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
——《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农林牧分布编》之二

二、历史上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牧业的交替

　　自从有了有关的文献记载，鄂尔多斯高原相当大的部分和河套平原的全部就是有名的草原，因而最古的匈奴人就是在这里从事游牧的生涯。鄂尔多斯高原原来有过森林的地方，在森林破坏之后，其中一部分也会成为草原的。

　　然而这里最初的面貌并没有一直固定来，而是经过多次的反复变迁。由于这两个地区可农可牧，因而就有了可以变迁的条件。也由于这两个地区夹处在从事农业的民族和从事游牧的民族之间，而这两种生产方式不同的民族又常发生矛盾和相互争夺，因而就有了相应的变迁。就是说从事于游牧的民族控制了这两个地区，这里就成为草原地区，而从事于农业的民族占领了这两个地区，这里也就成为农业地区，至少是农业地区占有主要的地位。

　　赵武灵王时，赵国的版图扩展到阴山山脉之下，所有匈奴人包括林胡和娄烦人在内都被驱逐离开。匈奴人的离开意味着初期的草原地区告一段落，农业地区已经初次形成。不过赵国是否完全开垦了这两个地区，却还是个问题。因为要完全开垦这两个地区的土地，需要大量的人力，还要有一些相应的设施，至少应该普遍设置像郡县等统治的机构。赵武灵王只设了一个云中郡，郡下究竟设了多少县未见记载。至于大量向这里迁徙人口，在当时似乎是不大可能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再度把匈奴人赶过阴山山脉以北，就很快地改变了这里的面貌。首先，大量迁徙人口，见于记载的就有3万家[1]。其次，是承赵国之旧设置了云中郡，而且还新设了一个九原郡，这两个郡的治所分别在云中和九原两县。云中县在今托克托县东北，九原县在今包头市西，都在河套平原。所辖的地区就以河套平原为主，却也都兼管了鄂尔多斯高原的一部分。在鄂尔多斯高原之南，秦国本来就有上郡和北地郡，这时两郡辖地都向北扩展，各辖有鄂尔多斯高原相当大的部分。当时还设了33个县[2]，有的记载说是44县[3]。可能这三四十个县都是在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以北，也就是包括秦始皇在北方所开拓的全部疆土，不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为限。如果是这样，则当时设县的地方就西至包括现在甘肃榆中县在内的洮河下游以东各地。现在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共设市、县和旗18处，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以北，今甘肃、宁夏、陕西各省（区）共设市、县21处，合起来是38处，略低于所谓44县，而略高于所谓33县，可以说是大致相仿的。当时的人口远较现在为少，虽说是当时曾经大量向边地徙民，其实也还是有限的。人口虽然不多，设县却是不少，仍可以显示出当时的农业地区还是相当广大的。

　　西汉中叶，继续秦代旧绩，仍在这里设置郡县。当时一共设了朔方、五原、云中、定襄、上郡和西河等6个郡。朔方、五原、云中3郡在这两个地区中都有辖县。定襄郡仅在河套平原有辖县，上郡和西河两郡仅在鄂尔多斯高原有辖县。定襄郡和上郡、西河两郡所辖其余的县，都在这两个地区之外。这几个郡所辖的县有的可以知道确切的地址，有的则已无可考核。其有确切地址的县，在鄂尔多斯高原上，朔方郡有5个，位于高原的西北部；五原郡有4个，位于高原的北部和东部；云中郡有1个，位于高原的东北部；上郡有5个，位于高原的南部；西河郡有7个，位于高原的东南部，共计22个。在河套平原的，朔方郡有5个，位于平原的西部；五原郡有7个，位于平原的中西部；云中郡有9个，位于平原的中东部；定襄郡有6个，位于平原的东部；共计27个。其中，未知确地的县，五原郡有4个，定襄郡有3个，上郡有7个，西河郡有17个，共计31个[4]。五原郡辖地南部在鄂尔多斯高原，北部在河套平原。这4个县虽不知在南在北，总不离这两个地区，定襄、西河、上郡3郡的27个未知确地的县，不能断定和这两个地区有无联系。现在鄂尔多斯高原仅有8个市（县、旗），河套平原亦仅有10个市（县、旗）。合起来亦只有18个。即使暂置这些未知确地的县不论，其已知确地的犹为现在的市（县、旗）的2．5倍。也就是说，在鄂尔多斯高原，汉时较现在多14个县，河套平原多21个县，都在2倍以上。如果加上一些未知确地的县，当然就更多了。除了现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海勃湾市和其西南的鄂托克旗未见当时设县外，有的现在一县那时就设有几个县。现在大黑河流域仅有呼和浩特市和托克托、卓资两个县，另外还有一个土默特前旗。大黑河那时称为荒干水。荒干水流域就有9个县。设县既稠密，垦田可能也就较多，汉代的县人户都是不很多的，朔方郡平均每县为3433户，五原郡平均每县为2457户，云中郡为3482户，定襄郡为3213户，西河郡为3788户，上郡为4712户[5]。汉代的县因人户多寡，设官也稍有不同。按当时规定，万户以上设令，减万户设长[6]。边地的县一般都设长，只有五原郡河阴县设令[7]。可见只有这个县是有万户以上的人家，其他再没有人户特多的县。虽然人户不一定都是很多，当时已习惯于广种薄收，则人户虽少，仍无妨于大面积的开垦。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当地就没有畜牧业了。

　　在汉代，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称为新秦中[8]，仅就这个名称来说，这两个地区的农业是相当有成就的。秦中是关中的同意语。因为关中曾经长期为秦国及秦王朝建都的地方，所以也就称为秦中。秦中是以富饶出名的，所谓陆海之地，物产繁多，农业尤为发达[9]。以这两个地区和秦中相提并论，就可想见其富饶的程度。汉代曾在一些地区大修水利，朔方郡的水利也在数内。朔方郡大部分属县都在河套平原的西部，也就是在后套。“黄河百害，惟富一套”。这句流传已久的俗语，推究根源，可能在汉代已经有了相似的说法了（见图5-4  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分布图）。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游牧民族的重新迁来，这两个地区的农田就又一变而为牧场，也就是说恢复到原来的草原。这种变迁的发端可以上溯到东汉时。前面说过，东汉初年，匈奴内部分裂，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受到汉朝的保护，而人居于西河美稷县。美稷县位于战国时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之内。由那时起，历秦及西汉，匈奴人殆无能超越过这条长城而向南徙居的。至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时才改变了这个局面。近年在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发掘了匈奴墓葬，出土文物显示出曾经受到汉代的影响。这里的墓葬当是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人居美稷之后才埋葬的。

　　由农业地区重复改变为游牧地区之后，于是就有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的风光。斛律光所作的这首以《敕勒川歌》为题的著名诗篇，明确说明是在阴山之下写作的，和鄂尔多斯高原的关系不大。但鄂尔多斯高原的牧场一样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在改变为游牧地区之后，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应该是相仿佛的。敕勒川是以鲜卑语命名的川道，久已失传所在。生于斛律光之前的郦道元，在所撰的《水经注》中对于北方杂有戎号的地名，也并加记载，可是书中却没有提到这条敕勒川。由阴山山脉流下的川水，现在犹有大黑河和昆都仑河。大黑河流经呼和浩特市南，昆都仑河则流经包头市西。现在呼和浩特市的同志即以大黑河为敕勒川，然《水经注》中却称之为荒干水，并无敕勒川的名称，似乎还有待于商榷。其实阴山之下，到处皆是漠漠平原，都会使人有“天似穹庐隆盖四野”的感觉，固不必有待于确定敕勒川所在的位置。现在由大黑河畔至乌加河西已经全是农业地区，自然不会再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光。然秋高野旷，鄂尔多斯高原一样有相似的情景。

　　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再度大量开垦成为农田，乃在隋唐时代。隋代历年短促，主要的变更应在唐代。唐时于河套平原设东、中、西3个受降城，还有单于都护府和天德军等设置。看来当时以阴山山脉之下作为军事区域。军事区域自有一定的驻军。按唐代前期常规，驻军的数目3万人[10]。因为没有设置州县，似乎农业人口并不很多。隋及唐代前期皆实行府兵制度，驻军于征战戍守之外，兼须就地垦种。当时河套平原当亦如斯。至少可以断言，那时突厥人已基本退到阴山山脉以北。留在山南的为数实甚鲜少。就是当地还有突厥人，并不能继续保持这里草原的面貌，不使之改为农田。

　　隋唐时期的鄂尔多斯高原更为明显。唐时于今杭锦旗和达拉特旗北的黄河岸边设立丰州，于准格尔旗设立胜州，于鄂托克旗和乌审旗之南无定河畔设立夏州。这是在隋代的五原、榆林、朔方3郡旧基础上设立的[11]。其中夏州的渊源还可更上溯到北魏。郡县的设置意味着已经有了农业人口。如果这样的解释不错，则鄂尔多斯高原的再度改牧为农，应该在北魏时已经显示出一些端倪。至少其南边的夏州就已如此。夏州本为赫连勃勃的夏国都城统万城。北魏灭掉夏国，就以其地设置夏州。赫连勃勃虽为匈奴族人，统万城中却杂居着若干曾经从事于农业的人。赫连勃勃南定关中，大有俘获，统万城附近因之还建立过一些吴儿城，就是具体的例证。北魏末年，源子雍镇守夏州，其时沃野镇人破落韩拔陵起义，统万城胡人群起响应，夏州受困，粮草断绝，源子雍留子困守州城，而自己则突围而出，前往东夏州（今陕西延安市）乞求粮食[12]。可见夏州在正常岁月中，粮食是无须外求的。

　　唐代各地人户，以天宝年间最为繁多。夏州3县共有9213户，53014口；胜州2县共有2428户，10903口；丰州2县共有2813户，9641口[13]。总计有14454户，73558口。这个数目似较西汉时为少。人口既少，所设置的县也就难以普遍。至少像现在的杭锦旗和伊金霍洛旗所在地及东胜县未曾有县的设置。至于西汉未曾设县的鄂托克旗，这时也没有设县。杭锦旗和伊金霍洛旗所在地及东胜县未曾设县的原因还有待于探索。鄂托克旗没有设县，则因为当地曾有相当多的突厥人。这里的突厥人已受唐朝的统治，不过仍保持其旧风。当时在这些人的居地设置了6个胡州[14]。这6个胡州前后名称曾经有过改变，居住区域却还是一仍旧贯。既是胡州自然和一般州县不同。实际上是当时羁縻州的性质。也就是说在6胡州中，仍然保持着游牧的习俗，草原并未完全改为农田（见图5-5  隋唐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分布图）。

　　唐代后期，鄂尔多斯高原逐渐显出新的变迁。由于吐蕃的强大，党项族为所压迫，而迁徙到鄂尔多斯高原的南部，主要分布在夏州境内外。党项族本居于甘肃南部洮河岷山间，也无农事操作的风气[15]。到了鄂尔多斯高原之后，仍然从事游牧业。党项族至拓拔思恭时，以据有夏州，成为唐朝的节度使[16]。其后裔就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西夏政权。不可否认，西夏的统治区域中杂有大量的汉族，因而也有农业。西夏模仿唐朝故事，于其境内设立了若干州，可是鄂尔多斯高原竟然无所设立。这已可明显看出，鄂尔多斯高原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农业了。唐末五代时，河套平原和中原没有什么联系，当地情况邈不可知。当西夏和北宋对峙时，契丹人向西发展，进入了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金和元继之，也统治过这个地方。契丹人在鄂尔多斯高原未闻有什么建树，却在河套平原设立了一个丰州。这个丰州历金及元皆未曾废省。丰州的故地就在呼和浩特市郊，除残存的遗址外还有一个高塔，屹立于荒烟蔓草中。丰州虽已残毁，有此一塔，亦可以想见当年的规模。丰州城附近当时可能还有些农业，其他各地大概已都复返于草原了。就是丰州城外些许的农业也难以维持多久。

　　这样的情景历明代至于清代的前期竟再没有多少的变迁。清代统治者出于种族的偏见，曾长期禁阻蒙汉两族之间的往来。到了清代后期，禁令稍松，陕北各处从事农业的人逐渐到鄂尔多斯的南缘开垦土地。当时的蒙古王公也从这样的开垦中得到一定的好处。于是农业地区也就相应地向北推移，远离明代的长城。明代的长城虽属防御的设施，实际上却成为一条人为的农牧业分界线，从明代一直沿袭到清代后期。但这条长期存在的人为的分界线终究被冲毁了，杭锦旗、达拉特旗和准格尔旗近黄河处也都已改成农田。然而，最大变迁则是河套平原。迄至现在，河套平原虽还设有土默特左旗和土默特右旗，乌拉特前旗和杭锦后旗，仿佛当地犹有畜牧业，实际上则是田连阡陌，禾苗遍地，早已成为农业地区。当地的牧场也已移到阴山山脉之北，就是现在的朝格旗境内了。当秋禾旺盛的时候，伫立阴山之下，极目远望，仿佛置身于关中平原，而且由东徂西，从未间断。只是这里的山不是关中南侧的秦岭，而是北侧的阴山。在这里的平原上，不禁使人想起了2000年前的新秦中（见图5-6明清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分布图）。

注释：

[1][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3]《史记》卷一一○《匈奴传》。

[4]《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5]《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6]《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

[7]《太平御览》卷二六六。

[8]《史记》卷一一○《匈奴传》。

[9]《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

[10]《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11]《隋书》卷二九《地理志》。

[12]《魏书》卷四一《源贺传附源子雍传》。

[13][14]《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

[15][16]《新唐书》卷一四六上《党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