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中后期由海外输入的白银，主要是南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有三条渠道：中国与欧洲海上贸易航线、中国与美洲的海上贸易航线和中日海上贸易航线。明朝中后期海上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竞争力，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海外白银输入为明代银本位制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由此带来了16—18世纪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本文的考察表明，虽然明政府推行闭关政策，但实际上明代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全球化的网络之中了。

　　[关键词] 海上贸易航线，海外白银输入，经济全球化。

　　Abstract:In the late Ming,silver inputed from overseas,mainly Japan and South America.There are three channels: the maritime trade route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China and America maritime trade routes and Sino-Japanese maritime trade routes.Large surplus was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nsequences of maritime trad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Overseas silver input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bility of the Ming Dynasty’s silver standard,and brought the prosperity of Chinese’s commodity economy in 16-18 century. Investigation of this paper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Ming government implemented closed-door policy,in fact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global network.

　　Keywords:Maritime trade routes,Inflow of foreign silver,Economic globalization.

引　　言

　　海外白银大量输入中国及其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外国学者主要有艾维泗(Atwell)[1]、弗林(Flynn)和吉拉尔德兹(Giraldez)[2]等。中国学者全汉升[3]根据历史资料对明代美洲白银输入中国作了一番梳理，钱江推断“1570—1760年中国与吕宋的实际贸易额可达到三亿比索，约折合白银二亿二千五百万两”[4]认为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刺激了日本、美洲白银的开采。上述学者的论文对笔者写作本文有很大启发，但他们没有清晰详细地对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进行考察。本文的工作是，根据史实，对明代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进行一番考察。

　　明中后期由外国输入的白银，主要是南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纪期间的白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近百分之八十。日本白银矿藏量也极大，被欧洲人誉为“银岛”。据估计，十七世纪初期以前，日本白银产量约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正是由于与中国贸易的另一方“均无他产”，但有丰富的白银蕴藏和储备，所以“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 而中国，物产虽丰富，白银却稀缺。中外双方在贸易中找到了契合点，所以导致了丝绸、陶瓷外流，而白银内流的局面。中外海上贸易有三条主要航线：欧洲、美洲、日本。中国对欧洲贸易航线为“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澳门是中欧贸易枢纽；中国对美洲贸易航线西端起点为福建的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和广州等地，以菲律宾的马尼拉为中转口岸，其间澳门一度垄断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东端终点为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中日贸易分直接贸易和通过葡萄牙人进行的澳门—长崎转口贸易两条途径。明中后期白银内流，由航海时代的海上“三剑客”—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担纲；而日本，凭借与中国传统的交通往来和地理上的优势，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中国与欧洲海上贸易航路

　　15世纪是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开端。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作环球航行等航海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伴随着西方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黄金热”、“香料热”成为驱使欧洲人一次又一次远洋探险、寻找“新大陆”的强劲动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大西洋—波罗的海国家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和殖民活动，开启了“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世界性海洋贸易时代。

　　葡萄牙人是海上扩张的急先锋。葡萄牙拥有长达8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众多港湾，其中里斯本为世界良港之一。但至15世纪末，这个国家也只有110余万人口，经济并不发达。葡萄牙是第一个摆脱摩尔人（穆斯林）统治，完成民族统一的欧洲国家。在与摩尔人的长期战争中，葡萄牙建立起一支令人畏惧的海军力量，在建造能够容纳大批水手从事长距离远洋航行的“大船”方面，也胜过其他国家。

　　1415年，绰号“航海家”的亨利亲王（Henry　the　Narigator）率葡军攻占摩洛哥休达（Ceuta）港，揭开了葡萄牙向海外扩张的序幕。自此以后，葡萄牙人开始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壮举。1487年，巴托罗缪·迪亚士（Bortholomew　Diaz）成功航行到非洲南端的“风暴角”，后改名“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率领葡萄牙船队抵达印度。16世纪初，葡萄牙人相继控制了波斯湾口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斯港南的格什姆岛）、印度西海岸第乌（Diu）等有战略意义的贸易据点，建立起印度洋的制海权。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Goa），作为控制印度洋贸易的海军基地和东方殖民地的首都。随后占领了当时亚洲最重要的一个商业据点马六甲，在科伦坡（Calombo）、苏门答腊、爪哇（Java）、加里曼丹（Kalimantan）、苏拉威西（Salawesi）和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Maluku）等地建立商站，控制南海贸易。

　　葡萄牙王室垄断果阿、马六甲、澳门等亚洲主要商业据点的贸易和香料贸易，对马六甲对香料的垄断持续到1533年，在摩鹿加群岛的垄断地位持续到1537年。葡萄牙商船给各国市场运去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陶瓷等，给中国市场则是大量白银。1516年，葡萄牙人佩雷斯特罗(Rafael Perestello)获得马六甲官员的准许，从那里乘坐一艘中国帆船前往中国。

　　1517年，葡王曼努埃尔一世遣使臣托梅·佩雷斯（Tome　Pires）抵达广州。托梅·佩雷斯使团出使本欲建立通商关系，然葡萄牙使臣“潜入京师，见部不拜，朝欲位先诸夷”，全然不顾中国温良恭俭让之礼，使团翻译火者亚三自恃与佞臣江彬关系密切，骄横跋扈，尤为举朝大臣所深恶。武宗驾崩未几，火者亚三即与江彬同案被处死，葡萄牙使臣被遣押回广州，其出使一事无成。葡萄牙人并不甘心，设法赢得了中国地方官员的信任，走私与合法贸易双管齐下，终于打开对华商路。1553年，在澳门附近活动的葡萄牙人买通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借口晾晒货物，需要上岸短暂停歇，正式获准在澳门暂住。此后，葡萄牙人不断扩充势力，逐渐垄断澳门贸易。澳门自开埠后，拓展了与欧洲、印度、日本、菲律宾、东南亚乃至美洲的贸易，开辟了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澳门—东南亚各港的国际贸易航线，澳门随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门户与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一个枢纽。

　　葡萄牙人起初主要用印度洋、东南亚地区货物交换中国货物，随着中国货物在欧洲销路日广，葡萄牙人逐渐改用现金采购中国货物，1582年（万历十年）后基本全部以白银结算，中国海关向葡萄牙商船征税也均以白银计值。后来荷兰、英国等国商人亦跻身对华贸易，“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贸易航线的西端从里斯本扩散到了多处港口，但东端一直集中在澳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澳门作为欧洲各国对华贸易最重要的中转港口地位由此可见一般。

　　葡萄牙人海上扩张的巨大进展刺激着西班牙人的神经。西班牙海军将领米盖尔·洛佩斯·德·利雅实比（Miguel　Lopez　de　Legaspi）于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率舰队自墨西哥出征菲律宾，1571年建立马尼拉殖民首府，1585年设都护府，归新西班牙总督区（今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管辖。由于那时的菲律宾群岛尚属蛮荒之地，本地物产低下，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在菲律宾刚刚立足，西班牙人就于1575年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漳州，希望与中国缔结商约，积极从事对华转口贸易来获取中国方面的日用消费品供给。而且为吸引华人来菲移垦经商，殖民当局对华人商旅、华货采取了一些保护、奖励和优惠措施。从事对菲律宾贸易的华人，为菲律宾早期的开发与经济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约翰·福尔曼（John　Foreman）在《菲律宾群岛》一书中谈到：“华人给殖民地带来了恩惠，没有他们，生活将极端昂贵，商品及各种劳力将非常缺乏，进出口贸易将非常窘困。真正给当地土著带来贸易、工业和有效劳动等第一概念的是中国人，他们教给这些土著许多有用的东西，从种植甘蔗、榨糖和炼铁，他们在殖民地建起了第一座糖厂。”[5]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原因使得海外贸易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前提：“御倭战争”的胜利及其随之而来的明朝政府的开放政策。以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为标志，荼毒中国沿海多年的“倭患”平息。嘉靖四十三年（西元1564年）2月福建仙游之战，戚家军歼灭最后一支倭寇主力，残寇夺渔舟远遁海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勾结倭寇多年的大盗吴平从海路窜逃安南途中被闽、粤官军全歼。重回平安的沿海形势使刚刚即位的隆庆皇帝倍加珍惜，他接受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历史教训，史载“隆庆改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明政府随重开中断40余年的海外贸易。隆庆开放海禁后，明政府对私人出海贸易仍有若干限制，例如海商不得前往日本，出海者须由政府发给凭证（称为“由引”），但出海贸易的决不仅仅限于那些有官府“由引”的船只。中国海岸线漫长，海商们熟悉地理形势，没有由引也照样私自出海。当然海商通过向海关官员行贿，可以得到出海凭证。有的海商则通过转借来的出海凭证出海。顾炎武对此现象评价道：“奸民有假给由引、私造大船、越贩日本者矣，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鹜，其于凌风破浪……违禁私通，日益月盛” 。在出海贸易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明朝的一些官员也卷入到海外贸易中来。

　　1608年前后，西班牙人在澳门购买并输往马尼拉的货物总值20万比索，其中丝织物价值占总值的95%。1619－1631年，葡萄牙人通过广东、澳门每年向菲律宾输出生丝和绸缎价值150万比索。这些丝绸大部分又转输美洲和欧洲。除了输出中国的丝织物品外，西班牙人也把广州的黄金运往美洲或西班牙出售，获利十分丰厚，利润可达75%－80%。

　　二、中国与美洲的海上贸易航路：“大帆船贸易”

　　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初次到达菲律宾的时候，就已发现菲岛存有中国物产。1521年，麦哲伦在候蒙洪岛上看到过中国的丝织品，在里马萨瓦岛看到过广州制的瓷罐子，在宿务岛上看到过中国的描花漆碗和黄色丝织头巾，并从宿务居民口中得知，这个岛和中国有直接贸易关系。1565年，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航线开通。美洲的白银经数条路线运往马尼拉，再由马尼拉流入中国。1574年（万历二年），两艘马尼拉大商帆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启航，横渡太平洋抵达菲律宾群岛。在马尼拉，用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棉布、瓷器等物品，再将这些物品运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时称“大帆船贸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航线。中国海商与菲律宾西班牙人的贸易，因中国王朝政府严禁外国商人入境，只能在菲律宾进行，故马尼拉大商帆又有“中国之船”称谓，它装载的货物主要是中国货，船员中有许多中国水手，而且建造者也主要是旅居菲律宾的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航线自1574年开始至1815年结束它的使命，历时长达近两个半世纪之久。

　　“大帆船贸易”的繁荣，致使西班牙本土原本很发达的丝织业急剧衰落。1573年，菲律宾省督拉米沙礼斯报告西班牙王说，西班牙也好，墨西哥也好，所能输出到中国去的货物，“没有一样不是中国所己经具备的。所以，对华贸易必须向中国输送白银。”

　　1584年，马尼拉殖民政府法官达发洛斯报告西班牙王说，“中国人每年把所有的金银都弄走了。我们没有货物给他们，除去〔银币〕里尔以外，什么都没有，请陛下发布命令指示我们怎么办。” 1586年, 有人自马尼拉写信向西班牙国内报告“此处以大量之银及银货交换中国物品，此项银及银货，除一小部分残留本岛外，其余大部分，均由华人运回中国” 。

　　从马尼拉向西属美洲贩卖中国丝绸的利润，最高可达百分之一千。大利所在，人争趋之。福建漳州、泉州商人纷至沓来。1570年（隆庆四年）戈第（Martin　de　Coiti）船队初抵吕宋时，马尼拉华人仅40名。可至万历十年（1582年）时，马尼拉华人之多，已使马尼拉殖民当局决定在马尼拉市区东北部巴石河畔开设专门的华人社区——八连（Parian）。[6]1589年8月9日，菲利普二世下令给菲律宾总督，对中国商人输入的粮食、军需品、军需品制造原料等物资给以免税待遇，这大大刺激了中菲贸易的发展，旅菲华人数目随之剧增。到16世纪90年代，马尼拉华人数目已达2万余，其中多数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而全部西班牙人满打满算，把驻军包括在内，也仅有2000名。[7]

　　马尼拉转口贸易规模之大，从船舶大小及年均进港数目可见一斑。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上通常是两艘大商帆编队航行，每艘排水量一般在千吨以上，1746—1761年间航行于太平洋上的罗萨里奥号为1710吨，1762年被英国海盗劫掠的圣特里尼达德号则达2000吨。南下的中国商船多为二桅平底帆船，载200—400人。据学者罗荣渠统计，马尼拉年均进港华舶数目为：1580年代，24.5艘；1590年代，23.5艘；1600年代，年均26.6艘；1610年代，年均36艘；1620年代，年均13.7艘；1630年代，年均28.7艘；1640年代，年均15.3艘。[8]美国学者威廉·莱特尔·舒尔茨（William Lytle Schurz）在其《马尼拉大商帆》（The　Manila　Galleon）一书中称，1575—1815年间，除特殊情况外，每年驶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数一般在20至60艘之间。据估计，中国商船运来的货物一年缴付的关税是4万比索，当时的税率为船运价值的3％，据此计算，每年运入马尼拉的商品价值约130万比索。时任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督的安东尼奥·德·莫伽（Antonio　de　Morga）感叹道：“倘若没有中菲贸易，菲律宾群岛便无法维持。”足见对华贸易之重要性。[9]依靠对华转口贸易，马尼拉崛起为当时亚洲最大贸易中心之一。

　　1580年，两艘澳门商船抵达马尼拉，澳门—马尼拉航线投入运营，葡船所装载货物以中国货为主，次为日本、印度产品，返程时装运的绝大多数是白银。1594年，西班牙国王发布敕令，禁止菲律宾、墨西哥直接对华贸易，将此项贸易特权留与澳门葡萄牙人独享。澳门—马尼拉贸易迅速扩大，1619—1631年间几乎独占了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费尔南多·席尔瓦1626年称：“如果没有从澳门运来这些东西，新西班牙的船只就无货可运。”[10]为适应对欧洲、美洲贸易急剧增长之需，自16世纪下半叶左右始，广州形成了一年一度、为时两三个月乃至四个月之久的商品交易会，自1580年（万历八年）起增加为每年两次。两次交易会的时间安排分别与西南季风、东北季风相吻合，商人们在广州采购后可以即刻启航，不致占压资金。每年一月冬季“广交会”开始，澳门的外商云集广州采购货物输往马尼拉、印度和欧洲；每年六月夏季“广交会”开始，澳门的外商又来到广州采购货物输往日本。对华贸易的兴盛，使太平洋贸易量一度超越大西洋贸易，从贸易投资方向可见一斑。1618—1621年间，美洲投入对欧贸易资金为150万比索，而对东方贸易资金为165万比索。[11]

　　1603（万历三十一年），肇始于明神宗派人吕宋机易山“勘金”，西班牙殖民者对马尼拉华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据估计，有24，000名华人遭杀害或被投入监狱。对华人的第二次大屠杀发生在1639年，原因与中国商品竞争力有关。中国纺织品涌入墨西哥，使得西班牙商品销量到17世纪初下降了一半以上，造成墨西哥的西班牙丝织业日渐倒闭，而大量的银元又被走私到菲律宾，甚至连秘鲁的银元也流向墨西哥以购买中国的货物，结果墨西哥的经济走向萧条，马尼拉的财政也遂逐渐枯竭，殖民者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税收，从而导致了政治危机和对华人的大屠杀[12]。西班牙殖民者灭绝人寰的大屠杀，必然使中菲之间的贸易大受影响。1604年仅有13艘中国商船到达马尼拉，中菲贸易额由1603年的133万比索骤减到1606年的53万比索，对中国货物征收的进口税也骤然减少了4万比索。

　　三、中日海上贸易：“广州—澳门—日本”航线

　　日本因富产白银，16世纪后期以“银岛”而闻名于世。顾炎武说“日本无货，只有金银。”日本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很大，“大抵日本所须，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然而，中日直接贸易长期受到不正常外交关系的抑制。自元世祖侵日开始，中日关系已不正常。朱元璋虽在《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列入“不征诸国”名单，同时却告诫子孙：“（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为不轨，故绝之”。胡惟庸勾结日本人谋反、倭患频仍和丰臣秀吉侵朝更使两国关系一落千丈，明廷将对日贸易列为禁止之列，就是到隆庆元年重开海禁时仍将日本排除在外。明廷虽然禁止商人去日本交易，但由于“贩日之利，倍于吕宋”，商人的趋利本性和沿海豪门高官的私欲最终使贸易制裁措施成为一纸空文。

　　日本的石见、秋田、佐渡等矿山都盛产白银，十七世纪中叶又引进的新式白银冶炼法“灰吹法”，使日本的白银产量急剧上升，占世界产量的近四分之一，因而储备了足够的贸易用银。“日本国银子多产，故上国之人交通往来贩卖，而或因漂风来泊”。

　　走私贸易成为中日贸易的主要形式。1544年12月到1547年3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赴日走私贸易因风漂流至朝鲜而被解送回国的闽人即逾千人之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4月）朱纨指挥双屿之役，估算在外洋往来走私贸易的海船有1290艘 。在中日走私贸易中，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起着很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们从长崎把白银运往澳门，再将买来的中国商品运往长崎，如此往来，获利甚巨。

　　葡萄牙人最先敏锐地意识到了中日不和所给他们创造的巨大商机。1555年12月1日，耶稣会士卢伊斯·弗罗伊斯在寄自马六甲的一封信中写道：“对那些欲赴日本的葡萄牙人来说，中日之间的这一不和，不啻是一大帮助；因为，中国人不会到那儿去出售他们的商品，葡萄牙商人便可趁此良机，通过谈判来处理自己的世俗商务。”[13]1543年，葡萄牙人被中国从广东驱逐出来，来到福建和浙江一带活动，随后与中国海盗王直同船到达日本，葡日很快就建立了比较友好的通商关系。1545年，葡萄牙和日本开始通商；1550年前后，嘉靖年间中国海盗王直曾盘踞多年的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成为日本外贸中心；1571年，长崎成为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基地。葡萄牙人经营葡日贸易网络进展神速。甚至在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刚刚占据澳门时，葡萄牙人就主动招引日本人赴广东方面贸易，还在澳门收容了不少日本人，最终将“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贸易航线延伸到日本，建立了以澳门和长崎为轴心、以葡萄牙人为中介的中日间接贸易网络。由此日本生产的白银开始外流，其中大部分为葡萄牙商人所得。葡萄牙历史学家估计，在17世纪初葡萄牙大商帆每年从日本运出的白银价值超过100万金币[14]。

　　葡萄牙人在日本进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原因是，日本沿海诸大名希望借助葡萄牙人，一则从对华贸易中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利益，二则获取先进西方火器赢得对其他大名的军事技术优势， 故均优待葡萄牙人。耐人寻味的是，16世纪基督教在日本传播比较广泛，并赢得部分大名的支持，实际上也存在贸易利益动机，美国学者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　Whitney　Hall）就此指出，九州的若干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通商才接受基督教。[15]

　　继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荷兰殖民者，他们在无法取得直接对华贸易的情况下，于1625年非法占据台湾岛南部，切断中国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企图在中西和中葡贸易中分一杯羹。荷兰人以台湾为据点，对福建沿海实行封锁，到马尼拉、澳门、印度支那以及整个东印度贸易的船只均会遭到拦劫。中国大陆商船在遭到拦劫后，只好转向与台湾的荷兰殖民者贸易。据荷兰驻台湾总督皮特·纳依茨（Peter　Nuyts）在1629年说：“中国船逐渐转到我们这里贸易，在最近五年里，很少有到马尼拉的。”[16]即使有胆敢去马尼拉的，也不敢多载货物。在荷兰殖民者的这种强制贸易情形下，荷兰在台湾与中国大陆商船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如1626年到菲律宾贸易的中国商船载运的生丝仅40担，而到台湾的船只却载运了900担。

　　葡萄牙从事中日中介贸易利润丰厚，一直令荷兰人垂涎。荷兰人千方百计拉拢德川幕府，不择手段排挤葡萄牙人在日势力，企图取而代之。1636年，荷兰通报日本当局，在好望角附近一艘葡萄牙船上缴获在日葡人和天主教徒要求葡王征伐日本的一封信件；接着又发现一封致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的“谋反”信件，其内容大同小异。1639年，德川幕府颁发第五次锁国令，下令驱逐葡萄牙人；次年，日本又处死一个从澳门来的葡萄牙使团首脑，葡日贸易网络由此破裂。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日贸易额大增。他们控制了中国生丝在日本的贸易，每年通过他们之手进口到日本的中国生丝数量自1633年开始上升，1637年为15，000斤，但是到了葡萄牙人被逐出的1640年却跃至83，000斤，翌年上升到100，000斤，此后一般保持在6－7万斤[17]。从日本运出来的大多数是白银，基本上都流入中国。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统计，在明嘉靖三十九年至万历二十九年(1560—1601)，日本白银每年出口额是33.75至48.75吨，到17世纪初年，达到130—160吨，约占世界银产量的30％—40％。[18]

结　　语

　　弗兰克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1400—1800年世界经济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格局。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的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19]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而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供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于是，欧洲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中介。“为了平衡中国似乎永久保持着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20]。

　　日本金银矿山开发在16世纪中叶出现激增，从那时开始，到17世纪前半期的一个世纪，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银产量最多的时代，金银在那个时代出现了大增产，其中以银的增产最为显著。以1596—1623年的50年间是最盛期。16世纪后半叶日本的输出品中，白银据有独占地位。[21]巧合的是，美洲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也是在16世纪40年代以后，正值晚明嘉靖年间。这个时期中国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完全用白银交纳的“一条鞭”法的税制。一条鞭法改革之后，明代中国对白银似乎有一种无限渴求。一位英国商人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描述，1635年当他的船停靠在澳门时，他注意到他所遇到的中国人都在寻找机会获取白银，“这种急切程度并没有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地方的情况而有所降低，一旦得到很快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获取白银的那种无止境的欲望简直难以置信。”[22]

　　17世纪末在菲律宾的西班牙观察者们也是用同样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无止境的欲望”。这种对白银的急切需求解释了为什么在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国商人情愿冒着如此大的风险来菲律宾做贸易。

　　可以说，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直接导致了美洲和日本银矿产出的突然剧增，而美洲和日本对中国产品的巨大需求则是其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高产出、低成本的竞争力，因此中国能够有效地提供这种商品供给。明朝中后期海上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竞争力，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中国从宋代至元明时期，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市场繁荣居世界之冠，然而在16世纪以前，总是经历周期性的货币短缺。每当商业和市场发展，货币供应量就出现不足。废除海禁，与世界各国通商，带来海外大量白银的输入，促成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明政府在此形势推动下，改革两千多年来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田赋制度，明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计亩征银”，最终在制度上确立了以银钱取代实物的纳税方式，由此建立起以贵金属白银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说明：如果没有大量海外白银输入，明代银本位制不可能稳定。明代银本位制的一个致命缺陷在于货币供给的不稳定。由于国内白银无法自给自足，大明王朝的白银来源严重依赖海外进口，海外白银输入为明代银本位制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由此带来了16—18世纪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

　　本文的研究还有助于纠正一个错误的史学观：中国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才被迫向世界开放。事实上，在1500-1840年间，中国并未”闭关自守”，相反，中国同西方及东亚的国际贸易成长迅速，海外贸易对东南沿海的经济繁荣和市镇崛起及全国市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23]。当时的中国，虽然政府还是推行闭关政策，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全球化的网络之中了，而且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不仅邻近的国家要与中国保持朝贡贸易，或者以走私贸易作为补充，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美洲国家都卷入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而作为支付手段的占全世界产量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白银则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24]本文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实证资料支持。

参考文献：

[1]Atwell S W.Notes on silver,foreign trade,and the late Ming economy [J].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977,3/8:1-33.

[2]Flynn O D,GiraldezA.Born with a “silver spoon”: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in 1571[J].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995，6：2.

[3]全汉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M]//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台北：稻禾，1996:435-450.

[4]钱江.1570—1760年中国和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J].1986.3.

[5] John Foreman.The Philippine Islands.London,1899,p.118.

[6]曾少聪.明清海洋移民菲律宾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J]. 1997(2):70—77页.

[7]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福建历史学会厦门分会.月港研究论文集[M].1983：281—282.

[8]罗荣渠.中国与拉丁美洲：历史文化联系.中外文化交流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9]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M].第一册.台北：稻乡出版社，1997：425.

[10]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72.

[11]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中国史研究[J]. 1988（3）：3—15.

[12]G.V.Scammell,The World Encompassed–The First European Maritime Empires,London,1981,pp.365,366.

[13]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48—49.

[14]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55.

[15][美]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08.

[16]D.W.Davies,A Prime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Martinus Nijhoff,The Hague,1961,p.63.

[17]Japanese Foreign Trad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Acta Asiatica,No.30, 1976, p.11.）

[18]Seiichi Iwao:“Japanese Foreign Trad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Acta Asiatica, XXX,pp.9—10.

[19]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81.

[20]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246.

[21]小叶田淳.金银贸易史の研究[M].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6：136.

[22]Boxer,C.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

[23]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年.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J].1999（4）.

[24]樊树志.晚明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0）：5.

[摘要]白银货币化使得明代国家的货币垄断权受到削弱，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经济控制力严重弱化，明朝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专制王朝拥有的资源更多地让位给市场。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证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影响：1）打破了专制政府的货币垄断权；2）切断了通向恶性通胀之路；3）促进了明末市场的繁荣与商品经济发展；4）疯狂的白银掠夺与民众的贫困化；5）导致了明朝政治危机。

[关键词]白银货币化、货币垄断权、白银掠夺、明朝政治危机。

引　言

　　关于“白银货币化”问题的研究，陈昆[1]的论文沿着民间白银货币化的悄然发展与大明宝钞的逐渐崩坏的关系这一线索详细考察了明代白银货币化趋势，认为，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从民间开始的，宝钞的崩坏是白银货币化的直接原因。万明[2]对白银货币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认为这一来自民间的而非国家法令的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最终促进了明代的社会变迁，正是中国的白银货币化需求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白银的开采和周转，从而使中国是以一个主动的姿态参与构建世界的经济体系。刘光临[3]认为这是一种白银进步论的观点，是对欧洲经验的简单解读，认为，由于明代前中期一直存在的通货不足和经济体制问题使得通货结构经历着异常危险的状态，由于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和通货制度才得到挽救。上述对立的观点深化了笔者对白银货币化的认识，笔者认为，白银货币化的正面效应是不容置疑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明代晚期的繁荣。但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白银货币化导致的官员腐败及其民众贫困化加剧现象则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导致的明朝社会政治危机也是值得深究的。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从五个方面论证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影响：1）打破了专制政府的货币垄断权；2）切断了通向恶性通胀之路；3）促进了明末市场的繁荣与商品经济发展；4）疯狂的白银掠夺与民众的贫困化；4）导致了明朝政治危机。

　　一，白银货币化打破了明朝专制政府的货币垄断权

　　明代宝钞政策的着眼点是政府的财政考量。宝钞自京城流向地方，而黄金与白银则从地方各省流向京城，达到明政府要垄断黄金与白银的目的。史实表明，明代自洪武八年就仿效元朝币制，规定使用纸钞，同时禁止民间金银交易,之后在宝钞不断贬值的压力下允许钱钞并用。虽然钱钞制度几度陷入窘境，但这种钱钞本位一直延续到明末。史料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蒋臣曾建议行钞即发行纸币，以解决行将崩溃的政府财政，并得到皇帝批准。”[4]可见，明代财政自始至终都依赖钱钞本位而不能自拔。

　　代表着商品价值观念形态的纸币，作为一种价值符号，产生于贵金属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与社会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有着密切关联，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高级阶段的产物。大明宝钞完全是明朝政治权力和统治阶级利益的产物，宝钞的印造、单位币值的大小由国家权力确定，没有任何发钞准备，因此不能成为真正的价值符号，正所谓《管子》的货币观点：“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种观点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没有什么价值，货币价值标准和尺度由君主规定，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大明宝钞”完全是基于“国家欲以宝钞统天下利权”的需要[①]，“大明宝钞”货币制度标示着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过程的控制，是明代国家作为社会权力中心对民间的超经济剥削强有力的工具。明末张萱在《西园闻见录》中对专制国家权力的这种经济效能有生动的描述“钱者，特天子行权之物耳，上之威令果行者，虽沙砾可使趣于珠玉，桑楮可以肩于锦绮，片纸只字飞驰于天下而无凝滞”。可是这种专制威权在白银货币化中断送了，“夫银产于地，人得而私之”，不象“钞者制于官，帷上得而增损之”[②]了。

　　方孔铜钱虽然在明代大行其道，其本身也是含有价值的金属铸币，但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下的铜钱在法律规定上历来是由国家垄断铸造和定值的，这与金属铸币自由铸造原则相背离。近代金属铸币之所以要实行自由铸造原则，就是要保证铸币能够代表一般社会劳动价值，具体做法就是使铸币的面值与它的金属价值加上铸造费用之和基本相符。方孔铜钱在国家权力的控制下其铸币的面值被大大高估了，远大于其真实价值。尤其在在发行“当十”、“当百”、“当千”大钱的时候就更悬珠了，这项收入美其名曰“铸息”，通常是正常的国家财政收入。明朝人称本朝铸造的钱为“制钱”，前代钱则名“旧钱”，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制’就是当朝帝王之制，代表国家权力，意味着国家把自己的权力铸入铜钱，所以法律规定同样重量、同等成色的制钱的购买力和法偿能力远高于旧钱。”[5]明世宗嘉靖大铸嘉靖钱，规定政府机关税收时只收嘉靖钱，上行下效，民间也只肯收用嘉靖钱。以后，只用在位皇帝年号钱的风气一直盛行。这就意味着当朝皇帝的钱就要比“大行”皇帝的钱重。新“天子”登极往往意味着现行货币就成为“旧钱”了，很快就要贬值了，以致“每一更易之际，列肆兑钱者资本一日消尽，往往吞声自尽，而小小市贩辈皆亏折其母钱。”[③]年号钱的币值极不稳定，“民间一闻布钱之令，疾首相告”[④]，人们使用时提心吊胆，生怕皇帝死去时，自己的财产也遭受损失，年号钱因此变成剥削百姓的一种手段。鉴于此，历代有见识的大臣都不主张用制钱来增加财政收入。比如嘉靖末年，徐阶主张停止大量铸钱，“其应给钱者，即以钱本银代之”[⑤]。后来高拱主张国家不干涉钱价，“听从民便”[⑥]。张居正也反对国家依赖铸钱来改善财政，反对更铸万历新钱[⑦]。

　　白银货币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君主货币垄断权的丧失，由此削弱了帝王的专制权力，使货币摆脱了几千年来依赖于国家权力来缓解财政困难的状况。因为，白银货币化情况下，专制国家无法象印纸钞时那样轻易地把大批社会财富聚于自己控制之下，无法左右货币的比价和取弃。正如彭信威所说，“相对于宝钞和铸币，白银是封建统治者们所不能控制的”[6]。正是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和白银在民间的普遍使用，才对朝廷所长期坚守的钱钞货币体系构成致命冲击。实际上，白银货币化冲垮了钱钞本位而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摄取社会财富的难度和成本，中央集权专制的国家经济权力由此受到严重削弱。

　　货币白银化也促进了明代国家从实物财政到货币化财政的转型。明朝初年的国家财政征收以农产品为主要形式。在当时，农业税是主要税种，辅之以盐业专营、专卖收入和军事屯田收入，由于大明宝钞币值不稳定，加之金属货币匮乏，因此财政收入主要征收农产品实物。这是中国典型的自给自足经济的财政表现。自英宗朝开征金花银之后，四百万石实物赋税转为货币形式的财政收入，迅速改变了原有的实物中心财政体制。随着白银货币化的深入发展，到十六世纪中叶，农业税收和其它各项杂税杂役、盐业课税等都基本转为白银货币收入，使国家财政转为货币中心体制。“这种转变使国家与社会的经济关系由原始性的直接的实物和力役关系变为较大程度上依赖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新的经济关系，把国家财政活动推到快速运转的经济旋流中，从而造成了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凝重稳定的社会结构偏离传统运行模式。”[7]既往的实物地租、实物赋税以及大规模劳役征发制度在白银货币化进程中受到致命的冲击，松解了民间社会对土地和政治权力的依附关系，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白银货币化大大推进明代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文章在第三部分将有详细论证。

　　更进一步地，白银是民间自由贸易的象征。民间贸易制度崇尚的是平等交易的原则，与专制等级制度可以说是“形同水火”。民间海外贸易的自由发展，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对明王朝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等级秩序的致命颠覆，开创了自由思索与行事的开放氛围，明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也由前期的严峻冷酷到中后期的自由奔放，对于明代社会的多元化进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白银货币化切断了通向恶性通胀之路

　　明朝后期，白银大量涌入中国，给中国提供稳定的货币供给，刺激了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催生了银为主、钱为辅的银钱币制的诞生。白银货币化约束了当权者滥发货币的权利，切断了明王朝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推动了生产和贸易增长。下表显示，16世纪以白银来计算的长期价格结构非常稳定，除地区差异、季节变动及自然灾害等影响外，中国在这100中主要商品价格波动不大。

表1　明代米价表[8]

　　如果把期间定得更长一点，则波动更少。以五十年为一期，则白银购买力变动的倾向就表示得更加清楚了。

表2　明代米价表[9]

　　从上述图表可以看出，15世纪前半期，大约从15世纪30年代起，政府正式取消了用银的禁令，大部分支付都用白银。白银的购买力因此达到最高（图表显示，每公斤银所能购得的米达92.22公石）。当时大明宝钞还在发行，民间则使用白银支付，在纸币贬值的情况下，民间用白银来保存自己财富的价值，对于白银的需要，超过商品流通对于货币的正常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白银购买力的提高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从整个明代来看，白银的购买力，仍然有轻微下跌。其中，15世纪后半期和17世纪前半期下跌得比较多。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铜钱的涨价。白银只通行于中上阶级，或用于大数目的交易。升斗小民，日常生活仍是使用铜钱，所以物价，尤其是零售物价往往是以铜钱为标准，米的银价有时是由钱价折算出来的，所以钱价上涨，会压低银的购买力。第二是白银生产的增加。洪武二十四年，只产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⑧]永乐宣德年间开陕州福建等地银坑，所以宣德五年，产银就增加到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⑨]其间虽然又禁止几次，但为时很短，到了天顺成化年间，又大事开采，单是云南，每年就有十万两生产。[⑩]明代同南洋各地交易频繁，可能有白银输入。朝鲜的白银也可能有流到中国来。朝鲜的金银比价在宣德七年（1432年，即朝鲜世宗十四年）的时候是1:11.1至1:11.7。四年之后，变为1:6.7至1:7.5。宣德六年中国的金银比价是1:6，所以朝鲜人以输送白银到中国来图利[10]。

　　至于17世纪前半期的波动，也可以作两种解释：第一是天灾人祸使得生产减少，物价上涨；第二是白银增加。白银的增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库藏白银的抛出，二是美洲低价白银的流入。

　　三，明末市场的繁荣与商品经济发展

　　经济史学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明代的东南沿海地区与同时代的西北欧的比较。“中国明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位于亚欧大陆东端的东南沿海诸省，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面积约8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在1491年约2543万余，1753年为3377万余。”[11]“同期位于亚欧大陆西端的西北欧地区，包括大不列颠群岛、尼德兰、法国也是商品经济最发达地区，面积约93万余平方公里，人口在1500年约2200万，1700年约3200万。”[12]。比较发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比西北欧面积小但却负载了较多的人口。这说明，明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西北欧高。东南沿海是海外白银输入的口岸，是白银流通量最多的地区，从金融学的角度看，货币供给过多，必然发生通货膨胀。然而，东南沿海却没有发生同时期西欧那样的通货膨胀，原因在于，该地区物产丰富、商品经济发达，大量的白银输入促成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

　　白银货币化的发展使得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特征：（1）产业的非农化程度加深，生产日益商业化，出现更多独立的手工业门类，如陶瓷业、丝麻棉毛纺织业、粮食加工业、制糖业、造纸业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陶瓷业，随着白银货币化的发展，融资日益便利，民间瓷窑蓬勃发展起来，官府瓷窑日渐衰败，陶瓷业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日益市场化、商品化。（2）除粮食生产外，农业中的经济作物生产逐渐朝向区域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如棉花生产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的嘉定、长州、太仓、松江等县以及山东、河南、北直隶（河北）等省；蚕丝生产集中于苏、浙和四川北部的保宁府；水果（龙眼、荔枝）甘蔗集中于福建、广东等省；菸草集中于福建和陕西汉中等地。（3）商品经济层次大大提高，大宗批发贸易和远程贸易增多。闽粤商人大量载运蔗糖到上海出售，买进棉花载运而归，呈现“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之盛况[11]；“苏州盛产蚕丝，委积如瓦砾，外省乃至海外商人，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岁有百十万之益。”[12]另有记载说南阳李义卿“家有地千亩，多种棉花，收后载往湖、湘间货之”[13]（4）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繁荣。蚕桑和丝织业中心集中在江南一带，且分布较广，太湖流域和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都出现了丝织业市镇。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原为一个荒村，弘治初年居民也不过五、六十家。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居民开始从事丝织业，到嘉靖年间发展成市，至万历、天启间，成为全国闻名的丝业巨镇。冯梦龙在《醒世恒言》说到盛泽镇的繁华：“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勤女谨，络纬机杵之声通宵彻夜。那市河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绵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14]（5）在商业资本活跃的背景下，崛起了一些地区性的商人集团，其中较著名的有徽商、晋商、福建海商以及江苏洞庭山商人、浙江龙游商人、河南武安商人等。宋应星《野议·盐政议》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谢肇淛《五杂俎》卷四评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可见徽州商人和晋西、陕西商人集团的崛起和发展是最具有有代表性的。（6）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传统的“本末”观念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大量劳动者“舍本逐末”，离开农村到城镇从事工商业。嘉靖时海瑞曾说，“江西之吉安、抚州、广信、南昌等府，游食他省者十之九”[15]。

　　上文罗列的这些现象，正是发生在16—18世纪期间，这一期间，恰逢世界白银大量流向中国，白银货币化有了坚实的基础，币值稳定，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一向是贫银国家。虽然一些省份发现矿苗，然而蕴藏量极微，开采得不偿失。主要银矿分布在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省。明代政府规定的年产量（课额）指标，据《明实录》记载，14世纪下半叶洪武年间，浙江为2870两，福建为2670两。15世纪上半叶永乐年间，浙江为82070两，福建为32800两；15世纪20—30年代宣德时期，浙江为94040两，福建为40270两，其他地方未见记载。各地银场本来矿脉微细，开采日久，产量下降，到15世纪中叶天顺年间（1457—1464），浙江降为38930两，福建降为28250两（实际只生产了13400余两），云南为102380两，四川为13517两[16]。据全汉对1401—1520年明朝政府从国内开采所得白银统计，1411—1420年产量最高，达2905602两。100年后，即1511—1520年，减少了将近9成，为329200两[13]。如此区区银课，远远不可能满足政府和市场日益增加的需要。明王朝在嘉靖至万历时期每年财政开支300—600余万银两，以后新增辽饷、剿饷、练饷，支出更多，仅辽饷一项，崇祯末年达900万两[14]。再看明王朝政府实际财政收入，《明实录》记载，17世纪20年代初的天启年间，达到1000万至1400余万两[17]。据全汉先生的研究，1642年明王朝灭亡的前夕，太仓（国库）的白银多达2300万两。这些数以千万两计的白银是明朝最高年产量的5至8倍，换句话说，明朝国库的白银，即便按国产量最高年份计算，矿课只占13%，几乎87%以上是靠田赋和工商海关税收所得，而这些税银又是东南沿海从海外输入的[15]。

　　中国从宋代至元明时期，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市场繁荣居世界之冠，然而在16世纪以前，总是经历周期性的货币短缺。每当商业和市场发展，货币供应量就出现不足，主要原因是国内贵金属短缺而没有建立起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制度[16]。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就是一个大一统国家，市场广大，大额贸易、地区间贸易远较同时期的西欧发达，客观上需要币值大的贵金属作为货币，然而，自秦汉以来，一直大量使用铜钱等贱金属货币，这种低层次的货币只能够满足零星的、小额的交易，不能够支持大宗批发贸易及远程贸易。于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出现了“交子”和“会子”，以克服贵金属的不足，元代政府继续发行纸钞。明袭元制，一面铸造铜币，一面发行钞币，钱钞并行。由于明代政府发行钞币不以贵金属为本位，而且滥发无度，屡屡贬值，丧失信用，终成废纸。民间在明初就使用白银，明政府时禁时弛，反复无常。这说明，商品经济需要以白银为流通货币，中国本土白银不足，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迟迟至16世纪中叶明嘉靖时才建立起以贵金属白银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也在此时有大量海外白银输入，才有实行以白银为本位的条件。

　　白银货币化大大推进明代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白银货币化也约束了当权者滥发货币的权利，切断了明王朝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国家无法像印纸钞时那样轻易地把大批社会财富聚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也大大推动了生产和贸易的增长。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大量海外白银输入，没有白银货币化，16世纪至18 世纪中国市场经济的空前繁荣是不可能出现的。

　　四，疯狂的白银掠夺与民众的贫困化

　　白银货币化开始于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江南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基础雄厚，相当一部分农民脱离了土地，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构成了对白银货币的大量需求。加之地缘优势，便利于海外贸易，虽然明代曾一度实行海禁，但海外贸易依然强劲，因此吸收了大量海外白银，促使白银货币化在江南地区迅速发展。白银货币在江南地区的影响下，迅速推广到全国。成化时，户部尚书李敏“并请畿辅、山西、陕西州县岁输粮各边者，每粮一石征银一两，以十九输边，依时值折军饷，有余则召籴以备军兴，帝从之。自是北方二税皆折银”[18]。甚至西北地区，万历初招募垦荒，也收以租银。

　　白银的广泛流通，使赋役货币化成为必然，特别是自一条鞭法实施后国家各种赋税皆用白银折纳。但是当以银代役，“一概征银”为特征的一条鞭法推行到北方时，问题就出现了。由于北方经济落后、缺少海外贸易的地缘优势，白银货币化也远不及江南地区普及，因此北方比较适合力役，而不能实行江南地区的以银代役模式。《巩昌府志》认为“以余观于巩之徭役，而知新法条鞭之为北境累矣。”“然条鞭未行之前，民何以供役不称困？盖富者输资，银差无逋；贫者出身，力役可完。”“自条鞭既行，一概征银，富者无论已，贫者有身无银，身又不得以抵银，簿书有约，催科稍迫，有负釜盂走耳。征输不前，申解难缓，那借所不免也。”[19]

　　随着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推进，赋役货币化在北方实行，农民必须以白银交税，而北方是白银匮乏地区，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每逢缴纳赋税之时，农民为了纳税而纷纷上市售粮时,势必造成粮食供大于求,粮价暴跌的局面，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形，加剧了北方农民的贫困。明代张怡描述了这种情况，“今一切征银，农无银，贱其粟以易银，军得银，又贱其银以买粟，民穷于内，军馁于外，是一法两伤。”[20]在当时情况下，百姓为缴纳赋税辗转贱价出售农产品换取白银的情况是一种普遍现象。更加糟糕的是，官府征收赋税的时间又往往不与作物成熟的时间同步。若官府征税过早，农民就得向商人预借白银，“有时甚至以二十石谷物作抵押才能换得一两银子。”[17]农民不仅受官府盘剥，还要受高利贷压榨，自然苦不堪言。嘉靖初年，张璁载一份奏折中言及百姓无银之苦时云：“……夫灶之所自业者盐尔，今尽征以折色，称贷倍息，十室九空，往往穷迫逃徙，无以为生。”[21]顾炎武晚年久居山东，亲眼目睹了当地百姓无银之苦：“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往在山东，见登、莱滨海之人，多言谷残。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22]。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甚至出现了在丰年卖妻卖子的惨况。

　　上文论证表明，白银货币愈是匮乏，官府愈是疯狂地敛取白银，下层平民百姓为应付赋税而殚精竭虑，这种状况直到清末民初都无多大变化，以至于吕思勉先生在论及田赋征收时还这样说道：“农民所有者谷，所乏者币，赋税必收货币，迫得农民以谷易币，谷价往往于比时下落，而利遂归于兼并之家。”[18]。对北方农民而言，不仅在赋税征收之时被迫贱价出售农产品是经常的，即使在丰年也会因谷或米价低贱出售农产品。长此以往，必然加剧北方农民的贫困，激化社会矛盾，鉴于此，明末西北地区发生大规模起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赋税采用征银的形式也大大便利了官吏贪污，刺激了他们贪欲的膨胀。明人赵时春说明朝初期赋税施行征收本色形式，如粮食、谷物等等“虽有贱贪，无所取银，欲窃物以行，则形迹易露，而法顾重，是以官吏清而民安乐”，赋税征银以后，情形大变，出现上下鹜求白银的局面，“贪残奸佞之臣，专事乎银，任土之贡，尽易以银，百货出入，以银为估，可以低昂轻重，以施诡秘。窃上剥下，以济其私。交通关节，以崇其宠。賷轻而迹难露，俗敝而上不知。百吏四民，弃其本业，而唯银之是务。银日以登，物日以耗，奸宄得志，贤智退藏，用乃益匮”[23]。

　　明代中后期，随着实物财政体制逐步向货币财政体制的转轨，田赋的货币化日渐扩大，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自然条件的差异，货币田赋的折率自然不是统一的、固定的，而是因地、因时、因税粮种类而异，并经常随着粮食的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升降[19]。这种不确定的情况就便利了官吏贪污。

表3　明中叶后田赋折价与市场价格表

　　注:田赋折价和粮食市价的单位为钱(银)

　　从上表可知，普遍情况是，官定的折价要比市价低一倍左右。景泰五年，苏松等地粮价是每石5钱，金花银折价每石仅为2钱5分，市价高于折价一倍。嘉靖十六年，江南粮价每石涨至9钱，而金花银折价是每石5钱，每石差价达4钱之多，按此推算，政府每征收一两银子就会“隐消”8.8斗税粮。明代赋税征银中，官吏往往尽饱私囊，胥吏侵渔，不知几何，有些地方甚至“相沿二百余年”不曾改变[24]。

　　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白银的普遍行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官员的贪欲。上至中央高级官员，下至地方胥吏，无不以敛取白银满足私欲。在正德帝亲自监督下抄没刘瑾的白银就达二亿九千万两之多[25]，严嵩被抄出的白银有四百多万两，还包括未抄没者[26]。明末一个小盐官贪污了十七万两白银，仓猝调转之时仅取了二万两而被后来者吞没。[27]可以说白银成为以后，贪污现象大大增加，前此很少有如此规模的贪污记录。明末人总结明代货币制度时，有不少人指出用银大大刺激了官吏贪欲而提出废银用钱，如顾炎武、黄宗羲就持这样的观点。黄宗羲认为废银有七利，其五即是“官吏赃私难覆”[28]。

　　狂热的白银崇拜和掠夺，使得大量白银进入窖藏，退出流通领域，再加上中国民间历来盛行的窖藏贵金属风气，海外输入的白银实际上进入流通的并不多。据彭信威估计，至明朝结束时民间窖藏的白银就达2.5亿两之多[20]。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些银条、银锭通常都是被埋入地下，其余的则被制成可以随时换成现钱的银器和银首饰，这就大大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量。

　　明代银本位制的一个致命缺陷在于货币供给的不稳定。由于国内白银无法自给自足，大明王朝的白银来源严重依赖海外进口，中央政府完全丧失了对信用和货币的控制，金融命脉受制于人。加之大量白银被窖藏起来，退出流通领域使得白银更加短缺。崇祯年间，马尼拉和日本两条白银输入白银通道相继中断，大明王朝深陷通货紧缩的泥潭，一场铺天盖地的经济危机由此爆发。经济危机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此拉开了明王朝覆灭的序幕。

　　五，白银流入骤减与明朝政治危机

　　引爆大明王朝覆灭的社会危机的爆发，与世界通货危机有着必然的联系。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内白银不能自给，明代政府巨大的白银需求完全寄托于海外市场的白银供给，这固然能暂时缓解国内的“银荒”，这也使它的财政和经济最终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和流通的制约，因而对于国家财政经济造成潜在危机。

　　从当时的国际市场看，白银生产在1570年左右达到峰值，由于1630年的生产过剩而迅速走向低谷。“美洲白银的光辉时代无疑在17世纪中叶结束了。”[29]亚当·斯密对这场危机曾总结说：“从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银矿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价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21]这场危机传到至欧洲爆发了“价格革命”，西班牙出现通货膨胀加剧，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冲击，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在中国，由于白银价格大幅度跌落，明末崇祯年间发生了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的现象，达到了1∶13[22]。可见，当时整个世界都出现了通货危机。通货危机的一个表现就是银贱物贵，即与以往相比，同样数量的粮食和劳务必须支付更多的白银才能获得，这样以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白银，造成了对白银货币的更大需求。

　　晚明时期，战事频繁，仅万历三大征[30]就给明朝的财政基础以重创。据《明史》记载：“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八十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31]粗略统计，这八年间国家的军事开支就高达1160余万辆白银。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和军事问题，明廷试图通过增加铜币的产量来改善财政状况。万历二十年以前铸钱只有六十炉，由于对外战争铸炉数量不断增加，起初添置四五十炉、后来渐逾百炉，万历三十年户部又增加二百五十炉[23]。但由于管理不善以及缺乏原材料，铸造出来的铜钱远远低于政府的期望。明代铸钱在洪武初年由工部负责，至万历朝户部、操院、甚至常平仓都开始自给铸钱，铸钱泛滥，因此铸钱购买力下跌、物价上涨。与此同时，铜商也借机抬高铜价，使得有些铸炉不得不停工并遣散铸匠，于是私铸又猖獗起来[32]。这种种因素使得重量轻、成色低的劣质铜钱大量涌入市场。货币市场遵循“格雷欣法则”，在劣质铜钱的驱逐下，优质的白银和铜钱被窖藏起来退出流通。

　　17世纪30年代掀起的一场“郁金香投机”[33]浪潮随后把欧洲各大主要国家都卷入了金融危机，使得整个欧洲陷入经济衰退，从而使得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也开始下降。崇祯十二年（1639年），有两件大事切断了马尼拉和日本两条白银输入通道，大明王朝的货币危机全面爆发。

　　西班牙殖民者来到菲律宾后在经济上依赖华人，又担心华人数量太多威胁其安全和统治地位，因此对华人实行经济上利用、政治上压迫的政策。至明朝末年，马尼拉的华人数量已超过3万[24]。华人长期遭受政治压迫，早就有反抗情绪，加之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也使得双方时有摩擦。1639年，由于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人防范与压迫的加剧，激起华人反抗，事变最终演变为血腥的屠杀，遇难华人达2万之多[34]。这一事件导致中菲贸易中断，因此切断了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恰恰在同一时期，日本大名德川家康开创了江户幕府，面对国内日益强大的天主教势力，德川家康下令“禁教”。随着幕藩体制的巩固，面对国内白银的外流日益加剧，德川幕府也渐渐开始对日本人渡航海外及对外贸易加以限制。自1634年起，日本的岛原、天草地区连续发生天灾，民不聊生，于1637年爆发了江户时代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岛原之乱”。起义的领导者天草四郎是天主教信徒，起义军所到之处的城头都立有十字架，并挂着画有十字架和圣像的旗帜。虽然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但这一事件加剧了德川幕府对天主教的恐惧。幕府连续五次颁布“锁国令”，于1639年完成锁国政策。锁国政策主要内容有：禁止日本船只出海贸易和日本人与海外往来；取缔天主教传教士在日本的一切活动；对驶抵日本的外国船只实行严密的监视，贸易活动也由幕府实行严格的管制。这样一来，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在长崎的交易也随之终止，此后，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也开始锐减。

　　两条白银输入渠道同时中断，一场通货危机便吞噬了大明王朝。贡德·弗兰克指出：“拉尔汉的数据表明在明亡前后输入中国的白银明显下降了一半多”[35]。那么，白银骤然减少对明王朝造成了多大影响呢？

　　首当其冲的就是物价。由于白银是硬通货，所以除白银外的金属货币和实物商品都与白银挂钩，白银进口不足使得钱币实物与白银的比价下降，造成以钱币计价的商品物价上涨。崇祯五年（1632年）“白米每斗一百二十文，直银一钱，民间已嫌其贵”，十一、十二年（1638-1639年）“斗米文银七、八分，计钱三百文”，十五年（1642年）春“时钱值日落，每千值银不过四钱几分。白米每石计钱一十二千有奇”[36]。就是说，如果以铜钱计，崇祯朝十年间米价就上涨了十倍，较同时期欧洲“价格革命”引起物价上涨“2-3倍”[37]更为严重。

　　与此同时，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有学者认为，从1585年到1634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38]。白银紧缩在人口减少、耕地荒芜的恶劣情况下大大增加的百姓的负担，不但动摇了明王朝财政根基，还点燃了西北农民起义的导火索。由于西北地区没有白银来源，该地区的农民为了纳税只能以谷换银。由于自然灾害，谷物收成欠佳，加之白银稀缺，此时却需要用比平时更多谷物才能换得纳税所需之银两，走投无路的农民因此揭竿而起也就不足为怪了。

　　白银短缺造成以铜钱计价的物价上涨还加剧了明末那场空前的粮食危机。16世纪初白银大量流入大大促进了明代经济和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和国际化的程度。由于国内外对棉布需求甚殷，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改行从事纺织和棉布贸易，江南地区尤甚。而江南地区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中国的粮仓，素有“苏杭熟，天下足”之美称，江南地区贸易盛行对该地区的粮食生产造成影响，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粮食产量。这样，这些地区的粮食供给必须依赖跨地区的贸易来实现。白银紧缩使得通货不足，而天灾造成的粮食短缺却使得粮价昂贵，灾荒时期即使有钱也难买到粮食，更何况没钱呢？在这场粮食危机中，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从前富庶自足的天下粮仓在饥荒中饿殍遍野、十室九空。

　　在中外互动的世界经济危机作用下，明朝社会动荡加剧，明廷的东南和西北同时出现了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再加上东北方后金（清）的军事威胁，通货危机就这样与内乱、外患一道，摧枯拉朽般地埋葬了大明帝国。

结束语

　　白银货币化，使货币摆脱了几千年来依赖于国家权力来缓解财政困难的状况。白银货币化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国家无法象印纸钞时那样轻易地把大批社会财富聚于自己控制之下。正是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和白银在民间的普遍使用，才对朝廷所长期坚守的钱钞货币体系构成致命冲击。实际上，白银货币化冲垮了钱钞本位而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摄取社会财富的难度和成本，中央集权专制的国家经济权力由此受到严重削弱。更进一步地，白银是民间自由贸易的象征。民间贸易制度崇尚的是平等交易的原则，与专制等级制度可以说是“形同水火”。民间海外贸易的自由发展，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对明王朝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等级秩序的致命颠覆，开创了自由思索与行事的开放氛围，明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也由前期的严峻冷酷到中后期的自由奔放，对于明代社会的多元化进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monetization of silver in Ming Dynasty

Abstract:Monetization of silver weakened the country’s currency monopoly in Ming Dynasty, severely weakened economic control of 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unprecedentedly chang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re resources owned by solute monarchy gave way to the market.This paper has argued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monetization of silver in Ming Dynasty in five aspects:1)Monetization of silver broke currency monopoly of autocratic government;2)cut off the road leading to hyperinflation;3)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the late Ming and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4)crazy silver plunder and impoverishment of the people;5) political crisis in Ming Dynasty.

Keywords:the monetization of silve,currency monopoly,silver predatory,political crisis in Ming Dynasty.

参考文献：

[1]陈昆.宝钞崩坏、白银需求与海外白银流入——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考察[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1(2) 。

[2]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5：143—144。

[3]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1)。

[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34—635。

[5]赵轶峰.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4）：41-46。

[6]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63。

[7]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J].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2004：395-413。

[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19。

[9]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19。

[1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21。

[11]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204—205、261。

[12]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M].第2 卷.商务印书馆.1988：29。

[13]薛国中.世界白银与中国经济[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１)。

[14]薛国中.世界白银与中国经济[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１)。

[15]薛国中.世界白银与中国经济[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１)。

[16]陈昆.明朝中后期海外白银输入的三条主要渠道.社会科学家[J]. 2011（6）：38-41。

[17]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三联书店.2001：93。

[18]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上)[M].田赋征收实物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47页。

[19]史五一.试析明后期财政危机的根源[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9）：602-606。

[2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90。

[21]〔英〕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上）[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233。

[22]陈昆.国际竞争力、海上贸易与套汇：明中后期白银流入的考察[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6）：85-93。

[2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90。

[24]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M].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156）。

注释：

[①]《明史》卷81，食货。

[②]《春明梦余录》卷38。

[③]《皇明经世文编》四百三十一卷，（明）陈子龙等选辑

[④] 同上。

[⑤]傅维鳞《明书——钱法》

[⑥]《明史》卷81，食货。

[⑦]参见《明会要》卷55。

[⑧]《明实录》

[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一《银》

[⑩]《明史·食货志五·坑冶》

[11]（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线装本）卷43，中华书局，2011年版。

[12]（清）唐甄：《潜书》下篇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

[13]（清）褚华：《木棉谱》（线装本）载于《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03期。

[14]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一八《施润泽滩阙遇友》。

[15]（明）《海瑞集》上篇，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203 页。

[16]参见《明实录·英宗实录》（影印本）卷119、163、290、314，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 年版。

[17]《明实录·熹宗实录》（影印本）卷12、38。

[18]《明史》卷一百八十五《李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4894页。

[19]（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19册《陕西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72，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4页。

[20](明)张怡：《玉光剑气集》卷4“国是”，中华书局，2006年版。

[21](明)姜淮：《岐海琐谈》卷1“十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22](清)顾炎武：《钱粮论》(上)，《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23](明)赵时春：《赵浚谷文集·处州银冶志序》，转引自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

[24](明)钱天锡：《郡倅汪公建仓记》，《湖北文征》第四册。

[25]（明）田艺衡《留青日札》，上海书店1982年。

[26]（明）周玄暐《泾林续记》。

[27]（明）文秉《烈皇小识》卷二，上海书店1980年。

[28]（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

[2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商务印书馆 1996年，第781页。

[30]指明神宗万历于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592-1600）在西北、东北、西南边疆接连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征讨，分别为平定哱拜叛乱的宁夏之役、平定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役、平定杨应龙叛乱的播州之役。

[31]《明史》卷233《王德完传》；卷350《陈增传》

[32] 同上

[33]从1636年9月开始，某些郁金香品种如金冠、白冠、瑞士人等成为荷兰、法国投机者买卖的对象，出现全民买卖郁金香的狂潮。1637年2月4日，郁金香价格突然暴跌，使无数欧洲投机者倾家荡产，极大打击了当时的欧洲经济。

[34] 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外一种）》，中华书局，1998，第117页

[35]（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243页

[36]（明）叶梦珠：《阅世篇》卷7，《食货一》

[37]张宇燕、高程：“美洲白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

[38]（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海上贸易；套汇；白银流入

引言

　　自1550年代中欧海路开通至1800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大卫.休谟[1] 著名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根据这一理论，在以贵金属为本位货币的时代，理论上并无一国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1]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数量十分庞大，因此他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地说明了明清中国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白银。[2]

　　弗兰克[3]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1400—1800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格局，他用贸易和套汇来说明他的这一理论。

　　关于国际贸易，他认为，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而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于是，欧洲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中介。为了平衡中国似乎永久保持着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3]

　　货币不仅可以用来对贸易赤字进行“结算”，而且是一种能够产生利润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则支配的，由此产生套汇机会。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银价格会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价格会高一些，这就吸引着白银从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欧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亚洲各国的黄金和白银的兑换差价之间套利，以及在某些贸易往来中，尤其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往来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任何一种货币都既是价值储存器，又是各种货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各种面值和纯度的货币都可以相互兑换或套利，也可以换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货币之间的套利兑换性以及它们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性，使得实际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场真正地运转起来！[3]

　　本文循着弗兰克的思路，从海上贸易和套汇两个方面对明朝中后期白银流入作一考察。

一、明代中国商品国际竞争力

　　据史料记载，15世纪中叶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期间，中国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22—1566年（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吨。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仅占23％；中国的国内贸易总值为4亿银两。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4]

　　中国自明代中期以来开始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依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中国商品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而且当时许多日用品生产技术为中国所专有，占据了有利的市场垄断地位。就纺织品生产而言，中国是麻类纤维原产地，千余年间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对麻缕“半浸半晒”、硫磺熏蒸等漂白技术均居当时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生丝制作的产品经得起海风吹拂而不变色，欧洲丝绸产品的款式、织法、图案设计、印染工艺无不受到中国的影响和启迪，更有甚者，英国直到1690年以后才织出质量较好的亚麻布。

　　明代中期，中国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书中说：“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 [5]当时一个西方作家也报道说：“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 [6]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产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 [7]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生丝、丝织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

　　除了质量优越之外，明代中国商品的价格优势也很突出。一方面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由于宋明之间中国白银需求增长一直快于供给增长，明代白银购买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两倍，而恰在此时，美、欧正处于“价格革命”时期，欧洲各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涉及所有工农业商品、持续约一个世纪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这场通货膨胀中，西班牙、葡萄牙的物价从16世纪30年代到17世纪普遍上涨3倍左右，英国、法国、德国物价从16世纪中期开始上涨两倍左右。这大大削弱了欧洲各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相对于欧洲各国，中国商品以白银表示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大的价格优势。当时国际市场上中国主要大宗出口商品与外国同类产品价格对比如下：

　　丝织品：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

　　麻织品：墨西哥市场欧洲麻织品几乎比中国同类产品贵8倍；

　　铜、铁制品：菲律宾市场中国铁钉价格为西班牙产品的1/4，致使秘鲁总督卡涅特于1590年专门派船赴菲购买中国铜、铁制品，还有位西班牙人维拉曾建议在菲律宾购买廉价的中国铜铸炮，然后运往墨西哥和秘鲁；

　　生丝：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价格采购一批台湾生丝，运到欧洲市场后售价为每磅16.8盾，毛利率达320%；

　　肉类、蔬菜、水果：当时的一个西班牙神甫马丁德拉达惊叹中国肉类、蔬菜、水果价格低得象是分文不取一样……[8]

　　西欧迫切需要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香料、药材、茶叶、瓷器、丝绸等物都深受西欧人的欢迎。由于多年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西欧能向外输出售于东方的货物却非常有限，必须用现金即贵金属白银货币支付。它们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9]

　　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在与欧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较量中势如破竹。中国与欧洲、美洲海上贸易航路的开辟，为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国际市场。输入马尼拉的中国货物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其中纺织品为大宗商品。由于西属美洲市场需求很大，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很快跃居马尼拉大商帆输往美洲货物榜首，并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贸易的终结。直至十八世纪末，中国丝绸等商品仍占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10]

　　中国纺织品涌入菲律宾，当地土著“不复种棉织布……忘记了纺纱织布的传统工艺技术”。在拉丁美洲，中国商品使得西班牙商品销量到17世纪初下降了一半以上。在当时欧美人笔下，墨西哥“土著居民逐渐停止纺织”，“西班牙所有的丝织工场全部毁灭了”，“中国的麻织品为印第安人和黑人所渴求，一旦中国产品短缺，尽管欧洲产品充斥市场，他们也绝不问津”，“中国丝织品以它低廉的售价、独具特色的技艺和装饰上的魅力，对欧洲市场构成一种挑战” …… 诸如此类的记载比比皆是，法国一些丝织品厂商为扩大销路甚至不得不给自己的产品印上“中国制造”字样。[11]由于西欧各国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贸易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支付巨额白银购买中国商品，因此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西欧工业革命之后、鸦片贸易兴起前夕。

二、明代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白银持续内流

　　1545年和1548年，秘鲁之波托西（Potosi，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之萨卡特卡斯（Zacatecas）的银矿被相继发现、开采和大量向外输出。16世纪末，西班牙占有世界贵金属开采量的83%，[12]仅波托西一矿1581-1600年间平均年产量即达25.4万公斤，占当时全世界白银年产量的60%强。17世纪末波托西银矿日渐枯竭，墨西哥银矿又开始取而代之，其产量在18世纪增长约5倍，到1789年占世界产量的5/8以上。[13]

　　中欧海上贸易航线建立后，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转至中国，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据索萨的研究，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菲律宾的数额，在1590—1602年估计为2，010吨，1602—1636年约2，400吨，1636—1644年约210吨，总共达到4，620吨。[14]艾维泗指出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每年125吨，在1597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五年，高达300吨。[15]

　　另外，还有部分输入欧洲的美洲白银通过贸易转运澳门，然后流入中国内地。仅1631年一年内，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致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中西历史文献中有关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W. L.舒尔茨在《马尼拉大商帆》中记载，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则惊叹道：“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16]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之大，竟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Earl J.Hamilton）曾经指出，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锐减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17]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世纪上半叶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美洲白银流入欧洲再流入中国，是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另一个渠道。在1500到1650年这一个半世纪里，从美洲运到欧洲的白银约16，000吨。[18]根据沃德·巴雷特统计，1493—1600年世界银产量是23，000吨，美洲产量就达17，000吨，占全部世界银产量的74％。他认为美洲白银大约70％输入了欧洲，其中的40％又流到亚洲。[19]美洲通过欧洲转手运到东方的白银大约有8，000吨，除去流入印度和奥斯曼的，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中国，估计约有5，000吨。[20]15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至少运送100万杜卡特（Ducat）白银到远东，大部分流入中国。17世纪，英国和荷兰也开始把西班牙白银运往东方。1601-162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出75万英镑的西班牙白银（约合250万杜卡特）到远东，多数流入中国；崇祯十年（1637年），该公司船只首次到达中国，“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只是抛出了八万枚西班牙银元”。[21] 17世纪后期，该公司运出的金银更是急剧增长，仅1700-1701年度就达70万英镑。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金银在1618-1700年间从50万杜卡特增长到125万杜卡特（约合4万公斤）。[22]

　　大量白银外流让欧洲白银输出国西班牙、葡萄牙等政府惶恐不安，曾几度设限。1593年1月1日、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国王三度颁发敕令，规定每年从墨西哥运抵菲律宾的白银以50万比索为上限，企图遏止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恰在当时欧洲诸国普遍奉行重商主义政策，视金银货币为财富的唯一形式，主张国家经济政策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积累金银货币。然而，市场规律是不能够挑战的，除非宗主国制造业竞争力大幅度增强，否则，欲以一纸敕令在市场上遏止价廉物美中国商品的洪流，终究枉费心机。

　　而且，限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不符合菲律宾殖民当局的利益。菲律宾殖民地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经济支柱是转口贸易，殖民当局财政对关税收入尤其倚重。荷兰官员在1618年估计，西班牙政府（指菲律宾殖民当局）每年仅从中国丝经菲律宾转运美洲的贸易中就可征收约50万比索商税。1586-1645年间，除1586年至90年代以外，中国货物进口税在马尼拉每年的全部进口税中所占比重一直高于60%。其间，1611-1615年间为91.5%，1636-1640年间为88.6%，1641-1642年间为92.06%。[23]显然，对于竭力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菲律宾殖民当局，理性选择就是千方百计维持、扩大作为骨干税源的中国货物进口税。宗主国政府颁发敕令限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无疑于断了菲律宾殖民当局的财路，因此，这些敕令从来就难以获得菲律宾殖民当局的配合。加之西班牙殖民帝国腐败成风，各级官吏把到殖民地政府任职视为发财良机，历任菲律宾殖民地总督本人都公然违反敕令，携带大量美洲白银进入菲律宾，这些敕令最终都摆脱不了沦为一纸空文的必然命运。西班牙殖民宗主国政府后来多次将限额提高到200万比索，实属无奈之举。

三、三方套汇与白银流入

　　欧洲人在中国、日本、欧洲之间开展的三方套汇业务是白银流入中国另一条重要渠道。16、17世纪间，主要由于贸易导致的欧洲国家白银的低价和中国的白银高价带来了套汇获利的机会。精明的欧洲商人将日本、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单程即可获利一倍以上，如此套利，大发横财。受利益驱使，日本、欧洲白银被大量运往中国。就是到了18世纪，中国白银价格仍然高出欧洲50%的利差，这导致了18世纪墨西哥白银生产的繁荣，世界各地的白银再次争先恐后地大量地输入中国。

　　早在1609年，一位拥有25年在亚洲经商历史的葡萄牙商人佩德罗•德•芭萨就注意到：“通常1个金比索可以兑换5个或5个半银比索，如果中国白银发生短缺的话，从外地购买白银，价格就上升到1∶6或6.5银比索。我所见到的最贵的和在广州城购买的黄金是7个银比索兑换1个金比索，我从没有看见比这个价格再高的了，而在西班牙，1个金比索通常值12个银比索，因此，显而易见从中国购买黄金意味着可以产生75%至80%的利润。”[24]

　　关于国际间的套汇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写到：“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银比价，比欧洲高得多，……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价通常为十对一，至多也不过十二对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或十五对一。因此，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输运品。对于向马尼拉航行的阿卡普尔科船舶来说，也是如此。新大陆的银，实际就是依着这种种关系，而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银的买卖为媒介。”[25]这说明，货币也是是名副其实的商品，正是对货币的需求才使市场上供应商品和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成为可能。因此，这种套利兑换的普遍现象反映了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金融市场。

　　据弗林（Dennis O.Flynn）和吉拉尔德斯（Arturo Giraldez）的研究，美洲殖民地时期1540年代至1640年代，是一个套利周期。[26]恰在此时，中国开始了经济货币化的进程，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白银需求。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间（约1470年代），白银在民间日益得到普遍使用，之后因朝廷认可而朝野皆使用白银。例如，1430年代，浙江、江西、湖广等地的税粮按一定比价折收白银—“金花银”，这大大加快了田赋货币化的进程。1460年代以后（成化年间），广东南海已用白银交租。16世纪初以后，官吏的薪俸十分之九用银支付。到1520年代，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其后嘉靖、万历年间，广东、福建率先实行“均徭”、“均平”和“一条鞭法”等赋役制度改革，其中白银折纳都是重要内容。由于15世纪中期中国明朝纸币体系的崩溃导致了银币的替代和白银税收体系的建立，而当时的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和比伦敦和巴黎大许多倍的城市，其“白银化”带来了全球巨大反响。正是中国的巨大需求引起了中国的白银价值两倍于世界其他地方，这种悬殊的差价反过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白银。在16世纪初，中国的金与银比价是1∶6，而欧洲为1∶12，波斯为1∶10，印度为1∶8。到16世纪末，中国最具代表性地区之一的广东的金与银比价为1∶5.5或1∶7，而西班牙为1∶12.5或1∶14，这表明中国白银的价格是西班牙的两倍。同期在日本二者之比为1∶10，在莫卧儿的印度为1∶9。直到17世纪40年代中国的白银价格才最后降低到与其他地方的价格大致相当的程度。

　　从对中国明代史料的研究也可以看出，整个明代时期，白银价值一直比较昂贵。洪武八年（1375）制定金银钱钞之间的比价兑换体系时规定，1贯钞，折合成1千文铜钱、1两白银以及1/4两黄金，即金银比价是1: 4。洪武十八年（1385），金银比价变为一当五或一当六[2]，但主要是一当五。“永乐五年，令各处折收钞，金每两四百贯，银每两八十贯。是高帝时，赐钞千贯为银千两、金二百五十两。而永乐中，赐钞千贯，为银十二两五钱、金止二两五钱矣。”[27]由是可知，永乐五年时，金银比价仍是l:5。永乐中期，金银之间的比价突然拉大，至永乐十一年（１４１3年）时，金银比已变成1:7.5。同时，“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寅”条云:“交址布政司言:本境官盐乞定例召商，许以金银铜钱中纳。于是户部定议：金一两给盐三十引，银一两、铜钱二千五百文各给盐三引。从之。”[28]据此可知，金银官方比价当时为l:10。需要说明的是，金银比价1:10出现的地区和时期并不是多，绝大部分时期内是维持在1:7或1:8左右的水平，大概一直要到隆万年间。应当注意的是，在这如此长的时期内，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比价是官价与市场是基本上一致的。金银之间的比价骤升，发生在崇祯朝时期。万历时期金银一当七八甚至一当五，至崇祯中变成一当十，而且江南地区的某些地方还存在一换十三的情况，以后还曾暂时回落到一换六的水平，大致至清初就维持在一换十三的价格水平。

　　由上述金银之间的比价变动情况来看，黄金是处于较为稳定的升值，银则相对贬值的状态。学者钱江搜集、整理了16—18世纪中外金银比价变动情况（见表）。本来，整个明朝，黄金平均价格每两折合白银6两4钱7分，约等于宋元时代平均价格（10两3钱弱）的63%，最低曾达到折白银1两6钱7分。[29]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后，中国明清两朝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趋势，16世纪30年代开始从1∶6左右逐渐上升，17世纪初基本上稳定在1∶7—8左右，30年代后上升至1∶10—13左右。即使中国市场黄金和白银之间的比价变成l:13，这一价格水平仍然要远远滞后于同时期欧洲金银比价。在1492年以前，东方中国和印度的金银比价还是1:5的时候，欧洲就已达到1:11或l:12。在欧洲频繁发现银矿后，从1519-1650年，金银比价从1:11变成1:15.5左右，仅中间短暂时期内保持在1:10.6。

　　而中国直到清中叶大概在乾隆时期金银比价才达到1:15的水平，即到18世纪中叶，中国金银比价已经基本上与欧洲拉平，甚或时有过之。日本、印度金银比价经历了与中国类似的过程，不过日本银矿资源丰富，印度与欧洲通商历史较早，因而其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时间早于中国而已。

16—18世纪中外金银比价表

　　资料来源：钱江《十六——十八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厦门，《南洋问题研究》，第81—91页，1988年第2期。

结论及比较分析

　　上述考察表明，如此巨量的白银流入，主要是中国通过海上贸易用商品交换而来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核心经济体，这种核心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其贸易保持着很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银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3]

　　除了贸易顺差之外，世界白银流入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金银比价一直低于外国金银市场的比价，欧洲国家白银的低价和中国的白银高价带来了套汇获利的机会。16、17世纪间，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对白银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银价。受利益驱使，日本、欧洲白银被大量运往中国。从1550年到1645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有14，000吨之多，是这一期间中国自产白银总量的近10倍。[30]

　　为什么中国需要这么多的货币？为何这么多货币没有像欧洲那样导致通胀？根本原因是中国有着很强的货币吸收能力。弗兰克的回答是，“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但是，货币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制造出有效需求，只有在已经具备生产能力，因此“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性”的地方，货币才能制造有效需求。[3]弗兰克认为中国有这种能力。中国这种能力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高额的贸易顺差。这主要基于它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

　　历史总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晚明时期类似，出现了持续的巨量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过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出现了严重的人民币套汇现象。晚明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这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当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均产出和收入与西欧相比并不逊色。在银本位制下，白银大量流入满足了国内货币需求，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商业发展和农业、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江南等地早期的工业化也藉此得到了发展。但遗憾的是，晚明政府从打击海上敌对势力等政治需要出发，对海外贸易严格限制，海外贸易远未能发挥其对市场开拓、专业化生产和资本形成的推动作用，使得晚明中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

　　与晚明抑制外贸发展的做法相反，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大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对外贸易，实行“奖出限入”的倾斜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发展出口，对进口实行一定限制。这些倾斜政策加上劳动工资偏低，社会保障不健全，环保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等，都降低了出口企业成本，增强其价格竞争力。近年来，除传统的加工贸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过快，化工、机械、汽车等行业出口迅速扩大，我国贸易顺差过快增长。更加糟糕的是，当前的巨额顺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出现的，这在中外历史上非常罕见。类似地，美国在1874年以后的90多年间，德国从1880年代到“一战”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从1981年到最近，对外贸易均长期顺差。这些国家在上述阶段经济较快增长、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储蓄相对投资过剩并不奇怪。当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低，资本对劳动力的比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资本相对稀缺。此时消费和投资需求理应较大，更可能出现储蓄对投资的不足也即贸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贸易顺差导致白银流入，在银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且不存在外汇风险问题。目前我国外贸持续顺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扭曲导致的。当前外贸顺差过大加大通胀和资产价格波动压力，我国外汇资产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

　　从根本上说，晚明和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共同问题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历史教训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持续的贸易顺差的优劣，关键是贸易顺差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因素是否相适应。我国当前应当调整倾斜外贸政策，减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强内需，否则就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持乐观态度。

参考文献

[1]（英）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0）．

[2] Magalhaes Godinho.Os Descobrimentos e a Economia Mundial，Lisboa，Vol．1，1963．

[3]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4]Angus Madd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1ong Run[M]．DECD Development centre，Paris，1998．

[5]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增订本）[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1）．109．

[6]Robert Park,se form the Land of Sinim：Essays on Chinese Question [M]．1961．61．

[7] Geo Philips，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ow[J]．南洋资料译丛，1957（4）．35．

[8]谭文熙.中国物价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226-228．

[9]常赍．福建巡抚常赍奏折[J]．文献丛辑，176．

[10]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J]．北京：历史研究，1982（3）．

[11]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中国史研究[M]. 1988（3）.3-15.

[12]樊亢、宋则行．外国近现代经济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58.

[13]沙丁、杨典求．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70.

[14] George B.Souza.The Survival of Ern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84—85.

[15]William S.Atwill.“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circa 1530—1650”,Past and Present, No95,1982,74.

[16]E.H.Blair & J.B.Robertson,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Vol.29,71,Dlifland,1903.

[17]汉密尔顿.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1501-1650）[M].巴塞罗那：1975. 50-51；

[18]Earl J.Hamilton.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42.

[19]Ward Barrett.:World Bullion Flows,1450—1800, in The Rise of the Mechant Empires,Long 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1350—1750,James D.Tracy 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25.

[20]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2） .

[21][英]格林堡.旧的对华贸易.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22]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123-124.

[23]林金树、高寿仙、梁勇.中国全史.中国明代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88.

[24] Charles R.Boxer:Plata Es Sangre.Sidelights on The Drain of Spanish-American Silver In the Far East,1550-1700[J]. Philippine studies,Vol.ⅩⅧNo.3,461.

[2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98—199.

[26]DennisO.FlynnandArturoGiraldez:CyclesofSilver,GlobalEconomicUnityThroughtheMid-18thCentury[J],1999.www.aghistory.ucdavis.edu/flynnpaper.html．

[27] [明]王世贞.奔州史料后集[M].卷三十七.钱钞.

[28]《明太宗实录》卷一六三.

[29] 钱江.十六——十八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J]．南洋问题研究，1988（2）.81—91.

[30]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兼论江南丝绸产业与白银流入的影响[M].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3.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maritime trade and arbitrage:the investigation into inflow of silver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CHUN Kun WANG Zu-jie
（School of finance,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211815,China）

　　Abstract: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to the 1800s，it is rare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trade that China maintains a huge trade surplus for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Massive inflow of silver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based on two factors:the trade surplus and arbitrage.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factors. Similar to the late Ming period, At present China also maintains massive trade surplus. The reason is that government intervenes in trade. We can not simply judge the merits of the trade surplus.The key is Whether the level of trade surplu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other factors are compatibl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maritime trade;arbitrage;inflow of silver

注释：

[1]“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表明，一国因国际收支顺差而获得贵金属流入后，国内货币供给增长，经过一段时滞，该国的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水平将因此而上涨，削弱该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且国民收入的增长也会引起进口的增长，结果将导致贸易收支逆转，贵金属内流终止甚至转而外流，从而自动达到国际收支平衡｡

[2]《宣宗实录》卷八十，“宜德六年六月甲辰”条载温州知府何文渊的奏硫。何氏奏言:“洪武中商税并三十税一十七年以前止收钞及铜钱.十九年于府设税课司，诸县设税课司及河泊所，收商税钱钞，着为定例.若便于征解者解本色，路远费重者许变卖金银.金每两价钞六锭，银每两价钞一锭.”

（南京审计学院金融学院，211815）

　　【关键词】宝钞崩坏；白银需求；白银货币化；海外白银流入

　　【作者简介】陈昆，男，南京审计学院金融学院，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货币金融理论。

　　白银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明代并没有白银制度可言。从历史上看，白银货币化发端于民间，而不是来自官方的制度设计。明朝成弘年间以后，白银经历了从官方非法货币到官方认可的合法货币过渡的时期，到嘉靖年间（16世纪40年代），白银货币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这条法令是明朝在白银货币化客观现实下，明确“银钱兼使”的法令。这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的合法货币地位，而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因此，明穆宗颁布的这条法令也可视作明朝建立银本位货币体系的证明。官方的认可与推动加快了白银货币化步伐，白银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白银货币化加快了货币流通，活跃了商品市场，繁荣了社会经济，带来了整个明代社会结构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都受益于白银货币化。因此，海外白银流入是中国当时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催生出来的一种要求。

　　白银货币化作为晚明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明清之际就已引起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极大关注，由于担心白银货币化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三人无一例外，都有“废银论”思想。现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30 年代以后，彭信威从货币史的角度[1]，梁方仲从赋税制度与国际贸易的角度[2]，均对白银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至今仍令人瞩目。20世纪80年代以后，叶世昌对货币理论沿革进行了系统研究[3]，艾维泗（Atwell）、弗林（Flynn）和吉拉尔德兹（Giraldez）等外国学者对海外白银流入中国及其影响进行了考察[4-5]，全汉升对明代太仓银、国际白银流入，宋明银价变动，以及白银对北方边防及市场的影响，均有深入研究[6]。弗兰克（Frank）的研究突破了以沃伦斯坦（Wallerstein）为代表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论，提出了明代中国处于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观点，可惜在他的宏大体系中，并无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具体研究[7]。万明从历史学角度对明代白银货币化进行了初步考察[8]。迄今为止，学术界尚缺乏对明代白银货币化历程的专门的、系统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笔者企图填补这一缺憾。本文沿着民间白银货币的应用与大明宝钞的逐渐崩坏的关系这一线索，通过对史实的考察试图分析白银货币化与宝钞的衰落的关系以及白银需求与海外白银流入的关系。

一、宝钞崩坏与白银需求

　　白银货币化趋势早在唐宋以后就开始显示了出来。对此，顾炎武曾有考证论述：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宋史仁宗纪，景祐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铜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钱宝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1]

　　从顾炎武的上述考证中可以知道，民间以银交易，是从金代开始盛行的。元代实行宝钞制度，曾以银为钞本，又在对外贸易中使用白银。这些都为明代白银货币化奠定了社会基础。然而，明代白银货币化却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明代官方与民间博弈的结果。明朝立国不久就建立了宝钞货币制度，为推行宝钞制度而屡屡禁用金银和铜。可是，由于宝钞逐渐崩坏，加之铜币原材料的匮乏，客观上推动了了白银货币化趋势。

　　本文就沿着民间白银货币的应用与大明宝钞的逐渐崩坏的关系这一线索来考察白银货币化趋势。

　　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之后，明朝下令禁止金银流通，后来连铜钱也一并禁止，专行纸钞。可是由于明朝实行钞法，并无贵金属或实物作为发钞准备，宝钞在流通中投放多而回笼少，初行钞法时，明朝也未规定旧币更新办法。直到洪武九年七月，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旧钞问题，才制定了“倒钞法”。但“倒钞法”很不成功，“收换昏钞之法，本以便民，然民多缘法为奸诈，每以堪用之钞，辄来易换者”[2]。

　　由于宝钞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大明宝钞”的贬值，几乎在实行钞法后立刻就开始了。从钞与白银的比价看。在洪武中期大致是银一两当钞三五贯。宣德七年，湖广、广西、浙江等地的商税鱼课折钞，每银一两纳钞一百贯。正统元年，“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3]。成化年间，大兴左卫指挥使周广反映的情况更加严重，“近年钞法不行，每钞千贯止值银四五钱”[4]。可见，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宝钞贬值日趋严重，至成化年间，其贬值幅度在一千倍左右。

　　宝钞的日趋贬值使得宝钞流通不畅，明代人称之为“钞法阻滞”。顾炎武曾经揭示这种现象:“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9]这反映的仅只是洪武时期的情况，而洪武之后的情况则更糟。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以后，社会上流通的货币，不只有宝钞，还有其他金银及缎匹、米谷等实物代用品。为了维护宝钞币值，明朝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出台了禁用铜钱的法令。这个禁铜法令导致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明初以钞为主、以钱为辅的货币制度遭到破坏，更造成了民间用银现象的增多。洪武末出现“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践，一以金银论价” [5]。宝钞日益贬值，得不到民间的信任，发生了逐渐退出民间流通领域的状况。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朝又一次禁止以金银交易[6]。但是，政府的法令却并未能真正禁止得了民间白银的使用。

　　根据傅衣凌对明前期徽州土地买卖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在洪武、永乐年间的土地交易主要是以宝钞支付，但到了永乐以后，土地交易时，竟倒退至用宝钞、白银与稻谷、布帛等实物兼用。及至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以后，白银才成为主要的交易工具[10]。现根据傅氏所收的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交易所用通货的资料，排列如下：

表1：明代徽州土地交易所用通货表

　　资料来源：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页243。

　　虽然上述个案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但或多或少反映了当时的处境。尽管明初宝钞的价值一直下跌不止，但在没有其它替代品的情况下，当进行大额交易时，无可避免地仍需使用宝钞[7]。故此，永乐（1403-1424） 以后，因宝钞已经失去了信用，而铜钱价值又低落，迫使像土地买卖的大宗交易，回复至兼用实物支付，这又大大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洪武、建文年间，民间白银货币化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对宝钞货币制度构成了威胁，为了维护宝钞制度，洪武初年开始就屡次颁布法令，禁止使用白银。但在洪武末年，白银已在民间交易中盛行，太祖的一系列禁令无奈大都无果而终。

　　白银交易在正统三年（1438年）后大增，占契约总数的64%，实物交易在此期间仍然占有近17%的比例，说明当时正处于白银货币化过渡之中。景泰与天顺年间，民间以白银交易为主体，以白银论价并成交的交易，分别占有契约总数的90%和近94%，只残留了极个别的实物交易。至成化年间，从已经收集的90件契约来看，无一例外地使用白银进行交易，从而说明在民间交易中至此完全实现了货币白银化[8]。成弘时期明人陆容说:“宝钞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贯仅值银三厘，钱二文。民间得之，置之无用之地耳。”[11]这表明，宝钞已完全退出了民间实际交易。

　　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从民间开始的，这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冲击着明代的货币制度，迫使明朝统治者接纳和认可这一来自民间的巨大力量。正统元年（1436年），户部尚书黄福上奏:“宝钞本与铜钱兼使，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钞法之坏，莫甚于此。”[8]当时统治者面对的严峻现实是，宝钞已经贬值千倍，实际上已被民间弃之不用。对于明朝统治者而言，这是一个极具威胁的事实，出于本能的反应，明政府仍企图通过变更政策千方百计地维护宝钞制度，而所谓变更政策，也只是欺国害民的“以钞收银”。尽管明王朝采取各种措施，力图确立宝钞的货币主体地位，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制止白银对于宝钞的冲击。明朝发行宝钞既无钞本，又无限额，发行量大，回笼量少，兑换新旧钞的秩序混乱且价格悬殊，加之宝钞制作简陋，易于伪造，纸币充斥市场，大大超过了社会商品流通实际的货币需求量，造成通货膨胀，宝钞日益贬值。明朝实行钞法，从统治者主观上讲主要是为了聚敛财富，而不是便民。钞法在实行后不久便出现各种问题并趋于崩坏，与这种动机有密切关系。客观上，从实行钞法中获得好处的除了国家，便是某些奸商和不法官吏，钞法给一般老百姓带来的则是灾难。实际上，自成弘年间以后，民间的对宝钞的不信任感增强，宝钞已失去货币的信誉和价值，民间支付所用主要是白银，宝钞不能流通，钞法也就形同虚文了。

　　上述考察表明，无论是在民间契约文书中，还是在文献记载中，都反映出在民间白银货币化趋势的冲击下，经历正统、景泰、天顺各朝，在成弘以后，出现了“朝野率皆用银”趋势[9]。考察还表明，白银的货币化与宝钞的衰落是一个相伴相生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民间基本完成于成弘年间，此后开始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线索的融合，最终白银货币化在明朝得以彻底完成。

二、白银成为法定货币

　　英宗颁定的白银货币新法奠定了白银成为合法货币的基础。“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驰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10]即先形成银、钱、米当钞兼行的货币结构，又经“弛用银之禁”而后又发展为以银为主、银钱并行的流通货币结构，宝钞仅在名义上保存与银钱兼行的地位，白银则正式成为合法货币。

　　英宗初立金花银制，白银虽为合法货币，但朝廷官俸、军饷这二项最大财政支出以及盐税、茶税、关税、商税等田赋以外重要的大宗国税收入，仍循旧制不收银而以钞钱为主。故白银在国家财政收支上的法定货币尚有较大局限，尚未具备国家法定货币的无限法偿资格。英宗以后，宪宗、成化至世宗、嘉靖诸朝多次财政收支制度的变革，白银在朝廷财政收支中逐渐取代钞、钱，其法偿货币资格亦在此过程中渐告完备。

　　明朝盐课，在成弘以后逐渐成为朝廷财政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盐课开始由实物向货币化转变。成化年间，两浙盐课开始折银。明初设立的户口盐钞制度，到成化年间，也已出现向白银货币的转变。成化六年（1470年），明朝发布“今后不许折收银米”之令，这正是地方折征白银的反映。弘治六年（1493年）内府承运库金银告缺，廷臣集议，首倡天下户口食盐钱钞“今后每钞一贯，折征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当解京者，径入内帑；当存留者，留本处准官军俸粮”。当时一年解京数字大约有223000余两[11]。弘治十六年（1503年）更议准：“各处解纳户口食盐钱钞，俱收价银解部，每钞五千贯，铜钱一万文，拟进内府交纳者，定与价银二十四两，在部交纳者十九两，著令铺户领出，收买钱钞上纳。扣算余银，收补别项钱粮。”[12]到嘉靖六年（1527年），又有具体规定：“诏各处起运京库户口盐钞，今后每钞一贯，折银一厘一毫四丝三忽。每钱七文，折银一分，计钞一块，共折银四两，经收大户人等，不得分外科敛，侵欺入己。”[13]至此，折银已完全制度化了。

　　茶税改收白银始自宪宗。成化三年，“令茶百斤，折银五分。商课折色自此始”[14]。茶税最初是商人纳钱给引，后钞法行，以钞给引。伴随宝钞退出流通领域，根据史料，茶税白银化也是始于成弘年间。下面的史料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茶税折银的过程：

　　“成化三年，奏准西宁洮河茶马司积多余茶，年久湿烂，今后粗茶每百斤收银五钱，芽茶三十五斤亦量收五钱，无银收丝绢等项，俱解本省有司收候，以补收买茶课支用。五年，令陕西布政司将金粥等处茶课自成化六年为始仍收本色，其原折收银布，候丰年收买茶斤，送各茶马司收贮，一备易马。

　　成化十九年，奏准每岁运十万斤，今茶课本色一十五万八千八百五十九斤零，存彼处衙门听候支用。折色三十三万六千九百六十三斤，共征银四千七百二两八分，内三千一百五两五钱五分存本省赏番，实解陕西巡茶衙门易马银一千五百九十六两五钱三分。

　　弘治八年，令四川布政司将所属茶课俱自弘治二年为始，以后年份各拖欠该征之数俱减轻，每芽茶一斤征银一分五厘，叶茶一斤止征一分。”[15]

　　关税是明朝最重要的商业税，关税改收白银始于成化。钞关始设于宣德四年（1429年）。钞关之设，顾名思义，是当时为了通行钞法，增加税收的目的。明朝先后于运河沿岸、长江各口、江南水道要津设立钞关征税。随着白银流通扩大，财政需求增长，至弘治元年（1488年），由于“库藏空虚”，明朝下令“除崇文门、上新河、张家湾司局照旧钱钞兼收外，其河西务等处捌钞关并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刘家隔、正阳镇柒税课司局照依彼中则例，俱折收银两”[12]。至此，各钞关税收大多改征银两。宣德、正统年间是收钞时期，成化时是钱钞兼收，是一个过渡期，到弘治时则明确了折银征收，并迅速扩大了白银征收范围。弘治六年（1493年），“令各关照彼中则例每钞一贯折银三厘，每钱七文折银一分”。 弘治七年（1494年），议准“今后九江府钞厂免收铜钱，只折收银两”[16]。嘉靖八年（1529年），在直隶巡按御史魏有本的奏请下，“俱许折银”。定以银交纳，银一厘，折钞一贯，银一分，折钱七文[17]。至此，钞关的税收折银完全制度化了。

　　白银在明朝廷财政支出中主要地位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18]。明初俸禄给米，间以钱钞，或米钞兼支。至宪宗成化年间，官俸仍给米绢。武宗正德三年改为“……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至世宗嘉靖八年起，才“课税、官俸且俱用银”，一应开支“应给钱者悉予银”[19]。军饷及驻边军士的赏赐原以米绢钱钞者，亦于此阶段渐改为支给白银，如正德十二年，“令防守古北口、百羊口、黄花镇官军，每名各赏银一两”。嘉靖三年，“令各卫军士，年例布花本色不足，照例每布一匹，折支银二钱五分”[20]。正统以后，战事益繁，军饷用银之费猛增，嘉靖中期，为防俺答入边，“增兵设戍，饷额过倍”，皆以银支给。嘉靖三十年后，仅京边戍防各卫之岁支军饷银两总额，“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万”[21]。此外，至世宗时，朝廷各项工程营建、采买诸用等，亦皆用银。

　　经以上考证，至嘉靖前期，白银不仅已统治当时流通、支付领域，且通用于国家各项财政收支，成为具有无限法偿资格的法定货币。故史有嘉靖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之说[22]。

　　白银成为法定货币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民间用银。明后期，白银成了民间日常生活资料的小额零星买卖的支付手段。米麦是百姓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史载嘉靖五年京师“粟谷石银六钱，玉米石银五钱，绿豆石银八钱”[23]。百姓的小商品买卖也用银，如万历时民间流行之瓦楞鬃帽，“价亦甚廉，有银四、五钱，七、八钱者”[24]。土地房产买卖亦多用白银，史述明后期江南之田价，如湖州“上地之值，每亩十金。上中者七金。最下者犹三四金”[25]。雇佣工资亦多用银，史述湖州一带雇佣“长年”，“每一名工银五两，吃米五石五斗，平价五两五钱，盘费一两，农具三钱，柴酒一两二钱，（一年）通计十三两”[26]。田地租佃关系中的田租形态也开始向银租转化，万历十三年，徽州一份承佃三亩八分余田地的契约上写明“拟交租银肆钱整，收熟之时，送租银上门”[13]。20世纪50年代，陕西考古工作者在华州一座小庙的墙上发现崇祯十六年铭刻的当地物价，其内容“为稻米、粟米每斗银二两二钱，盐一升银九分，清油一斤银一钱六分，棉花一斤银三钱二分，梭布一尺银五分”[14]。

　　白银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导致了“银荒”。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颁令：“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27]这条法令正是在银荒的背景下出台的，其本意是朝廷为限制白银在流通领域普遍行使而采取的法令，但它却是明朝在白银货币化客观现实下明确“银钱兼使”的法令。如上所述，由于明朝并无银法，翻阅《明会典》，散在各卷中仅见“折银”的记载，所以这条法令的颁行，其重要性在于，这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是合法货币，还可以说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

三、“一条鞭法”改革与白银主导货币地位的确立

　　在嘉靖赋役征银的几次赋税改革以后，神宗万历九年，首辅张居正主导的“一条鞭法”赋税改革推广至全国，把丁役土贡等项，一概归并入田赋一项而“计亩征银”。“一条鞭法”使各地农民皆必须“以粮易钱，以钱易银。由县输郡，郡输省，省输京师”[28]。故“一条鞭法”瓦解了自然经济，大大推进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在明后期，白银最终成为社会各阶层、各地区普遍通用的法定货币。

　　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改革动机是通过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而去解决明政府的财政困境，然而却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白银成了当时经济社会的主导货币。

　　明朝的土地兼并问题十分严重，其中尤其以王公、贵族兼并土地居多。由于皇亲朝臣所占之田不用上缴税赋，因此土地兼并使得朝廷国库收入锐减，其直接后果就是明廷财政匮乏、国库空虚。明初，在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等几位铁腕皇帝的统治下土地兼并问题只是个案，而到了正德年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29]。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自嘉靖七年至隆庆元年（1528年至1567年）的四十年间，几乎岁岁入不敷出，平均每年亏空在二三百万两之多。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改革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推行的。

　　土地兼并的社会弊端是“私家日富，公室日贫”[30]，因此，改革的主要对象就是田赋徭役。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下令清丈田地，目的是从整顿土地、核查户籍入手抑制土地兼并，均平赋役，为“一条鞭法”的推行实施创造条件。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丈量田地的基础上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有：统一役法，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力差，一律折银征收，力差由官府雇人应役；原来按照户、丁派役改为按照丁、粮派役；赋役数目以县为单位，以原有税额为基准，不得减少。这种把田赋和名目繁多的力役总编为一条的办法被称为 “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31]简而言之，就是赋役合一，按亩计税，用银交纳。事实上，“一条鞭法”自身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内容纷繁芜杂、各地施行标准也不尽一致。黄仁宇总结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给出定义如下：“一条鞭法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役被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15]151“一条鞭法”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田赋制度已由实物税阶段转入货币税阶段。田赋在封建社会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白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当时经济社会的主导货币。随着“一条鞭法”的推行，明万历朝的财政状况有了很大好转，至万历十年（1582年），“太仓（银库）粟可支十年，同寺（太仆寺）积金至400余万”[32]。

表2：“一条鞭法”实施前后太仓岁入银额比较[15]368（单位：两）

　　从表2可以看出，到16世纪50年代太仓每年收入的银两都保持在300万至400万两的水平，白银收入与明朝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相符的。明朝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约占世界GDP总量的30%[33]，可是，从金属银的地理分布来看，中国并没有自己的银脉，虽说政府也在各地设有银局、银坑，但白银产量远远不足以支撑明王朝如此庞大的经济规模。根据《明史·食货五·坑冶》记载：“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七月命采矿，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员四十余，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约费三万余金，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得不偿失。”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各地所征收的银矿税银将近三百万两，平均每年才二十多万两，而这其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白银被宦官们中饱私囊。显而易见，当时中国自己开采出来的白银数量远远不足以满足政府和民间白银需求，那么，支撑大明王朝银本位制度的巨额白银又从何而来呢？

四、产银不足与海外白银流入

　　白银货币化的迅速发展，明朝社会对于白银的需求也日益增长。白银的来源不外有三个，一是政府库藏银，明朝政府前期曾一度禁止白银在民间流通，加之钞券提举司只能单向兑入金银的制度安排使得明政府囤积了一定数量的白银。二是国内银矿产银，明王朝自建立伊始就在国内大开银矿，明朝中后期由于经济发展对白银需求日渐增加以及冶炼技术的提高，国内白银产量有所增加。但是中国在地理位置上没有规模较大的银脉经过，因此国内白银产量极为有限，通过上述两条渠道进入流通的白银占当时市面上白银总量的比例很小，其余大部分白银均来自国外，通过中国对外贸易的出超流入国内。梁方仲先生就曾指出：“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自近代与欧洲各国通商以来，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来源；本国产量，殊不重要。”[2]60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明朝白银矿产资源情况。

　　明朝从开采银矿方面得到的白银收入，可以在《明实录》中找到比较完整的记录。笔者将各朝银课总数整理后列于表3[16]。

表3：明朝白银矿产资源情况

　　由表2可知，太宗朝与宣宗朝是明朝银课收入最多的两个时期，英宗朝以后，银课收入显著减少；孝宗至武宗朝，呈现直线下降趋势。明朝每年平均的银课收入，大约10万两左右，进入明后期，实际上不足10万两。全国银课在最多时每年仅达到10万或12万两而已。这说明国内银矿开采的白银数量严重不足，不能满足明代国家和社会对白银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这一点由表3所示的太仓银库的银出入量也可以得到印证。

　　关于太仓银库的银出入量，全汉昇和李龙华分别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17-18]。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现将嘉靖至万历初年太仓银岁出入数目对照列于表4，以期对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清晰的认识。

表4：太仓银库的银出入量[17-18]

　　资料来源：《明实录》、《万历会计录》、《皇明世法录》、《明经世文编》等。

　　由表4可见，嘉靖以后，明朝太仓银库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这种状态在隆庆五年（1571年）有了根本的转变，原因在于，这一年美洲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

　　回顾一下同时期的世界历史，就能更加清楚看到当时中国大量海外白银的来源。由于贸易经济的发展，欧洲在中世纪后期（10世纪后）就广泛使用金银作为交易货币，到了15世纪，欧洲因货币供给不足而陷入“银荒”的困境。于是，欧洲人就开始了在全世界寻找金银的历程。1492年（弘治五年）哥伦布到了美洲，1498年（弘治十一年）达﹒伽马开辟了绕道好望角抵达印度的新航线，1519年至1522年（正德十四年到嘉靖元年），麦哲伦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为西方世界的航海家打开了通往美洲的大门。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和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的特大型银矿。大量低成本的美洲金银自16世纪开始流入西班牙。之后，这些金银财富又通过国际贸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盗掠夺及战争赔款等多条渠道注入欧洲其他主要国家[19]。有学者估计，这些金银总额的1/3至1/2最终都流入了中国[20]。嘉靖之后，明政府开放海上贸易，凭借外贸出超优势，巨额海外白银滚滚流入中国，满足了明中后期不断扩大的白银货币需求。

　　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当时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当地物产难以满足殖民当局开支，而中国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菲律宾殖民当局只能就近依靠中国供给，于是开始从事对华转口贸易。为了吸引华人前往菲律宾移垦经商，殖民当局也对华人商旅、货物采取了一些保护和优待措施。受马尼拉贸易厚利吸引，中国商人（主要是福建漳州、泉州商人）纷至沓来，刺激了中菲贸易的发展。到16世纪90年代，马尼拉已成为亚洲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输入马尼拉的中国货物主要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尤以纺织品居多[21]。西属美洲每年就有200-300万比索的白银流往马尼拉。全汉升在《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中曾说：“自隆庆五年（1571年）马尼拉开港以来，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在6000万比索以上，约合4000多万库平两。”仅1631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有1400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年至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相当于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22]。

五、结语

　　史实的考察表明，明代白银货币化是从民间开始的，宝钞的崩坏是白银货币化的直接原因。这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冲击着明代的宝钞货币制度，迫使明朝统治者接纳和认可这一来自民间的巨大力量。为了维护宝钞制度，明政府屡次颁布法令，禁止使用白银，但政府的法令却并未能真正禁止得了民间白银的使用，最终明政府以法令的形式认可了白银货币化的存在。正是这种来自民间社会的白银货币化的强大驱动力迫使明朝统治层承认既定事实，白银遂成为法定货币。明代“一条鞭法”的实行，是白银货币化完成的标志，又是白银货币化的一个结果。“一条鞭法”改革之后，明代中国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渴求。一个主要原因是，明代中国对白银货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赋税货币化引起的，而这种赋税货币化的动力来自政府的财政体系运作的需要。自此以后，国家财政制度和官僚体制运作对白银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白银货币化后，白银遂渗透到整个社会，一方面，出现了国家银库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社会上自皇族下到小民都有日益增长的白银需求。这一日益增长的白银需求，与当时明代国内白银储存量以及银矿开采量严重不足的矛盾凸显了出来，巨大的白银需求引起供给严重不足，向海外寻求白银就成为必然。明中叶所处的时段，正是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化起步阶段。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进一步打破了世界各地的隔绝状态，开拓了世界市场。为获得白银，明中叶以后，政府开放海上贸易。凭借外贸出超优势，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为明代中国货币白银化最后完成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当海外白银成为明代中国白银重要来源时，中国经济就日益融入到了美洲白银主导的世界资本市场。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只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白银，与同时代中国的货币问题联系起来了：中国人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驱动中国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却是中国紧缺的贵金属——白银，当时的西班牙人尽管一无所有，但手里却掌握着经墨西哥出口的白银。

　　中国从宋代至元明时期，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市场繁荣居世界之冠，然而在16世纪以前，总是经历周期性的货币短缺。每当商业和市场发展，货币供应量就出现不足，主要原因是国内贵金属短缺而没有建立起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制度。白银货币化大大推进明代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白银货币化也约束了当权者滥发货币的权利，切断了明王朝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国家无法像印纸钞时那样轻易地把大批社会财富聚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也大大推动了生产和贸易的增长。可以断言，如果没有白银货币化，16世纪至18 世纪中国市场经济的空前繁荣是不可能出现的。本文对白银货币化的研究无疑加深了对明代货币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从而对晚明时期的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诸方面的繁荣做出正确的评价。

参考文献：

[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梁方仲.明代银矿考[M]// 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90.

[3]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

[4]Atwell S W.Notes on silver，foreign trade，and the late Ming economy [J].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977，3/8:1-33.

[5]Flynn O D，Giraldez A.Born with a “silver spoon”:the origin of world trade in 1571[J].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995，6：2.

[6]全汉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M]//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台北：稻禾，1996:435-450.

[7]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8]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 （2）：28-37.

[9]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379.

[10]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A].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P242.

[11]陆容.椒园杂记.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5：381.

[12]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四二.钞关[M]// 北图古籍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北京：万历十年刻本：459.

[13]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388.

[14]李子春.明末一件有关物价的史料[J].考古，1961（10）：48-59.

[15]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阿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151，368.

[16]全汉昇.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量[M]//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下册，台北:新亚，1991:601-623.

[17]全汉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人银两的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年，5:146.

[18]全汉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年，6:157.

[19]张宇燕，高程.美洲白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J].社会科学战线，2004（1）：44-57.

[20]牟复礼，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665.

[21]陈炎. 略论“海上丝绸之路”[J].历史研究，1982（3）：93-105.

[22]梅新育.略论明代对外贸易与银本位、货币财政制度[J].学术研究，1999（2）：113-125.

注释：

[1]《日知录集释》卷11《银》。

[2]《明太祖实录》卷131，洪武十三年五月己亥。

[3]《明英宗实录》正统元年三月戊子条。

[4]《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三年正月壬戌条。

[5]《明太祖实录》卷251，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

[6]《明太祖实录》卷251，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

[7]由于明政府不时禁用金、银，而且铜的价值低廉，再加上中国的贵金属材料不足，故此即使宝钞贬值，大额交易仍必须使用宝钞。

[8]《明英宗实录》卷15.正统元年三月戊子。

[9]《明史·食货志》。

[10]《明史》卷八一《食货五·钱钞》。

[11]《明孝宗实录》卷七四，弘治六年四月。

[12]《明会典》卷四二《户部》二九《南京户部》。

[13]《明会典》卷四一《户部》二八《经费》二《官民户口盐钞》。

[14]《明史》卷八一《食货四·茶法》。

[15]《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征榷考·茶》。

[16]《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征榷考》。

[17]《明世宗实录》卷一○五，嘉靖八年九月丙申。

[18]《明史》卷八二《食货六·俸饷》。

[19]《明史》卷八一《食货五·钱钞》。

[20]《大明会典》卷四十《户部二十七·赏赐》。

[21]《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赋役》。

[22]《明史》卷八一《食货五·钱钞》。

[23]《明经世文编》卷一○二梁材《复议节财用疏》。

[24]范镰《云间据目抄》。

[25]茅坤《茅鹿门文集》卷六《与甥顾做书侍郎书》。

[26]张履祥《补农书》。

[27]《明会典》卷三二《户部》一八《库藏》二《钱法》。

[28]冯琦:《冯宗伯琢庵文集》卷四《东省防楼议》。

[29]《明史》卷77《食货一》记载，弘治时期的田亩已由洪武朝的800多万顷减少到400多万顷。

[30]《张文忠公全集》卷26，《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

[31]《明史·食货志》

[32]《明史纪事本末》卷61，《江陵炳权》

[33]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借鉴麦迪逊的观点，认为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GDP总量一直徘徊在世界总量的30%左右[7]。

The collapse of the Ming Notes， silver demand and inflow of foreign silver: Investigation of the Ming Silver Currency

　　Abstract:This paper goes alo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of civil silver currency and the gradual collapse of the Ming Notes to investigate the trend of silver currency. The monetization of silve from the beginning of civil impacted on the monetary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Finally Ming Government recognized the existence of Silver Currency by decreet. The shortage of silver production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huge demand of Ming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for silver.Ming Government was forced to open maritime trade，with the trade surplus advantage， huge inflow of foreign silver rolling domestic， meeting the growing middle and late Ming silver money demand.

　　Keywords:the collapse of the Ming Notes，Silver demand，the monetization of silve. Inflow of foreign silver.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 江苏南京 211815）

　　中国的白银，到了明代（1368—1644），要比过去具有更高的购买力。关于当日白银购买力提高的原因，作者在《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1]一文中，曾经从白银的需要方面加以讨论。可是，事实上，明代白银价值所以提高，除由于社会上对银的需要增加以外，当日白银的供给情况，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本文之作，拟对明代银矿生产情况作一考察。可是，尽管中国白银之普遍用作货币始于明代，明代文献关于银矿产额的记载却非常缺乏。在另外一方面，《明实录》中关于政府历年银课收入的数字，却记录得相当详细。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银课数额，来对明代银矿生产或白银供给情况，作一种可能的推测，或近似的估计。

二

　　明代政府因银矿的开采和煎炼而得到的收入，称为银课。这些银矿的开采和煎炼，有商办的，有官办的。商民开采银矿，须得官方特许，首先估计一年可能采炼到的银子，提出一定的数额，每年缴纳给政府，称为银课。[2]大约对于矿砂中含银成分较低的银矿，政府因为开采无利，有时准许人民开采。[3]可是，在银矿产额较大的地区，如浙江南部、福建北部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银矿，政府为着要增加财政收人，多派官经营，禁止私人采炼。在这些地方，政府设立银场局，或炉局（通常简称为银场，或银坑、银穴、银冶），征集矿夫来开采，工匠来煎炼；大约初时预计每年生产所得，扣除各项经费开支以外，约有多少剩余，每年便以一定的银数，称曰银课，缴纳给政府。

　　关于明代政府每年银课收入的数字，《明实录》自洪武二十三年（1390）开始，至正德十五年（1520）止，除某几年以外，在每年终了的地方都有记载；可是，自成化二十三年（1487）至正德十五年，每年银课的数字，却与金课合算在一起。不过，因为明代每年金课收人多半只有几十两，故在金、银课中银课要占绝大多数，是毫无疑问的。对于这些数字，友人梁方仲先生在他的大作《明代银矿考》[4]中，曾经加以整理。不过，在二十余年前，梁先生研究明代银课的收入，只能根据北平图书馆所藏《明实录》本，并没有见到最近才陆续印行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校印本《明实录》，而后者记载每年银课收入的数字，却较为完备。因此，我们现在根据史语所校印本《明实录》的记载，把明代政府每年银课或金、银课收入的数字，作成第一、二两表。

第一表　明代银课收入

续前表

续前表

续前表

第二表　明代金、银课收入

续前表

　　我们如果把历朝合计的银课或金、银课，用有纪录的年数来除，可得历朝每年平均银课或金、银课的数字；约如第三表所述。

第三表　明代历朝每年平均银课或金、银课

　　附注：太祖朝银课，用三年来除；英宗朝用二十年来除；宪宗朝用廿三年来除。

　　根据第三表，我们可知明代历朝政府每年平均银课收入，以成祖（1402—1423）、宣宗（1426—1434）两朝为最高，其中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一年的银课收入，更高至三九三、九四九两。自宣宗朝以后，直至武宗朝（1505–1520）末年，共八十六年，历朝每年平均银课，高低各有不同，但都远较成祖、宣宗两朝为低。因为政府银课的收入主要来自银矿的开采与煎炼，故我们可以推想，约自14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百三十年内，中国的银矿产额，在最初的三分之一的期间内有增加的趋势，在后来三分之二的期间内则较前大为减小。

　　把第一表的银课总额及第二表的金、银课总额加起来，我们可知1390一1520的银课总额共为一一、三九五、七七五（十）两（其中包括一极小数的金课）。在这段期间内，有银课纪录的年数为一一三年。上述的银课总额，如果以一一三来除，我们可以发现，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以后的百余年间，政府每年平均银课收入，约为十万两左右。

三

　　现在我们要问：如上述，在15世纪及其前后，我国政府每年的银课收入，算不算高?当日国内银矿的生产，能否满足货币流通方面的大量需要?为着要回答这些问题，在时间方面我们可以把明以前政府的银课收入和明代的银课数额比较一下，在空间方面我们可以看看约略同时的其他国家银课收入或银矿生产情况，以便与明代的中国作一比较。

　　在明代以前，宋、元政府因银矿采炼而每年得到的银课收入，约如第四表所述。

　　把第四表中至道三年、皇祐、治平年间及元丰元年的银课数字平均计算一下，我们可知北宋政府在10世纪末叶后每年平均银课收人为二二三、八五六（十）两，这和上述明代政府在14世纪末叶以后一百余年中每年平均约十万两的银课收入比较起来，要大得多，虽然单独就一年的银课最高额来说，宋治平年间要比明永乐十二年为少。至于元代的银课，如以天历元年为例，要比明代少些。

第四表　宋、元时代的银课收入

　　表中①为[5]

　　政府银课的收入，主要来自银矿的开采和煎炼。故按照常理来说，根据每年银课收入的数量，我们可以推算出银矿产额的大小。可是，事实上，过去政府自银矿产额中要抽多少作为银课，却由于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大体上说，在明代以前，银课在银矿产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比较轻微；到了明代，因为政府对银矿采炼管制得比较严密，银课在产额中所占的百分比要较前增大。

　　关于明代以前政府银课收入在银矿产量中所占的比例，日本加藤繁教授在四十年前已经加以研究。[6]他征引《太平寰宇记》卷一○七《江南西道饶州德兴县》条，说唐代政府对于那里的银矿，自上元二年（675）开始，“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到了北宋，政府对陕西虢州坑冶户的银货，“抽纳二分”。[7]其后到了南宋，“绍兴七年（1137）诏：江、浙金、银坑冶，并依熙（宁、元）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8]由此可知，唐、宋时代的银课，约为银矿产额的百分之二十。其后到了元代，银课所占比例，大约因时因地而各有不同，有只占产额的百分之十的，[9]有多至百分之三十的。[10]

　　到了明代，政府的银课收入，在银矿产额中所占的比例，较前增加。明代的银矿，我们在上文说过，有商办的，有官办的；可是不管采用哪种经营的方式，每一个矿区在决定银课额的时候，大体让它约略等于每年产额的百分之三十左右。[11]政府对于产量比较丰富的银矿，多派官经营，禁止私采，其银课收入似应占产量的大部分，以至全部。可是，事实上，当日名为官办的银场，官方并不怎样投资，在生产过程中，“凡百器具，皆出民间”。[12]除生产所用各种器具以外，“自一切在官供应，矿夫口食，官兵口粮，倚办于殷实户”。[13]当日官办银场采炼所需的资本支出，既然主要来自人民或殷实户的投资，因此而生产出来的白银，自然要以一部分分配给他们作为报酬。当扣除投资者的报酬及其他开销以外，政府自宫办银场中得到的银课收入，也只占产额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例如嘉靖年间（1522–1566）政府对于北直隶蓟州瀑水银矿的经营，[14]“招日前已得矿利殷实之家，责令出钱供给器具、蜜陀僧、白炭、工食之费；佥充素有身家，旧时曾做矿徒为首者，以为矿甲；报出平日所率，善识矿脉，熟知煎销军民有籍之人，以为矿夫。在于瀑水原封旧洞，协力挖取矿砂。就在平谷县（在蓟州以西）择一空大去处，立为炉场。将日逐所取矿沙，委官差人押送炉所，照数验收。接续监视矿甲人等，眼同煎销成银。以十分为率，除三分纳于官课，以五分给办器具、蜜陀僧、白炭、料物、饮食之类，其余二分以偿矿甲人等工力之资。”[15]

　　由此可知，明代官办的银矿，如果采炼所用的器具、原料（如蜜陀僧）、燃料（白炭）及工资，都由人民或殷实之家出资来进行生产，因此而提炼出来的白银，约有百分之三十被政府抽取作银课。复次，在云南，有些银矿在采掘出矿砂后，等不到煎炼成银，便分成四份，其中一份为官课。关于此事，王士性曾经作较详细的记述，他说：“滇中矿硐，自国初开采至今，以代赋税之缺，未尝辍也。滇中凡土皆成矿苗，其未成硐者，细民自挖掘之，一日仅足衣食一日之用，于法无禁。其成硐者，某处出矿苗，其硐头领之，陈之官而準（准）焉，则视硐大小，召义夫若干人。义夫者，即采矿之人，惟硐头约束者也。择某日人采。其先未成硐，则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皆硐头任之。硐大，或用至千百金者。及硐已成，矿可煎验矣，有司验之。每日义夫若干人人硐，至暮尽出硐中矿为堆，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一聚为官课，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一聚为公费，则一切公私经费，硐头领之，以人簿支销者也。一聚为硐头自得之。一聚为义夫平分之。其煎也，皆任其积聚，而自为焉。硐口列炉若干具，炉户则每炉输五六金于官，以给剳，而领煅之。”[16]文中说官课只占矿砂产额的四分之一，或百分之二五左右；但把矿砂煎炼成银的炉户，又要“每炉输五六金于官”，才能领到许可证来炼银。如果加上这一笔收入，当日政府在云南收到的银课，也可能约占银产额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上述明代官办的银矿，多由人民投资来经营。可是，事实上，当日各地银矿并不一定都能够找到有钱人来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要采炼银矿，必须自己负起责任才成。在宣德年间（1426—1435），政府在浙江温州府平阳县、处州府青田等县，须以“优免杂役军需”的办法来“采办银课”[17]。在成化年间（1465—1487），“云南所属楚雄、大理、洱海、临安等卫军，全充矿夫，岁给粮、布”。对于这种办法，巡按云南监察御史胡泾等批评说：“切惟国用所以给军需，今因矿夫而日费粮、布，则国用虽足，而军储耗矣。国用所以养军士，今因矿夫而日耗军士，则国用虽充，而兵备弛矣。”[18]这些由国家经费来维持的卫军，改充矿夫，从事银矿采炼工作以后，他们生产所得，每人每月（或每年）须以定额银课缴纳给政府。[19]如果不足定额，须负责赔纳。[20]其后，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始，政府因为财政困难，以太监充当矿使，派往各地开采银矿。因此而生产出来的白银，有按“官四民六”的比例来分的，[21]有“官民匀分”的。[22]换句话说，这时银课约占银矿产额的百分之四十或五十。

　　总括上述，我们可知明代政府每年的银课收入，约占银矿产额的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三十以上。这和宋代约只按产额征取百分之二十的银课比较起来，显然要大得多。元代银课，有时按产额征收百分之十，有时征百分之三十，大致说来，也没有明代的百分比那么大。因此，宋、明政府就是每年得到同样数量的银课收入，宋代银矿产量也一定要较明为大。何况明代大部分时间每年平均的银课收入，都远在北宋中叶之下呢?对于宋、明银矿及其他金属矿产的生产情况，早在弘治五年（1492），丘濬已经加以比较，他说：“宋朝金、银、铜、铁、铅、锡之冶，总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所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数倍，何也?盖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谷、粟、桑、麻之类是也。……山间之土石，掘而去之则深而成洼，舁而去之则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则多，在后代则少，循历至于今日，尤其少焉，无足怪者。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间或有之，随取随竭。曩者固已于浙之温、处，闽之建、福，开场置官，令内臣以守之，差宪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偿所费，如宋人所云者。今则多行革罢，而均其课于民赋之中矣。”[23]丘氏的话虽然是泛指各种金属矿产来说的，但单独就银矿生产来说，他认为自宋至明有下降的趋势，显然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24]

四

　　明代每年的银课或银矿产额，一方面少于宋代，他方面更不如与它约略同时的其他国家那么多。

　　哥伦布于1492年，即明弘治五年，由于西班牙政府的资助，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在新大陆的各种天然资源中，储量丰富的银矿引起西班牙人的注意，因此在16、17世纪对各地银矿从事大规模的开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在秘鲁南部（Upper Peru，今属Bolivia）的波多西（Potosi）银矿。这个银矿位于一六、一五二英呎高的山上，于1545年被发现。由于这个银矿的采炼，在1549年有人亲眼看见西班牙王室按产量征收五分之一的银课（royal fifths），每星期高达二五、○○○西班牙银元（pesos，以下简称西元）[25]至四○、○○○西元；自1548至1551年，西王室在秘鲁的银课总收入共达三百万（笃卡）（ducados）以上。[26]每一“笃卡”约等于中国银一两，[27]故16世纪中叶西王室在秘鲁征收的银课，每年超过一百万两。

　　另外一位研究美洲历史的作者，估计在16、17世纪，西班牙王室每年在秘鲁的银课收入，约为一百五十万西元。[28]按每一西元，通常等于辅币八“料厘”（real），或中国银七钱二分。[29]如果按这个比率来计算，西王室每年在秘鲁征收的银课，约为一百万两多点。可是上述作者又说，他所指的西元，每一枚合辅币十三又四分之一的“料厘”。由此推算，当日西王室每年在秘鲁的银课收入，约为银一、七八八、七五○两。

　　我们在上文说过，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以后的百余年内，明代政府每年平均征收到的银课，约为十万两左右；在武宗（1505—1520）一朝，每年平均更低至三二、九二○两，而且连金课也包括在内。由此可知，明代政府在15世纪及其前后每年平均的银课收入，还不到16、17世纪西班牙王室每年在秘鲁的银课收入的十分之一，或更低至只为后者的十七八分之一。如果单就武宗朝来说，西王室在秘鲁一个星期所征收的银课，便约有武宗朝一年那么多。在较早的英宗朝（1436—1464），有好些年的银课（见第一表）更少于秘鲁一星期的收入。西王室在秘鲁的银课收入，只按银矿产量征收五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十。明代政府征收的银课，却为产额的百分之三十或更多。由此可以推知，当明朝中叶左右，在太平洋两岸，秘鲁与中国的银矿产量，一大一小，二者的距离，比两国银课的距离还要大得多。秘鲁银产所以那么丰富，上文说过，主要由于波多西银矿的开采。根据西方历史学家的记载，自1624—1634年，波多西银矿每年平均产银五、二三二、四二五西元。自1545年发现以后，至1789年，这个银矿所产白银，共值二三四、六九三、八四○镑。[30]另外一个估计说，自1545年至19世纪中叶，这个银矿一共生产十六亿西元的银子。[31]当波多西银矿大量产银的时候，有如所罗门（Solomon，1033–9758．C．为以色列国王）时代那样，银被人看成像街上的石头那样低贱。[32]

　　自银矿挖出的矿砂，含银成分多少，各有不同。秘鲁及美洲其他地方银矿产量所以远较中国为大，从而银课收入所以远较明朝为多，主要由于矿砂含银的百分比的悬殊。关于中国及美洲银矿蕴藏的情况，兹就矿砂含银的百分比，列表如下。

第五表　中、美矿砂含银的百分比

　　表①为[33]

续前表

　　表中①[34]

　　根据第五表，我们可知西班牙人在秘鲁波多西长期开采出来的矿砂，含银高达百分之五十，在墨西哥及其附近开采出来的，也含银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五。16世纪西属美洲所产银砂，其含银的丰富，实为明代中国各地矿砂所望尘莫及。难怪明代历年银矿产额，及政府银课收入，都远在太平洋对岸的新大陆之下了。

　　明代的银产或银课，不独远赶不上西属美洲，就是和约略同时的日本比较起来，也要相形见绌。16世纪末，日本兵库县生野银矿，每年缴纳给丰臣秀吉的银课，多至一万公斤（或二十六万两）。约17世纪初，岛根县岩美银矿中一矿坑，贡献给德川家康的银课，多至一万二千公斤（或三一二、○○○两）。约在同一期间内，佐渡银矿每年的银产额，约在六万至九万公斤（或一、五六○、○○○两至二、三四○、○○○两）之间。[35]

五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明代政府虽然努力经营银矿，每年的银产额或银课收入，却非常有限，既不如宋代那么大，更赶不上同属太平洋区域的美洲或日本。在另外一方面，随着纸币价值的低折，商业的发展，以及其他原因，到了明中叶前后，银在各地市场上却成为普遍通用的货币，需要特别增大。可是，当银在明代社会中需要激增的时候，本国的银产却供应不足，不能满足越来越增加的需要。因此，明代中国白银求过于供的结果，价值或购买力特别增大，从而长期自国外输入大量的银子。

1967年2月26日，九龙。

注释：

[1] 《新亚学报》第八卷第一期，页157—186，九龙，1967。

[2]友人梁方仲先生，于抗战时期曾发表《明代银矿考》（见《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六卷第一期，页65—112，昆明，民国二十八年）一文，其中讨论到银矿的经营，曾说：“商办的情形，据明末宋应星著《天工开物》第十四卷，五金，银一条内说：‘商民凿穴得砂，先呈官府验辨，然后定税。，从现存的史料看来，明代的银课大约是行定额税制……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二十二云：‘永乐（1403—1424）间，福建尤溪县民朱得立于山开坑取银，岁纳三十六两。宣德（1426—1435）间设官局。后奉诏书罢局封坑，而坑首额户犹照旧纳银。正统七年（1442）布按二司以为言，乃罢之。，但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一，平浙闽盗，正统十三年（1448）节内又有‘尤溪炉主蒋福成，的记事，可见官办民办迭为更替。《明史》卷二三三《张贞观传》载万历初年，‘五台奸人张守清招亡命三千余人，擅开银矿。……帝……敕守清解散徒党。……守清乞输课于官，开矿如故。贞观力争，乃已’……可见如果输课于官，商民照例可得开矿的权利的。”

[3]例如《明宣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卷四二，页6—7，“宣德三年闰四月庚子”条说：“先是广东都司奏：（番禺）县民有私取铅沙者。门卒获之，究其所出，在番禺县西，取沙烹炼，可得白金、铅、锡。当罪私取者，并请官开冶。上……命巡按御史勘视其实以闻。至是御史何善奏：同三司官发工匠民丁等深入岩洞，取沙矿（矿沙?），每百斤炼银止四钱、铅二十斤，计所得不偿所费。上谓尚书夏原吉曰：朕料铅沙之烹，所得无几。若果有银利，置冶烹炼，岂待今日?彼小民或窃取以求毫末之利，无足怪。朕已宥之不问。……”（徐学聚编辑《国朝典汇》，明刊本，卷一九六，页2—3，《开矿》，及余继登辑《典故纪闻》，《丛书集成》本，卷九，页149，略同）

[4]彭信威前引书，页472。

[5] 《元史》卷九四，页6—7，《食货志》说：“天历元年岁课之数……银课：腹里，一锭二十五两；江浙省，一百二十五锭三十九两二钱；江西省，四百六十二锭三两五钱；湖广省，二百三十六锭九两；云南省，七百三十五锭三十四两三钱。”现在把一锭换算为五十两，我们可以计算出天历元年银课总额为七八、○六一两。

[6]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日文本，《东洋文库论丛》第六，东京，大正十五年，即1926），第二分册，页527。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九“哲宗元祐元年十月丙申”条。

[8]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六《金银坑冶》条。

[9] 《续文献通考》（光绪十三年，浙江书局刊本）卷二三，页15说：“英宗至治三年（1323）正月，罢上都、云州……银冶，听民采炼，以十分之一输官。”又说：“泰定帝泰定二年（1325）闰正月，罢永兴银场（在大都附近，属大都管辖），听民采炼，以十分之一输官。”

[10]同书卷二三，页16—17说：“在河南者，延祐三年（1316），李允直包罗山县银场，课银三锭。四年（1317），李珪等包霍丘县豹子崖银洞，课银三十锭。其所得大抵以十分之三输官。”

[11] 《明史》卷八一，页9，《食货志》说：“（崇祯）三年（1630），御史饶京言：铸钱开局……苦无铸本，盖以买铜而非采铜也。乞遵洪武初（1368）及永乐九年（1411）、嘉靖六年（1527）例，遣官各省铸钱采铜，于产铜之地，置官吏驻兵，仿银矿法，十取其三。……”

[12] 《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九，页1，“正统九年闰七月戊寅朔”；《续文献通考》卷二三，页31—32；徐学聚编辑《国朝典汇》（明刊本）卷一九六，页4，《开矿》；余继登《典故纪闻》（《丛书集成》本）卷一一，页188。又《明英宗实录》卷一二八，页1，载正统十年（1445）十月乙巳，都御史王文说：“银场……公用器具给于民。”

[13]徐孚远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台北市国联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影印明崇祯间平露堂刊本）第二五册（卷四一五），页486—487，吕坤《忧危疏》；《神宗万历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卷三。九，页1—2，“万历二十五年四月辛酉”。又《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七，页5下—6，载景泰五年（1454）六月壬申，“镇守福建兵部尚书孙原贞等奏：近敕臣等覆视福州、建宁二府各银场坑开煎有无便利。……今欲开场，器具、工力悉出于民……”。

[14]蓟州瀑水银矿于嘉靖十五年（1536）开采，至隆庆二年（1568）停开。参考梁方仲前引文；《明史》卷八一，页12，《食货志》。

[15] 《皇明经世文编》第七册（卷一○三），页543—547，梁材《驳议差官采矿疏》。参考《世宗嘉靖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卷一九四，页1，“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乙四”；《国朝典汇》卷一九六，页8，《开矿》。

[16]王士性《广志绎》（万历二十五年《序》）卷五，页19。

[17] 《明英宗实录》卷三，页4，“宣德十年三月癸未”。

[18] 《明宪宗实录》卷一一四，页3下，“成化九年三月壬寅”。

[19]例如《明宪宗实录》卷二二八，页8，载成化十八年（1482）六月辛酉，“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吴诚奏：云南楚雄等七卫银课，自永乐三年（1405）开，至宣德十年（1435）止。天顺三年（1459）复开办银五万二千三百余两。……成化三年（1467），又复天顺三年之数。第年久矿微，额恒不足。官司拨摘军余，以为矿夫，月追人银一两二钱，通计一年该银十有四两四钱。不足，则又扣卖军粮，以益其数……”。按明代的军政制度，正式军役（“民壮”、“招募”除外）由特定的军户担任。每一军户出正军一名。每一正军携带户下余丁一名，在营生理，佐助正军，供给军装。这个供给正军的余丁名曰“军余”，或通称曰“余丁”。因为军余在营生理，协助正军，所以他不当军差，也免杂泛差役（参考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页52）。

[20]上引《明宪宗实录》说：“不足，则又扣卖军粮，以益其数。”又《续文献通考》卷二三，页36，载弘治十三年（1500）十一月，“巡抚都御史李士宝奏：云南银场凡九，近年矿脉甚微。各卫俱以矿夫口粮赔纳，岁折银三万四百三十四两，名曰矿夫口粮（把矿夫照例应领的口粮折作银课）。余丁或三五人朋当一名，岁办银二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两，名曰夫丁乾认（每三五名余丁合起来赔纳一丁的课额）。今判山、窝村、广运、宝泉四场，矿脉久绝，赔纳无已。……”（《明孝宗实录》卷一六八，页2，“弘治十三年十一月壬戌”略同。又参考《典故纪闻》卷一六，页269）

[21] 《皇明经世文编》第二七册（卷四四一），页321—326，冯琦《矿税议》（约撰于万历三十年，参考《明史》卷二一六，页11—12，《冯琦传》）；《续文献通考》卷二三，页48—49，万历二十九年七月湖广巡抚赵可怀《疏》；张萱辑《西园闻见录》（哈佛燕京学社印）卷九二，页32，《坑冶》。

[22] 《神宗万历实录》卷三○一，页7，载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己已，“户部奏议开采事宜……夫一矿之开，则曰以其半与民，以为开凿运送之费，不领于公帑。且云勿扰民，相度山原，有关龙脉者勿动．意岂不善……”。又同书卷三三三，页6，载万历二十七年四月丁卯，“河南矿监鲁切进矿银，仍称矿砂微盛不常，或照旧匀派，或再行包课，恭请裁哥。上命照旧官民匀分，不许包课赔累，亦毋得佥派地方”。

[23]丘濬《大学衍义补》（琼州海口海南书局印）卷二六，页7。又参考《续文献通考》卷二三，页35；《皇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七二），页73—76，丘濬《山泽之利》；《西园闻见录》卷九二，页28—29。

[24]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金银坑冶”条，北宋银矿产额最高时，“岁贡银”18，600，000（十）两，比明代一百一十多年的银课总收入还要大。加藤繁教授（前引书，第二分册，页534—537）认为这个“岁贡银”的数字，除银课外，还包括和买等收入，其发生时间则在北宋末叶。由此更可以证明丘濬的观察是对的。

[25]每一个西班牙银元的购买力，在16世纪及17世纪初期，约为20世纪初期的十倍；在18世纪中叶，约为20世纪初期的五倍。参考E．H．Blair and J．A．Robertson，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t493—1898（以下简称PAil Isls）．，Cleveland，1903，vol．1，P．50．

[26] Cieza de Leon，Chronicle ofPCm，Eng．trans．，London，1864．原书未见，兹引自 Phil．Isls．，vo1．27，P．172．

[27] Phil．Isls．，vo1．19，P．306．

[28] Acosta，History of the Indies．原书未见，兹引自Phil．Isls．，v01．27，P．172．

[29]张燮《东西洋考》（1618年序）卷五，页7下说：“银钱大者七钱二（原误作‘五’，兹从下引书改正）分，夷名黄币峙（un peso）；次三钱六分……又次一钱八分……小者九分，名黄料厘（un real）。俱自佛郎机（按指葡萄牙）携来。”又江日升《台湾外纪》（序于康熙四十三年；台北市，1960年刊本）第三册，卷一○，页424—425说：“佛郎机在西南，干系腊（Castile，指西班牙）在东北，其用大小银钱：最小者四分半，次者九分，又大者一钱八分；三钱六分者，名曰中钱；七钱二分者，名曰大钱。”

[30] Humbol&，New Spain，Eng．trans．，London，1811，PP．353—379．原书未见，兹弓自Phil．lsls．，vol．14，P．306；vol．27，P．172．

[31] phil．lsls．，vol．14，P．306．

[32] Phil．lsls．，vol．27，P．153．

[33]陆容是成化二年（1466）的进士，官至浙江右参政，他撰《菽园杂记》的时间当在此后若干年内（参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本，第三册，页2936）。但在二百余年后，嵇曾筠等纂修《敕修浙江通志》（乾隆元年序）却引《龙泉县志》说：“矿箩重三十斤，呼一節，得银多至二十两，少或三四钱。”两书同样征引《龙泉县志》，但每箩矿砂的重量，及炼出白银的数量，二者却不完全相同。因为一时找不到《龙泉县志》，我们无从下一定论，但官修《浙江通志》的时间，既然要比《菽园杂记》成书晚二百余年，其错误的可能性当然较大。

[34] “新西班牙”包括现在墨西哥及其附近的广大地区。

[35] 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sof Gold andSilver inSiXteenth-andSeven tconth=Century Japan”，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d Series，Vol．XVIII，No．2，August1965，P．248．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二册

　　中国在唐（618—906）及北宋（960—1127）时代，由于全国的统一，商业的发展，钱币的使用非常发达。在唐末至北宋中叶以前，当钱币使用的盛况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中国的货币制度又复前进一步，即采用银两及纸币作为交换的媒介。纸币始于宋真宗（998—1022）时四川交子的发行。白银在唐、宋之际已经开始具有货币的用途，好些物品的价格都以银来表示，民间买卖也以银作为交换的媒介。[1]

　　在自宋（960—1279）至明（1368—1644）的几百年中，白银作为货币来使用，并不完全畅通无阻。当纸币因发行过多而价值低跌的时候，政府为着要稳定纸币的价值，往往禁止白银当作货币来流通，以便强制人民使用纸币。[2]可是，中国社会经济长期演进的结果，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白银自然而然的成为中国各地流通的主要货币，而且它的购买力有越来越增大的趋势。因为白银购买力增大，到了明朝中叶以后，或自公元16世纪开始，随着世界新航路的发现，及美洲储藏丰富的银矿之大规模的开采，中国便长期白海外输人大量的银子。自1565年开始，约共两个半世纪左右，每年航行于墨西哥（墨西哥及其附近的广大地区，当时称为“新西班牙”）与菲律宾间的西班牙大帆船，把大量的美洲白银运到马尼拉（Manila）后，其中大部分都给运货到那里出卖的中国商人转运回国。当日自马尼拉运往中国的白银之多，多到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于1638年说，“中国国王（按应作‘皇帝’）能够用来自秘鲁（Peru）的银条来建筑一座宫殿!”[3]因为看见他们自美洲银矿采炼出来的银子，在运抵菲律宾以后，大多数都给中国商人运走，吃亏太大，在17世纪上半叶，有些西班牙人甚至建议放弃菲律宾，不要把它作为殖民地。[4]

　　为着要明了新大陆发见后美洲白银长期大量流人中国的背景，现在拟先分析宋、明间中国白银购买力变动的情况，然后进一步探讨变动的原因。

二

　　对于白银的购买力，我们可以根据以银表示的物价来加以测量。自宋至明，或自公元10世纪中叶以后至17世纪中叶以前的六个多世纪内，中国用银两来表示的物价有什么变动?对于这个问题，因为资料非常缺乏而零散，我们暂时只能分别就金价、米价及绢价的变动来加以考察。现在先说金价。

　　四十年前，日本加藤繁教授在他的著作《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中，曾对宋代的金银比价，即以银表示的每两黄金的价格，加以研究。近年來，杨联陞教授在他的大著《中国货币及信用史略》[5]一书中，也曾注意到自宋至清的金银比价。现在根据这两位教授的研究，再拿拙著《元代的纸币》（《集刊》第十五本）所引有关元代（1277—1368）金银比价的记载来加以补充，作成第一表。

第一表　宋、元间以银表示的金一两的价格

续前表

　　资料来源：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页473，475；Lien．sheng Yang，Money and Creditin China．A Short History，Cambridge，1952 P．48；拙著《元代的纸币》，《集刊》第十五本。按表中所说的杉村勇造《元公牍拾零》，见《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页571至583。

　　根据第一表，我们可知北宋中叶以前，即约在公元10世纪末，11世纪初，金价曾经低至每两换银六两三钱少点。其后到了北宋末年，即1127年，金价高涨至每两值银十四两五钱有多。在南宋时代，金价每两换银十二三两左右。元代金一两的价格，则以等于十两银子的时候为多。自宋至元，金一两的平均价格约为十两三钱左右。

　　到了明代，以银表示的金价，和宋、元时代比较起来，可说低廉得多。这种现象，在明朝末年已经开始吸引顾炎武的注意，他在《日知录》中说：“会典钞法卷内云：洪武八年（1375），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券内云：洪武十八年（1385），令凡折收税粮，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三十年（1397）……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永乐十一年（1413），令金每两准米三十石，则当银七两五钱矣。……幼时见万历（1573—1620）中，赤金止七八换，崇祯（1628—1644）中十换，江左至十三换矣。”[6]现在我们根据顾炎武的研究，再补充其他有关记载，作成第二表。

第二表　明代以银表示的金一两的价格[7]

续前表

表中①为[8]

续前表

　　根据第二表，我们可知明代金价非常低廉，每两平均价格为银六两四钱七分，约等于宋、元时代平均价格（每两换银十两零三钱少点）的百分之六三。在明代头二百五十年左右，金价最低时每两只值一两六钱七分，最高时每两换银八两有多，而大部分时间每两金价为银六两上下。到了明朝最后十年，金价上涨至每两换银十三两，才将近达到北宋金价的最高水准。因此，从以银来表示的金价的变动来看，中国白银的购买力，在自北宋至明末六百余年的期间内，有长期增长的趋势。

　　其次我们再看看米价的变动。因为米和黄金不同，它是体积重量比较大而价值比较小的一种商品，如果要远路运输，其售价受运输成本的影响非常之大。在过去交通运输不便而面积广大的中国，这个地区与那个地区的米价，往往由于运费的负担而相差很大。因此，现在我们考察自宋至明以银表示的米价，暂时以长江下游或江南为限。[9]关于宋、元时代这一地区的米价，兹据过去数种拙作所引用的资料，列表如下。

第三表　宋、元间江南每石米价（以银表示）

续前表

　　资料来源：拙著《北宋物价的变动》，《集刊》第十一本，页369及382；《南宋初年物价的大变动》，《集刊》第十一本，页403；《元代的纸币》，《集刊》第十五本，页37—39。

　　宋、元以后，关于明代江南各地的米价，我们也收集到一些资料，兹列表如下。

第四表　明代江南每石米价（以银表示）

续前表

　　根据第三、四两表，我们可知明代长江下游或江南的平均米价，每石约值银九钱四分多点，约为宋、元时代平均价格的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就米价来说，明代白银的购买力，约等于宋、元时代的两倍。自然，由于有系统的米价统计数字的缺乏，我们现在只能利用一些零零星星的记载来研究宋、明间米价的变动，得出的结果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尤其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米价资料，多半是因米价激剧波动而引起当时人士注意，才被纪录下来的，故由此而计算出来的米价水准，事实上免不了有些偏高。因此，我们在这里探讨所得的结果，只能算是一个大致的趋势而已。

　　除金价和米价以外，我们又可看看宋、明间以银表示的绢价变动的情形。和米价一样，我们对于绢价的研究，也以长江下游或江南为限。因为元代绢价的资料非常缺乏，我们现在只把宋代和明代江南绢一匹的价格，分别列表如下。

第五表　宋代江南每匹绢价（以银表示）

续前表

　　资料来源：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下卷，页121，147，150—151，及313；拙著《南宋初年物价的大变动》，《集刊》第十一本，页407—409。

第六表　明代江南每匹绢价（以银表示）

续前表

　　把宋、明两代的绢价比较一下，我们可知明代绢一匹的平均价格只值银六钱，约只为宋代平均价格的百分之三八多点。这和明代平均金价为宋、元间的百分之六三，米价为百分之五○比较起来，下落的程度显然最大。[10]如果把自宋至明以银表示的金价、米价和绢价下降的程度计算在一起，我们可以判断，明代白银的购买力，约为宋、元时代的两倍左右。

三

　　中国白银的购买力，为什么自宋至明要增加一倍左右?为着要完满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一方面考察这几百年中金、米、绢及其他物品的供求状况和生产成本，他方面探讨货币方面的原因。不过，目前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在本文中只能从白银需要方面来把与货币有关的原因讨论一下。

　　上文说过，我国在唐末至北宋时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当钱币使用的盛况达到最高峰的时候，银两和纸币便或先或后的开始成为交换的媒介。这两种新货币最初本来同样流通，后来大约由于本国银矿生产不能满足需要，纸币却较占优势。可是，纸币的流通，时间久了，往往因为政府财政困难，大量增加发行，而价值剧跌，以致陷入通货膨胀的局面，其中尤以宋、元两朝的末叶为最严重。[11]

　　明太祖取得政权以后，于洪武八年（1375）命中书省造“大明宝钞”，规定每钞一贯准钱一千文，银一两，或金二钱五分。为着要保证宝钞的流通，在发行时就以法律禁止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罪。人民只准以金、银向政府掉换宝钞。政府又规定商税钱、钞兼收，比例为收钱十分之三，收钞十分之七，一百文以下的只收铜钱。[12]其后又发行“小钞”，白十文至五十文，共五种。[13]

　　洪武钞法初行的几年，因为发行量不大，还能保持和物价的一定比例。但自此以后，由于收回受限制，发行量没有限制，发行过多，收回很少，宝钞的价值便不能维持了。[14]早在明太祖仍然在位的洪武二十七年（1394），在两浙、江西、福建及两广等处流通的宝钞，面值一贯（即一千文）的，低折到等于铜钱五十文至一百六十文来行使，即价值下跌到只等于十九年前钞票刚发行时的百分之五至十六。[15]以后宝钞的价值更越来越低跌。现在把明代各地市场上每一贯宝钞兑换到的钱数，及每一两银子兑换到的钞数，分别列表如下。

第七表　明代每贯钞换钱数

续前表

第八表　明代每两银换钞数

续前表

　　根据第七、八两表，我们可知由明太祖开始发行的“大明宝钞”，就在他在位的后期，其价值已经不能维持得住。就每贯宝钞与铜钱兑换的比率来说，在它发行一百一十二年以后，价值下跌到不及原来的千分之一。就每两银子兑换宝钞的比率来说，在它发行一百六十五年以后，价值下跌到不及原来的万分之一。为着要维持宝钞的价值，明朝政府在最初发行的时候，已经明令禁止以金、银作为货币来交易。人民对于这种禁令大约并没有好好地遵守，故政府在洪武三十年（1397）、三十三年（1400）、永乐元年（1403）、永乐二年（1404）、洪熙元年（1425）及宣德元年（1426），都先后重申禁令。[16]除金、银外，原来规定与宝钞一同行使的铜钱，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有鉴于它的流通足以反映出宝钞价值的低跌，政府也掩耳盗铃，下诏禁止使用。其后到了正统十三年（1448），又重申这项禁令。[17]不过，政府这种强迫人民行使或持有不断贬值的宝钞，而不许他们行使价值比较稳定的金属货币的办法，在短期内固然可用严刑峻法来实行，但时间久了，人民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损失，自然是要藐视这种禁令的。[18]不特如此，人民虽然被迫使用宝钞，因为对钞值的稳定早已失却信心，故钞一到手，便赶紧把它花费，结果宝钞的流通，不独数量加多，而且速度增大，从而促使市场上的物价向上升涨。[19]因为“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或违反经济上的自然法则，故到了宣德三年（1428）下诏停造新钞，就是已经印造好的，也收库存贮，不许放支。[20]其后到了正统元年（1436），政府在长江以南大部分交通不便地区征收的田赋，规定由米、麦折成银两，按照每石折银二钱五分的比率来征收，称为“金花银”。人民既然被准许用银代替米、麦来缴纳田赋，他们必须能够把米、麦拿到市场上出售，得到银子作代价才成。因此，政府“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以后宝钞不复畅通，只有官俸还是用钞来折付。[21]

　　自宋真宗（998—1022）时四川发行交子以后，中国各种纸币的流通，到了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已经有了四百余年的历史。在这长时期的纸币流通过程中，因为曾经发生过几次严重的通货膨胀，故到了“大明宝钞”不断贬值以后，白银便自然而然的代替宝钞作为交换的媒介。约在弘治（1488—1505）初期，丘濬说：“本朝制铜钱、宝钞相兼行使，……行之既久，意外弊牛。……白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以来，钞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宝钞属镪之形，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以复初制之旧，非用严刑不可也；然严刑非圣世所宜有。”[22]换句话说，明室统治中国约一世纪以后，如果要强迫人民像明初那样使用宝钞，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反之，在当日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白银却自然而然地普遍流通起来。

四

　　上引《明史》（卷八一，页4）《食货志》记载正统元年（1436）因明令征收“金花银”而“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之后，紧跟着说，“其小者乃用钱”。换句话说，自洪武钞法废坏以后，中国的货币制度以银两与铜钱并用为主要特点，不过因为铜钱的价值太小，不足以适应市场上大宗交易的需要，故银两自然而然地成为具有无限法偿资格的本位货币，其需要越来越大。[23]

　　因为社会上大家都争着用银，而不喜欢用钱，故正德三年（1508），政府特地规定：“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24]其后在隆庆元年（1567），政府又“令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25]但再过三年，依照靳学颜的估计，当日全国各地市场上的交易，就价值来说，用钱作交换媒介的占不到百分之一○，其余百分之九○以上都用银来支付。[26]此外，关于明代银、钱在流通界中势力盛衰消长的变化，我们又可以把宋、明两代政府岁人银、钱的数额比较一下，来加以考察。

第九表　宋、明政府岁入银、钱数额[27]

　　根据第九表，可知自宋至明，政府岁人钱数越来越少，银数则越来越多。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明代社会“用银而废钱”的趋势。

　　银在明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之所以远过于钱，原因有种种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为明代商业的特别发展。明自立国以后，随着国家的长期统一．人口与物产都大量增加，从而促进商业的空前繁荣。[28]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由于大规模商业的经营，“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在今安徽南部），江北则山右（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Z．–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29]。当商业发展，交易量增大的时候，用价值低下的铜钱来做交换媒介自然要感到不便，故有行使价值较大的银两[30]之必要。

　　在明代流通的货币中，银两之所以比铜钱重要得多，又由于当日铸钱量的减小。铜是铸钱的主要原料，可是经过过去长期的开采以后，明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间或有之，随取随竭”[31]。铜矿生产既然有限，明初政府因为铸钱需铜，“令私铸钱作废铜送官，偿以钱。是时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32]。由于铜的缺乏，明代铜价昂贵，从而铸钱成本特别的高[33]，故铸钱数量甚小。根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则例，当时除南京外，全国各地的炉座，一年共可铸钱一八九、四一四贯零八百文。[34]这和北宋熙宁六年（1073）后及元丰三年（1080）每年约铸钱六百万贯[35]的数字比较起来，约只为后者的百分之三多点。不特如此，洪武二十六年所规定的每年18、19万贯的铸钱额，实际上并不是年年铸造，而是时常停铸。就是在铸造的年头，也不一定按照定额铸造。因此，明朝到16世纪末为止的两百多年间，铸钱的数目并不多，总共恐怕不过千把万贯。[36]换句话说，明代头二百多年所铸的钱，在北宋熙宁（1067—1077）、元丰（1078—1085）时代铸钱最多的年头，只要两三年的时间便可铸造出来。钱的铸造额既然这样稀少，不足以满足当日在商业发展中的市场上的需要，人们自然要普遍用银来交易了。

　　除由于商业发展及铸钱量小以外，明代社会对于银的需要所以远比钱大，又由于钱值不如银值那么稳定。关于铜钱的流通情况，顾炎武说：“我朝（明朝）钱法，遇改元即随年号各铸造通用。”[37]因此，明代某一皇帝死了，上面刻有他的年号的钱便不再通用，从而价值下跌，或打折扣才能行使，使持有人大受损失。[38]自然，由于铸钱的稀少，全国各地不可能都使用刻有当今皇帝年号的钱，也有使用宋代及其他朝代旧钱的。可是，旧钱有许多种，无论哪一种都不能长期行用；当停止行用以后，钱值往往下落三分之二，即低跌到只等于原值的三分之一。[39]由于钱值的剧烈波动，人民生活自不免要大受打击。例如隆庆四年（1570）高拱说：“小民日求升合，觅数钱以度朝夕，必是钱法有一定之说，乃可彼此通行。而乃旦更暮改，迄无定议。小民见得如此．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将必至于饿死。是以愈变更愈纷乱，愈禁约愈惊惶，铺面不敢开，买卖不得行，而嗷嗷为甚。”[40]因此，明代钱值老是不稳定的结果，人民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自然不愿用钱，而普遍采用价值比较稳定的银两来作货币了。

五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以银表示的物价，自宋至明，有向下降落的趋势。我们因此可以测量出明代白银的购买力，约为宋、元时代的两倍左右。

　　在这几个世纪内，中国白银的购买力所以增大，原因有种种的不同，但在货币方面对于白银需要的激增，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明代商业发展声中，由于通货膨胀而不断贬值的纸币，和供给不足、价值低下而不稳定的铜钱，都不足以满足各地市场上对于货币的庞大需要，故银两便普遍流通起来。除市场交易以外，面对着这种货币经济发展的大潮流，政府原来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税收，也改为“折银”，更助长对银需要的增大。上文说过，早在正统元年（1436），政府在长江以南大部分运输困难地区课征的田赋，已开始由米、麦改折成银，按照每石折银二钱五分的比率来征收，称为“金花银”。这种课征办法，后来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更扩大范围，使全国各地（除漕粮地区外）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摊派，都合并在一起，改折成银两来缴纳，称为“一条鞭法”。[41]此外，在盐法方面，明代政府初时实行“开中”（去声，纳粟中盐的意思）之法，即由商人在边地（以北方及西北为主）开垦耕种，把收获的粟或米向沿边驻军缴纳来作军饷，然后换取盐引，前往淮南等产盐地区领盐出售。可是自弘治五年（1492）开始，政府改变这种办法，不再要商人纳粟或米，而要他们纳银，然后给与盐引。[42]因此，明代政府岁人中的银两，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对于因银的需要增大而物价下落及银的购买力提高的情形，生当明季的黄梨洲已经有一个敏锐的观察，他说：“至今日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故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十一。岂其壤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十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43]这种因银的需要激增而购买力提高的背景，说明了明朝中叶以后，当世界新航路发现的浪潮冲击到中国海岸来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在对外贸易扩展的过程中，要长期自国外输入大量的银子。

注释：

[1]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曰文本，东洋文库论丛第六，东京，大正十五年，即1926年）第一分册，第二、三章。又参考拙著《从货币制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论集》（台北，1953年）第一集，页117—123。

[2]拙著《元代的纸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第十五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页1—48。

[3] Emma Helen Blair and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eds．，The PhiEppine Islands．1493—1898（以下简称PAil Isls．），Cleveland，1903—09，Vo1．29，PP．70—71；T’oung Pa0，V01．Vl，Leide，1895，PP．457—458；China Review，Vo1．XIX，no．4，Shanghai，1891．PP．243—255．

[4] Phil．Isls．，V01．19，P．237；V01．27，PP．64—65．William Lytle Schurz，The Manila Galleon，New York，1939，PP．405—6．

[5] Lien．sheng Yang，Money and G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Cambridge，1952， pp．47—48．

[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道光十四年刊）卷一一，页12—l3，“黄金”。按文中说洪武八年的金银比价，见《大明会典》（中文书局影印万历十五年司礼监刊本）卷三一，页1，“钞法”；洪武十八年，见同书卷二九，页1，“征收”；洪武三十年，见同书卷二九，页3，“征收”。

[7]参考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页503及619；Lien—Sheng Yang，前引书，页47—48；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Sixtecnth-and Sev emeenth-Century Japan，”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d Series，Vo1．XVIIl，No．2，Au gust l965，PP，245—266．

[8]正统五年（1440）山西大同的金价，便宜到每两只值银一两六厘七分少点（据“金六钱折银一两”计算出来），和其他年代的金价比较起来，着实过于偏低。按《明英宗实录》卷六五，页1，载正统五年三月“乙丑，巡抚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左侍郎于谦奏：山西民已贫困，所解大同折粮金、银诸物，甚不易得。近闻彼处巡抚官以金、银成色不及，抑令煎销，不惟延候日久，且所用木炭、黑铅等物，并亏折之数，何从出办。乞令银一两折米二石，金六钱折银一两，收库支用，则民免稽延，不悮农种，官军亦得其便。上谓户部臣曰：谦所言良是，其速行之!”按明代政府在山西大同一带驻有不少军队来巩固国防，为着应付那里军费的开支，故命令山西民众向大同缴解折粮金、银，而规定“银一两折米二石，金六钱折银一两”。这种比率，显然是根据当地市场实况（或行情）来斟酌决定的。现在我们要问，当日山西大同的金价为什么会低落到这样的程度?我想，这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根据上面引文提及“山西……大同……巡抚官以金、银成色不及，抑令煎销”一事，当时在那里的黄金的成色，可能远较白银为低。第二，由于当日山西北部社会经济的特殊情况，金、银的供求状况，可能各有不同。换句话说，比较起来，金可能供过于求，银可能求过于供，故产生金价偏低的特殊现象。

[9]宋、明时代长江下游或江南米价的变动，大致可以代表全国米价变动的趋势，因为这个地区在当日全国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此点，除因为自宋以来“苏（州）、常（州）熟，天下足”的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的谷仓以外，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地区的户口在全国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之大，观察出来。北宋元丰三年（1080）全国共有一六、四七二、九二○户，其中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路共有五、五四四、四五二户（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东京，1953，下卷，页347—348），约占全国产数的百分之三四。及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共有一○、六五二、七八九户，六○、五四五、八一二口，其中江苏、浙江、安徽及江西共有五、六○五、○一一户，三○、二二五、九八六口（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c，1959，P．10），约占全国总额的百分之五○。

[10]明代绢价所以特别下降，除由于如本文将要指出的货币方面的原因以外，又由于明初政府在各地积极增加蚕桑生产，发展丝纺织业。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吴晗曾经加以研究，他说：“龙凤十一年（1365）六月，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递加。地方官亲自督视，不执行命令的处罚。不种桑的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明太祖实录》卷一五，《明史}卷一三八《杨思义传》）洪武元年（1368），把这制度推广到全国，并规定科征之类，……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租。……二十五年（1392），令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桑二百株……令天下卫所屯田军士每人种桑百株……二十七年（1394），令户部教天下百姓务要多种桑、枣和棉花，并教以种植之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遣充军。……二十九年（1396），以湖广诸郡宜于种桑，而种之者少，命于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种二十石，派人送到辰、沅、靖、全、道、永、宝庆、衡州等处（今湖南及广西北部一带），各给一石，使其民种之，发展这一地区蚕丝生产和丝织工业（《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五，二二二，二三二，二四三，《明会典》，朱国桢《大政记》，《明通纪》）。为了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下诏指出农桑为衣食之本，全国地方官考课，一定要报告农桑的成绩，并规定二十六年（1393）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不论多少，郡免征赋（《明太祖实录》卷七七，二四三，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出版社出版《历史研究》，1955，第3期，页58）。由于蚕丝增产政策的积极推行，明代绢产量自然增加，生产成本自然下降，故绢价远较宋代为低。除此以外，自元代开始，由于黄道婆在松江普遍传授棉纺织技术，棉纺织工业在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发展起来（拙著《鸦片战爭前江苏的棉纺织业》，《清华学报》新一卷第三期，1958年，页25—51）。到了明代，许多人都用棉布缝制衣服，对于绢的需要自然减小，故绢价下降。

[11]拙著《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集刊》第十本，页193—222；《元代的纸币》，见前。

[12] 《大明会典》卷三一，页1，《钞法》；《明史》（艺文印书馆本）卷八一，页1—2，《食货志》；《明史稿》，志六二，页15，《食货》四。

[13] 《明史稿》，志六二，页15，《食货》四。

[14]例如《明太宗实录》（史语所印）卷三三，页8，载永乐二年（1404）七月庚寅，“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言：比岁钞法不通，皆缘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明史》卷八一，页3，《食货志》略同）又《明史》卷八一，页4，《食货志》说：“及（仁宗）即位（1425），以钞不行，询（户部尚书夏）原吉。原吉言：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

[15] 《续文献通考》卷一○，页5—6，在洪武二十七年项下说：“时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初以钞一贯折钱五十文，后折百六十文。浙、闽、江（西）、（两）广诸处皆然。由是物价踊贵，钞法益坏不行。”又参考《明太祖实录》（史语所印）卷二三四，页2，“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明史》卷八一，页3，《食货志》；《明史稿》，志六二，页16，《食货》四。

[16] 《明史》卷八一，页3，《食货志》；《明史稿》，志六二，页16，《食货》四；《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页2，“洪武三十三年三月甲子”；《明太宗实录》卷二七，页4，“永乐二年正月戊午”；《明宣宗实录》卷一九，页1，“宣德元年七月癸巳”；《大明会典》卷三一，页3—4；《续文献通考》卷一○，页12；《日知录集释》卷一一，页42—43，《钞》。

[17]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页2，“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明英宗实录》卷一六六，页2，“正统十三年五月戊子”；《续文献通考》卷一○，页5—6，10；陈仁锡辑《皇明世法录》（明刊本）卷三三，页7。

[18]例如《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页2，“洪武三十三年三月甲子”说：“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又《明宣宗实录》卷一九，页1载宣德元年七月癸巳，“户部奏：比者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又《续文献通考》卷一○，页12在“洪熙元年正月”项下说：“时钞法不通，民间交易，率用金、银、布帛。”

[19]在永乐二年（1404），陈瑛已经说“比岁……物重钞轻”（见91页注④）。及宣德元年（1426）七月，明宣宗的诏令中也说“客商……藏匿货物，高增价值”（《续文献通考》卷一○，页12）。关于当日以钞表示的物价上涨的情形，我们可拿米价来作代表。米一石的价格，在洪武十八年（1385）为钞二．五贯（《明史》卷八一，页2，《食货志》），洪武二十八年（1395）以前为三．五贯（《皇明泳化类编》卷八六，页86—87），洪武三十五年（1402）以后为一○贯（《日知录集释》卷一一，页41—42，《钞》），及洪熙元年（1425）和宣德元年（1426），更上涨至四。至五。贯，或六。至七。贯，因地而异（《明宣宗实录》卷六，页14—15，“洪熙元年闰七月癸亥”；《续文献通考》卷一○，页12）。

[20] 《日知录集释》卷一一，页44，《钞》。

[21] 《明史》卷八一，页4，《食货志》。

[22] 《皇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七二），页71—73，丘濬《铜楮之弊》二（又见于黄训辑《皇明名臣经济录》，嘉靖间刊本，卷二四，页7—8）。

[23]关于此后银、钱在流通界中的势力盛衰消长的情形，《明史》卷八一，页5，《食货志》在嘉靖四年（1525）项下说：“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又《皇明经世文絹》第一八册（卷二九九），页627—430，靳学颜《讲求财用疏》（隆庆四年，1570）说：“夫银看，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尔。而铜钱亦贸迁以通用，与银异质而通神者……而致用则一焉。今独奈何用银而废钱!……钱益废，则银益独行。”（《穆宗隆庆实录》卷四二系此文于“隆庆四年二月”，但较简略。又参考《明史》卷二一四，页14—17，《靳学颜传》）又明末黄梨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说：“至今日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钱仅为小市之用，不入贡赋，使百务并于一途，则银力竭。”

[24] 《明史》卷八一，页5，《食货志》。又《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页31，引《万历会计录》说：“今京师常禄，皆一分支钱，九分支银。此外无有以钱为俸者。”

[25] 《皇明世法录》卷三三，页13。

[26]页99注②引靳学颜《讲求财用疏》说：“惟时天下之用钱者，曾不什一。”

[27]关于宋代政府岁人银、钱的记载，参考拙著《唐宋政府岁人与货币经济的关系》，《集刊》第二十本，页189—221。

[28]例如《皇明泳化类编》卷八九，页6说：“成化十六年（1480），彭韶为广东左布政使，……上疏云：国家升平百十余年，生齿之繁，田里之辟，商旅之通，可谓盛矣!……”又关于国外商业的发展，张燮《东西洋考》（惜阴轩丛书本）卷七，页18下说：“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人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伙者也!”

[29] 《五杂俎》卷四。原书未见，兹引自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日文），《东洋学报》第三六卷第二号，昭和二十八年，页181。又关于江南商贾的财富，王士性《广志绎》（万历二十五年自序，嘉庆二十二年重刻本）卷一，页5说：“江南非尤百十万金之产者，亦多祖宗世业。”又《皇明经世文编》第一八册（卷二九九），页631，靳学颜《讲求财用疏》说：“臣窃闻江南富室，有积银至数十万两者。”又《神宗万历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卷三三二，页3，“万历二十七年三月甲申”说：“（徽州吴）守礼为两淮巨商，累赀百余万。”此外，关于山西商人的财富，《广志绎》卷三，页34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卜，非数十万不称富。”

[30]明代银两与铜钱并用时，每两银子换钱多少，因时、因地及因钱而异，但以一两银换七百文钱的时候为多。例如自明初（1368）至弘治（1488–1505）年间，汉阳银每两都换钱七百文。参考董穀《碧里杂存》（丛书集成本）卷上，页58—59，《板儿》。

[31] 《皇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七二），页75，丘濬《山泽之利》（又见于《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四，页8—9）。

[32] 《明史》卷八一，页1，《食货志》。

[33] 《明孝宗实录》（史语所印）卷一九七，页7下，“弘治十六年三月戊子”说：“工科左给事中张文陈铸钱事宜，谓铸钱之费，每钱一万，费银十两……”。又徐学聚《国朝典汇》（明刊本）卷九三，页4，《钱法》载嘉靖“二十年（1541），工部尚书甘为霖奏：铸造制钱，得不偿失。……”又《明史》卷八一，页6，《食货志》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铜价太高，铸钱得不偿费……”。

[34] 《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页5—6。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页472，当时每年铸钱额应为一九。、四一四贯零八百文。

[35]北宋熙宁六年（1073）后每年铸造铜、铁钱六百余万贯；元丰三年（1080）铸五、九四九、二三四贯，其中铜钱五、○六○、○○○贯，铁钱八八九、二三四贯（参考拙著《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集刊》第二○本，页217）。对于宋代铸钱数量的丰富，明人非常羡慕，例如靳学颜说：“用钱之多，铸钱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集钱至五百万，而赎后山诸郡于辽。……又宋之饶州、处州、江宁等处，皆其鼓铸之地，今江南人家尝有发地得窖钱者，则无南北皆用钱可知。其余书史所尝言几百万、无虑巨万、累巨万之说，率多以钱计，臣亦不暇枚举。”（《皇明经世文编》第一八册，页629—630，靳学颜《讲求财用疏》）

[36]彭信威前引书，页472。

[3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雅书局本）卷九四，页2，“福建”四，“漳浦县”。又《皇明经世文编》第二六册（卷四三一），页590–592，刘应秋（万历十一年进士，见《明史》卷二一六，页16，本传）《与大司徒石东泉书》说：“铸钱……数更而屡变也。本朝……嘉靖（1522–1566）铸钱最多……然世庙在位久，至末年钱始通行，其旧钱及洪武、永乐、宣德、弘治诸钱皆废矣。未几易以隆庆，又未几易以万历。”

[38]上引刘应秋《与大司徒石东泉书》紧跟着说：“每一更易之际，列肆兑钱者，资本一日消尽，往往吞声自尽。而小小市贩辈，皆亏折其母（原作毋，误）钱，传相惊疑。……小民既无所主，而先积钱之家，出其所蓄，贱售以偿十一。钱百文，重铜十二两，所易银不过一三（二?）分而已。……夫钱本神物，其流行与否，非禁令可齐，要于民之所便而已。不然，何……今严行当朝所铸，反告害称不便也?”又《皇明经世文编》第二九册（卷四八四），页686—687，李之藻（万历二十六年进士，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海商务，民国二十二年，页1720）《铸钱议》说：“钱者年号以为政者也。年号之不能后天地而老也，亦明矣。今试以问嘉靖之钱，视万历之钱价奚若，而富者肯蓄多藏厚收以自为困乎?积金以券人，逾日而息增。蓄钱以实藏，阅岁而必贱。彼日惴惴焉更铸之是惧，惟恐钱之不化而为镪，而何以行之?”

[39]上引《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四，页2，在“遇改元即随年号各铸造（铜钱）通用”之后，紧跟着说：“但民间使用，则随其俗。”以下又举福建漳浦县为例，说：“嘉靖三年、四年（1524—1525），用元丰钱。七年、八年（1528—1529），废元丰钱，而用元祐钱。九年、十年（1530—1531），废元祐钱，而用元（绍?）圣钱。十三、十四年（1534—1535），废元圣钱，而用崇宁之当三、熙宁之折二钱。万历三年（1575），废崇宁钱，专用熙宁钱。五年（1577），废熙宁钱，而用万历制钱．方一年，而万历钱又置不用，用者以低铜而已。（万历钱厚，估一文直银一厘；今三文准银一厘。）又万历《汝南志》卷二（原书未见，兹引自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日文，《东洋学报》第三六卷第一号，页12）记载河南汝南旧钱流通的情形说：“日者鹾价忽腾，钱法顿滞，不知所自起。蚩蚩之氓，负戴人市，出粟一斗，仅易盐二斤．旦所得钱，暮不能为用，如大定、大观、开元、正元、祥符、太平等钱，皆格不行。一夫倡言，千人附和，虽有厉禁，视若弁髦。无何，有客来买前钱，以一当三，捆载而去。此所谓垄断之尤，而奸人之雄也。富商大贾，坐牟厚利，细民重困，无有已时。”

[40] 《皇明经世文编》第一八册（卷三○一），页717—718，高拱《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穆宗隆庆实录》卷四四系此文于“隆庆四年四月”，但较简略；又参考《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页27）。又关于人民对钱失却信心的情况，同书第一八A册（卷二九九），页635—438，靳学颜《讲求财用疏》说：“臣窃闻往时但一行钱法，则辄张告示戒厂卫，不先之于卖菜之佣，则责之以荷担之役。愚而相煽，既闭匿观望之不免，而奸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从旁簧鼓之，以济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闭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

[41]梁方仲《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国二十五年）第四卷第一期，页1—45；又《释一条鞭法》，同刊（但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七卷第一期（民国三十三年），页105—119；田继周《明代后期一条鞭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6，第三期，页34—35。

[42]王崇武《明代的商屯制度》，《禹贡半月刊》（北平，民国二十五年）第五卷第十二期，页1—15；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日文），《史学杂志》（1943）第五四编第五号页62—111，第六号页65—104，第七号页17—59。

[43]黄梨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二册

　　《金瓶梅》与白银货币化这一研究方向，受到了当代中国史学、社会学关于明代社会性质的研究成果的很大的影响和启迪：明代正处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变迁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诸方面，而以白银货币化为主线完成了这一启动。明代货币化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刻变化，如赋役方面，从实物税和力役向货币税转变；经济结构方面，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关系方面，从人身依附关系向经济关系转变；价值观念方面，从重农抑商向工商皆本转变。这一切都在《金瓶梅》这部明代小说中得到了原生态的再现。中国社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无论史学界还是文学界对于明代社会这种“变”，都是从货币交换的角度涉入，触及到了切合历史的实际形态，导引我们在理论上探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明清小说戏曲中所反映的货币使用问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思路”。

一

　　研究明代小说和戏曲中有关白银的使用的研究方法，说到底是“小说与历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可以追索到“诗史互证”的传统，古人注释《诗经》时，每引《左传》隐公三年卫人颂赞庄姜之美，而赋《硕人》，即以诗为证；而说到杜甫《秋兴》“匡衡抗疏功名薄”，便指出事见《汉书?匡衡传》（卷八十一）。这种传统伴随着注释学的发展，延续到明末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可以说正式确立了。陈寅恪先生将“诗史互证”扩展到整个“文史互证”的领域，包括“以散文证史”和“以小说证史”，并由此影响到现代学术的发展方向。当代学者运用“小说与历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最为突出的是《三国演义》与史籍的比照，以致“虚实之争”至今都是热门话题。目前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研究明代小说和戏曲中有关白银使用的问题，大都以零星的素材谈论白银的交换和使用，而没有上升到货币化的高度，看到白银货币对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影响。也就是如何看待“系统”与“局部”的关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以小说证史”，还是“以史证小说”，都要对那个“系统”整体的把握，即当时的历史形态，究竟是一个怎样性质的社会，社会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什么，社会的变迁向何处去。只有把握好“系统”的社会基本形态，才能判定“局部”的历史价值。否则，不是概述“系统”不准确，便是使用“局部”素材不恰当。无论是“以小说证史”，还是“以史证小说”，首要的是对那个“系统”的把握，离开了这一点，零散的素材很难说明问题。因此，扫视明清文学在“不经意的叙事”中散见的货币使用细节和情节，应当选择小说戏曲所反映货币的使用最典型的个案，作为研究对象。

　　《金瓶梅》是展示明代白银货币化最典型的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蕴含经济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著作。《金瓶梅》所蕴含的经济内容，在“不经意的叙事”中透视着明代经济生活细节，涉及到了许多明代经济史上的重大问题，即中国社会向近代的转向，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展示了白银货币化的动态进程。它不仅表现在白银的交换和周流，而且伴随着运河的开通，形成北方手工业、运输集散地的新兴城镇的税收货币化。随着明代后期一条鞭的法实行，朝廷田赋货币化、徭役货币化、盐课货币化、关税货币化，总之，来自民间社会的白银货币化的强大驱动力推动了明朝的经济“改革”。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审视《金瓶梅》与白银世界，是货币化动态过程的生动再现。它本身不仅具有“系统”的基本信息，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局部”素材。为我们把握好“系统”的基本形态，准确的判定“局部”的历史价值，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

二

　　明代的货币主要有三大类：铜钱、纸币和银子。明代初期，朝廷只准用铜钱和纸币，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由于大量发行“大明宝钞”纸币，只投放，不回笼，引起了通货膨胀，“大明宝钞”几乎成为废纸，弘治以后，渐被废止。明代自始至终一直严重地存在着铜钱私铸的问题，以致滥恶之钱充斥市面，百姓拒绝使用。明代的后期，自纸币不用后，正统元年(1436)不得不顺应客观形势，准许使用银钱，很快白银就周流起来。“弛用银之禁”，于是出现“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简单地说，前期是以钞为主，铜钱辅之。后期以白银为主，小钱用铜。纵观明代自洪武以迄弘治，历时一百二十多年的纸币、铜钱并行的货币制度，最终以白银的周流而取代。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明代的白银货币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朝廷推行纸币，终因纸币滥发无度，导致价格暴落，因而，纸币流通的崩溃势在必然。不过，当时民间还存在着金、银、钱币的流通。这便是在商品交换中自然形成一种兑换，呈现出一种三角形态，即银钱的兑换、钱币的兑换和金银的兑换。由于黄金的价值太大，不是真正的货币，难以大量流通。这种民间的由下而上的趋势，转而由上而下的全面推开。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役皆按亩征银。“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钱与银耳。”【1】标志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形成，是中国走向近代化最鲜明的经济特征。

　　《金瓶梅》在描写明代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白银交换的细节，从日常的吃喝穿戴、丧葬嫁娶、打卦做寿等，到社会经济结构信息的披露，我们作了初步统计。以1～100回描写用银钱交换共456笔，其中用银430笔，用钱26笔，共计约18万两。其中用途最多的地方有：

　　经营业务：

　　　　1、做生意22笔，约12万两；
　　　　2、高利贷7笔；约3600两；
　　　　3、典当2笔，约60两。

　　家庭生活：
　　　　1、买卖房屋9笔，约5500两；
　　　　2、婚丧嫖事29笔，约5600两；
　　　　3、日用开支酒钱、药钱、过节、庆生日、请客、盘缠、雇人、上香、买丫头、赌钱、食品钱、磨镜、走差等96笔，约550两。

　　社会交往：
　　　　1、送礼贿赂41笔，约6800两；
　　　　2、做善事4笔，约600两；
　　　　3、赏赐酬劳137笔，约700两。

　　另类事情：
　　　　1、买卖女人13笔，约440两；
　　　　2、欠债拐财8笔，约3100两。

　　上面的统计数字显示：

　　第一，《金瓶梅》表现的货币交换，基本上是以银为主，白银的使用已经在当时的社会周流，而且银两交换总额高达18万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据彭信威先生考证，“正德以后，官俸九成用银，一成用钱，……这样计算，则正一品官每月可得白银五十四两八钱一分，另加铜钱四千二百六十三文许。共合白银六十两零九钱。……正九品则一月可得白银三两四钱六分五厘，另加铜钱二百六十九文半”【2】。也就是说正一品官全年的收入，大约是730多两白银。正九品官全年的收入，大约是44.8两白银。相形之下，可见《金瓶梅》描写白银使用额之巨大、使用面之普遍、使用人之众多，在当时的民间社会是很典型的现象。

　　翻开史籍，明代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中，惟见“钞法”和“钱法”，不见白银。这说明白银在明朝的中晚期之前不是法定的货币，也就没有制度可言。白银在明朝的货币化进程，在历史上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这就是白银的周流始于明代的中后期，民间交易惟用白银的强势造成白银货币化的结果。万明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中指出：

　　在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和世风大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以至于我们将晚明称为中国的白银时代也不为过。然而，关注晚明社会实态，就会注意到，一方面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但另一方面，当我们翻开明代史籍，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中，惟见“钞法”“钱法”，并不见白银，或者说“银法”。这说明了白银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也就是没有制度可言。由此可见，白银在明朝的货币化，又是历史上一个极为不同寻常的现象。【3】

　　这种不寻常的现象造成典籍的记载与历史的现实是不一致的，因白银崛起于民间，典籍记述缺失，所以明代小说、笔记不经意的描写，便给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原生态的素材。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七章明代的货币，引用《金瓶梅》、《今古奇观》、《西游记》、《醒世姻缘》、《齐东野语》、《清平山堂话本》等多种小说素材，加以论证，特别是引用《金瓶梅》。王毓铨主编的《中国经济史》明代经济卷在论述货币问题时，同样也采用明代小说中的素材。这说明《金瓶梅》等小说对认识明代货币的价值。

　　第二，仅上面四项的统计共368笔，用银146000两，约占银两交换总额的大部。虽然日用开支、赏赐酬劳这两项233笔，几乎占总交往的三分之二，但用银却只有1250两，仅占银两交换总额的0.69%。用钱26笔，也在这几项开支中。由此可见，经济活动用银两是主要的，从总体上反映出西门庆一生的主要行径和经济生活的内容。为我们把握《金瓶梅》叙事成分的社会内涵提供了准确的经济根据。

　　交易大者用银，小者用钱。人们在商品交换中对钱币的选择，改变了铜币经济时代用钱的习惯。从秦代开始将原始形态的布、刀、贝币统一于圜钱之下，并确立了外圆内方的基本形制，俗称铜钱。从汉朝的五铢钱到明清的制钱，都采用这种形制。铜钱钱币适用的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可以说基本上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当它让位以白银为主，从铜币经济过渡到白银经济，是商品经济繁荣的典型特征，是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我们应当看到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明代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无论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哪一方面，而最根本的还是以白银货币化为主线完成了这一启动。因而如何界定达到货币化的程度，不只是一个“量变”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质变”的问题。换句话说，“量变”多表现在局部上，明清小说戏剧中存有大量的白银交换，对这些素材的识别和使用，如果离开了对“系统”的把握，便很难说明问题。常常会出现学术观点相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有白银货币化，才会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征之一，才会在“系统”上得到体现。无论是“以小说证史”，还是“以史证小说”，都要对那个“系统”把握好，即所指当时的历史形态，究竟是一个怎样性质的社会，社会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什么，社会的变迁向何处去，才能判定“局部”的历史价值。

　　第三，《金瓶梅》描写用银的社会阶层极其广泛，上至皇上、权奸、官吏、富人，下至亲朋、家丁、小厮、商贩、妓女、僧尼，车船店脚牙，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这只是“民生”一个层面，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因为《金瓶梅》展示明代白银的使用和周流最典型的特征，是田赋货币化、徭役货币化、盐课货币化、关税货币化这些“国计”层面的大事。而表现“国计”层面的白银货币化，恰恰是其他中国古典小说与《金瓶梅》不可比拟之处。我们说《金瓶梅》是蕴含经济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著作，也正是着眼于这一点的。从这一点透视出明朝白银货币化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是认识这个社会的性质的一个重要视角。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认识和开掘《金瓶梅》所披露的明代货币化进程的细节，这就是我们下面所论述的问题。

三

　　《金瓶梅》展示明代白银货币化，和其他一些小说在情节中描写人们广泛使用白银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白银的使用不单纯是货币的交换，而是白银货币化形成的“不经意的叙事”，显现出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向，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具体表现有以下诸方面：

　　（一）白银货币化带来了初期的金融机构的出现。

　　民间大量白银的交换，必然催生初期的金融机构的开设，进行兑换和借贷。“银行”这个字眼在《金瓶梅》里的内涵，却不是金融机构，指的是制造银器的行业：“我便投在城内顾银铺，学会了此银行手艺。”而《金瓶梅》描写的最早的银行，当时却叫“钱铺”。

　　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闸上，都来庙里或求神福，或来祭愿，或讨卦与笤，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钱米的，也有馈送香油纸烛的，也有留松篙芦席的。这任道士将常署里多余钱粮，都令手下徒弟，在码头上开设钱米铺，卖将银子来，积攒私囊。【4】

　　钱米铺，又称钱铺。《金瓶梅》写妓女冯三宝对陈经济说：“昨日听见陈三儿说，你在这里开钱铺，要见你一见。不期你今日在此楼上吃酒，会见一面，可不想杀我也。”《金瓶梅》描写的钱铺最基本的金融功能则是兑换。当人们拿着散碎的银子进行交易时，既要称其重量，又要看其成色，然后才能定出其实际的货币价值。于是自然就形成社会专门从事银钱兑换的机构，先是经营小规模银钱的兑换摊子，如“钱桌”“钱摊”。继而，有了固定的门面和字号。如“钱店”“钱铺”。明人陈粲在《庚巳编》中记载，弘治十四年(1501)长洲（治所在今苏州）城内黄牛坊内有一家钱铺经营银钱的兑换业务。此外还有“钱肆”、“钱庄”等称谓。铺、肆都是店铺之义，而庄则是田园和房舍的概称。钱庄比钱铺规模要大，金融功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愈扩大和齐全。这在描写明代社会生活其他小说中也有披露：《醒世姻缘》第11回：“又想起那一日在钱庄上换钱，晁住正在那钱庄上换金子。”金受申在《老北京的生活》讲述清代的钱铺说的更具体：“钱铺的兑换银两，分为两部，一部是代客夹碎整宝整银，一部以银两兑换铜钱。”银铺的出现，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现象。

　　货币化进程中典当行业也具有了金融借贷的性质。历史学家吴晗指出：“当铺唐、宋时名长生库，僧徒坐拥田园，收入至厚，设库质钱，独规厚利。……至明则且由政府规定当铺事例，全国各都会均有当铺。”【5】

　　《金瓶梅》第20回写西门庆在骗娶李瓶儿得到一笔横财之后，他首先想打开门面两间，开当铺，赚钱的路子更野了。小说有五六处这样的描写：一次“贲四拿了一座螺钿大理石屏风，两架铜锣、铜鼓、连当儿”来当，只当了三十两银子，而光这座螺钿大理石屏风卖好了就得一百两银子。（第45回）当铺主要是接当，同时也放款。西门庆经常以借贷获取暴利。《大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收利并不得超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第19回：西门庆唆使几个泼皮暴打蒋竹山一顿，迫使他立下借据：

　　立借契人蒋文蕙，系本县医生，为因妻丧，无钱发送，凭保人张胜，借到鲁名下白银三十两，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约至次年，本利交还，如有欠少时，家中值钱物件折准。恐后无凭，立此借契为照者。【6】

　　虽然这张借据是虚的，但它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私人借贷的基本形式，从借据的形式及以产抵债的内容来看，一是“借贷”与“典当”不同，“典当”是“俗以衣物质钱谓之当”，以物易银；而“借贷”是白银直接交易，只是到了还不了的地步，才不得不以产抵债。二是“借贷”说明货币财富不再完全采取窖藏的方式，而是采取钱生钱方式积累财富，将靠经营赚来的钱重新投入到金融经营中去。第49回写曾巡按在给皇帝的表章中，提到“天下之财，贵于通流”。可见当时对货币的流通职能有了充分的认识。西门庆就说钱“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第7回，孟玉楼也说：“常言：‘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这可以说是对资本以钱生钱本质的认识。三是“借贷”表明货币财富向高利贷资本的转化。西门庆几次放款给李三和黄四，都是“每月五分行利”。西门庆一直到死，都很看重这行当。临终交代吴月娘与陈经济守着当铺和生药铺过日子。

　　（二）白银货币化带来了国家税收的货币化。

　　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明后期逐渐田赋货币化、徭役货币化、盐课货币化、关税货币化，但是官方文献，田赋始终是以实物粮食的“石”为单位计算，而不称银两，这会形成当时赋税征收仍然以实物为主的假象。而《金瓶梅》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真实而可靠的历史原生态的资料。

　　明代中后期白银货币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以江南经济区为中心的各区域间商品贸易的新型格局，形成了南北方跨区域的商品流通，而且是以民生用品为主的定向性趋势。钞关税收急剧上升。明代的税收机构——钞关，设在了运河和长江这两条国内最重要的商道要冲之处，主要有临清、河西务、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九江七座。弘治八年税收折银7万两。一百年后，天启元年税收折银34.1万两。据《明会典》卷三十五《商税》所载，自天启元年(1621)至崇祯末年，临清、河西务、淮安、扬州四个江北钞关年税额约占七个钞关年税额的60%，而临清、河西务又多于淮安和扬州，因此，临清钞关是明代北部税收重镇，折射出临清是运河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漕运助产下的勃兴的运河城市，是商品流通发达的集散地，具有典型意义。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东南沿海发达的棉布和丝绸等手工业，棉布则主要出自松江、嘉定、常熟三地；南运的棉花，主要产自河南、山东。《金瓶梅》第67回描写西门庆“因问：‘两边铺子里卖下多少银两？’韩道国说：‘共凑六千余两。’西门庆道：‘兑二千两一包，着崔本往湖州买绸子去，那四千两，你与来保往松江贩布，过年赶头水船来。’”第81回描写：“不想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桑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接在临清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韩道国便与来保商议：‘船上布货约四千余两，现今加三利息，不如且卖一半，便宜钞关纳税。’”恰如明人徐光启所言：“今北方之吉贝（棉花）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棉花）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7】 商品贸易繁荣，成为临清钞关税收上升的重要因素。

　　《金瓶梅》描写西门庆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还采取与官吏勾结的方式偷税漏税。第58、59两回，西门庆的伙计韩道国从杭州买了一万两银子的缎绢货物，到临清钞关需要上税，西门庆派人给钞关的钱老爹送去了五十两银子，让他“过税时青目一二”。结果韩道国回来说：“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缎箱，两箱并作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去了。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明史.食货志》记载：如果按明政府“凡商税三十取一”的规定，西门庆一万两银子的货物，至少应交纳三百三十余两税银，而他却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除去送礼用去的五十两，一次就少交税二百余两。偷税漏税并不奇怪，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上下求银，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金钱至上，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盐课税收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收入，据万历年间户部尚书“李汝华奏疏，万历时期盐课银收入240万两，占朝廷年收入银400万两的60%”。【8】食盐是专卖制度，严禁私盐贩卖，也不准宗室皇亲进行商业活动。所谓“盐引”，就是由盐政衙门按分区界限发给盐商运输、出售官盐的凭证。成、弘以后，“朝野率皆用银”，市场上大大小小买卖都以白银计算。盐课开始由实物向货币化转化，官府的盐引、茶引成为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有价证券流通社会，可以买卖、转让，反映了货币化的扩大和发展。盐引这种信用票据，在专卖垄断下，造成本身就是金钱的象征，由于利润很大，所以竞争专卖权十分激烈。上至王府、权贵、太监，下至奸商，无不钻营，相互勾结，就成为明代宗室和官僚的商业活动和特权，获得盐引之利。

　　《金瓶梅》第48回写西门庆勾结官僚获盐引专卖权。西门庆派来保到东京行贿“曾御使参劾提刑官”一事，却带回来一个信息，“户部侍郎韩爹题准事例：在陕西等三边，开引种盐，各府州郡县设立义仓，官粜粮米。令民间上上之户，赴仓上米，讨仓钞，派给盐引支盐。”来保对西门庆说：“咱旧时和乔亲家爹高阳关上纳的那三万粮仓钞，派三万盐引，户部坐派。倒好趁着蔡老爹巡盐，下场支种了罢，倒有好些利息。”扬州是明清时代两淮巡盐御史衙门所在地，当时蔡御史被任命为两淮巡盐。西门庆得到消息后，立刻张罗，一送厚礼；二用美女，打通了两淮巡盐蔡御史的关节，在宴请时提出对所支三万盐引“青目青目，早些支放”的请求。蔡御史曾受过西门庆的恩惠，眼下又得到盛情款待，自然一口答应：“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一个月。”第51回西门庆打发三个人带上一千两银子到扬州买盐。因提前一个月将所支之盐投放市场，而大获其利。

　　第78回，西门庆通过揽头李三得到东平府为国家收购两万两银子古器的消息后，便打算独揽这笔生意。李三马上建议说：“自古兵贵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饭。诚恐迟了，行到府里吃别的家干的去了。”应伯爵也附和说：“事要早干，高才疾足者先得之！”

　　（三）白银货币化带来了国家田赋役赋征收的货币化。

　　国家田赋役赋征收的货币化，最重要反映在明代两大社会问题上，即北方马政和南方漕粮。这两方面在《金瓶梅》中都有所披露，虽然文字不多，但价值很大。

　　《明史》卷九十二《兵志?马政》“成化二年，以南土不产马，改征银。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太仆寺之有银也自成化始，然止三万余两。”专门储藏马价银，标志着赋役合一，计马征银已成趋势。明代的马政制度存在了二百多年，大规模的民养官马的赋役制度的衰败。张居正为相时，太仆寺储银已达400余万两。“到了张居正死后（公元1582）神宗始无忌惮地向太仆支借”。【9】

　　这一制度改变的货币化动态过程，对当时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影响是巨大的，也与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同步进行的。《金瓶梅》中孟玉楼是商人的妻子，丈夫死后，主动改嫁给西门庆。她的好恶、情趣和追求，都不同于传统观念，旧的价值观念在她的心里失去了意义，旧的道德标准在她的眼里苍白无力。第7回，饶有家财的孟玉楼在改嫁时，不要“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的尚举人，却认为西门庆“象个男子汉”，因此宁愿选择给西门庆做妾而不愿给尚举人做继室。并据理相争：“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休说买卖的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这可以说随着白银货币化，经济因素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之中，对资本以钱生钱本质的认识具有了新观念。

　　《金瓶梅》对田赋货币化的叙事，是从耗羡之银这个角度讲起的，田赋货币化开启了明清田赋征收的弊端，出现的副产品便是官吏追逐“耗羡之银”。随着朝廷田赋货币化、徭役货币化、盐课货币化、关税货币化，官府收缴上来的散碎银子，需要熔铸成整块的银锭时，“火耗”有损；或者由于银子的成色不一，“火耗”也有损。于是在征收正税之外，还要以弥补损耗为名，加征附加税，称为“耗羡”、“羡馀”，就成为影响明清两代赋税征收上的一种陋规和管理上的漏洞，为官员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留下可乘之机。《金瓶梅》第78回写吴大舅以指挥佥事，见任管屯。西门庆与吴大舅对话，谈到屯田征税，可获得“羡馀之利”：

　　西门庆道：“通共约有多少屯田？”吴大舅道：“这屯田，不满姐夫说，……而今这济州管内，除了抛荒苇场港隘，通共二万七千亩屯地。每顷秋税、夏税，只征收一两八钱，不上五百两银子。到年终才倾齐了，往东平府交纳，转行招商，以备军粮马草作用。”西门庆又问：“还有羡馀之利？”吴大舅道：“虽故还有些抛零人户不在册者，乡民顽滑，若十分进征紧了，等秤斛斗重，恐声口致起公论。”西门庆道：“若是有些甫馀儿也罢，难道说全征？若征收些出来，斛斗等秤上也够咱们上下搅给。”吴大舅道：“不满姐夫说，若会管此屯，现一年也有百十两银子寻。到年终，人户们还有些鸡鹅豚米，面见相送。那个是个人取觅，不在数内的。”【10】

　　从这段话的意思可知，吴大舅管的是民屯。募乡民耕种，秋夏交纳税粮，当时管理屯田的官员和土豪相勾结，对垦种屯田的乡民克扣斤两。也就是除了羡馀是随着屯田亩数的多少而征收的而外，还要看管理者是否会从中聚敛。就吴大舅而言，每年至少可获得“羡馀之利”百十两银子。

　　总之，上面勾勒的几个要点，旨在说明：《金瓶梅》的典型性就在于，小说情节大量描写白银的使用不单纯是货币交换，而重要的是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形态的自然显现。明代正处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变迁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诸方面，而以白银货币化为主线完成了这一启动。这一切都可以从《金瓶梅》这里找到原生态的材料。研究明清小说白银使用问题，不仅要着眼于“民生”，还要着眼于“国计”，进而认识明代社会发生的划时代的变革。

注释：

　　【1】 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二。
　　【2】《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21页。
　　【3】 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3页。
　　【4】 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金瓶梅词话》第93回，梦梅馆。
　　【5】《吴晗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436页。
　　【6】 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金瓶梅词话》第19回，梦梅馆。
　　【7】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
　　【8】《中国经济史·明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0页。
　　【9】 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社会背景》，见《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
　　【10】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金瓶梅词话》第78回，梦梅馆。

文章来源：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4期

　　【关键词】明代白银；货币性质；流动；市场选择

　　【基金项目】本文为云南大学笹川基金资助课题“明清东南沿海商人商人群体研究—以‘白银资本’为分析中心”，项目编号：KW110017。

　　【作者简介】邱永志，男（1987年— ），江西余干人，现为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明清经济史。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明代白银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明清经济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就白银问题的提出而言，明清时人对于白银便有着自己的看法，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内容上：一是白银作为货币材料的问题；另一是这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问题。在币制币材方面，因明初统治者推行无准备金之钞法，致使大明宝钞在前中期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而钞法不畅导致流通领域白银的使用逐渐抬头，于是有人主张用白银来作为币材[1]。到了明代后期，“银荒”问题也为时人所关注[2]。关于明代中后期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问题，时人对其印象颇深。张燮云：“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3]”。面对白银的不断流入，中国国内出现了严令海禁和开放海关的不同主张，这种争论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清代前期，相关的论述也较多，此不赘述。然而，明清时人对于白银问题的看法，或是单纯从币制币材的角度来看待，或是对于白银内流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因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主张。

　　近代以降，关于明代的白银问题，梁方仲、百濑弘、彭信威、加藤繁、全汉升等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至于最近十几年来关于此问题的介绍可参见笔者的另一论文[4]。近年来，对于明代白银问题的研究，在国内以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观点[5]影响最深，尤以万明的研究为典型。她对明代的白银货币化展开了深入研究，并认为来自民间的而非国家法令的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最终促进了明代的社会变迁，同时她还考证了白银货币化展开的时间界点问题，并对白银货币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肯定[6]。

　　然而，从国内外对于中国货币史的研究近况来看，关于历史上中国货币的盛衰论、进步论[7]等论点逐渐遭到不同程度的质疑，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并且能够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货币史上的许多问题。尤其是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问题，已经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质疑[8]，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明代白银的深层次问题提供了依据。白银货币化是不是一种“白银进步论”观点？明代白银在中前期发挥的作用是不是折射出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怎样认识实物货币的性质和意义？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货币的结构发生改变并与世界的经济连为一体？

　　如何不断加深我们对于历史上许多问题的理解，其关键在于我们的“问题意识”[9]有多强。对于明代白银问题的思考和解读当然会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话题。在此，我希望本文中的许多不足之处能够得到有关方家的指正和见教。

二、明代中前期的市场状况与白银问题

　　对于明代初期以及中期经济情况的客观认识，是我们正确认识明初货币经济水平的前提。传统史家往往容易受“王朝周期性”的论点束缚，认为明初社会经过几代君主的努力，社会经济必定会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于是这样的描述性的例子便被用来当做理由：

　　洪武时，“山东济南府广储、广丰两仓, 粮七十五万七千石。蓄积既多, 岁久红腐。”[10]

　　“而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餫饷不仰藉於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11]

　　当然，这些关于明初粮仓充实、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例子一定程度上是明初几代君王勤政爱民，提倡农桑的努力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考察明代中前期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些容易忽略的问题。这种整体上的认识，一般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时间纵向上的考察和经济体各部门横向上的考察。

　　我们来看看宋、元、明长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状况。在这方面，全汉升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几篇论文中为我们介绍了自宋至明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并指出在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白银的购买力不断得到提升，而且明代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较宋代而言相差甚远[12]。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物价低或者工资低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生产量和销售量规模有限，对经济的扩展很不利，这侧面也反应了经济体的萎缩程度。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香港学者刘光临在他最近的研究中分析了明代经济各部门的货币成分，从价格、劳务工资、贸易、考古出土和钱币数量等方面的具体分析中他得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印象，那就是明代初期的去货币化政策已经严重迟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通货供应的不足，使得明代社会的交易需要跌落到公元8世纪以来的最低谷[13]！

　　新近的研究表明这种对明代中前期经济萎缩的提法越来越值得关注，因为无论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货币的角度，这种论点都会得到验证。

　　1、商品交易与市场的萎缩

　　对于明代前期市场发展状况的研究与中后期市场蓬勃发展的研究成果[14]相比，显得相形见绌。然而，明代前期市场和货币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却为我们理解整个明代市场经济的整体特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明王朝建国前后，出身贫农的开国君主朱元璋施行了许多发展农业经济和限制商品经济的措施。他欲图构建一个定额化、以实物经济和劳役为主的经济体制，学界有人干脆称之为“洪武型经济体制”[15]。这种经济体制对于市场经济的扩展是不利的，具体的表现而言便是商品价格和劳务工资的极端低廉，以及商品贸易的低度发展。

　　以白银来看，明代的米价在16时期前半期一直停留在宋代初期的水准，离宋代物价的高峰时期相差3-4倍左右，从铜钱的角度看，宋明物价拉的更大。明代16世纪前半停留在300来文每公石，而这只相当于宋初的水准，距宋代高峰值时相差100—200倍左右。可见明代的物价之低[16]。从金银的比价来看，和宋元相比，低廉的多。宋元的每两金价约折合白银为10.3两，而明代每两金价约为宋元时代的一半，也即5—6两左右，另还有关于江南绢价的折算也可以看出明代物价之低[17]。

16世纪中叶前明代田价和米价表[18]

　　（与明代的米加相比，宋初米价一般在100文-300文之间，中后期及南宋时期，宋代米加一般为1000-2000文，甚至2000文以上，折合成白银也高出明代数倍。在田价方面，宋初约为0.5贯，最高达15贯，年均约为6-7贯，折合成白银约为3-7两左右[19]）

　　明初物价的低廉直接导致劳务工资的低廉，例如嘉定地区宋明官僚和士兵的工资竟相差达到150倍左右（宋约为3000文一月，明代约为200文左右）[20]。而实际上，这种低廉的价格水平并非构建在强大的国力之上，而是明初实物经济的直接体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上半叶。市场的不发育与各地经济的脆弱性直接导致了明代16世纪前“明代空窗期”[21]的出现，例如在宣德时期，京畿附近地区的商人贸易状况仍然是：

　　“奔走负贩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22]

　　可见商业贸易利润之低，因此明代前期人们大多处于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凡可以养生送死者，皆不待外求[23]”，其“乘势射利者亦鲜”[24]。农民自给自足，百姓过着与市场不相往来的生活，当然会形成市场和商业的不断萎缩。

　　实际上，对于明初市场的探讨，虽然要从以上的角度来分析。但是对于要素市场、远距离贸易、消费需求、商品供给、城乡市场体系[25]等方面细致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题，这个工作只能留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从傅衣凌和万明整理的徽州土地契约文书来看，民间土地买卖的情况在明代前中期除了永乐一朝数量较大之外，其他时期的数量远远小于明代中后期[26]。诚如以上所讲，明代中期前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水品不能高估，这从以下的货币分析当中也可以得到相佐的解释。

　　2、白银的实物货币性质

　　正如笔者认为的那样，白银在明代中期以前一直处于实物货币性质阶段，这种实物货币的存在实质反映的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迟缓与萎缩[27]。从历史上来看，实物货币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先秦时期的贝币，民族边疆地区的金银货币和盐币[28]，唐宋时期的缣帛[29]，元代的木牌、盐包[30]，明代的谷物、缣帛[31]等，为我们分析历史上的实物货币提供了很多的材料。深谙中国货币史的日本学者早就区分了商品货币（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之间流通的不同层次和领域，并细致分析了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作用的不同和其他特性[32]。但是人们对于明代前中期白银的实物货币性质却殊难理解，因为这样一种世人皆知的贵金属怎么会是一种代表落后经济发展水平的实物货币？这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定位和解释白银在实际流通中发挥的状态和作用，否则明初白银流通的许多问题便难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众所周知，研究者对于某种货币的分析和考察一般是从其实际流通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待其职能。因故经过仔细探究白银流通的重要时期宋代之后，我们可知白银货币化的观点很难以成立，因为宋代白银作为货币其职能的发挥不仅有限度，而且常常与缣帛等共同使用并称为“银帛”[33]。这个时期的白银实际上就是一种实物货币。

　　自元至明，白银一直在市场中可以见到，尤其是在国家经济出现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或经济混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情况下，白银往往与谷物、缣帛，甚至像元代出现的纸帖子、竹牌[34]等一起使用。因此，有学者认为：“实际上的中国货币史，应是各种各样地区性本地通货的出现与王朝自上而下试图在疆域内统一币制的努力，两种力量相互抗衡博弈的过程。”[35]

　　如果我们证明明代中前期的白银也是一种实物货币的话，那么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论点也就难以令人信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定学界对于白银货币化的研究成果，毕竟前人对于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考究可以让我们较为详尽的考察到白银这种实物货币所发挥的作用。

　　具体而言在明代前期，无论是民间土地的契约买卖还是政府的税课当中，都有白银在流通领域的足迹。关于土地契约方面，因另一文有所论述，故此不讲。关于政府课税折银的情况，我们先来看看史料的记载：

　　洪武年十八年，“令各处鱼课, 皆折收金银钱钞。”[36]

　　十九年，“诏岁解税课钱钞, 有道里险远难致者, 许易金银以进”，“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 通会其数, 除存留外, 悉拆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37]

　　三十年，“自二十八年以前, 天下逋租, 咸许任土所产, 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38]

　　从赋课的史料中我们得知，白银的征收是和许多实物货币一起的。此外，此时期白银的使用领域还包括赏赐臣下，赏罚罪行等特定领域，这从许多史料中可以得到反映。白银的实物货币性质不言自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白银等实物货币的不断抬头与明宝钞的运行不畅相关，到了宣德年间，宝钞达到了几乎需要不时的禁银法令来通行，可见民间用银情况的普遍，据史料载：

　　“比年巨商富民, 并权贵之家, 凡有交易, 俱要金银, 以致钞不通行。仁宗皇帝即位之初, 欲通钞法, 许官员军民以钞中盐, 贪利者竟以昏烂之钞中纳,一人动以千计, 及支盐发卖, 专要金银, 钞愈不行。”[39]

　　由此可见，自明前期到中期白银这种实物货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整个明代前期不遗余力的施行“银禁”政策，但白银的流通终究开始广泛起来，白银不仅有时单独流通而且常常与谷物、缣帛[40]一起发挥着辅币的作用。

　　实物货币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度，更折射出这一时期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从对史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明代实物货币的存在大约持续了一百多年，即贯穿于明代的中前期[41]，这正切合了以上关于明代中期以前市场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3、货币结构的转变

　　日本学人说过：“考察货币经济正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必须研究的主题”[42]。到了明代中期，在中国货币史上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货币结构的转变，即钱钞结构转变为银钱结构。因为这次转变使得贵金属白银正式确立了主币地位，也使得中国的货币结构进入了以白银为主且银钱兼用的阶段。实物货币经济在慢慢消退，商品经济逐步得到巨大的释放，社会进入蓬勃的发展阶段，最终晚明社会出现了影响深远的社会变迁。

　　关于这次社会变迁的原因、过程、动向等问题，学界做了许多而有意义的探讨[43]。有学者从白银货币化的角度来分析晚明社会变迁，值得注意。在这里，我只想对学界着笔较少的明代货币结构转变的原因进行些思考并试图解释。不可否认，这次货币结构的重大转变是与晚明社会变迁同步的，白银兼具贵金属货币性质和世界货币性质的二重性质也表明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和新方向。在我看来，引起这次货币结构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1、国内货币经济的萎缩和恢复与通货不足的矛盾要求明代的货币结构进行转变。

　　2、东亚经济圈的扩大与全球贸易的新内容，使得处于主导地位国家——中国的宝钞和铜钱难以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因而转变势在必然。

　　3、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最终完成货币结构的转变成为可能。

　　以上所述，我们归结起来便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双重压力要求明代货币结构进行转变，最终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明代的白银货币终于摆脱实物货币阶段，正式进入贵金属货币阶段[44]。

　　货币结构的转变时期，即相当于明正统时期至正德时期，赋税折银的步伐加快，白银流通的范围开始得到扩大。尤其是成、弘之际，白银可以说在民间占有广泛的流通市场。由此看来来自民间市场上的交易压力使得社会对于白银的需求越来越明显。

二、明代中后期白银的流动

　　明代中期以后（成弘之际，约为15世纪末16世纪初）国内市场上的白银流动开始频繁起来。在16世纪中叶上下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之前，国内白银流动的市场先期建立起来。然而从以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国内白银存量的不足始终制约着明代经济的发展和起速，最终由于海外白银的流入加上国内外白银流动市场的切合终于使得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为一体，明代蓬勃的经济发展也有了可靠的润滑剂。

　　1、国内白银市场的先期建立

　　通过上文所讲，在国内市场上明代白银的使用一直存在。但是囿于国家为了维持宝钞地位而不断施行禁银令的制约，白银只能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流通。政府的课税、土地买卖市场、江南富商大贾的贸易买卖[45]等数额较大的方面可以见到白银的踪迹，很显然在明前期白银的使用在国家法令的严禁之下是较为零星稀散的。尤其是永乐时期，政府禁银比较彻底，以至于民间契约上只见宝钞、缣帛、谷物等。到了宣德、正统时期，白银的使用明显增多，促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便是钞法的败坏。宣德时规定：

　　“凡以金银交易及匿货增直者罚钞” 。但是, “户部言民间交易, 惟用金银, 沙滞不行。乃益严其禁, 交易用银一钱者, 罚钞千贯, 赃吏受银一两者, 追钞一万贯。”[46]

　　尽管在课税、赏赐方面，白银仍在使用。但是国家法令有时候也会出现矛盾不一致的地方。从洪武到宣德，在民间仍然有鼓励犯罪罚银的规定[47]，可谓是国家一定程度承认了民间用银的合法性[48]。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实物货币在宣德皇帝统治时期是运用最广泛的，尤其是缣帛和谷物，这从契约和记载中可以知道[49]。黑田明伸说过：“实际上，通货不稳定迫使人们转向物物交换的现象，即使到了20世纪，也是反复出现的”[50]。很显然明中前期通货的不稳定一直影响着市场运行的状态，使得实物货币大量存在。市场运行的不畅反过来又制约着人们对于更高通货的需求，最终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迟滞和货币制度运行的混乱。

　　然而在此，我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这一复杂混乱的货币使用状况，而是要知道从何时起，白银逐渐取代其他通货逐渐在流通领域取得主要地位使得一定规模的白银市场建立起来。从契约的情况来看，正统时期宝钞已经不见踪影，白银已经取得主币的地位。景泰、天顺时期民间使用白银率是极高的。有学者指出：“至成化年间，90件契约中，无一例外地使用白银交易，从而说明民间交易中完全实现了货币白银化。”[51]下面我们具体来看看明代经济是如何受制于它的通货规模的。

明代中前期白银的银课量和估计产量表[52]。（单位：两）

　　尽管在正统时期，白银在民间的流通市场上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但实际上中国国内白银的开采量是越来越低，正统时期的年均银课量还最低。至正统、成化时期，明朝经过大约一百来年的开采，国内白银的累计总产量约为3千多万两，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唐宋时期的产量[53]。即使加上前代遗留下来的白银数量，据估计总数也不超过5-6千万两。在铜钱方面，据最新的研究显示：从洪武元年到隆庆时期，明朝一共铸币约为320-480万枚，加上唐宋钱的遗留，16世纪时期明代规范铜钱的总量大约为3600-5400万枚，相当于北宋一朝总量的12-21%左右[54]。

明代与宋代货币存量情况表

　　由此可知，在成、弘之际的国内市场上，无论是赋役方面的田赋、徭役、关税、盐茶税、马政、匠役等折银[55]，还是民间市场上白银的流通，都受制于白银和铜钱经济的有限规模。据史料记载，：

　　在弘治时“清江镇，临郡一都会也，山水环绕，舟车辐辏……昔饶裕今鲜盖藏。……百年来人文日盛，而商贾之业衰矣。”[56]

　　而且，反应通货紧缩的另一个例子便是这一时期的朝贡贸易。明政府自宣德以后便开始收缩海外的朝贡贸易，而且在对待贡物上，打破了以往“厚往薄来”的原则出现了与贡使讨价还价的，以市价估之的情况，反映了明中期财政上的拮据状态[57]。

　　在国际市场上，明代前期白银的流动主要以朝贡贸易为主。这个时期白银的流出流进，在赏赐与贸易的相抵之下，净额量都很少[58]。到了明代中期，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制于白银和铜钱的有限规模，而且随着明代前中期国内白银市场[59]的先期建立，使得中国对于白银有着近乎饥渴的需求。因而有人就说：“无论是日本银矿的开采，还是美洲银矿的开发，在时间上都与中国白银货币化产生的巨大的白银需求，市场迅速扩展的时间相衔接，而流向又是再清楚不过。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日本、美洲白银矿产的大开发”。[60]这个结论意味着，国际白银的流动是由于中国市场对于白银的极大需求造成的。实际上，学界以前不曾有这样的提法，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尽管在正德年间（1505-1521），就有葡萄牙人进入中国界内要求开展贸易，但是真正意义白银贸易的变化是在明代嘉靖年间（1521-1566年），官方朝贡贸易和私人贸易使得中国从日本获得了数量可观的白银数量。在国际贸易中，日本是最早向中国输入白银的地方，时间大约为16世纪40年代。不仅日本的许多银矿在此时逐步开发生产，而且他们贸易的对象主要是中国[61]。因此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通货不足的矛盾使得中国异常需求白银，但是国内白银规模的限制造成了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白银需求缺口，于是国际上白银的流动开始变得频繁起来，白银贸易的巨大利益开始拉动中西方的供求市场。

　　2、国内外市场的切合与数量问题

　　中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切合一般认为是在16世60年代，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嘉、隆之际。这时期海外白银的流入不仅有日本，还有后来加入的马尼拉、南亚、中亚等地。学界曾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成果使得我们更能清晰的看到白银流入中国的路线和大致过程[62]。

　　我们先来看看海外白银流入的路线问题。弗兰克指出白银流入中国的路线主要有三条：日本-中国、美洲-马尼拉-中国和欧洲-中亚和印度-中国，同时他认为中国在18世纪以前获得了相当于世界产量一半大约60000吨的白银[63]。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把流入中国白银的路线主要归结为两条：日本和马尼拉，这条路线上的白银又包含两条小路线，即西属美洲-马尼拉和欧洲-马尼拉路线。万明把这些路线总结性的概括为：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马尼拉-美洲和中国-果阿-欧洲[64]。总所周知，海外白银的主要来源有两个地方，即：日本和西属美洲。因此为了方便白银流入数量的估算，大家倾向性的用这两条源流来分析和估算白银流入的大致数额。

　　从中外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明代中后期中国通过各种类型的贸易从海外大量输入白银。然而在中国传统时代，由于缺乏数字统计手段使得我们难以确切知晓到底有多少数额的白银流入中国。因此，关于白银数量的估算引起了中外许多学者的瞩目和研究。目前，我们从这些研究当中可以得到许多信息，这不仅仅是白银流入数量的问题，更是中外几代学者孜孜不倦融会中西方资料和进行广泛学术交流的见证。

明代海外白银流入数量估算表[65]

　　对于上表的数据，我们可以在学者相关的论著中轻易得到。由于单位和时间的不统一，致使上表的数据的理解还是有点困难。另外对于白银数量的估算研究还可以在吴承明、钱江、刘军以及外国学者的研究中找到，但是上表列出来的这些人，只是因为笔者的倾向性意见，加之有些新的研究成果总是在不断总结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因此以上的新旧结果代表了学界对于白银数量估算问题的大概情况。

　　大体而言，学者对于自16世纪40、60年代到明亡（1644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估算为1万吨至2、3万吨左右，也就是2亿两至4、5亿两左右，而且多数学者倾向于2-3亿两左右。尽管难以明确，但这个数字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难以忽视的数字，因为相比国内白银的存量而言，海外白银流入的数量之巨，渠道之多是以往学界没有注意的，其对中国经济的意义自然是有待于重新评价。有学者说：中国商品和白银之间的贸易，形成了市场网络的世界性连接，而白银这种世界货币把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世界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以白银为中心的贸易网络，成为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初步构建的一个明证[66]。

　　3、世界市场的形成与白银流动的货币意义解释

　　布罗代尔说过：“贵金属的作用似乎从来没有像16世纪那样重要，当时的人们毫不犹豫地把贵金属放在首位。”[67]如今学界就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在16世界中叶以后逐步形成的论点已经达成共识，其实质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白银流动在其中的作用，正是这种“丝绸之路上的钱币”[68]流通使得中国与世界逐步形成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从此，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改变。就中国而言，蓬勃兴起的市场贸易和规模扩大的商品经济使得晚明社会发生了深远影响的社会变迁。

　　对于明代中后期白银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尤其是这种流动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却出现了不同的解释。以往白银货币化论者（白银进步论者）认为正是中国的白银货币化需求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白银的开采和周转，从而使中国是以一个主动的姿态参与构建世界的经济体系。然而有人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由于明代前中期一直存在的通货不足和经济体制问题使得通货结构经历着异常危险的状态，由于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和通货制度才得到挽救。同时他们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论点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白银进步论的观点，是对欧洲经验的简单解读[69]。

　　笔者以为，对于明代白银问题及其中后期流动的考察，应该从中国独特的货币结构和社会制度框架来进行解释。日本学者说：“无论是货币还是市场都不能独立于制度而存在，对于制度而言也是一样”[70]。明代的白银在其中前期一直处于实物货币阶段，这种实物货币的存在体现了明政府货币制度设计构架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同时导致了明代前中叶钱钞货币结构的不稳定性。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双重压力使得明代的货币结构面临着急需转变的境地，而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最终为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提供了可能，使得白银得以摆脱实物货币的地位从而走向贵金属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白银流动的意义无法低估。

四、结语

　　通过上文对于有明一代白银流通、性质和流动问题的重新考察，笔者以为明代的白银货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其发挥的作用和性质并不相同。明代中前期白银以及其他的实物货币的存在和辅助地位说明了明代经济体的规模和发展程度。通货不足和实物货币的大量存在一直迟滞着明代市场、货币和商品经济的发育。所谓危机就是转机。面临市场压力和民间通货需要的明代经济最终又是在市场的影响下选择了白银作为主要货币，但是白银的有限来源使得社会经济的规模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的扩大，最终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为中国货币结构的构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以白银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中国因其参与世界的银货贸易并大量吸收海外白银的能力使其商品经济和市场得到极大的刺激和拓展。本文在最后提出了理解白银内流对中国意义的两种不同论点，旨在说明正确理解中国货币经济和货币结构的状况也是认识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

【注释】

[1] 丘浚主张恢复金银的货币地位，“自古之币，皆以金若铜，未有用他物者”《大学衍义补》卷27，《铜楮之币下》（引自文渊阁四库资料，以下同）。王世贞也指出“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弇州史料后集》卷37。顾炎武也说“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故由是命”《日知录之余》卷2，《禁金银》。

[2] 尤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靳学颜、陈子龙等人为代表，见其相关著作。也可参见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81页。

[3] 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

[4] 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与白银的性质问题》，《中国钱币》2012年02期。

[5] 吴承明、万明、陈梧桐等学者的观点。见吴承明：《16世纪和17世纪的中国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2002年。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暨南史学》第2辑2003年第2期等文及其主编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第143—144页。陈梧桐等：《明史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5-89页，等等。

[6]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

[7]（日）柿沼阳平在其最近的货币史文章中反思了中国货币史上的盛衰论等观点，同时介绍了日本众多学者重新阐释中国历史上的货币问题的研究状况：货币区域论、多元性货币经济的流通、货币流通领域的层次性和不对称性、货币经济的主角等论点值得关注。见其文：《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中国钱币》2011年02、04期。

[8]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01期。

[9] 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导言部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0]《明太祖实录》卷241。

[11]《明史》卷77，《食货志一》。

[12] 全汉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见《中国经济史研究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自宋至明政府岁入中钱银比例的变动》，《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出版，1972年8月版。关于物价方面的变动，还可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3]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01期。

[14] 关于明代中后期国内市场的情况，主要可参见吴承明，吴慧，李伯重，龙登高等人的研究，见其相关论著。在这个时期学界还提出了一种关于全国性市场形成的论点，牛贯杰：《17-19世纪中国的市场与经济发展》，黄山书社，2008年版。

[15]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96—413页。

[16]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70、519、356、501页。

[17] 全汉升：《宋明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见《中国经济史研究二》，第84—85页。

[18] 吴承明：《16世纪和17世纪的中国市场》，《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9] 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5-6页、41-6页。

[20]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一文。

[21] Roxanna.M.Brown,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Ph.D Thes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4。

[22]《明宣宗实录》卷64。

[23] 转引自田培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24]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20，《送陆太守序》。

[25] 在这方面，龙登高做了大量的研究，见其：《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他指出14-19世纪（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市场的成熟时期，当然他这个提法是就整体状况而言的，但他没有就明代前中期的市场状况做出特别的介绍。

[26] 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与白银的性质问题》，《中国钱币》2012年02期。关于明代后期的土地买卖状况，可参见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7] 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与白银的性质问题》一文。

[28] 林文勋：《南诏货币流通分析》，《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01期。《云南古代货币文化发展的特点》，《思想战线》，1998年06期。

[29] 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历史研究》，1964年03期。

[30] 元代史料，（明）杨士奇撰《历代名臣奏议》卷67，《治道》说：“市井懋迁，难以碎帖。店铺多用盐包纸片，酒库则用油漆木牌。”这里的盐包、纸片、木牌等均是实物货币。

[31]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2]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3] 高聪明：《论白银在宋代货币经济中的地位》，《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03期。同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关于宋代白银货币化的论点可阅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4] 元末情况见吕午：《左史谏草》，戊戌中云“：近来州县权时施宜，或为纸帖子，或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百文，虽不可以通行，而各处行之为便。”

[35]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87页。

[36]《明会典》卷36。

[37] 顾炎武：《日知录》卷11。

[38]《明史》卷78，《食货志二》。

[39]《明宣宗实录》卷55。

[40]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一文中引用的契约时间，也可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01期。

[41]《明孝宗实录》卷197云：“云南专用海肥, 四川、贵州用茵香、花银及盐布, 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 山西、陕西间用皮毛。”

[42]（日）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中国钱币》2011年02、04期。

[43] 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

[44] 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与白银的性质问题》一文中有较具体的解释。

[45]《明太祖实录》卷251中记载：“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论价，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固有是命。”

[46]《明会典》卷37。

[47]《明宣宗实录》卷105中记载：“既瞽, 又以母故伤人, 可肴之, 令出银十两, 付死者家备葬。”

[48] 董郁奎《试论明代的白银及其流通》，《浙江学刊》，1988年03期。

[49]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01期。

[50]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46页。

[51]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01期。

[52] 全汉升：《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量》，《中国经济史研究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6-125页。

[53] 关于明代国内市场上白银的存量，应该加上前代遗留下来的白银数额。据估计，唐、宋、元3朝白银的总产量约为3.7亿两左右，但是这个数字没有考虑中间流去国外的数字，实际上白银在宋元时期曾大量流失国外。参见李隆生：《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中国钱币》，2005年01期。

[54]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一文。

[55] 详可参见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学术月刊》，2007年5月第39卷5号。

[56] 崇祯《清江县志》卷1，《市镇》。

[57] 田培栋：《论明代的朝贡贸易》，《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94-95页。

[58] 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数量的估算》，《中国钱币》，1995年03期。

[59] 国内的白银市场，既包括商业贸易市场也包括国家贡赋市场对于白银的需求，因而有学者指出中国能够大量吸收世界市场上的白银就是因为贡赋市场的周转和吸纳能力，见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05期25卷。

[60]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38页。

[61]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36页。

[62] 梁方仲、全汉升、百濑弘以及欧美学者von Glahn、Yamamura等均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近年来弗兰克、吴承明、万明、庄国土、钱江等学者均有关于明清时期白银流入数量估算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颇有成效的成果。

[63]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64]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42页。

[65] 见梁方仲、全汉升、弗兰克、万明等学者的相关论著，因这些论文和著作经常被引用，固此不再详细列出。

[66]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42页。

[67]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94页。

[68] 其实，林文勋早就提出了“钱币之路”的学术概念，并指出大家要重视研究古代史上对外贸易之路上的钱币周流及其带来的文化和经济上的影响。见其：《钱币之路：沟通中外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思想战线》，1995年05期。

[69] 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一文。

[70] 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10-11页。

原载《学术理论与探索》,2011年12期

　　【关键词】明清；货币思想；白银；国际契机

　　近些年来，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见解，涌现出一大批广为人知的专家学者，如弗兰克、彭慕兰、李伯重、李中清、柯文等等。他们不仅就明清的某些具体问题，如人口问题、地区经济、江南问题等提出了与以往经济史学界大相径庭的认识，而且有的学者从全球主义和全球经济的视野来分析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和地位，值得关注和思考。刘北成认为“关于明清两代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一部分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取得了新的共识[1]”。

　　2010年6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以 “明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为主题的史学会议，与会学者提出许多真知灼见。陈支平认为，中国的明代时期是整个地球上“区域史”走向“世界史”的关键时期，以欧洲为核心的殖民主义势力进行着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的扩张，而东方的中国同样显现出某种走向“世界史”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我们认识明代历史地位的最主要标志[2]。尽管中国社会的专制集权体制并没有改变，但是许多学者对于中国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的解析使我们认识到，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于上层与下层并不一致甚至脱节的社会构架之中。黄仁宇就指出明中叶以后，国家的基层控制能力极为有限，但是整个国家蕴藏的经济潜力却是巨大的[3]。想必这就是明清时期的中国为什们能够够会与世界发生如此紧密联系的基础原因，毕竟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专制王朝颁发禁海令或者限制对外贸易的时间远比开放的时间长，但其中的原因绝非就这么简单。

　　对于明清社会背景的重新论述，笔者以为这是必要的。因为以往学界对于中国经济思想的认识往往仅限于中国社会本身。经济思想史学者赵靖就认为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的一大特点便是它是中国所固有的，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下土生土长所形成的，……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并没受外国经济思想的多少影响[4]。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讲，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如何审视和评价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学界往往参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理论的标准来看待。然而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明清时代的社会究竟是利是弊，终未可知。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学界神话被打破之后[5]，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审视史学的方法论问题，便日益紧迫。

一、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解构

　　中国“经济”一词的出现是较早的，东晋元帝时期的就有：“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6]的记载。隋唐时代更有“经世济民、经国济民”的说法。明代还有关于经济的专门著述，如李琦的《经济类编》。清代，士大夫更以经济之学来作为他们反对学术虚夸、浮躁的旗帜。确实，中国古代的“经济”，其含义和现代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的“经济”的含义一般而言就是指经世济民或经世致用的现实之学。然而，现在我所谈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指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传入之后得以形成的一门旨在认识中国历史上关于经济问题观点、理论和学说的学科[7]。

　　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如果就总体的特征而言可以分为“富国之学”和“发展之学”[8]两大体系。在中国的历史上，经济思想家所阐述的问题大都围绕历史上的富国问题来进行思考的。土地问题、货币问题、商业问题、人口问题、赋役问题等等，其出发点大凡是为了专制帝国政权的建设需要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之学”的经济思想一定程度上是近代西方经济、文化影响的产物。但是中国古代绝非没有追求发展的经济思想。以货币思想为例，就笔者接触而言，上古单旗的子母相权理论的提出便是货币理论史上重大发展。

　　货币思想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商品流通领域和商品交换领域的过程，并且不断受到这个过程的影响。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根植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思想。如何把握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特点，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一是中国古代的货币是有着自身专有的经济范畴，而这些专有的经济范畴则体现在颇具特色的货币话语体系。子母理论、轻重理论、虚实理论、称提理论[9]等见诸文载。

　　二是货币价值论的缺失，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对于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都有所表述，然而对于货币价值的论述或是不够成熟，或是零碎幼稚。西汉贾山曾经视货币为“亡用器也”[10]，晁错说货币为什么会产生价值是“上用之物”的缘故[11]。唐杜佑曾指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12]”但他对于货币“一物”为什么能够主“万物”却不可知。即使到了明代的邱浚，他在论述纸币的时候便可以看出他对货币价值的无知，他说：“所谓钞者,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 呜呼! 世间之物, 虽生于天地, 然皆必资以人力, 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 其功力有浅深, 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 其体非大则精, 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 乃以方尺之楮, 直三五钱者而售之, 可不可乎? !”[13]清代前期的许多货币思想家反对金银的使用，也可看出传统经济思想家对于货币价值的懵懂。

　　三是中国的货币思想呈现着复杂的发展状况。1、古老的货币思想不断得到继承和推崇，如“子母相权“理论自西周诞生以来一直被延续下来，并在南宋得到推崇。历朝历代的思想家大都以前朝的货币流通经验来论述本朝的货币政策得失也是这种延续的体现。2、货币思想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宋代的纸币思想、明中叶以后的白银思想便是例子。3、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与国家经济政策密不可分。叶世昌曾把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特点总结为“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以自然经济结构为模式”，“以国家调节经济为理想”，“以解决财政为重点”，可谓鞭辟入里。

　　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延续至明清时期，其思想的内在特点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却迎来了一种新的货币，那就是白银。如何理解明清时期的白银意义和白银思想，这与白银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有莫大的关联。

二、国际契机与明清的白银思想

　　“国际契机”一词可以见之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他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在近代西方经济势力渗入以前即存在一个有着自身运转特点的“小国际贸易圈”，他称之为“朝贡贸易圈”。中国是这个经济圈的中心，而这种贸易圈的实质就是贸易与商业，白银的流通这个圈内的不断发展的确保因素，而近代西方势力的参与是以他们必须适应这个“贸易圈”内特点为前提。与此同时，依附理论的代表学者弗兰克也以他的“白银资本”为切入点，指出我们必须从全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15、16世纪的世界范围内的白银流通[14]。可以说，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的中国确实因为参与世界的贸易与分工，而得到一种潜在的“国际契机”，然而中国社会终究在现代社会的进程当中停滞，确实令人叹息。但这显然不是我这里要探讨的重点。

　　其实中国学者很早便关注了白银的问题，梁方仲于1939年便发表长篇论文《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对明代输入白银的数量、外贸规模等问题作了具有意义的研究。全汉升在留学期间便注意到了明清之际的白银问题，并估算了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白银在中外贸易中的重要意义。自弗兰克《白银资本》问世之后，许多学者开始重视白银作为一种“世界货币”[15]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但是对于明清时代而言，白银的问题应该得到具体的审视。黄仁宇指出在明代白银虽然运用逐渐广泛起来，但是白银并没有作为国家承认的货币而使用，白银在赋税的征收当中虽然是被折纳，但是赋税的单位依然还是以石来计算[16]。到了清代，情况才有所改变。

　　白银的意义，尽管我们现在看来仿佛取得了共识，但是明清时期的经济思想家，对于白银的认识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顺利。明代前期，经济思想家多集中于探讨纸币的作用，如叶之奇、刘定之在探讨纸币的兑现理论和方案。明中叶货币金属主义的代表邱浚，虽主张实行上中下三币制度，但也只是重视铜钱的作用，对白银的使用也是多加限制，他指出“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交易[17]”。而且整个明朝中叶几乎都是围绕重钱轻银的思想而展开。明世宗嘉靖期间，谭纶提出了用银致贫的论点，指出银贵导致国家财政的困难。作为山西巡抚的靳学颜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国家的经济困难在于“银两不足”。他主张回归用钱的时代，并指出白银的使用利于豪右势力的崛起[18]，正式开始否定白银的作用。到了明清易代之际，这种思想则更为明显。中国的经济思想家纷纷不约而同的指责白银的使用，甚至出现了废除使用白银的主张。例如顾炎武，他在周游山东和山西的时候亲身体会到了“银荒”对于百姓的困扰，即使丰年也要卖妻弃子[19]，他看到了白银与赋税的密切关系，使得老百姓在交纳赋税的过程中异常困难，因而他主张用钱而不使用白银。而黄宗羲更是坚定的废金银使用的代表者，他指出“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 故田土之价, 不当异时之什一”, 又“ 当今之世, 宛转汤火之民,即时和年丰无益也, 即劝农沛泽无益也, 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20]”。王夫之也认为“自银之用流行于天下,役粟帛而操钱之重轻也,天下之害不可论矣”。他认为其一，银是一种“ 亡足贵”的东西。其二, 用银作货币, 如禁民采, 利之所趋,“ 则刑杀日繁, 而终不可止”； 如不禁民私采,“ 则贪惰之民皆舍其穑事”, 而游民聚众深山“, 则争杀兴而乱必起”。其三,用银便利于官吏贪赃枉法和盗贼抢劫[21]。”清代前期的经济思想家如唐甄、高珩也都由此主张，甚至还有人还一度提出了重新使用纸币的思想等等。

　　明代和清代前期的货币思想家缘何者提出重钱轻银或是直接反对使用白银的主张？我想这是个需要深究的问题，白银被卷入赋税体制或许是个有利的解释[22]。但是中国特有的权力经济特点和货币思想、文化特点造就了明清中国白银使用的诸多问题。白银被窖藏、白银的来源、银价与其他货币的比价不断变化等等因素都是需要注意的方面。

三、国际契机下的明清货币思想的再认识

　　客观的来讲，中国明清时代的货币思想家所提出的货币主张，都没有离开传统货币思想的范畴。中国明清社会依然以农立国的现实或许使我们对于明清白银思想的任何指责都显得不切实际。中国传统的货币思想与国家关于财政的方针策略的紧密联系在这些思想中是得以体现的。然而，至少我们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待明清时期的货币思想是可以实现的，毕竟我们是后人在研究以前的历史。

　　自明中叶以来，中国出现的白银问题（15世纪）一直和接下来的五个世纪的中国命运息息相关。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明中叶的中国历史逐渐被纳入世界的某种体系之内，尽管这种体系的描述和分析是一场的困难。全汉升在《明清经济史》一书中分析了明清时期中国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国际贸易之后，并指出了国际白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23]。但是对于白银的使用和历史作用学界依然处在争论之中。传统的史学界认为，广泛白银的使用不仅使得明中叶以后的中国社会得到极大的发展，而且出现了一些新型的生产关系因素。即使最新的许多研究也指出，白银对于中国影响不言而喻。弗兰克就指出，正因为中国巨大的白银吸纳能力，使得世界各国的贸易围绕着中国的分工和产品而展开，从而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24]。然而弗兰克在引来不断的质疑之时，对于白银与中国的认识，我们并没有得到最终的答案。

　　但是，对于白银危害的认识，并不能说没有。梁方仲、刘志伟等人就认为白银的贡赋化使用结果，使得白银作为润滑剂滋养着中国的官僚阶层和权力经济[25]。而韩毓海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在明代中叶使用白银作为主要货的危害是极大的。他认为一则中国的白银矿藏量极为有限，使得中国使用所需的白银必须仰仗国外的收入，这就使得中国近世的金融主权委手于西方国家，这必然造就20世纪中国对于西方国家的金融侵略会束手无策；二则中国的货币制度是混乱而落后的，没用铸币，而只有称量货币的中国注定无法与西方国家相竞争[26]。因而他极力赞扬明清时期的货币思想家，对于白银使用的排斥，是为了维护中国的金融主权建言献策，只可惜没有统治者采纳使用。孰对孰错，争论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

　　确实，如何认识明清时代中国的白银问题，是我们如何审视明清货币思想的前提。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我们如何理解明清时期的中国货币思想取决与我们认识的高度和理论的维度。在这里，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被改变。明清货币思想的产生，往往是针对国家目前的货币困境而提出。例如明代前期的纸币出现严重的贬值状况，所以明代的许多思想家建议国家重新铸造铜钱。而白银价格的世界性波动，使得中国国内各地区呈现不同的反应，“银荒”的出现更使得许多明清货币思想家认为当时社会的银力已经衰竭，从而主张废除白银的使用。后来的历史表明，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这些思想家所认识的那样。他们当然无法明白中国在当时已经参与了世界的贸易和分工之中，世界经济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在影响着这个古老的国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时期中国的货币思想，显然无法与当时中国和世界所处的关系相适应。

注释：

[1] 刘北成：《重构世界历史的挑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04期。

[2] 陈支平：《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学术月刊》2010年06期。

[3]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7年7月。

[4]  赵靖：《学术开拓的主要路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00页。

[5]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

[6] 《晋书·纪瞻传》。

[7] 《中国经济思想史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05月，第24页。

[8] 《中华文化通志·经济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  具体的内容可参见宋丹：《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特点》，《复旦大学学报》2009年02月。

[10] 《汉书》卷50《贾山传》。

[11] 《汉书》卷24上《食货志》。

[12]  （唐）杜佑：《通典·食货八（钱币上）》。

[13] 《大学衍义补》卷27《铜楮之币下》。

[14] 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新面向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15]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5月，24卷03期。而对白银问题的阐述可参见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05期25卷。以及庄国土、刘军、高思燕等文。

[16]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7年7月，第123页。

[17]《大学衍义补》卷27《铜楮之币下》。

[18] 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09月，第166-170页。

[19] 汪圣铎：《中国钱币史话》，中华书局，2004，第83页。

[20]《明夷待访录·财计一》。

[21]《读通鉴论》卷二十七。

[22] 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05期25卷。

[23] 全汉升：《明清经济史》，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年。

[24] 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新面向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25] 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05期25卷。

[26]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北大学者重估新中国体制》，九州出版社，2010年。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19世纪前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正面临着重大的转折时期。18世纪中西贸易的基本结构，是西方国家以其殖民地产品，主要为白银、棉花、胡椒等交换中国的茶、丝、瓷器等。当这种贸易结构能保持平衡时，西人仍然获得巨额利润，传统的贸易方式仍可维持。由于白银短缺和中国政府厉行鸦片查禁，传统的中西贸易结构难以为继。西人随即诉诸武力，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鸦片战争使以英人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武力重组中西贸易结构，迫使中国接受鸦片。从此以后，西方对华扩张已从商务渗透转为军事入侵和政治控制。本文探讨以白银交换茶叶的中西传统贸易结构的失衡，以此探讨鸦片战争爆发的经济原因。

一、茶叶：18世纪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1〕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 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记》（Navigationeet 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叶。〔2〕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间， 茶叶并未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号（Kent）在广州购买470 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 ％， 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4〕1715年，英船“达特莫斯”号（Dartmonth）前往广州，所携资本52069镑，仅5000镑用于茶叶投资。〔5〕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 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6〕18世纪2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Robert Constant 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7〕

表1 茶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总货值中的比例（1722-1833）

年份　　　总货值（两）　　数量　　　　茶叶货值　　占总货值%
1722　　　 211850　　　 4500　　　　　119750　　　56　　
1723　　　 271340　　　 6900　　　　　182500　　　67　　
1730　　　 469879　　　 13583　　　　 374311　　　73　　
1733　　　 294025　　　 5459　　　　　141934　　　48　　
1736　　　 121152　　　 3307　　　　　87079　　　 71
1740　　　 186214　　　 6646　　　　　132960　　　71
1750　　　 507102　　　 21543　　　　 366231　　　72　　
1761　　　 707000　　　 30000　　　　 653000　　　92　　
1766　　　 1587266　　　69531　　　　 1370818　　 86　
1770　　　 1413816　　　671128　　　　1323849　　 94
1775　　　 1045433　　　22574　　　　 498644　　　48　
1780　　　 2026043　　　61200　　　　 1125983　　 55　　
1785　　　 2942069　　　103865　　　　2564701　　 87　　
1790　　　 4669811　　　159595　　　　4103828　　 88　　
1795　　　 3521171　　　112840　　　　3126198　　 89　　
1799　　　 4091892　　　157526　　　　2545624　　 62　　　
1817　　　 4411340　　　160692　　　　4110924　　 93　　　
1819　　　 5786222　　　213882　　　　5317488　　 92
1822　　　 6154652　　　218372　　　　5846014　　 95
1825　　　 5913462　　　209780　　　　5913462　　 100
1833　　　 5521043　　　229270　　　　5521043　　 100

*1英镑＝3两，1两＝1.388银元（西班牙银元）

　　资料来源：Chaudhuri,P.538.Pritchard P.395-396.Morse,Vol.2-Vol.4.

　　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EIC ）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8〕虽然瓷器、漆器、 丝绸和其他中国商品的需求由于欧洲“中国风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长， 但公司宁可让这类商品的贸易由其船长和船员利用他们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本身则集中全力经营茶叶贸易。〔9 〕19世纪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占其总货值的90％以上，在其垄断中国贸易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成为其唯一的进口商品。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一百万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10〕提供了英国国库全部收入的10％。〔11〕

　　荷兰是18世纪西方各国中仅次于英国的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国。荷兰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类：茶、瓷器、粗丝、纺织品（包括丝绸、南京布等）、药材杂货等。〔12〕虽然荷属东印度公司（VOC ）最早将茶叶从中国运往欧洲，但直到18世纪40年代初，其输往欧洲的茶叶主要购自来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在18世纪最初的十年间，荷印公司在与巴城中国帆船的易货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万盾的盈余。〔13〕随着欧洲对茶叶需求的迅速增长，荷印公司已不满足于中国帆船运往巴城的茶叶数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叶贸易继续进行的同时，荷印公司从荷兰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其中两艘船中途遇难，另外9艘船运回总共1350000荷磅（1担＝125荷磅）的茶叶， 价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货值的73.9％，获纯利2334459荷盾。〔14 〕由于用来购买茶叶的白银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会放弃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鼓励中国帆船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网络破坏无殆，〔15〕茶叶贸易随之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仑战争而退出对华直接贸易。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人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荷人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

表2 茶叶在荷兰在华输出货值中的比重(1729－1793)

年份　　　　　　总货值(荷盾)　　　茶叶货值(荷盾)　　 比重(%)
1729　　　　　　284902　　　　　　 242420　　　　　　　85.1
1730　　　　　　234932　　　　　　 203603　　　　　　　86.7
1736　　　　　　365036　　　　　　 201584　　　　　　　55.3
1740　　　　　　1075001　　　　　　590328　　　　　　　54.9
1746　　　　　　1228130　　　　　　875529　　　　　　　71.3
1750　　　　　　1366760　　　　　　960403　　　　　　　70.3
1756　　　　　　2067312　　　　　　1351450　　　　　　 64.5
1760　　　　　　1803274　　　　　　1614841　　　　　　 89.6
1766　　　　　　2584402　　　　　　2087036　　　　　　 80.8
1770　　　　　　2405232　　　　　　1777256　　　　　　 73.9　
1776　　　　　　2451597　　　　　　1723870　　　　　　 70.3
1980　　　　　　2471829　　　　　　1738936　　　　　　 70.4　
1786　　　　　　4538034　　　　　　3342391　　　　　　 73.7　
1790　　　　　　683971　　　　　　 367316　　　　　　　53.7　
1793　　　　　　2714789　　　　　　2150192　　　　　　 79.2

资料来源：Jorg,Prcelain,P.217-220.

　　从第一艘美国船到达中国起，茶叶就是其寻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国皇后”（Empress of China）号首航广州， 带回3002担茶叶，价值66100两白银，占该船总货值的92％〔17〕然而， 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欧洲船只那样几乎主要从事茶叶贸易。1792年，6 艘从广州回航的美国船的总货值为317270两白银，其中茶叶11538担， 价值为165440两，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广州购买货物总值2766240两白银，茶叶价值1411391两，仍是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9〕在19世纪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华出口货物中，茶叶价值约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叶货值首次超过60％， 达到65％。〔20〕1840年，美船购买19333579磅茶叶， 占其在华购货总值的81％。〔21〕

　　在18世纪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的对华贸易中，茶叶所占的中国货值比率也高达65—75％不等。〔22〕由于英国茶叶进口税高达100％， 欧洲大陆国家购买的茶叶历来靠走私进入英国获利。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条例（Commutation Act ），英国本土茶叶消费税由100％降至12.5％。〔23 〕欧洲大陆国家的白银来源逐渐枯竭，加上走私茶叶入英国已无利可图，他们在1885年以后逐渐退出茶叶贸易。广州的茶叶贸易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为美国商人分享。鸦片战争前几年，广州每年出口茶叶350000担，价值94450000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24〕

二、白银：西方购买茶叶的主要支付手段

　　当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各东方贸易公司竞相从事对华贸易时，他们均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欧洲产品几乎在中国找不到销售市场！18世纪的中国经济建立在手工业的农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使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 Hart ）在其《中国见闻录》（The sefrom the Land of Sinim）中仍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5〕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和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使欧洲产品的中国市场非常狭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过，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对白银的需求有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作为货币促进商品的流通，二是作为奢侈品的标志。〔26〕在当时的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种动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作为主要通货的铜钱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交易，世界上尚无第二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银。而欧洲人对茶叶的需求仅能用白银支付。大规模的中西贸易由此找到的支点：西人用白银交换中国的茶叶！

　　甚至早在古罗马时期，西方已需要用贵金属购买丝、丝绸与香料。〔27〕16世纪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日本、欧洲和美洲运来大量白银购买中国丝绸。〔28〕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成为最大的茶叶买主，18世纪末，美国成为第二大茶叶买主。从18世纪20年代至鸦片战争前，流入中国的白银绝大多数由英、美人输入，主要用于购买茶叶。

　　17世纪中叶以后直到18世纪末，银元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华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人的银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属地。银元通常被装箱输往中国。每箱一般装4000个银元，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000西班牙银元（reals of eight）〔29〕在18世纪初，中国贸易规模尚小，英人对华输出只相当于对印度输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在和印度的贸易中投资430000镑，其中实物部分为111 000镑，白银320 000镑，其投资的利润率为100％。〔31〕在1708－1712年间，英人每年对华出口商品值仅5 000镑，而出口白银则高达50 000镑。〔32〕从18世纪中叶，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表3　　　　 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比例(单位:两)

年份　　　　　货物　　　　　白银　　　　白银所占比例(%)
1677　　　　　2110　　　　　4778　　　　　　　　65
1681　　　　　31350　　　　 37500　　　　　　　 54
1682　　　　　43797　　　　 84000　　　　　　　 66
1698　　　　　75000　　　　 60000　　　　　　　 44
1699　　　　　16425　　　　 79833　　　　　　　 82
1704　　　　　14898　　　　 139452　　　　　　　90
1707　　　　　8343　　　　　63000　　　　　　　 88
1709　　　　　7905　　　　　93000　　　　　　　 92
1717　　　　　9636　　　　　99000　　　　　　　 91
1719　　　　　8064　　　　　96000　　　　　　　 92
1721　　　　　5439　　　　　132000　　　　　　　96
1723　　　　　8664　　　　　102000　　　　　　　92
1729　　　　　12951　　　　 480000　　　　　　　97
1731　　　　　12747　　　　 657000　　　　　　　98
1733　　　　　30000　　　　 105000　　　　　　　78
1735　　　　　2568　　　　　144000　　　　　　　98
1738　　　　　3360　　　　　120000　　　　　　　97
1747　　　　　7407　　　　　105000　　　　　　　93
1749　　　　　1845　　　　　90000　　　　　　　 97
1951　　　　　70476　　　　 412800　　　　　　　85

资源来源：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表4　　　　　　176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白银输出

年份　　　　　　两　　　　　　　　年份　　　　　　两
1760　　　　　765414　　　　　　　1787　　　　　 1912320　　
1761　　　　　216000　　　　　　　1788　　　　　 2094878　　
1762　　　　　322410　　　　　　　1789　　　　　 1321920　　
1763　　　　　528690　　　　　　　1790　　　　　 2106041　　
1764　　　　　338781　　　　　　　1791　　　　　 172800　　
1765　　　　　1690479　　　　　　 1792　　　　　 518400　　
1766　　　　　1930593　　　　　　 1796　　　　　 120960　　
1767　　　　　620040　　　　　　　1797　　　　　 626965
1768　　　　　521427　　　　　　　1798　　　　　 1326830　
1769　　　　　489186　　　　　　　1799　　　　　 1623171　
1770　　　　　822044　　　　　　　1800　　　　　 421442　　
1771　　　　　879630　　　　　　　1801　　　　　 7792　　　
1772　　　　　574872　　　　　　　1803　　　　　 1376886
1773　　　　　81452　　　　　　　 1804　　　　　 795062
1776　　　　　394016　　　　　　　1815　　　　　 1048272
1777　　　　　230400　　　　　　　1816　　　　　 2452511
1778　　　　　90720　　　　　　　 1820　　　　　 1898863
1783　　　　　8460　　　　　　　　1823　　　　　 659998
1876　　　　　2062082
总计　33121032

资料来源：1760-1799年的数字见：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数字见：W.E Cheong,”Mandarins and Merchants,Jardine Mastheson & Co.a China Agency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p. 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 我们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白银或每船平均携带白银109226两。〔33〕若以109226作为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 —1753年，英船共运19440000两白银到中国。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迅速增长， 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　1758 —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 000两。〔34〕1760—1770年，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1799年， 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 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两。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输华白银与1758-1762年相当。即每年219000两，则在1754-1759年间，英人共输1314000两白银到中国。通过以上推算，我们可估计，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1823年以后，英人已无需再运白银前往中国了。荷兰人在18世纪也输出大量白银到中国。但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相对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无需主要依靠白银来购买茶叶的。虽然荷印公司也曾从事过荷兰与广州的直接贸易。由于荷兰开拓了大片东方殖民地，拥有在中国市场上畅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荷兰人坚持对华易货贸易的战略，以热带产品与中国帆船交换茶叶，这一战略在巴城中国帆船贸易时期似乎实行得相当成功。随着欧洲市场对茶叶需求迅速扩大，荷人拥有的胡椒之类热带产品在中国市场之外也相当畅销，因此，荷人不得不从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商馆调运白银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茶叶。〔36〕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从荷兰运往巴城的白银多达6800000—7900000荷盾。〔3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38〕1735年后，荷印公司决定放弃荷兰与中国间的直接贸易，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货资本为每船30万荷盾，〔39〕其中部分资本用来在巴城购买胡椒等产品以便销入中国，换取茶叶。在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约50万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达150—200万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销售额高达300万荷镑。〔40〕300万荷镑胡椒约值180000两，相当于荷人在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由于三角贸易使荷人在巴城购买的茶叶费时较长，茶质也差，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西方公司竞争。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样，荷兰产品也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41〕从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

表5　　1776－1788年间荷印公司运至广州的白银
　　　　　　　　　　　　　　　(单位:两)
year　　　ship　　　 amount　　　year　　　ship　　 amount
1776　　　 4　　　　 444000　　　1780　　　4　　　　183000
1777　　　 4　　　　 153000　　　1786　　　5　　　　410000
1778　　　 4　　　　 393000　　　1787　　　4　　　　480000
1779　　　 4　　　　 348000　　　1788　　　4　　　　318000

按1两白银＝3.47荷盾换算

　　资料来源：庄国土“18世纪中荷海上茶叶贸易”。《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一56页。

　　从表5可见，每艘到华荷船所携白银平均为82697两或286959荷盾，与公司董事会所决定的每船30万荷盾白银基本相当。1757—94年，共有135艘荷船到达广州，如每船平均携银82697两，共携银11164095 两。1735—1756年，从巴城共派到广州85艘船，如各船的30万荷盾投资中货物与白银各占一半，则这85艘荷船共带3674380两白银到中国。 若以上推算成立，加上1728—1794年9艘荷船从荷兰携带702855两白银到中国，1728—1794年，荷船可能携带15541330 两白银前往中国。 在1720 —1795年间，荷船从欧洲运送63442651两白银到亚洲，其中四分之一流入中国。同期购买的中国商品价值33717549两，近一半中国商品的货值是以白银支付。

　　表6　1720-1795年荷船从中国购买商品货值及从欧洲运往

亚洲的白银数量(单位:千荷盾)

年份　　　　　　　　　中国货值　　　　　　　　　运往亚洲白银
1720-1730　　　　　　　 300　　　　　　　　　　　8000
1730-1740　　　　　　　 4800　　　　　　　　　　 16800
1740-1750　　　　　　　 11500　　　　　　　　　　13900
1750-1760　　　　　　　 18300　　　　　　　　　　23600
1760-1770　　　　　　　 24800　　　　　　　　　　37900
1770-1780　　　　　　　 24400　　　　　　　　　　35900
1780-1790　　　　　　　 26300　　　　　　　　　　40000
1790-1795　　　　　　　 6600　　　　　　　　　　 13400
总计　　　　　117000=33717549 (两)　　　220146=63442651(两)

资料来源：Gaastra,p.135.147。

表7　欧洲船只所携带白银与茶叶数量比较（单位：茶：担，银：箱）

　　　　 英国　　　　　法国　　　　　丹麦　　　　　瑞典
年份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1776　8　41820　150　5　42893　132　3　18730 80　2　22868 70
1777　9　49962　77　 7　27332　128　2　15737 31　2　21387 65
1780　12 69445　　　　　　　　　　　3　17560 96　3　30817 2
1781　　　　　　　　　　　　　　　　3　30889 90　2　30100 55
1782　13 92130　3　　8　31735　195　3　24030 94　3　36592 218
1786　29 157116 716　　　　　　　　 2　15190 59
1787　29 82150　664　3　12967　238　2　19980 149 2　21682 129
1788　26 141218 728
总计 126 6338392338 23 114926 693 18 142116 599 16 82853 616

资料来源：Morse,vol,2.

　　其他欧洲对华贸易公司，如法国、丹麦、瑞典等公司，并未象英人、荷人那样拥有热带产品的来源地，他们的对华贸易自始自终建立在输出白银的基础上。此外，他们的对华贸易船舶比英船更大，每船携入中国的白银和运出的中国货物更多。

　　由上表可见，在1776—78年期间，法国船每艘平均携银90000两，运出茶叶4997担。丹麦船每艘携银100000两，运出茶叶7895担。瑞典船每艘携银约110000两，运出茶叶11428担。英国船所携白银55500两，运出茶叶5030 担。 以法船所运的中国货物中茶叶数量较少。 在1719-1799年间，除荷船之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共派船466艘到中国，〔42〕欧洲大陆国家船只与荷兰船吨位相当，如果我们估计，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船只所携白银数量与荷兰船只相当，即每船载82697两白银到中国，〔43〕466艘欧洲大陆国家船只运到中国的白银达38536802两。19世纪以后，这些欧洲大陆船多利用英人的期票汇兑机构，在广州以伦敦汇票结算，基本上不再运白银到中国。

　　表8　　　 美船输入中国货值与白银数量（千银元）

年份 总货值 白银数 白银所占比例年份 总货值 白银数　白银所占比
例
1805 3842　 2902　　　 76　　　1824　5301　 4464　　 84
1806 5127　 4176　　　 81　　　1825　5570　 4523　　 81
1807 4294　 2895　　　 67　　　1826　2567　 1653　　 64
1808 3476　 3032　　　 87　　　1827　3864　 2525　　 65　　　
1809 808　　70　　　　 0.8　　 1828　4481　 456　　　10　　　
1810 5715　 4723　　　 83　　　1829　1355　 602　　　44　　　
1811 2973　 2330　　　 78　　　1829　1355　 602　　　44　　　
1812 2771　 1875　　　 68　　　1830　742　　80　　　 11　　　
1813 1453　 616　　　　42　　　1831　1291　 367　　　28
1815 572　　-　　　　　-　　　 1832　1261　 452　　　36　　　
1816 4220　 1922　　　 46　　　1833　1434　 290　　　20　　　
1817 5703　 4545　　　 80　　　1834　1010　 376　　　38　　　
1818 6777　 5601　　　 83　　　1835　1869　 1392　　 74
1819 9057　 7414　　　 82　　　1836　1194　 414　　　35　　　
1820 8173　 6297　　　 77　　　1837　631　　155　　　25　　　
1821 4291　 3391　　　 79　　　1838　1517　 729　　　48　　　
1822 5935　 5075　　　 86　　　1839　1534　 993　　　65
1823 4636　 3584　　　 77　　　1840　1010　 477　　　47
总计 80395

资料来源：1805-1815年的总货值数字见：Dulles,p.210;1805-1815 年的白银数字见：Morse,vol,4,p.386:1816-1840年的数字见：Yan-Ping Hao,p.23〔44〕.

表9　西属美洲白银经欧洲流到东方的白银(单位:百万银元)

年份　西属美洲白银产量　　运抵欧洲数量　　经欧洲运到东方数量
1550　　 3　　　　　　　　　 3　　　　　　　(2-3)
1600　　 11-14　　　　　　　 10　　　　　　 4.4
1650　　 10-13　　　　　　　 8-9　　　　　　6
1700　　 12　　　　　　　　　10-12　　　　　8.5
1750　　 18-20　　　　　　　 18-25　　　　　12.2
1780　　 22　　　　　　　　　18-20　　　　　14.7
1800　　 30　　　　　　　　　23-25　　　　　18

资料来源：Artur Attman,”America Bullion in the European W orld Ttrade,1600-1800″,p.33.Goteborg,1986.

　　虽然美国商船迟至1784年才到中国，但不久之后，他们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茶叶买主和最大的白银供应者。在中美贸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参与皮毛在中国销路颇佳，其货值足以支付所购买的中国商品的货值，19世纪初以后，美商的皮毛来源逐渐枯竭，其在广州的皮毛市场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竞争，白银成为美国支撑对华贸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欧洲购买制成品销往拉丁美洲，换取白银后，绕南美合恩角前往广州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在1805—1840年间，美商共运61484400两白银到广州，每年平均1607899两。

　　根据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45〕

　　欧人和美人输华的白银都来自西属美洲。美洲白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即上秘鲁（Upper 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秘鲁所产白银占西班牙属美洲输出白银总量的65％。〔46 〕1581 —1600 年， 仅是上秘鲁的波多士银矿（Potosi）每年就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18 世纪初以后，黑西哥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1803年，黑西哥所产白银占全美洲的67％。〔47〕从18世纪以后，80—90％的美洲白银都由西班牙的“银船”运往欧洲。由于欧亚贸易的迅速扩大，从美洲输往欧洲的白银大部分又转输到东方。研究美洲白银流通史的著名学家威尔逊教授（Charl es Wilson）指出，“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与其接受的白银一样多。”〔48〕

　　欧洲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导致西班牙银元大量持续流入中国，银元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取代银块作为通货使用。广州的商务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银元结算。美洲白银持续流入欧洲成为欧人对华贸易的基础。然而，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与迅速增长的西方对华贸易所需的银元数量并不同步增长。由于很多银矿枯竭，从1790年以后，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这场持续15年的革命战争摧毁了很多银矿，美洲的白银产量大为减少。

　　表10　　　　　　　　　　　　　　1650-1829年美洲白银产量

年份　　　　　　产银量(银元)

　　　　　　1650　　　　　　 10-13000000
　　　　　　1700　　　　　　 12000000
　　　　　　1750　　　　　　 18-20000000
　　　　　　1780　　　　　　 22000000
　　　1790-99(平均每年)　　　23716784
　　　　　　1800-09　　　　　22147572
　　　　　　1810-19　　　　　11981312
1820-29　　　　　9683792

资料来源：Attman,P.33:W,E. Choe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p.49.

　　另一方面，欧人的殖民扩张活动的费用也增加了白银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间，英人在印度扩张直接统治地盘，在美索尔（Mysore）以及和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战争使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支出，对现金需求愈为迫切。〔49〕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伦敦运送白银到广州。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将地盘留给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前者在19世纪初以后找到了以鸦片取代白银作为对华贸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鸦片贸易外，依靠他们与西属美洲革命者的友谊，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仍可获得白银。

三、鸦片：取代白银交换茶叶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吗啡、海洛因一样，鸦片也是罂粟属植物果实（Papaver Somniferum）的制成品。鸦片种植的起源时间和地区尚未确定，但在欧洲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在中东种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关鸦片的记载：6000多年以前中东的苏美尔人（Sumerian）就已种植罂粟花作为观赏之用。公元一世纪，鸦片经希腊传入欧洲大陆。在小亚细亚，种植鸦片已成为一种行业。〔50〕在中世纪，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将鸦片种植及其功能的知识传遍东方各个角落。鸦片于唐代经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中文“阿芙蓉”，“鸦片”，“芙蓉”等名称即源于阿拉伯语“Afyun”。在西方向中国的商务扩张过程中， 葡萄牙人最先将鸦片作为商品输入中国。葡人以澳门为基地，将印度麻洼产的鸦片运入广州，葡人对华鸦片输出规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约200箱。〔51〕可以说在英人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其鸦片贸易之前，中国稍具规模的鸦片贸易尚不存在。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贸易逆差也日趋严重。1765—1766年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英国国会通过替代税法后的1785—1786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52〕尽管其间英人不断输入白银， 但仍不足以弥补迅速扩大的中国商品进口造成的贸易逆差，导致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屡屡发生困难。1784年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214121两白银的盈余， 到第二年， 就出现了222766 两的赤字。 1786 年， 赤字高达864307两。1787年，更达904308两。〔53〕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论其合乎道德与否。从英属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 onel Watson）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该董事会成员，公司重要官员惠勒（Wheeler）的支持。 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54〕由于公司的广州财库日益支拙，公司驻广州监理委员会（Supercargos）要求英属印度总督给予财政援助。其具体作法是：英属印度政府鸦片批发给有鸦片特许经营权的散商，这些散商在广州出售鸦片后将收入纳入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散商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55〕英属印度总督和公司董事会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OpiumCorporation），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尔（Behar）和比纳莱斯（Benares ）是印度主要的鸦片产地。比哈尔和比纳莱斯处于英国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因此英人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鸦片强迫种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种植鸦片的土地，确定其地界，再通过中介人和居住在鸦片种植区域的农民签订合同。根据合同，鸦片种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预付款，收成时再将产品以合同确定的价格卖给公司。如当地农民未和公司签订合同就擅自种植和出售鸦片，其财产就立即被没收。〔56〕农民交付公司的粗鸦片尚需在公司专设的鸦片工厂里精炼、干燥、称重、装箱，每箱约重140英磅。〔57〕强迫种植制度使公司仅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得到鸦片。〔58 〕这两个地区所产的绝大部分鸦片都沿冈吉斯河（Ganges）运到加尔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国。1779年，鸦片在广州的售价每箱为500—600银元，三倍于其最初的价格。〔59〕鸦片运销中国原由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经营鸦片在中国的运销。转而在加尔各答拍卖给向公司申请到鸦片经营特许权的散商，由他们具体经营运销鸦片往中国。〔60〕麻洼则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辖下，在其境内，鸦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样，可以随意种植与买卖。麻洼鸦片少部份由葡人运至葡属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国，大部份由当地人运至孟买出口。孟买为麻洼鸦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约400—500英里，从麻洼到孟买须经过英属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公司在其管辖地实行一种“鸦片转运税”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鸦片过境需付200—400卢比。通过强迫种植和“转运税”制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和运销，而且也解决了在广州的金融问题：印度鸦片在中国销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

　　在18世纪最后十年中，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61〕1800年以后，每年输入中国约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对华鸦片输出，当年输华鸦片7773箱。1832年达21605箱，到1838 年更高达到40000箱。

　　美国商人也不择手段地为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及与英国人竞争而努力，虽然美船在世界各个角落寻求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以便购买高利润的中国商品，但仍无法获得足够的商品来代替白银以平衡对华贸易。当美国商人获悉可带来巨额利润的鸦片后，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对华鸦片输出。印度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但却被其对手英国人牢牢控制，美国人因此转向土耳其的士麦那（Smyrna）——其地所产鸦片虽质量稍次，但仍为中国瘾君子所接受。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对鸦片运销的垄断之前，是美国人获得鸦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时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迟于1805年。当年三艘美船从士麦那携带120 箱鸦片前往中国。〔62〕两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警觉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上的竞争。〔63〕1805—1808年，　美船每年从土耳其运出的鸦片不少于 200箱。1816年，美船“狮子号”（Lion）携带11万银元和60箱鸦片来到广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鸦片高达1900箱，次年的数量更多，主要为美人贩运。〔65〕由于英人垄断了鸦片主要产地，美人输华鸦片数量远远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总共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4925997银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当于对华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104302948银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 〕等于东印度公司从中国的全部出口商品总值。〔67〕

表11 1817-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输华商品总值（单位：两）

年份　　　　毛织品　　　　　金属　　　　　　棉花　　　　总计
1717-19　　 1951267　　　　110805　　　　4527211　　 6589283
1720-24　　 2042102　　　　134156　　　　2958249　　 5134507
1825-29　　 1903266　　　　202091　　　　4307677　　 6413034
1830-33　　 1584940　　　　109255　　　　4097030　　 5791228

资料来源：Morse,vol.2-4； 严仲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955年版。

　　1800—1810年间，英人和美人运往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4016箱。在1810—1820年间，平磕晡?494箱，比上一个十年略有增长。1824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第一次超过了一万箱，达12434箱。1832年以后， 每年超过2万箱，到1838年，更高达40200箱。

　　表12　　　　　　　　　　 1795-184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

年份　　　　　　　印度鸦片　　　　土耳其鸦片　　　总计
1800　　　　　　　 4570　　　　　　　　　　　　　4570
1801　　　　　　　 3947　　　　　　　　　　　　　3974
1802　　　　　　　 3292　　　　　　　　　　　　　3292
1803　　　　　　　 2840　　　　　　　　　　　　　2840
1804　　　　　　　 3159　　　　　　　　　　　　　3159
1805　　　　　　　 3836　　　　　　　102　　　　 3908
1806　　　　　　　 4126　　　　　　　180　　　　 4306
1807　　　　　　　 4208　　　　　　　150　　　　 4359
1808　　　　　　　 4208　　　　　　　　　　　　　4208
1809　　　　　　　 4191　　　　　　　32　　　　　4593
1810　　　　　　　 4968　　　　　　　　　　　　　4968
1811　　　　　　　 4891　　　　　　　 200　　　　5091
1812　　　　　　　 4966　　　　　　　 100　　　　5066　　　
1813　　　　　　　 4769　　　　　　　　　　　　　4769　　　
1814　　　　　　　 3673　　　　　　　　　　　　　3673　　　
1815　　　　　　　 4230　　　　　　　　　　　　　4310
1816　　　　　　　 4616　　　　　　　 488　　　　5106　　　
1817　　　　　　　 3692　　　　　　　 488　　　　4140
1818　　　　　　　 3552　　　　　　　 807　　　　4359　　　
1819　　　　　　　 4006　　　　　　　 180　　　　4186
1820　　　　　　　 4244　　　　　　　　　　　　　4244　　　
1821　　　　　　　 557　　　　　　　　388　　　　5959　　　
1822　　　　　　　 7743　　　　　　　　　　　　　7743　　　
1823　　　　　　　 8875　　　　　　　 140　　　　9035　　　
1824　　　　　　　 12023　　　　　　　411　　　　12434　　
1825　　　　　　　 9373　　　　　　　　　　　　　9373
1826　　　　　　　 12175　　　　　　　 56　　　　12231
1827　　　　　　　 11154　　　　　　　　　　　　 11154
1828　　　　　　　 12612　　　　　　　 1256　　　13868
1829　　　　　　　 15542　　　　　　　 715　　　 16257
1830　　　　　　　 18528　　　　　　　 1428　　　19956
1831　　　　　　　 16148　　　　　　　 402　　　 16550
1832　　　　　　　 21605　　　　　　　 380　　　 21985
1833　　　　　　　 19523　　　　　　　 963　　　 20486
1834　　　　　　　 21885　　　　　　　　　　　　 21885
1835　　　　　　　 30202　　　　　　　　　　　　 30202
1836　　　　　　　 34033　　　　　　　 743　　　 34776
1837　　　　　　　 34373　　　　　　　　　　　　 34373
1838　　　　　　　 40200　　　　　　　　　　　　 40200

资料来源：Mor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p.238-240

表13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运出白银数量

年份　　　　　　　　白银数量　　　　　　　　　运抵地
1807　　　　　　　 2431000　　　　　　　　　　 加尔各答
1808　　　　　　　 1342600　　　　　　　　　　 孟加拉
1809　　　　　　　 1126553　　　　　　　　　孟加拉·马达拉斯
1810　　　　　　　 926976　　　　　　　　　　　　英国
1811　　　　　　　 834253　　　　　　　　　　　　英国
1818　　　　　　　 288000　　　　　　　　　　 加尔各答
1830　　　　　　　 1375874　　　　　　　　　　 英国
1831　　　　　　　 845249　　　　　　　　　　　英国
1832　　　　　　　 976362　　　　　　　　　　　欧洲

资料来源：Morse,Vol,3.p.54.100-101,131,157,331,vol.4.p.233,153,324.

表14　　1817-1834年英国散商从广州输出白银数量（单位：两）

年份　　　白银数量　　　　　　年份　　　　　白银数量
1817　　　2822400　　　　　　1826　　　　　 2939760
1818　　　1936080　　　　　　1827　　　　　 4388400
1819　　　619920　　　　　　 1828　　　　　 3386160
1820　　　356400　　　　　　　1829　　　　　 4792320
1821　　　346320　　　　　　　1830　　　　　 3372480
1822　　　168480　　　　　　　1831　　　　　 2048400
1823　　　1885680　　　　　　 1832　　　　　 2761200
1824　　　1254960　　　　　　 1833　　　　　 4735440
1825　　　3125520
1826

资料来源：Morse,Vol.3-4:Greenberg.p.218。

　　根据马士的统计，180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22676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68〕18世纪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鸦片输入中国。因此，从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39045040两。

　　对于美国人，鸦片贸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购买中国商品的白银。1827年以后，美人加紧对华输出鸦片。输华的白银随之剧减。1821-1830年十年中尽管中美贸易有所扩大，输华白银则仅有4064400两，只相当于，前十年的21.5％。

　　对于英国人，对华鸦片输出使他们平衡了50多年以来持续的对华贸易逆差，再也无需运送白银到中国。相反的是鸦片贸易的收入不但扭转了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还有大量盈余可换成白银运出中国，正如当时一位美国商人抱怨：“鸦片贸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够的钱购买茶叶，而且使他们能把美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运回英国。”〔69〕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的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2431000两。〔70〕此后公司不断从广州运出白银。

　　从1812年以后，公司为英国散商提供汇票服务，以转移其鸦片利润，运送盈余白银的事务主要由散商进行。

　　对于中国、鸦片非法输入导致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人民身心、财产和社会安全的损害。19世纪初以后的30年间，吸食鸦片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71〕由此激发的罪案更不可胜数。其次，导致白银外流。这又引起银贵钱贱。19世纪初银一两约合铜钱1000文，到鸦片战争前夕，银两竟达钱1600文。农工、手工业者和高人平时所得为铜钱，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负担大为加重，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破坏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吸食鸦片使社会购买力降低，白银外流引起金融混乱，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市场交易。1838年林则徐在调查苏州、汉口等商埠后上疏，“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72〕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深为朝廷有识之士所悉，他们激烈主张朝廷应严禁鸦片。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既然鸦片贸易提供了英属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既然鸦片能代替白银，维持每年给英国政府提供了300—400万英磅财政收入的茶叶贸易，既然鸦片是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基石，英国总理鲍美斯顿爵士（LordPalmerston）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反应是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结论

　　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为其东方贸易提供除白银之外的任何有较大市场的产品。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人运往中国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销路，然而，销售印度的产品收入远不足以购买中国商品。为了购买以茶叶为主的中国商品，从事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都在18世纪运大量的白银前来中国。当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扩张费用增加时，欧洲大陆国家难以维继贸易平衡，纷纷退出对华贸易行列。只有英国人依靠印度的鸦片重建其对华贸易结构，在对华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当中国政府厉行禁烟的措施使以鸦片为中心的中英贸易结构面临崩溃危险时，英国政府立即诉诸于战争。鸦片战争并非象西方的中国学权威费正清所说的“是一场根源于中西方间不同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与国际秩序观念的文化冲突”，〔73〕而是英国追求经济利益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与西方在殖民扩张时期于印度、美洲、非洲发动的战争在性质上并无任何不同：从商务扩张到武力征服。当时的一位善品中国茶叶的英国人是这样评述这场用武力强迫中国接受鸦片交换茶叶的战争的：“一场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不择手段的，使英国人蒙受长久耻辱的战争……。不列颠的旗帜从此成为保护无耻交通的海盗旗帜。”〔74〕

注释：

〔1〕Earl 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 hinese 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 1963.
〔2〕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叶”并非目睹， 而是从一位到过中国的威尼斯人处得知。“Thema Thee”p.13.museum boymans-van beun ingen Rotterdam,1978.
〔3〕乌克斯（Ukers）则认为荷人在1610年从日本和中国输入茶叶。William Ukers,”All about Tea”,vol,1.p. 23, p28,New York 1935.
〔4〕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苏珊那”号（Susanna）所载货值54000两白银， 茶叶1565担，价值45000两，见：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 Trading World of Asin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P.538,Cambridge,1978.
〔7〕Louis 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a Canton au XVIIIe Siecle,1732-1833″,3 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 Years”p.395-396.
〔9〕Michael 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p.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 Commerce and Diplomacy,P.5 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 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 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p.217,The Hage 1982.
〔13〕Kristof 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215,The Hag e 1958.
〔14〕De Hullu,”Over den Chinaschen handel der Oostindisc he Companie in de dertig jaar van de 18e eeuw”,in “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unde van Nederlandsch Indie(BTLV),v ol,73,P.42-43,The Hage 1917.
〔15〕如：巴城华人甲必丹，大茶商连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见：B.Hoetink,”Ni　Hoekong, Kapitein　der　Chinezen　te Batavia in 1740″,in BTLV,vol,74,1918.
〔16〕Leonard Blusse,”Strange Company:Chinese Settlers,Me s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p.137-138,Leiden 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叶的数量与美国船货总值数字引自：Foster Rher　Dulles,”The Old China Trade”,p.210,New York 1970,　 茶叶货值系推算而出，从19世纪初到30年代，广州茶叶价值每担在23-26两之间， 在此以中章价245两计算。
〔20〕Yen-ping Hao,”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 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p.1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1986.
〔21〕Timothy Pitkin,”A Statistical Ciew of the　V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rford 1816,Reprinted in 1835,New Haven,P.301.
〔22〕Zhuang Guotu,”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ese Tea in 18th Century”,p.30-33,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34th Internat ional Congress on the Asian and North Africa Studies,Hong Kong,1993.
〔23〕该条款同时也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供应本土足够的茶叶，并以不超过成本加法定利润的价值出售见：Hohcheung and lorna H.Mui,”The Management of Monopoly;a Study of the East Indies Company’s Conduct its Tea 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 o f British Columbia Press,Vancouver 1984.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70－1875》，卷1， 第258页，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 Trade”,p.5.
〔26〕Adam Smith ,”An Inquairy into the Nature and the Ca 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p.188,New York 1937。
〔27〕H.A.Crosby Forbes,John Devereux Kernan and Ruth S.W ilkins,”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p.22.Museum of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 Massachusettes,1975.　
〔28〕参见：庄国土《明季中国丝绸的海外贸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和海上丝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 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p. 231,New York 1968.
〔37〕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纪下半叶欧洲商船较以前大，但所携白银在输华货值中的比例也稍低，这两方面出入可能大体互相抵消。　　　　　　　　
〔44〕在对美国1805-1944年对华商品和白银输出额估算时， 各家所据资料不同，其结果也稍不同，Yen-Ping Hao引用的是参议院档案（U.S.Senate Executive Document 31.19th Congress,lst 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历史统计资料》（Historicaland Statistical Accou 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 年美中早期关系史》（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1784- 1844 ）载于 “Translations　of　the　Connecticut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vol,28,New Haven 1927,Cheong 在其所著的“Mandarins and Merchants”（P.54 ）也引用相同资料。
〔45〕这个数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经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
〔46〕D.A,Brading,”Mexican Silver-Mining in the Eighteent h Century:The Revival of Zacatecas”.Latin American series,No.27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 from”The　Ame rican history 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d of Gold and Silve r in Sixteenth-Seventeenth Century Japan”,in”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g 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 Wilson,”Trade,Society and the State”,in E.E.Rich and C.H.Wilson,eds,”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p.5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49〕W.E.Cheo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i n “Business 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 White Poppy:A History of Opium”,p. 5,London 1969.
〔51〕”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April, 1837,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 p.173,Shanghai 1910.　　　　　　　　　　　　　　　　　　　　
〔52〕Prichard,”Crucial 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 Allen,”Opium Trade”,p.12,reprinted in Bo ston 1973.　　　　　　　　　　　　　　　　　　　　　　　　　
〔55〕Prichard,”Crucial Years,”p.217-218.　　　　　　　
〔56〕”Chinese 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 A.Traocki,”Opium and Empire: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 University Pre ss 1990.
〔58〕Allen,”Opium Trade”,p.10.　　　　　　　　　　　　
〔59〕”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 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vol 1.p.238.
〔63〕Tyler 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 nth Century’,New York 1992,reprinted in 1963 p.115.
〔64〕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 Trade”,p.148.
〔68〕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 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 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页。
〔73〕《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5，第11页。　　　
〔74〕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vol,1.p.74.
〔75〕Gladstone peter Lowe,”Britain　in　the　Far　East; ASurvey from 1819 to the Present”,p.14 London,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