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会由“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日本会议组织委员会”筹办。为了有效地利用过去的经验，同时又能充分反映日本学界最新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组委会采用了老中青结合的方式，山田辰雄（庆应义塾大学）、久保田文次（日本女子大学）、狭间直树（京都大学）、安井三吉（神户大学）、西村成雄（日本放送大学）、姬田光义（中央大学）、平野健一郎（东京大学）等著名学者担任顾问级委员，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深町英夫（中央大学）、饭岛涉（青山学院大学）、家近亮子（敬爱大学）、石川祯浩（京都大学）、久保亨（信州大学）、陈来幸（兵库县立大学）等学者担任组委会委员并兼任秘书处成员。因认识到不应采取过去常见的“纪念史学”方式，而应从学术角度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及其对日本的意义，故提出以下三条基本宗旨：第一，“世界历史中的辛亥革命”。在前近代以来的中国通史及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相互关连及比较中，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第二，“从日本看到的辛亥革命”。通过辛亥革命，对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问题及近代日中关系中的诸种样态，进行既深入又广泛的回顾。第三，“百年共和、宪政与辛亥革命”。为了探讨从清末预备立宪开始，经中华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战后台湾地区等各政权对宪政问题的态度及实践，关注作为起点的辛亥“共和”革命。此次会议名曰“日本会议”，实为“东京会议”与“神户会议”在内容制定、宣传企划、经费运作等各方面进行有效、有机的紧密合作的结果，是全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学会综合力量的结晶。

　　与会学者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韩国、蒙古、新加坡、美国、意大利、塞尔维亚、澳大利亚等国家与地区，其中一部分报告人为应募参加的青年学者。会议围绕辛亥革命研究，展开了视野广泛、方法新颖、课题多样、颇富成效的切磋交流。东京会议共有34个报告，神户会议共有14个报告。主会场设有日文、中文、英文的同声传译，副会场则未设翻译服务，各分组会以曰、英、中文专场形式进行。3—4日在东京大学驹场校舍召开的全体会议座无虚席，与会者多达700多人，且多为学者，可谓盛况空前，充分反映了日本学界对中国研究的重视和实力。而在东京会议召开前一日，会议组委会又与东洋文库(东京)联合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特别讲演会，与会者达70多人。笔者作为翻译参与了在东洋文库举力乙的特别讲演会，并出席了在东京大学驹场校舍举办的国际研讨会，故本文对此两项学术活动作简要介绍，未涉及神户会议。限于篇幅，不能全面展开，仅以介绍报告内容为主，而热烈充实的会场讨论内容只得割爱，深以为憾。

　　一、总论

　　狭间直树《东亚“共和”思想的形成——辛亥革命100周年寄稿》详细分析介绍了在辛亥革命爆发、共和国成立之前，东亚“共和”思想在日本的形成过程。裴京汉(韩国新罗大学校)《东亚史上的辛亥革命》，将辛亥革命对韩国及越南的独立运动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并通过分析中华民国如何应对西藏、蒙古独立要求的问题，探讨了同时期的新东亚国际秩序。他认为，汉族反抗满族统治的民族主义革命，引发了周边弱小民族从中国独立或脱离的运动，辛亥革命为东亚各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契机。唐启华(台湾政治大学)《北洋派与辛亥革命》一文试图打破革命党对辛亥诠释权的垄断，提出对辛亥不同的理解视角，指出和平解决国体问题、建立五族共和，实为北洋派对辛亥最大贡献。北洋视角提供了除革命派与立宪派以外，另一个务实的连续性视角。周锡瑞(JosephW．Es.hefick，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重新探讨辛亥革命——以1911年为中心》分析了辛亥革命突然爆发于1911年的原因。周氏1970年代出版的著作《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曾促使日本和中国学者反省了“孙中山、同盟会正统史观”，此次他再提出立宪派的主导作用，并指出自己亦曾较为轻视的“排满感情”，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到了一定作用。桑兵(中国中山大学)《辛亥时期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从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教育与学制、汉族与少数民族、边疆五个方面解构对现有知识和制度体系渊源流变的认识，寻绎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黃克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与民国百年：台湾观点》将以往对辛亥革命解释的三种观点，即国民党史观、共产党史观及学界史观进行了分析介绍。他指出，辛亥革命在新旧势力妥协之下获得成功，旧的专制秩序虽被打破，却未能建立起一个稳健的共和体制。直至台湾解严后，孙中山的建国理想才得以实践。叶文心(Wen．hsinYeh，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产阶级与革命》分析指出，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是突发性的，而导致朝廷瓦解，其意义超过了革命成功。中央瓦解后，多方势力重新组合，建构出新的东亚秩序和国际关系。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时刻，政权的转移不仅造成了清朝终结，且带来国家机器、国家体制和国家主体的重建。此外，她从软实力生产的角度重视城市中产阶级的作用。久保田文次《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介绍了1981年在东京及2001年在神户举办辛亥革命70、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情况，前者政治性强于学术性，后者则已无需顾虑政治因素，学术气氛较浓。与其相比，此次会议在研究内容、讨论形式以及参会人员上则更趋广泛、多元、自由、深化。

　　二、政治制度与区域社会

　　金子肇（日本下关市立大学）《政治整合的难关——民国初年的改革和政治斗争》指出袁世凯政权在与革命派、各省政府、中央与地方议会的对立及抗争过程中，不得不放弃制度化的努力，而采取依靠“忠诚”这种以人为纽带的国家整合的方法，因此极不稳定。帝制的实施未能在制度上使国民意志集中于国家，各省政府对袁政权“忠诚心”的消失反而加速了政治整合的瓦解。山田贤（日本千叶大学）《“善”与革命——清末民初四川的地方社会》认为过去“善书”里的世界观，与辛亥革命以后的新社会并非明确对立，而是在变化的同时，潜在地发展，并与当时的社会变动紧密相连。巫仁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从民变到革命：从近代早期城市社会的抗争到现代革命的完成》关注城市市民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从城市环境及群众动员模式上探讨辛亥革命发生于城市的原因。宫原佳昭（日本南山大学）《辛亥革命前后之地方教育界——以湖南省为中心》从湖南省教育会的人员构成、教育观点、职员选举、与省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考察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省教育界的变化。佐野实（日本一桥大学）《收回利权运动与辛亥革命——以沪杭甬铁道为中心探讨中央、地方、列强的对立》指出，在辛亥革命之前，收回利权运动具有拒绝借款的性质，且与接受借款的清政府相互对立。但在革命发生之后，因资金不足，反而积极推行以沪杭甬铁道为担保的借款，两者之间有着对照性的反应和动态。莫秀兰（Monica　De　Togni，意大利托里诺大学）《中国的自治与1911年——四川参政活动的革命与延续》通过地方志和档案史料分析了清末民初四川地方自治的实际状况。小川唯（日本明海大学）《探讨二十世纪初叶“教育议会”方案》将20世纪初叶（1901——1916年）中国教育行政改革中的教育议会设立方案视为一个代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于中国的连续性运动，阐述了方案的内容与改革尝试。

　　三、辛亥革命与对外关系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困境中的坚守与前行——从新发现的史料看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利用新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档案，由以下五方面窥探民初外交之艰难及当时人们在困境中之努力，论证临时政府在困境中如何坚守国家主权，努力使其不再流失或尽少流失：1．抵制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扩张：以厦门鼓浪屿会审公堂为例；2．维护海关主权：以福建海关为例；3．行使在华外国人人境管理权：以福建为例；4．禁吸鸦片：以浙江为例；5．维护海外华侨权益：以“泅水事件”为例。樱井良树（日本丽泽大学）《革命之冲击与日本》指出，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日本政府内部出现了追求积极且自立的外交政策的动向。而围绕外交政策路线出现的对立，成为大正前半期日本对华政策复杂化的根本原因，并因此而导致政变发生。黃自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观——“趁火打劫”与“同舟共济”之间的论争》指出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初，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反对革命，诱导清廷实施宪政改革，藉机拓展在华权益。而日本民间社会除少部分拥护政府主张外，多持同情辛亥革命的态度。川岛真（日本东京大学）《从长崎审视辛亥革命》认为从中日关系与辛亥革命这个主题来思考长崎地域社会的特征时，通过与航线和电报有关背景的分析，可看出长崎具有将“人”、“物”与“信息”连接起来的机能，其中包含着中日之间的双向性。小池求（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醇亲王的使节外交与加强对德国政策（1909——1911）——从中德关系的角度分析》指出，在1909年至1911年中德美三国尝试合作的过程中，清朝积极推动对德美接近政策，德中两国互视为“友邦”而试图合作。

　　四、民族、版图、领土

　　雷国俊（JamesP．Leibold，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吸收边境——反映辛亥革命和民族地区的三面镜子》认为，应该批判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和解释，并通过1911年、1961年、2011年关于辛亥革命的言论，探讨了汉族精英和国家领导人对边疆及其重要性的定位，指出原为政治性种族革命的辛亥革命，变成了带有包含性的多民族的“国家”项目，其中非汉族人被赋予了作为“中国人”的新职责。橘诚（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辛亥革命与“蒙古”——独立、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指出，辛亥革命后蒙古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即走向“独立”的喀尔喀、拥护清朝君主立宪制的驻京蒙古王公、以及其他保持沉默的“蒙古”。奥云札尔格勒（Oehir　Oyunjargal，蒙古国立大学）《博格多汗政权应对驻北京蒙古王公的政策——以亲王那彦图为例》利用蒙古民族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史料，就博格多汗政权如何应对亲王那彦图旗下所发生的如图司珲迁居与牧地纷争等事件展开论述，寻求真相。孛尔只斤．呼斯勒（日本昭和女子大学）《辛亥革命之于内蒙古》指出，辛亥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国家，而内蒙古人所谋求的则是自身的自立问题。小林亮介（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辛亥革命前后的“西藏”——围绕边界划定的难题》指出，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如何确定西藏的政治地位，以及在政治上、行政上应如何界定其具体范围的问题，并对西姆拉会议决裂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剖析。阿部由美子（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生）《辛亥革命后北京满人社会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旨在通过对辛亥革命后获得优待条件的北京满族社会的考察，阐明满族社会的连续与断裂，以期了解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结构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五、清末民初的社会经济

　　富泽芳亚（日本岛根大学）《民国初期的企业关联法的整备和日系企业的活动》认为，中国近代有关矿业的法律结构，在晚清已基本形成。这是对在不平等条约下如何限制中国内地的外资矿权的挑战，其成果延续至民国时期。朱荫贵（中国复旦大学）《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经济的延续和变迁》通过分析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的延续和变迁，指出经济不像政治，可以发生“突变”，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渐变”。但政治的“突变”，依然可以给经济带来明显的冲击并使之产生变化，尽管这种变化需要的时段较长。柯丽莎（Elisabeth　Koll，美国哈佛大学）《改革下的商业——辛亥革命前夕的企业经营与市场制度的结构》以连接天津和浦口之间的津浦线为例，分析论述了当时铁道经营的特征。马敏（中国华中师范大学）《辛亥前后中、日、美商人的交往及其影响——多元文化交涉对辛亥革命的意义》指出，辛亥革命是世界现代化的大趋势与中国自身摆脱封建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趋势相结合的产物，革命的结局使中国走上对外更加开放的道路。

　　六、清末民初的文化蜕变

　　须藤瑞代（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民国初期的节妇烈女》通过分析自愿成为节妇烈女的女性自身的因素，指出重视寡妇贞节的观念即使到了1930年代仍然根深蒂固，节妇烈女不会因不被列为褒扬对象而瞬间消失。程美宝（中国中山大学）《做男人!——民国时期上海精武会追求的现代男性化与民族主义》介绍了上海精武会的历史，探讨了他们通过体育锻炼，追求何种男人形象，并分析了男性构造与民族的微妙关系。杜鹃华（Dusica　Ristivojevic，匈牙利中欧大学）《消失的媒介者——<女学报>(1898)与现代女性》通过分析《女学报》，论述了女性论的历史性变化。刘世龙（中国四川大学）《白话文与社会动员——以清末四川保路运动为例》从社会动员的视角，探讨了白话文在清末四川保路运动中是如何发挥作用成为动员民众、达成舆论共识、对抗官方的宣传堡垒的。古泉达矢（13本东京大学博士生）《20世纪初香港鸦片零售制度的转变》认为，随着香港政厅在1914年修改鸦片零售制度，政厅及最后的征税承包人均利用舆论对鸦片的敌视态度及辛亥革命的进展获得成功。福士由纪（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公众卫生与都市社会——以防疫风潮（1910）为中心》探讨了清末民初都市社会的租界当局和各阶层关于卫生的活动和认识。

　　综观此次研讨会，基本上摆脱了习以为常的“纪念史学”式的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的模式，而完全从学术角度出发，基本上实现了开篇所述的三条宗旨。报告人老中青结合，报告及讨论人通过使用日中英三种语言中的一种进行报告、讨论，使得会议更加精彩纷呈。总之，此次研讨会不但在学术上成果丰富，而且在组织形式上颇具特色。

　　作者张玉萍，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兼任讲师，东京，2060824，yuping307@yahoo．co．jp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06

　　【关 键 词】辛亥革命；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

　　【作者简介】朱荫贵（1950—），男，贵州省贵阳市人，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中国的市场经济始于何时?中国近代是否存在市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的框架和外在表现是什么样，具有什么特点，又如何界定?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者来说是不应回避和绕开的课题；就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同样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长期存在商品和市场，但快速发展演变成市场经济，却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已经基本成型。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以武装起义全国响应的方式，在不长的时段里，实现了改朝换代的“政治突变”，成立了中华民国，中国社会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国家基础的经济，在出现“政治突变”之后，是否也会相应地出现“经济突变”?这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具体到辛亥革命而言，它确实推动了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同样可以认定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经济突变”，只不过其带来的经济突变时间拉得较长，表现不如政治突变那样激烈而已。在分析辛亥革命对近代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和演变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进行观察：一个是没有变动或变动不大的部分；另一个则是变动较大的部分。

一、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变动不大的部分

　　基本没有变动或变动不大的首先是广大的中国农村经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几千年延续的农业国。这一点，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也因此，辛亥革命这种上层政治变动，在短期内难以形成对农村经济的广泛冲击和影响，因而农村经济属于基本没有变动或变动不大的部分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但是，此后商品经济作物种植扩大、农牧垦殖公司增加和以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为代表的农村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兴起，也显示出农村的改变在进行中。①

　　其次，基本没有变动或变化不大的另一领域是中国长期形成的传统商事习惯，以及某些成文和不成文经济制度的延续和影响。这方面的内容较多，这里分别各举一个典型之例以为说明。

　　先举传统商事习惯方面之例：

　　早在明朝时期，中国普通企业商号就有吸收社会储蓄存款作为自己营运资金的商事习惯，这种习惯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除典当、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机构经营存款外，“也有一般工商店铺如盐店、布铺、米铺、杂货铺、珠宝铺等兼营的存款”，甚至“一些在地方家产殷实、且经济信用较好的财主有时也接受他人寄存，并付给薄息”。这种商事习惯，并没有在辛亥革命之后有所改变，反而随着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业企业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并广泛存在于新式机器大工业企业中，成为这些企业扩大规模进而发展的重要筹资手段。②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这些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的方式和规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发展。

　　这些变化发展中，通过报纸等传媒刊登广告公开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鼓动，为自己招揽社会储蓄造势是前所未有的特点之一。对此，当时人王志莘在其所著《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一书中针对此点就曾指出：“我国商家如银楼绸庄粮铺典当等等，向多吸纳社会存款，以资营业上之运用周转，然都不公开招揽，系由相识戚友辗转介绍而来。……其以公开广告方法吸收存户储蓄者，民国以来甚多……”③

　　关于这种变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0年3月20日发给上海银行公会的信函中也指出：“迩来沪上各商号如中国内衣公司、世界书局、中法药房等，均以储蓄两字为增加营业资本之唯一方法，假报纸广告大事宣传，不惜诱以厚利，多方招徕，甚至大世界游戏场亦添设各种储蓄存款以固厚其营业上之实力。因之沪上储蓄机关之多竟自汗牛充栋。”该信函忧虑地指出：“诚恐此端一开，日后商店无论大小皆将以储蓄为主要业务，其资本不必筹措，尽可以厚利吸收……”④

　　这期间普通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出现的另一个变化，是这些公司商号纷纷成立专门的储蓄部招揽吸收社会资金。关于此点，王志莘在《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一书中指出：“先施永安新新中原等百货公司、中法中西等药房、九福公司、同昌车行、ABC内衣公司、大世界等，均曾有储蓄部之设。先施永安两公司之储蓄部开办于民国七年，新新公司者开办于民国十五年，中原公司者开办于民国二十年，同昌车行之储蓄部与中法中西两药房合办之妇女美德储蓄部则开设于民国十九年。”⑤著名的荣家企业在面粉厂达到12家、纱厂达到6家的1928年，也成立了专门经营储蓄的同仁储蓄部。⑥

　　这里，我们不评论这种企业商号直接吸收社会储蓄现象本身，我们只是需要了解和证实，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在农业社会中就长期存在，当近代中国向工业化社会发展转型时，尽管近代机器工业已经出现，但是史实证明，这种传统依然得以延续并发挥作用，在形式、规模和重要性方面甚至超过以往年代。

　　再看成文或不成文制度延续之例，这里举企业分配方面的“官利”制度为例进行说明：

　　“官利”，又称“官息”，也称“正息”、“股息”、“股利”，与“余利”、“红利”对应称呼。它的特点在于：其一，不管是谁，只要投资入股成为企业股东，就享有从该企业获取固定利率——“官利”的权利，而不管该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其二，这种固定的官利利率一般以年利计算。其利率虽因企业情况和行业领域不同而有差异，但大体19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年利一分，清末一般在八厘，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降低到六厘。因为必须支付官利，所以企业年终结账，不是从利润中提分红利，而是先派官利，然后结算营业利益。不足，即谓之亏损；有余，则再分红利（红利在这里被称为余利或直接称呼红利）。其三，只要股东交付股金，官利即开始计算。虽工厂尚未建成开工，铁路尚未建成通车，官利也需支付。由于企业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也需支付官利，所以常常“以股本给官利”，或“借本以给宫利”。⑦由于官利具有这些性质，所以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就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企业投资人的关系，而是投资人又兼债权人。股票的性质，也不仅仅只是单纯的证券投资，而同时又兼有公司债券的性质。

　　“官利”这种分配制度在18世纪中国的商业契约文书中已经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机器大工业企业出现以后，更是普遍存在于各种企业的分配制度中。进入民国以后，这种官利制度不仅得以延续，反而在国家颁布的法规中正式出现。例如，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公司条例》第186条规定：“公司开业之准备，如须自设立注册后，二年以上，始得完竣。经官厅许可者，公司得以章程订明，开业前分派利息于股东。”“前项利息之定率，不得超过长年六厘。”⑧此后，1929年和1946年修订的公司法都保留了这一有关“官利”的规定，只不过1929年的《公司法》将年利降到了五厘⑨，1946年的《公司法》只载明了公司可在营业前分配股利的条款，而删去了具体的年利率规定。⑩“官利”在有关股份公司的法规中出现，使官利制度具备了一定的法律依据，给官利制度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

　　可见，“官利”制度，是普遍存在于近代中国企业分配方面的一种制度。在“官利”制度下，企业分配的利润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固定的利率，被称为“官利”；一部分是浮动利率，被称为“红利”。辛亥革命之后，这种制度同样没有改变，不仅延续，而且在公司法上得到肯定，公开列为条目进行保护。（11）据现有资料显示，这种制度此后长期延续，一直到1956年资本主义全行业进行改造时才结束。

　　类似这种长期形成的商事习惯和成文不成文的经济制度，在辛亥革命之后大体都没有什么变化，一般都有延续，有的甚至有所发展和扩大。

二、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出现的变化

　　与经济领域不变的部分相比，辛亥革命后出现变化的部分明显更多。

　　首先，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各阶层发展经济提供了法律保障。辛亥革命之后制定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近代国家宪法——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布中国国民的权利，破除了国民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枷锁，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后，被任命为民国政府农林工商（后改为农商）总长的张謇，在1913—1915年的任期内，主持全国农林、工商政务，编订颁布有关工商矿业、农林业、渔牧业等的政策法规二十余种。这些政策法规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在保护民族幼稚工业，招商顶办官营企业，统一度量衡制度，统一铸币权，改组商会、减免税厘以及引进外资，兴办实业等方面，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初步构筑了近代中国工商实业方面的法律体系，这是辛亥革命前从未出现过的现象。许多法律法规和施行细则都填补了此前中国工商法律的空白，对中国民族工商实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制度的保障。

　　在民国政府提倡鼓励和法律法规的保障下，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近代中国经济开始了迅速发展的一段时期，这是辛亥革命带来的第二个大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国元年宣告成立的实业团体就达40余个；截至1915年12月，遍布全国各省区的此类实业团体达107个。（12）这些实业团体的行业以及旨趣虽然各有不同，但振兴实业，强国富民却是共同的目标。在舆论宣传和社团组织的影响推动下，中国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据农商部的统计，仅仅在1912年和1913年，中国新成立的工厂数就分别达到2001家和1249家。到1916年全国的工厂数达16957家；1918年，全国工厂资本数达1.5亿元以上。（13）

　　此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经济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批民间资本企业集团的快速崛起。也因此，这段时期被中外研究者称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代。（14）

　　在这些中国民间资本企业集团的崛起方式中，有首先从事一种行业，取得成效后逐步扩展，最终形成横跨纺织、燃料、建材、采矿、火柴、运输、金融等多种行业进行多元生产和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如大生、周学熙、刘鸿生企业集团等；有重点投资于面粉、纺织两业，并使两业齐头并进，最终形成较大规模的资本企业集团，如荣家资本企业集团；有重点投资于某一行业并兼及其他行业的企业集团，如以纺织行业为主的裕大华企业集团、以烟草行业为主的南洋兄弟烟草企业集团、以轮船运输业为主的民生企业集团和以化工行业为主的范旭东企业集团及吴蕴初企业集团等；还有从经营商业入手，然后投资于工业而发展起来的企业集团，如郭氏家族的永安纺织企业集团等。

　　这些企业集团发展迅速，大多数起步于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如张謇大生企业集团中的骨干企业大生纱厂，1895年起步，1899年投产；孙多鑫、孙多森的通孚丰企业集团的阜丰面粉厂，起步于1898年；荣家企业集团的保兴面粉厂，起步于1901年；周学熙企业集团接办启新洋灰公司为1906年；范旭东永久黄化工企业集团的第一家企业久大精盐公司成立于1914年；郭乐、郭泉兄弟创办的永安企业集团起家的永安百货公司1907成立于香港，1918年进入上海；刘鸿生企业集团中的第一家企业苏州鸿生火柴厂创办于1920年，等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发展，到30年代，大部分中国民间资本企业集团已经形成。

　　这些企业集团的另一个特点是规模大，在各自的行业里都有相当影响。这里可以举几个统计数字以见一斑：1919年，周学熙企业集团中启新洋灰公司一个企业的销量就占国产水泥总销量的100％。1924年，启新洋灰公司的资本额占全国水泥业资本总额的55.7％，占全国水泥业生产能力总数的33.62％，占国产水泥业生产能力的43.4％；（15）1930年，刘鸿生企业集团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在中国火柴市场上的生产比重占22.43％，销售比重占22.25％；（16）1932年，荣家企业在除东北以外的全国纺织和面粉行业中的地位是：纱锭数占19.9％，线锭数占29.5％，布机数占28.1％，棉纱产量占18.4％，棉布产量占29.3％，工人数占17.5％。茂新和福新面粉厂在全国面粉系统中所占比重为：资本数占35.3％，粉磨数占30.7％，面粉生产能力占31.9％，当年实际面粉产量占30.7％，工人数占23.4％。（17）如加上孙多森、孙多鑫兄弟经营的通孚丰集团所属的阜丰面粉集团的生产能力，则荣家企业集团的茂新、福新系统加上孙家的阜丰系统，两家面粉企业的生产能力就占到全国除东北外面粉生产能力的40％以上。（18）

　　这些企业集团的资本一般都在数千万元，如大生企业集团在1914至1921年期间在企业方面的投资总额达到1244.3万两，如果再加上盐垦公司的投资，“则大生资本集团所控制的资金总计达2480余万两”。（19）且这些企业集团的资本增长速度都很快，荣家企业集团1923年全部企业的自有资本为1041万元，可仅过10年，到1932年时就增加到2913万余元，较1923年时增加了179.8％。（20）刘鸿生企业集团1920年创办第一家企业苏州鸿生火柴厂时投入资本只有12万元，此后历经十余年，到1931年时企业投资（包括公司股票、合资股份和船舶码头三项），已达740多万元。（21）

　　这些民间资本企业集团的崛起和发展，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标志和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典型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某些重要特点。

　　交通运输和电讯企业在这期间也有了明显发展。在铁路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交通状况十分落后，受到地理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传统运输方式中成本较低的水运只能在东部河湖水网和沿海地区有较大作用。没有水路运输条件的陆地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进行运输，但这些运输方式速度慢、运量小、成本高，还要考虑人、畜的消费，即便仅仅维持搬运者的最低生存需要，运费仍然很高。据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铁路运输运费每吨公里不到0.015元，而手推独轮车或平板车的运费至少要高十倍，至于人力肩挑背驮运输的费用则高出二十至三十倍。（22）

　　到1911年为止，中国修建好的铁路有9618公里，1937年时达到2.1万多公里，机车1912年时为600辆，1936年达1243辆，客车1912年1067辆，1936年2047辆，货车1912年8335辆，1936年15482辆。（23）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东北三省的铁路占全国已建成线路的42％，长江以北占32％，江南占22％，还有4％的铁路在台湾。（24）

　　这期间同样是中国轮船航运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13年时中国轮船总计894只141055吨，1924年发展到2781只483526吨，12年中平均每年净增轮船157只28539吨。（25）1935年时轮船增加到3985只71万余吨，比1928年净增2633只42万余吨，8年中平均每年净增轮船329只53425吨，大大超过了1913—1924年的记录。另据1936年对全国500总吨以上轮船公司的调查，有成立年份记载的64家，其中1927年以后成立的42家。拥有轮船81只165114吨，平均每只轮船2038吨。在这42家轮船公司中，有资本记载的24家，资本总额为5785000元，平均每家公司资本24.1万元。（26）超过了1921—1926年的18.6万元。（27）据调查，到1936年时，中国已拥有5000吨以上的大中型轮船公司27家。其中，拥有万吨以上的轮船公司14家，除原有的招商局、政记、民生、三北、鸿安、宁兴等公司外，新成立的大中型轮船公司占了大部分。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后分别有5家万吨以上的轮船公司问世，共有轮船22只78358吨，船均3561吨，（28）明显朝着大型化方向发展。

　　本时期在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和经营方面，值得注意的还有：

　　全国性的航业管理组织——航政局得以成立。长期以来，中国轮船公司成立、船舶检验、颁发船舶证照、考检船员及引水人、管理港务等项工作，以及沿海沿江航行工事的设立修理等等，均由外国人执掌大权的海关一手独揽。这不仅导致主权旁落，而且执掌大权的外国洋员常常对华商进行种种压制和刁难，以至“本国船只出入于本国港湾，几若身处异国，而洋商之船舶，则反可通融办理，不受法律之限制，独得优越之地位。其间接摧残本国航业，直接保护外国航业，固不待言而晓也”。（29）在有识之士的一再呼吁以及抵制外货、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下，自1933至1934年起，从海关收回了航业管理权，建立了交通部直属的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和哈尔滨五大航政局，统管全国航政工作，长期旁落的航政主权得以收回。

　　在官方收回航政主权的同时，民间以“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及矫正营业之弊害，发展交通为宗旨”（30）的轮船业同业公会，也纷纷成立，或在原有基础上改组重建。一时间，上海、天津、青岛三市以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山东、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先后成立的航业公会达四十多个。（31）

　　当时的中国轮船公司几乎全都成了航业公会的会员。航业公会在规范航业秩序、保护航商利益和促进航业发展等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公路1936年达117396公里，汽车62001辆。民航航线达11841公里，飞机27架；邮路584816公里，邮政局所72690个；电信局所1272个，从业人员20704人。（32）公路和民航都是在这期间发展起来的。

　　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中出现较大变化的另一领域是金融业。这里以代表新式金融机构的银行业为例进行说明。中国第一家银行是成立于1897年的中国通商银行，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银行总数只有7家，资本总数为2156万元。辛亥革命后，仅中华民国元年一年间成立的银行数就达到14家。（33）此后到1920年，不算各种原因倒闭的银行，实存的银行数目达103家，1925年更达158家。银行资本总数1920年增长到8808万元，到1925年达到16914万元。1920年银行业的总资本数是1912年的2倍多，1925年更是达到1912年的将近8倍。（34）到1937年为止，中国的银行总行数达到164家，资本达到4.1亿多元。（35）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外国银行在华势力的活动。

　　在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证券、保险、信托业也都得到相应的发展，近代中国的金融业整体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与此期新式大机器企业的发展相互呼应，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与此同时，经过1933年的“废两改元”和1935年的“法币改革”，此前中国极为混乱的币制基本得到统一，这时，经过多年的努力，到1934年为止，中国的关税主权也基本得以收回。这些都为大范围的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辛亥革命打开和奠定了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法律法规初成体系，工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快速发展，这些骨干行业为主构筑的近代经济体系，是打破清朝统治王朝体系“旧房子”，摸索和建立共和国“新房子”阶段中取得的成效。这些变化大大推进了近代中国国内商品和市场的发展，各种要素市场得以出现，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比例大大扩展，使得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得以发展并初步成形，应该说，这是辛亥革命之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最大变化。

　　根据吴承明的研究，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还很慢，90年代起开始显著，“而迅速扩大是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三十年代”。（36）韩启桐根据海关原始货运单编制的《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一书的数字支持了吴承明的论断。根据韩启桐的统计，1936年不包括东北在内的四十个海关输出总值（指输往国内各关者，故等于各关输入总值），“为十一亿八千四百七十余万元”，（37）但这仅仅是通过轮船运输的贸易值。铁路、公路和木帆船的货运量无统计，在30年代，铁路、公路和木帆船的货运量大约是轮船运输量的三倍，如果就“以三倍计，粗估1936年的全部埠际贸易额约达四十七亿点三元，比之鸦片战争前的长距离贸易约增长四十三倍”。（38）

　　再从市场的商品结构来看，鸦片战争前国内商品流通额中，粮食居第一位，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居第二位，占百分之二十四；以下依次为盐、茶、丝织品等。鸦片战争后，逐渐发生变化，“到1936年，在埠际贸易统计中，占第一、第二位的都已是工业品，粮食退居第四位，盐、丝等更在二十位以下了”。“若就全部埠际贸易流通额论，工业品占百分之三十四，手工业品占百分之四十二，而农产品只占百分之二十四”。商品的主要流向是：工业品从沿海通商都市流向内地；农产品和农副业加工品由内地流向沿海通商都市。工业品到达内地城市后，大部分还要分运下乡；而农产品则要从农村运来。在此过程中，主要的都市成为商品的中转地。例如1936年上海运出机制“棉布九十六万八千余公担，分走二十三个商埠”；运出棉纱“九十六万余公担”，“直接运往三十一个关埠”。（39）

　　值得强调和指出的是，辛亥革命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这些变化，并非是一般性的变化，而是在性质上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这时期的经济，已经不是此前完整意义上的传统经济，不是在封建王朝体系下，以维护和巩固“清朝”统治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而是改变为以“市场”为中心进行运转。很明显，辛亥革命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和配置资源的经济成分大大增长，并在不断推进和完善中。此时，经济法律法规为市场经济的推进提供了法律法规的框架和边界；交通运输业的演进和发展为商品流通提供了运量大范围广时间短的运输工具；电讯邮政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商品市场所需的快速信息；新式金融体系和传统金融体系相配合，共同为市场经济资金结算和资金融通及汇兑提供了便利。可以说这些变化，已经奠定了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并初步形成了体系。

　　明确并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爆发过一场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打破此前学术界以阶级斗争为纲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束缚，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和看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分别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丁日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汪敬虞和吴承明所提出。

　　丁日初认为：“应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他认为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是新兴的、先进的生产方式，显著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初步奠定了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并促进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现代化的进展。他说：“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国民经济中始终不占优势，然而，他影响传统经济，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成为近代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领导成分。就像工人阶级虽然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它却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一样。”（40）

　　汪敬虞则认为，应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时，应特别注意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原因。他说，“贯穿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心线索，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条中心线索本身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可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他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各种历史现象的分析，都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到这条中心线索上来。它从方法论上有助于丰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涵量和内容，会使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高度”。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既有提纲挈领之功，联系前后左右之力，又有充分发挥、论断和研证的广阔余地”。（41）

　　吴承明的看法则有不同，他认为应以市场和商业的发展作为中心线索。“对19世纪以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仍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线的。且其研究范围不限于经济领域，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化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生活。”他主张用“市场和商业来研究现代化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研究市场发展的轨迹，远比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有效，因为市场发展的轨迹与资本主义萌芽相比，“远较明显，它是连续的，并可利用物价、货币量等多少作一些计量分析，作出周期性曲线”。他认为研究市场和商业发展的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说是遵循着一种‘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假说”。这种假说，解决了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假说的矛盾”。吴承明还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迟早总会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但是，正像历史上有的国家或民族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有的没有经过封建社会那样，实现现代化也不一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就是“由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但进入社会主义后，仍然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现代化”。（42）

　　笔者同意吴承明的看法，但认为应明确提出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理由如下：首先，资本主义经济尽管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领导地位，但毕竟是外来物，是引进并在中国社会这个母体上产生发展的一种新型经济，以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主线索研究中国近代经济，与“外因是根据，内因是决定因素”的辩证法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难以全面客观地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整体发展演变。其次，用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主线索，关注的焦点必然集中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演变上，其结果必然有意无意对非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产生轻视和忽略，但被轻视和忽略的这一块却在近代中国经济中占有压倒性的比重。反之，如用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主线索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可以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非资本主义经济内容全部涵盖，包容性更大更强，能够从更高更广的视角观察和分析整个中国近代经济的演变全貌和彼此之间各个部分的联系，可以达到汪敬虞所说的“这条中心线索本身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可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的目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各种历史现象的分析，都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到这条中心线索上来。它从方法论上有助于丰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涵量和内容，会使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高度”。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既有提纲挈领之功，联系前后左右之力，又有充分发挥、论断和研证的广阔余地”。

　　但是，市场经济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有相应的运行机制、构架和外在表现标志。从本文第二部分的叙述可见，法律法规的渐成体系，近代大机器制造业的兴起，铁路轮船为标志的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邮政电讯提供的快速信息服务和银行业为首的金融融资结算体系的建立等等，一方面构建了中国近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近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外在表现、构架和标志。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统治后，经济领域中虽然有没有变化和变化不大的部分，但变化的部分却更明显，并且预示和标志着新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引领着中国经济的前行。而这些经济领域中的变化，正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民国后才得以迅速兴起和实现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同样使中国近代经济发生了“突变”，只不过这个“突变”不像政治突变那样在短时段里表现明显，它更多地表现在经济性质发生的改变上。而且，它的外在表现需要时间，是一个过程。

　　总之，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性质发生突变这一点，是我们在观察和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时不应忘记的。当然，在这其中，辛亥革命对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促进和发展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之处。

注释：

　　①如1912—1919年，新式农牧企业由59家增至100家，增加了69％；资本由285.9万余元增至1244.5万元，增长了3倍多（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40—34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关于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农村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可参见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关于卢作孚的乡村改革活动，可参见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②朱荫贵：《论近代中国企业吸收社会储蓄》，载《复旦学报》，2007（5）。

　　③⑤王志莘：《中国之储蓄银行史》，第319页，新华信托储蓄银行，1934。

　　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致上海银行公会函》，见上海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以下简称上档）S173-1-203，第20—21页。

　　⑥参见《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三十周纪念册》，1929年1月编印，“附：劝告同仁储蓄宣言”。

　　⑦张謇：《大生崇明分厂十年事述》，见《张謇全集》，第3卷，第20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⑧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第4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⑨《工商法规汇编》（1930），转引自上海档案馆编：《旧中国的股份制》，第300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

　　⑩沈祖炜主编：《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第5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11）朱荫贵：《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载《近代史研究》，2001（4）。

　　（12）虞和平：《论辛亥革命后的实业救国热潮》，载《贵州社会科学》，1983（2）；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19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13）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转引自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10、1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4）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代表者如吴承明、江泰新主编：《中国企业史》（近代卷），第390页，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5）（16）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169、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以下简称《刘鸿生企业史料》）。

　　（1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285、2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以下简称《荣家企业史料》）。

　　（18）据上海市粮食局、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201页记载，1936年时日生产能力达51599包，“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工厂的日生产能力452218万包的11.3％”。

　　（19）大生企业编写组编：《大生系统企业史》，第10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20）《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269页。

　　（21）据刘鸿记账房资料整理统计，转引自马伯煌：《刘鸿生的企业投资与经营》，载《社会科学》，1980（5）。另见《刘鸿生企业史料》“前言”。

　　（22）[美]阿瑟·恩·杨格：《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第351页，陈泽宪、陈霞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3）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80、194—19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24）Albert Feuerwerker:The Chinese Economy,1912—1949, Michigan, 1968, p.44.

　　（25）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第2079页表56，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6）《航业年鉴》（航业月刊第四卷第十二期扩大号），第1编，第259—265页，1937-08-15。

　　（27）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8）上引均见《航业年鉴》（航业月刊第四卷第十二期扩大号），第1编，第259—265页。

　　（29）王洸：《中国航业》，第10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30）（31）《航业年鉴》（航业月刊第四卷第十二期扩大号），第2编，第57、3—5页。

　　（32）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26—627页。另一说1935年轮船达3895只，675172吨（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2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33）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A 7—8页。

　　（34）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5）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1939），第114页，1979。

　　（36）（38）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6、26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7）韩启桐：《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转引自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7页。

　　（39）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69—270、281—282页。

　　（40）丁日初：《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第8—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41）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序言”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2）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代序”第7—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来源：《学术月刊》2012年7期，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12-20

　　从北京人民大会堂有现、前两届国家领导人出席的高规格的纪念大会，到有5000多人参加的武汉“缅怀辛亥英烈祭奠”仪式；从南京万人拜谒中山陵，到全国各地林林总总的纪念活动；从大型纪念电影《辛亥革命》，到官方、民间在报刊、网站上发表的“社论”、“专论”与专辑……。其“纪念热”的规模及广度、深度，远超过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以致令以“中华民国正统”自居的台湾当局也处境尴尬，惹得香港学者南方朔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时评《台湾为何对辛亥百年冷冷淡淡》（见10月11日《参考消息》）。　　

　　辛亥革命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今年适逢100周年，加上台湾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为増进中华儿女同胞手足的民族感情，扩大两岸共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国家的和平统一，因此，假“辛亥百年”之机，热热闹闹地纪念一番，理所当然。问题是，在这一“纪念热”的过程中，精英们乘机大搞“抑毛扬孙”，“抑共扬国”，“抑社扬资”，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整个部中国近代史。　　
　　从历史哲学角度看问题，历史是由一系列的因果关系构成的：前一历史事件的果，构成了后一历史事件的因；后一历史事件的因，又必然会产生自己的果，从而成为再下一个历史事件的因，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必然性。当然，在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也一定会冷不丁地跳入一些偶然因素，甚至抹上五颜六色变幻莫测的色彩，使得历史的发展变得有声有色，且具有一定不可捉摸的神秘性，但同时也为一些政治骗子提供了歪曲历史的机会。　　

　　然而，历史发展的本质，始终是由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即一系列事物的因果关系决定的，它是不可复制的，这也是历史是不可假设与推测的真正原因。因此，人们在学习和研究历史过程中，决不能被历史的表象所迷惑，更不能让那些政治骗子利用历史表象对历史作故意歪曲的骗术得逞，从而受到蛊惑，稀里糊涂地受骗上当。　　

　　早在今年8月，精英代表人物、反毛急先锋茅于轼，率先在《炎黄春秋》、后又在凤凰网上发表《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文章，从根本上否定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独立的标志；认为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孙中山的继承人国民党党魁蒋介石就已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茅精英的中国近代史知识连一个小学生也不如！他竟不知道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史实；也不知道蒋在国内又是封建主义的代理人的史实——始终不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他居然还不知道蒋是官僚资本主义四大家族的代理人的史实。请问：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么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还能站起来吗？

　　茅于轼打过头阵以后，各路反毛、反共“英雄”渐次出场，各种污毛、污共的文章和流言蜚语像一支支毒箭始终不断，混淆公众视听；直至发展到连主流媒体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62周年国庆节的主题文章中，竟闭口不提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却一味颂扬孙中山这样的咄咄怪事，以致被人斥之为“蠢人写了篇蠢文章”，自取其辱。

　　孙中山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名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创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临时约法》，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中国历史作出过重大贡献，用毛泽东的话说：“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1954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的讲话》）。特别是孙中山在经受了一系列失败之后，晚年发生伟大的转变，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纪念孙中山》），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世人们的崇敬，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新中国建立，他的像仍然高悬在天安门广场上，继续享有崇高历史地位的原因——因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然而，孙中山再伟大，他仍然还是一位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产生的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局限性决定了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是以失败告终。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革命尚未成功”：

　　他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不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命运；

　　他未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共和国仅有其名而无其实；

　　他也未完成三民主义的理想，连“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也未达到；

　　他更没有完成其终身为之奋斗的“振兴中华”大业。

　　笔者这样讲，倒不是要苛求前人，而是讲了一个客观史实。

　　可是，如今，精英们出于反毛、反共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借着“辛亥百年纪念热”之际，硬是把孙中山抬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似乎中国近代史上就只有孙文这么一个“最伟大的完人”。这就彻底歪曲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真相：

　　第一，硬是把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成是“成功”。　　

　　说什么“龙椅被撤走了”，“‘洋人的朝廷’被推翻了”，此后“殖民者再难找到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任仲平：《开启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

　　是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表面上封建主义的“龙椅被撤走了”，但“洋人的朝廷”根本没有“被推翻”！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丝毫没有改变。

　　难道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权力的袁世凯北洋军阀政府，不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不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新的“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　　

　　如果不是，那么，袁世凯政府为什么会签订《中俄密约》，同意外蒙“自治”？为什么会同英国妥协，出席西姆拉会议，以致派生出“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什么会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政府如此，袁世凯以后的北洋政府，以及再往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哪一家又不是帝国主义代理人？

　　根据历史发展内在因果关系的必然逻辑，如果辛亥革命真的是解决了反封建的问题——“龙椅被撤走了”；又解决了反帝的问题——“‘洋人的朝廷’被推翻了”，那么，其后怎么还会发生五四爱国运动？怎么还会发生孙中山发动的国民革命？怎么还会发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有人统计，自1842年清王朝对外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起，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为止，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届政府，总计同西方列强等外国共签订了1356个条约（综合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和《中国对外条约辞典》）。经过逐一梳理，含有丧权辱国实质内容的不平等条约为745个，其中清政府签了411个，历届北洋政府签了243个，南京国民政府签了91个！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仅国家领土一项就丧失了310多万平方公里！

　　如果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真的是“‘洋人的朝廷’被推翻了”，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第二，硬是割断历史，片面夸大、无限拔高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说什么“这场伟大革命，为老大帝国如何‘变’才能救亡图存，探索了方向和道路；为中华民族怎样‘变’才能跟上世界，积累了经验与教训，开启了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任仲平：《开启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把这些话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所有近代中国的“变”，中国革命“变革”的“方向”和“道路”，都是由辛亥革命“开启”和“打开”的。　　

　　精英们如此任意歪曲历史，这就从根本上抹煞了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派以外的所有近代爱国者的探索与斗争。　　

　　人所共知，近代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开始陷入深重的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之中。近代中国的一切变革，说到底，是百年无数爱国志士仁人上下求索、前仆后继、英勇牺牲、共同斗争的结果。　　

　　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探索中国变革方向和道路的，即要求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废除封建制度，建设近代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并不是以孙中山，而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洪仁玕。是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真正的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又是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为近代中国画出了第一张发展近代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蓝图。　　
　　精英们难道不知道：当年孙中山最崇尚的英雄就是洪秀全，正是这位农民革命英雄的伟大业绩才把孙中山引上了民主革命道路？　　

　　其实，要说近代中国实施“现代化”的问题上，也不是孙中山“开启”提出的，以李鸿章、张子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早在孙中山出生时代就已经干了起来，这就是著名的“洋务运动”，只是李鸿章们只想“实干”，并不想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而已。　　

　　精英们难道不知道：当年孙中山还曾经把李鸿章看作是国家的“救星”哩！以致孙中山一度让自己“失踪”数月，费了好大的劲才写了长达万言的《上李鸿章书》，后又因上书失败，才最终去檀香山组建兴中会，立志推翻清王朝，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　　

　　可见，纪念百年辛亥，人们岂能割断历史？岂能一笔抹煞除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外所有爱国者的斗争？诚如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背面的一段碑文：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纪念百年辛亥，岂能忘却、抹煞这些人民英雄？

　　事实上，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他们都是近代中国不同阶段向西方寻求救国良方的爱国志士仁人，他们都提出过自己的救国主张并为之斗争，可惜他们都碰壁失败了，在这点上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直至1921年，中国出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转向十月革命的故乡苏俄“取经”以后，中国才真正找到民族解放之路，才真正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这就是历史，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史实。

　　10月10日，上海《文汇报》上还有一篇“辛亥百年”的纪念文章，其中提出：“盘踞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在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中寿终正寝。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由此全新开启。对于这场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过分。”何为“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过分”？这是明显地不尊重历史。

　　讲这种话的，真可谓是：“吹牛不用化成本，爱怎么吹就怎么吹。”吹牛人一定是个不长身体只长一张大嘴的怪物。其嘴之大：上唇碰天，下唇着地，除此无它矣！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真有那么“神”？这无疑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君不见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是一副怎样的图景：列强欺凌，社会凋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平心而论，推翻封建帝制确有进步意义，但对历史事件的变革，更主要的不是看其表象，而是看实质内容：能否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能否让国家真正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彻底改造腐朽的封建制度？可惜辛亥革命做不到。

　　帝制是封建主义的一种统治形式，它并不是封建主义的本质。近代英国、日本和拿破仑法国等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它们在形式上都保留着帝制，可是人家因为从实质解决了民族独立和封建制度的改造问题，因此，这些国家照样实现近代化，照样强大？

　　精英们大力拔高辛亥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抽象意义，而完全无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失败实质。如此肆意歪曲历史，说白了是他们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为搞所谓的民主“政改”造势而已。然而，如此片面地拔高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大搞“抑毛扬孙”，“抑共扬国”，“抑社扬资”，这就远远地背离了整部中国近代历史的真相，结果是让更多的人一眼就看清了精英们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拙劣表演。

　　通过歪曲历史以售其奸，这种手法在历史真相面前，显得多么地可耻与可笑！　　

来源：乌有之乡

　　一、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次伟大革命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2000多年间，中国的封建社会跌宕起伏，历经多次国势兴衰、朝代更迭。明朝崇祯九年（1636），后金可汗皇太极在沈阳改国号为清，自称大清皇帝。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清军乘机攻入北京，统一全国，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先后平定了各地的武装反抗，收复了台湾，对蒙、藏等边疆和少数民族居住区建立起牢固的统治，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强大国家。经过“康雍乾盛世”，歌舞升平的大清王朝开始由顶峰向下滑落。乾隆后期正值法国大革命和北美独立战争取得胜利的时期，欧洲、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热火朝天。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工业革命正在欧洲如火如荼，机器大生产取代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关门当皇帝的清朝廷对世界的大发展大变化却懵然无知，夜郎自大，被阻隔在世界进步的洪流之外。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率先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紧接着，法、美、俄、德、日、意、奥等国争先恐后疯狂地瓜分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清王朝的极端腐朽，中国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民不聊生。“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拥有数千年古老文明，曾经雄踞东方、睥睨世界的“泱泱大国”，悲惨地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上至统治阶级中爱国的大臣、将领如林则徐、邓廷桢等人，下至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和劳动大众都开始寻找救亡图强的办法。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表明以农民为主的旧式的农民战争推不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戊戌维新运动和甲午战争的一败涂地，说明以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改良主义和洋务运动根本救不了中国。这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先生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即“三民主义”作为革命纲领，创办民报，组织政党，锲而不舍地先后发动了10次武装起义，传播了革命的思想，造成了革命的气氛，激发了革命志士推翻大清王朝的勇气和信心。这是辛亥革命发生并一举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原因和前提。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孙中山先生说辛亥革命“做成了两件很大的事：一件是把满清两百多年的政府完全推翻；一件是把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国体根本改变”。（《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6页）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战争相比较，辛亥革命的斗争场景并不是特别的壮观与惨烈，但它的历史地位与意义却不同寻常。辛亥革命的目标不只是推翻一个封建王朝，而是一次试图向封建专制制度发起攻击、用先进社会制度取代落后社会制度的“革命”。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次农民起义、民族战争基本上都是中国本土阶级斗争的反映，而辛亥革命是中国头一次受到世界潮流影响的革命。从此以后，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就不再是脱离世界环境的单独行动。

　　辛亥革命推倒了清王朝，宣布建立民国，推举孙中山担任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表面上看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实际上由于多种原因，最终归于失败。孙中山迫于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宣布独立的各省立宪派的压力，特别是国民党内部主张议会道路一派人的压力，于1912年2月13日提出辞职，提名袁世凯继任，此时距他就任临时大总统还不到一个半月。

　　袁世凯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代表，他在取得大总统权位以后，废除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他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15年12月12日厚颜无耻地宣布接受推戴，当皇帝。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全国一派反对声中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不久即黯然死去，留下千古骂名。毛泽东曾经说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6页）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陷于军阀的战乱，一部分边疆地区失控，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趁机兴风作浪，沿海、沿边许多地方被帝国主义侵占，民族危亡的局面没有丝毫缓解。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失败痛心疾首，他痛陈辛亥革命“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4页）他指出，北洋军阀主宰的中华民国是假民国，只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毕竟推倒了封建皇朝，促进了民族的觉醒，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普遍共识，它的历史功绩永载史册。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提供了经验教训。

　　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开辟了解放思想的新局面

　　辛亥革命过后，民族危在旦夕、国家山河破碎、民众苦不聊生，日甚一日，有加无已。为了寻找国家的出路，各种思潮蜂拥而起，纷纷亮相。改良主义、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后曾经发生过很大影响，但由于本质是维护封建制度，随着革命的进展，其主张自然被淘汰出局，改良主义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张謇等人在革命分子和人民大众中的影响力也迅速黯淡下去。在风起云涌的追求变革的浪潮中，新文化运动当之无愧地成为思想革命的主流。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起点，并以此为主要阵地。陈独秀、李大钊、吴虞、鲁迅等人猛烈地抨击尊孔读经，坚决反对封建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纲常伦理，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陈独秀响亮地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大声疾呼反对旧文化、旧道德，唤起民族觉醒，追求民族的解放与进步。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中国社会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紧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2月号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以“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强大的挑战。在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新文学革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浩荡气势。毛泽东赞扬新文化运动“举起文学革命的两大旗帜”：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民族觉醒，成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发展进步的时代主流。

　　1919年5月4日，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彻底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一些中国人以为这是一次伸张正义的会议，幻想着中国作为战胜国一方，能够获得公正的待遇。但是，被英、法、美、日、意5个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团的正义要求，没有给中国一点公道，也没有给予中国一点自主和尊严，不要说他们自己不肯放弃在中国攫取的各种利益和特权，就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割占的土地和殖民地特权，也被日本所攘夺。巴黎和会成为帝国主义战胜国分配赃物和由他们重新分配主宰世界权力的会议。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原来对西方鼓吹的公平、正义、民主所抱有的幻想，一下子被击得粉碎。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率先行动起来，敦促中国参加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学生首先走上街头，打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标语，抗议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中国，声讨北洋政府屈辱媚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虽然上距辛亥革命只有8年，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继续觉醒、继续奋斗的光辉历程。

　　毛泽东分析了五四运动的队伍状况，指出：五四运动“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0页）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界发生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崇尚西方思想和社会制度，主张“全盘西化”，他们看不清“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同上，第628页），依旧要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另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走在斗争最前列的李大钊、陈独秀、李达以及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则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得到翻译、发表和出版，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各地相继建立，并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者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此后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发生后，受爱国学生运动的感召，随即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罢工浪潮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推动学生爱国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极为深远，它有力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实现独立和复兴的正确道路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新建立的国家制度完全仿效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模式，建立两院制议会、选举大总统、组织政党内阁、实行议会政治等全套西方政治体制。有些人以为做到这一步，民主革命便算成功了，有的人热心于当议员，有的人陶醉于当将军，有的人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瓦解了国民党的组织，迫使孙中山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后来的实践表明，把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移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完全没有效力，帝国主义决不会允许中国独立，封建势力也决不会让人民自由，新老独裁者决不会给各种政党民主的机会。民主、共和的招牌只是每一个得势的军阀装潢门面的政治把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任何出路，根本行不通。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进入了新的时代。此前，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在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中居于领导地位。此后，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作为维护现行秩序的统治阶级，已经不具备革命领导阶级的性质，其理论也丧失了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锐意追求科学真理、追求平等权利、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历史已成为明日黄花。中国的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革命的对象，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发育不良，具有反抗内外压迫的革命性与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妥协的双重性格，无力领导中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中国实现独立和民主，只能走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掀起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开始创建共产主义组织。李大钊在北京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形成被后人称作“南陈北李”的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当起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力量的重任。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政治、文化是五四运动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继续革命的正确选择。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和路线。大会发布一系列决议案，要求“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进行反对封建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提出了革命要分两步走的思想，提出中国共产党要“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6页）同时又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同上，第115页）这就明确地区分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是反帝反封建，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与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一致的，因此，国共两党有了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同意加入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是国共合作的典范，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奋斗以及中共发动工农大众造成的革命形势，对于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后来由于国民党右派势力和新军阀破坏国共合作，采取剿杀共产党的反动政策，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扼杀。“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6页）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土地革命战争及从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排除党内“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和路线，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目标、阶级力量、战略策略的光辉文献，是指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要指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胜利完成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在这一时期进行的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资产归国有，则标志着反对封建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也宣告完成。100多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终于被彻底推倒，由辛亥革命开启的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

　　回顾中国近代历史，人们不难看到，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向半封建社会是鸦片战争以后逐渐演进的。清朝末期，改良主义曾经大行其道，清朝廷办洋务、兴实业、废科举，改变满洲皇家和贵族垄断朝政的状况，任用并支持一批主张学习西方“长技”的满汉大臣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顶峰。但是，辛亥革命的失败，充分说明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能解决中国当时的内外矛盾，没有力量打破封建军阀及其支持者帝国主义的压迫，因而不可能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革命问题，不可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这段历史鲜明地揭示出一个至关重要、至为深刻的道理——资本主义救不了中国。

　　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毫不气馁，继续顺应时代潮流走革命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十分感慨，他多次在讲话和文章中赞赏俄国革命比中国的辛亥革命晚了6年，却能先于中国而一举成功。他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在于俄国有一个在列宁领导下的有远大理想的政党，在于这个党得到了劳农大众的支持。在不断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于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五四运动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发生分化，孙中山由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家转变为拥护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家，始终走在民主主义革命前列，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再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直到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形成了一条中国百年革命历史的轨迹。这条轨迹令人由衷地信服：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0月11日第228期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性质不同的大的革命。

　　第一次，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一步。那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一些氏族部落组成的原始社会，他们互相打仗，捉到了俘虏就通通杀掉。奴隶主就不把俘虏杀掉，而是拿俘虏做奴隶，虽然刺瞎他一只眼，或者弄伤他一只手，但总还是要让他做工。是把人杀掉好呢，还是不杀掉让他做工好呢?还是奴隶制好，奴隶制可以积累财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很低，奴隶制就大进一步。现在一讲奴隶制，人们就觉得它很坏，其实奴隶制的产生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这次革命，在中国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不决，有人说西周就是封建社会了。我想，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可以不去作结论。我个人是比较相信郭沫若[2]副总理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封建制的主张的。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3]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4]。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总之，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发生了大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从那时起，开始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收租。大概是在鲁宣公时代“初税亩”[5]，第一次开始收地租。鲁哀公还说过什么“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6]，彻，即十分之一。可见当时收地租大概是收百分之二十左右。这证明当时的社会制度已经开始变革，不再是实行井田制，而是采用收土地税的办法了。过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这个时候是搞私有了。私有制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历史有五十万年[8]，但其中四十九万五千年就不懂得私有制这一条，因而没有进到文明社会。

　　第三次，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在中国，就是辛亥革命。

　　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9]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10]。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11]。当时程潜[12]先生就参加了，他是师长，虽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地位比我高。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13]。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做了批评，现在我们就不能批评吗?

　　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圣人?要说是圣人嘛，圣人就多得很；要说不是圣人嘛，我看圣人也就一个没有。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比如当主席，说十句话错了六句，错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写文章，总是改来改去，如果不错，何必改呢?做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错误。过去我到过上海，上海那个地方很复杂，我经常走错路，总是犯错误。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一个人总是会有许多缺点的。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当然，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艾德礼[14]等人面前，还是可以“摆摆架子”的，但靠摆架子吃饭就不好了。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15]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16]。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在第三十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我曾经提到《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过。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比如，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采取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但是列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采取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比较好。可见恩格斯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曾经说过，英国的革命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并且估计英国革命将会早日到来。马克思、恩格斯都很想革命快点胜利，但实际上革命却总是没有胜利，又有什么办法。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我在上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还说过，不要造成偶像，就是不要说谁不能批评，而要说可以批评，但批评要正确，对于批评要分析。

　　以上是我贡献给大家的一点意见，是否妥当，请诸位考虑。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的讲话。

[2]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3]孔夫子，即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名丘，字仲尼，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4]见《孟子·滕文公下》。原文是：“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5]见《春秋·鲁宣公十五年》。鲁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九四年。

[6]见《论语·颜渊》。

[7]见《诗经·小雅·北山》。

[8]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二百万年。

[9]戊戌变法，又称戊戌维新，指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发生的变法维新运动。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这个运动缺乏人民群众的基础，又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变法三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六人，变法遭到失败。

[10]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见本卷第330页注[3]。

[11]指当时通用的银元。

[12]程潜，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武昌龟山炮兵阵地指挥，后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湖南军事厅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合，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

[14]艾德礼（一八八三——一九六七），英国前首相。当时任英国工党领袖。

[15]董仲舒（公元前一九七——前一○四），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北）人。西汉思想家，是孔子学派在西汉的主要代表。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

[16]见《汉书·金日磾传》。　　

来源：乌有之乡转载

　　我们今天在这里隆重地纪念辛亥革命的五十周年！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这里，我们向当时为中国革命事业披荆斩棘、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行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下发生的。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杰出的民主主义者，他在这次革命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向孙中山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旧式的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说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孙中山先生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能够通过革命实践，吸收经验教训，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地向前发展和进步。在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产生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不顾反动势力的阻挠，毅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采取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不朽的功绩。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蒋介石叛变了孙中山先生，叛变了革命。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革命的大旗，同一切忠于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人们团结一起，同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一切革命力量团结一起，把中国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奋斗，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作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不仅完成了辛亥革命的英雄们未完成的事业，实现了一百多年以来中国许多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而且已经使我们这样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伟大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

　　我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我们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的国家正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依靠这个团结，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让我们继续加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更伟大的胜利，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最后统一而奋斗！

　　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我们必须同伟大的苏联，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切民族民主力量，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进步的力量，紧密地团结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争取世界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一定要灭亡的，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是一定会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为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世界各国人民！

　　同志们，朋友们！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让我们继续高举革命和团结的旗帜，高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

原载1961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转自东方红网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国人民在精神和思想上获得了一次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此，我们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向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和伟大的民族英雄孙中山先生致以崇高的敬礼！向同孙中山先生一起为中国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和民族英雄们表示崇高的敬礼！

　　诚然，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个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旧式的民主革命，因此，它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个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篡夺，使它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历史的经验说明，任何革命运动，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而是阶级斗争激化使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毛主席这句至理名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明确地告诉人们，只有革命才是反抗压迫与剥削的有效手段。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一步一步地走向遍地腥风、满街狼犬、民不聊生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深渊。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辛亥革命的枪声，是清王朝政府对外投降、对内压迫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亥革命的民族英雄邹容在他的战斗檄文《革命军》中，“破颡裂喉”地发出这样的呐喊：“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回顾往昔，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史，就是中国人民的百年革命斗争史。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5页）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建立新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路斗争下来，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9页），恩格斯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4页）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98页）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得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没有革命，人民就不能解放，社会就不会发展，人类就不会进步。因此，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特别要牢牢记住“革命”这两个大字。

　　然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革命”这两个字却被有关部门给抛到九天云外了。他们从淡化革命、告别革命、背叛革命到反对和攻击革命。

　　第一，他们极力改变共产党的革命性质。一是把“革命党”改变成不革命、甚至反对革命的“执政党”；二是鼓励共产党人当资本家，又把外面的资本家拉进共产党内，从而改变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

　　第二，在改变经济基础之后，他们就向上层建筑动了刀子，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用“特色旗帜”和“特色理论”取代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三，他们把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公有制改变为私有制，把按劳分配改变为按资分配，致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重新沦为资本家的雇佣。

　　第四，他们把大多数人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资产阶级专政,改变了政权的性质。

　　第五，把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改变为与帝国主义“同舟共济”、“携手共进”的投降主义的对外政策。

　　总而言之，他们要否定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否定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地位，复辟资本主义。

　　如此这般，告别了革命，就丢掉了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中国又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钱学森同志，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留下了他的警世箴言：“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钱学森同志是不希望、不允许中国完蛋的，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是不希望、不允许中国完蛋的。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民在，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有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和经验在，中国不能完蛋，中国也决不会完蛋。

　　为了不让中国完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还是那两个字：革命！继续革命！

　　要继续革命，就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不能高举任何与其对立的、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旗帜；要继续革命，就要恢复科学社会主义，而不能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再继续下去；要继续革命，就要恢复公有制，消灭私有制，而不能让对公有制“攻坚”的魔手再继续下去；要继续革命，就要恢复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能让广大劳动人民继续成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弱势群体”；要继续革命，就要恢复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团结，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政策，而不能让投降主义再继续下去。

　　今天，无论国内国外，都出现了日益高胀的革命形势，特别是最近美国人民“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等反抗资本主义、反对压迫剥削、反对侵略战争的革命行动，无论对我国人民，还是全世界各国人民，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孙中山说：“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大势，在我国，在今天，就是反腐败，反卖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还是那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我们坚信，资本主义的灭亡与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伟大导师毛主席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来源：东方红网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京），2011.1.13.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18世纪之末，19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20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也可以用来形容同盟会成立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反思辛亥百年，应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重新思考三民主义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五族共和”的阐析。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励民众推翻清王朝而鼓吹“排满”，显然助长了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以20世纪初革命报刊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以增进全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辛亥革命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对于这个理念，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1920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

　　但是，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板，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五权分立”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纠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治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事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最后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的。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的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尽管我们坚持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积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昨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并且期望以俄国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才能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距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层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如何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 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也才都大有裨益。

　　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的最好纪念。

一．导语

　　明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是一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以暴力的形式，推翻清朝统治为其宗旨，它的政治遗产便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起草的《临时约法》，它是照搬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同盟会的宋教仁是道道地地的议会迷，他正是为了国会选举被袁世凯暗杀的，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历史进程，值得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辛亥革命前后这一百多年来风风雨雨的日子，然后给它一个比较客观的历史的评价。当然，辛亥革命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许多问题我们得从清末的种种状况说起。

二．关于辛亥革命的不同认识

　　前一个时期我读到李泽厚与刘再复二位先生关于《孙中山评说》的对话，李泽厚先生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可以有二种选择，一是康梁主张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暴力革命’之路，现在看来，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好得多，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刘再复跟着发表妙论说：“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等政治强人就缺乏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所谓孙中山的道德光辉，也就是辛亥革命后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孙中山把总统宝座让给了袁世凯，也就是把国家权力交给了袁世凯。今天刘再复说这个话，是要中共把权力交给谁呢？怎样才能发扬“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呢？

　　我记得杜光先生也有过一段非经典的话，他说：

　　“袁伟时教授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报告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话：‘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就是宪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九〇八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而且拟订了实施这个大纲的逐年筹备事宜的清单，列出君主立宪的九年规划，但这个进程被辛亥革命打断了。袁伟时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无非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

　　从这一大段话，我们可以知道杜光先生的意思是，整个一部中国现代史应该重新评价，应该遵循清末宪政运动的路走下去，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切都走错了道路。

　　这里应该弄清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背景是什么？是谁打断了立宪运动的进程？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的宝座给袁世凯仅仅是“道德光辉”吗？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究竟在那里？这一百年的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有没有走错路？这一百年历史，中华民族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了？只要把历史事实客观地摆清楚，其中的是是非非自然也就清楚了。

　　袁伟时、杜光、李泽厚、刘再复等先生的二篇文章所提出来的问题，都是涉及中国现代历史带有根本性质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依照杜光的说法，袁伟时教授报告提出的问题是“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问题，连用三个非常作为叠词，那我们也应该非常非常认真地思考一下，他们所提供的结论，究竟是否正确。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应该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所以我们应该先认真地讲一讲当时的历史事实究竟是什么状况，应该怎么来认识从清末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历史、现实、未来这三者的关系总是环环相扣的，正确地看待历史，是为了正确地评估今天并明确未来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历史是客观存在，是任何人也无法篡改的，篡改历史，无非是为了依照他们的意图欺骗不明真相的青年，从而达到他们改变历史方向的目的。当然，这只能蒙骗一部分人，他们永远不可能改变历史继续前进的步伐和方向。

三、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的“最精之大义”究竟是什么？

　　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原文还在，不是光绪皇帝，而是慈禧太后懿旨颁布的，这份《宪法大纲》“最精之大义”，“不外数端，一曰：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二曰：君主总揽统治权，按照宪法行之；三曰：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应尽之权利义务而已。其余节目皆以此为根本。”这就是清廷所颁布《钦定宪法》的宗旨，具体在宪法大纲一章，“首列大权事项，以明君为臣纲之义，次列臣民权利义务事项，以示民为邦本之义。虽君民上下同处于法律范围之内，而大权仍统于朝廷。”故“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关于君上大权，其云：

　　“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一，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一，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议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一，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一，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一，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一，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一，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一，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一，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需交议院协议。一，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以上是关于君主权力的规定，总之决策、司法、行政、外交、军事、人事、财政、戒严几乎所有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在君王一人手上，这里哪有什么三权分立，什么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杜光称之为普世价值的东西呢？

　　关于臣民的权利义务，《宪法大纲》也有规定，其云：

　　“一，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一，臣民于法律范围之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一，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一，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逞诉之案件。一，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一，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一，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总之，关于臣民的权利与义务都限定在君王钦定的法律范围之内，这哪里有什么天赋人权的概念？

　　关于议院组织的相关条文，其云：

　　“一，议院只有建议之权，并无行政之责，所有决议事件，应恭候钦定后，政府方得奉行。一，议院提议事件，须关乎全国共同利害者，不得以一省寻常地方之事提议。一，君上大权所定，及法律上必需之一切岁出，非与政府协议，议院不得废除删削，其细目另于会计法内定之。一，国家岁入岁出，每年之预算应由议长协赞。一，行政大臣如有违法情事，议院只可指实弹劾，其用舍之权仍操之君上，不得干预朝廷黜陟之权。一，议院所议事件，必须上下议院彼此决议后，方可奏请钦定施行。一，议院有上奏事件，由议长出面具奏。一，议员言论，不得对朝廷有不敬之语，及诬蔑毁辱他人情事，违者分别惩罚。一，议员开会之际，议长有指挥警察整饬议场之权，如有违议院之法律规则者，议长得禁止其发言，或令退出议场。一，议员如有不合选举资格者，由议长审查得实，随时立予除名。”

　　这些关于上下议院议事的种种规定，最根本的是议院没有决策权，只有建议权，决策权集中在君王手上。可以弹劾大臣，但没有罢免权，用人权仍操于君王之手。一年的财政收支状况，议院可以协赞，但没有否决权，最终由君王定夺。议员在议院发表言论，亦受限制，那就是不得对朝廷有不敬之词，更不用说对君王的非议了。总之，上下议院的议员只有参议的权力，这个参议也是有限的。至于议员的选举，在选举法上，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亦有种种限制。

　　我们只要认真客观地分析一下，这样一篇《宪法大纲》，它追求的决不是公民之间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力和权利，它的宗旨是为了巩固君权需要服务的。中国近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初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目标只能是，对外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的阴谋，对内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王朝，怎么能以这样一篇《宪法大纲》作为它的出发点呢？认真读一下这份《宪法大纲》，其中的是非应该不言自明了。所以，那些朋友要纪念这份大纲发布的一百周年，究竟能纪念它什么呢？

四、清廷《宪法大纲》的历史背景、制订过程及其颁布后的影响

　　也许我们应该了解清廷出笼这份《宪法大纲》的背景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制订的，这份《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以后，对国内的政局究竟产生过什么实际的影响。弄清这些基本情况，或许有利于我们能够对它比较客观和正确地作出适当的历史定位。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于一九〇八年八月，我们只要排一下一九〇〇年以后的国内重大事件，便可知道钦定《宪法大纲》颁布的历史背景了。我们都知道一八九五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对日本的丧权辱国，促发了康梁戊戌变法的运动。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失败，于是一九〇〇年发生了来自民间对抗列强侵略的义和团运动，结果是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与光绪皇帝一起逃难到陕西的西安，清政府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联军占据北京整整一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一九〇一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一年我们面临着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如何救亡图存这一最为迫切的问题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紧接着一九〇四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的目的是争夺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而清政府却无奈地表示中立，听任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屠戮中国人民。对于这场爆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俄战争，当时大部分人认为日本无法抵御疆域辽阔的俄罗斯，结果是日本取得胜利，俄国成为战败国。这在中国士绅中就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日本之所以能以小克大战胜俄国，是因为它经历了明治维新，中国要自强也必须走变法的道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在于政制的改革，这样立宪运动的起点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迫使清政府考虑政制改革的起因，还有国内的各种因素，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不断起义反抗的影响，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他在檀香山的华侨中成立兴中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其宗旨。一九〇三年以后，在上海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建立革命组织，如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最终成立光复会，在湖南则有黄兴、陈天华等人组织的华兴会。一九〇五年七月，孙中山到日本，各个地区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政治纲领。海内外青年知识分子中革命势力的兴起，对清政府而言也是一种威胁和压力，特别是革命党人在内地发起的各次起义活动，对清廷的统治产生直接的威胁。如一九〇六年湖南萍、浏、醴起义，一九〇七年广西的惠州起义，光复会徐锡麟在安庆组织的安庆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等，正是这些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促使清政府思考如何改革政制，避免被革命党推翻的命运。另一个变化是在统治集团的上层，地方上的督抚大臣和上层知识分子在直接面对种种险象和危局时，也不得不考虑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一九〇六年上海成立了宪政研究会，以马相伯为总干事，其成员有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以《宪政杂志》为其舆论阵地，梁启超在一九〇七年发起建立政闻社，杨度在日本办宪政讲习会。这是清代上层知识分子企图借宪政来达到自救的运动，这些人的活动也必然影响到那些地方上的督抚大臣，如当时的张之洞、袁世凯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一九〇五年张謇与袁世凯有过一段对话，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回忆张謇对袁世凯“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处于无权，可消隐患。”当时袁世凯未为所动，次日，又召张謇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帖以进。”张謇这份说帖，就是后来北洋诸大臣奏请预备立宪的奏稿，实即张謇所拟，未易一字。在此之前，清政府高级官吏中已有驻法大使孙宝琦改革政体的奏文，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议请立宪之奏疏，两广总督岑春煊更是两次奏请立宪。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慈禧太后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决定派人出国考察何谓宪政。请注意这件事是慈禧太后决定的，那时光绪被软禁在赢台，故此事与光绪无关。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公元一九〇五年七月十六日）下诏派五大臣出洋，同时设立政治考察馆。一年之后，五大臣考察归来，连折敷陈各国宪法，认为必须立宪。这取得了慈禧的认可，她认为“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这里有一点可以肯定，清末的宪政是从外面被动地移植过来的。那时光绪还处于软禁状态，清末的立宪新政与光绪皇帝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说继承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次年七月下达仿行宪政诏，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七月，改政治考察馆为宪政编查馆，由其具体负责起草宪法大纲的工作。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一九〇八年的六月，由宪政编查馆及资政院会奏，确定各省咨议局的章程及咨议局选举的办法，根据慈禧的懿旨，在八月颁布《宪法大纲》，确定九年之后召开国会，并颁布逐年具体筹备的事宜。这一年也就是九年计划第一年的事宜，包括各省督抚筹备咨议局，颁布城镇乡的地方自治章程，同时还颁布了调查户口的章程，清理财政的章程。从这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的历史过程，可以知道它是清廷国势日蹙，在外患和内忧的逼迫下，为了自救而被动地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那么清廷是否真有诚意来实施这个《宪法大纲》呢？

　　我们知道《宪法大纲》颁布后一个多月，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而且光绪皇帝早于慈禧一天去世，现在通过检验证明光绪是被砒霜毒死的。为什么慈禧要在她去世前一天把光绪毒死呢？因为这份《宪法大纲》是把权力集中在君王手上，慈禧及后党们怎么能让光绪在她死后为戊戌变法翻案呢？怎么能让流亡海外的康、梁这些帝党重返朝堂呢？从这一点上也足见慈禧及其党羽没有真正实施宪政的决心和愿望。九年筹备事宜的规划，实际上是清廷拖延立宪时间的一种手段。慈禧与光绪帝去世以后，清廷立溥仪为帝，由其父即光绪之弟载沣为摄政王。那时的宣统皇帝还是未成年的幼童，是隆裕太后抱在手上即位的，他对宪政又能知道什么呢？要后人来继承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不觉得可笑吗？那时清廷实际执掌国家权力的是摄政王载沣。

　　宣统元年二月，清廷宣示朝廷一定实行预备立宪维新图强之宗旨。这一年各省的咨议局陆续成立，按照《宪法大纲》的规划，要九年后才能召开国会。从宣统二年起各省咨议局以请迅速召开国会为中心开展了请愿运动。一九〇九年的十二月三十日，以张謇为首，十六省的五十一位代表在上海召集会议，通过了请愿书的文本，于一九一〇年一月十六日赴京，向都察院呈请愿书。从速召开国会的理由，是有了国会，“政府有催促之机，庶政始有更张之本。”在财政上，有了国会，人民能与闻政治，外交得以公开，人民能在财政上增加支持，以纾国难。这次立宪派的请愿活动还是得到部分地方督抚和驻外使节的支持，第一次请愿，摄政王载沣表面上肯定代表们爱国热情，但仍认为民智程度不一，担心速开国会，反致纠扰不安，故加以拒绝。同年六月，立宪派又发动了第二次请愿，请愿书的言词更加激烈，表示若一日不开国会，法律必无效力。清廷仍然拒绝请愿者的要求，坚持“九年预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于是请愿代表团预定在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二月，进行第三次请愿，张謇建议在宣统二年宣政院开会时陈情。这次请愿团电告各省，“谓抵死请愿，无论如何危险，皆所不计。”清廷在各方面迫促之下，缩减预备立宪年限为六年，预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同时下令解散请愿团体，不许续请。大家还是不满意这个结果，是否能即时召开国会成为请愿团与清廷之间的矛盾焦点，而由各省咨议局代表组成的请愿团背后有各省督抚的支持，这实际上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问题，请愿团代表的是各地在咨议局成立过程中兴起的士绅及官僚资产阶级，是他们对争取自身权利的觉醒。张謇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他既是一个实业家，又是一个官僚政客。清廷则是代表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力。三次请愿说明清廷对立宪运动召集国会议事基本是抱一个拖延的态度，皇室并不甘心让出自己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所以从三次宪政请愿运动失败，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了。清末新政的宪政运动的失败，难道真是被辛亥革命所打破的吗？显然不是，它的失败，有其内在无法克服的原因。

　　那么，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辛亥革命与清末的立宪运动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后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客观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明确地回答李泽厚与刘再复二位先生在《孙中山评说》中所提出的问题。

五、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形势

　　李泽厚先生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那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还有必要吗？只要想一想，一九〇八年清廷的《宪法大纲》并没有挽救清廷的灭亡，但辛亥革命则开拓了共和国的新纪元。我们该纪念什么？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辛亥革命也不是哪一位思想大师选择在哪一天举行的，是那时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所以分析一下辛亥革命前后的国内形势，看一下各个势力集团如何推动这一事变的发生，及事后又如何推动它哪个方向发展。不管最终结局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结束了至少在形式上结束了帝制，谁要公开复辟帝制，谁就一定失败。新的历史道路不是康梁开辟的，是孙中山和同盟会那样的革命派开辟的，所以我们两岸的同胞都不会忘怀辛亥革命的巨大历史意义。为了弄清辛亥革命的本相，我们还是从辛亥革命前后的国内形势说起，看看李泽厚先生究竟说得对不对？

　　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去世以后，从形式上讲还有一个宣统皇帝，那是一个幼童，清廷再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够掌控国家权力的全局，再也没有凝聚力了，实际上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的短暂时期，这个时期不可能持久，权力再分配必然会通过各种事变演绎开来。从当时的形势看，无非是这么几股力量，一个是一部分地方督抚有武装力量在背后支撑着他们，在北方也就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南方则是各地的地方实力派。另一部分是宪政运动中崛起的各地立宪派，各地的咨议局是他们活动的基本地盘。这二股力量之间既有矛盾，也有互相依靠的因素。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海外有同盟会，在内地则有华兴会、光复会这些革命组织，他们有的与各地的会党结合，有的则渗透在新军中。清廷权力结构的存在，离不开武装力量的支持，清代建国时靠八旗这支军队，以后靠绿营，再以后是靠湘军和淮军，以及李鸿章建立的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以后这些武装力量都已没落，不足支撑大清王朝的危局，于是模仿西法，训练新军。这支新军武器的配置和训练方法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而这支军队的管理还是传统的，士兵、军官与将领之间存在着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袁世凯通过小站练兵，及保定军官学校扶植和培养起来的北洋六镇，本质上没有改变“兵为将有”的基本格局。摄政王载沣感觉到袁世凯的存在，北洋军这支军队的存在，对清廷皇室的权力是一个威胁。慈禧与光绪皇帝去世以后，清王室实际上再没有人能够制衡袁世凯了，载沣想杀掉袁世凯，得不到奕劻和张之洞的支持，只能在一九〇九年一月发下上谕勒令其开缺回籍养疴。袁世凯虽然下台，北洋将领却仍然听命于他，载沣实际上仍然没有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来支撑清廷，这是辛亥革命后促使清廷迅速垮塌的一个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应该是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孙中山曾经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要推迟一年半载。”一九〇九年咨议局在各地陆续成立以后，四川咨议局议长是蒲殿俊，副议长是罗伦、萧湘，他们成了四川地区立宪派的领袖。蒲殿俊是进士出身，与汤化龙、谭延闿等两湖地区立宪派的领袖同年，私交甚笃。蒲留日归国以后，曾在邮传部供职，短期参加北京宪政编查馆工作，回四川以后，在成立咨议局的过程中，自然成为当地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当时邮传部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中央准备借款修路。清政府由于财政状况紧绌，向外借款成为筹款的一个重要办法，以路权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成为通行的办法。蒲、罗等咨议局的成员反对铁路国有化，自行组织川路公司，咨议局五人当选川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争路权一是争咨议局的政治权力，二是争筑路的经济利益，这样与四川当地的地方利益也结合起来，故护路运动迅速成为四川的群众运动。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成立，在成都发起罢课罢市抗议路权国有。九月五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设法诱捕蒲、罗等人，群众齐集督署请愿，要求释放所捕人员，赵下令开枪镇压，三十二人死亡，结果全川大乱，四川的护路运动成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四川局势失控。

　　武汉地区的新军，由于革命力量和思想的渗透，新军中先后出现了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这些革命团体，参加这些社团活动的多达三千人。对新军的失控是清政府的致命伤，四川因护路运动而局势不稳时，准备从湖北调军队进川镇压，为武昌新军起事准备了客观条件。湖北新军中，有组织的革命党达二千余人，同情者达四千余人。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密谋起义的机关及其领导人孙武，因制造炸弹意外爆炸被捕，起义计划暴露，同时被捕的有二十多人，革命党人被迫在十月十日提前起义，新军工程八营攻下楚望台军械库，迅即占领武昌，次日汉口、汉阳亦相继光复。湖北武汉三镇的起义，撕开了清廷统治的缺口，到十一月下旬，清廷所辖的二十四个省区，有十四个省宣布独立，脱离了满情政府的统治。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各省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共同行动的结果，如武昌起义以后，是咨议局的议长汤化龙支持促使局势迅速稳定，是他促使黎元洪接受都督的职位。湖南的独立，最早是革命党人焦达峰任总督，他被杀以后，是咨议局局长谭延闿任总督，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联合，稳定了湖南的局势。广西的独立是革命党人与咨议局议长德藩等说服巡抚沈秉坤、巡防营统带王芝祥一起同意宣布独立，这是两派联合与当地执政者协商解决的。广东、福建、浙江的情况基本相似。江苏的情况有些特殊，江苏咨议局的议长是张謇，武昌起义当天，他在汉口料理大维纱厂的事务，他离开武昌到安庆去时，正是武昌起义的时候，他立即直奔江宁，要求铁良出兵镇压武昌起义，铁良没有同意。他于是到苏州找巡抚程德全商议，去电北京，要求速开国会，改组皇族内阁。武昌起义后十多天内，他还想着挽救清政府的崩溃，到了十一月中旬，眼看大势已去，他又转向革命派，赞成共和了。在一个月之内，张謇的政治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一方面出于立宪运动三次请愿对清政府的失望，而与革命派联合，又寄希望掌握兵权的各地实力派能一起维护时局的稳定。故立宪派成为摇摆在南方实力派及北洋军阀与革命派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们幻想依靠实力派的武装力量，真能与革命派一起在中国走议会政治的道路。而南方实力派与革命派走得比较近，北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则以清廷作为筹码，与革命派讨价还价，谋取自己在全国权力的支配地位。他们追逐的是如何“合理合法”地攫取国家权力、地方权力，至于政治主张那都是他们用来忽悠百姓的一种手段，他们与立宪派、革命派之间的周旋，实际上是玩弄权术，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

　　对清廷最致命的一击是上海和苏州在十一月四日和五日相继宣布独立，与湖北的革命运动相呼应，十二月二日，革命军光复江宁，这样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清廷能依靠与南方对峙的力量就只有掌握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了，而袁世凯又是骑墙的态度，把清廷作为与南方讨价还价的筹码。革命派在这次武昌起义以后，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呢？宋教仁很快抵达武汉，十一月九日，他在武汉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在这部约法中规定了由都督任命的政务委员、议会、司法机关，规定了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仰、居住、私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百姓有选举与被选举、纳税、当兵的权利和义务，法律由议会制定，议会的议员由民选议员组成。《鄂州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多地反映所谓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带有普适性的价值取向，那是清廷《宪法大纲》所无法比拟的。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十一个省的二十三位代表召开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十二月三日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部组织大纲规定共和国实行总统制，临时大总统由都督府代表选举，参议员由各省都督府所派的参议员组成，参议员的职权包括立法、表决每年财政上的预决算、议决税法、币制、公债等事项。大总统负责对外宣战、媾和、缔约，任用各部长、外交专使。中央分设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等部。国民大会由大总统负责。汉阳失 守以后，各省留沪代表决定以江宁作为临时中央的所在地，江宁改称南京。十二月中旬，十五个省的代表抵达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自国外回到上海，二十九日来自十七省的四十五位代表组成各省都督府联合代表会，在讨论政府制度上，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坚持总统制，大家倾向于美国式的总统制，总统是国家的象征，在非常时期应由总统独揽全局。十二月二十九日选举临时大总统，一省一票，孙中山得了十六票，当选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的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职时，提出了五个统一，即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之统一，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一月三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一月二十八日，由各省代表成立临时参议员，成员包括来自十七个省的三十八位代表，会上决定起草《临时约法》，三月八日由临时参议员一致通过。三月十一日，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正式对外公布，共七章五十六条。它宣布“主权在民”，即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中华民国的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华民国的人民享有七项自由权，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住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享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有言论、著作刊行及其集会、结社之自由；有书信秘密之自由；有居住迁徙之自由。这次《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大总统虽有总揽全国政务的权力，但必须受制于内阁。大总统颁布的法令，必须得到内阁总理和相关国务委员的副署。《临时约法》所以由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如果南北和议，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后，以便借助于内阁制限制袁世凯专权。如果把《临时约法》与清末的《宪法大纲》作一比较，究竟哪一部宪法，在人民民主、平等、自由这些价值取向上更向前迈进一步，已经不言而喻了。我们怎能把辛亥革命后产生的《临时约法》置于一边，而去继承一九〇八年的《宪法大纲》呢？在这件事上的是非难道还不清楚吗？杜光在文章中所说的要我们现在还要去继承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不显得荒谬和滑稽了吗？问题是这些人民民主的权利，不是有了法制规定，就能完全付诸实施的。

六、孙中山的让位于袁世凯是出于“道德光辉”吗？

　　李泽厚与刘再复把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给袁世凯说成是“道德光辉”，那仅仅真的只是道德的“光辉”吗？是不是不主动交出权力的人，“道德”就不“光辉”了吗？这些事还得放在当时历史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孙中山回国以后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同盟会内部处于怎样的状况，立宪派在革命阵营内部处于怎样的状况，清廷为什么会逊位，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理解孙中山为什么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让给袁世凯以后结果究竟如何？那又是一回事。从历史发展看，这样的“道德光辉”究竟要得还是要不得呢？这在我脑海里都是一连串疑问，不回答这些疑问，我怎敢对李泽厚和刘再复所赞赏的“道德光辉”表示苟同呢？

　　我们不妨先观察一下袁世凯这个人当时的地位和状况。我们知道袁世凯是一九〇九年一月被载沣下令“回籍养疴”的，其实他根本没有什么病，要他下台是剥夺他的权力，让他在家闲住，然后把他在朝廷的亲信逐个除去，如赵秉钧休致，唐绍仪被迫乞休，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问题是袁世凯在清廷的人脉关系太深太广了，地方督抚和带兵的将军很多皆为其私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铲除的。至于北洋各镇管带也不是清廷满洲亲贵所能随便插足的，他们又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一旦有事，这些亲贵们便惊慌失措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清廷便如惊弓之鸟，慌不择路，端方便奏请启用袁世凯代替四川的赵尔丰。清廷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端方的建议，武昌起义使清廷更加震惊，朝廷内外都认为非袁世凯不能收拾残局。而袁世凯则把时局动荡看作自己东山再起千载难逢的机会。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十一日是他五十二岁生日寿辰，正是双喜临门，他在那里大摆寿宴，亲信聚集，冷眼相看清廷危机四起。他装模作样地停办寿宴，表示“此乱非洪杨可比”，“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现在是如何向清政府要价的问题。清廷要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直接镇压武昌起义。然而清廷给他的这点权力，并不能满足袁世凯的勃勃野心，拿武昌起义来要挟清廷给他更多权力，启用那些被开缺的旧属，为此他把已开缺的王士珍、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以及仍在位的旧部冯国璋等都找到彰德来商量对策。于是袁世凯向清廷提出明年开国会，以拉拢立宪党人，组织责任内阁，以便自己独揽大权，并保证足够的军费。故武昌起义本身给袁世凯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逼迫清政府把全部军政权力交给袁世凯以平定南方的革命运动。到了十月三十日，他方才决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汉口。十一月一日攻占汉口，既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同时又迫使清廷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样他回到北京，重新组阁，阁员皆是他的党羽和旧属，又请在南方的张謇做工商大臣，以分化南方革命阵营，谋求立宪派对他的支持。以梁启超为司法副大臣，表示愿与流亡海外的立宪派合作，从而分化南方的革命力量，以便在南北和议中，进而分化瓦解南京临时政府。由此可见，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袁世凯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以北洋六镇的实力作后盾，要挟南北双方，谋取国家的最高权力。故陈伯达讲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此话并不为过。

　　讲了袁世凯的表现，那我们不妨再观察一下革命阵营内部立宪派的态度。那个时期立宪派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张謇了，张謇是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在江苏他是工商界新兴的实力派人物。，他在清末政界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厚的人脉关系，他与袁世凯早有交往，二人私交颇深，他又与赞助立宪的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知己好友。所以他自然成为江浙一带立宪派的中心人物，武昌起义以后，他从反对转为参预，那是由于看到清廷大势已去，他希望通过南北和议牺牲清廷来帮助袁世凯收拾残局，从而在全国避免兵乱，尽早出现一个安定的局面。十月十五日，张謇曾在赵凤昌的私宅惜阴堂与袁世凯亲信赵凤昌、沈思孚等商定从拥袁开始，先促成袁为内阁总理，然后再在南北和议中，拥戴袁世凯为共和国的总统。为此张謇既可以通过赵凤昌与袁世凯联系，也可以与袁世凯密电往来。而江浙的立宪派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南北和议的过程中，张謇的密电明确告诉袁世凯，“甲日倘退，乙日拥公”换一句话说只要清政府逊位，南方的临时政府立即推选袁世凯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张謇的这个态度，几乎是革命阵营中所有立宪派成员最基本的态度。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立宪派的态度既然如此，那么革命派内部的状况又如何呢？

　　武昌起义以后，是黄兴担任湘鄂联军的总指挥，汉阳一战，南方的革命军被北洋军打败，汉阳失守，黄兴迫于汉阳龟山上北洋军的炮火，主张放弃武昌，而且武昌都督府也因中炮起火，武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但袁世凯并不下令渡江，提出南北和议。各省代表到达南京以后，准备组织临时政府，这时代表们认为大总统的位置应该留给袁世凯，选举大元帅代行总统的职务，先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此议被黄兴拒绝。十二月十八日，唐绍仪作为北洋军的代表，伍廷芳作为民军的代表，在南京签订停战协议。伍廷芳声明，谈判必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同时暗中告诉唐绍仪，只要袁世凯逼迫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南方一定将大总统的位置留给袁世凯。在这个背景下，孙中山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国，二十九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一政治姿态实际上是用来向袁世凯施加压力的手段，所以孙中山宣誓就职以后，立即电告袁世凯，只要他赞成共和，便立即让位于他，请他来南京当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为什么那么软弱，一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在军队的战斗力上不如袁世凯的北洋军。二是革命阵营内部阵线复杂，既有立宪派在内部与袁世凯遥相呼应，革命派内部在组织上亦无法统一。如在江浙的章太炎、蔡元培等光复会成员，与同盟会合作得很好，而同盟会内部却无法做到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在没有强大军事实力支持的背景下，孙中山能做的只是希望临时约法能牵制和制衡一下袁世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是南京各种力量共同确定的方针。孙中山在辞职的咨文中提出了三项条件，一是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二是参议院选举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时，孙中山与国会才正式辞职，三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政府的约法，临时政府已经颁布的政策法令袁世凯必须遵守。孙中山想用这三条来约束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时，不至于过于出格。这样一纸文书，能约束得了以北洋军作为后盾的袁世凯吗？显然不可能。袁世凯只要稍微玩弄一下手腕，这些约定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一九一二年的二月下旬，南京政府派蔡元培等人为专使，前往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搞了一次兵变的游戏，就迫使蔡元培等接受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了。故孙中山辞让临时大总统并不是什么“道德光辉”的高尚行为，而是袁世凯阴谋的步步得逞，迫使孙中山不得不让位于他。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什么“临时约法”，内阁负责制，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说到底都是一句空话，都无法改变袁世凯窃取国家权力的既定方针，人民在掌控国家权力的问题上，从来不是个人有没有什么谦逊的道德光辉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如何掌控国家权力的问题，历来都是由阶级和阶层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今天来宣讲孙中山的“道德光辉”究竟要谁来谦逊地让出国家权力呢？这个问题李泽厚和刘再复没有明说，但人们也可以意会得了。行文至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孙中山辞让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职之后，中国的政局究竟一步一步走向何方呢？

七、民国初年的多党制试验

　　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袁世凯在北京致电参议院，表示愿遵照参议院所定的办法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次日参议院复电承认，并为此通电布告全国。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由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誓。依照《临时约法》的规定，由袁世凯提名总理人选，然后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孙中山代表同盟会表示不能接受，因为那时同盟会是参议院中第一大党，经立宪派代表赵凤昌协调，采取折衷的办法，由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解决这个矛盾。表面上是同盟会这个多数党组阁，实际上是北洋实力派在组阁。于是唐在二十五日到南京组阁，三十日发表内阁人选，外长是陆征祥，内务部长赵秉钧，陆军部长段祺瑞，海军部长刘冠雄，财政部长熊希龄，司法部长王宠惠，教育部长蔡元培，农林部长宋教仁，工商部长陈其美，交通部长由唐绍仪兼任。在组阁过程中，革命党人要黄兴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怎肯放弃兵权，改为黄兴担任南京留守，统率南方各省陆军。这样一个内阁，袁世凯把持了外交、陆军、内务、海军四个部门，财政亦在立宪派手中。这样一个内阁是混合内阁，袁世凯北洋军系及立宪派在内阁中占了优势，天然注定了这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内阁。三月间解决了内阁成立的问题，四月上旬南京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依照《临时约法》议员由民选，每省五人，议员总额为一百二十六人，实际只选出一百十八人。二十九日举行开院典礼，到会的仅七十一人，五月一日完成了新旧议会的交替。这样一套参议院的班子，这样一个内阁组织，民国初年在袁世凯手下能不能走上正规的民主议会政治道路呢？答案显然不是依靠理论上逻辑推理所能成立的，因为这一套从法国移植过来的议会和责任内阁制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在是水土不服。不妨去看一下民国初年政党的情况，看看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是如何控制内阁和操纵各个党派在参议院活动的情况。

　　民国初年的政党组成状况，在参议院无非是两大派，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原立宪派为代表所组成的各党为保守派，但两派之间的阵线并不清晰，当时由于各派势力不断反复重组，所以那些头面人物跨党的很多，有的出于本人的意愿，有的不过是被一些政党派别拉去装点门面而已。如伍廷芳、黄兴有十一党籍，黎元洪、陈建章有九党籍，熊希龄、赵秉钧有八党籍。后来那个曾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说过：“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的，不过有许多人来劝我进党，统一党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可见那时政党活动混乱的状况。赵秉钧原来就是袁世凯的心腹，其实赵秉钧心里只认一个主子，那就是袁世凯，什么党不党的问题，在他心目中，只不过是参议院里玩的政治游戏而已。

　　临时参议院到了北京以后，在参议院的党派组成上，激进派的同盟会自然成了第一大党，由唐绍仪组阁，他参加同盟会，形式上也就成了政党内阁。同盟会本来是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辛亥革命以后，其本部由东京迁至上海，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总理，任临时大总统时，由汪精卫担任总理。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仍由孙中山为总理，由黄兴和黎元洪担任协理，由汪精卫任主任干事，理财部是居正当主任干事，政事部是宋教仁当主任干事。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以后，热衷于国家的铁路建设，撰写《建国大纲》，那时表示自己“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向袁世凯表示，“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并且说：“孙中山十年之内负责造二十万里铁路，大总统练兵百万，必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袁世凯微笑地说：“办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于是袁世凯委孙中山全权筹划全国铁路，组织铁路总公司，每月给孙中山三万高薪，而且孙中山与黄兴都主动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被袁世凯所婉拒。从孙袁之间的交往，可以知道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本质缺乏认识，对即将面临的政治危机毫无思想准备。那时汪精卫出国考察，同盟会的政事都由宋教仁操办。宋教仁清末流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醉心于西方的议会制度，认为只要把西方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搬到中国来，中国的政治就会走向正轨了。他认为这是国家在政治体制上最理想的设计，所以他努力要把同盟会、后来重组的国民党发展成为第一大党，争取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然后真正实现责任内阁。要实现权责能三位一体的责任内阁，必须有强大的政党作为后盾，所以民国初期激进派中最活跃的政治家，反而不是孙中山和黄兴，而是从事党务活动的宋教仁。他接替汪精卫担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后，与那些小的党团，若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党团组织合并成立国民党，出任代理理事长，到处拉人入党。孙中山与黄兴想拉袁世凯参加国民党便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怪现象，他们一点也认识不到决定这些政治游戏命运的是袁世凯直接掌握的军警实力。选举和松散的党派组织不可能形成政党活动强大的实力后盾，民众参预政治活动的积极性，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高，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掩盖了中国议会道路极端虚弱的本质属性。

　　在国民党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的过程中，原来保守的立宪派也在努力合并小党，以便在参议院形成能够与国民党抗衡的第二大党。江浙地区原来光复会的章太炎和立宪派张謇在民国初年发起成立统一党，以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为理事，以黎元洪为中心的民社。国民协近会、国民公会合并改组为共和党，这二个党派一度在参议院中的势力和影响几乎与同盟会并驾齐驱。此外还有共和统一会、国民共进会联合在南京成立统一共和党，以蔡锷、王芝祥、孙毓筠为总务干事在参议院成为第三大党，占有二十议席。梁启超也在幕后设法操纵把小党合并成大党，经过一阵凑合，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新政社这些小党合并为民主党，以第三党自居。民国初年那么多林林总总的党团，经过不断的分化组合，这样在参议院便形成国民、共和、民主三大党鼎立的局面。这样组成的政党，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组织纪律，跨党的人很多，这样组合起来的政党，由于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很难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一旦遇到重大的斗争，在军警的压力和冲击下，便会顷刻瓦解。袁世凯让他们充分表演以后，当群众厌倦了议会政党中的政治游戏时，也就是他从根本上收拾政党政治，恢复帝制的时刻。

八、走马灯似的三次内阁改组

　　民国初年除了在参议院有热闹的政党游戏之外，还有一个走马灯似的政党内阁的问题。《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命文武职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同意。”那就是内阁的任命必须是总统与参议院双方协调的结果，而总统重大人事任命又需内阁附署，才能生效。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先后有唐绍仪内阁、陆徵祥内阁、赵秉钧内阁走马灯似的更换组阁。唐绍仪是袁世凯北洋系的心腹，是袁世凯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所以袁派他作为代表与南方代表伍廷芳谈判南北和议的问题。他组成的内阁是混合内阁，参加同盟会，使其内阁多少具有政党内阁的色彩，尽管兵权、财权、外交权都在北洋系手中，而在唐绍仪内阁中还有四名同盟会的代表。迫使唐绍仪辞职的原因主要有二条，一条是财政预算上的问题得不到参议院的支持，另一条是原来的直隶总督王芝祥，虽然不是同盟会的成员，是统一共和党的人，但与同盟会在思想观念上比较接近。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袁世凯反对王芝祥任直隶总督，未经唐绍仪附署便发出任命冯国璋为直隶总督的委任状，把王芝祥调往南方。这当然侵犯了唐绍仪的行政权力，为此唐绍仪出走天津，唐内阁倒台。

　　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袁世凯任命前外交总长陆徵祥为总理，当时共和党表示支持，同盟会也不反对，故陆徵祥总理的职务，在参议院表决时，有七十四票同意其出任总理，并着手组织内阁。但是陆徵祥在参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一口吴语，讲得猥琐支离，引起议员们的广泛不满，他提出六个内阁成员，周自齐、章宗祥、孙毓筠、王人文、胡惟德、沈秉堃，在参议院投票表决时，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半数四十九票，结果内阁被参议院推翻了。议员倒阁是成功了，但六总长被否决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一片哗然，参议院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参议院反而成为被民众责问的对象。舆论认为议员受委托而不尽职，不能听任议员专制之恶习，甚至如同盟会的《民立报》也对此次倒阁抱批评的态度，袁世凯也通过这次倒阁事件取得了舆论优势，各地的地方实力派纷纷表示支持袁世凯设法压服参议院。袁世凯表示此次提出阁员，能胜任阁员的人还有很多，参议院再不通过，政府可以再提。同时袁世凯还约见参议员进行疏通，软硬兼施。没有院外群众和社会舆论支持的参议院只能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之下，七月二十六日参议院再次投票时，换了一些人，陆徵祥内阁总算顺利通过。这件事说明纸面上法律条文，如果没有相应的实力作后盾的话，它不可能给参议院带来任何力量，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来自地方实力派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加上袁世凯以北洋陆军作为后盾，他们对袁世凯无可奈何，这就是这个时期议会道路最为悲哀的地方。西方的那套议会政治，到了中国只能中看不中用。陆徵祥内阁就职时，发生了张振武案。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元勋，与黎元洪之间存在矛盾。张振武到达北京时，黎元洪致电袁世凯请求逮捕张振武和方维，张、方二人遭逮捕后被秘密杀害。此事本与陆徵祥无关，但在连带责任声中，陆徵祥宣布辞职，八月二十日，由赵秉钧代理总理。参议院责问袁世凯，而孙中山主张以大局为重，应该继续信任袁世凯，履约与袁世凯面谈，帮助袁世凯度过了这次信任危机。黄兴劝赵秉钧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支持赵秉钧组阁。九月二十五日，赵秉钧出任总理，名义上出现了所谓国民党内阁。同时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心腹，所以也能得到共和党的支持，参议院与内阁之间暂时出现了比较融洽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内阁改组名义上是同盟会或者国民党的内阁，实际上内阁总理都是袁世凯的人，内阁大臣掌握军政实权的也都是袁的人，这是袁世凯能够容忍在参议院玩组阁游戏的根本原因。到了一九一三年，面临着国会大选，接下来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都是围绕国会的选举展开的。为什么会有更尖锐的矛盾爆发呢？因为国会选举结果，如果一党独大，势必出现以执政党为主的责任内阁，那袁世凯大总统的权力势必被架空，这是袁世凯无法容忍的。另一方面当时参议院是根据《临时约法》由各省推选产生的临时机构，所以他这个大总统的位置也是临时的，大总统要由临时转为正式，必须经过国会选举产生。所以袁世凯要巩固自己总统的地位，离不开国会的大选。

九、国会的选举与宋教仁被暗杀

　　《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本约法实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因此根据这项规定，应该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以前召集国会。要召集国会，必须要有《国会组织法》，国会包括众参二院，众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参议员由各省议会选出，这样需要有《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因而要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区的划定，二院之间权限的划定。一九一二年八月四日，参议院才完成这三部法律的制订，八月十四日，袁世凯公布了这三部法律。这是中国直接从西方引进的现代选举制度，选民的资格虽有种种限制，直接选民也有四千万之多。这样一个当时全世界最大规模之一的选举，连必须具备的人口普查也没有，故实际选举的过程便很难规范了。这次选举是在一九一二年底到一九一三年初进行的，每个选区包括若干个县，而具体的投票站设在乡村的集市。选举分初选与复选二次，初选当选的候选人集中到区内中心县市参加复选，选出众议员和省议员，各省的省议员大体上有一百余人，众议员全国共五百六十九人，而参议员则由每省选出十名参议员为全国的参议员，加上蒙古、西藏、青海及华侨所选参议员，法定的人数为二百七十四人。从选举的过程看，各地具体选举的过程当然会出现各种舞弊的现象，在竞选中也会出现肢体接触和碰撞动作。四千万选民的选举从当时讲毕竟是一件盛事，各政党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孙黄与袁世凯有过十三次谈话，给民众产生了良好印象。对国会选举最为重视的还是国民党，宋教仁全力以赴地去各地投入竞选演说，希望通过这次国会选举取得多数席位，利用政党内阁真正掌握国家政权。他竭力使国民党保持温和的形象，消除过去那种反对现政府的激进的反对派色彩，适应了多数选民的要求。一九一三年的这次选举，选出的国会议员，只有国民党和立宪派的进步党，但北洋派和地方实力派没有积极参预这次选举，所以在国会里他们没有相应比例的代表，因而选举结果产生的政治格局与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实际状况并不一致。袁世凯在选举结束后发现国民党拥有国会大多数席位，完全可以凭借多数议席组织政党内阁，合法地从自己手中夺取政府权力。北洋军人集团是一个家长制的军政集团，一切唯袁世凯马首是瞻，在袁世凯心目中，怎么能容忍宋教仁来组织国民党单一的政党内阁？怎么肯把军政大权拱手让出呢？这个时候的宋教仁势必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肉中刺，非除之不可。暗杀宋教仁便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组织暗杀的是应桂馨，实际在背后指使的是洪述祖，洪是内务部的秘书。这样往深处追究的话，总理赵秉钧也脱不了干系。策划暗杀是在上海进行的，宋教仁遇刺时间是在一九一三年三月三十日，地点是在上海火车站，黄兴与其同行，宋教仁身中三枪，被刺身亡。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获悉宋遇刺身亡时，大惊失色，当即离座，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可见那时赵秉钧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对这件事难以摆脱干系。洪述祖是内务部秘书，过去是赵的下属，国民党直觉反应这是袁世凯下令干的。这样大局急转直下，国民党与袁世凯走向决裂，国会形势也开始发生急剧变化，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幻想破灭了。

　　宋案发生后，各方呼吁调查事实真相，应桂馨、洪述祖先后被捕，赵秉钧无法摆脱干系，他背后的主使者当然是袁世凯。黄兴追悼宋教仁的挽联写道：“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在那样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孙、黄坚决主张非去袁不可，于是发动挽救共和的“二次革命”。尽管如此，宋教仁案的真相还等待调查，国会还得照开，国民党还不能与袁世凯公开决裂，还得在国会中争取多数。宋教仁被刺以后，国民党在国会中失去了有力的领袖，国会议员中的国民党员，脱党退党的很多，一方面害怕袁世凯的进一步迫害，另一方面害怕孙中山、黄兴的过激反应，使孙、袁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国会选举结束前，从袁世凯讲，他这个大总统还是临时的，要转正需要通过国会的选举，同时国会还要制订正式的宪法，所以还得尽量维持国会运行。袁世凯开始分化瓦解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多数，扶植立宪派三党合并，使他们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在袁世凯心目中，这一切都是形式，只是政治游戏而已，他依靠的始终是北洋系的军事实力，如果国会走过场的活动一切依照他的意图完成，他就会撕破脸面一脚踢开国会，开始上演恢复帝制的闹剧了。袁世凯一味依靠手中的军事实力，不把民心民意放在心上，这也是他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

　　国民党在两院选举中占据优势的形势明朗之后，国会中立宪派又是如何思考和应对这个局面的呢？他们如何挽回自己败局的呢？他们从哪儿去寻找支持自己的力量呢？那时立宪派在国会中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便在酝酿合并以便将来在国会中与国民党抗衡，因为议员五百九十人中，国民党有二百六十余人，共和党有二百四十余人，民主党有三十余人，统一党有六十余人，三党合并为进步党，那么在国会中还可能与国民党抗衡，他们希望袁世凯也加入进步党，梁启超在三月十五日的信中，便曾讲到“党事大有进步，项城入党已决”。这说明立宪派需要袁世凯的支持，才能在国会党派斗争中有所作为，而袁世凯也需要立宪派在国会中制衡国民党的优势。宋教仁案发生后，袁世凯为了避免过于刺激国民党，参加立宪派共和党的打算只能暂时搁浅。国会开幕以后，立宪派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四月八日国会开幕，在两院的预备会上，国民党与其他三党围绕如何选举议长的问题发生激烈争吵，舆论焦点在议长选举究竟记名还是不记名上，国民党主张记名投票，可以监督本党的议员，而三党主张不记名投票，可以分化国民党的议员。四月下旬的十天中，由于部分国民党议员的叛离，国民党在众议院失去了多数的优势地位。四月二十五日参议员进行议长选举时，国民党的张继得到一百二十九票，王正廷得到一百二十七票，二人顺利当选参议院的议长和副议长，而众议院投票的方法通过三党的无记名投票，经过二轮的对决，至四月三十日，三党的代表汤化龙当选为议长，国民党的代表吴景濂少了数票而未能当选，说明这个时期十多名国民党的众议员被袁世凯收买而倒戈。

　　四月二十六日，众议员选举议长，国民党公布了宋教仁被刺案的相关证据，把矛头直指袁世凯，南方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已经公开号召推翻袁世凯，并且派人到各地动员军队，为起兵作准备。各地支持袁世凯的军官也早已把这方面的信息传递给袁世凯，告诉他国民党准备起兵的图谋。因为南方实力派中，有一部分还不是袁世凯所能完全控制的，袁世凯为了应对南方军事力量的威胁，抛开国会，以盐税为担保，直接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双方剑拔弩张，都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立宪派三党夹在中间，形势促使他们加快了三党合并的步伐。五月二日，进步党在《亚细亚日报》上公开指出“国民党确有谋叛民国之阴谋”，在舆论上给予袁世凯公开支持。五月三日三党发表了合并宣言，十三日发表进步党的党章，二十九日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汤化龙、蒲殿俊等为理事，立宪派著名人物皆名列其中，实际上主持党务的是梁启超和林长民。袁世凯面对这样的形势，也一度企图建党，从而在国会中拥有北洋系实力派的代表。刺杀宋教仁案的问题还停留在司法层面，国民党二次革命还处于酝酿阶段，国会议论的焦点自然集中在《善后借款合同》上。四月二十九日，参议院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否认大借款合法性的提案，五月五日众议院也决议退还政府关于大借款的《中国善后借款合同查照备案》，这等于否认了大借款的合法性。立宪派三党虽然在议长选举中获胜，取得了众议院多数席位，但在大借款的问题上仍然无法给袁世凯政府帮忙，因为进步党议员对袁世凯无视国会权威擅自签约也深表不满。尽管袁世凯的北洋系实力派对国会已完全失望，但袁大总统的选举，宪法的制定还离不开国会，所以还只能隐忍与国会周旋。这种状况也决定了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在中国不存在它生长的土壤，它的枯萎消亡只是时间问题了，宋教仁的被刺实际上已宣告了在中国实施西方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死刑。

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与国会的无疾而终

　　孙中山为了发动二次革命，在南方联络各地督军，结果并不成功，实际上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并不支持孙黄反袁的计划，反而把相关情况报告给袁世凯，这迫使革命党人提前起事。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十五日黄兴入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司令，接着安徽、广东、上海、福建、重庆等地相继宣布独立，这就是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但这次革命只是昙花一现，前后不到两个月，袁世凯一方面发动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对南方军人进行收买，各省的抵抗很快烟消云散。实际上只有江西、南京进行了抵抗，其他地方都是国民党自行瓦解崩溃的，如福建、广东就是自行取消独立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黄等革命党人再次逃亡日本，孙中山在日本重建中华革命党来代替国民党。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成功，借战争胜利之机，更换了一批南方不听话的都督，国内政局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袁世凯认为自己“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但他还需要国会来选举他作正式的大总统，所以他还没有到需要立即解散国会的时刻，当时身处北京的国民党国会议员则处于进退两难的窘迫状态。七月十八日众议院开会，国民党议员采取拒不出席的办法表示抗议，结果众议院由于出席者未达到法定人数而无法议事。进步党在这种状况下，一面通电反对二次革命，谴责南方的国民党，一面还表示现政府若有失职或违法者，不使贻误国家，以示与袁世凯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只是在反对二次革命的问题上一致，但并不是袁世凯的仆从。七月二十二日，参议院的议长张继呼吁议员离开北京择地开会，声讨刺宋元凶。七月二十五日国民党议员蒋举清提出八月八日以后制订宪法，宪法起草委员会未将宪法草案提交大会之前，不妨休会以待，这样可以使国民党留在北京的众议员回避来自袁世凯所派军警的骚扰。休会以后，进步党的活动也受到限制，进步党的策略是尽量设法使留京议员保持三分之二以上，并瓦解国民党的议员，以便乘机扩大进步党的势力，达到国会第一大党的目的。国会是进步党理想之本，所以众议院议长汤化龙、陈国祥谒见袁世凯，要求保证议员的安全，梁启超亦致信袁世凯，要求维持国会的正常运行，他表示：“使议员知政府之对于国会，并未改前度，则人人安心，而吾党亦得有辞以联络疏通，则两院多数之转移或非难也。”国民党的议员则进一步提出《请袁大总统辞职以平大乱建议案》，而且在七月三十日，由副议长王正廷列入议事日程，整个众参二院处于乱纷纷的状态。从南方实力派的情况看，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只是江西、广东、湖南、安徽四督，然而南方实力派的黎元洪没有响应二次革命，反而支持袁世凯，他公开通电为袁世凯政府辩解，成为南方抵抗二次革命的中坚力量。袁世凯在湖口事件以后，派段芝贵率领北军进攻江西时，由黎元洪节制，并由黎兼江西都督。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蔡锷联合滇、黔、川、贵西南四督通电反对二次革命，支持袁世凯政府，与湖北黎元洪遥相呼应。

　　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北洋系进行决斗时，由立宪派转化而来的进步党处于左右逢源的中间地位，立宪派在南方实力派中仍拥有不可忽视的力量，袁世凯对进步党在国会中的活动，不得不表示支持，还得让进步党有上台组织内阁的机会，于是有意让熊希龄出来与进步党一起组织内阁，暂时维持国会。七月十七日，袁世凯与议院商议组阁人选时提出了熊希龄和徐世昌二人，议员多数赞成熊希龄为国务院总理，进步党则以总部名义致电熊希龄，促其启程进京。那时国民党在两院中的地位，由于南方二次革命而受到攻击，在国会中亦难以有所作为，所以《拟任熊希龄为国务总理咨请同志案》得以在两院顺利通过。熊在梁启超的催促下，八月九日致电吴鼎昌表示接受总理的任命，即日自热河赴京履任。熊希龄亦有非常明确的责任内阁观念，他希望成立一个志同道合的内阁。内阁成员经过众、参两院通过后，袁世凯正式以临时大总统令公布，任命梁启超为司法总长，张謇为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财政总长由熊希龄兼，前内阁留任的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梁启超是这一届内阁在思想上的领袖，协助总理统筹全局，司法部的事务几乎全部交托给次长江庸处理。这一届内阁可以说是立宪派与北洋派合作的产物，袁世凯仍然把持着军事、外交、内务的大权，除了梁启超以外，如张謇、汪大燮都是当年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清末以来，这次似乎是立宪派真正掌握了部分中央国家权力，其实这一切在袁世凯心目中都是暂时的过渡而已，北洋派的权力怎能容许他人分享呢？袁世凯的图谋是稳住参、众二院，组织内阁为他转为正式大总统服务，这个使命完成以后，什么议会道路、政党内阁，这些东西都应该丢到垃圾桶里去了。这一点也正是立宪派最大的悲哀，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议会道路、政党内阁制度无法在中国推行，因为中国的传统权力结构建立在兵权的基础之上，他们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形式上是文官政治，实质上始终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最基本也最简单的道理，而熊、梁的这次组阁，实际上是为国会无疾而终准备了条件。熊梁内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国会组成以后，既有国会的支持，又有大总统袁世凯的信任，一致获得舆论界的好评，那时候的梁启超好一个春风得意啊！但袁世凯心中的图谋，最终使熊、梁内阁只能以悲剧结束。历史证明他们的移植说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完全行不通。

　　国会在完成组阁以后，继续面临的二大任务，便是选举大总统和制订宪法。按理应该先制订宪法，有了宪法作为依据才能选举大总统，国会将来会制订怎样一部宪法，袁世凯是否愿意接受宪法的约束，这些问题都实际存在。按照临时约法，总统是虚位的，在议会政党政治基础上建立责任内阁。袁世凯显然不愿放下依靠北洋军阀支持所掌握的实际权力，进步党为了讨好袁世凯，建议先选举总统，然后制订宪法，这个方案受到国民党议员的断然抵制。于是黎元洪致电进步党的领袖梁启超，要求先选举总统，再讨论宪法的问题。当时大家都知道无论先选还是后选，总统都会是袁世凯，这是既定的格局，所以先选还是后选并没有多少区别。九月五日，众议院通过先选总统的方案，九月八日参议院也以高票通过先选总统的方案。但是如何先选总统也需要法律上的依据，于是先把宪法中有关选举总统的部分提前议决，然后依此具体进行总统的选举。九月十六日，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草案，接着在九月十七日、十九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两院合会逐条议决了宪法会议规则，以便正式讨论宪法的一部分，即大总统选举法，十月一日和四日，两院合会正式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进步党在五日召开党内的议员会议，建议以袁世凯为总统候选人，黎元洪为副总统候选人。十月六日两院合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从法定程序讲，袁世凯这个临时大总统到这时才转为正式大总统。十月十日是国庆日，正式举行袁世凯就职典礼。

　　接下来众、参两院的议题，就是如何完成宪法起草的任务了。《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所以政府无权参预宪法的制订。六月三十日，众参两院选出六十名起草委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起草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议会和行政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掌握国家行政权力的一方，包括北洋系和地方实力派，他们考虑的是由国会单方面制定宪法，难保不偏重政党议政决策这一方面，从而束缚行政首长的权力，致使国家统治力量的削弱，所以他们都主张应有行政权力方面的代表参加宪法制订工作。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与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黎元洪、蔡锷等意见完全一致，他们强调要有统一、集权、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伸张国力，所以袁世凯提出建立宪法研究会，作为起草宪法的预备，同时还聘请了美国人古德诺和日本人有贺长雄为政治顾问。这样袁世凯提前将他们起草的宪法大纲及各处关于宪法的意见书八十余件交给参议院，作为宪法起草的参照。然而两院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抵制了袁世凯对制订宪法活动的干涉，拒绝依照袁世凯送来的宪法大纲作为讨论的基础，而是自行起草，并且拒绝袁世凯派员参加讨论。宪法起草委员会确定了议事章程，以过半数通过为原则，选举了委员长和理事，分十二项，逐章讨论宪法的相关内容。袁世凯与宪法起草委员会争执的焦点是国务院总理的任命必须经众议院同意通过，这就限制了袁世凯掌握内阁的权力，为政党内阁开辟了道路。其次双方争论的问题是总统有没有权力解散众议院，争论的结果是总统必须经过参议院同意，才能解散国会。接下来争论的是总统的任期和能不能连任，讨论的结果是任期六年，不得连任，但可以再任，最后在袁世凯施加的压力下作出让步，改成五年一期，可以连任一次。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当选大总统以后，国会内的政治气氛发生变化，两院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内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分歧开始缩小，而是一致对抗袁世凯干扰宪法起草的工作。袁世凯如愿当选大总统，开始不把国会两院当回事了，他既不到国会就职，也不到国会发表政见。他在保和殿就任大总统时，把两院的议员安排在朝房内，既看不到也听不到他宣读誓词的内容和过程，国会两院的议员感受到被藐视，明白袁世凯不可信任。十月，在天坛起草的宪法接近完成，袁世凯与国会在宪法制订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为制宪权在国会，袁世凯不便直接干预，转而采取批评《临时约法》的办法来供给宪法草案，袁世凯派了八名代表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要求陈述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认为《临时约法》规定制宪权在国会，总统并无提案之权，故拒绝八位代表参加会议。这样国会两院与袁世凯在宪法起草问题上的矛盾尖锐起来，两者之间处于公开决裂的状态。于是袁世凯决心推翻国会，他借着攻击国民党二次革命，攻击两院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的国民党员，称：“其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他在十月二十五日通电各省都督，攻击“国会专制”，“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附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同时攻击各省之议会“依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文武官吏皆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求得各省总督的支持。没有相应的实力或者群众基础，议院要限制行政权力的专断，实际上是一句空话。通电次日，袁世凯通过机要秘书密电各省军政长官，要他们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各省军政长官果然迅即复电响应，一致攻击《天坛宪法》。袁世凯于是经内阁总理熊希龄副署，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这样国会两院议员只剩三百多人，不可能达到召开国会之法定议员人数，国会无形中瘫痪了，也就等于解散了国会。袁世凯还下令三日之内将国民党本部及各支部一律解散，在这样的背景下，进步党议员单独召集会议，商讨如何维持国会，两院议长与政府进行交涉，熊希龄提出实行五年军政的问题，要议会对总长负责。这样国会与袁世凯的矛盾，逐渐转移到熊、梁内阁身上。因为是熊副署以后才造成国会解体的状态，袁世凯借此把解散议会的责任推在熊希龄身上，进步党由此分裂为内阁派和国会派，那时剩余的国会派进步党议员大都属于议会民主派。二派争论的焦点，国会派主张取消解散国民党的命令，内阁派主张补选议员以维持国会。由于国会派不肯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于是熊内阁设法召集行政会议，各省派二名代表，中央各部门派一部分代表，共八十人，商讨迫切的行政事务。会议开幕时，全国二十二个省的都督、民政长、护军使共三十九人联名通电表示拥护袁世凯，电文宣称民元以来的议会政治完全失败，在立法方面一事无成。实际上政治会议取代了国会，解散了众议院。政治会议的议题，一是解散国会，二是修改宪法。次年一月十日，袁世凯根据政治会议的呈复，发布命令，宣布停止两院的各项职责，另行组织约法会议，增修约法，实际上否定了临时约法和宪法草案。国会两院正式解散，进步党陷于解体。接下来袁世凯迫使熊希龄主动请辞，进步党解体，熊梁内阁跟着解体。从清末到民国四年初，中国立宪派在全国推行立宪运动，经过四年实践，议会道路走不下去了，它不适应中国的国情，没有它顺利成长的土壤。国会的解散，进步党的瓦解，共和国的政体也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袁世凯走向复辟帝制的道路，从而引发军阀内战，共和国重新陷入长期混乱的状态。

十一、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

　　袁世凯所以能在清廷与革命派之间纵横捭阖，靠的是手中拥有这支自小站练兵起家的北洋新军，这支军队在形式掌握了一些近代军事技能，军官经过武备学堂训练，有近代化的军事装备，但在思想观念上根深蒂固的封建家长制仍没有变化，军官之间的袍泽关系依然存在，大家生死相依，对袁世凯惟命是从。袁世凯正是依靠自己在北洋军中这一层封建关系，通过军人干政，迫使清帝逊位，迫使革命党人交出自己的权力，迫使孙中山让位于他，采用软硬两手，以欺骗和不断兵变的方式窃取国家政权，最终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直到恢复帝制，最终还是自己手下实际掌握兵权的段祺瑞、冯国璋反戈一击，使袁世凯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记得毛泽东曾说过：“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点回头路，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辛亥革命以后走回头路，固然有革命派自身的不足，亦还有帝国主义的外来干涉。民初那几年的政治斗争，尽管让人眼花缭乱，最终还是让人们懂得军事实力决定胜负，不能处理好军队干政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让政治走上稳定的轨道。

　　民初这几年的政治实践也证明了议会政治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从而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准备了条件，在头破血流的绝望过程中，孙中山慢慢懂得在中国只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要巩固革命的军队，必须对军队进行坚强的政治领导。这才孕育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才建立起黄埔军校，确立党军制度，才懂得要用三民主义来统率军队，要在军队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军队内设立政治委员和建立政治部，才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运动，才有北伐战争，才有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才有党指挥枪。有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在武装斗争中打败新旧军阀的统治，才能建立人民政权。经过二十八年的武装斗争，才能从根本上打击和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如果回顾一下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民族从灾难深重之中走出，军阀统治下的国家分裂，帝国主义侵略下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人民慢慢觉醒，拿起武器捍卫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中国人民正是在这五十年与各种灾难作斗争中逐渐站起来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族走上了复兴道路，面对朝鲜战争那样大的军事压力，我们没有屈服，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我们也没有屈服，政治上孤立我们的图谋也没有得逞，中华民族从此走向独立自主、国家富强的道路。现在怎么能重新拾起一九〇八年《宪法大纲》这个破烂，作为我们新的起点呢？时代的背景大不相同了，难道我们还要重新走民国元年梁启超、宋教仁所坚持的那条议会政党政治的那条道路吗？什么军队国家化，那时可是袁世凯最早提出的口号，他是为了吞并南方实力派提出的借口。什么联邦制，那是民初地方实力派为了地方割据提出的口号。这些早已被历史否定的东西，难道我们还要重新在中国大地上试验一次吗？什么议会道路，什么多党制的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我们都尝试过，那些政治实践已经证明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民主、平等、自由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问题是不同时期不同的人们在这些口号的背后究竟要求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楚，现在我们究竟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发扬人民民主制度，在哪些方面给予工农大众更多的平等权利，应该怎样地更多地开放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如何加强舆论对权力的监督。总之内容要说具体，目的要说清楚，否则只是空喊口号，却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它只能忽悠人们于一时。如果高喊西方式政治口号，真是要我们如清末新政那样接受直接移植西方议会制度到中国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此路不通。记得，当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学校每周要集合学生举行纪念周活动，学生都集合在礼堂内，礼堂上挂着孙中山的总理遗像，旁边更有他的两句遗言，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老师的训词反反复复讲的也是这两句话，孙中山讲的也就是期望后人继续革命。从做小学生起，我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49年取得胜利，有了政权，不等于革命成功，我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他从西柏坡到北京只是进京赶考，取得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民族的振兴，为工农大众谋福利，为国家的富强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打江山是为了坐江山，那不成了改朝换代，把自己蜕化为新的贵族官僚资产阶级了嘛，为此毛泽东讲要继续革命也就是这个道理，不能拿了政权，丢了革命，满脑子我就是执政党，就应该当官做老爷，个人发财致富了，那样的结果必然是再让工农大众受苦受难啊！辛亥革命以来这一百年的历史，就是革命史嘛，怎么能告别革命呢？那当初参加革命又为了什么呢？为了国家的富强，那么国家的富强又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人民大众过上幸福的生活，人民大众不是抽象的，是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工农大众，所以形势好了革命的精神和传统不能变，现在有一股思潮就是把革命妖魔化，把共产党九十年的存在丑化、妖魔化，他们只准压迫，不准反抗，不准革命，如赵老爷不准阿Q革命那样。李泽厚与刘再复对话的主题就是《告别革命》嘛！这怎么行呢？他们究竟要我们走向哪里啊！没有辛亥革命、没有49年的胜利，那有今天，保持革命的传统和精神仍然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它会为中华民族开辟出全新的天地，路还长着哪。

　　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那篇文章中，说过那么一段话，他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值得我们警省，近年来认真研究我们自己近百年历史的氛围、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氛围确实是不浓厚的，那时言必称希腊的是指王明这些教条主义者，今天许多学者则是言必称美国，言必称西方的经典，什么都拿西方的尺子来衡量，好似我们革命胜利以后这几十年完全错误了，这不荒唐吗？所以类似杜光那样鼓吹清末钦定的《宪法大纲》的荒唐事会登堂入室，会迷惑我们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懂一点中国近代史，他们怎么能到处行骗呢？这个教训值得吸取。

　　毛泽东还告诫我们：“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我们过去搞革命应该这样，现在搞现代化的建设也是这样，我们当然要了解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还有他们的教训，但这毕竟是外国的东西，中国怎么办应该根据中国的状况，那就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些年来我们关注自己历史的氛围不浓，所以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的学生找工作最困难，为什么我们那么漠视自己的过去呢？甚至把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故意歪曲地讲中国历史的种种谬论奉为至宝，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糟糕和令人痛心的现象。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外国的东西，但上百年来我们学习外国的历史教训，非常深刻地告诉我们，他们总是要求我们依照他们指挥棒所指的方向转变，但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只能摸索着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决不能自卑自贱，并非什么都是西方的好。我们不是不要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即便是先进的好的东西，那也总得经过自己的选择、消化、吸收才能转化为自己的血肉；更不能忘记那儿有不少消极的东西，苍蝇蚊子不少，甚至血淋淋坑人的东西也不少，可得防范一些。

　　历史证明无论你完全照抄照搬哪个国家的东西，总是行不通的。过去照搬西方的议会道路，民初的历史证明了此路不通，后来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几十年的实践同样证明此路不通。只有了解我们自己的民族长期历史形成的特色和风格，扬长补短，才能走上光明大道。只有懂得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状，才能为未来指明前进的方向。根据这一百多年的经验教训，要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始终保持健康向上的状态，那么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军队的党建工作，坚持支部建在连队，坚持党指挥枪，军队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和常备不懈的战斗精神，也许是最根本的一条，有了它才有国家的稳定，才有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没有这一条，什么也谈不上。要动摇中国稳定的大局，第一条是动摇军心，如果军队思想建设削弱了，军事院校的教官们信邪了，如国防大学那个辛子陵那样的人物，到处胡说八道，如果真让他如此放肆，把我们军官们的思想都搞混乱了，对共和国而言，那才是最大的威胁。必须牢牢地掌握军队的政治大方向，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是近百年来我们必须牢记的最大历史经验和教训。我想杜光所讲的那些胡言乱语的是非，到此也应该很清楚了。向大家介绍一下钦定《宪法大纲》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也许可以使我们知道现在那些朋友再来鼓吹《宪法大纲》的事，在它的背后究竟包含有什么内容了。

　　有的朋友最近在《文汇报》上讲把握历史主义，必须把握好当代意识，才能把握历史。我们有些同志喜欢玩一些新名词，什么“把握当代意识”，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讲了，还不就是博古通今，毛泽东说过的古为今用而已，这个今，只能落实于中国的现实，可不能把西方那些时髦的词儿来偷换成什么“当代意识”啊！其实这些概念也不新了，也是一些陈旧的老套了。所谓历史主义，也就是从发展的眼光，恢复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指出它的真实相，揭示它的来龙去脉，说明其何以会有如此的发展趋势，讲清楚它的所以然，从现实需要出发，领会其中的经验教训，以得到有益于今天人们的认识和社会实践。而不是依照自己个人的需要来胡编历史，如袁伟时、杜光之流，明明是慈禧太后懿旨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偏要说成这是光绪皇帝与宣统皇帝的东西，那不成了骗人的东西了嘛，明明是皇权至高无上，偏要说成是民主制度的开创，这样用当代西方意识来阐释中国的历史，岂不荒唐嘛！当然从文艺作品讲，又有所区别。一部《三国演义》与三国的历史是两回事，它是故事新编，一个时代有它崇尚的观念，依照它的需要借历史事件来编故事，从而达到它所想往的目的，这毕竟是娱乐性的东西，是从话本演化而来，如果研究三国的历史，没有史学家会引用《三国演义》来讲那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那么我们要观察的是那个故事大体应有一点根据，它究竟想给人什么，对社会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

　　总之，历史与现实是紧密相连的，现实生活始终留有历史的痕迹，因为我们是从那儿走过来的，反之，我们读历史时，往往会感觉到现实，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可能完全摆脱历史的印记，加深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如何处理现实生活的矛盾也是有益的，问题是要我们把握当代生活的价值取向究竟是什么？我们该拿什么去反思当代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有许多朋友喜欢抽象地谈论民主、平等、自由、公正和正义，以及人性或者全人类，其实这种概念都是很抽象的，在不同时空，它们实际的含义是不同的，还是应该具体地讲，对大多数人民，工农大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不仅是绝对数字的提高，而且还要包括相对的地位，诸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相对关系、官与民之间的关系、老板与工人之间、商人与农民之间、所谓的“知识分子精英”与直接生产者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相对应的地位和关系，在与过去比较上，究竟是提高还是下降了。说到底还是要不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从谁养活谁的视角想一下，我们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贵族老爷们服务的专制政治还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人民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这个问题上，要讲具体的实质，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问题的实质是工农大众能否在各个方面实实在在的当家作主，各级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是对上面领导，还是对下面群众负责，官员们能否真正俯首甘为孺子牛。既要整治官风，也要改善民风，提高民众主人翁意识。所以把握当代意识，可不能赶时髦，如果要讲价值取向，那就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保护绝大多数人，那也不是抽象的，也就是具体地讲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利益，把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离开了这个大前提去看待历史和现实，那我们只会重犯辛亥革命前后犯的错误，说不定跟着别人屁股后面为全球化唱了赞歌，最终带来的还是殖民地化呢？哪儿会有你立足的一席之地啊？现在美国的议会给我们搞汇率战，美国海军远渡太平洋在我们领海身边的军事演习；东亚与东南亚的事，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干吗由你远渡重洋来插上一手呢？将心比心，如果中国的海军到你美国太平洋岸边搞军事演习，你会做何感想呢？而且他们还不断地在给中国上“人权”课，他们那么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指手划脚究竟为了什么呢！这可是美国佬送给我们的一帖很好的清醒剂。我们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但这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还得希望美国尊重一点中国的民族感情，正由于美国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所以我们还得强化一点维护民族尊严和爱国主义的情怀。千万不要把爱国主义说成是民粹主义。这里既有感情的问题，更有民族立场和国家的利害关系问题。

　　最近我与不少朋友就中国的现状和前途交换意见时，许多朋友对目前思想混乱的状况，都有一种忧心忡忡的感觉，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时兴了。”现在的状况，比五七年那时严重多了，不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且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也混乱得很啊！至于所以会出现这些思想混乱的现象，那是由于一些刊物报纸和出版物，专门夸大阴暗面，甚至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地惑乱群众，同时这也是由于我们的一些朋友只看问题，只看消极面，不看基本面，看不到成就的结果。我则不然，我始终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中国这条大船，经历几千年的考验，什么风浪都经历过，沉不了。中国共产党也是一条大船，也有快九十年了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刚过六十年，他们都还年轻力壮着呢！苏联和东欧垮了，我们还坚挺地举着社会主义大旗，作为一条在大洋上航行的大船，当然还会遇到风浪和险滩，我们是一条大船，它自稳的性能特好，什么艰难险阻都不可能阻挡我们奋勇地破浪前进。随着洋流的变化，时而打左舵，时而打右舵，那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时而速度快一点，时而放慢一点，这也是正常和必要的，船的航行总有需要它随机应变的情况，而这个变化，亦还是为了使我们这条大船能继续乘长风破万里浪，勇往直前。虽然自己在三十多年前，连党籍也被“开除”了，而且还被关押了十多年，当我想起介绍我入党的陈仲信，在胜利解放时就牺牲在敌人的子弹下，我无怨无悔，关就关吧，反正我的信仰没变吧，蹲监狱反而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好好静下心来读书了。一以贯之，表里如一，这是我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与人为善则是我待人的基本态度。这一点我与那些自称所谓“老共产党员”的那几个诸如辛子陵、杜光、胡绩伟之类民主革命派不同，过去他们本来就是党的同路人，现在认为机会来了，跳出来表演自己本来的面目了，什么“两头真”，恐怕不对，前面一头是假的，压根儿你们从未真心为党的事业奋斗过，现在的言行，才是你们真实的本来面目，你们也是一以贯之，不过你们宣读入党誓言时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吧了，这样做也太缺德了吧！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对于你们那样以“老共产党员”自称的人实在耻以为伍，历史会给你们立传的，放在那一栏，那你们自己去对号入座吧！不用我言了。现在我人也老了，去日苦多，来日苦短，能做的事不多了，尽管现在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前途始终既忠心耿耿，又充满信心；中华民族前途无量，故仍然是“慨当以慷”。当然，看到这些所谓的“老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那就仍要“忧思难忘”，但这既不能是杞人忧天倾，更不能自己吓自己啊！他们就那么几个人，能量有限，所以千万不能丢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否则的话反而不仅害苦了你自己的心情，还伤了神。当然，对于现在流行的种种错误思潮，要敢于大喝一声，并直言相告，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最基本的出发点。

来源：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