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主流趋势
【内容摘要】作为20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的一门重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口述史学以其在挖掘史料与再现底层声音方面的独特优势而迅速引得美国史学界和相关领域的关注，成为推动美国史学革新与跨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将当代美国口述史学放在美国史学史与国际口述史学的发展背景与脉络中，进而分析过去60多年来美国口述史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主流趋势。
【关键词】美国; 口述史学; 主流趋势
【作者简介】杨祥银，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口述史学、医学社会史。（浙江 温州 325035）
【英文标题】：The Main Trend of Or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US
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的创建标志着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目前，它拥有全国性的专业学术组织口述历史协会（Oral History Association）和官方刊物《口述历史评论》（OralHistory Review），地方性的口述历史组织和研究中心遍布全美各地。而且，在美国的中小学和大学中都设置口述历史课程或学位，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学和相关领域的口述史学家。简而言之，在美国，口述史学不仅仅是作为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而且，它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图书馆学、档案学、妇女研究、灾难研究、文化研究和医学等人文社会、自然科学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本文试图在总结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当代美国口述史学放在美国史学史与国际口述史学的发展背景与脉络中，分析过去60多年来美国口述史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主流趋势。通过对美国口述史学发展过程、特征与研究视角的考察与分析，本文认为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四种主流趋势：（1）作为“档案实践”的口述史学（1948年-1960年代中期）；（2）口述史学的“新社会史转向”（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末期）；（3）口述史学的“记忆转向”与“主体性意识觉醒”（1970年代末以来）；（4）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阶段性划分与概括并不是绝对的。比如，在21世纪的今天，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口述史学的“档案功能”和“新社会史转向”所引发的研究视角与模式仍然有不同的学者在推动和发展。笔者之所以这样划分，一方面出于研究的方便，而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阶段性特征也的确代表了美国口述史学在某一时期内的主流思考视角与研究模式。
一、作为“档案实践”的口述史学
口述史学在美国兴起的最初动力是旨在弥补现存文件记录不足或空白的档案考量，即强调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正如美国著名口述史学家戴维·杜那威（David K. Dunaway）和维拉·鲍姆（Willa Baum）指出的，由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和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引领的美国第一代口述史学家将口述历史视为撰写口述传记和口述自传的一种工具，以及作为为将来历史学家搜集和保存重要原始史料的一种手段。[1]正是这种以保存史料为首要目的的“档案实践”（archival practice）主导了美国口述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的发展趋势。
作为美国现代口述史学之父，内文斯早在1938年就在他的著作《通向历史之路》中呼吁开展口述历史访谈，他认为应该创立一个组织，系统地搜集和记录过去60年来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著名美国人的回忆。[2]因为他担心随着电话、汽车和飞机等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人们面对面接触会逐步代替古老的信件来往，这有可能导致将来的历史学家缺乏信件等传统的文字记录。[3]正因如此，内文斯积极倡导通过口述历史来保存历史当事人和见证者的即将逝去的声音与记忆。
十年后，内文斯的理想终于成为现实，在哥伦比亚大学班克罗夫特基金（Bancroft Fund）的支持下，他率先开启了这项影响深远的现代口述史学试验。1948年5月18日，内文斯带着他的研究生助理迪恩·艾伯森（Dean Albertson）进行第一次访谈，采访对象是纽约公民领袖乔治·麦卡内尼（George McAneny）。由于没有录音设备，整个访谈过程由艾伯森以速记方法记录。随后，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围绕着在纽约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著名政治人物进行了一系列访谈工作，而随着录音设备的问世与普及，其采访对象也不断扩展，涉及医学、法律、社会福利和金融等领域的知名人物。[4]
除了这种以个别人物生平访谈为基础的口述自传（oral autobiography）模式之外，口述历史研究室还发展了一系列主题性的特别口述历史计划。这些早期计划所涉及的主题包括政治与外交事务、广播业、福特汽车公司、石油钻探、森林与木材业、医学、法律、音乐、文学和建筑学等等。根据统计，这些计划到1960年就已经达到15个，而到1964年则迅速增加到38个。[5]之所以选择这些计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费的考虑，因为这些计划的所在公司和个人愿意提供经费支持。正是如此，这些计划的访谈对象也大都集中于精英人物。
在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影响与推动下，其他口述历史计划和机构相继应运而生。1952年，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和森林历史学会（Forest History Society）分别开展了有关美国石油工业和森林木材行业先驱的口述历史计划。两年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个口述历史专业机构——地区口述历史办公室（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1959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也创建了口述历史项目（Oral History Program）。[6]至1960年之前，美国第一批以大学为基础的口述历史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
除大学之外，对于推动美国早期口述历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总统图书馆，1961年杜鲁门总统图书馆（Harry S. Truman Library）率先启动口述历史计划。而到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肯尼迪、胡佛、约翰逊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都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口述历史计划，通过采访总统政府内阁成员、白宫各层管理人员、家庭成员、政敌以及各国政要等相关人物，为研究各届总统及其政府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到目前为止，总统图书馆口述历史计划仍然是唯一一项由联邦政府持续倡导和资助的项目，足见其重要性。[7]
基于哥大开创的口述历史模式，从1948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口述历史在美国的发展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根据统计，到1965年全美共有89个口述历史计划。[8]正是如此，口述历史研究室也认为它们在口述史学领域引领了一场“真正的运动”，包括历史学会、大学、公司、图书馆、博物馆和专业协会在内的不同机构都开展了相应的口述历史计划。[9]
由内文斯与斯塔尔所开创的哥大口述历史模式主要是基于对精英人物的口述历史访谈，进而获得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资料以弥补现有文献资料的空白或不足，这一点从内文斯在1938年的呼吁中就已经很清楚。而斯塔尔对于口述历史的定义就更为明确，他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访谈，记录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获得的原始资料（primary source material）。”[10]正是由于哥大口述历史学术传统的影响，早期的实践者都相信口述历史主要是一种挖掘原始资料和补充文献资料不足的方法。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的菲利普·布鲁克斯（Philip C. Brooks）在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第一次年会上就坦言：“口述历史是一种补充的方法——而不是代替，它补充文献记录、信件、日记与档案等任何可能已经存在的资料……对于我们来说，口述历史是搜集历史证据的方法之一。”[11]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也认为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它本质上是一种补充的证据（supplementary evidence）。[12]
正是这样一种以保存原始资料和补充文献记录不足为目的的“档案实践”特征，决定了早期美国口述历史机构大部分都设立在图书馆或档案馆中。除了上述提到的总统图书馆口述历史计划之外，其实，以大学为基础的口述历史机构基本上也都设立在大学图书馆中，比如，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区口述历史办公室就分别设在巴特勒图书馆（ButlerLibrary）和班克罗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正是如此，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研究者并不是单纯的历史学家，有相当一部分是图书管理员或档案工作者。而他们对于口述历史的关注也主要集中于那些由图书馆和档案馆工作者提出的问题，比如如何执行和处理口述历史访谈、口述历史如何被编目和保存、口述历史的版权问题以及口述历史与其他文献之间的关系问题等。[13]
也正是由于这种“档案实践”模式，早期美国口述史学理论研究的焦点在于思考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历史证据与资料的客观性与真实性问题。大部分口述史学家都认同应该遵循历史学的传统信条来从事口述历史工作，其中以布鲁克斯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指出：“口述历史主要涉及客观性，它还涉及准确性、全面性以及其他我们在研究生院应该学习的许多东西，不过主要还是客观性。”[14]而为保证口述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早期口述历史工作者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探索了一系列搜集、转录、编辑、保存和使用口述历史的技巧与程序。[15]经过他们的不断努力，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原始史料同其他文献资料一样逐渐得到专业历史学家的认可，尽管还有人对其价值持怀疑态度。
同时，这种“档案实践”模式也主导了早期美国口述史学对于什么是口述历史的最终产物的争论方向：到底是录音带还是抄本？出于使用和保存方便以及经济问题的考虑，早期口述历史计划大部分都没有保存它们的录音带，而是将录音带直接转录成抄本，进而根据档案文献资料的传统标准来处理口述历史抄本。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使用者对于抄本的明显偏好，根据统计，那些提倡抄本的人与提倡录音带的人的比率是1000∶1或更高。[16]当然，也有少数学者主张录音带才是真正的原始资料。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路易斯·肖斯（Louis Shores）认为：“需要最严肃考虑的问题是录音带本身应该要作为一种原始资料。我强烈建议我们所有发展口述历史收藏的人都应该保存录音带母带，以供将来的研究者重新播放。”[17]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这种争论在美国逐渐平息并达成一种共识，即录音带对于一些目的来说是更为合适的，反之则抄本更具优势。但是，尽可能两者都应该保留，由研究者自己选择。[18]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美国口述史学也开始走向正规化，来自不同领域的口述历史工作者不仅组建了全国性的口述历史组织，并且定期召开年会。在内文斯的倡议下，第一届美国口述历史年会于1966年9月25-28日在加州阿罗黑德湖（Lake Arrowhead）举行，包括档案工作者、图书管理员、历史学家和医生在内的近百位学者围绕口述历史的定义、应用与发展方向以及口述历史访谈技巧与专业目标和标准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19]于1967年11月18日-21日在纽约召开的第二届年会上，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其会员遍布全美与海外各地。[20]与此同时，随着地方性口述历史组织和研究机构的不断创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口述史学在美国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而最能体现当时发展水平的标志是“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这一术语已经深入日常语言当中，《纽约时报》和《纽约每日新闻》等权威媒体都已经用小写字母来表示，而无需用大写字母来特别提醒读者。正如斯塔尔所说，“不管喜欢与否，口述历史已经扎下根来。它已经自成一类”[21]。
二、口述史学的“新社会史转向”
杜那威和鲍姆指出，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出现第二代口述史学家。他们不仅将口述历史视为非传统资料的一种来源，而且利用口述历史方法来描述与赋权于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和在历史上被剥夺权力的人群，进而超越第一代口述史学家所主导的精英访谈模式而扩展口述历史的搜集范围与视野。[22]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转变受到当时美国新社会史思潮以及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反越战运动和黑人运动等激进运动的冲击与影响。正是如此，一部分历史学家号召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那种精英史观，而要求重视下层平民大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于是，口述历史被广泛应用于美国少数族裔史（土著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等等）、妇女史、劳工史、社区史、家庭史以及性史等新兴史学领域。在这种新的史学视野中，口述历史提供了进入没有文献记录的经历（undocumented experience）的途径，因此挖掘和拯救了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人们的“隐藏的历史”。[23]简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十几年间，美国口述史学在“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底层史观的影响下，呈现出极其鲜明的“新社会史转向”，并为其获得“草根支持者”（grass-roots constituency）的美名。[24]
随着社会各界日益认识到各种各样的少数族裔群体对于美国社会的重要性，口述历史方法迅速成为挖掘它们的历史的重要手段。[25]其中，设立最早和影响最大的计划之一是“桃瑞丝·杜克美国印第安人口述历史项目”（Doris Duke American Indian Oral History Program）。该项目于1966年至1972年在美国烟草大王的女儿桃瑞丝·杜克的资助下，在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内的7所大学中各自设立计划来搜集有关印第安人的口述历史。而且，该项目从一开始便强调印第安人的历史并不是单一的，试图通过多个口述历史计划来记录印第安人不同部落的历史经历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26]据不完全估计，该项目最后共搜集有关印第安人的口述历史达4000多份，其中南达科他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的部分访谈于1971年成书出版。[27]
由于早期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的访谈对象聚焦于白人精英，最初20年间，在200位受访者当中只有3位是黑人，而且都是美国知名黑人：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乔治·斯凯勒（George S. Schuyler）和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28]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并在6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的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以及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催生了大量有关非裔美国人的口述历史著作与研究计划。著名作家哈利·阿列克斯（Alex Haley）与美国著名黑人领袖马尔科姆·爱克斯（Malcolm X）经过多次口述历史访谈之后，于1965年出版了《马尔科姆·爱克斯自传》，[29]该书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口述历史在美国黑人史研究中的不断流行。[30]而当时最大的有关非裔美国人的口述历史计划是“民权运动记录计划”（Civil Rights Documentation Project），它开始于1967年，由福特基金会主办和资助，目的是记录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参与者的经历与观点。据统计，该计划共收集了700多份口述历史访谈，从1973年开始保存在美国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31]另外，在这个领域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计划是开始于1972年的杜克大学口述历史项目（Duke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Program），其主要目标是希望通过利用口述资料来重新书写传统的美国历史，尤其是有关黑人和其他边缘群体的历史。而为了书写一种和谐的多种族的历史（multiracial history），该项目通过口述历史访谈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用项目负责人之一威廉·雪夫（William Chafe）的话来说， “它是学术界第一个系统地对种族关系和民权进行全面研究的计划”[32]。
除了上述这些计划，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包括菲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南密西西比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和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在内的多所大学都设立了有关非裔美国人和民权运动的口述历史计划。显然，这种流行与口述历史在涉及有关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史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有一定关系。正如金·罗杰斯（Kim Lacy Rogers）所说：“口述历史对于那些试图理解民权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的学者来说是一种关键的资料……口述历史能够产生在当代文献记录中很难获得的证据……口述历史的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是能够让我们理解社会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从个人的角度来记录社会动员，而且经常能够揭示运动参与者的心智变化……民权运动的口述历史显示，社会变迁并不仅仅是伟大人物和立法的事情，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其中普通个体的生活也经历了一种革命性的转变。”[33]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妇女一直以来都是以男性精英为主体的传统历史叙述的“缺席者”与“失语者”。而口述历史正是试图将那些被忽视的妇女的生活、经历与情感融入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理解与反思的基本手段。正如美国著名妇女口述史学家肖娜·格拉克（Sherna Berger Gluck）所说：“妇女们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利用我们自己的声音和经历。我们正在挑战传统的历史观念和那些所谓的‘历史上重要的’的东西，我们正在确认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历史。”[34]美国妇女口述历史最早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它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一些基层计划，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妇女政权论者口述历史计划”（Suffragists Oral History Project）、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女性主义历史研究计划”（Feminist History Research Project）和爱达荷大学（University of Idaho）的“爱达荷农村妇女历史计划”（Idaho Rural Women’s History Project）等。根据《边缘》杂志统计，到1977年全美共有18个州开展了大约30多个集体性妇女口述历史计划，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个人妇女口述历史计划。20世纪70年代妇女口述历史主要处于发现被忽略的妇女生活经历的“挖掘过程”，而且访谈对象也主要集中于著名白人妇女。作为这一阶段妇女口述历史实践的学术成果，就是1977年《边缘》杂志“妇女口述历史专题”，该专题主要集中分析了妇女口述史学家参与具体计划的实际经验，不过并没有深入探讨妇女口述历史的理论问题。[35]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妇女口述历史计划继续发展，根据1983年《边缘》杂志“妇女口述历史专题II”统计，全美共有27个州开展了大约50多个集体性妇女口述历史计划。[36]除了这些集体性计划搜集的大量口述历史收藏之外，这一时期也出版了一些以妇女口述历史为基础的著作，颇受学界关注。[37]
相对于其他新社会史家来说，美国劳工史学家较早地意识到了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38]1959年至1963年间，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劳工与工业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r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的杰克·史基尔（Jack W. Skeels）开展了一项口述历史计划，围绕美国联合汽车工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的创建与早期历史采访了54位工会人员。[39]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新劳工史的兴起，口述历史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它不仅超越工会制度史的局限而扩展了研究视野，而且挖掘了一段从前被忽视的有组织的劳工本身内部的争斗历史。通过让工人积极致力于撰写他们自己的历史，口述历史提供了一种与工人阶级社群建立新型关系和赋权于工人阶级的手段。[40]在20世纪70年代，劳工口述历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以爱丽丝·林德（Alice Lynd）和斯陶顿·林德（Staughton Lynd）、彼得·弗里兰德（Peter Friedlander）以及塔玛拉·哈利文（Tamara Hareven）和伦道夫·兰格巴赫（Randolph Langenbach）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这些研究不仅充分体现了口述历史在劳工史应用中的巨大潜能，而且日益具有理论与方法论意识。[41]
除上述新社会史领域之外，口述历史在社区史、地方史、家庭史、儿童史、性史、移民史和战争史等传统与新兴领域都显示了它巨大的吸引力，[42]这种跨学科应用在1984年出版的《口述史学：跨学科文集》中已经初现端倪。[43]在这个阶段，美国口述史学的“新社会史转变”不仅为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保存了丰富的原始资料，而且口述历史所具有的民主动力（democractic impulses）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美国历史基于精英白人男性的传统书写模式。[44]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所说：“通过从底层引入新的证据、转变研究焦点和开辟新的探究领域、挑战历史学家的假设和公断以及重新认识那些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简单而言，口述历史让历史变得更加民主了。”[45]
最能体现美国口述史学的这种民主性特征的研究是美国著名作家、电台主持人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的一系列口述历史作品，他被尊称为普通美国民众心声的记录者。20世纪60年代末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骚乱遍及全美。“美国到底怎么了”、“美国还能叱咤风云吗”、“美国人的梦怎么了”等一系列问题脱颖而出，带着这些问题，特克尔走上街头，深入社会记录美国人的心声，采访对象有美国小姐、影星、歌手、政界与媒体人士、老板、工人、学生、教师、黑人、教徒、移民等美国各界三教九流人物。他利用这些丰富的原始资料共完成了四部口述历史著作：《狄维逊街》、《艰难时代：经济大危机口述历史》、《工作》和《美国梦寻》。[46]这些著作都属于当时的畅销书，至今仍有众多读者，也因为他所开创的这一新颖的“口述实录体”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他赢得了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47]
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的十几年间，美国口述史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运动。从研究组织与机构发展来看，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不断壮大，不仅会员人数激增，而且开始出版《口述历史协会通讯》（OHA Newsletter，1967）和官方刊物《口述历史评论》（1973），成为加强同行交流的学术平台，地方性口述历史组织与研究机构也不断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末，相关的组织与研究机构达到500多个。从研究成果来说，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口述历史的论文和著作数量也大幅上升，更重要的是开始出现有关口述史学理论思考与实践指南的专著。同时，口述史学的发展也影响着正规的教学活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它逐渐成为美国历史和相关学科的重要教学方法。[48]
三、口述史学的“记忆转向”与“主体性意识觉醒”
综观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趋势，不管是“档案实践模式”还是“新社会史转向”都着重强调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前者为精英人物撰写口述自传提供补充证据，而后者为恢复边缘和弱势群体的“隐藏历史”提供了全新资料。在这些实践中，口述历史的产生过程被认为并不复杂，作为口述史学家的访谈者从客观和中立的态度出发来记录受访者关于过去经历的记忆，而为了回应来自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和传统文献历史学家的激烈批评，早期实践者试图通过倡导一种访谈的科学模式来宣称口述历史的真实性。[49]正如美国著名口述史学家罗纳德·格里（Ronald J. Grele）所说：“因为对于追求‘客观’历史的需要，以及对于历史的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观点，档案倾向（archival impulse）一直主导着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因而很少有空间讨论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间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或访谈本身的性质。”[50]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些更具理论导向的口述史学家呼吁重新思考口述历史的实践与解释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新问题脱颖而出，其中两个备受关注：（1）如何理解作为口述历史来源的记忆的真实性与主观性问题？（2）作为共享口述历史著作权的访谈者与受访者，他们各自的主体性意识以及相互关系如何影响口述历史的创作过程？在这里，笔者姑且将美国口述史学的这种发展趋势称为“记忆转向”与“主体性意识觉醒”。在这种趋势主导下，口述史学在美国的发展呈现显著的跨学科性，一方面，口述史学的研究与诠释视角因人类学、人种学、叙事学、文本理论、交际理论、记忆研究和文化研究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影响而不断改变与革新，另一方面，它也引起了其他学科的广泛关注，在推动跨学科应用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口述历史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而回忆是难以确保准确的，既包含着事实，也可能包含着想象。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部分历史学家就将矛头指向记忆的“不可靠性”他们认为提供口述证词的受访者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无论他的记忆如何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访谈者与受访者的个人偏见、怀旧情绪、童年的不幸遭遇、对亲人的感情以及健康的妨碍都导致记忆被不同程度地扭曲。[51]其中以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Patrick O’ Farrell）的观点最为尖锐，他对口述历史有一段讽刺性的论述：“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事后虚饰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52]为回应这些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抨击，早期口述历史实践者予以坚决反驳，并发展了一套评估口述历史记忆真实性的指南。从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角度，他们展示了应如何处理记忆的偏见与不可靠；从社会学的角度，他们采取了抽样的方法以确保访谈对象的代表性；而且，他们也从文献历史学家那里吸收了检验原始资料可靠性的原则与方法，并强调文献资料也是有选择性和偏见的。[53]
不过，在当时也有少数学者例外，他们比较早地提出应该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口述历史中的记忆问题。美国著名口述史学家迈克尔·弗里斯科（Michael Frisch）于1972年在关于斯塔兹·特克尔的《艰难时代》的书评中指出：“记忆问题，不管是个人的和历史的，还是个体的和代际的，它应该成为焦点。记忆是口述历史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方法……在经历成为记忆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呢？在经历成为历史的过程又发生了什么呢？当一个具有强烈的集体经历的时代成为过去时，记忆与历史概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对于思考文化和个性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相互作用都是非常基本的，可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却是特别适合或者唯一只能通过口述历史才能洞悉。”[54]
在弗里斯科和格里等一些倡导对口述史学进行深层次理论研究的学者的推动下，[55]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口述史学界开始逐步形成共识，即对于历史解释和重建来说，“记忆的不可靠性”可能是一种财富，而不是一个问题。[56]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意大利口述史学家阿利桑乔·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在1979年发表的文章——《什么令口述历史与众不同》一文中，他就挑战了对于记忆的可靠性问题的质疑，进而提出口述特性、叙事形式、主体性和记忆的“与众不同的可信性”等口述历史的特质以及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应当被视为口述历史的优势，而不是缺点。对于记忆问题，他强调指出：“真正重要的是，记忆不是事实的一个消极的储藏室，而是一个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口述资料的特殊价值更多的不在于它们保存历史的作用，而在于记忆所能产生的显著变化。”[57]
此后，以路易莎·帕萨里尼（Luisa Passerini）、约翰·博德纳（John Bodnar）、弗里斯科、格里、波特利和阿利斯泰尔·汤姆森（Alistair Thomson）为代表的口述史学家在他们的具体个案研究中都强调口述历史对于理解具体环境中的社会记忆的观点有巨大贡献。[58]他们认为，记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的经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它远远不是一种消极的容器或储藏系统，而是一种积极的塑造力量——它是动态的，它试图象征性地遗忘的东西同它所回忆的东西是同样重要的。[59]如此，当代口述史学家都认为口述历史不仅要尽量客观地描述历史，而且更要发挥记忆的主观性特质，即从历史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口中得出对过去更深层次的认识，那就是在历史的背后：人们是怎么想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的？人们想从他们的过去经历中得到些什么？人们又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世界。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诠释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言。
进入21世纪，口述史学界对于记忆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在多本有关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读本和指南的权威著作中，都将口述历史中的记忆问题作为专题探讨，[60]甚至出现直接以“口述历史与公共记忆”为题的专著。[61]显然，在整个史学界“记忆转向”的大背景下，记忆问题在口述史学研究中的复兴与变革显得更具意义。正如王晴佳先生所言：“口述史研究为史家从事记忆研究提供了前提。如果史家仍然像19世纪的兰克那样，坚持认为史学研究必须基于‘硬邦邦’的一手史料（最好是政府档案），那么口述史就无从兴起，当今的记忆研究也无法进入史学的殿堂。”[62]
其实，口述史学的“记忆转向”所引发的对于记忆主观性的认可，某种程度上也是参与口述历史创作过程的受访者的主体性意识觉醒的充分体现。正是如此，有些口述史学家不喜欢“受访者”这种提法，他们认为“受访者”有消极的意味，而主张使用一些更加主动的术语，比如“信息提供者”（informant）、“口述作者”（oral author）或“叙述者”（narrator）。[63]
而另一方面，伴随着“记忆转向”的同时，口述历史学家也开始质疑访谈者所扮演的中立和客观的角色。在早期，一些美国口述史学家认为有些研究者为了出版或者其他既得利益，势必会过多地渗透个人的主观偏见，因而他们主张在访谈中，访谈者应该处于“中立的”地位。内文斯就认为，访问者应该中立、客观地收集他人的回忆。这种观点太极端，以至于早期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抄本中完全没有提问，许多自称采用口述史的书都将访谈者的提问删除了。[64]可是，口述史访谈的实践证明，受访者如果没有访谈者的适当引导可能会脱离整个访谈的主题，这样记录的口述历史可能仅仅是受访者的一部零散的叙述史，甚至可能是一场唠叨而已。因而，很多口述史学家便极力主张口述史访谈是双方共同的合作关系，双方都肩负着主动权。弗里斯科（Michael Frisch）在他的专著《共享权威》一书中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观点，即口述史访谈双方都对这一创作过程负责，共享权威。[65]这种对于访谈者主体性作用的强调，也充分反映在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对于口述历史的定义中。他认为：“口述历史访谈通常是指一位准备充分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的形式记录下彼此之间的交流。口述历史不包括随意的录音……或者其他不是经由访谈者与受访者对话而来的声音记录。”[66]因此，经过访谈者的提问，当受访者再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在访谈者的首次诠释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叙述。而获得的口述历史访谈再经过访谈者的整理、编辑与诠释之后，其中更加可能渗透了访谈者的主观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
当然，对于作为访谈者与研究者的口述史学家的主体性意识的强调并不意味着盲目予以肯定，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随着来自女性主义理论家、后现代人类学家和定性社会学家对于研究者客观性的实证主义观念的不断抨击，口述史学家开始反思他们自己的性别、阶级、种族、民族与宗教等一系列身份和文化差异如何影响口述历史的创作过程以及对于它的解释分析。美国口述史学家雷海倡导一种相对于我们自己的主体性的客观关系，并且提出一些相当实用的问题来帮助口述史学家发展一种能够改善访谈和它们的解释的反思性警觉。这些问题包括：（1）我如何看待叙述者？（2）渗透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是什么？（3）我自己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访谈过程？在这个过程之外，我认同什么群体？（4）为什么我首先做这个计划？（5）在选择主题和问题时，我还可能采取其他什么方法？而我为什么又没有选择呢？（6）是不是存在其他可能性？为什么我拒绝它们？（7）当我从事这项研究时，对我造成什么影响？而我的反应又如何渗透到研究中？[67]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口述史学的上述发展趋势也引起了口述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深刻变革，其中跨学科互动是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格里早在1975年就专门探讨了口述史学的跨学科性。[68]当然，现代口述史学从诞生开始就具有其内在的跨学科特征：口述历史访谈需要新闻学的采访技巧，受访者的选择需要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口述资料的转录和编辑需要语言学和文学的表达方式，口述历史的收藏需要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编目和保存知识，口述历史的传播需要掌握现代各种媒体的操作方法，口述历史的著作权和名誉权则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不过，随着上述美国口述史学发展模式的转变，尤其是超越了以原始资料搜集和保存为首要目标的传统模式，而日益将口述历史理解为一种回忆过程、叙述形式、表演行为、交际过程、赋权工具以及解读访谈者与受访者主体性及其互动关系的独特文本。正是如此，口述史学家开始在对口述历史的解释与分析中利用一些跨学科理论与方法，比如记忆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人种学、叙事学、文本理论、交际理论、语言学和心理分析，等等。
当然，口述史学也引起其他学科的广泛关注，并在推动跨学科应用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综观当代美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它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图书馆学、档案学、文学、新闻学、影视学、建筑学、妇女研究、文化研究、移民研究、灾难研究以及医学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在这些跨学科应用中，口述史学不仅被用来搜集和保存相关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同时也直接影响到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和视角。
举例而言，在医学领域，已经有众多学者将口述历史用于临床治疗，希望通过口述历史为那些老年失忆或心理疾病的患者提供医学治疗，甚至逐渐发展成一门新兴学科——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69]在妇女、农民、土著以及同性恋等弱势群体研究中，口述历史不仅被用来挖掘他们的沉默声音，同时也逐渐成为他们要求获得社会认可和提高政治经济权利的极其重要的赋权（empowerment）工具，其政治性日益突显。而在灾难研究领域，近年来，口述历史不断成为记录、理解与反思灾难事件与灾难记忆的重要手段。正是如此，1999年中国台湾9·21大地震、2001年美国9·11事件和2008年中国汶川5·12大地震等重大灾难之后，相关部门都开展了大规模的口述历史计划。而且，灾难口述历史研究也受到学术界的积极关注，最近几年，《美国历史杂志》和《口述历史评论》等美国主流史学杂志都频繁刊登相关研究成果，而讨论焦点大都集中于灾难（创伤）记忆，甚至思考口述历史对于治疗创伤记忆的医疗价值。
四、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史学
在很大程度上，口述史学的发展得益于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录音机、转录器、摄影机和计算机的出现与应用都是至关重要的。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电子邮件、网络摄影机和博客等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化信息革命给口述史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口述历史评论》组织了一场有关新世纪口述史学发展趋势的圆桌讨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数字化技术对于口述史学发展的影响。[70]简而言之，这些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口述史学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国际交流。而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化革命正在改变着我们记录、保存、编目、解释、分享与呈现口述历史的方式与内容，这些都将严重挑战以书写抄本为基础的口述历史的传统模式。[71]
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电话、电报、汽车和飞机等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逐步取代传统的信件来往而使得将来历史学家缺乏相应的原始资料，内文斯甚至直言口述史学产生于现代发明与技术。正是如此，他大胆提出，随着手写文件（holographic documents）的进一步衰退，口述历史在弥补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方面将大有可为。[72]
而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革新则大大促进了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仅以口述历史记录手段来说，在过去60多年间就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从最初的蜡盘滚筒发展到钢丝录音机、盘式录音机、盒式磁带录音机、盒式录像机、数码录音机、数码摄像机和网络摄像机（webcam）等新式设备。[73]而且，每一代新的设备都会变得更加轻便、容易操作和经济实惠，使得更多的实践者进入口述史学这一领域。其实，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口述史学的爆炸式发展一定程度上是源于这些记录设备的普及性应用。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口述历史不仅能够保存传统的文字资料，而且能够提供更为生动和鲜活的音频与视频资料，使它真正成为“声音和影像的历史”。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学家也开始通过网络摄像机和远程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等手段进行跨越地理障碍的“跨空间访谈”，这让那些图经费问题而不能实现真正面对面访谈的口述历史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另外，转录器、文字处理机和计算机的出现与普及也极大地减轻了口述历史过程中遇到的转录、编辑、编目和索引等诸多费时耗力的工作负担。正因如此，一些美国口述历史研究机构也专门提供录音、录影资料转录和整理的有偿服务，其中以康涅狄格大学口述历史办公室（Oral History Office，University of Connectivut）最具特色和声誉。
对美国口述史学产生更加深刻影响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它极大地改善了口述历史收藏的利用率，使得口述历史的文本、声音与影像记录的全球性传播成为可能。在美国，从政府机构到民间组织和个人、从学校到图书馆、从地方历史学会到社区中心，一大批口述历史计划开始将它们的口述历史访谈目录、摘要或全文抄本都传到网络上，甚至有些计划还将录音和录影资料全部上传，并提供免费下载和打印服务。[74]在口述历史收藏网络在线化方面，最具野心与商业考虑的是美国亚历山大出版社（Alexander Street Press）开发的《口述历史在线》（Oral History Online）数据库，它提供全球主要英文口述历史收藏的文本、音频和视频的阅读、下载与延伸链接服务。该数据库目前收录的文本资料达到28万页左右、音频和视频文件以及文献记录也分别达到4000多份和2万余条，而且通过定期（每季）更新以实现逐年增加。其目标是对网络上可以获得的大部分英文口述历史进行深度索引，并为所有的口述历史收藏提供文献记录。[75]
里奇就将口述历史收藏的网络化视为口述史学民主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口述历史利用率的增加也让口述史学增添了许多新的读者与观众。以前档案工作者总是抱怨他们收藏的口述历史无人问津或很少被利用，而现在则要担心在线化服务使他们失去了对于口述历史收藏的管理权，造成资源的滥用以及对于受访者隐私的侵犯。正是如此，一些计划为口述历史收藏的在线使用设定了诸多权限，以免非法复制和传播，甚至需要通过重新修订法律授权书以征得受访者的同意。[76]
另一方面，电子邮件、博客、播客和微博等互联网服务则促进了美国口述史学研究的国内外交流。目前，很多国际性、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口述历史组织都设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并在网上及时发布和更新有关口述史学的各种消息，甚至提供在线培训服务。因此，互联网超越了地理空间的界限而将全世界的口述史学家联系起来，他们相互交流和分享信息，紧随当代口述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在这方面作出最大贡献的是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于1995年创办的“口述历史论坛”（H-Oralhist），它通过电子邮件向任何在论坛登记的用户提供交流平台。登记用户可以向论坛发表有关他们的口述历史计划的信息和研究成果，同时也可以提出任何相关的问题以及获得有关这些问题的各种答复。[77]
对于数字化技术给口述史学发展所带来的直接好处与潜在希望，大部分口述史学家都兴奋不已。正如汤姆森所说：“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变我们作为口述史学家的工作的许多面向，包括人们回忆与叙述他们生活的方式，而且随着时间的变迁，它们将改变我们思考记忆与个人叙述、讲述与搜集生活故事、共享记忆与创作历史的方式……口述史学的将来以及口述史学家的角色从来都没有如此兴奋，或者如此不确定。”[78]但是，也有学者质疑是不是存在一种由技术定义的口述史学模式。格里认为：“恐怕不是技术定义我们的实践，而是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如果我们的确正在进入一种新的转变，那它也应该是一个由全球化问题所定义的转变……数字化世界开始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但是真正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中的人的问题。”[79]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史学并不是美国口述史学发展的独特趋势，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数字化已经超越了地理与空间的界限，因此它也是当代国际口述史学发展的主流特征。
上述便是对当代美国口述史学主流趋势的概括性分析，这四种主流趋势形成与发展时间互有先后，但也相互重叠，共同构成了当代美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多元图景。作为战后兴起的为数不多的兼具学术研究意义、社会激进议程与公共历史价值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在过去的60多年间，美国口述史学尽管遭遇到来自各方的挑战与质疑，但在几代口述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其发展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美国被学术界公认为是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地，在其影响下，口述史学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巴西、日本、中国、南非、意大利、德国、阿根廷和捷克等地也相继兴起与发展，在整个国际史学界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注释：
[1]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Nashvill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1984, Preface, p. xiii.
[2]Allan Nevins, The Gateway to History, New York: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38, p. iv.
[3]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1964, pp. 9-10.
[4]Dean Albertson, “History in the Deep-Freeze: The Story of Columbia’s Oral History Project,” Columbia Library Columns, Vol. 2, No. 2, 1953, pp. 2-3; Louis Starr, “Oral History,” in Allen Kent, Harold Lancour and Jay E. Daily, eds.,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77, p. 445.
[5]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1960, 1964.
[6]Louis Starr, “Oral History,” in Allen Kent, Harold Lancour and Jay E. Daily, eds.,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77, p. 446.
[7]杨祥银：《美国总统图书馆的口述历史收藏》，《图书馆杂志》2000年第8期。目前各个总统图书馆收集的口述历史访谈都已经公布在各自的官方网站上，读者可以上网查询。
[8]Gary L. Shumway, Or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Directory, New York: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71, p. 3.
[9]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1964, p. 10.
[10]Louis Starr, “Oral History, ” in Allen Kent, Harold Lancour and Jay E. Daily, eds.,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77, p. 440.
[11]Elizabeth I. Dixon, “Definitions of Oral History,” in Elizabeth I. Dixon and James V. Mink, eds., Oral History at Arrowhead: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lloquium on Oral History, Los Angel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67, p. 5-6.
[12]Lynn A. Bonfield and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Conversation with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Use of Oral History,” American Archivist, Vol. 43, No. 4, 1980, p. 466.
[13]Ronald J. Grele, “Directions for Or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6, pp. 65-66.
[14]Elizabeth I. Dixon, “Definitions of Oral History,” in Elizabeth I. Dixon and James V. Mink, eds., Oral History at Arrowhead: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lloquium on Oral History, Los Angel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67, p. 5.
[15]Vaughn D. Bornet, “Oral History Can Be Worthwhile,” American Archivist, Vol. 18, No. 3, 1955, pp. 241-254; Helen M. White, “Thoughts on Oral History,” American Archivist, Vol. 20, No. 1, 1957, pp. 19-30; Corinne Lathrop Gilb, “Tape-Recorded Interviewing: Some Thoughts from California,” American Archivist, Vol. 20, No. 4, 1957, pp. 335-344; Charles T. Morrissey, “Truman and the Presidency: Records and Oral Recollections,” American Archivist, Vol. 28, No. 1, 1965, pp. 53-61; Donald Swain, “Problems for Practitioners of Oral History, ” American Archivist, Vol. 28, No. 1, 1965, pp. 63-69; Saul Benison, “Reflections on Oral History,” American Archivist, Vol. 28, No. 1, 1965, pp. 71-77; Gould Colman, “Oral History-An Appeal for More Systematic Procedures,” American Archivist, Vol. 28, No. 1, 1965, pp. 79-83.
[16]Louis Starr, “Oral History,” in Allen Kent, Harold Lancour and Jay E. Daily , eds.,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77, p. 443.
[17]Elizabeth I. Dixon, “Definitions of Oral History,” in Elizabeth I. Dixon and James V. Mink, eds., Oral History at Arrowhead: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lloquium on Oral History, Los Angel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67, p. 40.
[18]Louis Starr, “Oral History,” in Allen Kent, Harold Lancour and Jay E. Daily , eds.,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77, p. 444.
[19]Elizabeth I. Dixon and James V. Mink, Oral History at Arrowhead: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lloquium on Oral History, Los Angel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67.
[20]Louis Starr, The Second National Colloquium on Oral History, New York: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68.
[21]Elizabeth I. Dixon, “Definitions of Oral History,” in Elizabeth I. Dixon and James V. Mink, eds., Oral History at Arrowhead: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lloquium on Oral History, Los Angel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67, p. 14.
[22]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Nashvill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1984, Preface, p. xiii.
[23]Alistair Thomson, “Fifty Years 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5, No. 2, 1998, p. 584.
[24]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Preface, p. xiii.
[25]Bernard L. Fontana, “American Indian Oral History: An Anthropologist’s Not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8, No. 3, 1969, pp. 366-370.
[26]Dianna Repp, “The Dorid Duke American Indian Oral History Program: Gathering the ‘Raw Material of History’ ” Journal of the Southwest, Vol. 47, No. 1, 2005, pp. 11-28; Kathryn L. Jasper, “The Doris Duke Program in Scope and Sequence,” Journal of the Southwest, Vol. 47, No. 1（2005）, pp. 153-164.
[27]Joseph H. Cash and Herbert T. Hoover, To Be an Indian: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28]Benjamin Quarles, Black Mosaic: Essays in Afro-Americ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p. 190.
[29]Malcolm X and Alex Haley, 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30]Alex Haley, “Balck History, Oral History and Genealogy,” Oral History Review, Vol. 1, 1973, pp. 1-25.
[31]Vincent J. Browne, “Oral History and the Civil Rights Documentation Project,” in Peter D. Olch and Forrest C. Pogue, eds., Selections from the Fifth and Sixth National Colloquia on Oral History, New York: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72, pp. 90-95; Benjamin Quarles, Black Mosaic: Essays in Afro-Americ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p. 190.
[32]Alphine W. Jefferson, “Echoes from the South: The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of the Duke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1982,” Oral History Review, Vol. 12, 1984, p. 46.
[33]Kim Lacy Rogers, “Or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Civil Rights Movement,”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5, No. 2, 1988, pp. 567-576.
[34]Sherna Gluck, “What’s So Special about Women? Women’s Oral History,”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Vol. 2, No. 2, 1977, p. 3.
[35]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Vol. 2, No. 2（Women’s Oral History）, 1977.
[36]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Vol. 7, No. 1（Women’s Oral History Two）, 1983.
[37]Sherna Berger Gluck, From Parlor to Prison: Five American Suffragists Talk About Their Lives,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1976; Robert Coles and Jane Hallowell Coles, Women of Crisis: Lives of Struggle and Hope,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78.
[38]在早期的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收藏中就有一部分涉及劳工口述历史，具体内容请参阅，D. F. Shaughnessy, “Labor in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Labor History, Vol. 1, 1960, pp. 177-195.
[39]Jack W. Skeels, “Oral History Proj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Unionism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Labor History, Vol. 5, 1964, pp. 209-212.
[40]Rick Halpern, “Oral History and Labor History: A Historiographic Assessment after Twenty-Five Year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5, No. 2, 1998, p. 596; Peter Winn, “Oral History and the Factory Study: New Approaches to Labor History,”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14, No. 2, 1979, pp. 130-140.
[41]Alice Lynd and Staughton Lynd, Rank and file: Personal Histories by Working-Class Organizer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Peter Friedlander, The Emergence of a UAW Local, 1936-1939: A Study in Class and Cultur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5; Tamara Hareven and Randolph Langenbach, Amoskeag: Life and Work in an American Factory-Ci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42]关于这些应用可以参阅有关口述历史计划与研究成果的目录汇编：Gary L. Shumway, Oral History in the UnitedStates: A Directory, New York: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71; Manfred J. Waserman, Bibliographyon Oral History, New York: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71 and 1975; Patsy A. Cook, Directory of Oral History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Sanford: Microfilming Corporation of America, 1982; Allen Smith, Directory of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New York: Oryx Press, 1988;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90-303.
[43]尽管该书出版于1984年，不过其中的文章大部分都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
[44]Rebecca Sharpless, “The History of Oral History,” in Thomas L. Charlton, Lois E. Myers and Rebecca Sharpless, eds. Handbook of Oral History,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2006, pp. 23-24.
[45]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8-9.
[46]Studs Terkel, Division Street: Americ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7; Studs Terkel, Har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Studs Terkel, Working: People Talk About What They Do All Day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What They Do,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4; Studs Terkel, American Dreams, Lost and Found,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47]有关特克尔的个人资料以及他记录的口述历史资料，可以访问其官方网站：http://www.studsterkel.org。
[48]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60-261页。
[49]Alistair Thomson, “Fifty Years 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5, No. 2, 1998, pp. 581-582.
[50]Ronald J. Grele, “Directions for Or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6, p. 67.
[51]William Cutler III, “Accuracy in Oral History Interviewing,” Historical Methods Newsletter, Vol. 3, No. 3, 1970, pp. 1-7; Barbara Tuchman, “Distinguishing the Significant from the Insignificant,” Radcliffe Quarterly, No. 56, 1972, pp. 9-10; Alice Hoffma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Oral History,” Today’s Speech, Vol. 22, No. 1, 1974, pp. 23-27; William Moss, “Oral History: An Appreciation,” American Archivist, Vol. 40, No. 4, 1977, pp. 429-439.
[52]Patrick O’ Farrell, “Oral History: Facts and Fiction,” Quadrant, Vol 23. No. 148, 1979, pp. 4-8.
[53]Alistair Thomson, “Fifty Years 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5, No. 2, 1998, p. 585.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以下两本著作：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Barbara Allen and Lynwood Montell, From Memory to History: Using Oral Sources in Local Historical Research, Nashvill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1981.
[54]Michael Frisch, “Oral History and Hard Tims: A Review Essay,” Oral History Review , Vol. 7, 1979, p. 75.该文最先发表于Red Buffalo: A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Vol. 1, No. 2-3, 1972, pp. 217-231.
[55]Ronald J. Gvele, Envelopes of Sound: Six Practitioners Discuss the Method,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and Oral Testimony, Chicago: Precedent, 1975.
[56]Alistair Thomson, “Fifty Years 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5, No. 2, 1998, p. 585.
[57]Alessandro Portelli, 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 and Other Stories: Form and Meaning of Oral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52.
[58]Luisa Passerini, Fascism in Popular Memory: The Cultural Experience of the Turin Working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John Bodnar, “Power and Memory in Oral History: Workers and Managers at Studebaker,”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5, No. 4, 1989, pp. 1201-1221; Michael Frisch, A Shared Authority: 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and Public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Ronald J. Grele, Envelopes of Sound: The Art of Oral History, Chicago: Precedent, 1991; Alessandro Portelli, 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 and Other Stories: Form and Meaning of Oral History; Alistair Thomson, Anzac Memories: Living with the Lege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59]Ronald J. Grele, “Oral History as Evidence,” in Thomas L. Charlton, Lois E. Myers and Rebecca Sharpless, eds., Handbook of Oral History,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2006, pp. 82-83.
[60]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second edition, 2006; Thomas L. Charlton, Lois E.Myers and Rebecca Sharpless, Handbook of Oral History,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2006; Donald A. Ritchi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of Oral History, 2010.
[61]Paula Hamilton and Linda Shopes, Oral History and Public Memori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62]王晴佳：《历史学的“记忆转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第3月2日，第3版。
[63]美国口述史学家瓦拉利·雷海（Valerie Yow Raleigh）在其专著中就用“叙述者”一词来代替“受访者”详细内容请参阅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Guid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second edition, 2005.
[64]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
[65]Michael Frisch, A Shared Authority: 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and Public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66]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9.
[67]Alistair Thomson, “Four Paradigm Transformations in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Review, Vol. 34, No. 1, 2007, pp. 61-62; Valerie Yow Raleigh, ” ‘Do I Like Them Too Much?’ Effects of the Oral History Interview on the Interviewer and Vice-Versa,” Oral History Review, Vol. 24, No. 1, 1997, p. 79.
[68]Ronald J. Grele, “A Surmisable Varitety: Oral Hist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American Quarterly, Vol. 27, No. 3, 1975, pp. 275-295.
[69]具体内容请参阅Raymond Harris and Sara Harris, “Therapeutic Uses of Oral History Techniques in Medic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Vol. 12, No. 1, 1980-1981, pp. 27-34; Willa Baum, “Therapeutic Value of Or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Vol. 12, No. 1, 1980-1981, pp. 49-52; Mary Marshall Clark, “Holocaust Video Testimony, Oral History and Narrative Medicine: The Struggle AgainstIndifference,”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Vol. 24, No. 2, 2005, pp. 266-282。
[70]Sherna Berger Gluck, Donald A. Ritchie and Bret Eynon, “Reflections on Oral History in the New Millennium: Roundtable Comments,” Oral History Review, Vol. 26, No. 2, 1999, pp. 1-27.
[71]在《从事口述史学》于1995年出版之后，时隔多年，唐纳德·里奇认为必须修订再版（2001年他在与笔者的电子邮件交流中就明确提到这一点），因为数字化革命已经对口述史学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在2003年再版中作者对于数字化技术发展的格外关注清晰可见。
[72]Allan Nevins, “Oral History: How and Why It Was Born,” Wilson Library Bulletin, Vol. 40, 1966, p. 600.
[73]Donald A. Ritchi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of Oral History, 2010, pp. 6-11.
[74]Mary A. Larson, “Potential, Potential, Potential: The Marriage of Oral History and the World Wide Web,”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8, No. 2, 2001, pp. 596-603; Michael Frisch, “Oral History and the Digital Revolution: Toward a Post-Documentary Sensibility,” in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 eds.,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02-114.
[75]有关该数据库的详细内容请访问网站：http://alexanderstreet.corn/products/orhi.htm。
[76]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80-83.
[77]论坛地址：http://www.h-net.org/~oralhist/。笔者在1999年从事口述史学研究时就是通过这个论坛与世界各地的百余位口述史学家建立了学术联系，笔者十多年前的提问以及来自其他学者的答复至今都可以在论坛找到。
[78]Alistair Thomson, “Four Paradigm Transformations in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Review, Vol. 34, No. 1, 2007, p. 70.
[79]Ronald J. Grele, “Commentary on Alistair Thomson’s Essay, ‘Four Paradigms Transformations in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Review, Vol. 34, No. 2, 2007, p. 123.
原刊《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1年2期，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