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各因子气候、地形、土壤、水文、植被等在不断变化。自然环境各因子相互作用，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出现旱涝、雹灾、霜雪冻灾、地震、蝗等虫灾、滑坡塌陷、风沙灾等等。这些灾害或来势凶猛，或破坏性极大，或变化微细，或一直处于变迁。影响到人类社会，致使粮食减产或短缺，饥馑成荒。历史时期泾洛流域气温时有波动，气候大致变冷变干。上游原面日渐破碎，残塬、梁、峁增多。下游河谷平原平坦广阔，不断地淤积和沉积，加之人类垦殖，使泾洛下游形成肥沃可适耕的填土，虽也有水土流失，但影响不甚大。而泾洛上游，水土流失严重，沟壑增多，土壤多贫瘠不堪，人们初垦时尚肥沃的土壤，经过二三年后地力尽失，大多肥沃的表土流失。今在沟坡一带形成的黄绵土，上层表土不断被熟化，不断被冲刷。而这一带大量的森林减少，植物被覆作用和涵养水源的能力降低，形成今濯濯童山，薪柴等燃料缺乏，水土流失加重，自然环境更加脆弱，旱灾等灾害频仍。大量泥沙涌入河道中，使泾洛诸河含沙量大，变浊变浑，河患不断。据测算，黄土高原每年流失表土平均厚度3.5厘米，流入黄河泥沙达16亿吨[1]。而由于缺乏森林的涵养作用，各河大多暴涨暴落。由于气候日渐干旱，加之人为利用，湖泉泽陂大多干涸，地下水位也有所下降。今泾洛上游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枯竭，工农业生产用水甚至人们的生活用水也都出现困难，缺水是困扰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历史时期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上游千疮百孔，灾害频多的贫穷地区。而下游也存在耕地少，用水困难，水旱灾害频多等问题。广而言之，包括泾洛流域在内的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状况恶化，风沙灾害加剧，水土流失加重。在黄河下游河床每年平均升高4—12厘米同时，1972年至1997年的26年中，就有20年出现断流，断流天数达908天，平均每年断流45.4天。1997年断流创下四“最”：断流时间最长（226天），断流河段最长（700公里），开始断流的日期最早（2月7日），雨季断流时间最长[2]。而1998年黄河断流之外，水质又出现了污染。风沙尘暴也肆虐横行，1997年冬黄土高原的大风沙尘暴竟扩展至南京。为此，1998年151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提出了“拯救黄河”的计划。治黄根源在中游黄土高原，控制包括泾洛流域在内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是当务之急。

    历史上人们为了治理陇东、陕北黄土高原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在梁峁等地形破碎之地放牧，提倡植林，修埝坝，防止水土流失。镇原一带还在滨河之地，修坝植桑淤田。这些措施都曾对当地沟原地和川谷的治理起到一定作用。民国时洛川一带总结出：“人勤不如地近，地近不如上粪，拾粪不如填圈，填圈不如撂埝。”[3]这里的埝即土埝，即人们在田中撂土垫高以蓄水，以埝坝防止雨水冲走肥料及表土，起到一定的护田保土作用。这与我们今天防止水土流失，在沟头打坝，在田埂地头修拦沙坝，淤拦泥沙，保水持土作用同样。但这些人工措施多未能长久，仅是局部时段、局部地区而已，并未在包括泾洛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推行和实施。故历史上人们盲目地破坏黄土高原的森林草原植被，一味地开荒垦地，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地形破碎，土地贫瘠，广种薄收，灾害频仍。历史上人们对这一地区的破坏远远大于对这一地区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总结历史上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单一地发展粮食生产，掠夺式地毁坏自然环境，只会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明清民国时期乃至今日，泾洛上游地瘠民贫，农业萧条，人们“越穷越垦，越垦越荒，越荒越穷”，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历史昭示我们，再不能重蹈为了发展经济而破坏生态环境的老路子，必须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相结合的新型开发之路。现今治理泾洛上游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应该注意：

　　（1）退耕还林，种树种草，绿化荒山，搞好水土保持。只有恢复起成片的森林，才能充分发挥森林涵蓄水分、被覆地面、调节小气候的作用，才能降低水土流失，从根本上改变土壤侵蚀所带来的种种恶果。据对子午岭林区六个植被各异的小流域测定，植被度为21％的小流域侵蚀量减少56.8％，植被度为65％的小流域侵蚀量减少79.6％，植被度为80％的小流域侵蚀量减少91.0％[4]。植被度覆盖越大，侵蚀量减少得越多。其森林等覆盖地表，减少水土流失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水土保持是一项长期而又极为艰巨的任务，只有坚持不懈，才会有大的收益。

　　（2）因地制宜，实行大农业的思想，改变过去只知耕垦的粗放式作法，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对坡度超过25度的坡地禁止耕垦，必须植林种草。笔者曾前往陇东考察，崆峒山一带已较为高陡，沿山极目远望，仍是麦浪滚滚。这种情形在环县一带仍多见到。故封山育林，势在必行。而对于董志塬、洛川塬比较平坦之地，要精耕细作，切实提高单产。对缓坡之地多种果木林、经济林等，一方面可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又可减缓水土流失。只有多种经营，发展经济，因地制宜，实行“林果、畜牧、粮农”生态农业的开发模式，才会使这一地区在摆脱贫穷。优化生态环境的同时，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均收入。

　　（3）减少人口，实行计划生育，降低土地承载力。泾洛上游生态环境脆弱，人口过多，人地矛盾突出。黄土高原地处半湿润半干旱地带，按联合国计算的人口承载力应低于每平方公里30人，而实际人口密度大大超过此数。1990年，陕北延安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达47人[5]。人口过多，自然开垦25度以上的陡坡地，人为地毁坏这里的林草植被，而这里的植被一经破坏，很难恢复。历史上凡是人口较多，对这里经济开发较为致力的时期，水土流失就易加重。今天，为了处理好人地关系，应在生产条件好的地区依靠技术，提高农业单产，实行农林牧副渔一体化，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尽可能改良土地，对坝地、水地、梯田等基本农田建设之地多多致力。对荒山、荒坡等四荒之地，鼓励农民“谁承包，谁受益”。植树造林，一方面可改变荒田荒坡的落后面貌，扩大人口容量，另一方面也可减轻水土流失。另外，在人地矛盾特别突出之地，还可适当迁出一部分人口，或鼓励人们投资和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改变过去大量人口刨地为食的状况，以减轻人口对土地的直接压力。

　　（4）实行小流域的综合治理。泾、洛两河为黄河二级支流，两河又有许多小的支流。以小流域为单元，统一规划，实行生产与治理相结合，工程与生物相结合，集中治理小的流域。历史上人们曾在沟头筑坝，在田头修埝打埂，以防止水土流失。这种工程措施淤拦了大量泥沙，为筑田提供了新的源地。不断修坝淤田，形成层层梯田，也可收到良好效益。还应沿沟渠种树种草，以涵养水分，减少水土流失。可喜的是，陕北的乔儿沟、陇东的小西川等小流域治理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延安市水土流失面积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2.88万平方公里减少到现在的1.67万平方公里，林草覆盖率达到42.9％，人均占有2.4亩农田和1.5亩经济林，粮食总产达到8.9亿公斤，人均产粮基本稳定在400—500公斤。烟、果、羊、薯四大主导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多种经营已占到农业总产值的68％。贫困人口已从1985年的67万人减少到现在的23.6万人。这种以流域内沟、坡、塬、梁、峁等综合治理，林、草、果、粮、菜全面发展，“林草、草牧、粮农”的生态模式已在陕北形成[6]。只要治理方针正确，措施得力，以小流域为突破口，相信泾洛上游生态环境将大为改观。

　　（5）修建各种储水工程，实行节灌技术，切实解决“水荒”问题。黄土高原缺水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怎样因势利导，开发和利用水资源，应是当地政府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除涵养水源，继续扩大森林种植面积外，应兴修水库和各种小的池塘水窖，以储存水量。同时，在田头地旁也修建各种小的储水设施，实行节灌技术，使有限的水量发挥最大的效益，山、水、田、林都各尽其能，全面开发，最终达到发展与环境的相协调。

　　今天，陆上丝绸之路东段的主要交通道路已不经过泾洛流域，只有西（安）兰（州）公路和中（卫）宝（鸡）铁路还延续着昔日丝路的交通职能。事过境迁，交通与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历史时期这段黄土高原腹地确实在中西交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无论怎样，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是一个自然与人类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出发，今天应不断地调整产业结构。江泽民同志早在1997年就发出号召，“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时代在召唤，包括泾洛流域在内的黄土高原，相信必能摆脱贫困，在21世纪让生态农业大放异彩。

注释：

[1]杨汝岱：《加快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光明日报》，1999年2月26日第8版。

[2]吴凯等：《黄河断流概况、变化规律及其预测》，《地理研究》，1998年第2期。

[3]民国《洛川县志》卷二四《方言谣谚志·俗谚》。

[4]蔡庆、唐克丽：《植被对土壤侵蚀影响的动态分析》，《水土保持学报》，1992年第2期。

[5]苏人琼等：《黄河流域灾害环境综合治理对策》，黄河水利出版社，1997年，135页。

[6]姜春云：《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光明日报》，1997年9月3日第3版。

　　新石器时代，泾洛下游关中已出现了原始的农业。人们植粟种菜，用苎麻纺织。这些已被西安半坡、华县泉护等关中渭水流域的考古所证实[1]。今洛水下游蒲城县沿洛一带发现十余处仰韶时代文化遗址，出土了石斧、石铲、石刀、石锄、石纺轮等生产工具[2]。铜川的吕家崖，耀县的蔡岭、京兆、贺家嘴、新兴、石柱、北村，宜君县的榆舍、下雷声、二十里铺等遗址都发现了石锛、石斧、石铲、石锄、石刀等，还有陶纺轮[3]。这些都证明关中及北山一带原始农业的发展。陇东泾水上游新石器文化遗存也十分丰富，尤以南部地区的平原及河谷阶地分布最为稠密。仅平凉地区1986年文物普查中就达1070处（包括静宁、庄浪两县），大多分布于河流川道的台地和原边，与关中新石器遗址分布特点相似，其中陇东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例宁县董村等），已有定居农业，石斧、陶刮削器、骨刀等已成为生产工具，大量石球、陶弹丸成为狩猎工具，并用鹿角制成角锥、蚌壳制成蚌刀等。陇东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合水县曹家沟、宁县阳坬、平凉苏家台等遗址多达200多处，出土了石铲、石斧、石刀、石锛、石铲、陶纺轮、陶刀、石弹丸和网坠、鹿角等生产工具，殉猪风气也已出现，养猪等的家庭饲养业亦占一定比重。当时社会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兼以渔猎（野生动物以赤鹿骨骸最多）的综合型。齐家文化在陇东六盘山以东为“常山下层文化”，其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石斧、石刀、陶刀等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4]。原始农业及渔猎业已在陇东出现并有所发展。这时的农耕和渔猎仅是小范围作用于村落附近河流台地上，捕杀野兽，织网捕鱼，小面积种植作物，饲养猪等动物。由于当时人口少，生产工具简陋，对自然界的影响还不甚大，故当时自然环境还较优越。陕北延安地区也有大量的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马家窑等类型的遗址星罗棋布。出土有石斧、石锛、石镰、石网坠、圆底钵、尖底瓶等。粟是陕北种植的主要作物，至今仍是如此。当时已由采集业向种植业转变。至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今吴旗县还发现了齐家文化类型的遗址，出土了石（或陶）纺轮，且原始饲养业也有所发展[5]。虽然如此，当时泾洛流域人为活动范围仍然很小，气候温暖，许多亚热带作物在这一带可以生长，大量的水麂、野狸、竹鼠、貘等亚热带动物也出没其间。水量丰富，植被良好，先民们以原始种植业和渔猎来维持生活，自然环境远较今优越。

　　商周时代，泾洛流域农牧业进一步发展，泾洛下游关中农业经营的地区远较以前广大。周人先世始自后稷，以稷相称，稷在关中种植可谓久远。除稷外，黍也为关中重要作物品种。这两种耐旱作物之所以被人们重视，与当时关中农田多为旱地有关。关中还种植黍、禾、麻、粟、稻（豳地一带）、徐、麦、菽等，时已是“播厥百谷”，农作物品种已经十分繁多[6]。据上所述，《诗经》诸多诗篇中记述了周人铲除林木灌草，在原隰之处引渠灌田，施肥耕种，发展农业生产。但当时人口稀少，关中宜农土地还未尽量利用。陇东泾水上游从周人先祖不窗“奔戎狄之间”始，历鞠至公刘，公刘仍在陇东（今庆阳地区）一带“务耕种，行地宜”，发展农业生产。据说不窗城就在唐庆州弘化县（治今甘肃庆阳）南三里[7]。今在庆阳县发现“穆公”簋盖，盖内铭文有44字，记述了周王即位后，去商巡察归来的当天在宗庙祭祀的情景[8]，这无疑证明了陇东仍是周先祖活动的地区之一。今考古在平凉、庆阳的各市县，发现了大量的商周文化遗址，这与史载（《诗·大雅·皇矣》等）这一带为共、阮、崇、密须、彭国等方国，以及有各类戎狄等诸多部族相一致。今合水、宁县、平凉等地的寺洼文化，为当地土著游牧民族的文化，其时代相当于殷商及西周时代，除出土了大量的兵器青铜器、车马器外，还有各类生产工具、陶器、玉器等。仅灵台一县就有西周文物2000多件。宁县焦村西沟墓葬也出土有西周时的石斧、石铲等生产工具[9]，从今宁县发现的15处周代遗址可以看出，当时的农具已改进为石、木、铜器，种植谷、粟、麦、菽、麻、桑、果等[10]，农业已有一定规模。陕北延安地区商周时为鬼方、犬戎、猃狁等戎狄少数民族占据，今在志丹、吴旗等商代村落遗址中，发现有罐、鬲、甗等陶器残片。富县出土过西周陶罐、陶鬲等，此外还有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11]。陕北洛水流域原始农业不如陇东发展快，出土的生产工具少，其地仍以原始游牧业为主。

　　春秋战国时代，铁器和牛耕广泛使用，泾洛下游农业发展迅速，加之郑国渠的兴修，使关中成为全国有名的农业发达地区[12]。《尚书·禹贡》篇称雍州黄壤为九等最好的土壤。其实这里上上田的膏壤应指关中，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言，关中“膏壤沃野千里”。土壤肥沃，水利灌溉，改良盐碱地，生产工具不断改进（今在蒲城等地发现战国时铁铧），平整农田，开挖沟洫，保土保墒。至战国时代，关中重要农作物已由西周时的黍稷而变成菽粟。而招募民众，“废井田，开阡陌”，关中农耕面积扩大。人为的耕种，使关中宜耕之地基本上开垦殆尽，自然环境基础上的人为的经济活动，使关中面貌焕然一新，这种“陆海”之地为秦的统一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一时期泾洛下游的关中无疑是全国农业发达地区[13]。

　　陇东泾河上游一带，春秋时期，义渠戎势力强大，洛河中下游今洛川、大荔一带，大荔戎势力也不小，与义渠、大荔戎同时的还有绵诸、昆戎、翟、豲（皆在陇山以西）、乌氏、朐衍（与义渠、大荔皆在泾、漆之北）等西戎八国，皆分布于泾渭洛上游地区。泾水上游的乌氏戎后以畜牧见长，乌氏倮牧牛马以山谷计量，朐衍与其他西戎一样，“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只有义渠戎发展较快，在游牧之外，已开始从事农业。惠文王更元十年（前315年）秦一次攻灭义渠二十五城，有如此多的城郭，农业已成为义渠戎社会生产的重要部门。秦灭乌氏、大荔、义渠后，设置郡县，农耕经济在这一地域逐步扩展开来。“天水、陇西、北地与关中同俗”，正是反映了农业经济在此的发展。“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为天下饶”，这里仍为半农半牧地区。“地亦穷险”，“迫近戎狄，修习战备”，“以射猎为先”，畜牧和渔猎仍占很大比重[14]。

　　秦汉之际，关中“好稼穑，植五谷”。由于为国都所在，官吏、军队等非生产人口增加，加上迁徙全国大量豪族富人于此，关中人口压力较大。虽然西汉中叶在泾洛下游开凿白渠、六辅渠、龙首渠等，也有班固《西都赋》所言的“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沟塍刻镂，原隰龙鳞”，“五谷垂颖，桑麻敷棻”，但关中仍需从关东调济粮食。时关中采取“代田法”和“区田法”，农作物以粟、麦为重要，稻、桑、麻、梨、栗、竹箭等物产也值得称道[15]。今在咸阳杨家湾、马泉等汉墓中发现有粟、黄米、小麦、荞麦、高梁、青稞、糜子、豆类、油菜子等[16]。当时的生产工具多为铁制，今在富平、长武、蒲城、醴泉、渭南临渭区等发现铧、鐴、犁、锄、铲、镢、镬、镰、锛、耧齿等[17]，生产工具已较先进。同时，关中还出现了耦犁、耧车，推广牛耕和人力挽犁，使农耕面积大增。关中长安附近膏腴之地亩值一金[18]，宜农之地已被开垦殆尽。正是关中为全国人口最集中之地（西汉末关中人口已达243万），大量的粮食、手工业品、薪炭、建筑材料等等人们的衣食住行都要依赖关中及附近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达之地。这一时期关中的土壤、林木灌草、河流等自然环境已几乎完全被人们所利用，出现了有史以来利用的最大限度，使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昔日“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之地[19]，已变成农业发达的地区所在。

　　关中北山以北，东与龙门—碣石一线相接，为农牧界线。其北为半农半牧地区，“多马、牛、羊、旃、裘、筋角”，畜牧业发达[20]。当时三十六所牧师苑，于北边和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21]。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22]，牧马牛羊仍然不少。景帝时，匈奴还曾取上郡苑马[23]。据《汉书·地理志》所载，上郡归德县（治今陕西吴旗境）有堵苑、白马苑，北地郡郁郅县（治今庆阳）“有牧师苑官”[24]，其西的马岭（亦名箭括岭），“左右有川，为汉时牧也”[25]。则泾洛上游部分地区无疑是牧师苑的牧马场所。王莽时，马援曾于北地郡“畜牧”，宾客多归附者，“转有陇、汉间”“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26]。今陕北延安一带，时为匈奴入侵之地，出土有羊、鹿、虎、马等动物铜饰牌，还有青铜斧、刀、镞等，反映了当时畜牧经济的特征[27]。除畜牧业外，陇东陕北泾洛上游部分地区还是农业地区。今在西峰市三里沟圈和巴家嘴出土铁剪、铁斧等，庆阳王家湾干校、彭原乡、董志乡野林等汉墓中除发现有兵器外，还发现铜镜、铜鼎、钱币、各种陶器（壶、樽、灯、盒、仓、炉）、铁刀等生产和生活工具[28]，在马莲河上游的华池县温台、五蛟等地出土了汉代的铁锄、铧、铲、陶器等[29]。证明陇东农业生产有一定的规模。从陇东当时设置大量的郡县来看，这一地区要供养如此多的人口，农业经济不会太落后的。与陇东同样，陕北延安一带当时也设置了众多郡县，汉武帝时还迁徙了不少人口于北地、西河、上郡等屯田。即使边远山区，当时也有人居住。今在黄龙三岔乡梁家山发现一座汉墓[30]，这里已在黄龙山区，证明当时已有人们生存。西汉泾洛流域人口超过前代，也远较东汉多。东汉初，邓禹称“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31]。证明两汉之际农牧皆有发展。今在陕北绥德、米脂、榆林等发现五百多块画像石，大多属于东汉早、中期。画像石的“牛耕图”（即二牛抬杠的耦犁）、“谷物图”、“拾粪图”、“收割图”等反映了陕北农业发展的状况。而几幅“放牧图”则刻画着人们骑马放养马、牛、羊等。时已出现山间放牧和圈栏喂养，表明陕北畜牧业发展已有一定规模[32]。永初时，羌人起义，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四郡内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强迫四郡民众内徙，农牧业已有一定基础。“时连旱蝗饥荒”，“流杂分散，随着死亡”，“丧其大半”，至永建四年（129年）复迁安定、北地、上郡于故土时，昔日“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景象已不复睹[33]，农牧已经凋敝。《后汉书·郡国志》所载即是永和五年（140年）人口，安定郡人口已较西汉时减少80％，三郡（西河、上郡、朔方）再次内迁，人口减少，县制数也减少（安定郡由东汉初20县减少为东汉末8县，且郡县多集中于陇东南部和东部一带），而南匈奴步步南下，陕北和陇东一部分地区实际上已成为游牧民族的居地。东汉末建安二十年（215年），上郡废弃不是没有原因的。

　　总之，秦汉时泾洛流域农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关中宜耕之地开发殆尽，成为发达农业地区所在。陇东陕北地区由秦汉之际的畜牧为天下饶之地逐渐发展成为饶谷多畜之地，农业占有很大比重。农牧分界线已有所北移。安定等四郡民不愿内迁就与当地农业经济已发展起来有关。边郡民两次内迁，人口减少，经济凋敝，加之南匈奴、羌人等的不断南侵东进，东汉末泾洛上游少数民族的游牧经济已占很大比重，农牧界线也已向南推移。正是秦汉时对泾洛流域的农业开发达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高潮，故当时这里人口众多，农牧业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泾水上游人口多，密度大，农田面积还是多于陕北洛水上游的。陕北出土大量的东汉初、中期画像石，其中刻有许多“狩猎图”，鹿、骆驼、野猪、熊、野羊、山鸡、兔、虎、飞禽等都成为狩猎对象。众多图面反映当时陕北狩猎活动仍然盛行，狩猎仍是其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34]，而泾水上游西汉时已有40多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2．5户，9．7人。这一半农半牧地区，农田初垦，土壤肥沃，产量高，开垦者不断扩大农耕面积。由于土壤变得疏松，土地撂荒和农田轮耕，自然不如林草植被保土保水性好，土壤侵蚀加重。马莲河在秦汉时称作泥水[35]，显示出河流含有大量泥沙；泾水已由春秋时的“泾以渭浊”而变成西汉时的“泾浊渭清”了[36]。时“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人为地农牧业开发对自然环境影响可见一斑。

　　1．隋以前人口变化及影响

　　从现今发现的仰韶文化的遗址来看，当时泾洛流域少量的稀疏的人口在沿河流两岸的台地上生存。商末，据《诗经》所载，泾洛流域及附近地区有周、豳、共、密等方国，人们披荆斩棘，发展农牧业，人口逐渐增多。西周立国关中，《诗·大雅·思齐》就对武王母亲太姒生育众多男孩进行了赞美。西周采取“封邦建卫”的措施，泾洛流域有密、豳、共、芮等，但这些国家人口都不甚多，而多居于泾洛流域原隰地带。泾洛上游为戎狄所居，人口也十分稀少。以西周末年周宣王封弟于郑为例，郑国时蓬蒿藜藿丛生，“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1]。郑在今关中东部华县附近，为西周东向函谷关以东诸封国必经之途，人口寡少，地多草莱，相近的泾洛流域亦应相差无几，土旷民稀。春秋时期泾水流域还有义渠等戎，洛水流域有彭戏氏、大荔戎等，它们后被秦消灭。随着战国时牛耕和铁器的广泛使用，加之秦国变法，“徕三晋之民”[2]，生产力发展，移民增多，使泾洛下游人口有了大规模增加。这一时期，泾洛下游的具体人口无法知晓。不过秦在统一过程中，迁六国豪右大族于关中，还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3]，迁徙咸阳人口于附近这些地区，其中云阳即在石川河流域。正是这一时期迁移外地人于关中，加之泾洛下游地区农业生产已十分发达，故泾洛流域的自然环境已和西周末一些地区多草莱的情形大不一样。

　　从秦代开始，已向北方边地移民。经过楚汉战争，汉初“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4]，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使人口大增。从汉高祖开始，就迁移原六国的一些豪族大姓，向关中移民[5]。西汉诸帝死后在长安周围广建陵县，迁移人口于这些陵县。泾水下游与渭水交汇处一带的长陵、阳陵等，以及甘泉水旁的昭帝母赵婕妤的云陵，都是安置移民的所在。高祖长陵安置万户，西汉末已有50057户，179469口。阳陵无考，当与其他陵县一样，约在5000户上下[6]。云陵在置陵县前称云阳（今淳化东北铁王乡附近），秦于此移民50000户；武帝徙郡国豪杰于茂陵同时，也徙民于云阳。昭帝初置县时移户3000[7]。不断向云阳移民，一方面由于云阳居直道与关中相接处，地理位置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汉武帝时，关中“地少人众”，“膏壤沃野千里”[8]，“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9]。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关中京兆尹有682268口，平均95．52人／平方公里。左冯翊有917822口，平均40.40人／平方公里。右扶风有836070口，平均33.77人／平方公里。其中长安及附近陵县人口达100多万，人口密度达到1000人／平方公里，居全国之冠[10]。这样多的人口集中在这一狭小的地域，且非生产人口居多，大大增加了关中的经济负担，不但使自然植被全部被农田栽培植被取代，可垦之地开发殆尽，“亩值一金”，而且需从外地输入粮食，以满足关中需要。干旱、蝗灾等灾荒年份，不但使人口减少，也使农田荒芜，粮食减产或绝收。同时，也影响到其他自然因素诸如河流、植被等的变化。

　　汉代关中以都城和陵县附近人口最为集中，土地也最贵重，“亩值一金”，故这里的自然环境利用也最充分。而偏壤僻地的粟邑，因在山中[11]，人口自然不如平原上各县人口众多，故这里至汉代仍有一些原始林木，农田所占的比例也不是很大，自然环境所承载的人口也没有超过限度。因而这一地带人口对环境还未产生太大的影响，自然环境诸因素变化也不十分明显。

　　泾洛上游陇东陕北一带，武帝曾徙民充实这一带地区和更北的边地。元狩四年（前119年），因关东水灾，徙民725000人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等[12]。陇西（后析置金城、安定，安定部分县在泾水上游）、北地、上郡皆在泾洛上游。时由于匈奴昆邪王投降，陇西、北地、河西之北少侵扰之忧，加之数十万移民，致使北地以西的戍卒减少一半[13]。当时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设立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14]，洛水上游的上郡之地亦在开垦之列。这些移民、戍卒加上泾洛上游原有居民[15]，使泾洛上游农耕面积增加很多。人口增多，土地承载力增加，肥沃的原隰之地已被开发利用。森林面积减小，人为地耕作使土壤熟化过程加快，又使土壤侵蚀增多，河流泥沙增多，加之气候异常变化，使汉代黄河下游河患较为频繁。汉末元始二年（公元2年），安定郡有人口143294人，人口密度为2.62人／平方公里。其中安定郡有12县在泾水上游，大约有人口81882人[16]。北地郡人口210688人，人15密度为3.82人／平方公里。其中北地郡有9县在泾水及支流上游，大约有99800人。可见陇东大约有19万人。其中泾水上游有13县，约有10万人；马莲河流域有8县，约有9万人。人口密度比北地郡南部的马莲河流域较大，这与这一带原面广阔，农田栽培植被和草原植被面积较大有关。除自然侵蚀外，人为地在马莲河流域上游开垦，加速了河流的泥沙含量，马莲河有“泥水”之称也就自然可以想见了。

　　北地郡有两县在洛水流域，人口约有22178口。上郡总人口60665815，平均每平方公里9.63人，远远高于安定、北地两郡。其实上郡所置23县，大多在无定河流域及鄂尔多斯高原南部一带（有考的16县这里就有9县）。而洛水流域仅有5县，人口数约为131880人。总计北地、上郡洛水流域7县有人口达154058人。这还未包括左冯翊的翟道（治今黄陵西北）、鄜县（治今洛川东南）两县（左冯翊平均每县人口约4万多人，此两县人口小于其南的关中平原各县，与偏僻在山中的粟邑县人口应相当）。则洛水流域人口应至少在17万以上。流域面积和设县的个数都少于泾水上游（洛水上游9县，仅为陇东的一半），其人口密度却远大于陇东泾水上游。而且，这些县分布于长安通往上郡的驰道及直道的两旁，甚至靠近黄龙山旁也置有鄜县。洛水上游两岸置县无可非议，因其自然环境优越，居交通要道，自然为人口集中之地。而直道建于子午岭上，其东所置县（翟道、直路、归德等）近在直道旁，远较其西各县为近。黄龙山与子午岭间狭窄之地，惟洛水河谷从中穿过，故这一带及近山一带开发远较西部近山一带开发要早，人口密度也大。西部有肥沃之大原和草原，还不需向近山一带移民开垦，故陇东各县田地多是近河谷一带的丰腴之地。

　　西汉末战乱及自然灾害，使人口大为减少。“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17]。东汉建立，人口“十有二存”[18]，“边陲萧条，靡有孑遗”[19]。经过东汉初的恢复，人口又有所回升。永和五年（140年），京兆尹10县共有285574口，每平方公里19人，远低于西汉每平方公里的79.4人。仅长陵、阳陵两县在泾水下游，人口约为57115人。左冯翊13县，计有人口145195口，37090户。每平方公里平均10.2人（西汉人口密度64.4人／平方公里）。左冯翊各县除合阳、夏阳外，余皆在泾洛下游。右扶风15县，计有人口93091口，每平方公里平均3.4人（西汉人口密度30.2人／平方公里），为三辅人口密度最低地区[20]。泾水流域的旬邑（治今旬邑东北）和漆县（治今彬县），人口约有12412人，因偏僻在北山原地，人口密度也应与扶风郡各县平均密度相当。无论从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来看，东汉泾洛下游仅有20多万人，远远低于西汉时的规模。

　　随着东汉国势的日颓，泾洛上游地区因匈奴南扩而地旷人稀。直至窦融率河西五郡自保，不但阻止了匈奴南侵，连安定、北地、上郡的流民有时为避饥凶荒灾，也向河西五郡迁徙[21]。不过，像这样向边地迁徙之事是不多见的，仅在灾荒之年偶而发生。建武时将北地等八郡之民从云中等撤回，边地匈奴等少数民族已开始入居这一地区。南匈奴入居塞内，其韩氏骨都侯就屯住于北地郡。其后计有章和元年（87年），匈奴五十八部于北地等处投降；永元六年（94年）安置南匈奴乌居战部等20000多人于安定、北地二郡[22]。除匈奴外，羌人也开始入居泾洛流域。永平元年（58年）安置七千多降羌于三辅；永元十三年（101年），迁降羌六千余口于安定、汉阳、陇西等[23]，而北地时也已有“羌胡”[24]。除边地匈奴、羌族等内迁外，从汉初始，还不断遣送内迁的边民北归戍边[25]。同时，又不时迁徙罪犯及家属戍边。据统计，东汉一朝共颁徙边诏令10次，其间有4次允许部分徙边者返回家乡，故东汉徙边收效不大[26]。东汉中期以后，羌族起义不断。永初四年（111年），安定、北地、上郡分别内徙至美阳（治今武功西北）、池阳（治今泾阳西北）、衙（治今白水东北），由于人们不愿内迁，“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又遇旱蝗饥荒，内迁者“丧其太半”，后虽于永建四年（129年）迁回旧地，并于次年迁徙罪犯于三郡，但人口已大大减少。永和初，安定、北地再次因羌人起义而内迁关中，后上郡也内迁夏阳（治今韩城西南）[27]。几次迁徙，人口自然流失不少。而羌人趁机也多徙至泾洛上游地区。永和五年（140年），安定郡有6094户，29060口，人口密度为0.4人／平方公里。其中泾水上游有6县，有21795口，人口密度应大于安定郡平均数（因高平、左谷两县面积广大，几为全郡总面积的1／2）。北地郡有3122户，18637口，人口密度为0.3人／平方公里。其中马莲河流域有3县，口数为9319人，人口密度亦与北地郡相当。这3县中除参*[灓去水]居环江流域外，另外的泥阳、弋居皆在马莲河下游的广阔原地。上郡有5169户，28599口，人口密度为0.6人／平方公里。洛水上游仅有2县，人口为5720口，人口数仅为西汉的1／40。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因为户口“遗漏既多，又蛮夷戎狄居汉地者尚不在焉”[28]，出现这种人口寡少的局面就不足为怪了。但无论怎样，东汉泾洛流域人口较西汉减少的事实却是难以改变的。从泾洛上下游设置的县数足以得出这个结论（其中东汉泾洛上游仅置11县，西汉泾洛上游置可考县27个）。

　　东汉末战乱，由战乱前“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而变成“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29]。“建安初，关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后曹魏广行屯田，招募流民，“流入果还，关中丰实”[30]。而泾洛上游同西北诸郡一样，“皆为戎居”[31]。西晋时，“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泾洛流域的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等郡多羌人[32]。其中安定、北地、金城等羌胡一次就有二十余万口来降。除此而外，泾水下游一带还有氐人[33]，石川河流域的北地（治今耀县）、洛水下游的冯翊（治今大荔）还有卢水胡[34]，另外，还有一定的匈奴族（前赵刘曜于关中立国，亦应有匈奴人迁于关中）。而泾洛上游安定郡（治今泾川北）、冯翊郡以北广大地区，应是羌胡等活动范围。这一时期政权更替频繁，迁徙人口也多有军事和政治性质。现以《晋书·地理志》所载晋太康元年（280年）泾洛流域各郡国的户数窥探流域内户口的分布。时全国有2459840户，16163863口，每户平均人数为6.75人。泾洛流域各郡国的口数大致应是户数与6.75的乘积。安定郡7县（仅都卢一县在清水河流域）户数为5500户，其中泾洛流域约有4914户，约33170口。新平郡（治今彬县）2700户，约18225口。扶风郡仅池阳（治今泾阳西北）一县在泾水下游，户数约为3833户，45873口。京兆郡有高陆（治今高陵）、万年（治今富平东南）二县，约有8888户，29891口。北地郡2600户，17550口。冯翊郡6县在洛水下游，约有5772户，38962口。除安定郡外，泾洛下游共置13县，约132951口，较东汉还要少。其后人口不断迁移变化。后秦时，“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余万户”[35]，陇东、渭北一带羌胡数量还不少。后还迁山陕一带的匈奴豪右15000余落于雍州（治今泾川北）[36]。北魏统一北方后，虽在泾洛流域设置豳州（治今宁县）、泾州（治今泾川西北故城）、雍州（治今西安西北）、夏州（治今靖边白城子，其州金明郡因城县在洛水上游）、东秦州（治今宜君东北）、华州（治今大荔北）等，但泾洛流域仍多羌、氐，以及匈奴、卢水胡等。立于蒲城的《魏太尉邓艾碑》、《后周圣母寺四面像碑》、《罕井神镌碑》等载有不少羌姓，其中《圣母寺四面像碑》就有非和、罕井、党、荔非、地连、钤耳、钳耳、屈男（南）、同帝（蹄）、弥姐等，共49人，占总造像碑记120人的2／5多[37]。耀州药王山北朝造像碑中有“雷明香造像碑”、“雷香香造像碑”、“雷氏五十人造像碑”等，证明北朝羌族雷姓多分布于此。据马长寿先生考证：羌人雷、党二姓主要集中于洛水中游，罕开（井）氏多在蒲城及白水县东部，夫蒙氏多在蒲城、白水等，钤铒氏多在蒲城、白水、鄜州，同蹄氏多在铜官、白水、洛川、鄜州等[38]。直到唐时，关中及附近一带仍有不少羌人。1990年在蒲城罕井矿区出土了至德二年（757）弥姐亮的墓志，弥姐就是羌人的一大姓氏。北魏时泾洛流域的羌氏胡及鲜卑等族人口数字无从得知，《魏书·地形志》载中部郡下辖四县，计有8924户，平均每县有2231户；鄜（敷）城郡三县有5672户，每县平均1891户。这些郡县中包括许多少数民族，他们已部分从事农业生产。泾洛上游从东汉末至唐代，植被又逐渐恢复，人们的农牧活动对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未产生太大影响，黄河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长期安流的局面[39]。

　　隋代力定全国，推行均田制等，“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40]，较魏晋北朝人口有所增加。《隋书·地理志》记载了隋极盛时大业五年（609年）的各郡户口数字，时全国平均每户5.16人（总人口数除以总户15而得），各郡人口数字约为户口数字与5.16的乘积：平凉郡的平凉（治今平凉西北）、百泉（治今宁夏彭阳）二县有11198户，约为57800人。弘化郡（治今庆阳县）仅洛源（治吴旗西北）县和华池县（治今华池东华池）在洛水流域，马莲河流域户口数应为37480户，人口约为193400口。安定郡（治今泾川北）7县76281户，人口约为393700口，7县都在泾水上游。北地郡（治今宁县）有4县在泾水上游，为47127户，人口约为243175口。这样陇东约有人口880075口，为隋代以前人口数字的最高峰，也远较西汉为多。陕北也是一样，延安郡仅因城县（治今甘泉西）在洛水上游，有4904户，25305口。上郡（治今富县）5县，53489户，276003口，较西汉洛水上游稍高（设置县数少于西汉）。京兆郡宜君县（治今宜君西南）应属洛水上游，平均有14022户（实际宜君县户数应低于此数字，与上郡平均每县10698户相当，以10698户计算，人口为55202口）。加上弘化郡的洛源、华池二县14992户，87958口，陕北洛水上游有355118口，亦远远超过西汉时口数。泾洛下游北地郡新平（治今彬县）、三水（治今旬邑北）二县有23564户，人口约为121588口。京兆郡泾水下游及石川河流域有9县，126198户，651182口（同官、华原人户小于郡内各县平均数），冯翊郡有6县在洛水下游，有68682户，354399口。则泾洛下游地区人口已达1127169口，突破百万。可见，隋代泾洛流域无论上游还是下游，人口都有空前增加，达2451712人。其中泾水上游及支流的安定郡、北地郡每县有上万户，洛水上游上郡每县亦超过万户，泾洛下游京兆、冯翊两郡每县也有万户以上。而泾洛下游万户以上有17县，陇东万户以上有11县，陕北洛水上游万户以上有6县。陇东人口是陕北的2倍多，这与西汉两地人口相若是不同的。

　　但隋代人口繁多，开发持续的时间并未长久。炀帝横征暴敛，“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41]。经过隋末农民战争，户口“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42]。从《旧唐书·地理志》所载贞观十三年（639年）户口数可知，京兆府18县有20765户，923320口，每县平均11536户。同州9县有53315户，232016口，每县平均5923户。邠州4县15534户，64819口，每县平均3883户。关中平均每户约为4人左右，无论每户平均口数、每县平均户口及人口总数，唐贞观时都小于隋大业年间。唐关内道贞观时户数仅相当于大业时关内诸郡户数的44％[43]，这一时期户口和人口数是减少的。陇东的原州3县，2443户，10512口，每县仅有814户。庆州8县，7917户，35019口，每县仅有990户。宁州7县有15491户，66135口，每县平均2213户。泾州5县8773户，35921口，每县平均1755户。以泾、宁、庆三州人口较多，而庆州8县才仅3万多人，人口密度应以宁、泾一带较稠密，与这一带原面广大有关。但与隋时相较，陇东15万多人口（包括陇州的华亭县）是不能与隋时88万多人相较的。陕北坊州2县有7507户，11671口，每县平均3754户。鄜州5县有1703户，51216口，每县仅有340户。其北延州，唐贞观时金城县约有1033户，1550口。整个陕北洛水流域仅有7县64500多人，仅为隋大业35万人的近1／6。炀帝暴政和隋末战争对整个泾洛流域人口破坏还是较大的。

　　贞观至天宝时，社会长期安定，农业稳定发展，加之人口政策适当，措施有力[44]，开元时，“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45]，已是盛世的升平景象。《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天宝元年（742年）各郡的户数和人口数（参见表7—2—1）。关内道原州之平凉（治今平凉）、百泉（治今彭阳西）2县，有3675户，16573口。陇州华亭县有4930户，20030口（实际数字应小）。泾州5县，31365户，186849口。宁州五县，37121户，224837口。庆州10县中，8县在马莲河流域，有18159户，99389口。则陇东泾水上游有21县，547598口，以宁州、泾州每县平均户数皆在6000户以上，虽总人口低于隋代数字，但已是西汉的近3倍。陕北洛水流域庆州洛源县（治今吴旗西北）、华池（治今华池东华池）有4790户，24848口。延州金城县（治今甘泉西）有1895户，10004口（实际数字略小于此数）。鄜州五县，23484户，153714口。坊州4县，22458户，120208口。总计陕北洛水流域有308874人，是西汉时的近2倍，较隋时人口数少。由于地域远小于陇东泾水上游，这里置12县，平均每县约有四五千户（坊州达5614户，鄜州达4697户），稍低于宁州、泾州户数。泾洛下游鄜州四县，22977户，125250口。京兆府有12县在泾水、石川河流域，约有217753户，1176114口（实际数字应小）。同州洛水下游有5县，38193户，243525口。则泾洛下游应有100多万，与隋代基本相当。这是唐代全盛时期泾洛流域人口分布状况。人口分布由南向北递减，即由平原向高原、由高原向草原递减。唐代开发特别是对陇东、陕北的开垦（详下节）与人口的众多有着密切的联系。

表7-2-1　唐开元、元和间泾洛流域各府州户数、乡数变化表

注：1.本表据《元和郡县图志》及《太平寰宇记》，参照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赋、田地统计》甲表27而改制。

　　2.各县平均户数未载有开元县数，故暂以天宝元年（742年）每县平均户数补入，括号中数字为天宝县数。

　　安史之乱使泾洛流域人口大幅度递减。关中“闾井萧然，百不存一”[46]。陇东、关中又一直受到吐蕃的侵扰，有时还掠夺人口，甚至还波及陕北洛水上游地区。“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向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47]。吐蕃还曾攻破长安，长安及附近关中地区人口多被“捕戮”，“积尸狼藉”[48]。贞元三年（787年）吐蕃掠华亭、汧阳、吴山等县男女万余口遣送至安化峡以西。又掠连云堡及邠、泾逃入山中户遣送弹筝峡。“泾、陇、邠等贼之所至，浮掠殆尽”。次年，又入寇泾、邠、宁、庆、麟等州，“人畜没者约二三万”。屯田军也在被掠之列。贞元八年（792年），吐蕃就曾“掠泾州屯田军千余人还”[49]。加之建中、兴元时的朱泚之乱，“田莱多荒”，“人烟断绝”[50]。关中成为仅次于华北平原南迁人口的主要来源地区[51]。关中人口大量南迁，陇东人口或掠或逃，则泾洛上游地区成为党项、吐蕃迁居之地。广德以后，党项迁至盐、夏、灵、胜、麟等州，后又南迁至延、绥、庆、宁等州。庆州等已成为党项聚居之地，号为东山部。至开成末，党项“种落愈繁”[52]。而唐末，“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吐蕃）”，“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53]。唐后期人口减少，从《元和郡县图志》及《太平寰宇记》可窥开元与元和时变化情况（参见表7—2—1）。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所设县数量变化不大，但元和时每县的户数却与天宝元年大相径庭，元和时总户数也与开元时相差较大。其中泾洛下游一带总户数与每县户数较开元、天宝时相差10倍左右。李渤于元和末穆宗即位时曾言，“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54]。邠州与陇东各州一样，受吐蕃入侵及掠夺人口影响，元和总户数和每县户数较开元、天宝时相差数十倍，而陕北洛水上游总户数和每县户数也减少数十倍，当与战争及党项、吐蕃入居等有关。

　　五代时期，兵祸不断，人口又有所减少。宋代采取一系列措施，使人口大增。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2《北宋各朝户口数、每户平均口数及户口数的升降百分比》可知，咸平六年（1003年），全国户数为6864160户，14278040口。六十年后，皇祐五年（1053年），全国户数增加1.57倍，人口达22292861口。元丰六年（1083年），户数已增加了2.51倍，人口数达24969300口。崇宁元年（1102年），户口数又较咸平末增加了2.95倍，人口数达45324154口。《宋史·地理志》记载了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各府州军监的户口数，与《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及《文献通考》所载太平兴国、元丰初年作一比较，足以看出泾洛流域人口数、户数逐渐增多（参见表7—2—2）。泾水上游和马莲河流域崇宁元年人口：原、渭、泾、环、庆、宁共18县，14725户，449716口（虽然历来对崇宁元年全国户均不足3人提出疑问，或因统计数字不实，或由生产方式决定，或由赋役政策决定，在现今还无其他统计数字的情况下，暂且用此户口数和人口数）。陕北洛水上游保安军、延安府（有2县在洛水上游）、鄜州、坊州共有14县（军），65421户，189170口。泾洛上游户数和口数都是仅次于唐开元时这一流域的第二大户口数字。加上宋夏在泾洛上游都驻有大量军队，还有不少蕃族降户，宋代在这一上游地区不会比隋代和唐开元时人口相差太多。可以这样说，宋代是继隋唐以后历史上出现的又一个人口高峰时期。其实，徽宗崇宁前的神宗时，洛川县已是“戎人杂耕”[55]，这里已在洛水上游原地，南距关中不远，宋代泾洛上游多蕃族杂户可想而知。而泾洛下游有22县，353098户，903171口，户口数也仅次于隋代与唐开元时，难怪王安石曾云“以陕西一路户口可敌一夏国”。元丰时，陕西有135万户[56]，而泾洛流域应至少占到其1／3。

表7-2-2　北宋初年（980—989年，太平兴国至端拱）、元丰初年、崇宁初年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数表

注：本表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及《宋史·地理志》，参照《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5.36.38.

　　宋金战争，使泾洛流域深遭涂炭。继以海陵王侵南宋，河北、陕西、山东等路成为调发对象，“兵甲并起，万姓盻盻，国内骚然”，民众“颠危愁困，待尽朝夕”[57]。随后采取一系列减轻徭役，发展生产的措施，人口开始稳定增长。金泰和七年（1207年）较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户数增加1.24倍，口数增加1.2倍，金末户数较大定增加1.46倍[58]。《金史·地理志》载：金末泾洛流域户数，镇戎下辖一县一寨二堡，约为3482户，平凉府五县五镇一寨有31033户，庆阳府三县七镇二寨一堡二城有46171户，环州一县三镇六寨三堡有9504户，宁州有34757户，原州有17800户，泾州有26290户，庆原路边将管辖11205户。陇东共有190242户。如以每户平均5人计算[59]，陇东人口已达90万，超过了宋代（宋代户数统计不准确），与唐开元时相当。可见，金代继宋代以后，这里仍为边防要地，人口较多。洛水上游保安州一县二镇三寨一城7340户，延安府有二县在洛水上游，约为11865户；鄜州四县一镇62391户，坊州二县一镇20746户，则洛水上游有102342户。如以每户平均5人计算，也有50多万人。今泾洛上游残存许多石窟，大多是宋金时期所凿，宋金在泾洛上游生存的人口基本上一直维持着高峰，中间仅有金替代北宋时因战争暂时有所减少。金末泾洛下游人口邠州有34757户，乾州二县一镇有11511户，京兆府二县二镇有26778户，华州二县二镇15564户，耀州四县二镇有50211户，同州四县八镇有28452户。则泾洛下游有167073户（镇以县计之，平均户数增大，而县户数减少，泾洛下游除同州多镇外，余皆多县），户数较陇东户数少，究其原因与陇东有边军的驻屯有很大关系，也与关中大量人口南迁有关。

　　金末正大时，元兵南下，关中“八州十三县，户不满万”[60]，已远较以前减少。元宪宗二年（1252年），奉元路（治今西安）已有33935户，271399口，延安路已有6539户，94641口[61]，人口数远不能与宋金时相较。元世祖忽必烈采取一系列招募流民、平均赋役的措施[62]，使人口有所恢复。但泾洛流域所在的陕西行省，世祖封其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刺于此，广占田地为牧场，扩占民田达30万顷[63]，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口的增加，也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元代中后期泾洛流域人口应有所增长。具体增长详情因《元史-地理志》缺载甚多，无法知晓。不过，元天历二年（1329年），陕西诸路饥民已有1234000余口，风翔府有饥民47000户，已较宪宗二年的2081户增长22倍多，相当于《金史·地理志》所载该路62302户的75．4％。按此增长速度推算，陕西全省盛时户数当不会少于50万户[64]，不过，还是难和宋元时期相较的。

　　元末明初，陕西“比年为张思道、李思齐交兵侵扰，加之岁旱，粟麦不登，民多饥死”[65]，上述洪武二年（1369年）至四年（1371年）就发生二次重大旱灾和一次旱灾，使人口减少很多，“民间十室九空”。同官县李家沟已无李姓，赵家塬也不见赵姓。明初，泾洛流域多从山西移民而来。同官县原来的土著戴、翟、陶等“俱无其一”，而“凡由洪洞来者皆为蕃衍”。大姓有王（民国时4761人，下皆为民国时）、段、宋、郭、张、高、崔（634人）、任、梁（1316人）、侯、靳、关等。寇姓虽不算大姓，明初也由山西榆次迁中部再迁同官，民国时亦有1700多人[66]。耀县王家砭的王姓，以及杨、宋、冯、高、辛等姓也多为明初山西移民[67]。澄城县土著民众流亡殆尽，“各乡《族谱》自洪洞迁入者过半数”，韩、姚、白等大姓皆是如此，路氏以山西潞安也迁于澄城而成大姓[68]。白水县“从山西洪洞来迁者十之五六”[69]。同州七里村张姓、八女井李姓等皆从山西永济、晋阳等迁徙而来，马坊里马姓由茂陵迁移而来。沙苑的帖、答、拜等蒙古姓，亦当为此时移民[70]。不但洛水、石川河下游多山西移民，就是中部县程村等刘姓、鲁村与强家村等张姓、北谷等王姓也多源于山西洪洞[71]。洛川县族姓，“俗传多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72]，陕北亦应多山西移民。甚至陇东庆阳县也有山西移民。今西峰市东南的“六年张家”、“八年张家”就是分别以洪武六年和八年山西张姓移居此而命名的[73]。明初由山西等地迁居泾洛流域，使这一带人口有所增加（参见表7—2—3），荒地也逐渐被开垦。天顺时，泾洛下游已有近七万户，泾洛上游亦各有二万多户。成化末弘治初（1484—1489年），陕西等遭受严重旱灾，“赤地千里，井邑空虚；尸骸枕藉，流亡日多”[74]，朝邑县人口繁多之地“民多饿死”[75]。这次长时间旱灾影响甚大，朝邑至正德时已减少了十七里，白水裁并十里[76]，陇东“户口十去六七”，镇原县“户口大耗”，华亭县裁并二里，陕北洛川“十死八九”[77]。嘉靖初，蒙古军从陇东陕北南下，进犯邠州、陇州等，“杀掠之惨比前倍之”[78]。加之嘉靖时“水旱频仍，民逋赋累”，赋税繁重，人民大多逃亡，“十室九空”，“四郊一望，桑柏荡然”[79]。嘉靖时泾洛流域许多州县人口增长缓慢，或人口有所降低，与这些因素有关。上表所列洛川县、平凉县、邠州等人口少于洪武时，醴泉县人口较正德时减少等等即是如此。嘉靖时耀州逃户竟占到总户数的近60％，同官县竞高达68.5％，裁并九里（崇祯《同官县志》卷三《田赋》），泾州也达60％（参见表7—2—3），华亭县存户也不及明初1／3。赋税重，民多逃亡。正是由于逃亡、旱荒、战争等，平凉府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较洪武、永乐时户口数已减少3／10，较嘉靖二十年“已不及其半”[80]。虽然如此，嘉靖二十年（1541年）左右，陇东这一时期仍有36183户，301887口，陕北洛水上游仍有28404户，283093口，而泾洛下游仍有88948户，870900口。加上逃户，泾洛流域人口应在200万以上，为历代人口最多的时期，其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就是历来最为严重的。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陕北洛水上游人口已与陇东人口接近，人口密度继西汉后又一次超过陇东。明代延绥一带，“土人耕牧，锄山为田，虽悬崖偏陂，天地不废”[81]，环境遭到极大摧残。

表7-2-3　明代泾洛流域乡户数、人口数统计表

注：1.本表《大明一统志》。估计数据每里110户乘以里数得出。

　　2.本表所载嘉靖二十年（1541年）《全陕政要》卷一、卷二，嘉靖《陕西通志》卷三三《文献·户口》。

　　3.开城县（固原州）乡户口数以该州县的1/3计之，安塞县以该县1/5计之，嘉靖时固原州军卫2112户，4982口，以1/3计入陇东户数与口数中，延安府军卫1825户，3211口以1/3计入。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大地震以后，万历时又出现两次大旱期，天启末崇祯初仍是大旱期，特大旱灾和重大旱灾不断，民多逃亡，饿死无数。虽然万历初推行一条鞭法，改用丁口计银粮，但人口减少事实未能改变。上表列万历时三水县逃户占到总户数81.5％，人口递减可想而知。白水“烟户零落，原隰荒凉”，里甲多残缺[82]，赋税又十分繁重。天启时，王二于洛川、白水一带发动起义。崇祯时李自成、张献忠于陕北起义。时旱荒不断，“天灾流行，父子相食，几无遗类”，洛水上游民众“半死于锋镝，半死于饥馑”。至清初，“存者实百分之一”，“原野萧条，室庐荒废”，“自宜君至延绥，南北千里之内，有经行数里不见烟火者，惟满目蓬蒿，遍地虎狼而已”[83]。陕北如此，陇东、关中亦受战争和旱荒影响，人口锐减。同官“凋残几尽”，六里仅有其名[84]，灵台县由万历时二十里而减少到崇祯时六里，民众流亡，“四境荒凉”[85]。崇信县也“兵荒相继，人户大减”，明初七里时至明末并为二里[86]。明末特大旱灾和战争对泾洛流域人口损伤很大。

　　随着人口减少，农田荒芜，灌草丛生，次生植被有所恢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减弱。清顺治时，受兵荒战乱影响，户口逃亡大半，澄城县仅有1824户，相当于万历时户数的17.7％[87]。灵台县至顺治初人口仍十分稀少，“招募劳徕，加意休息”，渐由二里增至六里。至九年（1652年）户数仅有610户，5600余口，户数不及嘉靖时1／4，人口数相差近1／2[88]。清初从外省迁入不少人口，永寿县“土著者少，大半皆甘肃、山西诸省人侨寓入籍”[89]。由于清初基本上以人丁为人口统计单位，故难以得出具体人口数字，但从顺治至乾隆人口一直在增长。这由《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甲表78《清顺治、康熙、乾隆（初、中期）四朝各直省人丁数》可以得到反映（康熙八年即1669年，甘肃从陕西省中析置）。陕西省由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2241714丁增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7348565丁，甘肃省也由康熙二十四年的273292丁增至乾隆时11537539丁。泾洛流域各州县人口亦应增加，但不排除部分县人口减少的情况。朝邑县滨临黄、渭、洛三河，特别是黄河在万历后期至康熙时向西摆动侵崩，全县由万历时的300多个村落而降少大半，人口也只有92810口。但至嘉庆时，人口又增至209674口[90]。这与陕西、甘肃两省在清乾隆中后期、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人丁数增加相一致[91]。其实，从下表7—2—4中所列各朝情况户数人数亦能看出人户数一直在逐渐增加。嘉庆《大清一统志》记载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各府州人口数，从中可以看出：陇东平凉府2070228口，平均每平方公里230人（泾水流域占六州县中二县，暂以1／3计之，为690076口）；庆阳府986033口，平均每平方公里41人；泾州直隶州740938人，平均每平方公里98.80人；则陇东泾水流域有2417047人，达到历来最高人15值。清代乾、嘉及道、咸时期如此多的人口，较前代从自然环境中掠夺更多的资源，也使自然环境更易遭到摧残。陕北洛水流域延安府638352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人（其中甘泉、保安仅为延安府十县中的二县，以1／5计之，约为127670人）；鄜州直隶州313840人，每平方公里为27.53人；则陕北洛水流域有441510人，是陇东人口近1／6，人口密度也远小于陇东，并不是历史上最高人口值。人口压力不如陇东严重，便利于山丛灌草等次生植被的保存，水土侵蚀也因人们生产活动减少而缓慢进行，河流中泥沙含量也较少，这是“浊泾”难以相较的。今洛水上游山地保留大量的林木，与泾水上游仅六盘山一隅有林木还是有区别的。关中西安府2962547人，每平方公里平均154.29人（其中泾水、石川河流域七县约为1152102人），邠州直隶州257719人，每平方公里84.91人；乾州直隶州342642人，每平方公里163.16人（泾水下游约有228428人），同州府1805219人，每平方公里平均171.93人（其中洛水下游五县约为902610人）。则关中泾洛下游有2540859人，人口与陇东相当。人口增多，使土地开垦达到极限，“土田日减，户口日增”，最大限度利用土地，民众仍然十分困苦[92]。

表7-2-4　清代民国泾洛流域户数、人口数统计表

注：1.乾隆六年以前人口统计单位为16-60岁的丁口，此后为“大小男女子名口”。

　　2.本表据历代泾洛流域各府州县志，恕未一一注明。每项下朝代取第一字，【】中表示年份，例康【12】表示康熙十二年。

　　3.道光时一栏据卢坤《秦疆治略》所载道光三年数字，陇东不包括在内。

　　4.民国第一列中，陕西为1935年数字，陇东为1944年数字，分别据1939年陕西省民政厅统计表及民国《甘肃乡土志》第四章第三节《人口分布》

　　《秦疆治略》记载道光三年(1823年)陕西省关中泾洛下游有2543590人，陕北洛水上游有355380人，与嘉庆末相较变化不大。陇东泾水上游亦应没有太大变化。咸丰时，泾洛流域各县人口仍未有太大变化(参见表7—2—4)，淳化、富平、蒲城等较以前有所增加，而高陵、同官、保安等有所减少。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及捻军人陕，陕、甘回民起义，战争持续近十年，使泾洛流域人口大减。三水、淳化受影响小，人口减小幅度不大。高陵县同治三年(1875年)时人口较咸丰时减少近22000口。三原县较咸丰时减少8万口，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人口才是咸丰时1／4。加上光绪初大旱，时临潼县、同官则较道光时减少十万口左右，同官县“闾鲜炊烟，田多荒绝”[93]。白水减少6万口；蒲城减少19万口；澄城县减少10万口；同州减少15万口，民“亡十之四五”，其中三次殉难士民就有12000多名[94]；朝邑减少11万多口，仅光绪三年(1877年)、四年(1878年)，大荒加上战争，朝邑“死亡十分之四”[95]；富平县则是“十室九空”，人口减少2／3，“土旷人稀”，招募川、楚等民众开垦[96]。今富平县境山东庄、湖北窑等皆为此时迁入的民众所建村庄。陕北洛水上游人口散亡也十分严重。同治六年(1867年)，保安县仅招募到170人垦屯，光绪六年(1880年)，这里有3000多口，较道光时减少48500口，仅相当于道光时的5.8％。全县洞砦堡寨“无不破坏”，仅存永宁寨。“昔有十户今仅一二存者，有户数十人，今竞无一人”，外人至此，“几无一人不沈迷其中”，农田荒芜，灌草杂生。直至民国时也仅1100多户，7000多口[97]。甘泉县同治起义，“继以疾疫，终以野狼伤人”，“逃亡者过半”。光绪三年(1877年)、二十六年(1900年)旱荒，“逃散死伤者又去十之七八”，宣统时人口仅剩1250户，3740人，较道光时减少2万口[98]，洛川县至宣统时人口较道光时仍减少3万多口[99]，这其问鲁、鄂、豫、川等省移民的迁入才不致使人口锐减程度太深[100]。

　　回民起义和旱灾等灾害也对陇东影响甚大。嘉庆时，庆阳府132236户，1272823口，而经过天灾人祸后，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庆阳府仅有31973户，167452人，户数仅及嘉庆时的24.2％，口数仅及嘉庆时13％[101]。庆阳县居民十仅存一，居民多从外省迁来。今县西南多河南、山东、陕西商县等移民，县东北多四川、陕西神木、葭县等移民[102]。平凉府各县亦为回民起义中心地区，仅同治二年(1873年)八月攻陷平凉城，“全城丁口十三万余，殆尽屠焉”。有三十余家、丁口数百的村落，及至起义结束，只剩六七人，“闾里绝烟火，田野遍蒿蓬者几十载”[103]。华亭县“同治乱后，川原熟地变成茂林”[104]。后于平凉、华亭、固原等县间，为安抚陕甘回民，将回民九千多户置化平厅[105]。经过回民起义及光绪旱饥，陇东人口大减。

　　民国时，战乱不断。1928—1930年，陕西、甘肃又发生了大旱，“死亡流徙，损失过巨”[106]。至1935年，泾洛下游已有1418680人，洛水上游有150552人。1944年陇东有978013人。虽然时间不一致，但陇东无疑远远多于陕北洛水上游，人口密度也较陕北要大，至今仍然未有太大改观。

　　总之，历史时期泾洛流域人口以西汉、隋、唐、宋、金、明、清、民国等时期人口较多，各个时期人口的多少亦不尽相同。泾洛流域土地面积是一定的，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承载一定数量的人口。流域内人口增多，自然砍伐林木，垦种荒地，甚至许多是陡坡地，人为地加快了侵蚀速度；河流含沙量增多，河流变浑变浊，易在下游泛滥改道。以上人口较多的历史时期也是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时期。而且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口密度愈大的地区，土地开垦的程度愈深，水土流失也就较为严重。历史上陇东人口密度(除汉明两代外)基本上都大于洛水上游，这一带水土流失也就较为严重。泾水支流马莲河历史上有“泥水”之称，今泾水含沙量远远大于洛水，除流域面积较大外，也与泾水流域较洛水少被覆，人口多，农田开垦面积大等无不有密切的关系。

注释：

[1]《左传》昭公十六年。

[2]《商君书·徕民》。

[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4]《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卷二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5]《汉书》卷一《高帝纪》、卷四三《娄敬传》。

[6]《汉书》卷二八《地理志》、《长安志》卷十四引《关中记》。

[7]《汉书》卷七《昭帝纪》、卷九十《外戚传》。《汉书》卷六《武帝纪》作云陵应为云阳之误。颜师古注已指明太始元年（前96年）还未置陵，云陵置于后元二年（前87年）。

[8]《史记》卷二九《河渠书》、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9]《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10]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3页。

[11]《汉书》卷八十三《薛宣传》。

[12]《汉书》卷六《武帝纪》。

[13]《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14]《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15]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据《汉书·地理志》认为，“河西四郡、金城、朔方、五原等郡基本由移民组成，北地、西河、上郡移民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陇西、天水、安定也有一定数量的移民”，则泾洛流域以移民居多。其实，泾洛流域还有不少原有居民或以前迁来的移民。

[16]人口数字皆据《汉书·地理志》，下同。泾洛流域各县地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无考县亦基本上依《图集》。安定郡卤县据最新考古资料，当在今崇信县境。故安定郡在泾水流域可考县数增加到十二个。计算泾洛上游人口用全郡总人口除以全郡的总县数，得出每县人均数，再乘以流域内的县数，即得出流域内人口数。

[17]《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

[18]《后汉书》志十九《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

[19]《后汉书》志二三《郡国志》，刘昭注引应劭《汉官》。

[20]《后汉书》志十九《郡国志》，人口密度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补入。

[21]《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

[22]《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卷八九《南匈奴传》。

[23]《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24]《后汉书》卷二三《窦固传》。

[25]《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卷二《明帝纪》。

[26]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80—84页。

[27]《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卷六《顺帝纪》。

[28]《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

[29]《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30]《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31]《晋书》卷九七《匈奴传》。

[32]《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33]《晋书》卷三八《扶风王骏传》。

[34]《晋书》卷四《惠帝纪》。

[35]《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

[36]《晋书》卷一一九《姚泓载记》。

[37]民国《蒲城县志·金石志》。

[38]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附录二《关于关中羌村羌姓的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

[39]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2期。

[40]《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41]《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42]《贞观政要》卷六《俭约》。

[43]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44]费省：《唐代人口地理》，41—43页。

[45]《通典》卷十五《选举·历代制》。

[46]（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一《政事》，常衮《减京兆尹以下俸钱制》。

[47]《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九·代宗广德元年”。

[48]《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

[49]《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

[50]《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唐纪四五·德宗兴元元年”。

[51]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第244页。

[52]《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

[53]《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54]《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

[55]《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传》。

[56]（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三、《元丰九域志》卷三《陕西路》，参见《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6。

[57]《金史》卷六、八《世宗纪》上、下。

[58]《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1（165页）金代各州下辖县寨堡户数以该书甲表46为准。

[59]《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4，全国时平均每户口数皆在六人以上（6．36—6．71），泾洛流域户均口数较少，暂以五人计算。

[60]（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参政商文定公》。

[61]《元史》卷六十《地理志》。

[62]《元史》卷五《世祖纪》。

[63]（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二《郑制宜行状》。

[64]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8页。

[65]《明太祖实录》卷四七“洪武二年十二月”。

[66]民国《同官县志》卷二五《氏族志》。

[67]新编《耀县志》卷四《人口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

[68]民国《蒲城县志》卷一《地理志·氏族》，卷十一《大事记略》。

[69]新编《白水县志·人口志》。

[70]民国《大荔乡土志》之《人类》、《氏族》。该志载拜姓等或为元时拜住后裔，或为明中叶迁居而来，从其民国时传世二十多代来看，应为元末明初时移民。

[71]嘉庆《中部县志》卷二《赋役志·户口》。

[72]民国《洛川县志》卷二二《氏族志》。

[73]新编《庆阳县志》之《人口·移徙》。

[74]《明宪宗实录》卷二六一“成化二十一年正月”。

[75]正德《朝邑县志》卷一《总志》及嘉庆《朝邑县志注》。

[76]万历《续朝邑县志》卷一《地形志》，乾隆《白水县志》卷三《食货志》，而《读史方舆纪要》仍作八十二里，误。

[77]嘉靖《平凉府志》卷三《祥异》，卷十《镇原》，卷十一《华亭》，嘉庆《洛川县志》卷一《星野·祥异》。《大明一统志》所载华亭八里，误。

[78]雍正《陕西通志》卷八二《记事》。

[79]万历《邠州志》卷一《地理·土产》。

[80]嘉靖《平凉府志》卷一《沿革》，卷十一《华亭》。

[81]《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九，庞尚鹏《清理延绥屯田疏》。

[82]乾隆《白水县志》卷三《食货志》。

[83]雍正《宜君县志》（不分卷）《艺文》，（清）杨素蕴《延属丁谣疏》。

[84]乾隆《同官县志》卷三《田赋志》。

[85]民国《灵台县志》卷一《疆域》。

[86]民国《崇信县志》卷一《舆地志·疆域》。

[87]嘉靖《澄城县志》卷一《田赋志》，顺治《澄城县志》卷一《田赋志》。

[88]民国《灵台县志》卷一《疆域》。

[89]乾隆《永寿县志》卷四《风俗》。

[90]康熙《朝邑县后志》卷二《建置志》，嘉庆《朝邑县志注》卷一《田赋》。

[91]《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2，262页。

[92]嘉庆《朝邑县志注》卷一《田赋》。

[93]民国《同官县志》卷八《人口志》。

[94]光绪《大荔县志文征录》卷二《文征》，(清)宋佑文《阐幽灵议》；光绪《大荔乡土志·户口》。

[95]光绪《朝邑乡土志》之《户口》。

[96]光绪《富平县志》卷三《风土志·户口》。

[97]光绪《保安县志》下卷《民质篇·民俗》，民国《保安县乡土志》之《户口》、《兵事》。

[98]宣统《甘泉县乡土志》之《户口》。

[99]民国《洛川县志》卷六《人口志》卷二十二《氏族志》。

[100]王育民《中国人口史》引民国《陕西通志稿》认为陕西同治回民起义死伤仅50余万，未细察各县伤亡情况，误。

[101]新编《华池县志·户口》引《甘肃民族志》。

[102]新编《庆阳县志·人口志》。

[103]民国《平凉县志》卷三《杂俎》，卷四《艺文》(清)郑溶《朱慎之先生墓表》。

[104]民国《华亭县志》卷三《大事记》。

[105]民国《化平县志》卷二《经政志·户口》。

[106]民国《乾州志》卷五《产业志·人口》。

　　在陕西师大风景优美的校园中，十年寒窗，六年都是跟随筱苏先生的杖履度过的。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三记”(札记、读书笔记、学习日记)必不可少。札记每周必做、必交，先生亲自加以批阅。至今翻检札记后先生的批语，仍感动不已，时有启发。筱苏先生时虽已年逾八旬，但仍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言语中不乏幽默。他亲自带课，批改札记。在先生人生的又一个辉煌时期，能跟随先生研治史地并聆听先生耳提面命的教诲是我莫大的荣幸。硕士论文《历史时期黄渭洛河汇流区河道变迁》就是遵循先生教导，从自己家乡的历史地理研究出发而成的学术论文，获得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肯定。后来，大部分相关文章在刊物上发表。此后的博士论文仍是历史自然地理方向，对我又是一个挑战。先生弟子众多，做历史自然地理甚或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的却寥寥无几。别人都是扬长避短，而我则补己不足，选择了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虽然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用力多而难见成效，但通过自己的学习和钻研，仍对自己的学业和以后的发展有所助益。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拙作，就是我研究历史自然地理的心得。其间付出的努力与艰辛，只有自己能深深地体会。

　　筱苏师对博士论文的辛勤批改，让我至今感念不已。论文每页的批注，让人难以想像先生在八十有六的高龄，仍然像园丁一样，辛勤耕耘，培养后学。吾师最后一次列席学生的答辩是在1999年我与师兄徐卫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记得答辩结束后，我与师兄邀请筱苏师、士光师在校园合影留念。筱苏师十分高兴，从家徒步走到校园中，我们在校园的每一处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先生告诉我们，这是他两年来走路最多的一次，这真是我们莫大的荣耀，让我们又一次感动。待我半年后的春节再去看望先生时，先生已染病在家。时卓民兄与我同坐，先生虽仍能交谈，但我们明白，昔日思路清晰、思维敏捷的先生，这时确实已经老了，这让我们心如刀绞，心酸不已。后先生一直卧病在床两年。二○○一年三月底，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让人肝肠寸断，难以平复。六年来，先生予我的培养之恩、深情厚谊难以用语言表达，每一幕与先生相处的情景又浮现眼前，让我情不自禁，潸然泪下。几次提笔欲写纪念文章，奈何先生灵柩未人棺椁而不忍言表。此后又发生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各种事情，只有把对先生的怀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留作他日再来回味。

　　另一位恩师朱士光先生，和蔼可亲，诲人不倦，六年来一直在学业、生活中关心爱护我。平时检查我们的读书笔记、工作日记，细心指出我学习的不足，点点滴滴，滋润心田，至今想起师生教学相长的场面，其乐融融。朱先生还让我在攻博期间参与其有关的科研项目，博士论文也同样认真批改，这同样使我感动不已。特别在我南下广东后，先生不断鼓励我，使我坚定了从事专业的信心与勇气。朱先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写序，使拙作增色不少。两位恩师为人师表，受到学生们的尊敬与爱戴。能同时受到两位恩师的点拨，是我莫大的荣幸。这本书是两位恩师辛勤培养学生的结晶，如今得以出版，可以说是学生向两位恩师交上的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本书从选题至草成，得到西安联大曹尔琴先生、陕西师大周伟洲先生、西北大学李健超先生等的热情帮助。三位先生曾对我的硕士论文提出过许多良好的修改建议，而博士论文更倾注了大量心血，使我受益匪浅，至今犹记心间。论文答辩前，武汉大学石泉先生、华南师大曾昭璇先生、浙江大学陈桥驿先生、复旦大学邹逸麟先生、中国文物研究所景爱先生、中山大学司徒尚纪先生、四川大学郭声波先生(已调暨南大学)、华中师大龚胜生先生等都对论文提出了中肯的评阅意见。曹尔琴先生、石泉先生不幸先后于去年、今年去世，让我怀念不已!

　　最让我遗感的是，由于筱苏师、士光师年岁已高，没有机会跟随他们在考察中学习、提高，只有一人默默前行，在考察中自己摸索。考察途中，得到陕甘宁泾洛流域各市县政府、博物馆、文管所、地方志办公室、文化馆、政协等的大力协助。特别是淳化县文化馆姚生民先生，旬邑县博物馆景凡先生，职田镇政府张镇长，彬县方志办曹彬春先生，长武县方志办李玉平先生，正宁县文化馆寇效信先生，灵台县博物馆王忠学先生，崇信县博物馆陶荣先生，平凉地区博物馆刘玉林馆长，庆阳学院历史系刘得祯先生、黄正林先生(已调河南大学)，中文系张耀民先生，庆阳地区博物馆李红雄先生，中共平凉地委组织部李春茂先生，延安市文管所姬乃军先生，洛川县政协李谌全先生，富县文化馆李馆长，黄龙县方志办张先生，铜川文化旅游局席占盈先生等等，都给予我莫大的帮助；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当地老乡，每每念及这些好心人，考察时的一幕幕便浮现眼前，使我感念不已!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陕西省图书馆古籍部、陕西省方志办资料室、西北大学图书馆及文博学院资料室、陕西师大图书馆、历史文化学院和旅环院资料室的同志也给予了不少帮助。西北大学李之勤先生，陕西师大牛致功先生、马驰先生、上官娥女士，西安联大耿占军先生等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师兄徐卫民先生与我同住一室，攻博三年给予我许多帮助，使我受益良多。其他师兄吴宏岐、李令福、吕卓民、王社教等也常关心照顾我。父母与妻子更为我完成和修改本书做出了巨大牺牲。

　　来穗后，又得到了暨南大学副校长纪宗安教授、王华教授、“211”办邱光永处长、文学院、历史系等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怀。各位同事也支持我，使我在教学和科研上逐步走向成熟。本书能顺利出版，还需特别感谢暨南大学“211工程”重点课题“中外关系史与华侨华人”的资助。中华书局的王守青女士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勤的劳动，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

　　另外，研究生邓敏锐、林杏容、朱文慧、王学伟、陈玉霜等也为本书校对了部分文字，王、陈两同学还清绘了全书的地图，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奋进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相信只有努力前行，不辜负众多先生的厚望和学长的期待，终会有梅花香自苦寒来之时。

元林  谨记
乙酉年季夏于穗城暨南园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大道，这条道路从产生之日起，就受着沿途恶劣自然环境的影响，今我国新疆和中亚地区丝路沿线许多人类文化遗迹的消失就与此有关。关中地区是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泾洛流域是历史时期丝路主线或支线的所经之地。溯泾河河谷而上，翻越六盘山、陇山而进入清水河、黄河谷地，再进入河西走廊而达西域地区；溯泾河支流马莲河和洛河河谷而上可达银川平原，由此西行、北进，或溯黄河而入河西走廊，通过草原丝绸之路、绿洲沙漠丝绸之路皆可到达南亚、西亚、东非和欧洲，因此，泾洛流域是丝绸之路东端重要的通道。1976年在甘肃灵台中台镇枣树坪村发现了247枚安息铅币，证明历史时期灵台所在的达溪河（属泾河流域）与渭河交通的回中道是丝路上一条重要的商道。虽然，丝路东段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化不如丝路西段变化大，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还是有一定变化的。特别是受黄土高原沟壑延伸和原面日益破碎、植被减少、河道冲刷、灾害频发等的影响，原来由原上的交通道路而迁至河谷，自然环境变迁对丝绸之路的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丝路东段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是丝绸之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同时，泾洛流域又属于黄土高原地区。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主要发源地之一。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并非今天濯濯童山，水土流失严重，生产力低下，这里亦曾是膏腴之地，林木繁茂，草原肥美。形成今天千疮百孔，生态环境脆弱，为中国贫困地区之一的原因，固然自然因素占主要方面，但与历史上人类砍伐森林，毁坏草原，破坏植被等人为因素也有关。本文选取的泾洛流域处于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通过对这一流域上游的陇东和陕北，以及泾洛下游关中的自然环境变迁研究[1]，窥斑见豹，揭示整个黄土高原自然环境的变化。

　　泾洛流域是1953年和现今黄河小流域治理的重点地区，是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的两个最大支流。三河交汇于关中，从西周开始，已把泾渭洛三河称作“三川”。泾洛流域中的陇东、陕北地区是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区，是历史上丝路东段所经的重要孔道，故研究这一领域自然环境的变迁具有代表性。同时，泾洛两河自然环境有许多相似之处：

　　1．泾水支流马莲河源头与洛水源头相近。马莲河与洛水都发源于白于山脉，两河源头相距仅七公里（马莲河以东川为源，洛水以石涝川为源）。而且，马莲河左岸支流与洛水及华池水右岸支流中间仅以子午岭相隔。之所以以马莲河为泾水源头，是由于今泾水上游地区西周时已开始多与关中发生交往，故今泾水早就见于《诗经》和《左传》中。而马莲河一带多为游牧民族犬戎所居，故直至《汉书·地理志》中才有“泥水”之名。其实，马莲河从长度来说，还是较泾水上游要长。因此，以马莲河为泾水源头不应为过，只是人们对其了解和认识较晚而已。

　　2．受地形地势影响，泾洛两河流经的地区相同。即两河流经陇东陕北黄土高原梁峁沟壑区、以董志原、洛川原为中心的丘陵残塬区以及关中平原。其中董志原、洛川原为黄土高原最大的两个原。受六盘山（及陇山）、子午岭、黄龙山（及崂山）三大西北一东南走向的山地影响，泾洛两河流向也作西北一东南方向而皆注入渭河，基本上形成了“三山夹两水”的格局（参见图前—1：泾洛流域地形图）。

　　3．与渭河含沙量仅有30—40公斤／立方米相较，泾洛两河含沙量皆在100公斤／立方米以上，且两河的长度和水量亦相差不大。

　　4．由于泾洛两河间相隔子午岭，两河流域的自然环境诸要素：气候、地形、土壤、水文、植被等有许多相似之处。泾洛上游历史上一直是人们经营农业和畜牧业的所在，是半农半牧之地，人类对这些地区的开发和利用亦多有相似之处。

　　故将两者作以比较研究，探求其自然环境发展的共同和不同特征，以寻求其原因，为当今黄土高原治理献计献策。

　　子午岭以南，泾洛下游间的石川河，发源于子午山，历史上亦称漆沮水，与洛河史称漆沮水同名。而且，石川河流域正处于泾洛下游之间，故不能舍而不论，本文对这一流域也一并论之。

二、学术回顾

　　有关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至今还没有专著出版，不过，泾洛流域属于黄土高原地区，学术界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研究有不少专著和论文曾作论及。例如，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三先生合著的《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从植被角度对黄土高原自然环境的变迁作了精辟的论述。黄土高原综合考察队编著的《历史时期黄土高原自然环境的演变》（科学出版社，1991年）亦对黄土高原自然环境的变迁作了总结。但由于地域范围广大，篇幅有限，多概括性结论，难以全面展开叙述。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编著的《黄土高原整治研究——黄土高原环境问题与定位试验研究》（科学出版社，1992年）从现今治理的角度出发，对历史上黄土高原自然景观，特别是森林的变迁作了阐述。吴祥定、王守春、纽仲勋等人主编的《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论文集（1—5）（由地质出版社和海洋出版社等于1991—1995年出版），从黄河中下游气候、植被、水文、人类活动等诸多方面探讨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水沙的发展演变过程和规律，其中不乏有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变迁的文章（诸如：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吴祥定、尹训钢《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地区旱涝的气候突变》等）。袁林编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从灾害角度引用大量地方志将西北灾荒逐年制表排列，对研究包括黄土高原泾洛流域在内的灾害有参考作用。

　　论文方面尤以业师史念海先生和朱士光先生的几篇论文具有代表性。史先生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上篇）（《河山集》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论述了历史上黄河中游原的切割破坏，沟壑的形成，阐述了由原到梁到峁之间的演变过程。《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更加详细地叙述和推算出黄土高原南部沟壑延伸速度显然慢于北部沟壑的结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等论述了黄河中游历史时期的植被变迁的过程。《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阐明历史时期人类的农牧活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提出了治理黄土高原的建议。《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生态平衡的失调及其影响》（《河山集》三集）勾画了历史上黄土高原的原貌，分析了生态平衡失调的原因，指明了生态平衡失调后的影响。《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河山集》七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论述了发源于黄土高原渭河、汾河等主要河流的流量变迁，等等。朱士光先生的《历史上陕北黄土高原农牧业发展概况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农史研究》第四辑，农业出版社，1984年11月）和《陕北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原因探析》（《陕西水土保持》1997年第5期）论述了历史上陕北农牧业变迁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分河谷平原区、高原丘陵沟壑区等四大地形区，探讨了各自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变迁的规律，指出了人为活动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影响。《全新世中期黄土高原地区天然植被主要类型与分布概况》（《环境变迁研究》第四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勾画全新世中期这一地区的植被分布状况，等等。而史念海先生的论文集《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和《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朱士光先生的论文集《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等都是他们研究黄土高原诸论文的合集，可以说是他们研究的结晶。两位先生的论文内容涉及地形、水文、土壤、植被等，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正是以他们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他们研究的众多成果为基石，本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出发，更加深入细致地探求历史时期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的过程，希冀把黄土高原的研究推向纵深，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以前对黄土高原（或黄河中游）多进行总体研究，未能详细到各个不同区域（或大小支流）的自然环境。从当前黄土高原整治的重点以小流域治理为主出发，在黄土高原（或黄河中游）的大背景下，选择黄土高原核心的陕北陇东地区，以及黄土高原最大的河谷平原关中平原（即泾洛流域）作为考察对象，以小见大，从历史上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来窥探黄土高原（或黄河中游）的演变，以期总结出演变的规律，分析自然和人为的原因，汲取经验和教训，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为今后黄土高原的治理以及黄河的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以使这一地区（或流域）进入良性持续发展的轨道。

三、研究的方法、主要内容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主要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吸收大量的考古成果，并根据作者长达近两个月的考察成果，结合孢粉分析法、地名法、现代地植物法、C14和树木测年法、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诸多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以使所得的结论允当可靠。

　　本书在梳爬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力求全面、深刻细致地阐明历史时期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化过程、规律、原因、影响，以及为今天提供的借鉴。主要论述了以下七个问题：

　　1．论述了历史时期泾洛流域的气候变化。泾洛流域的气候变化经历了多次冷暖和干湿的交替转换，既与全国气候变化一致，又不完全同步，有自身特点。这一流域经历了第一阶段全新世早期寒冷气候（距今约1万年—8000年），时年平均气温较今低5—6℃；第二阶段全新世中期温暖气候（距今8000—3000年），时年平均气温较今高2℃，年降水也较今多100—200mm；第三阶段西周冷干气候（公元前11—前8世纪中期），时年均温度较今低1—2℃，年均降水量也少于现在；第四阶段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温气候（公元前8世纪—前1世纪），时年均温高于现在1—2℃，年均降水量也多于现在；第五阶段西汉后期至北朝的凉干气候（公元前1世纪至6世纪）；第六阶段隋唐贞元前温暖气候（6世纪末到8世纪）；第七阶段唐后期至北宋的凉干气候（8世纪末至11世纪），年均温高于现代1℃，年降水量也多于现在；第八阶段金代前期温干气候（12世纪至13世纪初），与世界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相一致；第九阶段金末元代凉干气候（13世纪至14世纪上半叶）；第十阶段明清冷干气候（14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其间有八次小的波动。从唐后期开始的这一千年，干湿状况以干为主，尤以明代干旱最为严重，以15世纪后半叶及17世纪初最为典型。

　　2．论述了泾洛流域原变破碎和沟壑的形成、沙苑变迁等地形的变化。西周时的太原范围包括今宁甘两省区的八市县，北周时称其北部为长城山、唐称东部为彭原、大昌原。汉晋时称南部为青石原，唐时称潘原、青石原、和戎原。北魏时泾水以南的原称作鹑觚原，包括崇信、灵台、长武一带的原。唐时称此原为良原和浅水原。宋时良原名称一分为二。今此原已被沟壑切割得支离破碎，许多已变为梁。马莲河流域的原也多发生变化，彭原东部已变为四块残原。唐时的定平原今已出现多处崾岘，庆阳以北黄土高原梁峁多布。从唐时开始，这里交通道路多沿川谷中，庆阳以南，原多面大，道路多在原上延伸，同时，庆阳以北沟壑侵蚀切割较快，崾岘、巷子、掌、坬等小的破碎地形较多。陕北洛水流域甘泉以上，与庆阳以北地形同样较为破碎，道路多布川谷中。“保安山峰如船状”，前秦时洛川原已称作长城原。后渐变成九个小原，其间道路多蜿蜒在原间，与原面破碎有关。关中北部的豳原、华原、浪平原、陈阳原、纵目原、商原、石鼓原等也发生了变化，不过这里沟壑远不能与陇东陕北相比。洛水下游沙苑是一特殊地形区，进入历史时期这里河湖交汇。后来河涸沙显，北魏时已初具雏形。早期这里植被良好，湖泊点点，动物多有，为牧马场所，后气候变化，人类破坏，不但丰草难觅，明中后期还出现流沙，沙徙池涸，雨涝成灾，自然环境恶化。

　　3．论述了泾洛流域的水文变化。对漆沮水指代的具体河流作以考证，补缀了《水经注》所缺的《泾水》、《洛水》篇，对泾洛干支流作了详尽考证，纠谬存正。同时，阐述了历史时期泾洛河道变迁和湖泉缩小的过程，总结出两河上游地区，河流以下切为主，问有涨溢冲崩。而在泾洛下游，河流主要以摆动冲溢为主，间有下切侧蚀，今陇东陕北山高谷深的地貌就与历史时期及以前河流的下切侵蚀有关。同时，随着时间的发展，各河变迁的次数、范围、规模亦越来越大，河道摆动泛溢的次数与时间发展成正相关，河道暴涨暴落的特点亦十分突出；而且，河流中的泥沙含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增多，秦汉时泾水数斗泥，明时增至八斗，清末已远不至数斗，浑浊不堪。宋金时的城台石窟，清末已几被淤泥封埋。而原来可以通航的泾水，今已难有航行能力。泾洛流域湖泊泽泉的缩小，与气候、人类伐木垦殖、灌溉农田、地震等有关。

　　4．论述了泾洛流域土壤的变迁。受气候带和植被带的影响，泾洛下游形成了褐土，陇东陕北形成了黑垆土等地带性土壤，而由于成土母质和地形等的差异，又出现了盐碱土、沙土、沼泽土等非地带性土壤。书中从正反两方面揭示了人类对土壤形成和发育产生的影响。一方面，人类耕种施肥，浇水淤灌，使耕作层增厚，改变原来自然的土壤结构，培育出许多优良土壤。诸如黑垆土、塿土、潮土、水稻土皆是如此。而另一方面，人类在沟坡地长期耕垦，使水土流失过程快于土壤熟化过程。不但使形成的黄绵土肥力瘠薄，而且加速了沟坡地的水土流失。以关中填土的形成为例，探讨了历史上人类对自然土壤的影响：半坡先民的耕垦；周人的平整土地与引灌结合；秦汉水利工程引灌，代田法、区田法、溲田法等推广；唐代的水利大兴，耧、曲辕犁、耱等农具的使用；宋金元时关中的水利工程仍不断兴修；明清时引水打井，使土壤耕作层更趋熟化。关中的《知本提纲》和《农言著实》可以反映清代乾嘉时关中改造农田优化土壤的成就。书中还专辟一节，论述了历史时期，人们对关中盐碱地的改良，从《吕氏春秋·任地》篇中的“田川l浴土”至《管子·地员》篇中的“渎田悉徒”；从郑国渠的“填阏之水”淤田至白渠、龙首渠等的粪田，从卤中、通灵陂等的历来引灌与历来引泾渠道相比，从秦时富平一带的淤田到清时整个沿山一带的引洪灌田等等，揭示今天洛水下游仍存在大面积的盐碱地与历史上引洛淤灌多有间断，这与地势低洼不平，盐碱难以排泄有关。而泾水下游少盐碱地，与这里长期引泾冲盐，种稻洗盐，放淤压盐等有关。

　　5．论述了泾洛流域植被的变迁。先秦时，泾洛流域地带性植被为温带落叶阔叶林，陇东陕北分布有大面积的森林和草原，即使关中盆地林木也占很大比重，随着农耕发展，农田栽培植被逐渐扩展至泾洛上游。秦汉时，关中林木多在北山一带，广大平原已多农田栽培植被，陇东陕北为半农半牧之地，森林草原面积应较以前减少。魏晋北朝，次生林和灌草植被进一步扩大，唐宋时是泾洛流域森林破坏较为严重的时期。随着移民垦殖，军士伐木屯田，与吐蕃、西夏等战争，陇东陕北恢复起来的林木被农田所替代。而关中近山一带已无大木。随着唐中后期气候变冷变干，植被中灌草成分增加。明清民国是泾洛流域森林植被彻底破坏的时期，虽其间受明末、清同治间等战争影响，次生林有所恢复，但明初屯垦、边军垦殖，清乾隆嘉庆、光绪至民国移民垦殖，都使平原林木消失殆尽，近山和山地一带林线退至深山中。这期间尤以明代和清中叶开垦程度较深。书中还分析了泾洛流域森林减少的自然和人为原因。

　　6．论述了泾洛流域灾害地理。泾洛流域自然灾害涉及旱涝、雹灾、霜冻等气象灾害，蝗虫等生物灾害，地震山崩等地质灾害。文章对以上各种灾害发生的时空特征、等级、原因、影响等作了探讨，并对这些自然灾害与人类饥荒等社会灾害间的关系作了阐述。各种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高，无灾害的正常年份少。诸灾害中，尤以旱灾发生频繁，“三年两头旱”，而且旱涝、旱震、旱蝗、旱雹、风沙与干旱等皆伴随出现。一般旱涝蝗震大灾之后必为饥荒瘟疫年。同时，各种灾害时空分布不尽相同。历史时期受气候波动期影响，出现六个灾害期。各种灾害发生的季节也有规律性，其发生的地点也有多发区和少发区的差异。

　　7．论述了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的规律、原因、后果。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其历史发展过程有一定的规律性：即泾洛流域各自然环境因素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各自然因素并非同步，有各自的时间特征；泾洛流域各自然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泾洛流域各自然因素变迁有地域规律；由于人类参预自然环境的能力愈来愈强，泾洛流域自然环境总的发展趋势是环境愈来愈恶化。人口的多少和农牧变迁是影响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两个主要人为因素。文章分两节专门探讨，随着人口增多，农田的不断开辟，植被减少，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同时还对生态环境恶化后，造成水土流失加重，地形破碎，出现水荒，“三料”短缺，地瘠民贫，灾害增多等后果作了阐述。文章末篇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出发，探讨了自然环境变迁与可持续发展间的相互关系，并对今天治理这里的自然环境提出一些建议。

　　当前改革开放，一片春潮。西部开发，如火如荼。经济发展的同时，部分自然环境也在恶化。诸如黄土高原部分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仍在持续（陕西全省水土流失面积13.75万平方公里，占总土地面积的2／3；全省每年输入黄河泥沙8亿吨，占三门峡以上总输沙量的二分之一），黄河断流的时间和里程增加、水质污染不时发生。但同时，自然环境的治理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1997年6月，姜春云同志发表了《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光明日报》1997年9月3 日第3版），对陕北水土保持的经验和作法作了肯定。江泽民同志号召“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历史地理学应立足现实，发挥学科专长，以史为鉴，为黄土高原治理提出管见，以期改变这里贫困地区的面貌。

　　刍荛之献，望能有所助益。文中疏漏之处，还望方家斧正。

注释：

[1]从历史上行政区划出发，兼以泾洛河流的地形特点，一般以陕西长武县与马莲河注入泾水以上为泾水上游，以下为下游；洛水上游一般以洛川县沙家河以上为上游，以下为下游。虽然泾洛河流的上、下游不是完全与陇东、陕北、关中相一致，但今天一般采取传统观点，即泾洛河上游所在的陇东、陕北，泾洛河下游所在的关中。

　　元林同志是1993年秋由他的家乡陕西大荔县考进我工作的陕西师范大学攻读历史地理学硕士学位的。选择硕士学位论文之论题时，他因自幼生活在黄、渭、洛河之汇流区，耳闻目睹了这几条河流河道摆动、改道造成的灾患对家乡父老乡亲所造成的危害是多么酷烈，有意对渭、洛河下游河道与黄河小北干流河道历史时期之变迁进行研究，以便总结其间的规律，促进河患治理，造福桑梓。后经我与史念海先生商议，确定以《历史时期黄渭洛汇流区河道变迁研究》为题。经他实地考察，走访当地有关单位与专家，收集相关史料与当代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即人地关系法则，完成了论文撰写工作，获得答辩委员会的好评，于1996年获得了硕士学位；并于当年通过考试，继续在我校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仍为我与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也可能是受到史先生和我的影响，再加上他浓郁的故乡情结，他的博士论文仍继续以黄土高原作为研究区域，遂决定在硕士论文基础上以《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为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很显然这一论题，较之他的硕士学位选题，不仅研究区域范围扩大，研究的要素增多，而且还需结合多种自然要素，联系一些主要的人文因素，进行综合研究，方能探明历史时期这一区域总体自然环境与自然要素之变化规律。这就要求在历史地理学理论素养与综合研究能力上达到更高的水平。通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除大量收集史籍文献资料与近现代有关黄土高原历史、环境的研究论著外，他还深入到泾、洛两河上游山塬地区，有时甚至以徒步的方式进行实地考察与走访调查，于1999年春夏之交写出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长达50余万字，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内容涉及自全新世早期以来整个人类历史时期泾、洛流域气候、地形、水文、土壤、植被等主要自然要素之变化，同时还对上述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原因、规律进行了详尽而又深入的论述。面对内容如此厚重，对所论问题考辨缜密又不乏新见的论文，参与评阅与答辩的专家都给予了一致的肯定和赞许，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在决议中指出：“论文资料收集丰富，结构合理，论述方法得当，结论正确，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不仅填补了历史时期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综合研究方面的空白，而且对当前该地区环境治理具有参考意义。”

　　元林副教授的这部新著不仅是一本区域性的历史自然地理学专著，而更主要的是一本流域性的历史自然地理学专著。在历史地理学领域，近年来虽然流域性的历史自然地理学或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专著时见问世，且呈不断增多之势，但就历史自然地理学方面言，已见的多为大江大河之下游或中上游部分流域地区的研究成果，如元林副教授选择黄河重要支流泾、洛河这类面积为数万平方公里的中等尺度流域，对其上中下游全流域历史时期之自然环境变迁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此尚为仅见。因而它的出版，为流域性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又别开生面，对历史地理学之学科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不单由于上述原因，本书在时隔论文撰成六年之后出版仍有其学术价值，还因为当前随着全球环境变迁问题日益突出，我国黄土高原也因其形成过程与地质史上之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与作用。加之在进入全新世后，黄土高原由于其特有的地理区位与自然环境，成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一方面它的环境变化，在各自然要素自身变化的基础上又叠加上人类活动的明显影响，使其环境变化之走向与机制呈现出不同于其前纯粹的地质时期那种变化之新格局，且其变化历程及影响又极具典型性；另方面，这一高原之环境变迁状况又对这一地区乃至全国之政治、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反作用。这就使得对黄土高原人类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变迁之研究，在当前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国内外相关学科都对其研究成果十分关注。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元林副教授的这本新著的出版还算正当其时，并不过晚。由于本书论述的泾、洛流域包括陕北、陇东、宁南地区，正是黄土高原沟壑与黄土丘陵沟壑这两大类型区的主体部分，所以对这一区域自然环境变化所进行的贯通整个人类历史时期，涉及到各个主要自然环境要素的整体性研究成果，必将对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以及我国黄土高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工作发挥积极的效应。

　　当然还应当指出的是，正如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所说，泾、洛流域上中游黄土高原沟壑区与黄土丘陵沟壑区历史时期水土流失的日益加剧，沟壑逐步增多，塬面日趋破碎，致使今日生态环境十分恶劣，灾害频仍，固然自然因素占主要方面，但与历史上先民过度垦殖，从而大肆砍伐森林、毁坏草原、破坏植被等人为因素也有关。书中列述的上述史实，揭示了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无疑对当今在国家推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当地政府如何采取切实措施，治理改善这一区域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具有一定的镜鉴意义。

　　综观全书，作者对历史时期泾、洛流域河湖地下水之水文状况变化与自然灾害之频率、分布、危害等部分用力甚深，着墨较多，是该书的亮点所在；与之相应的是，限于篇幅与力量，对土壤变化之论述，稍嫌简略。所以我很希望元林副教授能在今后主要致力于中外关系史、交通史研究之余，继续发挥潜力，再对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做出新的建树，推出更具有内涵、广度与理论深度的新作。

朱士光
2005年7月6日写成于西安南郊望秦书屋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王元林著，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目录

序………………………………………………………………………………………………………………………1

前　言…………………………………………………………………………………………………………………1

第一章　泾洛流域气候变化…………………………………………………………………………………………1
　第一节　全新世早中期气候………………………………………………………………………………………1
　第二节　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6
　第三节　隋唐宋金元时期的气候…………………………………………………………………………………11
　第四节　明清民国时期的气候……………………………………………………………………………………17
　本章小结……………………………………………………………………………………………………………26

第二章　泾洛流域地形的变迁………………………………………………………………………………………29
　第一节　原与沟壑的变迁…………………………………………………………………………………………29
　第二节　沙苑的形成与变迁………………………………………………………………………………………73
　本章小结……………………………………………………………………………………………………………82

第三章　泾洛流域水文变化…………………………………………………………………………………………84
　第一节　漆沮水与泾洛诸水考辨…………………………………………………………………………………84
　第二节　隋以前水文变化…………………………………………………………………………………………120
　第三节　隋唐宋金元时期水文变化………………………………………………………………………………130
　第四节　明清民国时期泾水流域水文变化………………………………………………………………………140
　第五节　明清民国时期洛水流域水文变化………………………………………………………………………166
　第六节　明清民国时期石川河流域水文变化……………………………………………………………………184
　第七节　湖泊与地下水变迁………………………………………………………………………………………190
　本章小结……………………………………………………………………………………………………………208

第四章　泾洛流域土壤变化…………………………………………………………………………………………213
　第一节　概论………………………………………………………………………………………………………213
　第二节　泾洛下游盐碱土的改良…………………………………………………………………………………227

第五章　泾洛流域植被变迁…………………………………………………………………………………………247
　第一节　隋以前的植被……………………………………………………………………………………………247
　第二节　唐宋金元时期的植被……………………………………………………………………………………256
　第三节　明清民国时期的植被……………………………………………………………………………………264
　本章小结……………………………………………………………………………………………………………288

第六章　泾洛流域灾害地理…………………………………………………………………………………………291
　第一节　旱涝灾害地理……………………………………………………………………………………………291
　第二节　冰雹灾害地理……………………………………………………………………………………………360
　第三节　霜雪冻灾害地理…………………………………………………………………………………………372
　第四节　蝗等虫类灾害地理………………………………………………………………………………………384
　第五节　地震等地质灾害地理……………………………………………………………………………………396
　第六节　其他灾害地理……………………………………………………………………………………………414
　本章小结……………………………………………………………………………………………………………435

第七章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原因、规律……………………………………………………………439
第一节　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439
第二节　人口变迁及其影响…………………………………………………………………………………………448
第三节　农牧业变迁及其影响………………………………………………………………………………………482
第四节　自然环境变迁规律…………………………………………………………………………………………528

余　论…………………………………………………………………………………………………………………533

参考书目………………………………………………………………………………………………………………539

后　记…………………………………………………………………………………………………………………557

　　区域自然环境变迁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素来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方面，但近些年来随着人文地理的复兴，历史地理学界本身对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的关注程度似乎有所减弱，反而是环境科学工作者和历史学者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但环境科学工作者出于专业的特点，擅长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和模型的建立，往往侧重于新疆、河西走廊、内蒙河套等环境变化相对剧烈的区域，对于环境渐变的地区不甚关注。而历史学者则多瞩目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背景分析方面，对区域自然环境变迁本身的研究不是很深入，习惯于引用似是而非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为立论的根据。实际上，区域自然环境变迁尚有不少重要的课题有待深入研究与探讨，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泾河和洛河是黄河两个最大的支流，泾洛流域包括陇东、陕北和关中东部地区，是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区。关于这一区域的自然环境变迁，史念海教授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在上世纪70—80年代曾作过一些开创性的研究，但囿于时代所限，留下不少问题需要继续探索。王元林博士师从史念海教授问学多年，对史先生所首倡的历史文献考证与野外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领悟颇深，故而始终能将这一科学研究方法贯彻于整个研究工作之中。作者学术态度严谨，力求论从史出，全书征引史籍文献、今人论著达330种以上，所引史料必以考证辨析为先，对于历史文献记载有歧义或疏漏处则通过亲身实地考察的结果来取舍、补遗，故而所得结论新见迭出，多有超迈前人之处。如关于历史时期中国气候的变迁，学界多习惯于直接采用竺可桢先生的四寒四暖说，但作者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指出历史时期泾洛流域的气候变化经历了多次冷暖和干湿的交替转换，既与全国气候变化的大趋势大体一致，又不是完全同步，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可划分为全新世早期寒冷气候、全新世中期温暖气候、西周冷干气候、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气候、西汉后期至北朝凉干气候、隋和唐前期(贞元前)温暖气候、唐后期至北宋凉干气候、金代前期温干气候、金末和元代凉干气候、明清时期冷干气候等十个变化阶段，这对于竺可桢模式是一个重要的补正。又如关于泾洛流域的水文变化，前人着力不多，作者先对历史上的漆沮水与泾洛诸水的源流进行了细致考辨，继而分隋以前、隋唐宋金时期、明清民国时期三个阶段，分别对泾水、洛水和石川河流域的水文变化作了深入研究，并探讨了这一地区湖泊与地下水的变迁，其研究结论均有参考价值。本书在泾洛流域地形变迁、土壤变化、植被变迁和灾害地理诸方面，也不乏持之有据、精辟独到的论点。

　　关注区域的自然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重视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原因、规律探讨，力求总结有用于世的研究结论，是本书的又一个亮点。区域自然环境变迁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因为不仅各自然要素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而且区域的自然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同样也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互动关系。按照历史地理学着重探讨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与规律的基本原理，本书在涉及气候、地形、水文、土壤、植被、灾害诸章的具体研究过程中，即对各自然环境要素变迁之间以及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如作者在探讨陇东、陕北地区地形变迁时就指出，从大原发展成小原，再变成更小的原，即梁峁，这是黄土高原地区“原”发展演变的一条基本规律。这种明显的变化至少在唐时就已经开始。泾洛流域北部地势较高，植被覆盖情况较差，雨水击溅和冲刷作用力较大，今天地形以梁峁为主，为黄土沟壑区，应是地质时期和历史时期严重侵蚀和破坏的结果。由于“原”的破碎，给交通带来了不便，唐以后当地的交通路线多沿川谷行进，而舍土山高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山原皆因切割侵蚀难以成为交通路线必经之地。同时地形的变化也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原”的切割和沟壑的发展，不少城池、堡寨都受其影响，但当地的居民也并非束手无策，而是能够积极应对，如陕北吴旗县绥远寨原本是“原”上的村寨，后来因受沟壑侵蚀而临沟、面涧，而当地百姓却能因地制宜，穿洞挖窑，沿沟居住，并形成热闹的街巷。鉴于对区域自然环境变迁规律这一问题重要性的充分认识，作者在前六章要素研究的基础上，还另辟第七章，专门分析总结了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原因、规律，进而深刻指出，这一地区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也是多方面的，不仅导致水土流失日益加剧、各种自然灾害日益增多，而且使河流水文状况恶化，引起水荒，并且导致燃料不足，土壤肥力下降，土瘠民贫，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人口的变迁、农牧业的发展及其格局的变迁则是这一区域自然环境变迁的重要原因。至于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的规律，作者则特别强调三点：一是不同历史时期，自然环境一直发生着变化。二是受地质构造、土壤母质、地形条件的制约，自然环境各因子的变化因地域发生不同的作用，自然环境变化有地域特征。三是由于人类参与自然环境的能力愈来愈强，环境各因子受人类影响也愈来愈大。这些重要的研究结论，不仅可供研究相关史事作为参考，而且对于当地环境的改造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4期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历史系  广东广州  51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