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经济史学会、武汉大学、三峡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于2012年9月14日—20日在武汉大学和三峡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以及美国、日本、印度等地的18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会议收到论文120余篇。与会学者涵盖了中国经济史学会所属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世界经济史四个专业委员会，是近年来国内举办的参会人数多、年轻学者多、提交论文多、地区分布广的一次中国经济史年会。

　　此次会议共安排了两场大会主题报告和四场分组讨论，并于9月15日下午各专业委员会举行了新一届的理事换届选举。与会代表的论文及发言主要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道路”这一主题，内容涉及历史时期的商品经济、市镇与商人群体；财政、金融与货币政策；企业、公司制度与产业经济；农田水利、农业经济与农村问题；制度经济、政府职能与中外经济发展路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新趋势等。兹概要总结如下。

　　一、商品经济、市镇与商人群体

　　自亚当·斯密提出市场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发展的论点提出以来，商品经济的研究一直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并不断拓展到商路、商镇、商品运销以及商人群体（商帮）的研究领域。

　　在商品经济与市场研究方面，论文选题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不断扩展和加深。魏明孔《唐代吐蕃时期商品经济述论》，利用《吐蕃简牍综录》等考古出土文献，通过对吐蕃时期本土地区以及占领下的河湟河西等地区商贸活动的初步考察，归纳总结出吐蕃以马匹及其畜牧加工品输出为主的特色贸易。任放《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的结构》则从整体、宏观层面考察了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强调城乡之间的连续性、互动性和复杂性。林文勋、张锦鹏《中国古代近海市场形成及历史启示》对以前学界较为忽视的近海市场的形成、特点及其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它形成于唐宋，到明清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兼具海洋市场与内陆市场的区域市场，以对外贸易为支撑，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和枢纽。

　　区域之间的贸易发展与地区经济及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李庆新《“南海Ⅰ号”沉船出水遗物的初步考察》通过沉船出水遗物——瓷器、铜钱、铁器等金属制品——考察了宋代商品的生产与外销，为我们展现了海洋社会生活场景。杨建庭在《清代前期浒墅关于苏州商品市场》中以浒墅关为例，从流通角度对苏州的粮食市场进行了初步研究，探讨了税关在一个城市或区域内的作用。高福美则在《清代前期的崇文门税关及其商品流通》中对作为外地进京货物重要的税收机构——崇文门税关进行了探讨，揭示了清代北京城市消费的各类商货的来源情况。周建明《民国时期广西与香港的贸易》探讨了广西与香港两地之间贸易的物品类型以及对广西社会近代化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探讨国际间的贸易发展无疑是世界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印度学者奥姆·普拉卡什（OmPrakash）《近代早期世界贵金属向印度的流动》（王雪莹译）通过计量的方法，分析了16-18世纪世界各地金属流入印度次大陆的情况。林珏在《入世以来的中美经贸发展及近年两国摩擦不断的原因分析》一文中认为随着中美之间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双边摩擦也随之增多，其症结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田中景则在《中日双边贸易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中指出中日两国应保持政府间政治稳定，尽早建立中日韩和中日自由贸易区，以此保证中日双边贸易长期快速发展。

　　从基层市镇到内陆及沿海的城镇港口的研究不断受到学者的关注。许檀、吴志远《明清时期河南清化镇的商业》以田野考察所得之碑刻资料为中心，对明清清化镇的商业进行了考察，指出其地处河南、山西交界，山西泽潞地区的铁器南下、河南的粮食北上皆以清化镇中转，加上本地的药材、花炮、竹器等重要商品输出，共同促使了清化镇商业的繁盛。石莹《明代中叶汉口镇之兴起》纠正了以前学界将汉口的兴起归因于成化初年的汉水改道，认为汉口的兴起自有其内在的条件和原因。目前学界对于上海何以成为航运中心研究着墨不多，范金民在《清代中期上海成为航运中心之原因探讨》中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认为独特的区位优势、江南腹地发达的商品生产等促使上海成为南北航运中心。水海刚《承继与建构：近代通商口岸的腹地变迁》则以福州港为中心，探讨了中国通商口岸与内陆腹地之间的种种经济联系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的一个侧面。

　　商人、商帮以及商会的研究成为此次与会代表关注的焦点之一。以前学界关注较少的沿海商人得到初步的研究。其中叶显恩《唐宋以来海南商人谱系刍议》阐释了海南商人所具有的“海量”精神，即海南商人海纳百川的包容情怀，认为海涵商道、胸怀宽广、放眼世界是海洋文化的重要内容。张侃则在《从月港到十字门：明代漳州海商严启盛史事考论》中细致考辨了漳州月港海商先驱严启盛纵横于闽粤海域的相关事迹，认为其活动具有深刻的王朝制度和地域社会的背景。徽商是中国社会最有影响的地方商人。张忠民《略论明清时期徽商商人精神的多元化结构》深入到徽商的精神世界，着力探讨了徽商的商人精神与商业伦理。认为徽商的商人精神呈现一种多元化的结构，具体表现为商人精神的内容和层面的多元化。吴晓亮《云南小家庭、世界大市场——以云南商号“仰光洪盛祥”账册为个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云南商人在境外生活的近代化场景。刘秋根《江西商人长途贩运》则通过解读地方文献《江西商人经营信范》，考察了江西商人所贩商品的种类、贩运地点与路线、地域帮会组织与合作、江西商人与牙商以及金融信用等相关问题。揭示了江西商人“小本经营”的特色及其成因。王翔《传统中介商人的近代演变》以江南“绸领头”为中心，分析了“绸领头”产生的原因、职能、性质及其发展演变。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认识近代手工业生产、流通及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张学军、孙炳芳《动荡中的坚守：直隶商会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凸显了直隶商会在规范市场秩序、缓解金融危机等方面做出的诸多努力。

　　二、财政、金融与货币政策

　　徭役制度是古代经济史、特别是赋役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耿元骊《宋代官户免役与限田之制研究》通过梳理相关史实，分析官户免役以及民户与官户纠役的过程，展现了宋代役法执行的一个侧面。刘永华《明代匠籍制度下匠户的户籍与应役实态》则通过对《四川各地勘案及其它事宜档册》中的两件司法文书的解读，对于明代匠户制度下匠户户籍的内部构造与住坐民匠的应役实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透过此种制度运作的实态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王朝制度与民众生活之间相互影响。

　　货币经济涉及钱币、钞法以及发行与流通诸环节。王文成《元朝至元十七年江淮行钞废钱考》从货币替代的角度，集中就元朝江淮行钞废钱的源流、影响及其反映的市场价值体系等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戴建兵、许可《乾隆朝铸币与GDP》则从铸币的币材开采、收购的投入、币材运输等生产成本入手，估算出乾隆朝铸币量，并进而分析铸币量对GDP的贡献，此种分析是一种新的清代GDP研究思路。领券是中国银行业独有的发行制度，马长伟《民国时期纸币发行中的领券制度》通过援例领券、依法领券、集中领券三个阶段的阐述，梳理了民国领券制度的历史进程，并分析其作用和历史意义。刘巍《改革以来中国的物价波动分析与货币流通速度预测》通过分析1979—2008年中国物价波动的历史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的关系，指出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货币变量应该是货币流通。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只关注货币供应量而忽视流通速度是不妥的。刁莉《市场交易、货币形态的历史发展及货币的合约功能》以市场交易为切入点，从合约的角度考察了货币的历史形态、演变过程。认为货币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具有合约功能，这种功能可以更节省交易费用。

　　民间借贷、典卖以及金融体系一直是经济史学界的重要主题。陈新立《清代湖北天门县民间借贷探析》聚焦于146件湖北天门县熊氏家族典当借贷契约，认为湖北民间借贷资本具有宗族化、多元化经营的模式，从而增加了民间借贷资本市场竞争力和风险承受能力。邓亦兵《清代前期京城房屋交易》考察了清军入关之后的北京住房制度与房屋贸易情况之后，指出在房屋买卖中，有专以出租为目的的房产买卖或典卖，并衍生出活卖、绝卖方式以及典房产和房屋抵押形式。黎志刚《“高利贷”：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追溯了“高利贷”一词的历史渊源，并对其划分标准进行了辨析，认为高利贷与其说是一种经济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政治与文化概念，主张使其回归到借贷关系的经济本质。刘梅英《我国民间金融组织网络述论》以上海钱庄为例，指出钱庄通过同业公会、商会把钱庄与银行、工商企业紧密联系起来，使得网络呈现了层次分明、联系多重、动态流动的特点。

　　财政政策及其相关的漕粮、盐政、证券等相关问题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张研《乾隆朝的经济繁荣》从宏观层面考察了乾隆一朝诸如市场、财政制度、租佃关系、雇工制度等方面的发展变化。陈锋《晚清财政说明书的编纂与史料价值》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对于晚清重要的经济史料——财政说明书的编纂缘起、宗旨即过程，编纂特点及内容等进行了仔细的梳理，认为这些史料是研究清代后期的财政以及财政与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吴琦《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清代漕粮截拨》认为清代有效的利用漕粮的实物特性和优势，或截留地方，或调拨他处，或充实地方仓储，或用于地方兵饷，或用于赈灾平籴。漕粮截拨成为朝廷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徐凯希《曾国藩与晚清盐务》从川淮争岸为切入点，分析了曾国藩推行“票法”的内容及影响。孙建国《论民国时期证券经纪人信用管理制度多元结构》认为民国时期的政府与市场交易机构加强对经纪人信用管理，以及同业公会的自律性管理，对于经纪人信用管理制度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今仍具有参考意义。宏观财政制度方面，王丹莉《集权与分权——工业化初期的大国财政格局之演进探析》指出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分权在中央与地方的频繁博弈、集权与分权的反复更替中推进。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较早建立了完善的财政体制，马金华《英国财政现代化的变迁和启示》通过探讨英国财政体制改革、近代税收体系的建立、公债制度的设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四个方面的研究，为中国相关财政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三、企业、公司制度与产业经济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企业史研究日益成为经济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棉纺织企业在近代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任贤兵《略论近代湖北纺织四局的管理弊端》、彭涓涓《从湖北纺织四局到楚兴公司：一个清末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都聚焦于近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纺织四局，前者分析了官督商办的诸多弊端，后者则通过纺织四局私有化的过程研究，认为由洋务企业演变而来的新民营企业构成二十世纪初中国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纠正了以前学界一味否定洋务企业的做法。于新娟《国际背景下的近代中国手工业》以民国初年江浙沪三地棉纺织业为例，探讨其由盛转衰，以及在国际贸易背景下不断随势改良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发展点的曲折历程。罗萍《城乡产业互动与近代内地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发展》以裕大华纺织集团为中心，依托内地乡村购销市场，立足于“内地-内需-乡村”市场的发展路线，展现了后发型国家充分发掘本土经济内在动能，实现城乡互动的工业化路径。刘兰兮《浅论上海协大祥绸布店的两次改组》利用建国初年对资改造材料，以上海协大祥绸布商店的两次改组为例，透视了合伙制下产权关系的变化，探讨了合伙商业组织的制度演进。认为合伙企业具有共同出资、协议缔结并承担无限责任的特点，从而导致企业的不稳定性。

　　工矿及其他企业相关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钞晓鸿《清代前中期京西煤窑股份的生成与让渡》利用1950年代邓拓先生在京西调查所得煤窑契约等文书，揭示出民窑开采程序、不同层次合同的签署收执以及煤窑股份的筹措与让渡等问题。薛毅在《20世纪中国煤矿城市发展述论》以占资源型城市比例最大的煤矿城市为例，论述中国煤矿城市的兴起与演进，总结中国煤矿城市的特点。赵津、刘凤华《日本控制下“永久黄”团体留津企业研究》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为例，从组织、人事和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变化，揭示了日本占领下民族企业的生存状态。肜新春《厂商、竞争与中国电信业的发展》认为建国以来，我国电信业的发展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完整过渡，通过政府对行业发展的有效规制，以及发挥厂商在市场中的竞争作用，逐步使得电信业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杨在军《家族企业长期地位探析：基于家族与企业关系》从宏观层面重新解读中国家族制度与家族企业长期普遍存在的原因所在，认为现代化并没有抛弃家族企业，家具有现代化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工业发展与地区经济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刘义程《近代江西工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探析》认为导致近代江西产业资本严重短缺的原因在于税赋繁重、战事频繁、观念落后等。张笃勤《抗战时期武汉工厂内迁损失研究估计》认为晚清武汉良好的工业基础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其内迁损失惨重，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前都未能恢复到抗战前水平。游海华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运动》中认为抗战中后期，闽粤赣皖浙五省毗邻地区的国统区成立了月500个左右的工业合作社，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并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工业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参考指标。申晓勇《20世纪50-70年代国防工业化与中国西部工业化路径的选择和反思》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因为国家将国防工业重心放在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西部钢铁、机械、电子、石油化工以及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国防工业在西部“嵌入式”发展模式造成了二元经济结构和条块分割，不利于西部地区工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段娟则在《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中以攀枝花创业时期的发展模式为例，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统筹协调与有效整合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和重要性。于文浩《工业化进程及其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综述》在梳理学界已有的关于工业化进程的事实、工业化进程与居民收入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的基础上，认为未来研究的方向应在定量研究、农村居民收入与工业化的复杂关系上面。林柏《1979-1991年中国工业技术引进及其绩效分析》认为中国更多地是通过引进和仿制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改善和增加资本存量的性能和数量，从整体上海停留在模仿创新阶段。李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传统和现代因素关系的处理》围绕产业自主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系问题，从经济史的视角，总结了日本近代产业对传统与现代因素融合推进产业自主发展的成果经验，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借鉴作用。

　　四、农田水利、农业经济与农村问题

　　理解农村就是理解中国，因此对于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简称“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关注的核心课题。贾俊民《论三农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和学术界提出三农问题的原因、过程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讨论。而其他经济史学者则从历史的视角，对不同时期的田地分配制度、农业耕作、作物种植、农田水利、家庭手工业、小农经济乃至农民贫困化等社会问题等展开了充分的探讨。

　　在土地制度方面，谢作诗《论井田制的劳动交换契约性质》从契约论出发，认为井田制下的劳役地租是一种交换安全保护的费用。“井田”之废实乃“公田”之费，确认土地私有产权，用实物租税契约取代劳动租税契约，这就是所谓的“废井田，开阡陌”。王大任《压力下的选择——近代华北农村土地关系的衍化与生态变迁》从探讨近代东北地区生态系统与农民经济的互动关系入手，提出生态压力导致大土地所有者的资金从乡村撤离，造成该地区自耕农经营的主导地位和均贫化的出现。

　　农业种植与农家经济方面。方高峰《六朝时期长江中游民族融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六朝时期长江中游侨流人口的土著化与少数民族的汉化，成为推动该地区经济开发的动力。张天虹《唐代长安的种植经济》从“窦乂种榆”入手，揭示唐代长安种植业的发展及其与长安社会的互动。认为长安的种植活动不限于庭院经济，而是城市商人、商业与市场联系在一起，促进了长安各产业之间的关联和物质流通与人口流动，从而冲击了坊市制度。苏金花《唐五代敦煌绿洲农业的特点及其评价》总结了敦煌绿洲农业的三个特点：首先具有完善的灌溉系统和灌溉管理制度；其次，是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多元交汇的产物；再次，实行农牧并重的生产结构。孙洪升《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额茶研究》系统介绍了麦克法兰对于茶研究的独特视角和方法。丰富了我们对于人类历史的新认识。陈国灿、建红英《突破自给自足模式：南宋时期江南农村的家庭经济》则认为南宋时期，随着农村市场的成长和社会经济的高涨，江南小农经济开始突破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呈现朝着市场化、商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史志宏《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粮食亩产量及总产量再估计》根据历史记载并参考近代的调查统计，分别讨论了水稻、旱粮在不同农作方式下的亩产，在此基础上估算出十九世纪全国粮食产量大约在3502-3853亿斤。陈洁则对当代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在《当代中国小农经济的新特点与共产党领导农业和农村工作必须坚持的历史经验》中，作者认为目前小农经济依然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但已经发生了兼营、规模化、组织化趋势和农户之间的分化现象。

　　农村家庭收入和居民家庭生活水平方面。张丽《无锡近代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研究了无锡农村从1840到1940年代的经济结构变化：先是家庭棉纺织业被蚕桑业取代，后来蚕桑业衰落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而导致农民生活水平的下跌。李金铮《题同释异：中国近代农民何以贫困的论争》认为近代中国农村问题不应纠结于农民是否贫困，而是农民为什么贫困，农村经济为什么落后？学界目前的单因论、多因论和双重因素论等阐释，都需要继续进行大量实证研究，才能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隋福民《华北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与结构的历史变化》基于保定11村农户经济调查资料，分析了近70年来华北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及结构的历史变化。统计数据显示，保定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930年的51.03元增加到1998年的297.33元。朱高林《毛泽东时代我国农村居民文化生活考察》认为这一时期我国农村有线广播入户率之高、人均电影观看次数之多在世界是无法比拟的。李文《改革以来农户的兼业化发展及其原因分析》认为农业经营比较效益低、机会成本高等因素导致了农户兼业化。宋士云、吕磊《2002-2010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实证分析》指出在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农村金融与农户借贷问题。龚关《政府、社会与农村合作金融的命运》以民国时期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民国时期农村金融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行为、社会结构与行为方式的变动不利于合作基本原则的贯彻，从而导致合作的异化。康金莉《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关于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理论思考》运用制度经济变迁理论，探讨了近代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的特征及原因。认为国民政府的干预在促进了农业合作金融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其低效率。赵学军《华北农户借债用途的结构与变迁》则在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指出从1930年到2000年的70年中，农户借债用途发生了由非生产性借债为主转向生产性借债为主的变迁，反映了农户自身经济环境的变迁。

　　乡村工业化问题一直都是乡村史研究的重要议题。王玉茹、张玮《乡村土布业与县域经济社会》强调乡村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地方精英、市场条件之间的多向互动关系，并以高阳县的土布业为个案，探讨了市场、权力之间的匹配关系对区域工业化的作用。常明明《20世纪50年代前期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历史考察》则认为乡村手工业具有生产分散、资金有限、规模狭小、季节性强、依附于农业的特点，并且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其从业人数和产值逐步下降。

　　水利建设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措施。廖艳彬《从档案史料看清代基层水利系统的建设管理》通过对江西丰城县堤防水利的考察，探讨了清代基层水利与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金诗灿《黎世序与嘉道时期南河的治理》透过黎世序治理黄河的经历，揭示出嘉道时期河政的一个侧面。朱正业、张宇健《北京政府时期安徽治淮方略的历史演进》则通过比较《导淮兴垦条陈》和《治淮原委计划图说》，指出北京政府时期治淮方略呈现三方面的变化，即规划的科学性不断提高，方案的可行性逐步增强，立足的地域性日益凸显。

　　五、制度经济、政府职能与中外经济发展路径

　　政府行为对于经济及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张利民《近代中国城市税收与经济管理的初立——兼论国家权力的下移》指出，近代以后在各国租界和殖民城市管理体制的影响下，一些城市开始建立新的税种和税收机构，并且趋于制度化和规范化，其征税对象也包括最下层的普通民众，由此体现出国家权力的下移。罗桂林《国民政府初期福州的城市税负与社会抵制》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提出因为国民政府初期福州城市的税负，即各类城市捐税不断加重，从而引发了市民的各类抗税斗争。胡俊修、田春丽《市政整顿与民生冲突——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探析》认为市政当局背离民生的执政理念，警察与摊贩之间猫捉老鼠的错位关系，使得下层民众成为冲突的参与者，报刊舆论成为催化剂，从而加剧了城市有关摊贩的管理问题。郭立珍《近代上海饮食消费模式变迁及其影响探析》主要利用了王韬、孙宝瑄、英敛之、鲁迅等人的日记，考察了近代上海居民的饮食消费模式变迁的过程、动力及其对上海餐饮业、食品加工业的影响等。王学庆《市政公用事业改革与监管问题研究》认为只有通过建立合理的经营、监控制度的办法，实现市政公用事业“公益性”与“经营性”的有机结合，“公益性”为本，“经营性”为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经济发展道路方面不断探索前进，与会学者对此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赵梦涵《新中国早期经济发展道路的经验与反思》认为新中国早期的经济道路是在“共同纲领”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确立和发展的。通过三大改造，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国民经济走上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李占才《试析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时代性》梳理了从新民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郑有贵《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丰碑》指出我国创造性的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是经历了陈云关于社会主义必须由两种经济的论断、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以及中共十四大以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三个发展阶段的结果。迟爱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什么在1992年确立》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的理论结果。武力、肖翔《不均衡与均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逻辑——兼对十六大以来中共关于经济发展思和政策的考察》指出由于中国复员辽阔、地区、城乡、行业差别较大，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从计划均衡到市场非均衡发展思路的转变，而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实现社会均衡发展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地区性经济政策进行重新认识。如张连辉、苏少之《再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动因》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文革”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大跃进的失败，促使毛泽东放弃了同时实现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生产关系变革的方式，转而诉诸首先通过“文革”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焦建华、黄霜《政治优先于生产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指出毛泽东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治斗争的需要，认为政治才是决定性因素。陈东林《评价三线建设战略的三个新视角》主张从国家安全、经济效率、区域经济发展三个方面重新评价三线建设的历史价值和意义。高伯文《海西岸区科学发展与东部率先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彭连港、李佛赏《东北经济区振兴新策略的探索》从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出发，分别对于海峡西岸、东北经济区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和发展路径。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对于背后的原因也引起了学者的热议。郭旭红《中国经济崛起——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分析》利用1980-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投入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中国经济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的贡献。瞿商《中国经济崛起原因探析》则认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在于两方面的合力，一方面通过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人口，并通过教育提升了人力资本。另一方面通过对内调整产业结构，对外引进外资和技术，使得中国从后发国家跃升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将工业化推进到中期阶段，带动了经济增长。姜长青《改革开发初期经济调整推动体制改革》认为改革初期的经济调整促进了人民商品经济意识的发展，从而导致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从全球视野来探寻中外历史上的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中外经济史学家共同关注的话题。颜鹏飞《关于发展的多维度思考》认为必须正确区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科学发展与非科学发展，倡导科学的发展观。李则鸣《文明史上最富于生命活力的经济发展形式》简要分析了古希腊典型、古中国春秋战国过渡型、美国开创型三种经济发展形式。韩琦、曹龙兴《论智利大庄园制度的起源》认为智利大庄园起源于国王分配给殖民地的恩赐地，并最终演变为合法的私人大地产。周见《涩泽荣一的中国观》分析了这位日本近代财界的领袖人物，并对其主张的“王道主义”对华经济扩张路线做了简要的评论。雷鸣、邓宏图《传统社会下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形态及其演进：从结构主义到个体主义》、《近代中日两国历史演进的比较制度分析：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例》分别论证了理论界对君主专制主义认识和方法论从结构主义向个体主义的转变，以及中日之间变法成败的制度成因。张乃丽《战前日本的经济成长路径研究——跳出贫困陷阱的另类模式初探》分析指出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获得了2.3亿两的白银赔偿和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全部满洲和南库页岛的实际控制权。日本用所获得的巨额资金在世界市场换取了投资必须的资本品，经济增速大大提高。李洁《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砖国家制度变迁研究》指出了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内部结构缺陷，包括产权制度界定不清、政府公权压制市场机制、路径依赖制约经济内动力等，并提出要不断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解决上述诸问题。

　　六、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新趋势

　　关于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何晓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历史经验》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近60年的曲折历程，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史研究的世界眼光、本土特色与规律情结，另一方面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王日根《中国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索》综合全面检视了经济史研究的七大主题：即环境对环境的改变、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中国经济的“府库充盈”与“藏富于民”、中国经济的“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中国经济的“士农工商”四民秩序、中国经济的传统内发展与近代化、中国经济的多元性、边缘性与中心，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等。陈争平《经济史研究若干基本问题探讨》则认为经济史研究必须“一通”，即“通古今之变”；“二合”，即融合社会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于一炉；“三侧重”，即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侧重实证分析，短期考察与中长期考察相结合，侧重中长期考察，突变因素与渐变因素的考察相结合，而侧重渐变因素的考察。另外，作者还就经济史学如何预测未来，史无定法与方法规范化、关于经济史中的“人”的研究以及关于GDP的研究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赵晓阳《2011年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研究综述》根据全国各种期刊统计2011年近代经济史论文近400篇，其中财政金融、三农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

　　董志凯《如何认识经济史研究中的“史无定法”》针对吴承明先生提出的“史无定法”，阐明了背后蕴含的深意。吴先生重提“史无定法”是为扩大眼界、博采众长。应该做到经济史研究的五个层次和历史研究方法的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依照吴先生所言，经济史研究的五个层次分别是历史条件、经济运行、制度、社会与思想文化。而历史研究方法的三个层次，一是世界观意义的方法，是从整体上指导研究的思维工具；二是认识论意义的方法，是解释、求证、推理的思维工具，其中又分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两种。三是专业和技术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经济学、计量学、比较研究法等。杨祖义《经济学东渐与中国经济史学的成长》则考察了经济史学的起源，以及西方经济学东渐的过程和影响。他认为经济学东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胚胎培育了成长的土壤，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经济史学成长的学术路径，中国经济史学由此逐渐成长起来。

　　综上所见，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中国经济史诸多领域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所提交的论文许多都代表了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和新的议题，揭示出若干理论以及方法论上的新创建，为经济史学界进一步以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概言之，笔者以为此次会议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新材料的挖掘和使用。史料是经济史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石，此次会议提交的许多论文在史料方面不局限于传世文献，而是广泛挖掘各类民间材料，包括碑刻、土地契约、借贷契约、考古材料、村社文书、档案材料、日记等，从而深化了相关研究。第二，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经济史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融合，而从提交的会议论文来看，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学者们广泛借鉴了诸如计量数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等学科方法。比如运用计量方法统计十九世纪粮食总产量、清代GDP总量、近代华北农家人均纯收入等。再如用政治学的视野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济制度选择等。第三，学术探索和现实关怀相结合，做到古为今用。中国经济的许多现实问题都需要放在与其相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考察，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和正确的理解，中国经济史研究为中国现实问题带来了历史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必将极大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并为中国经济建设发挥更大的贡献。

　　本届年会按学会章程进行了理事会换届选举，经民主投票选举表决，选举了新一届的理事会。推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兰兮研究员为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明孔研究员为秘书长。

　　2012年8月18日，为了纪念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逝世一周年，来自海内外30多名专家学者集聚在吴老生前长期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同经济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当代经济史研究室的各位同仁一起，共同回顾吴老不平凡的一生，深切缅怀吴老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与学术风范，坦诚交流对吴老一系列重要学术思想与方法理解和体会，并畅谈自己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创新与发展的看法与建议。各位学者专家们的发言感情真挚，内容丰富，思想深邃，精彩纷呈。兹将其主要内容概述如下，以飨读者。

　　一、 吴承明先生生平事迹、学术贡献与道德风范

　　这次会议内容共分二部分，第一部分由吴承明先生生前的弟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经济所”）副所长刘兰兮研究员主持。刘兰兮研究员首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吴承明先生的生平，指出吴老早年曾从事经济管理与经济调查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时中科院经济所），在长达六十年多年的时间里，吴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力量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全球公认的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经济史学大师。她引用中南财经大学赵德馨教授的话，言简义赅地总结吴老一生治学的三个鲜明特点：一是“视野宽广．洞达中外．且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予以审视。”二是“注重定量分析．努力对一些宏观数量做出估算。”三是“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转移研究的重心，转换研究的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为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起到开辟道路和导向的作用。先生是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导向者。”

　　吴老生前助手，经济所苏金花副研究员接着介绍了吴老的生平与学术成就。她认为吴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修养深厚，学贯中西，融通古今，数十年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树立了经济理论与历史实际密切结合的研究典范，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史学家，也是公认的中国经济史学界泰斗。她指出吴老的学术成就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2，市场史研究。3，中国的现代化研究。4，历史观与方法论研究。吴老在研究方法上，提倡“史无定法”，认为一切经济学的理论都可以视研究对象的需要而拿来作为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

　　吴老的女儿，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吴洪教授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吴老的家庭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吴老妻子因病卧床休养长达31年之久，他几十年如一日，一面投入紧张而繁忙的研究工作，一面默默承担起打理家务、照顾家人和抚育小孩的重担，生活艰辛却始终乐观豁达。80年代中期，吴老正遭受妻亡、子丧等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却正赶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定稿出版的关键时刻。吴老咬紧牙关坚持写作，几至晕厥，终于完成这一重要历史性巨著。吴老温厚仁爱的人格魅力与刻苦治学的感人形象令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首都师范大学阎守敬教授在发言中特别指出吴老一生历经诸多政治动乱与人生种种劫乱，而能不折不挠，对经济史研究做出巨大贡献，这种精神与人生态度令人由衷敬佩。经济所陈廷煊研究员在发言中深切缅怀了吴老对自己一生的帮助和指导，经济所刘克祥研究员特别指出吴老是一个做事认真负责的人，是一个特别奖掖后学的人。并举吴老对待入党的事例，说明了吴老胸怀坦荡，不计名利，是一个特别令人敬爱的长者。江太新研究员在发言中也举吴老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为例，指出吴老在编辑中资史第二、三册时，许涤新先生早已过世，但吴老仍然坚持在署名时将许涤新先生列为第一主编。这部书在定稿时，吴老实际上在各位作者的原稿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地改写，但吴老却一直拒绝收取任何主编费，将全部稿费分发给各位作者。这充分体现了吴老不计名利的高风亮节。

　　二、对吴承明先生学术风格、治学方法的认识与理解

　　经济所董志凯研究员在发言中集中阐述了她对吴老“史无定法”这一重要学术思想的理解。认为史无定法之说并非吴老首创，但则吴老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并非简单重复先人之言，而是博采众长，基于对经济史方法论的全面认识。

　　经济所李根蟠研究员以“缅怀智慧之星”为题，畅谈自己对吴老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理解，认为吴老是一位“心怀大势”，而又“重视细节”的智者。其研究风格比较注重对历史进行宏观、综合的考查，但对于微观、细节的考证亦不忽视。继续和发扬吴老的研究风格，可以有效防止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碎片化”，即过于注重局部细节或个案研究，“见木不见林”的研究倾向。

　　经济所叶坦研究员以“怀念吴老，敬畏学术”进行发言，她在发言中首先畅谈了自己对吴老“史无定法”这一观点的深刻理解，认为这一提法改变了学者的惯性思维模式，“非一”，不绝对，不以某种方法定为一尊，体现了吴老作为一名学者，对学术本身的崇敬与敬畏。

　　经济所青年学者隋福民副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计量研究方面，吴老的态度是开放的，也是十分谨慎的。吴老生前曾明确指出，明中叶以前的经济史不太适合计量研究。在运用经济模型来研究经济方面，吴老认为一些经济学模型对历史作一些不合实际的假设毫无意义，不太主张从模型出发来研究经济史。

　　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在发言中从三个方面总结了吴老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一是学贯中西，极具国际视野，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吴老积极引进和介绍海外学界的学术成果和方法，充当了中西方交流的桥梁，启迪了一代年轻学者，引领了国内经济史学科发展的方向。二是在研究方法提倡“史无定法”，极具包容性。三是对明清以来国内市场研究及对后学的奖掖与帮助。

　　山西大学刘建生教授用“广博睿智，道德文章”八个字来概括自己对吴老的评价，缅怀了吴老对山西大学经济史学科建设与研究工作的长期的关心与支持，并畅谈了自己对吴老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学术风格及对吴老提出的“史无定法”这一学术观点的理解与认识。苏州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的方健先生认为吴老的研究理论与实证并重，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清华大学仲伟民在发言中认为吴老“史无定法”这个提法对于经济史学科的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三、吴承明先生启迪、奖掖后学的学者风范及其教学方法、办刊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郭松义研究员在发言中回忆了自己在同吴老长期交往所受到学问上的教益。特别指出，在经济史学科的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方面，吴老曾告诫从事经济史学者既要懂些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做计量的要尽可能计量，也要懂得历史学的知识与考证方法，这一点对他本人及社科院历史所的经济史研究团队影响极大。另外，在清史研究中，如何科学看待康乾盛世，是他本人长期以来比较疑惑的问题，吴老在给方行先生的信中，指出清代经济发展，制度落后，愈是盛世，愈是保守，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实际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看法全面客观，切中肯綮，令其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伯重在发言中回忆了吴老对自己的教育与培养经历，认为吴老是一位爱人以德的良师。对后进全力以赴进行培养；对学生的教育注重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兴趣不断向学生提供相关的领域的知识与海内外最新的学术成果，为学生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海内百川，待人谦和，但对学术本身是有原则的，对各派学者的学术观点及者优缺点如数家珍，不盲目顺从或接受，也从不隐晦自己的学术见解。

　　吴老的学生，华东理工大学吴柏均教授回顾了自己求学期间吴老对自己的指导与教育，指出吴老在对自己的教育中，首先注重史料，强调从第一手材料着手进行研究，加强理解和运用史料的基本功；吴老特别重视对国内外研究趋势和相关信息的了解和把握；在方法论上，既重视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又特别注意到计量分析的局限性，认为研究者需要意识到相关资料的缺陷及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吴柏均先生在发言中还对吴老的市场史研究及市场理论观点进行深入阐发。

　　河北大学刘秋根教授在发言中畅谈了自己对吴老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高度的认识，并以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剥削”为例，说明了吴老的学术著作与研究方法对其科研工作的深刻影响。

　　曾长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工作的经济所魏明孔研究员在发言中介绍了吴老长期以来对杂志编辑部工作的关心与指导，提出吴老曾以民国时期《食货》杂志短命夭亡的历史事迹，谆谆告诫编辑部的同志要坚持兼容并包的办刊方针。认为一个学术单位或团体出现学派是学事，但一个杂志如果只成为一个学派的发表阵地则是大忌，对于不同学派、不同风格、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一定要有容人之雅量。吴老的意见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的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四、继承先辈学术品格，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进一步创新与发展

　　会议的第二部分则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魏明孔研究员主持，与会专家学者踊跃发言，畅谈了如何继承吴承明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精神与学术品德，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今后的创新与发展。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丁长清教授指出，中外关系对于中国的影响至为深远这，但迄今为止，我国尚缺乏一部纵贯古今的通史性的，全面的中外关系史的著作，呼吁学术界重视，集中力量完成一套中外经济关系史丛书，尽快完成一部中外关系史的通史性著作。

　　厦门大学戴一峰教授作了题为《再论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生长点》的发言，他指出，我国过去的经济史的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只偏重于生产关系的考察而不太注重生产力的研究。也忽视了对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忽视了人们的经济活动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相互关系。我们应当勇于继承傅衣凌、吴承明等前辈学者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努力拓宽经济史的研究范围与视野，大胆吸纳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适应时代与社会的需要。

　　人民大学清史所夏明方教授发言的题目为“分工理论与中国经济史研究”，认为吴老关于存在没有分工的市场的观点，对于考察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经济的变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吴老关于市场演化动力的多元化与表现形态、发展路径的多样化的理论，对于人们理解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关系，理解和重视传统小农经济的效率与生命力尤为关键。

　　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在发言中，从自己在国内和英国和欧洲等地学习考察的人生经历出发，比较中英两国的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差异及其对各自农业生产、土地制度方面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深化了对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为什么会长期延续的认识，认为这种人类学的观察和体验对于经济史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的发言题为《经济史的实证研究：史料与方法并重》，她首先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及吴老对其长期以来帮助、教诲。指出经济史应重视实证研究，经济史的研究要创新而不是盲目趋新，她评论近来风行的中国历史上的GDP研究，认为进行这样的研究工作，现有资料条件尚不具备。她认为经济学的概念不能随意照搬，GDP是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概念，不能搬来研究经济性质不同的中国古代社会。她还指出经济史的研究不能只做计量，还要研究制度。现在有种风气似乎无计量，无模型不成文章，这很危险。

　　清华大学陈争平教授在发言中，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吴老经济史的方法论思想和他本人对当前经济史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的看法：1，注重历史研究的延续性，贯通古今。2，“史无定法”，经济史研究要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能够计量的要尽可能计量分析。孤证优于无证，多个证据的罗列要优于孤证，计量分析优于证据罗列。3，关于计量分析，他认为吴老晚年比较重视结构分析，相对价格的分析与全要素生产力的分析。他认为GDP的研究是可以做的，它是一种比较高层次的综合性的计量研究。在做近代史的计量分析，要注意区分GDP和GNP的概念，避免上纲上线，作无谓的争论。4，经济史的研究要有人物，反对光用计量模型来研究经济史，见数不见人。认为历史上的人物、人口、人群、人力等都是经济史应当研究的重要内容。

　　经济所林刚研究员在提交的书面发言中，认为吴老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研究，以探讨和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他以吴老对小农经济的研究和观点为例说明这一点，指出吴老高度重视小农经济的研究，强调小农经济的效率与生命力。吴老这些重要的观点和思想，值得我们下一辈继承并发扬光大。

　　2012年7月9日到13日，第十六届世界经济史大会（XVIth World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在南非小城Stellenbosch市召开。此次大会由南非经济史学会主办，Stellenbosch大学承办，汇聚了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余名学者。虽然参加本届大会的学者略少于往届，但由于地利之便，来自非洲国家的学者数量明显增加。另外，中国学者组织的分组讨论会数目以及与会的大陆、香港、台湾及海外华人学者人数均超过往届。世界经济史大会每三年举办一次，是全球经济史学者交流学术思想、把握研究前沿的重要平台，展现出国际经济史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及新的研究热点。笔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本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学术代表团的一员，向学界介绍此行的点滴见闻。

　　一、大会的会议议程

　　7月9日上午，本届大会在节奏欢快的非洲歌舞中拉开序幕。开幕式由南非经济史学会主席Sofhia Du Plessis博士和Stellenbosch大学经济系教授Estian Cautz教授主持，南非财政大臣Pravin Gordhan致欢迎词。哈佛大学知名学者James Robinson教授作了“殖民主义与南撒哈拉非洲经济发展”的主题发言。

　　简短的开幕式结束后，即在3个分会场举办经济史博士学位论文报告会。有9篇近三年来完成的论文角逐最佳经济史博士论文奖。其中，研究前近代的3篇论文是：Sebastian R Prange的“马拉巴尔海岸上穆斯林贸易团体的社会和经济组织：12至16世纪”；Pilar Nogues-Marco的“重金主义、黄金输出点机制以及18世纪早期欧洲的金条流通”；Dries Lyna的“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名贵艺术品拍卖中的文化建构：1700-1794”。研究19世纪的3篇论文是：Marta Felis-Rota的“历史视角中的社会资本：国际测度中的主因分析法及其经济学含义（1870-2000）”；Julio Martinez-Galarraga的“西班牙的市场一体化与地区不平衡（1860-1930）”；Florian Ploeckl的“关税同盟：形成与影响”。研究20世纪的3篇论文是：Tamas Vonyo的“战后重建与经济奇迹：1950及1960年代西德经济增长动态”；Morten Jerven的“非洲经济增长反思：中部及东部非洲的测度与实绩（1965-1995）”；Julius Agbor Agbor的“20世纪非洲殖民化与去殖民化的政治经济学”。每个小组产生一名优胜者。在随后的会期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史学者们围绕不同主题，在125场专题学术会议上展开了热烈的交流。

　　二、大会议题的特色

　　本届世界经济史大会的议题涵盖了从古至今各个时期、世界五大洲各个区域。因为首次在非洲国家举办世界经济史大会，此次大会显现出一些新的特色。

　　首先，非洲及其他殖民地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格外引人瞩目。开幕式上，James Robinson教授的主题报告就是讨论非洲的殖民主义。他认为，殖民主义确实曾经给非洲带去了新技术，传入与移植了现代制度，但它仅仅存在于殖民时期，没有将这些积极要素长期存续下去；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了消极因素，如种族主义、歧视、不平等，以及严重扭曲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等等。欧洲殖民者离去后，积极要素转瞬即逝，而消极因素却长期留存。在闭幕仪式上，James Robinson教授与瑞士国际与发展研究生院的Gareth Austin教授再次就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展开了学术辩论。

　　本届大会与非洲及殖民主义相关的议题有14个之多，占全部议题的十分之一强。它们分别是：“前殖民时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在与外在变动根源的相互作用（1450-1890）”；“19世纪和20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农业发展动态与农业制度”；“新非洲经济史：通向非洲长期经济发展之路”；“殖民地非洲的劳动力、工资与生活水平”；“非洲的企业家精神历史演进是否重要？”；“非洲与拉丁美洲的人力资本与发展”；“南非的工业化模式及其效果”；“全球土地攫取与非洲食物安全：按照哪种标准?”；“发展主义的历史根源：亚洲与非洲经验比较”；“发展与欠发展的殖民根源”；“全球视野中的殖民主义金融政策”；“帝国银行业：19及20世纪金融现代化输出中的帝国战略”；“殖民时期至今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货币与银行业”；“命运与政策：殖民主义与印度经济发展展望”。

　　其次，对中西方发展道路“大分流”产生原因的讨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依然热度不减。本届大会上与之相关的议题有：“‘大分流’解读”；“从18-19世纪早期贸易统计中寻找发展之源”；“‘麦迪森计划’：将安格斯?麦迪森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经济表现的测算工作继续下去的国际协作”；“福利与生产力水平国际比较的新视角”；“150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表现：事实与数据”；“清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研究：1644年以来的历史数据、方法论与例证”，等等。

　　第三，在当前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挥之不去的背景下，金融史研究成为本届大会上的另一个热点。相关的议题有：“全球史视角下的金融市场与金融管制：动荡之根还是发展之源？”；“1946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与金融制度变迁”；“单调而又多元的货币：为什么没有一种单一货币可以一统于下”；“中世纪晚期至19世纪全球的资金融通与经济增长”；“私人资本、公共金融与军事财政国家”；“重商主义与会计记录：中心-外围结构的比较分析及其对本土市场参与者的影响”；“19与20世纪的会计多样性”；“保险行业企业发展的比较史研究”；“18世纪晚期以来保险业国际网络的形成”；“发展停滞：19及20世纪早期的财产税”；“艰难时期中央银行的技巧”；“股票市场的历史研究”等。

　　第四，大会讨论的议题广泛涉及经济、社会的众多领域。经济史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涉及到了国家理论、国际秩序、资本主义理论、工业化、国际贸易、投资、产业组织、人力资本、创新与技术进步、自然资源与气候环境、饥荒与灾害研究、产权、战争与经济、战后重建、商业流通与商人组织、交通运输史、渔业史、不平等研究、社会保障、灰色经济、土地制度与土地的买卖与开发等各个经济领域。还有一些议题涉及社会问题，如人口与移民、妇女的经济角色、婚姻家庭，普及教育、妇女儿童的走私与买卖等。此外，也有一些议题涉及到的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如“计量历史学时间序列分析的新数据与新方法”等。

　　三、涉及中国经济史的议题与讨论

　　在本届大会上，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学者及海外华人学者共组织了7场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加上其他讨论会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文章，提交的学术论文约40篇，讨论的问题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 中国经济长期表现的计量及中外比较研究。

　　中国学者组织的这一主题的讨论会共有两场，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史志宏研究员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丽教授合作组织的“150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事实与数据”专场讨论会，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邓刚教授合作组织的“清朝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研究：1644年以来的历史资料、方法与实证”专场讨论会。

　　在史志宏研究员与张丽教授组织的讨论会上，马德斌、袁为鹏、张丽、Peter Foldvari、刘光临、管汉晖、史志宏、赵学军、隋福民、曲韵等10位学者先后宣讲论文。美国新任历史学会主席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对会议论文逐一进行了评论。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德斌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为鹏研究员提交了《鸦片战争前夜中国北方经济的货币与价格：基于统泰升账簿的证据》论文。两位学者利用统泰升账簿，揭示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华北地区的市场特点、货币使用、利息、物价、银钱比价的变动情况，并对中国式复式簿记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

　　荷兰乌德勒支大学Peter Foldvari的论文题目为《缩小差距：探索中世纪之前的早期经济》，认为农业是人均收入的重要指标，而农业危机在人均收入的变动中有着重要作用。两个要素可能推动了中世纪晚期开始的农业大分流：一是在亚洲和欧洲大陆先后引入短期地租合约的情况下，中国相对于欧洲较低的工资/地租比不利于对资本品投入的激励；二是不利的气候条件使得中亚和中国的资本品（特别是耕牛）价格较高，阻碍了资本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替代，以及土地单位产出的提高。而在欧洲，役畜特别是马的增加则带来了更高的人均产出。

　　张丽教授以《红楼梦中有关外贸的历史信息》为题，从《红楼梦》中窥探18世纪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发展。传统观点认为，当时的中欧贸易中，中国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商品的输出者。但她认为，《红楼梦》反映出另一幅不同的画面，即欧洲也向中国输出了很多商品。

　　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教授的论文题目为《中国经济数据的特点分析：1000-1600年》，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数据史料，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数据是基于人头税这一税收体制而产生的，唐宋以后的数据随着财政体制的变化而变化，明清以前的变化主要与消费税的征收有关，以后则主要与土地税相关。他指出900至1500年间的数据是较为可靠的，可用于定量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史志宏研究员的论文题目为《19世纪中期中国粮食产量的估计》，利用了从清代官方档案、地方志、著述及民间地契、收租账簿中搜集到的3000余个亩产数据，估算了19世纪中期中国粮食作物平均亩产量及粮食总产量，进而分析了明后期至19世纪中期中国的耕地面积、粮食亩产和总产、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学军研究员、隋福民副研究员和曲韵副研究员宣讲了他们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近百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户经济的转型》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国华北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历史变化（1930-1998）：基于保定11村农户经济调查的数据》。他们介绍了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历史、资料保存现状及该系列调查的学术价值，阐述了利用保定11村农户经济数据对华北农村人均纯收入结构和水平变化估算的初步结论，并提出了该项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逐一点评。他建议马德斌和袁为鹏要进一步扩大商业账簿的研究范围，并比对其他商业账簿。他赞同采用复式记账法对西方崛起不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对于Peter Foldvari的研究，他认为，直至1820年前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仍然达到同期英国的90%左右，从农业角度来探寻中西历史分野的根源是选错了方向，而应优先从城市工业等其他角度入手。对于张丽从《红楼梦》中读取历史信息的研究，他指出，尽管已知当时中国某些地区的工匠具备了修理和复制钟表等一些西方输入器物的能力，但其地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传播范围究竟有多大，仍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彭慕兰认为，史志宏对历史上中国农业基础数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非常有意义。研究和计算中国历史长时段的GDP并进行国际比较是重要的，但是，在耕地、作物产量、人口等诸多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和有争议的情况下，还不具备进行此项研究的前提条件，主张学者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基础数据的整理和研究上。彭慕兰充分肯定了赵学军等人利用无锡保定系列农村调查资料进行的研究，建议扩大了视野，进一步开发与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料。

　　一些学者并不完全赞同彭慕兰的观点，引发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最为激烈的交锋是目前究竟有没有条件进行长时段历史GDP的研究。Bas van Leeuwen、Peter Foldvari、Steve Broadberry等欧洲学者认为不能绝对否认农业在大分流中的作用，认为就目前的研究基础而言，进行长时段历史GDP的研究并做国际比较没有问题。彭慕兰则表示，相对于那些数据基础并不扎实的GDP研究而言，他更认同把工作重点放在基础数据收集、整理和阐释方面。

　　在王玉茹教授和邓刚教授主持的讨论会上，邓刚探讨了1800-200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准测量，王玉茹分析了清代粮价的波动，其他学者从货币、人口等方面做了讨论。

　　其它会场也有学者提交了涉及这一主题的论文，主要有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关于19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与荷兰比较的论文，日本一桥大学伍海鹰教授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表现与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动员的论文以及他对民国时期中国资本总额估计的论文，等等。

　　第二，中国货币与金融史的研究。

　　这也是本届会议的热门话题之一，共有两场专题讨论会以此为中心议题，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何平教授组织的“现代化之路：中国货币、金融的历史与思想”专题讨论会和日本学者黑田明伸组织的“货币的匿名性与多重性：为何不存在单一货币统治的一个原因”专题讨论会。

　　参加何平教授组织的讨论会的学者主要为来自中国京沪地区，也有几位日本学者参加。会上报告的主要论文有：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关于晚清西方现代金融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金融思想体系变迁的研究，王昉关于1930-194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金融思潮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关系的研究，复旦大学张徐乐对1950年代上海地区银行体系整合与改造过程的分析，何平对于中国古代铜钱流通过程中“短陌”现象的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兰日旭对山西票号组织结构的分析，北京大学张亚光对民国时期中国金融思想与意识形态的现代解构与阐释，以及河北大学戴建兵对1890-1935年间以白银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回顾与反思，日本东京大学黑田明伸教授关于中国铜币何以在中世纪的日本得以流通的论文，柿沼阳平的中国古代货币体系是否为多货币流通体系的论文。

　　黑田明伸教授组织的讨论会比较注重理论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其中王文诚、戴晴的《单一货币还是多元货币：对元代中国纸币与白银、铜币之间关系的研究》和黑田明伸的《1935年中国的纸币标准：顶层统一与底部多样化》两篇论文均涉及到中国货币与金融史研究。

　　其他讨论会也有一些文章涉及货币与金融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蒋清宏对货币供应与现代中国的经济周期的形成问题进行了讨论，梁成论述了铜钱在中国货币史中的地位，山西大学燕红忠论述了1650-1936间中国的货币供应、经济结构与发展趋势之间的相互关系，台湾学者林满红和梁启源教授论述了1874-1911年间中国白银贬值与国际贸易平衡的问题。

　　第三，关于中国商业贸易的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与付海晏教授组织了“全球化与中国商人组织的现代化”专题讨论会，重点探讨全球化视角下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新视野与研究方法。会上报告的论文有：付海晏关于晚清中国海外华商会的探讨，刘玲对18、19世纪扬州中国盐商的文化需求与京剧形成关系的探讨，马敏关于1911年前后中国、日本、美国商人之间的交流活动及其影响的研究，彭南生对上海马路商社的形成、分裂与合并的复杂历史过程中的权力斗争与权力结构的剖析，朱英关于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主要贡献及其研究方法、范式变迁的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熊远报对徽商钱会的组织、运作及其性质与功能的研究等。

　　台湾学者林玉茹教授组织的专题讨论会主要探讨近代化前期在东南亚地区活动的中国商人社团与东南亚各国商人社团制度方面的异同。其中，台湾中央研究院邱澎生教授从交易成本、社会成本的视角对18世纪苏州商人团体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互动作了研究，林玉茹对台湾商人“郊”会形成与运作机制及其社会功能作了研究。日本学者城山智子在讨论发言中认为，学界尚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商人社团的组织结构、治理能力及其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对于商业账本及中国传统的会计与记账方法的讨论，主要有袁为鹏、理查德·麦可、马德斌合作的论文《1850年前中国会计与簿记方法的发展：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云南大学吴晓亮教授亦以云南一家作坊“宏生祥”的账本为个案，讨论云南小家庭生产与全球大市场之间的关系。

　　第四，关于中国的土地与地权市场的研究。

　　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与韩国学者车明洙教授联合组织的专题讨论会以“现代化之前的土地交易”为题，吸引了包括著名经济史学家迈克洛斯基(Deidre McCloskey)在内的众多海外学者的参与。其中涉及中国问题的重要文章有：林文凯对清代台湾与英国现代化早期的土地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清华大学张黎、赵亮的对19世纪台湾方家的地权交易及其与资源配置以及家庭兴衰之间的关联性个案研究等。

　　第五，现化化进程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与世界经济的关系的研究。

　　吴晓亮、林文勋、王文诚三位云南学者组织了“现代化进程现代中国西南边疆与世界经济”专题讨论会，会议宣读的论文涉及云南与中国西南地区的生物医药工业、锡矿业、货币体系、城市化与商业发展及外国人在云南的生活与管理等多方面的研究。

　　此外，本届会议涉及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论文还有：美国著名学者彭慕兰的《政治与灌溉：现实困局与清代时期的历史透视》，马德斌的《石头、剪刀、布：清代中国的激励与信息问题》等。

　　四、第十七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将在日本举行

　　经过5天的热烈研讨，7月13日下午，本届世界经济史大会落下帷幕。闭幕式上，公布了3篇获奖博士论文和3份获奖海报。Stellenbosch大学经济与管理科学系主任Johann De Villers教授和世界经济史学会当选主席Griet Jie Verhoef教授分别致感谢词和欢送词。日本京都大学获得第十七届世界经济史大会的主办权，日方代表在京都的欢迎宣传片中向与会学者发出邀请，下届大会将于2015年8月在日本京都召开。

　　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代表团成员史志宏、袁为鹏、曲韵、隋福民均对此文有重要贡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承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李根蟠先生的厚爱，将两篇关于宋茶的拙文发表于该刊。又于1993年邀我参加在湖南张家界召开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史年会（会上忝任理事），在会上得以拜谒心仪已久的会长吴承明先生及结识多位师友，乃此次与会的最大收获。初识吴老即留下儒雅而博学的深刻印象。在此之前，我已拜读了吴老不少极具创见、颇富哲理的论著。如三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市场理论与市场史》、《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试论交换经济史》、《论广义政治经济学》、《论历史主义》等。总体印象是体大思精，益人心智。随学习的不断深入，深感吴老的论著以善于将复杂的理论问题以极朴实明快的语言剖析毫芒，说理透辟，发人深省而著称。最佩服的是吴老深湛的理论修养及高度概括的能力，善于总结阐释理论问题的创见。吴老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超一流学者，乃其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理论研究及实务而深厚积淀的厚积薄发，善于以思辩的方式深中肯綮。吴老的天赋亦很高，正如其爱女吴洪所说，吴老一生的心血都凝结在中国经济史领域。

（一）

　　再次拜见吴老已是在1998年上海的第四届年会上，我曾力邀吴老及其夫人文铭阿姨赴苏州小憇，以便求教请益，但吴老婉谢了，也许他老人家担心会影响我的工作吧。他说他曾到过苏州，对苏州的小桥流水曾留下过深刻而美好的回忆。我更后悔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常因公出差赴京，住在友谊宾馆，离北大较近，每晚必去邓广铭先生家拜望，邓先生谈兴颇浓，忆往论今，每至夜深，差不多有十余次之多。但我因吴府路远，竟一次也未能去拜谒吴老，否则当可获得更多教益。当时，我正在翻译日本著名学者斯波义信教授的名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译完已是2000年春节前夕。拜识吴老后，每年春节必向吴老电话拜年请安，顺便汇报一年中学术研究的情况。当我试探性地问起吴老可否给斯波是书中译本赐序时，吴老慨然应允，并说：1984年8月，作为中国大陆和日本唯一的特邀代表，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一次高层次中国经济史讨论会上，他和斯波再度重逢。是书日文本刚出即获斯波寄赠，他对斯波教授的大作评价甚高。吴老序称：“本书视野广阔，广征博考，蔚为大观，而持论极为严谨”；又说：“我以‘博謇’二字仰先生治学风范，以为本书实为汉学界一代珍葩。而本书的最大贡献，乃在以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对宋代经济宏观和微观许多问题提出创新的见解。”

　　后来，吴老还告诉我，早在1979年12月—1980年3月，吴老首次访日，即与斯波教授相识。关于这两次日、意之行，吴老晚年留有亲笔回忆录自述云：

　　我对“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这一课题的研究是从出国访问开始的。1979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4名中国学者访日，因是首次出国，社科院十分慎重，由院长胡乔木亲自审定刘大年和我两人，报李先念副总理批准，12月才成行。刘大年由东京大学历史学部接待，我则在东大社会科学研究所作外国研究员。项目之一是双方对近现代中国史研究的状况交流，我还作为日本“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会”的外籍会员，参加过几次他们的“合宿研讨会”，了解他们研究的观点和方法。日本学者很多是美国留学的，他们也介绍或使用一些西方的史学方法，尤其是计量学方法。在日本有许多台湾学者，他们常来找我，也提到台湾研究中国史的情况。此外，我在日本三个月，读了些新出的英文学术杂志，对西方当前经济史研究的动向略有所知。来个插话：这次刘大年是带女儿刘潞、我是带女儿吴岚去日本的，因为带她们去可以自家做饭，省下几十万日元；而省下的钱都自动归公。不过我们不愿归大公，而是归小公。刘大年给近代史所买了一部复印机（当时国内还没有），我给经济所买了一架英文打字机和两架台式计算器（那时还没有电脑）。现在出国访问的学者恐怕没有节约归公的了。

　　更重要的是1984年8月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在意大利米兰Bellagio召开的中国经济史讨论会。这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会议，主持人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出席有诺斯(Douglass　C.North)、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马若孟（Ramon　Myers）、罗斯基（Thomas　Rawski）；华裔美国学者王业键、李中清、王国斌，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刘翠溶；还有法国的白吉尔（Marie-Clair　Bergere）、贾永吉（Michel　Cartier）、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日本的斯波义信等，都是研究中国史的名家。这里也有个插话。我是费维凯直接来信邀请的，来信附有参加会议者名单，其中刘翠溶的地址中有“Republic　of　China”字样。我报社科院请批时，外事处认为有“两个中国”之嫌；经我写信去委婉地提出抗议、改为她在美国的地址（刘翠溶时在美国），才获批准。

　　这次会议名为“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acial　and　Temporal　Trends　and　Cycle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980—1980”（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空间与时间之趋向和周期性的国际讨论会，980—1980），本身就是个方法论命题。会议先发了一篇郝若贝的长文，将中国分为七个大区，又各有核心区和边缘区，按人口、赋税等计量，自唐至明，七大区各有两三个盛衰周期；大约是作为写作样本。会议通知还提倡论文用计量方法，不要过多地叙事和注解，显然是反对传统的考据学方法。结果，送会的16篇论文各有专题，没有一件是完全按照样本作的。讨论则大都集中在方法论上，各说各的；而对“周期论”大都认为没有内在根据。我发言中提出“史无定法”，我说历史研究中，“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无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太老了，必须放弃。”我当然是指我们习用的文献学、考据学方法。

　　巧合的是：九年后，我考取日本另一交流基金资助的访问学者资格，公派赴日逾年，专业领域（商业经济）之外，得以结识不少宋史、茶史学界日本著名学者，如佐伯富先生、布目潮沨教授（大阪大学名誉教授）等。也参加过多次吴老所说的“合宿研讨会”（即短期学术研讨会）；我们的待遇则好得多，有过二次假期旅游，从北海道至熊本，沿途到过不少城市。诚如吴老所言，虽在日本也十分节俭，但省下的日元则买了“四大件”带回来，也有部分交公——派出机构，当时还签了保密协议，唯恐日方知晓。正是在这次扶桑之行中，我有幸拜识斯波教授，蒙其赠以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新出大著《研究》，遂有译成中文本的念头（详拙译《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我还将吴老的大作（序）寄给刘东教授主编的《中国学术》，刊于书评版头条。吴老深入浅出的大序，无异于斯波名著中文本的导言。

（二）

　　真正有机会近距离领略吴老风采的是本世纪初在杭州召开的一次高规格小规模学术会议：“中国东南区域史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应邀与会者多为海内外著名学者，只有我是非专业学者，但关于此次会议之筹备与我相关，故略述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师从浙江大学名誉教授徐规先生攻治宋史，徐先生不仅视我若私淑，且又如亲炙，受教益甚多。李埏先生与徐师同师张荫麟先生，蒙李先生也对我多次赐教诲，视同弟子，缘此与李伯重兄忝为交游。我译斯波教授书得伯重兄助益甚多。约在2000年，伯重兄和我商议，可否在苏州举办一次小规模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为庆贺斯波教授七十寿辰及中文版大著的刊行，二为就上述议题邀请海内外对此素有研究的专家深入讨论。我请苏高中的同窗争取到一笔预算外资金，并定下了承办饭店。但正当要发邀请书之前，却因苏州要举办APEC财长会议，全部上档次饭店客房均被预定，我们原先所定饭店则要停业装修，无奈初拟改在清华举行。后浙大周生春教授争取到一笔资金，遂决定由浙大与清华合办，一波三折，2001年于杭州成功举办此会。中方首席专家即为吴老，此外尚有前辈学者陈桥驿等参加；海外则有Mark　Elvin、Peterk.Bol、岸本美绪、Richard　Von　Glahn、Joseph　McDermott、苏基朗等国际知名学者与会；还邀请了几位来自海峡两岸的中青年学者。会后，我找了一辆车，请愿意去苏州的学者游览了江苏名镇同里，并请吴江县委负责同志宴请与会学者，还赠送了小礼品，算是略尽地主之谊，弥补了此会未能在苏州召开的缺憾。事后，苏州市当时的主要领导还责怪我为何这么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不在苏州开？我只能无语。遗憾的是虽我再三力邀，但吴老挂念患颈椎病在京治疗的文铭阿姨而归心似箭，仍然未能再来苏州，足见其伉俪情深。杭州之行是吴老最后一次离京远游，时年已84岁。

　　会上各位学者发言踊跃，气氛热烈。主题报告每人规定十分钟而常超时，讨论时更是争先恐后。吴老静听了两天会议，最后在会上作总结发言，就各位学者的讲演高度概括其主旨，仅用了不到半小时，十分精辟。他又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全文见《多视角看历史：地域经济史研究的新方向》（《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一书的代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卷首）。他指出：“解释历史不是重建过去，而是今人与古人（历史文献）‘问答’，从交流中得到创新性见解。”这是吴老留给我们金针度人的治史箴言。这是我参加的数十次学术会议受教益最深的一次。

（三）

　　本世纪以来的十年中，我几乎每年去北京一二次，每去必诣府拜谒吴老。听吴老谈古论今，妙趣横生。吴老学识渊博，记忆力超常，令我叹为观止。有一次，吴老蹲在靠墙的书架旁找书，我赶紧过去帮忙；吴老从书架底层找出三本日本中鸠敏教授主编的《宋史?食货志译注》，坚持要送给我。吴老说：此书他自己留着无大用，对我会有用。我回家拜读后，此书确有大用，乃以宋志原文正文为纲，以注释的方式将宋代现存相关资料分门别类详加集注，这是日本学者绵密札实史料汇集考证的又一范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治学方法上也颇有可取之处，这是足以令我们汗颜的又一丰硕成果。我当时正致力于《中国茶书全集校证》的定稿和修订，正是借鉴了日本学者这种集释的方法。吴老赠送的这几册书堪称启人心智的“及时雨”，也足见吴老对后学关爱备至的仁心，他晚年最重要的贡献，正是在历史观和方法论方面留给后学的精思卓识。而我正是深蒙教泽的幸运后学之一。据我所知，无论相识与否，吴老关心帮助过的后学很多，事迹极为感人。约在2004年底，吴老的几位入室弟子发起，为纪念吴老九十华诞，约请方行先生主编一本论文集。承吴老及编者雅爱，也命我写一文。当时我有两文，一为经济史论文，一为批评《全宋诗》文，呈交何文，拿不定主意，求教吴老。对宋代诗词极具鉴赏力的吴老以为：宜用后文，还说这也涉及学术研究的方法；我仍犹豫，因点名道姓批评主编且又行文较尖锐。再次在电话中请示，吴老说，学术批评十分正常，对事不对人。他对挂名主编也颇有微词。吴老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几乎重写了一篇，才成为经典。这一范例，也足以为挂名主编者戒。

　　承吴老惠赐《濯足偶谈》及《濯足三谈》，分别题赠于2002年及2008年。多次拜读后，深感吴老古典文学素养之深厚炯出流辈，对古代诗词乐曲极具欣赏能力，且又目光如炬，屡有真知灼见，出人意外，却又合乎情理。前辈学者多有古代文学修养，对诗词、乐曲颇具欣赏能力。但象吴老这样素养深厚者则极为罕见。吴老《一剪梅?别鸭子场》上阙云：“九派末梢路难行。雨也泥泞，雪也飘零。一年难得半年晴，才罢南风，又是西风。”此词果然是吴老在盘锦干校生活的实录，又何尝不是其壮志未酬、才大用小坎坷一生的写照！

（四）

　　2011年春，我一部近400万字的《中国茶书全集校证》稿在沪上一家著名出版社搁置七年后（2004年签约）却被单方面毁约，我只能默默取回数十公斤手写原稿，20余年心血将毁于一旦。幸得友人协助，申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但需专家二位推荐。因吴老德高望重，我旋电话求助吴老，吴老慨然应允，认真审读是书前言及部分样稿约十万余字，写了不无溢美的推荐意见，于2011年3月12日以特快专递寄我，得以及时申报。今此项目已顺利通过评审，正式进入出版程序，这一荐书是吴老的遗墨，吴老提携后学的恩德永志难忘。吴老“荐书”中提到的“涉茶文献”，指关于宋明两朝茶史资料的辑集与整理。聊以告慰先师胡道静先生及吴老在天之灵的是：此书出版后我还将申报一部《中国茶业通史》的学术专著，也已和某出版社达成意向。如果没有前贤及师友（是书另二位推荐者乃陈智超先生和陈尚君教授）的鼎力相助，象我这样的非专业治学者几寸步难行。

（五）

　　去年七月四日凌晨，一个恶梦将我惊醒，晨起即打吴老家电话，无人接听；不祥之兆涌上心头。打通吴洪手机，始知吴老病重住院，当时苏州至北京刚开通高铁，一票难求。旋即订机票飞京。此行极不顺利：在飞机上我又被意外烫伤。原说好当晚即去吴老医院探望，但到京已夜10时多。第二天上午赶去医院探视，一看医院病房如此简陋，且又同室有另一位危重病人抢救，各种医疗机械布满，难以插足。吴老开始精神尚可，不久就痛苦得抽搐。我热泪夺眶而出。心想：一位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学界泰斗，“一二九”的老战士，就只能享受这样的医疗吗？如果在苏州和上海，最不济也能弄个三甲医院单间，找各科专家来会诊。北京的医疗资源再紧缺也不至于如此吧！见吴老如此痛苦，我去问年轻的主治医生，答云：虽有腹水，仍难确诊为恶性肿瘤，导致病危的应是房颤。告别吴老，我即去找胡绳当院长时主持工作的社科院常务副院长——我熟悉的一位老同志求助。他说：他已退多年，爱莫能助。我欲哭无泪，只恨自己无能。但我相信，如果吴老能有他的老同学任继愈先生小一半的医疗条件，以吴老长期足疗保健的身体状况及长寿基因，如果只是房颤应能抢救过来。果然，七月八日下午我就接到吴洪的手机短息：吴老与世长辞归道山的讣告。

　　十分愧疚，2010年底，我就应上海某报之约，为吴老作一期长篇学术专访，吴老也十分支持。把他所存关于他的见于报刊的资料全部复印给我，还特地把住院前二月才修改定稿的回忆录《吴承明小史》八九两章寄给我。我一直以为吴老身体很好，此事不急，写成后当呈吴老审定后再送去发表。吴老逝世后，我强抑巨大的悲痛，虽因烫伤不能坐，站着完成此稿，即电邮发该报，答云：已归道山学者的专访一律不再刊登。这一遗憾，已永远无法弥补。在吴老病床前，我曾向吴老袒露心迹：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成为吴老的入室弟子；但吴老博大精深的著作及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是留给后学永远的精神财富。

　　吴老逝世后，我再次拜读了吴老现存的几乎全部论著，意在要为吴老写一部真实的传记，抢救性的“采访”知情人已经启动。这是我近年最想做的一件大事，希望能得到经济史学界师友的支持和襄助。

文章来源：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提供

一、数据整理与计量分析：检验和挑战主流观点

　　耶鲁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陈志武发表了题为“A Quantitative Reassessment of Qing China”（清朝中国的一项量化评估——_从命案发生率看社会变迁史）的主题演讲，合作者为彭凯翔f河南大学）、朱礼军（清华大学）等。该项研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合作项目的成果之一，利用新近开放的原始档案统计清代的土地债务类和婚姻奸情类命案率，发现所谓“康乾盛世”时期恰恰也是命案率迅速上升的时期，而在传统认为走下坡路的19 世纪，命案率却由升转降，从而表明有必要重新认识清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尤其是民间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1736-1855年间省别命案率的分析进一步发现，以往所强调的阶级结构、土地分配等因素对民间纠纷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相反，市场化、人口流动、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社会治理结构等因素对命案率的影响更值得关注。其中，移民开发伴随着的人口流动，导致了命案率的上升；由市场化驱动的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的改善、民间自治的形成等，则有助于减少民间冲突，降低命案率。这些结论不仅有助于澄清对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解，也有助于认识经济发展及市场化的福利含义，同时亦为如何改进民生提供了新的启示。

　　南丹麦大学的Paul Sharp教授的研究“Soci。l Mo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Welfare State in England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oday”以社会流动性作为福利社会的衡量标志。将16世纪至19 世纪英国“剑桥人口调查”数据中的职业分为白领、农民、有技术的工人和无技术的工人四类，并统计父亲与儿子职业不同的比例，以此作为测量社会流动性的指标。发现16世纪至19世纪前期英国社会流动性呈长期下降的趋势，直到19世纪中叶济贫法和其他福利政策的出台才逆转了这一趋势，使社会流动性逐渐上升。

　　牛津大学的刘历博士的论文“The Impact of In- come Taxes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Incor- poration:Evidence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收集并建立了一组新的面板数据，通过挖掘二十世纪初美国各州政府之间公司税和个人税存在的显著差异，来测量估计这些税收的弹性，并运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控制收入税制定过程中的潜在内生性。计量结果显示，公司与非公司收入形式税率的不平等性，对于以公司形式组织的经济活动，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相对于个人税而言，公司税收成本每提高10个百分点，公司作为经济个体对市场的占有率，会下降11-18个百分点。另外，较高的个人税也会通过其他渠道——小型企业的避税以及税收的累进制，进一步影响公司在整个经济主体中的占有率。

　　伦敦经济学院严循的文章“How Did the Progres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ffect People’s Behaviour in Regard to Money Holding?:A Regional Comparison” 对战时（1937-1945）重庆和上海的价格一货币比值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政治和军事事件对于货币持有人的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当认知到来自战争前线的不利消息时，货币持有人会快速的花费所持有的货币，或者将现有的货币转成更稳定的“硬通货”。作为货币流通速度的近似变量，价格一货币币值的时间序列可以用来进行结构性突变检验，结果显示了战争中不同货币流通区域的信息不对称性：对于同一事件上海市场的反应领先于重庆市场。检测结果同时展现了珍珠港事变之后国统区与日占区之间日益扩大的利益分歧：两个市场对于相同的战争事件的反应是恰恰相反的。另外，重庆地区的货币持有者相对于国内的事件（尤其是关乎国民政府存在与否的战事和新闻1更加敏感；而上海周边的货币持有者则更加关心日军的战事进展，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的事态发展。

二、近代中国经济的反思与研究新视角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邓钢（Kent Deng）教授的研究“Making l\Iew Findings in Old Materials in China’s Modem History”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整理和解读，质疑传统观念对近代中国的政府、地主阶级、经济水平、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描述。传统观点认为清政府腐败、无能且寻租现象严重，然而根据清朝财政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清政府的规模较小，税收只占CDP的5%，且人均税收负担呈长期下降的趋势。传统观点对近代地主阶级的看法也有失偏颇，从历史资料上看，地主阶级在土地上拥有的权利有限，且需要负担全部的税收，佃农拥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有时还拥有完全独立于地主的田面权。针对中国的经济水平，邓钢认为清后期并不是一穷二白，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与同时期欧洲的经济发达地区拥有相同的生活水平。

　　清华大学的赵亮与丁萌萌介绍了龙登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土地制度变革史”的新成果。赵亮“Land Right Transactions，Allo- cation of Resources and Family Rise and Fall:A Case Sludy on the Land Transactions of Fan Family in 19th Century Taiwan”对台湾范氏家族19世纪的连续土地交易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再现该家族四代人的资产变迁以及家族兴衰，并结合部分其他案例，探讨传统地权市场中的产权制度、交易形式、租佃制度在促进土地开发、配置生产要素以及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机制。文书中丰富的契约关系体现了产权的清晰界定对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范家参与的胎借、活卖、绝卖、租佃等交易涉及传统地权交易的各个层次，这些交易形式通过对土地物权的分割，跨期调节多样化的资金需求。租佃契约的整理和观察发现，大租户一垦佃一耕佃的三层租佃结构使得禀赋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得以进行有效的合作。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提高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使用效率，带来范氏家族四代不同人阶层的变化和经营的变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流动性。

　　丁萌萌、丁骞“The Land Tenancy Rate and Land Distribu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通过对近代土地调查资料的分析，认为传统观点严重夸大了民国时期土地集中程度。从租佃率看，全国土地自耕率达70%，并未出现越来越集中的趋势；民国初期到1937年间，自耕农在总农户中的比重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几乎没有变化。从地域来看，华北以自耕农占绝对主导地位，陕西更有“关中无地主”之说。南方租佃率普遍高于北方，但在广东、福建等地，族田的比重非常高，这有效地抑制了个体家庭占有土地的集中度。在江南，田面权是一种稳定的物权，大大降低了土地占有的基尼系数；长江中游和上游的永佃权，也有类似的效应。以往地权分配的估计数据，几乎没有考虑上述各种因素。

三、区域间互动与经济比较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Niv Horesh教授的研究“The Great Currency Divergence”开辟了从货币的角度研究中西方大分流的尝试，追溯了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和亚洲各种形式硬币的生产和流通，并讨论研究货币的分流对理解近代早期英国和中国经济的意义。对工业革命之前中西方的比较长期以来围绕相对工资、消费、航海贸易、土地分配、农业生产率等视角，很少有人从货币的角度。然而对比中西方的货币流通，可以为大分流的讨论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例如早在1688年，英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中就有一半为纸币和汇票。然而在中国即使到了1900年，也只有10%的货币是纸币。

　　德国明斯特大学的Martin Uebele教授的论文“American Agri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and Strange Disintegration of a National Market”研究了美国1870 年至2000年农产品的市场整合程度。利用动态因素模型对13种农产品的价格的区域间联动进行估算，发现二战前美国各区域的农产品市场整合程度很高，而二战后有些产品如小麦和土豆的市场开始趋于分割。其原因可能是基础设施缺乏维护造成运输成本的提高、农产品结构的变化以及管理制度的变化。而在战争期间则出现了大范围的价格联动与市场分割共存的现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张丽教授的文章“Analysis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n Foreign Trade in Dream“the Red Chamber”是对中西方贸易研究在运用史料上的全新尝试。17-18世纪欧亚之间的贸易往来迅速扩大。传统观点认为这期间欧亚贸易主要是中国出口商品到欧洲，从欧洲和美洲获得大量的白银，而从欧洲的进口则非常少，也少有研究关注欧洲商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本文开创性地从《红楼梦》中寻找线索来考察18世纪中国从欧洲进口商品的种类，发现当时欧洲许多先进的工业品和高档的消费品例如钟表、镜子、玻璃器皿、纺织品、红酒、烟草等都已经出口到中国。这些商品普遍出现于中国上层官员的家庭中，成为家庭财富的象征，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行业例如钟表修理行。

　　同样是关注欧亚贸易，清华大学Manuel Perez Garcia博士的演讲“Consumer Behaviour and Trans- National Exchanges in the Mediterranean Market:To- wards a Shift on European Tastes Prompted by the Presence of Asiatic Goods（1730/1808）”则从欧洲的视角探讨欧亚贸易对欧洲人生活的影响。认为欧洲商人精英从亚洲引入新奇的商品改变了南欧洲人的消费模式，对欧洲经济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由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跨洲转移，个人的愿望、追求和选择受着周边世界变化的激发和影响，价值观和传统也不断受着这些外来商品的冲击。

　　论坛由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兰兮教授、中国近代经济史学会陈争平教授、南开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王玉茹教授等40多位国内学者也应邀出席会议，并与海外学者展开了广泛的交流。

　　论坛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土地制度变革史”（项目号10&ZD078，首席专家：龙登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合作项目“I700年以来中国利率变动与金融市场整合”（项目号70928002，负责人：陈志武）的资助。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北京　100083）

来显示目录：《中国经济史研究》（京）．2012.1.174—176

　　本年度出版的主要著作还有：葛金芳《两宋社会经济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彭少辉《元代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高树林《古代社会经济史探》（宋辽金元经济史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韩瑞军《宋代官员经济犯罪及防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傅蓉蓉《走向盛宋：北宋前期南方经济圈形成与文学转型》（光明日报出版社），张照东《宋元山东区域经济研究》（齐鲁书社），田银生《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三联出版社），廖寅《宋代两湖地区民间强势力量与地域秩序》（人民出版社），邢铁《宋辽金时期的河北经济》（科学出版社），刘方《盛世繁华：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的繁荣与变迁》（浙江大学出版社），王曾瑜《纤微篇》（河北大学出版社），韩光辉《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徐吉军《南宋临安社会生活》（杭州出版社），铁爱花《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人民出版社），方宝璋《宋代管理思想》（经济管理出版社），魏天安《宋代官营经济史》（人民出版社），粟品孝等《成都通史·五代（前后蜀）两宋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王德朋《金代商业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孙继民、魏琳《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8月17-19日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在武威举办的“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10月21-23日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在杭州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12-16日河北大学与韩国宋辽金元史学会在首尔联合举办的“韩中第四届宋辽夏金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25-26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广州举办的“十到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暨岭南宋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等学术研讨会，均有多篇社会经济史论文发表。

　　本年度发表的论文对农业、财政赋役、自然灾害与荒政有较多关注。整体研究深度和广度有所提升。

　　综论：

　　高寿仙《“行业组织”抑或“服役名册”？——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的性质与功能》（《北京大学学报》6期）认为，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只不过是官府设置的一种徭役制度，不但与欧洲的“行会”没有相同之处，而且可能只是一种“役籍”即服役名册，而非实体性的组织，在册成员除了按照官府确定的次序轮流服役之外，相互之间并无组织性的活动和联系。戴顺祥《城郊经济与宋代城乡关系探析》（《思想战线》6期）认为，宋代城郊经济是城乡经济互动的产物，对宋代城乡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城郊经济的发展，体现出宋代城乡经济不断融合发展的趋势，代表着城乡经济关系发展的新方向。许学权《高丽对北宋、辽的朝贡政策探析》（《西安社会科学》1期）认为，朝贡政策促进了高丽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反映出高丽王朝的“慕华”观念。李雪辰《论宋代功利思潮的演进》（《兰州学刊》2期）认为，宋代功利思潮伴随着北宋“通经达用”的学风而兴起，南宋以后，随着理学上升为官学和事功学派的衰落，宋代功利思潮逐渐式微。

　　唐广《略论宋代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方法》（《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期）认为，宋代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方法是治吏的重要工具之一，事关对人才的选择任用，对于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王雷、赵少军《金代吏员集团对经济的影响》（《黑龙江史志》17期）认为金代吏员集团在交钞的发行、流通、管理中，吏员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哈斯朝鲁《元代蒙古人所经营的主要产业》（《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报》1期）认为元朝蒙古族居住地区在主营传统畜牧业的同时，还兼营狩猎业、小规模农业、建筑业、民族手工业和外贸商业等多种产业。陈碧芬《元代对滇东北地区的经营与开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期）认为元朝通过军事征讨、政治统治、屯田、驿站设置、设学等，对滇东地区的经营与开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陈曦《宋代地方水利秩序的构建与传承——以崇阳县白泉陂与乖崖祠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期）透过宋代地方官员因水利实践而被神化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象征意义在明中叶的退去，认为可以窥见宋代以来的地方水利秩序在元明间的承续与变迁。

　　农业：

　　陈放赭《论辽从游牧经济向农耕与游牧并重的转变与农牧和谐关系的实现》（《文山学院学报》5期）认为在燕云人辽前后，北方地区的经济特征出现变化，即发生了由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向农耕与游牧相结合的生产的转变。夏宇旭《浅析辽代农业科学发展状况》（《安徽农业科学》14期）认为辽代农业科学技术在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辽代农业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孔祥军《“农为政本，食乃民天”——试析宋代“重农”思想在国家层面的反映》（《南京农业大学学报》4期）认为，宋初提出的“农为政本，食乃民天”的重要思想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予以强化，使得各级亲民官员皆以农务为重中之重，成为推进农业生产建设的重要力量。赵亚凡、刘金岗《试析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农业考古》4期）从人口的增长和垦田的增加、农田水利建设、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等方面分析了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何凡能等《北宋中期耕地面积及其空间分布格局重建》（《地理学报》11期）以北宋暖期为研究时段，对北宋中期各路耕地面积和府级人口数量做了新的考察。王丽歌、姜锡东《宋代福建与两广地区的粮食生产与调运》（《中国农史》1期）认为宋政府通过海上运输，将两广的大量余粮运往福建，为福建人口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促进了两地经济的交流。武建国、张锦鹏《宋代江南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利用与流动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认为宋代江南地区“溢出”的农村劳动力表现为“候鸟式”、“风筝式”、“鱼跃式”三种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王丽歌《宋代福建地区人地矛盾及其调节》（《古今农业》l期）认为北宋中后期以后，福建紧张的人地关系迫使人们通过开垦土地、发展高效农业、向外迁移、经营工商、发展教育和佛教事业等方式进行调节。裴一璞《宋代四川荔枝考述》（《古今农业》1期）认为四川荔枝佳品众多，多获时人赞誉，堪称实至名归。张显运《宋代牛羊司述论》（《中国农史》1期）指出宋代牛羊司与太仆寺、驾部、群牧司等官营畜牧业的管理机构各有分工又相互合作，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管理机制。李旭东《试论宋代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经济研究导刊》16期）认为宋代河洛地区的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同时其他一些作物如粟、菽、芝麻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王德朋《论金代的粮食生产与粮食交易》（《黑龙江社会科学》4 期）认为金代不同地区粮食的供应能力和交易价格差距较大。

　　姚培锋等《南宋绍兴地区的市镇与农村经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南宋时期绍兴地区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形成了包括初级市场和中心市场在内的两级体系。杜鹏《元代侍卫亲军屯田论议》（《河西学院学报》6期）从元代屯田的基本状况、管理以及制约因素等方面探析侍卫亲军的屯田状况。丁超《元代大都地区的农牧矛盾与两都巡幸制度》（《清华大学学报》2期）认为元代两都巡幸制度建立的经济动因之一就是“虑妨农”和“便畜牧”。曹学川《元代武宗海山对哈刺和林边民的粮食供给问题探析》（《内江师范学院学报》3期）认为元廷通过运粮、屯田等一系列有效措施解决了和林边民的粮食问题。蓝武《元明时期广西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的主要成就探因》（《广西民族研究》2期）认为元明时期中央间接统治和壮族土司“以其故俗”世袭统治的双轨式管理体制下，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吴超《元代劝农机构初探——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西夏研究》3期）认为元代的司农司、劝农司、监察机构、地方官吏和社等均负有劝农职责。

　　手工业：

　　丁盎等《辽代建筑分期略论》（《中国科技论文在线》5期）认为辽代在建筑艺术和技术上的成就不逊于中国其他任何一个朝代。杜成辉《从应县木塔秘藏题记看辽代的雕刻印刷业》（《北方文物》2）认为辽代雕刻印刷业的编纂、校勘、负责官员名号和雕印流通机构等一应俱全，已经具备后世出版发行机构的雏形。韩荣、吴文苑《辽金时期游牧、渔猎民族陶瓷饮具研究》（《江苏大学学报》3期）认为辽金时期游牧、渔猎民族的陶瓷饮具发展中始终具有适应放牧、渔猎活动需要及食物贮藏需要的特点。

　　丁玉玲《白酒起源宋、元诸说的图书文献考辨》（《酿酒科技》7期）认为宋代文献反映中国白酒起源的确凿证据不足，元代文献始有关于蒸馏制酒的确切记载，而江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的发现，证明元代起源说是可信的。方晓阳、吴丹彤《促进宋代印刷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北京印刷学院学报》6期）认为纸业兴盛品质优良、制墨技艺突飞猛进、专业写版群体出现、刻工家族已然形成、刷印技术专人承担等是促进宋代印刷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黄顺春、方宝璋《宋代矿冶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国矿业大学学报》4期）认为宋代矿冶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进步表现在四个方面：合理的劳动分工、完善的绩效考核、货币激励、劳役制向召募制变革等。李坚《宋代坑冶业中的国家与地方——湘粤赣边的考察》（《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期）认为宋代极力保障韶州作为南方地区坑冶中心的地位，不仅强化了地方的军事防御体系，同时也适时地改进坑冶的生产技术及制度。杨惠玲、杨鸿光《论宋元时期藏区的黄金》（《西藏大学学报》3期）指出藏文史籍中多处提及宋元时期藏区黄金的开采及使用情况，尤其元代随着后弘时期佛教的发展，大量的黄金用于佛教建筑装饰及书写佛经等宗教领域。

　　杨莹《论宋代食品贮存加工的方法与特色》（《开封教育学院学报》3期）认为宋代保鲜贮存的方法有窖藏法、冷藏法、密封法、混放法、灰藏法等，保鲜贮存多应用于粮食与果蔬食品；而宋代食品的干制贮存，根据不同的方法与特色，可分为干燥法、腌制法、糟制法和糖制法。刘伟榕、贺威《宋元福建制盐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盐业史研究》2期）认为从宋末的浮沙晒盐，到元中的盐埕砂盐，再到明初的邱盘晒盐，福建海盐晒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史晓蕾《我国至晚在金代初年已经出现砘车》（《中国科技史杂志》3期）根据山西屯留宋村金太宗天会十三年（1135年）墓葬壁画，指出元代王祯《农书》首次描绘的条播后的压实农具——砘车至晚在金代初年已经出现。

　　商业贸易：

　　林旭鸣《论唐宋时期两广地区海外贸易与市舶贸易官制的变化》（《岭南文史》3）从官制变化角度探讨了唐宋时期两广地区的市舶贸易，并指出这种官制的变化不是基于长远的发展，而是基于在短时间内从中榨取最大利润的思想。杨蕤《五代、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西域研究》3期）重点就五代、宋时期中原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辽、金政权与西方世界，西夏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等内容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并作评论。孙继民、许会玲《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再研究》（《历史研究》4期）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收录有15件有关西夏榷场使的汉文文书提供了西夏南边榷场使汉文文书的实物样本，反映了西夏官方汉文公文制度、外贸统计制度和扭算制度、外贸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等。

　　许永璋《宋代中国对非贸易探讨》（《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期）认为宋代中国与非洲建立起了贸易关系。中国向非洲输出的主要是丝绸、瓷器和钱币，从非洲输入的主要是香料和象牙。黄纯艳《宋代朝贡贸易中的回赐问题》（《厦门大学学报》4期）认为宋朝出于处理现实国际关系和解说自身正统地位的需要，把贡赐贸易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重要手段。但总体上两宋对贡赐贸易的态度都更趋务实，采取了若干减少回赐的限制措施。童莹《宋代社会之变与回族先民的发展》（《回族研究》3期）从体制之变、民生之异及风俗之移等方面，阐述两宋时期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对回族先民发展的促进作用。

　　夏时华《宋代香药走私贸易》（《云南社会科学》6期）认为宋代香药走私贸易区域主要在沿海地带，参与走私的有商人、市舶官吏、权贵官僚、沿海民众等。李合群《北宋“供百物有行”的见证——河南滑县北宋商行碑》（《中国经济史研究》2期）指出北宋京西北路滑州白马县重修古庙的布施碑碑文见证了北宋地方亦“供百物有行”。徐吉军《论南宋都城临安的酒店》（《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1期）从酒店的经营性质、等级规模、分布和经营特色等角度，通过翔实的史料介绍了临安酒店的基本概况和特征。朱文慧《南宋广南西路横山寨的贸易》（《北方民族大学学报》4期）认为以横山寨、永平寨、钦州三大博易场为代表的广南西路对外贸易在南宋时期得到较大发展。　　

　　马建春《两宋时期留居杭州的穆斯林蕃商胡贾》（《浙江社会科学》4期）认为，北宋时期大食等地穆斯林使节、商旅进入杭州贸易者日益增多，至南宋大食诸国蕃客居于杭城“蕃坊”内，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而随着其在华法律地位的确立及礼拜寺院的兴建，伊斯兰教得以在杭州传播。廖大珂《宋元时期泉州的阿拉伯人》（《回族研究》2期）认为宋元时期阿拉伯商人在海外贸易中举足轻重，曾控制泉州的对外贸易。宋朝政府为了管理外商，设置了蕃长。元时蕃长又称“亦思巴奚”。蕃长和亦思巴奚，波斯语称为沙班达尔，其渊源可追溯到古代波斯人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

　　商品货币：

　　王其良《宋钱出境初探》（《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1期）认为，在宋与周边“诸蕃”以及海外诸国的交往中，宋钱不断外流。特别是基础货币铜钱的外流，不但加剧了“钱荒”，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也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刘超《试论东南会子对南宋社会的影响》（《贵州财经学院学报》4期）认为，南宋东南会子的过量发行，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对南宋王朝的财政及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黄金东《金章宗时期货币制度改革失败原因探析》（《史学集刊》4期）认为，章宗全面推行纸币的改革，由于各地官府储存的铜钱准备金数量的差异而难以实施，最终在日益恶化的财政压力下走向失败。王德朋《金代交钞制度新议》（《河南大学学报》6期）认为，自海陵王贞元二年金朝建立交钞制度起，交钞以其繁复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金代的社会经济，甚至影响到了金代国运兴衰。

　　城市、市镇：

　　王淑兰、韩宾娜《论辽代草原地区城市群体的特点——以上京道城市为例》（《中南大学学报》1期）认为以移民城市居多，主要建于与契丹民族历史文化有关的地方，主要分布于东南方，格局上分别以上京和中京为中心，其他州城呈环状分布等，是辽代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新建城市的四个特点。宋立《浅论北宋汴京商业市场的管理》（《开封大学学报》3期）认为北宋汴京商业市场管理机构日趋完善，各部门分工日益细致，相关法令不断得到调整，趋于完备，这体现出了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的态度。王晓霞《浅析北宋定都开封的原因和弊端》（《黑龙江史志》3期）探讨了北宋政权定都开封的原因及弊端。

　　吴晓亮《对宋代“拦头”与市镇管理关系的思考》（《江西社会科学》11期）认为，宋代拦头工作的场所从府州县的商税院或商税务一级，逐渐向下发展，广置于镇，甚至活跃在比镇更低一级的“市”；这一变化过程与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市镇的发展水平大致同步，在南宋尤为典型，是考察宋代市镇“市”级管理的一个重要窗口。张金花《试论宋代夜市文化》（《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1期）通过对宋代城市夜市兴盛背景、业态构成、夜市特色与文化的梳理，指出两宋夜市具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消费特征。姚培锋等《论宋代绍兴城市经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4期）认为宋代绍兴城市经济发展显著，尤其是南宋时期，表现出工商业形态多样、经济结构完整和市场体系成熟等特点，在江南城市体系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侯耀坤、辛颖《南宋临安的薪柴——物资流通与城市生活》（《社科纵横》7期）以南宋薪柴的供应与流通为视角，通过对薪柴的产区分布、运输、市场交易的分析，探究薪柴在市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姚建根《简论宋元变革时期的杭州》（《浙江社会科学》1期）探讨了南宋末期及整个元代时期杭州的社会变化。

　　财政赋役：

　　杨兴、高杨《北宋三司使渊源初探》（《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4期）认为三司使大致形成于晚唐昭宗年间。三司使从其出现之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财政之职，无论唐代还是宋代在这点上是一样的。董昊宇、董雅慧《从天盛律令看西夏官库的收支》（《承德民族师专学报》4期）基于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对具有财物征纳、管理和支出的西夏官库的收支进行探讨。

　　刘卫平《北宋转运使与军粮供应问题探析》（《文教资料》2期）着重考察了北宋转运使与军粮供应经费来源的关系，在军粮的储备过程中与州级地方长官的关系，以及在军粮供应中与军队将领之间的关系。陈喜波《金代北京地区粮食物流实践研究》（《中国储运》10期）对金代北京地区的粮食物流实践情况进行了梳理，重点考察了粮食物流实践中的运输、仓储等物流环节。潘洁《元代亦集乃路赋税考——黑水城出土税票考释》（《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黑水城出土税票，代表了元代末期的税票格式，元代与西夏税额基本一致。周松《元代黄河漕运考》（《中国史研究》2期）认为元代黄河漕运向甘青藏区延伸的企图和输粮漠北的作用反映了元代一统国家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促进内地、边地联系，巩固边防的积极性。　　

　　吴树国《试析宋代田税的内在变迁》（《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3期）认为宋代田税的征税对象——土地的进一步细化，主要包括按土地肥瘠分等制定税率和按土地种类划分税目。包伟民《宋代城市税制再议》（《文史哲》3期）认为宋代城市税制演变的种种迹象，表明赵宋政府常能随着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调整其赋税制度，其向社会攫取税役的能力相当突出，体现着两宋时期不同寻常的历史活力。宋宏飞《北宋田赋管理制度之评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期）认为宋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调整赋税来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必须关注区域性、土地增减以及赋税执行人等变动因素。王棣《宋代赋税的制度变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3期）认为宋代赋税制度变迁所发挥的激励作用，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章琛《宋代广州商税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学术研究》10期）认为宋代广州城的商税在本州、本路以至全国均占有突出地位。孙继民、许会玲《西夏榷场使文书所见西夏尺度关系研究》（《西夏研究》2期）认为，可以通过西夏榷场使文书记载商品交易之间的关系推算出当时西夏西凉府地区所使用的度量衡之间的关系，并估计西夏榷场贸易中所收税额。

　　郭志安、王晓薇《论北宋黄河治理中的民众负担》（《保定学院学报》6期）认为北宋时期，在黄河决溢和修治不断的形势下，广大民众在治河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承担了巨大的负担。郑锋《北宋熙丰、元祐役法与绍圣役法的比较研究》（《江西教育学院学报》4期）认为北宋绍圣时期，朝廷恢复但未完全照搬熙丰时期的免役法。在具体执行免役法的过程中，仍保留了北宋熙丰、元祐时期的一些好的做法。陈朝阳《从熙宁“仓法”看宋代“加俸养廉”现象》（《洛阳理工学院学报》1期）认为有宋一代并没有因为“仓法”的实施使吏人为追求利益贪赃枉法、朋比为奸这一社会痼疾得到解决。宋政府“加俸养廉”的构想最终以破产而告终。郭艳艳《试析宋代赦书中的蠲减政策》（《中国农史》4期）认为宋代赦书中的蠲减政策限定了减放的条目及年限，增加了执行的监督机构，呈现出逐渐理性化的特点。

　　王文书《宋代的榷醋和醋息钱》（《河北大学学报》2期）认为宋代醋的生产始终处于官府的控制之下，醋息钱赋税化过程是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中商业利润演变为赋税的普遍现象的一个缩影。王红花《宋代盐官制度考述》（《盐业史研究》4期）认为宋代盐官的管理主要体现在选拔、考核、职责、禁令等诸方面。高国平《试论宋代盐钞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贵州财经学院学报》6期）认为宋政府通过发行盐钞，实现了食盐从直接专卖到间接专卖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为商人获利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为政府剥削盐商提供了便利。史继刚《宋代食盐消费需求分析》（《盐业史研究》4期）认为食盐的消费需求扩大和得不到充分供给是引发宋代私盐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陈彩云《元代温州盐政考述》（《盐业史研究》2期）认为由于地近产地，为保证盐课收入，元朝政府在温州推行“食盐法”，按照户口人数强行摊派盐课，使得盐场灶户大多破产，官盐价昂使得民众被迫淡食，私盐贩卖猖獗。

　　人口户籍。李智萍《宋代女户的户口分类问题》（《理论界》1期）认为宋代女户中不仅存在着女主户和女客户之别，还出现了女官户这一特权阶层。张显运《北宋时期河洛地区移民简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认为北宋河洛地区移民促进了当地人口的显著增长、农田的大力开发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杨淑红《从人口买卖看元朝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博弈》（《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元代社会各种形式的非法人口买卖问题很严重，在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关于人口买卖的博弈格局中，仍是民间社会占据了优势。马彩霞、袁飞《元代河南江北行省人口流动问题刍议》（《池州学院学报》1期）从人口流动的原因、方式及其影响三个方面讨论了元代河南江北行省的人口流动问题。吴超《蒙元时期宁夏平原的人口及劳动力资源初探》（《前沿》22期）推算蒙元时期宁夏平原的人口数量约6万左右。居民构成主要有屯军、移民、放良人员、少数民族居民等。

　　社会阶层：

　　夏宇旭《简论金代契丹族二税户及驱奴》（《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金代契丹二税户和驱奴尽管有很多被放良，但是依然大量存在，他们的地位还很低下，从事繁重的劳役。柳雨春、杨果《宋代商业中女性境况分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1期）认为宋代经商女性多处于社会中下层，其经商的主要驱动力是生计的需要，但其中也不乏竭力追逐利润者，部分经商女性为此不惜铤而走险。阮军鹏、任仲书《宋代城市游民的构成与谋生方式》（《河南工业大学学报》1期）认为宋代城市游民成分复杂，广泛分布在城市雇工、破落无赖、闲人、兵痞、江湖艺人、私妓、乞丐及流浪者等群体中。他们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或从事不法活动为生，为主流社会所鄙视。谭景玉《贾于市者明义利：宋元时期山东商人的义利观》（《山东英才学院学报》4期）认为宋元时期的山东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能遵循儒家的义利观，对于保证当时商业交易的正常进行具有重要作用。

　　邢铁《宋代乡村“上户”的阶层属性》（《河北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宋代乡村主户五等户中的“上户”，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富民”。薛正超《唐宋以来“富民”阶层之规模探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宋代富民作为一个拥有雄厚经济实力且广泛分布、但其内部又有差别的新的社会阶层而得以逐渐形成。杨华星《宋代的贫富分化与社会调控》（《宁夏大学学报》4期）认为宋代富民阶层的社会救助属于慈善性的和多为地区性、临时性的，在当时社会救助中地位并不重要。

　　土地制度、经济法：

　　王晔《辽代幽云地区土地买卖的几个问题——以辽代石刻资料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3期）认为辽代幽云地区土地买卖的盛行和随之而来土地兼并，促成了辽代庶族地主势力的发展，乃至对辽金社会经济、政治势力的构成产生影响。侯铭峰《两宋土地关系的法律特征》（《河北理工大学学报》5期）从法制史的角度，以土地物权为视角对两宋土地关系的法律特征进行了探讨。杨卉青、崔勇《宋代土地契约法律制度》（《保定学院学报》5期）认为宋代土地制度的突出表现就是宋代土地契约制度的完善，包括土地流转中的形式，绝卖、典卖、租佃契约的法律规定，还有田宅买卖契约制度中的亲邻优先权制度、官版契纸、印契、契税、过割、离业制度等。　　

　　邵方《西夏厩牧法简议》（《法学评论》4期）对西夏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经济与西夏法典中大量独特的畜牧法律规定做了探讨。孟庆霞、刘庆国《简论西夏法典对买卖契约的规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6期）认为西夏民间买卖契约的内容要素完备、格式规范，法律在民间的契约实践中也得到了比较好的执行。陈鹏飞《宋代海外蕃商的法律地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9期）认为着商享有的法律地位是商业贸易对主体平等的自然要求，对宋代经济社会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魏文超、魏汉涛《机缘与困境：西方经验下的宋代海商法》（《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期）认为宋朝海商立法对外贸管理机构与官员的设置与职守、商船出海须履行的程序、税收、有关人员的奖惩等方面都作了规定。綦保国《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建立》（《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期）认为蒙古统治者平定中原及大蒙古汗国的国家职能和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原的官营工商业制度被蒙古统治者逐步接受并付诸实施。

　　自然灾害与荒政：

　　孙爱贞《北宋陕西路自然灾害状况及原因分析》（《丝绸之路》12期）认为作为宋夏战争的主战场，长期的战争对陕西路的森林资源和土地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从而加剧了灾害的发生。龚胜生、刘卉《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期）认为北宋时期形成长江三角洲和开封地区为全国一级疫灾中心，成都、西安、洛阳、长沙为次一级疫灾中心的原因，既与其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有关，也与其人口流动性相对较高有关。王东宋《自然灾害与党项社会——论宋初夏州政权的经营》（《宁夏社会科学》5期）认为初夏州党项生活区域自然灾害频发，影响到该地区的社会经济以及夏州政权统治者的经营。张全明《南宋时期疫灾的时空分布及其特点》（《浙江学刊》2期）认为南宋疫灾的发生与分布具有明显的普遍性、季节性、不平衡性与同类区域的相似性以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等特点。汪志国《宋元时期安徽自然灾害探析》（《古今农业》2期）认为宋元时期在今安徽境内发生的自然灾害频率比宋代以前高很多，特别是水灾更加严重。　　

　　陈德洋《辽朝社会保障措施述论》（《阴山学刊》5期）认为辽朝的社会保障措施，包括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李华瑞《宋代救荒中的检田制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宋代的检田在承袭唐五代的基础上，不仅制度、程序更加细致完备，而且灾伤检放的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前代。李华瑞《宋代的捕蝗与祭蝗》（《山西大学学报》6期）认为宋代官府及百姓都认识到蝗灾给国计民生带来的巨大危害，对捕蝗予以高度的关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孔祥军《宋代广惠仓研究》（《金陵科技学院学报》3期）对宋代广惠仓的建置沿革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郭志安、淮建利《论北宋黄河物料的筹措与管理》（《历史教学（下半月刊）》12期）认为北宋对黄河物料的筹措、使用、管理等诸多环节，都逐步确立了一套较为严格的组织和运行机制，从而保障了治河的有序进行。苏兆翟《北宋河政探析——以黄河为例》（《菏泽学院学报》1期）认为北宋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对黄河的河政管理，不仅在职官上有专门的设置而且还建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水政管理制度。姚培锋、陈国灿《南宋时期江浙城市的贫困救助》（《浙江学刊》4期）认为南宋时期传统社会救助开始突破原来的荒政模式，由临时性的灾荒救助转向日常性的生活救助，而且城市越来越成为官方救助的重点。陈国灿《论南宋城市的官方救助体制》（《江海学刊》5期）认为与传统荒政的既有模式相比，南宋城市的官方救助具有对象的广泛性、内容的多样性、行为的规范性等特点，但就其体制而言是不成熟的，存在着诸多不足和局限。郭军（《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1期）从分析元代的较大灾荒以及元廷对受灾流民的赈济措施，阐明灾荒与流民对元朝的影响。颜培建、张金铣《蒙元时期的灾荒与荒政》（《理论学刊》4期）认为蒙元时期的救灾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赈谷赈银、减免赋税和徭役、禁止酿酒、节约粮食、设立救助机构、推广减灾技术等。刘荣臻、包羽《元代社会救济思想初探》（《前沿》2l期）认为，有元一代社会救济制度中包含了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并重、政府救济与自我救济并重、政府提供多方面的救济、采用国家财经手段用于救济、采用各种手段保证社会救济物资来源和进行广泛救济等社会救济思想。

　　其他：

　　孟莉娟《宋代四川地区旅游服务业繁荣发展的原因探析》（《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期）认为宋代四川地区旅游接待服务逐步完善且经营者已经具备了旅游服务意识，旅游服务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李景初、朱晓燕《宋代江南地区旅游者的旅途食宿方式探析》（《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期）认为宋代江南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已能满足游人吃住的基本需要。汪圣铎、史泠歌《宋代施利钱研究》（《河北学刊》2期）指出，施利钱是宋代宫观祠庙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马晓林《地方社会中官方祠庙的经济问题：以元代会稽山南镇庙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指出元代会稽山南镇庙经济困境的直接原因在于缺乏管理者，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信仰的脱节。叶烨、刘学《宋代公使钱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中南大学学报》5期）认为公使钱对宋词的促进并非制度设计者之本意，但可由赵宋君主优待文士这一政治生态获得解释，其中显示出的正是传统时代政治形态决定经济生活、进而作用于文学形态的特殊“传动”关系。

•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3期
• 作者信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89

　　当年，何茲全教授在30年代在北大读书，是陶希圣先生的学生。何氏在〈从「中国社会史论战」说到《食货》杂志〉[1]一文归纳陶希圣先生的观点。他首先引述〈创刊号〉编者的话：「当时的风气，是把方法当结论。」而《食货》的精神是「不把方法当结论，也不是没有一点什么疑问，没有一点什么假设，单纯排起材料来的……在切实的方法之下搜集的材料。只要有相当的材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来，或足够说明一个项目，便可登载。对于成熟的系统的论文，固然万分的喜悦，便是一断片、一段落，都可以收罗。」何氏总结陶希圣先生的看法是：「一、认为理论、方法和材料是互相推进的。理论、方法，指导找材料；丰富的史料，证实理论、方法的正确，也推动理论方法改变和进步。二、反对把理论、方法当作结论。三、但他并不反对心里先有疑问和假设。有了疑问和假设，才会去找证据，才能够找着别人没有说出的证据来。而他所谓的疑问和假设，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论指引下的疑问和假设。」[2]《食货》面世后曾刊载大量经济史研究的文章或资料选辑，标志着中国经济史的第一阶段的发展。

　　先师全汉升教授当年是何兹全教授的同班同学。据全先生晚年回忆，为了帮补生计，在北大的时候，已不断在《食货》投稿。到了1935年毕业后，因获陈受赜先生之推荐，得以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入所后，受傅斯年所长嘱咐，「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史，期盼我能拓垦这尚未有人耕耘的园地。」[3]反映当时参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人数屈指可数。

　　到了4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与国际接轨。两位青年经济史家──梁方仲先生与全汉升先生──获得难能可贵的机会，分别受社会所陶孟和与史语所傅斯年的推荐，出访英、美著名大学，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工作。[4]以全汉升师为例，他获美国哈佛大学之聘，大量涉猎西方经济史学专着。他表示「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特别对J.U.Nef的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书中详细分析英国煤矿业的兴起与当地交通运输、资本、技术等因素的关系，亦论及煤矿业及其相连的钢铁业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5]经历了三年左右的研究，全先生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全面掌握了到西方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为后来研究世界经济发展、中国工业化、铁路与工业发展和明清海上丝路等研究领域奠下稳固的基础。梁方仲先生则在哈佛大学担任研究人员两年，再前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并全面开展其对社会经济史的收集，以明清白银贸易和赋役制度为发展重点。其代表作《一条鞭法》、《释一条鞭法》后来经王毓铨教授等翻译成英文，列为《哈佛东亚丛刊》第一种（《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No.：1）以出版，引起西方经济史学界的高度关注。[6]

　　50至90年代，全先生奔走于台、港之间，受聘于史语所、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全力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先后出版了《唐宋帝国与运河》、《汉冶平公司史略》、《中国经济史研究》（三册）、《中国经济史论丛》（两册）和《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培养大量经济史专家，如赵岡、王业键、宋叙五、陈慈玉、何汉威、林燊禄、黎志刚、郑永常、郑润培等，推动台、港两地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贡献良多。而梁方仲先生回国后亦勤于著述，留下大量优异作品，如《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明代粮长制度》、《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近年，梁氏弟子并将其一生著作汇集，编成《梁方仲文集》（八册，中华书局），对梁氏的著作暨讲稿加以全面整理，对经济史研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梁氏培养的学生多服务于广州中山大学和广东社会科学院，如叶显恩、黄启臣、李龙潜、汤明檖、鲍彦邦等均能继承梁氏的研究工作，成为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翘楚。

　　除广州中山大学外，国内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重镇也不少，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二：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设在北京月坛北小街二号，主要学者有严中平、孙毓棠、吴承明、李文治、彭泽益、张国辉、聂宝璋、汪敬虞、宓汝成、刘克祥等教授，较多以近代经济史研究为对象。该所人材济济，承担许多基础性的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成绩斐然。二是由厦门大学历史系傅衣凌教授领导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主要从事明清江南经济、商业资本、乡村经济（土地文书）等社会经济史领域，成绩为同行所称羡。傅氏的及门弟子人暨再传弟子人数颇众，如杨国祯、陈支平、陈春声、郑振满、王日根均属其中表表者。值得特别注意的，两者均分别发行专门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并出版特刊、译丛或丛书，让不同的研究者有一个很好的平台，作学术上的交流。此外，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均有不少学者专门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推陈出新，佳作不断，真是一片兴旺的气象。再加上国外学者如马若孟（Myers）、费维凯（Feuerwerker）等优秀学者的研究，成绩更见突出。

　　回顾多年来专门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人数甚众，仅以中国近代工业化这个领域为例，相关的著作已难尽数列出，如最早从事中国近代工业化史的研究者，应属晚清时期在华的外国学人，其中德籍地理学者李希霍芬（Richthofen） 最为著名。他早在1870年代已在中国内地进行煤铁等矿的考察，并以通讯形式在上海各报刊陆续发表。此外，由总税务司编辑的历年《关册》和《海关十年报告》等，都蕴含大量工矿业的相关材料[7]，而《英国国会文书》亦保存了大量相关晚清以来中国新式工矿业的原始材料。踏入二十世纪，西方学者积极研究、调查中国工矿业的发展，同时日本学者亦加入其中，与此同时，国人也不甘示弱，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如顾琅（1916）《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到了二、三十年代，矿业史研究有丁文江、翁文灏（1921）《中国矿业纪要（第一次）》、谢家荣（1926）《中国矿业纪要（第二次》、谢家荣，朱敏章（1931）《中国矿业中的外国利益》、王竹泉（1929）《山西煤矿志》、候德封（1929）《中国矿业纪要（第三次）》、《中国矿业纪要（第四次）》（1932）、《中国矿业纪要（第面次）》（1935）和胡荣铨（1935）《中国煤矿》成绩较为突出。至于工业方面，刘大钧的研究与调查最为瞩目，主要包括《中国工业与金融》（1927）、《上海的发展与工业化》（1936）和《中国工业调查报告》（1937）等三部著作。其余作品如吴承洛（1933）《今世中国实业通志》、托尼（Tawney, 1932）《中国的土地与劳工》（陶振誉（1937）之中译本为《中国之农业与工业》）、雷默（Remer, 1933）《外人在华投资》和龚骏（1933）《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均属涵盖较广泛的专著，堪称此时期的代表作。1940年代，因战争的影响，故作品不多。其中较具参考价值的有徐梗生（1947）《中外合办煤铁业史话》。徐氏曾在经济部任职，故此书利用大量官方档案数据，内容较为充实。至此，中国工矿研究大多是以现实经济利益的角度进行调查，具史学意义的研究尚未确立。

　　1950-60年代是工矿研究迈进史学研究的标志时期，有关资料汇编、学术专著大量涌现。与本课题最具关系的有孙毓棠（1957）《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汪敬虞（1957）《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陈真、姚洛、逄先知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4辑（1957-61）和彭泽益（1962）《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最为重要。其次是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八册《洋务运动》（1961）和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1959）。台湾方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海防档》（1957）和《矿务档》（1960），均属珍贵的原始资料汇编，对此项课题极具参考价值。至于专著方面，最重要的有严中平（1955）《中国棉纺织史稿》和吴承明（1955）《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个别行业资料汇编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1958）《中国民族火柴工业》（1963）、《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1966）、《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1968）、《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等，均属内容丰富详尽的作品。70年代以后，无论是资料汇编或专题研究均有可观的进步。港、台方面，香港新亚研究所全汉升师的《汉冶萍公司史略》（1972）、《中国经济史论丛》（1972）和《中国经济史研究》（1976）是划时代的代表作。其时，盛宣怀的大量档案尚深藏于上海档案馆中，全先生穷三十年的精力将散见于港、台、日本的相关史料一网打尽，为近代最重要的工矿等企业撰写专史，实属创举。至于《论丛》、《研究》二书，收录了大量有关中国工业化、铁路建设和煤矿工业等多方面的论文，对近代工矿史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后来，全先生又编成《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1996），继续收编有关的研究成果。在全氏的指导下，其门弟子在港、台及海外相继发表专著，成绩裴然。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出版品包括何汉威（1978）《京汉铁路初期史》、《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1980）、陈慈玉（1989）《近代中国的机器缫丝工业，1860–1945》、《台湾矿业史上的第一家族：基隆颜家硏究》（1999）、《日本在华的煤业投资四十年》（2004） 、黎志刚（2003）《中国近代的国家与市场》、杨永汉（1998）《论晚明辽饷收支》、张伟保（2001）《实业计划与国民政府》、郑润培（2002）《中国现代化历程：汉阳铁厂》、夏诚华（2003）《菲化政策对华侨经济之影响》、林援森（2003）《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汉冶萍公司个案分析》等。

　　与此同时，国内相关专着亦大量涌现，计有张国辉（1979）《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聂宝璋 （1983-）《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二辑）、《上海市棉布商业》、宓汝成（1980）《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984）《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1863-1911》、（2002）《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 -1949》、樊百川（1985）《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淸季的洋务新政》（2003）、杜恂诚（1986）《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1991）、林庆元（1986）《福建船政局史稿》、上海市粮食局《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1987）、严中平主编（1989）《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984》、淄博矿务局、山东大学编（1989）《淄博煤矿史》、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90）《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徐新吾主编（1990）《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中国近代煤矿史编（1990）《中国近代煤炭史》、《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编（1990）《大生系统企业史》、祁宇华等编（1990）《中国地方志煤炭史料选辑》、杜石然，林庆元，郭金彬（1991）《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薛毅（1986）《焦作煤矿史》、（1992）《英国福公司在中国》、朱荫贵（1994）《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硏究》、汪敬虞主编（2000）《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王菊（2004）《近代上海棉纺业的最后辉煌》等等。近代工矿业兴起之初，主要由一些洋务运动官员、买办，甚至外国人所推动。不少学者从人物研究方面入手，探视近代工矿业发展的情况，当中如聂宝璋（1979）《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汪敬虞（1983）《唐廷枢研究》、《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1987），夏东元（1981）《郑观应传》、《晚清洋务运动研究》（1984）、《盛宣怀传》（1988）、《盛宣怀年谱长编》（2004），易惠莉（1998） 《郑观应评传》等为佼佼者。

　　另外，自五十年代起海外学者有关方面的专著颇多，较具代表性的有费维凯（Feuerwerker, 1958）《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芮玛丽（Wright , 1962）《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侯继明（Hou, 1968）《外国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1840-1937》、康念德（Kennedy, 1978）《李鸿章与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张荣洋（Cheong, 1979）《官僚与商人：怡和洋行–十九世纪早期的中国买办》、赖特（Wright ,1984）《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工业：1855-1937》、朱昌峻，刘广京等（Chu and Liu, 1993）主编《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庞百腾（Pong ,1994）《沈葆祯评传：中国近代化的尝试》、陈锦江（Chan , 1995）《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高尔（Köll, 2003）《从棉织工厂到商业帝国：近代中国区域企业的出现》、康乃尔（Connell, 2004）《危机中的生意：怡和洋行与香港之贸易工业》等。至于日本方面，亦有不少杰出的研究，根岸佶（1948）《买办制度の研究》、高村直助（1982）《近代日本绵业と中国》、铃木智夫（1992）《洋务运动の硏究》、森时彦（2001）《中国近代绵业史の研究》是当中较重要的作品，研究近代工矿史者是绝不能忽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海内外有不少尚未出版的博士、硕士论文，填补了部份领域研究的空白，当中以美国迈阿密大学的He, Sibing（1997）《旗昌洋行（1818-1891）：十九世纪在华美商的贸易与策略》、爱荷华大学Qin,Yucheng （2002）《中国商人与晚清政府的排外的倾向》两篇较为重要。台湾方面，国立成功大学苏舜卿的硕士论文（2001）《从买办商人到实业家─徐润（1838–1911）研究》一文，同样是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8]这些成果，与七十多年前相比较，真不能同年而语。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关的历史研究正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将加速中国与世界日益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中国经济史研究亦必将向更纵深、更长时段、更宏观的发展作出考察，逐步走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本书三位作者均属新亚研究所培养为从事经济史研究的人员。以笔者而言，本人对中国史研究的兴趣早在七十年代的中学阶段形成，于1984年以投考树仁学院（按：现已升格为树仁大学）文史系，随文学院长汤定宇教授研习文史[9]，时获汤师指导。汤师与新亚研究所全汉升教授伉俪十分友好，故常常提及新亚研究所的优良学术传统。因此，在1988年夏，本人立志投考新亚研究所。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共考五张试卷；在通过笔试后，再安排口试。当年，口试委员共五名，包括全汉升师、严耕望师、刘凤翰教授、苏庆彬教授、王尔敏教授。口试历时约三十分钟，主要查考考生历史知识、语文能力、研究兴趣，与及初步对论文范围的设想等。终于顺利通过考试，有幸忝列于新亚门墙之下，从事中国史的研究。研究所要求修读24学分，另加逻辑、英文和日文。在所期间，曾修读全师、严师等的课，也修读了林燊禄教授、何汉威教授的课。至于研究范围，入学时曾考虑以徐干《中论》为研究题目。后来，特遵全汉升师之命，以明代经济史为起点。当日梁方仲教授的著作正陆续出版，故全师命细读所有作品，并试想想研究范围。笔者深感梁氏作品极具价值，可作为明代经济史的指南。在细读有关赋役方面的专著后，深感其对江西役法的研究仍可再作进一步的探讨。最后，经全师的允许，遂以明代江西役法的变化为重点。筆者於是查阅全部明代江西省方志（约50种）、《明实录》关于江西有关的全部材料[10]和《（万历）江西赋役全书》（八册） 等极其珍贵的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硕士论文的基本框架。由于时间紧迫，初稿校订较为粗疏，劳烦年届八十高龄的全老师逐字修改，使笔者深感愧咎。最后，论文获得通过，当日考试委员包括全师、严师、罗球庆教授、苏庆彬教授和金发根教授。

　　由于硕士论文基本获得老师们的肯定，遂决意将江西役法研究扩展为东南五省，以求较为全面地研究明代中后期役法改革，也可利用已收集的相关资料。然而，当笔者将有关意见向全师报告时，全师以研究范围宜顺延至清代，并提议改为研究近代工业化问题，而以铁路建设与交通运输作为重点。在有点忐忑不安的心理状况下，笔者遵从了全师的指示，立即进行初步的資料收集工作，并以《华北铁路建设与煤炭开发关系之史研究》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经何汉威教授的指导，细读了一些相关的著作和资料，便开始了中国近代工矿交通方面的研究。为了收集资料，全老师安排笔者前往南港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和近史所图书馆（档案馆），复印了河北四省煤矿史数据和第历次《中国矿业纪要》中的煤矿资料。回港后，笔者开始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四省新式煤矿的产、运、销。其后，再经何汉威教授转介，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朱荫贵兄。经荫贵兄的鼎力帮助，利用了大量收藏于经济所图书馆的煤炭工业史中、日文书刊和杂志等数据。我俩的友谊亦从此开始。笔者顺利搜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遂开展了相关的工作，终于在三年内完成了題為《华北煤矿的生产、运输与销售，1870-1937》的博士论文。[11]

　　在通过博士论文口试后，笔者留所当博士后，先后完成了〈抗战前国民政府与煤炭工业〉和〈孙中山《实业计划》研究〉两文。[12]在全师的安排下，于1995年9月起担任专任副研究员，除负责每学期讲授两门课[13]外，还需继续撰写论文。两年后，获钟期荣校长聘任为母校中文系兼任副教授，开始了在大专院校授任课的生涯，直到现在为澳门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主任。其间，笔者曾于1997-1998年兼任新亚研究所图书馆主任[14]；1999-2004年兼任新亚研究所总干事，并担任《新亚学报》、《新亚论丛》的编辑工作。2004年中，获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导师为文献学专家郭英德教授，研究题目为《诗三百的形成与经典化》。[15]由于曾在大专讲授《左传》、《史记》和《目录学》等学科，对先秦史和文献目录学颇感兴趣，故选题上有此安排。目前，正为「先秦时期教材资料」和「《尚书》的形成与经典化」作准备工作。2008年中，笔者获选为中国经济史学会近代经济史组第五届（2008-2012）理事。

　　除了個人的研究經驗，我在研究所和澳门大学服务十多年，完成指导一名博士研究生和六名硕士研究生。筆者对于指导研究生的方法，有以下三个重點：

　　一、论文范围由学生自订，我仅属把关者。这是因为兼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各有不同，故对研究范围不宜有太多规限；

　　二、我认为学位论文要达到基本要求便可，不一定在从事研究的初期已必须有超卓表现。所谓基本要求，是指題目有一定的學術價值，要能充分利用原始资料，也掌握相关领域的代表专著和论文，而在论述时符合学术规范；

　　三、由于研究所的学生多为兼读生，一般都不缺乏兴趣，但多没有写作论文经验，研习时间也不太充裕。针对这种情况，导师对学生必须多加鼓励，但不能採取放任的进度，尤须注意的是研究范围不能太宽广，问题要具针对性，避免空泛的论题。

　　事实上，要了解某一课题的学术情况，也不是太容易。以中国经济史而论，一般可先参看陈高华、陈智超等编《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和山根幸夫《中国史硏究入门》（全二册，田人隆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然后再细看相关的专著和论文。在决定研究范围时，宜考虑是否能够掌握相关原始资料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涉猎和考察，应可逐步确定研究题目。此外，还需要细心阅读相近题目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以便了解论文的形式和表述技巧。最后，论文需要拟订章节和撰写文献回顾，再开始逐章逐节撰写，在完成初稿后才作修订。撰写过程和进度均宜按计划进行，并需预留修改补订的时间。当然，这只是理想的说法，在实际过程中可能要出现偏差，需要随时加以调整。基本上，顺利完成的学位论文大致均能按此方式进行。而本书四分之三以上的章节均可视采用此种方式呈现的结果，或可供初入门者作参考之用。

　　除导论外，本书共有十四篇，主要揭示传统中国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常有密切关系，故本书题为「经济与政治之间」，以反映本书的一贯研究重点。政府经济政策的制订，包括中央与政方财政、货币、赋役、公共工程、专利、农业、工矿业等，影响于国计民生至为深远。自唐宋以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多方面的变化，为现代中国奠下基础。本书以实证分析为基本方法，命题立论坚守「论从史出」的学术传承，以专题研究为对象，充分利用各种正史、政书、实录、方志、档案、期刊、报纸、文集和中外专著为材料，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尝试为中国近代经济变迁寻求适当的解释。以上论文虽在不同阶段撰写，时段亦从唐代建立（618年）至抗战爆发（1937年），跨度达一千三百年以上，但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主题，均有相当的一致性，且论点多从原始史料提炼出来，期望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为铭感对先师的关爱与指导，笔者遂以昔日庆祝全汉升师八十五岁诞辰时的一篇习作：《唐宋帝国与运河》节略作为本书的首篇。[16]第2篇为剖析宋初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为主体，并以财政方面为重点。其中，对名相赵普在宋初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有较深入的探讨。第3-5篇为明代经济的专题研究，包括货币和赋役两个重点。前者认为传统史家一般把明代纸币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政府滥发钞票所致，这似乎把问题过于简单化，而忽略货币制度的设计与推行的问题，故对这传统的成说作检讨。经过对明代的纸币制度作系统性的疏理后，发现「大明宝钞」失败的原因除了因为发钞过多外，其致命伤更在于制度上的设计，特别是明政府在未建立公众信心以前，未有效法宋、元为纸币设立准备金制度，以稳固「大明宝钞」的币值。后者以江西役法的变革为主题，试图补充梁方仲先生的关于江西役法研究。[17]笔者认为梁先生的研究十分重要，尤以《跋〈洞阳子集──兼论明万隆间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和＜明代江西一条鞭法进行之经过＞两篇以江西区域研究为对象作品。然梁氏并未以具体数字作长时段的考察，以说明一条鞭法的实际效果，故编者分别对江西役法初期和后期改革作较全面的考察，并特别以江西临江府为例，将嘉靖初年、隆庆年间和万历末年合共一百年间赋役负担的具体变化为依据，说明一条鞭法的实际贡献。經長時段的具體數字考察四五百年前的中國經濟史，應具有一定的創新意義。

　　第6-9篇是清代经济的个案分析，其中包括物价、工资、采煤业、官督商办、专利等课题。〈从物价、工资看17-18世纪的国民生活水平〉指出传统观点都认为十八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盛世，理应物阜民丰，国家繁荣鼎盛，而社会上却呈现日益贫穷的现象。这种予盾状态，应如何理解？笔者认为事实上，清代人口激增，再加上美洲白银流入，使到17、18世纪各类物价出现持续上涨的趋势。而当时工资则欠缺弹性，百多年来, 竟未见显著升幅, 结果造成生活水平急降的陷穽。〈传统煤炭工业的生产及其局限〉以传统煤业为例，指出传统技术的根本缺点，使旧式采煤业无法适应现代化的需求，从而导致新式矿业的出现。〈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官僚化现象〉与〈郑观应「专利经营」建议及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实践〉均以探讨李鸿章支持下在上海建立的现代化纺织厂的经营困难和清季「官督商办」模式的症结。前文认为李鸿章对企业的干预较为节制，由商人主导企业运作，官方只派员协助管理，但随着创办人彭汝琮的失败，企业官僚化的情况开始出现，到郑观应接管后，又面对与官僚派的派系冲突，郑氏遭排斥因而离开，此后官僚派系大权掌握，企业发展也受到阻碍。承接上题，后文继续以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时，由郑观应提出十年的专利经营权，打算以此保护织布局的利益，以抗衡外国棉纺织品的输入。「专利问题」深具时代性，在洋务运动期间屡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本文以专利权的合理性，以及对本土棉纺织业的影响为主题，对此问题作更具体的探索。作者试图透过两篇文章, 刻划出清季工业化的特征及局限性, 为中国近代工业化史, 添一脚注。

　　第10-14篇为以清末民初工业化与政治间的关系为主体，课题包括经济与国防、政府与私人企业、国煤案和外煤倾销等领域。晚清国势积弱，外患接踵而至，〈民族主义之经济基础──以清末民初之西北为例〉是以蒙古、新疆的发展为对象，强调经济与国防的重要性。文中指出，外蒙古的独立与新疆、内蒙古仍为中国的部分，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俄国对后者的野心也是非常明显的，然终于难以如愿，实属必然的发展结果。〈由盛转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企业个案分析〉反映政经济政策对私人企业的影响。长久以来，人们都以为「南洋」的失利是主要是因为英美烟草的帝国主义企业的打击，以及日本的经济军事侵略有直接的关系。然而，据笔者研究，除了外在因素外，内在因素更是公司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它们包括公司过度扩充、有利因素相对被消化和管理不善三个因素。「南洋」既作为民国时期的民族企业的佼佼者，而研究公司的由盛转衰之原因，实有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民族企业面对的困难与局限。傳統史家事事歸咎於政治等外圍因素,忽略了企業家的質素及管理文化, 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评「十年建国」〉是对国民政府在1928至1937年间的管治与表现作出评估。一般认为，当时被称为「十年建国」或「黄金十年」的政治经济状况，实际上有着许多的局限，整体而言只能算是「外强中干」。平情而論, 對於「十年建國」的評價, 絕不宜過分矮化，或過分吹噓。在此基礎上，笔者根据种种客观证据，分析得当时的发展是有相当的前途，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各项基础建设亦有所发展，为抗日事业打下了基础。第13、14篇分别为〈长江煤荒危机，1928-1932〉和〈抚顺煤倾销下之关内煤矿业，1932-1936〉，主要涉及外煤倾销及国煤救济问题。华资煤业在1928-1936年间屡受外煤竞争和战争的影响，经营状况险象横生，其倚赖政府的救济，则常因政治动荡而落空。此种困境，也可验证「建国十年」的实际成绩。

　　本书导论及第1、2、4、5、7、10篇由张伟保执笔；第3、6、8、9、11、12篇及后记由赵善轩执笔；第13、14篇由罗志强执笔。全书由笔者审读一遍。本书能正式出版，曾获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周子峰学兄的鼎力协助，为此笔者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1] 本文见于http://www.hstao.com/haiyu/HY03.HTM。

[2] 同上。

[3]全汉升〈回首来时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8，下册，页487。

[4]全汉升〈回首来时路〉，页489-490。

[5] 全汉升〈回首来时路〉，页489-490。

[6] 关于梁方仲先生的生平，可参看汤明檖、黄启臣〈梁方仲小传〉，《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页352-373。

[7] 例如，津海关1878年报告关于开平煤矿的早期记录，十分珍贵，参看吴弘明辑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8] 以上四段文字由赵善轩执笔，由编者补订，下限为2005年，有关各书的详细出版资料，均可从香港高校图书联网（HKALL）检取。

[9] 笔者修读了汤师讲授的《古籍导读》、《史记》和《中国文化史》。汤定宇（1915-1999）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学士）及金陵大学历史系（硕士），乃钱穆先生的弟子。

[10] 全师原以笔者的时间有限，命以首先阅读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实录》。然林燊禄教授则提议从《太祖实录》开始较合适。最后，笔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涉阅了明初至万历十八年（共约110册）的《明实录》（全133册，南港：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1962-1966），并将其中与江西省及明代赋役有关的所有材料全部复印一份。

[11] 笔者正计划安排修订出版。

[12] 两文收入拙著《实业计划与国民政府》（天工书局，2001）。

[13] 每科2学时。笔者曾讲授《中国史专题研究》、《中国经济史专题》、《宋史》、《明清史》、《明清经济史专题》、《晚清史》和《二十世纪中国史》等课程。

[14] 这是笔者从事图书文献学的主要原因。

[15] 2005年由台北天工出版社出繁體字版。

[16]据全师的回忆，此书以「思索连结唐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方和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的大运河的重要性……分析运河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帝国盛衰的关系。」全师初以宋代经济史为主，后来受挚友严耕望先生的启示，将研究延伸至唐代；相关讨论见参看全汉升〈回首来时路〉，页488。

[17]梁方仲两篇作品收于《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1及《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按：《补编》出版较后者早5年，稍为特别。

　　独具匠心，构建科学的研究体系。第一，全面系统而又主线突出。对60年中国经济史的描述，可谓“全景广角”和“泼墨写意”，不以偏概全，同时又注意防止治丝益棼，主线十分清晰，即围绕中国现代化发展，以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经济运行机制演变为主线。第二，突出重大政策、重大制度、重大事件的描述。对如“统购统销”、“大跃进”、“文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济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城市再就业工程、扩大内需、化解金融风险等经济行为，采取“局部特写”和“工笔细描”。第三，将中国的发展和变革置于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去观察和论述，进而对中国各个时期的政策制订、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做出客观、全面、公正的评价。第四，注意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问题，以及与此相关制度的多样性。第五，把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发展纳入中国当代经济史体系展开研究和记叙，实现了中国当代经济史编研的完整性。第六，在遇到留史还是留论时，选择“留史削论”。第七，对于有较明显分歧的观点，在有所取舍的同时，尽可能在注释中提供不同观点的索引，可以供读者参阅和思辨。

　　博采众长，彰显水准。第一，站在学科前沿，站在今天的高度，对60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进行审示，使得在历史描述、理论分析、经验总结等方面都比初版时有了较大提高。第二，将60年看作是中国人民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动态历史过程，这个视角的审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第三，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遵循“史无定法”，还加强了计量和成熟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第四，广泛吸收最新成果。这次修订，除将叙述的历史下限延长到2009年外，还吸收了10年来新披露的历史文献和已经出版的海内外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刘少奇文稿》、《陈云文集》、《江泽民文选》、《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谷牧回忆录》、《毛泽东传》、《邓小平年谱（1975～1997）》、《陈云传》、《李先念传》，以及2008年出版的大量研究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论著。

　　以史为鉴，史论结合。古人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在以真实再现历史为主的同时，史论结合，对重大实践与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辨，探索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例如，在导论部分，基于60年间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一国两制”等，提出了“‘多元一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论断。分析指出，纵观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演变，可以看出它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至1952年为一个阶段，其特点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保留市场机制下的集权，因此权力的集中主要表现在财政和金融方面，其结果是好的。1953年至1978年为第二个阶段，其特点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集权和分权，因此权力的集中和下放都表现为行政性的、全面的，结果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境地，始终没有找到和建立起令人满意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但是总的来说，权力集中的时期比权力下放的时期经济形势要好。1979年至1991年为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恰好与第二阶段相反，其基础是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及恢复市场机制过渡，其特点是由初期的中央集权到分权再到部分集权，由于经济体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仍然没有摆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但是，总的来说，无论权力的集中还是下放，都没有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危害。1992年至今为第四阶段，这个阶段的权力划分已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力划分开始真正摆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向良好方向发展。随后，还进一步概括出以下启示：第一，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中国只能实行“多元一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中央与地方经济权限的合理划分，例如香港、澳门、台湾与内地的关系；内地少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东西部和各省之间的关系。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人口多、资源少的大国，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演变趋势，一方面，必须照顾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应允许部分地区发展快一些，中央政府将给予地方政府较多事权和立法权；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统一市场的要求，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权力则呈加强趋势，即事简而权大。第二，60年的历史证明，要想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力，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首先必须科学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传统的计划经济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政企不分也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第三，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限，是使国民经济避免波动、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之一。第四，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必须与它的管理能力相一致，不考虑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和成本，而过分突出中央政府，会造成财力的萎缩而导致诸侯经济、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既不符合实际，也容易导致急躁和冒进，对经济发展产生副作用。

　　十年磨剑，见赤诚之心。这个研究团队认为，回顾和研究60年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程，尤其是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仅能够激发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加强对国情的认识，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同时对于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今天的经济问题和把握明天的发展机遇，对于中国的统一和经济一体化，也都是很有必要的。基于如此高度的认识，这个研究团队在10年前迎着困难，坚持写作这本书，并在10年后又增补修订该书。这个研究团队不是急功近利，而是持之以恒，仅此精神，哪怕是“千虑一得”，或是“管窥蠡测”，都令人敬佩。最近，获悉该书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应该说是实至名归，得到认可了。

　　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新中国经济史作为一个研究叙述对象，是一个随着时间而不断延伸和丰富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这60多年里，中国经济无论是从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还是从生产关系、对外经济关系，都发生了急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远没有“尘埃落定”，因此影响和局限了我们的视野和判断，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所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世界现代化潮流中一个新的尝试。这些因素都使得“跟随历史前进”的这本书在研究上又一定难度，受到较大局限。例如，书中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的关系分析还不够透彻，如果能够通过历史经验给出一个收入差距的合理界限（即与经济发展的正、负相关关系）就好了。又如该书尽管比较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感觉还是略嫌不够，像90年代以来互联网发展作用和意义就讲得不够充分。而这些科技革命，即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更深层次的推动力和决定因素。总之，希望武力率领的这个研究团队，能够“与时俱进”，紧跟新中国前进的步伐，及时吸取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提高研究水平，为下一次修订该书时做好准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经济史分会副会长）

• 　　责任编辑：楚昀
•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3-13 16:43:00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传统中国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朱义明∥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长沙），2011．4．91～97

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黄敬斌∥文史哲（济南），2011．4．98～106

中国稀土问题的经济史透视与演化经济学分析／贾根良，刘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埒6～144

豫商研究现状述评／庞卫东∥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郑州），2011．4．1～6

国内外牙商研究述评／张彦台∥前沿（呼和浩特），2011．14．104～106

近代外国在华企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王强∥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徐州），2011．2．76～8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近代化研究述评／谭玉秀，范立君∥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徐州），2011．2．71～75

西方学者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罗翠芳∥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2011．4．190～195

唐代屯田研究综述／李文益，李少林∥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11．4．36～44

明清湘西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罗运胜∥湖南行政学院学报（长沙），2011．4．109～112

近代徐州煤矿研究综述／姜新，周宝银，刘晶晶∥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徐州），2011．2．84～89

近10年来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若干问题研究综述，杨晓丹∥北京党史，2011．3．35～38

【中国经济史】

黄河夺淮与江苏两淮盐业的兴衰／凌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11～17

晚商都城羊的消费利用与供应：殷墟出土羊骨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李志鹏∥考古（京），2011．7．76～87

秦漆园经济发展原因之探究／朱学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杨凌），2011．4．107～110

十六国北魏时期的坞壁经济／范兆飞，张明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2．14～21

唐代蜂业初探／郭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5～10

论唐代市场制度中国家与市场的联结关系／芦蕊∥河南社会科学（郑州），2011．5．175～177

古代中国的运河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以唐代汴河为中心／井红波，杨钰侠∥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张家口），2011．4．58．63

宋元福建制盐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刘伟榕，贺威∥盐业史研究（自贡），2011．2．48～51

南宋广南西路横山寨的贸易／朱文慧∥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银川），2011．4．41～45

试论东南会子对南宋社会的影响／刘超∥贵州财经学院学报（贵阳），2011．4．87～90

金章宗时期货币制度改革失败原因探析／黄金东∥史学集刊（长春），2011．4．114～120

元代温州盐政考述／陈彩云∥盐业史研究（自贡），2011．2．35～40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赵轶峰∥古代文明（长春），2011．3．101～11 1

“靠天吃饭”：灾荒史视野下的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度／志刚∥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长沙），2011．4．108～113

商品、商人与秩序：晚明海上世界的重新解读／万明／／古代文明（长春），2011_3．76～93

清代社会经济的区域性特征／陈桦／／河北学刊（石家庄），2011．5．46～51

清嘉道以来伯都讷围场土地资源再分配／赵珍∥历史研究（京），2011．4．55～72

“过密化”与中国棉纺织业生产：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松江／李伯重著；张天虹译∥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1．4．31～34

石仓洗砂业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曹树基∥史林（沪），2011．3．100～114

嘉道时期滇铜供应问题探析：兼论嘉道时期云南铜矿之衰落/刘朝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昆明），2011．4．77～83

渔引与“乾标”：清代前中期广东渔盐配给制度的形成／杨培娜∥盐业史研究（自贡）．201123～10

清中叶湖广私盐量化分析／吴海波∥盐业史研究（自贡），2011．2．11～22

19世纪初东南海商与海盗、水师的关系／张雅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2：34～39

论清代广州北三行商馆区的兴起，赵春晨，陈享冬∥清史研究（京），2011．3．25～36

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赵思渊∥清史研究（京），2011．3．77-87

乾隆至道光年问天津的关税与海税肼檀，高福美∥中国史研究（京），2011．2．181～193

清代前期自然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以湖南为例／张颖华∥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长沙），2011．4．78-81，90

乾隆朝“以工代赈”制度研究／周琼∥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1．4．66～79

灾荒与地权变化：清代至民国永济县小樊村黄河滩地册研究/胡英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18～24

硬租与实租：晚清民国徽州地租研究：以《金长千公会租簿》数据为中心／汪崇筼∥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合肥），2011．4．143～149

近代中国从俄苏引进农业技术及其影响考论／宋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33～44

近代东北地区农业机械化经营的退却及其原因／王大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2．46～52

近代北京商铺的铺底与铺底权庐忠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2．53～61

近代天津洋行的毛皮原料贸易／梁瑞敏∥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石家庄），2011．4．76～79

近代中国海关制度变迁的解构和解释：基于制度职能定位与制度安排变迁的视角／熊金武∥贵州社会科学（贵阳），2011．8．46～51

论钱庄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朱荫贵∥社会科学（沪），2011．8．132～143

宁波钱庄与中国本土商业银行的产生／陈铨亚∥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4．35～40

浙江地方银行与近代浙江工商业／张朝晖，刘志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45～55

中国近代的证券交易所／林榕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76～82

近代中国信托业的投机现象／何旭艳∥史学月刊（开封），2011．7．76～81

近代中国企业年金的创新、选择和扩散／李耀华／／七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1～18

近代环渤海经济一体化及其动力机制／樊如森∥学术月刊（沪），2011．7．131～143

清末新政时期柞蚕业的发展及其原因／苑朋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56～61

《煤铁互售合同》与张、盛之分歧／左世元，吴盛卿∥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1～4

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再估计／周育民∥清史研究（京），2011．3．1～24

略论晚清金融结构变迁／王红曼∥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福州），2011．7．70～75

中国首建电报线路再考辨／夏维奇∥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52～55．71

民国徽商、乡村工业与地方市场：培本有限公司经营账簿研究／马勇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62～68

工业化时代的住房保障：基于民国时期劳工住宅问题的分析／宣朝庆，赵芳婷∥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津），2011．4．100～107

“裁厘改统”对国内粮食市场整合的效应／赵留彦，赵岩，窦志强∥经济研究（京），2011．8．106～118，160

张静江与近代浙江陆上交通建设／谭备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2．79～89

抗战前夕卜海GDP及结构探析：以1936年为例／李敦瑞，朱华∥史林（沪），2011．3．19～30

多元力量参与下的外生型经济变革：以民国江宁实验县的经济改良为中心／王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69～75

战前上海工业化的最后展示：上海市政府成立十周年纪念工业展览会研究／严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2．72～78

民族企业的涉外纠纷与生存策略：以上海申新七厂拍卖案为个案/徐锋华∥史林（沪），2011．3．123。131

从1931年大水看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救灾关系博弈／孔祥成，刘芳∥中国农史（南京），2011．2．112～121

1931年大水灾与政府的粮食调控政策／孔祥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11．3．144～150

中共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商人运动／龙心刚∥中共党史研究（京），2011．6．49～57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借谷票述论／何伟福∥贵州财经学院学报（贵阳），2011．4．80～86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北财政／江满情∥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2011．4．55～59

华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斗争”模式分析／徐建国∥中共党史研究（京），2011．6．70。79

浅析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发行的军票／关心∥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60～62

从开放到管制：战后国民政府外汇政策的演变及后果／宋佩玉∥安徽史学（合肥），2011．4．50～57

“防波堤”的崩溃：抗战胜利后台湾银行业的接收、改组与通胀压强∥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11．4．154～162

论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现代化的伟大探索／武力∥中共党史研究（京），2011．7．41～47，57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以下放基本核算单位和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为中心摩文∥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11．4．5～16

中国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分析（1949—2010）／肖翔∥教学与研究（京），2011．6．18～25

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程令国，张哗∥经济研究（京），2011．8．119～132

人民公社初期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管理／赵入坤∥中共党史研究（京），2011．6．39～48

成就与教训：学大寨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王瑞芳∥中共党史研究（京），2011．8．47～55

20世纪50～70年代上海“老工业基地”战略定位的回顾与思考，朱婷∥上海经济研究，2011．7．113～120

从国家统购到合同定购：1985年粮食市场化改革的初次尝试及其价值臌德余∥中国市场（京），2011．29．12～19

【各国经济史】

11世纪地中海北非的远途贸易／何美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石家庄），2011．4．146～151

在公共与私人之间：法国旧制度时代的包税制度初探／黄艳红∥史林（沪），2011．3．163～169

论19世纪下半期英国的财税政策／郭家宏，王广坤∥史学月刊（开封），2011．8．77～84

美国经济崛起时期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赝根良∥教学与研究（京），2011．8．53～60

美国经济“衰落”的历史比较／陈德照∥国际问题研究（京），2011．4．15～20

1975年纽约市财政危机／王旭∥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11．4．86～93

【经济思想史】

论战国吉语玺中所蕴含的古人祈求财富的思想／陈光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1-4

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经济学解析／周建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45～152

司马迁天下“皆为利”思想简论：兼与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比较廑平均∥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石家庄），2011．4．71-75

钱币八政首，价贵靠威令：论刘基的货币思想，沈端民∥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长沙），2011-3．91～95

《儒林外史》中的文化教育消费思想探讨／沈端民∥消费经济（长沙），2011．4．92～94

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中的进化论元素：基于义利观的考察与分析／郑双阳∥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福州），2011．4．61～65

论王学文在日撰写的经济学论文与河卜肇学说之影响／靳明全∥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镇江），2011．2．57～63

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问题与思路：兼论孙中山的农业思想／张亚光，冯婧玉∥贵州社会科学（贵阳），2011．8．42—45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消费经济学：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何炼成，何林∥消费经济（长沙），2011．4．1-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的经济思想／叶世昌，丁孝智∥贵州社会科学（贵阳），2011．8．38～41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宋丽智∥经济学动态（京），2011．7．89～93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战时财政思想研究／李超民∥贵州财经学院学报（贵阳），2011．4．13～18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伟大贡献胁峰∥毛泽东思想研究（成都），2011．4．132～137

【学术动态与书评】

评《六朝政权与长江中游农业经济发展》／张敏∥湖南城市学院学报（益阳），2011．4．109～110

由实证研究趋向理论提升的精致尝试：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述评／洪易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104～108

《道德经》的经济学解读：读《历变不衰路线图：道德大发现》厂胡培兆∥经济学动态（京），2011．7．159～160

传统中国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朱义明／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长沙），2011．4．91～97

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l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黄敬斌／文史哲（济南），2011．4．98～106

中国稀土问题的经济史透视与演化经济学分析／贾根良，刘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埒6～144

豫商研究现状述评／庞卫东／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郑州），2011．4．I。6

国内外牙商研究述评／张彦台／前沿（呼和浩特），2011．14．104～106

近代外国在华企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王强／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徐州），2011．2．76～8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近代化研究述评／谭玉秀，范立君／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徐州），2011．2．71～75

西方学者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罗翠芳／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2011．4．190～195

唐代屯田研究综述／李文益，李少林／中国史研究动态（京），2011．4．36～44

明清湘西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罗运胜／湖南行政学院学报（长沙），2011．4．109～ll2

近代徐州煤矿研究综述／姜新，周宝银，刘晶晶／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徐州），2011．2．84～89

近10年来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若干问题研究综述，杨晓丹／北京党史，2011．3．35～38

中国经济史

黄河夺淮与江苏两淮盐业的兴衰／凌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11～17

晚商都城羊的消费利用与供应：殷墟出土羊骨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李志鹏／考古（京），2011．7．76～87

秦漆园经济发展原因之探究／朱学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杨凌），2011．4．107～110

十六国北魏时期的坞壁经济／范兆飞，张明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2．14～21

唐代蜂业初探／郭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5～10

论唐代市场制度中国家与市场的联结关系／芦蕊／河南社会科学（郑州），2011．5．175～177

古代中国的运河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以唐代汴河为中心／井红波，杨钰侠／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张家口），2011．4．58．63

宋元福建制盐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支0伟榕，贺威／盐业史研究（自贡），2011．2．48～51

南宋广南西路横山寨的贸易／朱文慧／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银川），2011．4．41～45

试论东南会子对南宋社会的影响／刘超／贵州财经学院学报（贵阳），2011．4．87～90

金章宗时期货币制度改革失败原因探析／黄金东／史学集刊（长春），2011．4．114～120

元代温州盐政考述／陈彩云／盐业史研究（自贡），2011．2．35～40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赵轶峰／古代文明（长春），2011．3．101～ll l

“靠天吃饭”：灾荒史视野下的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度／志刚／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长沙），2011．4．108～113

商品、商人与秩序：晚明海上世界的重新解读／万明／／古代文明（长春），2011_3．76～93

清代社会经济的区域性特征／陈桦／／河北学刊（石家庄），2011．5．46～51

清嘉道以来伯都讷围场土地资源再分配／赵珍／历史研究（京），2011．4．55～72

“过密化”与中国棉纺织业生产：18世纪末至l9世纪初的松江／李伯重著；张天虹译／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1．4．31～34

石仓洗砂业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曹树基／史林（沪），2011．3．100～114

嘉道时期滇铜供应问题探析：兼论嘉道时期云南铜矿之衰落/刘朝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昆明），2011．4．77～83

渔引与“乾标”：清代前中期广东渔盐配给制度的形成／杨培娜／盐业史研究（自贡）．201123～10

清中叶湖广私盐量化分析／吴海波／盐业史研究（自贡），2011．2．11。22

19世纪初东南海商与海盗、水师的关系／张雅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2：34～39

论清代广州北三行商馆区的兴起，赵春晨，陈享冬／清史研究（京），2011．3．25～36

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赵思渊／清史研究（京），2011．3．77-87

乾隆至道光年问天津的关税与海税肼檀，高福美／中国史研究（京），2011．2．181～193

清代前期自然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以湖南为例／张颖华／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长沙），2011．4．78-81，90

乾隆朝“以工代赈”制度研究／周琼／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1．4．66～79

灾荒与地权变化：清代至民国永济县小樊村黄河滩地册研究/胡英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18～24‘

硬租与实租：晚清民国徽州地租研究：以《金长千公会租簿》数据为中心／汪崇筼／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合肥），2011．4．143～149

近代中国从俄苏引进农业技术及其影响考论／宋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33～44

近代东北地区农业机械化经营的退却及其原因／王大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2．46～52

近代北京商铺的铺底与铺底权庐忠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2．53～61

近代天津洋行的毛皮原料贸易／梁瑞敏／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石家庄），2011．4．76～79

近代中国海关制度变迁的解构和解释：基于制度职能定位与制度安排变迁的视角／熊金武／贵州社会科学（贵阳），2011．8．46～51

论钱庄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朱荫贵／社会科学（沪），2011．8．132～143

宁波钱庄与中国本土商业银行的产生／陈铨亚／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4．35～40

浙江地方银行与近代浙江_j：商业／张朝晖，刘志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45。55

中国近代的证券交易所／林榕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76～82

近代中国信托业的投机现象／何旭艳／史学月刊（开封），2011．7．76～81

近代中国企业年金的创新、选择和扩散／李耀华／／七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1～l8

近代环渤海经济一体化及其动力机制／樊如森／学术月刊（沪），2011．7．131。143

清末新政时期柞蚕业的发展及其原因／苑朋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56～6l

《煤铁互售合同》与张、盛之分歧／左世元，吴盛卿／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1。4

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再估计／周育民／清史研究（京），2011．3．1～24

略论晚清金融结构变迁／王红曼／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福州），2011．7．70～75

中国首建电报线路再考辨／夏维奇／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52～55．71

民国徽商、乡村工业与地方市场：培本有限公司经营账簿研究／马勇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62～68

工业化时代的住房保障：基于民国时期劳工住宅问题的分析／宣朝庆，赵芳婷／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津），2011．4．100～107

“裁厘改统”对国内粮食市场整合的效应／赵留彦，赵岩，窦志强／经济研究（京），2011．8．106～118，160

张静江与近代浙江陆上交通建设／谭备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2．79～89

抗战前夕卜海GDP及结构探析：以1936年为例／李敦瑞，朱华／史林（沪），2011．3．19～30

多元力量参与下的外生型经济变革：以民国江宁实验县的经济改良为中心／王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69～75

战前上海工业化的最后展示：上海市政府成立十周年纪念～j：业展览会研究／严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2．72～78

民族企业的涉外纠纷与生存策略：以上海申新七厂拍卖案为个案/徐锋华／史林（沪），2011．3．123。131

从1931年大水看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救灾关系博弈／孔祥成，刘芳／中国农史（南京），2011．2．112～121

1931年大水灾与政府的粮食调控政策／孑L祥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11．3．144～150

中共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商人运动／龙心刚／中共党史研究（京），2011．6．49～57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借谷票述论／何伟福／贵州财经学院学报（贵阳），2011．4．80～86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北财政／江满情／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2011．4．55～59

华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斗争”模式分析／徐建国／中共党史研究（京），2011．6．70。79

浅析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发行的军票／关心／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60～62

从开放到管制：战后国民政府外汇政策的演变及后果／宋佩玉／安徽史学（合肥），2011．4．50～57

“防波堤”的崩溃：抗战胜利后台湾银行业的接收、改组与通胀压强／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11．4．154～162

论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现代化的伟大探索／武力／中共党史研究（京），2011．7．41～47，57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以下放基本核算单位和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为中心摩文／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11．4．5～16

中国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分析（1949—2010）／肖翔／教学与研究（京），2011．6．18～25

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程令国，张哗／经济研究（京），2011．8．119～132

人民公社初期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管理／赵入坤／中共党史研究（京），2011．6．39～48

成就与教训：学大寨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王瑞芳／中共党史研究（京），2011．8．47～55

20世纪50～70年代}二海“老工业基地”战略定位的回顾与思考，朱婷／t海经济研究，2011．7．113～120

从国家统购到合同定购：1985年粮食市场化改革的初次尝试及其价值臌德余／中国市场（京），2011．29．12～19

各国经济史

11世纪地中海北非的远途贸易／何美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石家庄），2011．4．146～151

在公共与私人之间：法国旧制度时代的包税制度初探／黄艳红／史林（沪），2011．3．163～169

论19世纪下半期英国的财税政策／郭家宏，王广坤／史学月刊（开封），2011．8．77～84

美国经济崛起时期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赝根良／教学与研究（京），2011．8．53～60

美国经济“衰落”的历史比较／陈德照／国际问题研究（京），2011．4．15～20

1975年纽约市财政危机／王旭／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11．4．86～93

经济思想史

论战国吉语玺中所蕴含的古人祈求财富的思想／陈光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1-4

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经济学解析／周建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45～152

司马迁天下“皆为利”思想简论：兼与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比较廑平均／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石家庄），2011．4．7l-75

钱币八政首，价贵靠威令：论刘基的货币思想，沈端民／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长沙），2011-3．91～95

《儒林外史》中的文化教育消费思想探讨／沈端民／消费经济（长沙），2011．4．92～94

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中的进化论元素：基于义利观的考察与分析／郑双阳／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福州），2011．4．61～65

论王学文在日撰写的经济学论文与河卜肇学说之影响／靳明全／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镇江），2011．2．57～63

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问题与思路：兼论孙中山的农业思想／张亚光，冯婧玉／贵州社会科学（贵阳），2011．8．42—45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消费经济学：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何炼成，何林／消费经济（长沙），2011．4．1-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的经济思想／叶世昌，丁孝智／贵州社会科学（贵阳），2011．8．38～41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宋丽智／经济学动态（京），2011．7．89～93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战时财政思想研究／李超民／贵州财经学院学报（贵阳），2011．4．13～18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伟大贡献胁峰／毛泽东思想研究（成都），2011．4．132～137

学术动态与书评

评《六朝政权与长江中游农业经济发展》／张敏／湖南城市学院学报（益阳），2011．4．109～110

由实证研究趋向理论提升的精致尝试：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述评／洪易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11．1．104～108

《道德经》的经济学解读：读《历变不衰路线图：道德大发现》厂胡培兆／经济学动态（京），2011．7．159。160

来源：《经济史》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