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流毒必须清除——《郑苹如妹妹的述说》读后感

　　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一篇很解气的采访报导。从采访人和被采访者的行为﹑目的﹑谈话的语言和社会背景﹐我完全不怀疑这篇报导的真实性。由此联想和引申﹐使我悟出了一些道理﹐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坛和醉心于文字创作的男女青年﹐对上世纪40年代﹐曾经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张爱玲的崇拜与追捧﹐和几年前风靡一时的电影《色戒》﹐掀起的轩然大波而赢得了罕有的票房收益。二者都要归功于传媒的炒作。

　　先说张爱玲﹐她是上世纪40年代颇具才华又多产的女作家。还是12岁的女童﹐已经幻想地写出了男女情爱的小说。她的祖父张佩伦是晚清清流派的主将之一﹐能言会道﹐笔下也来得﹐深得李鸿章欣赏﹐招他为婿。所谓的清流派就是在政坛高谈阔论﹐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又最擅纸上谈兵的大忽悠。一旦真刀真枪﹐立马丢盔卸甲﹐逃之夭夭。左宗棠﹑沈葆桢辛苦经营的马尾船厂就毁在他手上。幸亏有老岳李中堂的庇佑﹐保住了性命﹐就他一任外放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金银财宝已经足够他享用下半辈子。张爱玲的父亲是个吸食鸦片的浪荡公子﹐母亲是那个时代的新潮女性﹐与夫不睦﹐远赴巴黎。张爱玲自幼是跟着父亲﹑后母和姑母生活长大的。应该是个畸形家庭出身﹐不无影响她的心态﹐但毕竟是读书人家﹐给她带来了文学创作的基因。30年代末﹐她曾一度就读香港大学﹐大概是珍珠港事件后返回上海﹐住在公寓里闭门创作﹐浮想翩跹﹐一时文思泉涌﹐写下不少中﹑长﹑短篇散文和小说﹐大都刊载在《万象》和《大众》杂志上。她的文章构思奇巧﹑语言清新﹑词藻凄艳又俏皮﹐甚至有些卖弄﹐以描绘沦陷区上海敌伪官场社会﹑家庭﹑人物著称。在她笔下﹐一群在国难深重年月彷徨无主﹐醉生梦死﹐卑鄙萎琐﹐过一天算一天的人物﹐被刻画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她熟悉这个圈子﹐她本人就是这圈子里的一份子﹐算是写实吧﹐但不是批判现实﹐而是追忆﹐惋惜与留恋。

　　这个没落贵族后代的张爱玲性情孤僻﹐穿着怪异﹐在当时的文坛也就红了两三年光景。有资料载当时有些滞留在沪的正直爱国文人很怜惜这样的文才﹐作家柯灵就曾劝喻过她﹐希望她能收敛锋芒﹐免致堕落。但是出人意料﹐这个望之高不可攀﹐性情孤傲﹐无人敢于向她示好求爱的单身女人﹐却成了汉奸文人胡兰成的猎物﹐始而登门拜访﹐继则登堂入室﹐再便就是肌肤之亲﹐终于结亲成婚。这个胡兰成小有文才﹐能写能说﹐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更主编两份汉奸报纸宣传“大东亚共荣”。胡比张大十多岁﹐他的汉奸身份﹐家有妻室﹐身边情妇不断﹐张爱玲完全知晓﹐并不在意﹐说明她视个人情欲重于操守和家国命运。她在《双声》一文中就说过﹕“……以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好”。而她的所谓的“日本文明”正是在她身处的这块国土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法西斯暴行。张爱玲的汉奸心态﹑情结在此昭然若揭。2009年她的遗物托管人的儿子发表了她的《小团圆》一书﹐在书中她称胡为无赖人。这一称谓倒也恰当﹐即使胡兰成不做汉奸﹐就人品而言也是个无赖。他们的好景不长﹐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汉奸胡兰成成了躲避搜捕的丧家之犬﹐在浙江一带小城小镇到处逃窜。按照一般人处世﹐此时正是张爱玲脱身之时﹐毕竟她只是汉奸之妻﹐并无汉奸罪行。但张爱玲又是特意孤行﹐明知逃窜中穷困潦倒的胡兰成身边情妇不断﹐还几次三番去看望胡﹐周济他。这一难以想象的事﹐直到读到她1950年写成﹐并经多次修改﹐直至1978年才出版的《色戒》﹐才略约体会到她30年来仍然留恋这段她自以为是爱的情欲。这一情欲在《色戒》中是隐约的﹐在《小团圆》里却十分的露骨。客观评价《小团圆》这一中篇是张爱玲多部著作中最次的一篇﹐情节混乱﹐语言陈腐﹐已不复当年的犀利清新。书中毫无顾忌地表露了她既企望这个无赖人的到来﹐更渴望他给予她情欲的满足。作为人生的一段情欲﹐她不吐不快﹐明知不是件体面的事﹐她踌躇再三﹐虽然生活拮据﹐需要稿费维持﹐在她生前始终没有勇气发表。当今娱乐八卦书刊上常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是对女性的侮辱﹐只有同坏男人一样心态情欲的女人才会爱上坏男人﹐这叫臭味相投﹐物以类聚。

　　张爱玲写《色戒》这段陈年旧事是在1950年﹐距故事的发生时隔十余年﹐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的历史大变革﹐一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二是新中国的成立。她又用了30年功夫多次修改这个短篇﹐同另外两个故事集成《惘然记》﹐直到1978年才出版。在卷首语她写下了这样的话“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30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可见当年她为情欲所驱﹐委身为汉奸之妻﹐自以为是她终身放不下的情爱﹐是值得的。《色戒》中一切人物和发生的事和心理描述都出于她自身的感受﹐对于她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乃至于终生不忘。张爱玲有一自以为得意的金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她至死没有从身上脱去这袭爬满虱子的袍。几位抗日志士的英勇而鲁莽的行为以及惨遭杀害﹐她都是清楚的﹐也许她曾经为之震动﹐虽然她不屑为﹐也不敢为﹐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她多少应存有崇敬之心﹐所以她在《色戒》里借女主角王佳芝的抗日情怀掩盖自己情欲的丑恶。曾经参与批判电影《色戒》的王小东说得好﹕“当张爱玲糟蹋郑苹如时﹐她的心理是很阴暗的﹐这里面既有汉奸婆对先烈的那种心理﹐也有丑女对美女的阴暗心理。”字里行间﹐全篇中的叙述在关键地方又都是含糊的﹐毕竟张爱玲还不是个黄色小说家﹐她是让读者去领会﹐为自己汉奸心态﹑情欲之丑披上了一层虚幻的薄纱。惟其如此也就迷惑读者而赢得对她才情的欣赏。在她的作品《我的文章》中有一段不打自招的话语﹕“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真的没有战争﹖那是彻底的谎言﹐《色戒》一书和她多部著作的背景都是战争﹐是中国有史以来历时最久地域最广﹑杀戮最残酷的战争。书中的反面人物便是投靠日寇的大汉奸特务﹐为要刺杀这个汉奸﹐女主角费尽心思接近他﹐而在关键时刻﹐一位抗日勇士居然会被一只钻戒所感动﹐放走即将捕获的猎物﹐动机与行为的矛盾有这样的可能吗﹖这就是张爱玲表述的所谓素朴﹐而放恣而为情欲所驱使。

　　真正全面﹑彻底体会﹑领悟张爱玲阴暗心理的是二战后出生的编剧﹑导演李安。他用现代电影的手法和科技手段把张爱玲心底深处的情欲淋漓尽致的作为鲜花奉献给电影观众。李安曾经在境外回答记者对《色戒》电影质询时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电影只有他来拍才可以通过。李安的这句话道出了他自己的心声﹐语带双关﹐在政治上他是台湾眷村出生长大﹐在美国接受电影艺术教育﹐他没有民族国家概念﹐他的作品既不受中国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审查﹐也不受香港﹑东南亚地区对黄色三级片的约束﹐一句话可以尽情发挥他对张爱玲《色戒》的潜台词﹐隐晦﹑情欲的理解﹐再加以充份的展示。

　　果如其言﹐电影《色戒》在香港上演时很受观众青睐﹐一是张爱玲原著﹐二是李安导演﹐三是院线宣传﹐传媒炒作。初初几日几乎一票难求﹐座无虚席﹐一周以后﹐场上观众已经寥寥可数。

　　电影故事的背景是抗日战争的沦陷区﹐香港年轻的一代己不大知道这段历史﹐自然不会去联想故事的蓝本﹐更不会去追索影片主人公的真人真相和原型。作为成人电影来看﹐床上镜头似乎又还嫌不够过瘾。所以一阵风过后也就没有多少人去探讨研究。这部电影的真正市场还是在神州大陆和故事发生地的上海。上演之际似乎又掀起了一阵张爱玲热﹐加上李安的知名度又获得国际奖项﹐在国内确实火红了一阵。于是引起了当局的重视﹐不得已下令删节了多处情欲镜头。与此同时有不少人看出了影片的症结不仅在于黄色镜头﹐纷纷座谈撰文批评这部电影对抗日仁人志士的污蔑﹐也都义愤地指出《色戒》作者﹑导演所虚构的王佳芝其实是抗日烈士郑苹如。也还有些人则把焦点放在情欲情节上﹐越是当局下令删去的镜头情节﹐越是使人要追求原版。于是香港影像商店以“一刀不剪”来招徕顾客﹐推销影碟。

　　文学﹑艺术创作﹑一篇文章﹑一首诗词﹑一幅画﹑一张字﹑一件雕塑﹑一段唱腔或道白﹐无一不潜藏﹑渗透著作者扮演者本人的个性﹑喜好﹑情绪﹐也就是说作者本人的内心世界必然会反映在其作品上﹐从而形成流派和风格。作品的读者﹑欣赏者也因自己的性格﹑喜爱而倾心于比较接近自己的作者的作品。如果没有电影《色戒》﹐光读张爱玲的短篇《色戒》﹐或许只把它当成一段故事来读﹐而在李安﹐他就完全理解《色戒》想讲而讲不出的隐秘﹐于是用电影的手法把它一一铺陈出来﹐而且用自己的体会尽情地来表达原著的意向﹑情节﹑潜台词。李安电影里虚构的情节完全符合张爱玲原著精神。张爱玲原著是一只钻戒引发了女主角所谓恣放的爱而改变初衷﹐放走了汉奸。李安则是用丑陋恶心的床上戏来转变一个抗日志士的民族气节﹐买钻戒只是一个刺杀汉奸的情节安排。一个上世纪20年代出生的人与50年代出生的人是心有灵犀。

　　李安既用电影的艺术处理来引诱小部份人的好奇﹐又刻意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幻想的东西铺陈给观众。这令人联想到李安的成名电影《喜宴》﹑《断背山》等﹐都是描述性取向不正常的男女之间的故事﹐而且刻画得是那样的深刻到位﹐只能说他本人也精于此道﹐醉心于此﹐体会深刻﹐否则是表现不出来的。

　　对待一件文艺作品﹐我们并不能要求件件﹑篇篇都有教育意义﹐但要求它无害﹐给人以美的享受而非丑恶﹐能够给人在繁重工作生活之余带来一笑﹐带来轻松愉快﹐便是有益。

　　近些年来﹐我们的电影﹐特别是电视连续剧﹐历史题材占相当的比例。历史人物的塑造从正史﹑稗官野史上我们能见到的数据毕竟有限﹐某些情节﹐某个段落﹐特别是对话不可能都找到根据﹐因此虚构是允许的﹐有时也是必要的。只要虚构是顺应主题情节的发展﹐就是补充﹑是充实﹑甚至是完美。如果这故事﹑人物全部是虚构的﹐没有蓝本﹐原型﹑影射﹐那是另一回事。张爱玲﹑李安是以郑苹如烈士为原型﹐把她描绘成王佳芝一个因情欲而变节的叛徒﹐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践踏﹐是对烈士的污蔑﹐是为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香花毒草之别就在于此。

　　中华文化的传统是讲气节﹑重操守﹐张爱玲笔下的《色戒》再清新再富有文学气息﹐李安执导的电影《色戒》再艺术再获大奖﹐也正是空军指挥学院郭松民所指出的﹐不过是“战争废墟上的罂粟花”。郭在文中还说﹕“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既谈文﹐又论人﹐把“人”和“文”相统一﹐将别是在涉及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时﹐一点也不含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秦桧是南宋文化鼎盛时期的状元﹑宰相﹐其书法﹐文章想必十分出色﹐至今却无一纸留存﹐只落得长跪精忠墓前遭千万人唾践。被他一伙害死的岳飞﹐一位行伍出身39岁就英勇就义的职业军人﹐其词“满江红”为千古吟诵﹐其书法行草“还我河山”和“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碑石一再翻刻﹐留存至今千年不朽。

　　传媒炒作追求的是新鲜和刺激﹐李安的电影风靡一时﹐收到满意的票房﹐得了大奖﹐心满意足﹐根本不在乎正义的批评与指责。张爱玲的《色戒》再版﹐光盘畅销﹐在广大读者群中又一次掀起了张爱玲热﹐早些年的近代百人作家评选﹐张的名次几乎与鲁迅并驾﹐甚而至西方文人认为中国无文学﹐唯一的文学家是张爱玲。如此“忽悠”迷惑了不少青年读者。遗害之巨﹐不容忽视。

　　我们有不少读者﹑作家﹑评论家在网上﹑杂志上写下了批判《色戒》和改编的电影﹐都是有力有据的。烈士早就魂归故土﹐烈士没有后代﹑亲属来为她申诉﹐郑苹如烈士与电影里的王佳芝混淆不清﹐流毒必须清除﹐但又没有过硬的材料加以说明﹐去追求真实﹐弄清真相。终于有些有心的朋友﹑读者和观众对此耿耿于怀﹐认为真相不明﹐余毒未清﹐如骨鲠在喉﹐他们非为猎奇﹐而是寻寻觅觅﹐必得查清史实﹐复事情真相﹐还烈士清白。本文将提到的杨莹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她费尽了心思查资料找线索﹐更着重在查访烈士有无亲人尚在人世。

　　大概是缘份﹐上天没有辜负她的执着﹐她费尽心力终于找到了郑苹如烈士的胞妹﹐现尚健在的烈士的唯一亲人郑静芝女士（原名﹕郑天如）﹐又远涉重洋专程到洛杉矶哈仙达市一个华人老年公寓拜访了这位可亲可敬的80多岁独居老人﹐听她娓娓谈叙郑苹如烈士家一门忠烈的故事﹐让广大读者真正了解烈士的英勇就义﹐而生崇敬之心。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牺牲军民三千多万人﹐恐怕有不少像郑苹如这样的无名烈士己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封中﹐甚至有些至今还被人作为反面人物来看待﹐而这些忠魂烈士正是中华民族赖以永存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