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农林牧分布编》之三
三、唐宋时期的森林
这一时期森林地区继续缩小，由于远程采伐的范围不断扩大，山地森林受到比较严重的破坏。
（一）
这一时期像关中等平原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森林可言。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下还有“万株果树”可以与樊川碧波相映成趣[1]。洛阳城外则连这一点都说不上了。唐代末年，诗人韦庄登上洛阳城外的北原，回首下望，仅看到城中树木重重，都是人家宅旁院侧所栽种的。至于城外，他就只能见到一些桃树[2]。
所可以提到的是这些平原地区的竹林。这些地区生产竹子皆有悠久的历史，不过在唐宋这一时期有了较多的记载。隋唐时在盩厔、鄠县间设置的司竹监是在汉代竹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规模当较汉代为广大[3]。北宋时，竹林扩展繁殖，范围益广，由盩厔、鄠县，经过武功县，直到凤翔原上[4]，而宝鸡、阳平（今陕西宝鸡县东）以南，也到处有竹林[5]。洛阳城外，其他林木虽少，竹林却还不缺[6]。至于太行山南的沁阳盆地，竹林更是到处都是[7]，人家宅畔、山麓[8]、水滨[9]，都有种植。唐代于此地也设有司竹监[10]，则其重要性当不下于长安城外的盩厔、鄠县间。宋代虽罢司竹监，然亦置竹园[11]。名称改易，其重要性当不会过减。应该指出，竹利较溥，人家有意种植，其性质与果圃相同，和一般森林还应稍有区别。
（二）
这一时期丘陵地区的森林也显现出变迁。渭河上游本是一个森林茂密的地区，魏晋以后即少见于记载。虽少见于记载，但西北两方面大体尚无甚出入。隋炀帝西征，路过渭源，曾称道过渭河源头鸟鼠山上的长林[12]。宋代刘兼济曾与西夏转战于陇干城北的黑松林[13]，而当时的陇干城就是现在的静宁县。变迁较为显著的地方乃在这一地区的东部。北宋初年，陇山西麓至于今甘谷县已无森林可言。
陇山东北，今灵台县的良原镇是以在良原上而得名的。唐时这条原上还是一片平林[14]。由此再往东北，为甘泉山下的淳化县。这里为秦汉离宫所在地，森林本来不少。后来离宫圮毁，人口稀少，森林愈益繁茂，淳化县的建置就与此有关。淳化县始建于公元993年，正是北宋太宗淳化年间，因以年号为县名。当时建置该县，就是因为当地“山林深僻，多聚‘盗贼’”的缘故[15]。而唐代在泾河支流茹河河谷置临泾县，当地“草木丰茂”也是设县的一个条件[16]。现在的延安于唐宋时期为延州，当时城外的嘉岭山也是以“山高木蕃，蓊然出城堞之杪”[17]而见于记载的。
黄河以东今晋西北地区，宋时其地材木皆列为重要土产[18]，可知当地的森林还不在少数。
（三）
唐代都于长安，所以终南山上的森林就不时受到称道。当时山上树种繁多[19]，百木争秀[20]，山路两旁由于森林不断，仿佛成了青嶂[21]，蓝田道上更是杉篁夹路[22]。由山下望去，林霭阴闇，朝曦虽升，仍若昏夜[23]。山林繁衍，往往下及山麓，浐河源上的风凉原旁[24]，泬河上游的牛头寺畔[25]，皆显得群木幽寂，烟雾缭绕。就是在长安城东南隅的曲江池畔，也可由水中看到终南山头林木的倒影[26]。后来到北宋时，终南山上的“长林大竹”[27]和山下幽谷中的林泉胜景[28]，还都时时引人人胜。其东的华山，森林也是不少。山麓人家散处绿竹之间[29]，山上古祠罗列在松柏之中[30]，山路曲折于林间[31]，瀑布上悬于林梢[32]。就是山下也多密树[33]，而谷中树木同样也相当繁多[34]。
华山下面不远的地方就是潼关。由潼关再往东就是旧函谷关。唐代时旧函谷关的松柏已不见记载。潼关的树木却仿佛当年的旧关。不仅关城有树木[35]，就是沿途的山上，树色也是断续不绝的[36]。
旧函谷关于唐代属虢州管辖。当时旧函谷关有无松柏不可知，然在虢州治所（今灵宝县）的堂上仍可看到远处的松柏和竹林[37]，这种景色到宋代尚未改变[38]，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地富有松柏良材[39]。
崤山近于洛阳。洛阳周围诸山，崤山而外，熊耳、嵩山以及黄河以北的王屋、析城、太行诸山都以多松著名[40]。而熊耳山的材木更为唐代采伐的重点[41]。熊耳山如此，嵩山上也应该有相当规模的森林。不过一般记载多重视嵩山南坡的森林[42]，似乎北坡独为缺少。其实并非如此[43]。洛阳城北邙山上的松柏[44]，城南伊阙山的红林[45]和竹树[46]，也常为当时人所提及。伊阙西北有一条甘水，那里一样也有许多树木的[47]。
唐宋时期，中条山上仍多松柏[48]，间杂杉树[49]。其西北山麓王官谷，有林泉之胜[50]，既有松柏，亦多竹树[51]，林区相当广大[52]。王屋山也多森林[53]，特别是天坛附近更多松树[54]。太行山下的盘谷也以草木丛茂而著名。[55]
这一时期吕梁山是一个重要的林区。唐时的主要林区在岚州[56]。岚州为今岚县，在吕梁山的北端。其北的芦芽山，唐初亦应为森林地区。唐中叶后，芦芽山东南部的森林曾受到破坏，迄至宋初尚未得到恢复[57]。不过当时虽有破坏，芦芽山的林区大部尚称完好。芦芽山当时处于火山军和宁化军之间，也就是现在偏关和宁武两县间。当时这里的林区南北百余里，东西50余里，芦芽山就包括在内[58]。只是由于当时毗连边境，未多采伐。当时主要采伐的林区移至石州[59]。石州为今离石县，正在吕梁山的中部。吕梁山东侧，今静乐县的汾河西畔[60]、太原市西各山[61]，包括晋祠的所在地悬瓮山[62]，还有交城县北的狐突山[63]，皆有森林。这些山都是吕梁山的支脉，分明显示出当时吕梁山的林区已到达汾河西岸的山麓。
关中西部的陇山和其毗邻的岐山，唐时都有很多的森林。六盘山的森林当亦不少，山上的森林一直扩展到山下的萧关附近[64]。宋时六盘山的森林未见记载，陇山森林大致如旧，而岐山森林却已荡然无存[65]。岐山以东麟游城外的天台山，隋唐时皆在这里设置离宫，以供避暑。显然可见，森林是不少的[66]。黄龙山上的松林，宋时也有记载[67]。
（四）
陕北横山山脉的森林，自秦汉以后，久无记载。北宋时，这条山脉上柏林最多，尤其是横越山上几条大路的侧旁更为稠密[68]。横山山脉东侧的绥德，于唐宋时为绥州治所。绥州城附近虽然没有树木[69]，然而绥州东南与黄河之间的山上，森林却还不少，不过面积都不是很大的[70]。绥州之北就是米脂。米脂当时是一个边寨。米脂修寨，也在边界采木[71]。米脂西北的银州城（今陕西省横山县党岔）曾为西夏所占据。这座城的城南到处都有丛生的柏树，西夏反倒借着这样稠密的柏树来阻挡宋兵的进攻[72]。银州城靠近无定河，也濒着横山山脉的东侧。城南的柏林是由山地延伸到河谷的。这些都显示出横山山脉上的森林其实已经达到它的东端。
米脂东北的神木县为唐宋时的麟州。麟州的松林在唐时即已有名[73]。再往东北去，今准格尔旗的西南，府谷县的正北为唐宋时的丰州[74]。这个州城宋时曾为西夏所攻陷，后来收复回来，城池虽然已被毁掉，可是环城数十里，依然是“草莽林麓”[75]，而且多榆柳[76]，这使重建城池能够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丰州本在窟野河以东，就是窟野河以西也还有森林存在。西夏当时正是利用这里的森林来阻碍宋兵的进攻的[77]。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城西黄河右岸的十二连城为唐时的胜州。这里本是秦汉时榆谿塞的东端。一直到隋唐时，榆谿塞还有残存的段落[78]，然而这时的胜州，却以出产巨材而与吕梁山北的岚州并称[79]。所谓巨材应该是松柏之木。实际上当地除了榆林之外，松柏等树木本来也是成林的[80]。
横山山脉以西，唐宋时还有两处森林应该提到。一是宁夏南部韦州附近的大蠡山[81]，这里在当时已有“良木薪秸之利”，为建立威州（即今韦州）城所用的材木的主要来源[82]；再一是屈吴山和它的支峰大、小神山，这里的森林在宋代都相当有名[83]。
（五）
唐代记载没有特别提到阴山山脉上的森林，不过唐代中叶于今内蒙古五原县北境置天德军。其南的接牟那山和钳耳觜山都是出产好材木的地方[84]。这两座山的确实所在已不可具知。天德军既设在阴山山脉之下，这两座山应该是阴山山脉的支脉，可能就是现在的乌拉山。
至于贺兰山，其得名的由来就与森林有关。据唐人记载，山上多树木，颜色青白，远处瞭望，就像驳马一样。那时当地的游牧部落将骏马叫做贺兰，所以就有这样的山名[85]。
（六）
这一时期森林地区继续缩小，主要是由于远程采伐的范围不断扩大，从而使山地森林受到严重的破坏。正是由于近处山林难于满足需要，破坏的范围就扩及到更远的山地。
隋唐王朝建都长安。这和北魏建都洛阳一样，都是因袭前代旧名，实际上也是别筑新城。隋唐长安较之北魏洛阳，规模更为宏大，所需材木也更为繁多。城基肇建，材木取自何处？未见记载。可能就在终南山中。因为这时义谷山道初开未久，正宜充分利用运输。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还曾在长安城南开凿一条漕渠，引潏河水人城，置潭于西市，以贮材木[86]。可见当时断续采伐，迄未终止。应该指出，就是这样有相当规模的采伐，似尚难满足长安城中的需要。唐代在现在宝鸡、眉县、周至、户县诸县（市）境内，分别设立四处监司，各就附近山中采伐[87]。采伐的范围还远及于岐山和陇山。就是开凿这条引潏河水的漕渠之前，长安附近诸山已无巨木可供采伐，而要远取之于岚、胜诸州[88]。岂特无巨木而已，像岐山这样不太高深的山，已经说不上所谓森林了。后来到北宋时，这座山上了无树木，成了赭色的土山[89]。这虽不能就诿为唐代过度的采伐，不过唐代是实难完全辞其咎的。
隋、唐两代都设东都，东都就在洛阳。但隋、唐的东都并不是北魏的旧居，和长安一样，也是移地另建的。长安所需的材木已使关中南北诸山的森林受到破坏，新建东都的过程也不会很为悬殊。唐代在陆浑、伊阳二县各置监司，专管采伐材木，这和关中所置是相仿佛的。这两县虽皆在今河南嵩县境内，却是兼顾了熊耳和外方两山。这两山夹伊河并峙，当是利用伊河来运输的。长安在关中，秦岭和岐陇诸山的森林还不能满足长安城的需要。熊耳和外方两山皆难和秦岭相比拟。如果当时洛阳仅恃此两山的森林，则两山森林的破坏程度当更较秦岭为严重。据北宋的记载，洛阳附近黄河南北凡有松林的山岭，由于松树被人伐取烧烟制墨，已经都成了童山[90]。这种现象虽到宋代始受人注意，然形成这样的情景当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可能是唐代就已有了若干痕迹了。
说到宋代，对于森林的破坏，更远较隋唐时期为剧烈。所破坏的地区也更为广泛。宋代都于开封，溯黄河而上，伊洛流域和关中的泾渭下游距开封都不算是很远。伊洛流域洛阳周围的群山已无巨大的松林，所以当时没有在这里作重点砍伐。关中南北诸山，虽经隋唐诸代一再的砍伐，可是宋代并不放过这个地区，还要作更多的搜罗。当时砍伐的处所主要是秦岭[91]和陇山[92]，可是唐代还没有提到黄龙山的森林，到宋代却竟也在砍伐之列。
当然，像这样一些地方的材木是远远不能满足宋代统治阶级的需要的。宋代也和唐代中叶以后一样，开封城中兴修宫殿的材木远取于吕梁山，只是砍伐的地区更扩大了些。宋代砍伐地区在岚、石、汾州[93]。这是指现在山西岚县、离石等县汾河流域附近。岚州本是唐代砍伐材木的旧地，这时仍然继续砍伐。石州当系宋代新开的林场。离石县在吕梁山中，东至汾阳县尚隔一条峻岭。翻山越岭运输材木，自然不便。离石县有南川、北川、东川3条河，下游汇成三川河，流人黄河。当时运输离石县的材木，当是由这些河流运出的。现在汾阳县当时为汾州治所，正在吕梁山东麓，所以这也是一处砍伐材木的林场。汾阳林场的材木则是借着汾阳附近一条小河冲漂到汾河中再行运出的。北宋末年有一次汾阳附近大旱，小河水涸，于是“修楠巨梓”，积压的竟达数万株[94]。可见，在当时汾州也是一个砍伐巨木的场所。
宋代为了防御西夏和契丹的侵略，有意保存边陲的森林。实际上却并非都是如此。缘边有些地方的森林历来是经常遭受破坏的，而且有时还是相当迅速的。与吕梁山隔黄河相对的横山山脉就是具体的例证。当时鄜延路（治所在今延安市）界内有一个地方叫做押班岭，岭上多山林，因为与北界山林相接连，所以禁止采伐[95]。所谓北界山林是指横山山脉的山林而言的。押班岭是一个小地方，只是与横山山脉相连，就一例禁止采伐。可是这样的禁令并没有什么效果。当地官吏向来对之是熟视无睹，从不遵守的。鄜延路兴修米脂、浮图等寨（在今米脂县境），就选派将佐，带领兵丁，到边界采木[96]。当时就有人指出，由延安北上横山，“随川取路，夹以峻山，暑雨之期，湍流大石。”[97]这哪里像有山林的样子？甚至鄜州（治所在今富县）、延州（治所在今延安市）、保安军（治所在今志丹县）等处，因为砍伐过甚，竟至绝少林木，而劳北宋王朝特为下诏，令当地以时栽植[98]。
然而，破坏最为严重的要数到渭河的上游。北宋王朝刚刚建立起来，到秦陇之间采木的人就络绎不绝。除北宋王朝正式派出的官吏外，当时的达官贵人自丞相赵普以下也多遣人到当地采购，私贩侔利[99]，据说每年可获得大木万株以上[100]，其他私采私贩的尚不在内。这样竟致使当时都城开封城内的良材堆积如山[101]。最初采伐的重点地区是在秦州西北的夕阳镇，而且在北宋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就已经开始了[102]。夕阳镇在渭河以北，再往北去就是西夏控制的地区，采伐材木是要经过若干次的兵争的[103]。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易起边衅的地方？正可说明在北宋王朝建立之前，现在天水市以东的森林都已经遭受到破坏。这种破坏的过程可能上溯到唐代。北宋王朝建立30年后，采伐的重点地区西移到今武山县东的洛门镇[104]。这显示出当时对森林破坏的迅速程度。当时不仅破坏迅速，而且破坏得相当彻底。一般说来。烧木炭是不一定就要那些巨木的。由于森林彻底破坏，当时秦州的老百姓因为没有烧木炭的柴薪，只好偷偷到西夏和羌人控制的地区去采伐[105]。可见，对于森林的破坏已到了严重的地步。
（七）
唐代承隋之后，南北朝以来那些新形成的畜牧地区基本上又改成半农半牧地区或农业地区。不过还有些地区，如鄂尔多斯高原西南部的一些部落仍然继续过着畜牧的生涯。就是陇东一些地方也还杂居着若干从事畜牧的部落[106]。这样的变迁一般说来对于森林的生长发展并非有利。可是在农牧递嬗之际，由于人口稀少，有些地区却发展成为林区。就以唐代而论，今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和晋西北以及宁夏大蠡山下韦州附近的森林都是在这样情况下长成的。
唐代很重视养马，这自然对森林的发展也有影响。封建王朝设立养马机构，从事马匹繁殖，自西汉时即已开始。当时设有牧师诸苑36所，分布于黄河中游各地[107]。有关的记载比较简略，可以置而不论。唐初，国家养马的地区，跨有陇右（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金城（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平凉（治所在今甘肃平凉县）、天水（治所在今甘肃秦安县）4郡，西边一直到现在青海省东南部黄河的弯曲处，那里是当时称为河曲的地方。后来牧区向东发展，又包括岐（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邠（治所在今陕西彬县）、泾（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宁（治所在今甘肃宁县）诸州，东边一直到银（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党岔）、夏（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2州，更越过黄河，伸延到现在山西省静乐县南的娄烦镇，这里在当时称为娄烦监[108]。这样广大的养马地区不能不使仅有的森林地区受到影响。
唐代黄河以西各州养马遗迹已无残留，难得具体说明。黄河以东的娄烦镇虽紧濒于汾河，却位于吕梁山麓。当时牧养马匹实际上就在吕梁山中。今方山县北有马坊，静乐县东还有马墕，相距不远处又有忻县境内的马圈山、上马圈、下马圈。这都是当年养马的遗迹所在。养马于群山起伏之中，出入于森林茂密之区，怎能说对于当地森林没有影响？
娄烦监于唐末改置宪州。宪州附近一些州皆出产松柏材木，只有这个宪州，因为是牧马之地，独无所出[109]。养马与牧羊不同，可是对于森林一样会起到破坏作用的（见图5－9 唐宋时期黄河中游森林分布图）。
注释：
[1]《全唐文》卷二四，宋之问《春游韦曲庄序》。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一二《寄题李水部浐水别业》：“茅茨临素浐，沃野带长林。”这里所说的浐河岸上的长林，应和韦曲附近的“万株果树”相仿佛，同为供应长安城中水果需要而栽培的。因为长安城外久已无森林，这时似不能忽然又有其他林区。
[2]韦庄《浣花集》卷三《北原闲眺》：“春城回首树重重，立马平原夕照中。……欲问向来陵谷事，野桃无语泪华红。”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三《河南王尉西斋》：“更怜风月时，几弄林间笛。”这里虽说到“林间”，实是泛言，无所实指。同书卷二《依韵和欧阳永叔同游近郊》：“洛水桥边春已回，柳条葱茜眼初开。”下面接着又说：“林邃珍禽时一时啭”。这里所谓“林邃”，实际上应是洛水桥边的柳条，并不一定是洛阳城外就已有幽邃的深林。《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一二《游瀍上刘氏园》：“照水清满眼，穿林香湿衣。”刘氏园不知其确地。瀍水流经北邙山西侧，此所谓“穿林”的林木若非在北邙山麓，则当与浐河旁的“长林”相似，为栽培的果园，甚或就是刘氏园中的杂树。
[3]《新唐书》卷八三《平阳公主传》。平阳公主起兵之初曾招降据有司竹园的何潘仁。司竹园中能屯驻兵马，自当有相当大的范围。《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载，盩厔，有司竹园。《大唐六典》卷一九《司农寺》：“司竹监，今在京兆鄠、盩厔。”上引宋之问文，曾谓长安城南有“千亩竹林”，可知产竹地区的广泛。
[4]《苏东坡集》卷一《奉诏减决囚禁记所经》，《石鼻城》，《李氏园》等篇。
[5]《苏东坡集》卷一《自宝鸡阳平至斜峪南山蟠龙寺》。
[6]《浣花集》卷二《洛北村居》：“十亩松篁百亩田，归来方属大兵年。”这里松篁并提，实际上应以竹为主。种竹获利较易，故多为人家有意种植。且平原沃壤，亦少闻以之栽松的。如果洛阳城外松树确已成林，则韦庄在北原闲眺时，不会完全看不到。
[7]《全唐文》卷二四○，宋之问《为皇甫怀州让官表》：“山阳大郡，河内名区，桑竹映淇水之西。”这里虽以桑与竹并提，桑只供养蚕之用，似不能和竹一样，皆有相当大的种植面积。
[8]《浣花集》卷二《河内别业村闲题》：“阮氏清风竹巷深，满溪松竹似山阴。门当谷路多樵客。”韦庄的河内别业村，未知具体所在，依诗意当近于太行山下，故有“门当谷路多樵客”之句，则所谓满溪松竹，也当是指近山的地方而言。
[9]《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一《寄题傅钦之济源别业》：“县郭遥相望，幽篁百余亩。林间清济水，门外太行车。”道光《河内县志》卷二一《金石志》引《南怀州河内县北村创修汤王庙记》：“河内之北有村曰许良港，地尽膏腴．……筑于水竹之间，远眺遥岑，增明滴翠。”此碑为金时所作。金太宗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以所得宋的怀州为南怀州。碑文称南怀州即由于此。碑文虽作于金初，所言实为北宋末年事。
[10]《大唐六典》卷一九《司农寺》。
[11]顺治《河内府志》卷八《古迹·竹园》。
[12]《初学记》卷六《地部中》引隋炀帝《临渭源》一诗。诗中有句说：“长林啸白兽，云径想青牛。”青牛自是引用老子出关的旧典，长林则是写景之笔。按《隋书》卷三《炀帝纪》记载，大业五年，西巡河右，大猎于陇西，次狄道，出临津关，则《临渭源》诗当作于此时。
[13]《宋史》卷三二五《刘平传附刘兼济传》：“知陇干城。夏人寇边，众号数万，兼济将兵千余，转战至黑松林，败之。”当时陇干城一直是宋朝的疆土，则这里松林当在陇干城之北，也就是今静宁县之北。
[14]《新唐书》卷一五六《李元谅传》：“元谅节度陇右，治良原。良原隍堞湮圮，旁皆平林荐草，……元谅培高浚渊，身执苦与士卒均，椔翳榛莽，辟美田数十里。”
[15]《元一统志》卷四。
[16]按沈亚之《沈下贤集》卷一一《临泾城碑》说：“临泾地扼洛口（原注，有洛川，在泾州城西北，尽于临泾），其川绝饶，利息蕃，其西大路，走戎道，旷数百里，其土乃泥沙，无能出水草，当涉者尽疲，即屯临泾为休养地。”《新唐书》卷一七○《高固传附郝玭传》，就是据这篇《临泾城碑》剪裁而成的。《临泾城碑》说，“其川绝饶”，没有再作具体的解释。《旧唐书》卷一五二《郝玭传》则说，“临泾草木茂”，是当地有森林可言的。两《唐书》的《郝玭传》都说到临泾城的再建事。《旧唐书》具体说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郝玭通过泾原节度使段佐请求唐王朝批准建立的。可是《唐会要》卷七○《州县改置上》却说，“临泾县，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节度使刘昌奏请于临泾县保定城置”。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三《泾州》，保定城就是泾州的首县。这当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所以公元808年再在旧城址重建是可能的。临泾城再建之后，就作为行原州的治所。郝玭为刺史，居边凡30年。《元和郡县图志》卷三《泾州》所记的临泾县，就是郝玭再建的县城，不过没有记中间这些改变的过程，也未记行原州的徙置（关于行原州的徙置事，见《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卷三三《原州》，原州治所就是临泾县。据其所说。临泾东至宁州彭原县55里，西至开边堡30里。今镇原县西北茹河旁有开边坬，当是开边堡旧地。宋宁州有彭原县而无彭阳县。彭原县故地在今庆阳西峰镇东北。乐史所说的彭阳县，实际上是汉代的彭阳县。汉彭阳县旧址在今镇原县东南茹河北岸的井陈家。开边巩和井陈家两村距镇原县的里数和《太平寰宇记》所载的差相仿佛。故知郝玭再建的临泾城，就在今镇原县稍西一点，而所谓洛河，也就是现在的茹河。
[17]沈括《长兴集》卷二二《延安重修嘉岭英烈庙碑》。
[18]《太平寰宇记》卷四一《岚州》，土产有松柏木。又卷四二《石州》，土产有松木。又卷五○《岢岚军》，土产与岚州同。岚州今为岚县，石州今为离石县，所辖境皆西抵黄河。岢岚军今为岢岚县。则这三州都应是松柏或松的产地。按岚州、石州皆东倚吕梁山，岢岚军在岢岚山中。而芦芽山和岢岚山又皆吕梁山脉的支脉。是不是这几州的松柏皆出自吕梁山及其支脉之上？这也未必。吕梁山于宋时诚为著名的林区，山之东当时为太原府和汾州、晋州。可是这一府二州的土产都没有松柏木，就是明白的例证。其实，吕梁山上林区的伐木业控制在宋王朝的手中，自无须当地州县贡纳山上的材木。因此，通过这几条记载，可以明白确定吕梁山西至于黄河沿岸在当时为森林地区，而所产以松柏为主。
[19]《柳河东集》卷五《终南山祠堂记》：“其物产之原，器利之出，则璆琳琅玕，夏书载焉，纪堂条枝，秦风咏焉。”
[20]《韩昌黎集》卷一《南山诗》：“夏炎百木盛，荫郁增埋覆。”
[21]《全唐诗》卷一三六，储光羲《终南山幽居献苏侍郎三首时拜太祝未上》：“深林开一道，青嶂成四邻。”
[22]韩愈《南山诗》：“前年遭谴谪，探历得邂逅。初从蓝田人，顾盼劳颈脰。……苍皇忘遐晞，所瞩才左右。杉篁咤蒲苏，呆耀攒介胄。”所说的遭谴谪，指他因谏迎佛骨而受贬潮州事。
[23]《全唐诗》卷一，唐太宗《望南山》：“叠松朝若夜，覆岫疑阙全。”
[24]《全唐诗》卷一四一，王昌龄《风凉原上作》：“阴岭宿云归，烟雾湿松柏。风凄日初晓，下岭望川泽。”按风凉原在今浐河上源，见《水经·渭水注》。
[25]《全唐诗》卷六三二，司空图《牛头寺》：“终南最佳处，禅诵出青霄。群木澄幽寂，疏烟泛汰寥。”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七，牛头寺在咸宁县南20里樊川勋荫坡。清咸宁县治今西安市。
[26]《全唐诗》卷二一二，高适《同薛司直秋霁曲江俯见南山作》：“连潭万木秀，插岸千岩幽。”曲江池水现已早涸，然伫立曲江旧址的底部，终南山的峰峦还是可以望见的。当时池水清澈，不是不可以从水里看到峰峦的倒影，峰顶的树木也不是不能够从水面反映出来的。
[27]《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五一九引赵瞻《观空堂记》。
[28]王林《宋朝燕翼贻谋录》卷四《种放别墅》。
[29]《全唐诗》卷三八四，张籍《和卢常侍寄华山郑隐者》：“开门移远竹，剪草出幽兰。”
[30]《全唐诗》卷二一○，皇甫曾《晚到华阴》：“云霞仙掌出，松柏古祠深。”又卷一三一祖咏《观华岳》：“彩云生阙下，松柏到祠边。”
[31]《全唐诗》卷二三六，钱起《寻华山云台观道士》：“林行拂烟雨”。
[32]《全唐诗》卷一四九，刘长卿《关门望华山》：“翠微关上近，瀑布林梢悬。……金天有青庙，松柏隐苍然。”
[33]《全唐诗》卷六三二，司空图《华下送文浦》：“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冲人。”
[34]《全唐诗》卷六七四，郑谷《送司封从叔员外徼赴华州裴尚书均辟》：“敷溪秋雪岸，树谷夕阳钟。”
[35]《全唐诗》卷六七四，郑谷《潼关道中》：“秋风满关树，残月隔河鸡。”
[36]《全唐诗》卷五二九，许浑《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树色随山回，河声人海遥。”
[37]吕温《吕叔和文集》卷一○《虢州三堂记》。
[38]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二三《寄题杨敏叔虢州吏隐亭》。
[39]《苏东坡集·续集》卷一○《上虢州太守启》。
[40]北宋时，京西路诸山制墨业一时颇负盛名。当时的制墨方法是采取燃烧松木后所聚积的烟灰调和制成。那时京西路是以洛阳为中心，辖有今河南省西部各处。熊耳山和其邻近各山都在辖境之内，山上松林当是制墨松材的取给地。这样的制墨取材，虽盛于宋时，然盛名的得来必有一段漫长的过程，其肇源可能远在唐代。
[41]《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按《全唐诗》卷五六一，薛能《寿安水馆》：“地接山林更无石。”寿安在今河南宜阳县东南，则所说的山林当指熊耳山的支阜而言。
[42]嵩山自被尊为中岳后，历代岳庙就建在今河南登封县境嵩山南麓。一些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封禅祭祀，以及一般游山者麇集于嵩山南侧，因而有关于嵩山森林的记载多详于南坡，唐宋以来的记载尤多。在唐代，中岳庙附近由于万木耸秀，遂为一方的胜景（《全唐诗》卷五八二，温庭筠《和赵嘏题岳寺》）。而少林寺旁的高峰，也由于长满松树，所以特以“松岭”为名（《全唐诗》卷一八九，韦应物《经少林寺精舍寄都邑亲友》）。到宋时，因为嵩山的山高树稠，在下面看由山上下来的人宛然是从树梢上来的一样（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二《自峻极中院步登大室中峰》）。今嵩山南北两坡皆有森林，唐宋时的记载不提北坡的森林，乃是由于北坡不是人山之大路，不为人所重视的缘故。
[43]《全唐诗》卷五○三，周贺《缑氏韦明府厅》：“松杉出郭外，雨电下嵩阴。”缑氏，唐时为县，今为镇，在偃师县西南。又卷六三八，张乔《送韩处士归少室山》：“地闲缑岭月，窗迥洛城砧。石窦垂寒乳，松枝长别琴。”
[44]《全唐诗》卷九七，沈佺期《邙山》：“山上唯闻松柏声。”又卷五八六，刘沧《过北邙山》：“空山夜月来松影。”
[45]《全唐诗》卷一四八，刘长卿《龙门八咏之六·石楼》：“隐隐见花阁，隔河映红林。”又卷五九六，司马扎《晓过伊水寄龙门僧》：“龙门树色暗苍苍。”
[46]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一《游龙门自潜溪过宝应精舍》：“古殿居竹间，香庵遍岩曲，云霞弄霁晖，草树含新绿。”
[47]《全唐诗》卷五二八，许浑《晨装（一作早发洛中次甘水，一作甘泉）》：“带月饭行侣，西游关塞长。晨鸡鸣远戌，宿雁起寒塘。云卷四山雪，风凝千树霜。”按：甘水在洛阳南，流人洛河，见《水经·洛水注》。
[48]《韩昌黎集》卷三《条山苍》：“条山苍，河水黄，浪波沄沄去，松柏在山冈。”
[49]王禹偶《小畜集》卷九《中条山》：“阴壑乖龙蛰，枯杉冻虺穿。”
[50]《旧唐书》卷一九○下《司空图传》。
[51]《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三五引俞充《王官十咏》。
[52]《全唐诗》卷六三二，司空图《山中》：“全家与我恋孤岑，蹋得苍苔一径深。逃难人多分隙地，放生麇大出寒林。”此诗虽仅以山中为题，然按之司空图生平身世，当系咏王官谷之作。
[53]《白香山集》卷一二《早冬游王屋山，自灵都抵阳台上方，登天坛，偶吟成章，寄温谷周尊师、中书李相公》：“霜降山水清，王屋十月时。石泉碧漾漾，岩树红离离。”
[54]《刘宾客文集》卷二三《客有为余话登天坛遇雨之状，因以赋之》：“反照入松门”。又《全唐诗》卷五五六，马戴《宿王屋天坛》：“折松晓拂天坛雪”。“绝顶醮回人不见，深林磬度鸟应闻。”又卷六一，李峤《王屋山第之侧杂构小亭暇日与群公同游》：“席上山花落，帘前野树低。弋林开曙景，钓渚发晴霓。”
[55]《韩昌黎集》卷一九《送李愿归盘谷序》。
[56]《新唐书》卷一六七《裴延龄传》。
[57]《太平寰宇记》卷四二《宪州》：“牧马之地无所出。”宪州为今静乐县的娄烦镇。此地于唐时为娄烦监所在地。娄烦监专司牧马，故这里说牧马之地无所出。
[5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一：“火山、宁化之间，山林饶富，财用之薮也。自荷叶子、芦芽、雪山一直至瓦窑坞，南北百余里，东西五十余里，材木薪炭足以供一路。”宋火山军在今山西偏关县，宁化军在今山西宁武县。
[59]洪迈《窖斋三笔》卷一一《宫室土木》。
[60]现在位于静乐盆地的静乐县，在隋唐时期本来就已叫做静乐县。唐时岚州治宜芳县（今岚县），而静乐县为其属县。岚州在那时也称娄烦郡，而隋时娄烦郡的治所就在静乐县，这两个县相继为这个州的首县，而又相互毗邻，则当时岚州材木的产地也应该包括静乐县在内。
[61]《太平寰宇记》卷四○《并州》，土产有柏子仁。柏子仁当为山地柏树所产。并州东西皆有山，府皆有柏树。其西山就是吕梁山的支脉。
[62]《全唐文》卷一○唐太宗《晋祠铭并序》：“松萝曳影，重溪尽昏。”晋祠就在悬瓮山东侧。
[63]《太平寰宇记》卷五○《大通监》。
[64]《全唐诗》卷五一四，朱庆余《望萧关》：“川绝衔鱼鹭，树多带箭麋。”
[65]《苏东坡集·前集》卷二《东湖》。
[66]《全唐文》卷一四一，魏徵《九成宫醴泉碑铭》。
[67]《宋会要辑稿·方域》卷一三，记载宋时为了在黄河下游修造一座浮桥，曾远道由同州运输松材事。当时同州辖有冯翊、澄城、朝邑、合阳、白水、韩城6县，大部分在关中东部的平原上，只有韩城和白水两县北倚黄龙山。当时关中平原森林地区早已缩小，残存不多，要供给黄河下游浮桥所用的松材，可能就是由其北的黄龙山上采伐的。
[68]《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柏林，……从延州人平夏，有三路：一、东北自丰林县苇子驿至延川县，接绥州，人夏州界；一、正北从金明县人蕃界，至芦关，四五百里，方人平夏州南界；一、西北历万安镇，经永安城，出洪门，至宥州，是夏州西境。……此三路土山柏林，溪谷相接。”宋代鄜延路治延州，即今延安市。鄜延以北的土山，即指横山山脉而言。这三条路都是越过横山山脉到夏州去的大路。夏州就是今靖边县北的白城子，北宋也叫做平夏州。丰林县在今延安市东北，延川县今仍为延川县。绥州即今绥德县。这东北一路是绕横山山脉东侧而行的。金明县在今安塞县南，芦关即芦子关，在今安塞县北塞木城子。这正北一路是由延州直越横山山脉的道路。万安镇在今延安市西北，宥州频经迁徙，大致在今内蒙古城川。这西北一路比正北一路稍为偏西。由此可见，横山山脉上森林还是很多的。
[69]韦庄《浣花集》卷八《绥州作》：“雕阴无树水南流，雉堞连云古帝州。”按绥州西近横山山脉。横山山脉多森林，绥州怎能完全没有树木？大概韦庄只是在州城附近触景生情，写下这两句诗，不能就以此概括全州。
[70]宋时绥州城曾被西夏焚毁，夏兵去后，宋朝就打算重建州城。关于重建绥州城一事，《宋会要辑稿·方域》卷八及《宋史》卷二六六《钱若水传》皆有记载。《宋会要辑稿》所载钱若水当时对于此事所提意见的一点是：“况此州城邑焚毁，无尺橼片瓦，所过山林无巨木，不堪采用，徒为烦扰，绝无所利。”《宋史》作“况城邑焚毁，片瓦不存，所过山林，材木匮乏，城之甚劳，未见其利。”钱若水所说的“山林”在什么地方？他当时是由天雄军到绥州去的。天雄军为今河北省大名县。由大名到绥德，要经过现在的山西汾阳县和离石县。这里正是吕梁山区。离石县在宋时为石州，其北面的岚县岚城镇在宋时为岚州，都是盛产材木的重点地区。钱若水西行时，宋朝都城正在大兴土木，“岚、石、汾阴之柏”也成为当时砍伐的材木（洪迈《容斋三笔》卷一一《宫室土木》）。钱若水所说的“所过山林无巨木”，当然不是指吕梁山区而言的。离开吕梁山区，过了黄河，就是吴堡、绥德，也就是当时绥州的辖地。因此，钱若水的意思无疑是指黄河西岸到绥州这一段路上所见之情形，而不是其他地方。不过绥州既在横山山脉之下，横山又富于森林，为什么当时不由横山砍伐材木？原因有二：一是横山山脉为宋夏的界山，山上的森林于边防是有裨益的，北宋政府自来就禁止砍伐；二是当时横山山脉上夏人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北宋有一定的顾虑。绥州的重建和停止施工在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到第二年还有绥州蕃部内属（《宋史》卷七《真宗纪》），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71]《宋会要辑稿·方域》卷一九。
[72]《宋会要辑稿·兵》卷二七。
[73]《全唐诗》卷一二五，王维《新秦郡松树歌》。
[74]《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
[75]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二一《论复置丰州嶔子》。
[76]《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九《三月晦日登丰州故城》，“春尽芜城天一涯，白榆生荚柳生花。”
[77]《大元一统志》卷五五。《葭州》：“（西夏）欲自鄜延以北，盗耕窟野河西之田，（后虽）抽其兵还，然银城以南，侵耕自若，盖以其地外则蹊径险隘，多柏丛生，汉兵难入。”这里所说的银城，当是银州城。其地在无定河上。西夏盗耕自鄜延以至窟野河西之田，就是因为这一带“多柏丛生”，恃汉兵不能远去阻止。
[78]《元和郡县图志》卷四《胜州》。当时胜州郭下的首县就叫做榆林县（和现在陕西的榆林县同名而异地），县城北面不远处就是一片榆林，也就是榆谿旧塞的一部分。
[79]《新唐书》卷一六七《裴延龄传》。
[80]《全唐诗》卷一二五，王维《榆林郡歌》：“山头松柏林，山下泉声伤客心。”唐胜州有一个时期叫做榆林郡。
[81]大蠡山，近图多误作大罗山。《明一统志》卷三七《宋夏卫》，此山“层峦耸翠，其峰如蠡”。显然，蠡山的得名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不府讹为罗山。
[82]大蠡山的森林在北宋时期并未明确见于记载，而是由韦州城的重建才引起注意的。这和上面所说的重建绥州城的情形差相仿佛。韦州在今宁夏灵武县南黄河一条小支流山水河的上游，在宋时叫做威州，本是唐代早已建置的。由于西夏崛起，曾一度废去。宋初打算重建。当时有一个叫做郑文宝的地方官，很熟悉边事，曾经12次到过灵武城下。北宋政府向他征求重建威州的意见，他极力赞同。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当地“水甘土沃，有良木薪秸之利”。当时要恢复威州城当然不能仰给已为西夏所控制的贺兰山的材木，而环庆路（今甘肃环县庆阳县及其附近各处）的材木也难于运到这里，只能就近求之于山水河两岸。大蠡山的森林到现在还是这样的畅茂，当不是短期内的现象。郑文宝所说的当地有良木，殆舍此莫属。
[83]《甘肃新通志》卷一四《建置志》引宋张安泰《建设怀戎堡碑记》。宋怀戎堡故地在今靖远县东北打拉池附近。据这篇碑文说，在宋代，屈吴山和大、小神山都是“林木森茂，峰峦耸秀”。
[84]《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天德军》。
[85]《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灵州》。
[86]《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京兆府，长安，天宝二年，尹韩朝宗引渭水人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以贮材木。”《新唐书》卷一一八《韩思复传附韩朝宗传》及《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天宝二年所载均同。唐长安城北阻龙首原，不可能引渭河水人城。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漕渠》条辨正韩朝宗所引的为濡河水，诚是。
[87]《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将作监所属有百工、就谷、库谷、斜谷、太阴、伊阳等监。……掌采伐材木。本注：百工监在陈仓，就谷监在王屋，库谷监在户县，太阴监在陆浑，伊阳监在伊阳，皆在出材之所。按就谷在今周至县境，见《水经·渭水注》。《旧唐书》说在王屋，误。斜谷在今眉县，陈仓即今宝鸡市。
[88]《新唐书》卷一六七《裴延龄传》。
[89]《苏东坡集·前集》卷二《东湖》。
[90]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四《杂志》。
[91]《苏东坡集·前集》卷二《东湖》。
[92]《宋会要辑稿·方域》卷一三。
[93]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一《宫室土木》。
[94]《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四一引宋周炜《润济侯庙记》。
[95]《宋会要辑稿·兵》卷二七。
[96]《宋会要辑稿·方域》卷一九。
[97]《范文正公集》卷九《上枢密尚书书》。
[98]《宋会要辑稿·兵》卷二七。
[9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又《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
[10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101]《宋史》卷二七六《张平传》。
[102]《宋史》卷二七○《高防传》。
[103]《宋史》卷二五七《吴延祚传》。宋时的夕阳镇，仅知其当在渭河之北，未能确指其地。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七四《秦州》引《方舆胜览》，“黑谷山在天水县北五十里，大山乔木连跨数县。有黑谷关，绍兴初，郡守陈俊置，以防秦巩来路，最为冲要。”据此，此夕阳镇应在黑谷关以南。
[104]《宋史》卷二六六《温仲舒传》：仲舒“知秦州。先是俗杂羌戎，有两马家、朵藏、枭波等部。唐末以来，居于渭河之南，大洛、小洛门砦多产良木，为其所据。岁调卒采伐，给京师，必以资假道于羌户。然不免攘夺，甚至杀掠，为平民患。仲舒至，部兵历按诸砦，……二砦后为内地，岁获巨木之利。”洛门在今武山县东。
[105]《宋会要辑稿·兵》卷二七。
[106]《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唐初有所谓六胡州就设置在今鄂尔多斯西南部。夏州和庆州（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境内都有游牧部落寄居。
[107]《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
[108]《唐会要》卷七二《马》及王应麟《玉海》卷一四九。
[109]《太平寰宇记》卷四二《宪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