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畜起源：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轨迹新视角
中国的六畜可以分为两组：猪、狗、鸡和马、牛、羊。猪、狗、鸡常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定居农业生产方式相关；马、牛、羊多见于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夏、商、周三代六畜逐渐齐备，表明东方定居农业文化与西来游牧文化的混合。猪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是定居农业文化的象征；马是游牧文化的标志，从青铜时代开始成为显贵的家畜。六畜概念始见于春秋战国时代文献，猪和马的相对重要性意味着定居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消长。
一
南起甑皮岩，北到兴隆洼，西自仰韶，东到龙山，东亚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址中几乎均有猪骨出土。用猪或猪下颌骨陪葬不仅具有宗教意义，亦是财富和政治权威的象征，说明猪在东亚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均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猪骨和玉器一样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宝贵的陪葬物品，这种格局到青铜时代才改变：青铜礼器和马分别取代或部分取代了玉器和猪的地位。
野猪与粟一样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及其附近岛屿，遗传学研究表明，欧洲与东亚的家猪有明显的不同，分别起源于西亚和东亚，欧洲和南亚亦可能是家猪的起源地之一。研究表明，东亚家猪和野猪可追溯到同一世系，可推断出湄公河流域是驯化中心，然后分别向西北和东北方向分布。兴隆洼人猪合葬意味深长，野猪特征明显，可能是正在驯化中的动物。新石器时代人类陪葬或祭祀一般用家畜，绝少用野兽。
狗被认为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源于野狼已得到公认。青铜时代以来，欧亚大陆中、西部的犬跟随印欧人进入了东亚，因此现代东亚犬表现出更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武安磁山和河南省新郑裴李岗、陕西省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狗的骨骼或陶狗。舞阳贾湖已有龟、犬陪葬，大汶口、龙山文化中犬龟陪葬普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养鸡的国家。江西万年仙人洞和陕西半坡遗址中发现了原鸡的遗骨，说明原鸡在长江和黄河流域都有分布。河北省武安磁山、河南省新郑裴李岗、山东滕县北辛遗址等都有鸡骨出土，可能是家鸡。甲骨文有“鸡”字，为“鸟”旁加“奚”的形声字；殷墟发现有作为牺牲的鸡骨架。红原鸡分布于中国、印度、缅甸、菲律宾等国家，2004年多国科学家公布了红原鸡基因组图谱。达尔文提出家鸡（Gallus domesticus）源于红原鸡（Gallus gullus）已被证实。
猪、狗、鸡和人一样是杂食动物，特别容易和人类建立亲密关系。它们的驯化与人类的自我驯化大体同步，也就是说人类在驯化它们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驯化。有了这些畜禽，人类才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进入生产经济时代。鸡为“五德之禽”：鸡头有冠，是文德；足有距能斗，是武德；敌前敢拼，是勇德；有食呼同类，是仁德；守夜报晓，是信德。老子的理想世界是“鸡犬之声相闻”；孟子的治国方略是“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鸡豚狗彘”与东亚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二
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西亚大约在1万年前就已经放养山羊了。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5000年。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五十处有羊骨或陶羊头，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可以忽略不计。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商代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周代中原养羊亦蔚然成风。
新石器时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铜时代羊毛日显重要。大约公元前1000年西亚发明了铁制羊毛剪，加速了对羊毛的开发利用。羊是财富的象征，羊毛被称之为软黄金，金羊毛故事广为流传。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北方或西北游牧民。新疆出土青铜时代毛制品，与中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中国以丝绸和布衣著称，羊毛衫、毛裤到20世纪才普及。
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不止一种，均为野生。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新石器时代西亚、中亚的主要家畜，在东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距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
家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波台（Botai）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是马骨。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从未培育出优良的地方马品种。大量车马坑的发现表明中原确系马的“葬身之地”。但从马的分布来看，中原一直是“贫马”地区。
马车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中亚和东亚均有出土，不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许多细节相同，充分表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不太可能是独立的发明。安阳马车可能是最先进的：轮径最大，轨距最宽，车厢最大，时代较晚。
牛羊是游动的财富，是游牧民的衣食之源；马使游牧生活如虎添翼，有了纵横欧亚大陆的可能。牛、马、羊是草原游牧业的基础：与猪、狗、鸡不同，牛、马、羊均可挤奶，而奶或奶制品使游牧生活成为可能。游牧民族横跨欧亚大草原具有军事上的优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马。“胡儿十岁能骑马。”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游牧民就是一种半人半马怪。马是草原游牧生活方式或游牧民族的标志。
三
人类与家养动物实质上是一种共生关系：人类在帮助动物生存的同时充分利用动物改善自己的生存。假如没有家养动物，人类将长期处于史前或原始状态。家养动物史实质上是人类文化史的缩影，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引进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进程。民族动物学研究民族与动物的关系，探讨不同民族对动物的不同利用方式和认识，是理解中国文化形成的重要视角。
东亚新石器时代是相对单纯的定居农业文化时代。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标志着东亚新石器文化的顶峰。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象征，大型玉猪是凌家滩文化的标志。猪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不仅是最重要的肉食来源，在精神生活中亦占有重要地位。玉帛古国是古人对远古的回忆，桃花源是文人陶渊明的想象。
夏商周三代是六畜逐渐齐备的时代，青铜与马、牛、羊的到来标志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马、牛、羊是东亚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否则东亚很难出现相对统一的中央王朝。商周时代牛、羊、马常用于祭祀活动。《礼记·王制》云“大夫无故不杀羊”，大夫虽是贵族仍属于食豕（猪）族，没有权利无故宰杀牛、羊。
战国时期秦国变法以耕战为国策，尚武好战文化占上风，霸道盛行而王道衰微，猪的地位下降成为必然现象。秦汉时代牛耕普及，猪在农业生产上不如牛，在战场上不如马，地位明显下降。加上驯化后多被阉割，力大豪勇的特征消失，猪崇拜逐渐消逝。
马是游牧民族的象征，无“马”不成族。4000年前的东亚无马亦无游牧。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牛、羊、马陆续传入东亚，西北（河湟地区）、北方（蒙古草原）、东北（西辽河流域）游牧才有可能。《竹书纪年》云：“商侯相士作乘马，遂迁都于商丘。”商代逐步演变为主要用牛、羊和马进行祭祀，大量马、牛、羊做牺牲比起单纯用猪做牺牲更能反映出等级制度。殷墟车马坑和人马合葬墓的发现表明马在商代非常重要。《史记·殷本纪》云：“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良马来自西方，是商、周公认的珍宝，在周灭商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周代养马盛况空前。相传穆天子西游，造父驾车，八骏奔腾。先秦时代有相马出名的伯乐。马八尺以上为龙，龙马或天马信仰源于先秦，盛行于汉唐。秦国祖先非子养马出身，又位于适合养马的西北地区，战车与骑兵遂成优势，嬴政凭此统一中原建立秦帝国。游牧文化占了上风，马雄居六畜之首。《史记·乐书》载汉武帝时《天马歌》列为郊祀之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河出马书，洛出龟图，河书洛图是河洛文化的象征。天龙地马，龙马并称，真龙天子必有骏马相随。唐代是游牧与农耕文化交相辉映的朝代，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爱马，都来自塞外。
中国文化从青铜时代开始就是一种高度混合的文化。六畜兴旺是中国人的企盼，亦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很少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六畜兴旺：马、牛、羊占上风，猪、狗、鸡仍然存在。中国文化就是此类混合文化的典型代表。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2日第129期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