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东南沿海和西藏、云贵高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中国农业通史·原始农业卷》第三章第四节
第三章 考古发掘所见的中国原始农业
第四节 华南、东南沿海和西藏、云贵高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根据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地域上所反映出的区别，可将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两个大的区域，即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是指武夷山至南岭一线的以南地区，即包括现今的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地。西南高原地区主要是指云南全境、西藏的东半部、贵州的西部和四川西南部等地。
从现有资料来看，华南地区在陶器出现以前人类就开始栽培根茎类植物和果树类农作物，并开始饲养牛、羊、鹿之类的食草动物。这就是说，华南地区在陶器出现前，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已经产生，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
一．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曾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并对部分遗址进行了发掘。该地区本阶段考古工作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了解该地区原始社会后期的文化面貌，而且有助于解决石器时代的一些理论问题，如新石器时代的根本涵义、农业起源等。
华南地区多洞穴遗址和滨河贝丘遗址。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均位于山麓，洞口向南或向东南，洞口相对高度20米左右；滨河贝丘遗址大多分布在河流两岸的一、二级台地上。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不论是海滨地区，还是内陆地区，其文化面貌虽然都有许多共同特征，但也明显存在一定的区别。从已发掘的遗址来看，更具有区域性的特点。
（一）广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广东地区，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有早期阶段的，也有较晚的。已命名的有石峡文化。
1、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文化遗存 [1]
在广东地区，曾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文化遗址。由于遗址保存不好，发掘的也不多，其面貌和文化内涵还不能完全了解。已发掘的主要遗址有广州青山岗、潮安陈桥、石尾山、海角山、澄海苏北村、内底村、阳青独石仔、封开黄岩洞、南海西樵山、英德青塘吊珠岩和牛栏洞等。其居住的遗迹以洞穴遗址为主，并有一些贝丘遗址。这些遗址，在年代上有着明显的早晚之分。但由于发表的资料不多，对于这类洞穴和贝丘遗址的分期很难进行。其绝对年代约为距今11000～6500年。
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并有少量骨器。打制石器的年代有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有的甚至还可能早到中石器时代。磨制石器有的可能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有的则可能晚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如阳春独石仔洞穴遗址下层，出土有大量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砧和少量琢制成的穿孔石器和骨角器；而上层虽仍以打制石器为主，但出土少量磨制切割器和石斧；下层和上层均未见陶片。潮安陈桥的一处贝丘遗址，出土大量的打制斧状器、砍砸器、敲砸器，并有一些仍保留有打制痕迹和磨制石锛；有大量磨制精细的三角形刀、锥、镞、针等骨器；还有一些胎质内掺有粗砂和蚌末的粗砂陶片。英德青塘圩一带的洞穴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多是一些简单打出刃部的打制石器，大部分还保留着砾石面。南海县西樵山遗址分布面积大、遗存点多，是一处延续时间比较长的石器制作场，发现有石料，以及大量打制的石器成品、半成品、废石片，还有细石器与磨制石器等；石器的种类有打制与磨制的刮削器、敲砸器、双肩石斧、椭圆形（或梯形）石斧、扁平形石锛、有段石锛、石铲、石矛、三角形镞等。英德牛栏洞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多数是直接用砾石打制加工成器，器类可分为两端刃器、陡刃器、砍砸器、刮削器、铲形器、凿形器、斧形器、矛形器、钻、锤、敲砸器、砧等；磨制石器基本属于半磨制石器，更准确地说是局部磨制石器，主要是加磨刃部，有切割器、斧、穿孔器、砺石等；骨制品有锥、针、铲；牙、角制品有锥、铲等；蚌制品有刀、坠、矛形器。
出土陶器的数量并不多，而且多为残陶片。但从陶片的胎质、纹饰与器形看，有的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有的则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相当。
英德牛栏洞遗址动物群中有相当数量的青壮年鹿类个体，疑其可能属于驯养，但目前难以确认，或可暗示家畜饲养在这里已经开始，这为岭南地区家畜饲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英德牛栏洞遗址（二、三期）发现有水稻硅质体，其形态有两种，一种为双峰硅质体，另一种为扇形硅质体，两种水稻硅质体的形态数据经计算机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属于非籼非粳的类型，在水稻的演化序列上处于一种原始状态。这个发现，首次将岭南地区的稻作遗存的年代前推至1万年前，对岭南地区水稻起源的研究及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探索，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探讨岭南南北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
2、石峡文化[2]
石峡文化因1973～1976年发掘广东省曲江县石峡遗址而得名。分布范围主要在北江和东江流域，是岭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其年代为距今4700～4200年。
石峡文化的遗迹有居址、灰坑、墓葬。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有钁、锛、铲、凿、镞等。石钁长身弓背、两端刃，长达31厘米。石铲均穿孔，扁平长方形或长身梯形。石锛按形制可分为长身、梯形、有段、双肩等四种，后两种石锛颇具特征。锛、铲、钁都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石镞共发现500多件，相当于其他石器总和的一半，其形制多样，除作狩猎工具外，还是一种兵器。陶器大多为灰褐色和灰黄色。制作大都为轮制和模制。器表多为素面。
石峡文化的经济生活以经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渔猎。锛、铲、钁等重要农业生产工具的大量出现，说明石峡文化时期的岭南地区已进入发达的锄耕农业阶段。石峡文化遗址发现不少炭化的米粒、稻谷、稻壳、稻杆等，散见于墓葬、窖穴和作为建筑遗存的烧土块中。经鉴定其水稻遗存属于栽培稻的籼稻和粳稻两种，以籼稻为主。在许多遗址中，还发现有不少动物骨骼。
（二）广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广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早晚之分。
1、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3]
广西境内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大多发现在洞穴之中，也有少量位于河旁阶地上的贝丘遗址。前者可以桂林甑皮岩遗址为代表，后者可以邕宁顶蛳山遗址为代表。
居址遗迹发现甚少，估计当时人们主要居住在洞穴或某种简陋的半地穴中。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多，少量磨制石器和骨器。打制石器有豪蛎啄、砍斫器、手斧状器、三角形石器、双缺口石网坠、带凹窝的敲砸石器、琢孔石器、球状石器等。磨制石器有斧、锛、磨盘和杵等。还有双肩石斧和石凿。骨蚌器有骨锥、骨镞、蚌铲和蚶壳网坠等。陶器以砂质粗红陶和灰黑陶为多，掺合料有粗砂粒和蚌末，火候低。当时的人们主要从事广谱采集经济，尤以采食贝类动物为大宗；早期农业经济的痕迹不明显，或许已有农业，但渔猎采集占很大比重。因为生产工具中除部分农具外，多为渔猎工具，并有大量的螺壳类的堆积以及鹿、象、兔、鱼、龟、鸟等动物遗骸。
（1）桂林甑皮岩遗址
桂林甑皮岩遗址坐落在广西北部的一个峰丛平原之上，其间发育众多的石灰岩溶洞和地面或地下河流，分布着各种各样的水陆动植物资源，是史前人类生活的理想环境。据研究，距今8 500年到距今3 800年左右，本地区的气候虽有波动，但基本是比较温暖湿润的。从距今12 000年起，便有人类在这里居住，他们在此生息了5 000多年，直到距今7 000年左右才迁离。该遗址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掘，90年代再度大规模发掘，收获甚丰。其史前文化堆积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地层关系清楚，发展线索清晰，其经济生活和变化特征具有强烈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甑皮岩遗址不但是桂北地区有代表性的典型遗址，而且对研究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甑皮岩遗址出土遗物有石器、骨蚌器和陶器。石器均以河砾石为原材料，早期（距今12 000～10 000年）是清一色的打制石器，加工技术比较单一，器类以石锤和砍砸器为主。当时石器的制作加工是在洞内进行的。早期骨器和蚌器的数量较多，有骨锥、骨铲和穿孔蚌器等，以后又足见了骨针。磨制工艺已应用骨器加工，尚未应用于石器制作。但穿孔石器已经出现。后期磨制石器出现，且数量逐渐增加，器形主要是磨制的斧、锛类，制作精致，大部分通体磨光。在磨制石器出现和增多的同时，骨蚌器的数量却持续减少。陶器在第一期（距今12 000年）即已出现，主要是敞口、浅斜弧腹的圜底釜，羼和粗大的石英颗粒，手捏成型，在器物上部并有滚压粗绳纹的痕迹，器形低矮，器壁极厚，烧成温度极低（不超过250″C），器表开裂，表现出一系列初级陶器工艺的特征，应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原始的陶容器。后期采用了分体制作的泥片贴筑法，并有慢轮修整痕迹，陶质变硬，纹饰也较丰富。
甑皮岩遗址的居民从事以采食贝类动物为主的广谱采集经济。甑皮岩遗址出土的动物共计108种，其中贝类47种，螃蟹1种，鱼类1种，爬行类1种，鸟类20种，哺乳动物37种。从2001年的孢粉和植物硅酸体组合来看，该遗址的植物资源总体而言以草地植被为主，有少量林木在遗址附近生长，在气候比较温暖的时期针阔叶林木的数量可能有所增加。蕨类植物孢子在遗址各期文化中都有发现，表明蕨类是甑皮岩史前植物群中比较主要的种类。在上述动植物种类中，贝类无疑最容易采集而营养又最丰富，可以花最少的时间和气力获得最高的回报。依最佳觅食模式（the optimal foraging model），甑皮岩人自然大量捕捞贝类水生动物为食。遗址中介壳堆积和蚌器之多也证明了这一点。但贝类主要提供了蛋白质，根据膳食营养平衡的要求，还需要富含淀粉的食物来搭配。块根块茎类植物因而成为人们的首选。植物浮选结果表明，在植物资源中甑皮岩史前居民的确主要利用块茎、野生植物种子和果类。而蕨类的根茎亦属于块茎之一，其嫩叶也可食用。蕨类孢子在遗址各期文化都有发现，有些蕨类孢子集聚在灶坑中，应当是人类食用该类植物的证据。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果表明，甑皮岩第一期所处的地质时代，正是最后一次大冰期已经过去，全球气候开始回升，动植物资源逐渐增加的时期。此期地层出土了大量的水陆生动物遗骸和植物遗存，表明甑皮岩史前居民的经济形态主要是采集渔猎。根据考古实验，依赖这些资源为生的甑皮岩居民，每天花费在生计活动上的时间可能只需要3～5小时。因此他们应当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休闲或从事与获取食物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非采集活动”（non-foraging activities）（Kelly，1995），如社会礼仪、手工业技术的尝试，包括摸索如何制造陶器这种全新的器物等等。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甑皮岩遗址居民已从事原始农业——原始稻作农业或园圃式的块茎类植物的栽培[4]；并把野猪驯养为家猪。新旧世纪之交的发掘和研究质疑这些结论。袁清在深入分析后指出，甑皮岩遗址的猪骨的遗存仍然属于野猪，没有证据支持这些猪是家养的。本卷第五章还将有所讨论。2001年，考古工作者同时运用了浮选法和植硅石两种不同植物考古学研究手段，都没有在甑皮岩遗址发现任何稻属植物的遗存。因此，也排除了甑皮岩遗址居民种稻的可能性。野生稻可能还没有成为甑皮岩居民采集的对象[5]。桂北地区的稻作农业是新石器中期才出现的，最明显的证据是晓锦遗址出土的大量炭化稻谷。这里的稻作农业很可能是从邻近的湖南传入的。其说详后。
甑皮岩遗址与栽培稻起源乃至稻作农业无关，但不能就此结论当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早期农业生产活动。原始农业的出现并不是以开始种植谷物为惟一标准的，在某些地区根茎繁殖类植物的栽培和种植有可能早于种子繁殖类植物。现代根茎繁殖类作物最主要的品种有马铃薯、甘薯、山药、参薯、芋等，其中山药（Dioscorea opposita）的栽培应该起源于中国，参薯（Dioscorea alata）和芋（Colocasm esculenta）的起源地一般认为在东南亚一带（Harlan，1992），但也可能包括了中国的两广地区。山药、参薯和芋都是块茎类植物，块茎是一种变态的地下茎，茎内储藏了丰富的养料，表皮有许多小芽，只要外部条件适合，这些芽就可以依靠储藏养料萌发并成长为新植株。块茎类植物的这种特殊的繁殖能力使其栽培过程相对简单，在一些条件适合的地区，其栽培历史比禾谷类久远。甑皮岩遗址居民大量采集块根植物为食，在这里定居达5 000年之久，他们很可能已经从事块根植物的种植，只不过块根植物容易腐烂，难以在考古遗址中保存下来罢了。
甑皮岩遗址的陶器在距今12 000～11 000年的第一期文化堆积中即已发现，这时甑皮岩还不存在稻作农业，而采集植物种子如野生稻谷等也不是甑皮岩史前居民主要的经济活动。那么，这里的陶器起源的机制和动因是什么呢？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与甑皮岩先民因应大量采食贝类的需要而产生的。
临桂县的大岩遗址与甑皮岩遗址同在桂林地区，在其属于中石器时期的第二文化层（距今15 000～12 000年）中，曾发现了两件烧制的陶土块，这是该地区发明陶器的先声[6]。而甑皮岩和大岩遗址的发掘资料表明，桂林地区陶器的出现与大量螺壳堆积的出现基本同时或略晚；这些螺壳个体完整，没有经过敲砸。考古工作者的实验表明，介壳类动物如不砸碎外壳，极难把肉挑出；但一经放在水中加热，则极易把肉挑出而食用。他们据此认为，桂林，甚至包括华南大部分地区，陶器起源的动因或契机，大概是由于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气候变暖，水生动物大量繁殖，人类开始大量捕捞和食用水生介壳类动物，而它们有坚硬的外壳，不可能直接烤食，这就促使人类发明了陶器，用以加工取食介壳类动物，也因此在该地区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生业形态。根据上述分析，他们提出陶器起源有不同的途径和模式，它可以是定居农业的产物，也可以是发达的渔猎采集经济的产物。他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不过，除了贝类需要加热取食外，某些块根（如芋）的食用也需要烹饪加工，如果甑皮岩先民确实已经栽培块根，也不能说这里陶器的创始绝对与农业无关。[7]
（2）顶蛳山遗址和“顶蛳山文化”
邕宁县浦庙镇顶蛳山遗址是一处贝丘遗址，位于城南约3公里处的顶蛳山上。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大多发现在洞穴或岩棚中，顶蛳山遗址则位于河旁台地，为认识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生活方式和活动范围提供了新线索。该遗址为文化堆积分为四期。第一期距今约10 000年，不含或少含螺壳。未见任何遗址现象。出土大量的玻璃陨石质细小石器、石核，少量的穿孔石器和原始陶器等。第二、三期距今8 000～7 000年左右。堆积以螺壳为主。发现墓葬.。石器有通体磨制的斧、锛和穿孔石器等。出土数量较多、制作较精蚌器（刀、铲）和骨器（锛、斧、铲、镞、锥、针、鱼钩等），以及比一期数量增多、质量提高、但仍为手制的陶器。第四期不含螺壳，未见其它遗迹现象。出土少量刃部磨制较精的石斧、石锛和砺石。骨器有斧、锛、矛、锥、针等，以锛为最多，斧次之，制作均较精致。基本不见蚌器。陶器制作工艺有了明显提高，已开始运用轮制技术。
第二、三期是顶蛳山遗址的主要堆积，其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经济生活尤其相似。发掘者认为，可以将以顶蛳山遗址第二、三期为代表的、集中分布在南宁及其附近地区的、以贝丘遗址为特征的这一类遗存命名为“顶蛳山文化”。它们均属贝丘遗址，分布的地理位置一般皆面河背山，具有相同的器物组合，工具中蚌器占有较大比例，存在形态各异的鱼头形蚌刀，并有相同的埋葬习俗。这类遗存堆积中大量存在的水、陆生动物遗骸，说明捕捞和狩猎是他们共同的获取食物的手段，和甑皮岩遗址一样属于广谱采集经济，农业经济的痕迹则不太明显。
顶蛳山遗址发展至第四期，堆积中不含螺壳，表明食物来源及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已出现农业经济。
2、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
广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大多是洞穴和贝丘遗址。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有部分骨器。除打制石器外，磨制石器明显增多。洞穴遗址的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各占一半。打制石器有砍砸器、盘状器、刮削器、石砧、石杵；磨制石器以长身与短身石斧和石锛为大宗。南宁地区的部分贝丘遗址出土的石器，绝大部分经过粗细不等磨制，有长条形、梯形和双肩的石斧与锛、石矛、石杵、石砧、石磨棒、石网坠等；并有较多的骨锛、骨刀、鳖甲刀、骨鱼镖、骨镞等工具。陶器的胎质仍以掺有砂粒和蚌末的砂质灰褐、红褐色和红陶为多，并有少量泥质红陶与灰陶。多圜底罐类器。其经济生活很可能处于初级农业加渔猎阶段。在遗址内除发现农业生产工具外，还有饲养的和渔猎的猪、鹿、象、龟、鳖、螺、蚌等动物遗骸。
兹以桂北的晓锦遗址和桂南的大龙潭文化遗存为代表予以说明。
（1）资源县晓锦遗址
晓锦遗址位于广西北部资源县晓锦村后龙山上，属于较为特殊的山坡遗址，南距甑皮岩遗址只有百余公里。碳十四测定距今5 000～3 200年。后期可能晚至商周时期。
晓锦遗址发现的遗迹有灰坑、柱洞、排水沟、房基、陶窑等。据柱洞排列分布推测，可能是一种依山势而建的干栏式建筑；发现有半圆形地基及环绕它的排水沟，可能是房基；大量红烧土快可能是泥包草墙，或炉壁，与原始陶窑有关。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出土约800多件，大都磨制精细，种类繁多，有斧、锛、钺、凿、刀、矛、镞、网坠、镯、环、球、钻、锯、砺石等。其中发现过去所不见的新的石器加工工具，为研究石器制作工艺提供了新资料。陶器绝大多数为夹砂陶，红褐陶为主，也有灰陶和个别白陶，还有零星彩绘陶。出土纺轮数量较多。
晓锦遗址发掘的最大收获是发现有炭化稻米，通过水洗法共选出炭化稻米12 000多粒，其形状各异，品种较多，经初步鉴定是较原始的栽培粳稻，有少量籼稻。这是目前为止广西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一批史前稻作标本，不但年代较早，且数量大，对稻作农业的起源和稻作文化的传播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的考古工作者认为，桂林地区新石器早期没有稻作遗存，晓锦遗址的炭化稻米不见于该遗址属于新石器中期前段的第一期堆积，而在第二、第三期堆积中却突然大量出现，这清楚地表明，在晓锦一期和二期之间出现过一次较大的经济形态转变，即自二期始，稻作生产技术传入该地区，稻作农业成为当地的主要经济形态。而稻作技术的传播源则可能是北邻的湖南澧阳平原。
（2）大龙潭文化遗存
广西南部地区，其中包括今玉林地区、钦州地区、南宁地区、百色地区东南部和柳州地区南部，发现一种以大石铲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其中以隆安县大龙潭遗址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和典型[8]。钦州独料遗址也发现灰沟、灰坑、柱洞等遗迹和石器、陶片、果核等大量遗物。
大龙潭文化遗存全部是石器，个别遗址有极少量的陶器共存。其石器又以石铲的数量最多，斧、锛、犁、锄、凿、敲砸器、砺石等发现的很少。石铲样式繁多，制作精致、美观、规整，造型较为复杂，其中以小双肩者的数量最多。石铲大多通体磨光，其大小、厚薄、轻重、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以体型硕大者居多。有不少石铲扁薄易断、质地脆、刃缘厚钝，有的则为平刃，在生产上无实用价值。
钦州独料遗址出土有斧、锛、凿、锤、刀、锄、镰、矛、铲、犁、杵、磨盘、磨棒、镞等磨制石器和果核；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反映出当时的经济生活已处在农业为主的阶段。
大龙潭文化的石铲、除散置于地层或杂乱叠压于灰坑中的外，其余石铲多整坑出土，有一定的排列形式，以刃部朝上的直立或斜立的组合为主，均为有意识摆置的。大龙潭文化中这种有一定排列组合的石铲，可能是原始社会晚期，某种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祭祀遗迹。这种遗迹在桂南地区普遍发现，说明当时在桂南地区普遍存在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祭祀活动。这也反映出当时的桂南地区，其经济生活已发展到以农业为主的阶段。
二、东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这里所指东南沿海包括浙江南部、福建和台湾省。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华南地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又有自己的特点。本节主要介绍福建的昙石山文化和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一）福建地区的昙石山文化 [9]
昙石山文化因发现于福建省闽侯县昙石山而得名，昙石山遗址下层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该文化主要分布在闽江下游地区。年代大约距今5 000～4 000年。
昙石山文化的遗迹有居址、灰坑、墓葬等。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另有少量骨、蚌、陶器。石制生产工具的磨制比较粗糙，不精致，一般只粗磨部分器身和刃部。器形主要有锛、凿、镞、锄、斧、钺、镰、刀等，以锛的数量最多。锛的器形较小，形制不固定，其中以扁平梯形和长方形的有段石锛较典型。石锄的剖面为三角形，一面扁平、一面有一条人字形纵脊，器身厚重。石钺为梯形双孔弧刃。另有蚌铲、蚌刀、骨镞和陶网坠、陶纺轮等；蚌铲，或双孔或四孔。陶器的陶质是砂质多于泥质，分红陶与灰陶。均手制。遗址中出土有稻谷遗存，并有猪、狗等家畜骨骼。
昙石山文化的社会经济状况，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与狩猎。其农业生产已获得一定的发展，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等。渔猎经济仍占有一定地位，海生贝类是经济性的食物之一。
（二）台湾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0]
台湾岛十分复杂的地形，导致了该地区史前文化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台湾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极为复杂，所以考古界对其如何分类与命名素有分歧，至今未有共识。现为讨论方便，拟避开这种考古类型学与命名的争端，将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暂分为早、中、晚三期；至于其地域分布则按西海岸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和东海岸地区来讨论。
1、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
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前后两个阶段的代表——先陶新石器文化和大坌坑文化。
（1）先陶新石器文化
台湾先陶新石器文化遗存，以台东县长滨乡海雷洞为代表，同期的还有台东长滨乡的潮音洞、乾元洞和台湾中部的玉山，以及西海岸南部地区的屏东县鹅銮鼻第二史前遗址的第一史前文化相等 。其中除玉山和鹅銮鼻外，均为洞穴遗存。台湾先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1万至6千年。
长滨文化遗物中，没有发现陶器，也不见磨制石器；所出石器都是利用河床砾石打制而成，形制主要有经过修整或使用痕迹的砾石片，一面或两面打击的砍砸器，以及少数的用较小的石英石片所作的刮削器和尖器；骨角器有长条尖器、一端带关节的尖器、穿眼的骨针和两头尖的骨针。玉山发现的石器有石斧、石镞、石枪头等，但打制石器的器形均与台湾新石器文化的磨制石器中的同类器相似。鹅銮鼻先陶文化层出土有石器、骨器和贝器；石器有砾石砍器、石片砍器、石片器、石锤、石片；贝器有螺盖制刮器；骨器有骨凿和骨尖器；还出土多种贝壳、野猪和鹿科动物骨骼以及鱼骨、龟甲等。
台湾先陶新石器文化的打制石器为狩猎、采集工具，骨器则与渔捞有关，农作物与家畜遗存未见。这些似乎表明当时的经济以渔猎采集为主，农业还不曾露面。不过，台湾长滨文化和仅有的二处先陶新石器早期文化尚不能反映当时人类的方方面面；长滨文化的位置紧临海滩，其洞穴堆积则暗示了这是一种季节性的临时营地，这里的工具和遗存或许只代表当时人类生活的一个侧面。不能排除他们在其他地方从事农耕活动的可能性。有迹象表明，在台湾中部丘陵湖泊地带的居民在一万多年以前便已开始农耕活动。
1964年，美国耶鲁大学的冢田松雄在台湾日月潭的日潭湖底分层采集孢粉标本，研究近６万年以来日月潭一带的古植物史。他发现从大约14000～12000年（放射性碳素测定）开始，这一地区的原始森林逐渐为次生森林所代替，而且湖底淤泥中木炭的数量开始持续性地增加，并认为这是人类反复焚烧森林，破坏原始森林的结果。张光直更进一步推测焚烧森林的目的是人类进行原始农业，他认为：这种现象的一个可能就是，到更新世末期日月潭湖岸已有人类居住，而且，这些人类已经开始从事一种可能包含一定程度的农业在内的生产方式。
1972年，孢粉学家们分析了头社盆地取得的岩芯后，得出如下结论：自18000年以来（1050厘米），树木花粉减少，而禾本科植物花粉增加，同时发现枫香属花粉和海金沙孢子，由此证明，这个地区从那时开始可能有农业性质的人类活动。
根据孢粉分析提供的间接证据。我们推测：本阶段的台湾已存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属于规模有限的园圃式农业范畴；这种初创期的生产性经济，最初可能仅占整个原始经济的一小部分，是作为狩猎采集和渔捞活动的补充而存在的；种植或栽培的作物构成，可能包括根茎类作物、果树、葫芦、水生植物等。
（2）大坌坑文化
大坌坑文化因1964年发现于台湾省台北县八里乡大坌坑遗址下层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台湾北部、西部沿海及其岛屿。这种文化的陶器以粗绳陶为特征。一些研究者称“粗绳纹陶文化”。大坌坑文化遗存都出现在新石器遗址的最下层，是台湾迄今发现的时代较早的新石器文化。该文化的年代，只有一个碳14数据，为距今5480±50年，这一年代属于该文化的晚期。大坌坑文化年代的上限，可能在距今15000年。
大坌坑文化用于农业或可能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有磨制的中小型石锄、小型石斧和石锛、石凿、石镞，打制的石网坠、树皮布打棒等；它们的普遍出现，标志着原始农业在经济生活中已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磨制的石锄、石斧等农具，则显示了早期锄耕的存在。陶器多粗砂陶，火候低，质软而粗疏。
日月潭花粉分析结果表明，在距今6200年前，在禾本科的花粉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谷类植物。它们是否是当时当地的人类种植栽培谷类植物的结果，尚待考古新资料证实。但这强烈地暗示了谷物农业的肇始。有学者研究指出，大坌坑文化时期，已有豆类、硬果类、根茎类、果树类等农作物。
大坌坑文化的石镞和兽骨等材料，反映了狩猎生活；遗址的临近位置和海贝遗骸及陶器贝纹，显示了采贝活动。其表明渔捞的证据更加充分：绳子、网附、临海位置及可能制作小船的木工工具，它们综合显露出用网捕鱼在当时的生产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比较大的石网坠倾向性地表明大网和小船已用在离海岸相当远的地方进行捕鱼活动。
大坌坑文化的经济特征为：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居主导地位，但农耕亦是经济构成的重要成分，其农业耕作处于锄耕农业早期。
2、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
属于本期的台湾新石器文化主要有西海岸北部地区的园山文化、芝山岩文化，西海岸中部地区的牛骂头文化，西海岸南部地区的牛稠子文化，东海岸地区的麒麟文化前段等。它们虽然分布在岛上的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上也有较大差异，但他们的年代基本相同，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相对一致，特别是农业生产状况大致相当，如此众多的共同之处，表明它们属于一个相同的农业经济发展期。
台湾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比先前的大坌坑文化有显著的进步，有许多新颖的文化因素，如谷物农业（稻、粟）、农具，和陶器形制中的鼎和豆，石器中用于农耕的工具大量出现，包括斧、镰；陶片上有稻米和粟的遗存发现；在陶器类型上以鼎和豆为显著特征，鼎和豆是烹调食物使用的器具，在它们的背后便埋藏着有关烹调食物的重要的文化上的特征。
本期的农业生产工具数量大大增加，种类比较齐全，且制作也较前期精致。一般以石质工具为主，少量骨、角、木、陶质工具，推测还有蚌器。石质工具磨制的增多，打制的减少，其中与农业有关的主要有：锄、斧、锛、刀、镰、磨盘、靴形器等，据说还有“原始石犁”。骨角器有角尖器和钩状器；木器有掘棒，可能是所谓棒耨耕作的原始耕作农具，台湾至今还有一部分部族之中使用木制的棒和耨，这是用于开垦时的掘凿、除草以及间除，又兼地中作物的收获等较多功能的器具。陶质的有纺轮。
与大坌坑文化相比，本期的陶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纹饰多样，出现部分彩绘；器类中出现了许多与粮食增产和生活改善有关的器皿如罐、钵、碗、鼎、豆、盆等，特别是鼎、豆的出现尤值一提。
本期的农业经济已较发达，农耕种植的范围较前期有一定扩展。已由发现所证实的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粟、豆类等。芝山岩文化曾发现两块保留穗形的炭化稻谷 [11]，另在文化遗物中筛出许多炭化稻米，米粒一般较小，形体粗胖，似粳稻。牛稠子文化的牛稠子遗址，在红陶文化层中发现了粟（谷子）粒的遗迹；牛稠子文化的垦丁遗址，在陶器上发现豆类及稻谷的印痕。据说芝山岩文化还发现了一些植物种子，是否为农作物种子，目前尚不清楚。另外，日月潭的孢粉史上到了四千两百年出现了大规模伐林的痕迹，并且有了多量的禾本科植物的花粉，据说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是人工培植的。
本期出土的动物遗存较多，一般估计这是狩猎经济的反映，但芝山岩文化出土的猪、狗遗骸值得注意，不能排除其是畜牧经济的反映。采贝与渔捞可能是当时人类的一项仅次于农耕的主要活动。以园山贝丘人类为例，其大量的蚌壳，是当时园山居民所食之残渣，其数量之巨，足证此等蚌贝为园山人的主食之一。贝丘中出土了不少与渔捞有关的器物，如石镞、骨镞、鱼骨叉、石网坠、石矛头等，可见当时人类捕捞鱼类的方法起码有射鱼、叉鱼和网捕。出土的直径达5厘米的鱼脊椎骨和重达１公斤左右的大石网坠，足证当时已使用深水大网捕体型很大的鱼类。
台湾新石器时代中期经济状况为：原始农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除种植水稻、粟等谷类和豆类农作物外，前期种植的根茎类和瓜果类等作物依然保留，农业类型为轮耕种植，可能开始兼有家畜饲养，渔捞的地位也较重要，采集狩猎经济则是必不可少的补充。
3、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属于本期的台湾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有西海岸北部地区的植物园文化、中部地区的营埔文化、南部地区的大湖文化、东海岸的卑南文化等。
本期的生产工具有石器、骨角器和陶器等。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以磨制石器为主。器形有长条弧形刃石锄、石斧、长柄匙形石斧、大型石斧、石锛、石刀、马鞍形石刀、多孔石刀、石镰、穿孔石镞、带铤石镞、网坠、凿、矛、戈形器、杵、钺、靴形器、“原始石犁”等。还有骨尖器、蚌刀、陶纺轮等。上述生产工具中，无论其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以农业工具最多，反映其农业比较发达。
本期制陶业有较大发展，表现在制陶规模的扩大、陶器数量和种类增加、纹饰多样、火候高、质地坚硬等方面，出现了用拍垫法制器，还经慢轮修整。陶器有夹砂红陶、红褐陶、灰黑陶，器表多素面，纹饰有绳纹、划纹、点纹、印纹和少量彩陶，主要器形有罐、钵、鼎、豆、壶、杯、碗、盆、盘等。
本期发现不少农作物遗存，营埔文化的营埔遗址出土了中间掺有稻壳的陶片，日本学者据稻壳外形进行了鉴定，认为属于印度亚种的栽培稻；而牛骂头这一文化层出土的黑陶片上据说有谷子（粟）印出来的圈圈纹。卑南文化还出土有动物的牙齿、肩胛骨、肋骨、肢骨、脊椎骨及鹿角、鱼骨，以及陶猪等。狩猎工具和兽骨的存在，表明狩猎采集经济还继续保留，是必不可少的补充。渔业捕捞仍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众多的渔猎工具和鱼骨可以佐证。
台湾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特征为：原始农业居主导地位，种植的作物可能以谷类为主（各类石刀的大量出现），包括其他的根茎类、豆类、瓜果类作物；已有小规模的家畜饲养，卑南文化出土的陶猪模型可以佐证。渔捕仍具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狩猎采集经济则是不可少的补充。农耕劳作处于发达的锄耕农业阶段。农业类型为稻作耕种。
（五）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经济生活的认识
该地区是我国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产生的最早地区之一，在前陶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就已萌芽。其农业产生的直接证据有二：
第一，该地区在前陶新石器时代的各个遗址中都出土数量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砍伐器、石斧、石锛、穿孔砾石（重石）在各遗址中均有出土。飞虎山遗址中还出土一定数量的可能属于农业工具的骨铲。武鸣和桂林的一些洞穴遗址还发现用于加工谷物的石磨盘和磨棒。最原始的农业是一种“焚而不耕”的“火耕农业”。这种原始农业的耕作程序是，人们先将野地里的树木砍倒、晒干、烧光，以草木灰作肥料，用竹木棒挖穴播种或撒播，既不中耕，也不除草，待作物成熟即行收割。这种原始的火耕农业只需要简单粗糙的砍斫器、石斧、竹木棒（套以重石）就能满足耕作需要，并不需要锄耕农业阶段常见的用于翻土耕种的石耜、石铲、石锄等农具。
第二，从孢粉分析来看。1964年在日月潭采了一个深达12.79米的湖底泥心，作了一次孢粉分析。分析结果，发现自12000年前起，当地的植被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木本植物递减而禾本科与莎草科植物急速增加，次生树种和海金沙也在增加，而且湖底淤泥中的木炭的数量开始持续性地增多。这些变化反映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对原始森林的破坏。
该地区较早产生原始农业的条件有如下几点：
第一，更新世末期，冰期首先在该地区消退，由冰期寒冷的气候转入冰后期的多雨的气候，为农作物的栽培创造了有利条件。[12]
第二，该地区有适宜被人类最早栽培的野生植物，如芋类、薯蓣、瓜类、豆类、水生作物、果树等。根茎果类植物大都为无性繁殖的植物，这类植物易于栽培，故在该地区最早被人类种植。
第三，该地区有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旧石器时代晚期，都有人类生活。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尤其是采集和狩猎经验的积累和继承，是产生原始农业的一个重要前提。
该地区在全新世纪初期农业生产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遗址中已出现一定数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和谷物加工用具，孢粉分析材料也放映了农业活动的出现。这些都说明该地区在前陶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已经产生。
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段开始，磨制石器的数量逐步增多，属后段的一些遗址，其磨制石器的数量和打制石器已趋相等。增多的磨制石器大都为石斧、石锛之类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工具的逐步增多，是原始农业向前发展的标志。
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所栽培的农作物，一般认为是无性系列的根茎果树类作物、水生作物、葫芦、竹等，豆类作物也可能被栽培。根据对日月潭的花粉史的分析研究，该地区谷类作物的出现要到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该地区前陶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独石仔已发现水牛骨骼，武鸣和桂林的几处洞穴遗址以及桂林穿山月东岩洞都发现了牛的骨骼。这几个遗址的报告中对所出土的牛骨未曾说明是否为家畜。但根据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看，牛之类的食草动物完全有可能被人工饲养。食草动物不需要谷物作饲料，不依赖于农业的发展，故在农业产生的初期，有的地区则在农业产生前就被人工饲养。该地区前陶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牛骨应是人工饲养的家畜。
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豹子头、石尾山、仙人洞、甑皮岩、鲤鱼嘴等遗址中不但发现牛、羊等家畜骨骼，还发现猪的骨骼。甑皮岩发现的67具猪的骨骼中，一岁半的最多，而且出土的猪牙床上很少有粗壮犬齿，证明这些猪已被驯化，属于人工饲养的家畜。
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虽已产生，但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四五千年中，人类的经济生活仍以采集和渔猎为主，农牧业只能作为当时人类经济生活的补充。
从总体来说，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采集和渔猎为主，但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遗址，人们在采集和渔猎经济方面的比重以及采集和渔猎的对象是各不相同的。洞穴遗址，人们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而贝丘遗址，人们则以采集软体动物和捕捞为主。滨海地区的贝丘遗址，人们以海水动物捕捞和海生软体动物的采集为主；而内陆地区淡水河旁的贝丘遗址，人们则以采集淡水软体动物为主。不同类型的遗址，人们的食物对象和经济生活不同，这是由不同类型遗址所处生态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
总括以上分析，可知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经济生活的特点是，农业和家畜饲养业虽然产生的很早，但发展非常缓慢，致使延续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的经济生活一直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经济生活的这种特点是和该地区的气候及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该地区属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可供人类利用，同时广阔茂密的森林也影响农业的发展。这种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制约，有利于采集和渔猎经济的发展，而限制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西南地区是指云南、贵州、西藏和四川西南部的广大地区而言。在这一广大地区中，曾调查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除云南曾发掘部分遗址外，其它地方发掘得并不多。这里仅就云南和西藏的情况作些介绍。
（一）云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云南的新石器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就目前已经发掘的材料来看，大体可以划分为下列几个地区：１．洱海地区；２．金沙江中游地区；３．滇池地区。另外，在澜沧江上中游地区和滇东北地区，也分布有新石器时代文化。
1、洱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 [13]
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可以宾川白羊村遗址为代表。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曾作过发掘，出土遗迹与遗物较为丰富。遗址下层经过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
文化遗迹有居址、灰坑和墓葬等。生产工具也是以石器为主，皆为磨制，有长条形石斧、梯形石锛、柳叶形石镞和较多的新月形弧刃穿孔石刀等。陶器以砂质褐陶最多，砂质灰陶次之，器表饰划纹、绳纹、点线纹、篦齿纹等。盛行圜底器，有侈口圜底釜、敛口卷沿圆腹罐、小口深腹罐、敛口钵等。
发掘中除发现有许多石农具外，在部分窖穴内还发现有大量灰白色粮食粉末和稻谷、稻杆等遗存。另外还有许多牛、猪、狗、兔、羊、鹿、野猪、龟的遗骸。
其社会经济状况是以种植水稻的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与狩猎。
2、金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 [14]
元谋大墩子位于金沙江南岸的高原盆地中，是近年来云南滇中地区发掘面积较大和遗迹与遗物比较丰富的一处遗址，它也许代表着分布于金沙江中游及其支流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文化。遗址分早晚二期，早期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3000多年。
文化遗迹有村落居址、房基、灰坑和墓葬等。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少量骨、角、蚌器。石器以磨制为主，也有少量打制石器。石器有扁体石斧、石锛、扁长条形石凿、扁新月形（或长条形）双孔石刀、柳叶形石镞和石球、石杵、石纺轮和打制的刮削器等。还有骨角质的锥、凿、镞和蚌镞及有孔的蚌刀。陶器以砂质灰褐陶为主，另有少量砂质红陶、砂质橙黄陶、泥质红陶等。陶器的制法以泥条盘筑为主。器形以罐最多。
在大墩子遗址中曾发现有大量炭化的稻谷颗粒，窖穴内堆积有谷糠与禾草类粉末等遗存，稻遗存经鉴定属于粳稻。遗址中还有大量与饲养和渔猎有关的猪、狗、牛、羊、鸡、鹿、麝鹿、豪猪、野兔、松鼠、黑熊、猕猴等动物骨骼以及蚌、鱼、田螺壳等遗骸。
其经济生活特征为：以种植水稻为主，饲养猪、牛等家畜，并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
3、滇池地区新石器文化 [15]
从1953年起，在滇池周围连续进行了几次调查，发现了新石器文化多处。经过试掘的有晋宁石寨山遗址和昆明官渡遗址。多数遗址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存在较厚的螺蛳壳堆积。有的厚达8～9米。滇池新石器文化年代未经测定，关于它的年代有待今后更多材料出土才能揭晓。
其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也有少量骨、蚌、陶器。石器有斧、双肩石斧、梯形石锛、亚腰石铲、锥、镞等。还有骨锥、骨铲和有孔蚌刀。另有陶纺轮、陶弹丸和陶网坠等。陶器主要是一种泥质红陶，火候甚低，手制，制作时用谷穗或谷壳作垫，故器物上能看到谷壳的痕迹；器身少见纹饰；器形简单，有小碗、盘、钵等，特征是凹底浅壁。
在部分陶器的内外壁与胎质内还发现夹杂有稻谷壳、稻谷穗芒等遗痕。据陶片上的谷壳痕迹来看，其品种也是一种粳稻。
新石器时代滇池周围的居民以经营原始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有渔猎与采集，当时人们要在滇池中捕鱼和捞螺作为食物的补充，大量螺壳堆积即是当时人们食后所遗。
（二）西藏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迄今为止，西藏共发现石器时代遗址50多处，其中确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共有20余处。西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的澜沧江上游和雅鲁藏布江流域，中部和西部也有分布。
1、西藏西部的细石器地点
西藏已发现的细石器地点有多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申扎、双湖境内的18个地点。这些地点均为采集点，仅一处发现一件磨制石斧，一处发现陶片，其余皆为不含陶片、不含磨制石器的细石器地点。但除细石器外，有些地点还含有大型打制石器。这些地点统称为“西藏西部细石器地点”。
其大型打制石器占有一定数量，有石核、石片、石器，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器形有切割器、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等。细石器，属典型细石器，最多的是楔形、锥形和柱形石核，还有石叶、石片和刮削器、切割器、雕刻器。对于这些石器的年代，一般认为属新石器时代，有人认为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而有人则认为应属前陶新石器时代。但根据标本制作技术的不同，遗存本身有着早晚差别。
西藏西部细石器遗存特点十分明显。其一，除一处发现陶片外，其余地点均无陶片，属“无陶片新石器遗存”。有人认为，当时的人们主要从事游猎或游牧活动，流动性大，陶器等用具不易携带。其二，分布的海拔高度平均在4500米以上，最高处可达5200米。在西藏如此海拔高度只能从事游牧，而不适合农业。[16]
2、西藏东部的卡若遗址及卡若文化 [17]
卡若遗址位于昌都地区昌都县卡若村，分布在澜沧江的二级台地上，海拔高度为3100米。遗址内发掘出了原始的村落，出土了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还出土了许多炭化粟米及大量动物骨骼。和卡若遗址相同的还有昌都县的烟多遗址和小恩达遗址，可以命名为卡若文化。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将卡若遗址早期断代为距今5555～4750年（经树轮校正）。
卡若遗址的房屋，为红烧土和石墙房屋，分圜底、半地穴、地面三种类型，可能出现半地穴楼屋。面积一般在10～30平方米之间，最大一间双室房屋近70平方米。生产工具有石器和骨器，以石器为主。石器有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种。大型打制石器数量最多，器形有铲、斧、锄、犁、钻、切割器、刮削器、研磨器、尖状器、砍砸器、敲砸器、矛、镞等。细石器多于磨制石器，种类有石镞、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等。磨制石器最少，器形有斧、锛、刀、研磨器、切割器、镞、重石等。另有骨斧、骨锥、骨针、骨刀柄等。陶器均为夹砂陶，有夹粗砂和夹细砂两种。大部分陶器经过打磨。陶色有红、黄、灰、黑四种，以黄、灰色为主。均为手制，火候不高。出土有粟粒和谷灰。还有牛、猪等动物骨骼。
从以上生产工具的性质、陶器、及农作物与家畜遗存来判断，卡若文化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有家畜饲养和渔猎等生产活动。粟是当时栽培的一种农作物；猪、牛是人工饲养的家畜。
3、西藏中部的曲贡遗址及曲贡文化
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市北郊5公里的曲贡村附近，海拔3685米。发掘出的主要遗迹为灰坑，个别灰坑中还出土人头骨。出土物十分丰富，为石器、骨器、陶器；石器为大型打制石器和细石器、磨制石器，大型打制石器数量较多，在许多石器上涂有红色矿物颜料。和曲贡遗址相同的遗存，还有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德龙查遗址、山南地区琼结县邦嘎遗址和贡嘎县昌果沟遗址。上述遗存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中部，因文化面貌独特，命名为曲贡文化。其时代为距今约37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1）拉萨曲贡遗址的出土物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打制石器较多，器形有刮削器和砍砸器，及少量的石铲和网坠。磨制石器较少，器形有斧和锛。骨器有针、钵、匕、镞等。陶器有夹砂和泥质两种，陶色有灰、褐、黑三种。器表多素面磨光。制法为手制，出现慢轮修整。器类有罐、钵、豆、壶等。曲贡遗址还出土石磨盘、齿镰等工具，显示其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遗址；但曲贡遗址尚未确切报道有何农作物遗存。
（2）昌果沟遗址位于西藏山南地区贡嘎县果乡昌果沟，分布在雅鲁藏布江北岸的一个支沟——昌果沟内，遗址海拔3570米。1994年7月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包括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骨器在内的丰富的考古遗存。经木炭取样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其树轮校正的上限年代为公元前1370年，为距今约3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18]
昌果沟遗址发掘的重大成果是，科学家在灰坑内的烧灰中发现并采集到一批新石器时代的农作物遗存——农作物种子炭化粒。这批农作物遗存，除部分燃烧前已击碎的炭化果核外，较大粒的多类似于麦类的种子，子粒小的则均类似于粟的种子，另有少量其它植物种子的炭化粒以及部分难以划分类别的炭化种子。经鉴定与研究，已确认遗址内的农作物遗存以青稞和粟的炭化粒为主，在大量青稞种子炭化粒中混杂有少数几粒小麦种子的炭化粒。除麦与粟的种子炭化粒外，其它植物种子的炭化粒均很少见。
具体情况为：采集到约3000粒类似于麦类种子的炭化粒，经鉴定与研究认定为青稞（Hordeumvelgare L.var nudum）种子炭化粒。发现有4粒不同于青稞而类似于小麦属成员的炭化种子，鉴定其中一粒属于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um.l）种子的炭化粒。采集到一些小粒炭化种子，拟为粟类，经鉴定确认昌果沟遗址有粟的存在，其古粟全系脱壳的粟（setariaitalica.L.Beauv）炭化粒。在灰坑中出土尚需进一步鉴定才能确认的农作物遗存有一粒裸燕麦（Avera.nuda r.）已碎断的种子炭化粒；一粒豌豆（pisum sativum.l）种子炭化粒；草本植物“人参果”（potentlla anserinal）的地下茎炭化物；2个中空的青稞茎杆的炭化筒及其碎片。
研究者根据随机采取的4个灰样总计获得94粒古青稞炭化粒，略多于所获得的78粒粟炭化粒；且青稞与粟炭化粒重量之比为1.75倍。表明青稞虽可以认为是昌果沟遗址的主要粮食作物，但粟在当时的粮食生产中亦占有相当的比重。
昌果沟古青稞炭化种子是西藏高原上首次发现的史前青稞遗存，这个发现将西藏高原上传说中的青稞农耕提前了约1.5个世纪，并首次将西藏高原的青稞农耕上溯到了新石器时代。昌果沟古青稞与古小麦亦可以认为是整个青藏高原上迄今发现最古老的麦类遗存。
昌果沟遗址内发现粟的农作物遗存，意义重大。这是整个青藏高原上首次发现的一处青稞与粟两种粮食作物并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昌果沟遗址无论对青稞或粟以及对青稞与粟的并存而言，都可以认为是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农耕遗址，它表明除传统农作物青稞之外，粟肯定是西藏高原上长期广泛栽培过的一种作物，这对于全面把握西藏高原的史前农耕与栽培植物起源演化历史均具有重要的意义。”[19]
（3）曲贡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作物为青稞、粟、小麦等，饲养的家畜有牦牛、羊、狗等。狩猎业也很发达。曲贡文化的人们有在石头上“涂红”的习惯，对猴、鸟等崇拜。发掘者认为曲贡遗址灰坑中有人头骨，为“人祭坑”，与“祈求丰产或报祭地母有关”。这种农耕文明的存在，反映了农业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及人们对农业的重视。
4、西藏高原史前农耕与栽培植物起源演化的讨论
西藏高原自古形成了以藏南谷地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及藏东“三江流域”为主体的河谷农业地带，这里集中了整个西藏四分之三以上的耕地，而西藏其余地区多为高寒牧区，不适宜农耕种植。“西藏高原史前农耕及栽培植物起源演化研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关注、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卡若及昌果沟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已将西藏主要栽培作物的农耕上溯到新石器时代，这对阐明整个西藏的史前农耕及栽培植物起源演化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西亚已被公认为是世界麦类的初生起源中心。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则被认为是粟的世界初生起源中心。西藏高原地处东、西亚的过渡地带，昌果沟遗址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同时栽培粟与麦这两类东、西方具代表性的旱地主载农作物，这对西藏高原史前农业文明的渊源具有明显的启示作用。
西藏高原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耕遗址，早期人类可能主要从事狩猎和游牧，估计高原上的农耕种植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卡若遗址对西藏高原史前农耕有以下启示： a,
它代表了西藏高原上较早的一批农耕遗址。b,它传承了来自中原及毗邻地区单一粟的农业文明。c,卡若单一的古粟显示了新石器时代中期西藏高原上有粟而无麦，即西藏高原本无麦，并不是青稞的初生起源地。稍晚或与卡若同步，西藏腹地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出现了以昌果沟遗址为代表的西藏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农业文明。昌果沟遗址对西藏高原史前农耕有以下启示：a, 粟的农业文明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在西藏高原上自东北向西南传播。b,继卡若之后，昌果沟古粟的再度发现表明，粟肯定是青藏高原上长期、普遍栽培过的农作物，而且应当是整个西藏高原上最早栽培的粮食作物。c,昌果沟古青稞的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上已接触到西亚“麦”（青稞）的农业文明。青稞高产、早熟、抗旱、耐瘠，勿须脱壳而易于炒食作糌粑，对高原农业生态表现出了独特的适应性，青稞农耕很可能是首先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确立后再向藏东北传播的。d，昌果沟新石器时代晚期粟与麦的混合农耕最终演变成了以麦（青稞）为主栽作物的西藏近代农耕。它表明，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青稞以其对高原农业生态独特的适应性而逐渐取代了粟。
研究者指出：“西藏高原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粟与麦的东、西方农业文明的汇合部，西藏高原是栽培植物的次生起源中心”。[20]
上述论点为我们探索西藏高原史前农耕文明与栽培植物起源演化有积极的启发与导向作用；但它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予以证实。
注释：
[1] 安金槐，《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7—148页；《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扬式挺等，《广东先秦考古研究》，2000年稿，待出版。
[2]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7期；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7期；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7期；杨式挺等，《广东先秦考古研究》，2000年稿待出版。
[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3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等，《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年5期；周国兴，《白莲洞遗址的发现及意义》，《史前研究》1984年2期；柳州市博物馆，《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9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东兴现属广西），《考古》1961年12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等，《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文物》1978年9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1期；蒋廷瑜，《广西考古四十年概述》，《考古》1998年11期；南宁市博物馆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11期；蒋廷瑜等，《资源县晓锦遗址发现炭化稻米》，《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15日。
[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976；李有恒等，1978；何英德，1990；李泳集，1990；何乃汉，1990；袁家荣，1990；韦军等，1999；邱立诚等，1999；李富强，1990
[5] 桂林地区存在着比较丰富的野生稻资源。2001年初冬，考古工作者曾在甑皮岩遗址周边地区见到了现生的野生稻。但是，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些野生稻的结实率很低，小穗看似饱满，实际大多为空壳。根据实验，采集六百余穗野生稻，经过脱粒后实际所得可食用稻粒总重还不到30克。因而不大可能成为采食对象。
[6] 在大岩遗址发现了两件烧制的陶土块，泥质，均残，一件为圆柱形，另一件呈凹形。两件陶土块虽然不是陶容器，但显然经过人工捏制和烧制，表示当时的史前居民开始尝试用土、水和火三种自然元素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材料。这两件烧过的陶制品为探寻陶器的起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
[8] 大龙潭遗址共测得三个碳十四年代数据，分别为距今6570±130年、4750±100年和4735±120年；第一个数据偏早，后两个数据可能比较接近实际。大龙潭文化遗存年代的下限，一般认为进入青铜时代。
[9]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福建闽侯昙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至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12期；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福建闽侯昙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12期；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六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6年1期；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发掘新收获》，《考古》1983年12期；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福清东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2期；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闽侯庄边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1期；福建省博物馆，《闽侯白沙溪头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4期
[10] 参考向安强，《台湾史前农业探微》，《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2期。
[11] 游学华，《介绍台湾新发现的芝山岩文化》，《文物》1986年2期；原文为“保留穗形的炭化稻米”，恐有误，“保留穗形”者应为“稻谷”。
[12] 参考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1~264页。
[13]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
[14] 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1期。
[15] 云南文物工作队，《云南滇池周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1年1期；黄展岳等，《云南滇池东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记》，《考古》1959年4期。
[16] 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6期；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自治区考古工作成果》，《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17]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79年9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等，《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18]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拉萨曲贡村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85年9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曲贡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1991年10期；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3期。
[19] 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3期。
[20] 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