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新辨——关于近年来中国秦汉以后是否属于“封建社会”争论的述评

附录一：泛封建观“祖义”说的来源考

　　把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割裂和对立起来，最常见的做法是不直接否定马恩，而以斯大林为“替罪羊”，说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是斯大林搞的，违背了马恩的原意，云云。但是，社会史论战时斯大林提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小册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尚未问世，人们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和封建制主要是以马恩的有关论述为指导的。因此，学术史的事实本身就驳斥了这种论调。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10e）。晩近否定论者又有了新的发明。例如，冯天瑜就认定列宁是违背马恩的“泛封建观”的始作俑者。冯氏的观点源自胡钟达。胡钟达认为，马克思是严格按照“封建主义”的传统含义来理解“封建主义”并使用这一概念和范畴的，所以他不承认古代东方是封建社会或某一阶段即进入封建社会。甚至对农奴改革前的俄国社会，马克思也未使用过“封建主义”一词。又说：列宁早在1894年就在《什么“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著作中肯定俄国的农奴制即“封建的生产方式”，于1912年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肯定中国存在“封建制度”，1920年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把东方以地租剥削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压迫和剥削制度，都以‘封建主义’一词来概括。从此，‘封建主义’的含义和它的使用范围，就大大地扩大了。”（28a）冯氏摘抄胡氏这一段话时，把它改为：“列宁还把东方国家以地租剥削为主要形态的君主制的压迫制度和剥削制度，都纳入‘封建主义’。”按，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第11条谈到：“对于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 在列宁看来，这些东方殖民地及其他落后国家的确是封建关系占优势，但它们当时（1920年）并非都是实行“君主制”的。列宁的这篇文章收录在《列宁全集》第39卷，胡氏在注释中误作“第31卷”，这是笔误，因为篇名是正确的。冯氏却把胡氏错误的注释照抄到他的书中去，略去篇名，又自作聪明添加上与原著相忤的“君主制”（6aP232—234）。看来，冯氏转抄胡氏时，并没有核对原文，又不注明转引的出处，以致弄巧成拙。这虽然反映了冯氏治学之欠严谨，但对论证的主旨来说，毕竟是小节。问题的关键是，列宁是否偏离了马克思？在马克思的封建观中，的确可以看到西义封建概念的影响，但胡氏说马克思严格按照“封建主义”的传统意义去理解它，不承认古代东方是封建社会，则是片面的。列宁拓宽了“封建”概念之说则是基本正确的，胡氏对此也是肯定的，他并不认为列宁偏离了马克思，反之，他提出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都可以用广义的“封建”来概括。冯氏一方面把胡氏的片面性推向极端，说马克思“视西欧封建制为特例”，另一方面又将胡氏对列宁拓宽封建概念的论证反其意而用之，称列宁创立了“泛封建观”异端的“祖义”。列宁对“封建”内涵的认识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对“徭役经济”的实质与前提的概括中，只要把它和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前资本主义地租的分析认真对照一下，不难发现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认识不可能与马恩完全一致，但基本上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把他们割裂和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附录二：对严译“feudalism”的批评能否作为否定封建普遍性的论据？

　　冯天瑜引用晁褔林的意见肯定了严复以“封建”对译“feudalism”，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肯定了“封建”的普遍性，从而使自己的论证在逻辑上陷于混乱。因为，即使按冯氏自己承认的，西周有封建、日本有封建、印度在突厥人入侵前有封建，那么，所谓封建是“西欧特例”说就不攻自破了。倒是侯建新来得彻底，他斩钉截铁地说：“西欧feudalism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只属于欧洲。”他否定了严复以“封建”对译“feudalism”，也就是否认西周的“封建”与西欧feudalism相类，因而他避免了冯天瑜那样的逻辑尴尬。

　　侯氏的论据来自日知对严译的批评。日知认为，中国固有的“封建”，是指殖民建邦，这是属于“古代”的事，中国有，西欧也有。feudalism是欧洲中世纪的事，无关于欧洲古代，也无关于中国古代。严复受甄克思的误导，用古典中国很少见的“封建”与feudalism对译，不对[1]。由此可见，日知是反对用属于“古代”的“封建”对译属于“中世纪”的feudalism，但他承认中国和欧洲一样有“古典”（奴隶制时代），有“中世纪”（封建时代）。（3a）因此，即使肯定了“封建”与“feudalism”的对译为误译，也不能因此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其实，对严复的对译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肯定观点。凡是肯定西周为封建社会的学者，大抵对严氏的对译是肯定的或是部分肯定的，正面论述的唯新世纪之初的晁福林而已（17a）。另一种是否定。凡是不同意西周为封建社会的学者，大抵持否定观点。最尖锐的是侯外庐40年代“语乱天下”的批评。但不管是持肯定观点或持否定观点的学者，都毫不含糊地主张中国秦汉以后经历过封建社会。企图从批评严复对译的意见找寻否定秦汉以后属于封建社会的证据，岂不是走错了房间？最滑稽的是冯天瑜，既表示赞成晁福林的意见，又引用侯外庐“语乱天下”的批评为论据。殊不知最早对严译提出批评的正是被冯氏视作“泛封建论”带头羊的郭沫若。郭沫若在社会史论战时期即已指出：中国古义“封建”的“封”，是原始社会的境界林，“建”是建立“社稷”，“和我们现在所用的‘封建’，字义上正大有径庭。这种字面上的混淆，极初步的错误，我们是应该警戒的。”

　　严复以“封建”对译“feudalism”，虽然对我国近世封建观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但把他的观点说成是五种生产方式论的肇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封建观的肇始，是过分抬举了严复了。再者，声称“封建”只属于西欧中世纪确实痛快，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对世界各地封建社会的诸多论述，苏联、中国等国史学家对世界各地封建社会的诸多论述，恐怕不是简单的“不承认”所抹杀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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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日知认为，由于这种对译时代的错位，马上产生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欧洲“封建”那么短，为什么中国“封建”那么长，“四千数百载而有余”。严复翻译时为此数度“掷笔太息”，“绕室疾走”。侯建新在此基础上予以发挥，谓严复陷于甄克思的发展图式中不能自抜，只得承认秦以后也是封建社会，而又不能自圆其说，陷于“似是而非”“削足适履”的痛苦之中。事实上，严复视“封建”为从“宗法”社会到“军国”社会的过渡阶段，把中国封建时代定位在“自唐虞以迄于周”，但封建时代结束后并没有完成向“军国”社会的过渡，又拖了两千年。严复苦不得其解者为此，而不是为了“封建”时代太长。日知文章的表述不确切。而侯建新的推衍更多臆测成分。

作者提供，本坛首发，后收入《“封建”名实问题讨论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