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返乡，我打算利用这段休闲，编出一本近年来所写的有关家乡的杂文集，称之为《爱我家乡》，作为给乡亲们的一点小小的礼物，表示我对他们育养之恩的报答。编完后，还觉得缺了个结尾。临行前，有一些老朋友前来告别，我就留下了一部分人开个谈话会，请他们就吴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谈谈感想，帮我把这本小书作结。

　　参加这次谈话的都是长期在吴江工作和生活的老朋友。有已经退休但还在为家乡出力的老县长，有正在任上的自称“吴江的末一个县长，第一个市长”，有先后在江村所属的庙乡、镇任职过的五位书记，有江村现在的当家人。他们是于孟达、张钰良、朱士声、周玉龙、周正华、庞启剑、徐胜祥、沈志荣。

　　下面是我根据他们的谈话记录综合写成的本书最后一篇结语。

　　我建议大家从我的三访江村的1981年说起。这时候正当吴江开始落实改革开放的政策。这是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大变革，生产力开始逐步提高。中央连续发了五个1号文件，总结并进一步推动农村的改革。分田到户，联产承包，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吴江干部群众对改革措施的认识，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一开始也有不太理解的地方，觉得分田到户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苏州是人称“天堂”之地，安徽凤阳是出名的受穷要饭的地方，是该天堂的地方学要饭的地方呢，还是该要饭的地方学天堂的地方?

　　事实最能教育人。一些疑问逐渐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好处化解掉了。吴江实行联产承包的方式并不是机械地照搬其他地方的办法，而是根据家乡的特点有所发展，宜分则53-，宜统则统，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分了土地，保了工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这样一来，人的脑筋活络了，致富渠道开通了，很快就改变了“一块田里出工，一本簿上记分，一根秤上分粮”的情况，再也不会多做少做一个样、干好干差一个样了。农业随着兴旺了起来。据新近出版的《吴江县志》记载，吴江的耕地面积在1980年是96．56万亩，1985年减少到93．19万亩，粮食产量却从1980年的44335万公斤增加到1985年的48451万公斤，油菜籽产量更从1980年的1886万公斤猛增到1985年的4304万公斤。

　　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的结果，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增加，还在于产量增加的同时解放出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吴江的干部和群众一道动起了脑筋。这个时候，苏南一带在70年代陆续形成的社队企业发挥了大作用，曾经一度变得冷清和衰落的小城镇也成了大量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地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队企业既有量的增加，又有质的飞跃，“草根”长成了大树，形成了被称为“乡镇企业”的农村工业化主力军。

　　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在反哺农业的同时，也促进了小城镇建设，出现了农村城市化的苗头。乡亲们依靠大中城市的辐射，利用廉价土地、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进入了市场经济，增加了收入，较快地摆脱了“五百斤粮五块洋”的贫困状态。

　　接着又进入一个新阶段，提出了“起步起得更高，一上来就得有洋枪洋炮”。这可以看成是乡镇企业开始上档次的一个标志。乡亲们借助在“三廉价”、“三就地”时期形成的积累，借助已经培养起来的商品意识和参与市场经济的本领，引进现代406设备和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既扩大了总量，也提高了质量。现在吴江这块土地上，产值超亿元的村办企业已有70个，销售收入超亿元的村办企业有26个，还形成了一批乡镇企业集团。乡镇企业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吴江经济中，一直占着主要地位，起着骨干作用，是吴江集体经济的代表。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这一块在吴江经济中已占到四分之三的份额，可谓劳苦功高。乡镇企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农业种植养殖业的大发展，也进一步加快了小城镇的建设。这个生动而富于创造性的过程，我在《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收进本书的《九访江村》和《大城镇大问题》等文中也可以看到，老朋友们亲自的回忆，十分生动，由于篇幅有限，只能割爱了。但从昨天到今天的变化不妨用我这次回吴江访问七都镇时听到的一件小事来表达一下。这在吴江历来算是偏僻的小镇搞流通的人，当年是靠肩挑、手提、挤公共汽车开展业务的，现在则是坐飞机满天飞了。据说这个镇上现在平均每天有十个人在天上飞，这件小事也许可以作为说明吴江从昨天到今天的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实例。

　　从全国目前的经济格局来看，说吴江一带的经济发展今天已进入起飞阶段，想来还不能算是言过其实。不过要想飞得更平稳，更顺利，却不能不注意问题的另一面，不能不注意“负重”的因素。比如，乡镇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创造了很多财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曾经讲过一些。这次回家乡，了解得更清楚了，尤其是在乡镇企业的困难方面加深了认识。

　　乡亲们告诉我，眼下是乡镇企业面临问题最多、最困难的时期，吴江也不例外。根据统计，现在乡镇企业产品滞销现象严重，收不回贷款，欠账达到37％，效益下降。同时，面对各种经济成分(如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的竞争，却由于乡镇企业丧失了税收、廉价劳动力等方面的优惠而无力应付，市场打不开。再加上内部机制发生不利变化，甚至出现“厂长老板化，实权亲属化，行为短期化，分配两极化”。这样的极端现象，虽属少数，但有些企业确实是“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而且各种名义的摊派收费，加在一起竟有五六十种。再加上乡镇企业的先天不足、产品科技含量较低、管理缺乏经验等因素，造成了今天的困境。虽说这样的困境只是暂时的，虽说“面临问题最多、最困难的时期”这样的话只是和过去一路顺风的这些年比较而说的，但是问题毕竟出来了，摆在乡亲们面前了。对我这个特别关心乡镇企业的人说，也是一声响亮的警钟。这些问题是值得注意的，要想办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加以解决。发展中的困难，还要靠新的发展来克服。希望乡亲们千万要保住这发家的宝贝，尽快走出新的路子。其实所谓明天的新路子在吴江今天也已经产生了，只是还需要快点长大。

　　改革开放以来，对家乡的变化我是紧紧追踪着几乎每年亲自来看的。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以后这几年，可以说发展最快，变化最大。过去所说的吴江七大镇我都跑过，七大镇以外的小镇也看过一些，但还有比较偏远些的小镇没有来得及去，一直是我的心事。这次回吴江，在老朋友和乡亲们的帮助下，原来没有跑到过的几个小镇特地去补了一课。看过后有个总的印象，就是起步较慢的发展却较快，很带点后来居上的势头。不仅是快，而且新，有股新风气，在布局规划上也更有步调。站在今天的古镇上，也许较容易让人想起昨天。站在今天的新兴镇上，则会更多地看到了明天。古镇新镇合在一起，整体地来体察家乡的变化，昨天、今天、明天就联结了起来。

　　昨天的努力造就了今天的局面，一是既有的成绩，这是明天取得更大成绩的基础。二是有问题，这是明天迫着我们前进的警钟。今天的问题一旦解决了，困难被克服了，明天也可以更上一层楼。在2010年之前，我们得集中力量，多想点办法，包括前人留下的财富、本钱和我们从昨天继承过来好的传统和经验，从小康奔向现代化。

　　我首先想到，家乡的先民靠着太湖水、运河水的滋养和利用，才赢得了“天堂”之誉。水是“天堂”的本钱。吴江的明天，照样需要我们多注意利用这个本钱，下力气整治太湖，开发太湖，整治运河，利用运河。

　　昨天的好传统、好办法要认真坚持和发展。比如我姐姐费达生在1929年和农民一起成立的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不就已经摸索出一条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路子么?这“一条龙”使昨天变成了今天。为了明天，就得使这条龙在天空里多翻几个身，从一条龙变成几条龙的企业集团。乡亲们告诉我，按农业部的评定，全国现有300多家乡镇企业集团，其中吴江就占有11家，我们不是在这方面已走上了企业规模化、集团化的这条新路子了么?

　　我常想我姐姐怎么会成为现在吴江农民们心底里敬爱的“费先生”的呢?还不是因为她在70年前学会了改革养蚕制丝的科学知识。她把当时新的科学技术带到了吴江，在江村改良厂养蚕和制丝的生产技术，又把集体工业带下了乡，才使我们吴江的乡亲们在昨天带头搞出了“乡镇企业”。今天我们还是要不断用科技来提高已有的企业，还得用新科技来开拓更新的乡镇企业。

　　我这次下乡只有几天，对我说真是开了眼界，我初次看到了你们正在采用新科技开拓新企业，比如你们已有了制造电讯用的光缆，已办起了人工哺育的养鳖场，已在制造国际市场上走红的仿真丝产品。这些不就是引进了新科技的实例吗?从这些现场的实物上，我从今天的吴江看到了明天的吴江。

　　在座的老朋友听了我插入的这番话，大家点头称是，那位在任的市长接着用吴江口音随口说了下面这句话：“总结昨天，干好今天，看准明天。”这句话正好为这次谈话会做了个总结。

　　我这本《爱我家乡》也可以到此完成了。我从这一生的第一个丙子年一直关注着我的家乡，已到了第二个丙子年了。最后我还是想借用我去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全国小城镇建设展览会上的江苏馆里写下的未免带有一点偏见的题词来结束此书：“我看，还是我的家乡好。”

1996年4月15日

载《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

一

　　慈云塔依旧，震泽以今比昔真是另有一番风致了。镇外工厂林立，镇内房屋、道路更新扩建，正在修缮的市河石驳岸，都是近20年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经济实力增强的具体表现，也是苏南从一开始就提出的工业下乡结出的硕果。但是，在令人欣喜的另一面，我还觉得目前的经济繁荣之中似乎潜伏着一个值得注意的隐忧。这就是我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震泽在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没有特长?换句话说，震泽将靠什么去取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就农业而言，苏南的耕地在减少，但依靠工农协调发展的政策，粮食产量有增无减。加上农产品结构的深化改革，农业方面的收入稳中有长。

　　从工业上看，这里的乡镇工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而且长势喜人，但看得远一些，目前乡镇企业承受的压力似乎过重一些。各级地方财政要支撑，各项事业要发展，支农和农村社会福利自然也要靠它来维持。超负荷的压力能否持久地顶得住，是个应当注意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我们应当看到当今世界经济结构新体系正在调整和发展中，与那些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高精技术还是新的管理模式，我们大部分乡镇企业恐怕在近期内还难以与之竞争，更不用说胜负难料的搏斗。至于引进外资，目前是一条活路，但它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国际局势的变动，一时还不容预料。

　　我在这里无非是想说明，要真正做到你们所说的致富一方，必须打好坚实的基础，那就是千方百计让每户农民殷实起来，要让老百姓自己有钱，自己长钱。这才是长治久安、日益繁荣的可靠办法。

　　最近几年来，我在乡镇企业不太发达的地区观察，时常有一种想法，能否在农工之间杀出一条新路来。这条新路就是建立大农业观点，在农副业上做足文章，传统副业是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比如植桑养蚕，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地区乡镇工业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副业这块领地还十分广阔，后人不应当只靠先辈的遗产吃现成饭，要把眼光放远些，要想一想我们将给后人留下什么。因此，我觉得第一步要摸清自己的“家底”，搞清楚本地还有什么优势。

　　吴江号称中小湖泊全国第一。80年代我就建议充分利用家乡水面的问题。这几年尝到了一点甜头，但是还大有用武之地。我在镇江市龙山村看到他们利用长江里的鳗苗资源，加上用宁夏的土豆精制饲料，在广东中山县开辟水田放养。鳗鲡长大烤制后，利用空运直销日本，从而打开了一个别人根本无法跟他们竞争的大市场。仅此一项经济活动就使只有几千人的龙山村总产值在几年内猛增到十多亿元。利用当地特定的资源发展出来的副业产品及其加工品一般说来具有“垄断”意义，因为世上任何高新技术的制品都可以在相似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模仿，而与特定自然资源、条件相结合的产业则谁也学不像，谁也偷不去，这就是所谓特产，这个特产一旦拥有市场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上述例子启发我们要迈开自己的脚步，探寻跨区域资源的合理搭配和优化组合。在这一方面新加坡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新加坡这一弹丸之地却在世界经济中崭露头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能充分利用他人之力。他们自豪地称，凡是在6小时的飞机航程之内都是他们可以利用来致富的地方。特产和经济发展超出国界，搞经济飞地，这也是日本的做法。可以说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老经验和新趋势。回头看我们乡镇企业在起步时期不也是把城市的技术和人才资源、把自己与各地的原料以及边远地区的市场结合在一起，才有了今天的局面吗?那么我们不妨可以把这套做法应用到开辟新的副业项目方面来，闯出一条新路子，开拓一个新局面。

二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慈云塔，提出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县城大多建塔，有塔无县的实属罕见。在不太远的历史上，震泽的确是一个县。即便后来撤了县，它还是一个重镇。50年代吴江县的七大镇中震泽的排名大概不次于盛泽镇。可是近年来震泽的经济发展相对迟缓，名次在朝后挪，不说盛泽、芦墟这两个大镇，就连原先排不上名的梅堰也快赶到了震泽的前头。各镇地位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与其他镇相比，震泽人同样勤奋，干部也在努力发展经济。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以为根本的原因在于震泽作为一个镇的功能发生了变化。通俗一点说，震泽传统的商业服务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原有的优势没有保住和发挥，以致震泽经济相对地落在别人的后面了。

　　震泽传统的商业服务体系可以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我在六十年前看到的印象大致是乡村的农户、航船和街上的商家构成了一个适合于水乡交通体系的有效商业网络：农户和商家同时既是买方又是卖方。这种买卖关系是通过航船这个中介建立的。那时，买卖双方都从商品交换中满足了需求，获得了利益，发展了农业区的乡镇经济。在这个网络里，各方获利的一个重要保证就是航船主。为农户和商家负责的一致性如同生产中不断投入的资本产出服务利润，从而使航船主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和主动的服务行为。

　　记得50年代我在开弦弓村相熟的四位航船主，从前一天晚上到出发前的清晨，从他们服务的农户家里收下许多瓶瓶罐罐，下午从镇里回来便将打来的油盐酱醋一一送往各家。我当时佩服航船主那种惊人的记忆力，如此繁杂的油酱居然不做笔记而丝毫不出差错。其实，除了熟习外，是他们的生产性的服务意识在发生作用。就这样，每天有来自镇周围十余里的几十个村庄的数百条航船塞满了震泽的市河。航船是可以看得见的，服务的意识却无法触摸，而正是这种意识才是震泽商业体系的精髓。换言之，这种服务意识和行动把镇与乡连结起来，既保证了区域内人们的生活，又使区域内经济得以顺利运行和繁荣发展。

　　我想到抗战之前震泽镇上航船之多，正表明了这个乡镇结合部的乡脚之广大。有几十甚至上百的农村，日常的消费品和各个季节的农副产品在震泽这个镇上流动。这是震泽之所以成为吴江的名镇，而且名居前列的一个重要原因。

　　50年代初，农村供销社的建立取代了原先的航船。然而，新的商业体系及其随后的官商化只是建立了垄断性的买卖关系，传统体系中可贵的服务意识没有继承下来。在生产性的服务功能丧失的情况下，震泽与它四周的村庄脱了钩，乡村的贫穷和市镇的萎缩是城乡人为隔绝的两个必然结果。久而久之，甚至出现镇与乡、街上人和乡下人的对立和冲突。

　　70年代开始兴盛起来的乡镇工业改善了镇乡隔绝的状况，工业企业中面向市场的一批供销员开始冲击僵化了的商业体系。但那只是在局部恢复早先的商业体系，服务的意识还常常因受到市场、计划混合体的种种弊端的影响而发生变形。

　　回顾这段曲折的历史，面对当前经济发展的严峻现实，我希望我们在选择振兴震泽的方案时再放开一点思路。一方面深入研究这个镇的传统优势，认清流通服务是作为一个镇，特别是震泽镇的最根本的性质，丢了这一传统，就有可能在经济运行中失去重心，处于不稳状态。另一方面，要深入理解关于流通服务是比第一、第二产业更重要、更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就震泽而言，要拓展使千家万户都富裕起来的特色副业，这种第三产业将起到不可或缺的资源组合和调配作用。从这两点认识出发，震泽能否尽可能地恢复原有的乡脚，建立起一个以周围农村为基地，真正为农民服务的商品流通机构。凡是农业生活和生产所需要的商品，凡是农民生产的商品，都可以在镇上买卖、流通。我相信有质量的服务会产生出众多的需求。当然，今天商品的复杂化并非旧时代所能比拟，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搬用过去的老办法，我们需要总结航船的基本原理，使之现代化。总之，建立为农民服务的商业体系的新试验应当从震泽开始，震泽有潜力，有必要获得新经验，并在这一过程中为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重振昔日的雄风。

　　说到这里，我想再一次提到村、镇、城市等概念上的区分问题。无论是下一个世纪的人口布局，还是现实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尤其是服务体系这一第三产业的分工和层次，都需要我们按照实际情况对上述概念的不同职能作合理区分。同时，作为我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各级政府、包括像震泽这样的镇政府的职能将在未来的分工体系中如何转变的问题，它涉及的面更广，内容也更深刻，只能留待以后研究了。我年事已高，上帝也不会答应再给我60年时光，因此我希望年轻一代的学者面向实际，脚踏实地将我们这一辈的未竟事业继承下去。最后对帮助整理本文的沈关宝、李友梅两位同志表示感谢。

1995年5月18日在震泽座谈会上的发言

载《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

　　从那年起，我每年都回乡考察，江村的老乡提醒我今年是第15次访问了。这十年里我看着这一带农村的房屋从草房变瓦房，一层变多层，联门接户变成了别墅式的小楼房；我看着农村里兴办起了一个个作坊式的小工厂，又看着它们逐步长成为厂房宽敞、设备先进的现代企业；我看着农村的青少年里冒出了一批批头脑敏捷、眼光宽阔的农民企业家。这一切正是我早年梦寐以求的变化，真没有预料到今生今世能亲眼看到我的家乡竟在这短短十年里发生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所以每次回乡总是不能不有些激动。

　　这次回乡访问时间虽短，还是匆匆忙忙地跑了几个突出的乡镇，又得到了许多启发。回来坐定，整理一下思绪，写了这篇给《暸望》读者的汇报。

从温饱到小康

　　总的说来，吴江这十年正是从温饱型经济进入小康型经济。我三访江村时，该村的人均收入还刚接近300元，这次一问已达到1300元，增加1000元。从吴江全县平均数来看，1980年的人均收入是230元，1990年是1178元。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1980年是9亿元，1990年是59．2亿元，10年增加了五倍多。

　　江村的农民进入80年代就已经越过了人均收入200元的贫困线。我在《三访江村》里对当时农民的生活曾有所描述。当时老百姓说：“一天三顿干饭，冬天人人有棉衣棉被，吃穿不用愁。”这是民间的温饱标准。从吴江全县来看，大体和江村相仿，也可以说是在80年代开始越过贫困线进入温饱型经济的。

　　进入温饱线之后，农民生活上感到紧张的是住的问题。孩子长大了要结婚，但没有房子，做父母的干着急。我在三访江村时见到有些较富裕的人家开始在原有的旧屋前后左右设法添造新房，像是老房子长出了一个个瘤子，把原来已经很狭窄的弄巷搞得更曲折难行。一般说来拆掉旧房翻造新屋，大体上人均收入要超过500元时才会开始。果然，吴江县在1985年前后农村里掀起了建筑热，那时人均收入是664元，到80年代后期，一丛丛白墙黑瓦的楼房出现在公路两旁，江南确实给人以富饶的印象。

　　1988年吴江人均收入越过千元大关，接近小康边缘。这时农村出现了争购家用电器的高潮。一座座小楼房屋顶上竖起了密密麻麻的电视天线，使人触目。拿江村来说，目前已有80％的人家拥有电视，30％拥有冰箱。自行车已成了家常的交通工具，平均每户1．9辆。

　　吴江县算不算已经进入小康型经济，江村农民的生活能不能说已经走出了温饱型的界线？我还不敢作出肯定的答案。如果说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作为温饱和小康的一条分界线，那么吴江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3114元人民币，按1981年汇率计算，已超过800美元了。但是考虑到统计数字中有没有水分，汇率又应当怎样计算等问题，不如将其说得保守一些，吴江经过十年的努力已经接近小康水平了。

小康水平是怎样得来的

　　吴江在苏南各县中经济上处于中等偏上的地位。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与超过了100亿的无锡县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它有它的特点：农业稳定，副业兴旺，工业发达，创汇力强。以外贸收购额论，它在江苏各县中名列第一已连续九年，堪称“九连冠”。吴江经济的特点和它所处的地理条件有关。它的西境靠太湖。太湖水东流人海，在吴江境内留下了一片片大大小小的湖荡，形成纵横交错的水乡。水乡的交通既便又不便。在人际往来、货物运输依靠舟楫的时代，应该说交通是方便的。但是水乡的陆上交通却十分不便。吴江的23个乡镇直到前几年才全部通公路。这种地形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是有优势的，而要发展现代工业就很受限制了。吴江离上海较无锡和吴县都近，却不在沪宁铁路沿线，工业发展因此慢了一步。我们这些吴江人过去在苏州人和无锡人眼中是土头土脑的乡下人。

　　土气重一些，对农业就亲一些，联系也就紧一些。农业是经济基础这一事实在吴江体现比较清楚。这次回乡，吴江县的负责同志向我介绍情况时首先强调说：农村是吴江经济的主体。全县76万人中65万住在农村。1990年59.2亿元工农业总产值中44.7亿元来自农村。吴江的工业和贸易主要是以农业为基础并在农村中发展起来的。这番话，我是能领会的，而且认为他们说出了这一地区这十年来经济发展的本质。

　　我曾说过，要理解苏南的乡镇企业必须懂得这个地方的农民是把这些企业作为农村的集体副业来看的。在农民的意识里农业还是农村的主体，尽管副业收入超过农业。主副之别还是不变的。苏南的乡镇企业当其初生时确实是为了吸引农村里多余的劳力和补充农家的收入，和其他“副业”并无不同。后来乡镇企业发展得快，经济收益远远超过了农业，这时农民毫不犹豫地“以工补农”，一直发展到“以工建农”。可见在农民的意识里乡镇工业是农业的延伸，有点像亲子关系，工业有反哺的义务。乡镇企业所表现出来的工农关系不能不说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促进苏南农村这十年里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反映在苏南农村里农副工三业的协调发展，它们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促进了农业稳定、副业兴旺和工业发展。这个循环在吴江比较容易看清楚。

　　吴江这十年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引起农业的萎缩。他们的农业在实际耕种面积略有减少的情形下，主攻单产，稳定总产。全县80万亩耕地，连续5年粮食总产超过5亿公斤，亩产超过625公斤。全县城乡76万人，连续九年人均占有粮食超过650公斤。可见吴江的农业是稳定的。

　　多种经营是吴江的传统优势。这里素有“鱼米之乡”的称号。水产历来是农村的大头产品，不仅家家户户几乎每餐都用鱼虾下饭，上市的商品1990年已超过4万吨。而栽桑育蚕又是吴江农村特别重要的副业。1990年桑园近9万亩。蚕茧产量达8000吨，在苏南首屈一指。但是苏南像无锡那些原来也是产蚕桑的地方，这十年却走了下坡路。吴江之所以能保住这项副业是由于它和丝绸工业密切结合。以江村来说，由于扩建丝厂，相应地也扩大了桑园面积和蚕茧产量，使副业的产值在三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由1980年的13％增长到24％。吴江自从引进了兔毛纺织厂后，作为农村副业的兔毛产量也得到稳定，在全省保持前列的地位。吴江的其他的农村副业也同样有所增产，可谓副业兴旺。

　　吴江这十年经济腾飞起关键作用的无疑是工业的发展。全县工业企业1970年有189个，产值1.44乙元；1980年有1863个，产值5.6亿元；1990年有2493个，产值54亿元。而其中乡镇村办的企业有2284个，产值40亿元。吴江的工农比例在这十年里已从7：3提高到9：1。从产值上看工业远远超过了农副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吴江从温饱型经济上升到小康型经济主要是工业化的结果。

　　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观察还可以见到，吴江工业化的特点：一是主要以乡村为基地发展起来的，直到目前乡和村两级所办的工业产值还占工业总产值的74％；二是主要以农副产品为原料进行加工的基础发展起来的，以丝绸为主的纺织品产值目前已接近工业总产值的一半。

　　这次访问中，我发觉我一直把它们包括在“苏南模式”中的苏南各县，如果迫近了观察，还是各有各的特色，在统一性中各有各的个性的。吴江就走出了一条由它的历史和地理条件所形成的发展道路。这条路子从总的方面是和苏南各县一致的，但具体的细节却不一样。例如“无工不富”的一点上是一致的，它们走的都是发展乡镇企业的致富之道。但是在发展什么工业、怎样发展等问题上，却都能各自按其具体条件各显神通。我认为这点认识对今后开展小城镇和城乡发展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只是深入了解各个地区发展过程的个性，才能看清楚各地区今后继续前进的具体方向。这也是我在这篇汇报中强调吴江在苏南模式中所具特色的原因。

不愧是丝绸之府

　　谈到吴江这十年工业的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各乡镇上丝绸业的兴旺。丝绸业本来是吴江的传统优势。我在30年代所写的《江村经济》里就把当时农村凋敝的直接原因归之于丝绸业的衰落，因而引起农村里蚕丝副业的危机。80年代我国丝绸业复兴了，历来以“丝绸之府”闻名的吴江，随之繁荣起来。1980年桑田面积5.7万亩，蚕茧产量3300吨，白厂丝（用机械缫出的生丝）265吨，丝织品3400万米。1990年桑田面积接近9万亩，蚕茧产量接近8000吨，白厂丝650吨，丝织品1.3亿米，全县丝织企业300多家，产值超过24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5％。真丝绸出口收购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6，不愧是中国的丝绸之府。

　　我这次访问的重点是吴江丝绸业中心的盛泽镇。这个镇解放初期有2.2万人，到1983年我去访问时，也还只有2.6万人，经济停滞了30多年。现在全镇人口已达10万人，其中8万人有本镇户口，已恢复了“日出万匹，衣被天下”的历史盛观。现有丝织、印染、服装等可以列人丝绸类的企业130多家，其中几千人以上的大厂就有十多家，拥有各种丝织机1万多台，职工总数近4万人。包括该镇农业和其他各种企业在内，总产值18亿元，占吴江工农业总产值的1／3。

　　这个镇生产的迅速发展也使镇容大为改观。它原是个古老的手工业作坊的集中点。解放初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起四个丝织厂，当年我参观过其中最大的新生厂，也不过有100多台铁木织机，工人坐在织机上层的旧式提花设备曾给我很深的印象。现在这类织机只能在丝绸博物院里看到了。新生厂的面貌完全变了。我们这次寄宿的醒狮酒家，就是这个厂的招待所。它的建筑和设备都不下于大城市里新建的旅馆，每天要接待许多来厂洽谈的客商，常常应接不暇。

　　我这次还特地去拜望另一家丝绸厂即新民厂的毕玉明经理。他是我1957年重访江村时结识的老朋友，现在已是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全国纺织系统的优秀企业家。新民丝织厂是从1958年起由若干个体作坊合并起来的集体工厂。毕玉明同志把它办成了一个技术上全国领先，产值连续两年突破亿元大关，创汇2000万美元的现代丝织厂。我记得前几年去该厂参观时，平生第一次看到“无梭织机”，感受到现代技术的威力。这次去看时这种喷水织机已经不算先进了，又新装备了近50台称作“绕性剑杆”的织机。这位朋友在旁说：“我们不从技术上改进，怎能在国际市场上站得住呢？我就是用新技术创汇，用创汇来引进新技术，搞个良性循环。”我高度赞赏他的经营之道，说：“你们在实践中走出了这条技术兴工之路了。”

　　从整个盛泽来说，这十年来丝绸工业的发展，除了对当地称大集体的县办工厂大力进行改造外，还积极创办了15家镇办和103家村办的中小型丝厂。这些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已达10亿元，超过了大集体的产值。

　　在盛泽的乡镇企业中最突出的典型是现在已被评为省级先进企业的盛泽镇印染总厂。它创办于1984年，以55万元的贷款、74名职工、6只染缸、11间简易棚起家，从印染扩大到生产真丝绸及各种化纤合成产品，形成了纺织印染一条龙的企业集团。1987年产值首次突破亿元大关，1990年生产量达1.4亿米，产值超过4亿元，纯收入2000万元。目前已有职工1195人，日生产能力达60万米，是全国乡镇企业中最大的丝绸化纤印染专业厂，1990年在全国乡镇企业“十大百强”评比中获得第二名。我请教该厂的经理取得这些成绩的经验。他强调的是强化管理，深挖潜力。他最得意的是连续五年保持“三无水平”，即无贷款、无外债、无应收款。他说：“我们这个厂真正大发展是在国家宏观控制最严的1989年，国家银根抽得越紧，我们厂的优势越能发挥。”这里所说的优势就是“三无”。

　　这个厂之所以能做到“三无”，与盛泽镇对乡镇企业的培育政策大有关系。政策规定企业税后利润的70％给企业，充实流动资金，并规定国家对乡镇企业的优惠税收100％留给企业，用以扩大再生产，而且坚持做到职工分配低于效益增长，厂长报酬一般不超过职工的2—3倍。这样一来，乡镇企业就有可能依靠自身的效益不断扩大生产，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盛泽镇不仅对镇办的企业给予充分的营养，而且腾出力量采取政策倾斜，重点扶持，促进村办企业，使丝绸工业全面开花。去年全镇共向村办企业投入近千万元，使七个村形成拥有百台织机以上的规模。与此同时，他们引导各村向外地搞联营和外发加工。现在盛泽周围农村里已有2000多台个体织机接受盛泽各村的外发原料，加工生产，全镇村办企业销售额已超过1亿元。

贸工农一条龙

　　丝绸产量大增固然表明了盛泽的兴旺繁荣，但是出产的商品必须有畅销的市场，否则，生产也难以继续。企业依托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几年盛泽的丝绸业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吴江东方丝绸市场的建立。

　　我记得1985年春从温州考察回来就注意到乡镇企业要继续发展必须狠抓流通，建立小商品、大市场。下一年我很高兴地看到盛泽办起了东方丝绸市场，我还替它题了字。经过了五年我再去访问时，这个市场已经扩大了好几倍，真是万商云集，店面栉比。1990年在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里的销售额仍持续上升，达到6.1亿元。

　　吴江的丝绸生产以市场经济为主，列入计划的比重很小，除了真丝产品纳入国家计划外，70％以上的产品由市场调节，而且产品销售主要靠企业自寻销路来解决。所以过去每年都有大批销售人员在全国“满天飞”，不仅花费大，而且效益差。我曾把这种流通方式称之为“肩挑式”。东方市场的建立就是让卖方在场内开店设柜，等待买客上门，由“肩挑式”变成“坐庄式”，在流通方式上提高了一个档次，促进了贸易，提高了生产。例如盛泽第二丝织厂原来靠外勤“周游列国”推销产品，产品还是有积压，自他们进场设点经销后，不但积压的70万米织物很快找到了用户，而且依靠市场信息，12种畅销品种都通过市场定产，全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织机由115台增加到300多台。

　　市场建成启用后很快就拥有500多家门市部和摊位，日人均流量达3000多，现在每天销售20多万米丝织品，日平均销售额可达200万元。1990年这个市场为各企业销售各种丝织品8000万平方米，占全县丝绸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同时，市场还和化纤厂联营代销，为当地丝织厂供应原料，并且为乡村企业小批量、多规格的需求提供方便。一年内销售化纤丝、人造丝1.5万多吨。市场还协助丝织厂进行技术改造，每年有10多个项目。现在盛泽的丝绸企业和东方市场已经发展到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了。

　　盛泽的东方市场是当地农民企业家自己摸索出来推动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有效机制。同时也可以认为乡镇企业发展到这个阶段，在商品经济规律的诱导下，人们必然会认识到生产和流通的相互依存性，从而促进了贸工农的结合。事实上这就是1988年前后，吴江提出“五龙夺珠”的原因。他们通过丝绸业发展的实践，明白了栽桑、育蚕、烘茧、缫丝、织绸、印染、服装之间的衔接关系。早在80年代初期，蚕丝专家费达生已在《经济日报》上提出过蚕丝业的复兴必须把从栽桑到服装之间的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密切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改革的建议。这种综合依存的观点，用民间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一条龙”。丝绸一条龙提供了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模式，吴江称它为“老龙”。跟着这条老龙之后，吴江又形成了四条小龙。

　　第一条小龙是从养兔起到织成兔毛衫上市。吴江原是江苏全省养兔最多的一个县。我在1983年三访江村时曾鼓励农民养兔，因为当时兔毛价高，农村里一个老婆婆在家里养10只兔子，一家人的油盐酱醋就不愁了。但不幸的是在80年代中叶兔毛价大跌，许多农民气得把兔子杀来吃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吴江县以补偿贸易的方式从日本引进了一个毛纺织厂，把兔毛纺织成兔毛衫，挽救了养兔业。今年他们又从德国引进了一个高级的精毛纺织厂，投产后，养兔业更有了发展的希望。现在全县饲养毛兔30多万只，出口兔毛纱600多吨。

　　第二条小龙是蔺草织成榻榻米出口。吴江北部和苏州南部的沼泽地区都适宜种植席草。这里历来就用席草织成草席供苏南一带夏天铺床之用。近年来又从日本引进新品种，当地人称作蔺草，是日本家家户户用来铺地的榻榻米的原料。最近他们已和日本联营用机器生产榻榻米。1990年在吴江境内蔺草种植面积已有4500亩，经过编织创汇350万美元。

　　第三条小龙是用家畜的皮革制成各种用品。1990年制成猪羊皮革40多万件，制成出口服装15万件。

　　第四条小龙是瓜菜加工。各种传统酱菜是吴江的特产，在国内相当有名，而且可以出口，1990年达1400吨。

　　吴江提出的“五龙夺珠”主要的意义是在把农村的农副业和工业同贸易挂上钩以稳定农业，促进工业。转过身来不难看出吴江的工业主要是从农副产品加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固然是苏南乡镇企业共同的特点，但是与沿沪宁路各县相比较，这个特点在吴江似乎更为突出。吴江工业中领先的是纺织工业，占工业总产值一半以上，而仅次于纺织业的机械工业，只占工业总产值的1／6。吴江之所以能维持这个特点，而且发挥了这个特点，我认为这是与他们把农副工贸密切结成一条龙分不开的。

左右开弓  两个市场

　　在这十年里，吴江抓流通以促生产，成效显著。他们是怎样抓流通的呢？几年来，他们坚持“左右开弓，两个市场”的方针，同时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

　　发展外向型企业，生产出口商品，在吴江是有传统基础的。早年海关输出记录里曾有“辑里丝”这个专项，“辑里”据说是当时外商用来称吴江这一带的地名。本世纪初丝绸出口衰落直接影响了吴江农村的经济基础。解放后，即使在“文革”期间，由于创汇的需要，盛泽的几个丝织厂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维持生产的。到了80年代，丝绸之府才得到复兴，这也表现在吴江外贸的迅速发展。上面已提到，从1982年算起，吴江在江苏省各县中保持了九年创汇冠军的荣誉。看来，这荣誉还能保持下去。

　　1982年是吴江外贸收购额突破1亿元大关的年头。1990年竟达到10亿元，不到十年增加了九倍。这是值得称道的。上面提到的“五条龙”，其实都是面向国外市场的，所谓“五龙夺珠”，这颗“珠”指的就是外汇。丝绸这条是老龙，底子厚，不仅带了头，而且是创汇主力。早期吴江出口产品中主要也是丝绸，到1990年外贸收购额中丝绸还是占一半。在全国真丝丝绸出口总额中吴江一直保持占有1/6上下的地位。

　　吴江这几年开拓外向型企业是十分积极的。1990年出口创汇的企业已超过200家，包括服装、针织、轻工、工艺、食品、土产等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江发展了一批出口创汇的乡镇企业，他们的外贸收购额已达6.13亿元，超过全县总额的一半。23个乡镇都有出口产品，有六个镇外贸收购额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有三个镇超过5000万元，其中北厍镇收购额达到1.3亿元。

　　北厍原是吴江的一个偏僻小镇，由于这一带湖泊纵横，交通不便，直到1985年我才初次访问了它。（这个镇的名称里这个“厍”字是个僻字，一般人不易认识。我过去发表的文章中常被误刊成“库”字。）那时北厍的乡镇企业已开始引人注意了。我在《九访江村》里曾提到这个镇上的达胜皮鞋厂和吴江绣服厂，并把它们当作乡镇企业从初级作坊型上升为初具现代经营工厂型的例子来看的。当时的绣服厂已经左右开弓，开拓了两个市场，外销产品已占总产的70％。这次我为了参加达胜皮鞋厂的十周年纪念会再去北厍，才知道这个镇已创造了全县创汇冠军的纪录。

　　达胜皮鞋厂的经理肖水根给我介绍了这个厂的十年历程和他个人的经历。我听来觉得很能说明吴江甚至苏南乡镇企业向外向型发展的道路，不妨在这里多说几句。

　　现在已被选入全国最佳农民企业家前10名的肖水根，今年只有44岁。16年（1975年）前还是农村里的一个小木匠，替人家打家具、造船、盖房子。有一段时间因为带了七个学徒承包工程，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处罚，只能回到生产队务农。在生产队里他发现单纯务农，农民的收入总是上不去。于是他牵头办了个布伞厂。因制伞利润不大，他又办了个皮件加工厂，并从上海请来了一位老师傅，开始生产女用高跟鞋。在农村里办企业，向上海引进技术，这两手使他开了窍，终于走上了农民企业家的道路。但是70年代在农村里办企业阻力是很大的。他几次受打击，被撤职，直到1981年才在公社里重新办起了皮鞋厂。那时只有18个工人，向北厍中学借用了几间宿舍，赊欠了一些合成革作原料。公社给他拨了3000块钱，银行给他贷款3万块钱，就在那位上海老师傅的指导下，由职工自带脚踏缝纫机开始生产，到1987年才立定脚跟。那年总产值达到2000万元。从此企业就一天天兴旺起来了，1990年总产值达到5000万元，四年翻了一番多，40％的产品销往国外，创汇1000万美元。

　　这个厂主要是靠狠抓管理、引进技术和开拓市场兴旺起来的。管理上经过多次改革，现在已经全部实行计件制，最终产品正品率达到99.3％。当然，在开辟市场上他们也是经过一番周折的。女用高跟鞋必须在城市里找顾客。这些乡下人只得硬着头皮到上海皮鞋店门前摆地摊。开始他们到处遭到阻拦驱逐。总算有一家商店看中了他们的货色质量不差，就让他们进店销售，抽头分利，从此打开了销货窗口。近几年他们在北京、上海、哈尔滨和苏州建立了四家工商联营企业，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立了35处销售专柜，并同58家客户建立了比较固定的关系。这个销售网络消化了总产量的80％以上。他们从来没有积压产品，被称为“没有成品仓库的工厂”。

　　他们的国外市场，也是靠硬工夫开拓出来的。1987年有个外商急需订货，期短量大，其他皮鞋厂承包不下来。肖水根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他发动工人加班加点，在两个星期里赶制出了万双皮鞋，保质保量，到期交货，赢得了信誉。从此定单源源而来。出口产品挣得外汇后，厂里就有力量引进先进的生产线，改进技术，提高质量，扩大生产。1985年我访问这个厂时见到的全是手工作业，用木楦敲钉制鞋，这次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了。全厂用的是引进生产线，实现了机械化流水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他们计划从今年起将引进7条生产线；到后年原有老设备全部都改造完，年产皮鞋可达到240万双。

　　为了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他们1988年和港商合资成立了维克特有限公司。最近又同美商商定，在墨西哥设立皮鞋组装厂，在南美加工直接进入欧美市场。不难看出，达胜皮鞋厂已闯出了吴江乡镇企业的一条新路子，那就是用外地原料加工成商品投入外地市场。我说这是条新路子，主要是指吴江的乡镇工业原是从本地农副业基础上发展的，最初的阶段是“三就地”，即原材料、加工、市场都以本地为主。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拓，市场就不再限于本地了。生产发展后，本地的原材料供不应求，原材料也得向外地引进。吴江的丝绸业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正处在引进原料的阶段。达胜皮鞋厂的原料一上来就是靠外地供应的，是个两头在外的企业。这条新路子使吴江产业结构的空间得以扩大，不再受制于传统企业的那些老框框了。达胜皮鞋厂的事例还表明，加工这个环节也将延伸出去，突破了“就地”的限制，直接到国外去建立组装分厂。这条乡镇企业的新路子，把“三就地”改变成“三跨区”，从而扩展了横向联系的范围，预示着乡镇企业发展有着更为宽阔的前途。

横向联系的经济网络

　　达胜皮鞋厂的经历还表明了像吴江这样的地区，乡镇企业的兴起，除了内发的因素外，外联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加工工业不能离开工艺技术，皮鞋厂要有人会制鞋。可是农民原本是不会做皮鞋的，所以把技术送下乡的上海师傅是使农村能开办皮鞋厂的契机。从这方面来看，乡镇企业可说是城市工业向农村的扩散。而从乡镇立场来看，要发展工业必须有城市作依托。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城乡联系的事实大多是偶然的结合，后来才逐步有意识和有组织地予以加强，从技术、管理、融资、市场多方面把城乡企业结成相互不能分离的关系，出现日趋壮大的横向联营和城乡一体化。

　　我在以前写的有关吴江乡镇企业的文章里曾提到过平望的缝纫机制造厂。在80年代初期，平望镇由于有公路通上海，承包了上海缝纫机厂部分翻砂铸件的业务，逐步发展成为上海厂制造零件，随后联营成了上海厂的分y-，在平望生产缝纫机用上海厂的老牌子销售全国。这个事例清楚地说明上海工业扩散的过程。上海的工厂之所以在平望制造零件，是因为平望的土地和劳力都较上海便宜，可以降低成本，何乐不为。这种由大城市提供原材料、技术、销售并协助经营的联营方式在吴江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相当大的作用。

　　1984年以来，吴江就鼓励和支持这种联营方式，给予政策上的优惠。目前全县与大中城市的大中型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实行联营的企业，列入正式统计表上的有260多个，联营项目有330多个，工业产值估计达7亿元，占全县乡镇工业总产值的20％以上，其中与上海联营的占54％。实践证明，横向联营这种形式宛如给乡镇企业安上一根发条，上速度、上规模、上水平，得益匪浅。

　　吴江这几年依靠横向联营，使许多过去比较落后的镇蓬勃发展起来。我这次去访问的芦墟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芦墟过去比北厍更偏僻，在我幼年时还被视为“化外之区”。它虽东靠上海，距离很近，只是被湖荡阻隔，交通不便，经济往来很少。1981年农副工总产值只有2800万元。近年来公路开通了，一变而为上海的近水楼台。1990年总产值达到2.8亿，九年里增加10倍。乡镇办的企业总数有25家，其中有9家较大的企业都是和上海工厂联营的，有4家是合资企业。1988年开始生产出口产品，1990年外贸收购额达3400万元，在吴江仅次于北厍、盛泽和震泽。

　　我在芦墟参观了一个电缆厂，这是个依靠和上海横向联营发展起来的例子。1977年创办时只有平房三间，借贷了1万元作资本，生产眼药水瓶、蓄电池夹板和民用护套电线，是个简易的小作坊。1985年与上海电缆厂接上了关系，由上海厂投资200万元进行技术改造，生产可供800门电话通讯设备用的高功能电缆。其后几年正值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大搞基础设施，改进通信设备，这项产品成了热门货。现在这个厂已经发展到年产值达3000万元的规模了。他们说这是“小船靠大船”的好办法。

　　企业间密切的横向联系在长江三角洲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网络。也就是说长江三角洲事实上业已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经济开发区，如果得到国家承认，给予相应的发展政策，这个经济开发区就可以发展得更顺利，更迅速。这样，三角洲地区在今后十年里，生产力再翻一番，带动全国实现小康经济就有了保证。这次吴江之行更加强了我这种看法。

　　我在写这篇《吴江行》时，回溯了故乡十年的变化。这是我们祖国在这不平常的十年中的一个镜头。它给了我安慰，也给了我勇气。我的故乡父老乡亲没有辜负这大好年头，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了基础。这个基础我相信是坚实的，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入了千家万户，它会生长，它会结果。再有十年，就进入21世纪了。尽管我不一定能再写《吴江行》，我的故乡一定会更美好，更可爱。这不是梦想，应当是故乡人的共同信念。信念会带来力量——创造的力量，前进的力量。

1991年

载《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

　　江村坐落在太湖东岸，地处长江三角洲。这一地区自古是为人赞道的“人间天堂”。肥沃的土地，温湿的气候，适宜于培植高产水稻。因而在以农立国的时代，经济上比较发达，加上沟渠纵横，水上运输便利，市集兴旺，使其成为国内少有的富庶之区。然而在本世纪30年代我初访江村时，“天堂”之誉早已名不副实。和当时全国的农村一样，江村的大多数农民正在饥饿线上挣扎，以致我在那本《江村经济》的结语里不得不惊呼“饥饿是中国问题的结症”。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句话正说明了，即便如江村那样天赋独厚的地区，在封建土地制度下，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何况近百年帝国主义的压迫，农民的日子那时还正在一步步陷入了贫困的深渊。

　　这个地区在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现在除了一些怀古性的传说以外，已无可考。但分析50年前抗日战争前夕的江村经济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这地区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多地少。农民并不能靠种植业来取得所需的全部生活资料。他们懂得除了种植水稻来取得日常所需的粮食外，还必须从事多种多样的副业，特别是家庭手工业，在这地区主要是蚕丝业，来换取其他的日用必需品。这样形成了男耕女织，农工相辅的家庭经济结构。从而使得这个鱼米丝绸之乡有能力维持比其他地区高出几倍的人口，而保持其相当一段时期的繁荣和稳定。

　　中国农村近百年的历史是一部自然经济衰败的历史。从这个地区来说，经济衰败的起点就在于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原先在国际市场上占着重要地位的中国生丝，自20年代开始由于技术的相形落后而日居劣势。一跌再跌的丝价和外来纺织品的大量输入，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的蚕丝业，瓦解了农工相辅的家庭经济结构。

　　作为农民收入重要来源之一的家庭手工业的破产，使原来生活上还能过得去的农民陷入穷困。饥饿迫使他们出卖惟一赖以生存的土地，完全跌入封建剥削的陷阱。土地权大量集中到地主手里，进一步加强了农村经济的崩溃。

　　据土改工作组在1951年对江村的50户调查，在1948年，住城和本村的地主占有土地297.7亩，而农民自有土地仅173亩，只占37％。其中的46户贫苦农民中，有30户耕种地主的租田，有17户“吃生米”，即借利息高达100％的高利贷，有23户靠典当度日，有9户的男子和妇女外出做长工和帮佣，曾被逼租挨打受体罚的有10人。从该村所在的吴江县来看，据该县档案馆的资料统计，人口占90％以上的贫苦农民只占有40％的土地，而剥削阶级占有的土地为60％。缺田少地的农民只得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年把收成的37％到66％作为租米交纳给地主。

　　封建地租和高利贷常常把农民逼到走投无路，倾家荡产。据不完全统计，自抗战到解放的十余年间，该县震泽区的总人口不过3万，而竟有1857个农民因无力交租被投入监狱，其中45名被逼致死。农民卖田3223亩，卖房229间，卖羊10500只，卖船40条，卖衣物1002件，卖家具38件。被地主恶霸霸占的农妇有47名。这种悲惨状况在日本侵占时期和其后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一直在恶性发展，最后经过了40年代末的人民解放战争才告结束。

　　1949年江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到了解放。江村农民和全国农民一样，经济上的翻身是从解放后的土地改革开始的。在1951年元旦前后进行的土地改革中，江村有94％的农户分进了土地。吴江全县原来被地主占有的39.2万余亩耕田全部回到了贫苦农民的手中。

　　这次土地改革不仅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使土地归回劳动者所有，而且在政治上剥夺了剥削者的权利，真正实现了农民当家作主。在短短数月内，江村农民摧毁了官僚、土匪、恶霸、地主四位一体的基层反动势力。农民则在斗争中巩固和壮大了自己的组织，全县农民协会(农会)拥有98012名会员，占全县43万农村人口的23％，其中4071名贫苦农民在普选中当选为各级基层政权的干部，还有农民武装、民兵18278人。

　　以土地还家、政治民主为中心的这项社会的巨大改革，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第一次飞跃。在当时的一份土改总结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土改后，贫苦农民得田后生产情绪非常高涨，非常积极，除分得一部分生产资料外，还大量修整、购买工具，据不完全的统计，土改后第一年内，全县买进耕牛8605头，船625条，水车、牛车、风车共1933部，犁耙铁锄等主要农具19422件。为争取丰收而积极积肥，全县罱河泥普遍比往年多。农民购买豆饼187076斤，肥田粉50192斤，增植桑亩1037297株，购鱼秧4597斤。为保证丰收而积极开渠疏河修圩，全县修补险圩900余个，疏通与新开河渠580余条。参加治螟人数在20余万以上，使50万至60万亩稻田少受虫害。农村到处洋溢着翻身的新气象。

　　在这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中，最明显的是粮食产量的上升和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在粮食产量方面，以江村的平均数统计，土改前的1949年，三麦单产55斤，水稻单产330斤，常年亩产粮食为385斤。土改后的1952年，三麦单产72.4斤，水稻单产488斤，常年亩产达560.4斤。到1953年，常年亩产又增加到630.8斤。全县的粮食总产从1949年的3.4亿斤上升到1953年的5.7亿斤。这些粮食除了销售，农民的口粮也逐年增加。1949年人均毛粮489斤，1953年为700斤。在购买力方面，除上述生产资料的剧增，生活资料也大幅度增长。据1951年和1953年末对709户的调查统计资料，仅棉布一项土改前农民人均购买16尺，土改后为26尺。到1953年，每户农民除了自给部分，每年平均要花60元购买各种生活资料。一股饱食有余的气氛取代了解放前农民缺吃少穿的忧虑。

　　土地问题的解决解放了生产力，可是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却受到了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制约。在江村，这一制约作用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土地分散。江村人多地少，在50年代初每人平均只有2亩耕地，以家庭平均人口4.5人计算，每户的田地只有10亩，耕地规模太小。第二是对自然灾害的抗衡力弱。太湖流域是水网沼泽地带，每年汛期，屡遭水灾，而单家独户的力量有限，无法与洪水抗争。在土改后的几年中，全县每年仍有几万亩的低洼田遭淹而颗粒无收。第三是家庭间劳力和农具不平衡。有些家庭劳力、农具过剩，利用率低；有些家庭则既缺劳力又缺农具，降低了土地的利用率。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土地由家庭单干变为合作经营势在必行。所以在土改之后即开始了合作化的过程。

　　在江村，1951年出现了家庭间相互换工的互助组，1954年农民自发组织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初级社在数量上大增，全县达1958个，人社农户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合作化的这一初级阶段完全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把农户各自所有的土地合并起来合作经营。它依靠集体的力量兴建水利，几年内共完成修圩护坡556万土方，开疏港渠1925条，建造公路涵闸9座，增添大型戽水机20架。御洪能力的增强提高了土地的产出。l955年，江村的合作社亩产小麦100斤，稻谷608斤；而同年单干户的平均亩产小麦只有58斤，稻谷500斤。增产自然增收。这一年合作社实行按劳分配，每个劳动日分得了1.317元，有86％的人社农户比上一年增收50％。以后的两年，合作社的粮食产量和经济收入继续上升。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可喜的一面。

　　但是另一方面，我在1957年重访江村时就看到在粮食增产的同时，由于忽视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又误认为这种商品生产活动有碍于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予以限制和打击，以致农民除了生产粮食和国家收购的农产品外，只能从事一些自给性的生产活动。例如江村所在的震泽区是传统的蚕桑基地，可是由于农业社对桑树培育不重视，桑叶减少，养蚕锐减，1957年1956年少养了2996张蚕种，还因缺叶倒掉了1620张蚕种，按当地一般水平，每张蚕种可产茧70—80斤，而每100斤茧价值在200元左右。这就是说，1957年群众的养蚕收入比1950年减少了约70万元。许多农业社还停止了如贩运海蜇、树木、竹子和种植蔬菜等习惯性的副业项目，而以往这些副业生产的收入一般均占农户全年收入的20—30％。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饥饿问题固然解决了，但是生活的其他需要却无法得到满足和提高。

　　与此同时，初级社被认为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组织，而只有将农民私有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变合作经济为集体经济才是全社会主义。于是，在1956年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江村的初级社都合并升格为高级社，扩张了经营规模，实行按劳动计算工分的分配制度。1958年秋，又在高级社的基础上搞“一大二公”，成立了人民公社。那就是，同一公社的几千户农民在集体公有的土地上，在统一指挥下劳动。公社社员的生产资料甚至包括房屋、家具等一部分生活资料在全社范围内服从统一调度。社员的报酬则按劳动工分统一分配。社员的生产与生活采取军事化和食堂制。这些措施都源于从集体所有制迅速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求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指导思想。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承认欲速不达，操之过急，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尝试的结果造成了60年代初的困难日寸期。

　　在这段时期里，江村由于人多地少，所受的影响也较深。当时江村的人均耕地只有1.3亩，而平调土地、农具、资金的共产风以及不顾条件盲目扩种双季稻，改变耕作制度的生产瞎指挥又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逐年下降。1959年水稻亩产为652斤，1960年为600斤，1961年降至494斤。可是实际产量的连年下降却被浮夸风、高指标掩盖起来而得不到如实反映，因而国家征购粮的任务不断加码。该村所在的庙港公社，自1957年到1960年，逐年的征购数为：495万斤、798万斤、802万斤、969万斤。产量降低、征购过重的结果是社员口粮的紧缩。1961年江村的人均口粮只有262斤毛粮，也就是说，每人每天只吃6两大米。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人口的流亡现象。据统计庙港公社的总人口1958年为22571人，1961年为21315人，净减了6％，而当时外流觅食的人数则远远超过这一净减数。

　　接受了冒进的教训，1962年人民公社进行了调整和整顿，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制度，就是把集体所有的基本单位，也就是集体经营的单位，缩小到生产队。经过调整之后的生产队一般都保持在20户到40户的小规模。除此之外，在其后的几年中，还通过减低征购任务、一平二调的算账退赔、恰当处理积累与分配比例，以及合理使用劳动力等一系列调整措施，农村里的经济秩序重新趋于稳定，并在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等方面都由于集体经营而做出了成绩，加上积累了栽种双季稻的经验，江村的粮食产量以年均10％以上的速率迅速回升和增长，到1966年，平均亩产已达水稻988斤。社员的人均收入也从1961年的80元上升到1966年的118元，吃粮水平则稳定在600斤上下。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长达十年的全国动乱。动乱初期农村也受到波及和损失。但与大、中城市比较，1968年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要相对安定一些。然而就在这70年代的初、中期，由于农村里继续实行队为基础的公社制，在集体管理下产生吃大锅饭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农村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上显现出来。以江村为例，下表显示出这几年的粮食生产、劳动力和人均分配水平的情况：

　　由此可见，八年间粮食产量已开始出现达到极限时的临界性波动，而农业成本、劳动力、劳动日都有增长趋势。其中劳动日的增长最快，以1967年为基数，1975年提高了173％，这就是农民俗话所说的“抢工分”。由于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在这一时期更受歧视、限制和打击，农村的经济收入几乎完全靠粮食生产，因而抢得的工分就开始贬值。以上述头尾两个年份作比较，每个劳动日的分配额减少了将近一半。

　　每个人从大锅里分得的饭量越来越少的现实使农民认识到人口的巨大压力。他们从生活实际出发，需要在耕作农业之外另谋活路。就在这时候，城市里的许多工厂还在停产闹革命。生产停顿，但市场需求依然存在，于是部分城里的工业就向正需要找活路的农村转移。城市经济的瘫痪也使得原来城市工厂里的技术人员流入农村，类似于此的众多因素凑合起来，在长江三角洲首先出现了大批“社队企业”，那就是，由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开办的小型工厂。社队企业从发生到在80年代初取得合法地位并改称乡镇企业，走过了充满艰辛和考验的十几个年头。

　　1982年我在江苏省江阴县的一个工业产值超过1000万元的大队访问时，曾听说这个大队以往的经济发展几经曲折，可是在1968年与城市挂上了钩，把工业引入农村以后，他们就紧紧抓住这条活路不放。尽管农村办工业与当时“以粮为纲”的政策不合，甚至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制裁的危险，但他们很巧妙地在厂门口挂上农具厂的招牌，偷偷摸摸地生产着与农具不沾边的塑料制品，从而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根基。农民办工业的热情如此巨大，以致种种束缚和障碍都阻挡不住他们前进的脚步，原因就在于这热情来自急需为剩余劳动力找活路的迫切需要，这股内在动力促使农村干部和群众纷纷起来仿而效之，社队工业也就不胫而走，迅速蔓延。

　　1976年全国拨乱反正，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村经济体制做出了改革的决定，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分别由家庭承包，独立经营。农民在承包土地上的收入除了规定要上交国家和集体的部分外，全部归个人所得。这就克服了公社制所引起的种种遏制生产力的弊病，使农业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82年江村落实责任制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几年来的粮食亩产一直稳定在1600斤左右，这一水平与责任制以前相比虽不能说有大幅度增长，但每亩农田所花费的成本降了下来，农民从土地上的实际收入提高了。

　　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使得长久被大锅饭所隐蔽的剩余劳动力暴露得更清楚了。每个家庭都明白自己承包的土地需要多少劳动量，劳力有多余的就要自觉地出去找生产之道。这给已经走过初创阶段并受到国家支持的乡镇工业以更大的推动力。农业和工业并肩发展，农村经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景象。江村的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130元增加到1981年的237元，1982年为334元，1983年为450元，1984年为570元，1985年达到712元。连续五年以每年100多元的速度向上涨，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乡镇工业的发展。乡镇工业大量吸收了村里的劳动力，使他们在工厂工作取得工资，减轻了农田上的人口压力，收入提高了。1985年，江村1433个劳动力中有639名在乡镇企业做工，约占45％，这些农村工人全年的工资加奖金的总收入入为48.24万元，相当于全村每人收入202元。从整个苏南看，一些先进地区发展得更快，如沙洲、无锡、常熟的几个亿元乡，在1982年时人均收入已超700元，1984年都超过1000元，其中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工业。江村的收入水平还只是处于中等水平。

　　8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的这第二次飞跃比起30年前的第一次飞跃来，其意义更为深刻。因为在这过程中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业与工业在产值上的比例翻了一个身。70年代末还是农大于工，大致是7：3；到了80年代中期，比例倒了过来，成了3：7，农小于工。江村的工业起步较晚，变化也就特别显著。1979年的工业产值为19万元，只占农、副、工三业总产值的31％；1985年全村三业总产值比1979年增长了7.7倍，一跃为537.68万元。其中工业产值为325万元，占60.4％；农业产值72.57万元，占13.5％；副业(包括个体手工业和服务业)140.11万元，占26.1％。在经济结构变化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工、副、农三业的协调发展。工业的异军突起并不是出于农业的萎缩。从江村的统计数字看，1979年以来农业产值也在上升，平均每年增长的速率为4％。只是与工业产值年均增长60％相比，农业则相形见绌了。

　　或许有人会问，农村经济的这一巨大飞跃是怎么来的？让我们先看江村的两个具体例子。1967年江村联合了它周围的五六个村子，筹集了多年的集体积累资金2.7万元，办起了一个缫丝厂。此后，工厂采用低工资、高积累的办法逐年扩大再生产，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大。到1984年该厂已有固定资产55万元，流动资金28万元；年产值也由最初的2万元提高到了152万元。随着利润的增加，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也由21元上升到63元。可是这个工厂在办厂数年之后由大队联办厂升格为公社厂，就不再属于江村的工厂了。于是江村在1978年底又用集体积累的3万元，买了14台老织机筹办村办丝织厂。最初只招收43个工人。1979年一年内就赢利4万元。当年工人的工资月均只有24元，还留成一部分在厂里作为来年的流动资金。就这样年复一年的发展壮大，到1985年该厂已是拥有351名工人和70台织机的中型丝织厂，年产值达278.2万元，成了江村六个村办企业的骨干。

　　这两个厂的创业史告诉人们，乡镇工业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生长起来的。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固然有诸如城市工业支持，国家贷款扶持等因素在内，但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是省吃俭用、勤劳耐苦的农民。正是农民，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一点一滴地积累了资金，在这十年里创办了约占江苏全省工业1／3的乡镇工业；也是农民，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开拓了崭新的生活。现在的江村农民，温饱之后正在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1957年全村只有一幢二层楼，如今它已被翻修成三层楼，二层楼房也已盖了30多幢，还有60户人家的门前垒起砖瓦准备造楼。农民的富裕离不开乡镇企业，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无工不富”。

　　乡镇企业的发展引起如此巨大的变化其实是不难理解的。过去相当长时期里实行的那种限制商品生产的政策使农村的劳动力只能完全投入土地从事粮食生产，而土地的报酬受到递减率的制约。据江村农民反映，在这一地区水稻的亩产量高过1500斤以后，再要提高产量就不易了，除非投入比产出更高的资金，那就得不偿失。在这50年里江村的土地并无增加而略有减少，但人口却增加了80％以上，人均耕地从2亩降到1.2亩。尽管由于精耕细作、兴修水利，这块土地生产的粮食除了养活全村人畜，每年还能出售给国家68万斤，但是增加的劳动力却大量剩余下来不能变成生产力。据1968年的统计，全村有1144个劳动力，劳均耕地不足2.5亩。按当时的耕作条件，每个劳力可承担5亩土地而保证不减产。这意味着有一半的劳动力白白地浪费掉了。实行责任制以后，有闲的人手显而易见，乡镇工业就将这部分有闲的人手与先进的生产手段结合起来，造就了一股强大的生产力，从而繁荣了农村经济，完全改变了农村原来的面貌。

　　将来的历史学者很可能会指出这条工业化道路确实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的特点。因为它既不是如同大跃进时期那样搞“以钢为纲”，劳民伤财，更不像早年西方的工业化那样形成工农矛盾和城乡对立。乡镇工业始终是以繁荣农村经济为目标，充分利用最基层的集体经济力量和丰富的劳力资源，从农村的“草根”上兴办起来的。这种“草根工业”，不仅没有损害农业和剥夺农民，相反地倒促成了工农相辅和城乡协作。就江苏全省而言，自从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用乡镇企业的盈余担负如水利等农用基本建设的经费远远超过同期国家投资的总额，这是直接的以工补农。在苏南乡镇企业发达的乡村，其他如开办学校、修桥铺路、烈军属、五保户补贴等的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的开支都不必摊到农户而由村办企业支出，甚至一些基层组织的部分财政经费也由村办企业付偿。如果没有村办企业，这些费用还得在农业收入中扣除，这是间接的以工支农。对此，我们可以用过去家庭经济中农副业的关系来理解现在乡镇企业和农业的关系。乡镇企业的作用，实际是集体经济里的副业。它和农业一起形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农工相辅。它们共同维持集体的生活，并使农村的集体经济得以巩固和继续发展。

　　乡镇企业正在造就乡村里的一批新人。工厂一般都设在村镇上，离开农民的住所不远。做工的农民每天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上工，做工结束后还能回家耕种承包的责任田。这些人是兼营工业的农民，也是没有脱离农业的工人。这种亦工亦农的形式是当前中国工业化初期的一大特点。这是由农民向工人过渡的中间阶段。这一特点还避免了以往的工业化那种因人口过度集中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在村镇和农村就地发展工业，用工业扩散的办法防止了人口向大、中城市的大量汇集。1984年，苏州市的乡镇企业职工人数达10余万人，超过了苏州市区的人口总数。由此推算，如果不是兴办乡镇企业，要达到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原有的那些大、中城市受到的人口压力将会是无法想象的。换句话说，不发展乡镇企业，原有城市的规模必然会扩大到问题重重、难以维持的地步。以全国来说，1985年乡镇企业的职工数已逾6000万。如果加上小城镇里原有的居民，小城镇及靠近小城镇的农村企业已经吸收了约1亿劳动人口。如果将这1亿劳动人口的家属算在内，就等于吸住了2亿以上的人口，从而避免了大、中城市的过度拥挤。总之，乡镇企业确实可以称得上中国农民的创举，它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对立的工业与农业之间，对立的城市与乡村两端，起着协调的作用。

　　作为农村集体经济主干的乡镇企业，它的发展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实现的条件。近年来江村的实际证明，发展工业和稳定农业是互为条件的。没有发达的工业，农业是稳不住的。反之，没有农业的稳定，乡村里的草根工业就会失去根基而枯萎。当前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农业的不稳定。看来，农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的经济效益远远落后于工业的经济效益。但在发展农业时不应仅仅考虑经济效益，而要综合考虑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无农不稳”还应当包括在当前和长远的考虑里。但是怎样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毕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调动起来，这是基本的方面。不过也必须看到，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必然导致小农经营。在江村每户家庭一般只有5亩田，而且往往分割为十几块。几厘田就作为一个耕作单位的比比皆是。因此小农经济对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农业现代化的制约作用也不能忽视。为了使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并驾齐驱，在苏南一些条件较成熟的乡村里已提出了适当扩大农田经营规模的新问题。少数村子甚至建立了集中经营的农场，由工业的利润担负起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资金。农田一旦集中起来，实行机械化耕作和现代化管理，又进一步把现在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转移出来，去从事乡镇企业和包括为农业服务行业在内的其他生产门道。这一过程在江苏的发达地区刚刚开始。在江村则还只是才感觉到的新问题。怎样从实践中得到解决还有待于今后的发展。然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要稳定农业，就得将当前小而全的农业经营方式改造成有专业化服务体系的现代农业。而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则有赖于乡镇工业和国营工业共同提供和创造。

　　历史的巨轮是不会停止的。上述的江村在过去50年中的变化，很可能是更大更富有意义的变化的前奏。整个中国正向繁荣富强的目标前进，江村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农村。它并不能代表其他的许多农村。但是，它们都是在同一的大势中推进，江村所取得的经验，无疑会影响其他的村子；它所面临的问题也将从其他村子的实践里取得启发而获得解决。我们正在以无比的热情，追踪观察这一极其生动的过程，并力求如实地记录下来，为历史留下脚印。

1986年

载《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

　　1984年年底，当我结束了第一个回合的探索，从扬州踏上归途时，觉得离开出发点的距离远了，时间久了，仿佛自己也成了一名离开土地的“农民工”。然而谈论中国的任何问题都离不开农村，离不得人数最多的农民。我盘算着应及时抽回身去，重返故土，从头做起，并在这再循环的过程中检验自己以往的看法。

　　原定今年五月返故乡，可是身不由己，因故一直拖到七月中才成行。时值盛夏，年已七十有五，居然还能敌住江南的酷暑，安然无恙。这应当感谢吴江县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对我的特殊照顾。

　　在吴江两周，我跑了一个村、四个乡和三个镇。飞车往返，如蜻蜓点水。可到基层走一走，就多一点实际的感受。既然是家乡，对新的变化自然就比较敏感，乡亲之间也免了许多客套话，可以直截了当地提问题。在访问后期，县委、县政府和各有关部、局的领导同志们还特地腾出两天时间给我上课，使我学到了不少新鲜的知识。这里我就把自己对乡镇工业、农业和小城镇发展问题的思索写下来，作为学习体会向家乡人民江报。

　　我屈指一算，为了调查研究到江村去访问，这已是第九次，所以这次是“九访江村”了。

一

　　江苏的乡镇工业产值中有没有水分？苏南农村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会不会是第二次“大跃进”？这是1985年初在北京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政协小记》里专门写了一篇千字文，提出乡镇工业要速中求稳。

　　在城市里写的文章，与农村的实际之间不免会产生距离。一到吴江，新上任的孙书记就向我介绍全县的经济发展情况。他说，1984年全县工业产值达134乙元，农副业产值为4.2亿元，分别比1983年增长33.6％和31％。在工业发展中利润和职工工资的增长率都超过产值增长：实现税利1.3亿元，比1983年增加39.1％，职工工资额为0.88亿元，增加了47％。从财政收入来看，1984年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增加21％，跨入了全省八个财政收入超亿县的行列。农村的人均收入从1983年的373元提高到570元，士曾长了52.7％。

　　1984年的发展速度在吴江历史上是最快的一年。上述一连串的数字告诉我们，工、副、农三业是同步发展的；工业的产值、利润、工资是同步增长的；国家财政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是同步提高的。这三个“同步”，表明吴江的经济发展是协调健康的。

　　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得到了各自的利益。其中增长幅度最高的是农民的收入，这一点在农村市场和农村面貌中充分反映出来。震泽镇的镇长介绍说，去冬以来，商店里有三样热门货：洗衣机、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货一到人们争相购买。庙港乡党委书记告诉我，现在农民手头的钱活络多了，一些老年人把养兔挣来的钱替孙儿女买电扇。小小的庙港镇上，一次来了100台电视机，每台售价430元，不到半天时间抢购一空。在开弦弓村，1981年我三访时，只有一幢我在1957年住过的二层楼，今年那幢二层楼已变成了三层楼，30多幢新的二层楼房建了起来，据说门前垒起砖瓦准备盖楼的，全村不下60户。

　　1958年大跃进时的景象，人们至今难忘。可如今，我在吴江，不但没有看到虚假和浮夸的迹象，恰恰相反，我所感受到的是一种百业兴旺、人民开始小康的气氛。回到县里，问了银行的储蓄额，1984年城乡人民的存款余额为8700万元，以当年年末总人口73万计算，人均储有119元。

　　吴江经济的主体是工业，它占总产值的75％。在农村，工业以平均年增30％以上的速度向前推进，这的确容易令人生疑。然而盖屋置物，手中有余款，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

　　因此，要回答高速发展是否扎实的问题，还得追问，乡镇工业持续发展的高速度是从哪里来的？

　　庙港乡缫丝厂在1967年筹办时并不是社办厂，而是由开弦弓村周围的七个大队集资联办的。27300元办厂资金分为21股，每股1300元，由这七个大队根据自己集体积累的实力认领股份。当时招收的65名工人也就按出股多少，把名额分配到各大队。

　　缫丝工艺并不复杂，办厂的困难却不小。厂房因陋就简；设备在脚踏丝车的基础上稍加改进；用大铁锅煮茧，缺煤就烧东山的硬柴和当地的桑梗，甚至还用太湖边挖出的黑泥炭；缫出的丝卷则在铁皮敲成的烟筒管上烘干。

　　在最初创业的几年里，月工资一律为21元的工人们，不分男女老少、职务高低，从搬砖、平地到开动12台机车，样样活都得干。离家远的工人挤在6间漏雨的草棚里过夜。就这样年复一年，赢得利润不还本，股份不分红。赚钱投资，投资赚钱。厂房扩建了，设备更新了，新工人一批又一批送往苏州培训，以适应新机器，掌握新技术。1980年，工厂终于还清了由七个大队筹集的股金。1984年，这个拥有360名工人的丝厂已拥有55万元固定资产和28万元流动资金，产值由最初的近2万元提高到152万元。现在工人们夜班住宿有了楼房，吃饭有了食堂，劳动有了保护，伙食有了补贴，人均月工资为63元。

　　庙港丝厂只是千万个社队厂中的一个，丝厂的历史也是乡镇工业历史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看到除了一笔可观的集体积累之外，还有一本算不尽的账。十几年来，那些拖着泥腿进厂的农民不计工时、报酬，不顾辛苦、劳累，把自己的血汗投入工厂。

　　有投入必有产出，待到投入积累到一定程度，产出的旺季也就到来了。应当产出的规律加上可以产出的社会条件，苏南的乡镇工业便开始腾飞了。因此，乡镇工业今天的高速度主要来源之一是农民的集体积累，它是十几年来农民工劳动的结果。乡镇工业的发展是有深厚的根基的。

　　但由此说乡镇工业的资金都来自自身的积累，那也是不切实际的。从80年代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制订了扶助乡镇工业的贷款和税收政策。贷款的无偿或低息，税收的减免或低率，使乡镇工业得以养生和滋长。同时还应看到，这几年各级政府也在乡镇工业的滋长中取得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只要政策对头，收入无疑将会大于支出，至少也会打平，这还仅仅是从金融管理的观点说的，至于在达到收支平衡的过程中，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

　　金融政策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可是政策要掌握得适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去年下半年，不知什么原因，贷款口子大开。农村干部反映，那时各家银行还真有点争风吃醋，项目一来就批，惟恐贷不出去，似乎有支不尽的钱。

　　看来在去冬的那股贷款风中，不切实际地要求扩厂、增加项目的倾向还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倾向既不是主流，也不能说乡镇工业本身走上了浮夸，因为那是金融政策出了毛病。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基本建设摊子铺得过大是不合理的，到头来是会吃亏的。到了今年的二季度，银行的信贷一紧再紧，刀子切下来不容有任何例外，也不分贷款贷得是否正当。

　　在数月之内，信贷的大起大落不能不说是一种盲目性的结果，后果现在还没有暴露清楚。至于借钱搞建设和靠自身积累去发展，究竟哪个方式利多弊少，那是需要经济学家才能说得清楚的问题。对于基层的干部们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即服从宏观控制，进行微观调节。为此，吴江的新老两位县长正在绞尽脑汁想办法。他们把全县63个投资数在50万元以上的在建项目全部梳理了一遍，叫做项目排队。其中经过论证效益不高的有九个停了下来，其余的也做出了分期分批发展的计划。同时，他们还用清理往来款，扩大集资，吸引外资，企业内部挖潜调剂等办法进行微观调节。他们告诉我，现在有42个在建项目的资金已全部或大部落实。

　　从被动的受制约变为自觉的有计划发展，这是宏观控制以后带来的一个积极后果。可以说，在贷款问题上虽然喝了几口凉水，但乡镇工业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它将会更扎实地向前迈进。

二

　　为什么乡镇工业能有如此大的适应性和如此强盛的生命力？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应当进一步去认识乡镇212业所具有的独特性质。

　　我认为，认识乡镇工业的性质有两种眼光：一是从西方工业革命到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去，苏南的乡镇工业则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二是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物。那么，在被人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眼里，是怎么看待由他们自己办起来的乡镇工业的呢？

　　首先让我们做一个纯属假定的问题，即如果苏南的农民只在土地上进行单一性的粮食生产，他们能否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

　　在30年代我第一次到开弦弓村作调查时，了解到当时的水田每亩产稻谷平均在400斤左右，而那时吴江人均也只有两亩耕田。土地上的收成去掉农本和税收仅够供人的食用。可是，农民的生活不光是吃饭，还有住房、穿衣、社交、娶媳妇等等，这些基本的生活内容一样也不能少。显而易见，农民光靠土地满足不了生活的需要。这一矛盾用四个字来归结，就是人多地少。

　　解决人多地少这一矛盾的办法有两条，一是把多余的人挤走，移居他乡，去开辟新的土地。可是苏南人却没有地方去移民。另一个办法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一点苏南农民做了，世世代代精耕细作，实为举世罕见。可是这个办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总是有一个限度。

　　在历史上，苏南农民另辟蹊径，他们很巧妙地把畜牧业、种植业和手工业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典型的便是栽桑、养蚕和缫丝，这便是所谓的家庭副业。其实副业并不副，如果按照我在30年代的调查结果，农民的生活是吃用各半的话，那么副业满足了农民除吃粮之外的另一半生活需求，吃靠土地，用靠副业，男耕女织，农副相辅，这种家庭经济结构，充分显示了苏南农民为谋求生活所激发的特有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这种结构作为历史传统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当时最理想的经济结构，苏南这块地方也成了人们向往的“天堂”。他们的命根子被掰成两半，一半是土地，另一半就是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家庭副业。

　　可是，苏南农民的家庭经济结构没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作保障，它就显得特别脆弱。封建制度容不得农民有长期稳定的康泰生活，特别是当封建制度与帝国主义侵略结合在一起向农民下手的时候，苏南的家庭经济结构就很快被瓦解了。我在30年代所得到的深刻印象是，帝国主义凭借先进的机器工业把中国农民的土丝挤出国际市场，与此同时各色洋货又打进中国市场，于是苏南农民的副业萎缩以致完全衰败，农民失去了半条命根子，可是农民不能不生活。要生活下去就得靠借债，地主、高利贷者乘势加重盘剥，土地兼并的速度越来越快。农民从生活无着到丧失土地，原先处于掩盖状态下的封建矛盾趋于表面化、白热化。土地矛盾的激化引起农民的反抗，终于酿成了一场席卷中国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

　　革命的结果是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解放以后，土地还家激发的生产热情加上集体劳动的力量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单位面积产量直线上升。在苏南，50年代末亩产粮食在800斤上下，60年代末超过了千斤，70年代中期达到了1200斤左右。

　　粮食产量的增加固然能提高土地养活人口的能力。然而在土地与人口这两个变量中，人口的能动性远胜于土地的弹性。自70年代开始，粮食产量一直停滞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临界状态，可是人口却剧增起来。人均拥有耕田从解放前的2亩下降为1亩，所以尽管产量翻了接近两番，每人从土地上获得的粮食却只有1200斤。如果吃粮水平为600斤，那么还剩600斤。在扣除农业税、农本和提取集体积累之后，农民所余无几。

　　与此同时，在农业政策上片面性也越来越大。农民的家庭副业成了“以粮为纲”的对立面而被严加限制，集体副业也差不多只剩下为粮食生产提供肥料的养猪一项。

　　反省起来，在20多年时间里，由于没有认识到人口增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使人多地少的矛盾再度尖锐起来。由于忽视了传统的农民家庭经济结构中合理、积极的成分，致使农业独木难支，长期徘徊不前。这就是苏南农民在实行农业责任制以前人均收入始终处在百元上下水平的根本原因。

　　历史的经验表明，对苏南农民来说，只从土地上去讨生活是不足以维持生计的，要使生活富足起来，就得把握住另一半命根子，而增加家庭收入的副业门道，这是人们最熟悉、最有感情的途径。因此，即使当时的政策把所谓“七种八样九行当”的传统副业都列入禁区，农民还是顽强地寻找能开辟活路的新副业行当。于是在60年代末期的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苏南农民又创出了一条新路，他们纷纷起来兴办社队工业，用搞工业的方式取得生活所必需的收入。

　　因此，在农民的眼光里，社队工业是开辟增加收入，满足生活需要的一个新的副业。它的作用与过去在家里饲养几头羊并无差别，至于手段和形式的不同是另一回事。因为副业的本性就是易变，什么收益最大就搞什么，怎样搞赚钱最多就怎样搞，七种八样九行当轮着转。

　　如果我们用以工业为手段的农村集体副业这一根本性质去观察社队工业，那么对于社队工业的种种特征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例如，副业的项目变化不定，社队工业也可以经常换牌子、转方向；副业是把耕作之外的剩余时间利用起来变成生产性的劳动，社队工业的工人也是亦工亦农的农民工，他们既不离乡，离土也只是部分时间，回家还得帮助种田，实际上是劳动时间的分业安排，而绝不是如同西方工业革命时那样，劳动力被抛入市场作为商品出售。家庭副业的收入是由所有家庭成员分享的，社队工业也在社或队的范围内搞利益均沾，招工一户一工，工资尽量缩小差距，保证收入均摊；搞副业只求收入，讲究勤快，而不计成本，缺乏精密计算的效益概念，所以社队工业兴起时工人也不太关心工厂的经济效益和产品成本核算，工资虽低，对工人说总是一笔现金收入，可以贴补家用，有收入就可以，因而不计较工时长短和劳动强度。副业与农业是共同负担吃用各半的“亲兄弟”，谁也离不了谁。社队工业自然也就要补农、贴农，农业上的技术员、拖拉机手、管水员以及社队干部、民办教师、农村医生等等，他们的名字都可挂上工厂的花名册，从工厂支取报酬……凡此种种，与现代工业的特征相背离而使人费解的事，在农民看来极其自然，理应如此。道理就是工厂并不是别的东西，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又一副业园地而已。

　　农民搞副业的一个特点是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在初期短短几年里，苏南的社队工业也到处蔓延，落地生根，历经艰险而不衰。社队工业的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入联想到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它就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这种社队工业，可以称作草根工业（Grassroots Industry）。

　　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西欧工业的发生，一股出自城市侵入农村的力量把农村作为工厂的猎地，农民变成工业发展的猎物。而中国的农民却发自一股自身内在的动力，驱使他们去接受工业。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初期的老框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在草根工业中，农民表现了充分的主动性，这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么？

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旦草根工业破土而出，它就会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运行。这就是说，在农民接受工业的同时，工业也在接受农民，影响农业，改变着农村的面貌。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民最终还得去适应自己创造的工业的发展。

　　应当看到，草根工业虽然具有副业的作用，但它毕竟不是完全等同于传统副业。首先，传统副业以家庭为经营单位，而办工业的经营单位一般都是集体性质的，至少是几家联户才能办得起来。所以，草根工业把个体经济转化成为集体性的合作经济。其次，传统副业是小农经济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小商品生产，副业生产的商品往往是农户生活的多余部分。例如鸡鸭卖出去成了商品，卖不出去也可以留着自用或待客。而212业则完全是商品经济，它的商品率远比副业高，而且它把生产者与消费者严格区分开来。第三，传统副业大多是农产品的一次性转换或手工进行粗加工，所以它在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和管理等方面要求很低。而工业在上述诸方面的要求比传统副业高得多。

　　正是由于这三个不同，草根工业就不能像以往的家庭副业那样，长期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必须不断改变分配、人事、管理等各种制度和技术素质，以适应工业经济的规律。否则在急速的市场涨落和激烈的企业竞争中，草根工业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在同里乡有一家小厂，与一家城市企业商谈建立协作关系。上午在小巧别致的退思园观赏，印象颇佳；中午用餐以鱼虾河鲜招待，亦使来客满意。可是下午到厂里一看，厂房窄小，设备陈旧，来客爱莫能助，摇头而去，协作之事就此告吹。

　　在北厍乡，达胜皮鞋总厂拥有一千四百多名工人，三年来实行企业改造和企业管理的结果，使它做到要批量有批量，要质量有质量。去年一年就生产了50万双中、高档女式皮鞋，“达胜”这块牌子在上海市场一打响，该厂身手不凡的萧厂长也就特别引人注目。一次他从广州飞回上海，机场上竟有好几家上海商业公司的经理开车去“抢”他，要向他订货。据说这件事在乡镇工厂同行里不胫而走，流传很广。因为从来都是乡下人巴结城里人，而今天倒了个头。上海人要巴结乡下人，这在吴江乡镇工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遭。

　　这一悲一喜的两个小故事告诉人们，早期社队工业的一部分优势正在转化为劣势。例如“船小好掉头”，在当时表现出企业灵活的一面，而今却突出了经不起风浪，容易翻船的另一面。又如“土法上马”，成本固然轻微，但它也意味着质量不行，产品上不了市场。因此，乡镇工业发展的重心开始移到上批量生产、拼技术实力、强化质量管理、讲究经济效益上。  从切身经验中认识和掌握现代化工业运转的规律性，并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改造自己，这就使得一部分乡镇工业在草根工业的基础上上升了一步，开始脱离副业性质，朝着现代化工业的目标发展。北厍乡的吴江绣服总厂与上述的达胜皮鞋厂就是两个离副变工的上升型乡镇企业。

　　去北厍乡是临时决定的，我比较喜欢这种令人突如其来的常态访问。看来那位姓陆的绣服厂厂长根本无须做准备，全厂所有数据和情况似乎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在电扇轻摇的产品陈列室里，他井井有条地向我们作了简洁明了的介绍。

　　绣服总厂现有四个分厂，一千多名职工。它的产品是绣了花的丝绸服装，其中有30％为内销，70％出口海外。三年前，它还只是一个只能做化纤料裤子的百来人的小厂。当时化纤服装处于低潮，在关厂还是继续办下去的抉择面前，他们分析了服装的面料、款式、色调等市场信息，决定充分利用“丝绸之乡”的本地优势，改产绣花丝绸服装。这一改，使工厂气象更新，面貌大变。三年里产值每年翻一番，利润每年翻一番半。1985年上半年，实现产值450万元，全年利润可望达150万元，还可为国家创汇300万美元。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使一个原先不相信社办厂能生产外销服装的省级公司，不得不主动找上门来，将它列为外贸的定点厂。

　　北厍绣服厂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是大刀阔斧进行企业整顿和改革的结果。在工资制度上，他们变固定式的低工资为用百分考核计算的计件工资制，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在干部制度上，他们取消了退出农业第一线的老干部仍然进厂当干部的惯例，实行任聘结合的新制度，不论是什么人，不讲情面，有多少本领就授予多少权。在招工制度上，废除了一户出一工的老办法，新工人必须通过文化考核和技术考核才能进厂。工厂握有完全的用工权，工人在三个月的实习期间，工厂有权择优录用，不适宜的可以除名退厂。目前，这个厂正在进行强化科室领导、分层把关的改革，厂部设了十个科室，各车间除了一名主任，还配齐五六个检验员、收发员和统计员。他们相信，通过以全面质量管理为目标的改革，工厂将会有更新的起色。

　　听完介绍，我觉得自己把过去的社队工业或现在的乡镇工业作为一个不加区分的统一体的看法应当加以修正。看来我们应把乡镇工业分为两个层次，一层就是现在的村办工业，它仍然保持着草根工业的性质；另一层则是现在的乡办工业和镇办工业，它是从草根工业向现代工业过渡的工业。这一层次的工业正在把草根工业的种种特征逐步抛开。例如北厍绣服厂除了上述的各种制度改革以外，已经建造了600人的职工宿舍，有60％的工人不再每天回家。据说，在其他几个类似的工厂中，农民工们通过工会提出了修建职工家属宿舍的要求，厂方也正在制订这类规划。这层过渡性的工业所具有的特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从吴江来看，从草根工业内部分化出一批初具现代工业特征的乡镇工业，是在最近一两年里发生的事。乡办或镇办工业之所以上升一层，除了工业发展的规律在起作用外，财政上的包干制，各级政府都要分灶吃饭，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据庙港乡反映，不包括乡镇建设在内，仅仅用于维持一些必要的开支，乡政府一年就要花费203亏-元左右。其中第一笔是行政人员的工资，乡党委、乡政府和经联会三套班子有84人，而由国家支付工资的干部仅27人，其余57人需由乡财政支付工资，全年为4万元。第二笔是公共事业和文教卫生费用，约8万元。第三笔是防洪、石驳岸等等的兴修水利费，约5万元。第四笔是修桥铺路的开支，需3万元。这20万元的维持费就要由乡一级的工业利润来负担。

　　其他乡、镇的情况也是如此。据介绍，乡办和镇办工业的利润在上缴税收以后，一般作三等分，分别用于工厂的再生产、乡镇一级的财政开支和小城镇的建设。例如盛泽镇，1984年全年镇办工业的利润为300万元，除去税收145万，上缴镇政府54万元，镇区建设集资付出61万元，只剩40万元返回到再生产。

　　镇区建设的集资费用是作什么用的呢？从盛泽镇和震泽镇来看，1984年分别集资61万元和54万元。建设的项目有办托儿所、建公园、街道铺建、盖老干部活动室、修订镇志、造敬老院、改进自来水设施、修防洪设施、办文化中心或俱乐部、造职工教育楼等等。

　　既然乡和镇都作为国家基层一级的财政单位，那么国家下拨的经费又到哪里去了呢？回答说是有的，但数量极少。北厍乡1984年才9万元，而实际的乡镇建设经费为60万元，缺额部分只得向乡办工业去化缘。

　　听了这些，我心中泛起一股说不清楚的滋味。在乡、镇一级的开支中，应当由国家开支，而现在转给乡镇工业负担的项目是太多了一些。据说连乡派出所的民警制服也要由乡镇工业出钱去买。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为了满足这么众多的经费需要，乡、镇一级的工业自然必须讲究经济效益，以争取更高的利润。然而，赢利和非生产性开支之间是一对矛盾，这是目前普遍感到负担过重的原因。可是从农民的角度看，乡办和镇办工业赚的钱，除了付给农民工的工资、奖金以外，主要用于集镇建设，为镇上的聚居人口服务。所以乡办工业与村里农民的生活之间已经隔了一层，相对疏远了。村办工业与农民的联系就要密切得多。从报表数字看，村办工业的经济效益最低，而实际上，村办企业把自身的经济效益转成了全村的社会效益。例如村办工厂通过一户一工、多招工人的方法，使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变成了农民家庭的工资收入。在吴江，凡是村办工业，都起到直接补贴农业、补助农民的作用。村办工业办得越好，补贴和补助就越多。据县委办公室提供的资料，八坼乡的农创村，由于村办工业办得有起色，在过去的五年内集体给农民的补助共计77.2万元，人均得870元。补助的项目有兴修农田水利、农民建造楼房、修筑村道、集体应提取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及管理费、发放养老金、修护石驳岸、合作医疗、计划生育、学生学费、烈军属补助、困难户补助、农民购买电视机补助等共12项。其中接近和超过10万元的有前列的四项。

　　与村办工业的作用相比较，乡办工业的作用与农民生活是隔了一层。但乡办工业毕竟是从草根工业中脱胎出来的，因此，尽管它为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变革根工业的性质，但它始终没有抛弃支农、养农的主旨。这就是由农民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与资本主义工业的根本区别。一方面，乡办工业以支撑乡财政、资助小城镇和兴办乡、镇范围的公共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的形成，间接为农民服务；另一方面，一些先进的乡办工厂开始用联营的方式去扶助村办工业。

　　北厍乡有一个村办的皮鞋厂，由于缺乏技术、信息不灵和经营不善，年年亏本，一直处于危机状态，可它养着200名农民工，关不了厂。1985年1月，乡政府决定将该厂划归乡办的达胜皮鞋厂管理，成为它的一个分厂。半年来总厂只给分厂添了点设备，建立起与总厂相一致的管理制度，分厂的经济效益就提高了十倍，今年分厂的利润可达40万元左右。乡村联营不但带动了村办厂的发展，而且可以通过分散经营和协作生产，使乡办厂自身在不增加人员设备的情况下扩大产品的批量，更具有规模效益。

　　乡办和镇办的工业上升了，草根工业的力量是否因此而削弱了呢？看来情况恰恰相反。吴江乡镇工业局的同志说，这一年来村办工业的发展势头比乡办工业旺得多。统计资料也表明，工业的发展速度是县不如乡，乡不如村。在产值上，1984年乡办工业为3.1亿元，村办工业为2.74乙元，两者已相当接近。在发展速度上，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比较，县属工业只增长18.7％，乡办工业增长87.8％，村办工业则增长111％。

　　把这一现象与上述的工业和农民生活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即工业与农民生活的关系越密切，发展的动力就越足，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所以乡一层的工业一上升，农民就觉得它离自己的生活远了一点，于是就把积极性投入到仍然作为草根工业的村一层的工业上去。就这样，一批草根工业离了“土”，又一批草根工业长了出来。由此而言，乡、镇一层工业的升级，不但没有削弱草根工业，而是助长了草根工业的发展。

四

　　草根工业上升了一层，再滋长一批，这个过程当然不可能永远进行下去。可是现在乡镇工业还刚刚上升，就亮起了红灯叫它暂停。

　　部分同志从宏观控制出发，认为乡镇工业已不能再承受劳力的冲击了，他们希望至少在目前不要再提劳力的转移；另一部分同志则从农业现状出发，觉得乡镇工业不能再挖走农田上的劳力了，他们希望不要再讲无工不富，要讲无农不稳。

　　对于前一种看法，我以为宏观控制的对象是失控，乡镇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失控，自然它就不应当成为控制的对象。至于宏观控制带来的影响，也必然会随着失控现象的扭转而消失。因此，只要农业上有劳力剩余，就会产生冲击力，谁也挡不住。关键就在于农业上究竟还有没有多余劳力？按照第二种看法，农田上的劳力紧张起来了，农业开始告急，草根工业的基础在发生动摇。

　　情况是否果真如此呢？

　　根据统计资料，1984年，吴江县的农村劳力总数为39.14万人，其中有12万人已转移到乡、镇、村212业和县集体企工作，从事建筑、运输等其他非农业劳力为6万人，从事林牧副渔的劳力有3万人，从事耕作的农业劳力为19.32万人，以全县96.24万亩耕田计算，每个劳力平均拥有5亩耕田。另据县农工部测定，若按现有耕作技术条件下每亩耕田需用34个标准劳动日计算，每个劳力可耕种8亩田。可这是在理论上算账。如果考虑到劳动力的不平衡性和农田耕作的季节性，现在的生产条件实际上一个劳力能种好5亩田已经很不错了。劳均拥有的耕田数与一个劳力能够耕种的田亩数正好相等。由此可见，从全县的大账算来，吴江的农业劳动力应当是既无剩余，也不缺乏。

　　然而，在我走访的几个乡，除震泽以外，干部们都说农业劳力颇感紧张。可替他们算一算账面上的劳力，又都与全县的情况相符，基本上能够满足农业耕作的需要。看来只算账面数字而不看实际，就不容易把真实情况摸清楚。

　　开弦弓村合作社的社长谈雪荣，今年刚满40岁。他家有口粮田和承包田共7亩多。原先，这些田主要由他60多岁的父亲在负责耕作，农忙时则全家帮忙。今年他父亲病故，失去了一个农业上的全劳力，种田的担子则落到他的肩上。虽然家务事由老母亲做，在村丝织厂工作的爱人和一个儿子也可在工余时间做帮手，可他既要工作又要种田，夏收夏种时家中又饲育春蚕，在最紧张的那些日子里，每天十七八个小时的劳作累得他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北厍乡的柳书记告诉我，这个乡共有劳力1.5万人，其中从事以乡镇工业为主的非农劳动人数有1万人，还剩下1／3的劳力在种田。他强调说，从人数上看农业劳力并不缺，但农业劳力老的老，少的少，质量太差，是个不实足的数。梅堰乡的徐胜祥书记是老熟人了，他说在梅堰这个铸件之乡，青壮年劳力绝大多数被工厂吸收了，留下的都是六十岁上下的老人和病弱者。所以在群众语言里多了个词，他们把联产到“劳”称为联产到“老”。

　　强劳力进厂，半劳力种田，这无疑是农业劳力紧张的一个原因。如果联产到“老”的趋势继续下去，有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去年，在梅堰乡的庙头村有三家万斤粮户，今年大概都保不住这一称号了。据说是因为这三家的青年不听家长要他们留下种田的劝阻，都跑进工厂去了。大家普遍反映，现在农村的青年人都不愿当农民。对此，有人惊呼，十年以后将无农夫。

　　青年人之所以不愿留在村里种田，据说一是因为农忙时劳动强度太大；二是社会地位低下，不进工厂甚至连对象都难找；三是农业的收入少。

　　我注意到的是第一和第三两条，第二条是从这两条派生出来的。第一条这里姑且不说它。先看第三条，种田的收入少到什么程度？

　　请县有关部门计算1984年每：亩粮油作物的物质费用，结果是，以亩产粮食1433斤和油料61斤计算，亩均收入是255元，而种子、肥料、农药、机耕、排灌、小农具添置等物质费用每亩约为78元①。又据开弦弓村一户记账农户提供，去年他家的5．7亩田地共缴纳了两金一费和农业税为330元，每亩为58元。以亩均收入减去物质费用和缴纳费，农民在每亩农田的耕作收入为119元。如果一个劳动力全年耕种5亩田，则可收入595元。

　　据乡镇工业领导同志介绍，去年乡和村两级工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收入（包括奖金在内）是727元。所以务农劳力收入要比务工劳力的收入少132元。这里应当指出，务农劳力的收人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以实物形态兑现的，即全家所需的粮食、食油、柴火等都包括在上述的收入中。以全县农业户户均人口为4人，每人需自耗农产品的价值为100元计算，那么，耕作5亩田的农业劳力只到手现金195元。还应当指出，一户人家耕5亩田必须有一个劳力被钉在土地上，而在耕种和收获时节，全家人必须都扑到土地上做帮手，由此算来，一个农业劳力的现金收人就是微乎其微了。

　　计算数字不免使人枯燥乏味，可所得的结果却十分重要，它可以使我们悟出不少道理。平望乡的干部说，现在种田不如一位老太太在车站上卖茶叶蛋，不如在乡镇办厂当工人，更不如到上海做小工。所以该乡的溪港村就有三户人家不肯种田，弃农经商，留下的7亩田只好由村里的塑料厂派人代耕。开弦弓村有一户人家因特殊困难退出了3亩田，村干部为了重新分配这点田召集社员开会。会议从下午7点半一直开到午夜11点半，无人愿意领受。最后还是请大家看在乡亲、乡邻的面子上，才分掉了2亩7分。北厍乡为了防止农业劳力盲目外流，下行政命令不准农户白田抛荒，外出经营需三级证明。这种现象，包括前述的青年不愿种田等等，不都可以在这计算结果的数字中找到根源吗？

　　因此，农业劳力的紧张，农民地位的低下，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民所说的一句话：种田赚不着钱。干部们把它翻译为：农业的经济效益最低。由于农业的经济效益最低，土地的价值在农民心中便失去了其数千年来的传统魅力。土地价值的跌落是一盏真正的红灯，不过它不应该是暂停的信号，而应成为提醒我们警惕农业有可能产生危机的标记。它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在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怎样发展农业这一迫切课题，从而使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同步进行。

　　目前我们在吴江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农民尽管不愿种田的思想普遍存在，尽管有弃农的苗头出现，但在吴江，从总体上看，眼下的农业生产还是稳定的，农民们拼死拼活也要把落实责任制时分到的几亩田种熟种好。这是因为农民的商品经济头脑还没有发展到把粮食也包括在内的程度。所以农户的食用粮和家庭饲养牧业用粮还得靠自己种出来才放心；盖屋时请人吃饭亏空的粮食也不是到市场上去买，而是到亲戚家中去借。

　　因此，粮食必须自给自足的传统和几十年来粮食并不富裕的教训，维持了目前农业生产的稳定。可这种维持的局面是不可能长久的，假定从工业得利和从农业收益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农民的商品经济头脑再向前迈一步，那么农业生产就会出现危机。

　　上述两个假定并不是研究者的空想。在苏南一些发达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所谓“产值四年翻一番，市场缺少鸡肉蛋”的情况。在吴江，当农户把前两年打下的粮食用塑料袋储放在家里以后，1985年便出现了改水田为旱田、变粮食生产为其他经济作物生产的新情况，以致县领导觉得国家下达的2.75亿斤派购粮任务过重，担心今后有可能完不成。

　　因此，用行政命令不准农业劳力流动的办法只能暂时奏效。要真正做到有一个稳定的农业，就得从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出发，去寻求发展农业的新途径。

　　在吴江，我听到两家农业大户的情况。一户在八坼乡，全家10口人，承包了近100亩土地，而且把粮食生产与饲养畜禽相结合，成了以农业生产致富的典型。今年，这家农户还买了汽车，准备形成农业、副业和运销的家庭经济新体系。另一户在同里乡，夫妇两人加上女方的父亲和一个帮工，承包了130多亩耕田，预计今年的收入逾万元。

　　人们从这两个大户身上总结出一条：农业生产要提高效益，就得搞规模经济。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说，实践证明，五六亩责任田只能拖住农民，却不能安住农民的心。只有扩大经营土地的面积，形成一定的规模，才能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也才能有人安心种田。

　　这使我想到了在日本时参观过的家庭小农场。一对夫妇，一二个雇工，经营着相当于三四十亩土地的小农场。在日本，这种家庭小农场的收益并不算高。但若与苏南每家耕种五六亩田相比，它的效益显然要高出一个层次。那么，我们能否在责任制的基础上，也实行这种土地小规模集约的经营方式呢？

　　从上述两个农业大户的情况来看，第一，在他们承包的田地中，绝大多数是围湖后的湖田，因此没有像其他土地那样重的派购粮任务。第二，在种子、化肥、水利、仓库以及农机等方面，集体为他们撑了腰，提供了高于一般的农业服务。这两个条件显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吴江的农业大户也仅此两家。

　　要做到土地的一定规模的集约经营，离不开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的建立。现在的农业技术与服务情况如何，我这次来不及作详细了解。但看来农业技术的提高很缓慢，服务也没有大的改进。调查时，人们说到这样一件事：一位农民在梅雨季节过后打算翻晒粮食，一天他听广播说是“晴到多云”，于是就把谷子摊在场地上，他自己去镇上的茶馆喝茶了。谁知转眼间下了一阵雷雨，等到他赶回家，粮食已全部被雨水浸泡透了。一气之下，这位农民举起铁锄，把挂在墙上的广播喇叭敲得粉碎。当然，天气预报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对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来说，对自然力量的抗御力还很弱，冒的风险较大，故而优良的服务更显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一旦服务不周，农业的规模经济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只好将农业生产的风险让众人分散去承担。这就是县干部所说的发展农业服务难，农业风险要共担。

　　农业负担的减轻，耕作技术的改革，服务体系的建立，都需要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这一力量在现在的农业里是不具备的。农业这条腿目前还很软，靠它自己还站立不起来。所以农业由小农经济向规模经济过渡，必须有一外来的触发和支撑的力量。我以为这一力量就来自草根工业。实际上，现在苏南农村不发生大批农民外流，农业还能持续高产，是得力于基层草根工业的支持。

　　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把农民一批批地吸走，农业劳力的紧张导致土地经营的相对集中，工业的利润则为农业的集约经营减轻负担和增强技术服务提供经济力量，而农业的规模经济又反过来以释放更多劳力的方式促进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飞跃。这就是我对草根工业的意义和农业发展的前景和动力的认识。至于苏南农业究竟以多大的规模进行集约经营？人们估计现有技术条件下大概可达到二十来亩。对此还有待于我们去研究。

　　从现有包产到户的小农责任制转化成相当规模的小农场，给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真正到来创造条件，是当前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现实问题了。显然，农村体制改革已要求更上一层楼。这也应当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我觉得现在回到农村里去进行调查是及时的。农村是乡镇工业的基地，乡镇工业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形成了苏南地区全面的繁荣，要跟踪追进地观察这个历史过程，我们不能放松农村本身的调查研究。这可说是我九访江村总的体会。

1985年8月29日

注：

①该数字是在县农工部提供的每亩物质费用资料中扣除管理费一项后计得。

载《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

　　提到汤姆斯·赫胥黎（Thomas H．Huxley），这是我们中国知识界熟悉的名字。早在1895,年，我出生前的十五年，他的名著《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已经由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中国清代学者严复用当时优美的古文翻译出版，书名《天演论》。1976年，又有人改译成当前通行的白话文的版本行世。到今天来说，在中国至少已经有四代人受到这位英国学者的影响了。为纪念他而设的讲座名单上列人中国人的姓名，可以认为是对这位人类学的先驱者在全世界人民思想上所起的促进作用的历史肯定。荣誉属于这位先哲的本人。

　　坦率地说，使我发愁的倒是我自己能在这个庄严的讲台上讲些什么来报答同仁们对我这样殷切的期待？在这里我不能不感谢今天在座的我的老师雷蒙德·弗思爵士（Sir Raymond Firth）。他在今年6月里，遥感到我的困难，伸出了援引的双手。他来信说：“我看到你还没有决定在你的赫胥黎讲演里将对我们说些什么。……在我心中涌现的各种意见中，有一种也许更突出一些的是讲讲你对开弦弓村l938年2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看法。”开弦弓村是我在1936年调查过的一个我出生地江苏吴江县的农村，想用它来代表这一类型的农村，我给它一个“学名”叫“江村”。后来我到这个学校来上学，就在马林诺斯基教授（B．Malinowski）的指导下，根据这个农村的调查材料写成论文，1938年出版，书名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称《江村经济》。

　　在我收到这位老师的来信之前，我早已有意想在我的余生中写一本书，叙述这个农村的新面貌。今年10月我有机会偕同我在上述书中提到的那位姊姊，现在已经78岁，一起去开弦弓村走了一趟，当然说不上什么实地调查，事实上只可以说是回乡探亲。乡亲们的热情是难于形容的。我完全沉浸在友谊的海洋里。这种感情的余波，也使我忘记了今天我是在一个学术的讲座上。我恳求你们的宽容，让我讲一些只适合于朋友间茶余酒后的谈话，为大家摆一摆这个已经为西方学者熟悉的开弦弓村半世纪来的变化、当前的问题和今后的前景。

　　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ee Freedman）教授在生前曾告诫进行微型调查的人类学者，不要以局部概论全体，或是满足于历史的切片，不求来龙去脉。所以我必须首先指出，开弦弓村只是中国几十万个农村中的一个。它是中国的农村，所以它具有和其他几十万个农村的共同性，它是几十万个中国农村中的一个，所以它同时具有和其他中国农村不同的特殊性。我认为只要把它在中国农村中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实事求是地讲清楚，也就可以避免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错误了。

　　开弦弓村处于苏杭之间，太湖之滨。古语有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指出了在经济上这是中国的一个富饶地区。不仅因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农产较高，而且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副业和手工业也较为发达。这个特点已有很长的历史，一直维持至今。按1979年全国抽样调查了70万个生产大队，该年个人平均年收入不到100元。而开弦弓村所在的苏州地区1980年个人平均年收入约250元。这地区在经济上占先的地位是明显的。开弦弓村在苏州地区却处于中级，个人平均年收入接近300元，略高于这个地区的平均数。我们抓这个在全国居上游，上游中又居中级的农村进行解剖，就可以和比它好的和比它坏的农村相比较，从而看到当前中国农村经济正在怎样变化，要致富上升应采取什么道路。

　　用开弦弓村作为一个观察中国农村变化的小窗口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近五十年的比较资料。我本人在1936年夏季搜集过一些基本资料已如上述。1956年5月现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任教的威廉·格迪斯（W．R．Geddes）教授访问过这个农村，1963年出版了Peasa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一本专刊。我本人在1957年夏季又去重访江村。这次调查的资料在过去动乱时期中已经散失，正在访求中。今年9月，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的南希·冈萨勒斯教授（Naneie Gonzalez）访问了这个农村。我本来打算同她一起去的，因病延期到10月才去成。我的访问时期虽短，但还是搜集了一些基本资料。

　　开弦弓村在这近半个世纪中所经历的道路基本上是和中国的其他农村一致的，但是也有它的特点。我离开这村子以后两年，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这个地区。我在1936年说当时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个饥饿的问题，在经济方面如果确实如此的话，从1936年到1949年农民的生活不但没有改善而是更为贫困了。当时全村的土地已有56.5％被地主所占有，75％的人家靠租田和借高利贷过日子。水利无人关心，太湖洪水一发，这些滨湖地区立即受灾。农田的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亩产稻谷大约只有300斤，蚕丝副业几乎停顿，加上苛捐杂税，盗贼横行，真是民不聊生。造成这悲惨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在上述书中归结于土地制度和维持这种制度的政治权力。正如格迪斯教授书中所叙述的，1949年的解放，改变了政治权力的性质，1951年的土地改革改变了土地私有制，农民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从此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必须在这里指出，中国人民能取得政治权力和改变土地制度，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

　　土地改革后，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积极性空前高涨。若以土改完成后的1952年和1949年相比，全国平均粮食生产增长了42.8％，农民购买力提高了一倍。以开弦弓村来说，1936年的粮食亩产量是300斤，1952年据格迪斯教授的数字是500斤，增加了66％。如格迪斯教授所记下的，这个村子完成了合作化后，粮食产量继续上升，到1955年已达亩产560斤。1956年就是合作化后一年，当时农民给格迪斯教授的预算该年亩产量将达700斤，那就是比合作化前1955年增加28％；比1952年增加42％。这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52年只增加14％，像现在一样，开弦弓村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是属于上游的。

　　1958年开弦弓村像中国的其他许多农村一样建立了人民公社。由于当时在生产上提出了过高的指标，经济上搞平调，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使生产受到挫折，粮食反而减产，社员收入减少。到1960年加上了若干其他原因，全国陷入困难时期。在最严重的时刻，像开弦弓村这样的农村也发生了人口外流的情况。但是在开弦弓村这种情况扭转得比较快，1962年已经纠正了一些过“左”的措施，规定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和实行了计件工分制。同时还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开通沟渠；又推广机电排灌，基本上消灭了我在上述书中所描写的那种用人力踏水车的传统方法。从1962年到1966年，全国大动乱开始前的四年中，开弦弓村粮食产量平均递增率是8.25％，又因恢复和发展了蚕桑生产的传统副业，个人平均收入在1966年达到119元。社员们至今把1962年作为生活进入富裕的转折点，他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达说：“从那年起我们每天吃三顿干饭。”“三顿干饭”，是说一个壮劳动力一天要吃两市斤粮食。

　　1966年到1976年，这个全国大动乱时期，农村经济受到的破坏看来并没有城市里所受的那样严重。但是由于强调以粮为纲，集体副业和家庭副业都受到了限制，加上管理上强调统一指挥而不考虑各地区的差别，即所谓“一刀切”，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所谓“吃大锅饭”，农村经济进入了停滞状态。以开弦弓村来说，1966年到1978年的十二年中，粮食总产平均递增率是3.95％，不到大动乱前的一半。由于单打一抓粮食，忽视了工、副业生产，与粮食生产上忽视了节约成本开支的重要性，加上人口增长，个人平均年收入一直徘徊在114元上下，也就是停在1966年的水平上。

　　这次全国大动乱在农村中的消极影响到1978年底才得到全面纠正，中国的农村经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我继续讲到这几年在开弦弓村见到的新气象和新问题之前，我想插进一段讲一讲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就是人口问题。

　　从1949年解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而同时人口也有较快的增长。1917年，中国人口有4．4亿人，32年后（1949年）人口增加了1亿，达5.4亿。又经过了32年，1980年末估计中国人口已近10亿，约占世界人口的22％，在这段时期里，中国人口增加81％，每年平均增长19％。这样多的人口，分布又极不均匀，90％以上分布在中国的东南半壁，东南一半的人口密度十倍于西北半部，其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每平方公里平均有400到500人，是世界人口最密集地区之一。

　　开弦弓村就在这人口最密集地区。我在1939年得到当时这个村子的人口数字是1458人，格迪斯教授得到1956年的数字是1440人。虽则由于该村行政地区划分略有改变，在比较人口数字时还需要加以校正，但已有的数字可以说明在这一段时间里，开弦弓村在抗战时期可能由于战争的影响人口有所下降。而且解放后在全国人口开始暴涨的最初八年（1954年—1957年全国出现第一次人口高潮，每年平均增长24％），开弦弓村人口却比较稳定。我至今还没有找到1957年到l965年这段时期的人口资料，而这正是它的人口开始上升的时节。1966年开弦弓村人口已达到1899人，比1956年增力1459人，即31.9％，增加率甚至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数，出现了人口暴涨。

　　对于开弦弓村这个特殊现象的解释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但是现在可以提到的是，我在上述书中已经讲过的，这个村子的农民长期以来存在着人口控制的习惯。我在这次访问中曾追问他们为什么后来抛弃了这个习惯而让人口暴涨呢？他们给我的解释首先是政府禁止溺婴，所以儿童多了，后来群众有了节制生育的医学方法之后，儿童还是比较少。这种解释是否可靠还待调查。但是这表明这村的农民并没有改变对人口需要控制的传统观念。

　　当前开弦弓村的人口2308人，和1936年或1956年相比，只增加约60％，和全国在相同时间里的增加率相比应当说是比较低的。在这个增加率中除了出生数增加外，还有死亡数降低的一方面。这方面在我这次访问中印象很深，不仅是我还能找到许多30年代相识的老乡，而且从人口资料中看到在70岁以上的人数，1936年是17人，而现在却有114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改善改变了过去多生多死的控制人口的公式。在早就意识到人口压力的开弦弓村，用科学方法进行的计划生育正符合人民的需要，这使得这村的干部在答复我问到最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形时，很有把握地说：“这在我们这里是没有多大困难的。”人口统计也证实了这一点，自从1977年以后不仅增长率已经降低，而且已出现过负号的年头。

　　我不敢说在开弦弓村所见到的人口现象在全中国有多大的代表性。从已有的资料看来，开弦弓村的历年人口的变化和中国全部的人口变化两者之间的差距是相当大的。但是即以开弦弓村的情况来看，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够严重的了。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从个体经济进入集体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安定，生活有了保障，人口激增如果不及早预防是不容易避免的。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影响了个人平均占有农产品的数量。尽管解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有相当大的增长，它的增长的速度也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但是由于人口毕竟增长得过多，个人平均粮食配额就不容易提高。例如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000多亿斤，比1949年增长了169.2％，但按人口平均，仅增长52％。经过解放以来的三十多年到1980生，中国谷类的个人平均配额仅约有580斤。一部分农业落后地区还不能自己解决粮食问题。然而，开弦弓村由于土地相对肥沃，人口相对增加得慢一些，情况就显然不同。1962年已实现了“三餐干饭”，1980年个人平均实际得到的粮食（包括口粮及副业的粮食津贴）已接近1000斤；除了自己充饥之外，已有余粮喂养猪、鸡等家畜，提高家庭收入。从这个小窗户里去看全国形势，且不论人口压力对教育和就业的影响，单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控制人口的必要性也是很显然的。

　　然而，无论我们现在采取任何有效办法来控制人口，以全国来说，10亿人口这个数目决不容易在短时期内有所减少。据最乐观的估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达到12亿。此后，如果政策对头，也许可以开始稳定和下降。现在这10亿人口中有80％住在农村里。因此，我们必须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来考虑今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回想起我自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江村经济》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在这本书里我注意到中国农村里农业、家庭副业、乡村工业的关系。我的姊姊用了她一生的岁月想从改进农村里的副业和工业，来帮助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1938年我从伦敦回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云南省的内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使我进一步看到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我在Earthbound China（《土地束缚下的中国》）一书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见解。1957年我重访江村，看到当时农业上有了发展，我感到高兴，但是为那种忽视副业和没有恢复乡村工业的情况而忧心忡忡。现在，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我当时的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次短短的几天访问，由于激动人心的巨大进步以及令人陶醉的家乡情谊，使我担心我的观察是否会超越了科学的界限。中国有句谚语：“旁观者清。”我高兴地知道在我回乡前大约10天，亲自到开弦弓村观察的冈萨勒斯教授将有机会用她所观察的事实来讲述她的见解。但是我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把我在这次访问中得到的一些看法，在这里传达给关心中国农民生活的朋友们。

　　我在这个讲演开始说明开弦弓村在全国的地位时，已经说过1980年这个农村个人全年平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于全国的前列，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所以它在中国可以称作属于富裕的一类。但是开弦弓村达到这个水平还只有3年。3年前，1978年个人平均收入还只有114元。为什么在这几年里这个村子的农民会这样富裕了起来呢？

　　开弦弓村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是由于1979年以来贯彻了党的三中全会决定的政策，改变了农村经济的结构。那就是纠正了片面地发展粮食生产，而落实了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发展多种多样的副业，不仅包括已纳入集体经济的养蚕业，而且扩大了各种家庭副业。在我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50年代见到的养兔，现在已成了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并且已是家庭收入的重要部分。以养兔为例，养一只长毛兔，每年可以出售兔毛10元以上。而很多人家养五六只甚至十只以上。全公社一共养兔10万只，一年总收入超过100万元。各种家庭副业合在一起，个人平均收入1980年约120—150元，占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

　　开弦弓村有一家，共3人，1980年出售肉猪9头，养羊2只，养兔8只，加上卖给集体的肥料和自留地所种的能出售的油菜籽等等，一年得到1087元，他们从集体劳动工分（包括农业和集体副业）收入660元，每人平均收入是582.3元。这一家在开弦弓村还并不是突出富裕的人家；另一家，共5人，其中4个劳动力，1980年收入2429元，人均485.8元。这家全年日常生活费用是960元，储蓄1469元，预备添盖房屋。

　　开弦弓村的老乡一致同意，吃和穿，也即是温饱，已经不成问题。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住，也即是房屋和家具。冈萨勒斯教授能用她在农民家亲自吃过的伙食来说出他们的水平。她会告诉你们所尝到的使她称赏不已的饭菜，并不是特地为她的访问而准备的。她常常在人家家里谈话到了吃饭的时候，主人按当地的习惯一定要留客共餐，那就可以吃到各家日常的饭菜了。

　　至于穿着，已经超过了保温的要求。对于年轻人来说，时行的式样成了主要的考虑。手表对他们计时的用处可能还不及装饰的功能；上一代的手镯已让位给上海牌的手表了。在这一方面还是让冈萨勒斯教授所摄的相片来替我说话更为生动。

　　冈萨勒斯教授的相片也会告诉我们，我上述书中所附相片上的一些房屋至今还在，只是陈旧了一些。人口增加60％而房屋的增建却远远落后。该村干部提供我们关于住房的数字从1948年到1980年每人平均增加不到一平方米，全村增建一共不到一百间。我参观了一个生产队，十多家，挤在三个大门内，在30年代这里只住3家人。建筑房屋的困难，比如土地少，建筑材料不容易买得到等等，我不在这里多说。要说的是这个村子的老乡手边有钱能想到建筑房屋，还是近几年来的事。建造一间房要1000元，一家至少要3间。在1979年前有多少农民的积蓄能达到3000多元呢？而这几年来，情况变了，农民现金收入多了，一年上千元的储蓄已经不稀奇。这些钱怎样花呢？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答案是居住更新。

　　这次访问中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农村中居住更新的过程一般是通过青年一代结婚的机会进行的。新婚夫妇需要单独的卧室。在房屋紧张的情况下，不是延期结婚，就得把老房间分隔。在开弦弓村老一代中确有一生娶不起老婆的人。这几年农民具备了盖新房屋的经济条件时，凡是有儿子要结婚的就急于要扩建住所。过去一年中，靠河边大约有250户人家的几个生产队一共建造了50间新房子，几乎全是扩建旧宅的性质。因之，这村子房屋的布局更见凌乱。新建房屋内床柜箱桌等等用具也是大多在结婚过程中添置的。从订婚到结婚这段时间里，男女双方的家长忙于张罗。由于开弦弓村是父系父居社会，所以提供房屋是男家的责任。那些无力提供房屋的男方，也有采取入赘方式，住到女方提供的房屋里去。新房内的用具事实上是男女双方合凑的，比例以女方经济水平决定。名义上，男方要给女方一笔礼金，而这一笔礼金实际上是给女方准备嫁妆的津贴。这几年经济好转后，女方提供的嫁妆，一般说来都超过礼金所能购买的东西。我们曾参观过一家新房，凡是女方提供的嫁妆上都挂着一条红色丝棉，所以很容易看出男女双方贡献的比例。在这个新房里，双方的贡献几乎相等。我们得到的解释是这地区女儿少，特别疼爱，所以出嫁时总是要尽力准备一份丰盛的嫁妆。我们当场估计了一下全部用具和衣服的总值大约2000多元。这个数字曾经引起结婚费用太高的批评。过于讲究排场固然不好，但是也应当看到事实上这正是农村的生活资料更新的重要过程。至于为了取得对男女间新的夫妇关系的社会承认而采取宴请亲友的方式，由于传统的好客风尚，有时未免花费得过分一些。

　　如果容许我过早地做一个估计，这三年来开弦弓村农民收入的增加，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结婚的过程而消费在家庭生活和物质更新上的。而这个更新过程又是从进入结婚年龄这一代开始的。就在我们参观的新房隔间是老一代的卧室。在这间卧室里我看到的是我幼时所熟悉的我祖母房里的陈设，我祖母是太平天国时嫁到我家的。我直觉地感到过去农村里生活物质基础更新率是这样缓慢，使两代卧室的对比如此之鲜明。

　　上面所叙述的这段话，当然还要在今后进一步核实，并用正确的数字来表达，现在还不能说是科学的观察，但是当我向老乡们指出了他们正在进行生活基础的物质更新时，却接触到了一个当前的实际问题。这几年农村经济从复苏到繁荣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用普通的话来说，农民手上的钱怎样花法？从全国来看，每年流入农村的货币达到几百亿元，用什么商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呢？因此我们有必要去调查研究农民需要什么，怎样可以去指导他们的正当消费，这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发挥它的优越性。

　　就在我们参观新房的下一天，在一个和本村干部的座谈会上，大家提出了许多问题：怎样有计划地进行农民生活资料更新？怎样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制定各种房屋的结构和布局？怎样根据本村农民的财力，分期分批地按大家同意的规划来有步骤地更新全村的面貌？人民自己的政府才能根据人民的需要来发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来为人民群众办事。在这件事上，大家要我们人类学者帮助他们进行系统的社会学调查。我本人是心甘隋愿做这种能直接满足人民需要的人类学工作的。

　　最后我想讲一讲中国农村中集体经济的发展的前景。自从中国农村建立集体经济以来，它一直是农村经济的主要部分，至今还是这样，1956年正当格迪斯教授去开弦弓村调查时，合作化运动已进入高级社阶段，提高了集体经济的地位。1963年成立人民公社，农村中的个体经济已微不足道。直到1978年开弦弓村和中国的其他农村一样，农民的收入几乎全部依赖集体分配所得，按各人在集体经济中所贡献的劳动折合成工分计算。但是一度在平均主义的“左”倾思想支配下，农民所得的工分并不能正确反映他所付出的劳动，所以出现了违反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的所谓“吃大锅饭”的偏向。在这个时期，作为个体经济的家庭副业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遭到禁止。1978生才改变了这种抑制农民积极性的错误政策，恢复和发展了农民的家庭副业，因而使农民的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

　　但是这种承认农民个体经济的作用并不是否定了或削弱了农村的集体经济；相反的，由于农民生活的改善，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农业和乡村工业主要是属于集体经济的部分，它们的性质一直没有改变。1981年起所实行的责任制也只是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根据各地生产技术和群众的觉悟水平，改善经营方式和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罢了，并不是经济制度性质的改变。

　　在这里应当说明的，上面所提到的农民收入中副业部分的增加，并不反映这个农村结构的全部情况。列入农民收入中的副业部分，只是指从个体经济中得到的副业收入，农民从例如开弦弓村的养蚕业等集体副业中所得到的收入是包括在集体分配部分之内的。集体经济的总收入中只有一部分按劳分配给个人，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集体事业的经费、社区公益费用和用于更新、扩展生产的投资以及公共积累等。因此，我们不能直接从农民个人收入中家庭副业和集体分配所得的比例，得出在农村里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重。当然，总的看来，这三年农民家庭副业收入的增加是可以说明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个体经济的增长。至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相对比重，还需要进一步计算。

　　农村经济结构另一方面的变化是农村集体经济部分本身的结构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比重下降，副业有所增加和工业激增。

　　开弦弓村自从抗日战争时期起，合作丝厂被毁，桑田被破坏之后，蚕丝业就一蹶不振。一直到1966年才恢复了集体养蚕的副业，使该村每人平均收入突破百元大关。但是农业和副业的比例还是悬殊，1966年是87.8％比11.9％。

　　1968年开弦弓村开始重建缫丝厂，但是设备和技术由于条件太差还赶不上抗战前的合作丝厂。1975年乡村工业受到重视后才扩充设备和技术。1978年以后逐步发展，现在已成为一个有200多工人的小型现代工厂，而且在出丝率上正在赶上日本的先进水平。1979年开弦弓村开办了两个豆腐坊和一个丝织厂。乡村工业的发展使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这村南部的那个大队来说，1979年农业收入占50％，副业收入占23％，工业收入占27％；1980年农业占41％，副业占19％，工业占40％。这个结构变化是农、副、工三方面都在增产中发生的。由于发展了乡村工业，这个农村的农民1980年每人平均集体分配达到了150元，比1978年前增加约1／3。苏州地区农村中的经济结构1980年是农业占19.6％，副业占13.2％，工业占67.2％，所以开弦弓村在这地区乡村工业发展上还是比较落后的。

　　在开弦弓村所见到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的特殊现象。即使不能说中国几十万个农村都已发生这样的变化，但是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村的共同趋势。据了解，到1979年底为止，全国已有98％的人民公社办起了集体企业，包括粮食生产之外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工业。单以社队工业计算，估计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3％。

　　现在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穷队和富队之间相差的距离相当大。按人口平均最好的富队已超过千元，而大约还有1/4的队不到50元。分析富队之所以能富，最普遍的原因是开展了副业和工业，凡是单打一种粮食的大多属于穷队。粮食价格过低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农业产量的提高在像开弦弓村这样地区已经感到成本太高，以致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中国粮食产量在过去30年中的不断增长，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人口的1／4，可以认为是人类历史的奇迹之一，但是还要继续增长，如果不改变经营方法至少是相当困难的了。开弦弓村在每人平均只有1.1亩水田的面积上，1980年生产1510斤粮食，只留下660斤作自己的口粮，一半以上的产品提供给城市居民消费。这样的负担确实不轻。在耕地面积不能增加，单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来解决供应粮食的任务，就开弦弓村来说可供挖掘的潜力，在近期内似乎已经不大了。要使该村经济继续繁荣起来就只有向副业和工业方向发展了。

　　开弦弓村副业的前途固然还很开阔，但是凡是要利用农业原料的副业，如猪与家禽的喂养需要粮食，养蚕需要桑叶，都已受到限制，而且这限制也将越来越大。开弦弓村蚕业的复兴和增长主要是由于利用电力排水把原来被水淹的和易潦的土地开辟成肥沃的桑田。比如从丝织厂楼房上一眼就看得到的那片桑田，1936年我初访该村时是一块废地，总面积在百亩以上，现在靠这片桑田养蚕，蚕茧收成每年达到3万斤。但是今天还要增加桑田面积至少将和粮食产量一样困难。

　　开弦弓村发展副业的前途看来是在尚没有大量利用的湖泊和河流，1936年我见到的渔家现在已集中到太湖边上，和这公社的其他渔民一起组成了专业的渔业生产队。本村作为副业的渔业并没有发展。近年试殖产珠的蛤蚌，已告成功，但尚未推广。因此到目前为止开弦弓村副业增产的幅度并不大。

　　从农村经济结构中农、副、工三个方面来看，发展前途最大的显然是工业。乡村工业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本地区所产的原料加工制造，例如从养蚕、制丝、织绸、刺绣，到制成消费品，直接在市场上销售。这在中国称作“农工商一条龙”。另一种农村工业是为都市里的大工厂制造零件。例如上海有一些缝纫机厂，自行车厂把零件包给社队工厂。现在这种方式的乡村工业还只发生在大城市的附近，而且还只是个开始，但是发展的前途是很大的。由于乡村工业的发展，苏州地区有些突出的农村已经出现农村居民职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主要从事工业的人口在比例上超过了主要从事农业的人口，或是说在农村里用在工业上的劳动力已超过了用在农业上的劳动力。最高的纪录已达到4：1的比例。当然，这种例子的社区还称它为农村显然不太合适了。

　　我觉得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在人口这样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

　　雷蒙德爵士为我这次讲演出了这个题目，要我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讲述开弦弓村近半个世纪的变化，我在时间的控制上和内容的选择上，显然都没有能遵守我老师的指示。如果还能给我补救的机会，那将在离开我开始在开弦弓村调查之后的五十年，到那时候（1986年）即使我不能再在这个讲台上做一次补充演讲，希望一本《江村经济》的续篇可以在那个时候送到在座的朋友们的手上。我这个希望的根据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在我出发来伦敦之前已经做出决定，将在开弦弓村建立一个社会调查基地，一个可以进行继续不断地观察的社会科学实验室。如果这个社会调查基地能顺利地建成，通过年轻的研究工作者的集体努力，我相信刚才许下的愿是可以实现的。

　　我感谢皇家人类学会同仁们对中国农民的关切，并给我机会就我自己所看到的事实，叙述他们怎样在30年里建成安定、繁荣的社会主义农村。开弦弓村的父老们知道我要来伦敦做这次演讲，特地叮嘱我，把他们向你们的问候亲自带给你们。谨祝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增长。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1981年赫胥黎纪念演讲）

载《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

　　如果面貌是指社会性质，特别是生产关系那一方面，21年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级社会，现在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取消了剥削的集体所有制的社会。在这方面这个农村的面貌已起根本变化，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如果面貌是指那靠水人家、四围桑稻的乡园景色，那却依然是旧时相识，乡音俚语更难辨今昔。

　　如果面貌是指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平，我还有点犹豫，不知怎样说好。过去确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了，人们生活必然要提高，提高得和过去大大不同了。有关农民生活的调查不强调一下生活的改善，似乎就是不拥护社会主义。你这样说，我这样说，他也不能不这样说，弥漫着一片农民生活改善的喜讯。

　　社会主义一定会给我们，不论在城里，在乡间，带来繁荣幸福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绝大部分农民生活是改善了。强调一下农民生活的改善，在合作化高潮前后也可以起加强信心，扩大影响的作用。这些我都没有怀疑。我有点犹豫的却是：再这样宣传下去好不好?把农业上的40条当作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么迫近，一似唾手可得。这里说生活怎么好了，那里也说日子怎样好过了，改善的风四面吹。而事实上，人民生活要和生产关系一般发生迅速地和根本地变化，恐怕不是短时期内做得到的，那么这阵风吹起来对社会主义有多大好处是很值得考虑的。

　　在乡间的20天里，我自己也常常被各色各样的矛盾所迷惑。

　　作为人民代表，自应关心人民生活，正如我在上篇所提到的，一上岸就遇到老婆婆们诉说粮食紧张，没有钱买米。心里想不是老乡不说实话，那就是合作化出了毛病。

　　我们坐下来算账，算来算去，农业增产谁都不能否定，副业是减产了，但是农副业总收入至少也已赶上了战前比较高的水平。再看这村子里农民的收入，在全国范围里都可以名列前茅。每家平均分得的粮食又不低，怎么会闹粮食紧张呢?老乡不说实话么?又不然。有一天，我们悄悄地到附近的一个村里去访问一个21年前我在这村里住的时候照顾我生活的保姆。我们到达这村里时，老乡们还以为我们是种牛痘的医生。但找到熟人，一坐下来，我们又被粮食问题所包围了，甚至我这个肥胖的外形都成了打通她们思想时的障碍。

　　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是不对的，承认合作化的优越性而以为什么问题都已解决了的，我想，也是不对的。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我们脑筋搞得简单了当然更会对不上头。请原谅我，说起话来不能不啰嗦一些，更希望读者不要挑出一两句话来，说我又在吹冷风了。

　　还是先算算账。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虽则夸大一些，但还是反映了一些现实的。全国农民每个人平均一年的收入在50元左右，苏州专区平均是78.6元（家庭副业和小的经济作物不算在内），这个村子里农业社去年集体收入的分配每人平均是82元，加上家庭副业和家属寄回来的钱，总的平均收入，我们估计在100元左右，单就这些数字来看，这个村子还要喊穷，实在难于令人相信的了。

　　粮食是不是不够呢?这几年农业一直是增产的，上面已经说过，去年平均每亩粮食生产是559斤，虽则不能说很高，但是绝不能说低了。那么是不是留得少了?也不然。去年每人平均分到谷子547斤（其中有小部分是麦子和豆子），合米380多斤，应当说是够吃的。

　　当然，够不够吃的标准原不是简单的。我们小小工作组里就有一位小伙子，他比我多吃三倍，和他计算一下，一天至少要吃两斤。如果放手让他尽量吃，还可以超过这个数目。用这个标准计算当然不太合理，但也可以说明如果大家放手吃起来，即使380多斤加一倍，一个人在一年里也满可以吃得完。

　　吃多少才够，一方面是营养问题，一方面也是习惯问题。习惯不同，各地认为足够的标准多少可以有些相差。因此，我们请了几位老乡一起来评，依他们多年的实践，怎样才算吃够了。我们得到的数字是男全劳动力一人一月50斤（这个数目似乎高一些，那是因为在做重活时，吃得多些，平时没有这样多）。女半劳动力35斤，十岁以下儿童20斤，婴儿不算。一家开伙，老少可以搭配。以平均四口计算，一男一女两儿童，每月是125斤，一年是1500斤，和分配给每人380斤的总数恰恰相合。这样看来，即以当地公认标准来说，现在留下的粮食应当是够的，但是也应当说，要满足这样的标准，并不宽裕；必须精打细算，按劳动的需要来调剂，才不致出问题，特别是搭配了少量豆麦，而这地方原来没有把豆麦当主食的习惯，吃起豆麦来就不知道饥饱。

　　说到这里，读者一定可以看得到，这个村子粮食会不会紧张，将决定于农民怎样吃法了。如果心中有数，把紧了吃，粮食就不至于紧张，如果放松些，很容易在青黄不接时就闹饥荒了。放得愈松，闹得也一定愈早，愈凶。

　　当地农民的习惯是多年在具体情况里养成的。算算过去的账就可以看得出上面这些数字大致是不错的。比如说21年前每个人平均两亩土地，每亩350斤谷子，四口之家共得2800斤。除去四分之一被剥削的部分，再合米，大约就是1500斤。当时我在这村子里调查时，一般都说这个村里所出产的粮食只够口粮，其他要靠副业收入。这种说法和我们的计算也合得上。多年来在这个水平上生活，对粮食必须抓紧，量入为出，一跨出这条界线就会跌入高利贷的圈套。在这种历史条件里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一般说比其他地方似乎高一些，但是不能说他们原来就是心中无数，吃多少算多少的。

　　当这个村子进入社会主义时，按照习惯来定口粮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注意守得住这个习惯。这个关口守不住，问题也注定免不了的。果真，出了毛病了。

　　当合作化高潮卷到这个村子里的时候，热烈的场面真是动人。高级社成立前几天，号召大家积肥献礼，每只船都出动了。罱得满船的河泥，把几条河都挤住了。几村的人都穿上节日的衣服，一队队向会场里集中，一路上放爆竹，生产积极性的奔放，使每个人都感受到万象更新。

　　合作化发动了生产积极性，生产积极性又化成了农业增产肥料加到地里，青青的水稻那样得意地长起来，使农民们心花怒放。这是去年夏天的事，农民们从田里回家谁都怀着兴奋的情绪，“700斤没问题”，接下去的口头禅是“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你想，如果一亩田真是一年收到700斤谷子，每家2000多斤的米是有把稳的。放手吃吧。

　　谁知道天不成人之美，八月里刮起了台风，好大的台风。又吹在稻花开放的时候。这一阵风吹来了今年的粮食紧张。一天三顿干饭离开了我们国家当前的具体情况来说，也不能算过分的享受。劳动积极，看到从来没有过的丰收在望，兴高采烈，多吃一顿干饭，也应当说是人之常情。如果当时我去视察，看到这种光景，还不是要大书特书作喜讯来传报么?当然，现在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台风是偶然事件，偶然发生的灾害所引起的结果，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细细想来，过分乐观并无好处。且不说，现在我们在农业里还得靠天吃饭，灾害还不能看做太偶然，合作化高潮里吹起那一阵生活改善的风，不能认为是阵顺风。

　　强调这个村里粮食紧张的情况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并不是绝对缺粮。这个村里只是吃空了定量，附近还有些村子不但不闹紧张，还有余粮可以调剂。是的，这里粮食紧张情况一发生，支援的米就调拨来了，但是，米是要钱买的，大家又闹没有钱了。

　　怎么会没有钱呢?按我们的计算，就是以每人从农业社得到的82元来说，除去546斤谷子，值46.5元，还应当有35.5元，一家四口，还有142元。何况还有些家庭副业?这笔钱是怎样花法的呢?

  要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得进行家计调查。详细的数字还没有算出来，依我们初步估计说：一个中年妇女一年衣着约25元，一个中年男子一年衣着约35到40元。四口之家除了粮食和自给部分外伙食费每年约35元，日常杂费每年约60元，社交费20元，燃料折价40元。这笔账就要超过200元。加上孩子衣着、房屋修理、工具等，一个中等家庭实际现金支出在250元左右。这些数字不能认为很正确的，等将来调查材料经过分析后，再和校正。但是以此作大体估计，可以看到几点：

　　第一，在这个农村里，单靠农业社的收入是不足以维护上述那样的水平的。他们在家庭副业里还要设法得到大约每个人20元的收入。这和我们上面对收入的估计是相符的。换一句话说，如果四口之家不能在农业社收入之外另外开源得到大约一年80元左右的收入，就不能达到中等水平。

　　第二，这种水平应当说比较高的。说说它的内容：衣着方面每年要添布衫布裤两身，夏天穿洋纱衫，冬天穿棉袄。一般说已看不到衣衫褴褛的人，相反的，老年人都有一件结实的棉马甲，青年人男的不少有制服，女的有花布衫。妇女一般不再赤足，下雨天都穿上了胶皮鞋，青年男子很多有了球鞋。成年人两年要穿三双线袜，每年穿四双布鞋和一双棉鞋。到人家房里去看，床上一般有蚊帐和棉被。吃的方面，单说猪肉，一般一年要吃20斤；去年有显著增加，过年时有不少人家吃了20多斤肉，听说有吃到80斤的，因为养蚕得到了一些奖金买了苗猪养到年，都宰来自己吃了。杂用方面他们原有喝茶的习惯，一年一家至少要10元，烟的消耗由于旱烟改为香烟支出也增加了，牙刷牙膏中等人家都已有了，晚上出门已多用电筒。

　　毋庸再列举了，这样还说是中等水平，在当前全国的农村里可能是不多见的了。比21年前怎样呢?我没有具体材料在手上，只凭我的印象来说，过去在这个水平以下的人家现在赶上这水平了。褴褛的衣服现在看不到了，而出现了不少新事物，特别是青年人穿起了“司威脱”、球鞋和用制服来做罩衫等等。社里的干部还有呢帽、棉大衣，从城里回来的女工，还有穿呢裤的。全村没有建新的房屋，但是前年就有不少人家把破漏的房屋翻修了。他们说规律是这样：前两年修理房屋、买水车和棉被的多，去年是添置衣服的多，过年时肉吃得多。总的说来，生活改善是相当快的。

　　第三，生产改善已超过了增产的速度。我在上篇里已经算过一笔总账，这个村子农副业总收人可以说刚刚赶上21年前的水平。在生活方面虽则我们还没有算出指数，肯定是比21年前提高了；而且在21年中，他们的生活曾一度下降，是这几年里衣食住各方面都要添补一些，加起来就开支大了。收入依然，支出多了，结果是有多少，用多少，手上存不住钱，谈不上积蓄。从一家一家说，生活有点打算，普通日子还好过，但受不起风险。如果手面宽了些，收入不及时，手边就会紧起来。我们去访问时，正巧碰到这个时候，身上穿得相当整齐，来了客人还是煮水沏茶，而口上却闹着没米下锅。这样看来，这一个时候的粮食紧张不能说是合作化化出来的，也不能说是统购统销统出来的，主要是生活没有按比例地提高提起来的。如果去年夏天不那么放手吃三顿干饭，过年不放手吃猪肉，平时不买司威脱、球鞋、雨鞋，我看这个时候就不会发生这个紧张情况的。换句话说，会得做人家的，这时也就不会没有米，即使米不够，也可以买得起。

　　今年的粮食紧张是局部性的，本身并不严重，但是这里提出了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积累问题。社会主义的积累固然可以通过国家的机构来进行，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归根结底还是在每个人生产和消费间的差额，是一个勤和俭的问题。勤可以多生产，俭是少消费。勤和俭加起来，增加了积累。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农民占绝对多数，多吃一斤米和少吃一斤米，积少成多，相差的数目是很大的。因此，农民消费多一点和少一点，对于社会主义积累影响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每年每个人的收入在百元左右的农村，如果收支相抵没有剩余，那么我们怎能指望农村来积累呢?如果这样的农村还要闹饥荒，唱穷，其他收入低的地方怎么办呢?如果每年每人可以分到547斤谷子的农村还会发生缺粮，还要国家来调剂，我们国家的粮库又怎能维持呢?所以，我们想，尽管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并不是普遍的，但是应当看做一个警报，在这里取得教训。勤而不俭，只是一时虚假的繁荣，不是创家立业的道理。

　　我的历史知识很差，不知道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时那些封建主的生活怎样，但是我读过一些描写资本主义初期那些企业家的传记。这种人面对着新的生产关系所开辟出来生产力提高的可能性，发生了很强烈的积累资金的要求。他们简直成了一个积累的机器，什么都要打算一下，值得不值得，把盈余作为一切活动的标准。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劳动者生活是极痛苦的，强迫着生产剩余价值，而那些企业家却也是极端吝啬的，斤斤计较的人物。他们的生活是清苦的，很多是清教徒，反对生活上的挥霍，就是这种人物把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提高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实现了。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是痛苦的，因为它是通过剥削来实现积累的。

　　社会主义取消了剥削，为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开辟了更远大的可能。要实现这种可能，还是要积累，而且要比资本主义更多更快地积累。这种积累要依靠劳动者的自觉，而这种自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积累下来的财富是属于劳动者自己的。在社会主义的早期也必然要出现强烈的积累要求，不是资本主义早期那些少数企业家，而是广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不但是积极的生产者，而且是会做人家的俭朴的消费者，没有这样的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的积累怎样能实现出来呢?没有积累，主产力又怎样提高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开弦弓这个村子里所发生的粮食紧张，尽管我们说是局部的，短期的，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惕。

　　这地方的农民原来就不会做人家的么?不可能是这样的。在解放以前，农民们即使小心翼翼地过日子，灾难也是会寻上门来，谁敢大意。那么这几年在这方面是不是起了些变化了呢?我想多少是有些的。为什么呢?

　　第一，是苦尽甘来，生活上各方面都需要充实充实，而且心情也松了些，手面也不免宽了。这地方从沦陷到解放，其间有十几年。这十几年的生活不是好过的。农业上有过荒年，副业一般都下降了，以蚕丝一项而论，原来那个小型工厂就成了平地。这些且不多说，最令老乡们痛恨的是敌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敲诈勒索。他们说，开弦弓被看成了一块肥肉，那些狗永远是吃不饱的。一次又一次，整的零的，要钱要米，没个完。这样把许多原是富裕人家抽干了。这一个原来可以说得上殷实的农村，糟蹋得憔残了，空虚了，穷困了。好容易盼到了共产党，见了天日，农民翻了身，分得了土地，兴修了水利，又来了合作化，田里谷子一年比一年长得好。这种日子过去是没有过的。房子漏了的该修理了，农具不够的该添置了，床上没有盖的该买条棉被了，这是第一年。接着棉衣服得添得结实些了，夏天做身洋纱衫，赤脚不好看买双雨鞋，青年人更爱体面，新的制服做罩衫；过年了，猪已养壮了，不用花钱买的肉宰了腌腌，打打牙祭。来个客人留个饭也体面些。这样一步步在生活上向前走，滑溜溜的钱就这样花出去了。

　　要说老乡们多穿了，多吃了，实在也不好出口。这些改善看来也不能说过分。添添补补哪项不是需要的?但是东一样，西一样加起来却也可观了。要增加十块钱收入得费不少心思，要花去这十块钱，却那么容易。底子薄了，这一关更难守得住。

　　第二，社会主义是大家没有见过的新东西。40条打动了心。一上来就好得很。过去做不到的事，合作化了就做得成。最动人的是农业增产，这是最现实也没有的了。老辈子种了几十年田，没有看见过田里的稻长得这样好过。去年春天，乐观空气盖满了整个村子。很多人来参观，都是赞声不绝。大家没有想到社会主义道路上还是有困难的。干部们也用了预开支票的方法来鼓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八月里一场少见的台风刮伤了庄稼。但是还没有扭转那种盲目的乐观，“反正有毛主席，饿不死人”。

　　第三，土地交给农业社了，有啥事就找社里去解决，似乎把农业社看成了个大家庭，干部是当家人。过去人人都要动脑筋，想办法，现在一有困难就叫喊，不能解决问题就是干部不好，有些干部挨了骂，想不通。要群众想办法，也不容易。我也向老乡提出过：这是大家的事，要大家出主意。他们回答说：现在主意出不来了，这个也做不得，那个也不准做。原来他们熟悉的是过去的老办法。比如说做丝吧，现在不成了，蚕结了茧就得卖给国家。他们说，我们要做丝，没有茧子。老婆婆们原来都会打绵线，织绵绸（利用生丝的屑物打成丝绵，织成线，织成绸），而现在没有了原料。再比如，很多老乡还怀念利用农闲和船只去贩运，现在又不成了。事实是这样：很多副业没有安排好，要他们自己出主意对不上头。好像什么事都有个“上头”在管，于是出了问题也不免要“上头”来解决了。

我从乡下出来，补看了近一个月的报纸。这个月里有不少社论和消息提出了“勤俭建国”。我们觉得这次在农村里学习到的主要也是这一课。我们觉得勤俭两项中，勤字容易办到，而俭字比较困难。为什么原来有的那种省吃俭用的习惯现在发生了变化呢?这个问题分析研究得还是不够深刻的。我们出来之后，曾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向人请教，很多人只看到过去宣传有片面性，过分强调了合作化的优越性，没有充分讲清楚可能遇到的困难。这个意见，我们是同意的。但是似乎还不止这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提高有赖于劳动人民自觉的积累。这种觉悟也许不只是靠口头上多讲几遍社会主义建设怎样好就提得高的。关键问题在哪里，我们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很希望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们能多给我们一些指教。

1957年5月

原刊《新观察》1957年第12期，载《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

　　开弦弓是一个农村的名称。这个村子是在苏州南边，吴江县境内，靠太湖不远，可说是在水乡深处，从附近的震泽镇摇船进去，还要两个小时。

　　21年前我曾经去过这里一次，是1936年的夏天。那时我刚从广西回乡，在瑶山里跌伤了，到家养病。我有个姊姊在开弦弓帮助农民办了一个合作丝厂。她约我到村里去住一个时候。我在村子里顺便访问了老乡们的生活。后来写成了一本《中国农民的生活》，也称《江村经济》，在英国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村子沦陷后，音信断绝。解放后，我虽则常常想去望望这里的乡亲们，但事与愿违，一直没有去成。今年春天毛主席号召知识分子“下马看花”，我才下了个决心，到这个比较熟悉的农村去受受教育，这样住下了20天。

　　《新观察》的编者一定要我报道一些关于这个农村的情况，我不好意思推托。但是提起笔来，却好久写不下去；真是千头万绪，从何说起才好。摆摆21年来变化的情况吧，几天也摆不完。这21年是个多么不平凡的时代，变动太大了。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历史。讲起沦陷时的痛苦使我眼酸声哑。不说别的，我那本书里所附第一张照片上的那个女孩子，阿娜，就是一个被恶霸迫害自杀的实例。讲起了解放前后的斗争，令人可歌可泣；协助我们调查的农业社监察主任周富林同志就是一个生动的典型。从一个贫雇农怎样母死父病说起，讲到解放后怎样参加农民代表大会，躲开地主的毒手，一直到翻身，搞合作社。他足足为我们讲了一天一晚。再说合作化运动的经过吧，从春助夏散的互助组起，讲到去年高级社成立时，满村爆竹的景象，都是一段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

　　我应当把这些写下来，讲给大家听。但是我这枝笔不听使唤，白费了许多稿纸，还是传达不好。从小没有学文艺，辜负了这样可贵的题材。

　　那么我还能写些什么呢?

　　如果一定要我写，我只能向读者汇报一些我在这20天里看到的一些农村里的问题。

　　不用说，这个村子和千万个其他的农村一样，这21年里发生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那么严重和巨大的变化，从人剥削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谁看不到这个变化，或是低估了这个变化的意义，那他一定是个瞎子。这个巨大的变化一定会带来繁荣幸福的生活，受过这几年来现实教育的人，是绝不会有丝毫怀疑的。

　　在我们中国，现在已经不是选择哪条道路的问题了，而是怎样更顺利地在这条大家已经选择定了的道路上前进。问题这样提出来，就要求我们去观察在这条道路上还有什么障碍，和怎样消除这些障碍。只看见障碍而不看见道路是不对的，但是只看见道路而不注意障碍也是不好的。我下面将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一些问题，所以得先交代这一笔。

　　我的姊姊，她是江苏省人民代表，陪同我一起下乡，村子里30岁以上的人可以说全都认识她。

　　我们的船刚进村栅，两岸已经传开了我们到达的消息。许多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叫着我姊姊的名字，和她打招呼。船一靠岸，都聚了拢来，握着她的手说：“我们老是想念你，你怎么老是不来呀。你瞧，我已经老成这样了，你还是那样。”“不，你们也还是那样!”真像姊妹们久别重逢。有些老年人也还记得我，笑着说：“你一个人来，我们不会认识了，你发福了。”乡亲们这样亲切，使我们感动得眼睛发酸。

　　拉着手不肯放。说什么好呢?问大家生活吧：“日子过得可好?”许多老婆婆抢着回答：“好是好了，就是粮食——”说到这里就有人插口了，“刚见面就讲这个，改天再谈吧。”接着问我们：“你们老先生可好?——”

　　许多孩子向着我们挤，我突然觉得奇怪，在这时候，这些孩子怎么会都在河边看热闹?今天怎么不上学?他们都冲着我笑，有的拉了个鬼脸说：“我们不上学，割羊草。”旁边一个老年人补充了一句：“哪里有钱念书，吃饭要紧。”

　　虽则就是这几句话，我们被粮食两字吸住了。坐定，老乡们散后，我悄悄地问农业社干部：“是不是粮食有问题?”他点点头：六百多户的村子里有不少人家感到了粮食有点紧张。他接着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如果我们走马看花，沉不下气，一定会想这地方合作化出了问题了。幸亏我们住得长一些，算算账，才体会到天下事原不是那么简单的，要说清楚这里的情况，还得花一些笔墨。让我从头谈起吧。

　　农业社办得有没有成绩呢?

　　成绩是不但应当肯定，而且可以说很大。

　　水稻单位面积产量：1936年每亩平均是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增产200多斤。

　　农业总产值也有显著增加：我们替这个社的第二大队算了一笔账，1936年折米25．9万多斤，而1956年达到了41．8万多斤，增产61％。

　　这样的增产是不是合作化带来的呢?是的，分析一下增产原因，第一是扩大了复种面积。1936年这个村子可以说是不种春花的，而现在普遍地种了春花，我们在村里就看到他们种双季稻。第二，在水利上有了改进。这地方是水乡，地面很低，水涨的时候，水面可以比田面高，过去有许多田，一碰到水涨，就排不出水，收成很低。合作化后有力量开了沟，又包了抽水机抽水，使得过去的坏田变成了良田。第三，肥料增加了。首先是由于开了沟，可以用船载了河泥输送到过去送不到的田里。基肥一般已没有问题。又由于农业社的领导，基肥也比以前多了。其他的因素且不多举，只有这三条，从350斤提高至559斤已是完全可能的了。

　　农业显著地增产是不是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呢?那却是另一问题了。农民的收入来源如果只是农业，农业增了产，那就会提高收入；如果不然，收入来源不只是农业，还有许多副业，那就得看农副业的比例，和副业是否增产增值了。开弦弓原来是副业发达的农村。二十一年前我常听老乡们说：这里种田只图个口粮，其他全靠副业。这次我们又比较细致地估计一下，农业收入在当时大约占55％左右。因此，这地方农业虽则增产了大约60％，但还抵不过当时的全部副业收入。农民收入是否增加的关键就在副业了。

　　像开弦弓一类的农村，过去副业的比例比较高，有个基本道理，就是人多地少。每个人平均只有两亩左右的耕地，以过去水稻亩产350斤计算，所有耕地全部种水稻，每人也只有700斤。那时各项剥削重，至少打去四分之一，余下来做为一个人的食粮还是十分勉强的。只是吃饱，生活还是不行，于是想出了许多活路，开展了副业。

　　在地少人多的农村里，这可能是一般的现象。以苏州专区九个县的情况说，平均每人只有一亩八分耕地。我看，要显著地提高这类地区的农民收入，单纯地从农业人手是绝对不够的。如果忽视了副业的多种经营，那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

　　要进一步弄明白这里的经济情况，我想我们首先得求出一个21年来农副业总收入的比较。但是一进入副业收入的计算，碰到的困难却不少。即以当前情况来说，凡是农业社经营的副业，还有账可查，家庭经营的副业，已经不容易摸清。要对21年前的情况进行估计，不但项目多，而且变化大；产量、价格都不稳定，如果稍具成见，离开实情就可以很远。但是，如果不求出这个比较，凭印象来说话，自己就没有把握。在这20天里，我们可以说主要是在搞清楚这个问题。白天黑夜地找人谈，聚集了一些老乡，展开争鸣。好几个一同去协助我工作的年轻朋友打算盘，摇计算机，开夜车，我们花去的灯油平均是每晚一斤。在我离开时，最后大家能接受的估计还没有确定，我们留着人在继续调查，但是大体上心中是有了个数：1936年，除去成本的农副业总收人是平均每人合谷800斤左右；1956年，是850斤出头，有了50斤左右的增加。如果只算农民的纯收入，就是可以用来做消费的部分，这两年度的差额还要缩小一些，大约只有30斤左右的增加。

　　这个数目说明什么呢?1936年在这个村子来说是个比较好的年份，接近过去曾经达到过的最高水平。沦陷后，这个村子的经济每况愈下，直到解放之后，我们才扭转了这个趋势。在农村合作化过程中，超出了过去这个水平。但是我们计算的是平均数，实际情况是不平衡的。过去的贫雇农翻了身，提高得快，早已远超过他们当时的水平。而过去的中农却相反，大多是没有多大提高，有些甚至下降了。感觉到日子没有过去好过的户数也不在少数(农户分类计算，现在还没有做完，所以我还说不出具体数字)。

　　为什么农业增产了60％，而还是有人感觉到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呢?

　　问题出在副业上。

　　这个水乡原是个有名的生丝出产地。过去在国际上具有突出地位的“辑里丝”就出在这个地区。当21年前我到这个村子里去的时候，是家家户户养蚕，他们所产的蚕茧，基本上可以供给一个小型丝厂所需的原料。我们这次曾抽了农业社的一个大队作比较细致的估计，当时132户人家要养650张以上的蚕种，以出售鲜茧作价计算，每年可以得到9．6万斤稻米。但是1956年只养了130多张种，由于蚕种单位卵量增加，集体经营后技术提高，每张种蚕产量加了一倍，茧价也提高了一些，但总收入却只有过去的60％，合5．7万斤稻米。总的说来是减产了。

　　为什么减产呢?关键是在桑叶供应减少了。减少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本村的桑树在沦陷期间因为敌人怕游击队袭击，铲去一部分；大水时又淹了一部分，留下的不少又是老了，没有更新；而且过去几年没有注意培养，肥料下得少，自给的桑叶比过去减少了。另一方面是过去太湖里的东山一带和浙江的山地，专门植桑，把桑叶供给这个养蚕区，现在这些地方都养蚕了，停止了供应。如果去年不是因为浙江的蚕出了毛病，这个村里买不到一批桑叶，有不少蚕，不到结茧就会倒掉，收入还不会有这个数字。

　　如果分析一下，这里问题就是一大堆。我们且不细说，只提出两点。第一是为什么让本村可以种桑的地闲掉呢?为什么不把桑地上的缺空补足呢?为什么不用新苗来代替老桑呢?答复是缺桑苗。我听说江苏省去年已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现在正在大力培植桑苗。但是桑苗的分配上是不是合理，调配是否及时，似乎还是问题。最近江苏省人代会上就有人提到1956年无锡配到的多少万枝桑苗没有栽种的情况，报纸上这个消息，曾引起了这个村里许多老年人的惋惜和长叹。

　　第二是产桑和养蚕过去存在过地区分工的情形。这种在一定区域内，按当地具体条件进行专门化的生产，是否合乎经济原则，是值得研究的。现在的趋势却是有饲料的地方自己育蚕，各个农业社势必在饲料上都须自给，那就使饲料缺乏，而有养蚕传统的农业社闲空了许多有技术的劳动力，一时要转业是困难的。打一笔总账，是否值得确实是问题。

　　单以这个村目前情况来看，如果不能供应桑苗，不能供应桑叶，要恢复过去养蚕的副业，一时还看不出路子。即使桑苗的问题解决了，也要三年到五年才能见效，而桑地面积究竟有限，我们粗粗计算，增加现有产量的一倍还有可能，再要多就会和农业发生矛盾了。能增加一倍，在产值上可以达到过去的水平，但是有技术的劳动力还不能全部发挥作用。

　　上面所谈到的只是养蚕，养的蚕结了茧把茧卖出去，可以告一段落。现在这个村里的农民也只做到这个段落为止。但是过去却不然，一直要缫了丝才出卖。原来是家家户户自己缫的，到21年前，由于制丝工业的发达，他们所出的土丝，在质量上落后了，价钱下降。如果卖茧，一般商人总是要杀价，农民又会吃亏。就在那个时候，江苏的蚕桑学校在农村里推广技术改革，我的姊姊参加这个工作，把机器缫丝输入了农村，在这个村里帮助农民办了一个小型合作丝厂，提高了生丝的质量，使缫丝这一个生产过程还是留在农村里。这个丝厂在沦陷期间给敌人拆成了平地。

　　这件事在外边似乎是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是在村里，农民们却还是念念不忘。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村子里有一个小工厂，好处是太多了。单说这个小工厂里经常的工人就有80多个，每个人的工资在每月10元左右。还有许多零星和临时的工作，即使年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第二，这种小工业等于是一个开设在农村里的技术学校，不断地培养出技术工人来，当时向外输送的就有二十多个。他们工资较高，每人每年可以寄回家里100多元。第三，这是一个合作丝厂，经营的办法是农民交茧，制了丝，算出成本，按供给原料和入股资金分红。原是学校协助下建立的一个集体所有的合作事业。一方面消除了商人的剥削，另一方面农民得到了缫丝过程中的利益。这许多方面加起来，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很显著的。

　　自从这小工厂被敌人拆平之后，在沦陷期间，许多熟练技工在乡间，除了做做家务，还能生产什么呢?土丝没有了市场，机器缫丝没有了工厂。解放之后，苏州的丝厂开了工，在村里招去了有40多个工人，但是还有60多个有技术的妇女，没有机会进厂。这40多个工人大多是以前培养出来的，但是村里没有了这个小工厂，现在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就没有学习技术的机会了。大家念念不忘这个小工厂是有理由的。

　　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就是这一类在农村里，也就是在原料出产地，建立的小型轻工业工厂，在今后是不是还有出现的可能和必要?谈起了这个问题，我也有一段心事。因为21年前我看到过这种小工厂对于提高农村经济的好处，印象很深，所以在解放前我写过不少文章，提倡所谓“乡土工业”。也许由于我道理讲得不清楚，又过分强调了这种小型轻工业在国民经济里的地位，在思想改造时，曾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狠狠地被批判过一阵。现在平心静气地想来，我当时的想法不是没有错误，错误是在轻视了重工业，这是应当批判的。但是所提出关于乡村工业的问题，我依旧觉得值得研究，其中有些地方，我觉得很适合于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最近听到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说明，更打动了我的心。这次我重访江村，我这段衷曲又涌上心头。在百家争鸣的今天，我有了勇气，再度提出来，诚恳地要求领导上能注意这个问题。

　　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的。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型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不但如此，这种小型工厂还是促进农村技术改革的动力，许多屑物都是最好的原料，工农业在技术改进上都可以联系得起来。何况工业过分集中到城市里去，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人口不必要的集中是有害无利的。当然，我从来就没有主张过把所有工业都分散到乡村里去。但是我至今还愿意肯定有些加工工业是可以分散，而且分散了，经济和技术上都有好处。丝厂只是一个例子。

　　我提出这个主张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至少过去这几年，似乎有农业社只搞农业，所有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集中到城镇里去做。甚至像砻糠加工这样的事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在开弦弓我就看到有个砻谷机，很可以把砻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饲料。但是镇上的砻谷厂不准他们这样做，宁可让村里大批砻糠当燃料烧掉。以蚕茧说，烘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结果实在不很妙。但是看来国家遭受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我希望在农业社经营范围这个基本问题上，是否可以放开来争鸣一下，多从实际研究研究，农业和工业之间究竟怎样配合联系，才最有利于我们在这个人多地少的具体情况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如果领导部门觉得这种建议值得在实践里试验一下，在开弦弓恢复这个合作丝厂，我相信群众的积极性是一定很高的，而且我也愿意鼓励我的姊姊和一些专家们一起来提出具体方案的。

　　话说远了，关于这个问题，让我另找机会申说吧。

　　再提一项在过去比较重要的副业，那就是利用船只在农闲期搞贩运。

　　船只是水乡人民所不能缺少的工具，这一带农村都靠河建屋，河道就是大路。有些田地四面围水像个小岛，没有船只就接近不了。

　　这个600多户人家的村子，一共有大小船只160条。这些船只除了做交通工具，在农业里的用处是罱河泥，但并不占很长的时间。在过去一到农闲，老乡们就利用这些船只去贩卖和运输了。据说利用来做贩运的船只有140条左右。他们活动的范围也很广，几乎包括整个太湖流域：东到上海、浦东，南到杭州，北到长江，西到宜兴、句容。这些老乡对于这个流域水道摸熟了，而且会走捷径，两天可以摇到上海，速度也是惊人的。贩运的货物种类很多。因为这个地区各地有特产，比如靠山地区出产毛竹、杉木、硬柴和炭，靠海地区出产海蜇，靠太湖地区出产蔬菜，而且还有些地区出产特有的手工业品，比如竹器等等。他们就在这些地区之间互通有无。

　　这个经济网络看来由来已久，这个村上的老乡和产地的老乡具有传统的关系，有了交情，因此他们可以从甲地赊了货，到乙地卖走了，再把现款带回给甲地，一方面看来带有信贷性质，另一方面，我看主要是利用船只来做运输，当然其中也有些商业性质在内。通过这些船只活动，使各地区都能发展他们的特点。

　　限于船只，并不是每家都有机会参加这种活动，各人贩运的日子也不一律，每次挣的钱也不一样。如果估计一下，每只船一年挣750斤米，是并不困难的。

　　农业社建立之后，贩运活动全部停止了，因为这种活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政府的运输部门虽则也曾设法想利用农村里船只的运输力量，但是农民对此并不积极，1956年参加运输活动的只有10条船。

　　为什么运输活动几乎全部停顿了呢?其他同类村子情况是否相同?对于这个地区的经济影响怎样?这些问题牵涉的面较广，我们住在一个农村里无法全面了解。但是从农民收入这个角度看去，这些可以利用的船只闲空下来，并不很妙。我们不相信搞社会主义了就不能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应当是可以利用得更好，但是事实还不是这样。

　　我在上面已提到过孩子们养羊的事，这种家庭副业在21年前就有的。草原上的牧民听到了也许不会相信，像这样水道纵横，阡陌棋布的水乡里，怎能放羊呢?一个到这村子“走马看花”的人，也可能根本看不到这项副业，因为，一眼望去，一只羊都没有。但是过去全村却养有近千只羊。这些羊终年关在小栅里，并不需要自己找草吃，而是人们找到了草来喂它们的。

　　养羊的收入也不坏，一只羊可以卖10元，出的肥料值20元，还可以剪毛，自己纺了绒线结成毛衣。我就看见过不少老乡穿着绒线衫。起初还以为他们学时髦，有点浪费，后来才知道是自给的手工业品。

　　从养羊这件事更可以看出这地方的农民对土地利用真是无微不至，寸草不留。这许多羊吃的草是由孩子们一棵一棵地割来的。在田旁、路上、水边，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在割草。为了要割羊草，很多孩子学也不上了，这是下边我还要谈到的。

　　合作化过程中，过去许多不能种田的土地现在开成了良田，耕地面积扩大，长草的面积减少，提高了生产力却难为了孩子。他们为了割羊草，要坐船外出，愈摇愈远，时间耗费得也愈来愈多，而所得到的草却愈来愈少。羊的数目现在只有200多只了。

　　不但如此，过去几年里又发生了养兔这项副业。兔子也要吃草，羊兔之间产生了矛盾。而兔子却占了优势。原因是买小羊来喂，成本高，搭个羊棚更不是易事。一只羊如果没有长成就瘟死了，赔本多，风险大；小兔子只要几毛钱的成本，养两只兔子，连肉连皮毛连肥料，一起也有10元左右的出息。现在全村至少有1000多只兔子。

　　我小时候也养过兔子，那是养来玩的，到处打洞，满地粪秽，搞得全家反对。想不到这里的兔子却会乖乖地住在缸里，终年不出来散个步。没有亲眼看见，谁也不会相信，动物的习惯这样容易改造，兔子的粪秽很值钱，农民积极积肥是个合作社成立后的新气象。

　　我对于养羊养兔还是有意见的。它们为农民创造财富那是很好的事，但孩子们上不了学，花的成本似乎太大了。当然，如果他们能另辟饲料来源，情况也不同了。为了孩子上学，我特别关心养殖业的饲料。当然，如果饲料问题不解决，羊也好，兔也好，总是繁殖不多的。

　　过去这个村子很少养猪，平时吃的肉大多从外边运进来。最近几年才开始提倡，应当说是有成绩的，现在已经有200多只，每户平均三分之一只。养猪的困难，除了这地方缺乏经验外，主要也是饲料问题。猪比羊兔吃得要考究些，多少要吃些调味的米糠，这一项就很不够。我在上面也说到过，原本是有条件可以利用砻谷机把砻糠碾成细末，加上一点米糠，就能成为猪食的佳品，但是由于农业社和砻谷厂的矛盾，砻糠都当燃料烧了，我看见了真心痛。清规戒律之为害有如是也!去年农业社曾为养猪户留出饲料地，但是这里的土地太珍贵，留下的地上长出的东西不去喂猪，而给人自己吃了。猪当然争不过人，结果今年连饲料地也收回去了。这也怪不得社员们没有纪律。想在土地上打主意，看来是打不通的了。

　　饲养业的好处，不用说，实在很大，且不说可以解决肉食供应的紧张，就是从进一步提高农业的产量来说，没有猪、羊、免这些动物的协助，困难就不小。我们一再和老乡研究各项生产的潜力。首先是农业，不论副业多么重要，当前还得承认农业的老大哥地位。老乡们一致的意见，从现在每亩500多斤再要提高到600至700斤是应该说没有很大困难的，但是缺少一个宝贝，那就是肥料。在肥料方面用河泥做基肥，这个地方的供应很充足，不发愁，所缺的是追肥。追肥的供应除了化学肥料工厂之外，就是要把动物看成自然的肥料工厂。而且这种工厂都可以分散到乡间去的，发展起来可以比重工业快很多，在这种肥料工厂里，猪是头等的。

　　要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到700斤，必须增加追肥供应。化学肥料一时还供应不上，就得养猪、羊、兔。要建立这些自然肥料工厂，就得解决饲料问题，这是当前开展副业的关键所在。

　　这个村子的事业还不只上面所讲的那些，如果再要一项一项的讲，文章会拖得太长了。但是重要的几项上面都已提到了。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是没有21年前高了。作一个大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几，而1956年，却不到20％，这里农业增产增值是一个原因，副业收入的下降也是一个原因。

　　副业收入下降的原因，正如我们上面分析的，是很复杂的。但是哪一条也不能算到合作化的账上去，相反的农村合作化提供了发展副业的有利条件，问题是在于领导农村工作的部门对于这种原来副业比例特别高的地区，没有很好贯彻关于多种经营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这里存在着许多值得注意的内部矛盾。今后如果能很好地执行了这个方针，副业发展问题一定是能解决的。

　　以开弦弓这样的农村来说，副业既然是如此多种多样，相互间关系又如此复杂纷纭，应该抓什么?怎样抓呢?这是我想最后谈谈的问题。百家争鸣不应当停于揭露矛盾，还应当讲道理，出主意。主意不一定出得对头，但是这样试试是有益的。　　开弦弓的乡亲们对我们这样亲切，他们看见我们来了，抱着很大希望。如果我只写篇论文，出本书，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这不是太对不住他们了么?但是要拿出主意来，遍索枯肠，半夜不寝，还是不得其门。窗外，春雨连绵，看来今年的春花又要受影响。白天雨稍停，我徘徊田亩间，东张西望，看看所有的土地都已用上，连走道都狭小得叫人举步维艰。再在这土地上打主意，希望是不大的，怎么办呢?

　　有一天居然云散天晴，我看同去的朋友们一连工作了10天，也该休息休息了，所以建议搞条船，到附近去荡荡，这一荡却荡出个主意来了。

　　这是个水乡，到处是河道、湖泊。水的面积不下于陆地。我在船上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这片水能利用，那多美呀!这一说触动了我和我同去的几位青年朋友的灵感：“为什么不能利用呢?土地要肥料，猪要饲料，水面上就可以长饲料呀!”

　　这窍门一开，很自然的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说水比陆地强，水有底有面，中间还有个体积，立体发展，地有一，水有三，水底的河泥已经利用了，水中可以养鱼，水面可以种水草作饲料。不是一举三得吗?

　　“不但三得，还有一得，就是孩子们可以从割羊草里解放出来，上学学文化了。”一位年轻朋友补充了一句。

　　我们回到村里就召集社员老乡们一起来研究，靠水吃水的方针大家觉得很对头。看个远景：如果一片水面都能利用起来，农民收入不是增加百分之几的问题，而是增加几倍的问题了。但是具体地研究起来，困难是不少的，当然，如果没有困难，这片水面早就利用上了。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也不是都比不上我们聪明，为什么这片水老是闲着，当风景看呢?再想一想我们比祖先有一条是强了，我们集体化了，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做得到了，以前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有力量可以克服了。老乡们说，现在有个毛主席，水面可以长出钱来，一点不错。于是主张来了。有人想出了水浮莲，有人提到了去年种的菱角。水面上可以长的东西多着哩。就是认为过去谁都没有力量来管理这不能上门、又不能围墙的湖泊，谁种了东西保不住自己能收得到。现在有社，就可以管理得来。

　　大家再讨论有哪些困难。技术上有困难，比如去年种了菱角，台风一刮都吹了，怎样防得了风?又比如水浮莲没有根，水一流随着会漂走，又怎么办?

　　这是件大事情，我们这些教条主义成习的知识分子，不应当自作聪明，乱出主意。但是，把这个问题放进了老乡们的脑筋里，都会长出花朵来。老乡开始找我们谈这个问题了，我说：你们多研究研究，道理合不合，做得通做不通，如果有些苗头，是否先小规模试试看。

　　在我们离开之前，又和乡里的党支书和社里的干部同志们讨论了几次。听说他们已派船去搞水浮莲去了。

　　副业和农业不应当是矛盾的，农副业之间安排得好又是可以互相支持的。在资源，劳力，资金的利用上，可以搭成一个有利的循环：水面上长饲料，养猪、羊、兔子，增加肥料供应，提高地面作物产量，包括田里的稻麦豆菜，地上的桑树瓜果，积累了资金，投到渔业里去，满河满荡的鱼，就是荒年，这样的村子也不愁衣食了。

　　关于农副业暂且说到这里为止，但是进村时所遇到的粮食问题还没有说明，且听下回分解吧。

1957年5月18日

原刊《新观察》1957年第11期，载《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

　　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如果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得到同过去等量的钱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蚕丝价格的降低是由于生产和需求之间缺乏调节。

　　由于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两者之间选择其一。正如我已说明的，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改进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甚至于这些也还是不够的。农村企业组织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前景。目前的分析对那些低估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改革者来说，是一个警告。

　　如果农村企业不立即恢复，农民只得被迫选择后者。他们将失望地放弃传统的收入来源，正如纺织工业已经发生的那样。如果从衰败的家庭手工业解除出来的劳动力能用于其他活动，情况还不至于如此严重。必须认识到工业发展中，某些工业并不一定适合留在农村。但就目前来说，尚无新的职业代替旧职业，劳力的浪费将意味着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减少。

　　当他们的收入不断下降，经济没有迅速恢复的希望时，农民当然只得紧缩开支。关于中国农民的开支有四类：日常需要的支出，定期礼仪费用，生产资金，以及利息、地租、捐税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农民已经尽可能地将礼仪上的开支推迟，甚至必要时将储备的粮食出售。看来，农民的开支中最严峻的一种是最后一种。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断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他不仅将遭受高利贷者和收租人、税吏的威胁和虐待，而且还会受到监禁和法律制裁。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华北的“红枪会”，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在现在这个研究中，我试图说明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或即使是高利贷者为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当农村需要外界的钱来供给他们生产资金时，除非有一个较好的信贷系统可供农民借贷，否则不在地主和高利贷是自然会产生的。如果没有他们，情况可能更坏。目前，由于地租没有保证，已经出现一种倾向，即城市资本流向对外通商口岸，而不流入农村，上海的投机企业危机反复发生就说明了这一点。农村地区资金缺乏，促使城镇高利贷发展。农村经济越萧条，资金便越缺乏，高利贷亦越活跃——一个恶性循环耗尽了农民的血汗。

　　中国的土地问题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国民党政府在纸上写下了种种诺言和政策，但事实上，它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耗费于反共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和措施来进行改革，而共产党运动的实质，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于农民对土地制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尽管各方提出各种理由，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农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自从政府重占红色区域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完成了永久性的土地改革。

　　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

　　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中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乡村手工业，例如，整个纺织工业本来是农民的职业。目前，中国实际上正面临着这种传统工业的迅速衰亡，这完全是由于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中国就同西方列强处于矛盾之中。如何能和平地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问题，我将把这个问题留待其他有能力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去解决了。

　　但是有一点，与中国未来的工业发展有关，必须在此加以强调。在现代工业世界中，中国是一名后进者，中国有条件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在这个村庄里，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以合作为原则来发展小型工厂的实验是如何进行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相对照，这个实验旨在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尽管它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失败，但在中国乡村工业未来的发展问题上，这样一个实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上述问题自从日本入侵以来并未消失。这种悲剧在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迟早必然面临的国际问题的一部分。只有经历这场斗争，我们才有希望真正建设起自己的国家。在斗争过程中，土地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更加生死攸关的问题。只有通过合理有效的土地改革，解除农民的痛苦，我们与外国侵略者斗争的胜利才能有保证。现在日本入侵，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打破过去在土地问题上的恶性循环。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入侵者破坏，然而在它们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巨大耗费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我衷心希望，未来的一代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称赞我们，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

载《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

　　在这一意义上讲，相互之间的义务，互相接待留宿，互赠礼物等非即刻交换的形式也是信贷的形式。这些信贷的偿还是通过社会制度中固有的互惠原则来保证的，并与亲属关系及友谊有密切关系。对于有这种关系的群体之外的交易，偿还的时间必须有明确的协议，并且信贷只有对贷方有利才能被接受。  贷款可以作任何用途，或可能限于协议中规定的某种用途。但信贷一词不能仅限于指对未来产品的预先付款。在这个村里，信贷在多数情况下是用于消费或付租付税，租和税与生产过程仅有间接的关系。同样地，也很难把借来办婚事的钱看做是对借钱人的生产能力有所帮助（除非是隐喻的意义）。

　　在讨论中国农村的信贷体系时，托尼教授写道：“这个体系的特点……是借钱人和出借人对用于农业生产的信贷和补助家庭开支的借款两者之间的区别看来都不清楚。这就是说，把一切都记作一笔笼统的账，其结果，在欠债人或债权人的脑海中对借贷来作生产用途或家庭用途的钱无所区别。他们不明确用于生产的钱最后应该产生利润并足以偿还利息，家庭开支在没有意外的不幸事故的情况下，应能以收入偿付。”①

　　在本章，我将从信贷的广泛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术语。

　　1．积蓄与亏空

　　信贷只有在一方面有积蓄，另一方面亏空时才可能产生。积蓄是指村里的经济单位家的收入超过支出时的剩余。收入指家的全部产品。它可以转换为钱，也可以不转换为钱。支出则包括家的成员用于消费、用于完成社会义务和用于生产而由自家生产或从市场购买的全部物品。

　　村里每家的生产量，相差不大，因为这种群体的大小，大致相仿，生产技术亦基本相同。它们的消费量也有一致性（第七章第1节）。除个别情况有特殊原因外，其财产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是土地占有制问题。佃农必须负担很重的地租。村里三分之二的土地为不在地主掌握。村民每年交付租米总额为4，800蒲式耳。这一负担并不是平均分摊在村民身上，而是由70％以上的人分担。在这些人中间，负担又不同（第十一章第5节）。土地占有制的这种情况导致了每年大量财富从村里外流到城镇，以及村中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

　　蚕丝业兴旺时，尽管地租很高，但村民仍可维持足够的生活水平，并且尚可有所积蓄。这种积蓄通常被储藏起来。在村里，很少有投资的机会，除交租以外，城镇没有其他手段吸收积累的财富。农民储藏的货物或金钱首先是用作储备以对付经常发生的灾难，其次是供昂贵的礼节性开支。与个人生活有关的繁重的礼节或当地群体定期的宗教集会实际上是农村地区所积蓄的财富的重要出路。在礼节性场合，炫耀财富的思想替代了勤俭节约。在丧葬、结婚聘礼、嫁妆、宴席等方面，特别是举行村际游行时，财富挥霍严重（第七章第7节）。

　　蚕丝业的萧条使村里的平均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第十二章第2节）。在开支方面，消费和社会义务仍然像过去一样。惟一可以缩减或暂缓的款项是礼仪性开支，据我估计，目前这种开支占总货币开支的五分之一（第七章第8节）。由于收入迅速降低，支出依然不变，结果是亏空。

　　亏空可以是紧急的或非紧急的。紧急亏空需要采取立即措施。食物不足、资本货物缺少，无能力付租付税等属于这种情况。除非给以资助，否则对有关个人会产生灾难性结果。由于付租义务并不是人人都有的，这种紧急亏空限于一部分村民。一小部分人，即使在目前情况下，仍能有些积蓄，还有另一些人则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非紧急亏空，例如无力支付礼仪所需的费用，这在比较有钱人中问也是较普通的。我已经描述过村民是怎样推迟婚期，暂停每年的团聚，缩减礼仪性开支等情况。

　　积蓄减少造成了对外界资金流入的需求增加。内部借贷系统只能对付这个社区内部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不能解决普遍无力偿付债务的问题。因此外界资金流入便成为村里紧急的金融问题。

　　以下各节，我将描述各种内部和外部的信贷系统。但目前掌握的材料不足以从定量分析方面来阐明它们相对的重要性。这种数据很重要，但需要比我现在所能做到的更广泛的调查研究。

　　2．互助会

　　物品、劳务和少量的钱可以不付利息，短期地向亲戚朋友借用。这种补贴的办法主要见于遇有暂时性亏空时，债权人相信借款人有能力在短期内还债。此类借贷可能延续数个月。这种相对较长期的信贷在分家后的兄弟之间常见。他们虽然有各自的房子和财产，但仍然有社会纽带把他们联系起来，照顾彼此的福利。为少量借款，向兄弟要利息，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但需要大笔款项时，向个人商借并在短期内归还常有困难。因此，兄弟之间或其他亲戚之间的互相帮助便不能满足需要。这样才产生了互助会。

　　互助会是集体储蓄和借贷的机构，由若干会员组成，为时若干年。会员每年相聚数次。每次聚会时存一份款。各会员存的总数，由一个会员收集借用。每一个会员轮流收集使用存款。第一个收集人即组织者。一开始，他是该会的借债人。他分期还款，交一定量的利息。最后一个收集人是存款人。他最后收集自己那笔存款和利息。其他成员则依次收集存款，从存款人变为借债人。收款次序按协议、抽签或自报公议的办法决定。每次聚会时，每一会员存款数目的计算往往由于各种因素而变得较为复杂，我将在以后描述。

　　这种互助会，经常是由于某人需要经济援助而发起组成的。参加互助会的会员被认为是对组织者的帮助。按以上描述的办法，每个人似乎都轮流得到好处。但我们必须记住，投资的机会有限，借一笔款并付利息，可能是不经济的。此外，由于收钱时间不定，收款人可能难以把收来的钱用于最适当的需要。所以组织者对会员不能只强调他们在经济上会得到什么好处，而必须说他自己需要经济上的帮助。因此，会员通常只限于某些有义务帮助组织者的人或一些为了其他目的自愿参加的人。

　　通常组织这种互助会的目的是为办婚事筹集资金，为偿还办丧事所欠的债务。这些也是筹集资金的可以被接受的理由。但如为了从事生产，譬如说要办一个企业或买一块土地，人们往往认为这不是借钱的理由。

　　有了一个正当的目的，组织者便去找一些亲戚，如：叔伯、兄弟、姐夫、妹夫、舅父、丈人等。他们有义务参加这个互助会。如果他们自己不能出钱，他们会去找一些亲戚来代替。

　　会员的人数从8至14人不等。在村庄里，保持密切关系的亲属圈子有时较小。因此，会员可能扩展至亲戚的亲戚或朋友。这些人不是凭社会义务召集来的而必须靠互利互惠。如果一个人需要经济上的帮助，但他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组织互助会，他将参加别人组织的互助会。被这个社区公认为有钱的人，为了表示慷慨或免受公众舆论的指责，他们将响应有正当理由的求援。例如，周加入了十多个互助会，他的声誉也因此有很大提高。

　　但这种互助会的核心总是亲属关系群体。一个亲戚关系比较广的人，在经济困难时，得到帮助的机会也比较多。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像“小媳妇”（第三章第8节）这样的制度，使亲属圈子缩小，最终将产生不利于经济的后果，另一方面，扩大亲属关系，即使是采取名义领养的方式，在经济上也有重要的意义（第五章第3节）。

　　在理论上，组织者将对会员的任何违约或拖欠负责，他将支付拖欠者的一份款项。但由于他自己需要别人的经济援助，因此他的负责是没有实际保证的。拖欠或违约并不是通过法律的制裁来防止而是通过亲戚之间公认的社会义务来防止。拖欠的可能性又因互相补贴的辅助办法的存在而减少。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提出要求补贴，特别是他届时有从互助会中收集存款的机会。不利于自己的后果也是一项重要的考虑。拖欠人会发现，他需要帮助时便难于组织起他所需的互助会。然而事实上还是有违约或拖欠的，尤其是以往数年来，有这种情形发生。正如我已提到过，当地信贷系统的有效程度取决于村民普遍的储蓄能力。经济萧条使拖欠人数增加，从而威胁着当地的信贷组织。这对现存的亲属联系起着破坏的作用。但由于我对此问题没有详细的调查，只好将它留待以后作进一步的研究。

　　有三种互助会，最流行的一种叫“摇会”，在这个会中，组织者召集14个会员，每人交纳10元。组织者总共得140元。摇会每年开两次会：第一次在七月或八月，那时蚕丝生产告一段落，第二次在十一月或十二月，水稻收割完毕。在每一次会上，组织者偿还摇会10元本钱和3元利息。这样，在第十四次会结束时，他可以把债还清。

　　在相继的每一次会上，有一个会员收集70元钱。收这笔钱的人就是摇会的借款人，他在以后的每一次会上应还5元本钱及1．5元利息。由于会员只拿相当于组织者一半的钱，所以计算时稍微复杂。组织者每年交款的半数将在会员中平分（13／2÷14）=0．464，这叫组织者的余钱。会员拿的实际数为70＋0．464，借款人每年交款为6．036（6．5－0．464）元。

　　组织者和借款人每年交的钱和会员收的钱数均为恒定。没有收款的那些人为摇会的存款人。由于每一次会有一个会员收款，所以借款人逐步增加，存款人随之减少。在每一次会上，存款人存款数目根据以下公式计算：会员的款数（70．464－｛组织者的存款（13）＋[借债人数×借债人存款（6．036）]｝÷存款人数。

　　在每一次会上存款人存款总数减少②。对每一个会员来说，存款总数，按照收款的次序逐步减少。由于收款数不变，存款和收款数目之间的差即借债人付的利息或存款人收的利息。借债人的利率规定为年利4．3％。但由于存款和借款以及两种余额混在一起，因此，会员之间以及每年的实际利率不同③。每次会的收款人根据抽签的办法决定。每个会员掷两颗骰子，点数最高者为收款人。组织者为每次摇会准备了宴席，由各次摇会的收钱人负担宴席费用。席后，组织者收齐了会员交纳的款项，再进行抽签。

　　摇会的办法比较复杂。但有它的优点：

　　（1）参加会的会员对收来的钱没有预计肯定的用处。减少会员交纳的钱数，会员的负担减少，从而也减少了拖欠的危险。（2）用抽签办法决定收款人，每个存款人都有收款的均等希望。这促使需要经济援助的人去交款。（3）存款人交款数迅速下降弥补了他们延期收款的不足之处。（4）丰盛的宴席吸引会员。有些人，把宴席改在冬天，每年一次，下一阶段的收款人预先决定。人们发现春天收款极为困难，所以放弃了这种办法。

　　这种会的办法比较复杂，普通农民很难理解它。事实上在村子里，懂得这种计算办法的人很少，所以必须请村长来教。为了解决这一困难，不久以前，有人提出一个比较简单的互助会办法，叫徽会，因为据说这是从安徽传来的。这个会的收款次序，及每个会员交纳的款数，均事先规定③。

　　每次会收款总数不变，规定为80元，包括收款人自己交纳的一份。这一借贷办法便于计算，每个会员能预知轮到他收款的时间并纳入他自己的用款计划。

　　第三种互助会称广东票会，来源于广东，采取自报的方式。所有存款人自报一个希望在会上收款的数目，报数最低的人为收款人。存款余钱减去收款人的款数后，在会员中平分。在村子里，此种会不很普遍，向我提供材料的人告诉我，这种方式的赌博性质太重。

　　3．航船，信贷代理人

　　村庄和城镇之间亲属关系非常有限。住在城镇的农民很少。几代在城镇居住的人，他们与村子里同族的关系已经比较疏远。我已提到过，族人分散后，族就分开了（第五章第l节）。城镇与农村通婚也很少。在我看来，城里人和村民的关系主要是经济性质的。例如，他们可能是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在目前的土地占有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个人的关系。主人和暂时在城里当女佣的妇女，他们之间的关系较密切。但就整体来看，城里人和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密切，不足以保持一个在经济上互相补贴或互助会的系统。当村民需要外界资助时，他们通常只得求助于借米和高利贷系统。

　　在稻米是主要产品的农村里，粮食供应不足并非常态。这是农产品价格下降的结果。要使收入与过去一样不变，产量必须增加。结果是村民的稻米储备往往在新米上市以前便消耗尽，以致需要借贷维持。从这方面讲，航船在村庄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村民通过航船出售稻米给城镇的米行。米行与航船主联系，而不是与真正的生产者联系的。为了能得到经常不断的供应，特别是为对付城镇市场的竞争，米行必须与航船主保持友好的关系。另一方面，航船主对生产者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服务对象。生产者依赖航船主进行购销。这些关系使航船主在需要时建立起米行和村民之间的借贷关系。

　　航船主代表他的顾客向米行借米，并保证新米上市后归还。他的保证是可靠的，因为借米人生产的米将通过他出售。此外，收购人出借大米不但可以获利而且也有利于保证未来的供应。

　　向米行借米的价格为每三蒲式耳12元，比市场价高。借债人将以市场价格偿还相当于12元钱的大米（冬天，三蒲式耳米约为7元）。如果借期两个月，每月利率约为15％。这一利率比较高利贷还算低些。这是因为一方面有航船主作为中保，另一方面对米行来说，可以保证其未来的大米供应，出借人所担的风险不大。由于镇上存在好几家米行，出借大米，价格并不划一，有利于借米人以较低的利息借进大米。

　　这是一种比较新的信贷系统。它尚未超出借米的范围。但用同样的原则，这种系统可逐步扩展至通过米行和丝行变成银行来出借钱，作为对收购产品的预先支付。这种产品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且是可以预计的。

　　4．高利贷

　　当农村资金贫乏时，从城镇借钱给农村是必然会发生的。农民向城镇里有关系的富裕人家借钱。其利息根据借债人与债权人之间关系疏密而异。然而，如我已经提到过的，农民和城里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有限，而且与农民有个人关系的人也可能没有钱可出借。结果城镇里便出现了一种职业放债者。职业放债者以很高的利息借钱给农民。这种传统制度，我们可称之为高利贷。

　　例如，无力支会地租并不愿在整个冬天被投入监狱的人，只得向别人借钱。高利贷者的门是向他敞开的，出借的钱按桑叶量计算。农民借钱时并没有桑叶，也没有桑叶的市场价格。价格是人为制定的，每担（114磅）7角。譬如，借7元钱，可折算成十担桑叶。借期在清明（四月五日）结束，必须在谷雨以前还款（四月二十日）。借债人必须按照当时桑叶的市场价格归还相当于十担桑叶的钱，那时每担桑叶为3元。因此，如十月份借7元钱，到第二年四月必须还高利贷者30元。在这五个月中，借债人每月付利息65％。这种借贷办法被称为“桑叶的活钱”。

　　清明时节，人们正开始从事养蚕业。在村里，这是经济上最脆弱的时期。冬天付不起地租的人，也不见得有能力还钱给债权人。在前五个月中，人们除了做一些生意外，不从事大的生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借债人可以向债权人续借贷款，按米计算。这种方式被称作“换米”。不论市场米价如何，借米的价格为每三蒲式耳5元。借期延续至下一年十月。偿还时按市场最高米价计算，每三蒲式耳约7元。一个人在十月借7元到第二年十月应还48元，利率平均每月53％。

　　借债人如果仍无力还清债务便不允许再延长借期。借债人必须把手中合法的土地所有权交给债权人。换句话说，他将把田底所有权移交给债权人。土地价格为每亩30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是一个借债人而是一个永佃农。他每年须付地租（第十一章第4节）而不是利息。

　　地租为每亩2．4蒲式耳米或约4．2元。如果我们按巴克对农村土地投资所估计的平均利率8．5％计算⑤，我们发现每亩地值56元。因此，7元钱的贷款一年之后使债权人最终得利为一块价值89元的土地。

　　通过高利贷者，田底所有权从耕种者手中转移到不在地主手中，不在地主系从高利贷者手上购得土地所有权。不在地主制便是以这种金融制度为基础的（第十一章第4节）。

　　高利贷是非法的制度，根据法律，约定年利率超过20％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⑥。所以，契约必须用其他手段来实施而不是法律力量。高利贷者雇用他自己的收款人，在借债满期时迫使借债人还债。如果拒绝归还，收款人将使用暴力并拿走或任意损坏东西。我知道一个实例，借债人死的时候，债权人便抢走死者的女儿，带到城里做他的奴婢。借债人通常无知，不懂得寻求法律保护，社区也不支援他。他完全受高利贷者的支配，如果借债人既没有钱还债，也没有田底所有权，债权人认为比较巧妙的办法还是让借债人继续耕种，这样可以保留他向借债人未来产品提出要求的权利。借债人被逼得毫无办法时，可能在高利贷者家里自尽。高利贷者便面临着鬼魂报复，也会引起公愤而被迫失去债权。这种极端的手段虽然很少使用，但在某种程度上，对防止高利贷者贪得无厌的做法是有效的。

　　高利贷者住在城里，每人有一外号。同我调查的这个村庄有关系的一个高利贷者，姓施，叫剥皮。这一外号说明了公众的愤恨。但他却又是农民急需用款时的一个重要来源。可供借贷的款项极为有限，而需求又很迫切。入狱或者失去全部蚕丝收益的后果更加势不可挡。向高利贷者借款至少到一定的时候，还可能有一线偿还的希望。

　　我未能计算出村里高利贷者放债的总数。因为田底所有权转移到村外的其他方式即使有的话，也是很少的。租佃的范围可能就说明了高利贷制度的范围。

　　高利贷的存在是由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缺乏一个较好的金融组织。在目前的土地占有制下，农民以付租的形式，为城镇提供了日益增多的产品，而农民却没有办法从城镇收回等量的东西。从前，中国的主要纺织工业，例如蚕丝和棉织工业在农村地区发展起来，农民能够从工业出口中取得利润以补偿农村的财富外流。农村地区工业的迅速衰退打乱了城镇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平衡。广义地说，农村问题的根源是手工业的衰落，具体地表现在经济破产并最后集中到土地占有问题上来。在这个村子里，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曾致力于恢复蚕丝业。这种努力的部分成功是很重要的，它也是在尖锐的土地问题下减轻农民痛苦的一个因素。

　　5．信贷合作社

　　关于信贷问题，我也应该提一下政府为稳定农村金融而采取的措施。农村的合作信贷系统实际上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而是农民用低利率从国家银行借钱的一种手段。江苏省农民银行专拨一笔款项供农民借贷。这一措施指望基本解决农村资金问题。但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的管理水平和政府提供贷款的能力。在我们这个村里，我知道这个“合作社”借出了数千元钱。但由于借债人到期后无能力偿还债务，信贷者又不用高利贷者所用的手段来迫使借债人还债，借款利息又小，不足以维持行政管理上的开支。当这笔为数不大的拨款用完后，信贷合作社也就停止发生作用，留下的只是一张写得满满的债单。

　　目前，至少在这个村里，这种实验的失败告诫我们，需要对当地的信贷组织有充分的知识，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政府能利用现有的航船、互助会等系统来资助人民，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建立一个新的信贷系统需要有一个新的约束办法。在当地的信贷系统中，对到期不还者有现成的约束办法。如果能利用传统的渠道，再用政府的力量将其改进，似乎成功的机会会大一些。

注：

①《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第62页。

②在第十一次会上，组织者和借债人交纳的钱数已经超过会员的集款数。存钱人不需再交付任何款项而可以分享新的余款。分配余款的原则是：前四次会的组织人和收款人除外，其余会员根据他们集款的次序按比例均可分得一份。例如，在第十一次会上，第五次会的集款人将得0．11元或总余数（2．432）的5/110。但这个会上的三个存款人，其集款次序尚未确定，他们将各得余款的13/110。从第十一次会后的每次会的总余款为：

　　第11次………2．432
　　第12次………8．O04
　　第13次………14．968
　　第14次………21．004

③见下表：

　　平均利率是这样计算的：把交款数与收款数的差被收款数加存款与还款次数之间的差除。

④收款次序　　每次会的交款数
　　组织者　　　　  13．5
　　第二人　　　　  12．5
　　第三人　　　　  11．5
　　第四人　　　　  10．5
　　第五人　　　　  9．5
　　第六人　　　　  8．5
　　第七人　　　　  7．5
　　第八人　　　　  6．5

⑤《中国农村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第158页。

⑥《民法》，第205条。

载《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