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考察——兼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思考
【内容摘要】本文依据对新中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的历史考察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前存在的那种产业结构全面严重失衡的状况已有显著转变。但就现状来说，产业结构失街并没有真正解决。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当前要抓紧国內外的有利时机，从深化改革，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贯彻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以及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等方面，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
【关 键 词】产业结构；演进过程；调整；对策思考
【作者简介】汪海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36）。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京），2010．6．27—36
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最重要问题。对新中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作历史考察，并从中总结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结论，提出对策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产业结构涉及的问题很广泛，本文只考察其中一个基本方面，即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一、新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及其现状
以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变革作为历史分期的第一位标准，以社会生产力发展作为第二位标准，似可将新中国成立后60年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分为以下四个时期来考察。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产业结构——经济恢复时期的产业结构（1949年10月至1952年）
为了说明这个时期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先有必要简要叙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产业结构。从1860年起，中国近代工业就开始发展。但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历了近百年时间，工业化进程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产业结构的变化进程却甚为缓慢。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1890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依次分别为68．5%、9．8%（其中工业和建筑业依次分别为8．1%和1．7%）和21．7%。到1952年三者依次分别为59．7%、10．0%（其中工业和建筑业依次分别为8．3%和1．7%）和30．3%①。需要说明的是：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结束时，经济发展水平虽然部分地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平，但大体上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水平。从这方面说，大体上可以把上述1952年的产业结构看做是解放前的产业结构。这就表明：在长达60年（1890年至1949年）的时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是很小的。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史学家巫宝三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可证明这一点。按照他的计算，1933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年份之一）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占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依次分别为61．0%、11．4%（其中工业为10．3%。建筑业为1．1%）和27．6%②。上述两位经济史学家的计算结果虽有差别，但大体相同，都反映了旧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缓慢进程。
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决定的。就农业来说，由于受到封建主义（还要加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劳动力、原料、市场和资金都很有限。就工业来说，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凭此可以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不仅根本缺乏推进工业化的动力，而且竭力阻止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这些都成为中国工业化的桎梏。尤其是1840年以后，列强多次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而且通过战争赔款掠夺了中国工业化所必需的巨额资金。还需进一步指出，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有赖于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的发展，工业化和由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但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都受到了旧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极大束缚。因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像第一、二产业一样，基本上都处于停滞的状态。所以，整体来说，旧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缓慢，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短短3年间，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也使得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优化。1949年至195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作为第三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运输业和商业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重依次分别由68．4%下降到57．7%，由12．9%上升到23．1%（其中工业由12．6%上升到19．5%，建筑业由0．3%上升到3．6%），运输业和商业由18．7%上升到19．2%（其中运输业由3．3%上升到4．3%，商业由15．4%下降到14．9%）③。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的变化，符合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规律要求，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集中体现。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以工业落后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结构失衡状态，而且丁业在全部产业中技术都是比较先进的。
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第一，实行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纲领：没收处于旧中国经济垄断地位的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和发展个体农民经济；保护并有限制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还实行了四面八方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些纲领和政策充分地调动了各类经济主体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第二，建立了以行政指令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对国有企业逐步实行行政指令计划；同时，又运用价格杠杆，调节个体农民和手丁业以及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较好地发挥了适合经济恢复时期特点的、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调节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第三，尽管经济恢复时期面临着多次政治运动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环境，但仍然坚持了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的方针。第四，从经济恢复时期国力有限、百业待兴的具体情况出发，实行了以经济恢复为主，有重点地进行建设的方针。在作为建设重点的工业建设方面，其投资也是重点投向恢复和改造项目、重工业部门和东北地区。而且丁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主要依靠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第五，在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条件下，着力发展了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利用了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第六，在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显著改善。1949年至1952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左右，农民收入一般提高了30%以上。1952年全国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依次分别达到80元、65元和154元。④所有这些因素都从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推动了这期间第一、二、三产业的持续高速而又大体平衡的恢复和发展。1950年至1952年，每年国民收入增速依次分别为19．0%、16．7%和22．3%。其中农业依次分别为17．1%、10．1%和15．2%，工业为33．3%、40．O%和31．O%，建筑业为400．0%、80．0%和123．3%，运输业为16．7%、28．6%和38．9%，商业为9．1%、16．7%和25．7%。在这3年中，国民收入年均增速为19．3%。其中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分别为14．1%、34．7%、220．0%、27．0%和17．0%。⑤这些数据清楚表明：这期间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第一产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带动了第二产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第二产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又带动了第三产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些就是经济恢复时期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机理和运行轨迹。当然，这只是从第一、二、三产业相互关联的视角说的。总体来说，这期间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主要还是上述六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乍一看来，上述数据似乎表明在这期间第一产业是严重滞后于工业的发展。在这方面有两个重要情况值得注意：一是旧中国农业比重大，工业比重小，前者增长的基数大，后者小；二是旧中国工业落后，是经济失衡的表现。经济恢复时期工业增速较快，是经济向平衡发展的表现。所以说，经济恢复时期产业结构是趋于优化的。
（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产业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时期的产业结构（1953年至1957年）
“一五”期间，在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这是“一五”时期的中心任务）的同时，进一步推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这期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51．0%下降到1957年的40．6%，第二产业由20．9%上升到29．6%／其中工业由17．6%上升到25．3%，建筑业由3．2%上升到4．3%），第三产业由28．2%上升到29．8%⑥。产业结构的这种演进是符合工业化一般规律要求的。即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第一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趋于下降，第二产业趋于上升，第三产业也趋于上升。当然，从主要方面来说，这种演进是符合由我国国情决定的“一五”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客观要求的。可以说，这期间的产业结构是趋于优化的。
决定这一点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成功地实现了对农业、手丁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尽管改造的目标模式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改造后期还存在过急过快的毛病，但在改造的步骤和方式等方面都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独创，并针对改造后期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在改造过程中仍然实现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一定的增长。第二，伴随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计划经济体制也全面建立起来，进一步发挥了这种体制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诚然，这种体制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在“一五”前期（1953年至1955年）和“一五”后期（1956年至1957年）是有区别的。就前期来说，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这时实行的仍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只是在“一五”后期，计划经济才占了主要地位。但在“一五”时期不仅宏观经济政策大体正确，而且党风、廉政建设好，官僚主义少，因而行政指令的运行效率也是很高的。而且，相对后续时期来说，商品经济并不发展。因而计划经济体制在束缚企业积极性方面的消极作用在宏观上也受到了一定限制。所有这些都使得“一五”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在优化社会生产资源的配置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第三，“一五”后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采取了运动方式，但总的说来，社会主义改造是围绕生产中心进行的。1957年虽然也受到反右派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就整个“一五”时期来说，时间不长，影响不大。这就使得各次产业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第四，“一五”时期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为中心的。但在实现这个中心任务过程中，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各次产业协调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有：（1）不断克服急躁冒进倾向，使生产建设规模和速度与国力相适应，各次产业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2）在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注意发展轻工业和第一、三产业；（3）重视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设备、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在可能的范围内充分利用了国外资源；（4）在重点建设重工业的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1957年全国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依次分别由1952年的80元上升到108元，由65元上升到82元，由154元上升到222元；三者年均增速依次分别为4．5%、3．2%和5．7%。⑦所有这些因素都从不同方面和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但需说明：以上结论只是从“一五”时期大部分年份和总体说的。实际上1953年和1956年第一、二产业的增速依次分别为1．9%和35．8%（其中工业为35．7%，建筑业为36．4%）、4．7%和34．5%（其中丁业为28．6%，建筑业为70．0%）。这些数据表明：这两年第二产业发展过快；第一产业发展严重滞后。这里所说的第二产业发展过快，主要是指重丁业发展过快。因为这两年轻工业增速并不过快。这两年轻、重工业产值增速分别依次为26．7%和36．9%，19．7%和39．7%。而且，第二产业中建筑业的发展过快也是由于主要为重工业发展服务而导致的。这两年重工业发展过快，第一产业发展滞后，主要是由于急于求成的思想，正在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的，其结果使得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失衡。1953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由上年的51．0%下降到46．3%，第二产业由20．9%上升到23．4%（75中工业由17．6%上升到19．8%，建筑业由3．2%上升到3．5%）。1956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上年46．6%下降到43．5%，第二产业由24。4%上升到27．3%（其中工业由21．0%上升到21．8%，建筑业由3．4%上升到5．4%）。⑧由于工业／主要是重工业）发展过快，农业滞后，这种发展必然遇到农产品供给的制约。于是在1954年至1955年和1957年分别及时对丁业的增速作了调整，产业结构失衡状况又趋于改善。但即使这样，也未能改变“一五”时期产业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的失衡状况。当然，总体说来，还是协调的。所以，从“一五”时期大部分年份和总体情况来看，产业结构是趋于优化的。
（三）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强化时期的产业结构——“大跃进”、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和“洋跃进”阶段的产业结构（1958年至1978年）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就全面建立起来。在1958年至1978年间，曾经进行过两次以行政性分权（即主要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经济管理权力）为特征的经济体制的变动，但结果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这种以行政指令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还使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故称这个时期为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强化时期。但以生产发展状况或政治因素作为区分标准，又可以将这个时期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大跃进”（1958年至1960年）、经济调整（1961年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和“洋跃进”（1977年至1978年）。这个时期产业结构经历了曲折变化过程，但总的说来，是趋于严重失衡的。
从1958年开始的连续3年的“大跃进”，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1960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40．6%猛降到23．6%，第二产业由29．6%猛升到44．5%（其中工业由25．3%上升到39．0%，建筑业由4．3%上升到5．5%），第三产业由29．8%上升到31．9%。这些数据表明：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工业发展过快；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也没到位。总之，产业结构处于严重失衡状态。
但从1961年开始，进行了5年经济调整。到1965年，第一、二、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又依次分别转变为38．7%、35．1%（其中工业为31．8%，建筑业由为3．2%）和26．7%。至此，可以认为，上述的那种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状态已有很大改变，并大体趋于协调。
但在1966年至1978年间，经历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又经历了1970年和1978年两次经济过热⑨，使得这期间产业结构发生过两次严重失衡，且又得不到及时有效调整，以致到1978年第一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965年38．7%下降到28．2%，第二产业由35．1%上升到47．9%（其中工业由31．8%上升到44．1%，建筑业由3．2%上升到3．8%），第三产业由26．7%进一步下降到23．9%。⑩这种情况表明：产业结构失衡已经发展到全面极端的严重状态。全面是指不仅第一产业滞后于工业的发展，而且第三产业和建筑业也都滞后于工业的发展。极端是指不仅第一产业滞后于工业发展状况已经达到顶端，而且第三产业比重也发生了极不正常的下降。
这种失衡状态主要是由下列因素多年形成的：第一，在1958年至1978年间（其中，经济调整时期除外，下同），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强化到了顶点。在社会生产力和其他相关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受到“左”的路线支配下，这种体制在劣化社会生产资源配置（包括在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配置，下同）的作用也就发展到了顶点，成为经济失衡最基本的体制根源。第二，在一定条件下（包括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社会扩大再生产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程度、时限等），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优化社会生产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战略。但在这期间，这项关系经济全局的战略却被盲目地、片面地、长期地延续下来，使其本来具有的正面积极作用走向了反面，成为经济严重失衡的最重要的战略根源。第三，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政治运动取代生产成为中心。这种状况不仅使得各个产业失去了持续发展所必要的宏观环境，而且成为治理产业结构失衡的极大障碍。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主持中央工作时治理“三突破”【11】为特征的经济失衡，迟迟不能推开；1975年邓小平副总理在主持中央工作时进行的经济整顿，在迅速取得成效后又发生了夭折，就是这方面的两个典型事例。当然，这里的治理和整顿不只涉及各次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是包括更广泛的内容。第四，这期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不仅被长期凝固化，而且进一步强化。第五，城市化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50年至195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年均增长0．63个百分点；1953年至1957年年均增长0．58个百分点；1958年至1978年年均增长0．12个百分点。其中1978年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比1965年还下降了0．1个百分点。第六，这期间主要由于国际因素，部分地区也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对外经济关系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从而没能利用国际资源。第七，按照传统理论，只有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是物质生产部门，创造价值；其他服务业是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因而严重存在重物质生产部门、轻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政策取向。第八，这期间，在人民生活改善方面也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的状态。1978年全国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依次分别由108元上升到184元，由82元上升到138元，由222元上升到405元；三者年均增速依次分别为1．7%、1．4%和2．4%。其中，1958年至1960年三者年均增速依次分别为—4．1%、—7．5%和—4．8%。【12】所有这些因素都从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使得这期间产业结构趋于严重失衡。当然，这是就这期间总的趋向说的，并不否定1961年至1965年产业结构趋于改善的情况。
（四）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的产业结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时期的产业结构（1979年至2009年）【13】
1978年发生了经济过热，这年经济增速达到了11．7%。于是，从l979年开始对经济进行调整。这次调整使得原来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有了显著改善。1981年，第—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8．2%大幅上升到31．9%，第二产业由47．9%下降到46．1%（其中工业由44．1%下降到41．9%，建筑业由3．8%上升到4．2%），第三产业由23．9%下降到22．0%。这些数据表明：作为原来产业结构失衡最重要方面的农业和工业的失衡状况已有明显改观，但其另一个重要方面，即第三产业与丁业的失衡状况却有一定程度的加剧。
1984年又发生了经济过熱。这年经济增速高达15．2%。于是从1985年开始，又对经济实行调整。但这次调整对产业结构既有改善的一面，也有恶化的一面。1986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4年的32．1%下降到27．2%，第二产业由43．1%上升到43．7%（其中工业由38．7%下降到38．6%，建筑业由4．4%上升到5．1%），第二产业由24．8%上升到29．1%。这表明：农业滞后于工业的状况进一步加剧，只是建筑业特别是第三产业滞后于工业的状况有了改善。但乍一看来，农业滞后似乎是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造成的。但在实际上，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是恢复性的，而工业比重在以往比重过高的基础上，仍然保持了很高的比重，才是农业滞后的原因。
1988年再次发生经济过热。这年经济增速在1987年高达11．7%的基础上又达到11．3%。于是，又对经济进行调整。经过这次调整，1988年那种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状态已有很大改善。1990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8年的25．7%上升到27．1%，第二产业由43．8%下降到41．3%（其中工业由38．4%下降到36．7%，建筑业由5．4%下降到4．6%），第三产业由30．5%上升到31．6%。
1992年至1994年连续3年经济过热。这3年经济增速依次分别为14．2%、14．0%和13．1%。于是1993年又开始对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经济增速方面，这次调整很成功，到1997年实现了软着陆。这年经济增速由1992年的14．2%下降到9．3%，处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限区间。但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则效果不佳。1997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2年的21．8%进一步下降到18．3%，第二产业由43．4%进一步上升到47．5%（其中工业由38．2%上升到41．7%，建筑业由5.3%上升到5．9%），第三产业由34．8%下降到34．2%。【14】在这里，农业比重大幅下降和工业比重的显著上升，是前者严重滞后于后者的表现，第三产业比重下降也是发展滞后的表现。
2006年至2007年，连续两年又发生了经济过热。这两年经济增速分别达到11．6%和13．0%。从2008年又开始对经济进行调整。这次调整面临着国内外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主要是：国内经济周期由连续8年（2000年至2007年）的上行阶段进入下降阶段，而且来势甚猛，2007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高达13．8%，但到2009年第一季度猛降到6．1%；还有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严重自然灾害。国外又遭遇由2007年第三季度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演变成的战后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在我国外需很大的形势下，这也是很强的冲击。2007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9．7%。这些严重冲击的叠加效应，使得我国经济调整面临着新世纪以来的极大困难。但由于宏观经济政策转变及时而又有力，终于有效地防止了经济增速的大滑。2008年至2009年经济增速缓慢地下降到9．6%和8．7%，仍处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率的上限区间。这确实是来之不易的伟大成就，中国因此赢得了举世的美誉。不仅如此，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2009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由2008年的10．7%下降到10．6%，第二产业由47．5%下降到46．8%，第三产业由41．8%上升到42．6%【15】。在这里，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显然是优化的表现，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一般说来，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比重下降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但在我国农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具体情况下，既不能把这两年农业比重下降看做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也不能把它看做产业结构失衡加剧的表现。事实上，这两年第一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平均每年下降O．35个百分点，而1978年至2007年年均下降0．59个百分点。从这种相比较的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农业滞后于工业的状况在趋于缓解。
在对1958年至1978年和1979年至2009年的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作了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将这两个时期在这方面的情况作一对比。在前一时期，第一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年均下降0．5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主是工业）年均上升0．8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年均下降0．2个百分点。而在后一时期，第一产业比重年均下降0．5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只是工业）年均下降0．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年均上升0．6个百分点。诚然，在上述两个时段有众多不可比的因素。比如，第一、二、二产业各自变化的基数是不同的。但上述数据确实无可辩驳地说明：前一个时期存在产业结构全面极端的严重失衡状态；后一个时期农业滞后和工业超前的状态在逐步趋弱，而第三产业则由前一时期极不正常的大幅下降转变为正常的大幅上升。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并没真正解决。主要根据有二：第一，就农业来说，新世纪提出并践行科学发展观以来，党和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采取空前未有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比如，作为农业主要产品的粮食产量，2007年至2009年连续3年超过50000万吨，2009年达到53080万吨，改变了1999年至2007年连续9年产量低于1998年产量（这年粮食产量为51229．5万吨）的局面【16】。但当前粮食供需仍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作为粮食稳产基础的体制、机制和技术、物质等方面的问题都没有根本解决。因而，作为最重要战略物资的粮食产量不稳的问题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农村居民收入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也突出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滞后。其主要的直接原因，除了城市化滞后以外，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第二，就第三产业来说，在许多工业的产能和产品过剩问题突出存在的同时，经济社会急需的第三产业（包括为生活服务和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就业容量大和为高技术产业服务的第三产业）又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为了说明这里的问题，作点国际比较是必要的。按照毛泽东所指出的，作为矛盾的普遍性的“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17】。所以，尽管国外经验有其特殊性，但也包含共性。就其共性来说，有借鉴意义。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03年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2%，上中等国家为59%，高收入国家为71%。我国已经步人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我国200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而且大大低于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这就突出反映了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
所以，总起来似乎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前存在的那种产业结构全面极端的严重失衡状态已有显著转变；但就现状来说，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的若干设想
我国当前尽管还面临着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衡状态，但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都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在国内，我国至少还有20年的良好的经济发展时机【18】。这个战略机遇期不仅使得我国经济仍然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赢得平稳较快发展，而且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在体制、机制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政策和经验等方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在国际方面，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但相对来说，这次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的机遇要大于冲击。这里所说的“相对”有两重含义：一是就冲击与机遇相比较而言；二是与经济发达所受到的冲击和机遇相比较而言。
国际经验表明：每次大的经济危机都要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并加剧世界各国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仅就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而言，在这次危机之后，其在虚拟经济领域去杠杆化的同时，在实体经济方面去“空心化”，提出“再工业化”，重新振兴现代制造业，在高科技领域继续巩固和加强其领先地位，抢占新的战略产业制高点；其长期存在的低储蓄率、高消费率的消费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就这些方面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而言，其积极方面突出表现为：使我国制造业（这是我国工业的主体）产品出门遇到更大限制，从这方面遏制我国工业的过快增长，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次危机使美国经济受到重创，陷于负增长，而我国经济增速虽有下降，但仍保持高增长态势。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霸主地位也受到严重冲击。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显著上升。这表明：我国的大国经济地位在进一步上升，向经济强国迈进的步伐也在加快。它意味着我国在利用两种市场、两种资源方面拥有更有利的条件，从而促进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在内的经济发展。
当前需要抓紧国内外的有利时机，大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总的说来，调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需要遵循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19】为此需要依据历史经验和当前情况合理设置第一、二、三产业的增速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三者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的目标值。在这方面，2008年至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值得重视。这两年第一、二、三产业的增速分别依次为5．5%和4．2%，9．3%和9．5%，9．5%和8．9%。这样，第一产业比重由2007年的11．3%下降到2009年的10．6%，年均下降0．3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由48．6%下降到现阶段的46．8%，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由40．1%上升到42．6%，年均上升1．25个百分点。【20】显然，这个结构变化方向是朝着解决产业结构失衡前进的。依据这个经验，并考虑到了业化发展规律的要求，特别是当前产业结构失衡还没有根本解决的情况，可以设想：在“十二五”期间，在经济增速控制在9%左右的前提下，第一产业年均增速争取达到5．5%左右，第二产业控制在9．0%左右，第三产业达到9．5%左右。这样，这期间第一产业比重仍有望大体稳定在10%左右，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到40%以上，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45%以上。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采取以下主要措施：第一，要深化经济改革，特别是要加快第一、三产业改革的步伐。就第一产业来说，除了继续全面深化农村各项经济改革以外，还要着力推进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均等化，加快城镇化和农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就第二产业来说，除了要继续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继续扩大开放以外，就是要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实行环境污染补偿制度，以遏制工业／特别是其中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工业）的发展；还要积极推进统一、有序、平等竞争、充分发展的市场改革，以淘汰和遏制过多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特别是要积极治理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投资膨胀机制，以遏制工业的过快增长。就第三产业来说，要加快垄断行业和事业单位的改革步伐，并扩大这些领域的对外开放。
为此，当前既要看到我国渐进性改革的优越性这一主要方面，又要着重看到这种渐进性改革的严重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当前第一、三产业改革滞后于第二产业以及由此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不良后果；既要看到当前加快第一、三产业改革的有利条件（诸如在这方面已经形成厂更多的社会共识，并拥有更有利的物质技术基础等），又要看到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阻碍改革深化的新因素。即除了改革初期就有的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势力以外，又产生了阻碍改革的新的利益群体（诸如治理地方投资膨胀机制就会遇到地方局部利益的阻碍，改革行业垄断就会遇到行业局部利益的阻碍）。而且，前者主要是由认识差异引起的，而后者则主要是利益差别引起的。从这方面来说，后者比前者更难克服。因而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立法手段和行政手段；否则，改革就很难推进，以致陷入停滞状态。
第二，要把经济发展的目标进一步转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改革以前存在过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改革开放后，这方面的情况已有很大的变化，但并没有转变到位。1953年至195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与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增速之比为2．04：1．00，1958年至1978年为3．18：1．00，1979年至2008年为1．29：1．00【21】。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二者对比关系有了显著改善。但为了改变当前消费增长严重滞后于生产增长的情况，可以设想在“十二五”期间，使二者增速之比逐步趋于1：1。这样，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更为紧密的第一、三产业就有可能实现较快增长，而工业的过快增长也就会受到遏制。
第三，要加快由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增长方式以及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以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和高碳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当前急需实现这种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主要依靠投入物质资源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显然会从削弱物质需求方面遏制工业的过快增长，同时又会带动作为第三产业最重要组成的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并会加速以人多地少为特征的农业的发展。
就生产而言，低碳经济是以低物耗、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以集约经济增长方式为前提的。但它又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新的更高阶段。如果说，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那么，实现低碳经济则破题不久。2003年英国提出低碳经济的理念，并以强大的生命力迅速获得许多国家的认同，有些国家已就此进行规划和立法。在我国，低碳经济也是方兴未艾。我国在发展再生产能源、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再制造业也已经起步。【22】实践证明：低碳经济在节约资源、改善环境等方面的意义，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但低碳经济的含义及其意义并不仅限于生产方面，已延伸到生活消费方面。这一点在美国那种高碳消费的国家显得尤为突出。低碳经济也不仅限于碳的排放方面，还延伸到碳的吸收方面。如果仅仅从能源的生产消费来说，近代工业化过程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将长期埋藏在地下的石化能源开发出来，用于生产以后，再将作为最重要污染源的二氧化碳加以排放的过程。但人工造林又可以将排放出的二氧化碳加以吸收。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多年来我国人工造林速度居于世界第一位。当前人工造林面积也居于世界第一位。实践证明：推行人刀：造林，是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见，实现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不仅在改变当前产业结构严重失衡方面，而且在改善已经受到严重污染的环境方面，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第四，把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进一步落到实处。就这个方针的实质含义来说，就是要把工业创造的一部分收入，主要通过财政再分配用于发展农业经济和提高农民生活。但鉴于当前农业严重滞后于工业的情况，还可设想以国有企业（特别是其中的垄断行业）的一部分利润用于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保障事业。这一点在国有资本预算单列的情况下是有可能做到的。
第五，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既要注重对需求（宏观经济总量）的调控，又要注重对供给（产业结构）的调控。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一般理论，这两方面调控是互为条件的，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发生的五次经济过热表明对需求调控的不足，但相对来说，其效果还是好于对供给的调控。就当前来说，2009年经济增速也从2007年的13．0%下降到8．7%，即下降到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区间。在这种形势下，宏观经济调控面临两方面任务：一方面要注重对需求的调控，千方百计地把经济增长率稳定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限内【23】，防止经济增速的迅速反弹，发生经济过热，并使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失衡加剧；另一方面，更要注意抓紧经济增速下行的有利时机，大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从根本上防止由结构失衡再次导致经济过热。
注释：
【1】[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2】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上），中华书局，1947年，第12页。
【3】《中国统计年鉴（1986）》，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第55页。说明：由于缺乏1949年至195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资料，故在此使用国民收入资料。
【4】《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87-188页。
【5】《中国统计年鉴（1986）》，第54页；《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6】《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10页。
【7】参见《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14页。
【8】《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10页。
【9】这里需作两点说明：第一，本文依据我国历史经验数据，将经济周期的波峰年经济增速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两个百分点左右，称作为经注过热。这里涉及衡量经济过热的标准。所谓经济过热就是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衡量社会总需求大于或小于社会总供给的差距，其唯一无可替代的总体指标就是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差距。这又涉及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定义及其量的界定。依据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潜在经济增长率可以定义为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在就业率适度增长和不引发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各个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发挥可能达到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计算这种增长率将可以采取简便而又较为可靠的办法，就是运用长时间的年均增长率。1953年至1978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6.1%，1979年至2009年为9.8%，1953年至2009年为8.1%。无论是按照上述第一个数据或第二个数据、第三个数据为标准计算，都可以将1970年（这年经济增速为1934%）和1978年（这年经济增速为11.7%）认定为经济过热。第二，1978年的经济过热是与大规模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相联系的，史称”洋跃进”。
【10】《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10页。
【11】“三突破”，即1971年全国职工人数达到5318万人，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达到302亿元，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达到427.5亿公斤，突破400亿公斤。
【12】《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6、14页。
【13】按照党的十六大的部署，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到2020年。按照邓小平理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要到21世纪中叶。但本文的分析只到2009年。
【14】以上数据资料来源均见《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10-11页。
【15】《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2月25日），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gh/ndtjgh/qgndtjgh/t20100225_402622945.htm。
【16】《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2月25日），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gh/ndtjgh/qgndtjgh/t20100225_402622945.htm。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9-320页。
【18】详见拙著《中国经济发展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2-93页。
【19】《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20】《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38、4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2月25日），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gh/ndtjgh/qgndtjgh/t20100225_402622945.htm。
【21】参见《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11、14页。
【22】详见《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3月15日。
【23】详见拙文《再论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目标》，《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in New China:
Thoughts on the Countermeasur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Wang Haibo
Abstract: Based on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article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ll-round serious imbala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efore the institution of reform has been considerably improved， but as it stands now the problem has not been truly resolved. In view of this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we should seize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avorable opportunities and speed up the adjustments to industrial structure through deepening the reform， further transforming the objectiv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realizing the shift from a high-carbon to a low-carbon economy，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that industry repays agriculture， and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djustments; countermeasure
转自《经济史》201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