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国际法看 南沙群岛主权归属中国

　　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不仅有古今中外的大量文献可资佐证，而且早为世界各国所承认。近来，越南主要以“历史主权”，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则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某些规定为由，谋求长期侵占我南沙岛礁。

　　从国际法角度看，上述国家所谓的南沙群岛主权依据站不住脚，相反中国对南沙群岛主权及权利主张有充足的法理依据。在国际法上，“有效占领”是一个国家有意识地取得当时不在任何国家主权之下的土地主权的一种占取行为。在依据该原则取得某一土地主权时，有些条件必须得到满足：被占领土地此前必须是无主地，在对无主地“发现”和“先占”后，对该土地要进行必要的主权行使和管辖，当然也包括一国政府和人民对该土地的开发与经营。

　　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发现”权

　　南海诸岛在被中国发现以前，尚属于“无主地”，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早在汉代之时，中国人就已开始在南海航行。经过长期的航海实践，中国人先后发现了西沙、南沙群岛。宋时，中国人把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命名为“长沙”、“石塘”。明清时，南海诸岛被标示在中国官方的地图中，并且标出了南海航线和航程。

　　中国人在“发现”南海诸岛后就不断地来到这个群岛，不仅了解诸岛的分布、构成，而且还探索出航经诸岛的航线，创作了记载诸岛地理位置和航行路线并用中国式罗盘方位给部分岛礁命名的《更路簿》等航行手册。《更路簿》据调查最早起源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3)，是中国渔民祖辈遗传下来的，至今在中国渔民中仍保存有各种抄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适合于中国渔民航行于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水域的需要。

　　尽管“发现”并不构成通过先占取得领土，但它的重要性不容抹煞。“发现”给予发现国以“初步”的权利或“不完整”的权利。发现国在合理期间行使“有效占领”前，这种权利有暂时阻止他国加以占领的作用。德国法学家奥本海对于领土取得方式在15、16世纪以前，与18、19世纪以后的差别作了明确的区分。他指出，在15、16世纪以前，单纯的“发现”而无需任何其他行为，就可以取得对无主土地的完整主权。英国学者布列尼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在15、16世纪，单单是“发现”，而不需要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实际行动，就可以取得对所发现土地的完整主权。国际法学界关于“发现”的论述，不容否认地成为中国解决南海问题，尤其是南沙争端的重要法律依据。

　　从“先占”原则看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根据国际法，一国基于对无主土地的“发现”可以进行“先占”。“先占”是一国对“无主地”进行有效占领从而取得领土的方式之一。此外，“先占”还必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占有必须在一国主权权利中行使，必须存在对一国权利的显示和缺少对另一国主权的承认；占有必须是和平且无间断的；占有必须是公开的。

　　许多国际权威公法学家认为，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些条件都是基本具备的。奥本海指出：“现在，占有和行政管理是使占领有效的两个条件，但在以前，这两个条件并不被认为是用占领方法取得领土所必要的。虽然在大发现时代，各国也并不主张发现一块无人知悉的土地就等于发现者从事探险时所服务的国家已经用占领方法取得该土地，但是占有常常只具有象征性行为的性质。后来，真正的实行占有被认为是必要的。但是，一直到了18世纪，国际法作者才要求有效占领，而且直到19世纪，各国实践才与这种规定相符合。”可见，当“先占”行为实施，且推定为合法状态时，应理解为被赋予了权利。

　　依据国际法，国民对“无主地”的发现使其代表的国家取得优先“先占”这一土地的权利，发现国有权在一定时间内发生占有行为，以确立其主权。考古工作者在南沙群岛上及其附近海域海底，都发现一些古代文物和建筑遗迹，足以证明中国人最早开发和经营南沙群岛。20世纪70年代，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调查组在南沙群岛的太平、中业、南威等岛屿上看到了明清时代闽粤渔民建立的水井、茅屋、土地庙和石碑等物，罗孔、红草峙、奈罗、铁峙、黄山马、鸟仔峙等岛也都有中国渔民挖的水井。中国作为南沙群岛的“发现国”享有占有该群岛的优先权利，其他国家则无权“先占”，除非中国无意取得或者有意放弃这一权利。

　　中国自古管辖行为确立主权权利

　　按照近现代国际法，在确定领土主权过程中，一国的管辖行为是十分关键的。即使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古代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权利也是成立的。《元史》地理志和《元代疆域图叙》记载的元代疆域包括了南沙群岛。明朝海南卫巡辖了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海南卫指挥佥事柴公墓志铭》记载：“广东濒大海，海外诸国皆内属”，“公统兵万余，巨舰五十艘”，巡逻“海道几万里”。抗战胜利后，中国海军远赴南沙，在一些主要岛礁上竖立了主权碑，并设立南沙群岛管理处，驻兵太平岛。1947年，中国政府正式将南沙群岛划归广东省管辖，从而完全确立了中国对这一群岛的固有主权。

　　中国对南沙群岛的管辖方式主要是巡海和设治管理，这一行为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际法意义。在帕尔马斯岛仲裁案、克利柏顿岛仲裁案、东格陵兰案中，国际仲裁或法院均指出一国对领土主权的行使，是根据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和领土的自然条件而确定管辖方式的，对不适合人居的岛屿要求宽些。克利柏顿岛案仲裁裁决：“如果一块土地由于不适宜居住这个事实，从占领国最初在那里出现的时候起，就一直处于该国的绝对的没有争议的支配之下，从这时起，占有应该认为是已经完成了，因而这个占领就是完全的占领。”由于南沙群岛不适宜人们常年居住，中国政府主要通过巡海和设治管理的方式，宣告将南沙群岛置于中国主权之下。

　　“禁止反言”与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为确保国际关系的稳定性，国际法上有一系列关于“禁止反言”的规定。该规则对于领土取得的重要意义在于，一个国家基于善意和公正的要求，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实情况或法律情况，应当采取前后一致的法律立场，以免其他国家由于它前后不一致的立场而遭到损害。当出现领土争议时，国际法院自然而然地会考虑是否有一方当事国实际上已经承认过另一方当事国的权利或权利主张。

　　世界各主要国家曾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承认了中国拥有南沙群岛主权，而从未以任何方式承认他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20世纪30年代，法国入侵南沙群岛时，不仅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日本也认为南沙群岛“应为中国所有”，且认为中国渔民“早已以该岛屿为远洋捕鱼之基地”。二战时中美英《开罗宣言》明确宣布，剥夺日本自一战以来在太平洋占领的所有岛屿，日本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应全部归还中国，其中就包括南沙群岛。在1951年旧金山会议上，苏联曾提出一项条约修正案，要求日本承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完全主权。美国很多政要在南沙归属问题上也持公正立场。1974年，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建议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声明中，认为中国对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都是很有理的”。

　　东南亚某些国家与中国交往中，曾多次承认南海诸岛（尤其是南沙群岛）为中国政府所有。甚至一些南沙争端的主要当事国也曾经对中国拥有主权这一事实不表示反对。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曾明确承认南沙群岛不属菲方所有，菲方对南沙没有主权要求。越南统一前北越政府也承认“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西沙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于中国领土”，并在其出版的教科书和地图中将南沙标注为中国领土。然而，这些国家现在却出尔反尔，置国际法有关规则于不顾，悍然声称南沙全部或部分岛礁为其所有。根据“禁止反言”原则，越南既然已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菲律宾承认群岛非其所有，它们事后就不得对该群岛提出任何争议。而某些区外大国既然已对南海诸岛归属有一明确立场，那么现在亦应从建设南海良好秩序的角度出发尊重历史。

　　东南亚某些国家不仅提出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而且还不断通过军事手段巩固占领，近些时候又在南沙不断制造事端。依据国际法，国家不得非法使用武力，不得以武力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联合国有关文件明确规定，各国有责不得借战争为实行国家政策工具，并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国际法律秩序抵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他国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国家领土不得作为使用武力所造成之军事占领的对象。使用威胁或武力取得之领土不得承认为合法。”因此，东南亚某些国家通过武力方式强化南沙岛礁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有关文件，是对中国南沙群岛主权的粗暴践踏。

　　综上论述，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拥有对南沙群岛无可争辩的主权，任何国家从任何角度对南沙提出领土要求以及所采取的各种行动，都缺乏相应的历史证据和基本的法理根据，都无法动摇中国的主权，只能使南海局势趋于恶化。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99期5版“前沿”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