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的土地关系和赋役——《中国土地制度史讲稿》第六章

第二十六节　两宋的自耕农和佃客

　　以上两节的主旨，是谈东方（亚细亚）特征的衰退和中国封建社会由其前期向其自身后期的转化。底下，既然国有土地已大量地私有土地化了，我们所要分析的，就只剩下大土地私有制和小土地私有制这两种的交错，前者的体现者是大地主，后者的体现者是自耕农。前文谈过，西汉的自耕农和北宋的自耕农在中国历史上曾各有一度的鼎盛时期。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北宋的自耕农（包括小地主与半自耕农，也叫“下户”），先看它的数量。

　　说到数量，自必牵及户口问题。北宋户口，虽然也和历代一样，带有极大的不准确性，但以不准确的数据说，还是比较完备的，特别是拿主户与客户对照列举一点，更有价值。日本史学家加藤繁对此做了很多细致的研究。【1】从其中，也能看出一些问题来。例如“客户”是不是全指“佃户”？不一定。试看加藤繁根据宋朝《元丰九域志》中的统计，“客户”比率最高的地区，有些像是佃户集中的表现，有些不像。如达州（四川达县一带）、涪州（四川涪陵一带）、昌州（四川荣昌、大足一带）、郢州（湖北安陆、锺祥一带）、处州（浙江丽水一带），“客户”所占总户数的比率达80％上下，这足以说明这些地带佃户可能比较集中。可是像丰州（内蒙古托克托一带）、熙州（甘肃狄道一带）、泸州（四川宜宾一带）、南恩州（广东恩平一带），“客户”所占总户数的比率也达70％～90％，这怕是跟边徼地带有相当大的关系，这样多的“客户”就未见得全是农田上的佃户，而更可能是逃亡者和浮民了。但不管怎样，抛开这些边徼地区的例外情况不算，北宋全国各地“客户”在总户数中的比率最大为90％，最小为不及10％，总平均全国“客户”在户数中的比率，始终不超过40％。试看下表：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大体推知北宋客户比率，从而推知自耕农户的比率。试看北宋客户比率总超不过40％，而北宋的大官形势户和一二等“上户”按情理推断，亦不超过10％的比率，那么，我们将可有相当根据地推断，北宋的自耕农和“下户”（其中包括小地主和半自耕农）的比率将为总户数的50％，甚至以上。

　　以上是数量。底下，我们再看自耕农的变化和它的作用。我们说，自耕农、半自耕农和“客户”（佃农）是同命运的劳动者兄弟。虽然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们中间有一点差异，即前者虽然产业很微小，但总算是有产者；而后者则是农村无产者。我们承认，这个差别是客观上存在的。但是，对比起“官户”、“形势户”、一、二、三等户来，他们却是同劳动的阶级兄弟。孙毓棠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在宋代“第一等户是占田在三顷以上以至几十顷、上百顷的人家，是当时的大地主阶层。第二、三等户，是指占田在三顷以下至不满一顷的人家，是当时的中小地主阶层。第一、二、三等户当时习称‘上户’。第四等是占田不过数十亩的自耕农民。第五等大多是占有小块土地而仍然不能自给的半自耕农。因此，上户下户之分具有十分严重的意义。上下户之间的界限，实际是一条地主与农民两个敌对阶级的界限”。【2】

　　根据史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个划分是确切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同是社会生产之最积极的承担者，又是国家二税和杂徭逃避不掉的承担者，他们出力最大，受亏最深，所以在阶级斗争中也是互为可靠的同盟者。假如“下户”户数按全户数40％～50％计算，客户按30％～40％计算，那么这个庞大的劳动人民的同盟将占全户的70％～80％以上了。

　　自然，这两个兄弟阶层中间，随时也有转化，也有升降。自耕农破产沦为客户者史料中处处均有反映，不必举例。客户上升者，如南宋胡宏信札中所谈农村中五种人中的第五种“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3】，就是很鲜明的例证；他如《杨么事迹》中记杨么等“本是税户”，也很可能是这同类的新升上去的小自耕农。但应该说，就总的倾向说，升上来的少而破产下去的多，这是就史料总貌中归纳而来，很难个别举例。所以，统两宋来看，应该说是自耕农的数量渐减，而客户的数量渐增。可是在这一点上，中外学者，曾有与此不同的结论。日本加藤繁曾根据南宋的某些州县志书，以明州（宁波）、江宁（南京）为例，说“客户有显著的减少”。【4】陈乐素先生也说过，宋朝的客户“有逐渐减少的趋向”。【5】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是有根据的，但所根据的，怕只是个别州县的志书和不全的统计。假如碰到这些州县在政治情况和生产情况方面是稳定的，那么减少也有可能。但主流应如张维华先生所说，他“认为这只能是封建地主隐蔽户口所造成的结果”，【6】本书作者个人是更相信后边这句话的。因为南宋越到亡国前夜，沦为佃户的人数就越多，仅就《元史》所反映的来说，其帝纪就记载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7】“江南诸寺，佃户五十余万，本皆编民”【8】，这是蒙古贵族眼睛所看见的事实，不容否认。

　　以上，从总体上看了一下自耕农和佃户的数量和他们身上所承担的作用。关于他们受地主阶级及其政治的代表——宋朝政府的经济榨取，将在下一节予以论列。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身上所压的超经济的人身隶属性。

　　关于这个问题，记得60年代，由于胡如雷同志的一篇论文，【9】引起过一大片论争。事隔十余年，我们回想起来，不禁记起一段故事，故事说，树上悬着一只一面金一面银的盾牌，两个武士为争辩而斗殴受伤了。我这样说，绝不想（也不敢）对争论双方有任何的嘲讽，也不是要将辩论结果导向一种折衷主义的或取消主义的结论。不是这样。我是说，单就某些具体论证的材料来说，确实是各有各的道理。

　　譬如说，为论证两宋农业劳动人民身上的隶属性依然很重，至少有下列这些现成的论据。其一，北宋的苏洵（老泉）在他的文集中记载说，地主对客户“鞭笞驱役，视以奴仆”。【10】其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载说，宋朝法律对主户殴打佃客致死这类案情的处理，逐渐放宽，初不减等，后减一等配邻州，后又减一等配本州，【11】足见地主殴死佃户是可以不死或减罪的。其三，《元典章》中记载着“亡宋以前，主户生杀，视佃户不如草芥”，【12】又说“主户典卖佃户，与买卖駈口无异。”【13】

　　与以上情况相类似的是，为了论证两宋农业劳动人民身上的隶属性已经有所减轻，也有现成的论据。其一，《宋会要》中记载北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257）的一道诏书，说“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以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人抑勒，不放起移”。以上是介绍诏书以前情况，诏书宣称“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概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14】这里通过国家法令，保障客户不受“抑勒”，客户去留可以和地主协商，如地主不讲理，客户可以控告。这自然是国家与私家争夺剥削对象的反映，但不论如何，客户权利有所伸展，也是事实。其二是南宋的胡宏在一封信中提到“荆、襄之间，有主户不知爱养客户，客户力微，无可赴诉者，往年鄂守庄公绰言于朝，请买卖土田不得载客户于契书，听其自便。朝廷颁行其说”。【15】其三是《宋史·食货志》中记载说，南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夔州路转运判官范荪言，本路施、黔等州荒远，绵亘山谷，地旷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富豪之家，诱客户举室迁去。乞将皇祐官庄客户逃移之法校定：凡为客户者，许役其身，勿及其家属；凡典卖田宅，听其离业，勿就租以充客户；凡贷钱止凭文约交还，勿抑勒以为地客；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庶使深山穷谷之民，得安生理。”【16】这里反映出，在荒远地区，地主给佃户及其家属身上横加种种强制，地方官吏认为南宋孝宗淳熙年间的有关法令太重，不如北宋仁宗皇祐年间的法令轻重适中，可以经久，所以报请批准施行。从以上三条具体令看，也不能不说佃户身上的隶属性有所减轻。

　　那么，依然很重的证据也有，有所减轻的证据也有，假如我们不企图导致折衷主义或取消主义结论的话，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争论，一定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即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间的矛盾，在具体史料从辩论双方都具备的物质基础上，从总体上来观察问题，排除一些地区或时间方面的局部限制，获致一些可以信赖的结论，留待以后的订正。那么，从整体上来观察问题，我们以为，两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已自前期向其自身后期转进，东方（亚细亚）特征几乎消退完毕，社会生产力较前大大发展，生产品较前大大增多，交换流通的频率也较前大大增加。在这种前提下，土地买卖的频率，也自必加大。也就是说，土地所有权的转移率，也在增大。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农业劳动者（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和兴趣自必较前大大提高，他们的选择的可能性（选择佃种甲地主的地或乙地主的地，选择务农，或者干手工业，或者经商）也较前扩大了。整个社会，不能不承认这种现实；加以地主与地主间有矛盾，地主与国家间更有矛盾，在矛盾竞争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对劳动者某些“自由”的承认与肯定。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各种不平均性也在起作用，包括地域的不平衡，不同年代间的不平衡，特殊情况之有无的不平衡，都会起作用，使某些地区，某些年代中，已经稍稍松散了一点的隶属性又紧张起来，已经有了某些“自由”的又重新不自由起来。特别在两宋同时及以后，辽、金、元时民族大冲突大融合过程中，农业劳动者的组合又加上部落军事管制的烙印，不自由就必然加大。但是，假如仅仅局限在北、南宋一些经济发达和政治稳定地区来看的话，隶属性有所减退一事，怕还是无可否认的。

注释：

【1】《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卷，页257～322。

【2】孙毓棠：《关于北宋赋役制度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

【3】胡宏：《五峰集》（《四部珍本从书》）卷5《答刘信叔五首》之五。

【4】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卷第294～295页。

【5】陈乐素：《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统计》，《浙江学报》第1卷第2期。

【6】张维华：《试论两宋封建地主经济的几点征象并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山东大学学报》第2卷第2期。

【7】《元史》卷23《武宗纪》（二）。

【8】《元史》卷20《成宗纪》（三）。

【9】见《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

【10】苏洵：《嘉祐集》卷5。

【1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5。

【12】《元典章》卷42。

【13】《元典章》卷57。

【14】《宋会要稿》第121册，《食货》卷1，第24页。

【15】胡宏：《五峰集》（《四部珍本丛书》）卷2。

【16】《宋史》卷173《食货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