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农业发展道路之争
1853–1856年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惨败后，痛定思痛，开始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业，由此掀开了工业化的序幕。19世纪下半期负责工商业事务的财政部倾全力实施工业化计划，大力兴修铁路。被誉为俄国工业化之父的维特，更是不遗余力地不惜重金，发展重工业。l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业化成绩斐然，俄国跻身于中等资本主义国家之列。俄国工业发展一枝独秀，农业生产却徘徊不前，症结在于有限的财力用于工业和铁路，农业受到冷落。财政部、内务部和国有财产部（1894年起改组为农业和国有财产部）围绕农业纲领一直矛盾重重，各行其是，甚至意气用事，导致农业问题更为复杂。农业贷款的形式、规模之争折射出政府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的缺失。l9世纪末—20世纪初农业和农民问题一直是俄国最棘手的问题。
一、关于国家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
从19世纪90年代起工业和农业比例失调导致俄国统治集团围绕国家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产生争论。农业生产集约化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十分重要，但多数领地贵族和绝大多数农民囊中羞涩，缺乏流动资金，更谈不上长期投资。因此，关于俄国经济发展中工业和农业孰先孰后问题，关于财政大臣维特力争保护工业的方针问题的争论，变成了关于农业吸引资金的方式和规模的问题。在俄国国家不向农业直接拨款，出路在于设立农业贷款，借助于此，货币市场的部分资金将流向农业。由于俄国农业收入低，农民份地经济无抵押能力，预先决定了必须由国家担保发行农业用途的有价证券，由此这种证券在货币市场上与国家其他证券和由国家担保的证券产生竞争。
1861年改革后政府未认识到农业贷款的作用，认为地主获得赎金可使其经济适应新经济条件，而农民不再依附于地主后，社会地位得以改善。最初靠私人土地银行满足地主对抵押贷款的渴求，但领地贵族多将赎金和私人银行的贷款用于非生产目的，很多地主刚刚还上旧债，又被新债所困。改革后农业生产迅速发展靠粗放式方法扩大耕地面积和变草场为耕地，导致畜牧业萎缩。世界农业危机对俄国农业冲击很大，财政部、农业和国有财产部围绕如何化解农业危机意见不一。
财政大臣维特在其任期内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国家帮助农业不是直接投资而是提供低息贷款，兴修铁路网，建立远洋商船队，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为农产品扩大国内市场，增加投资，最终为农民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维特最初反对国家向农业直接投资与其准备向农业大规模贷款有关，在重新审查国家银行章程草案时，他强调尽可能简化工业和农业的贷款手续。1894年前维特坚持向农业贷款的立场，相信借助于纸币可同时刺激工业和农业。但是当维特意识到实施金本位不可能增加纸币流通量时，他别无选择地倾全部财力发展工业和兴修铁路。
1891年俄国与德国的关税战升级，俄国农产品向德国市场出口份额萎缩，为领地贵族贷款问题再次凸显。政府内部一派力主国家通过种种手段加大支持贵族的力度；另一派则坚持为所有等级造福。1892～1893年是贵族地产波动最剧烈的时期，贵族地产危机四伏成为上层统治者围绕维特经济方针之争的焦点。尼古拉二世登基后，非常关注农业问题。因此，维特不得不为坚持发展工业方针分神。他坚持按既定路线前进，在1895和1897年预算报告中，向新沙皇强调亚历山大三世时期所信奉的“维持预算平衡、准备货币改革和发展国内工业”思想，赞扬亚历山大三世是国内工业的守护神，坚信回归农业国家无疑是“经济灾难”。维特坚持领地贵族利益是“私人经济”，不能与国家利益或者农业利益相提并论。 贵族等级事务特别会议试图改变俄国经济总方向未果，因为与历史进程的客观趋势相矛盾，且优先发展农业的拥护者没有切实可行的纲领，结果该会议旨在扶持贵族等级的兴农措施收效甚微。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贵族请愿书将等级要求放在了首位。从90年代末开始，粮价逐渐回升，抱怨地主经济蚀本的根据不足，贵族批评维特经济方针的理由愈来愈不充分。同时，农民特别是中部黑土带诸省的农民地位明显恶化，争论各方开始公开讨论“中部地区贫困化”问题和必须减少赎金、如何化解农民缺地和少地问题。
维特的对手将农民贫困的全部责任推到财政部的税收政策上。1897年国家监察使Т，И，菲力波夫指出：“农民，特别是中部诸省农民无力纳税”，尼古拉二世“完全赞同”。翌年，菲力波夫在例行报告中专门强调“相关部门”必须遵照尼古拉二世的旨意减税和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农业贷款特别是抵押贷款机构设立初期，有利于大领地贵族自保。根据1893年12月14日法令，农民的份地既不能出售，也不准抵押，即使支付了全部赎金也不行。后来这些严厉规定稍有缓和。最终政府在地产和贷款方面维护等级原则的种种努力落空，甚至专门为保护贵族地产而设立的贵族银行此时也无能为力。
维特从容面对指责，他承认一些地方农民经济走下坡路，但根源不是由于自己的政策，而是源于农民无权地位和等级隔绝。维特1903年前对村社颇有微词，此后不再认为村社是农民福利的保证，承认农民为保护工业付出了代价。1899年夏天，维特成功地化解了对其倡导引进外资政策的攻击，但从1899年秋天起，世界性金融和工业危机的爆发为财政大臣的对手提供了新的口实。
二、关于国家如何影响和发展农业
19世纪90年代俄国上层统治者围绕工业和农业发展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一直争论不休，而国家究竟如何影响和推进农业并无良策。
俄国为加强农业生产集约化，1894年将国有财产部改组为农业和国有财产部。尽管该部围绕农业发展并无完整的设想，但力图定夺所有与农业有关的事务，与财政部的冲突不可避免。1893年叶尔马洛夫主管国有财产部，接着主管农业和国有财产部。他不属于“农业帮”中的极端代表，清楚工业发展与农业进步的相互联系，只有在俄国国民经济所有部门发展的前提下，农业才能发展。但叶尔马洛夫未制定出促进农业发展的计划，不仅由于叶尔马洛夫作为大臣能力不足，还由于政府缺乏对农业发展的通盘考虑。
1893年国有财产部提交的方案提出，将在萨马拉一沃罗涅日一巴尔特一线以南地区实施灌溉，为此申请20万卢布启动经费。因为1891年饥荒的阴影犹存，所申请的拨款数额小，维特未反对该方案，国务会议对此予以鼓励，只是抱怨国有财产部在“土壤改良方面和国家繁荣方面至今缺乏总体计划”。叶尔马洛夫为弥补这一漏洞，提交了考查伏尔加河和西德维纳河、第涅伯河、顿河和欧俄中部其他河流上游的计划，分析各河流的现状，建议通过植树保护水源和保住上游河段抗春汛的能力。尽管农业和国有财产部将每年考察经费定在4万卢布，财政部仍然不同意。叶尔马洛夫依据水文学研究的初期成果，于1896年末提出了在欧俄南部和东南部进行土壤改良的工作计划，蓄集春汛和雨水进行灌溉，启用萨马拉、赫尔松和叶卡捷琳娜斯拉夫省的水文观测站。维特则对农业和国有财产部在数千万俄亩土地上实施土壤改良制度的能力表示怀疑。国务会议不支持财政部对待农业的冷淡立场，并希望农业和国有财产部在欧俄国有地上推广经济作物，为地主做表率，因此批准该部1897和1898年各20万卢布，而下一步继续拨款问题仍然是未知数。问题首先在于该部办事不力，到l900年，1898年拨款尚未正式启用，已经开 T的T程造价高，质量差。从l900年起因俄国与日本争锋财政上捉襟见肘，不得不削减预算支出，1902年国务会议认为欧俄发展灌溉事业不应指望国家，应靠土地所有者自筹资金。
尽管从19世纪80年代起关于优先发展畜牧业和经济作物的议论沸沸扬扬，但农业和国有财产部在这方面很少作为。得到经费有限的农业和国有财产部，将主要希望寄托在土壤改良贷款而非国家直接参与。当时农业界纷纷指责维特不关心农民生活，维特不得不于1899年表示农业和国有财产部若能拟定帮助中部地区农民畜牧业的计划，将提供资金支持。这种计划对于该部不仅力不从心，而且在叶尔马洛夫的纵容下，地主左右着在农业和国有财产部之下设立的农业会议，农业会议拒绝提出发展畜牧业的计划，维特以此为由拒绝拨款。
三、关于土壤改良贷款
财政部与农业和国有财产部之间的严重分歧在于土壤改良贷款。与抵押贷款不同，土壤改良贷款是贷款的特殊形式，旨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l9世纪中期，西欧国家由于世界性农业危机影响，迫切需要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实行集约化生产，率先推广土壤改良贷款。同时，在俄国设立土壤改良贷款的必要性已经形成共识。l9世纪中期瓦卢也夫委员会倡导全面推广土壤改良贷款，但统治集团对土壤改良贷款的实质理解不一，农业帮热衷于将其推及整个农业生产，而财政部则极力将其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争论不可避免。国有财产部拟于l892年夏天实施改善农业贷款的第一个方案，但讨论中受阻，因为许诺由国家银行负责农业贷款，但1894年国家银行章程仅授权购置农具贷款，这不能令l895年2月17日提出组织土壤改良贷款新方案的叶尔马洛夫满意。叶尔马洛夫在方案中强调农业对国家的贡献，强调从粗放型粮食生产向集约化经济过渡更需要大宗贷款。农业和国有财产部承认，领地贵族得到的赎金和抵押贷款未全部用于农业需要，建议现在追加专项用于土壤改良的抵押贷款，实行严格监督。
叶尔马洛夫的方案未提交国务会议之前，维特私下向其言明，不允许将土壤改良贷款作为挽救贵族经济的救命稻草，坚持灌溉、植树、果园、葡萄园属于土壤改良贷款，而购置农具、酿酒、甜菜糖厂、农业建筑、改善生产组织不在此例。这是策略，因为恰恰地主对灌溉和植树不感兴趣。国务会议在这方面完全赞同维特的主张，力主缩小土壤改良贷款的范围，用于灌溉和种植果树可得到资金支持。1896年经过多次交锋后通过了《关于改善农业贷款的临时法令》，责成农业和国有财产部负责实施，由国家每年出资设专项基金，贷款用于排水、灌溉、浇灌、加固河岸、疏通沟壑、酿酒等。贷款的上限是工程造价的75％，还款期限7—30年，利息每年4％。法律规定贷款面向所有等级，只要借款人以不动产、收入等作抵押，就可以获得1千卢布的贷款。
1896年的方案令贵族大失所望，土壤改良贷款范围过窄，且需层层审批，不易得到，1897—1900年仅发放贷款1l6笔34.9万卢布。在叶尔马洛夫不懈努力下，1900年5月29日颁布了新法令，规定除以前贷款项目外，用于改善地主经济的辅助设施和加工农产品企业以及购置种畜均可举贷。此后种植牧草、改良草地、加工奶油、养殖业以及购买生产工具也可贷款。叶尔马洛夫取得的胜利实在有限，因为土壤改良贷款范围有所扩大，但不增加拨款。1895—1896年农业和国有财产部得到的土壤改良贷款是100万卢布，维特许诺当该项经费用尽时每年再追加50万卢布。到1914年末，用于土壤改良的贷款共1864笔490万卢布。
由于数额过少对农业的影响有限。
四、关于短期贷款
用于流动资金的短期贷款问题对领地贵族最为迫切，特别是在农业危机条件下。粮食收获前为支付田问农活费用和其他支出或待价而沽地主需要钱。在这些情况下地主没有结算的商业票据，因为交易没有进行。农民也需要粮食贷款以避免粮价低受损，但银行通常不给农民贷款。
1884年1月28日财政部被迫为地主提供只有借款人签字的期票（一人签署的票据，即单名期票），以领地作抵押，包括重复抵押，期限9个月。因为领地负债累累，贷款额不超过领地价值的65％，财政部则担忧国家银行的单名期票贷款“不是用于流动资金，而是用于偿还抵押贷款的债务”。事实确实如此，在限制单名期票贷款情况下，一些人通过债务过户形式，将短期贷款变成长期贷款。根据贷款机构统计，到1893年，只有30％的借债人将单名期票贷款用于流动资金，而70％的借款人领地负债累累，无力还债。此后这种情况仍在延续。1894年单名期票贷款的期限延长到12个月，贷款手续也简化。结果单名期票贷款年度额增加，l893和1895年单名期票贷款分别为2000和4230万卢布。若1893—1895年财政部不得不为支持领地贵族提供这种贷款，那么准备向金本位过渡则要求国家银行减少长期债务。为减少这种贷款，1896年9月19日维特授意财政委员会决定，银行一般应拒绝其作为与发行性质不符的单名期票贷款，即使同意在有限额度内和一年农业周期内为地主提供周转资金，银行也应坚决反对地主推迟还债。单名期票贷款的短期用途和其抵押贷款保证的内部矛盾性，与贵族无支付能力交织在一起加剧了单名期票贷款变成长期贷款的趋势，导致国家银行资金的压力加大。国家银行为顺利履行维护货币流通任务，应该使投资易于回收。
1898年维特试图采取一个步骤，既能满足领地贵族对短期贷款的需要，还不损害国家利益，财政部建议允许私人商业银行和互助贷款协会发放单名期票贷款，以土地作担保，在还款期限前的6个月内国家银行对土地重新登记。这种业务的意义在于，私人银行更严格追偿债务，而国家银行因与贷款机关而非与土地所有者打交道降低了风险。在国务会议上有远见的贵族对地主欠债问题十分忧虑，坦言“我们农业经济渴求贷款已成病态”，建议抵押贷款和单名期票贷款的上限为估价的60％，以避免出现无力还债情况。l898年5月11日尼古拉二世批准了私人银行的单名期票贷款法。最初这笔业务不活跃，只是六三政制时期才多起来。
国家银行为自保目的力图减少单名期票贷款促使领地贵族及其代言人寻找其他途径。商品抵押贷款是这种资金来源之。发展粮食贷款的可能性取决于粮仓的存储能力，粮仓不属于借款人所有，因此粮食贷款一开始就与粮仓相关。到19世纪80年代俄国地主和官吏将粮仓视为解决农业问题的灵丹妙药，借助于此迅速改善粮食出口，提高粮价和农业收入。地主强烈呼吁国家广泛干预粮食贸易。建立大型粮仓网的计划包含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目的：一是保证出口贸易的条件更有利；二是取消作为生产者和国内外市场之间的粮商。为实现第二个目的建议在产粮区建粮仓，地方自治局粮仓将接受农民粮食，从此农民不用秋天价低时抛粮，可待价而沽，为此向其提供商品抵押贷款，由国家负责建粮仓和提供贷款。1888年6月11日和l889年1月29日法律授权铁路建粮仓，可依靠国家银行、私人银行和铁路运营资本提供贷款。
1893年财政部进一步关照粮食贸易，特别是粮食抵押贷款的贸易。粮食大丰收和与德国关税战必须采取特另U措施抑制粮食进入市场，维持价格。1893年8月恢复国家银行的直接贷款，l894年继续实施此举，同时允许地方自治局作为银行和农民之间的中介（农民得到粮食抵押贷款前提下）。结果1894年国家银行接受了l.45亿普特粮食的抵押，其中地主、农民和商人分别抵押7810万、3160万和3530万普特。用这种办法将l/3出口的小麦和黑麦从市场上收回，缓解了对秋季价格的压力。应当指出，类似的抵押比例后来再未出现，而对l9世纪末—20世纪初粮食抵押数量也是空前的，只有1909年大丰收后才超过这个数字。
财政部为准备货币改革和最大限度盘活滞留资金，开始提高商品抵押贷款的条件。l896年8月2日再次减少粮食抵押贷款的期限为6个月，禁止延期。随后国家银行要求债主抵偿抵押粮食因夏季价格下跌的损失，到9月10日前（即出售粮食）偿还贷款。提高商品抵押贷款的门槛引起了领地贵族新的抱怨，贵族力图在贵族事务方面的会议上讨论各种形式的短期贷款问题。维特在商晶抵押贷款条件E毫不让步，反对延期还贷和降低贷款利息，强调“商业性贷款要求支付市场平均利息，不取决于需要贷款者的经济状况”，毫不妥协地坚持国家银行短期贷款的商业基础。
可见，到工业危机初期，短期农业贷款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维特仍然坚持其担任财政大臣之初的主张，认为纸币流通可能刺激国民经济，l893—1894年一度促使单名期票贷款短暂的和相对的繁荣。但从l896年起维特因无法解决地主企图将单名期票贷款变成长期贷款和国家银行无法监督短期期票之间的矛盾，其立场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些原因影响到l893—1894年国家银行的商品抵押贷款和随后强化相关规则，财政部寄希望于铁路发展粮食抵押贷款。货币改革之初引起了国家银行短期农业贷款的减少，同时国家大型粮仓发展乏力致使其接受生产者粮食抵押的能力不足，导致粮食抵押贷款变成不是为农业贷款而是为粮食贸易首先为出口贸易贷款。还必须指出，单名期票贷款初衷毫不掩饰是等级性的，主要为地主经济提供流动资金。粮食抵押贷款形式上允许农民申请，主要借助于地方自治局，但实际卜国家银行粮食抵押中农民份额只有1893—1894年较多，当时银行将抵押物放在借款人的仓库，后来农民粮食抵押需就近放在地方自治局的粮仓或放在国家银行的仓库中（国家银行仓库只是1910年才开始建设）。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押商品贷款为粮食生产者所用，主要为地主所用。
五、农民经济困难重重
农民经济问题是农业高涨的中心问题。农民需要抵押贷款购置土地，需要短期贷款以得到流动资金。l9世纪80年代初，统治集团承认，农民缺地十分危险，设立农民土地银行是对策之一。
维特担任财政大臣后要求负责贵族和农民银行的A.A.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尽陕提出自己的主张，当时围绕重新审查农民银行章程一事尚没有着落。村社的反对者戈列尼谢夫一库图佐夫准备依据1889年国务会议指令拟定方案，建议在银行章程中借助于银行的贷款政策发展农民小私有地，银行应该扶植借助于银行购置的土地或从村社分出的地块基础上形成的独立田庄。
戈列尼谢夫一库图佐夫关于发展农民私有地的设想明显与内务部制定的旨在巩固村社和阻止农民脱离村社的法案相冲突，因此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的相关建议在财政部内部因策略不周（不能与内务部政策相左）遭致非议。局外人认为银行的任务不是支持富裕农民，而是贫困农民。这时维特不愿对村社直接下手。主持内务部的普列维处处与维特作对，强调“俄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社会体制，力主维护村社”。
在拟定银行章程过程中围绕银行独立购买来源问题变化很大。1893年第一个方案对银行发行证券无任何限制，第二个方案对“卖地数量有限制”，银行一年发行自己购买的证券为500万卢布。农民银行新章程方案暴露了专制制度对农业问题的空洞关怀。在讨论国家银行章程时不能回避农民贷款问题，同时也在审查不许割让份地的法案。以本格为首的国务会议的少数派建议“设立各类小土地贷款”，接受份地抵押。以维特代表的国务会议的多数派断然反对份地向私人银行抵押。但维特和杜尔诺沃赞成国家贷款机构接受份地贷款，并体现在1893年12月14日的法令之中。显而易见，关于1894年农民银行的份地贷款的方案也是两位大臣联手的结果，但l9世纪90年代农民立法的逻辑导致禁止直接和间接开发农民的土地。
在审查国家银行章程和份地立法时对小宗贷款问题的讨论表明必须更广泛地思考问题。l894年12月财政部提议组织小宗贷款，其中承认支持农民农业、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重要意义，财政部将发展合作制视为小宗贷款的重要步骤。贷款一储蓄公司有权向股东提供100卢布的贷款，期限l2个月。由于小宗贷款目的与官方的宗旨相矛盾，追缴欠款的法律程序被警察制度所取代，强调必须对小宗贷款机关活动进行行政监督。在这方面维特不信任内务部的监督，要求由财政部“全面监督所有小宗贷款机构”。内务部也谋求对农业方面所有小宗贷款机关的监督权，妥协的结果是等级贷款机关仍然由内务部管辖，而财政部负责所有的贷款和贷款一储蓄公司。
1895年6月1日设立小宗贷款机关的法律获得批准，确实为贷款公司的合适形式，但19世纪90年代其推广艰难：农民法律地位仍受限制，农民不习惯新贷款机关，国家银行拨出的资金微不足道。维特不考虑农民的支付能力接近极限，置民众欠款于不顾，为充实国库不遗余力，l893年设立新的间接税和提高旧的间接税，改变储蓄银行的章程，广泛地吸收民间存款，“将民间积累用于解决国家财政和经济要务”，将贷款一储蓄公司的多数资金用于农业生产之外。
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俄国农业生产面临诸种不利条件：首先，长期预算赤字，19世纪的百年间竞有70年预算赤字，历任财政大臣为平衡预算可谓绞尽脑汁。其次，军事支出一直居高不下，俄国奉行对外扩张政策导致国家财政人不敷出，19世纪的军事支出占国家预算的l/3左右，国家的大部分积累用于非生产领域。再次，克里木战争中俄国惨败后，19世纪下半期俄国倾举国之力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在国内资金严重不足情况之下，大力引进外资。第四，俄国政府各部门围绕国家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如何吸引农业投资和增加农业贷款一直冲突不断，财政部、内务部、农业和国有财产部围绕农业纲领争宠导致难以出台切实可行的统一方案。作为俄国工业化之父的维特能力过人，行事果断，咄咄逼人，不容他人染指其倡导的工业化路线，由于过于执着或判断有误，有时做出过激或不当反应。普列维和叶尔马罗夫由于能力平庸，在与维特的较量中总是处于下风，结果农业资金和农业贷款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以上数端是俄国农业生产长期滞后的根本原因。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