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田人时期至两周之际西安附近地区自然环境的演变
——《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生态环境编》之四
三、沣滈流域西周遗址及文献记载所显示的西安附近地区的自然环境
周人以丰镐为都，都城附近居民点自会较为稠密。当前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西周遗迹亦以沣滈流域为最多。其中在沣河流域的有落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花园村、斗门镇、白家庄、五楼村、北强村、郭北村、[雨＋泘][雨＋沱]村、灵台、关道村、东西石榴村、冯村、新旺村、曹家寨、马王村、张家坡、海家坡、客省庄、大原村、秦渡镇、宋村、大梁村等24处。在潏河流域的有南堰头、南赵原村、北赵原村、西仁村、滴瓦崖等5处。在涝河流域的有南丈八村、北丈八村、崔家坟、鲁家寨等4处。[1]。
这些西周遗址有的是建立在仰韶遗址之上，有的是建立在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之上。当然有的则是建立在仰韶遗址和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之上。当然有的仰韶遗址和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之上并未再继续建立西周遗址，而有的西周遗址也并不都建立在仰韶遗址与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之上。因为，从仰韶时期到西周时期已经相当悠久，居民点也没有永无变化之理。所以仰韶遗址和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之上没有再继续建立西周遗址，和西周遗址不再承袭前代旧迹的情况，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事有必然的。正因为这样，对于西周遗址建立在仰韶遗址或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之上，尤其是建立在仰韶遗址和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之上的现象就不能不予以相当注意。
这样的现象说明一个问题：从仰韶时期直到西周时期的悠久岁月中，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自然环境有的已在变化，有的还没有显出很大的变化。总的来说，虽有变化，但是幅度还不至于很大。就以沣、潏、涝3河流域而论，个别居民点虽然有所移动，这3条河流两侧仍是居民点较为稠密的地区，何况曾经有过移动的居民点论数目才居总数的一半，另外一半仍然因袭以前的旧规，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前面论半坡遗址时，曾证明当时的浐河水量较现在为大。浐河发源于秦岭北坡。由秦岭北坡流下的河流尚有沣、涝等若干河流。这些河流相距并不很远，自然环境不至有什么差异。浐河较现在为大，其他诸河谅也差相仿佛。据文献记载，西周时人特别称道沣河。《诗·大雅·文王有声》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后来出于战国人士之手的《禹贡》，于渭南诸水也只提到一句：“丰水攸同。”周人以丰镐为都，所以会经常提到沣河，这是不足为怪的。东周已迁都于洛邑，可是《禹贡》还特意提到沣河，这就不是一般情形了。《大雅》说丰水（即现在所说的沣水），加上一句：“维禹之绩。”夏禹诚然有过治水的传说，即使确有其事，国内还有许多大水，何以就用力于沣河？可以认为这些记载都说明沣河的水量是相当大的。对于这个问题，以前也有人试图作过解释。清代胡渭就曾经说过：“窃疑沣西之涝，沣东之滈、潏、灞、浐，禹时悉合沣以入渭，故沣水能成其大。且《诗》言东注，而《汉志》云北过上林苑入渭，则是北流而非东注矣。禹导渭东会于沣，当在汉灞陵县北，灞浐入渭处也。”[2]胡渭此说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沣、涝、潏3河下游相距本不甚远，涝河旧有注入潏河的说法[3]，而沣河和潏河也有贯通的可能[4]。汉时开漕渠，长安城侧都可以引水，则在远古之时，沣河折向东流，合滈、潏以至灞、浐诸水汇于渭河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现在所可知的西周遗址在涝河流域的仅北至于涝店和鲁家寨，在沣河流域的仅北至于开瑞庄，再往下游至少在现在还无所发现。如果说涝河和沣河当时不像现在这样北人渭河，也倒不是不可以的。不然，为什么在涝店、鲁家寨和开瑞庄的南北遗址的发现竟迥然不同。而潏河的下游虽未发现过西周的遗址，可是一直到鱼化寨、关庙和三桥镇都还曾经发现过新石器时期的遗址。
说沣河在西周时并非北流，而为东行，也有一定的道理。前面已经说过，现在西安城北二级阶地以北，有相当大的一片一级阶地，其中一段到了曹家堡以北。曹家堡为汉长安城北边城墙经过的地方。而汉长安城当是循其时渭河岸边修筑的。渭河是什么时期移徙到这里的？文献记载已无可稽考。如前所说，开瑞庄、阿房宫等处一直向东到灞、浐相会合处，曾经有过一条古河道。这条古河道可能就是渭河的遗迹。可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开瑞庄离西周的丰镐二都已经很近，为什么西周时人说到大川，却只提到沣河，而未稍一涉及到渭河？当是西周时渭河又已北徙，就徙到汉长安城以北。从卫星照片上观察，可能是由现在涝河以西向北开始移徙的。如果这样的观察不错，则渭河向北移徙之后，涝河以东的沣、潏、浐、灞诸河就都不能立时冲开新道，向北流人新的渭河之中，而只能仍循渭河的旧河道，继续向东流去。由于涝河流量小于沣河，这条旧渭河河道就以沣河相称。沣河既容纳了涝河，还兼容纳渭河和灞、浐两河，所以能成为丰镐附近的大川。
沣河成为一条富有水量的大川，应从沣河本身得出解释。前面论述浐、灞两河侧畔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时，曾经指出这些遗址的所在也都在当地村庄远离河床那一方面，如田家湾已在浐河的西岸，而村旁的遗址更在村西700米处。可是在沣河沿岸的遗址却往往距沣河河床更远。而且至少像斗门镇、五楼村、灵台、宋村，则自仰韶时期和客省庄二期文化时期就是如此。如果说沣河在仰韶时期就是一条大川，那么到西周时期水位并未显得有所降低，应该还是大川。如果水位有所降低，则当时的人因为取水方便是有可能居住到更为近水的地方。
沣河能够成为一条大川，和灞河一样，应该得力于秦岭北坡的森林。由于森林可以涵蓄水分，使降水得以适当蓄积，洪水时期减低洪峰，降水过后所蓄积的水分逐渐流出，故能保持相当高的水位。前面论半坡遗址时，曾根据《诗经》和《山海经》的记载，举出秦岭北坡的树木。《诗经》所记载的应作为西周时期的写实。秦岭北坡既富于森林，故发源于山坡上的河流，都有较大的水量，沣河不过是其中较为巨大的一条而已。
可是问题并非就此了结。如果将此与现在的情况相比较，其间差异还是显然可见的。根据现在的实地测量，沣河的流域面积为560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量为2．941亿立方米，反稍大于涝河。因为涝河的流域面积只有331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量亦只1．744亿立方米。沣河的流域面积不如潏河之大，因为渭河为650平方公里，而潏河的每年平均径流量却仅有1．971亿立方米，远不如沣河之多。沣河和灞河比较起来，相差的就更多了。灞河在马渡王以上，面积就已有1503平方公里，而年平均径流量也已有6．379亿立方米。马渡王位于灞河西岸，隶属于长安县，东南隔灞河和前面曾经提到的蓝田县韩家崖遥遥相对，其间直线距离约3公里强。这还没有包括灞河下游各支流在内，特别是作为主要支流的浐河。河流是不断有所变化的，古今并不都能相互比较，不过各自的流域面积不会过分悬殊。西周时期，由于这几条河流相距本不甚远，其间气候应该都是一样的，因而降水量大致也相仿。就是秦岭山坡上的植被，各条河流所流经的区域也不会有多少差别。如果说沣河在那时于这几河流中独为大川，恐怕与当时实际自然情况不相符合。不过当时沣河既西纳涝河，又东汇灞、浐两河，然后再人渭河，则灞河流域面积虽大，年平均径流量虽多，充其量亦只是沣河的一条支流，实际上更增加了沣河在当时的流量。因而沣河应该是当时的一条大川。
秦岭北坡有相当茂盛的森林，就是山下的原野中也有一定的森林。不过原野中的森林不如秦岭北坡那样繁多，在森林之间还夹杂有草原。西周时周人的农业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一些草原甚至林地由于不断开垦而变为农田。浐、灞两河之间那一道原就是有名的白鹿原。白鹿原的得名据说是由于周平王时有白鹿出现的缘故[5]。周平王已经东迁洛邑，西周即告结束。然此地有鹿当不始于周平王时，半坡遗址就曾经发掘出不少的鹿骨，不过都是斑鹿。斑鹿现在还生存于华北、华南、东北各地，夏季毛色夹有白斑。所谓白鹿是否与此同一品种，姑且不论，但应该都是生活于有森林的丘陵地带。半坡遗址位于白鹿原西侧，则白鹿原有鹿远在仰韶时期即已如此，不待周平王时才开始发现。《诗·小雅·鹿鸣》一则说：“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再则说：“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三则又说：“呦呦鹿鸣，食野之苓”。这是一篇欢宴群臣嘉宾的乐章，以鹿鸣名篇，反复说：“呦呦鹿鸣”，可见当时对于鹿并不是太过陌生的。郑玄说：“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丰镐之时诗也。”这样说来丰镐附近本来就是有鹿的，故诗人能随手拈来作为素材，见于歌咏。白鹿原在浐、灞之间，就在丰镐近旁，宜当时人甚为谙熟。
原野中的森林，有平林[6]，也有中林[7]。平林中常有一些称为鷮鸟的野鸡时来栖止，中林中更是鹿类活动的场所。当时人所称的平林和中林到底有多少区别？什么地方有平林？什么地方有中林？这都无法详细追究。看来这都是一般的称谓，并非专指某一地区的森林而言。既然一些森林以平林或中林相称，可见所有的原野都是森林的地区，其中还可能杂有相当数量的草原。前面征引的《鹿鸣》之诗，鹿在野地食苹、蒿和苓，则显然兼有草原的风味。当时的景观是秦岭北坡为森林地区，秦岭山下的原野则是森林草原地区。
西周时的气候是有所变化的。竺可桢同志论西周初年的气候，根据当时竹的产地的广泛，认为丰镐附近还是相当温暖的。西周时黄河中下游许多地方都产竹，可知这种温暖气候是当时黄河中下游的普遍情形。竺氏并征引《诗·豳风·七月》之诗，证明当时豳地较寒冷，和《召南》所咏的“摽有梅，顷筐塈之”不同，和《卫风》所咏的“瞻彼淇奧，绿竹猗猗”也有所差异。诚如《竹书纪年》所说的，周孝王时汉江曾经有过两次结冰，气候有过寒冷的征候。丰镐远在汉江之北，当然也应该有过一定的寒冷情形。《豳风·七月》这篇诗所具体反映的地区，近年学者间尚有不同的说法，从其所涉及的节令看来，自是气温较低地区的景色。豳为今彬县、旬邑等处，和丰稿尚有一段距离。就以现在说来，彬县、旬邑和西安附近的气候还不能就说是完全一样。这样的差别在当时也并非就泯灭无余。《诗·秦风·终南》曾提到终南山上的梅树，《秦风》为春秋时诗篇，这里不能以春秋时诗篇证明西周时丰镐附近就已经有了梅树，但那时丰镐附近有竹林还是可以推论出来的。远在仰韶时期，半坡遗址附近就是多竹的。半坡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的竹鼠骨骼。竹鼠是以吃竹笋和竹根为生的，竹鼠的存在和为数的众多，说明当时竹林的广大。竹鼠后来在什么时候消失，这已无可稽考。但竹林却有相当长久时期在浐、灞、潏、涝诸河流域繁殖生长。秦汉时渭川的竹林还为治家谋生者所称道[8]。很难说在西周时丰镐附近的竹林忽然会因气候的变冷而绝迹。西周时丰镐附近可能有一个气候变冷的阶段，但寒冷的程度是不能同《豳风·七月》诗篇中所说相比拟的。
西周时丰镐附近的气候如何，没有文献记载。难以备知。周人以农立国，自其远祖以来即娴于农事。从事农业的人对于气候的变化、旱涝的异常从来都是相当敏感的。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就有很多有关占卜气候的记载。周原也曾发现甲骨文，其中有无此类记载，尚不可知，其他文献也不是很多的。《诗·小雅·鱼藻之什·白华》曾经歌咏过：“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淄池在滈水的下游，这是说丰镐附近已经有了灌溉事业。这首诗据说是周人刺幽王之作，是西周末年的事了。西周初年有无这样的灌溉，亦在不可知之数。不过西周前期丰镐附近没有显著的旱灾则是可以肯定的。可是西周后期却有了变化，不仅有了旱灾，而且灾期之长，旱情之甚都是以前所少有的。西周后期的旱灾从厉王时起即见其端倪，历宣、幽而至于平王，前后绵亘150余年。《诗经》三百篇中记载旱灾，以《大雅·云汉》一篇为最著。这篇诗据说是仍叔美宣王而作，则是周宣王时的诗。这篇诗描绘旱灾的严重，确实是少见的。如说旱得太厉害了，山上的树木因旱而枯干，河里的流水因旱而干涸，许多人都因旱而病死了。在这150年中，宣王时还应该说是这场大旱灾的早期，宣王以后，旱灾并未终止，后来到了幽王时，终于导致了泾、渭、洛三川的告竭[9]。这次三川告竭是伴同地震发生的，但导致三川告竭却并不是由于地震。因为地震只促使岐山崩塌，并未使三川都受阻塞，因而和地震的关系还不是很大。当时人说：“山崩川竭，亡之征也”。这虽是迷信的说法，不过大旱若此，幽王若不是为犬戎所杀，也是难于熬过这样的难关的。
由仰韶时期到西周，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自然环境已经有了不少的变化，不过就土壤说来，变化还不至于十分显著。沣河流域各遗址中文化层最深的为上泉北村，文化层的深度为3．7米。就是这样的深度，还包含着客省庄二期的文化层和西周的文化层。海家坡遗址深度才有3米，包含着仰韶和西周两个文化层。秦渡镇遗址更浅，只有1米，也包含着仰韶和西周两个层次。最浅的应数沧浪河畔的苗村遗址，只有0．5米，也只包含仰韶时期一个层次。金沙河畔的姜村遗址深0.52米到1米，较之苗村遗址稍深一点，却也包含了仰韶和客省庄二期两个层次[10]。这些遗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文化层深度不大，离地面最近。
半坡遗址所显示的与上面所说的也差距相仿。半坡遗址的文化层平均厚约3米，去掉表层浮土，在以下的2．8米中分别显示出8个不同的土层：分别是灰褐色粉砂土、褐色粉砂土、深褐色粉砂土、灰褐色粉砂土、杂色粉砂土、灰褐色粉砂土、深褐色粉砂土、灰黄色粉砂土。最厚的是第三层的深褐色粉砂土，厚度是0．6米。最薄的是最下一层的灰黄色粉砂土，厚仅0．2米。其中孢粉花子的蕴藏，从0．2到2．2米，除个别层次外，几乎每0．1米间莫不有之。最浅的蕴藏处在表层浮土以下的0．2米处[11]。这也算是一个特点，较之沣河等河流域尤为显著。
这样的特点说明一个问题，从仰韶时期以来，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地面堆积并不很厚。根据这几条河流侧畔遗址所显示的，最厚超不过4米，最薄处只有0．5米。因此可以这样说，现在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地表面大致在仰韶时期以前已经基本形成。
注释：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户县调查与试掘报告》。刊《考古》，1962年第六期。
[2]《禹贡锥指》卷一七。
[3]《山海经·中山经》：“牛首之山，涝水出焉，西注于潏水。”《汉书·地理志》：“户，酆水出东南，又有潏水，皆北过上林苑入渭。”
[4]《水经·渭水注》。
[5]《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三秦记》。
[6]《诗·小雅·甫田之什·车舝》。据说这是周王朝大夫刺幽王之作，则当作于丰镐都城，所咏的自是都城近旁的风物。
[7]《诗·大雅·荡之什·桑柔》。据说这是芮伯刺厉王之作。杜预说，芮国在冯翊临晋县，则为今陕西大荔县。《左传》文公元年，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芮良夫为芮伯，亦为周的大夫，则此诗亦作于丰镐都城，所咏亦为都城近旁的景物。
[8]《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9]《国语·周语上》。
[1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户县调查与试掘报告》。刊《考古》，1962年第六期。
[11]周昆叔《半坡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孢粉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