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
一、对以士大夫为中心史观的异议
目前，在中华古史的研究中，盛行一种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史观。笔者从与不少研究生的谈话可知，他们受目前的史学思潮影响，至少对士大夫的关注远甚于对劳动大众的关注。依笔者可能不很准确的观察和臆断，时尚的史学思潮似有两个特点：一是关注点似集中于士大夫，而不是劳动大众；而对士大夫的观念似又集中于官宦，对非官宦的士大夫则关注不够。二是将士大夫视为社会精英，他们在历史演进中扮演着正面或主导的角色。
历史演进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教科文、军事等多方面的综合演进。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史观，确实是将被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大众看成历史演进的主干和主角，尽管他们往往并未参与到重大历史事件或变革，尽管伟大的历史人物在历史演进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却不能影响、动摇或排除劳动大众的主干和主角的身份与地位。
在中国古代，孔子提出仁的伟大观念。《礼记·檀弓下》记载他说“苛政猛于虎”，就是表现了他身处阶级社会中的仁心。仁是与西方的博爱观念相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出身于社会上层，但如果没有对劳动大众的仁爱之心，又如何创立马克思主义？为广大的被剥削、受压迫的劳动大众谋解放，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
古代的士大夫看来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但绝不应把中古的士大夫都视为官宦。按照南宋陈亮之说，可以区分为“乡士大夫”和“卿士大夫”，而后者才是官宦。但宋人对划分士大夫或非士大夫另有一些具体标准，如文士曹组和曹勋父子实际上是作为宋徽宗的文学侍从，宋孝宗亲近的文士曾觌和龙大渊，由于并未科举登第，只有武官头衔，也就不算士大夫。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士大夫不属同一阶级或阶层，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可以相差十分悬殊。
如今的史学界，盛行所谓社会精英、主流社会之类动听的名词。这些在西方史学界用得烂熟，而中国史学界的不少人却以为新鲜，并且一唱百和。人们对社会精英固然也有多种解释，但恕我直言，其实无非是一双双势利眼，大致上认为社会上层的有钱有势者就是精英，至于无钱无势的普通平民，当然就算不得精英。精英论在中华古史研究中的具体化，当然就是称颂士大夫，称颂富民之类。人们又称上流社会为主流社会，似乎社会上层就能主宰一切。实际上，即使从粗浅的印象看。上流社会的基本特征无非是骄奢淫逸，而在下流社会，特别是古代的下流社会，其基本特征也无非是啼饥号寒。就人数而言，有能力骄奢淫逸者总是少数，甚至很少数，到底又是何者可称为主流社会呢？ 在今存史料中，似乎真正称得上精英的所占比例较大，这根本不能说明实际情况。中国古代文献史料一般都是出于士大夫之手，治中华古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成天与古代士大夫打交道，实行单向交流。时间久了，或可产生错觉，不作具体分析，实际上就笼统地将士大夫视为群体性，或者至少是主干性的社会中坚和时代精英，是多少遏制皇帝胡作非为的开明势力，似乎士大夫群体至少是程度不等或表现各异地担当着中华古政治史演进的正面甚至主导角色，这不符合史实，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观。我在总体上卑视士大夫群体的同时，也看重个别的真正精英人物，他们确是“中国的脊梁”。明朝中叶的韩雍说：“自古天生拨乱反正之大材，多见抑于颠危，见忌于群小，使之因挫辱排挤，以长养其刚大不可屈之正气。”我读到此段文字，特别联想到作为宋朝士大夫杰出代表的宗泽、李纲等人，但他们的悲惨经历，岂不正是“见抑于颠危，见忌于群小”？所谓“群小”，不正是士大夫中的大多数？他们也确是卑鄙龌龊之徒，更有巨恶大憝之辈。这正是阶级社会中的客观情况，即马克思批判的等级授职制的官场大染缸中的客观情况。古往今来的大量史实证明，在阶级社会中，指望统治和剥削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能够成为恪守道德、循规蹈矩者不过是天真而荒唐的幻想。
二、古代的士风和名节、气节
“士风”最初只是一个褒义词，如《晋书》卷七十一《熊远传》：“祖翘，尝为石崇苍头，而性廉直，有士风。”《旧五代史》卷五十八《赵光胤传》说李琪“虽文学高，倾险无士风”。卷九十六《郑受益传》：“家袭清俭，深有士风。”大致到了宋代，“士风”就转变为一个中性名词。宋仁宗初，晏殊认为，“举人作讼，以觊覆考，颇亏士风”。《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今H士风如此，何时是太平？”宋理宗宝祐时，监察御史陈大方言：“士风日薄，文场多弊”。
笔者曾在《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与《王曾瑜说辽宋夏金·多元化士风的主流》两处都强调了宋朝士风的主流“颇为糟糕”。明清时代，据顾炎武《生员论上》说：
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则不然，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苦，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计，而保身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此与设科之初意悖，而非国家之益也。……今之生员以关节得者，十且七、八矣。
当时，生员成了科举和学校制度下形成的地主阶级的特殊阶层，在地方上有相当权势以至能与地方官视为平交。但生员中的大多数却是通过歪门邪道而混取了生员的资格。故顾炎武《生员论中》说： 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
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生员至少大多数就是当地的地主，而依前引宋人陈亮的标准，就算是乡士大夫。其士风的主流如何，就不需要对顾炎武之说再加引申了。
中国古代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强调名节、气节之类。“名节”一词见于《汉书·龚胜、龚实传》：“二人相友，并著名节。”《三国志·陈琳传》载魏文帝书：“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徐斡）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唐代，张九龄说：“时议无高无下，惟论得与不得，自然清议不立，名节不修。”李德裕说：“士之有志气而思富贵者，必能建功业；有志气而轻爵禄者，必能立名节。”
关于气节，亦有很多记述。如《史记·汲黯列传》载，汲黯“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惰絮，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后汉书·马援传》载，王磐“拥富赀，居故国，为人尚气节，而爱士好施，有名江、淮间”。《北齐书·万俟洛传》载，万俟洛“慷慨有气节，勇锐冠时”，等等。
历朝中最强调名节或气节者是东汉和宋。东汉士人强调“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尽管东汉士人崇尚名节，却绝非铁板一块。汉灵帝时，宦官“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晋人傅玄评论说：“灵帝时榜门卖官，于是太尉段颍、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张温之徒，皆人钱上千万，下五百万，以买三公。颎数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温有杰才，陵能偶时，皆一时显士，犹以货取位，而况于刘嚣、唐珍、张颢之党乎!”崔烈问儿子崔钧：“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崔钧说：“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崔烈又问：“何为然也？”崔钧说：“论者嫌其铜臭。”崔烈“怒，举杖击之”。此事还是反映了清议的影响，但清议到头来敌不过铜臭，故不能将东汉的士风估计过高。
东汉的好士风不仅对当时，即使对后世也产生了影响。唐代，柳冕说：“后汉尚章句，师其传习，故其人守名节。”李绛说：“后汉末，名节骨鲠忠正儒雅之臣，尽心匡国，尽节忧时，而宦割、人，憎嫉正道，同为构陷，目为党人，遂起党锢之狱，以成亡国之祸。”《四朝闻见录》乙集《王竹西驳论黄潜善汪伯彦》评论被宋高宗杀害的太学生陈东说：“自知顷即受戮，略无惨戚战栗之意，盖东汉人物也。”强调他是“东汉人物”。
关于宋朝的士风和大多数士大夫的表现，前述笔者已发表的文章，特别对南宋前期成千上万的士人在宋高宗和秦桧的威逼利诱下，程度不等地卷入附会绍兴和议的情况，已作介绍。故南宋刘宰感慨于当时的士风与文风，评论说：
文以气为主。年来士大夫苟于荣进，冒干货贿，否则喔咿嚅唲，如事妇人，类皆奄奄无生气。文亦随之。
此处另可作一些补充说明。《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说，“至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气”；“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范仲淹对天水一朝士大夫名节观的发展和振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有两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人们熟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是“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政治上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
另一个在倡导名节观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人是欧阳修，他在所著的《五代史记》卷三十二《死节传》、卷三十三《死事传》、卷三十四《一行传》等中批判了五代时“以苟生不去为当然”，“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在卷五十四中，他又批判了冯道，“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道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事九君，未尝谏诤”。将这个曾“取称于世”的人置于在古代儒家节义观的审判台上，“长乐老”确是输了理。此后，宋朝已无人再为“长乐老”公开辩护。但是，从史实出发，也不可能将宋朝的士风和名节、气节观估计太高。
“以儒立国”的宋朝当然与辽朝不同，然而据金人的评论：“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南朝惟李侍郎（若水）—人。”看来辽亡之初，如要真修撰《忠义传》，人数也不一定少于北宋，只是因史料残缺，不可能有更多的记录传世，元人修《辽史》，已不可能另设《忠义传》，如此而已。
众所周知，北宋末，爆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太学生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陈东“率士数百，伏阙上书”，即有太学生数百生。此外，在开封城破之后，又有太学生杨诲、丁特起、徐揆、黄时偁、朱梦说等人都表现了爱国气节。但另—方面的记载介绍，当时“金人索太学生博通经术者三十人’。“太学生皆求生附势，投状愿归金国者百余人。元募八十人，而投状者一百人，皆过元数。其乡贯多系四川、两浙、福建，今在京师者。比至军前，金人胁而诱之曰：‘金国不要汝等作大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诸生有川人、闽、浙人者，各争持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战据取之由以献。又妄指娼女为妻，要取诣军前。后金人觉其无能苟贱，复退者六十余人。”金人将他们“髡之”，待到金军撤退，也有“至中路，裸体逃归”者。简直就成了-一幅百丑图。在这百名太学生身上，又何曾见到欧阳修所倡导的名节观的影踪。据宋神宗元丰时规定，太学“通计二千四百人’。宋徽宗崇宁时规定，太学和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后废辟雍，而“辟雍之士，太学无所容矣”，看来太学生应有所减少。由此可见，无论是参加伏阙上书者，或无耻降金者，都应占太学生中的小部分。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太学生的多数因各种原因、情况或顾虑，在宋朝危难的关键时刻，不能像陈东等人那样挺身而出。
再就南宋末的死难者作一统计。《宋史》卷四百一十八《文天祥传》，卷四百四十九至四百五十二，卷四百五十四《忠义传》、《昭忠录》，以及《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诗》、卷十九《文丞相督府忠义传》等所记录南宋末殉难人物颇多。今以襄樊之战始，作如下统计。当时殉难的文臣计有文天祥、李庭芝等八十六人，殉难的武臣有江彦清、张顺等四十二人，另有和尚莫谦之和道士徐道明。上引的统计当然也不见得完全，共计为一百三十人。
南宋的官员数，据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监察御史朱熠说：“今日以百余郡之事力，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估计二十年后宋朝亡国时的官员数也相差不多。可知即使以南宋末年而论，卿士大夫投降者仍占绝大多数，只是史料上不详细记录而已，今留存有汪元量的一句诗：“满朝朱紫尽降臣。”在南宋亡国时，真正像文天祥、陆秀夫那样的死节之士，无疑只是凤毛麟角。连与文天祥一起登第的弟弟文璧，不是也“将惠州城子归附”元朝，故元世祖说：“是孝顺我底。”故文天祥后来写诗说：“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
史实证明，无论是北宋末、南宋初，还是南宋末，大多数士大夫并没有响应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号召，做守节者或死节者。这就足以证明，尽管在一个强调名节的时代，儒家节义观的教育对宋儒所起的作用也不宜高估。
明朝的专制淫威大大胜于宋朝的优礼士大夫，皇帝对臣僚却异常苛酷，很多诤臣都死于廷杖。尽管如此，但一批又一批的诤臣，还是前仆后继，一不怕罚，二不怕死，而彪炳于史册，这反映明朝的士风确有值得称道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明朝士风之糟，也同样令读史者触目惊心。《明史》评论说：“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仇，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凶竖乘其沸溃，盗弄太阿，黠桀渠俭，窜身妇寺。淫刑痛毒，快其恶正丑直之私。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迄乎恶贯满盈，亟伸宪典，刑书所丽，迹秽简编，而遗孽余烬，终以覆国。庄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大学士韩爌等，因慨然太息曰：‘忠贤不过一入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特别是天启时，宦官魏忠贤得势，大批经无耻士人争相趋附，“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僇，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这正是明代士风的真实写照。
梁庚尧依据南宋的丰富史料撰写了《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但他没有说明豪横是主流，还是长者是主流。何以在今存史料中，似乎精英们的比例较大呢？我想至少应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史料上的有善方录；二是史料上的隐恶扬善。
传世的士大夫辈手笔，出于表彰乡贤，宣传儒道等各种原因，记录了一些士大夫的善举。至于更多平常的、普通的事，则往往认为没有记录的必要。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需要重视更多的带有普遍性的事物。今以《朱文公文集》卷十六、十七及《朱文公别集》卷九、十所载，宋孝宗淳熙时，朱熹在南康军和浙东施行的荒政为例加以说明。朱熹在南康军城郭与星子等三县共“劝谕到上户”二。六户“共认赈粜米”，其中有“进士（举人）张邦献赈济过米五千石，合补（文官从九品）迪功郎，待补太学生黄澄赈济过米五千石，合补迪功郎”。但“其间有上户却将湿恶粗糙米赴场出粜，有误民间食用”。他又“切虑各县逐场监粜济官，容纵合干等人，减克升斗，及容上户将砂土、碎截、湿恶、空壳米谷赴场中粜济，及巡察官不即前去”。浙东荒政，反映的弊端就更多，如“绍兴府都监贾祜之不抄札饥民”，“绍兴府指使密克勤偷盗官米”，这是与吏胥合伙犯罪为恶。“衢州守臣李峄不留意荒政”，官员张大声和孙孜“检放旱伤不实”，“衢州官吏擅支常平义仓米”，“上户朱熙绩不伏赈粜”等，朱熹奏明推赏者则有四人：“婺州金华县进士（举人）陈夔献米二千五百石”，“婺州浦江县进士郑良裔献米二千石”，“婺州东阳县进士贾大圭献米二千石”，“处州缙霎县进士詹玢献米二千五百石”，分别授官迪功郎和上州文学。以上记载多少反映了在荒政中之举，决不是乡士大夫辈人人乐意捐助。
南宋晚期，黄震在抚州（治今江西临川西）举办荒政，也发生类似的情况。
其实，在阶级社会中，剥削和统治阶级的多数是为富不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若仅仅摘取为富者仁、乐善好施的记录，则不能不以偏概全。论析豪横是主流，还是长者是主流，其实根本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指导，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为指导，方能有科学的论析。今之视昔，犹后之视今。例如，在目前的媒体报道中，孔繁森、任长霞等的先进事迹固然层出不穷，令人感动，但他们到底在为“官”（应是公仆）者中占了多少比例，社会主人们一般是胸中有数的。如若后人依据目前的媒体报道，认为现在的为“官”者，多数就是孔繁森、任长霞之列，或者同时有公仆和贪官两种形象，不分什么主次，今人又当以为如何？
很多历史人物可说是亦好亦坏，但若依据片面的、隐恶扬善的文字，就有可能作出至少是不全面的评价。例如，《宋史》中将赵鼎称为“中兴贤相”，并将他与峭直孤忠、鞠躬尽瘁的宗泽并列。然而依据今存史料，特别是朱熹的评论，赵鼎并非没有做过好事，但最终却沦为主和派。“赵丞相亦自主和议，但争河北数州，及不肯屈膝数项礼数尔。至秦丞相，便都不与争。”“赵元镇亦只欲和，但秦桧既担当了，元镇却落得美名。”南宋初年，将行在设于建康府（治今南京）还是临安府（治今杭州）事实上体现了战与和的政策分歧。李纲上奏，并专门修书给赵鼎，强调“建康有长江天堑之险”，“车驾不宜轻动”。时任宰相赵鼎却力主并主持迁至临安。《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卷一百三十一说，“其（按：指赵鼎）行事亦有不强人意处。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张德远（张浚）极费调护，已自定叠了。只因郦琼叛去，德远罢相，赵公再入，忧虞过计，遂决还都临安之策。一夜起发，自是不复都金陵矣。”“为大臣谋国一至于此”，“为大可恨”!陆游诗也批判说：“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东晋以建康为国都，建康亦名金陵，而赵鼎力主将“行在”从建康后撤临安，其实就是无复北顾中原的象征。
宋孝宗的老师史浩颇有聪明才智，表现在极善圆满地排解专制政体和官场的各种纠纷，也作了若干好事，但处置军国大事，却又是十足的庸劣。《宋史·史浩传》无疑是承袭宋代史官的曲笔，特别是只字不提史浩出馊主意，招致了德顺之战的最终大败，川陕宋军的主力被歼。宋孝宗最终才明白：“此史浩误朕!”史浩对金朝早就提出“欲以弟侄之礼事之”，无非仍是稍稍争取点体面，而忍辱苟安。他“既参知政事，（张）浚所规画，浩必阻挠，如不赏海州之功，沮死骁将张子盖，散遣东海舟师，皆浩之为也”。这当然也是误国失策的行为。如果不是参对其他史料，也难以较为全面而公正地评价史浩。
胡舜陟与前两人相比，当然不算重要历史人物。但胡舜陟文武兼资，也有政绩。综观史料所载，也不无污点。据《朱文公文集·乞褒录高登状》和《宋史·高登传》载，时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胡舜陟谓登曰：‘古县，秦太师父旧治，实生太师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桧为相亡状，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宁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创桧祠，而自为记，且诬以专杀之罪，诏送静江府狱。”这两份记载又使我们见到了胡舜陟的另一种形象。他企图以“创桧祠，而自为记”来讨好秦桧。
笔者当然不承认如赵鼎、史浩、胡舜陟等人算得上精英，这与某些学者所称精英的范围，是大不相同的。
陆游无疑是南宋头号大诗人，以其爱国诗而在中国古文学史上享有应得的盛誉。他的诗中有“君不见昔时开封宗大尹，义感百万虎与狼。疾危尚念起击贼，大呼过河身已僵”；“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西酹吴玢墓，南招宗泽魂”等句。热烈歌颂了宗泽、岳飞、吴玠、韩世忠等抗金名臣和名将，却从未歌颂过庸将兼大贪官也是杀害岳飞凶手之一的张俊。然而因与张俊曾孙张镃的过从甚密，陆游却在《渭南文集》中对张俊大加颂扬：“建炎以来，功臣则有矣，至可名社稷臣者，非公而谁？故国家所以褒表崇异，常出等夷之上，非私恩也。”平心而论，此文只能反映陆游的缺点，若以此作为肯定张俊的依据，岂非完全失实。
叶逋是宋代有名的思想家，人们一般都予以正面评价。但其却为秦桧独相期间的两个短命执政，其实是为虎作伥的狗腿子杨愿和汪勃权碑立传。如果仅据这两个墓志铭，人们也会对杨愿和汪勃产生误解。
根据多年来的经验，我以为评判任何历史人物，一条重要的原则是须经受反面事实的揭发。自古迄今，虚美的记录不可胜数。然虽为虚美，但若是外行，或是不知情，就完全难以辨别。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格外警醒。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原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l期，转自《新华文摘》201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