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济”主宰中世纪欧洲经济组织

　　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经济界提出探讨企业伦理问题的需求，从而掀起一场蔚为大观的企业伦理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道德经济”的复兴。早在中世纪，“道德经济”就曾主宰过欧洲经济组织达数百年之久。在宗教成为生活必需的中世纪，教会给人的一生打下深深的烙印，从出生施洗到结婚典礼，再到死后葬礼，每个人都与教会紧密，相连。

教会为早期劳动合作设立基本框架

　　关于教会的功过是非，至今仍众说纷纭。的确，到了中世纪后期，教会陷入了虚伪、腐化、堕落的泥淖而无法自拔，当然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历史过程。尽管教会的腐败是不争的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早期基督教是以同情受压迫者的面目出现的．曾提出人人平等的思想和宣传贫富都能得救的教义。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代表当时新兴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客观地说，无论是在持续性、力量还是在眼界方面，中世纪教会的行动都比当时的世俗政府的行动更为出色。如10世纪末，法国王权处于极度衰微之中，法国教会一直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北方蛮族的入侵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曾一度使完整统一的西欧陷入混乱、动荡和分裂的格局，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教会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而它自己就是这个社会的监护人。

　　从中世纪初期开始，教会就致力于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这为早期劳动界的合作设定了一个基本的策略框架。合作得以延续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是，劳动成果在劳动者（如师傅与帮工）之间按大家共同认可的合理比例进行分配。

“劳动是上帝赞许的事”

　　罗马帝国后期曾形成轻视体力劳动的社会风气，“劳动”一直被视为卑贱者的事，社会上存在相当多自由民厌恶劳动而甘心以乞食为生。日耳曼人也带头尚武、．鄙视劳动。教会宣布劳动的必要性与尊严，认为劳动不再是奴隶的专利，而是上帝赞许的事，是得到救赎的途径之一，这极大地调动了生产者特别是手工劳动者的积极性。在教会看来，手工技艺作品不仅是一件生产者谋生的物品，而且也是劳动者价值的体现，是劳动者向上帝展示自己技艺的杰作。

　　对劳动阶级怜悯的最初迹象也是在教会中出现的．神学家和牧师如伊夫·德·沙特尔（Y．D．Chartres）、赭弗理·德·特罗伊（G．D．Troy）等，积极宣传贫民劳动的社会价值，认为农奴及自由人在上帝和他的圣餐前本来是平等的。他们还谴责压迫穷人的人，有的甚至发出了反对农奴制的呼声。教会曾试图改变封建统治的暴虐和制止它对臣民的剥削，广泛宣传仁慈、鼓励善行，号召人们给妇女和儿童以及流浪者提供安全和保护。教堂及其周围的地区被视为圣地，任何人不得在此行暴，这实际上为贫困无助者及弱者提供了一个免遭暴虐的避难所。

“共同的利益”：13世纪主要的经济原则

　　经院哲学家们率先对劳动组织、财产的起源与限度、个人所有制或公社所有制、工资和公平价格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劳动是一种手段，是赎罪因而也是完德的手。段，它只能被用来为人的基本目的服务。在13世纪经院哲学家提出的经济理论中，最主要的经济原则是“共同的．利益”，而不是利润。当时，许多经院哲学家都异口同声地谴责那种超越“生活需要”的贪欲。例如，奥古斯丁（A．Augustin）声称．凡是所拥有的财产超过自己需要的人，他就占有不属于他的东西。而圣·托马斯·阿奎那（St．T．Aquinas）则说，“贪欲是无艺的”，“人对物质财富利益的使用有着某种节制，根据自己生活的需要并考虑自己的条件”。在他看来，当某个人超越这种节制，欲求获得或保持过多的财富时，这种欲望便成了罪恶。经院哲学家的这些责难和为此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警示的作用，防止一部分基督教徒受另一部分基督教徒的奴役。    ．

　　在人类的社会与经济行为中，当生存博弈规则与道德博弈规则水乳交融时，就会出现和谐与公平；当生存博弈规则与道德博弈规则分道扬镳时，就会出现冲突和不公平。欧洲中世纪之所以出现“道德经济”，原因就在于生存博弈规则与道德博弈规则能够融合在一起，而且后者对人的行为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主要得益于宗教特别是经院哲学家思想的影响。

宗教信仰为商人规定道德环境

　　由于信仰的一致性、节俭易行的礼仪、教徒相差不多的社会背景以及共同的行、为，教会的纯洁性得到保证。教会的信仰和理想主义给中世纪的商人规定了普遍的道德环境。可以设想。在一个人人都去做忏悔的时代，那些过分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人，良心会受到谴责。现代学者称中世纪推行的是一种“健康而诚实的经济”，看来不无道理。

　　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各种行会是源于宗教的，那时的资产者几乎都是行会会员，而这些行会都是出于宗教目的而建立。在这些行会或商人同业公会中，有些干脆称作“慈善会”，最著名的如图尔内的圣克里斯托夫慈善会等。早期行会制度能够保证财富在劳动者（家庭作坊的师傅与帮工）之间公正分配，原因也在于此。在13世纪，对圣体崇拜的发展促进了行会组织的蓬勃兴起，大部分行会最初完全是为圣体圣事而组成的。资产者、商人和手工匠人组织在一起，是“为了发展、提倡和崇敬祭台的圣体”，贝蒂纳行会的会章绪言就这样写道。在宗教生活渗透到方方面面的中世纪，在到处弥漫着宗教精神的氛围中，可鄙的斤斤计较和精明算计是没有立锥之地的——明目张胆的剥削行为就更不用说了。

　　比利时学者亨利·皮朗（H．Phenne）对此有过一段精辟的评论：“中世纪的经济……无愧于它同时代的教堂。它使资产者廉价地得到了生，活上的好处。它无情地打击各种营私舞弊行为，使劳动者免遭受竞争和剥削，规定了劳动者的工作和工资，关心他的卫生条件，开创了学徒制度，禁止雇用妇女和儿童。”这或许可以作为欧洲中世纪“道德经济”的一个注脚。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研究中心）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18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