是兰州附近的风景地区，以前记载里没有提到，可能是遗漏了。
[116]《明经世文编》卷二三九，曾铣《复套条议》说：“陕西抚镇军官谢兰等议称，夫黄河通于宁夏，而兰、靖、宁州之木植最多，合无造战船五百只。”明宁州即今甘肃宁县，在庆阳之南，距兰、靖皆远，与当时形势不合。此处所说的宁州，当系误文。当时兰州以西只有河州，而西宁在当时为西宁卫，前者在黄河支流大夏河上，后者在黄河支流湟水上，讹误可能由此而起。又《明经世文编》卷二三八曾铣《复套条议、总题该官条议疏》：“采雪山之木，下兰靖之筏”。可知当时兰州、靖虏卫的材木是不少的。雪山的所在有不同的说法：一说就是积石山，一说是今靖远县北。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五八《平凉府·图》还列有两座雪山。按所在的方位，一在今宁夏海原县西北，一在同心县西北，惟均无说明。今海原、同心诸县距当时宁夏镇（今宁夏银川市）不远，也无须上溯兰、靖两处。靖远既有雪山，应与当地木材产地有关。兰州森林少，自当求之于黄河上游各地。
[117]《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七九引《广舆记》及《陕西通志》。
[118]《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八《固原州》。
[119]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一六○《归化城六厅》。
[120][121]廖兆骏《绥远志略》。
[122]林竞《西北丛编》。
[123]中华地理志编辑部《中国自然区划草案．中国气候区划草案》。
[124][125]《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七九引吴鸿功、尹应元《巡行贺兰山》。
[126]柯病凡《西北之森林与木业》，刊《新西北月刊》，1945年第八卷第七、八、九期合刊。
[127]《甘肃新通志》卷八六，引李汉《扫空松山恢复疆土疏》。
[128]《明经世文编》卷六三，马文升《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
[129]《明经世文编》卷四一六，吕坤《摘陈边计民艰疏》。
[130]《明经世文编》卷三七三，张四维《复胡顺庵》。
[131]《明经世文编》卷一五五，陆深《杂说·山西三关》。
[132][133]《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七册《山西》。
[134]《合河纪闻》卷一○。
[135]魏焕《皇明九边考》。
[136]《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七，余珊《陈言时政十渐疏》。
[137]《明经世文编》卷二三八，曾铣《复套条议》。
[138]《关中两朝文钞》卷九，王维桢《与大中丞屠东洲书》。
[139][140]《三省边防备览》卷三《道路考》。
[141]吴焘《游蜀日记》，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142][143]《三省边防备览》卷六《险要》。
[144]《三省边防备览》卷一四《艺文志》。
[145]王士祯《秦蜀驿程记》，在《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七帙中。
[146]《三省边防备鉴》卷三《道路考》。
[147]陈昌笃《黄土高原上的绿洲》，刊《旅行家》，1955年第一期。
[148]钮仲勋《历史时期山西西部的农牧开发》，刊《地理集刊》第七期。
[149]《水经·河水注》。
[150]中华地理志编辑部《中国自然区划草案·中国气候区划草案》。
[151]《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七册《山西》。
[152]《关中两朝文钞》卷七，张鍊《屯田议》：明代“屯田遍天下，而边境为多。九边皆设屯田，而西北为最。”
[153]这是指成书于（公元1587年）万历重修《大明会典》所列的当时见额屯田数字。
[154]《大明会典》卷一八《户部》卷五《屯田》。
[155]《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八，涂宗浚《奏报阅视条陈十事疏》。
[156]明代实行的所谓“开中”的办法，是规定由各地盐商运粮赴边地粮仓交纳，换取盐引（盐商行盐的执照），到盐场取盐发卖。盐商有利可图，群趋若鹜，为了就近纳粮的方便，就大都在边地开垦耕种。这当然会引起边地的普遍开荒。虽然中间在明孝宗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一度更改了盐法（《明史》卷五六《食货志》），但以后还不断复行（《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九，庞尚鹏《清理大同屯田疏》）。仅这一项当时开垦的土地数目也是可观的。
[157]《明经世文编》卷六八，秦紘《论固原五事疏》，又同书卷三五九，庞尚鹏《清理延绥屯田疏》。据秦绒疏，则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或其后一年，固原迤北可以开垦的田地尚有数十万顷，韦州迤东至花马池也不下万顷。据庞疏，则明穆宗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延绥沿边尚有“膏腴之地，无虑数万顷”。这两宗事皆在万历重修《大明会典》以前，而万历时的屯田较前是有所增加的，也许这些荒地或抛荒地到那时已经开垦了。
[158]《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九，庞尚鹏《清理大同屯田疏》。
[159]《明经世文编》卷一一四，杨一清《为修举马政疏》及《为处置马营城堡事疏》。
[160]《关中两朝文钞》卷八，赵时春《马政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