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
——《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农林牧分布编》之一

二、黄土高原农林牧分布地区的演变

　　历史时期之初，黄土高原分布着广大的森林，森林之间，间杂着草原，应该说是属于森林草原地带。如果说有草原地带的话，这就可能限于子午岭北段以西以及六盘山的东西两侧，也就是由甘肃庆阳、环县向西至于靖远的黄河岸上。这一点是和现在不完全相同的。

　　那时农业虽已有所发展，但农业地区所占的比例却相当微小，不能和森林草原相比拟。随着岁月的移转，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地区就逐渐扩大。中间经过几度的变化，农牧更迭交替占较为重要的地位，可是后来农业还是超过了牧业，而森林地区更显得缩小，几乎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

　　历史时期初期，黄土高原的森林地区相当广大。所有的山地几乎无处没有森林。尤其是吕梁山区更显得突出。直到现在，这座山上的森林犹为黄河中游重要的林区。那时的森林地区不仅限于山地，山下原野也都有所繁殖生长。渭河中上游的森林直到隋唐时还保持着一定的规模。尤其值得称道的，则是现在所谓干旱地带，历史时期都长期为森林繁茂的地区。现在山西岢岚、五寨诸县，正当芦芽、岢岚诸山之下。这些山皆是吕梁山的支脉。和吕梁山一样，这些山上的森林也是早就有名的。不仅这几处山上，就是吕梁山脉以西直抵晋陕峡谷中的黄河岸边，也都曾经是著名的森林地区。五寨、岢岚之西的保德、河曲、偏关诸县，当然也曾经是森林地区了。这里的森林地区向北扩展，隔着黄河正和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森林地区遥遥相望。陕西北部的横山山脉，北宋时柏林犹相当众多。子午岭北端和横山山脉相连。子午岭南部和中部，现在仍为森林地区。可是历史时期，北段也不是没有森林的。子午岭以西，有关森林的记载较少。可是，六盘山和屈吴山就曾经有过颇具规模的森林地区。六盘山下的清水河东，长期也都是森林地区。至于其他各处就不必一一论列了。这都是有确定记载的[1]。不能因为现在这些地方没有森林，而认为历史时期也就根本没有。如果不能把这些有关的记载一一否定，就不应该不承认这样的具体事实。

　　黄土高原是一个农牧兼宜的地区。广大的草原诚然是适于畜牧业的发展，为游牧民族繁殖牲畜的良好地区。可是农业民族来到这个地区，就必然会改造草原为农田，使之成为农业地区。由于历史时期国内民族的矛盾和冲突，这个农牧兼宜的地区为农为牧，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改变。其中由牧区转为农区，先后共有三次：第一次是由战国后期至于秦汉王朝，第二次是隋唐时期，第三次则是明清以来。在一、二两次之间，这里又恢复到游牧地区。当时游牧地区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扩大，远远超出于黄土高原之外。在二、三两次之间，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参差并存。虽是并存，游牧地区仍稍逊于农业地区。由于这里是农牧兼宜的地区，如欲在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之间明确标出一条界线，那将不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可是以人为的原因加以区别，也并不是没有的。一些王朝所修筑的长城就是其中的一端。战国后期秦国所修的长城乃是这些人为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中最南的一条。这条长城西南起于今甘肃岷县，而东北至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黄河岸边。中间经过六盘山和子午岭间的固原、环县等县，并沿横山山脉趋向东北。最北一条的农牧地区的分界线，乃在贺兰山和阴山山脉之上，这里主要是秦汉两个王朝的长城。这条长城已超出本文论述范围之外，不在涉及之列。迄今犹明显存在的，则是明代的长城。虽然有这样的一些分界线，并不能就此截然把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分开。战国后期的秦长城没有维持好久。明长城在明代也曾起过最为显著的作用，明代以后，特别是清代后期，已经不能成为一条农牧的分界线了。至于森林地区的破坏虽不尽由于农业地区的扩大，但森林受到破坏后，无人从事恢复更新，原来的林地就不免被开垦成为农田。

　　由战国后期到秦汉王朝，为了改变这里的游牧地区为农业地区，曾经费了很大的力量。累次大量向这里迁徙人口，就是这种措施的一种。最多的一次是在汉武帝时期的中叶，共迁徙了70余万口。这次迁徙不完全都是去到一个地区，但黄土高原所容纳的应该不是少数[2]。虽然如此，黄土高原农业地区的扩大并不都完全一律。陇东和陕北在那时还有相当数量的畜牧业，当地所产的马匹曾经有名于世。西汉王朝就在这里设有不少养马的苑[3]，那里的人又多以射猎为俗[4]，当时养马已经成风，而陇东各地较之陕北尤为兴盛。陇东的绝大部分土地于汉时属凉州。“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明见于当时的记载[5]，可以为证。东汉初年，马援以家计不充，亦尝就边郡从事田牧[6]，流风余烈还未稍替。至于晋西北各处，在那时农业地区也不会过于广大，这是由于当地设县较少，人口不多[7]，也由于森林地区相当普遍[8]，土地多未开垦。尤其重要的是当地运出的货物多为马、牛、羊、旃裘、筋角之属的畜产品[9]，分明还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见图5-1  秦汉时期黄土高原农林牧分布图）。

 

　　黄土地区的第二次大规模改牧为农，是在隋唐时期。隋代承北朝之后，黄土高原的游牧余风尚存[10]，不过已不占主要的地位。因为这里居住的稽胡部落，也已知道耕种田地，而不再以畜牧为主业[11]。唐代颇重视养马。养马地区最初只是渭河上游和六盘山东西[12]，其后扩展于泾河中游，再后到了今山西的芦芽、云中两山之间[13]。地区虽然不小，养马数量究竟还是有一定的限度，在畜牧业中所占的比例也不算很大。今陕西、宁夏两省区和内蒙古伊克昭盟西南部毗邻的一些地方，唐时设了许多羁縻州府，以安置突厥、回纥、党项部落[14]，这些地方因而也就成为游牧区域。有些部落迁来较晚，于当地仍能安置，可见这里本来就是游牧区域。同样情形也见之于渭河上游和洮河流域[15]。

　　除这样一些游牧地区和杂有从事畜牧业的地区以外，隋唐时期在黄土高原开辟的农业地区是相当广大的。这是当时王朝治国的方略，而当地官吏以及驻军将帅也都积极加以推广。如毕諴之在邠州[16]，李元谅[17]、杨元卿[18]、裴识[19]、周宝[20]等在泾州，皆有相当的树绩。唐代以州为地方一级区划，黄土高原上的州治就有30余处。州治乃一方都会，为人口所聚集，所需要的粮食自较州内他地为多，州治附近的农田亩数也相应增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山西西部黄河和汾河之间，西汉时，这里多森林，人口不多，设县只有几处。可是到了唐代，就设了7个州[21]。尤其是壶口东侧，昕水河和清水河流域就设了隰州（今隰县）和慈州（今吉县）及其所属的11个县[22]。较现在还要多出4个县。当时的垦田数可能比现在为多。可是今山西西北部偏关、河曲、保德、五寨等处，当时还没有设置过一个县。事实证明，这几个县在唐时森林仍然是很多的。垦田有限，人口稀少，就没有设县的必要（见图5－2  隋唐时期黄土高原农林牧分布图）。

 

　　第三次的改变应该从明初算起，明代的长城实际上成了一条人为的农牧地区分界线。明代的版图虽较之秦汉和隋唐为窄狭，对于农田的开垦却远较秦汉和隋唐为宽广。自明初起，即重视屯田。据说，当时，“屯田遍天下，而西北为最。开屯之例，军以十分为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种。”[23]不仅派遣军士屯垦，民间也许开垦。而当时推行的开中法，更促进农业地区的扩大。当时盐利至大，盐商欲获准贩卖，须先输粮边地，然后才能至盐仓取盐。盐商由远地运粮，殊多不便，故纷纷趋集边地，就地开垦种植，就地缴纳粮食。明代北陲设9边镇，黄土高原上有延绥（榆林）、大同、太原、固原、宁夏5镇。这样军、民、盐商皆麇集开垦，地方官吏和驻军将帅又从而督责倡导，詹荣[24]和周尚文[25]先后皆在大同开垦，获有声誉。其他各地也都差相仿佛。这样上下相习，蔚成风气，最后就几于无地不垦了。甚至在崇山峻岭之中，也“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垦”[26]。农业地区的扩大几乎使当地的畜牧地区和森林地区都无所附丽了。明代虽也设苑马寺，养马之地仅限于六盘山东西固原、会宁等地和陕西西北隅的定边、靖边诸县[27]，实已无足轻重了。清代末年，农业地区又越过明长城，向北伸延，长城以南就更说不上有多少游牧地区了（见图5-3  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农林牧分布图）。

　　在黄土高原改牧为农，扩大农业地区的几个时期中，一般都是采取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这种粗放的经营，收益必然有限，所收获的粮食最多只能满足当地的需要，殆少有向外运输的可能。

　　秦汉时期，黄土高原经营农业的成效并不十分显著。当时西北边防最为重要，而阴山山脉尤为设防要地。秦代防边所需要的军糈并不就近取之于黄土高原的农业地区，而要仰给于由今山东半岛转输来的漕粮[28]。西汉时这样的负担并没有减轻，还有劳于中央王朝大农的调剂[29]。为了开辟这样新的农业地区，秦汉王朝都是一项过重的负担。所有初徙到这里的移民的衣食住所诸问题，都需要予以解决，直至能够自给的时候[30]。这里还应该注意，至少汉时有过这样一条规定，就是徙到边地的人不能私自迁回内地[31]。当时设在黄土高原的一些郡都近于边地，应在这条规定之内。西汉时大举徙民实边，已在汉武帝中叶前后，边警近于稍息，边民思归，当不完全为了逃避戍守，而是由于边地的艰苦。因而虽有禁令，还不免乘机逃归。这些乘机内徙的边民中包括秦末在阴山之下和新秦中的一部分[32]。新秦中在今鄂尔多斯高原，是当时经营农业较有成效并且相当富实的地区。富实的地区尚不能使边民多所留恋，更何况其他收成较薄的地区。

    秦汉时期在黄土高原设立的县治，以西汉一代为最多，和现在比较，差相仿佛，只有个别地方比现在为稀少。当时每一郡中各县的平均人口，却都没有现在多。当时的人口以相当于现在陕西北部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南部的上郡为最多，每县却只有3万多人，其他各县一般都只有1万稍多一点。而位于六盘山东西的安定郡，平均每县仅6000多人[33]。当时开辟的农业地区既然如此的广大，人口又如此稀少，对于农业的经营就只能采取广种薄收的方式。农田虽是相当普遍，收成却实在微薄。

　　隋代及唐代前期，承北魏北齐之后，仍实行均田制度。成丁之年，率授田百亩，其80亩为口分田，20亩为永业田。由于人少地多，所授的田地皆成倍给予，再易的田地还要加倍[34]。当时按人口和土地的多少比例，还有宽乡和狭乡的差别[35]。人口由狭乡迁徙到宽乡是受到鼓励的。也就是说，迁到宽乡，所授的田地还可以多给些。黄土高原各州的人口都是不多的，当然应是宽乡了。这样一个丁年的人就可以得到两三百亩的土地。当然这里面包括有一易再易的田地。一易再易的田地是可以轮换休耕的，并不是每年都要耕种这样多的田地。除过这些一易再易的田地，还应有由狭乡迁徙到宽乡时多给的田地，总之是超过了当时授田百亩的规定。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一个农民耕田百亩，已经是不易了。田地再多，就只能是广种薄收，而难得精耕细作。隋唐两代的都城皆在关中。都城中所需要的粮食主要是仰给于由运河运来的漕粮，关中平原尚不至于有过重的负担，对于黄土高原各处自然也难得有更多的要求。关中平原本是一个富饶的农业地区。唐玄宗开元年间，由于推行和籴的办法，从关中得到数百万斛的粮食，漕运也因此而暂时停止[36]。当时和籴的办法还曾在河西推行，也取得了成效[37]。可是就没有在黄土高原上推行，这正说明了黄土高原的农业不克承当这样的负担。

　　明代的屯田地区分布于全国各处。每一屯田军士具体耕种的亩数，因所在地区不同而有差异。黄土高原一般规定是一百亩，不过也有畸轻畸重之处。固然有偶然偏低的，如嘉靖年间固原、延绥的97亩有余，偏高的却还更多，如万历年间绥德卫的117亩强，平凉府的120亩，隆庆年间靖虏卫的200亩，而万历年间榆林卫且有达到650亩的[38]。即使这里所说的650亩的数目可能有讹误处，然200和120亩也应是高额的了。就是一般所规定的100亩也并非很小的数目。明代的亩较今市亩略小，相差并不很多[39]。这样多的亩数，同样也是难于精耕细作的。军屯如此，普通民人开垦土地，为数也不能过少。垦田过少而又未能精耕，是难于难持生计的。

　　由于未能精耕细作，粮食的产量就难于提高。在正常的岁月里，还可勉强满足当地的需要，如果想征发和输送到别的地区，必然会感到困难。若是偶然遇到灾荒歉年，问题就更难于解决，说不定会引起别的乱子。就是在这样的开垦和耕种情况下，草原已经受到破坏，森林也受到摧毁，更助长了侵蚀，形成了纵横的沟壑，到后来甚至连所开垦的农田，也难得都能完全保持住。

注释：

[1]史念海《河山集二集·历由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2]《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3]《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注》引《汉宫仪》云：“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

[4][5]《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6]《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

[7]杨守敬《前汉地理图》。

[8]史念海《河山集二集·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9]《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10]《隋书》卷二九《地理志》。

[11]《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

[12]《唐会要》卷七二《马》。这里所说的渭河上游和六盘山东西，具体指的是唐时的陇右、金城、平凉、天水诸郡。

[13]《新唐书》卷五一《兵志》。这里所说的泾河中游，只是概括而言的。实际上乃是唐时的岐、豳、泾、宁四州地。

[14]《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论述羁縻州时说，关内道有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各部的羁縻州。突厥部的羁縻州有五府，其定襄都督府本隶夏州，就侨置在夏州宁朔县。云中、桑乾两都督府虽隶单于都护府，也侨置在夏州朔方县境。回纥部有六州隶灵州都督府，分别侨治在灵州的回乐、鸣沙、温池三县。另有达浑州、安化州、宁朔州、仆固州四都督府，隶夏州都督府，分别侨治在夏州的宁朔、朔方两县。党项部有州五十一、府十五。据《地理志》说：“贞观三年，……列其地置州县，隶松州都督府。……禄山之乱，河陇陷吐蕃，乃徙党项州所存者于灵、庆、银、夏之境。另有吐谷浑州二，其一为宁朔州，隶夏州都督府，一为浑州，置于延州金明县，即隶延州都督府。”

[15]《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论述陇右道的羁縻州，其中党项部的马邑州，隶秦州都督府，据说：“开元十七年，置在秦、成二州山谷间，宝应元年徙于成州之盐井故城”。另有保塞州，隶临州都督府，而临州的治所在狄道县，今为甘肃临洮县。还有一个羁縻的密恭县，隶于洮州。洮州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县。

[16]《旧唐书》卷一七七《毕诚传》：“为邠宁节度，……以边境御戎，以兵多积谷为上策。乃召募军士，开置屯田，岁收谷三十万石。”《新唐书》卷一八三《毕諴传》同。

[17]《旧唐书》卷一四四《李元谅传》：“加陇右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临洮军使，移镇良原。良原古城多摧圮，陇东要地，虏人寇常牧马休兵于此。元谅远烽堠，培城补堞，身率军士，与同劳逸，芟林蘿草，斩荆棘，俟干尽焚之。方数十里，皆为美田，劝军士树艺，岁收粟菽数十万斛。”《新唐书》卷一五六《李元谅传》略同。

[18]《旧唐书》卷一六一《杨元卿传》：“旋授检校散骑常侍泾州刺史，……乃奏置屯田五千顷。”《新唐书》卷一七一《杨元卿传》同。

[19]《新唐书》卷一七四《裴度传附裴识传》：“识帅泾原，……治堡障，整戎器，开屯田。”

[20]《新唐书》卷一八六《周宝传》：“进检校工部尚书泾原节度使，务耕力，聚粮二十万斛，号良将。”

[21]这7个州是岚州（今岚县）、宪州（今娄烦县）、石州（今离石县）、汾州（今汾阳县）、隰州（今隰县）、慈州（今吉县）和绛州（今新绛县）。见《新唐书·地理志》。

[22]《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

[23]《关中两朝文钞》卷七，张炼《屯田议》。

[24]《明史》卷二○○《詹荣传》：“荣以大同无险，……又以守边当积粟，而近边弘赐诸堡三十一所延亘五百余里，辟治之，皆膏腴田，可数十万顷。乃奏请召军佃作，复其租徭。”

[25]《明史》卷二一一《周尚文传》：“尚文乃益筑阳和以西至山西丫角山，凡四百余里，敌台千余，斥屯田四万余顷。”

[26]《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九，庞尚鹏《清理大同屯田疏》。

[27]《明经纪文编》卷一一四，杨一清《为修举马政疏》及《为处置马营城堡事疏》。

[28]《汉书》卷六四上《主父偃传》。

[29]《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30]《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31]《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

[32]《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33]《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34]《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按隋唐时1亩为522．15m2，略小于今市亩。今市亩为666．67m2。见陈梦家《亩制与里制》，刊《考古》，1966年第1期。

[35]《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

[36]《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

[37]《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全唐文》卷三五七高适《送窦侍御知河西和籴还京序》。

[38]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所附的《明代历朝各地军屯分地亩数表》及《明代各地区军屯分地亩数表》。

[39]陈梦家《亩制与里制》。明代1亩合607．744m2。今1市亩为666．67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