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一卷民族主义的梦呓
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才是工农子弟军的军魂
当“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构成的“亮剑精神”不再是李云龙们独有的神兵利器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工农子弟军在装备极差，人数极少的情况下面对强大的敌人，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最后胜利？
那支子弟军手中到底掌握了什么样的制胜法宝？——中国的阶级敌人没有，外来的帝国主义也绝不可能有的强大武器，从而奠定了胜利道路？
是毛泽东思想！
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那支工农子弟军的建军之魂、立军之本、制胜之道。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革命军队、军事国防领域一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无产阶级进行军事与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世界所有被压迫阶级和民族采取暴力手段，武装夺取政权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博大、丰富、深刻、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可概括为立场、观点、方法三个层次。本文仅从“无产阶级的军事立场”“人民战争路线”的角度予以论述。
一、无产阶级的建军与战争立场：
“争利益”。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开宗明义地阐明建军的目的是为阶级争夺利益，从而规定了子弟军为工农翻身解放而建军、而战争的阶级立场。
“建政权”。毛泽东更早指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说的是子弟军的阶段性目标是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权统治，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党指挥枪”。军队的阶级立场决定军队的组织原则。子弟军的阶级性质决定了那支部队不同于军阀的私家军队，不同于官僚的国家军队而是工农阶级自己的军队。这就要求那支军队的领导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工农阶级的先锋队手中，这就是“党指挥枪”的原则。
从“三湾整编”的 “支部建在连队上”“士兵委员会”都是为了保证子弟军不蜕变成为 “国家利益”而镇压的国军、为集团利益而械斗的军阀。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兵变哗变，一方只需 “统战”敌方的“师座”“团座”就可以使整支部队改变阵营。《亮剑》中赵刚就成功“统战”了国民党的一个师；日伪就策变了楚云飞的一个营。而这种整建制投敌的现象在子弟军的军史上却是极为罕见的。一个师长想投敌，别说带走整个师或者一个团啦，就是连警卫排都很难带走；甚至警卫员击毙投敌首长的事情都时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支部队本来就不是你长官个人的，你长官凭什么带走？那支部队是工农阶级的部队，是受工农阶级的先锋队领导的；长官不过是党的指挥工具而已。
正因为如此，《亮剑》中楚云飞也曾设“鸿门宴”用“民族大义”、高官厚禄、江湖义气来“统战”李永龙，迫于历史的客观性，作者尚不至于让楚云飞的“统战”成功，而是让李云龙用腰缠炸药的方式保持了节操。然而，作品中李永龙在犯了错误由团长降级为营长后，却仍然可以在全团发号施令；他搬到了营部，团参谋长就鞍前马后地把团指挥部也搬到营部，甚至和团党委书记兼政委兼代理团长的赵刚拧着安排全团名义的军事行动；而赵刚却表现出妥协和顺从。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团到底是党领导下的工农子弟军还是李云龙的“杆子”？
若再往前走一步，假如李云龙的个人操守出现动摇，他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把这个团带走了？假如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那就不是亮不亮剑的问题了，而是为谁亮剑，向谁亮剑的严峻问题！不保证子弟军的阶级性和党指挥枪的原则，又怎么能够保证亮剑精神成为捍卫工农利益的军魂？又怎能保证 “亮剑精神”不回过头来把剑锋指向生吾养吾的工农大众？
为了阶级利益向一切压迫阶级进行战争，是子弟军的最高历史使命。任何其他的政治纲领、军事原则、斗争方式都要服从于阶级斗争而不是相反。为了阶级斗争可以“反蒋抗日”，可以“逼蒋抗日”，可以“联蒋抗日”；也可以暂时放弃“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而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可以把握统治阶级军阀混战、内外交困的有利时机断然武装割据，点燃阶级战争的星星之火；更可以在抗战胜利后，无视美、英等其他帝国主义的在华存在，不去构思与虎谋皮的“联蒋抗美”，而是迅速地把战争转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阶级大对决上。这一切都要看历史提供的条件和可能，一切都是为了阶级力量的生存、发展、壮大和胜利。一句话，统一战线、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相反！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动摇了子弟军为阶级利益而战的最高使命，什么时候革命就受到挫折，阶级利益就面临被出卖的危险。
1935年，王明在共产国际发表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提出“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的基本观点而得到国际的支持，进而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
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回到延安的王明在错误立场的基础上又制订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
毛泽东在一开始就是坚决反对投降主义路线的。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说各执一词，令很多与会人员无所适从。令人遗憾的是，此时毛泽东虽已经获得了军事主导地位，但在政治方面尚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高举着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没有得到全党认同，投降主义路线竟然占了上风。
彭德怀回忆说：“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毛泽东不得不采取迂回抵抗。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很少露面。”
1937年底，在武汉主持长江局的王明，背着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无视国共两党阶级立场的对抗性，向蒋介石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招安要求。
蒋介石得知后“龙颜大悦”，希望王明“在汉相助”，共同商榷两党关系问题。从此，王明就成了蒋介石在中共中央的代理人。
13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了“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统一领导”的主张，和蒋介石 “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要求内外呼应。
王明的立场变节已经趋于明朗。毛泽东提议：“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去武汉”，但是，连毛泽东如此正当的组织防范要求，都未能得到大多数的认可，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提议而同意王明去武汉。决定还追加了一条规定：“王明同志（去武汉）一个月再回来”。可是，王明根本就没有执行这一规定，一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姗姗回到延安。因为王明心知肚明，“一个月”的规定，不过就是给毛泽东一个台阶。
投降主义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彭德怀回忆说：“（会后的一个时期）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这是军队阶级立场模糊的必然结果。
也就是说，这种阶级出卖的路线如得不到纠正，李云龙哪天被楚云飞策反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
1938年11月王明回到延安。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一年以来和投降主义进行斗争的总结。现在的毛泽东虽已取得了党的领袖地位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对国际早已肯定过的“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依然不能公开否定。于是毛泽东采取了“路线肯定、哲学否定”“政治肯定、军事否定”“表面肯定、实际否定”“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对“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这一投降主义的根基进行了变相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崭新论断，宣告了“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文章中，毛泽东首先“承认”“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但是，毛泽东的“承认”不是为了执行而是为了抵制。
毛泽东接着论述到：“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这段话可概括为：只有坚持阶级斗争，才有可能实现阶级合作。
毛泽东继续讲到： “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 。也就是说，阶级斗争是内容，民族斗争是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形式服从于内容。毛泽东从哲学高度对“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这一命题进行了证伪。
接下来，毛泽东在整个下一部分用从具体分析出发，批判了投降主义路线的不可执行性，得到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目的；为党的指导思想彻底扭转做理论准备。
按照投降主义路线的发展，即使李云龙不被楚云飞策反，也难逃被楚云飞一口吃掉的厄运；“皖南事变”就是最好不过的教材。
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委员项英等人，深受王明书记投降路线的影响，这些“海归”长期以来习惯于接受王明代表共产国际所做出的领导，对毛泽东这位山沟里的“泥腿子”打心眼里就瞧不起。这为皖南新四军的悲剧奠定了政治基础。
项英作为党在新四军内的最高负责人，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还和王明沆瀣一气，强调“华中特殊性”，反对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坚持的方针是“坚持统一战线，坚持统一，坚持抗战。”他认为，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经过统一战线。面对国民党反共政策所造成的磨擦，项英认为是地方上国共合作不彻底造成的，而不认为是国民党反动立场的体现。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示新四军要“果断北移”时，项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袭击缺乏精神和组织上的准备，强调北移困难，行动能拖则拖，以至于新四军总部近万人全军覆没。有历史研究者指出：“皖南事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项英不相信毛泽东关于“蒋介石一定要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判断。他相信蒋介石的“民族大义”超过相信毛泽东的“阶级立场”。
作为指导新四军组建并长期代表中央领导新四军工作、“皖南事变”时担任长江局书记的周恩来，在事变发生后，悲愤交加，在新华日报上奋笔提书：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但是周公是否能认识到，正是他的“同根”“同室”观念才是悲剧的根源？
周公也许没意识到，从陈胜在大泽乡和秦二世开“操”，到东汉末年魏、蜀、吴相“操”，到李闯王和大明王朝恶“操”……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就是五千年“同室操戈”的历史。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操”，地主阶级和地主阶级“操”，皇权和割据势力“操”……这些“同室操戈”无论从次数和烈度，都远远超过和外族的“室外操戈”。
周公应该还记得，1927年，是自1840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的第87年，中国备受帝国主义1175件“Unequal Treaty”和“Imposed Treaty”（不平等条约和强加条约）的凌辱和重压。辽东半岛和台湾正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着；美、英、法的军舰还在中国内河里横冲直撞，帝国主义的“治外法权（包括领事裁判权）”还在中国的领土上执法，24处“国中国”的租界林立于中国的大地……但是，就在这年的9月9日，毛泽东高举起“斧头镰刀”的鲜红旗帜，进行秋收暴动和武装割据，毅然决然地“同室操戈”！
周公更不应该忘记，就在8年前，身为红军最高领导人的周公，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拉开侵华序幕的严峻“民族危机”；不接受毛泽东迂回地、游动地、秘密地“操”的诀窍；公然排兵布阵、有声有色地和蒋委员长大搞“同室操戈”，结果呢？“操”不过人家，开始了“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美名其曰的“长征”。
仅仅悲愤交加，奋笔提书是不够的；周公应该牢记，工农子弟军存在的理由就是和压迫阶级“操戈”不管他是来自“室内”还是“室外”！“皖南事变”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只要心里还记挂着工农子弟军的阶级使命，就不会为来自阶级敌人的进攻感到意外。
皖南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淡薄了工农子弟军的阶级使命，什么时候就面临着被动挨“操”的危险。操在手里的“剑”都会掉落！
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对这段斗争历史曾作了简要的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阶级斗争不仅是民族斗争的目的，而且是民族斗争的条件。
试想假如没有毛泽东带领红军用血与火的残酷手段突破阶级敌人制造的灭顶危境，而是被消灭在大渡河畔；那么，统一战线就不知道由谁来“统”了。
在《亮剑》故事的一开始，已经是八路军团长的李云龙，和晋绥军的楚云飞上校称兄道弟、膀子拍得不亦乐乎。假如我们把开端设定在1927年以前，楚云飞作为阔家少爷，李云龙作为楚家的放牛娃，故事就完全两样了：李云龙每天起早贪黑放牛去，楚少爷去省城上军校，日子就这么过着。一天，日本鬼子打到了家乡，富有民族气节的楚少爷拉起了抗日的队伍，已经长大的放牛娃最多不过是给楚司令当当马夫，而能够称兄道弟的可能甚小。也许楚云飞通过留学东洋的同学和山本一木拉上了关系，相互间云飞君山本君吆兮吆兮起来了，也还轮不到你李云龙。
凭着血性，也许李云龙不会甘心一直给楚云飞的小老婆端洗脚水，但最多也不过就像作品中的谢结巴一样，拉起几十个弟兄呼啸于林莽之间，打劫一下山本一木、楚云飞们的补给队，干干杀富济贫的勾当也还是有可能的。但若想“亮剑”，那可就是活得不耐烦了，结果还不是被另一个李云龙剿灭砍脑壳？
总之，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工农革命家举起了秋收暴动的长矛梭镖，开辟了以暴力和战争进行阶级斗争的解放道路，并在血淋淋的阶级对杀中一天天生存发展下来，就凭你李云龙还想“亮剑”？你亮个屁！“亮”把水果刀怕你也找不到！
《亮剑》恰恰是忘记了这一点，或者是故意忘记了这一点，或者是他没忘而希望别人忘记这一点：阶级斗争是被压迫阶级参与民族斗争并在民族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基础和条件。忘记了这一点，即使民族斗争胜利了，工农阶级也不过是“为人做嫁衣”“狗咬尿（shui）泡空喜欢”一场。
二、人民战争路线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的“战争主体观”。阶级立场解决的是“为了谁”的问题，“战争主体观”要解决的是 “谁来战”的问题。是人民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是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革命积极性进行战争？还是靠军事精英的“民族大义”“英雄主义”所构成的“亮剑精神”进行战争？是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其他唯心主义和政治骗子的试金石。人民战争思想不仅不排斥朴实的民族感情和英雄行为反而予以提倡，但和“民族至上”“英雄主导”等各种欺骗人民、垄断历史的“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在一系列伟大著作中论述了人民战争的光辉原理：
无产阶级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无产阶级的战争是群众的事业，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对广大军民的政治动员是夺取战争胜利最基本的条件；动员了广大军民，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缺陷，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
战争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而不是反动派。
拉拢越多的人加入自己的阵营，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坏事。谁个不希望自己的“粉丝”多多？炮灰多多？蒋介石就提出过“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的口号，要求全国军民人人争当“精忠报国岳武穆”，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人民战争”呢？
然而，历史不是靠一厢情愿书写的。
在毛泽东这里，人民战争是建立在是工农利益基础上的，是“密切联系群众，密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军事体现，具有独一不二的阶级专属性；不是任何其他阶级和个人都可以学习和掌握的法宝。没有鲜明的工农立场就没有人民战争，没有全心全意的群众路线就没有人民战争！
而蒋先生的所谓“人民战争”不过就是靠鼓吹“民族大义”忽悠人民当炮灰。需要时要求你“精忠报国”，不需要时打你个“暴民聚反”——老佛爷对待“拳匪”的那套把戏，统治阶级们没有不轻车熟路的。
对于统治阶级的欺骗宣传，小资们也许很情愿接受，接受了也没啥了不起，大不了就是跟着委员长喊喊高调，反正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接受过了感觉有风险还可以跑昆明去搞搞联合大学。而没地方可跑的劳动人民自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读者们熟知的，另有一部更加伟大的作品《中国震撼世界 》却是读者们不常听到的。为什么说它更加伟大？如果说前者记录了“中国革命的激情”，而后者则记录了“中国革命的理性”；为什么说它“理性”？因为它告诉读者：“除了革命，中国别无出路！”
作者杰克·贝尔登写道：“一九三三年在热河… …当时，日本人十天内就占领了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国土（苏拉密注：相当于从北京到信阳，河北河南两个省的面积）。有一回，我同一群农民聊了起来，当时日本人已经推进到离当地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这些农民正在等着日本人来。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满不在乎地回答：
杰克·贝尔登用英语记下了中国农民惊世骇俗的语言：”We don’t know the Japanese. We know our own governor. If we can eat his liver and drink his blood, that’s enough.”
——“日本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政府怎么样，我们很清楚。我们恨不得吃他的肝，喝他的血！”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华北。从“七七事变”起，从宛平到安阳，只有短短119天，诺大的华北在八路军到来之前，几乎没有发生像样的民众抵抗就全部沦陷了。
直到八路军来到华北，建立根据地，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惩办恶霸劣绅汉奸，实行减租减息；“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战”“回民支队”“铁路飞虎队”“芦荡雁翎队”……等有组织的民众抵抗才开展起来，并形成燎原烈火。
历史还没有静止，比热河更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还在发生着。1942年，蒋介石集团不顾人民的死活，以“民族大义”为名，进行横征暴敛，置民众于濒临灭绝；从而激发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幕：百姓冒死给日本侵略军送粮，几万政府军被百姓缴械。
以下为背景资料，建议耐心品读。
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入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白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白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