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文

六、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

　　李文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茨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便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无情消灭商品生产。他们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

　　李文借转述《二十世纪饿国史》所谓列宁和托洛茨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便能到来”一语，让人觉得列宁是一个说大话吹牛皮的人，其目的自然是为了丑化列宁，降低列宁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但是，我们要问，列宁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过这样的话？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一样，没有交代出处。应该说，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检验的。

　　我们看看列宁的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列宁在1918年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言论是非常慎重的，这些话和所谓“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便能到来”的说法不仅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恰恰正好相反。这里我们不妨略引几段，看看列宁当时的真实思想究竟是怎样的：

　　——1918年1月，列宁在全俄工兵农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漫长的、比较困难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优势的是小私有制还是大私有制，是小农业还是大农业。不言而喻，爱斯兰这样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情况不可能是相同的。我们应该顾及到这一点。（《列宁选集》第3换，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1918年5月，列宁在《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写道，”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同上，第511-512页）

　　当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实行武装干涉，白卫分子又发动了国内战争，1918年夏天以后，进入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确实也曾产生过“直接过渡”的思想。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也没有把社会主义看得那么简单容易。我们看他在1919年和1920年时又是怎么说的：

　　——1919年6月28日，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地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1920年10月2日，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说，“现在50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因而他们就应当知道，他们终身的全部任务就是建设这个社会。”（同上，第296页）

　　从以上所摘引的列宁的几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总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设想得很多，总是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困难的”、“漫长的”、“长期才能实现的”任务，他甚至很理性地谈到像他这样年铃的人(当时列宁正好50岁)是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的，只有那时15岁左右的青少年才有可能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至少要35年左右的时间。列宁怎么会说“ 真正的社会主义六个月内便能到来”这样的话呢？不可能嘛！李文和《二十世纪俄国史》制造这样的的谎言，说明他们已经心劳日拙、无计可施，已经堕落到靠说谎来过日子的地步。应该说，这不仅是学术上的失败，而且是道义上的失败。

　　李文和俄书还攻击列宁“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

　　本来，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同时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因此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抱有强烈的期待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有意思的是，李文和俄书特别提到列宁希望德国革命很快成功，这更是对他们所鼓吹的“列宁是德国的秘密代理人”一说给自己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应该说，列宁对世界革命包括德国革命虽然有所期待，但是他的态度却是非常冷静和理智的。在讨论是否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布哈林反对签约，其希望就是寄托在世界革命包括德国革命的爆发上的，而列宁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这在当时还是一种幻想。问题是，俄国革命也确实影响了世界革命，当然时间要稍晚一些。事实是，继十月革命之后，在1918年11月和1919年3月德国和匈牙利无产阶级都在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下先后爆发了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左派虽然夺取了政权，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卖身投靠，这两国的革命最后都失败了。然而两国革命的最后失败并不能否定俄国十月革命曾经对他们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更不能否定这两个国家曾经发生过革命和和取得过政权。这都是起码的历史事实，又怎么能够“颠覆”得了呢？

　　李文和俄书还说什么“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5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这也是完全不符历史事实的。前面已经提到，列宁也曾想向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十月革命后并没有马上就没收资本家的工厂。只是由于资本家用“怠工”“关厂”等手段来对抗苏维埃政权的监督，对新政权采取了完全敌视的态度，只是在这以后，苏俄党和政府才决定对于大型企业进行没收，而时间并不是什么“十月革命后”，而是距十月革命已经8个月之后的1918年6月下旬了。1918年6月，人民委员会先后发布了两个法令：一个是6月20日发布的《关于石油工业的国有化》；一个是6月28日发布的《关于采矿、冶金。金属加工、纺织、电气、锯木、木器制造、烟草、玻璃、陶瓷、皮革、水泥和其它工业部门的大型企业和铁路运输的国有化》。在第一个法令中规定“不属于本法令予以没收的范围”；而第二个法令所说的“大企业”也有明确的规定，差不多都是指“股份公司和合股社团”，而且还规定了固定资本的数量，如冶金、纺织、电气、锯木和木材加工企业的固定资本要求不少于100万卢布；而烟草、玻璃和陶瓷皮革、水泥蒸汽磨等企业的固定资本则不少于50万卢布。（《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中国人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96-104页）至于不符合上述法令规定的中小企业，其没收的时间肯定还要晚许多。实际上，即使对5人以上的企业也不是李文和俄书说的“所有5人以上的企业”，而是有附加条件的。当时规定的是“5人以上并拥有机械动力的企业和虽无机械动力但有工人10人以上”的企业为中小企业，李文和俄书所说的情况显然是不准确的。

　　问题在于，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本来就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没有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方法是可以考虑“赎买”的办法的。但是，如果资本家不愿意接受和平的方法，还要大搞破怀，那除了没收是没有其他办法的。后来高尔基有一句话说得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高尔基在1930年写过一篇政论文章，题目叫做《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李文和俄书反对这句话，但它是真理，是反不了的。

　　李文和俄书还大谈所谓“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错误”，说什么“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仅圣彼得堡一地，死亡率高于出生率3-4倍。”但是，这些数字都没有出处。按我的了解，苏俄在十月革命后的第四天，即俄历10月29日，人民委员会就发布了一个《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明确规定“一昼夜不得超过8小时，一星期不得超过48小时，其中包括擦洗机器和清理工作场所的时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当然，这是法令规定的时间。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我们知道，俄国的资本家用怠工、关厂卖企业的办法来对抗苏维埃政权的，当然是不会加班加点，而国有化以后，用李文和俄书的说法，是“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又怎么会有“每天工作12-16小时”的情况发生？而且据说当时的死亡率特别高，其原因是因为饥饿和政治上的原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又怎么能够承受每天12-16小时的巨大工作量？难道你们就不感到这些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吗？事实是，由于战争对于军事装备和军衣的需要，同时由于战争劳动力的供给的缺乏，国防委员会曾提出，在国防企业实行12小时工作制。请注意，实行12形式工作制的仅仅是国防企业，说“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在这个问题上，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就开始实行7小时工作制。联共（布）中央执委会曾为此发表过宣言，并且提出过6小时工作制的奋斗目标。为此，1928年11月24日联共（布）中央全会又作出《关于实行7小时工作制的初步总结和进一步实行7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同上，第810页）事实一再证明，苏联党和政府对于工人阶级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是非常关心的，所谓“迫使每天工作12-16小时”之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饿死人的情况也是被大大夸大了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接着发生的的14国武装干涉与国内战争，出现了粮食和燃料不足的情况，当然有可能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是其责任应归于沙皇，归于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富农和白卫分子，而不应归于新生的红色政权。相反，由于苏俄政府实行了余粮征集制和食品配给制，禁止粮食买卖等政策，对于解决粮食问题和减少饿死人的现象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实际上，当时苏俄政府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工业中心都建立了公共食堂，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在食堂用膳。特别是对于儿童，人民委员会在1918年9月14日产专门作出决议，强调儿童饮食是首要的任务。人民委员会在1919年5月17日的法令里规定，在大城市和工业中心，16岁以下的儿童不论是凭证还是通过公共儿童食堂都实行免费用膳。全体儿童不问他们的父母属哪个阶级都一律享受免费用膳待遇。著名国务活动家和教育家加里宁说，“虽说我们大家缺钱，但是我们靠国家抚养着千百万儿童。“（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三联书店1979年版，501-502页）在这里，正好显示了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李文和俄书还把“星期六义务劳动”和所谓“劳动军事化”、“要强迫所有工人吃苦受罪”联系在一起大加反对。这个问题是作者作为文章的小标题列出的，当然很重要，在这里，我们也想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把“星期六义务劳动”和所谓“强制劳动”联系在一起，说明这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只是望文生义，对当时真实的历史其实并不了解。其实就是从语义上来说，义务也是一个多义词，它既可表示“应尽的责任”，因而具有强制的意味，也可表示“不需要报酬”的意思，那就与强制毫无关联。而联系二十世纪的俄国历史来看，“星期六义务劳动”与所谓强制劳动完全是两回事。列宁在1819年6月28日写的《伟大的创举》一文里大量地摘录了当时报纸上有关“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道，这些报道展示了当时“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真实的历史：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全称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它不是党和国家实行的一种政策，而是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工人——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在1919年5月7日举行的共产党员、同情分子大会上自发地提出的一个倡议，倡议写道：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严重，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从休息时间内抽出一小时，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进行一次6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应该事物报酬的，提议在全分局内实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

　　倡议书在大会一致通过后，5月10日，星期六，晚上6点钟，进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用革命精神从事劳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工作总值按正常工资计算为500万卢布，按加班工资计算还应增加50% 。装车的劳动效率较普通工人 搞 270%，其余工作的旋律大概也是这样。（转引自《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原文名《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载于1919年5月17日《真理报》）

　　列宁对此事非常重视，他称这是“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并说，“工人自己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确实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己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 ，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当这种胜利获得巩固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的纪律才会建立起来；那时，而且只有那时，而且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 ，共产主义才真正变得不可战胜。”（《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一年后，根据苏共莫斯科市委的倡议，苏联各报包括《真理报》、《消息报》、《贫苦农民报》、经济生活报》、《共产主义劳动报》和罗斯塔通讯社的编辑部和撰稿人还联合出版了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报》特刊，列宁在该报发表了一篇《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再次谈到了“共产主义劳动”，并给这一劳动下了如下定义：“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享有取得某些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资源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讲报酬条件的劳动，三者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按照必须为公共利益领导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身体的需要。”他还说，“大家都明白，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 的社会制度里，还远远不能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由整个先进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工会）和国家政权提出这个问题，就一件事在这条路上前进了一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劳动。本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大大地提倡这种共产主义劳动才是，可惜的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列宁提出的这个问题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了，甚至连社会主义几个字也都不愿意提。对一些人来说，好像GDP就是一切，金钱就是一切，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早就被他们置之脑后，跑到九霄云外了。我们看到一些人虽然从物质上、金钱上来看可以说已经很富有了，但是从精神上来说，却贫乏得很。他们挥霍无度，甚至带着巨款跑到境外外去进行奢侈消费。他们锦衣玉食、挥金如土，自以为高人一等，但是由于脱离人民，脱离群众，没有精神，没有信念，们有理想，一点也谈上体面，反而让人鄙视。依靠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呢？又怎么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我们要牢记革命导师的教导，加强学习，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理想重新请回来，这样，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的人民，才会有生气、有活力，才会有希望、有未来。

七、农业集体化是“第二个农奴法”吗？

　　李文说，“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

　　《二十世纪俄国史》把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部农奴法”很有些让人感到不伦不类，甚至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知道，所谓农业集体化，这是个体农业经过改造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过程，是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个变革；而农奴法，是农奴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制定的一种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怎么能够在这两者之间加上等号呢？再说，如果把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部农奴法”，那么什么是“第一部农奴法”呢？也许，那是指1861年沙皇提出要废除的那个农奴制吧，但是，社会主义要建立的集体农业怎么和沙皇废除的东西是一回事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做一些论证吧，但是没有，李文就是这样孤立地、没头没脑地给读者抛出了这样一句话！

　　为了进行比较，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沙皇时代的农奴法，但是一下子找不到这样的书，查了几本《百科词典》似乎也都语焉不详，难以参考。后来想到《资本论》在“工作日”一章讲“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时里曾提及1831年俄国将军基谢廖夫颁布并且在多瑙河各公国推行的徭役劳动法。马克思说，“按照这个称为‘组织规程’的徭役劳动法，瓦拉几亚的每个农民除了缴纳详细规定的实物贡赋之外，还必须为所谓地主完成：⒈十二个一般工作日；⒉一个田间工作日；⒊一个搬木材的工作日。一年共14日。不过由于制定该法令的人谙熟政治经济学，所以规定的不是通常意义的工作日，二十四从某种平均日产品所必需的工作日，而这个平均日产品又规定得非常狡猾，连塞克洛普在24小时之内也完成不了。因此，‘组织章程’本省以道地的俄罗斯式讽刺的露骨语言解释说，12个工作日应该理解为36个体力劳动的产品，一个田间工作日应理解为3日，一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也应理解为3日。此外还要加上所谓Jobagie，就是当地主在生产上有特殊需要时所服的劳役。每个村每年都要按照人口的多寡出一定人力为领主服这种徭役。每个瓦拉几亚的农民估计要担负14日这种徭役劳动。这样，已经规定的徭役劳动每年就有56个工作日。在瓦拉几亚，由于气候不好，每年只有210日可以从事农活。其中有40日是星期天和节日，叛军还有日坏天气，加起来就去掉70日。剩下的只有140个工作日。徭役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是 56/84或662/3%，这表明剩余价值率比英国农业工人或工厂工人领导的剩余价值率要小得多。”（《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6页）

　　在这里，马克思援引俄国将军基谢廖夫在瓦尔几亚颁布和实施的徭役劳动法是为了说明领主的贪欲，同时也说明工厂主对于剩余劳动的贪欲较之于封建领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在我们引用这个徭役劳动法则是为了和李文与俄书说的所谓“第二部农奴法”进行比较，看看二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共同之处。

　　要找反映集体农业的法规即李文和俄书所谓的“第二部农奴法”其实并不难，因为苏联在1935年2月17日曾经颁布过一部《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该章程由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并经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批准，无疑具有法律效力。章程包括“目的和任务”、“土地”、“生产资料”、“劳动组合及其管理委员会的活动”、“劳动组合的资金”、“劳动组织，劳动报酬和劳动纪律”、“劳动组合事务的管理”八个部分，明确规定了劳动组合的 社会主义性质，规定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时规定了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有关管理事项。值得注意的是，章程在规定基本生产资料公有的同时还相当宽松地规定了每个集体农户可以获得生活说必需的私人住房、宅旁园地、私人牲畜、自养家畜家禽以及所需的建筑物及小农具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使每个集体农户摆脱了受剥削的命运，而某些私人财产的保有这丰年了他们的生活。这有岂是过去农奴所能享受的。特别是集体农庄庄员在政治上所获得的权利，他们当中的先进代表可以参加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可以通过“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这样的事，过去的农奴恐怕连想也不敢想。如果把这样一个示范章程和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被称为“组织规程”的徭役劳动法加以对照，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点呢？没有，一点也没有，可以说是毫无共同之处。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因为前一个“组织规程”代表的是封建农奴主的利益，反映的是封建社会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关系；而后一个“示范章程”代表的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利益，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之间平等的互助合作的关系，二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硬要把后者说成是“第二部农奴法”除了说明自己已经丧失了判断力以外又能说明什么么？除了你们自己以外又有谁会相信呢？

　　至于李文和俄书把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说成“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也是十分错误的。

　　农民是一个比较含糊笼统的概念，虽然我们可以把极不相同的农村居民都称作农民，但他们绝对不是同属一个阶级。对于农民，显然应该作阶级分析。早在一百多年前，即在1892年法国社会党的马赛代表大会上，曾经通过一个土地纲领。这个纲领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包含一些错误。为此，恩格斯写了《法德农民问题》对其进行了批评。该土地纲领在绪论的结束语部分有一句话说：“联合农村市场到一起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对这种说法，恩格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语文达到一定目的而与他她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在这里恩格斯讲到了讲到农村无产者，讲到了小农、中农、大农，还讲到了大地产租佃者；讲到了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对于他们的不同态度。这是对农民或农村居民进行阶级分析的一个典范，很值得我们学习和领会。

　　在恩格斯的上述论述里，所谓“农村无产者”就是指农村的雇佣工人，在中国，他们也被称为“雇农”；而“大农”，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富农”，是指农村资产阶级。李文说“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不对，富农作为农村资产阶级，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而不是什么“滋生资本主义”的问题。至于中农和小农，则与后来列宁、毛泽东的理解都有所不同。这可能与西欧根我国、中国的国情不同有关，也与概念的不同用词有关。恩格斯把中农和大农放在一道，认为不应该将他们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列宁说，“要无情地对这向富农开战！消灭他们！”但是对于中农则说，“工人阶级决不应该同农分道扬镳。工人阶级不可能同富农和好，然而可以谋求并且正在谋求同中农妥协。”（《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7页）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曾经写过一篇《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把中国的农村阶级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五个阶级（《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版，第22-24页），其中的富农就是恩格斯说说的“大农”，工人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农村无产者”，但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农概念与恩格斯所说的中农概念是不一样的。而他所说的小农则比较广泛，实际上包括了毛泽东说的中农和贫农。他对小农是这样说的：“我们这里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受益者和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主义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维持在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所以这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他还说，小农“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同上）我们通常说的农民，其实就是指这种小农。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团结和依靠的对象。对于这样的农民，无产阶级当然不存在李文和俄书所说的“对付”的问题，更谈不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的问题，而是一个教育、帮助和引导的问题。恩格斯说得好，“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绝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他们在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同上，第498-499页）很清楚，社会主义国家所给予小农的是“帮助”和“好处”，而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的避免他们贫困和破产的最根本方法。这个道理，甚至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比如丹麦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懂得，他们还进行了试验，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竟有这样一些人至今还不懂这个道理？！

　　当然，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对于中农进行了重新划分，区分了上中农（又称富裕中农）和下中农，并且切成称把下中农和贫农连在一起成为“贫下中农”。这是因为富裕中农和贫下中农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是不同的。（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2页）这样，毛泽东对农村的阶级划分就和恩格斯的划分比较接近了。

　　在苏联，对于富农的态度是比较严厉的，这不仅是因为富农是农村资产阶级，而“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恩格斯语，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们出版社1995年版，第493页）更重要的是，大量事实说明，富农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列宁说，“富农是最残忍 、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他们屡次回复过地主、皇帝、神父、资本家的政权。富农的人数比地主资本家多。”(《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6页)据他分析，“假定在我们俄国，俺以前的情况即按强盗们夺去乌克兰等地以前的情况来说，约有1500万农户，作者1500万农户中，大概有1000万户是贫苦农民，他们或者靠出卖劳动力过活，或者受财主盘剥，或者没有余粮，被战争的重担弄得穷苦不堪。中农应当说大约有300万户，富农、财主、粮食投机者，恐怕不超过200万户。这些吸血鬼在战争期间靠人民受穷发了财，他们通过抬高粮食和其他各种食物的价格积累了几万、几十万的货币。”（同上）他还说，“富裕农民、富农、旧的管理人员，凡不愿替工人办事的，都是敌人。不要抱任何幻想。要想取得胜利，就要进行艰巨的斗争，就要有铁的军事纪律。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保持工人政权的条件，就会以自己的想象给这个工农政权带来很大的损害。”（《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在这方面，斯大林也说，“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和平。我们队富农的政策就是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政策。”（《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页） 显然，通过农业集体化在经济上消灭富农，这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是毫无疑义的，舍此绝无他途。

　　当然，这也不是说苏联在集体化的过程中没有缺点和错误。斯大林于1930年3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一方面肯定了集体农庄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在集体农庄运动中存在违背自愿原则进行强迫命令的现象，有追求过高的公有化程度，想取消宅旁园地、自留牲畜和家禽，用建立农业公社以取代集体农庄的现象。这些都受到了斯大林文章的严厉批评。斯大林还在一个月后即1930年4月3日的《真理报》发表了另一篇题为《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的文章，就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运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应该说，一些缺点和错误都在克服和纠正的过程中。李文和俄书抓住某些问题大做文章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至于自己奴法范章程

八、驳所谓“愚民政策”和对高尔基的污蔑

　　李文说，“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被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谙国是而实现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国外报刊。广大驱逐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第932-933页）”

　　在李文和俄书看来，所谓的“俄国的精英”，就是那些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这些所谓的精英，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不愿意学习新的东西，不懂得历史发展的方向，逆时代潮流而动，而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其下场当然不妙。这不能怪别人，而只能怪他们自己。其实，新苏维埃政权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持积极的欢迎态度的。早在1918年3月，列宁就提出，“在苏维埃政权解决新的组织问题方面设法取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协助。可以通过付给我国的或从国外聘请的各方面最优秀的专家以高额了的报酬的办法得到这种帮助。”（《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9页》他设想，“假定我们为此不得不雇佣比方说2000个各种不同知识领域的大专家——其中有俄国的专家，而过多的是外国的专家，譬如说美国的专家，假定我们每年要付给他们5000万或1亿卢布，那么从国民经济的意义来看，从有陈旧的生产方法过渡到最新的、最完善的生产方法来看，花这笔钱是完全有理由的。”（同上，第130页）后来，人民委员会还在1919年12月23日发布了一个《关于改善科学家的生活状况》的法令，该法令说：“为了保存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科学力量以提高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和振兴文化，为了最有效地保证工农国防事业的需要，人民委员会决定：

　　“1、在解决上述任务方面关系重大的工业部门中，给最优秀的专家特殊供应 。

　　“2、必须免除这些专家各种与他们的科学工作没有关系的义务（劳动义务、军事义务等等）。

　　“3、为这些专家的科学工作创造住房条件，保证他们得到的、为科学工作绝对必须的方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解决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168页）

　　一些专家响应了苏维埃政权的号召，积极为新生的共和国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尊敬和欢迎。比如著名的生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伊万·比德罗维奇·巴甫洛夫院士、园艺学家伊万·米丘林院士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还有，像在科学管理方面有所成就的奥·阿·叶尔曼斯基也很受列宁的器重。在列宁的关心下，1918年，苏维埃共和国出版了奥·阿·叶尔曼斯基写的《泰罗制》一书；1922年又出版了该书的改写本——《科学劳动组织和泰罗制》。列宁对叶尔曼斯基的这本书非常重视，还在1922年专门为此书写了一篇题目为“白璧微瑕”的书评（生前未发表），称赞此书是“一本非常有用、非常好的书”，认为它“既叙述了泰罗制肯定的一面，也叙述了泰罗制的否定的一面”；并且认为“这本书完全可以作为各职业学校和一般第二级学校（即中学——引者）的必修课本，《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09页）。其实，这个叶儿曼斯基的政治态度并不好，历史上，他是孟什维克，当然他能够为苏维埃服务，列宁就关心他，帮助他，使他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可见，不是苏维埃政权排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抗苏维埃政权。这个是非显然是应该分清的。

　　事实上，一些所谓的精英并不是被驱逐的，而是他们自己出去投奔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些人由于对苏维埃政权持否定和反抗的态度，其亲友当然不敢与之联系。这也并不是什么政府下令不许，而是他们自己怕被人怀疑与敌对势力有联系。至于说什么“愚民政策”，那也是站在敌对立场上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一种污蔑。问题在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帝国主义不禁用武力，而且用各种方法宣传他们的反动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就不能加以抵制呢？但是，对于外部世界的情况，共产党从来就不怕人民了解，因为它是教育人民的一个很好的教材——反面教材。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从50年代起专门发行一份介绍外国情况的《参考消息》，上面刊登各个外国通讯社发布的消息，有时也转载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估计苏联可能也有类似的内部刊物吧。怎么能够说是搞“愚民政策”呢？

　　李文和俄书还说，“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金是其中的‘佼佼者’。”李文还说，“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

　　这些说法都涉及到一个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就是阿列克赛·马克西莫夫·高尔基。

　　高尔基的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早在解放前，就有“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的说法。在上世纪40年代，叶挺将军在狱中为郭沫若五十岁生日送的祝寿辞则是：“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基。”可见高尔基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可是现在却有人把高尔基说成是某个人“培植的”的亲信，并且是其中的“佼佼者”，甚至把他说成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接受这种胡说八道。实际上，只要对于高尔基稍有了解，都不会同意这种恶毒的污蔑。

　　我们知道，高尔基生于1868年，他出身于社会的底层，而且很小就失去了父母，是一个在苦难中操作起来的杰出人物。他比比列宁大两岁，比斯大林大11岁。高尔基认识列宁较早，他第一次见到列宁是在1905年11月的彼得堡举行的饿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而真正认识列宁则是1９0７年在伦敦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他在《弗·伊·列宁》一文里曾经记述了几个工人对列宁的议论，实际上也是他自己对列宁的最初的印象。卢森堡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出色而又尖锐的演说，而列宁除了发表演说，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消磨在工人中间，询问他们最细微的生活琐事。后来，几个第一次见到列宁的工人在海德公园议论他在代表大会上的行动。其中一个工人说，“我不知道，也许在这里，在欧洲，工人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同样精明的人，——倍倍尔，或者其他人。但是，要说还有另外什么人能使我一见就爱，就像爱列宁一样，——我却不相信！”另一个工人笑着补充道：“他是我们的人！”有人反对说：“普列汉诺夫也是我们的人。”我听到了一个中肯的回答：“普列汉诺夫是我们的师尊、我们的老爷，而列宁是我们的领袖和同志。“一个青年小伙子幽默地说：“普列汉诺夫的礼服扎得太紧了。”（高尔基：《弗·伊·列宁》，载《回忆列宁》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6-297页）这就是说，早在1907年，高尔基就已经认识到列宁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这和所谓“培植”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高尔基的这篇文章写得比较晚，是列宁逝世后追忆写成的。而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16年9月，列宁曾把他的《帝国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手稿通过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请高尔基交给帆船出版社排版，高尔基读了这个手稿，并在在9月29日给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的确，伊林斯基（即列宁——引者）的小册子确实非常好，因此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有必要完整地出版这本小册子。”信中还说，“伊林斯基三个多么有才干的人，他是多么聪明啊！这么卓越的人在这儿，在家里是多么需要啊！”（转引自《列宁年谱》第3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743页）在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高尔基对列宁的敬佩之情，完全是出自其内心，与所谓“培植”之类的说法毫无共同之处。

　　关于与斯大林的关系，高尔基与他认识的时间要晚得多，关系也没有那么密切。当斯大林成为总书记时，高尔基已经在1921年因为肺病经列宁的一再劝说侨居意大利。当然，高尔基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关心着国内的变化，并积极地为之写作。直到1928年才又重新回到自己的祖国。由于高尔基是一个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他的回国受到了人们极其热烈而又隆重的欢迎。回国后他即到全国各地参观游览，看到祖国的巨大变化，当然这也使他十分佩服斯大林这样一位后继的领导人。他尊敬斯大林、爱戴斯大林，这同样是发自于他的内心，而和李文和俄书所谓的“培植”也毫不相干。

　　至于说高尔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那更是毫无根据的污蔑。应该说，高尔基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的典型。这一点，从他与列宁的论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十月革命胜利了，高尔基虽然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当然不能和列宁相比。列宁对于他的动摇坚持多次提出批评他在十月革命前后又一次发生动摇，他和一些知识界人士一样，对一十月革命不赞成，有异议，还在《新生活报》上办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思想》，公开与列宁唱起了对台戏，一些话也说得相当刻薄难听。如他在一篇文章里说，“‘人民委员政府’的法令只是只是报纸上的小品文，仅此而已。这些法令是用文字在水面上书写的很不可靠的文字，虽然其中也有些有价值的思想，然而当今的现实却没有实现的条件。“《高尔基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还是不成熟的，对事物的观察也是表面的，不深刻的；而同时也可以看到，他的为人是正直的，真诚的。试想，当时列宁已经是公认的领袖，拥有巨大的权力，但是，他，高尔基，并没有闭起自己的嘴巴而沉默不语。这正向像《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如果高尔基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是一个正直勇敢之士，他会这样说吗？1928年回国后，他一面为苏联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欢欣鼓舞，并且积极用自己的一支笔为它大唱赞歌，同时也对一些事，特别是当时与反对派的斗争，存有不同的看法。他又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对于他所认为的存在的问题积极地向斯大林写信反映。这又再次说明了他为人的光明磊落和刚正不阿。不过，这一次，高尔基在政治上比过去成熟多了，他没有采取十月革命前后那种唱对台戏的公开争论的形式，而是在1929年11月27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此信既表现他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也反映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斯大林在接信后第第50天即1930年1月17日给他写了一封回信。斯大林在信的开头一再表示了他的歉意，说：“非常抱歉，信回迟了（太迟了）我忙得不成样子。此外，还生过一点病。这当然不能成为理由，但也能说明一点问题。”这反映了四大轮对高尔基的尊重。至于对于高尔基的新，应该说是有肯定，也有某种保留。斯大林充分肯定了高尔基关于要有自我批评的观点，认为“在这点上你是完全正确的。”并说，“你要求用我们的成绩来平衡我们的缺点（依我说，要使成绩来超过缺点）。在这一点上你当然也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高尔基对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状况的担心，则强调：“现在主要的是，在青年中间起领导作用的不是垂头丧气的人，而是我们战斗的共青团员——摧毁资本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建设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解放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奴役者的布尔什维克人数众多的新一代的核心。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也叫是我们胜利的保证。”斯大林还肯定了高尔基提出的“创办《在国外》杂志和出版一些关于‘国内战争’的通俗文集”的建议；但是不赞成他提出的“创办专门杂志《论战争》”的意见，认为“现在没有出版这本杂志的理由”，而对于“描写战争的小说”也“必须严加选择之后再出版”。因为当时有一种把战争看成是“惨祸”，而不能区分战争的不同性质的思想还有待于铲除。《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35-236页）毫无疑问，斯大林的回信对高尔基也是大有教益的。在我看来，无论是夸大还是抹杀高尔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意见分歧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有人借苏联解体后档案解密之机，大肆宣传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的“交易”，好像是斯大林收买了高尔基，而高尔基被收买以后就死心塌地为斯大林效劳了。俄罗斯有一个名叫塔林斯基的作家根据克格勃的解密档案编了一本《克格勃文学档案》，于1993年在巴黎出版。此书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有的人对于克格对高尔基进行监视和建立秘密档案表示不能理解，还有人根据此书说克格勃先后在1932年和1933给钱高尔基是对高尔基的收买，高尔基从此堕落。其实这些都是不难解释的。应该说，由于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表现不好，在《新生活报》上反对十月革命，因此对他进行监视，甚至由“契卡”为其建立秘密档案都是很正常的。事实上，《新生活报》还在1918年夏还遭到查封。这完全是为了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再说，那时列宁还在世，“契卡”的领导人还是捷尔任斯基，也根本与斯大林及雅戈达无关。当然，后来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先后在 1924年和1926年辞世斯大林将接替了列宁，雅戈达接替了捷尔任斯基的工作。但是，对于高尔基来说，不管是谁在领导苏联，他都是用一颗赤诚的心来对待它的。

　　他在国外写的大量作品证明，高尔基不是敌人，不是间谍，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1927年，当十月革命十周年时，他写了一篇《十年》的文章，文章批评有些“考察俄国现实生活的人们叙述一些不十分恶意的轶事时，故意地，由于无知，由于轻率，首先当然是由于阶级心理，忘记提到苏维埃政权正在艰难而复杂的环境里，从事恢复欧洲战争和国内战争说破坏的经济工作，在这种环境里，新文化的创造过程也正在展开。至于‘武装干涉者’积极参加对俄国的掠夺和破坏的活动，他们却默不作声。”（《高尔基政论杂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48页）他的这些看法，较之于十月革命前后发表在《新生活报》“不合时宜没的思想”专栏里的那些文章显然已经大不一样了。

　　如果再看看他为了纪念列宁而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写就的那篇《弗·伊·列宁》，那他在国外生活的那几年，思想的进步更是十分明显的。该文讲到了农民，也讲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深刻地剖析了他们思想的劣根性。文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有一件事情我想起来就感到厌恶：1919年在彼得堡举行‘贫农’代表大会（看来，这是指1918年11余额在彼得堡举行的北方区域贫农委员会代表大会——《回忆列宁》编者注），从俄国北方各省来了几千个农民，有几百个住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冬宫里。当代表大会结束，这些人走了以后才发现不仅冬宫里所有的浴盆，就连大批珍贵的色佛尔（法国出产瓷器的地方——编者注）的 、萨克森（德国出产瓷器的地方——编者注）的和东方的花瓶都被他们当作溺器用了，弄得肮脏不堪。他们这样作，并不是由于需要，——公里的厕所是完好的，水管也是通畅的。不，这种流氓行为是毁损、糟蹋美好的东西的欲望的一种表现。在两次革命和一次大战时期，我几百次看到过人们这种想要破坏、丑化、嘲笑、诽谤优美的东西的愚昧的报复思想。

　　“不应该认为，我强调‘贫农’的这种行为是 由于我对农民抱着怀疑态度，不，我知道，就连一些知识分子集团，譬如呢些显然以为俄国没有他们就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的侨民们，也有糟蹋美好东西的病态的欲望。

　　“污损特别美好的东西的这种恶劣的愿望，与诽谤机器非凡的人物的那种可憎的愿望，具有同一根源。一切非凡的东西都妨碍人们按照 自己的心愿过活。人们所渴望的——如果他们渴望的话——完全不是根本改变他们自己的社会习惯，而仅仅是将其扩大而已。大多数人主要的牢骚和感叹是：

　　“‘不要妨碍我满找自己的习惯过活呀！’

　　“弗拉基米尔·列宁就是妨碍妨碍人们过他们习惯了的生活的人，这在他以前是谁也不能办到的。

　　“世界资产阶级对他的憎恨表示得既露骨，又可恶，到处都鲜明地闪耀着这种发青的鼠疫症似的憎恨的斑点。这种憎恨本身是十分可恶的，但是它向我们说明，在世界资产阶级心目中，弗拉基米尔·列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鼓舞者和领导者——是多么伟大和可畏。他的肉体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他的声音在地球上劳动人民听来却更加响亮，更加充满胜利的信心，而且地球上已经没有一个角落听不到这个声音在激动劳动人民的意志，号召他们去进行革命，创造新生活，建立人类平等的世界。列宁的学生们 ，他的力量的继承者们，正日益自信地、坚强地、顺利地从事这个伟大的事业》”（高尔基：弗··伊·列宁），载《回忆列宁》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 311-312页）

　　高尔基这段话说得是何等深刻、何等的好啊！在这里，他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不仅讴歌了伟大的苏联和伟大的列宁，而且还附带地赞颂了“列宁的学生们，他的力量的继承者们”即斯大林们！事实清楚地表明，高尔基在侨居国外的几年，思想不仅没有堕落，而且是大大地向前进步了。这是列宁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产物，也是斯大林在列宁之后领导伟大苏联在各方面都取得伟大成绩的产物，当然，这也是高尔基不断学习、不断反思所取得的一个重大的思想成果。这些思想成果又哪里是金钱能够收买得到的？更何况这些思想都产生于20年代，怎么可以用30年代的事来说明20年代的行为呢？这说得通吗？其实，高尔基尔基并不缺钱，更不会为钱而出卖自己的灵魂。高尔基人虽然在国外，但是他不断为国内的出版社和报刊写书稿、写文章，他的书在国内外销路都很好，一些书一版再版，译成其它文字也有版权收入，而苏联当时实行高稿酬，他的稿费收入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怎么会缺区区几千元呢？其实，所谓给他钱只不过是从他未领取的稿费里支取一定部分罢了。

　　李文和俄书对高尔基写批判文章非常反感。其实我想，文学艺术也好，科学技术也好，要能够健康地向前发展都离不开学术批评。斯大林是非常注意意识形态工作的，他当然也非常重视学术批评。高尔基在这方面写学术批评的文章本来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应该说，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比如在语言学领域，斯大林对以马尔为代表的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观点的批评，在经济学领域，斯大林对雅罗申科、诺特竟等人错误观点的批评，都是正确的。当然也有批评错了的情况。如在遗传学领域，片面地支持李森科学派认为后天获得性也可以遗传的观点而否定摩尔根学派有存在的权利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中国在这方面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也很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但是他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样就可以少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但这也绝不是说要放弃学术批评。就此而论，学术文化领域的领导人理应关心各自领域的动态，在发现某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是时，就应该及时组织学术批评，甚至亲自动手写文章。这应该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当然要防止主观臆断，还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避免当年苏联那样的事在我国重演。

　　李文和俄书还大反苏联各个文学艺术团体的运作模式，尤其反对这些团体领导人要经过党委审查这一做法。其实文艺团体应该接受党的领导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在我国，党的领导还被写进了宪法。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艺术是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其社会主义的方向就不能得到保证。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一面。就是说，党委要确定各文艺团体的领导人必须走群众路线，要广泛征求全自动意见，要把那些德才兼备、情在广泛认可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如果不是这样，所确定的领导人就不可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也不可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过就苏联当时情况来看，选高尔基来当作协主席是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如果连高尔基都不适合，还有谁适合呢？尤其可笑的是，李文和俄书居然对高尔基在第一次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里用了“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大加嘲笑，似乎这样称呼斯大林非常肉麻。殊不知这样的称呼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称呼，不仅高尔基这样称呼斯大林，斯大林也是这样称呼高尔基的。（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页）如果李文和俄书作者读过《列宁全集》里的书信，就会知道列宁在同志之间差不多也都是这样称呼的。是不是都不该用“亲爱的”这个形容词呢？不客气地说，这除了暴露自己的浅薄之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李文和俄书还大反高尔基的新现实主义，好像他们比高尔基还要高明。这实在让人感到可笑。我们知道，新现实主义是相对于现实主义而言的。应该说，现实主义在历史上也是一种进步的创作方法。它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实的斗争服务。这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受到世界观的限制，文学创作的旧的现实主义者在他们那个时代虽然也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他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懂得社会发展的方向，不能引导人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在今天已经落后于时代了。高尔基提出了新的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是他的又一巨大功绩。高尔基在《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说，“为了要好好地说明和理解旧时代有毒的、折磨人的卑鄙事情，就必须发挥自己现在所达到的成就的高峰，从未来的伟大目标的高峰来观察旧时代的能力。这种高瞻远瞩应当而且必然激发出那种自豪而喜悦的热情，这种热情会使我国文学具有新的风格，会帮助它创立新的形式，建立我们所必须的 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然只有以社会主义所经历的事实作基础才能建立起来。”（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29页）在高尔基的带动下，苏联出现了一大批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创作了一大批能够教育人、鼓舞人的的作品，塑造了一大批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这些作品中的英雄不仅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苏联人，也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这方面，高尔基是功不可没的。由于现在人们不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正在滑坡。多年来人们见不到像过去那样能够教育人、鼓舞人的优秀作品问世，青年人找不到可以作为自己学习榜样的英雄的文学形象，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此外，李文还引用俄书里关于古拉格劳改营某个劳改犯被枪杀和和劳改犯参加修建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奴隶劳动”来“揭露”高尔基的“堕落”。

　　在苏联，反革命利用妇女和儿童犯罪已不是个别现象。在斯大林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谈话里就讲到过这个情况，在罗曼·罗兰那个尘封了五十年后出版的《莫斯科日记》里就有这方面的记载。他写道，“听着妇女和儿童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在西方遗忘了那个事实：布尔什维克仍面临与残忍的、野蛮的、陈旧的俄罗斯的长期斗争。”（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显然，罗曼·罗兰表示了理解。对于类似的现象西方作家都能够不是李姐姐，而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高尔基就不能理解呢？他当然他更容易理解，这叫什么“堕落”？至于利用劳动对犯人进行改造，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这是苏联和中国改造犯人的重要手段。其实，劳动不仅创造了社会财富，而且还创造了人类本身。每一个人都必须从事劳动，而不应该把自己应该承担的一份劳动推给他人，这在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只有剥削阶级才认为劳动是下贱的事，才会把自己应该承担的劳动推给别人；结果，他们 成了多余的阶级，成了要消灭的对象。因此，高尔基歌颂劳改犯参加修建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劳动是很自然的事，而俄书和李文竟然将这种劳动说成是什么“奴役般的劳动”，正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苏联的“古拉格”，甚至连一些西方的政治人物和学界人士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大名鼎鼎的英国社会活动家和戏剧家萧伯纳在参观古拉格后曾这样说，“在英国，犯有过时的人进监狱时是一个正常人，而出来时这成了罪犯；在苏联，踏进监狱时是一个罪犯，而出来时这除了正常人，只是要劝他处于十分困难罢了。据我所知，他们愿意在那里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而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J·L·吉林博士则说，“显而易见，设立这样一种制度为的是改造罪犯并使他创新回到社会中去。”（转引自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人们要问：如果高尔基因为看定了苏联的劳动改造的制度就被说成的“堕落”，那么，这些细分的政界和学界名人如此肯定苏联的劳改制度，衙门是不是也是“堕落”了呢？

九、“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仅有希特勒，还有斯大林”吗？

　　李文说，“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二十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强大到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当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 。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杂志，1994年第12期，第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第9页）”

　　文章还说，“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合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的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是希特勒 ，还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

　　李文和俄书的这个结论未免下得太匆忙了。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说，“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所有的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材料（社会生活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总和。”（《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7-578页）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如果不能掌握事物总和的材料，那就难免流于片面性。就事论事、就话论话，抓住斯大林讲的一某句话而不联系一事物与它事物的联系，不理解事物的背景和它前前因后果，就想从中得出结论，那就难免不犯错误。在这里，我想指出，在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前一年，德、意、英、法曾于1938年9月29日签订了一个“慕尼黑协定”。这个协定与后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之间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是不能割裂开来看的。我们知道，捷克境内有300万日耳曼人，大多居住在苏台德区。1938年4月，苏台德日耳曼人党举行代表大会，提出把苏台德区从捷克分裂出去的“自治”纲领。希特勒以此为由，在德捷边境集结兵力，以战争相威胁。而此时的英、法政府决意把苏台德区“赠送”给希特勒，推动德国东进反苏。英、法的纵容使希特勒更加强硬。德国预定9月16日下动员令，10月1日进军。英、法两国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压捷克割让苏台德区给德国。在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下，德国又提出将捷境内其他操德语的地区统统划归德国，并对归并领土实行军事占领，限定10月1日以前解决问题。紧接着，希特勒宣布从9月28日起实行德军总动员，命令部队在9月30日以前作好战争准备。英、法政府被希特勒的战争叫嚣吓破了胆。9月29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半个月内第三次飞往德国，同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一起，在慕尼黑举行英、法、德、意四国首脑会议，当天签署了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迫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捷政府在德国限定的6小时内接受了《慕尼黑协定》。1938年10月1日，德军开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和其他住有日耳曼人的地区。1939年3月，斯洛伐克地区分裂主义者蒂索按照希特勒的旨意，宣布斯洛伐克“独立”，要求德国“保护”。3月15日，德军开进布拉格，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英法两国统治集团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希图获得对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的保障，但是，希特勒想到的却是被英法两国根据凡尔赛和约割去的德国殖民地，德国和英法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波兰。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于是他派了里宾特洛甫去苏联要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当然要考虑这一复杂的国际关系。斯大林深知，德国与英法之间有矛盾，与苏联也有矛盾。苏联与德国曾在1918年3月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按照和约，德国可以从苏联获得很大一片领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德国成了战败国，它与苏联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成了一纸空文。希特勒当然不会忘记这件事。因此，德国与苏联的利益矛盾也是明显的，战争也是迟早的问题。但是，此时的苏联还未做好打仗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可以喘息的时机。因此，德国要求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苏联自然不会反对。不过这样一来，在希特勒侵占波兰时，它就不好反对了。斯大林从共产主义革命的长远利益考虑，签订条约是一件利大弊小的事。这就是斯大林在1939年8月9日讲话的精神所在。后来的事实也是这样。斯大林的讲话以及根据这一讲话所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苏联争得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而在战争结束时又为东欧一系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斯大林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当然，斯大林当时也可以作另外一种选择，即与英法结盟，反对德国侵占波兰。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然而斯大林不能不考虑英法所实行的绥靖主义政策，这个政策不仅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实际上是纵容德国把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引向苏联。对于英法两国的这个民族利己主义考虑，斯大林当然是极为气愤的。问题还在于，在此之前，苏联曾与1939年 7月9日倡议在莫斯科举行苏英法三国军事谈判。本来苏联也是很真诚地对待这次三国军事谈判的，组成了以国防人民委员部长伏罗希洛夫为首的高级军事代表团，准备参加会议。而英法两国却明显缺乏诚意。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拉克斯是一个退了役的海军上将，而且没有携带全权证书；法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杜芒克则是一个兵团司令。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英法代表团不坐飞机，而搭乘一艘行驶缓慢的客货轮，直到8月11日才驶抵莫斯科。8月12日，三国开始进行军事谈判，苏方提出，苏联鉴于和英法两国没有共同边界，应有权通过英法的盟国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但是英法却让苏联奚 这两个国家直接提出，而波兰和罗马尼亚则拒绝苏军过境全的要求。8月15日，苏方提出，苏英法一旦发生共同抗击侵略时，苏军将在前线部署136个师的兵力，而英居然答称，他们只能派6个师的兵力。所有这些，英法两国根本就没有达成协议的诚意。结果，苏联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在8月21日的会议上声明，对英法是否有诚意进行军事合作表示怀疑，谈判拖延和中断应由英法方面承担责任，宣布无限期休会。（见王振德：《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996年版，第157-158页）
德国知道上述情况后，希特勒的外长里宾特洛甫于8月23日抵达莫斯科，当即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举行会谈，并于当晚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关于此事，法国著名政治家、曾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在回忆录里有一个比较公允的说法：“人人都看得清楚，斯大林决定和希特勒合作的问题，是因为他相信法国将按兵不动，于是德国就可以伸出一只手来，苏联与其作为牺牲品，倒不如和希特勒共享一个牺牲品。”（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在引用了戴高乐此话后也说，“揆诸情理，苏联政策无可厚非。”（《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 页）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还没有能够充分表达斯大林高瞻远瞩从世界革命的战略高度来观察到的全部深邃的思想。而李文和俄书竟然说什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仅有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故意将斯大林与希特勒与相提并论，把斯大林说成是二战的罪魁祸首，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乃是对斯大林的恶毒的中伤！应该指出，斯大林在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中为全世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和所有进步人类都有目共睹的，甚至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也对斯大林推崇备至。在这方面，在二战期间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里描绘了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前夕举行的即7月24日波茨坦会议上的情况，他写道：

　　“自然而然，所有的与会者，不管是主要的还是从属的，都把目光集中于斯大林身上……他在讲话的时候似乎身边只有两个人。没有丝毫的拘谨，没有任何作秀，在对自己的思想的陈述中，没有任何的不顺畅之处。他的每一个词语，似乎都是专门为了这次会议，为了这一时刻而准备的。”（转引自奥·尔·勒热舍夫斯基编：《斯大林和丘吉尔》，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612页）他还在战后即1945年11月7日于下院发表讲话说，“对于这位真正伟大的人物，自己祖国的父亲，在和平时期主宰国家的命运、战争时期战无不胜的祖国保卫者，除了最崇高的赞扬之外，我没有别的感觉。”（同上，第615页）11月9日，《真理报》刊登了这份讲话。斯大林并不领情。他在其《南方来信》(当时斯大林在高加索度假)中对“四人小组”（指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四人）说：“我认为公布丘吉尔对俄罗斯合适的了的赞美之词是错误的。这是丘吉尔所需要的是安抚自己的良心并且掩盖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同上，第615页）丘吉尔作为反希特勒联盟的创始者，与斯大林有很多次的接触，他深知，苏联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最大的民族牺牲，是这场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而斯大林作为苏联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更是无人可以与之相比，他在战后发表敌视苏联的言论，说苏联是“铁幕“，其内心应该是不安的，所以他就要通过某些对斯大林和苏联的称赞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丘吉尔的称赞是言不由衷的，而应该说，他的称赞是有其事实根据的。

　　至于《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摈弃“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来取代，那就更荒唐了。这其实是故意混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是在丑化苏联的同时为纳粹德国背信弃义、撕毁条约的侵略行为进行美化和辩护。这种恶劣的行径肯定会遭到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前苏联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

十、《二十世纪俄国史》从历史教科书到历史垃圾的演变

　　李文说，《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倡议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俄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吧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　　   教科书使用。”

　　李文的这段吹捧《二十世纪俄国史》的话暴露了很多问题。

　　首先，关于“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倡议的”。

　　按李文此说，似乎普京和该书的作者与普京总统有直接的联系或关系。事实果真是是这样吗？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普京早就对俄罗斯历史学界一些人否定苏联历史、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表示了不满，并且还采取了一系列与之相反的措施。他恢复了苏联国歌的旋律，恢复了苏联时期的一些纪念日，并且在2004年重新出版了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还将其在9月份开学之前干引出来送到各高等学校图书馆，供有关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阅读。这都是十分明确的信号，它告诉人们，苏联的历史是不能随意歪曲和篡改的，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斯大林领导伟大的卫国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不能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自此以后仍然是一部极为重要的的教师参考书。

　　但是，有人却故意贬低重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意义，中央编译局的郑异凡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一本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经典’，由于将近半个世纪没有再版重印，自然会成为难得一见的‘珍本书’。由于某种需要， 重印几本， 是很正常的事， 无需做更多的联想。”（郑异凡：《一本引起争论的历史教学参考书》，载《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2期）看来，这位郑先生实在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他知道此书是“一本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经典’”，也知道它“近半个世纪没有再版重印”，而此次重印的印数是1517册，是“难得一见的‘珍本书’”，但是却看不到此事的巨大的政治意义。想当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一部重要的批判对象，自那以后，除了批判的需要，苏共历任领导人就再也没有重提过这本书。而普京提出重印此书，难道不是一个重大事件？而且此书被指定发到各高校共悠久历史和政治的专家学者阅读，难道不是意味着一个拨乱反正的序幕？实际上，这正是对于在历史学领域一些人继续反对斯大林，继续否定苏联的历史的一个有力的回击。郑异先生还说，“从‘内容简介’和区区印数也不难看出，重印《简明教程》的对象不是中学历史教师，而是数量有限的俄国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的学者和专家！”他显然不懂得普京这样做的深意。马克思说 ，“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从高校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使用的教学参考书开始，就会很快影响到历史和政治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而这些学生毕业后就会影响到中学的历史和政治课的教学。事实也正是这样。2007年，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由亚·维·菲利波夫编著的11年级的历史教师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此书对斯大林和苏联都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已经开始在一些地区使用，而其全面推广使用也只是时间问题。郑文还说作者不是教授，批准该书出版的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也不具权威性，无权批准。想以这些来否定此书，显然是一种迂腐之见。在我看来，只要有水平，不是教授同样也能写出很好的作品，但是，教授们却不一定就写得出来。鲁迅当年在北京写了那么多好作品，但他并不是教授。只是926年到厦门后才被聘为教授的。至于“批准”当然有一定的程序，但是，在有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授权的。教育部虽然有“批准”的权力，但是，真正的人才却在高校，教育部为什么就不可以授权“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作这件事呢？看来郑先生头脑里的官本位和等级观念还很顽固，竟然用这样一些程序上甚至是名义上的“问题”来否定一本不如他的意的书，这又怎么能够达到目的呢？

　　2007年18-21日，俄罗斯在莫斯科召开了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一线教师、人文社科工作者以及俄教育部、科学院的负责人都到会参加。普京总统在6月21日还亲自接见了部分与会代表并与他们进行了座谈。普京指出，由于过去人文科学和历史教育领域的混乱，不能客观反映国家现代历史事件，许多有外国背景的教科书充斥诋毁俄罗斯的内容。他呼吁全俄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他警告出版界：必须对出版的教科书承担责任。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教学标准，鼓励编写和出版新的历史教材。绝对不容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转引自吴恩远、张树华：《译者前言》，载亚·维·菲利波夫著《俄罗斯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显然，普京所倡议的并不是祖波夫所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而是要改变自90年代以来在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编写方面存在的混乱，特别是否定前苏联在建设现代化强大国家和卫国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的倾向，要编写能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教材，但是，祖波夫主编的这本《二十世纪俄国史》完全违背了普金的意愿，可谓南辕北辙，恰好相反，怎么能说“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倡议的”呢？再说，按照李文的说法，“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才“觉得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而“推荐”了他的？是普京吗？从李文的文字看似乎是普京。但是事实又如何呢？我们知道，索尔仁尼琴在历史上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不仅反对斯大林，而且走得更远，认为斯大林的做法来源于列宁主义，还要反对列宁才行。当然，他所直接攻击的还是斯大林。不过索尔仁尼琴到了晚年，思想有了很大变化。1994年他回到祖国后开始对于过去写的的东西所写的作品有所忏悔。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他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这和《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主编祖波以及具体编写者们的思想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又怎么能说“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来呢？需要指出的是，普京的思想恰恰不是要搞什么“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他强调的是对斯大林的肯定，强调的是对苏联建设成就和卫国战争战绩的肯定。实际上，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与普京的思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把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说成“是普京任总统时倡议的”显然有冒充之嫌，无非是想假借普京总统之名来为俄书和自己的文章披上一件吓人的外衣搞“吓人战术”。鲁迅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鲁迅全集》第6卷，人们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吓人战术，顶多吓人于一时，而事实上，这里所耍弄的吓人战术连这个“一时”也没有做到，岂不可悲也夫！

　　其次，关于所谓“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

　　李文一方面大肆吹捧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说儿啊是一部“颠覆性的著作”，甚至不惜伪造事实，说该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倡议的”。但是，一个无情的事实是，虽然该书是作为俄罗斯11年级的历史教科书写的，但是，最后并没有成为教科书。李文生是因为“书的篇幅过大”，而不是因为内容存在问题。这种说法又能骗得了谁呢？如果一本书内容很好，只是篇幅过大，那很简单，只要在原书之外再出一本符合教科书容量的压缩本就行了，怎么就“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了呢？可见，问题并不在于篇幅，而恰恰在于内容。此书的内容完全背离了普京提出重新编写教科书的初衷，这才是该书不能成为教科书的真正原因。从教科书到非教科书已经最好不过地说明，祖驳夫主编的这本《二十世纪俄国史》是一部失败的著作。

　　或曰，“此书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在办数次。”这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这本书的内容实际上是自90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历史教科书的大杂烩，有些人为了猎奇，有些人则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他们如蝇逐臭，为之叫好，为之推销。但是，它的反动的内容决定了不适合青年学生阅读，不能成为教科书，也决定了它的未来其实只有一条路：成为历史垃圾！

　　在中国，有人出于同样的目的，希望它能够译成中文。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它在中国的前途将是更加可悲的。我相信，这样的书，在中国是不会同意出版的。我们理应用科学的、客观的、真实的历史教育人民，教育学生，而绝不应该用这样的历史垃圾对他们进行精神污染。对于这样的历史垃圾，只有一个办法：对其口诛笔伐，彻底加以扫除！

　　毛泽东《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词曰：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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