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志所见郑和下西洋资料

　　上世纪80年代初，受国外学术思潮影响，区域史研究在国内逐渐升温，广东史学界开始把视角转向地方，转到社会经济，注重地方历史的研究，“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广东地方史研究”先后进入国家和广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笔者以初学者身份参与了“广东通史”的编写，非常有幸，得到蒋祖缘、叶显恩等前辈学者的提携与指点，阅读了大批广东地方文献。当阅读叶显恩老师很不容易从香港大学图书馆复制回来的万历《广东通志》时，发现到一条郑和下西洋的记载。该书卷四《藩省志》说：永乐五年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1]。当时并没有太在意，后来才明白，这条资料非常重要，证明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是从广东启航的。以往一般认为，郑和远航的启航地，只在江苏与福建，现在看来需要重新认识[2]。

万历《广东通志》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载  

　　郑和这次远航是在明朝经略南海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永乐五年三月，平定安南，郡县其地。九月壬子，郑和船队使西洋诸国还，擒获旧港华人首领陈祖义等，于其地置旧港宣慰使司，以施进卿为使。乙卯，“命都指挥使汪浩改造海运船二百四十九艘，备使西洋诸国”[3]。显然，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是永乐皇帝经略南海，推动明朝朝贡体系建构的一项重要步骤。

　　在嘉靖十四年广东巡抚戴璟所编《广东通志初稿》有一条相关史料。该书卷十一《循吏传》说，永乐十九年，王询任韶州推官，“时内臣赍金币劳赐海外诸蕃国，护行军官颇横，径捕韶民三人偕之往，家人号呼，以金赎之，不许。询至其舟中，夺之以归。”

　　韶州位于岭南与岭北交通之要冲，“在楚为边邑，在粤为交衢”，历来是“贡朝之所途”[4]。南来北往，商务繁剧。上文提到的永乐十九年内臣赍金币劳赐海诸蕃国，时间上正与郑和第六次远航相合。

　　而这次下西洋的任务，是护送来华的忽鲁谟斯使节回国。按照明初朝贡体制，暹罗、占城、西洋诸国来朝，必然取道广州。忽鲁谟斯使节回国，从惯例上说，必须走广东道，循贡道越过大庾岭，下浈水，经韶州下北江，抵达广州；广东布政司循例设宴招待，备足程粮，送他们回国。嘉靖《广东通志》、万历《广东通志》，都记载了真腊、占城、爪哇、暹罗、满刺加、三佛齐、锡兰山、苏门答剌等国朝贡“使回，俱于广东布政司管待”[5]。

　　结合明朝朝贡体例与戴璟《广东通志》的记载，上文的“内臣”，有可能是郑和，也可能是为下西洋准备物资的其它宦官；不管怎样，都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有关。郑和这次下西洋的启航地在广州，是可以明确的。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完成《广东通史》古代上卷后，立即着手古代下卷的编写，并把郑和两次下西洋从广东启航的事实，写入“明前期朝贡贸易”一章。

　　2002年7月27-29日，广州大学历史系主持召开“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论文《再议郑和下西洋—以两次从广东启航为中心》，对上述观点作出初步探讨，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认为是郑和下西洋研究的重要发现，文章在《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发表，后来收入会议论文集，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应该指出，近年随着郑和研究的升温，一些学者也注意到郑和与广东的关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商志镡教授在《郑和研究》2003年第2期发表文章，介绍万历《广东通志》关于永乐五年郑和自广东下西洋的记载[6]。同年5月，明清史专家黄启臣教授主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对永乐五年郑和自广东启航下西洋也作了介绍，并且引起传媒关注。

二、走上神坛的“郑和”：广东民间的“郑和崇拜”

　　上世纪30年代，著名中外关系史大家冯承钧先生曾希望学术界，重视郑和遗事的研究，一方面是“历史的”郑和，另一方面是“故事民话的”郑和。后一郑和很重要，“曾为种种民话的干题，至今南洋一带尚盛传之。见之载籍的固然要搜辑，传之委巷的也要记录”[7]。

　　海外学者研究显示，郑和在东南亚华人社区早已威名远扬，“郑和崇拜”在一些地区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异域生根的文化象征。泰国首都阿瑜陀耶、班科库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都有纪念郑和的三宝（三保）庙。在爪哇色马兰有三宝洞，华人把郑和当作商业神来崇拜，每年旧历六月三日，被定为郑和来航纪念日，举行盛大祭典活动。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有三宝城、三宝井，也被认为与郑和远航有关。

　　2003年10月，中央电视台驻印度记者张讴在印度南部的港口柯枝发现一尊据称铸造于宣德九年至万历末年的明代官员的鎏金铁像，铁像高33厘米，铸造精致。铁像上的大部分金子已脱落，但在耳根、鼻翼和衣服褶皱处尚有留存。神像面如满月，表情慈祥，腹部隆起，身穿圆领袍服，“白玉腰带”被突出到了胸部；左右手交叉扶在腰间，左手被衣袖遮挡，两袖均有纹饰，足蹬朝靴。对照中国文献记载与实物资料，这尊鎏金铁像应为郑和像。地方志记载，柯枝曾经有一座中国寺庙，当地华人铸造郑和铁像，目的是祈求郑和保佑一方平安[8]。如果报道可靠，说明郑和在印度同样受到华人的崇拜。

　　2004年1月13日，笔者前往越南南部坚江省河仙市作华人社会历史调研，当地有一座“敕教三宝寺”，原为1720-1730年当地华人领袖鄚玖为他母亲建的庵堂，历4次重修，现今规模为20世纪中期重建。宣德五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曾到过真腊，据说在河仙补给淡水。“敕教三宝寺”的建立，或许与纪念郑和有关。

　　中国大陆对“故事民话的”郑和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首先是福建发现了一些“郑和崇拜”的遗物，引起学界关注。1989年底，中外关系史专家庄为玑教授在考察厦门市鸿渐村时，发现该村新建的“二保庙”是纪念郑和与王景弘两位下西洋正使的庙宇。据陈延杭先生跟踪研究，“二保庙”原来建筑在旧名张坑的小山上，供奉“保生大帝”，即北宋名医吴本，民间称吴真人、大道公，以及二保公；后来二保公“分灵”到“六甲”；村民每年农历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都要张旗行香，祭祀游神。200多年前，有些村民移居台湾，并在云林县北港镇建“侯天府庙”，崇奉主神“郑府圣侯”，也就是郑和。民间还传说，郑和的诞辰是农历八月廿三日。陈先生认为，“二保庙”、“二保公”像为国内首次发现，有特别价值[9]。

　　郑和下西洋多次从福建长乐启航，该地保留了不少相关的遗迹，而且崇拜郑和之风甚盛，据称位于闽江口的三宝岩至今还保存有郑和雕像，云门寺内也有郑和木雕神像。1992年6月22日，福建长乐县漳港镇仙岐村村民陈营金建筑新房，挖出了宋代“显应宫”的一条门框，又一处与郑和有重大关系的文物被发现了。据史料记载，显应宫始建于宋绍兴八年，明弘治三年，后殿辟为“凤岐书院”，清代道光二十一年，曾大规模修葺，约在光绪年间，因巨大自然灾害，致使该宫被深埋地下。经过对显应宫前后三进两殿的整体挖掘，出土妈祖等塑像40多尊，还有备受关注的“巡海大臣（神）”塑像。据称该塑像，高100厘米，坐姿，塑像面如满月，表情慈祥，优雅端庄，身穿红色圆领袍服，胸前、两袖均有贴金纹饰，左手置于膝上，右手扶在腰间所束带上，脚下是一双皂色靴子。明史专家万明研究员从塑像服饰、衣冠、地域背景等多方考证，确定塑像就是郑和，塑造时间可能是在万历后期[10]。

　　“故事民话的”郑和不断出现，说明郑和在福建民间很早就被赋予神性，受到神灵般的崇拜，从人变成神，不仅彰显了郑和在中外交通史上的崇高地位，以及在民间社会广泛的影响力，而且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出福建地方社会的某些特点，如海洋性、商业性、功利性，具有重要意义，值得重视与研究。也许是各地民间“造神运动”各具特色吧，笔者注意到，厦门鸿渐村“二保庙”的“郑和”形象，与长乐等地出土的“三保公”很不一样。

　　如前所述，以往的郑和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广东，更没有注意广东“故事民话的”郑和。然而，笔者近来接二连三获得广东“郑和崇拜”的信息，地域包括南澳、惠来神泉、中山、阳东和海南，广东沿海民间存在“郑和崇拜”现象。当然，有些传说或信仰可靠性有待继续追踪研究。

　　南澳位于闽粤海上交通要冲，是明代著名的走私贸易据点，“地险而沃，百谷所生，百货所聚，惟地非分土，事非两邻，故往往为贼逋逃薮”[11]。洪武、永乐间，为防备倭寇，曾徙其民，虚其地，但“私番船只，寒往暑来，官军虽捕，未尝断绝”[12]。荷兰人称南澳南部一角为“好望角”（Cape de Goede Hoop）[13]。

　　茅元仪《武备志》所附《郑和航海图》标有“南澳山”地名，说明宣德五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曾经穿越南澳海域，但郑和船队没有在南澳岛上停留过。尽管如此，后人还是建起一座“三宝公庙”，祭祀这位大航海家。南澳地方史志专家林俊聪先生撰文介绍说，“三保公庙”建于明朝，位于南澳深澳古城东北角，旁有清代炮台，占地约200平方米。庙内神龛供奉一批木雕神像，郑和骑白马，两侍擎旌，四船六将，各随其后；墙上绘着郑和下西洋的大幅彩色壁画。该庙座南向北，民国时期，该庙驻有保安，将庙改为座东向西。抗日战争时义勇军曾与伪军在三宝公庙发生战斗。上世纪50年代，庙被毁，村民在原址建房筑厕。1986年1月，广东省航运厅组织专家到南澳考察，建议修复三宝公庙，因经费紧缺未果，但深澳镇管委会制作了《三宝公庙旧址碑记》，记录此事[14]。笔者的同事邓开颂研究员，当年为专家组成员参加考察，也证实了上述说法。

　　最近，南澳县博物馆征集到一件三宝公庙遗物–“三保老爷”石香炉，证明三宝公庙确实曾经存在。该香炉被附近吴姓人家所收藏，保存至今。香炉由花岗岩石雕制，外观似斗，高17厘米，上下面平行，上面长25．5厘米，宽16厘米，下面长23厘米、宽14厘米。上面中间有一凹槽，长17厘米、宽8．5厘米，深6厘米。两侧有一对弧形凸出的炉耳。垂直正面有浅浮花纹图案，图案之上阴刻四字：“三保老爷”，字径4-5厘米[15]。

　　南澳“三宝公庙”可能是广东已知最早的纪念郑和的庙宇，但未必是唯一的。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群岛和海南进行水下考古与文物调查，参加者有徐恒彬、黄玉质、何纪生、杨少祥等专家。这次调查发现了一批从秦汉到清代的文物，包括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水路簿》，记录从海南到中南半岛各港口的海上线路，对研究南海交通有很高价值。在北礁礁盘打捞到400多斤古钱，最多为明“永乐通宝”，因长期海水浸泡，不少已经与珊瑚石胶结在一起，有些是刚从钱库提取的新币[16]。专家认为，这些钱币可能与郑和下西洋有关。

　　该年3月6日，他们在海南琼海县谭门公社草塘大队上教村发现一间小庙，庙内神像是一尊穿着明朝官服的木刻神像，圆脸，大肚子。当时他们都没有太在意，只觉得神像的官员形象很特别，所以拍摄了照片，保存在广东省博物馆。

1975年海南发现的身穿明朝官服木刻神像

　　最近，笔者与杨少祥先生谈及南海贸易研究，他回想30年前的情景，感觉那座神像很像郑和，建议笔者做进一步研究，最好到海南作田野调查。非常幸运，笔者在广东省博物馆蔡奕芝副研究员帮助下，很快找到了当年杨先生拍下的两张编号为6747、6748的神像照片，形态确实与福建、印度发现的“郑和像”类似，兴奋之余，不禁信疑参半：真的是“郑和”吗？

　　前不久，笔者前往粤西沿海作历史人文资源调研，在阳东县大澳，当地老人说，郑和曾经到过那里。大澳在明代属阳江县，附近有海朗所，是海防要地。清乾嘉年间曾盛极一时，商贾云集，有“东方威尼斯”之誉，主要街道名“十三行尾”，很有意思，可能与清代广州十三行有关系。村里还有清及民国时期的“大澳公所”、清代炮台；原有关帝庙、天妃庙，今已毁。大澳的郑和传说，也许证明郑和船队曾经过此地，也可能只是传说。

三、余论：值得重视的南中国海地区“郑和崇拜”现象

　　上世纪30年代，前辈大家向达先生说，日人桑原骘藏以宋末泉州提举市舶使蒲寿庚事迹为中心，写出中外关系名著《蒲寿庚考》，叙述唐宋时代中国与阿拉伯人在海上交通的情形；如果以郑和为中心，叙述“元明时代中国与西方之交通，钩稽群书，疏通证明，其成就一定不会比桑原的书坏”[17]。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要做好“郑和”这部“大书”，非如冯承钧先生所指示，把“历史的”郑和和“故事民话的”郑和结合起来研究不可，而且还应该以开放眼光，置于中国历史与世界视野中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整体研究，始可奏效。

　　前辈学者70多年前已经给后学指明了广阔的研究前景，“故事民话的”郑和研究值得重视。中外学者的研究显示，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东南亚各国的环南中国海区域，存在着一个以华人社会为依托的郑和崇拜现象。“郑和”继南海神广利王（祝融、洪圣公）、天妃（妈祖）之后跻身“海神系列”，对于海上交通、海洋文化研究，尤其不可忽视。

　　众所周知，东南沿海与东南亚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联系，人口、经济、文化交往频繁，福建、广东等地的“郑和崇拜”，是本地生发的？还是从东南亚传过来的？对这种跨地域、跨国界的共同文化现象进行综合考察研究，将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

（原刊中国侨联编《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

附：《琴轩集》有关郑和下西洋之新资料

　　明人陈琏《琴轩集》卷十五《赤松丹房记》云：

　　太医院医士华亭吴仲德，故居在三泖东之张溪，尝名其药室曰“润德堂”，复名炼药之所曰“赤松丹房”；赤松者，所居地名也，间谒文为记。予闻仲德之医，得家传之秘，不惟精丸散之方，复工烧炼之法。永乐五年，以名医征隶太医院，达官贵人，以及闾阎士庶，求治病者，往往著奇效。尝三次从诸太监往西洋爪哇、柯枝、锡兰、阿丹等国。经历海洋，往回数万里。今年介八0，耳聪目明，精神不少衰，非平昔丹药之功所致乎！

　　夫丹者，至阳之气所成，似朱非朱，似赤非赤，此丹之色也。似玉非玉，似石非石，此丹之质也。而世之修真者，以无象有，用铅非铅，用汞非汞，及其成而温养之，使精神魂魄，混合不离，可以长久者，此内丹也。以有象无，用铅为铅，用汞为汞者，及其成而服食之，使骨肉血髓，销铄俱融，可以升举者，此外丹也。今仲德所炼者，其内丹乎？外丹也。然世之名医，以药济人，为之汤以治经络，为之散以理中焦，为之丸以达下部，而丸或名为丹，可以愈沉疴，可以救卒暴，可以起死回生，可以延年益寿，其名曰丹，不亦宜乎！因仲德之请，以所闻者记之，俾观者亦有所省。

　　华亭（今上海市松江西），江东之奥区也。宋绍熙《云间志》云：“华亭为今壮县，生齿繁伙，财赋浩穰。”南距海，北濒江，舳舻络绎，置有市舶务。元、明为松江府治所。三泖在府西三十五里，亦名泖湖，华亭水也。《吴地志》谓泖有上、中、下三名。上泖亦曰圆泖，南近泖桥；下泖亦曰大泖，自泖桥而上萦绕百余里；中泖亦曰长泖、谷泖；下游合黄浦入海。（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四《松江府》）吴仲德生活在繁华富庶与濒江近海之环境，器识胆略，非流辈所能及，随诸太监往西洋，或习俗使然也。

　　郑和七下西洋，规模宏大，最多时兵卒舟师多至两万余人。《赤松丹房记》关于吴仲德的记录，为郑和船队之构成提供一医护人员实例。观中外航海记录，海难与疾病为两大危险要素。高明医术的吴仲德，对于郑和船队之医护安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002年7月，笔着参加广州大学举办之“明清岭南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提交《再议郑和下西洋：以两次从广东启航为中心》（已发表于《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提出郑和第二次、第六次下西洋是从广东启航的。第二次下西洋在永乐五年，该年吴仲德以名医征隶太医院，或参与了这次航海。

　　陈琏，字廷器，号琴轩。东莞大桥头人。洪武二十三年举人，卒业太学，授桂林府教授。建文三年，升国子助教。永乐元年知许州，移滁州，治有异效，特升扬州府知府，掌滁州事。二十二年除四川按察使，宣德元年入为南京通政使，掌国子监事。正统元年调南京礼部左侍郎，致仕。琏德行淳懿，以文学知名于时，学者尊为山斗，家有“万卷堂”，多秘府所无之书。景泰五年病逝，年85岁。有《琴轩集》、《归田稿》传世。

　　《琴轩集》有正统六年、万历四十五年、康熙六十年三种刻本。2000年，东莞市政协据万卷堂藏版康熙刻本重印，为“莞乡丛书”之一种。

注释：

[1] 郭棐：《广东通志》卷四《藩省志》，万历三十刊本。

[2] 参见拙作：《再议郑和下西洋—以两次从广东启航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收入赵春城、何大进、冷东主编《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5—151页。

[3] 《明成祖实录》卷七十一，永乐五年九月乙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4] 余靖撰、黄志辉校笺：《武溪集》卷五《韶州新修望京楼记》，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

　　郑和（约1371—1433年），明代云南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人，回族，本姓马，小名三宝（保）。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二月开始，傅友德奉命征讨割据云南的残元势力，少年三宝被俘，惨遭阉刑。后随军至北平，入燕王藩邸为宦官。三宝聪慧过人，忠于燕王，在“靖难之役”中屡建战功，深得朱棣信赖。朱棣称帝后，任命其为内官监太监，并赐其“郑”姓，从此，便称郑和，人称“三宝太监”。明成祖死后，第六次下西洋归来的郑和被仁宗任命为南京守备太监。他去世的时间尚无定论，一说是卒于第七次下西洋归途之中，即1433年；一说是回来后卒于南京，即1435年。

　　郑和下西洋不是简单、孤立的事件，而是永乐时期文治武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永乐时期，成祖初设内阁、决定迁都北京、编纂《永乐大典》、屡伐元朝残余、遣使通西域和派遣郑和下西洋等一系列举措，都是影响明代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明朝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强国，为了彰显其大国地位和稳定周边局势，成祖在继承洪武时期外交政策的基础上，遣使四出，“宣德化而柔远人”，以和平方式竭力构建明朝视野中的世界新秩序。正如《明史·郑和传》所言：“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郑）和、（王）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郑和出使时所捧成祖对西洋各国国王和头目的敕书中言：“尔等只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郑和家世资料》）宣德六年（1431年）,面对暹罗欺凌满喇加一事,宣宗遵循永乐时期的做法，责令暹罗国王改正，言：“朕主宰天下，一视同仁，尔能恭事朝廷，屡遣使朝贡，朕用尔嘉。比闻满喇加国王欲躬来朝，而阻于王国，朕度之必非王意，皆王左右之人不能深思远虑，阻绝道路，与邻邦启衅，斯岂长保富贵之道！王宜恪遵朕命，睦邻通好，省谕下人，勿肆侵侮，则见王能敬天事大，保国安民，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明宣宗实录》卷76）以上诏令明确反映了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和明朝对自身的国际定位。

　　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的28年间，郑和从苏州刘家港出发，七下西洋，其中前六次都在永乐时期。由于宝船靠风力行驶，故每次出航都在冬季东北信风期，返航在夏秋东南信风期。前三次主要在南海、南洋群岛和南印度洋一带。在此基础上，郑和在第四、五次下西洋时开辟了新的航线，首次到达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东岸、非洲东海岸等地，将下西洋推向高峰。2002年，英国退役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发表其研究成果，认为郑和的分遣船队于1421—1423年间到达美洲，引起世界震惊。当然此论还需进一步严密论证。

　　郑和率领的船队是一支混合船队，最多的一次为208艘。除最大的“帅船”即宝船外,还有用于护航的战座船、装载食物的粮船、载运淡水的水船、运载军需和装备的马船等。每次远航的人数在27000人左右，有明确的分工和严格的管理。主要领导为宦官，有正使太监、副使监丞、少监、内监，其下有掌管文书和负责外国朝贡的舍人；有掌管远航粮草和各国贡品的户部郎中；有负责外交礼仪的鸿胪寺序班；有传播中国文化的教谕和从事翻译的通事；有通晓天文和海洋气候的阴阳官生；有精通医术和营养保健的医官医士；有充当礼仪队和负责防御的旗校、勇士、力士等武官和军士；有负责航行、船舶维修的火长、带管、舵工、水手、班碇手、铁锚、木艌、搭材等。从中可以看出，郑和的远航船队是一个流动的复杂的特殊组织。

　　当然，远航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东南亚局势不稳，弱肉强食，有些国家与明朝为敌；各种反明的海盗势力横行海上，所以远航必须要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除了自卫以外，还可用以歼灭海寇，制止内乱。在七次远航中，郑和船队一共动用了三次武力。首下西洋时，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的旧港（也叫三佛齐国）的海盗头目、广东人陈祖义企图劫掠宝船，郑和得到密报后用计铲除了海盗势力，生擒了陈祖义，带回国处死。第三次返航时，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阴谋用重兵劫夺宝船，郑和发觉后，带兵攻打空虚的王城，以少胜多，生擒了国王，保护了船队。第四次下西洋时，郑和帮助苏门答腊的合法国王平定了与其争夺王位的叛乱者，结束了苏门答腊的多年内战。郑和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化险为夷，不辱使命，秋毫无犯，深得西洋各国的欢迎，确保了远航的顺利进行，把大明王朝的声威最大限度地传播于海外。

　　尽管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十分明显，但政治目的主要通过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来实现。由于西洋诸国远离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于中国，且大多与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并不密切，有的甚至毫无联系，加之海上交通不畅，他们无力与中国交往。明朝要维持万国来朝的局面，必须承担巨大的外交成本。除了厚往薄来、不计成本的贡赐贸易之外，郑和船队携带大量的中国货物在远航途中进行着广泛的贸易活动。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金银器皿、铜钱、雨伞、烧珠、樟脑、麝香、水银等深受西洋各国的喜爱。西洋的香料、药材、宝石、琥珀及长颈鹿等珍稀动物、海棠等稀奇植物也被引入中国。在尊重各国固有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郑和船队将中国的历法、礼仪、度量衡、建筑、生产技术等传到西洋。西洋各国的绘画、雕刻艺术等也传入中国。中外相互交流扩大了人们的世界视野，极大地丰富了各自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影响是深远的。

　　七下西洋是郑和毕生献身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是中国古代天文航海技术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体现，也是十五世纪前半叶中国繁荣强盛的缩影。郑和远航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险阻、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和以邻为善、和谐共处的和平精神，开辟了中国海洋文明的新时代。郑和是伟大的航海家、杰出的外交活动家和军事家、卓越的管理者和文化使者，是“和平之旅第一人”，是“海上巨人”，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郑和为中国的海洋事业、世界和平、国际贸易和文化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纪念日，从此每年这天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五十三年前的1956年，台湾当局也将同一天定为“航海节”。

　　世界进入后工业化以至信息化时代，全球一体化蔚成潮流之际，有心“以史为鉴”，忆郑和（1371-1433 ？），知兴衰，不免面对以下大哉三问：

　　1. 梁启超（1873－1929）问题：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将“郑和下西洋”与西方的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0—1524）等的航海事业进行了比较。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梁启超问题”：

　　“ …… 郑氏之烈，随郑君之以俱逝。则哥伦布之后，有无量数哥仑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郑和以后，中国航海事业终止，与西方的海洋地位差距越来越大，是谁之罪呢？

　　2.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问题：

　　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的数理化知识以及相关的先进技术，却辉煌而迅猛地兴起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以后的欧洲？

　　3. 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问题：

　　较之于西方，中国尽管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这是为什么？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经济发展；大航海时代

　　[中图分类号]K248．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6)02-0024-06

　　[收稿日期]2006-03-12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海洋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规模具体说明了传统中国航海事业所达到的水平，也具体说明了宋、元以来不断发展的航海事业的成就。但它是代表一个海洋发展的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始。相形之下，15世纪末由西欧人主导而展开的全球性的大航海时代(The Age of Great Discovery)，船队规模虽然都很小，但却代表一个海洋发展的时代的开始。这就是为甚么西欧人的小规模航海事业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大规模的郑和航海事业反而无足轻重。从海洋发展的角度来检讨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许多前贤已经做过研究，不需要我来重复。在这里我想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检讨，希望藉此能更清楚地看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我的检讨主要是针对“朝贡贸易”在经济运作上的反功能(dysfunction)作用，因为朝贡贸易是郑和下西洋想要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且的确被建立起来。这个制度对于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经济发展的经验，呈现鲜明的对比。

一、从Adam Smith到Joseph Schumpeter

　　Adam Smith(1723—1790)在他的名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里说过：“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到达东印度群岛(The East Indies)的航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所记录的两件最伟大的事件。”①《国富论》发表于l776年，距离 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在1492年发现到达美洲的海上航路，以及Vasco Da Gama(1460—1524)在1498年发现到达印度的海上航路，已经将近三个世纪。Smith回顾在这三个世纪里，欧洲人利用这两条新航路把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市场直接联系起来，市场的规模得到空前的扩大。市场的扩大有效地强化世界各地的产业分工，促进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生产与消费，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物质上的福祉。商业资本是带动市场扩大的关键因素，而市场扩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三个世纪因此也被描述为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

　　在Smith的时代，特别是他的晚年，英国已经哨悄地展开工业革命，但是他并没有察觉到，就像Columbus与Gama没有察觉到商业资本主义的到来一样。创新(innovation)，特别是技术的创新，被认为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关键，而工业资本是不断创新从而带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18世纪末到今天也就被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回顾和检讨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在1934年发表了《经济发展的理论(The Theory of Eco- nomic Development)》，从创新的角度详细讨论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距离 Smith的时代已经超过一个半世纪。②

　　把大航海时代(The Age of Great Discover- Y)以来的欧洲经济发展划分成两个时代，当然是历史学者的后见之明，实际上发展的时间轨迹并没有断裂点。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崛起给工业革命铺好了道路，终于在18世纪末揭开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序幕。资本的累积，和工资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压力所导致的多用资本而少用劳力的要素替代现象不断地发生，这就是欧洲在18世纪末所看到的由技术创新启动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而Smith所指出的，新航路的发现引导欧洲经济发展进入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相对于其它地方，透过其全球贸易市场的支配优势与新旧大陆的殖民地的丰沛资源(特别是贵金属和美洲的土地)，欧洲在资本累积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因而资本价格偏低，而在工资率方面则维持长期的高昂，结果带给欧洲人强烈的诱因去发展增加资本投入减少劳力投入的经济生产，资本与劳力的比率不断地提高，单位劳力的产能跟着不断地提高。就这样，从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Smith说这两条新航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记录上最伟大的事件，在他的时代有效，在今天依然有效。③

　　近代欧洲的经济发展当然不能单纯看作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扩大海外市场和支配海外资源的结果，欧洲本身的内在的人文环境的变化可能更具有关键性。首先投入大航海事业并且有将近一个世纪在全球的市场与资源控制取得绝对优势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其经济发展以及航海事业在16世纪后期逐渐落后于西北欧洲地区，而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所带动的持续的经济成长首先出现在西北欧洲，直到今天这个地区的国家和它们的海外殖民地区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先进的地区。从先进到落后，以及从落后、追赶到超越，这是近代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个课题里，外在的因素固然有影响，决定性的影响往往来自内在条件的变化，而内在与外在因素的互动与返馈，更增加了这个课题的复杂性。不论欧洲的个别地区在近代经济发展有甚么不同的经验，就整个欧洲而言，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在海外市场和殖民地资源的支配所取得的优势，对于欧洲长期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推进的作用，这是无庸置疑的。

二、郑和下西洋

　　郑和(1371—1433)航海的事业发生在1405—1433年之间，一般说他总共有七次率领中国的船队航行于东南亚、印度、西亚之间，最远到达非洲的东岸。他每次航海的船队规模都很大，例如第一次和第四次航海都有三百多艘船和两万七千多人参与，而纪录上最大的船只也大到令今天的学者觉得难以置信。④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这样浩大的远程航海活动大概是人类历史纪录上唯一的壮举。但是谈到人类历史纪录上最重要的事件，Smith只提到Co-1umbus和Gama，他们初次航海的船队分别只有三艘和四艘中小型船只，总共各运载着大约90人和170人左右。⑤郑和的庞大船队和船只， Smith在他的著作里反而都没有提到。他可能不知道郑和，或者知道，但完全把郑和忽略掉。 Smith关注的是人类的经济发展，郑和的航海活动显然无关这个主题，所以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郑和下西洋船队的规模空前庞大，但其航海活动的经济意义却无足轻重；相反地，Colum。，bus与Gama的船队那么渺小，但其航海活动的经济意义却非常重要而深远，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对比。我们单从上面的讨论，已经足以了解为甚么郑和的航海事件值得被忽略：它没有发现新航路，没有扩大世界的市场，没有促进生产与消费，没有给人类提升物质方面的福祉。就长期的经济发展而言，它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相反地，它所起到的作用甚至可能是负面的。

　　这一点可以简单地从郑和下西洋的结果来了解。结果是中国的统制经济(command eeollomy)的强化与市场经济的弱化。说明这个结果的事实就是朝贡贸易制度的建立和落实。⑥朝贡贸易制度的设计者是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年号洪武，死后被追尊为太祖。中国皇帝接受外邦国王所带领或派遣的使节团前来朝贡，顺便让他们携带一些土产来交易中国的产品，这种办外交兼做点买卖的活动，本来是明朝以前历代王朝都已行之久远的习惯。明太祖所设计的朝贡贸易制度沿用这个习惯，但它有一个创意：把贸易和朝贡完全绑在一起。在明朝以前，中国和外国的贸易主要是透过民间的管道来进行，朝贡归朝贡，贸易归贸易，朝贡时兼做点贸易，那是朝廷特给使节团的优惠，不是中外贸易的主要方式。明太祖改变了历来的朝贡与贸易分开的做法，让中外贸易只能由外邦的使节团来中国朝贡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礼部”官员或港口的市舶司官员的监督下，公开进行；或者由朝廷派遣到海外的中国使节团，在外国顺便做点买卖。这个把中外贸易完全变成政府的垄断事业，把民间贸易的管道完全封闭的朝贡贸易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为了实现这个制度，明太祖颁行严格的“海禁令”，禁止中国人民私自渡航到海外，也禁止外国朝贡使节团以外的任何船只到中国来，有时候甚至禁止人民在沿海的捕渔活动。

　　明太祖的海洋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朝贡贸易和海禁。颁行海禁令有国防安全的考虑，但它也是维护政府垄断的朝贡贸易的必要措施。朝贡典礼旨在体现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四方各国从属于中国的理想，而中国皇帝藉此典礼成为天下的共主，即所谓的“君临万邦”。为了招徕外国的朝贡团，明太祖就把贸易当作诱饵，除了贸易本身应有的利润，他还为了优惠外国使节团，规定官方与他们贸易时要“厚往薄来”⑦，也就是给的多拿的少。

　　但是明太祖并没有成功地建立朝贡贸易制度。在洪武朝的后期(尤其1394年以后)海外各国前来朝贡的活动大部分已经停摆，主要原因是他不是一个真正慷慨大方的布施者⑧。可以说，他设计了朝贡贸易的制度，但是没有具体实现它。具体实现要等到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成祖的永乐朝的时代⑨。郑和的航海活动就是永乐皇帝为实现朝贡贸易而推动的最昂贵投资。为了建立朝贡贸易制度，从洪武到永乐朝，中国不断地派遣使节团到海外，有时候用威迫，但主要是透过利诱，招来海外各国的国王亲自或遣使到中国来向皇帝朝贡，利诱的主要方式就是朝贡时可以在中国进行贸易。

　　由于明代的朝贡贸易完全由官方来监督执行，它是一种政府统制的经济活动，不是私人的自发性的市场经济活动。统制经济只能适用于短暂的紧急状态，例如天灾或战争时期。在正常的状态下，相较于市场经济，统制经济在资源运作上是非常没有效率，违反经济理性的作法。明朝从一开国起就对中国与海外的经济交流实施统制式的朝贡贸易，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实现这种贸易，并且固定下来以期行之久远。这种贸易对于中国和海外的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负面的，对中国的负面作用尤其严重。

　　统制经济无法有效地运作经济资源，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它缺乏价格的机制，以及它缺乏正面的经济诱因。如果统制经济底下也有价格，该价格绝不是反映市场供需的信号，而只是反映政府的扭曲。扭曲来自政府的补贴，或政府的压抑；前者的价格会偏高，后者则偏低。朝贡贸易的“厚往薄来”原则，实际上是人为地压低中国产品的价格和提高外国产品的价格，让中外贸易的不等价交易创造异常的利润给外国的使节团，作为他们前来朝贡的诱饵。在朝贡贸易制度下，外国使节团携带前来与中国交易的商品分成两类，一类是呈献给皇帝的“进贡品”，另一类是使节团准备与中国官方交易的“附搭物”。针对进贡品，朝廷有“颁赐”；针对附搭物，朝廷要“给价”。颁赐的内容都是实物，给价的内容则包括实物和货币。在整个交易中，进贡品和颁赐物的份量很小，中外双方几乎没有异议；主要的部分是附搭物和给价，在这里中外双方在永乐朝结束以后就时有争议。争议的起火点当然是给价时议定价格所发生的争执。我们都知道，私人厂商的垄断贸易由于其利润极大化的导向违背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它的供需永远少于正常的市场的供需。但是厂商仍然根据价格机制来调整其供需的策略；明政权的统制的贸易更进一步地忽略了利润问题，也因此忽略掉市场的价格机制，它的供需当然更会少于私人厂商垄断下的市场供需。明朝的朝贡贸易量因此必然远低于中外人民的自由贸易量，朝贡贸易制对于中外市场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朝贡贸易的另一个负面作用是缺乏正面的经济诱因，也就是它无法提供诱因让人们去参与生产性的经济活动；相反地，它提供了负面的经济诱因，引导人们投入非生产性甚至妨碍生产的经济活动。朝贡贸易完全由政府统制，统制经济是一种强制指令的经济，个人的经济活动本来就是被迫的参与，不是为自己利益而自发的参与。在朝贡贸易中，中国产品或者透过赋税的征调，或者透过官方控制的工匠来制作，生产者的劳动效率偏低是很自然的结果。会积极参与朝贡贸易的是有利可图的官员或者与政府有关系的特权商人，他们必须投入资源(例如贿赂或关说)来竞取朝贡贸易中的利益(经济租)，即所谓的“寻租(rent seeking)”活动。这种资源投入与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无关，或者甚至妨碍正常的生产．就这样，朝贡贸易提供了负面的经济诱因。

　　除了上述的经济的“反功能(dysfunction)”之外，朝贡贸易本身也有其内在的矛盾，注定迟早要崩溃。这个矛盾就是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利益的矛盾。

　　本来贸易的发生是基于双赢的前提，也就是对两方面都有利这个前提，不管是互通有无或者比较利益说法，无不承认这个前提。诡异的是，明朝的朝贡贸易，按照最初设计的理想，是让中国蒙受经济的损失，让外国得到经济的利益的一种畸型贸易，“厚往薄来”的原则就是具体的说明。原来明政权的朝贡贸易是以不正常的贸易利诱，来吸引海外各国君主向中国皇帝的臣服，也就是以牺牲经济利益来换取政治利益的贸易安排。中国最大的经济利益的损失，当然来自上述的不等价交换。由于不等价交易的丰厚利润，外国使节团无不想要尽量扩大贸易量，而中国为了减少损失，必须努力减少它。永乐朝以后中国的官僚开始努力去减轻朝贡贸易的损失或负担，最主要的方法当然是减少附搭物的数量和给价。当中国政府斤斤计较给价时，附搭物的价格评量会逐渐接近市价，外国使节团从朝贡贸易所得到的利润会逐渐萎缩，前来朝贡的动机也就跟着减低。大概从正统朝(1436—1449)起，明廷不再热衷于朝贡贸易的政治利益，反而更加关切经济利益，朝贡贸易从此每况愈下。走私贸易逐渐取代它的功能，在15世纪后期成为中外交易的主要管道。⑩

　　除了上述的矛盾之外，另外一个矛盾是使节团的规模大小，到访频率，以及访期的久暂。由于中国需要负担外国使节团的所有开支，使节团的人数愈多，到访次数愈频繁，停留愈久，中国政府的开支就愈大。在这里中外双方的期望完全相反，虽然就整个朝贡贸易而言这个矛盾是次要的。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就经济的成本与效益而言，它绝对是亏损的。想象一下，一个三百多艘船两万多人组成的贸易团，不要说在l5世纪初期，即使在今天，在没有订单信息的前提下，有那一个港市能够供给它所需要的采买或买进它所运载的商品?原来郑和的船队不是贸易团，而是以陆军为主的炫耀武力的使节团，沿途所作的买卖只不过是要顺便施惠给“外夷”和收集采买宫廷所需的消费品。如此巨大的投资，却只能做很小量的交易，它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当然微不足道，郑和的航海事业当然只会亏损，而且是巨大的亏损。亏损的事业被继续经营了30年，今天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这是因为明政权在永乐宣德两朝完全没有成本效益的考虑，考虑的只是它的政治利益，也就是朝贡体制的建立。进入正统朝时政治利益不再受到重视，财政负担变成关注的焦点，下西洋的劳民伤财的一面马上呈现出来。它被停掉，而且从此被放弃。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这是合理的正确的决定。

　　郑和下西洋的结果是成功地实现了明太祖理想中的朝贡贸易。由于朝贡贸易垄断了中国的海外贸易，中国和外国的市场都因此受到压缩，无法像私人贸易那样有效地扩大。郑和下西洋对于海贸市场的影响，与Columbus、Gama的航海事业刚好相反。就长期经济发展而言，它最好没有发生；既然发生了，它愈早停止，对中外的经济伤害也愈小。

三、结  论

　　1492年Columbus的美洲航行和1497—1498年Gama的印度航行揭开了欧洲人所主导的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古典经济学的开山祖师Adam Smith给予这两次航行至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发现了由欧洲直接通往美洲和亚洲的海上航路，扩大了海上贸易的市场，把欧洲的经济带进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大约是1500—1800年之间，市场的扩大主要得利于商业资本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拜市场扩大之赐。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让欧洲人得以累积充沛的资本，资本的价格因此偏低(反映在偏低的利率，尤其是荷兰和英国)。另一方面，在这个时代里欧洲人开始支配了全球的大量自然资源，海外的殖民地与贸易据点不断吸收欧洲的剩余劳力，让欧洲的工资率长期地偏高。偏低的资本价格与偏高的工资率使得欧洲的经济生产不断地发生多用资本而少用劳力的要素替代现象，终于蕴酿出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把欧洲带进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从此工业资本所支持的各种技术创新，而不是市场的扩大，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欧洲的工业革命不只给欧洲带来崭新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也给全球带来崭新的物质与精神文明。这些文明的出现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的经济不断发展的冲击的结果。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感受到它的冲击。

　　从上述的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Adam Smith为甚么给予Columbus和Gama的航海活动那么高的评价。反观15世纪初期中国的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其经济意义就微不足道了。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发现新航路，也没有带来新市场，他的船队所航行的路线和所到达的地方，是宋朝和元朝时代的华人已经熟悉的旧航路和旧港埠，不是新航路和新世界。如果郑和下西洋有甚么新意，那大概就是史无前例的巨大的规模。

　　由于规模巨大，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一时之间是会稍稍扩大中国与海外地区的资源交流，有益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个交流在洪武朝几乎全面停顿，郑和下西洋有效地把它复苏过来。就这一点而言，它对于中外的经济是有正面的作用的。但是这个作用只是一时的。随着下西洋计划的结束，它也跟着很快地消失了。相形之下，郑和下西洋所落实的朝贡贸易制度，对经济发展却发挥了长远的影响，而且是负面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是极为昂贵的亏本的航海事业，被停顿只是迟早的事。即使把船队缩小到可以支撑的规模，这种航海事业如果继续下去，对于中外的经济发展也只会有害无益。它的作用是推动明朝政府所垄断和统制的海外贸易，不利于Adam Smith所提倡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发展。

　　欧洲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当然不是完全由于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市场的扩大所造成的，欧洲本身的内在条件甚至具有更关键性的作用。领导欧洲人进入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经济，在16世纪后期已经逐渐落后于西北欧地区，说明了内在条件的重要。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即使郑和下西洋发现了新航路、新市场，即使因此而有一个中国人的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中国本身的内在条件是否能够配合海外市场的扩大而出现长期的经济发展，实在也是个疑问。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print of the1776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Ⅱ, p.141.

　　②Joseph A. Se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57—94．该书在1934年首先由英国的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③关于欧洲近现代经济的发展上资本累积和要素替代现象所起到的作用，可参考：Andre G．Frank，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 and Macmillan Press,1978; same author, Reorient,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esp. chapter 6 ;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 Eric L.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1981);H.J.Habakkuk,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

　　④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 – 1644,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pp.194 – 200.

　　⑤Gama的船队有两艘大约120吨的nāo(其中之一是旗舰)，一艘50吨的caravel，和一艘大约200吨的补给船。Columbus的船只更小，旗舰大概有100—120吨，另外两艘各只有60吨左右。参看Encyclopedia Americana，Danbury，Conn．，USA：Grolier Incorporated，1995，vol．7，P．346，and vol．12，P．259；以及Encyclopaedia Britannica，knowledge in depth，Londo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l981，vol．4，P．937，and vol．7，P．860。

　　⑥关于明代的朝贡贸易制度和变迁，可以参看：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3章，页11—67。小蕖田淳，《中世南岛通交贸易史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68(1939)，4—6章，页212—372。

　　⑦《明实录》洪武5年1月壬子：上谓中书省曰：西洋琐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年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

　　⑧《明实录》洪武30年8月丙午，记载只有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五国还遣使入贡。洪武27年1月甲寅，下令禁止民间用番香番货，祭祀只用松柏枫桃诸香。

　　⑨《明实录》永乐21年9月戊戌，记载海外16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

　　⑩关于朝贡贸易制度的缺陷、衰败和改革，可参看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页273—287。

（作者单位：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三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一盛事。钱曾《读书敏求记》著录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所作提要有云，“盖三保下西洋，街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之流为丹青耳！”如今脉望馆孤本《元明杂剧》中收有“奉天命三保下西洋”一本，明罗懋登著有一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大概就是钱曾所说的剧戏和平话了。

　　近几十年来新发现的一些碑刻文献，对于郑和的生平，有所贡献。以下只就三个方面，略述新知，以资设助。

甲 新发现的碑刻等文物可以说明郑和的生平及其七次下西洋的年月

　　元代伊斯兰教开始在中国各地传佈。那时伊斯兰教规，还没有后来那样的谨严。有些人虽然出身于伊斯兰教世家，而自己却信奉儒家之学。甚至于学佛参禅，遁跡空门。其中突出的例子就是丁鹤年。(1)

　　丁鹤年自元入明，至永乐末年始卒。(1)在明初，以伊斯兰教世家而又信佛教如丁鹤年者，郑和即为最显著的一人。郑和为伊斯兰教世家，有其父马哈只墓志铭可证。(2)可是郑和又信佛教，法名福善，一作速南咤释，即福吉祥。福吉祥亦即福善之异译。永乐、宣德间，郑和曾大量印刷佛经，施入南北各寺，这些佛经至今还有流传。(3)

　　郑和是云南昆阳人，原来姓马，后赐姓郑。其父马哈只墓在今昆阳城外，墓碑耸立。至今无恙。马哈只墓俯视和代村，即郑和的老家所在。相传有郑和家谱。和代村马姓详细情况，尚待调查。

　　郑和于明成祖永乐三年奉使，至明宣宗宣德八年(1405-1433)，二十八年间，凡七下西洋。使节行踪，远达非洲东岸。《明史》卷304《郑和传》说郑和等人“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规模之大，为振古所未有。明代黄省曾著《西洋朝贡典录》，序上说郑和海上之举，“维绡掛席，际天而行！”

　　关于郑和下西洋，《明史》成祖、宣宗本纪、郑和传，以及《明贤录》，俱有所纪载。唯年月等等，互有出入，莫衷一是。近几十年来，先后发现一些碑刻，有的就是郑和当时所立，对于证正郑和之几次下西洋年月，提供了最可信的根据。其中如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4)福建长乐南山塔寺石刻《天妃灵应记》。(5)在锡兰所立碑,(6)就是最好的第一手史料。今制一《郑和七次下西洋年表》，作为附表一附在后面，对校各种记载，求得比较可靠的下西洋年月，以供参考。

乙 中国历史上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

　　上一节引证《明史·郑和传》，说郑和下西洋，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在十五世纪，我们所造的木船，其长、广，比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最大的邮船，载重八万吨的英国玛丽皇后号不相上下，真是造船术历史上一件了不起的成就。这样大的舰队在海上航行，也需要有极高的航海技术。过去有不少的人谈到这些方面，都持怀疑的态度。

　　我国的海岸线，北起东北鸭绿江口的大东沟，南至广西的北仑河口，差不多有一万二千公里长。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曾说过：“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所以我们沿海的人民，自古以来就和海洋发生着密切的关系。《汉书·地理志》里已经记载了当时我国对南海各国的交通路程。六朝以至唐宋，航海事业大为发达。六朝时代江南有载重万斛的大船。唐代俞大娘的船载重万斛，船上有菜圃及生活用品，养生送死都在船上。宋代造船技术，又有很大的发展。西湖中的船支，大者装载至一千料，长二十余丈，可容百人。“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

　　1170年，陆游入蜀，路过武昌，看见当时“大军教习水战，大舰七百艘，皆长二三十丈，……往来捷如飞翔”。(7)

　　宋代为着军事上的需要，还发展了车船的建造。车船即是古代的一种土轮船。湖南鼎州所造车船通长三十丈或二千余丈自八车至二十四车。江、浙诸州军打造九车、十三车战船。这是把古代祖冲之和李皋创制的千里船，加以改进扩大而成，船并有仓。这都是造船技术上的一个新的进步。(8)

　　到了十一、十二世纪之间，中国发明了罗盘，运用到航海上，称之为南针，或指南针，辅之以观测日、月、星辰、验云气、相水色,测海水深浅。在航海技术上，也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有了相当高的发展。(9)

　　宋、元时代，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南海和印度洋上，在各国的航海船只中，以中国海船为最大、最好，从印度南端往东，各国商人都换乘中国船。(10)

　　宋、元时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因为海外通商的需要，有了飞跃的发展。由此再进一步，以至于郑和下西洋所造的大船，似乎是合乎发展规律，又不足为奇了。

丙 郑和下西洋和东南亚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若干国家的关系

　　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历时将近30年。据诸书记载，他的舰队、官兵至二万七八千人。宝船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随行有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梢、买办、书手、阴阳官等人，又有医官、医士一百八十余人。组织相当严密。《西洋记通俗演义》说是随行人中尚有和尚、道士等人。小说家言，不一定可信，但据永乐时所刊《太上说天妃救苦灵验经》题记，当时随行人中的确有僧人同行，从行人中留下记载今尚可考者，有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三种，都是纪录其目识亲览诸国风物之作。这三书流传至今，版本极夥。又有朱韫珉《海上诗稿》，宋代江西鄱阳人，从郑和使西洋，录所见作诗稿，书名见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存否不得而知。(11)

　　马欢是伊斯兰教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他是一位翻译(古名通事)，大概通阿拉伯文。费信、巩珍二人，疑是从征而有文化的军士。三人从征时次俱不尽同，故所记有出入，《瀛涯》、《西洋番国志》志各二十则，《星槎》著录四十五则。《明史·郑和传》著录郑和先后经历凡三十七国。今将《星槎》、《瀛涯》、《西洋番国志》、《明史》本传所载经历国名，制一《郑和下西洋经历地名对照表》，作为附表二，附在后面，以供参考。

　　据对照表，共有58个地名，除去灵山等属小地名，十一个，尚余47个。在这47个地名中，如大、小(原字为左口右具)喃、西洋琐里和琐里、南勃利和南巫里，应是一个地方，故可除去重复的三个。琉球三岛，麻逸和苏禄，只见《星槎》，地处东洋，恐是费信抄自前人，郑和及其从人并未亲历，亦可除去。一共可以除去七个，下余的总共只剩四十个。有人说真腊为郑和所不到，亦可除去，实只三十九个。又在《郑和航海图》中所收的五百个地名，本国部分占二百，亚、非其它国家占三百，比《星槎》等书所收更多。

　　西洋之名，起于元代，大概以今婆罗洲为界，东曰东洋，以西曰西洋。郑和下西洋，其所经历相当于今东南亚、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东部赤道以南、南纬五度左右的地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在满剌加和苏门答剌两处，设有官厂。《西洋记》说是在满剌加国树立排栅城垣，想必就是官厂了。这是一个据点，以备舰队前进和补给之用。南去爪哇，西至锡兰(原稿如此，今斯里兰卡，下同)和印度等地，应俱从这些官厂出发。至今印度尼西亚、泰国，还有郑和的遗跡，如印尼的三宝垅、三宝洞，就由郑和而得名。他的行踪，遍及于印尼、马来半岛、锡兰、东西巴基斯坦、印度、马尔代夫、波斯湾、阿拉伯半岛、麦加、麦地那，以及非洲东岸。在锡兰的卧佛寺进香立碑，碑石今存科伦坡博物馆中。

　　郑和下西洋，为明初一盛事。其下西洋的档案存兵部中。英宗天顺、宪宗成化时，具曾有重使西洋之意。档册于成化时为刘大夏所焚毁，详细情形，遂不可考。今只从《星槎》诸书中窥知大概而已。(12)

一、“木儿立哈必儿”及“木鲁旺”考释

　　在这15个非洲地名中，前9个地名在今索马里境内。索马里北濒亚丁湾；东邻印度洋。郑和船队若从北向南航行, 所到之第1站应是东经51°16′北纬11°50′的“葛儿得风”，也就是今称为瓜达富伊的海角（Cape Guardafui，Gees Gwardafuy）。 该处曾被称为 “香料之角”,因该海角曾有出售香料的市场。这里出售的乳香是用乳香树树脂制成的香料，当地人用以供奉和祭祀神祇。

　　第2站是“哈甫泥”，即今之哈丰角（Ras Hafun).非洲大陆的北端是突尼斯的吉兰角；南端是南非的厄加勒斯角；西端是塞内加尔的佛得角，东端就是索马里的哈丰角。

　　第3站“木儿立哈必儿”应是今之霍比亚（Hobyo，Hobiya,Obbia）。“哈必儿”当是霍比亚的译音.从地理位置看，霍比亚港市位于哈丰角以南，与“哈必儿”在航海图上的位置相吻合。郑和船队是十五世纪前期访问此地的。15世纪时，霍比亚想必还是一个较繁华的贸易中心。但是，后来随着巴纳迪尔海岸(Banadir, Benadir)几个港市的逐渐繁荣，霍比亚便日趋衰败了。

　　“木儿立” 不是地名，应为阿拉伯语中“摩尔人的；摩尔式的”（  موري   , Moorish）一词之译音[1]。将这六个字放在一起，可以译成“摩尔人的霍比亚”[2] 。 这个非同一般的地名,在航海图上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它告知我们，在东非，早在十五世纪初期，已开始用“摩尔人”（المو  ,Moor）一词表示那些与当地人通婚并与他们融为一体的外族人。

　　第4站是“黑儿”（待考证）。

　　第5站是“剌思那呵”（待考证）。

　　第6站是“抹儿干别”（待考证)。

　　第7站是“木骨都束”， 即今之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 Mogadisho，Muqdisho）。它位于索马里东南巴纳迪尔海岸，南临梅尔卡市。1331年 伊本 · 巴图塔（Ibn Battuta）曾访问过木骨都束。据他讲，当时的“木骨都束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3]

　　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木骨都束使者曾三次来华进贡。郑和船队也曾三次造访此地。《明史》中有如下记载：“木骨都束，自小葛兰舟行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遣使与不剌哇、麻林诸国奉表朝贡，命郑和赍敕及币偕其使者往报之。后再入贡，复命和偕行，赐王及妃彩币。二十一年，贡使又至。比还，其王及妃更有赐。宣德五年，和复颁诏其国。国滨海，山连地旷，硗瘠少收。岁常旱，或数年不雨。俗顽嚚，时操兵习射。地不产木。亦如忽鲁谟斯，垒石为屋，及用鱼腊以饲牛羊马驼云。”[4]

　　第8站是“木鲁旺”，这里的“旺”字乃“旰”字之讹。 木鲁旰即今之港市梅尔卡（Merka，Marka，Merca）。梅尔卡位于摩加迪沙西南大约70公里。

　　第9站是“十剌哇”，其中的“十”字应为“卜”字或“不”字，不剌哇今称布腊瓦（Brava, Baraawe, Barawa）。布腊瓦位于梅尔卡以南，基斯马尤以北。不剌哇使者曾四次来华奉贡。郑和船队也曾三次造访不剌哇。《明史》中有如下叙述：“不剌哇，与木骨都束接壤。自锡兰山别罗里南行，二十一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凡四入贡，并与木骨都束偕。郑和亦两使其国。宣德五年，和复往使。其国，傍海而居，地广斥卤，少草木，亦垒石为屋。有盐池。但投树枝于中，已而取起，盐即凝其上。俗淳。田不可耕，蒜葱之外无他种，专捕鱼为食。所产有马哈兽，状如獐；花福禄，状如驴；及犀、象、骆驼、没药、乳香、龙涎香之类，常以充贡。”[5]

　　费信在《星槎胜览》中提到过索马里的另一处地方—“竹步” ，即今之朱巴河口地区(Juba，Jubba )，位于摩加迪沙西南400多公里的沿海地带。费信写道：“其处与木骨都束山地连接。村居寥落，垒石为城，砌石为屋。风俗亦淳。男女拳发。男子围布，妇女出则以布兜头，不露身面。山地黄赤，数年不雨，草木不生。绞车深井，网鱼为业。 地产狮子、金钱豹、驼蹄鸡[有六七尺高者，其足如驼蹄]、龙涎香、乳香、金珀、货用土珠、叚绢、金银磁器、胡椒、米谷之属。 酋长受赐感化,奉贡方物。”[6] 航海图上没有标注这一地名。 后来，在朱巴河口地区兴起了一座城市，名为基斯马尤(Kismayu, Kismaayo, Chisimayu, Chisimaio)。

　　上面的记载说明, 郑和船队曾于十五世纪前期多次去过索马里，当时中国人与索马里人之间已建立了友好关系，来往亦不可谓不频繁。

二、肯尼亚地名浅释

　　第10个非洲地名是“慢八撒”，即今之蒙巴萨。蒙巴萨市(Mombasa)位于肯尼亚东南部。该市由蒙巴萨岛及三面环抱该岛的部分水、陆组成。岛、陆之间有堤道和铁路桥相连。岛的东南是旧港，名为蒙巴萨港；岛的西南是新港，名为基林迪尼港（Kilindini Harbor）。这两个港口都是天然的避风良港。

　　14世纪30年代,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 · 巴图塔曾在蒙巴萨留下游踪。他在游记中写道: “我们来到了蒙巴萨，这是一座大岛……岛上种有香蕉、柠檬和香橼等果树……岛上的居民不种田，不得不从大陆沿海运来谷物。他们的食物多由香蕉和鱼制成。他们是沙斐仪教法学派的信徒（Shafiites），虔诚，正直，言而有信。岛上的清真寺都是木结构的，造得十分精致。”[7]

　　从航海图上可以看出，郑和船队曾于十五世纪前期到过肯尼亚的蒙巴萨, 当时蒙巴萨已是东非沿海的一个居民点。虽然航海图上只注记了“慢八撒”三个字，它却告知世人，早在数百年前，中国人与肯尼亚人之间就已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有了和平的交往。

三、“起若儿”考释

　　“起若儿”是第11个地名。 起若儿三个字中, 第二个字既不是草字头的“荅”也不是竹字头的“答”，而应是“若”字。那么，起若儿是现今的甚么地方呢？从图上可看出，它位于蒙巴萨以南，索法拉以北。将其间每个地名的斯瓦希里语发音与“起若儿” 的中文发音相对照, 经研究，本人断定，起若儿就是坦桑尼亚沿海的基尔瓦岛。

　　基尔瓦这个岛名，用斯瓦希里文书写为“Kilwa”。当时的通事把“Ki” 译成了“起”，把“lwa”译成“若儿”, 这是可以接受的。

　　据已故英国考古学家内维尔·奇蒂克博士（Neville Chittick）讲：“Kilwa这个名字来源于阿拉伯语；葡萄牙人把它改成了‘Quiloa’。在欧洲，这一词形一直使用到了十九世纪。”[8] 无疑, 这一史实进一步证明了起若儿就是基尔瓦。

　　了解一点儿基尔瓦的地理和历史，也许会有所助益。从现今的非洲地图上可看出，东非海岸有三个基尔瓦：一个是位于最北边的沿海城市基尔瓦–基温杰（Kilwa Kivinje，义为“有木麻黄树的基尔瓦”) ；另一个是位于基尔瓦–基温杰以南二十多公里的基尔瓦–马索科 (Kilwa Masoko，义为“有交易市场的基尔瓦”), 该市也位于海岸；第三个是位于基尔瓦–马索科以南的岛屿基尔瓦–基西瓦尼(Kilwa Kisiwani，义为“岛上的基尔瓦”),  我们平时所说的基尔瓦就是指这个岛屿。

　　“根据奇蒂克的研究，虽然基尔瓦几个世纪前就有了居民点，直到十二世纪末才成为一座较重要的城市。基尔瓦建成一个强大的城邦，应追溯到来自索马里南部海岸已东非化的“设拉子”移民，他们在基尔瓦和基西马尼–马菲亚建立了统治王朝。”[9] 基西马尼–马菲亚（Kisimani Mafia，义为“有井的马菲亚” ）是一座岛屿，它的西面临近大陆的鲁菲季河口，北面距桑给巴尔120公里。

　　设拉子王朝建立后，基尔瓦的经济逐渐繁荣。有人认为，到了十三世纪晚期，从也门去到基尔瓦的阿拉伯人取代了设拉子人的统治，这就是历史上马赫达里王朝（Mahdali）的开始。“此时, 基尔瓦已取得对索法拉港口和黄金贸易的控制权。”[10]“任何别的沿海城市与索法拉进行贸易都必须向基尔瓦素丹的金库交税。”[11] 最兴旺时期，基尔瓦曾成为东非海岸最大的贸易中心。

　　十四世纪下半叶，基尔瓦的经济有所衰退，到十五世纪初期又重新复苏. 郑和船队应是此期间访问基尔瓦岛的。

　　显然，基尔瓦就是基尔瓦，基尔瓦不是麻林地。

四、“者剌则即哈剌”考释

　　破译第12个地名“者剌则即哈剌”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六个字并非都是地名。后三个字虽然是地名，里面却有讹误。

　　那么，“者剌则即哈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为了易于理解，我先讲述后三个字。“即哈剌”三个字中的首字是讹字。航海图的编绘者最初写的当是“所”字，想必是刻印时出的问题，因为这两个字的字形颇为相似。所哈剌即今译之索法拉（Sofala）。

　　莫桑比克的索法拉在东非历史上占据过重要的位置。当年，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黄金和象牙,都必须经过索法拉才能出口，它是一个转运口岸。

　　据说，在现今莫桑比克第二大城市贝拉（Beira）以南不太远的地方，曾有过一条河。有人说此河名为Sofala；亦有人说为Cuama.此河由西向东流，即将流到河口时，遇一小岛，河水一分为二，绕过该岛后又合二为一, 紧接着流入印度洋。

　　索法拉就位于包括上述小岛的河口一带,它曾一度受制于基尔瓦的设拉子王朝。有人认为, 索法拉到十五世纪初期才彻底摆脱了基尔瓦的控制。

　　航海图上的所哈剌前面又冠上了“者剌则”三个字。“者剌则”就是现今所谓之“设拉子”（Shirazi）。全部六个字放在一起便成了“设拉子人的索法拉” 或“设拉子式的索法拉”。 如何解释这几个字呢? 它们既可能表示: 郑和船队于十五世纪前期造访索法拉时，设拉子王朝还没有发生更迭，也就是说，也门的阿拉伯人尚未在基尔瓦建立起马赫达里王朝（Mahdali）;也可能意味着, 设拉子王朝虽已发生更迭，索法拉却仍处在设拉子人的控制之下。究竟史实如何, 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门肥赤”考释

　　第13个地名是“门肥赤”，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一直没能破译这一地名呢？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三个字中有一个误字，那就是其中的“肥”字。实际上，制作航海图的人最初写在图稿上的当为“门肐赤”。“肐”是“胳”字的异体字，读“旮”音。“门肐赤”就是马尔加什。

　　马尔加什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称说。一种是Malgache；另一种是Malagasy。二者的拼写和发音均不相同。十五世纪前期, 郑和船队到达马尔加什时, 岛上居民想必是惯用前一种称谓，于是郑和船队的通事把“mal” 译成了“门”， 把“ga” 译为“肐”， 把“che” 译成“赤”， 整个岛名便成了“门肐赤”。

　　该岛现称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位列格陵兰（Greenland）、新几内亚(New Guinea)、婆罗洲(Borneo)之后，是世界第四大岛。它位于印度洋西南部，隔莫桑比克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

　　最早到马岛定居的是非洲大陆的班图人和东南亚的渔民。后来，到该岛落户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发展成了众多部族。几乎所有这些部族的人都说马尔加什语。因岛上东南亚移民众多，印度尼西亚语对马尔加什语影响很大。两者均属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Malayo-Polynesianlanguage family)。

六、遗留问题

　　第14个地名是“葛荅干”。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名，但时至今日尚无人能破译。其位置在莫桑比克的索法拉与南非南端的麻林地之间。

七、关于“麻林地”之推测

　　航海图上标注的第15个地名是麻林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名。考证麻林地这个地名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为了便于理解，先简单地讲一讲“麻林地”一词的由来：东非很多居民都会说一种通用语，这种语言叫斯瓦希里语(Kiswahili)，属班图语系(Bantu)。麻林地就是斯瓦希里语malindi一词的译音。Malindi是kilindi一词的指大词，义为“水深可停船的地方”。[12]作为地名，无论将其译为麻林地还是译成马林迪，都是可以的。但是，前两个音节malin与后一个音节di不能分开，更不能将后一个音节省去，因为它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只称麻林地为麻林。

　　在航海图上见到麻林地这个地名，人们自然地便会想到位于蒙巴萨以北的Malindi，它的中文译名为马林迪，二者发音极为相似。正因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有的学者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航海图上的“慢八撒”即今肯尼亚之蒙巴萨，航海图上的“麻林地”即今肯尼亚之Malindi，是绘图者错把麻林地放在了慢八撒以南。

　　这是研究麻林地这个地名所迈出的第一步：正确地断定了麻林地的外文是Malindi，同时又误认为麻林地在肯尼亚。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从十三世纪始，蒙巴萨以北就确实有这么一个叫Malindi的城市，其居民主要由非洲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组成。经考察, 历史学家埃斯蒙德·布雷德利 ·马丁(Esmond Bradley Martin) 得出结论：“1500年时的马林迪，沿海岸南北长约600米；向内陆延伸的宽度不超过240米。四周被城墙围绕着，城墙外沿海有零星的房屋和清真寺。” [13] “马林迪约占地17公顷。总人口5500人，其中城内3500人,城外2000人, 城外人口多数是住在种植园的非洲人。”[14]

　　这个规模不大的Malindi城，不可能是航海图上所标注的麻林地。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其港湾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位于蒙巴萨以北；与其相反，航海图上的麻林地却位于蒙巴萨以南。

　　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人对上述结论产生了怀疑。主要的原因是，航海图其它地方没有这种将两个地名倒置的现象。于是，出现了第二种判断：认为航海图上的麻林地是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郑和船队确实到过基尔瓦，但是，基尔瓦不是麻林地。虽则如此，这种想法却功不可没，因为它向正确的结论又迈进了一步。

　　到了九十年代，在蒙巴萨以南找到了第二个麻林地, 它位于桑给巴尔岛。桑给巴尔市位于该岛西岸，市北面是桑给巴尔港，港湾平静，是个安全的良港。桑给巴尔港的陆地部分就叫Malindi。

　　印度洋上每年12月至翌年3月气候炎热，刮东北风，风力强劲，当地人称其为 “北风季”。 东北风可将帆船从阿拉伯湾沿非洲东海岸直吹到莫桑比克海峡。4月至9月又改刮西南风或东南风，当地人称其为 “南风季”。西南风和东南风可将帆船吹回阿拉伯湾。所以，自古以来，阿拉伯、波斯和印度商人便利用这种季节风，来往于阿拉伯湾与莫桑比克海峡之间进行贸易。

　　桑给巴尔港之Malindi所处的位置，有可能引起人们的猜想：此地应该是航海图上的麻林地。因为其地处蒙巴萨以南，其称谓的发音与航海图上麻林地的发音相似，它面对的是一宽阔的港口，该港口具有海外商人到此经商的悠久历史。那么，郑和船队当年到达的是不是桑给巴尔的Malindi呢？不是。

　　说航海图上的麻林地是桑给巴尔的Malindi不无道理，但是航海图上从慢八撒到麻林地中间尚有四个地名，不破译这4个地名，这一想法便站不住脚。

　　如上所述, 2003年8月我破译了起若儿、者剌则即哈剌、门肥赤三个地名。之后，紧接着我又推测出了麻林地的所在。因为这时已可清楚地看出，航海图上的麻林地位于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以南的非洲南端，其旁还画有一座塔式建筑物。

　　麻林地以南已无陆地，但有九个无名岛屿。关于这九个岛屿，可参看《最新世界地图集》第二页的<世界地形>.。[15] 这张地形图是用横轴等积方位投影的方法绘制的，比例尺为1：110，000，000。在这张地形图的非洲大陆以南，恰恰也绘有九座岛屿、群岛，与《郑和航海图》上的九个无名岛之数量正好相等，这也许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

　　上面提到的塔式建筑物显然是位于海角的航标。现如今，在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Cape Agulhas）有灯塔；在距离非洲西南端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不远的开普半岛山顶也有灯塔。“厄加勒斯角” 和“好望角”是葡萄牙人于十五世纪晚期给这两个海角起的名字，不是它们的原名。

　　值得一提的是，南非人使用的茨瓦纳语(Tswana)、索托语（Sotho）、斯威士语（Swazi）、柯萨语(Xhosa)、祖鲁语(Zulu)也都属于班图语系。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十五世纪前期在非洲东部地区有地名叫Malindi，在非洲南部地区也有地名叫Malindi的原因。

　　不过，十五世纪前期的麻林地到底位于非洲南端什么位置，它的地理坐标是多少， 这两个问题，还有待进行调查和发掘。

　　综上所述，十五世纪前期，非洲东、南海岸有三个Malindi。航海图上的麻林地，既不是肯尼亚的Malindi，也不是坦桑尼亚的Malindi，而是位于非洲南端的Malindi。这是寻找到的第三个麻林地。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得知,郑和船队不仅到过索马里、肯尼亚，而且到过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和南非。那么，他们不远万里，绕过非洲南端的麻林地，到西非去，有何公干呢？回答是：送麻林国使臣回国。

　　郑和使团兼具外交使团和贸易使团的双重性质。郑和船队的出访，以明朝的强盛国力为后盾。船队每到一处，除以一系列官方仪式在形式上或名义上确立明朝与海外各国的宗藩隶属关系外，还在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下，用所载的货物和当地的居民进行“厚往薄来”的贸易，使当地居民获益匪浅，因而也深受到访地居民的欢迎。 　　

　　此外，郑和使团广泛招徕外国朝贡使节，以至渤泥国、苏禄国、满剌加国和古麻剌国先后有九位国王以及其他国家上百批使团“相望于道”纷纷前来中国朝贡。据《明实录》记载，在明初五朝中，以永乐朝来使最为频繁，在21年中共约来使318次，平均每年约来使15次。在东南亚、印度洋一带，这一时期有30多个国家前来朝贡。仅自永乐元年到永乐二十二年（1403—1424年），就有占城来使18次、暹罗22次、满剌加15次、苏门答腊13次、爪哇15次、文莱8次，并且每次派来使节的数目也是惊人的，如永乐九年七月，“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余人入朝”。各国来使朝贡完毕后，即进行互市贸易。显然，伴随朝贡体系的建立，推动了朝贡贸易的空前发展。由此可知，郑和下西洋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持久的贸易往来关系，也极大地促进了亚洲贸易网络的形成。诚如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所指出的：“商业扩张和纳贡———贸易网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是随着纳贡关系的扩展而扩展的。” 　　

　　必须指出的是，明朝虽然实行的是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制度，但沿海人民素有出海经商的传统，加上海外贸易的丰厚利润具有不可抵挡的诱惑力，因而实行海禁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在郑和使团出访之前，南洋各国已随处可见华侨的身影。根据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巩珍归来后的记载，我们可了解明初东南亚华人的一些情况。当时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鲁把益、苏门答腊旧港等地皆有华人聚居。明朝曾多次派遣使者往各国宣谕，但仅凭一纸诏令很难把海外华侨召回，不少华侨仍留居在他们经营已久的海外基地，并且利用朝贡体系与明朝保持着贸易往来。这种贸易的方式之一就是以外国使团成员的身份前来明朝朝贡。海外华人以外国使团成员身份前来明朝朝贡，在明代中外关系史上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据专家考证，当时的日本、琉球、暹罗、爪哇、高丽、占城、苏门答腊和榜葛剌等国都以海外华人充当他们的朝贡使团成员。

　　东南亚国家以华人作为向明朝朝贡的使节，始于暹罗。据《明实录》记载，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暹罗来华使团中就有华人李清兴担任通事。此后，暹罗又多次让华人以正使或副使等身份加入朝贡使团。爪哇国是派遣华人使节入明朝贡次数最多的国家。据考证，从永乐二年（1404年）至成化元年（1465年），爪哇向明朝廷派遣有华人参加的朝贡使团达20多次。此外，苏门答腊、占城、满剌加和远在西洋范围的榜葛剌也曾分别有数次派遣华人作为使团成员到明朝朝贡通交的记录。 　　

　　明初的中国是一个厉行海禁政策、实行朝贡贸易制度的国家。从表象看，郑和下西洋与其他遣往海外各国的使节都是海禁政策的执行者、朝贡贸易制度的维护者，使团本身负有招抚和威慑海外流民的使命。然而，通过郑和下西洋这一官方活动，树立并强化了中国在海外的威望，建立了更为庞大的朝贡体系，因而推动了朝贡贸易的空前发展和整个亚洲贸易网络的形成。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华侨抓住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机遇，通过自我调适，将自己纳入朝贡体系，找到了与母国政府进行合法贸易的途径。从当年郑和下西洋远航船队主要经过的东南亚地区看，时至今日，东南亚各民族仍以不同的文字记录、丰富的历史与宗教遗迹、世代相传的神话传说以及社会风情民俗等形式，诠释着对郑和的怀念与崇敬，如爪哇的泗水今天仍有郑和的三宝庙，而且很受当地华侨的崇敬，他们将郑和当做商业之神奉祀，这无疑是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作用的最高评价。由此而言，在华侨史的研究视野下，郑和下西洋为东南亚华侨带来的效应远远不止于精神方面，还应包括物质方面，其历史影响可谓难以估量。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5年6月18日）

　　600年后，中国政府将明朝宣布下西洋的7月11日定为航海日。这一世界航海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事件，自此在民族的记忆里成为永远的丰碑。在今天这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在这一海洋的世纪，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中华古代文明的辉煌，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从各自相对隔绝、相对闭塞的陆地走向海洋，最终融为一个整体世界的历史。追本溯源，经济全球化自海洋始，海洋的世纪自郑和下西洋始。它与中国强盛的国力和极其辉煌地走在世界前列的科技水平相联系，是中国人首次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出国门、走向海洋，与外部世界和平交往的壮举，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与骄傲，是我们的先民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功业与张骞相媲美

　　在人类文明史上，丝绸之路连接了东西方文明。古代文明间的交往互动，主要有赖于亚欧大陆上自古形成的陆上通道。汉代张骞通西域，其重大意义在于为陆路交通开辟了新时代。而在人类文明史上为海路交通开辟新时代的正是郑和下西洋。

　　中国古代向西方的寻求，可谓源远流长。亚欧大陆的大河与平原，孕育了伟大的文明，而在诸文明如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自古就具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只不过互动的中心一直在亚欧大陆的交通上。自古以来，大陆为文明间的交往提供着便利，沿着陆上的道路，东西方文明如生生不息的河流，持续不断地接触、互动和融合，历时数千年之久。

　　“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中。根据《史记》的记载，这一词汇出现在张骞生活的时代。所谓张骞“凿空”西域，是以国家行为使自古早已存在的中西交往道路畅达，由此“西域”得到极大的彰显。此后广义的西域，所指就是亚欧大陆上几大文明的接合处，也就是东西方文明的汇合之地，当时文明互动的中心。就狭义而言，西域是一条通道，一种途径，是通往西方的必经之路。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东汉甘英身至波斯湾头望洋兴叹，东西方文明汇聚之地定于西域，也即亚欧大陆，历时上千年不曾发生改变。

　　尽管汉代已开始了向南海的探寻，但是相对陆路交往，海上交往受限于海洋屏障，自汉代开始一直是中外交往次要的途径。唐代以后，虽然海路有了很大发展，但也没有发生海路交通上升为不可逆转的东西方交往主要途径的改变。最有力的例证，来自成吉思汗以军威建立的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当时海陆交通并举，尤其陆路交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畅达程度。马可·波罗自陆路来华，自海路返回。明初吸取元朝穷兵黩武的历史教训，派出大规模使团时也是海陆并举。洪武年间陆路出使有傅安等人，海路出使有刘时勉等人；永乐初年陆路有陈诚等人，海路有郑和等人。然而相对海路而言，陆路却显然逊色多了。对于海路功绩的认识，有诗为证。明宣宗诗曰：“似闻溟海息鲸波，近岁诸番入觐多。杂还象胥呈土贡，微茫岛屿类星罗。朝廷怀远须均及，使者敷恩合褊过。莫惮驱驰向辽远，张骞犹说到天河。”（《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二十二《遣使谕西洋古里苏门答剌诸国》）以诗证史，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朝皇帝将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作了超越的比喻。事实也确乎如此，正如通西域一样，下西洋是以国家行为使海上道路畅达，由此，“西洋”在中国社会得到极大的彰显。

　　正如张骞的名字永远与西域联系在一起一样，郑和的名字也永远与西洋联系在一起。“西洋”一词，在中国史籍中最早出现在元代，以东西洋并称。明初修《元史》，没有出现此词。词汇涵义的演变和凸显，是在郑和下西洋时代。其后“西洋”新名词出现，不仅广泛流行于社会，而且有了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西洋”，包括郑和下西洋所到的今天印度洋至波斯湾、红海和东非一带；广义的“西洋”，则形成一个象征整合的意义，有了引申出的海外各国、外国之义。此后，明朝人甚至将亚欧大陆上的撒马儿罕也称作“旱西洋”。下西洋赋予的“西洋”一词的新义，即使在后来西方人东来后也不过是引申义更扩大了范围而已，经历了几百年，至今仍然流行于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下西洋的深刻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经过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的大航海活动，“西洋”凸显，对“西域”形成了压倒优势,遂使海路交通的地位不断上升，出现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此后，中国人走向海洋形成了强劲的态势，决不是朝廷一纸禁海令所能阻隔的。这里还涉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陆上丝绸之路自汉代兴起以后，即使在它极为兴盛之时，也没有多少国人沿此路走向外部世界，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往，自古以来就是以外人来华为主。陆上丝路的象征符号是骆驼和胡人，这是最好的证明（参见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6期）。海路自古代起因不是中外交往主要途径，情况就更是如此。迄明代以前，有名有姓的出洋人屈指可数，至唐代大都是佛教人士，宋代出洋人几乎不见有名姓者流传下来，到元代出洋有名姓的人和事迹才见流传下来。明初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马欢，在他的出使记录《瀛涯胜览》中记载了沿海人民在海外生活的场景，七下西洋人数最多时达到二万七八千人，频繁的出使无疑使更多国人了解了海外。下西洋后，“春花无数，毕竟何如秋实”，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很快兴起，沿海人民开始较大规模走向南洋，留居海外的中国沿海居民日趋增多，他们参与了开发南洋，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海上活动——郑和下西洋肇其端的。

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

　　人类历史发展到15世纪初，随着科技的发展，海上运输日益显示出比陆上运输更大的优越性，贸易的需求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各国的共同愿望所在。明王朝建立后，以强盛国力为后盾，郑和七下西洋，持续近30年的航海经历，为人类交往打破相对分散和隔绝状态，迈出了从陆上向海上转折的重要一步；作为人类交往史上从陆向海转折的标志性事件，更推动人类文明互动中心从亚欧大陆转移到海上，由此整合形成的亚洲国际贸易网，繁盛了一个世纪，为15世纪末东西方文明在海上汇合、一个整体的世界形成于海上奠定了基础，从而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

　　这首先要从郑和船队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外交使团，也是一支前所未有规模巨大的官方国际贸易商团说起。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愿望是物质需求，从远古时候起，“宝”就是人们向往的东西，郑和船队出航的大船称为宝船，顾名思义，是出洋取“宝”的。曾经在明宫上演的《奉天命三宝下西洋》杂剧（明赵琦美辑《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古本戏曲丛刊四集》76册）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其中将出航目的简明扼要地表述为“和番”和“取宝”。对于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务，后人虽为之揣测纷纭，争论不休，但明朝人是如是看的：“和番”与“取宝”。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和番”就是和平地与海外各国交往；“取宝”，则说明物质欲求构成下西洋的根本原因。这在明钞本《国朝典故·瀛涯胜览》马敬《序》中，有更明确的表达：“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宣宗章皇帝，咸命太监郑和率领豪俊，跨越海外，与诸番货易。其人物之丰伟，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然也”。郑和七次率领的庞大船队，是和平之师、文明之旅，船上满载着深受海外各国喜爱与欢迎的丝绸、瓷器、药材、铁器等物品，船队所至，大都是当时各国的沿海贸易港口城市。每到一地，他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明朝皇帝的诏谕，表明中国与各国“共享太平之福”的愿望，随后当地国王或酋长遍谕国人来与中国船队贸易，郑和等即用宝船所载各种货物在当地进行互市交易。这种通过互市方式进行的贸易，是建立在双方互信互惠互利基础上的平等贸易，由此，下西洋成为永乐年间几大工程中惟一有进项的工程。关于郑和一行的大量海外贸易活动，《瀛涯胜览》的作者马欢亲身所到20个国家，除了那孤儿和黎代两个小国记“土无出产”外，其他18个国家都程度不同地有产品、流通货币、度量衡、市场价格以及交易情况的记述，对古里（今印度喀拉拉邦卡利卡特）的贸易场景更是描绘得栩栩如生。同时，郑和船队的贸易活动在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史料中也有记载（详见日本学者家岛彦一《郑和分（舟宗）访问也门》，《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二辑，第55—56页）。

　　郑和远航与满剌加有着特殊关系，自第一次下西洋开始，中国——满剌加——古里是下西洋的主导航线。七下西洋，郑和每次必到满剌加。满剌加国王曾多次亲自前来中国，永乐九年（1411年）的一次规模最大，由拜里迷苏剌国王亲率王妃、王子和陪臣540多人来访。而永乐皇帝也曾赠与国王船只“归国守土”。两国建立的政治上互信、贸易上互利的友好关系，成为历史上国际关系和平发展取得双赢的成功范例。郑和到满剌加，给满剌加带来了无限商机，满剌加国王同意郑和在其国土上建立货场，用来存放货物，郑和船队的船只分头出发到各国进行贸易，最后都汇合在满剌加，等待季风到来一起回国。满剌加从“旧不称国”、“人多以渔为业”的渔村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中国和远东的产品与西亚和欧洲的产品进行交换的一个大集市”，这一重要的东西方贸易中心连接了亚洲、非洲和欧洲，繁荣地存在了一个世纪，直到西方航海东来，才结束了它的黄金时代。1511年葡萄牙果阿总督阿丰索·阿尔布克尔克说：“我确实相信,如果还有另一个世界,或者在我们所知道的以外还有另一条航线的话,那末他们必然将寻找到马六甲来,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凡是世界所能说得出的任何一种药材和香料。”（格雷·伯奇编《阿丰索·阿尔布克尔克述评》卷3，英文版第118页）。通过贸易活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同时进行着。从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东方记》记述的长长的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地的商人名单，可以知道满剌加作为东西方文明互动中心是名副其实的。

　　郑和七下西洋，促成了满剌加的兴起，也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文明互动中心从大陆转移海上。满剌加的崛起，就是东南亚的崛起，也就是海洋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人类文明史上从陆地向海上的不可逆转的重大转折，导致了自古以来位于亚欧大陆的文明互动中心迁徙到海上，完成了世界文明互动中心的空间转换。

　　人类历史不是开始于一个整体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是人类文明史极大发展的结果。正是在15世纪出现的东西方向海洋不断探索的进程，最终使人类汇合在一个整体世界之中。在15世纪初，史无前例的郑和七下西洋，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从“西域”到“西洋”，标志中国对外交往发生从陆向海的重大转折，也标志人类交往发生从陆上向海上的重大转折，促成世界文明互动中心脱离了亚欧大陆，转移到海上；一个海洋的时代宣告到来，也最终决定了世界的走向。到15世纪末，葡萄牙人航海东来，无独有偶，登陆地正是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印度古里，也即卡利卡特。随后，葡萄牙人沿着郑和的海上航线，追寻到马六甲，东西方在海上汇合，一个整体的世界在海上形成。就此意义而言，郑和远航是古代传统的一次历史性总结，同时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的世界意义

　　第一，与当时中国强盛的国力和极其辉煌的走在世界前列的航海科技水平相联系，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首次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出国门、走向海洋的壮举，从此，文明互动中心大转移的现象发生了，古老的文明中心转向了大陆外的新的地区，偏离了大陆上人们构筑的交通网络，也偏离了几大帝国的中心，在海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明互动中心，东南亚在海上奇迹般地凸显了作用，东西方交往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进一步说，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还宣告了人类以人力与马匹为主交往阶段的衰落和以科技含量占重要地位的交往新阶段的开始，从此人类交往不再只是依靠人力和马匹、骆驼就可以达到。人类文明交往中提高了科技的含量，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名副其实的进步。而奠定这一切的，正是郑和远航。就此意义而言，郑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第三，纪念郑和具有世界意义，还体现在人类文明史上存在不同的航海模式，有着不同的实现机制，也有着不同的结果。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和平交往航海模式与西方的暴力掠夺航海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历史可以作证，郑和高扬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人文精神，使海道清宁，人民安业，在长达28年的航海活动中仅有3次战事发生，没有占据海外国家一寸土地，明代中国的世界形象，在七下西洋中树立起来，得到了世界公认。郑和所到的东南亚一些国家至今仍纪念郑和。郑和下西洋已经成为一个象征符号，它所体现的中国睦邻友好、和平交往的理念与实践，为人类和谐相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适相吻合。

　　总之，迄今为止人们对郑和下西洋意义的认识，由于缺乏置于人类文明史进程长时段的考察，因此多少远离了历史真实，将一个整体世界形成的功绩，主要记在了欧洲人的账上。这是令人遗憾的。试想如果没有中国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走向海洋开通海道和商路，没有人类交往从陆向海的重大转折，没有文明互动中心的空间转换，也没有繁盛了一个世纪的当时世界上最稳定、也是最繁荣的贸易网络之一——亚洲国际贸易网络的形成，准确地说，欧洲人的航海东来也将黯然失色。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5年7月5日第7版)

　　1405年7月11日，郑和这位10岁人宫为太监，跟随主子金戈铁马南征北战，为明成祖朱棣登基立下赫赫战功的宦官，雄姿英发，目光远眺。他的麾下是200多艘战船载着27000多名壮士。在高檣重桅、旌旗猎猎的隆盛威仪中，郑和开始了七下西洋史诗般的航程。到1433年，他的船队远涉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迹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

　　郑和出发87年之后，意大利人哥伦布于1492年横渡大西洋，到达被他误认为是亚洲岛屿的美洲新大陆；92年之后，葡萄牙人达。伽马于1497年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沿着郑和当年开辟的航线抵达印度西海岸；116年之后，葡萄牙人麦哲伦穿越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后来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郑和以率先近一个世纪的脚步，领跑了世界航海探险运动。

　　拂却600年烟云，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一页斑驳的历史，重新端视郑和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航海家，重新仰视中华民族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那一叶斑斓的风帆。

智慧之光

　　思想有多远，步伐才能走多远；目光有多宽广，胸怀才能有多博大。郑和每次远航，都是万人出征、百舸齐发，帆阵如云、旌旗蔽天，其规模之庞大、组织之严密、装备之精良、气势之旺盛，让亚洲任何一个国家乃至所有欧洲国家的海军联合起来都“无与匹敌”。而后来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船队只有几条船，最多不过20条船。

　　场面之壮观固然令人称叹，但郑和之帆所绽放的智慧之光更令人称奇。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涉及结构力学、流体力学、磁力学、工程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海洋学、气象学、生物学、医学等多门学科，代表了科技领域的最高成就。郑和宝船从结构到机巧无一不闪烁着智慧的灵光，令欧洲造船业难望其项背。当年这支庞大的木船编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大海上，“云帆高张、昼夜星驰”，不能不说是航海史上的奇迹，他们运用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指南针，通过星辰定位，精确引航；他们采用昼行认旗、夜行认灯等方式，实现船舶间的联络、调度；他们绘制出标有530多个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名称的《郑和航海图》，准确、形象、丰富、完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成为包括亨利王子、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航海家竞相秘密寻找的资料……智慧之光，照亮了沉沉夜幄。

　　海路遥迢，水天茫茫，荒岛暗礁、冰川海沟、漩流风暴无数，可谓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云谲波诡中不会没有桅断桨裂之苦，风蚀浪损中不会没有折戟沉沙之灾，但郑和带棺出海，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表现出非凡的胸怀与气魄、超人的胆识与勇气、卓越的才能和智慧，以他的勤劳、勇敢和聪明，完成了一个人对国家的贡献、一个民族对人类历史的贡献。征帆如碑，浓缩了中华民族的精华，伫立在五千年如铁的长风中，雄峙瀚海600年。

文明之舟

　　走出国门需要自信，更需要实力。

　　15世纪以前，中国、印度等东方文明古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走在世界前列。1405年，法国尚处在英法百年战争的中期，兵燹频仍，生灵涂炭；英国正废除农奴制和劳役制，发展自耕农占多数的经济社会，并逐步形成英国民族国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处在奴隶制社会和部落纷争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大洋洲、太平洋和印度洋诸岛仍然处在原始公社制社会阶段。而此刻的明朝正处在“永乐盛世”，国家一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大。

　　朱棣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大手笔皇帝之一。他继承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诸多英明政策，战而不乱，开而不禁，保持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稳定。这位把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修复秦长城、扩建大运河、建造紫禁城、编纂《永乐大典》、爱好天文的皇帝，登高望远，看到了蔚蓝色波光的诱惑，遂出台一系列发展造船工业、海上运输和对外贸易的政策。由此，中华文明的脚步迅速从陆路向海上拓展。

　　郑和把大明王朝的铁锚抛扎在诸洋沿岸的港湾。也把中华古代文明种在了风情万种的异域。他忠实地执行“以德睦邻”、“厚往薄来”的“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外交政策，致力弘扬中华礼教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手工艺、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肩负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与天下共享太平之福”的重任。

　　郑和以舟楫之便，促进了部落间的融洽。长期生活在一定圈落的人们看到了异邦文明的多样性，滋生了对文明进步的向往。一些宣扬文化、宗教的使者，一些弃水登陆的水手，一些传播水稻种植技术、渔猎技术、织造技术的工匠，一些不经海上颠簸的老弱病残和在风暴中弃船求生者，被留在异域孤岛，渐渐融入当地的生活，客观上起到了提升土著文明的作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十年几百年地，他们眼巴巴地眺望东方，等候祖国的宝船来接他们回家。濡湿的目光一次次地被连天洪涛挡住，凝成行行苦泪，最终风干成荒冢青碑上斑驳难辨的汉字。只是在若干年后，有人依稀听说自己的祖先是从东方来的一条大船上下来的，有青瓷花瓶瓦罐碎片为证。两位秘鲁专家甚至发现美洲土著人的DNA与中国广东人相似。这一医学发现的背后，该有多少动人而又酸楚的故事!

和平之旅

　　郑和前后，世界各国林林总总的征帆风樯中，惟一堪称“和平之帆”的，是郑和的船队。

　　大明王朝表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范和博爱仁慈的胸怀，以和为贵，广施博予，照顾各方利益，协调多边关系，既树立中国权威，又不伤及各国利益，远近岛屿一样亲近，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各种宗教和平共处，多个民族相互依存。他们以和合文化安抚各邦，以儒家礼仪教化四邻，以强大的海上武力震慑兴风作浪者，文宣武备，恩威并重，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维持国际秩序、维护诸国稳定、保障海上安全，促进了世界和平与稳定。

　　郑和宝船上满载的是精美的金银、丝绸、瓷器、漆器、铁器、金幡、香炉、香油、中药、茶叶、食物、家畜、植物等礼物，以及操有各种手艺的能工巧匠、精通各种语言的翻译和佛教、伊斯兰教人士，沿途各国人民惊奇而热烈地迎接着这些来自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穿着长袍彬彬有礼的使臣。郑和船队走到哪里，就把哪里变成海洋的节日和节日的海洋。

　　沿着郑和开辟的友谊之路，诸国君主使臣纷至沓来，献贡礼拜，形成“万邦来朝”的盛景。朱棣在位22年，亚非国家使节来华318次，平均每年15次。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四个国家先后有七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访华期间病逝，留下遗嘱要托葬中国，明朝都按照君王的待遇一一厚葬。

　　传播浩荡皇恩，普洒文明雨露，也使郑和赢得了声望和爱戴。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人民到处为这位中国的“和平之神”、形象大使建庙竖碑，冠以“三宝”之名的庙宇、山城、街道、港口、宫殿、水井、石碑、禅寺，遍布各岛。人们不会为强盗树碑立传，只有和平的使者，才能享此殊荣!

　　航路漫漫，游历无数，但郑和船队没有建立任何自己的城堡、据点和殖民地，没有贩卖黑奴，没有强迫推广自己的语言。他的船队数次穿过马六甲海峡，却从未对马来西亚有过一寸土地的要求。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几百年来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日本人无数次地把战刀插在这个沟通东西方的咽喉上。一些航海家、探险者同时也是双手沾满鲜血的侵略者、殖民者。西班牙、葡萄牙为争霸海上，把地球“咬”成两半：西班牙独占美洲，葡萄牙抢占亚洲与非洲。哥伦布这位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的热那亚水手，毫不隐讳地宣称自己要去“遍地黄金，香料盈野”的中国和印度，就像当年十字军东征的士兵坚信“东方遍地流着奶和蜜”的蛊惑一样；葡萄牙海上远征队公开声称其在非洲西海岸的主要目标，是贩卖奴隶、寻找黄金和象牙。利益使航海家变成殖民强盗，在欧洲伸向亚洲的魔爪中数葡萄牙最凶狠，这个小国也因香料贸易一跃成为富庶强国，中国澳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落人葡萄牙殖民者之手。航海家达·伽马率领坚船利炮前往印度，一路烧杀抢劫，把砍下的土著居民的手足、割下的嘴唇耳鼻、敲掉的牙齿，竟以船装舟载，恶行令人发指!他们曾在印度洋遇到一艘从麦加返回的没有武装的船，一次烧死船上的摩尔人700多!还用大炮摧毁了印度城市科泽科德。西班牙人坚称自己为攫取食物、香料和黄金而航海。勇敢的麦哲伦没有想到他会葬身于比他更勇猛的菲律宾群岛部落居民愤怒的刀下。他的船队出发时265人，3年后回到西班牙时仅生还18人。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早期的航海史是扩张、侵略、殖民的历史，也是各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历史，他们在海上掀起的血雨腥风，使一部本应靓丽迷人的航海史，变得血迹斑斑、不忍卒读。

　　今天非洲一些国家的博物馆里，欧洲人登陆时使用的火炮和中国人馈赠的陶瓷瓦罐排列在一起。这种鲜明对比是对郑和的和平之旅与欧洲航海家的扩张之旅、殖民之旅最好的评判。

世纪之祭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加文·孟席斯，英国前海军军官、作家、历史学家。

　　2002年3月，孟席斯在英国伦敦宣布了一个震惊国际航海界、历史学界和考古界的消息：最早绘制世界航海图的是中国人，第一个到达美洲大陆的人不是哥伦布而是中国明代的郑和!先于麦哲伦穿越“麦哲伦海峡”，开辟世界环球航程的第一人是中国人郑和!第一个绕过好望角的不是达·伽马而是中国的船队!

　　他是在研究威尼斯制图家匹兹加诺绘制于1424年的一幅海图时获得这一发现的。因为他发现了另一幅标记有中国舢板、地名与航线标识比匹兹加诺海图更丰富、更具体、更完美的海图——这表明曾有更高文明层次的航海家做过环球航行。要完成如此宏伟之旅的航海家，必须来自一个具有相当政治威力、经济实力、科技能力和航海经验的国度。就当时世界范围来看，非中国莫能。

　　孟席斯沿着这条思路和航线“按图索骥”，经过14年的研究，对120个国家和地区的纪念物、古城堡、珊瑚礁、荒滩孤岛的实地踏勘，对900多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史料的查证，以及对沿途所发现大量诸如中国瓷器、丝绸、贡品、石雕、帆船遗骸、汉字，甚至中国式耳环等实物的考察，把自己的成果写成《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他之所以截取并放大1421年，是因为这一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创造了许多辉煌的经典。

　　我们对孟席斯的探索精神肃然起敬，为我们先人的骄人业绩而自豪，也为郑和的命运而感叹。

　　郑和是一位孤独的蹈海者。他的前头，只有几位摸着海岸线前行的航海家，他的身后近一个世纪才有哥伦布、迪亚斯、达·伽马、麦哲伦、库克等人的帆影。但真正让英雄孤独的，是高处的寒意。郑和与风浪搏斗得筋疲力尽时，并不清楚万里之外的大明朝廷里，正酝酿一场轩然大波。郑和船队六下西洋返航后，朱棣皇帝驾崩于北征途中，便有人开始责难朱棣的外交政策。加之明朝后期，灾害连连，国库空虚、民生凋敝，有人便指责郑和出海是劳民伤财，所以朱高炽即位当天即颁诏停止造船、召回人马。

　　但禁航令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时局的尴尬和经济上的窘境，反而阻滞了日益兴旺的海上贸易。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保守观点直接滋生和助长了闭关锁国的政治主张。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郑和近十年风帆未启。

　　1431年，经历了国门无人叩问的落寞之后，新登基皇帝朱瞻基派遣年已六旬的郑和第七次出航。此时，这位斗得过刀风剑雨却躲不开唇枪舌剑的老航海家，知道这很可能是一生中最后的航程了。作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亲自到麦加朝觐是他终生的愿望。然而就在这一次，郑和却犹豫再三，最终决定放弃一己之愿。他派出穆斯林水手去圣地，自己却悲怆地留守在他七下西洋七次驻足的印度古里，凄楚地遥望阿拉伯海对面，那儿时就景仰的圣地。我揣度，郑和此举是想向世人表明，他不畏艰辛远涉重洋，是为了大明皇朝和中华民族，决不是为了实现私愿。因为最终，也就是在这一次，印度古里永远地留住了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家。

　　一切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迎接这位伟大航海家疲惫风帆的，是一堆熊熊大火——为防止再有人出海，兵部官员甚至焚烧了郑和浩浩荡荡满挂荣耀的船帆、苦心经营多年的造船厂和耗尽心智的造船图纸、航海日志、航海资料。一代先行者开辟的航路就这样葬送在火海。明人一炬，遗恨千古!随后，明朝陷入了彻底的禁海政策——外贸商人被处死，外语教学被严令禁止。及至清朝政府，甚至规定——片帆寸板不许出海，界外不许闭行，出界以违旨立杀!——一个民族的航船就此搁浅了几百年!

　　几百年来，我们想祭奠我们的航海先辈，竟很难找到一片帆布或者船板。我们只能在外国博物馆里借阅一眼流落他乡的海图复印件，只能从外国考古发现的只言片语中解读一二，只能从外国人打捞的中国帆船遗骸中吊祭我们先人的风骨和英灵。中国孩子知道哥伦布、麦哲伦和凡尔纳《80天环游地球》的多，详知郑和的少，这是何等的遗憾!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三宝公庙一到春节就香烟缭绕、摩肩接踵的场面相比，中国的郑和纪念馆显得落寞孤独，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我国史书中关于郑和缺乏应有的篇章，寥寥几笔，差谬多多。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盘点上一个1000年里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探险家，30多位探险家名列其中，惟一的亚洲人郑和赫然在列。外国人尚且如此，我们不应轻薄了自己!

　　几百年来，郑和似乎并没有受到民族功臣应享的礼遇。郑和下西洋，是实现个人精神追求和道德价值的一大步，更是中华民族迈向文明的一大步，他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后半生，甚至贡献了自己的生命。令人遗憾的是桨声帆影之后，中国经过了几百年不应有的平静和缄默。不错，郑和是一名太监，但是他并没有像李莲英、安德海等一样在深宫高墙内结党弄权满手血污，而是肩负民族大义、高扬和平风帆踏波远行，他是真正的男人!我们不应忌言郑和的太监身份，那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下的痼疾，郑和本人也是一位受害者!他把一个被人鄙视的封建肌体的恶瘤——宦官，做到了如此辉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应该公允地评判这位中华民族的英雄。

　　几百年来，郑和的历史贡献和深刻意义似乎没有被世界全部认识。海面上从来就没有风平浪静，制海权一直是争夺的焦点，炮火连天，海浪如沸，各国都在为资源、为疆域而战。回望600年前的征帆远影，假如没有郑和船队游弋海上，调停纷争、震慑强梁、安抚弱小，中国周边不可能有和平安定的环境，沿途诸国不可能刀枪入库、铸剑为犁、发展生产，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部落之间，不知道还要厮杀多久，世界文明的脚步还要滞行多久；假如没有郑和的探险之旅，人类的脚步还哆哆嗦嗦地离不开海岸线，跨洋贸易、洲际交流还要经过漫长的摸索，中国也不可能有造船工业、纺织工业、陶瓷业、医药业等的繁荣和发展。和平利用海洋，推进文明进步，是郑和下西洋的初衷，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几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落后就会挨打，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就很难保证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100年前，梁启超先生长叹：“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达·伽马以后，有无量数之达·伽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郑和的征帆落下，开放的帷幕也訇然以降。明朝中叶到鸦片战争，中华民族上演了闭关锁国300多年的闹剧，也上演了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丧权辱国的悲剧。假如当年威震海陆的郑和船队余威仍在，就不会有后来面对列强战舰的惊恐万状与束手无策，就不会容忍外国渡海者海骚腥风地杀进龙颜威严的皇宫，就不会有大清帝国的园林在强盗的大火中痛苦的呻吟与永远的耻痛，就不会在朱棣为奖掖郑和而赐建的南京静海寺内签下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就不会有甲午海战悲愤的仰天长嚎!舟停桨歇无奈何，万马齐喑究可哀，先行者成为挨打者，探险家的家园沦为冒险者的乐园，这酸楚的历史，腥风依然，血痕犹在!历史不会因忘却而驻足，也不会因假设而改写，更不会因觉醒而重演。洞开的国门不会再关起，哪怕是门外电闪雷鸣、虎豹四伏。

　　郑和是维护和平的勇士，是倒在征途的英雄。他的生命之帆塑成一座丰碑，耸起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郑和下西洋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民族的行为、一个国家的行为，是中华民族的一次跨越。我们应该以民族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给予他英雄的荣耀。

　　我想我们应该至少有一部影视巨制来再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及郑和的伟大形象，让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熠熠生辉的形象走进孩子们的教科书，成为永远的丰碑。在600年之后、21世纪的曙光中，在国际交往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主题的今天，让我们面对滔滔不息的历史长河，面向波涛汹涌的蔚蓝色的大海，酹祭郑和之帆。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05年7月11日)

特邀嘉宾：王春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王天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  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推行明王朝的“礼治”外交，发展“朝贡贸易”，提高明王朝在国外的地位和威望

　　主持人：1405年，郑和率领将士两万七千多人，大海船六十多艘，开启了第一次下西洋的航程。长期以来，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很多说法和解释。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动因呢?

　　王春瑜：长期以来，关于郑和下西洋目的，历来史家聚讼纷纭。至今并无定论。为了不把问题复杂化，我们倒不如相信《明史·郑和传》的说法：“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中国历代帝王，向来以天之子自居，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在他们有了强大的国力基础时，总要扬威四海，与所谓“四夷”各国建立盛大的朝贡贸易关系，朱棣更是这方面的典型。

　　许凯：我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主旨在于“宣德化而柔远人”，推行明王朝的“礼治”外交，同时发展“朝贡贸易”。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接纳儒家“中庸”思想，在治国理念上，强调“内修齐家之道，外造睦邻之方”。对外关系上则突现“和为贵”的礼治外交。例如，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自序》云：“声教洋溢乎四海，仁化溥洽于万方”，其宗旨是“颁中华正朔”，“宣德化而柔远人”。因此，综合来看，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明朝的政治影响，提高明王朝在国外的地位和威望。

郑和下西洋打通了中西海上航道，将明朝“礼治”外交推向了鼎盛时代，“西方万国，奔走臣服，充凑于廷”，确立起和谐的国际关系，在浩瀚的海洋上铸就了华夏的“蓝色文明”

　　主持人：郑和下西洋对当时的明王朝产生了怎样的积极影响?

　　许凯：从历史上看，明初推行“礼治”外交，力图构建以“天朝”为中心的“封贡”与“柔远”的外交格局，恢复汉唐以来长期中断了的万邦来朝的“华夷秩序”。郑和七次下西洋正是明初“礼治”外交方针的一次伟大实践。庞大的船队出使亚、非诸国，提高了明王朝的国际声望，加强了与所达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确立起和谐的国际关系。郑和的航海创举在南洋与印度洋各国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他们将中国精美的丝绸、瓷器等物品和先进的华夏文明远播至所到的亚非国家，并进行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使中国“知异域之事”，“普天下何若不同”，也让“远夷知尊中国”。应当说，东西方人对世界航海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酷爱和平、睦邻友好的精神风貌，在浩瀚的海洋上铸就了华夏的“蓝色文明”。

　　王天有：郑和下西洋使明代京师成为中国同亚、非诸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地，提高了明廷的国际威望，确立了“一统独尊”的地位。郑和下西洋期间，各国贡使梯航数万里，接踵前来朝贡。明代的中外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在对外交往中，明朝奉行“柔远人，厚往薄来”的方针，施行官方的“朝贡贸易”。在明廷“礼治”外交的感召下，慕义来华的有很多国家的国王。

　　王春瑜：郑和“宝船”满载海外奇货珍宝而归，各国贡献毕至，物品丰富多样。史料记述西洋各国贡品主要有香料、染料、珍珠、玛瑙、宝石、布匹、珍禽、异兽等。贡品中不乏奇宝。大宗贡品则是胡椒、苏木、布匹、香料等。例如，阿丹国一次就进贡胡椒七万五千斤。

　　许凯：当时，国家府库贡品盈积，少部分珍品为皇室贵族享用，而多数贡品则“折支”京官俸禄。郑和下西洋交易之物与各国进贡物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的作用。   

　　主持人：明朝“下西洋”的外交远航为什么终止了?

　　王春瑜：郑和七下“西洋”所进行的贸易是朝贡贸易，并非近代意义上纯商业性的贸易。因此七下“西洋”的耗费，也是惊人的。有条史料说：“三宝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后来至成化间，“朝廷好宝玩”。宦官中有人讨好皇帝，说宣德时三保太监下“西洋”，“所获无算”，皇帝心动，遂派了一个宦官到兵部去查当年郑和航海的档案，车驾郎中刘大夏找到这批档案后，却偷偷藏起来，对兵部尚书项忠说：“三保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何益?此大臣所当切谏。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其他大臣也纷纷上疏反对，明宪宗终于打消了重下“西洋”的念头。到了万历时，有人竟将沿海的“寇盗复起”，也归罪到郑和下“西洋”引出来的结果，那是荒谬不值一驳的。

　　许凯：其实，郑和下西洋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耗费，在“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的情况下，勉强可以维持，而到了正统年间，“国势寝弱”，哪里还有可能负担得起下西洋的巨额耗费。尽管明英宗在复辟后曾打算仿效永乐的做法，派遣都指挥马云出使西洋，但遭到朝官的极力反对，明英宗只好放弃下西洋的梦想。另外，郑和下西洋从事的是官方贸易，所需的各种物品都是官办提供。在洪武、永乐时期，明朝政府所控制的官办船场、手工业作坊很多，生产兴旺发达，但至宣德年间，官办手工业逐渐走向衰落，生产的物品数量少、质量差，无法满足下西洋的需要。这可能也是下西洋无法持续下去的原因之一。

　　王天有：对于这个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朝贡贸易被官方垄断，具有不受市场调节、违背经济规律的特点，故不可能长久。

通常认为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社会逐步走向闭关锁国。其实，明朝乃至清朝中叶之前，中国仍然是以开放为主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和历史舞台的

　　主持人：明朝初期实施怎样的外交政策?

　　王天有：明朝建国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对私人海外贸易严加限制，这就是所谓的“海禁”政策。明太祖实行海禁政策从政治上讲，是出于对新生国家安全的考虑；从经济上讲，当时王朝初建，百废待兴，明太祖主要致力于农村经济的复兴。还无暇顾及海外贸易。明成祖即位后，继续推行海禁政策，但是与明太祖朱元璋有所不同，他对于发展与各国政府的关系、重建朝贡体系、开展官方贸易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可见，明前期对外政策主要表现为“朝贡贸易”与“海禁”两个方面。郑和下西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主持人：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就走上闭关锁国之路。是这样的吗?

　　王天有：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在看待郑和下西洋时，应当全面评估其所带来的双重效应。郑和下西洋第一种效应，即代表了中国古代礼制朝贡贸易关系的最高水平。第二种效应，即客观上刺激、启示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这一效应并非明朝皇帝的本意，也非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所在，但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在效应。近年来，有学者对郑和七下西洋的总人数做过估算，大约有十万人以上。这些人走出国门，精彩世界。触手可及。他们回国之后，以言传身教感染了数倍的人。特别是闽浙地区多靠海为生，所以当地百姓逐渐把从事海外贸易当成维持生计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在官方终止下西洋的同时，民间海外活动悄然发展。郑和下西洋结束后才十年多，民间海外活动便已经十分活跃。“隆庆开关”之后，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此以闽粤商人为主的商人集团，开始远航美洲，在拉丁美洲墨西哥等地从事贸易活动，成为世界市场中非常活跃的一部分。这些都显示，伴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开展，出乎明朝政府意愿，大规模的民间海外贸易在沿海地区开始蔓延，商舶贸易呈崛起之势。随着国内外商品市场的发展，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也发生一个重要变化，从唐、五代以来一直流行于民间的白银，最终取代了明朝政府法定的钞币，成为通行的主要货币。明朝实际成为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可以这么理解。明朝商人与欧洲商人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活动，为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前瞻性的启示和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郑和下西洋的诸般后续效果刺激开创了“隆庆开关”的时代，而“隆庆开关”则是明代继郑和下西洋之后对外关系中又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明朝的对外交往从官府层面转向民间层面。曾经为官方独占的海外贸易，日渐衰微，逐步让位给更加具有活力和发展前途的民间海外贸易，这是郑和下西洋所意想不到的更为深广的效应。其实，历史上中国真正走向闭关之路始于清朝乾隆时期。

郑和船队为文明礼仪之师，既未占领别国一寸土地，也没有掠夺当地一分一毫的财产，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给所在国人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提升了这些国家的文明水平

　　主持人：据了解，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人民还把郑和奉若神明，一些地方还保留有“三宝庙”、“三宝垄”、“三宝井”等。那么，郑和为什么会受到这些国家人民的欢迎和尊敬?

　　王天有：郑和下西洋时，“西洋”一些国家的土著居民生活方式还很原始，郑和到达之后，在当地传播伊斯兰教，建立清真寺，劝人为善，还教当地人凿井、筑路，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一时间，学习中国成为风气。郑和七次下西洋，多次到达满剌加(马六甲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甚至一芥不取，是名副其实的和平使者。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给所在国人民带来深远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宗教、文化方面的影响，提升了这些国家的文明水平。

　　许凯：郑和在南洋各国传播华夏文明，所到之处，抵国问禁，入境问俗，尊重其国风俗。当地人民为了怀念这位伟大的和平先驱，为郑和修庙，焚香祭祀，奉若神明，顶礼膜拜。他们还用郑和的名字命名其遗迹和物品。如印尼、爪哇有三宝洞、三宝井、三宝垄、三宝庙(内立郑和塑像)，香火极盛。

　　主持人：郑和的航海活动与西方16世纪航海相比，有何根本不同?

　　王天有：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明朝就制定了睦邻友好的“祖训”。朱元璋的这一祖训影响了有明一代，郑和下西洋也秉承了这一祖训精神，不存在对外殖民的诉求，有的是共享太平的理念和行动。郑和使团抵达之地，从不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而是施恩布德，共享太平之福。郑和船队为文明礼仪之师，既未强行占领别国一寸土地，也没有掠夺当地一分一毫的财产。16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国家开始了工业化前的原始资本积累，争夺海上霸权，在美洲、非洲及亚洲等地，用“剑与火”，进行血腥的殖民掠夺。然而，郑和航海的性质与之是截然不同的。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其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组织之严密，都是同时代其他远航活动无法比拟的

　　主持人：有人说，郑和率领的船队是当时甚至是20世纪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是这样吗?

　　王天有：15世纪是人类认识和挑战蓝色海洋与地理大发现的时代。郑和的航海始于该世纪之初，出现在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之前。在航海规模上，郑和第一次出航率巨艇62艘，大舶长44丈4尺，阔18丈；中船长37丈，阔15丈；官兵人等27800余人；平均每次船只50余艘，人员27000余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艇编队。郑和远航的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组织之严密，都是同时代其他远航活动无法比拟的。郑和船队的装备及规模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这样的船放到今天来建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更令人惊叹的是，在15世纪初的技术条件下，这个庞大船队如何能够进行通讯联络与指挥管制?如何实施后勤补给作业?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们祖先非凡的管理成就，值得学习和研究。

　　主持人：为什么这样的船队和远航的壮举能出现在15世纪的中国?

　　王天有：中国是世界海洋文明的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据现今可考的史料显示，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举措。到宋代，指南针被应用于航海，这是航海技术史上划时代的进步。元代中国海洋航运业无论在航行规模、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都超过了唐宋。在大海航行中，确定船舶的方向和位置是至关重要的。郑和航海中运用了“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星的高度来确定船只的地理纬度，这就比早期的看太阳、月亮、星辰的位置来确定航向大大地进步了。我国古代在航海技术方面有着许多发明创造，郑和使团在航海实践中继承了这些成就，形成了一整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而实用的天文和地文航海技术。

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充分证实，文明的传承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的，敞开国门，不断地吸纳各国先进的文化，国家富强了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主持人：今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最近，经国务院批准，选定郑和下西洋纪念日作为中国“航海日”。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纪念郑和下西洋的现实意义?

　　许凯：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对外交往之举，推启了开放之门，大批使节来朝，进行广泛官方交流。郑和下西洋期间，诸国古未通中国者多来朝贡，繁华一时。尔后，明清两朝对经营海权不够重视，饱受海上列强的侵略欺凌，割地赔款，甚至沦为半殖民地，这即是辉煌与衰落的强烈反差。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充分证实，文明的传承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的，敞开国门，不断地吸纳各国先进的文化，国家富强了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正是今天我们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

　　王天有：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壮举，对中国发展航海事业、增进与世界各国睦邻友好关系作出了巨大贡献。纪念郑和，有助于增加民族的自豪感。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航运大国，向国民普及航海知识、提升海洋意识很重要，这对科学航海和发展我国航运事业和海洋经济意义深远。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不搞霸权主义，在国际交往中反对恃强凌弱，致力于同各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这是郑和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因此对郑和的纪念，还具有寻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

(文章来源：2005年6月20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