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传播——“红色世纪”留给当代中国的巨大文化遗产
2008年11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古巴访问，古巴的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唱起了《东方红》，作为表达对中国最高领导人到访的敬意。这一当代国人久违的旋律，令很多青年人诧异：为什么古巴的领导人会唱这支“老掉牙”的歌儿？中国有那么多好听的歌儿怎么不会唱？
其实，这是上一个世纪——红色的二十世纪留给今天中国最伟大的文化遗产。无论后人如何评价，毛泽东都是20世纪中国给世界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没有踏入非洲、拉丁美洲一步，但毛泽东思想却在这些地方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毛泽东著作有组织的出版和有系统、有计划的发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1978年的29年时间，是新中国以突破当时外部世界“政治、经济封锁”为目标的而进行的有组织、有系统、有步骤的文化输出时期。当时的亚（现中东地区）、非、拉是侧重点，新中国成为这些地区一些国家、地区争取民族独立的榜样，因此蕴含“中国经验”的毛泽东著作首当其冲成为中国图书输出的大宗产品。据方厚枢先生的《毛泽东出版纪事》记载，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即组建国际新闻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等机构专门承担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外文版的工作，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国际书店（今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承担专业对外发行工作，并由中央直接领导。中国国际书店自1952年至1967年9月止，共对外发行毛泽东著作11624171册；截至1967年10月止，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共853种，其中《选集》48种，单篇本、文集、汇编本、语录等805种。有54个国家与地区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有39个国家与地区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诗词》；有20个国家以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语录》，共有35种版本。毛泽东著作成为20世纪中国出版最多、发行量最大的图书。
半个世纪的文化传播结出了丰富的果实。毛泽东著作曾经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很畅销，许多国家的普通人都知道毛泽东这个名字。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思想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摆脱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经济自给的理论之一。应该说，毛泽东著作的对外传播，是自明末西方传教士传播中国文化开始至今，近400多年间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历史中主动传播的第一次。今天重新回顾那并不久远的一段历史，总结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二十一世纪中国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还要建成文化大国的路径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中苏两党蜜月期，斯大林首先提出翻译《毛泽东选集》
把毛泽东思想向世界传播，早在二十世纪的2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还是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1927年5月27日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就用俄文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48年斯大林提出要翻译《毛泽东选集》，并派出理论家尤金来到中国。中国由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师哲组织负责中文译成俄文工作。在编译的过程中，尤金向斯大林推荐了《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斯大林最早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便交给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该刊在1950年12月（总23期）发表，同年12月23日，《真理报》全文转载（史料见马祖毅的《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第97——98页）。此后，毛泽东的其他著作逐步被介绍到苏联，当时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就是中苏关系处于兄弟加同志的时期，因此斯大林提出翻译中共领导人著作，并不稀奇。
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英文版《毛选》，首印1万2千册
有组织的大规模向外发行毛泽东著作，是在属于建国以后。据方厚枢先生《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中记载，在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国际新闻局即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当时师哲任外文出版社社长，第一本是用英、法、德、印度尼西亚、阿拉伯文出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在刚刚组建不久的专门对外机构——中国国际书店，1950年的工作任务中就提出，中国要“输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介绍到外国去，特别要介绍给东西方被压迫民族”。经刘少奇批准，1953年5月25日中国国际书店经理邵公文与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代表汤姆斯·罗素签订在英国出版《毛泽东选集》英文本的协议，这是中国建国后第一本委托翻译出版的书籍。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是英国共产党所属的出版社，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毛泽东著作的主要发行对象就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左派团体等书店和会员。
协议议定，中国国际书店（甲方）将《毛泽东选集》的正式英译本在英国出版与普遍发行的全部权利赋予劳伦斯出版公司（乙方）。双方同意，《毛泽东选集》英文本卷数及各卷内容与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保持一致。乙方负责制作各卷初版纸型，其所有权在合同有效期满后仍归甲方。乙方交付甲方的版权税，按销售册数的每本零售价10％计算。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期满后经双方同意可续订。
劳伦斯出版公司在英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英文本(1—3卷)分为4册，于1956年出版后，第1版印12000册，主要面向欧洲大陆以及英语国家发行。此后该出版公司一直下设“中国书店”，发行各种中国杂志和图书，如12种文版的《中国画报》，在1957年能够每期发行26万册，英、法、日三种文版的《人民中国》能够每期发行6万册，英文版《中国建设》每期发行59000册，与中国合作长达三十年时间。
1952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曾在日本发行30万册
在近邻日本，与刚刚组建的新中国一直保持联系的是日本共产党等左翼组织。据马祖毅的《汉籍外译史》记载，日本在1952年就陆续出版了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3卷，其中单行本《实践论》《矛盾论》印数达到30万册。1957年《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后，同年8月日本的《中央公论》就刊载了由亚细亚通讯社翻译、竹内实校阅的全文。
日本共产党等左翼组织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编译委员会”，在1962年6月以上、下册出版了日文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7000册首印，仅一个月时间便抢购一空。从1970年到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毛泽东集》，总共收录了毛泽东1907年至1949年10月1日著作427篇，以后又以《补卷》、《别卷》收集了《毛泽东集》以外毛泽东少年时代到1949年出版的文章、著作500多篇。这套庞大的文献资料，一直到1986年由日本苍苍出版社出版，20卷，收入毛泽东文稿1132篇，计3659页，约349万7千字，是外国学者编辑收篇最多、编辑最系统的一个版本。
伊拉克、叙利亚分别出版阿拉伯文版《毛选》，畅销中东地区
改革开放之后的1989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曾经专门组织一些文章回忆录，来纪念中国国际书店成立40周年。屠琳芳、景连如两位同志曾长期从事中东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据两位回忆文章记载（见《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40周年纪念文集》第69页），中国图书尤其是毛泽东著作在中东地区的发行，经过1952——1954年的初创期，从1955——1961开始起步，到1962——1966年有了大步发展。可以说，六、七十年代是最辉煌期。
经销量最大的是伊拉克的巴格达出版社、莫珊那书店，其中莫珊那书店是伊拉克历史最悠久的书店。当时伊拉克政府积极谋求摆脱西方控制，因此大量需求中国取得独立胜利的经验，他们组织学者翻译、选译毛泽东的一些著作，1958年的发行量为9万册，到1959年达到33万册，1955——1961年累计发行超过50多万册。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出版社，经理艾迪卜·东巴基三次访问中国，组织学者翻译阿拉伯文版《毛泽东选集》1-3卷，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多种，此外还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几种图书，并把中国图书发行到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合作长达三十多年，迄今仍是中国图书在阿拉伯地区的转运中心。
埃及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环球书店等此间也积极发行中国图书，尤其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国坚定地站在埃及一边，支持埃及收回运河主权，因此带动中国出版物在埃及的巨大增长，从1955年的不足1000册，到了1957年就猛增到21万册。
但不久后的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组成阿联，由于阿联当局在国内掀起反共浪潮，毛泽东著作的发行受到限制和禁止。两个地区扣留《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书的阿、英、法三种文版6000册，曾长期经销中国图书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被查封，负责人被捕。此时黎巴嫩长期从事中国图书的法拉比书店也大量退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著作成为非洲大陆的“超级畅销书”
据《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 周年大事记》记载，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许多国家自觉把中国当作取得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榜样，学习中国的经验成为许多非洲政治家的首选，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在非洲最大。1960年，中央外事小组在制定外宣工作规划进一步提出：为了适应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要大大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泽东选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推广发行。1962年在《关于改进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把以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确定为基本政策，“通过发行书刊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出口总方针是配合国际革命运动的发展，经常地、系统地、千方百计地而又稳步地向全世界特别是亚非拉地区发行我国书刊，首先是外文书刊，以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政治性书刊为主”（资料详见《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大事记》第47页、58页）。因此，到了六十年代后期，中国国际书店发行国家名单中大量增加了非洲大陆国家：
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塞拉利昂、苏丹、索马里、象牙海岸、乌干达、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摩洛哥、加纳、贝宁、马达加斯加、索马里、尼日尔等国家和地区，几乎包含了整个非洲大陆。
其中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几个国家曾由政府领导人发出号召，向中国人民学习，学习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因此，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国家大受欢迎，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实践论》、《矛盾论》在一些国家几乎人手一册。
马达加斯加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学校成批购买；一些学校经常开办中国问题讲座。毛泽东著作60年代在非洲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贝宁的一些国营公司还曾在1975——1978年三年间订购中国图书20多万册，主要用于干部教育和学习用的政治书籍。
最为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亚，一切向中国学习是政府当时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订购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其中大量是毛泽东的著作。该国的人民书店曾来信称：“你们的图书，像刚出炉的面包，供不应求……”。其中“埃塞俄比亚图书文具店”长期以来是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代理商，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后。1986、1987两年间，仍然订购《邓小平选集》、《周恩来传略》《了解中国》等图书54万多册。
加纳政府在恩克·鲁玛执政时期，曾大力向中国学习，并由“人民书店”、“星书刊社”、“党书店”等单位常年销售中国图书和毛泽东著作。据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统计，1962——1966年五年间，中国书刊在加纳的发行量为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此时的毛泽东著作，在非洲大陆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
中国与非洲大陆的文化交流，在六七十年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图书从此开始进入主流市场，这些都是值得今天的中国文化专业机构充分利用的发行网络。如埃及的“金字塔报发行公司”、阿尔及利亚的“报刊图书发行公司”、摩洛哥的“谢里夫报刊发行公司”、“突尼斯报刊发行公司”，坦桑尼亚的“每日新闻发行公司”、尼日利亚的“贝鲁大学书店”、加纳的“加纳大学书店”、塞内加尔的“塞内加尔报刊发行公司”、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图书唱片公司”、喀麦隆的“喀麦隆报刊发行公司”、马达加斯加的“马达加斯加报刊发行公司”等大型国营公司成为中国图书的经销商。一些骨干发行书店，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如埃及的“瓦依世界书店”、马达加斯加的“东方书店”、“综合书店”、毛里求斯的“学生书店”、埃塞俄比亚的图书文具店、加纳的“莱西翁公司”、尼日利亚的“柯达书店”、乌干达的“米梯亚纳书业中心”、坦桑尼亚的“友谊书店”、“卡塞书店”等。这些书店的经理、负责人都是多次访问中国，并成为中国人的忠实朋友。
新中国在非洲大陆有组织、有系统、有步骤地文化传播至今已经结出丰富的果实。在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国家，到处可见“毛泽东大街”、“毛泽东大桥”、“毛泽东村”的命名；在埃塞俄比亚，普通司机知道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孔子和毛泽东；卢旺达的国家电台曾常年向全国人民教“汉语问候语”；在刚果（金），街道上的青年人看到中国人就喊“中国，毛主席”；南非总统姆贝基在一些演讲中，经常引用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论断表述自己的观点。最为重要的是，时隔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时一大批看着中国图书、画报的青年学生已经成长起来，成为这个年轻大陆的主宰者。
1982年，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在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举办博览会时，中国图书展台前经常有一些大人领着孩子前来询问一些当时国内也少见的图书，如《狼牙山五壮士》《海娃的故事》等等，工作人员很奇怪，问到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书的，这些大人告诉说：他们小时候经常看这些书，还读过很多中国画报和其他中国书，并当场背诵出一段毛主席语录证明对中国的了解。
2003年12月26日，前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面对前来采访他的新华社记者，拿出了一张珍藏多年的照片，那是1969年，年仅27岁的萨利姆出任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他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国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是我一生中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从1970年到1980年，身为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大使，萨利姆为争取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尽了自己的力量。他还指着书柜中全套的《毛泽东选集》说到：毛泽东本人从未到过非洲，可许多非洲兄弟都知道他的名字，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已融进了中国援助非洲人员的行动中。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的指导和中国在经济上的无私援助，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获得国家独立和经济自给的道路上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多的牺牲，走更多的弯路，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2006年，在北京成功举行48个非洲国家元首参加的中非合作论坛，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继承“红色世纪”留在非洲大陆文化遗产的开始，但相比上一代中国人在深耕播种所期望的，显然还仅仅是开始。在拉丁美洲，读着毛泽东著作而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人，包括现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王文秀曾经是中国国际书店专门负责拉丁美洲发行工作的老员工，她在中国国际书店成立40 周年的回忆文章中总结到（《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史论集》第94页）：毛泽东著作在拉美地区发行推广，与非洲相近，大体也经历了1952—1961年的初创期、1962—1976年的发展期、1977—1988年的调整期。
在初创期，主要是借助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左派书店来合作，如在巴西有共产党所办的胜利出版社、旗帜书店，还有对华友好的法罗比书店、文化交流社等。其中胜利出版社曾组织翻译过葡萄牙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等政治图书。旗帜书店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2500册，是巴西发行最多的一家。
在阿根廷，阿根廷共产党创办的劳太罗出版社、迪尔普莱书店发行最多。迪尔普莱书店也是阿根廷经销中国图书、期刊最多的一家，图书每种3000册，《人民画报》每期3000份。墨西哥共产党创办的人民文化基金社和图书代办社，曾大量发行毛泽东著作，每种订货都在1000册以上，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2000份，并积极向厄瓜多尔、波多黎各、秘鲁等转口。
乌拉圭共产党所创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曾翻译出版西班牙文版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外还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哲学史》、《春蚕集》、《李有才板话》。毛泽东著作每种订货基本在1000册以上，每期发行《人民画报》1100册，儿童读物2500册。
在古巴，1959年推翻独裁政权后，古巴人民社会党所办的古巴书店、新民主同盟所办的光华书店，都积极发行毛泽东著作，由每种2000册至5000册不等，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由每期的2000份，到1961年的5000份，不久增加到10000份。《北京周报》西班牙文版创刊后，也曾发行到5000份每期。此一时期是中国书刊在古巴发行的鼎盛时期，1961年在哈瓦那曾举办“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
1962—1976年，中国图书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发行有过很大的起伏，此段历史时期历经中苏关系破裂、中古关系冷淡，尤其是智利、乌拉圭等国发生军事政变，但由于初创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拉美地区的发行仍然取得一些新进展。比如在墨西哥，六十年代主要依靠里纳书店和美洲发行社发行中国书刊。美洲发行社是墨西哥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埃梅里·乌洛来所办，在1967年访华时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到了在七十年代上半期，墨中友协和国际补偿公司成为发行毛泽东著作主力，每次订购数量均超过万册，1974年进口中国图书20多万册，其中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8万册。1975年又曾经提出订购30万册，其中《毛主席语录》10万册。
在哥伦比亚，主要是从哥伦比亚共产党退出后另组建的党派所办书店经营。如克拉维尔公司，就是工学农运动领导人阿培亚在1963年4月访华后所建。到了七十年代，发行力量由左翼革命运动组织和由加米洛神父命名的革命组织来担任，由于正值哥伦比亚独立运动期间，各种革命党派、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迅速增长，从首都、省会到偏僻乡村，纷纷来信，要求订购毛泽东著作和各种政治小册子，各类图书由1967年6万多册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册，期刊由1967年的30多万份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份。
在智利，六十年代初期，由智利共产党分离出来的斯巴达克派与中国国际书店取得联系，大量发行中国图书。1970年，社会党人阿连德当选总统，当时智利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智革共、社会党、激进党、左派革命运动等党派纷纷创办书店，一些工人、教师甚至农民都要求发行中国图书。因此，1971年期刊批发量每期达到15125份，订户达到30600份，图书总量为258280册。可惜不久，阿联德政府被推翻，中国书刊遭到查封，一些代销人流亡到国外。
在秘鲁，主要是在1972年胡安贝拉斯科总统取消对华图书禁令以后，中国图书取得长足进展。秘中文协、第三世界出版社、安泰书店、“我们的美洲书店”是中国图书的长期经销户。其中“我们的美洲书店”曾大利翻印毛泽东著作，《人民画报》每期3000份，《中国建设》每期2000份，《北京周报》每期1500份，是秘鲁销售最多的一家书店。
在委内瑞拉，1970年曾在中国新华社工作期满的西班牙文专家维克多．奥乔亚，回国后与人合办东风股份公司，下设东风书店，专销中国书刊，1975年又开设东风画廊经营中国艺术品。奥乔亚积极发行，曾经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达到4000份，《北京周报》3000份，《中国建设》每期2000份。1972年、1975年两次访华，得到中国国际图书公司的支持。时光转到在1992年，根据马祖毅教授的《汉籍外译史》记载，阿根廷一家书店自发翻印西班牙版《毛泽东选集》两卷本，面向拉美各国发行，结果很多书店供不应求，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就销售1000部之多。委内瑞拉仅有600万人口，而且文盲极多，这样一个销量，应该是畅销书的纪录了。
与非洲不同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拉美地区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思想文化输出，表面看来成果不大，比如至今与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有合作的文化书店屈指可数，如哥伦比亚的“新时代书店”、“新文化书店”、“新书书店”；秘鲁有“我们的美洲书店”、“安泰书店”、“拍卖书店”等极少数。但从长远来看，读着毛泽东著作而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人都成为这个地区的主流，包括今天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据查韦斯总统亲自主持的委内瑞拉电视台“您好，总统”电视节目资料显示，查韦斯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他推崇毛泽东关于军民关系的理论，在不同场合提起“军民鱼水情”、“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以及“人民战争”等话语。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能说出毛主席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这表明六七十年代有规模有计划的毛泽东著作出版发行，已经打下了深厚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基础。
红色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发行与传播，今天看来，这是新中国建国后有组织的向世界其它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地区首次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更是自明末以来至今400多年历史上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第一次。文化输出过程中尽管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浓厚的“反帝”“革命”特征曾带来一些负面作用。毛泽东在1968年就两次批示纠正这种现象：“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的太多，不应说的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是强加于人的印象”，“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40周年大事记》，第101——102页）。当时对非洲、拉丁美洲的大量文化产品输出，有相当比例是非贸易形式，即便是一些贸易销售，记账式销售也占有很大的分量等等。今天看来尽管存在着许多不足，一些经验和做法也值得深入探讨。但新中国在遥远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依然给当代中国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首先是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专业机构开辟了一个遍布世界的中国文化产品发行网络，其次是培育了一大批中国文化的潜在读者群，再次是如此大规模的专业发行，为今天正在逐步走向世界的专业文化出版机构积累了宝贵的对外传播经验。然而最为主要的是，从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至今，30多年已经过去了，当时的一些青年学生已经成长为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中流砥柱，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地区的巨大影响，都是“红色世纪”留给今天中国的一笔巨大文化遗产，如何继承并为当代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服务，显然不是石油、矿山等能源合作合作那样简单，这是摆在今天新一代中国人面前的政治大课题。
（本文发表在《南风窗》2009年2期，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