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高师院校中国古代史课的专题式讲授——以唐宋历史为例
中国古代史作为高师院校历史专业的基础课，一直采用“断代”方式讲授；高年级开设选修课的时候才打通朝代界限，分“专题”讲授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问题。现在，有两个因素要求我们向“专题”式讲授方式做总体调整：一是中学的“新课标”历史课本已经打通朝代界限，全部设计为“专题”了。我们高师院校应该先行一步，尽快与中学的历史教学接轨，改变传统的“断代”讲授方式，尝试“专题”式内容设计。二是中国史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级学科之后，中国古代史不仅会增加课时，也会给教学内容、讲授方式带来一系列的变革，包括教材的调整和编写，也会走“专题”化的路子。总之，这已经是一种趋势。
所谓“专题”式讲授，不是简单地打通朝代界限，而是根据每个专题的实际需要，灵活地截取不同的时段，使认识更加完整和系统；不过，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也不涉及理论问题，体现的主要是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消化和认识。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很多，结合自己的教学情况，仅以唐宋历史为例谈谈这个问题。
一、政治史方面的问题
上个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把唐朝以前称为“古世”，宋朝以后为“近世”，开始强调唐宋的差别；尤其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先生提出的唐宋“变革”说，对中国古代史教学的影响很大，甚至误导、割裂对唐宋历史的整体认识；传统的“断代”方式的讲授，又增加了这种割裂和误导。其实，截取不同的时段，分析一下政治史上的具体问题，就可以看出，唐宋之间有一些变革，主要的还是延续。
1． 隋唐王朝的相继建立到玄武门之变：统一局面的稳定过程
按“断代”方式讲授的时候，隋朝建立和统一之后马上就是隋朝的灭亡，接着又是唐朝的建立和统一，往往简单地重复和轮回。其实，打通来看，两个朝代相隔仅37年，中间没有出现分裂，应该是连续、反复的统一过程。我们从隋唐两个朝代名称的来历，就可以看到两次统一的连续性：北周的宇文氏是“胡人”，推行“关中本位政策”，试图把关中作为华夏文明的源头正宗，以抵挡和取代中原文化，从文化精神入手完成统一；不过，最终完成统一的，却是北周培植起来的所谓“关陇贵族”——代表中原文化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后人，“随国公”杨忠的后代杨坚建立了隋朝，“唐国公”李虎的后代李渊建立了唐朝。这是同一拨人陆续做成的同一件事情，只不过是重复了一遍，多走了一圈。
隋朝建立的时候，正逢“分久必合”的历史机遇期，本来可以把统一的局面稳定下去，炀帝折腾太厉害，搞的民不聊生，很快就导致动乱；李渊趁机控制了局面，重新建立了统一的政权。重新统一之后全国稳定了，皇家内部还有问题，因为晋阳起兵和统一战争中李世民功劳最大，但身为次子，只能封为秦王；长子李建成缺乏出色才干，却立为太子。经过“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上台，内外都顺了，统一的局面才最终稳定下来了。
这样，从隋朝的建立，甚至从北周宇文氏作统一的准备算起，到玄武门之变，是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才陆续完成的统一和稳定过程。我的这个认识是跟胡如雷先生学的，当年胡先生给我们讲大一的隋唐史课的时候，第一个题目就是“李世民与玄武门之变”，而不是像通常那样从新王朝的建立和统一讲起。
2．藩镇、五代十国到北宋：区域特色和版图范围的延续
已经有学者指出，藩镇不都是搞割据的，各地的藩镇有着不同的风格，中原、西北和西南的藩镇闹事比较少，东南地区的藩镇最老实，闹割据的主要是河朔三镇。唐朝后期三大矛盾中，宣宗解决了党争问题，朱温解决了宦官问题，藩镇割据问题没有解决，演变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战乱。
北方的五代共历八姓十二君，各个政权不是并存，而是一个吃掉一个；十国中除了刘崇的北汉在太原，其余九国都在南方，九个小国之间征战很少，同时并存，呈现出一种独立发展的趋势。这也正是唐后期两地藩镇的不同风格。五代十国是在唐后期各地藩镇政权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活动范围也正是后来北宋的版图：北有辽朝，幽云十六州没有收复；西有西夏，不属于宋朝；“宋挥玉斧”之后以大渡河为界，西南的大理与宋朝关系也松弛了。从唐朝后期的藩镇到五代十国，再到北宋，其间的地域风格和版图的延续性是很明显的。
把这个过程看清楚了，还可以顺便理解两个问题：一是唐朝中叶安史之乱的影响。通常认为这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拐点，其实，安史之乱影响的主要是朝廷的权威，中央集权确实衰落了，经济文化不仅没有衰落，而且是持续发展的。二是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性质。北宋建立仅三十余年，王小波李顺就在四川青县发动起义，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其实，“均贫富”的原意不是农民与地主均，而是川蜀地方与中央均，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不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从一些传说和大蜀国号、应运年号等细节可以看出，这不是通常的农民起义，而是五代十国割据的余波。与此前的三国时期的刘蜀、十国时期的前后蜀连起来看，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
3.从隋朝创制、唐承隋制到北宋元丰改制：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
以官制为例，讲授隋唐官制之后，宋朝几乎没有新内容，因为唐朝基本上继承隋制，北宋初年只是在唐制基础上作了一些调整，比如分割相权，唐朝采取的是横向过程分割：决策、审核、执行三省分立，结果权力仍然集中在了尚书省；北宋改为纵向的职能分割：行政、财政、军事、司法各司其职，才真的把宰相的权力分散了。还有，唐朝的使职是行政、军事混乱时候的临时办法，北宋将其整成正式制度，规范化了；唐朝后期的职业雇佣兵是形成藩镇问题的基础，北宋继续实行募兵制，同时设计了“更戍法”，防止军将们闹事…… 整体看来是因大于革，甚至说不上“革”，因为除了这些细节的调整，两朝官制的基本内容和精神是一样的。连同神宗元丰三年的改制，也不是创新，只是对隋唐以来的制度的补充完善。
顺着五代时期的惯性，赵匡胤称帝的方式与五代诸朝相同，也是利用军权夺取皇位。为了走出五代，防止成为继后周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赵匡胤显示出了比五代帝王的聪明之处：上台的时候利用制度的弊端，上台以后立即改革这些弊端，防止别人再钻空子。赵匡胤制订了“对内严防”的基本方针（仁宗以后被尊为“祖宗之法”），还制订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落实这个基本方针。这些方针和措施有效地保证了北宋政权的稳定。同时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主要是“三冗”和积贫积弱问题。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试图改革吏制、富国强兵，从根本上说，都是想消除这些消极影响；反对变法的人不是不想解决这些问题，是想用别的办法。
二、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
唐宋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如经济重心的南移，通常认为是在唐宋之际完成的，其实，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从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到南宋时期才基本完成；而且有的方面如桑蚕丝织业，生产中心一直在北方，明朝初年才转移到了江南地区。这样的大问题，不打通几个朝代是看不完整的。
还有运河，放在隋朝讲有道理，因为是隋炀帝的时候开凿的。其实，隋朝以后运河还有很多内容，唐朝对运河的使用比隋朝还充分。北宋运河的终点是开封，称为汴河、汴渠，赵匡胤曾说汴河是宋朝的“宝带”；南宋时期淮河以北地区归金朝统辖，汴河堵塞，废为官道了。元朝以后的运河已经不走汴河，改从淮河北上，经徐州到北京附近，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了。运河一直从江南往北方漕运粮物，起点相同，终点则随着都城的变化而调整，分别是洛阳、开封和北京。这也需要打通几个朝代才可以说清楚。
我们对此且不多说，只谈谈土地赋税制度和货币问题。
1． 以唐中叶为界标的土地赋税制度演变
均田制是特殊背景下出现的土地制度，其功能是重新扶持自耕小农，以保证正常的税收。到唐朝中期，自耕农经济已经恢复，均田制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均田不搞了，租调的征收需要一种新的税制来取代，这便是两税法。杨炎的只设计了两税法，以贫富为差纳税，没有整饬均田制，也没有规划其他的土地制度。五代时期，北方战乱中荒田再度增多，人口减少，各地方政权都没有再推行均田制（柴荣的“均田图”只是均税，不是均田），而是采用劝民垦耕，或者直接把营田的土地分给民户，然后据之收税。北宋沿用唐代的两税法，改称“二税”，专指地税一项，明确地说“田制不立”，没有专门的土地制度了；甚至“不抑兼并”，有多少地缴多少税，不偷税漏税就行了。显然都是杨炎两税法的继续。杨炎取消了徭役和代役庸制，全部纳入两税征收，符合徭役的发展趋势，但有些超前了，唐朝后期实际上仍然存在徭役；北宋时期将徭役从二税中单另出来，分为职役、差役和夫役。这是对唐朝两税法的补充修正。
以唐朝中叶推行两税法为界标考察土地赋役制度，在按“断代”方式讲授的时候，已经这样做了，这显然比按朝代划分更符合实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自序”中说：“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剔除马端临的个人成见，对两税法划时代意义的评价是公允的：从此以后不再有统一的土地制度，也没有了拥有土地数量的限制，有多少地交多少税了。
说的稍微深一点，土地制度是手段，征收赋税才是目的，所以土地制度时有时无，赋税制度不曾或缺。本来，土地私有制形成以后，就不再需要专门的土地制度了，直接按土地数量征收的“初税亩”、“履亩而税”，已经是正常的税收方式；这些“税”的征收依据，是对土地所有者的行政管辖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东汉末年开始，随着荒地的增多，在北方实行屯田、占田课田和均田制，官府以土地所有者和行政管辖者的双重身份征收租调，属于“租税合一”性质；到唐朝中期，荒地重新开垦出来了，又可以直接按各家的地亩收“税”了，专门的土地制度就消失了。两税法以及后来的一条鞭、地丁合一，实际上都是“税亩”、“履亩而税”，都是原来商鞅的办法。绕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
2．从唐后期的“飞钱”到北宋的“交子”
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至少要追溯到飞钱。
唐宋时期的主要货币都是铜钱。标准的小平钱每贯重10斤，如果携带100贯铜钱的资本去外地做生意，重达1000斤，不太方便。为了解决铜钱的长途携带问题，唐朝后期出现了飞钱，也称便换。飞钱由各地方官府操办，以铜钱为单位和本金，交多少铜钱填写多少，异地交易的时候需要兑换成铜钱。飞钱属于汇兑性质的凭证，还不是纸币，却是纸币的雏形，所以《宋史·食货志》说“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北宋仁宗年间在四川地区出现了交子，最初由当地十六家富商操办，主要在各个富商之间流通使用。交子以铜钱为单位，可以与铜钱一起流通，也可以兑换成现钱，已经具备纸币的性质了。后来中央成立了交子务，收归官办，流通范围增大，作为纸币也越来越正规了。这样连起来看，纸币的起源和演变的线索就清楚了。
再扩展一下，唐朝前期与铜钱伴随流通的还有绢帛，称为“钱帛兼行”，仍然比较落后；到北宋却出现了纸币，一下子发展到“钱楮并用”，达到了货币流通的最高形态，而且北宋的交子最早产生在四川，不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地区，这就需要考虑其中的特殊原因——铁钱问题。简单地说，川蜀地区缺铜，内地流入的铜钱不够用，只好铸铁钱。铁钱很重，一贯重达13~35斤，而且价值低，与铜钱的比价为10：1，用铁钱买米，甚至会出现97.5斤铁钱买92.5斤米的情形。如果携带100贯铜钱的资本去外地做生意，用铁钱则为1000贯，重量达13000~35000斤，比铜钱重十多倍，是很难成行的。所以，川蜀地区的交子主要是铁钱不便引起的，不完全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所致。
三、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
唐朝文化的特点是“博大”，宋朝文化的特点是“精深”，更为成熟了，陈寅恪先生曾经高度评价宋朝文化，甚至说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顶峰。前面说过，唐朝中叶以后衰落的只是中央集权，经济文化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在唐朝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宋朝文化中的很多新内容，都需要从唐朝说起。我们从哲学和史学两个方面来看看这个问题。
1．哲学：从唐代宗教到宋代理学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明确说“中国哲学不属于哲学史”，用的是欧洲标准。唐宋时期与前后各个朝代一样，只有思想，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所谓哲学，是我们用今天的学科标准“解读”、“剥离”出来的，当时是附着在宗教和经学上的。
隋唐时期哲学思想方面的建树不多，原因是唐朝中叶以前鼎盛，以后骤衰，文人学者的情绪一直处在亢奋和波动之中，冷静下来思考的机会少了。激情出文学，冷静才出哲学，这个时期的哲学游离出了文人学者的视野，主要由青灯黄卷相伴的高僧和道士们去思考了。
佛教在隋唐时期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宗派。各派的宗旨相同，思考的问题也相同，所不同的是各自的概念和解说，天台宗“一心三观”、法相宗的“唯识”、华严宗的“法界”、禅宗的“心本体”，思考、辨论和表达的都是相同的意思：世上万事万物都是虚幻的，都是心的派生，都是“心性论”；所谓佛教宗派，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可以说就是哲学学派。道教宗奉先秦时期的老子李耳为始祖，把老子的道学变成了道教，冥想出了一套超越感觉和经验、超越具体事物的“道”，作为人类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同时又讲人生策略，顺应自然、见素抱朴、游离现实，继而在世俗生活中忘却尘世，静心守一，这就与佛教的“心性论”走到一起了。佛教和道教都讲“心性”，主张从心开始，让心永恒，“心性论”是佛教和道教的本质内容，也是古代哲学思辨的极致。
到了宋代，文人们冷静下来了，写诗作赋的兴趣小了，治经的又多了起来，方法也有改进，形成了与寻章摘句的“汉学”相对的“宋学”；用宋学方法治经，就产生了理学（仔细说来，宋学方法并非宋代学者的首创，应该追溯到唐朝后期的韩愈，有的论著都把韩愈作为宋学和理学的先驱）。理学是探讨“性命义理”的学说，以儒为主，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有关论题和“心性论”解说，在原来儒学探讨人生问题的基础上，又探讨了宇宙的构成、人类的起源等问题，在原来的“人生观”基础上增加了“宇宙观”的内容。理学用“理”代表抽象的本原，用“气”代表具体的事物，由此出发探讨精神与物质、人类和社会的本原问题，越来越抽象越高深，思辨能力超过了传统儒学，已经具有了思辨哲学的特征。
佛道的“心性”与理学的相通之处，在于心的感悟。张载的“学贵心悟”、二程的“体贴”到陆象山的“心即理也”，都是通过内心反省来理解宇宙本原、人的本性等问题；与后来明清时期王守仁的“心学”、李贽和龚自珍的“童心”一样，都有启迪自我意识的客观意义。胡适先生说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认为理学可以导致启蒙思想的产生；冯友兰先生说理学追求的是一种境界，都是就内心的自我启迪而言的。与此时书法绘画讲究“心画”、“神遇”，趋向是一致的，已经超越了具体技巧，深入到了精神层面。在追问自然和人类本源的极致原因的时候，当时只能想到“心”和“天”两个去处，“天理”比较省事，可以海阔天空放开讲；“心理”就吃力了，要认真地去“格”，仔细体悟和思考，“心学”学派也就成了理学中思辨层次最高的一派。“心学”学派的很多认识，与黑格尔说的“只有心灵是真实的，只有心灵能涵盖一切”不谋而合，却比黑格尔早的多。
把哲学思辨作为主线，才能读懂唐代宗教和宋代理学的发展历程。其实，古代史教材讲唐朝文化都是先讲宗教，讲宋朝文化先讲理学，已经意识到这条线索了，可能是囿于“断代”的讲授方式和习惯，没有明确地把这条线索拉出来。
2． 史学：汇通古今的总趋势
唐朝设立史馆以后，禁止私修正史，史学家们便把精力用在了撰写典志方面，并且分门别类，考证因革源流，出现了汇通古今的趋势。在史书体例已经完备、理论思考不成熟的时代，做到这一步应该是最高层次了。
唐朝后期杜佑编撰的《通典》，是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与后来宋代的《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都是从远古讲到作者生活的时代；连同持续到清朝的续修，构成了典志通史系列“十通”。刘知几的《史通》是第一部史评著作，对以往的史书进行了系统的评论和归类；《隋书·经籍志》汇总了当时的典籍存留情况，并且第一次把所有的典籍归结为经、史、子、集四类，构筑起了中国古代学术的成熟框架。
宋朝的编年体通史的编写继续了这种趋势。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第一部编年体政治通史，纪事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止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北宋建立之前，系统记载了十六代1362年的历史。该书真正续接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著史宗旨，试图探索历代的“治乱之迹”和其中的规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仿照《资治通鉴》的体例，续接记载北宋之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接李焘书，单记南宋高宗一朝之事。到明朝还有人不断地续写，形成了编年史通鉴系列。还有沈括的《梦溪笔谈》，其实是宋朝及其以前的科技“通史”，因为书中所记载的科技内容不全是沈括的发明，主要是对以往有关知识的整理和汇编。
……
以上只是在现有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基础上的调整，没有超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块的传统模式。新增加的内容如社会生活风俗之类，更应该打通考察，因为社会生活风俗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不像土地赋税制度那样直接受朝代更替、生产关系变革的影响。按照民俗学的“历时性”原理，社会生活风俗不能按朝代来划分，不应该出现唐朝社会、宋朝风俗之类的提法，甚至不应该使用古代、近代或现代的概念。
还有的内容需要更长时段考察，单看唐宋两代是不够的，比如民族关系问题，隋唐时期对北方游牧民族“兼容并包”，必要的时候可以称臣，也可以和亲，但不惧怕，此前的汉朝也是这样；宋朝对辽金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却不甘心，随时准备反攻，萦绕着收复失地的悲壮情结，还有一种基于内心的惧怕而生发的仇恨心态。这种情结和心态并没有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消失，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以“复宋”为号召，讨元檄文中声称要“驱除胡虏”，清末革命仍然要“驱除鞑虏”…… 其影响甚至远及“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横向的“断代”式讲授和纵向的“专题”式讲授都有道理，前者便于把握一个朝代的整体状况，后者便于看清具体问题的发展线索。本文主要强调了后者的优势。不过，任何讲授方式都只是方法和技巧，诚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书成自记”中所说，“自念讲通史，非委悉周备之难，而简要明当者尤难也，”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永远是内容的精致、条理和准确。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2011年6月在南开大学“古典学·国学·中国史一级学科建设高峰论坛”上的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