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细生产方式看中国古史上的井田制度
——《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第二章
附篇二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先秦史研究的推动力
一
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先秦段，具备亚细亚形式的特征最为明显，所以我们说，亚细亚形式的理论是先秦史研究的一种推动力量。
苏联史学家对亚细亚形式每作四个特征的表述。这四个特征是：土地国有，农村公社，水利灌溉和专制主义。仔细想来，感到这四个特征的表述，本身并没有错，并未与马克思的原意相违拗（自然实际上还有第五个特征，即地租与赋税的合一，详后）。只是拿这四个特征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上推广的过程中，可能出现问题。
我个人一直认为，这四个特征在具体国家、具体民族历史上的出现，是不平衡的，也不可能平衡。在中国的先秦史上，农村公社应该是一个骨干的特征。说这话的意思是，哪个时间、地点、条件下有亚细亚形式的存在，那么，那里就必然有公社。有人说讲了公社就没有了奴隶社会，其意图是为了将奴隶制无限制拔高、无限制扩大化而扫清道路。此处不予具论。
至于水利灌溉、土地国有和专制主义这三个特征，在中国先秦史上，就有个有无、多少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有就是有，无就是无，有多少是多少，实事求是，不可妄自加码和减码，以适应自己的主观意图。
先秦史上是有水利灌溉的，但与譬如说印度的水利灌溉情况很不相同。观《周礼·冬官·考工记》，可以看到纯乎是顺应自然的山川，修成排洪的渠道，渠道上并未安排大量水利灌溉的职员，足见其为排水而非浇水，情况十分自然，丝毫不显出“乌托邦”的迹象。至于对土地的权力，在先秦史上，这权力或权利的具体表现是分立的，而不是统一的；也就是说，是多条鞭而不是一条鞭。试观，其土地权三股分立，其名义上的所有权与“公田”（“大田”）上的收益权，属于贵族；其“私田”的分配权和轮换权，属于公社；其比较牢固的使用权与某种程度的占有权，属于农民。假如是真正的土地国有，那么，这些权就不会这么分散，就应该是比较集中或者非常集中。由此可见，先秦史上的土地所有制不能叫做土地国有制。至于专制主义，那么尽人皆知，只有到秦、汉才正式形成，“七国”的历史上仅仅是出现专制国家的萌芽罢了
二
这里，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理论问题，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与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这中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个问题的试探解决，将大大有助于先秦史研究工作的“史论结合”。
不少同志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把这两项理论看做是互相排斥的。如认为，假如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确切的，那么，亚细亚形式的理论就一定是马克思早年不成熟的、甚至是包含着错误成分的一种认识。又有的同志认为，假如亚细亚形式的理论是确切的，那么，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就必然是“框框”，需要修改，甚至可以抛弃。
我是这样想，能不能不采取上述的这两种态度？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二者间并非全面抵牾。试想：五种生产方式间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情况。社会主义社会还未到总结一切的成熟时机，可暂置不论。资本主义社会和原始社会，全世界各民族、各不同国家历史上所表现的，基本相同，似乎可以成为一种普遍规律。问题存在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身上，而这二者仅仅是人类历史规律性发展的一个局部，而不是全部。所以，假如我们能把这个局部中的问题处理妥贴，不是问题就可以走向解决了吗？
经过长期的思考，我感蓟有三件事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索。
第一件，我们需要探索，奴隶制和封建制间有没有粘连的情况。所谓粘连，打个比方说，像肠子和腹膜会发生粘连一样。过去，同志们很少往这方面思考。我之所以想到这方面，是从对井田制的继续追寻引发的。井田制时代是奴隶制时代（虽然是极浅化的奴隶制），恐怕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我追寻井田制剥削的质和量的过程中，就其“质”来说，我感到有奴隶制的质，似乎也有某种封建制的质存乎其间。“古者什一，藉而不税”的剥削是地租赋税合一的形式，是亚细亚的；到“公田”“私田”拉平以后，像《周礼·地官·司徒》中所记，除5％、10％、15％、20％、25％的税收外，还另起野役、兴田作，以熊虎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诛之，这些无偿劳动的强迫支付，不能不说带有某些封建制的萌芽（这仅仅是萌芽而已）。这就使我感到，在原始社会瓦解的过程中，会不会不仅出现奴隶制（浅化的），也会出现封建制的个别因素，二者粘连在一起？以上所说，就是我考虑到粘连问题的由来。假如我们继续追寻下去，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未发之覆”？
第二件，我们需要探索，奴隶制和封建制中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即同一生产方式下各种不同模式的大量出现。社会主义社会会不会出现大量模式？我们还不敢说，或者说，还说不清楚。原始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也有模式？我没有研究过，只读到一位印度学者说资本主义是共同的。假如这学说可以成立的话，就只剩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模式了。马克思说亚细亚的、古典的、日尔曼的，主要是就模式为示例，来表述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后来人们把模式好端端地抛弃了，简单化、公式化为五种生产方式，这样在表述规律性的过程中就遗弃了多样性、复杂性的存在。试想：马克思当年难道连“奴隶制”“封建制”这样的词、这样的概念都不知道吗？不可能!那么，他为什么单单不用这两个词，而更多地使用“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这个更浑融的词呢？我想，这其中必有缘故。他一定是摸到了模式问题在生产方式中的存在。因此，钻研印度模式的亚细亚、中国模式的亚细亚、希腊、罗马模式的古代、日尔曼模式的中古、中国“宋、元、明、清”模式为日尔曼所不具备的中古……纳模式的研究于生产方式之中，求其同亦求其异，追求不同模式间之所以同之所以异的规律性所在，对于两项理论间关系问题的解决，想来是会有济于事的。
第三件，我们需要探索，各种生产方式间有个衔接的问题。过去，恐怕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机械的观点。用电插销来做比喻，奴隶制的插销一定不移地要插在原始社会的插座上，封建制的插销又一定不移地插在奴隶制的插座上，资本主义的插销一定不移地插在封建制的插座上，社会主义的插销一定不移地插在资本主义的插座上。其实，人类历史并不是这么机械发展的。中国的近代史显示，并未经历资本主义的明显阶段，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就可以创立社会主义社会。北魏拓跋氏是拥有一些奴隶的，但北魏史并未经历明显的奴隶制，即可径直向封建制跃进。这些表明，事情不是机械的，用机械法处理其实是一种幼稚病，用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上就出现了“奴隶大革命”、“冲刷着污泥浊水”那样的神话；用在西周初年的历史上就出现了“周武王的大旗一摇”那样的神话。我们应该从这里接受教训，把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社会形态间的衔接问题更深入地钻研下去，祛除生搬硬套的机械论，探索在衔接问题上所存在着的多样性的规律性，这样，庶几乎可把上述两项理论问题的关系，推导到一个新的地步。
三
现在，来补充申说一下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第五个特征问题。
这第五个特征，即是地租和赋税的合一。或者说，再不会有什么不同于这种地租形式的赋税。这是马克思极英明的科学创见。原文见《资本论》第三卷，兹不俱引。历来学习的人，对此引述者多，体会其意义者少。根据我个人的体会（这种体会很可能会有错误），马克思指出这一特征的用意，似在指出这种合一特征之所以存在，不是生产力发达的一种反映，而是生产力极不发达的一种反映。这一特征，反映了亚细亚形式社会的某种落后性。
在具体的先秦史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地租和赋税的合一，以及由合一向分离的过渡。“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这些话所反映的是地租赋税的合一，是生产力不发达、落后的标志。等到“公田”“私田”拉平以后，一面是缴纳5％、10％、15％、20％、25％的赋税，另方面还要无偿地在贵族和“王”的地段上兴田作、起野役，这中间不能说不带有独立地租萌芽状态的分离形式的存在。这是“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的原始国家向专制国家开始过渡的标志，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老原则由不充分有效开始向充分有效过渡的标志，又是中国奴隶制由浅化向较深化、由低级发展阶段向较高级发展阶段过渡的标志。到秦、汉，国家屯田上的征取仍然是合一的；“三十税一”、“十五税一”是分离后的赋税；“见税什五”，就是分离后的私租了。这已是分离后的进一步的分化了。
四
最后，请允许我在上列论述的基础上说出自己的一些设想。
有人不准许人们设想。只准许人读书，漫无目的性地读书，在一百条史料之外，教人去使尽生平之力做对于“第一百零一条”材料的追寻。不准许发议论，这就是说，排除假说、思辨成果和理论思维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其实，假说和设想，在很多场合下，往往是科学成就的前奏，这是有许多事例可以为证的。
我设想：殷、商暂时撇开不谈，西周无疑是以农村公社为骨干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在这一社会的身体上，已经载荷着两种因素，互相粘连。这两种因素，一是不发达的、浅化的奴隶制，另一是封建制的最早的萌芽因素。这两种因素，又与农村公社母体互相粘连在一起。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不是生产力发达的表现，而是不发达的表现。假如可以稍稍比拟不伦的话，像一枚农村公社的火箭，载荷着浅化奴隶制和封建制萌芽的两颗弹头。可是，跟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坏井田，开阡陌”以后，农村公社这枚火箭堕毁了，封建制萌芽随之而脱落，奴隶制经济开始由浅化向深化、由低级向高级、由亚细亚的中国模式向希腊、罗马的古典模式的部分状态跃进。汉、魏之际，由于两汉式古典经济的自身内部解体因素的发展，古典经济衰落了，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者凡七百年，这与日尔曼模式的欧洲中古社会有某些接近。五代、宋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又由其自身的中古模式向“近古”模式前进，这就跟日尔曼模式越走越远了。这样，中国的封建社会（包括封建制的萌芽因素在内）共有三截。附著在亚细亚身体上的，是一截；中古模式是第二截；中国独有的近古模式是第三截。这三截，跟奴隶制的衔接关系是复杂的，而不是机械的。从这些设想中，我亲切地体会到马克思使用“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一词，是蕴藏着很深的用意的。
以上，是我于1982年5月25日在成都召开的“先秦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一段发言。蒙与会同志不弃，嘱我写为文字。兹写出如上，敬请关心此问题的同志们多多指教。
载《赵俪生文集·第二卷·中国土地制度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