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教授的新作《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在读者的热切期待中面世了，并入选“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该书气势磅礴、深入浅出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历史发展，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的核心地位，从马克思的视角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现实重大问题。

　　当前一部分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理论学习的热情不高、理论素养不深，看问题办事情容易就事论事，这固然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但出版界鲜有通俗易懂、说理透彻的理论力作推出也是重要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原本是非常鲜活、朴实、生动的，但一段时期以来却被僵化和教条化，以至于一些干部群众望而却步。理论只有为干部群众所掌握、所实践，才能彰显其生命力。《马克思的事业》一书在拉近马克思主义与读者的距离上下了一番苦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以马克思的视野回应重大现实问题

　　该书的最大特色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深入研究并有力回答了当前干部群众关注的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亲和力。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需要不断予以破解的难题，搞清这个问题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其重要。该书在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之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和构建一整套经济政治制度，还包含更为深层的内容，即“培养和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和造就一个新社会的中坚阶层和中坚力量”。后者常被人们所忽视，但却比前者更为根本，更为艰巨。作者进而提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国际敌对势力长期存在的现实面前，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途必须有诸多反复和曲折，这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级领导者必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高超的政治智慧、百折不挠的意志。按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阐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遥远，而是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内涵丰富，不仅体现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还体现为先进的管理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等。由此，建设社会主义不仅取决于高层领导者的推动，更有赖于每个基层组织、每个普通群众的自觉努力。

　　又如，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尤其重要，这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密切相关。该书单辟一章“马克思与美国”，通过透视美国崛起和发展的历史，重新阐述了马克思的论断：资本主义就是“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形而上学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最集中也是最高的对象化。而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其深层根源即在于“买空卖空”式经营活动对信用的滥用。这是从哲学层面对资本主义实质所作的极其精彩的剖析。这对打破对美国的迷信和神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改革以国际金融秩序为核心的全球再生产体系，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运用辩证法，论述马克思、毛泽东等伟人思想的渊源及发展，提出不少富有创意的观点

　　令人感兴趣的是，该书作者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并非理论科班出身，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这种跨学科的学术背景反而有助于拓宽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实现思想创新。作者引申了马克思所阐发的黑格尔提出的世界历史“两极相联”规律，提出“挤垮”理论，即中国庞大的市场、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旦充分发动，就将从内部“撑破”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这再次展现了辩证法的巨大威力。作者还充满想象力地探析了马克思的这种思想是如何受到康德“星云假说”的影响。作者在重读《资本论》的基础上，深刻地论述了现实资本、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的内涵及其关联，区分了资本原始积累、剩余价值积累和剥夺性积累，进而探讨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应对之策。作者阐发了毛泽东开创的“社会结构视野”，并运用这种视野观察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分析中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调动“整个结构的力量”，以掌控战略上的主动权。书中还有不少富有创意的观点，极具思想冲击力和感染力。

　　打破学科界限，打通学术文体与党政文体，融文、史、哲、政、经、法等各学科知识于一炉

　　作者在写作文体上延续了其一贯的风格，打破学科界限，打通学术文体与党政文体，融文、史、哲、政、经、法等各学科知识于一炉。作者学术视野宏大，旁征博引，书中既可领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又可与康德、黑格尔、卢梭、弗洛伊德等思想巨人对话，还可见对党的文献的引述。书中既有理论论述，又有历史情节描写，一张一弛，浑然一体。文风通俗幽默、鲜活生动，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没有空话、套话，马克思主义在作者的笔下熠熠生辉，变得可亲可近。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仍面临着诸多的质疑和挑战，在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年人中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任重而道远。但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所讲，“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它确实是人类文明的理想境界”。

文章来源：作者赐稿

　　启示一：生产方式变革是生态价值观变革的基础

　　对于如何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关键在于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还是在于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关涉到如何看待生态文明的本质。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也恰恰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其他生态文明的根本区别所在。

　　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对立和差别，但它们都把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重建看做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生态中心论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由此主张以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代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人类中心论虽然认为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满足人的感性需求的价值观存在缺陷，但认为只要用“人的理性需求”代替“人的感性需求”来建构一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可以避免生态问题的产生。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明确的批判，认为二者都将生态问题“简化为一个价值问题”，而完全忽略了“理解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自然观辩证统一的理论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当代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强化虽然与人的贪婪个性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却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存在着与维系其生产所必须的自然条件之间的“第二重矛盾”，而且资本基于追求利润的冲动，既会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走向高度集中和不断扩张，倾向于大量投入自然资源而破坏生态环境，也会因为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宣扬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最终形成与自然相对立的高生产、高消费的生存方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此得出“资本主义制度从其本性上看是反生态的”结论，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首先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在此基础上谈论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才具有实际意义。

　　启示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生态文明并不必然矛盾

　　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同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进而以“地球优先论”为价值立场，要求树立生态中心论和生物圈平等主义的价值观，是当代生态文明研究的突出倾向。这种对立进而导致了三重连锁性的否定：一是把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看做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由此得出反科学技术的结论；二是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联系在一起，由此得出反生产主义的结论；三是以生态制约为借口，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秉承的是生产主义和技术主义，由此质疑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不可能建立生态文明理论。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否必然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矛盾。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回答。

　　第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本身并无过错，其社会效应取决于承载它们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当他们与资本结合在一起时，才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为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系统地考察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缘起，以及它是被纳入到以资本为基础的现代性价值体系中的，指出正是资本追求利润和唯利是图的本性使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被简单地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导致了技术的非理性运用，成为资本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的工具，造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应该反对的是特定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不应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

　　第二，生态中心论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自然权利论”和“生物圈平等主义”等主要诉之于人的直觉，缺乏科学的逻辑论证，具有反科学、反物质和神秘主义性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秉承现代主义和人本主义价值立场，始终坚持人类利益高于非人类利益和拒绝生物道德的观点。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具有其特殊内涵：其一，它不是建立在资本和古典经济学满足人的私利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集体需要为生产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上的；其二，它以优先满足“穷人的基本需要”为根本，其根本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环境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的不公平状态，实现“环境正义”。由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制度基础和内涵的变化，以此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不排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并且有利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存在潜在的生态学视阈，而且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观与自然观辩证统一的思想既应该成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对于剖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或者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生态学重构，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或者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的阐发，系统论述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与特征，最终形成了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辩证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上述三个问题的系统回答，实际上表明了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其制度基础是否正义。不仅如此，生态文明也决非是一种拒绝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后现代文明，而是一种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

　　启示三：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下的环境保护存在根本差异

　　在当前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把生态文明同环境保护等同起来，没有把握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原则区别；二是对生态价值观的重建论述较多，但对于如何规范和协调人们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讨论得较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同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又严格区分了生态文明同工业文明中的环境保护之间的不同。对于当前资本主义企业环境保护的行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其实质并不是要建设生态文明，而是或出于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的需要，或出于为产品打上绿色外衣，以便把费用转嫁给消费者。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文明是超越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下的环境保护之间的这种根本区别，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既应该实现从机械世界观、自然观向生态世界观和自然观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指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以及资本的全球化。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文明所信奉的机械世界观、自然观和发展方式，造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同时，当前资本利用其支配的不公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通过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和国际分工进一步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使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性的特点。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制度变革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这里的制度变革，不仅包括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而且也包括变革资本所控制的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通过制度变革，合理协调和规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生态利益，实现环境正义。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应该从制度建设和生态价值观建设两个层面入手，从而实现人类和生态的和谐发展。

　　总的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切中了当代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关键性问题，不仅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生态危机的根源和生态文明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环境权以及展开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来源：《人民日报》2011-09-02

一

　　在哲学史上，任何有影响的哲学流派都有其特定的主题。主题是理论内容的纲领、前提和出发点；而且，主题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直接决定着一种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进而决定着其致思的倾向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同时作为一种思想的内在结构，它深藏于哲学的内容与体系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具体问题的阐释。因此，把握一种哲学的主题对于理解其哲学思想至关重要。历史唯物主义亦是如此。对于它的理解和把握，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这一主题贯穿于马克思整个思想探索的始终。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在探讨、论证这一主题过程中展开并为其服务的。

　　在其最初表露和阐发自己哲学观点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借助于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比较，突出强调的是“自我意识”，凶为“自我意识”充分体现了自由精神。马克思通过原子及其运动的质料与形式、直线与偏斜、必然与偶然等关系问题的分析，明确表达了自由的立场；同时通过强调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表现了强烈的实践指向。在《莱茵报》时期，通过改造黑格尔的“客观理性”概念，马克思用“自由理性”概念来表达和阐释自由，并以此来审视当时遇到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通过对大量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提出质疑，认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便是“市民社会”。这样，考察人的自由、解放的基点和重点必然转移到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上来，由此形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由于在市民社会中人真正的自由是劳动的自主、自由，因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他发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必然是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存在造成了人的自由、权利的扭曲和丧失。而要使人的自由本质得到重新占有，必须克服异化劳动，扬弃私有财产。如果说《手稿》只是原则上指出了劳动对于人的自由、解放的重要意义，那么此后的研究则是通过对劳动的科学提炼和深入分析，马克思对人的问题和社会历史问题做出了深刻的揭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一方面把劳动提升为社会实践，进而把社会实践看作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另一方面义深入到实践的内在矛盾之中，并通过这种矛盾运动的分析，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至此，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形成。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对社会历史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揭示，又是对人的自由、解放问题的具体阐发和探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马克思并非为构造一种历史哲学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在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寻求彻底解放的道路，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就其实质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既然是实现人的解放，那就在理论上必然突出实践的基本观点。因为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首要的基本活动，同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的生存发展状况直接受制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状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实践活动的发展规律，分析和解决实践活动的内在矛盾，从而实现通过改造世界来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离开实践来谈论哲学，这不符合马克思的旨趣，也不是他的目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必然合乎逻辑地过渡到实践的基本观点，二者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正是借助实践观的阐发，同时借助实践观来审视各种社会历史问题，才解开了“历史之谜”，创立了新的哲学。就此意义而言，这种新的哲学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不仅对于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对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基本观点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人的解放主题是和实践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马克思在考察所有哲学问题时都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出发点，各种具体哲学观点都是在社会历史视域中呈现出来的。实践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必然产生人与世界的现实的关系，如何看待人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进而合理地改变这个世界，由此便形成了世界观；人的实践活动是多方面的，但最基本的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主要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看待自然并自觉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形成了自然观；实践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活动，由于其自身的矛盾运动，必然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超越性和自我否定性，这就形成了辩证法；实践作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在人们不断认识世界、把握规律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这就形成了认识论；任何实践活动的开展都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而且评价某种实践活动是否合理，也是看其结果是否对主体尤其是对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有益，由此便形成了价值观。

　　总之，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马克思哲学的许多具体观点就很难理解，马克思哲学与以往旧哲学也很难区别开来。因此，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定位，就必须充分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离开主题抽象地谈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定性、定位和评价问题，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关键是要摆脱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和控制，真正实现劳动解放，因而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改变资本与劳动的不合理关系，便成为实现这一解放的首要问题。为此，马克思一生研究的重点，是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把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这个一般性问题具体化为人类如何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的问题，以及如何改变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正是通过这一研究，马克思不仅具体阐发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而且深刻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应当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及其意义予以深人的理解。

　　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是受历史本身制约的。历史之谜的破解和历史规律的发现只有在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有可能实现。梅林曾经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服从于它自己所制定的那个历史运动规律。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2]在农业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联系和动因，往往是隐蔽而混乱的，常常被一些表面现象所遮盖：宗法的、政治的力量遮蔽了经济的实际力量；宗教的、道德的动机隐藏了利益的动因。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联系就简单化了且暴露得更清楚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将社会发展动因与结果的联系真实地揭示出来，并通过这种联系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也有赖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在以往长期的“民族历史”发展中，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生活方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使其无法了解世界的总体状况及其发展走向，因而难以产生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正确认识。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历史开始转变为世界历史。资本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扩大，不仅密切了各个国家之问的经济联系，而且使人们有可能超出狭隘的民族、地区局限，从各个国家、民族发展的比较中，发现历史发展的常规性和重复性，即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因此，探讨历史规律，不能离开世界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社会历史哲学时为何始终关注“世界历史”的缘故。

　　实际上，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都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如果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解剖，那么《手稿》则可以视为初步解剖。尽管后一种解剖与前一种解剖不可同日而语，但其直接导致了马克思历史观上的一场重大革命。在《手稿》中，马克思紧紧围绕人的自由解放这一主题，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中心，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利润、工资的分析，对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生、异化和异化扬弃作了新的探讨和说明，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指出了基本方向。此后，马克思义在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并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不单纯是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同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资本论》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基本的元素形式一商品的分析出发，通过对其所包含的各种内在矛盾的揭露，一步步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全部社会生活以及它的运行规则和发展趋向，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了透彻的解剖。它以更为精确的事实材料、更为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再现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基本原理，同时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使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资本论》的解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更能体现明显特色的是其两大发现的概括和提出，通过这两大发现，马克思把人的自由解放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有机统一了起来。

　　一是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3]的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特别是对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动态考察，马克思发现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尤其是社会形态依次更替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有关历史规律理论的集中概括和体现。发现历史现象的规律性，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历史观上的科学性，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演进看作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4]马克思恰好相反，主要抓住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来加以分析，认为“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5]为此，重点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剖析开始，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是一个有生有灭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发现实际上以浓缩的形式概括和反映了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诸多原理，从而使这些基本原理不再成为一种抽象的表述，而是以大量事实材料为依据并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发展得以验证的科学理论。

　　二是关于“社会有机体”的思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资本论》不仅从纵向维度揭示了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且从横向维度揭示出社会是一个活的有机体。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6]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全部社会生活及其内在联系，从而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7]这实际上是对社会结构最重要、最深刻的揭示。

　　由此可见，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不论是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两大维度的理论探索，还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剖析，都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出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现实基础和条件，从而使人的解放理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因此，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的解放理论得到了有机的统一和完美的结合。

三

　　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8]实现人类解放的关键在于解决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冈而作为时代问题的理论回应，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直面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并为解答这一关系问题服务。就此而言，资本的批判又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当年就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9]卢卡奇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成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典型基础”；“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10]马尔库塞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最初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唯物主义的宣言而出现。在这一点上，这个唯物主义的原则，是揭露使人受物质生产盲目结构奴役的社会批判工具。”[11]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资本与劳动关系批判分析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所内含的关于社会历史的基本立场、观点以及所具有的矛盾分析法、批判辩证法、从后患索法等，都发挥着独特的功能。除此之外，历史唯物主义在总体认识、把握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面又有着颇为特殊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是通过下述两种形式体现出来的。

　　一是“祛蔽”的作用。早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期，马克思就把以往用神的旨意、绝对观念、人的本性和意志来解释历史的形形色色理论和观点，从历史领域驱逐出去，为研究人类社会和历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又用“祛蔽”的方法，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正是通过对这些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与物的虚幻关系”揭示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使商品世界的本来面目得到还原。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对其他各种令人着迷的以至常常引起误解的经济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诚如马克思所讲：“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了。”[12]马克思之所以致力于揭露与驱雾的工作，其目的就是要从各种虚幻关系中揭示出背后的真实关系，进而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这种关系。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祛蔽”功能的革命意义和实践价值之所在。二是“穿透”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形成，就是马克思通过各种社会现象的研究，穿透各种表层，走向历史深处的结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借助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作了透彻的分析，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种“穿透性”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物的关系看到人的关系。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是从量的关系中把握质的规定。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关注生产交换中量的关系方面不同，马克思始终把分析的重点放到资本主义生产质的规定上，进而从量的关系背后发现其所隐藏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三是从自然形式中发现历史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往的经济学家历来将其解释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则认为，这种抽象形态的生产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任何生产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并受特定的社会形式制约的，因而具有明显的“历史形式”。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确实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但这种功能并不是以一种图式来图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是以一种合理的方法论与思维方式来对这些关系进行具体考察。正是借助于这种方法论与思维方式，资本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得到了透彻的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也得到了具体的解答。

　　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而且在于为探索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不仅透彻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而且通过资本内在矛盾的分析，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阐明了实现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一般条件与道路。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资本批判理论和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使社会主义真正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这些理论既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也为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具体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研究当代社会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对待与我们的论题密切相关的这样一些现实问题上有其重要的当代价值：一是关于人的生存发展问题。应当看到，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的生存发展状况就整体而言有了较大改善。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是平衡的，也不是平坦、顺利的。特别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人的生存发展面I临着诸多严重问题，陷人种种困境。从经济领域来看，全球化的发展固然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又造成了世界性的两极分化、分配不公，同时引发了全球性的贫困问题、失业问题、粮食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等，给人的生存发展带来严重威胁。而且，资本、技术、资源等的全球快速流动，可能顷刻问使一些企业破产，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全球性的激烈竞争和巨大的变革浪潮，使劳动者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新的国际分工又使人的职业形成新的片面化和固定化。从政治领域来看，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使得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发展权、人权无从得到保障；全球经济政治组织特别是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操纵、控制，不仅使这些国家的主权受到威胁，而且使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意愿也受到很大限制；在“新帝国”的操控下，不少国家、民族摆脱了老殖民主义，却又陷入新殖民主义，人的发展既难自由又难全面。从文化领域来看，伴随全球化的发展，西方的强势文化不仅给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造成巨大冲击，而且潜移默化地动摇着这些国家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造成民族认同与价值认同上的危机；这种强势文化向心理层次的渗透，使得人们的潜在欲望、需要和心理受到左右，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由此失去了正常的社会心理基础。上述这些困境要想得以改变，固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像马克思所说，必须首先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只要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依然存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不过是一句空话。

　　二是关于资本及其作用问题。要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必须对资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利用。资本通常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另一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这两种资本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载体则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只有被纳人社会关系之中才能成为资本。因此，“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13]从资本的规定和本性可以看出，资本虽然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但又不能离开物，社会关系的力量就是借助物的力量来实现和发展的。正因如此，由资本的规定和本性必然会产生出资本的双重作用：一种是借助物的力量而产生的创造文明的作用，另一种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追求价值增殖的作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这两种作用的支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于资本的本性及其双重作用。马克思作过非常深刻的历史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对于我们认识和对待今天的资本也是非常有益的。资本作为资本，不会轻意改变其本性，总是要追求价值增殖，但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和制度环境中，它又有其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存在和运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其规律作用的方式和功能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为此，既要承认资本、发展资本，又要恰当驾驭资本、引导资本。让资本创造更多的财富，造福于人民，促进人的发展，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选择，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三是关于市场经济问题。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必须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经之路。然而，发展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完全听凭市场的左右。市场与资本由其利润最大化所驱动，发展往往是盲目的，一旦失去监管，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尤其在全球化条件下更是如此。而且，资本总是把经济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它不会关照和兼顾其他利益，尤其是社会利益。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加强市场的监管和资本要素的引导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值得指出的是，今天的全球市场，不完全是市场规律、自由竞争规律在起作用，资本积累规律、生产和资本集中以及垄断的规律也在起作用。资本的全球扩张，一方面给各个国家的发展带来某种机遇，另一方面又使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严重失衡，同时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众多国家面临发展的灾难。因此，重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对于我们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

[2]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页。

[4]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91—89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页。

[1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16、312页

[11]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程志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5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0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京），2010．10．7．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门新的学科。近些年来这一学科的建设有了很大的进展，科研成果也相当丰富。取得这样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从事此项工作的学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和编纂国史。

阶级立场决定阶级利益

　　研究和编纂史书，一定要从史实出发。由史料成为史书，观点是不可缺少的。观点体现在史料的鉴别真伪和取舍主次上，体现在对史料的分析上。而这归根结底取决于站在什么立场上。不同阶级的立场，集中体现着不同阶级的阶级性，体现着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

　　中国史学界大多数人认为孔子修过《春秋》。孔子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以维护和恢复奴隶社会秩序的周礼为己任。《史记·孔子世家》写道：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这里所说的笔和削，就是将鲁国史官所记载的史稿按照周礼加以修改。他笔也好，削也好，都是使之更符合周礼。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的封建地主阶级维持统治地位服务。这些书中属于人民性的内容可供我们借鉴，可以批判地继承，但是不能不说编撰者是站在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使用材料、评价是非的。

　　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还多少尊重点历史事实，在巩固了统治地位以后，就不行了。恩格斯在揭露资产阶级历史学时这样写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整体利益，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就研究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来说，就是要维护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建立起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维护他们含辛茹苦积累起来的庞大家业，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特别是要维护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维护他们通过艰难探索才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其他领域的指导地位，要满腔热情地写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这是不是说可以不写失误呢?当然不是。不仅要写，而且要写好。所谓写好，就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把它恰如其分地写出来，并经过深入研究，指出产生失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总结出经验教训。这就会使读者受到教育，成为更好的前进的动力。

　　这样写也是科学的。因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因此，“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群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是理所当然的；一旦认识到了缺点和错误就主动改正，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正如历史事实所表明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都是严肃对待，都是自己加以改正的。这就用事实说明了党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

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是紧密联系着的，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社会历史领域来说，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的唯物史观。其主要观点有生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等。概括起来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类社会就是在两对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运用上述观点，对于在中国如何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艰辛探索。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列宁说：“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坚持群众观点，就是作决策和推动工作时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决不能只相信和依靠少数“精英”。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所坚持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我们所从事的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部必须领导群众来进行。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在革命、建设、改革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无一不是党率领广大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事实充分证明，再正确的决策，没有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不把它变为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也会成为一纸空文。

　　我们研究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定要下工夫把我们运用群众观点来推进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表达出来，以利于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运用唯物辩证法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研究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就拿1949—1979年这30年来说，要分析的矛盾就很多。诸如：社会矛盾的新变化，阶级关系的状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适应与不适应，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比例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事物矛盾的典范，又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成果。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要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而不是把问题孤立起来和静止化。要是非分明，对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都作出明确的判定。但又不是主次不分，而是如实地肯定成就是第一位的。由失误造成的损失是第二位的。要避免绝对化。对于对的，也指出它有不足之处；对于错的，不仅要指出错在哪里，是怎么错的，而且要进一步指出错中也不是一点可取之处也没有，至少还可以使之成为正确的先导。

　　新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但还有缺陷；走过的建设道路总体来说是正确的，但不正确的做法也不少。对于有缺陷、不正确的，我们当然不能去学；就是好的和正确的，也不能照搬，因为国情不同。这就产生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客观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这种要求，进行艰辛探索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的党，在探索中获得了丰硕的实际和理论成果，但由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阶段性和艰巨性认识不够，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总结经验，找出失误的真正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左”的错误，逐步认识到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认识中国国情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统一的整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组成部分。工人阶级政党在领导本阶级及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须把三者作为一个统一体，运用于实践中，而决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割裂”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孤立地强调牢牢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而不顾其他，结果常常是违反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立场也站不稳。另一种情况是离开阶级立场，空谈观点和方法，结果使观点和方法变成无本之木，很难说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都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历史观的表现。丢开阶级区分，属于什么性质的观点和方法，是说不清楚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处理新情况和新问题，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分析的过程，就是总结经验的过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这也就是我们研究和编纂国史最重要的目的。不仅如此，同时还要教育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培养和提高他们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感情，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原刊《历史学》2011年第2期

　　 一、20世纪中国史学的第一次转型

　　 中国史学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即初露端倪，但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坛，伴随着社会的剧烈震荡，风云积聚，波澜渐兴，一批新型史学理论文章，立足变革，发抒心得，大多具有启蒙见解，为史学的革新、为社会的进步鼓吹呐喊。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史学，逐渐突破传统的桎梏，向近代艰难转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们开始学会用社会进化的眼光看待历史，并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有关思想。作为晚清维新运动代表人物的康有为，可谓以进化观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人。梁启超则从史学理论的较高层次，阐明了进化论与历史研究的关系。进化论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标志着中国史学逐渐突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等陈腐观念的束缚。从此，历史学家眼中的人类社会，逐渐成为动态的、充满活力的、向前发展的社会。

　　 第二，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逐渐成为新史学的重要价值理念。邓实在《史学通论》中指出：中国旧史学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也，“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主张史学界要倡扬民主，深入研究国史、民史和社会史。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尖锐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竭力鼓吹史学革命，强调“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第三，史学编写体裁趋于多样化。中国传统史学编撰，多是采用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形式，这个时期章节体也被引入史学，史学的词汇、术语、风格，无不具有了新的特征。显然，史学形式的变化实质上体现了方法与观念的革新。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取得完全成功一样，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的第一次转型也不彻底，也没有取得完全成功。其主要表现是：封建纲常伦理思想、迷信思想以及其他各种陈腐、落后意识，仍充斥学术著述，影响着学术的发展，并从不同的侧面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的史学，仍在传统和近代之间苦苦挣扎。

　　 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与中国史学的第二次转型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兴起，是鸦片战争以来150余年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性事件。

　　 中国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不开始于20世纪，19世纪末，已经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了解。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广泛传播发生在五四运动以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热情传播唯物史观，呼吁史学家们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全部人类历史进行“改作、重作”。强调：“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参见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史观》）此后，在中国出现的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大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奉者，他们以自己卓越的学术成就证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历史唯物主义不但能开阔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而且能比其他任何思想更加准确地揭示人类社会演变的内在逻辑。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中国史学的新天地。

　　 马克思主义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标志着中国史学第二次转型的开始。遵循唯物史观的研究路径，全面、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形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其他史学思潮、史学流派在学术形态上最显著、最根本的区别。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爆发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占有独特的位置。这场论战，培养和造就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这支队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构建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学术体系。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现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中，社会史大论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典范。他不但对一系列具体的历史问题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他对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有一套成体系的科学的认识和看法。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形成奠定了直接的理论基础，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壮大，中国传统史学被逐渐终结，资产阶级的“新史学”由显而微。从此，中国史学迸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新中国现代史学的两次大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史学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50年代，中国知识界兴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通过学习，大多数历史研究者具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并就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到60年代中叶“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我国现代史学实现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大发展，这就是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形态研究为主体的新的史学体系。这一崭新的学术体系，将中国现代史学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考经证史为特征的传统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和以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为指导、以实证为特色的近代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史学家们沿着历史唯物主义指引的方向，以严谨求是的学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角度，以宏大的学术气派，考察了人类社会变迁的内在轨迹，比较准确地揭示了人类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揭示了中国社会既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己鲜明民族特色的独特历史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手工业、城市化、阶级关系、社会生活、异端思潮等长期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历史领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一大批千百年来被深埋的历史真相，得以重见天日，古老的中国史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现代史学的第二次大发展，发生在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次发展的重要特点是：随着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逐渐成为推动中国学术走向新的繁荣和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界逐渐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在对历史与国情的深入探索中，中国现代史学迎来了全面发展的“科学的春天”。新时期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主要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正确地处理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推动学术繁荣发展的关系。基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历史经验、教训，学者们逐渐学会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思想路线的确立，不但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也为新时期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极其广阔的空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源泉和不竭的动力。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建设，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应用研究、对策研究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历史学等基础研究的深入。20多年来，与现代化建设相关的一系列基础性学术课题的设立，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活跃了学术思想。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区域经济、区域文化、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与政府对策、灾荒及其社会影响、婚姻与家庭、生活方式、普遍社会观念等课题，在传统史学中是较少受到关注的，在这20多年中，逐渐成为受到学者们高度重视的课题。而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又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还须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史学界的科研条件、科研手段获得明显改善，大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得到抢救和整理，这为学术进步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三，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实现了多样化。人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被引入，社会史、心态史、观念史、女性史等新的学术生长点不断涌现，中国史学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反观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知识界突破封建礼教束缚、突破封建陈腐和落后桎梏的有力武器，是指导中国知识界摆脱西方殖民主义思想文化束缚、摆脱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锐利武器，是激发、指引中国人在最根本的历史观上实现觉悟和觉醒，学会独立思考，推动学术文化独立和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史学的百年学术实践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学术就从本质上坚持了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学术就从根本上掌握了自己的未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环境保护；必然王国；社会变革

　　近年来，环境保护成为社会科学界的热点问题，各种观点的论争很激烈。仅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国外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国内很多研究者也在发掘马克思主义中的环保思想。但也有些海外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如“现代新儒家”杜维明认为：“马克思所谓的‘自然的人化’，就是说按照人的意愿塑造自然，…这种观念也为人类带来了灾害，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1]著名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将马克思视为与达尔文、弗洛伊德一样将自身作为与自然作斗争的对立物，并认为：“但马克思反对社会不公的激情，其基础是这样一种信念，人类必须通过辛勤的劳作取得对自然的胜利。”[2]本人认为，这些观点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很多环境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而且，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才能正确认清当今世界环境危机的根源，认清各种环保思想的得失，认清环境保护运动的趋势。同时，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与环境保护外在结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修正”。而近年来国内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环保观的文章也很少从马克思主义原理与马克思主义环保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一角度探讨，本文侧重从这个角度研究。

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联系是普遍的、无所不包的。“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3]这个原理也表现于人与自然，马克思在分析了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与自然界的密切联系后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4]损害了看似与人无联系的自然，就等于损害了人的生存基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因为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物，并且反过来后者也作用于前者…。”[5]他接着既以动物对环境的影响为例又以人滥砍滥伐引来洪水的事例进一步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6]以此证明上面的观点。

　　（二）事物的本质联系是规律，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恩格斯强调认识自然规律的重要性，“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7]“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8]

　　（三）实践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因素。人在实践中改变自然和社会，同时也促进自身的进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人化的自然”一词，但未做明确解释。有研究者称为人能观察、感受的自然，有研究者称为人改造过的自然。马克思在同书中还提到：“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9]那么，正常情况下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应是怎样的呢？他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0]结合马克思其它论述可以认为“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就是在生产中不违背其它物种自身和在生态系中的生存规律。以此为人的利益服务，这种生产才不是异化的。同时，在这种理想状态中（也就是该书所说的扬弃了私有财产的社会），既然消除了异化劳动，就使“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11]能够按照人的本质的丰富性认识自然，认识其多重价值，既保护又改造它。这其中就包括使自然“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12]才是“美的规律”。在这种实践过程中“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13]“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14]

　　（四）矛盾是无所不在的，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矛盾有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恩格斯或许早就预料到有人会把他的学说误解为斗争哲学。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反对“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只重斗争不重和谐。认为“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更反对把斗争学说“从自然界的历史中再搬回到社会的历史中去”。[15]这里他没有讲到人与自然，但结合他的其它论述可以得出：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既从大自然取得生存发展所需的资料，按自己的目的改造自然。又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这是一对非对抗性的矛盾。

　　上述观点与现代生物圈理论、生态系统论、自组织理论并不矛盾。在马克思恩格斯乃至列宁的一些论述中虽然有一些类似于当时机械论自然观的说法，如“做自然界的主人”、“对自然界的统治”这样的话，但显然与机械论世界观那种将人与自然截然对立，将自然当作无条件使用的工具和不会反抗的奴隶，认为人的理性和科学万能的观点不同。

二、必然王国与环境破坏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必然王国的观点，所谓必然王国就是人类处于受外部自然界、受社会关系双重必然性盲目支配的状态。这就是环境破坏的根源。

　　（一）所谓受外部自然界盲目支配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16]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存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　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给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17]他以此证明人应尊重自然规律。

　　（二）所谓受社会必然性盲目支配，是指人们受自己创造的社会关系的奴役，没有获得充分自由。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精神上空虚、苦恼。

　　人们的劳动发展了生产力，产生了工业化大生产和生产流水线上的分工。但在这种分工和剥削下，工人生产的越多，社会分工越细，所受的压迫就越重。表现为人性受压抑，潜能不得发挥，身体和精神都受摧残。在这种条件下，人感受不到人是“类的存在物”及与自然之间的血肉联系。“人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1）把自然界异化出去；（2）……从而也就把人从类那里异化出去。”[18]（这里的从人那里把自然界异化出去不正是一些研究者提到的人类中心主义吗？）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使资本家因对利益的极端追逐使人性异化。“象狼一般的贪求剩余劳动。”[19]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必然是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不自由的，不能按照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20]只知道物质利益，不能认识自然的多重价值。正是这个原因，资本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顾社会的利益，竭泽而渔的开发自然资源。同时资本家在生产的同时，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可以想方设法排出污染物，破坏自然环境，危害他人健康。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对曼彻斯顿及附近工业城镇的污染状况作了详细的介绍。他还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只能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结果，可以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结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2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很多类似论述。今天中国的一些私营小企业仍在上演着这幕丑剧。同时，资本家为了大量销售产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享乐主义和消费至上的观念。发达国家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消耗了全世界四分之三的能源。因此，人对自然界的掠夺性开发与人类社会中的剥削、压迫、侵略、异化的实质是相通的。即使认识了自然规律也完全可能在一己之私利的驱动下不去顾及。不解决好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异化，很难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世界历史”的著名观点。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建立的世界市场已把世界联为一个整体，各个国家不再封闭孤立地自我发展，而是通过普遍的相互交往，进入了相互依存的状态。后来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又进一步详细论述。这一状态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通过侵略、掠夺、商品输出把后发达国家侵占为殖民地，人为造就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把对国内人民群众的剥削扩大到了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通过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意识形态，在有些国家中还扶持一个亲西方的买办阶级。倾销本国剩余产品，掠夺这些国家的资源，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畸形化，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两极分化。这也就是今天发达国家积极促进全球化的真正意图。经济不平等造成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陷入债务危机。为了偿还利息，这些国家只有大量砍伐森林、出口原料，掠夺性的开发自然。以致于2001年４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春季年会遭到很多具有环保观念的美国人民抗议，抗议两大组织的政策破坏了全球的生态平衡。

　　从上面的论述看，我认为：天人合一环保观、改进了的宗教环保观、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保观或是从道德修养上，或是从精神境界上，或是从自然界的权利、利益和价值上寻求环境破坏的原因和解决方法，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是最根本的。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找到答案。价值观的改变虽然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各种环保组织、绿党的工作及各国的环保工作和国际合作确实起到很大成效。各国政府和群众的环保意识也大大增强。但是，由于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由于南北问题的制约，联合国环发大会提出的“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和一些学者及环保组织呼吁的“人类共同利益”至今仍是憧憬，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发达国家环境治理的成功是建筑在以很少的人口消耗大量的资源及将有毒废弃物和高污染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基础之上的。这实际上是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中“救生艇伦理”的体现。在美国虐待动物要罚款和坐牢，但在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中，却可以滥杀平民百姓。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第3条维护公民的环境权，但他们在南联盟故意炸炼油厂、化工厂及使用贫铀炸弹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了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环境权。这些禽兽行径再一次证实了环境问题的最大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证实了发达国家环保工作的虚伪性、利己性，证实了他们对环境的破坏远大于其对环境的保护和各种绿色组织的工作。

　　因此，人们的劳动使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又以着前所未有的力度在破坏着环境，反过来又威胁着人类的利益。

三、环境危机与社会变革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属性和内部的种种矛盾必然推动社会发展最终进入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由于现代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及经济的全球化造就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22]这两个共产主义产生的条件。并产生了无产阶级这一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又将其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扩大到了全球，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创造了条件。“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23]这就为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一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并将其推向全球危及全人类的生存，一方面又极大的增进了生产力。其产生的广泛需要就包括满足物质需要后愈益明显的精神需要。生态危机引发了三十多年来席卷世界的生态运动和近十年来的可持续发展运动，精神需要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保护运动密切相关。这些运动对劳动人民是有利的，在本质上同社会主义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目的是一致的，而与资产阶级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财团及其依附势力的利益是相矛盾的。美国代表有产者利益的运动如“明智的利用”就以保护私有财产的名义招徕支持者，阻挠生态保护运动。[24]再从世界范围看，很多国家的绿党和环境团体积极反对霸权主义、政治经济不平等、军备竞赛等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种种弊病。德国绿党就要求发达国家支援不发达国家，实现“财富和资源的公平配置”。“难怪有些著名的自由资本主义卫道士把‘可持续发展’说成是‘纯粹社会主义的宣传’。”[25]由于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生态破坏与生态平衡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因此近二十年来，一些绿党逐渐向社会主义靠近，形成生态社会主义浪潮。同时，澳大利亚共产党八十年代首先提出绿色纲领并主张与绿党合作。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亦纷纷效仿。这也就和资本主义其它矛盾一样，将促进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没有预想到的。

四、共产主义与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只有社会制度的变革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环境问题，其最终解决也要靠社会制度的变革。

　　西方一些环保学派和绿色绿党也看到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对环境的影响。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如：无等级社会、分散化的小生产、生物区域自治、提倡适度消费、反对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物质至上等方法或是改良主义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是无政府主义的，和空想社会主义一样是无法实现的。恩格斯早就指出：仅仅认识到人类活动引起的后果还远远不够，“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26]也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只有消灭了劳动的异化才能消灭精神的异化，才能让“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7]才能使“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28]才能正确认识自然的多样性价值。1使自身和人类的所做所为符合和驾驭自然规律。“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30]这才是“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1]每个人才都有高尚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才能从整个社会的立场判断行为对错。（用于人与自然关系上也就是可持续发展所说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这样的社会才能从“为全人类谋福利”的高度出发保护环境。在这种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2]这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33]（马克思恩格斯指的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注：1霍尔姆斯 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第１章中将自然界的价值分为：生命支撑价值、经济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使基因多样化的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象征的价值、塑造性格的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价值、稳定性与自发性价值、辩证的价值、生命价值、宗教价值。马克思当时可能还未完全认识到自然的这些价值。[2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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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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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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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侯文蕙.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环境保护主义[Ｊ].世界历史，2000（6）.

[12] 滕藤.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制度[Ｊ].真理的追求，2000（8）.

[13]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Ｍ].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环境系统中心，北京　100871）

原刊《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年第2期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论文或著作，引用资料是丰富而翔实的，叙述也是清楚的，但缺乏思想，不能从丰富的事实材料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也不能对问题进行透辟而切合实际的分析，更不能给读者以“益人神智”的启发。这样的论著也是有用的，但很难说是高水平的第一流作品。对一个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不久的学者来说，能写出这样的论著是可喜的。但如果长期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不能更上一个台阶，它的发展前途是有限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

　　一个史学工作者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连一个简单事实的来龙去脉也难以作出清晰的有条理的叙述，更不可能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深刻的分析。有理论素养的人还善于从“个别”中发现“一般”，不仅把某一个具体问题研究透，并且能从中领略到一些普遍的带规律性的认识，富有启发性，使读者读后能收到以小见大、举一反三的效果。总之，理论素养的高低对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来说，有如影之随身，到处都会表现出来。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学习理论，锻炼并提高自己理论思维的能力。

　　在众多的理论学说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使历史科学真正变成科学。这并不是一句套话。像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一般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进大学的。原来所受的教育自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今天流行的许多西方学说如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汤因比等，我们那时多少也接触过。它们不是一点合理因素也没有。相反，在某些问题上提出的见解是相当深刻的，是能够给人以启迪的。但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位终究都无法从根本上说明历史。我们只是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作了比较以后，才觉得眼前顿时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原来千头万绪的历史现象似乎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能够从根本上得到科学的完整的解释，并且在实践中证明了它的正确，这是任何学说都无法比拟的。我们这一代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大体上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见到任何一种学说能够从根本上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指导作用。

　　当然，马克思主义不能当作教条来用，不能当作现成的公式到处去套，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得好：“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领会它的精神实质，是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是要学会应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我们所要研究的具体对象。理论必须符合事实，而不是事实必须符合理论。科学的理论只能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而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东西。削足适履地把复杂多样的活生生的历史事实，硬生生地纳入某种固定的模式中去，自然谈不上创造性的研究，并且正好违背马克思主义。

　　这里，我想讲一下历史研究中必然性和选择性的问题。

　　几年前去日本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时，有位学者告诉我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说外国学者着重研究的是选择性，而中国学者着重研究的是必然性，这是两者间的重大区别。我当时对他说：这种提法未必适当，也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我那时举出的理由大致有这样两条：

　　第一，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同自然发展的规律有很大的不同，离不开人的有意识活动。由于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人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通常总是面对着两种或多种可能性，可供选择的对策也绝不止一种。一般来说，取得成功往往基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失败往往基于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在这里，进行选择并作出决断的主体的作用是重要的。某些历史人物所作出的选择正确与否，往往直接改变历史发展进程的具体面貌。如果历史前进的每一步都只是刻板地按照某种注定了的公式演变，没有两种或多种可能性，人们所作的判断和选择无关紧要，那就成了可笑的宿命论了，同客观的历史进程和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要求全然不符。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学者同样十分重视选择性的研究。

　　第二，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又都不可单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和主观意愿去随心所欲地进行选择，也不可能是在他自己自由选定的环境中进行创造。主体和客体从来是无法分开的，除非生活在梦幻中。人们只能在现成的客观历史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有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他必须努力使自己的选择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为什么这一种选择是正确的，能够导致成功，而另一种选择是错误的，只能导致失败？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作出的选择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符合历史潮流发展的客观趋向。当然，也还要看他取得成功的客观历史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在这些问题背后都有看不见的客观规律性悄悄地在起支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性和必然性不是根本对立的。中国的历史学者十分重视必然性的研究，注意透过充满偶然性的复杂现象去抓住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必然性的基本线索，是完全合理的。

　　话虽那么说了，但那位学者提出的问题，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他的话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

　　在我们的历史论著中，用简单的方法来处理复杂历史现象的状况确实太多了。按照这些论著的叙述，历史的发展仿佛再容易不过，一切都是当然的。取得成功的历史人物在作出决断时，似乎不需要设想多种方案，经过反复的比较甚至痛苦的思索，才能下定决心。他对形势仿佛一下子就能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正确的对策。而他选定的方案一旦实行起来，似乎又总是一帆风顺，不会遇到原来没有预计到的各种问题，从而在实行过程中不得不作出程度不同的修正或改变。这些论著在指出他们的失误时，又往往是判决式的，缺乏具体分析，没有认真考察他们当时为什么会作出这种错误的选择而还自以为是，这同当时的客观环境和这些历史人物的主观因素又有哪些关系。那种简单的而不是入情入理的判决式结论，自然难以使人心服，有时甚至会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就是鼓励那种简单化的直线式的研究，从而败坏了它的声誉。

　　其实，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从来就是从实际出发，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客观历史本身比人们在书斋中所能设想的不知要复杂多少倍。每个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动，都不能不受当时客观环境的制约。人们在某一历史时刻需要作出行为选择时，往往面对着各种选择都各有利弊的双重后果，而且包含着大量的未知数，正确的选择通常是找出显然利大于弊的做法，便下定决心去做，同时力求对可能遇到的不利因素加以防止或限制，还要准备付出一定的代价。何况人的认识能力总有一定的局限性，面对着由许多侧面组成的复杂事物，面对着包含许多未知数的难题，特别是面对着缺乏经验的新的课题，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把这些都看清楚，有时难免会产生困惑或迷惘，或者需要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才能看清楚，在进行过程中调整原有的想法和部署，绝不像后人回过头来议论时那样轻松、那样看得明白。在那种情况下，要作出完善的决断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选择的难处就在这里。偶然性在这里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一部科学的历史著作，理应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如实地告诉读者：伟大历史人物是人而不是神，他在处理种种棘手的问题时同样经历过种种甘苦。历史著作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根据实践结局的检验，使人们看到怎样的选择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懂得在客观历史进程中怎样才能恰当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不流于空想或盲动。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读这类充满生动细节的历史著作，才能真正帮助读者从中受到启发，“益人神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不正是这样的著作吗？

　　这样说来，对选择性研究得不够，又确实是我们不少历史论著中常见的通病。我们应该下决心抛弃这类常见的通病，写出更多的真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历史进行具体分析、令人感到面目一新的著作。这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削弱对必然性的研究。恰恰相反，那样才能真正再现出那幅丰富多彩而又服从于一定规律的历史过程的真实面貌。

　　我们说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历史，是不是意味着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学说一概采取抵制和排斥的态度？自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发展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从新的实践中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这是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是要吸取马克思主义形成后的一切科学的研究成果，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中的合理成果来丰富自己，也就是说，应该把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说：“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褊狭顽固的学说。”“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马克思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自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马克思不但没有抵制和排斥它们，而是充分肯定它们所包含的合理内容，向它们学习，吸取它们中的一切科学成果，又把它推向前进，构成一个完备的严整的崭新的思想体系。摩尔根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古代社会》对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创造人为我们作出的榜样。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又有了不少发展。这些年来即使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包含的合理因素，我们同样也应该十分关心，把它吸收过来，作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当年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做了，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后来人自然也应该这样做。简单地否定一切、排斥一切是错误的，把自己封闭起来，结果只能是阻碍自己的进步。当然，盲目地照搬西方的流行学说，不加分析地认为这才是适应时代潮流，那更是错误的，成为一种新的“宗派主义”，甚至会走上歧途，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更糟的极端。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前副主任，原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第一辑）

　　创刊词：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办“马克思主义月刊”，每月一期，每期四版。“马克思主义月刊”力求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内涵与现实内涵的有机统一，积极鼓励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规律，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国内外学术思潮的分析能力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以全球视野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优秀成果走向世界。“马克思主义月刊”反对空谈，力戒浮躁，讲究学理，深入实际，希望以科学的理论建树、犀利的批判锋芒、深邃的思想力量赢得读者的欢迎，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

　　时代的变革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一系列重大课题，就其要者，一是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活的时代内涵，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概括和总结当今的时代精神，赋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鲜活的时代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首要的重大课题。世界观是人们在实践活动和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因而是历史的而不是非历史的，是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是凝聚整个人类文明史和自己时代精神的世界观。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深刻的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才能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真正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按照马克思的概括，在自然经济的“人的依赖性”的存在形态中，古代哲学在本质上是论证和确立“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在市场经济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形态中，近代哲学在本质上是“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并以诸种“非神圣形象”取而代之的过程；而在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转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进程中，现代哲学在本质上则是“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也就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以资本的逻辑为实质内容的现代社会，它的时代性、世界性的人类性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人在“非神圣形象”（资本）中的自我异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变革了以追究“世界何以可能”为目标的全部“哲学”，创建了以“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为哲学主题的“世界观”。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世界观”，就在于它是恩格斯所说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之所以具有其他哲学无可比拟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实质内容而赋予世界观理论以鲜活的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之观与“时代”之观是不可分割的。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抽象的、非历史的、僵化的“世界观”，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马克思所批判的作为“神圣形象”或“非神圣形象”化身的旧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课题首先是：以人的当代实践活动为内容的人对世界的当代关系是怎样的？以当代科学的重大成果为中介的人的当代世界图景是怎样的？以“知识经济时代”为特征的“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是怎样的？以当代社会生活为基础的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生命体验和社会思潮是怎样的？如何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而转向“以人为本”的“人的全面发展”？怎样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比阳光更重要的”公平和正义？这是时代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世界观问题，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汇集了“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与人民是最亲近的。把人民所关切的时代性问题升华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具有根本性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理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灵魂，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正因如此，马克思曾满怀自信地提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实质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地承担起了把人从抽象的“普遍理性”中解放出来、把人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而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成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历史使命，因而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理想追求。生活中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具有社会性质、社会内容和社会形式。在社会的价值理想与个人的价值追求、社会的价值规范与个人的价值认同、社会的价值导向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矛盾中，社会的价值理想、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总是处于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力量就在于，它赋予人的生活以理想、信念和动力，赋予人的思想和行为以理论力量的支撑。不断地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努力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马克思主义就会“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20世纪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德国遇到了空前危机。但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未沉寂，而是以“反思·批判·创新”为主题，对马克思文本与马克思思想、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现实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探讨。　　

　　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重镇

　　当前，尽管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仍然处境不佳，但十分活跃。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组织机构、学术杂志、网站多达几十家。例如，柏林MEGA编辑出版资助协会、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乌帕塔尔）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马克思协会、（法兰克福/M）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献：新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通讯》、《马克思恩格斯年鉴》、《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辞典》等。

　　这里，既有“左翼马克思主义精神导师”阿本德罗特、“无家可归的左派偷渡者”柯夫勒、“绿党”社会主义理论家巴罗、《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创办人容克、左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胡弗施密特等人的思想遗产，又有健在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费彻尔、施泰格瓦尔德、霍尔茨、“一体化马克思主义设计师”迈彻尔、“马克思主义独行侠”豪克、“总体危机论”提出者阿尔特法特等人的孜孜以求，还有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马克思主义巨擘”比朔夫、马克思学家诺伊豪斯、福尔格拉夫等人的不懈努力，出现了许多新成果、新思想、新观点、新见解。毫不夸张地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故乡的德国，今天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重镇之一。　　

　　研究阵容与侧重

　　目前，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致有四路人马：一是马克思学家。如诺伊豪斯、福尔格拉夫、豪克等人，主要从事以下工作：编辑出版研究MEGA2（拟出版114卷）；编辑出版经典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献：新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通讯》；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年鉴》、《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辞典》（拟出版15卷）；开办“马克思秋季学校”、设立“梁赞诺夫奖”，奖励、培养青年马克思学者。二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如施泰格瓦尔德、霍尔茨、迈彻尔、比朔夫、鲍里斯、泽普曼等人，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杂志周围，试图“回到马克思”，捍卫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社会现实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创新派。如胡弗施密特、诺伊贝尔特、德佩、莱比格尔、利贝拉姆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为阵地，试图“重新发现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批判、创新，发出“德国左派马克思主义声音”。四是马克思主义重建派。如霍耐特、维尔默、奥菲等人，以《西方的终结：社会研究新杂志》为阵地，试图“重建马克思”，并借助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悖谬，但侧重点是推进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可见，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MEGA2的编辑出版研究，以及马克思经典著作文献学考证。二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重新诠释，将马克思与其他经典作家、当代西方理论家进行比较研究，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三是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批判、帝国主义理论与新帝国主义研究、法西斯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问题，以及其他国际问题与现实问题的讨论。四是关于阶级结构、阶级意识与阶级理论现实性的分析，以及现实社会主义批判与21世纪社会主义构想等。

　　研究特点与启示

　　从总体上看，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四个特点：一是将对马克思主义的 “反思·批判·创新”作为主题；二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跨学科、多层面、整体性研究；三是以广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为标尺阐释社会现实问题；四是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当前，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术活动非常热闹，但缺乏统一的稳定的群众基础，显露出急躁情绪与焦虑心态；文本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但有陷入“无信仰”的危险；过分注重经济学、伦理学、美学等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维度有所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左翼思潮研究边界不明；研究队伍严重老化，后继人才较为缺乏；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社会政治地位堪忧。

　　德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强烈的现实关怀、有针对性的历史反思、深刻的理论探索、广阔的国际视野，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战略，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过去过分强调“经典文本”、“传统观点”到今天过分强调MEGA2、“新观点”。要对马克思思想进行跨学科、多层面、整体性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化、虚无主义化、实用主义化，使马克思主义以整体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简介】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邮编：l00009

一、关于建设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

　　2005年5月，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要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史学研究创新体系，就是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这一提法中引申出来的。因此，我们要理解和实现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首先应当全面准确地理解“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含义，切实弄清楚这一蓝图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一要求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和在政治、组织上的保证。所谓“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指的是力争用10年时间，通过建设“六项重大工程”（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研究和理论创新工程、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网络信息化建设工程、国际学术交流基地建设工程），形成“五大研究中心”（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研究中心，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理论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充分发挥“四大作用”（即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智囊团的作用，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中心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代替的作用），从而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才荟萃、学科布局合理、体制完善、机制灵活、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在国内位居前列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建设史学研究创新体系，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更有力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指导，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把我院各史学研究机构和史学刊物建设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强阵地。在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史学组研究任务的同时，提倡我院的各史学研究机构结合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特点，由集体或个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通过深入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理清学术界和非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种种责难，旗帜鲜明地批驳史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营造良好氛围。

　　第二，要大力发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把学术研究与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在抓紧基础研究的同时，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出发，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斗争的需要，选择并设置一批现实意义较强的重大研究课题。例如：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研究、建国以来国家机构改革研究和我国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研究、古代社会建设问题研究、台湾史与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新疆治理研究、云桂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研究、中日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等等。通过这些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服务，使史学研究在发挥我院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中，占有一定位置，做出积极贡献。

　　第三，要努力加强史学领域中传统学科的建设，保持和创立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推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建设和完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在一些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领域，如：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甲骨学、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经学思想史、近代中国与世界、历代边乱与边政、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西欧史、外国史学理论、古代都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考古学的方法和技术等课题研究中，加大人、财、物投入的力度，使其在学术积累上更加丰富，在队伍结构上更加合理，在科研实力上更加雄厚，在科研手段上实现现代化，在学术创新上继续保持或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对于其中部分优势学科，如：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考古、先秦史、秦汉史、隋唐至明清的断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思想史、中外关系史，以及当代史和方志学研究等，要努力保持或逐步达到国际知名水平。应当看到，加强史学的基础研究同样是发挥我院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作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第四，要主动加强我院各史学研究机构之间，我院史学研究机构与国内外相关组织和团体之间的学术联系。应当进一步整合院内史学研究机构的力量，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我院史学学科齐全、研究力量雄厚、研究成果丰富、学术影响广泛的优势，为全国史学界坚持正确方向和严谨学风，起好带头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比如，把由我院科研局和七个史学研究机构连续召开了五次的史学理论座谈会继续坚持下去，并形成制度；把由世界历史所、历史所、近代史所共同承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课题抓紧抓好；把我院新成立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切实办好，使它真正成为院内外史学理论工作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把由我院承办的2007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员国代表会议筹备好，为我国争取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办权，使我院真正发挥历史学科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的作用。

二、关于重视和加强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

　　关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早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就提出过，并得到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l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对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又给予了进一步强调。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历史所的有关领导和专家，曾为此组成了一个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我院科研局领导下担负起这方面的具体工作。进入21世纪后，我院于曲阜召开的史学研究机构工作会议再次提出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由世界历史所牵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

　　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将相对分散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开展重大课题研究，组织学术会议，举办学术报告或讲座，收集有关信息，促进国际国内交流，给有志于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为繁荣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主体的史学理论研究做贡献。

　　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走向全面复兴，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不断加强，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中外史学的发展历史证明，有影响的史学家无一不是对史学理论有独特贡献的人，史学理论历来为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的发展任何时候也离不开史学理论的发展。

　　史学理论研究的范畴很广，涉及的问题十分复杂，并和现实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往往是和社会认识的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今天，史学研究也遇到了同政治经济学研究几乎同样的命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宣布“历史已经终结”，欢呼“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着手致力于建立资本主义的世界新秩序。于是，国际上掀起了新一轮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国内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前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理论研究，对于保证我国史学研究沿着科学的健康的道路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但是，历史学只是在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后，才成为了一门科学。无论人类过去的历史还是今天的实践都证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2】，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3】。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老前辈们之所以能在史学研究中取得开创性的重大成果，无不与他们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但也应当看到，唯物史观诞生以来的一百五十余年，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因此，不断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也是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史学理论自身发展、不断创新的需要。同时，我们要防止有人假借理论创新之名，行根本否定唯物史观之实。凡是离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和脱离实践基础的所谓“创新”，不仅不会是真正的创新，相反只会走到复旧的邪路上去。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重要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流派、史学思潮，以及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前沿问题，被大量翻译、介绍到国内。其引进规模之大、内容之多、范围之广，是近代中国自接触“西学”以来未曾有过的。这对于中国史学界了解世界，并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有益内容，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应当看到，有些翻译者、介绍者、出版者在引进这类著作时，不加选择，不加分析，不加批判；更有甚者，极少数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专门热衷于挑选那些集中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糟粕，并大肆褒扬，借以动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根基。受此影响，一些读者尤其是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把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新史学”，奉为圭臬，盲目接受。对此，我们也需要把分析和批判有代表性的、在中国产生一定消极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作为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加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鉴别工作，引导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用唯物史观正确分析和认识西方的史学理论，帮助他们澄清思想上的混乱。

　　当前，包括史学在内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和意识形态领域总的形势是好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由中央组织并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已经全面启动，包括《史学概论》在内的各主要学科的教材正在加紧编写。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与此同时，党报党刊以及一些史学类学术刊物，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力度。所有这一切，为大力开展史学理论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营造了良好氛围，提供了难得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把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的工作积极开展起来，使其在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中，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中，进而在整个史学领域中，切实发挥积极作用。

三、关于回应对唯物史观的挑战

　　史学理论既包括历史观，也包括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是从事史学工作的前提。古今中外的史学研究中产生过形形色色的历史观，比如天命观、循环观、宗教观、英雄史观、进化史观、人道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即使在同属于某种历史观的理论中，也有观点上的种种差异，比如，在西方资产阶级历史观中有法国年鉴学派、德国文化史学派、美国新史学派、英国新社会史学派，等等。然而，作为哲学层面的历史观来说只有两种，一种是唯心史观，一种是唯物史观。毫无疑问，无论哪种历史观，都应当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但是，当前摆在史学理论研究会和广大史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唯物史观诞生l50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概念和理论范畴；也不仅是因为只有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才能适应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优秀传统的需要，才能适应批判和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的需要。更主要的原因是，唯物史观及其在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今天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空前严重的挑战，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工作者去迎接这个挑战。

　　对于唯物史观为什么会在今天遇到如此严重挑战的问题，也只有借助唯物史观来分析才能看得清楚。毛泽东于1957年说过：“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0”“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4】毛泽东的这个分析，距离现在虽然已经近半个世纪，但是对建立在旧社会、旧制度土壤上的意识形态来说，要它们退出历史舞台，这点时间显然是太短了一些。

　　如果说毛泽东的上述分析还只是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放在了社会制度变动的大背景之下的话，那么，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则把当前这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放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析。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将带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消极影响。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所以我们同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5】江泽民同志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开拓创新精神……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加见识、活跃思想，但国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也会乘机而入。”【6】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利用各种渠道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人们的思想。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要在我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特别要看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我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长期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的更大压力。这些分析，运用的都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所受到的空前攻击，不仅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的否定上，而且表现在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吹和对中国近代当代历史的肆意伪造、歪曲、丑化、颠倒上。这当然是件坏事，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去其史”从来是为了“灭人国”。前苏联少数当权者抛弃马克思主义、纵容国内外敌对势力否定自己的历史而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但是，坏事也可以变好事。因为，真理从来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难有强大的生命力，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攻击，对近代革命史和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史的谩骂，反过来可以促使一些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够坚定的人认清真相、坚定起来，使原来就坚定的人更加坚定。毛泽东说得好：“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7】他的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感到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令人受到启迪和鼓舞。

　　不过，坏事变好事是需要一定转化条件的。要把对唯物史观攻击的坏事变成发展唯物史观的好事，至少应当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和攻击唯物史观的言论展开旗帜鲜明的斗争，对它们进行有科学分析的和有说服力的批判，绝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其次，要在捍卫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的同时，注意发现和弥补唯物史观理论上的不足，并结合新的实践，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在这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胡锦涛同志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8】这充分说明，唯物史观的原理是需要坚持也是一定能够得到坚持的，是需要发展也是一定可以得到发展的。

　　在十几年前，当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政局突变时，一些资产阶级的预言家们曾断言马克思主义将从此寿终正寝。与他们的预言相反，在当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仍然牢固地居于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相信她的人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即便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也是当今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尤其发人深思的是，在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所做的“千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的网上调查中，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而是马克思名列榜首。苏东剧变后，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事实验证了他的话。只要我们勇于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回应唯物史观面临的种种挑战，并使唯物史观的理论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那么，对唯物史观的攻击不仅不会伤害它的一毫一毛，相反，只会使相信它的人越来越多，使它赢得更多的群众。

　　西方一些自我标榜或被人称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充其量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纯粹的学问来做，这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是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需要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党中央一再要求理论工作者要理论联系实际，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经济建设与社会生活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要深入研究和准确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帮助人们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以便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些要求，我认为同样适用于史学理论工作者，同样是史学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史学理论分会的同志要认清使命，在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在发挥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积极导向方面，在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话语体系方面，在树立史学界的良好学风方面，作出自己新的贡献。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l02页。

【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3】《列宁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l0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一211页。

【6】《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1、82页。

【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1—232页。

【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2页。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