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巨泄：万折（泽）必东——非毛是党内的一贯历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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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派 与国际接轨 王明 博古 张闻天 周恩来 项英 任弼时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城市中心”的路线 肃反 谁在逼供信？
1929年夏天后，海归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回到国内。1931年1月7日，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补进了中央政治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7岁青年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令下成了中共实际掌舵人（挂名总书记还是向忠发）。王明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些人派往各苏区当“钦差大臣”，赋予他们推行其极左路线、生杀予夺的极大权力：王稼祥、杨尚昆和王盛荣，被派到中央苏区，陈昌浩、沈泽民等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夏曦等派到湘鄂根据地……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党中央险被一网打尽，从此共产党对叛徒深恶痛绝，绝不手软，为了肃清内部的反革命及其苗头甚至伤及自身。上海无法立足，王明重新赴苏联前 “任命”博古为接班人，总管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派特派员、中央代表、“二十八个半”控制了从中央到各根据地的大权。他们推行的对敌斗争的路线策略错得一塌糊涂；他们对自己的同志“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肃反让人闻之胆寒。
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肃清“AB团”，是在1930年5月，由赣西南特委领导。李文林赴上海中央，全盘接受“立三路线”。随之，肃反运动由白区而苏区、由党外而党内、由地方而军队迅速展开，到6月下旬，在中央苏区已相当普遍，9月进入高潮。由于迷信中央错误路线赣西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领导人在肃反运动中贯彻李立三路线，萧克、李韶九的在军内使用肉刑、搞“逼供信”，乱捕滥杀，把肃反简单化、扩大化，李韶九甚至曾怀疑毛泽东是“AB团”。 他们对毛泽东关于红军军事战略、政治斗争等路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批评。毛泽东所信任的领导骨干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为湘赣边特委(后为西路行委)所错杀。大搞“逼供信”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李韶九等根据供词，认为赣西南特委等实际也为“AB团”控制。当肃反肃到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发动了富田事变。段良弼、谢汉昌、刘敌等拉部队倒戈到河西后，在永阳非法成立“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下令通缉曾山、陈正人等同志，还以假行省、行委、省苏的名义，通过各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机关，对红军实行封锁，并派遣专人到处滥造谣言，蛊惑民众，企图使红军同民众隔绝，使我第一次反“围剿”归于失败。尤其卑劣的是，使用各种无耻方法，捏造假信，妄图挑拨毛朱彭黄的关系。段良弼等不但致信朱、彭、黄、滕等挑拨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他们以毛泽东的名义伪造假信给古柏，要古柏逼AB团分子招供出朱彭黄滕是“AB团主犯”，“以便早日捕杀”。以此挑拨一、三军团关系，被彭德怀当众揭穿。又以同样的方式用毛泽东同志名义写了封信，偷偷地放在朱总司令那里。信的内容是说朱总司令怎么不好，落款是用英文签名。这下就露了马脚。朱总司令一看，就说毛泽东同志写信从来不用英文签名，这是个阴谋。于是把这封信公开了。 在“富田事件”解决后，1930年12月中旬的黄陂会议，毛泽东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重申九大时废止一切肉刑的条例，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问他们： ‘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毛泽东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毛泽东在纠正肃反后，根据李文林的口供，认定不是AB团，很快释放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然而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仍然全面贯彻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肃反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在所谓纪念“五卅”大会时，分别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等押送各县处决。这与毛泽东没有丝毫关系！自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
就在苏区中央局做出这个决议的同时，上海中央依然向各个根据地发出严厉的肃反指示，连小片的根据地也不放过。“肃反中心论”充斥于各个苏区。项英等中央代表来中央苏区后，又恢复肉刑，乱打乱杀没能制止。 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 事实上，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11月到12月的肃反，杀了几十个；1931年中央代表“三人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来后，杀了三千。尤其是博古张闻天到来后，这个时期，杀了七万多！
“黄陂会议”被故意湮没的原因，是为了“证实”“项英、周恩来纠正了毛泽东”这个历史谎言。事实上，正是上海中央一干人促发了“富田叛乱”：支持颁布肉刑，普遍使用肉刑，而当肉刑轮到自己头上时，就军事叛乱！临时中央一干人，不但促发了“富田叛乱”，还再次废除毛泽东多次明令“废止一切肉刑”的政策、推行和支持肉刑，促发了“坑口事变”等多次武装叛乱。而且，还严厉打击毛泽东在肃反上的“右倾”。
后来周恩来披露内幕：苏区时期，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中心关键在反毛”这个主题进行的。而当代被一些人炒做的“AB团”、“富田事件”，何尝不是“中心关键在反毛”？！
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陈昌浩、沈泽民从理论和行动上支持张国焘“肃反”密令，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很快，鄂豫皖苏区创始人许继慎及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高级将领被杀害。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根据地地方政府领导人被害者更是触目惊心。后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如邝继勋、胡底、曾中生等。而曾中生是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英勇善战。
1932年4月，湘鄂西根据地，“钦差大臣”夏曦推行“王明路线”，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捕杀红军、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和骨干。在洪湖地区屠杀基层干部和群众达一万多人。当年8月，夏指挥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红军数千名干部战士，连洪湖红军杰出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段德昌，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即柳直荀，也被杀了。当年6月，第三次“肃反”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杀了三千多人，其中有同属“二十八个半”但不赞成“肃反扩大化”的宋盘铭。经过四次“肃反”，曾经有两万多人的红三军，下降到三千余人。
1929年底，毛泽东在红四军九大上重新成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完全成熟，被各根据地红军贯彻执行，红军重新焕发了虎虎之威。从1930年至1931年底，毛泽东指挥各路红军漫卷红旗过大关，势如破竹，先后打破了敌人的“三省会剿”和一、二、三次全面围剿，开辟巩固了中央苏区。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1931年11月7日，中共各根据地代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开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被推选为主席。在毛泽东开创并坚持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等原则问题上，尽管毛泽东率部取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还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中央否定毛泽东事实坚持的“乡村为中心”的革命主张，要求进行城市战、街垒战的演习，把战争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932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代表“三人团”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撤消了毛泽东在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转由项英接任，另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设置，红军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这就是毛开始失去领导职务的开端，首先渐渐失去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围绕是否打赣州和吉安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坚决反对此时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中心城市，要求先夺取敌人薄弱地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仅朱德支持。有人扬言拿下赣州再与老毛算帐。中海中央仍坚持“城市中心论”。不点名指责毛泽东。在与毛泽东接触后，周本已改变了原来主张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但上海中央指示使苏区中央局作出决定，周动摇，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三军团为主力，出击赣州，毛泽东则被安排到瑞金东20里的东华山上一座古庙休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
彭德怀五十多天攻赣州不克，周恩来派项英请毛泽东下山授计，毛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线指挥部，指挥部队放弃攻打赣州，挥师东征，连下龙岩、漳州，筹资百万，影响巨大，战绩辉煌，还缴获两架飞机，化腐朽为神奇。但中央却对毛泽东的不满更加严厉起来，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文，系统批判毛泽东对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胜利而被受罚，咄咄怪事。毛被闲置，仅能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 “宁都会议”。宁都会议上，就前线作战方针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正面交锋。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邓发、顾作霖、朱德一致批评了毛泽东，多个委员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毫无根据地批判积极防御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声言积极进攻，坚决打出去。毛泽东孤立无援，被迫俯首认错。会议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但周、朱、王认为“毛泽东同志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未来的战争有较在的帮助。”同时多数委员又担心“毛泽东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果让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服从组织安排，被完全剥夺军权，提出了“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离开了红军之后，毛泽东到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进行休养，稍后回后方领导政府工作。当时，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不断扩大化、频繁化。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处处谨慎行事，严防惹祸上身，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他也不主动与他人交往。躲过了这一时期频繁的肃反，脑袋没有被砍掉。即使这样，当时还说他搞宗派主义，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受牵连。后来毛回忆说：“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1933年1月，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全部迁来苏区，一来即掀起“罗明路线”，其直接原因是博古刚进苏区时在上杭见到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罗明左一句“毛泽东主席”右一句“毛主席指示”、“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苏区中央局伤及自身的铁血肃反使许多优秀的革命者冤死在自己人手里。使毛泽东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坚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略，即使处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也是如此。 毛泽东这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直到后来遵义会议，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用毛的军事天才，而不能用毛的政治天才，更不能用他的领导天才。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发表意见的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周任代总政委，红一方面军发布命令时，他总是先署上“总政委毛泽东”，自己以“代总政委周恩来”的签署放在之后。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依毛泽东旧计继续实行诱敌深入方针，首创大兵团伏击战的先例。并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迎来鼎盛时期。
1934年1月间，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具有戏剧性的是，没有让毛泽东参加，并且在会上把毛泽东作为批判的对象，搞缺席审判，不许上诉。然而，时过几天，中央又要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提议的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这样，毛泽东最后一个实际领导职务也被排除掉了。博古称老毛现在成了中国的加里宁（加里宁:俄国革命家，从十月革命到去世，一直是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了。除了在中央政府的通告上印着毛泽东的名字外，什么实质性的权力都没有了。但并不因此而罢休，还要继续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赣南会议、宁都会议、苏维埃二大会议，这三次会议，毛泽东相继被解除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实际领导职务，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复职。左倾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权、军权和政权，给苏区带来严重失败。教条主义真害死人！
1931年6月，由于中央特科负责顾顺章的叛变、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周恩来骂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节操不如妓女，向被捕后立即变节供出中共秘密机关，连蒋介石也看不起这位堂堂中共总书记，向被捕三天后即被枪毙。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不得已先后跑到了中央苏区。这事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一面批判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主张，一面不得不投靠毛泽东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来立足存身。到1933年1月后，临时中央机关博古、张闻天、陈云等全部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中央机关的驾到，也带来了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还带来了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李德。中央苏区在这些海归派的控制下完成了与国际接轨。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周恩来成立最高“三人团”。李德完全将欧洲战场正规战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国，震惊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全然不知道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为打破第五次“围剿”， 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处处设防、节节抗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历时一年，没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结果被迫来了一个大游击、大流动（长征）。能征善战的彭德怀、林彪在蠢猪式指挥下也只能大打败仗。红军被迫放弃经营了六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转移。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换来百分之百的苏区损失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适应国情，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打下井冈山、开辟赣南、闽西，后来建立了中央苏区。全国的共产党人都学习毛泽东的建党建军和作战原则，与之接轨，结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闽浙赣的方志敏，鄂豫皖的许继慎、贺龙的湘鄂西、陕甘的刘志丹、湘赣、东江、琼崖、左右江等一大批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了。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些重要人物相继回国，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相继退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开始全面与共产国际接轨了，毛泽东已经过时了，只好卧龙高卧于东华山和福音医院。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与国际接轨最彻底，在对敌斗争以国家对国家的战争形式，以正规战对正规战，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以堡垒战对堡垒战，以短促突击对短促突击。完全不切实际，乞丐与龙王比宝。其直接后果就是各苏区相继不支，张国焘弃鄂豫皖奔川陕，继之博古、李德弃中央苏区长征。幸而大难有转旋之望，出征前，经过周恩来的工作，博古、李德终于同意毛泽东参加战略转移，而留下项英、陈毅坚持游击斗争。
注：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一般认为是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 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张国焘 南下北上 西进东进 由领袖到叛徒
1927年，北伐大功垂成，蒋介石、汪精卫先后退出革命，鸟尽弓藏，将中共满门抄斩。大革命失败后，张国焘远赴苏联，毛泽东选择留在国内。1931年初张国焘被中共中央派回国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赴鄂豫皖根据地，代表中央领导鄂豫皖苏区工作。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这几个中央大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鄂豫皖苏区的命运。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与中央大员到中央苏区后反毛、肃反一样。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将苏区原领导人能排挤的尽力排挤。他先是改组了红4军（与朱毛红4军一样，也称红4军），将军长旷继勋拿下，换上资历较浅的徐向前。然后他又撤掉了善战的曾中生，由陈昌浩任红4军政委。接着，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始了错误“肃反”和 “打AB团”。殃及整个红4军和根据地地方政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许继慎及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舒传贤、徐百川、王效亭、方英、廖业琪、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江子英、黄刚、王长先、任难等根据地创始人、红四军高级将领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除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而曾中生、旷继勋没有被杀是因为中央点了名要保，徐向前幸免于难则是因为高级军事 指挥员已极度缺乏，只好留下他。而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却在审查中被杀掉，徐向前一直不敢问原因，直到多年后去了延安才知道真相。1933年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再次进行“肃反”，余笃三、旷继勋、舒玉章等先后被杀，后来还有曾中生。
张国焘不同于博古、夏曦，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人，威信高、口才好，有组织能力，既杀人又会用人。依靠曾中生和徐向前在鄂豫皖根据地无法坚持时，突围到川陕边界又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经过猛烈扩红，红四方面军人数壮大到8万人。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而此时，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万里长征，到达川西北时已由10万下降到2万多人。
1935年6月中旬，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翻过终年积雪、人烟罕至的夹金山，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此时，集结于这一地区的红军兵力达10万多人。毛泽东和张国焘同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是红军中资历最老的党员。此时两人又别为两支主力红军的领导人。
在红军发展战略方针上，毛泽东意志如钢，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只有领导抗日才能壮大红军，扩大革命。张国焘认为全国苏维埃运动已遭到重大挫折，旗子不宜再继续打下去，应该找一块能养兵的地方先站住脚，形成地方割据，再观全国形势。他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的地，向南、向北、向东、向西的方向都提出过，视胡宗南军、薛岳军、杨虎城军和刘湘川军的强弱变化而定，主张红军南下川康或西进青海、新疆，反对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重申了北上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远离革命中心的退却主张。陈昌浩、徐向前支持中央的意见，张国焘只好勉强同意北上方针，会合后却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张国焘凭借雄厚实力，手握重兵，向中央要权，要求改组中央和军委，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由下级党要求改组中央党并成功的特例。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为了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中央开会讨论给张国焘一个合适的职位。张闻天要让总书记职，毛泽东深谋远虑，不赞同，提议将周恩来红军总政委一职相让。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人们才明白毛泽东真是远虑如神。如果张闻天将总书记让给了张国焘，那中央继续北上就真坐实了“分裂红军”、“逃跑主义”之罪名，被批判的就不是张国焘了。芦花会议，解决了组织问题，朱德仍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至中央工作。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沙窝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林彪）改编的第1军、三军团（彭德怀）改编的第3军及红四方面军部队是第4军和第30 军组成，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右路军北上，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9军、第31军和红一方面军的5军团（董振堂）改编的第5军、9军团（罗炳辉）改编的第32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并指挥左路军。根据中央的规定，左路军的行动方向，是经阿坝到班佑集结，向右路军靠拢。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经过艰苦跋涉的，跨过荒无人烟、气候恶劣、布满泥潭的草地，8月下旬，分别抵达阿坝和班佑。此时，北方胡宗南尚未完成集结布署，张国焘却不想北上了，仍坚持南下的方针，借口噶曲河水上涨，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并密电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也南下。幸叶剑英提前看到此电，向中央报告。矛看不可调和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紧争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三军和中央先行北上，越过胡宗南的包围线，直入陕甘，翻过六盘山，三军过后尽开颜，革命前途豁然开朗。陈昌浩率右路军原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克服饥饿和疲劳，再次通过渺无人烟的草地，回渡南下，红军分裂了。
中央走了，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反诬毛泽东、中共中央“分裂红军、逃跑主义”， 攻击中央红军是“无止境的逃跑”、“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大、博古中央委员，开除党籍，要求中央改成“北方局”或“西北局”。 红五军团、红九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被裹挟在张国焘这里。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不为其利诱胁迫所动。张认为南面的川军都是被红四方面军打怕的“残敌”，于是喊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饿虎出山，势如破竹。但功败垂成，百丈关一战，“重返罗网之残匪”被刘湘一战击败，损兵过半。张国焘不得不率红四方面军再次退回川康苦寒之地。更重要的是，南下赤化全川无出路，敌军围困万千重，张后来不得不北上。而此时，毛泽东已率中央红军进入陕北，直罗镇切断了敌人尾追的“尾巴”，一战奠基。不久，张浩（即林育英，林彪堂兄）又从共产国际回来，毛泽东让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电令他北上。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原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中央红军的红六军团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湘鄂西红二军团组成）进过长征来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通过朱德宣传真相，朱德、贺龙、任弼时、萧克、刘伯承、关向应、董振堂、罗炳辉同张国焘分裂党、反对党中央的错误进行了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北局。６月１０日，张国焘复电中央，表示同意６月底北上，但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企图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中央十分警觉张国焘退入新疆，警告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北上，宜出甘肃南部，而不宜向临、洮地区。”9月，二、四方面军历经艰辛，陆续北上，进入甘肃。在岷州西北局会议上，张国焘又主张“西进计划”，主张红四方面军由临潭西进青海，经循化、乐都翻越祁连山，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进。打通青海、新疆，取得苏联支援。二、四方面军分兵北进，果不其然，张国焘带领四方面军北出甘肃后，屯兵临夏、临洮地区，意欲西渡黄河，复电“我们以快进西北为宜”。中央电令四方面军北进配合一方面军攻打宁夏“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 并明确指出：“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还特别强调，宁夏战役是“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要求“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 令张率部占领静宁、会宁，抵近宁夏南部，与一、二方面军靠扰，为夺取宁夏创造条件。张国焘却主张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直取永登、凉州（武威）。把西逃新疆，与中共中央北进宁夏混为一谈，辩称进军甘肃、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红四方面军占领甘北后，可接应一、二方面军渡河 ，同时打通新疆、蒙古两地国际路线。中央连续电令，在朱德等红军高级将领的坚持下，最终排除了干扰，迫使张国焘暂时放弃打通新疆计划，向静宁、会宁进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