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进行新的长征
——在东方红网站纪念党的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纪念党的诞辰90周年,最重要的任务是依靠广大党员和群众,坚决捍卫和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使它重新成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本文认为,“高举”不能停留在文字上、口头上,要真高举而不是假高举。为此,应该坚持这样几条根本原则。第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能再让资本家“合法”地加入共产党,也不能再允许共产党员当资本家,而把共产党搞成“全民党”;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使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重新成为国家的主人。第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反对私有化。第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理论,彻底批倒批臭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潮。本文认为,实现上述根本原则,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过程,因此,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员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光辉的旗帜下,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进行更伟大、更艰巨的新的长征,把毛泽东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九十年前,在灾难深重、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普通居民小楼里和嘉兴南湖烟雨迷濛中的一艘小船上,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广大人民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多少志士仁人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和指引这个道路的理论,然而,一切别的道路和理论都试过了,结果都失败了。如何拯救人民于水火,成为那个时代一个难解的历史课题。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1476、1477页)从此,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指路明灯和革命的领导核心。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投入到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斗争,并且在艰难曲折的斗争实践中,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通过集体化改造个体农业、手工业的同时,创造性地运用和平赎买的方式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大大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经过约30年的艰苦努力,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虽然由于国家底子薄,在创业时期人民生活比较艰苦,但在一步步地改善。当时的党风好,民风正,官员清廉,社会安定,广大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然而,在毛泽东去世以后的30多年中,由于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我国广大劳动人民虽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却由于私有化而产生的严重的剥削、阶级分化和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他们远未分享到应有的成果,而这些劳动成果——剩余价值,却被少数剥削者和外国垄断资产阶级所剥夺和占有。同时,虽然我国在对外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但在社会公众并不知情的条件下,这些储备的主要部分(1.3万多亿美元)被用于购买美国债券和股票,等于中国13亿人平均每人给美国提供了约1000美元的贷款,而这些贷款偿还的希望却很渺茫。

  我们的党和国家,是要高举还是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这是一个时期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目前正处在党的十八大召开的前夕,这种斗争更加激化。可以看到,当前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怀念、赞颂毛泽东和拥护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更加高涨;另一方面是一小撮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极右派分子污蔑、诽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更加猖狂。茅于轼、辛子陵、谢韬、李锐就是这一小撮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深知,在前苏联,通过丑化、污蔑和否定斯大林,使得苏联共产党消亡了,苏联国家解体了。于是,他们图谋在中国采用同样的手法,通过丑化、污蔑和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彻底垮台,使我们的国家完全西化、分化,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认为,纪念党的诞辰90周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依靠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坚决捍卫和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使它重新成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一定要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要揭穿一小撮美帝国主义走狗和极右派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诽谤污蔑和无耻谎言,使这一小撮反动分子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是要真高举呢,还是假高举呢?当然是要真高举而不要假高举。这看似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但究竟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却是一个十分复杂、须要认真分辨的重大问题。列宁早在1917年就指出: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过去曾坚决反对他们的人,“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列宁选集》第3卷,第174页)。

  自从1978年的一次重要会议以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内容和革命锋芒,已经被阉割和磨灭了,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牌子,还挂在有关方面的文字上和口头上。后来这个牌子被逐步淡化,到党的十七大之后,在有关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就根本不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和旗帜了。在2009年庆祝新中国建立60周年时,在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中,曾临时加上了“毛泽东思想方阵”,随后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文件曾一度出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但以后又不见了。于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恢复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和旗帜的提法。这一要求是完全必要的,我举双手赞成,但绝不能仅仅在文字上和口头上恢复这种提法,最重要的是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学说的内容”和“革命锋芒”,恢复我们党和国家这个唯一正确的、不可替代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已经吃够那种“假高举”的苦头了。毛泽东早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曾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那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必须坚持的“革命内容”和“革命锋芒”究竟是什么呢?这里围绕纪念党的生日这个课题,着重谈谈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坚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共产党宣言》早就明确宣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企图改变党的性质。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在1879年发表文章提出:要让“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入党,其“理由”是党不应当成为“片面的工人党”,而应当成为“‘一切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并说,为了不把这些人吓跑,党的“纲领不应放弃,但要延缓进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伯恩施坦等人的错误主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么,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辞去他们的显要职位。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据显要的职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79-680页)后来,苏共的赫鲁晓夫篡夺了党的领导职位,大搞“全民党”,自己把自己出卖了,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搞垮了。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出身剥削阶级的人,必须首先背叛自己原来的阶级,放弃剥削,并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达到入党条件才能入党。否则,是绝对不能入党的。195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在有关文件中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则不准许剥削他人(不论是封建剥削或资本主义剥削)。”“如果他们不愿放弃剥削行为,继续进行富农或其他方式的剥削,则应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3册,第204页)

  这个严肃的规定,一直坚持到毛泽东逝世之前。然而,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情况逐渐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体说来,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带头致富”的号召下,造成党员变老板的既成事实。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就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说是先富要靠“诚实劳动”,不久又加上“合法经营”。这个“合法经营”就包括了雇工剥削,当资本家。当时还提倡“党员带头致富”“要理直气壮”。于是,许多高干通过其子女(一般都是党员)利用手中的权利很快地富起来。各级干部及其子女纷纷仿效。于是,民间流传着“老子大官儿大款”“老子抓权儿抓钱”的说法。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更流行着“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的儿子当大款”的顺口溜,在对毛泽东伟大人格和优良作风进行赞颂的同时,对党内走资派及其党员子女带头剥削致富的行为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尽管如此,上层仍然我行我素。这样就形成了大量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党员子女当老板的事实。

  第二阶段,党员当老板合法化。党内走资派及其子女心里明白:党员当老板毕竟是违反党章的,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坚决反对的。为了确保党员老板长期进行剥削的权利,根据总设计师的意图,中共中央于1989年8月发出通知,宣称对于已经成为资本家的共产党员,“在严格执行国家政策法令、平等对待工人,把大部分利润用于发展生产或公益事业的条件下,仍可保留其党籍。”十分明显,这只是一个守法资本家的条件,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第三阶段,老板当党员合法化。既然党员可以合法地当老板,那么,从逻辑上讲,老板也就可以合法地当党员,两种做法的性质是一样的。但要把这样的内容正式写入党章,毕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建党方针的。于是,当时的领导核心在2001年纪念党的80周年的讲话中,不惜自己摘下面具,公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是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对新生的资本家社会群体只能称之为“新社会阶层”,不准称之为“新资产阶级”。二是否定劳动价值论及以此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宣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能解释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已经过时了。从此,“阶级”“阶级斗争”“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这些词汇,被有关当局打入冷宫、列为禁区了。这样一来,资本家就可以摘掉“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帽子,作为所谓“其他阶层的先进分子”合法入党了。在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把原来党章规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修改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就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改变为资本家可以合法加入的“全民党”了。应当说,这次党的性质的公开大变化,是与党的指导理论的进一步公开大变化相伴而行的。

  关于这个问题,还应当看一看吸收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的实际情况。据全国工商联调查,资本家中加入共产党人数的比例,1993年为13.1%,1995年为17.1%,2000年的19.9%,2001年为29.9%。十六大修改党章允许资本家合法入党后,2004年资本家入党人数达33.9%。这个比例大大超过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这样的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党的性质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权性质的变化。关于中国政权的性质问题,毛泽东早在1949年6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他还着重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的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同上书,第1483页)

  工人阶级对政权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去实现的。在共产党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变为“全民党”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怎能实现对政权的领导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在今天,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占居主体地位,工人阶级及其亲密同盟军劳动农民,已经由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变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了。许多工人和农民工已经成为暗无天日的“黑煤窑”和血汗工厂里的奴隶,“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许多方面比之旧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中国的矿难之多,死人之多,工人职业病之多,在世界各国名列前茅。许多地方的工人群众要求解除或减轻资本家惨无人道的压迫和剥削,而党的组织却不为他们撑腰,政权不为他们撑腰,党所领导的工会也不为他们撑腰。他们被剥夺了罢工的权利,甚至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也因“影响维稳”而常常被抓去坐牢,如此种种的惨痛事例不胜枚举。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和中心问题,也是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和中心问题。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失去了自己的党和自己的政权,也就失去了一切。

  一定要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一定要恢复工人阶级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和工农联盟在政权中的基础地位。如果这样的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即使在官方文件中或领导人的讲话中加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空洞的词语,也不过是“忽悠”群众的幌子而已!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完成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创造了基本条件。

  同时,毛泽东也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水平,还可以发展一些私有制经济。1956年12月7日,他同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谈话时,曾说过,地下工厂“可以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订条约,10年、20年不没收。”“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可以看出,毛泽东设想的是在现阶段,可以发展一些私营经济作为必要的补充,但不能挤公有制经济,不能同公有制经济争原料,争销路。

  改革开放之初,对私营经济开始时也只提“必要补充”,但不久就改成了“重要部分”,接着又改为“社会主义建设者”,最近,主流媒体竟然宣扬“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生因素、内在力量。”它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劳资利益共同体。”(《人民日报》2011年5月10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于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通过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经营者收购等一系列办法进行私有化,终于使私有制经济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前几年,主流媒体还掩耳盗铃,回避这种所有制结构的重大变化。现在,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无法完全回避了。2010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民营经济是富民经济》的文章中承认:“我国城镇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已经占GDP的65%—70%;城镇劳动者的70%—80%在私有制企业中工作。”另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2009年规模以上(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只占12.5%,远低于建国初期1949年国营工业占工业总产值26.2%的比重,而且现在的国有企业与从前的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在性质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是由占主要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根据上述的情况,中国的社会性质应当怎样认定呢?

  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生活资料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私营经济成为主体的条件下,收入的分配必然主要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而不可能主要受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规律的支配。从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看,1980年占50.8%,到2000年降低到41.8%,到2010年再降低到33.5%(《中国统计摘要——2011》第1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这就是说,GDP这块大蛋糕,居民消费的部分所占比重越来越小了。同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平均占GDP的58.9%相比,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居民消费比重最低的国家了。这个“中国特色”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关于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据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该书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第3页)这就是说,贫富收入的比例约为32:1。近几年贫富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贫富分化的现象明显地表现为基尼系数的变化上。国际上通常以0.4为警戒线。我国1984年基尼系数为0.24(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报导),在警戒线之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90年代初以来,基尼系数迅速增大。1994年为0.434,2000年为0.458,2004年已达0.469,2006年进一步达到0.49。同世界各国相比,我国2000年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韩国、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美、英、法、德、意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超过了俄罗斯、保加利亚等由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家。从上述数字看,现在我国离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我国的贫富差距为什么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大?这样的现状究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说:“中国至今虽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中国大陆虽然早已在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现今中国人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分人要作出牺牲。只不过,过去的历史前进的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则是市场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的工具。”

  我国国内经济的私有化,必然导致对外经济关系走向附庸化。我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2006年已达66.9%,超过了美、英、日等西方的贸易大国。外国资本大量并购和控制我国原有的优秀的国有企业。凡是对外开放的行业,产业的前五名都已为外资所占控;全国最重要的28个产业,外企在21个产业占有控股地位;在39个工业行业中,外企在23个行业中占优势地位。大批的中国劳动者沦为外国资本的雇佣奴隶。富士康公司在广东的工厂里竟有13个青年工人接连被逼跳楼自杀!

  我们一定要回归社会主义道路,严格遵守宪法的庄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有益于壮大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方针。如果有关方面继续维护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甚至进一步向仅存的国有企业“攻坚”,进一步复辟资本主义;如果继续维护居民收入贫富悬殊的现状,甚至让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如果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继续走向附庸化:那不明明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道路和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愿完全背道而驰吗?

  第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理论。

  马克思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104页)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的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胜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察觉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50-351页)毛泽东总结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经验,发展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新的阶段,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自从毛泽东逝世之后,上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已经被有关方面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按照主流媒体的说法,在当代中国,只有这种“特色理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旗帜。

  “特色理论”的内容是什么呢?据主流媒体说,这个理论包括“创新”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样三大部分,它们分别回答了过去人们(包括马、列、毛)“没有弄清”或“没有完全弄清”的三大问题,即社会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下面我们通过30年来的实践,来检验一下这些理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一)主流媒体说:创新的“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这种“理论’实践的结果是:以私有制经济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复辟了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要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权来“建设”。

  (二)主流媒体说:创新的“思想”,回答了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和怎样建设这样的党的问题。

  这种“思想“实践的结果是:以资本家可以合法加入的“全民党”,取代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这样的党,要由掌握了党的领导权的走资派来“建设”。

  (三)主流媒体说:创新的“发展观”,回答了什么是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

  这种“发展观”实践的结果是:在某些改良措施中,群众得到一些小恩小惠,但又被通货膨胀特别是房价高涨大部或全部抵消了;私有制经济比重进一步提高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使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了。许多地方政府要按照“高度戒备”、“外松内紧”的原则,采取诸如 “菜刀下架”(或“菜刀实名制”)、禁止集体上访之类的办法来维持“和谐”和“稳定”。

  把上述三种创新理论实践的结果综合起来看,“特色理论”究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大家就不难判断了。

  辛子陵是一个反毛、非毛的极右分子,他的反动言论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但有些话对修正主义也具有揭露作用。例如,辛子陵说:“党的英明领导,不是坚持了社会主义,而是放弃了社会主义,放弃了人民公社制度,放弃了计划经济,放弃了一大二公,放弃了消灭私有制的国策。邓小平的英明就英明在这‘放弃’二字上。……但是从策略上考虑,也不要刺激毛派,一开始还举毛的旗帜,……逐渐淡化,提出新的理论来,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在社会性质的认定上,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辛子陵又说:“改革开放以来,每推出一项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世界通用的(资本主义)政策,必进行一层社会主义理论包装,‘打左灯,向右拐’,……许多光明正大的事情被扭曲成偷偷摸摸的事情。私有制不叫私有制,叫非公有制;资本家不叫资本家,叫社会主义建设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不叫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叫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如前所述,“特色理论“的要害是阉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学说。其中首先是阶级斗争。不承认阶级斗争,则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就无从谈起。“特色理论”对这个问题,从开始时期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到“阶级消失论”,再到“社会(阶级)和谐论”,三个步骤,一脉相承。这种理论不是什么“创新“而是重拾了从伯恩施坦到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垃圾。它的危害性极大。苏联亡党亡国的前车之鉴,令人触目惊心。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原住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到当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抛弃阶级斗争学说时,指出:“需要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抛弃这个观点,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别样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我们一定要坚决捍卫和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绝不容许阉割它的革命学说和磨灭它的革命锋芒。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必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包括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领导这个政权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还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意识形态。这三者是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密不可分的。有些人搞改良措施,我们是支持的;但对于否定和磨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学说的内容和革命锋芒的改良主义,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概括,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争取解放的战无不胜的强大理论武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资本主义已经复辟的条件下,真正高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通过长期的反复的斗争,我们对此应有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就指出:“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1440页)。一切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员和群众团结起来,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党员和群众团结起来,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进行长期的、更伟大、更艰巨的新的长征,为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

  【注】本发言稿也曾在2011年6月25日毛泽东旗帜网站召开的纪念党的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使用。

转自东方红网(2011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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