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前言
三、黄土高原考察琐记
1．1972年考察以前的旧事
我在黄土高原上从事考察工作，是从1972年开始的。在此以前，也曾去到黄土高原上走过一些路程。其中可以略事提及的有两次：一次是1938年前往陕西榆林，一次是1945年前往内蒙古杭锦后旗（当时称为陕坝，为绥远省政府所在地）。这两处在以后的岁月中还曾再次到过，可是前后都有所不同。后来有了长途汽车，来往是方便的。可是在那时，抗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困难重重，有公路而无汽车，乃是常事。长途旅行，只能骑牲口或者坐大车，就另是一种风味。牲口和大车自然不能和汽车相提并论，只能慢腾腾地行走，是着急不得的。其实慢点也有好处，沿途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当时所走的路程也就是和现在相同的大道。两次都是由西安出发，由西安北行，经耀县、黄陵、延安、绥德而至于榆林；由西安西北行，经彬县、泾川、平凉、固原、银川、石嘴山、磴口而至于杭锦后旗。虽然当时还没有探索黄土高原的设想，但对于黄土高原也能有一点肤浅的了解。可以说有些字是我到陕北才认识的。陕北的人以梁峁并称，这个“峁”字以前我就没有见过，更说不上认识。梁是由原切割后形成的。地形高起而上面平整的为原。原经过侵蚀成为梁，梁再经过侵蚀才成为峁。原本来都相当广大，由于侵蚀，原上出现了宽窄互异的沟。许多沟把原分成许多梁。梁是呈长条并不很宽的地形。梁上再经侵蚀又有了沟。这些沟把梁切割成了若干段落，每个段落四周都为沟所围绕，仅剩下一个高土堆孤独矗立，因而就成了峁。别的地方少有这样“峁”的地形，也就不用这个峁字。
就是“崾崄”两字，也是到陕北之后才认识并领会其作用的。陕北多陡峻的深沟或两相对立而又陡峻的山崖，两侧的坡道又皆笔直而少弯曲，因以崾崄相称。有一次，我等四人共乘一辆吉普车出行。同车的人皆能高谈阔论，了无已时。途中经过一个崾崄，坡度不仅陡峻，而且相当绵长。陡峻的坡底仅有能容一车通过的小桥，桥下又复深邃，仿佛不易见底。如此陡峻的坡度，车子却不能减速，减速就很难冲上对面的陡坡。这时车上再无高谈阔论，万籁俱寂，仅闻车轮滑动的声音。过了崾崄，登上对岸的坡顶，司机回头向大家说：现在可能明白，诸位的性命就在我这手指之间!在以前的年代里，这样的崾崄经常为争战时所利用，以其有利于防守。
以前读唐人的诗，有些诗句很难理解。王维诗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是其中的一例。由贺兰山下北行，走到内蒙古，才深切体会到王维诗中状物的工整。在大漠附近，不止一次看到孤烟直上数百十丈之高而没有稍微弯曲散乱的景观；在长河侧畔看落日，显得格外浑圆。王维这首诗是在居延泽近旁作的，其实在大漠附近、长河侧畔都能欣赏到这样的景观。如果王维不到大漠附近，可能也写不出这样堪称绝唱的诗句。
这样难得遭逢的情景，还可以提到黄河冰上的行车。车是马拉的大车，有其独特的风格。这不是横越黃河，而是在黄河中间大溜的冰上向下游行走的。为了防备马在冰上滑倒，马蹄上都钉上带刺的铁掌，行走很快，仿佛像飞一样。这样连续行走，至少也有百儿八十里的路程。当时大车的车轮上都钉有铁钉，行驶起来在冰上磕碰，声音清脆悦耳。现在交通方便，可能不会再有人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所行走的河道，是在石嘴山北。听到在冰上行走的清脆声音，固然是难得的。冰上的流沙竟然像流水一样，由冰上向东岸流去，有一种仿佛波涛的声音，也是从来没有想像得到的奇迹。这里黃河西侧为乌兰布和沙漠，当时西北风大起，沙漠被风吹动，由冰上成片成股地流向东岸的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也是有沙漠的，乌兰布和沙漠东流，鄂尔多斯高原积沙当然更多。好在冰封黄河每年只有几个月，不然这里的黄河东西两侧，都成了乌兰布和沙漠了。
2．关中东部潼关内外的考察
1972年开始的考察工作，只限于军事地理，还说不上更多的方面。考察的范围不大，是以陕西为主，兼及其邻近的山西、河南、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有关的地区，但道路却走的不少。陕西全省的县，除过东南的白河、洵阳、平利、岚皋、镇巴外，所有的县都去过，有的县甚至去过四五次。还曾经五渡黄河，辗转于吕梁、句注诸山之中，数登陇坻，徘徊于六盘、贺兰诸山之间，更北越阴山山脉，瞻望广漠无垠的瀚海边缘。
最初考察，由西安东行，经韩城，渡黄河，经侯马，折回潼关，再由潼关东出函谷关，复穿过熊耳、伏牛两山，由武关归来。此行虽然只限于军事地理，也不能和自然环境的变化无关。战国时期魏国西长城的变迁就是明显的例证。魏国西长城由华山之下筑起，达到韩城，蜿蜒于韩城之南的东西少梁原上。东西少梁原虽为澽水所隔断，却都濒于黄河。这里的长城并无尽头，因为随着河岸的崩塌，长城的尽头也就坠入河水之中。看来河岸的崩塌了无已时，以后还是难于避免的。其实，魏国西长城的建筑是至为坚固的。我曾攀登西少梁原上长城的顶端，细数夯土的夯窝。夯窝至为密集，口径不大，却相当深凹。长城侧面所显示的夯层也并非过厚，可见当时用工的艰巨。在以粮为纲的时期，农民为了平整土地，多种粮食，思欲毁掉长城，增益顷亩，花费很多财力，购买大量炸药，埋于长城根旁，炸药爆炸后，长城却巍然未动，毫无残缺破损之处，也应算得上一宗奇迹。
函谷关和潼关都曾经是有名的关隘。函谷关有旧新两关：旧关在今河南灵宝市东北，新关在今河南新安县城东，是汉武帝时迁徙的。我这次考察的是旧函谷关。旧关已无关城，其地今为王垛村。王垛村濒弘农河西岸，村西一面慢坡，坡上分成若干层梯田。梯田间高差并非过大，因而慢坡也非甚陡，显得平夷无阻。这样的形势，如何能称为雄关？这样的差异，乃是后来人为作用的演变，当年并非如此。以前曾经有人说过：“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通（路段），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天日。”据此可以想见，函谷关不仅道路两旁有森林，整个弘农河畔的慢坡上都应是森林。所谓“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天日”，正是这样的意思。森林如此荫密，只能由谷中道路行进。这正是险要的去处。其实所谓函谷，是东自崤山、西至潼津这条大道的通称。这条大道“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号为天险”。可是现在王垛村所在的慢坡，了无林木，就是西到潼津的大道上也很少树木，既非“空谷幽深”，也难得都是“车不方轨”，因而也就说不上“天险”。这不能说自然形势就没有变化，主要应是人为作用所促成的。
潼关城也经过迁徙，而且并非一次，前后地形有很大的差别，不能以现在的潼关当作最早的潼关。当潼关始建之时，黄河紧逼南岸，潼关就不能不建筑在秦岭山下的高原上。其地西为潼水河谷，东临深沟。潼水河谷侧畔的长坡并不甚陡，河谷亦较宽阔。潼水下游入于黄河，故由潼关西侧登上潼关，路途还较为平夷。潼关东侧之沟直至黄河岸边，沟深坡陡。由河畔上原，只有沟边一条小路，跋涉亦颇不易。潘岳《西征赋》所说的“溯黄巷以济潼”，就是指此而言的。黄巷就是黄巷坂，指的是沿黄河东西通行的大道。东来的人们到达黄巷坂的西端，还得傍着绝涧上原。所谓绝涧就是这条沟边的小路，是非常陡峻和窄狭的。后来潼关城迁到原下河畔，来往固然方便，防御的效能就未免有所减少了。
潼关之北，可以称道的还有两座关隘：一为蒲津关，一为龙门关。蒲津关现为大庆关，在今山西永济县，还有遗迹可寻。龙门关则应在韩城市和河津市之间的黄河侧畔龙门山旁。可是在龙门东西山坡间遍寻，皆无所获。关城虽不可得，山下河水湍急，舟渡艰难，却是险要去处。现在公路、铁路有桥可以通过，已成坦途。当我前去考察时，仅有铁索浮桥。桥上铺板，可以行人，偶尔遇大风，即将所铺之板撤去。我等不能停留，只好踏着铁索过去，下视腾翻巨浪，目为之眩晕，几至不能成行。龙门河谷陡峻，奔流的河水已仿佛近于瀑布。“河山之固”，早在战国初年，就曾经得到魏文侯的称道，现在看来，似乎还没有逊色。
3．陕北和内蒙古一些地方的考察
由关中东部归来，稍事休息，当年又复继续出行，趋向陕北和内蒙古自治区。这一次行程较长，考察的地方也相当繁多。大致说来有洛川原上的洛川旧城、黄河岸边的吴堡和佳县两座县城、榆林城北的镇北台及其东西两翼的长城、唐代的麟州城和宋代的府州城、红碱淖和洪州城、银州城和永乐城、沙漠中的统万城、多盐湖的盐州，还有旬邑县的石门关，归途中又复在关中西都考察了一些战地和道路。
这次远行，榆林以南所行的大体仍是30年前走过的旧路。那时行色匆匆，见闻自是有限。这次可以从容探索。这其间曾徘徊于富县的长城原中，也曾攀登到延安的嘉岭山上，细审山原的变迁。在以前悠久的年代里，山原都有变迁，而原的变迁特为显著，原上一些县城要邑也不能不为之一再迁徙，尤以洛川县城最为显著。洛川县城就在洛川原上。洛川原迄今犹为陕北的大原，其旧城在今县城东北，已近于原边。旧城始建之时，还可以说是缘山，由于附近的沟头伸延，竟然成了临壑，最后不能不另行迁徙。
陕北一些县城濒于黄河，其间设置都有一番考究，大都是为了能够易于利用地理形势，而以吴堡、佳县最为独特，故途中绕道前往，一探究竟。吴堡县城位于河畔原头，原头高耸，河岸陡峻。道路就在河岸边缘，又复狭窄难行，若是发生战争，确实是易守难攻的要塞。佳县县城夹处于黃河和佳芦河之间。河岸皆形同壁立，一线道路两侧皆临深壑，进入县城也非易事，同样是军事要地。在北宋与西夏对峙时，宋人正是藉着这两座城池巩固河防的。近年吴堡县城下移到黄河岸边的宋家川。黄河上已筑有桥梁，交通便利，与前迥不相同。
曩日北行，仅至于榆林。榆林于明时为延绥镇城，长城的建筑较其邻近各处为坚固整齐，以镇北台为中枢向东西两翼展筑。镇北台位于榆林城北，甚为雄壮，迄今犹高耸地上，引入瞩目。镇北台下的红山市，系明代为鞑靼所开的马市，作为互市场所，今已成一片荒滩，难于实指。镇北台东西的长城，在榆林境内的段落大率圮毁，仅余若干敌台络绎散布于荒烟蔓草中，仍仿佛一线相连，使人略知当年长城的所在。
榆林在明时为陕北重镇，其东的神木和府谷两县，早在唐宋时期即已为边防要地。神木于唐时为麟州治所，府谷于宋时为府州治所。只是后来县城皆有所迁徙，并非当年的州治。唐麟州城在今神木县北杨家城。杨家城位于窟野河畔，唐时在这里设置麟州，就是为了控制窟野河谷。窟野河虽非大川，河谷却相当宽广，可以通行众多军马。明代在这里所筑的长城，即筑在麟州城的西城墙上。麟州城外的长城已为许多沟壑所切割，断断续续各自成其段落。麟州城内亦多为沟壑所隔绝，残缺不全，实已成为村落，而且还不是较大的村落。西城墙上雉堞犹存，可以想见当年麟州城的雄壮气派。其时村民正在拆毁城墙、平整土地，若迟到数日，必将一无所见，就难于理解当年在此建立州城的缘由。
宋时府州治所在今府谷县城北黄河岸旁。府州和麟州不同。麟州的设置是为了控制窟野河谷，府州则为了控制黄河西岸。府州治所高踞原头，固然易于防守，却极为缺水，须由黄河中取水供应，如水源被切断，州城就难于防守。当年筑城为了巩固取水道路，就紧濒黄河，连城下也不留空隙，如果有意要切断城内水源，也是难于由城下通到河边。可见当年筑城确是用尽了心机。
府州和麟州都有沟壑，具体情况却不尽相同。麟州治所即今杨家城，到处都是沟壑。府州治所高耸原头，还不至于有这样的现象。今府谷县有几条川道，其中清水川的涨水，特别引人注意。河川以清水为名，想见川中流水的清澈。清水川在无雨之时，名实倒也相符。稍遇大雨，所挟带的泥沙殊多，水头形同壁立，水流为之不畅，这在黄土高原实为少见。我两次到过府谷，却都是晴天，难得见到这样的奇观。可是人言凿凿，不能说是虚构。以后再未到过府谷，就不易细究根底。
由神木县循窟野河北行，至店塔镇偏向西北，可至红碱淖，已到了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上河流稀少，水源缺乏，然亦间有湖泊。湖泊大都集中在高原的中部，南缘却很少见。所可以提到的，应该数得上这个红碱淖。红碱淖为淡水湖，其中有鱼。湖边水甘草肥，明代鞑靼南侵，亦尝取道于此，以便厉兵秣马。因而这里也曾为两方交绥的战地。
鄂尔多斯高原虽是茫茫草地，却也有些故城遗址，隐现于荒郊野外。其中以伊金霍洛附近的洪州城最具规模。洪州城虽已无城墙，而内外三道城墙的遗迹犹显露地面，可见当年城池的规模。城内遍地都是死人遗骨。当地向导者随手捡得一块较大的骨头，举以见示，显然可见这是死人的踝骨。据向导者说，近年有人买此遗骨，每岁可以捡得数卡车，运往外地。虽然如此，较大的遗骨仍然俯拾皆是。可能当年此地曾经有过巨大的战争，遍地遗骨就是双方互相残杀的劫余，惜于史无征，未知何以致之。即城名亦考核，未知为何代所筑。遗址中捡得数枚唐宋钱币，为时可能并非很早。
洪州城虽于史无征，唐银州城和宋永乐城却在此行中得知其遗址所在的确地。银州为唐时所置。唐代后期，以其地水甘草丰，置银川监以饲养马匹。在宋和西夏对峙时，亦尝为边防要塞。我以前初至米脂县时，县城上大书“古银州城”。据说其城就在米脂县东北，亦未闻有遗址可寻。这次重来，颇欲探索究竟。途中闻横山县党岔有石刻出土，虽未悉石刻上所书何事，亦以亲睹为快。因直趋党岔，期能得以目验。党岔设有学校，设想从学校教职员中略知底细，可是学校中人见告，党岔近年并无石刻出土，当系传闻之误。方思返辔离去，有一学生乘间告知，谓其厕所中有一方块石头，上面刻文字。因请人掘出，水洗干净，辨认字迹，为唐代陇西李公政墓志铭。此墓志为创建校舍时由地下掘出的。据墓志铭所载，公政之曾祖从官银州，因在其地置大业，子孙遂为银州人。公政没后，其子弟以其柩迁厝于州城南岧山之左。所谓岧山之左就是现在设为学校的墓志铭出土之地，则银州城当在党岔稍北处，然亦不能过于偏北。因为银州城不能置于无定河北，再北即为无定河，惜遗址已无存，不易见到当年州城的规模。这样的发现和确定，只能说是偶然。当时若非校中学生相告，亦当失之交臂。此墓志铭已移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铭文纳入《全唐文补遗》第五辑，可覆案也。
永乐城筑于北宋时，其时银州城已为西夏所据有。边将种谔建议规复横山以西，因筑此城。此城筑成，对于西夏自是巨大的威胁。西夏势难坐视，因起兵相争，宋人亦兴兵拒守，引起战机。这是宋夏之间最大的一次战争。永乐城究在何处？得来亦颇不易。所有记载都说永乐城在今陕西米脂县永乐村，仿佛已成定论，用不着再多事怀疑。就是永乐城确定在永乐村，我也应该前去详细了解，当年宋夏两国在激烈的战争中如何利用当地的地势。我到了米脂县，提出前去考察的事，还有人劝阻，说是地方确实可信，不会有若何讹误，况且路途又远，行走很不方便，何必多费周折。后来还是前去了。永乐村距米脂县城约20公里，是相当远的。路上几乎没有行人，走了一段路后，连引路的人也认不得路了，只好到附近的村庄里，另外请人引路。这样先后换了三个引路的人，才到了永乐村。永乐村是个小村，由村中人户的多寡、地形的高低、道路的曲直、水泉的远近，以及沟壑的宽窄，都证明了这个小村不是永乐城，因而也证明了所有有关的文献记载都是错误的。离开永乐村，几经探索，反复论证，才确定永乐城乃在现在的马湖峪。发现和确定了银州城和永乐城的遗址，也可以说不虚此行矣。
此次远行还有幸得以亲临靖边县北的统万城。统万城为十六国时期夏国赫连勃勃所建立的都城。建筑相当牢固，迄今犹高耸地上，其西北角尤为高峻，当年规模仍然俱在。城墙呈灰白色，当地人即以白城子相称，统万城之名遂隐而不彰。白城子不如洪州城的广大。洪州城周围已辟为农田，田亩纵横，绿茵遍地，已非草原牧场本色。白城子城外却是一片黄沙。我曾登到城上的最高处，极目远望，黄沙弥漫，竟不见边际。这样荒凉的地区，当年赫连勃勃何以竟建为都城？其实这是千百年来自然环境演变的结果，赫连勃勃之时，与此迥然不同。当年赫连勃勃选择建都之地时，曾经说过，他到过许多的地方，自大河以南，马岭以北，没有见到过像这样好的地方!特别是附近契吴山的广泽清流，很受到赫连勃勃的赏识，因而就把都城确定在这里。所谓大河指的是现在流经河套的黄河，马岭则在今甘肃庆阳县北，其地今仍为马岭镇。赫连勃勃所说的主要是鄂尔多斯高原及其周围的地方。统万城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南缘，宜其最为佳胜。统万城西距毛乌素沙漠不远，沙漠向东扩展，就不能不受到影响。唐代后期，设于统万城遗址的夏州就已见到飞沙，其后日甚一日，统万城终于为沙漠所掩没，夏州也不能不因而废弃。
设于统万城遗址的夏州，自宋时废弃后，数百年间不复有人过问，其遗址更荒芜难寻。清道光年间，徐松为榆林府知府，始遣人前往寻觅。其时白城子尚受辖于蒙旗，遣人前往殊为不易。正是由于徐松的寻访，统万城之名才复为世人所知。然前去探访者仍甚寥寥。我等初至其地，城内仅有两户人家，汉蒙两族共居，相处甚为和睦，见到我等远来，颇为惊讶，可知与世隔绝，为时已久。近年辟为旅游胜地，前往者已逐渐增多，当地司事者亦颇费心经营。近来看到旅游者在当地所摄照片，为之惊讶不已。统万城遗址的城外沙漠中，竟然植起树来，而且纵横成行，绿荫与黄沙并存，虽极不调和，却显得新兴气象。如能继续不辍，赫连勃勃若尚在人世，可能再度兴叹，认为这里真是好地方!
考察了统万城，由靖边县继续西行，直至定边县。一路行来，有时在明长城之北，有时却在明长城之南。进入定边县境，至安边镇东，始一直循明长城之南西行。陕北长城已多圮毁，定边东西尚稍完整。长城由定边县南，折向北行。按照现在的情况，仿佛是长城穿过定边县城。其实始筑长城时，定边尚未设置。当时只是在长城之下，设置定边营。定边营是不会设在长城之外的。
定边为多湖泊的县，在陕北是绝无仅有的。这些湖泊都是咸水湖，可以晒盐。定边县以前为盐州治所。盐州始置于西魏时，可知当时这里咸水湖已经可以制盐。其中以苟池为较大。苟池当为唐代的白池，周围沙土中不时发现唐宋钱币。我到苟池时，就看到有些人在沙中找钱，而且还找到不少，可见当时已为一方重要的地方。
这样一些行程，可以说绕行陕北一周。陕北在以前相当长久的时期，介于经营农业的民族和从事畜牧的民族之间，战地不少，关隘尤多，一路行走，随处察看，仿佛细数家常。所行道路以通衢大道为主，有时亦不免别出歧途。由陕北南行，于铜川市北折向旬邑，就是因为当地有一座石门关。石门关虽在旬邑，却是耀县、淳化、宜君、同官四县交错之地，也位于由庆阳通往西安的道路上。石门关始设于明代，为当时西安西北方面的一道防线。石门关设置的年代虽非很久，通过石门关的道路，却有其相当悠久的历史渊源。秦汉时期由咸阳和长安通往萧关的大路，就是由其附近通过的。秦始皇所筑的直道，也通过石门关这个地方向北行去。直道是我早就想去考察的道路，这时虽到了石门关，由于行程的匆迫，却没有向其南其北多事迂回，一觇其本来的规模，只好等待以后别的时机。
当时没有登上直道，就由旬邑经过彬县、长武，转往关中平原的西部。关中西部自来也是兵争频繁的地方，关隘不少，战地尤多。既然到了这一地区，自可按图索骥，莅临详瞻。秦文公所筑的陈仓城，汉武帝所通的回中道，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垒的五丈原，吴璘、吴玢大克金兵的和尚原，相距都不是很远，可以从容往返。这些故城、道路和战地，史籍皆有记载，遗迹尚有可征，亲临其地，以山川形势相参证，于当年往事，自可易于体会。
4．陇关和萧关遗址所在地的考察
由陕北归来后，1973年，又复出外继续考察。这次考察是由陕南开始的，从陕南转至陇上、宁夏等地。由西安南行，越过秦岭，循子午道直抵汉江岸边，再溯汉江而上，至于汉中，更依栈道旧迹南下，至于宁羌百牢关，继之折而西行，于确定南宋据以抗金的仙人关的所在地，并攀登诸葛亮出兵拒守的祁山之后，过马兰山而至于陇山之西的天水，又复回到黄土高原。
这次在黄土高原的行程，第一阶段是由天水越陇山至于陇县，再经华亭、平凉而至于固原。陇县就在陇山东麓。陇山有关，最初就称为陇关。陇关高耸，阻隔东西。远在汉时就已有人说过：“陇坻之隘，隔绝华戎。”其至高至险，可见一斑。上次由陕北归来，辗转至关中平原的西部，也到过陇县，可是限于行程，竟未登上陇山，因而也未探索陇关所在地。这是不应有的缺陷，因而还须绕道重行。好在这次绕道，并非徒劳往返，终于探知陇关故址的所在。怎么探知的？说来倒也简单。到了陇山顶上，不免徘徊瞻望，到处寻访。路旁有位老者，说是陇关故址就在当地。问其有何根据？老者说，祖祖辈辈，相继传言，这里就是原来的关址。老者并说，关城本来是建在大路上的，关城虽早已废圮，道路却没有改变。道路依旧，关城不会移向他处。老者的话说得颇有道理。详细探索，上山下山的道路除这一条外，别无其他疏凿的痕迹，老者说的话应该是不错的。伫立高处，四顾远眺，诚如昔人所说：“东望秦川，墟舍桑梓，与云霞一色。”以当地故老传说，与文献记载相对照，可以豁然贯通。然而最可凭信的，却是道路没有改易。山上的道路若有改易，遗迹是不会消泯的。不会有人因为消泯遗迹而填平原来的旧道，就是有意填平，也不会无迹可寻的。
曾与陇关并重于世的萧关，却另是一种景况。有关文献记载，都说是萧关位于固原县东南。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经过固原县，萧关当是设于长城的关隘。长城由固原县西北，趋于东南，再向东筑去。长城遗迹早已废圮，可是当地却留下许多以长城为名的地名。固原县城东南犹有一些长城梁、长城原，足证是当年长城经过的地方。可是这些长城梁、长城原，都耸峙在相当高峻的原上，原上原下仅有人行小道，显然不是设置萧关的地方。既然如此，为什么文献有这样的记载？文献记载始见于《史记·匈奴传》。《匈奴传》说：“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这是说萧关设在朝那县境。朝那县在今固原县东南，因而萧关也就在今固原县东南。可是《水经·河水注》却记载着“（苦水）流经高平县故城东，汉武帝元鼎三年置，安定郡治也”。高平县故城在今固原县城稍偏南处。朝那县为秦时旧县，高平县当是由朝那县析出的新县，而且是由朝那县西部析出的。这样说来，萧关应在高平县境，与朝那县无关。司马迁撰《匈奴传》，当是在元鼎三年之前，因而只能说朝那萧关，而未涉及高平县。高平县有高平川水。《水经·河水注》说，高平川水流经高平县故城东，又北出秦长城，城在县北一十五里。高平川水就是现在的清水河，流经固原城东。经过固原的南北大道，就是循着清水河谷形成的。清水河谷自来未有改易，大道也相应没有移动。萧关作为长城的关隘，就应该设在经过河谷侧畔的大道上，而且还应在固原县北，不宜求之于固原县的东南。
萧关与陇关都早已圮毁，但两者的情况不同。陇关的遗址所在，没有歧异的说法，因为关城虽废，道路却没有改易。萧关的遗址所在，不仅现在学人多所误解，早在唐代已经了无所知。唐代张守节为《史记》作《正义》，就说“萧关今名陇山关，在原州平凉县界”。陇山有其具体的所在，萧关如何能设在陇山之上，而以陇山关为名？不仅学人不知，就是当时王朝官员也一样不甚了了。唐代设有萧关县，以萧关为名，理应设在萧关的遗址，可是县城所在，据说位于清代固原州北。以今地按之，当在同心县南，与原来关城相距甚远，是不能合二为一的。
萧关的废圮乃是由长安通往关门的道路难于继续通行。其间的阻遏应该从头说起。萧关见重于世，早在秦汉时期。其时由咸阳或长安前往萧关，是要先经过位于现在陕西淳化县的甘泉宫，再西北行经过泥阳县和彭阳县。泥阳县在今甘肃宁县东南，彭阳县在今甘肃庆阳县西南。这次考察的道路，是由固原经环县，西北至银川，再由银川经盐池、定边等县，折回延安市。为了了解这条由长安至萧关的道路，就由延安之南的富县折向西南行，至于庆阳的西峰镇。西峰镇于唐时为彭原，也就是西周的大原的一部分。大原如其名称所示，原面相当广大，今泾水上游以北镇原县东西，固原和庆阳之间，都在其所包括的范围之内。唐时大原的名称早已不复存在，见于记载的只有彭原。当时的彭原南北80里、东西60里，只是大原的小部分。原面破坏，沟壑增多，道路也就不易通行。道路改易了，萧关也就失去作用，相应废弛了。
彭原后来改称董志原。名称虽有改易，残破却仍在继续。现在董志原以西峰为中心。西峰镇东西两侧的沟头，都已接近西峰镇。其他的沟壑也较前更为稠密，沟头都伸向原内，原面也相应蹙缩，蹙缩的原面上也还有不少的沟壑。据说，唐临泾城就在西峰城西南，尚有遗址。既然到了西峰镇，就应该寻访临泾城的遗址。没有想到董志原上的沟壑竟是那么的繁多。原上的沟壑并不很宽，却都相当陡峻，一路行来，不知已经过了几条沟。后来又到了一条沟底，汽车司机见告，这样多的陡坡，把汽油都快耗完了，再往前行，恐怕回去都很困难。这时恰好有一人从坡上下来，询问临泾城，说是并不很远，三五里就可走到。于是步行上沟，到了沟上，走过几个村庄，都说只有三五里。这样走来走去，不知走了几个三五里，才知道所谓三五里者，只是当地人的习惯用语，是说路程并非很远。估计可能仍非很近，又听说还要过沟，也许不止一条。这时天色已经近晚，只好半途折回。这是现在的情况，早在隋唐时候，可能不是如此。可是这样的情况不是现在才有的，很难说上推到什么时候。至少隋唐时期大原已经破坏，隋唐时期这里只有一个东西才80里的彭原，是和原来的大原不能相提并论的。
5、环县以北通往银川的道路
环县在庆阳西北，由环县西北行可以通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庆阳又位于西安的西北，这条道路是由西安通往银川的大道。和经过固原的大道一样，都是纵贯以前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之间的大道，只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较迟于通过固原的大道。银川是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这条大道发挥作用之时，只能通到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北魏隋唐时期，灵武县是灵州的治所。循名责实，这条大道应该是通往灵武或灵州的大道。
在考察萧关的过程中，了解到萧关的废圮是由于由长安通到关门的道路难于继续通行的缘故，其间关键所在应为庆阳附近的董志原。考察萧关之后，理应由固原前往庆阳。庆阳在固原的东南，可是当时却是由固原东北行，至于环县。这有两种原因：其一，是在考察的时候，固原和庆阳之间还没有一条可以通行车辆的大道，不能直接前往。其二，战国时期，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是由固原趋向东南，绕了一个大圈子，才筑到现在的环县。为什么绕这么大的圈子？以前路过固原，曾经向当地人士一再探问固原和环县之间的形势，都说当地有大片的盐碱地。以旅途匆促，迄未亲临其地一探究竟，时以为憾。既然固原庆阳之间无路可通，就可乘便了此宿愿。原来设想是由庆阳经过环县，再向北行，前往银川。既然到了环县，庆阳就在回头的路上，只好先到银川，由银川归来时，再去庆阳。
离开固原不久，就进入盐碱地区。盐碱地区相当广大，直至距环县不远的甜水沟的沟头附近。盐碱地区遍地都是盐碱，到处泛起白色，仿佛无有边际。有些地方甚至连野草都难于生长，可见当年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是深受自然环境的制约的。秦昭襄王移筑长城，这块盐碱地区自然诿之于匈奴人。匈奴人如果攻不开长城，也难于在这里久留。秦昭襄王筑长城时虽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但也显示出当时他对于自然环境的善于利用。
由环县往北通往灵州的大道，自然条件并非很好，因而其重要性就稍弱于通过固原的大道。据说，由“庆阳环县而北，无居民，亦无树木，水草皆绝少，至灵州始有之，中间地势荒瘠，屯戍者每患无资以为固”。这话是几百年前人说的。虽然已经过了几百年，直到现在，情况竟然少有改变，依旧是无树木、少水草。不能说就无居民，不过十分稀少，少得令人感到惊奇。
更令人惊奇的则是这样无树木、少水草的地区，竟成了历来边防的要地。前人曾经说过：唐时以件p宁为重镇，宋亦以环庆为极冲。为什么能成为重镇和极冲，就是因为这里有条通往灵州的大道。大道上无树林、少水草，固然使行军感到困难，可是以强劲的骑兵冲击，在途中没有受到阻遏，还是可以疾驰而过的。明时防御鞑靼进攻，固原为陕西巡抚防边驻守重地。鞑靼为了威胁固原，动辄由花马池冲破长城内犯，环县竟成为必经之地。由固原至环县的路途中，固然有盐碱的地区，可是将近环县的一段，却行在甜水沟的谷中。谷中碉堡、寨壁林立，绵延不绝，就是环县城北近城处，还有一座大碉堡，矗立路侧，引人注目。碉堡内虽已无若何防守设备，当年却是颇费心机的。由环县通往灵武的大道上有地名惠安堡，由惠安堡东北行，经过铁柱泉，就可达到花马池。其间地势平坦，迄今仍有道路。当年鞑靼内侵，就是由这条道路，经过环县，进攻固原的。甜水沟内林立的碉堡寨壁就是具体的例证。固原既控制由六盘山下和清水河谷通往灵州的大道，已显示其重要作用，又由甜水沟和通过环庆的大道相沟通，更显出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明代更为显然。明代陕西巡抚防秋时移驻固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6．登上子午岭，探索秦始皇所筑的直道
考察直道的愿望过了很久才获得实现。那是1975年的事，已在军事地理的研究行将告一段落的时候了。
直道是由甘泉宫起筑的。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北，由甘泉宫北行，走过一段较远的路程，才达到石门关。过了石门关，道路都相当平坦，行走却相当困难，甚至不易通过。那是因为近些年来，这条道路几乎没有人往来过，一些路段都丛生灌木，车辆无法通行。不能继续前进只好中途下山，再改道上山，如此周折并非一次，才走到富县直罗镇西北。虽然没有走到尽头处，考察整条直道的全貌，但由于仔细丈量了直道的宽度，观察了沿途的坡度，以及直道和子午岭下一些道路的关系，已经了解到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当时其他道路都难于比拟的。子午岭北段的直道遗迹，后来得到李仲立同志的考察。鄂尔多斯高原一段直道遗迹，内蒙古考古所的同志早已经确认过，就用不着再前去考察了。现在也有些人侈谈直道，话说的不少，可能就没有登上子午岭，走过这段直道，更不要说子午岭的北段了。
子午岭上的直道，都筑在近于山巅的地方。山巅虽甚高昂，道路却相当平坦，途中难免有些慢坡，坡度并非陡峻。如果直道筑在山下，就不免要越过川道或沟壑，耽误时日，是不符合军事要求的。直道是蒙恬受命并亲自指挥兴筑的。蒙恬身为大将，负荷防卫北边的重任，是不会没有这样算计的。不然山下已有通往北边的道路，何必另兴大工，修筑这条新道？
我之所以一再想登上这条直道，固然与秦始皇兴此大工有关，也是受到清初学人王夫之的启发。王夫之论《禹贡》的导山，说是古人喜行山路。为什么古时的人喜行山路，《禹贡》的撰写者还以之说山脉的体系？王夫之好像都没有作具体的解释。直道既然筑在子午岭上，就可能据以探索古人喜行山路的道路。考察了直道，才能了解王夫之所说的深合古义。蒙恬筑直道虽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也应是承袭了前人从经验中得来的道理。这样的道理就是现在走过黄土高原的人们也许都能体会得到的。黄土高原川道不少，川道上不可能都架设桥梁，行走通过自有许多困难。原上较为平坦，也难免多有沟壑，桥梁更为稀少，遇有沟壑，就须绕道沟头，沟壑不少，绕道很长，自必延长里程，多费时曰，这是现在的情形。远在古代，川道不比现在为少，原上也并非没有沟壑，为了简便易行，循山开道，显得较为捷近。根据王夫之的解释，远古的人们就已明了其间的道理。蒙恬筑直道于山上，其设计构思，应该是有所承受的。
考察了一段直道之后，由甘肃正宁、宁县西南行，经过泾川县，绕道崇信、灵台等县，对当地的良原进行了考察。良原也是陇东的大原，仅略逊于董志原。唐代后期，吐蕃内侵，其前锋所及，已近于泾州（治所在今泾川县），泾川西门辄为之不启。良原近在泾州的南鄙，地位也相当的重要。当时陇右节度使李元谅曾在良原开垦美田数十里，岁入粟数十万斛，边地军糈得以充实，强敌也因之敛迹。崇信县城就是李元谅修建的。现在良原之上还有一个良原镇，和董志原上的西峰镇一样，作为原上的点缀。
良原在唐代可以和彭原媲美。彭原残破了，连名称都保持不住，改称董志原。良原的名称得以保存下来，似稍胜一筹。名称保持住了，却也难免残破。现在的良原也是沟壑纵横，原面不断在缩小之中，唐代的旧规也是不易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