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的土地关系和赋役——《中国土地制度史讲稿》第六章

第二十五节　官田的私田化与官租的私租化

　　从五代和北宋开始，中国封建社会无论从现象上或者从实质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触目的，是商业、货币的交换、流通活动，较前是大大改观了。中古城市的厢坊制度，在北宋初被冲垮了，代之的是出现了市、集镇、瓦子等多样的商业贸易场所。绢帛作为交换手段，已经远远不敷应用了，代之的是出现了纸币（宋代叫交子、会子、关子），大量的铜钱和铁钱，连银子的使用量也空前加大。商业的行业，从通俗语言中说的“三十六行”向“三百六十行”前进。人们的必需品——粮食，在商业中的周转率也空前增大了。国家从此也认定了榨取商税是一个好办法，于是过去落后的什么“市籍之税”发展成为“住税”（3％）和“过税”（2％）。北宋太宗至道末（公元997年），天下总收入的商业税（“缗钱”）达22245803贯【1】的高额，拿这个数额与24年前宋真宗天禧末（公元1021年）天下总收入额（不仅商税，连同夏、秋二税也计算在内）150850100贯【2】相比，商业税几乎达总收入的七分之一，这是中古自然经济时期所绝对没有的现象。到南宋濒于亡国前夜的理宗淳祐6年（公元1246年），国家的通货膨胀已到最高点，这年国家钞票的发行量是650000000缗。【3】这些数字不能不说是惊人的，也是非常之说明问题的。这并不像蒙文通先生所说，是些“不精确的语言”，我们也并未被它们所“迷惑”，“以致产生对中世纪商业和都市估计过高的偏向”。【4】恰好相反，它们有力地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开始向其自身的后期转进，而商业、货币等交换、流通行为，在这中间起了很大、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这样说，在理论上也是站得住脚的。导师马克思在他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对商人资本的作用，曾作了充分地表述。他批判了不少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商业会增进价值、商业完全是一种生产行为等谬论，阐明了商人资本只在流通范围内发生机能，而在流通过程中是不会生产出任何价值和剩余价值来的。【5】因此，商人资本的发展，不能促成一个生产方法到另一个生产方法的过渡。【6】这是问题的一面，其另一面是导师马克思也从来不过分低估商业资本的作用。他指出，商业资本能够促进社会的物质代谢，说它虽然不能直接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在帮助流通的限度内，它却能够帮助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7】最终，他有力地指出，“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它（商业资本）曾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8】

　　有人会提问：什么是商业货币流通行为所起的“压倒一切的影响”作用在土地所有制方面的具体表现呢？我们回答说，那就是：官田的私田化和官租的私租化。大家试来追想：在东方（亚细亚）特征起作用的时期里，问题是沿着与此恰好倒置的倾向发展的，即私田的官田化和私租的官租化。也就是说，在那段时期里，国家兼有地主的身份，私田也在法令上作为“永业”而以国家的名义授与，而国家赋税中则兼备着地租的性质。现在，从五代和北宋开始，事情又来了一个倒置，国家把土地更大限度地下放给普通的地主了（我们说，假如秦孝公和商鞅是把土地所有权做了第一次的下放的话），从而地主手里的土地所有权不知不觉就深化了很多。即便封建国家手里还留有一批土地的话，他们也完全按照普通地主的样子来进行经营，执行剥削。以上，就是在我看来，五代、宋及其以后在土地所有制的形式（连带实质）方面所发生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对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具体史料，展开更详尽的阐说。

　　上述的这一倾向，其实从五代就开始了。《五代会要》中保存了两段很重要的材料，兹依次引用并讨论如下：

　　（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公元931年）九月二日敕：凡置营田，比召浮客。若取编户，实紊常规。如有系税之人，宜令却还本县。应三京诸道营田，只耕佃无主荒田及召浮客。此后若敢违越，其官吏及投名税户，当行重断。【9】

　　从这道皇帝的训令中，有两点值得我们留意。第一，官府拿出一些土地（“营田”）来，目的是安插流民佃户（“浮客”）的，但不少中小地主（“税户”）却通过官吏的“后门”来认耕这些土地，企图充当“二地主”从中取利，这是官府要严格禁止的。这种情况，跟《盐铁论》中所反映西汉初许多苑囿园池的召佃情况大体类似，是国家与地主争夺剥削对象的表现。第二，是五代时候，官府不再像屯田和均田时代那样，以国家的名义（甚至夹杂上军事的强制）来经营这些田地，而是以纯乎与私家地主相同的身份来召客佃种，这是上文所说“官田私田化”的具体表现。《五代会要》中的另一段材料是：

　　（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公元952年）正月敕：应诸处户部营田人户租税课利，除京兆府庄宅务、瞻军国榷监人户、两京行从庄外，其余并割属州县。所征租税课利，官中祗营户部营田旧征课额。其户部营田职员，一切停废。

　　一、应有客户元佃系省庄田，桑土舍宇，便令充为永业。自立户名，仍具元佃桑土舍宇、牛具动用实数，经具陈状，县司给予凭由，仍放户下三年差遣。若不愿立户名，许召主卸佃，不得有失元额租课。其车牛动用、屋舍树木，亦各宣赐，官中更不管系。

　　一、诸处营田，户部院及系赐人户所纳租牛课利，其中每头具上率纳苗课，逐年都纳秋夏斛斗二万一千余石，更纳钱、鞋布、秆草等。其租牛缘官中系账，不管死损；岁月既深，转益贫困。所征牛租，起今年后并与除放。所有现在牛犊并赐本户，官中永不系收。【10】

　　这段材料的重要性，较前引一段更显重要。从这中间，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如下的几点。第一，官府在这里并不是行什么“仁政”，它的总目的不过是“不得有失元（原）额租课”，就是保持原剥削额不准减少而已。但是第二，为了不减少剥削额，是将许多“营田”继续抓在官府手里，抑还是下放给基层或者干脆下放给民户呢？在五代和宋的统治者考虑问题时，就跟曹魏和北魏的统治者很不相同了，他们的措施是除去皇家直接榨取利益的“皇庄”一类田庄外，其余一律下放给州县，中央政权只要求“不失原额租课”就行了。更进一步的是，除管理权下放到州县外，土地的所有权（比使用权要深化得多的）给谁呢？五代和宋的统治者比曹魏、北魏的统治者更懂得如何发挥中小自耕农或半自耕农的积极性，它干脆命令将这些田土变为原佃种者的“永业”，将土地、宅田、牛具一齐下放下去，把这些佃户变为自耕农，变为“税户”，以鼓励他们的积极性。但是，一旦变成“税户”，就要承担起夏秋二税以及种种苛捐杂税和徭役的，有的佃户甘愿承担，有的不情愿。所以官府又规定，愿立户名的，免三年杂徭；不愿的，那就另外召人佃种。至于“牛租”问题，那是后梁太祖朱温留下的一项历史“遗产”，试看《资治通鉴》中对此有所说明：

　　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诘。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会阁门使知青州张凝上便宜，请罢营田务，乙丑敕：“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现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是岁，户部增三万余户。民既得为永业，始敢葺屋植木，获地利数倍。【11】

　　经过这一补充，源本就更加明了了。“牛租”本是朱温的一种虐政，牛原是抢夺而来，而今牛死租存，早就该废除了。至于营田的历史，司马光也叙述的很清楚，原是跟汉朝的居延、青海屯田差不多，由国家剥削劳役；后来经受私有制侵蚀，像明永乐间的“军屯”、“民屯”、“商屯”一样，被“高资户”接佃了，情况越来越混乱，对国家害多益少，所以决定下放。通过下放，大大鼓励了小自耕农或半自耕农的积极性，“编户”增出了三万余户，土地生产的利益较前增长了数倍。上述的这段历史，就是我们所说“官田的私田化，官租的私租化”过程中一桩相当典型的事例。

　　底下，我们看宋朝。宋朝是统一国家，情况自比割据小国更为复杂，但历程跟上述五代情况，也差不多。先之以徭役式的军屯，继之以半徭役半租佃，终之以下放，召民佃种，或者干脆出卖，在这种情节下，国家与私人地主确已无大差异。军屯徭役式的，如哲宗元符年间河东路“以厢军及配军营田，又将犯罪合配人拣选少壮堪田作之人，配营田司耕作”。【12】这跟西汉使用刑徒和弛刑士屯田，几乎完全一样。后来，逐渐蜕变成半徭役半租佃，如绍兴初年镇江都统制刘宝所见到的实况，“庄田四十二所，田四百七十五顷八十八亩，官兵五百五十人，客户二百六十五户”，【13】就是这样。这是南宋宋、金战争期间双方拉锯的情况下，在淮南和荆、襄大量出现的情况。在北宋相对稳定的时候，仁宗天圣年间，有人算了襄州和唐州两笔营田务的赔钱账，其数据如下：

　　襄州务：历年所得课利：335906石9斗2升；
　　计钱：92365贯；
　　历年费用：133704贯13文；
　　折本：41342贯46文。

　　唐州务：历年所得课利：64931石4斗6升；
　　计钱：25968贯534文；
　　历年费用：（未载）
　　折本：14368贯114文。【14】

　　这样经营的结果，不仅“利不偿其费”而且“复遣部民舂变，甚有劳扰”，劳扰的具体情况也有记录，如“每岁于属县差借人户牛具，至夏又差耘耨人夫六百人，秋又差刈获人夫千五百人”。【15】真是捉拿私户来务公田，扰民最甚，简直是一种“派种”，或者如宋朝名词所叫“附种”了。所以皇朝干脆下诏：“废襄、唐二州营田务，令召无田产人户请充为永业”了。【16】这是跟五代后周郭威广顺二年诏的性质一模一样，看到官田官营不仅无利可图，并且容易引发反抗，不如顺应封建社会后期私营土地的大流，下放给民户，征收二税，尚较捷便。

　　到南宋，这种倾向，又受当时时势影响，发生过两场奇异的措施，其一是北宋徽宗已开其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大加发展的出卖官田，借战争地带原主逃走，田土一时无主的机会，以国家名义大占田土，大务营田；可是一转手，又在浙江大鬻官田。其二是宋理宗在亡国前夜与大臣贾似道一同“创造发明”的由国家出价向大官户买回限外田土的一部分作为“公田”，出租积粮以充军食的办法。这后一种是一种饮鸩止渴的促进自身死亡的反动措施，在土地所有制方面，作用意义都不是甚大的。前一种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中做了专旨的著录，就此举的动机是“以军典用度不足，故诏”。【17】由各路军区司令亲自抓这件事，“尽鬻诸路官田，命各路宪臣总领措置，”其办法是“现佃人愿买者，听”，“佃及三十年者，减价钱三分之二”；“未卖田，令佃现人添租三分；不愿者勒令商业，召人佃。”【18】

　　拿这段事跟五代后周广顺二年、北宋仁宗天圣四年的两件事例并比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有其同亦有其异。其同在于“官田的私田化”，即把国有土地，通过无论是赏赐或者是买卖，转化到私人手里，成为私有土地。而其间的差异是前两件事例中，统治者尚有闲心余力想从主观上缓和一下社会矛盾（客观上，土地仍由地主包买去了）；而在后一事例中，南宋统治者偏安乞降之际只顾增加军国用度，不惜使用与私人地主相同的“添租铲佃”的恶毒办法，来强迫农民买地，不买就驱逐。到绍兴之末，卖田之风不仅在宋、金拉锯地区推行，连京畿后方也大刮起来，“官户势家，坐占官田，今依估承买”。这种把大批大批国有土地化为私有土地的举措，是在均田制未坏以前所绝对看不到的现象。它显示：中国封建社会已确确实实进入它自身的后期了。

注释：

【1】《宋史》卷179《食货志下》。

【2】同上注。

【3】孙梦观：《雪窗集》卷1。

【4】蒙文通：《宋代的商税和城市》，见《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5】《资本论》第Ⅲ卷，第四篇，第16章（中译本第311页）。

【6】《资本论》第Ⅲ卷，第四篇，第20章（中译本第366页）。

【7】《资本论》第Ⅲ卷，第四篇，第16章（中译本第312页）。

【8】《资本论》第Ⅲ卷，第四篇，第20章（中译本第376页）。

【9】《五代会要》卷15“户部”。

【10】《五代会要》卷15“户部”。

【11】《资治通鉴》卷291。

【12】《宋会要稿》。

【13】《宋会要稿》第122册，食货卷3，第11页。

【14】《宋会要稿》第121册，食货卷2，第2页。

【15】同上注。

【16】同上注。

【1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7《田赋考》。

【1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7《田赋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