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由流氓而做皇帝的，有刘邦、朱元璋二人，其他开国始祖则大率非出身于公卿之门，即出身于地主。

　　流氓和地主何以都有做皇帝的资格？因为在中国社会上，最有势力的，是他们两个阶级。不过流氓要做皇帝，须有地主的德性，地主要做皇帝，须具流氓的德性。地主的德性是什么？是礼贤下士。流氓的德性是什么？是豁达豪爽。一方能学地主的礼贤下士，同时又能学流氓的豁达豪爽，一定可以得到全社会的欢迎，而被视为“真命天子”。现在试以刘邦与项羽为例，说明流氓与贵族（地主）的性质。刘邦“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听到萧何推荐韩信，就拜信为大将，听到张良、陈平耳语，就立信为齐王（《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然而“素慢无礼”（萧何评语，见《淮阴侯列传》）或“慢而易人”（郦生评语，见《史记·卷九十二·郦生陆贾列传》），要立韩信，“如呼小儿”（《淮阴侯列传》），而郦生人见，竟然“倨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陆贾列传》）。反之，“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淮阴侯列传》）。即刘邦豁达豪爽，而不能礼贤下士，项羽礼贤下士，而不能豁达豪爽。两人各有所偏，何以刘邦能够得到天下？因为豁达豪爽的人容易改过，后来刘邦受了萧何、张良的教诲，渐由“素慢无礼”变为礼贤下士，所以他听到萧何的话，就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拜韩信为大将（《淮阴侯列传》）；听到郦生的话，就“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陆贾列传》）。惟其如是，所以他能受全社会的欢迎，得到天下。

　　但是这还不是重要的原因，中国是“缩小再生产”的国家，贫穷成为一般的现象。在这样的国家之内，要想得到权力，须以“仗义疏财”为第一要件。流氓有仗义疏财的气魄，而无仗义疏财的能力，地主有仗义疏财的能力，而无仗义疏财的气魄。假使有人一面有地主之富，同时又有流氓之豪，必能收罗人心。史称：唐太宗“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力”（《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他能够佐唐高祖统一天下，是应该的。但是获得物质的条件艰难，养成心里的条件容易，所以由地主而做皇帝的容易，由流氓而做皇帝的艰难，一部二十四史，由流氓而做皇帝的，只有数人，可知吾言之非伪。商人虽然也有物质条件，但是他们天天较量铢两，哪里肯拿出数百万的现金，收买人心。廉买而贵卖是他们唯一的宗旨，然而商人只知道目前的利益，绝对不肯用现金，以换取不可知的天下。吕不韦虽然有窃取天下的意志，但是他的方法却很可笑。“奇货可居”不失为商人口吻，以小老婆交换天下，真是廉买贵卖的极致，其失败是理之当然的。

　　流氓做了皇帝之后，其结果如何？他由平民出身，照常理说，应该倾向于平民政治，但是依据过去的历史所示，又往往加倍专制，这是有相当理由的。他出身于市井之间，朝中功臣尽是昔日嫖赌吃喝的朋友（汉高祖好酒及色载在《史记》之上），怎样对付功臣，当然不失为一个重大问题。汉高祖使叔孙通制定朝仪，明太祖更定下“廷杖”、“跪对”的法律，其目的无非在于维持皇帝的尊严，使功臣不敢因为“老朋友”，而效李逵那样，乱叫乱喊而已。如果这个方法尚不能制止功臣的无礼，则最后只有剪除一法，汉高祖、明太祖无不虐杀功臣，并不是他们两人特别狠心，实在因为他们出身于流氓，不这样，不能使“老朋友”恐怖，而严守君臣之分。流氓皇帝一方面虽然这样专制，但是同时却能奖励文化。因为他们出身微贱，恐怕世人看不起，不能不装做假斯文之状。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孔子，设置学校；明太祖使各地立学，设科取士，察举贤才，便是其例。

　　知识阶级呢？“秀才人情本来是纸半张”，这样寒酸气的人物哪里配做皇帝，而且他们知识愈高，顾虑愈多，而丧失冒险的精神，我们只看萧何、曹参，就可知道。

　　（沛）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萧（何）曹（参）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乃立季为沛公。（《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他们是中间阶级，幸福的可以上升为绅士，不幸的则当沦落为游士，他们有特别的气质，他们中了宋儒的毒，寒酸而不豪爽。他们无法谋生，虽然也想铤而走险，然而只能攀龙附凤，做谋臣策士，绝不能独树一帜，逐鹿中原。他们的生活稍稍安定，则心满意足，毫无进取之心，一部二十四史，由知识阶级而做皇帝的，恐无一人，梁山泊白衣秀才王伦的失败，就是由于他们的寒酸气。梁山泊弹丸之地，有何宝贝，他们拒绝林冲上山，照他之意，“林冲是京师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第十回）。晁盖等七人上山之时，王伦又说：“非是敝山不纳众位豪杰，奈缘只为粮少房稀，恐日后误了足下众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第十九回）。英雄来投，竟然拒绝，只知保全小小地区，过其安乐生活，这种人何能做出大事？

　　知识阶级虽然没有做皇帝的资格，然而地主或流氓想做皇帝，却非利用知识阶级不可。他们读过了《论语》，知道治国安民的方法；他们读过了《左传》，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他们读过了孙吴兵书，知道三韬六略。在幼稚的社会，叫知识阶级做谋臣策士，确实不错。刘邦利用萧何，朱元璋利用刘基，而卒得到天下，就是一个证据。这个时候，知识阶级常分裂为两个集团，一是帮助新皇帝而为谋臣策士，一是帮助旧皇帝而为孤臣孽子，这个分裂是由儒家的思想而来的，因为儒家一面鼓吹“忠君”，同时又赞成“放君”，即主张、重道德。这个二重道德对于中国社会，乃有极大的效用。民主政治必以人民有相当的能力为前提，像中国从前人民那样的幼稚，绝对不能实行民主政治，既然不能实行民主政治，则欲统治庞大复杂的国家，必须树立绝对王政，而后才能控制各地，而举中央集权之实。但是君权过大，又可酿成君主的虐政，一方要求巩固的君权，同时又怕君权的滥用，由是二重道德遂有必要了。即君主的行为不越出一定限度以上，则主张忠君的道德，君主的行为若越出一定限度以上，则主张放君的道德，于庶民之中，再择一位真命天子，自居于谋臣策士，而从新建设一个新皇室，所以知识阶级在政治上是能演新陈代谢的作用的。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在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汉之中，吴用不是“无用”而是最“有用”的。梁山泊一天没有吴用，一天就不能存在。这样重要的吴用不但不能坐第一位交椅，并且连第二位交椅也要让给卢俊义坐。其理由到底在哪里？

　　宋江虽是一位小地主，然其性质和行动是代表流氓的。他喜欢结交朋友，然而他的朋友尽是江湖好汉，却没有一位缙绅之士。他挥金似土，济人之贫，赒人之急，扶人之困（第十七回），这种性癖当然得到流氓团体的拥戴，而坐第一位交椅。何况草创梁山泊的，虽是晁盖，而间接帮助梁山泊日益繁盛的，则为宋江。晁盖死了之后，宋江升为领袖，是理之当然。至于卢俊义，平素对于梁山泊毫无贡献，而一旦落草之后，就坐在第二位交椅，这果然因为他活捉史文恭（第六十七回，参看第五十九回），能代晁盖报仇么？不是，绝对不是。

　　梁山泊区区弹丸之地，不是绝对安全的地带。宋江继晁盖而为领袖之后，对于梁山泊此后所应取的政策，当然有相当的计划。这个时候，梁山泊的政策不外三种：第一保守，仍旧割据梁山泊；第二进攻，出来逐鹿中原；第三招安，收编为正式军队。就宋江在浔阳楼所题的反诗（第三十八回）看来，他“笑黄巢不丈夫”，而欲“遂凌云之志”，可知他想逐鹿中原，与赵家争天下的。

　　但是在中国社会上，有势力的阶级，除了流氓之外，尚有绅士。刘邦所以能够得到天下，就是因为关中的父老欢迎他，即因为关中的绅士欢迎他。梁山泊只是流氓的团体，虽然有不少的军官来投降，然其势力只限于下层阶级，至于绅士则仍视梁山泊为草寇。梁山泊得不到绅士的同情，就是表示中国社会上最有势力的阶级不赞成梁山泊，其结果足使梁山泊终为草寇，无法扩张势力范围，把“赵记”江山，改作“宋记”江山。因此，怎样改变绅士的心理，便成为宋江思想的集中点。

　　恰好当时北京城里有一位大地主卢俊义，他是“河北三绝，第一等长者”，在北方社会，有相当的名望（第五十九回）。此人若能落草，当然可以表示梁山泊的势力已经达到绅士阶级之间。不，其对于一般民众，尚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卢老爷尚肯入伙”，这句话岂但可以证明梁山泊不是普通的草寇，并且还可以增加梁山泊的身价。革命党才创设的时候，都喜欢拉拢一位旧势力做招牌，其理由即在于此。

　　绅士阶级的卢老爷入伙之后，当然非坐第二把交椅不可。但是这样一来，革命党便不得不与旧势力妥协了。梁山泊的伦理观念本来只注重“义”字，所以在晁盖未死之前，它的会议室始终叫做聚义厅，现在则“忠”字也不能不顾到了，所以在卢俊义将次落草之前，宋江即把聚义厅改作忠义厅（聚义厅改作忠义厅，为第五十九回的事，接着第六十回，宋江就设法使卢俊义入伙）。这个“忠”字，解释为整个梁山泊须尽忠于“赵官家”，固然可以，解释为诸好汉须尽忠于宋江，也无不可。不管怎样解释，为臣须尽忠，乃是绅士们所视为最重要的道德。董卓弑帝辩，固然被后人骂为乱臣贼子，而诛董卓的吕布也不能引起世人的同情。这是因为什么理由呢？就是说明不管你所事的是谁，你既食其禄了，就当忠其事。梁山泊挂了“忠”字，深合于绅士们的观念。然而因此，平等的梁山泊遂变为阶级的梁山泊，从前宋江与诸好汉的关系是朋友之谊，现在则为君臣之分。

　　说了一大堆，对于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位交椅，好像尚未说明，其实字字句句说明卢俊义何以坐第二位交椅，便是说明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位交椅。吴用在梁山泊中，虽然是一位最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不是流氓，也不是地主，而只是一个秀才。秀才与流氓地主比较，犹之丘九怕丘八一样，不能不退避三舍，让丘八哥居前。

载《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何以祝家村及曾头市的军队强过大宋官军呢？祝家村的军队似是部曲，曾头市的军队则为乡团。按“祝家庄前后有两座庄门，一座在独龙冈前，一座在独龙冈后”，“宋江引了人马，转过独龙冈后面，来看祝家庄时，后面都是铜墙铁壁，把得严整”（第四十七回）。由此可知祝家庄似与魏晋南北朝的坞堡相同，而其军队，观扈三娘捉得王矮虎之时，“众庄客齐上，横拖倒拽，活捉去了”（第四十七回），即无异魏晋南北朝的宾客及部曲。曾头市呢？它是城市，市内三千馀家，其中一家姓曾，有五七千人马（第五十九回），即其军队与欧洲中世自由城市之军队相同，而为乡团。部曲与领主有主奴关系，其关系是封建式的，不是雇佣式的，在乡团，军队大率是该乡的住民，他们由于爱护乡土，即他们的祖墓、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妻子均在这个地方，所以在社会纷乱之时，他们不惜牺牲一身，出而当兵。

　　军官如何呢？中国兵制是由农兵渐次变为佣兵的。在农兵制度，军队由农民组织，无事耕田，有事从军。在劳动力缺乏的社会，政府要设置军队，只有利用这个方法。因为各人既然都有工作可做，试问谁人愿意从军，所以政府利用支给工资的方法，组织军队。政府要组织军队，只有一个方法，即强制征召的方法，于是农兵制度便成立了。农民当兵，以古代的武器言，其战斗力是最强的。因为农民在露天的地方，寒暑交迫，日晒雨淋，不断地劳苦工作，所以最能忍受战争的苦痛。反之，社会若有过剩的劳动力，不能得到工作机会，而沦为流民，则政府只能采用佣兵制度，即将流民收编为军队，使他们有所衣食。倘再征召农民当兵，一方流民无以餬口，同时农民从军，田园荒芜，幸而及瓜而代，而田园已经不能耕耘，因之，农民也将变为流民。唯在佣兵制度之下，兵卒既是流民，他们平日惯于嬉戏，狎于欢乐，聆敌则慑骇夺气，闻战则辛酸动容，临阵不至脱逃，已经可嘉，而欲令其陷阵杀敌，以攘寇患，自属难能。

　　三代及秦，采用农兵制度。汉置“正卒”之制，民年二十三皆服兵役，五十六乃免。唐设“府兵”之制，民年二十从军，六十退役。汉武帝、唐太宗能够平定四夷，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东汉以后，“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都尉是统兵的官，都试是每岁立秋之日检阅地方军队，课其殿最。即东汉已由农兵改制为佣兵。中叶以后，阉宦秉政，朝纲崩弛，因之以饥馑，加之以师旅，百姓饥穷，盗贼蜂起，社会经济完全破坏。百姓流移就谷，变成流民，各地牧守就将他们收编为军队，例如，“刘焉为益州牧，初南阳三辅民数十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这就是三国初期军阀割据的原因。

　　汉末大乱，兵乱相承，豪族常筑坞堡以自卫，而农民则投靠于坞堡之中，在坞主的保护之下，租借田地，从事耕种，而以其剩馀劳动力贡献给坞主。这样，坞主事实上便成为拥有民人及土地的领主，而民人亦变成坞主的领民，受其统治。领民分为两种，一种称为宾客，另一种称为部曲，此种情况，经两晋而至南北朝还是一样。

　　北周施行府兵之制，由隋至唐，规模大见充实，但太平日久，“豪富兼并，贫者失业”（《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许多农民均排斥于农村之外，变为流民，单单京师一隅之地，游手已有数千万家，开元十一年改征为募，称为<弓广>骑。“六军宿卫皆市人”，而为社会所不齿，“及禄山之反，皆不能受甲矣”。安史乱后，诸镇擅地，而农村破坏，社会上流民更多，方镇尽收之以做私兵，这就是唐末五代大乱的原因。唐末五代的私兵与魏晋南北朝的部曲不同，部曲对其主帅是封建的隶属关系，私兵对其主帅则只有雇佣关系，谁肯出最高价钱，谁就能收买他们，这又是唐末五代，兵变引起政变的原因。

　　宋兴，仍采用佣兵制度，仁宗以后，承平日久，豪强兼并，而赋役繁重，“民罕上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每遇岁饥，流民更多，方偕对吕夷简说：“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将聚而为盗矣。”而实际上确是“百姓多弃农为兵”。“明道宝元之间，天下旱蝗，民急而为兵者日益以众”，富弼为青州，募流民为兵者又万馀人，天下传以为法。但“所募多市井选愞，不足以备战守”。这就是宋代官军的战斗力不如祝家庄的部曲及曾头市的乡团的理由。

　　然而这种募集的兵又不能解散，唐在穆宗初年，萧倪与段文昌当国，建销兵之议，兵无生业，皆聚山林间为盗贼，既而方镇悉收用之，尾大不掉，地方割据更加甚了。明代亦然，当马贼高迎祥作乱之时，刘懋“议裁驿站，山陕游民仰驿糈无所得食，俱从贼”。由此可知自唐中叶以后，军队乃是一种社会政策，其御敌之意义少，而救贫之意义多。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附带说明中国古代的官僚组织。中国职官，秦汉甚少，东汉以后，渐次增加。固然增加，而因文化的发达，知识阶级亦随之加多，不能全部容纳于官僚组织之内。但是中国古代没有大规模的企业，而知识阶级又均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以“做官”为业。而如袁安所说“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他们得不到职业，变为游士，犹如农民变为流民一样，何肯坐而待毙。这是政府应该注意的问题。战国时代诸公子之养士，西汉郎官多至千人，无非收罗那些得不到职业的士人。东汉士人更多，单单太学已有学生三万多人（《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传序》），而私塾亦甚发达，每一宿儒常收门徒数十人至千馀人，郎官虽然增加到二千馀人，而阉宦秉政，父子兄弟婚亲宾客布列州郡。士人没有出路，遂依附外戚，而攻击宦官，发生了党锢之祸。唐代文化也极发达，贞观时代，单单京师一地，学生已有八千馀人。文化发达，士人增加，当然不免“仕进路塞”。而唐代考试又复最重进士一科，及第进士有年过七十者。每次礼部考试，单单明经一科，有三千人，据《文献通考》所载，进士唯开元元年七十一人，平均不过二三十人，诸科只唯神龙二年三十九人，文宗太和二年三十六人，其馀不过数人或十数人。何况及第于礼部，尚须再试于吏部，天宝二年，选人集者以万计，人第者六十四人。“选人一蹉跎，或十年不得官”。人类均有生存欲望，仕进路塞，自必结为朋党，攻讦当道，设法引起政党，以打开一个新局面，幸而成功，在野者固然弹冠相庆，下台者何敢甘心，势必设法报复，俄而此生矣，俄而又黜矣，俄而此退矣，俄而又进矣，一起一仆，仇怨愈深，而唐代就同东汉一样，发生了牛李党之争。但是汉代朋党是反对宦官的，而唐代朋党则依附宦官。兼以唐因冗员太多，不能不设法裁员，而裁去之员，方镇乃竞引之，以为谋主，于是朝廷孤立，而方镇遂横行无忌了。

　　宋代文化亦甚发达，每次考试，诸道贡士常在万人以上，例如太宗淳化三年诸道贡士凡万七千馀人，而是年录取人数只有进士三百五十三人，诸科七百七十四人，共计一千一百二十七人，即十五取一。徽宗大观六年，礼部试进士万五千人，赐第者八百馀人，即十八分取一，其馀皆散在民间。固然宋代职官甚多，据曾巩言，真宗景德年间一万馀员，仁宗皇裙年间二万馀员，英宗治平年间二万四千馀员（《元丰类稿·卷三十·议经费》）。到了哲宗时代，又增加为二万八千馀员（《宋史·卷一百五十八·选举志四·铨法上》）。而亦无法容纳这许多及第之人，于是新旧党争又发生了。兼以宋同唐代一样，兵冗官滥为财政之蠹，吴及请省冗官，仁宗乃“谓禄廪皆有定制，毋遽变更，以摇人心”（《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志下一·会计》）。哲宗时吕大防请废胥吏之半，范百禄以为“废半则失业者众”（《宋史·卷三百三十七·范百禄传》）。苏辙亦请“阙吏勿补”，使“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宋史·卷三百三十九·苏辙传》）。由此可知宋代的官僚组织亦社会政策之一种，治国之意义少，而恤贫之意义多。“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志一·科目上》），国家安有不穷。

　　明代文化亦甚发达，京师有国学，地方则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中国士人自古就以干禄为目的，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只是少数人之志趣。嘉靖中，“讲学者以富贵功名，鼓励士大夫，谈虚论寂，靡然成风”。士人既以富贵功名相尚，则士人之数应与职官之数保持一定比例。官多士少，则官职旷虚，官少士多，则人才壅滞。人才壅滞，超过一定程度，势必引起党争。证之吾国历史，至为显明。明代士人入仕之途甚多，有进士、举人、监生、杂流数种，进士为殿试及格之人，举人为乡试及格之人，监生为国子监学生之通称，杂流是由吏道出身之人。合此数途，士人人数必超过职官之数。单单监生一途，弘治八年听选于吏部，至万馀人，有十馀年不得官者（《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而考选又不公平，达官子弟往往名列前茅。例如成化弘治之间，万安“在政府二十年，每遇考，必令其门生为考官，子孙甥婿多登第者”（《明史·卷一百六十八·万安传》）。正德三年“太监刘瑾录五十人姓名，以交主司，因广五十名之额”（《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神宗初，张居正当国，其子礼闱下第，居正不悦。至五年，其子嗣修遂以一甲第二人及第，至八年，其子懋修以一甲第一人及第。而次辅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之子亦皆先后成进士（《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而考场之中又有舞弊，如“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明以文字取士，本非择人之法，而既用文字了，就须以文学为标准，顾乃不视文学优劣，惟视权力大小。而考试及第之后，能否得官，又非倚仗权贵汲引不可。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明史·卷二百三十·汤显祖传》）。他们“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明史·卷二百三十·蔡时鼎等传赞曰》）。兼以明代“士大夫好胜喜争”，世宗时大礼之争，神宗初夺情之议，朝臣不识大体，而乃化小事而为大事，这种作风已经可以发生党派了。而明代又有廷推大臣之制，即大臣有阙，令吏部会同朝臣推举之（参阅《明会要·卷四十八·廷推》），此乃“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义”（《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孙铣传》）。然而党同伐异，人情之常，他们何能以大公无私之心，品藻人才，势必引用私人而排斥异己。这样，又助长了朋党之争。顾宪成就是因为吏部廷推阁臣王家屏，神宗特旨任用沈一贯，先后疏争，而被削籍，乃归卧无锡，而讲学于东林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东林党议》，万历二十二年）。何况仕宦壅塞，退处林野之人惟冀目前有变，不乐政局安定，遇有机会，即借题发挥，攻击当途。盖欲引起政变，使得意者退处林野，不得意者弹冠相庆。这种心理更是党争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政局之下，最可利用者莫如言官，“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气，专务分门立户”，其“论人论事者，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明史·卷二百四十三·邹元标传》）。于是明代每次掀起政潮都是出于御史及给事中，而各派亦利用御史及给事中排斥异己，而朋党遂形成了。

　　朋党之成也，始于矜名，而成于恶异。名盛则附之者众，附者众则不必皆贤，而胥引之，乐其与己同也。名高则毁之者亦众，毁者不必不贤，而怒而斥之，恶其与己异也。同异之见歧于中，而附者毁者争胜而不已，则党日众，而为祸炽矣。（《明史·卷二百三十二·魏允贞等传赞日》）

　　弄到结果，明代又同唐代一样，发生了宦官之祸，更由宦官之祸而助长了朋党之争。

　　在这里，我们尚欲附带说几句话：党争发生之后，君子常为小人所打倒，这叫做政治上的格勒善法则（Greshamg Law），因为君子有所顾忌，而小人则不择手段，不惜与宦官勾结。且看明代吧，在刘瑾得势的时候，有许多士大夫依附刘瑾，焦芳“每遇瑾，言必称千岁，自称为门下”。李宪“时袖白金，示同列曰，此刘公所遗也”。张綵的行为比较巧妙，“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晡，未得见。綵故徐徐来，直入瑾小阁，欢饮而出，始揖众人，众以是益畏綵”（以上见《明史·卷三百六·阉党》）。在魏忠贤得势的时候，又有许多士大夫拜忠贤为假父，忠贤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明史·卷三百五·魏忠贤传》）。比方崔呈秀，他因为贪污，受了高攀龙、赵南星的弹劾，乃“夜走魏忠贤所，叩头乞哀，言攀龙、南星皆东林，挟私排陷，复叩头涕泣，乞为养子”。又如曹钦程，因事忤忠贤意，忠贤怒，“削其籍，濒行尤顿首忠贤前曰：‘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絮泣而去”。而黄运泰之建忠贤祠，迎忠贤像，更不惜“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稽首如初，己诣像前，祝称某事赖九千岁扶植，稽首谢，某月荷九千岁拔擢，又稽首谢，还就班，复稽首如初礼”（以上见《明史·卷三百六·阉党》）。这种行为，君子安能做到。君子既然不能做到，则君子与小人斗争，当然君子失败。但是我们须知上面所引的人，都是由进士出身呢!他们读了圣贤的书，而竟谄事宦官，士大夫的道德，实可令人怀疑。所以孟称舜在其剧本《英雄成败》上，有数句话，把士大夫骂得体无完肤：

　　你们做秀才呵，读诗书也学着孔宣王口喳喳几句头巾话。做官呵，讲法律也曾把萧相国，嘴巴巴依样葫芦画。说别人呵，将那卢杞李林甫一个个恣吹弹，指定名儿骂。到轮着自己身上呵，却把他几个劣样儿，一桩桩做了印本花儿拓。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知识阶级的过剩固然可以发生党争，但是人口的过剩如果只限于知识阶级，则党争尚不至变成内乱，万一流氓阶级也感觉人口过剩，不能全部编人军队，则党争必会引起内乱。因为文绉绉的士大夫没有能力作乱，能够作乱的，只有流氓，然而流氓作乱的时候，若有一部分士大夫跑到流氓方面去，拥戴—个真命天子，自居为谋臣策士，则他们固然可借革命的进行，把政权抓在自己的手上，使革命运动不能化为民众运动，而只见新王朝的成立，然而同时，内乱在某程度内，尚可有秩序地进行。反之，士大夫不跑到流氓方面去，则流氓的内乱势必变为流寇的虏掠，而使中国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看吧!明季的士大夫中了八股的毒，已经不配做谋臣策士，所以李自成、张献忠终为流寇，而收拾残局，只有依靠外来势力，由是满清政府就入关统治中国了。

　　闲话愈多，离题愈远了。其实不然，句句说明官和兵的腐败，便是句句说明官兵打不过梁山泊的理由，并反证祝家庄和曾头市所以有优越的战斗力的理由。总而言之，官僚组织与军队制度虽然不失为一个社会政策，然却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须由别种政策，反之，由治国和保国的方面着想，则非改造官僚组织与军队制度不可。

载《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

　　宋江虽然“刀笔精通”（第十七回），但吾人观其在浔阳楼所题的诗词（第三十八回），似其文学修养只能与唐代落第秀士的黄巢相比，很难考上进士。其家里大约颇有财产，“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宋江本人“挥金似土”，“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第十七回）。以此观之，大率是郓城县的殷户。宋依唐制，户分九等，上四等给役，馀五等免之。立法之意，本来是许人以钱雇役，即有钱而不欲役者出钱，无钱而愿出力者得钱。只因宋之职役太过苛苦，上户虽欲出钱雇人，而贫者亦不肯就，于是上户只有自己往役。在各种职役之中，人民认为最难忍受的乃是衙前之役。宋江在郓城县做押司（第十七回）。《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一》云：

　　在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拣掏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充。

　　所谓“押录”之“押”，当指押司。宋代为吏有许多风险，所以宋江须与他的父亲脱离关系，各户另居。到了宋江落草之后，又迎接宋太公上山享福，连弟宋清也做了山上的首领（第四十一回）。由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家族制度与政治的关系。

　　经济制度可以分做两种，一是个人主义的，一是社会主义的。前者指团体对于个人的生存，不负责保证；后者指团体对于个人的生存，须负责保证。但是团体对于个人的生存，既然须负责保证，则团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能不经营生产，因之，生产手段不能不归于团体公有，所以这个时候，许多生产常由国营。反之，个人既然自求生存，则个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能没有生产手段，而生产手段所生产的生产物也不能不归于个人私有，所以这个时候，许多生产均为私营。其次，团体既能保证个人的生存，则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存，当然没有特别顾虑的必要，因之，个人可任意筹划团体全部的利益，所以这个时候，利他主义是道德上的最高原理。反之，团体不能保证个人的生存，则个人在考虑团体利益之先，不能不谋自己利益的安全，否则由个人的穷苦，势必引起社会全体的没落，所以这个时候，在道德上，不能不承认利己主义。

　　但是从来社会乃同时存在着这两个制度，即在社会之内，固然实行个人主义的经济制度，而在家族之内，则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家族与社会的经济制度既然不同，所以家族与社会的道德原则也互相抵触，即在家族之内，以利他主义为最高道德原则，在社会之内，却不能不承认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社会与家族既然实行二种矛盾的道德原则，那末，人们要在家族之内，成为良好的父兄，势不能再在社会之内，成为良好的臣民，因为在道德上既有保证家族生活的义务，则稍稍剥削社会，由社会的道德原则的利己主义看来，并没有什么大错。

　　这种现象固然不是中国才有的，不过欧洲各国，自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一面因手工业的没落，劳工阶级都吸收于工厂之内，同时兼以交通发达，人们容易迁徙，所以大家族制度渐次破坏，而代以小家庭制度。反之，中国则为农业社会，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本来不喜欢移住，这种性质已经可以发生大家族制度了。何况农业技术极其幼稚，家有数亩的田，就需要许多劳工，不论男女老幼，均须各尽所能，分担一部分的工作。劳动力既然必要，则家中多一个子弟，无异于增加一个劳动力，因此之故，家长也不许子弟移住别地，中国古代把“九世同居”视为最高道德，是有相当理由的。

　　在大家族制度之下，祖宗的财产是不许分割的。《礼记》说：“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而《唐律疏议》亦说：“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即不但在道德上，奖励人们共产，且在法律上，也禁止人们私产。在这样制度之下，如果一家的人都肯做工，当然和分家异财的，没有区别。但是家族既然实行共产制度，则家长当然有保证一家生活的义务，因此之故，懒惰的常常偷闲，把一切生计归于家长负担。家长既然负担一家的生计，则只能蝇营狗苟，以谋多得金钱，因之，他出来做官，又将贪邪污浊，刮索民膏。但是不管他怎样刮索，财产是可以用得完的，最好能够抓住生财的手段。在生产力幼稚的社会，生财之法不能依靠于经济手段，只能依靠于政治手段，得了一官半职，就可发一笔大财。官职既然成为生财的手段，那末，人们若有任免官职的权，当然要援引自己的子侄兄弟出来做官了。最初因家族而贪污，其次因家族而徇私，家族既然享到利益，则家族当然须连带负责。中国古代有亲族缘坐的刑法，《唐律疏议》亦说：“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便是宋江在未落草以前，与父弟脱离关系，到了落草之后，又接父上山享福，迎弟上山做首领的原因。

　　岂但宋江这样，以大舜之贤，贵为天子之后，犹封其弟象于有庳，所以万章很怀疑舜的仁德。

　　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孟子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侥幸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象不得暴其民。）（《孟子·万章章句上》）

　　大舜这样，其他可知，武王伐纣，得到天下之后，大封同姓的人，数共五十五，周的子孙，若不狂惑，都可成为诸侯。武王既崩，成王年幼，这个时候，出来摄政的，乃是周公。厉王出奔，太子年幼，这个时候，出来协助治国的，乃是周召二君。汉高祖得到天下之后，因鉴秦孤立而亡，也封同姓为王者九国：弟交为楚王，子肥为齐王，从父兄贾为荆王，子长为淮南王，子建为燕王，子如意为赵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子恒为代王。就是家族之内若有一人能够把天下为自己的产业，则一家的人都可封王封侯，所以当时政治可以叫做兄弟政治。但是周封同姓诸侯，而最初出来反抗同室的，是管叔蔡叔。汉封同姓诸侯，到了后来，各王也相继造反，把政权委托兄弟子侄，而竟祸起萧墙之内，兄弟政治于兹已经发生破绽了，所以此后少主即位，已经不学武王那样，使兄弟摄政，而学汉高祖那样，使太太摄政。在妇人摄政之下，用人以什么做标准呢?妇女虽然出嫁从夫，但是夫家的人，由她看来，总不及娘家的人亲密，因此之故，妇人摄政，常常引用外戚，吕后王诸吕就是一个证据。这个时候，夫家兄弟当然失去权势，反之，娘家兄弟则可大出风头，所以当时政治可以叫做舅爷政治。但是舅爷政治是很危险的，诸吕为乱，王莽篡汉，可以令人引为殷鉴。当此之时，母壮子少，而朝臣又尽是外戚的人，少主何能相抗。少主想要相抗，绝对无法和相隔颇远的外臣相谋，只能和日夜接近的宦官暗议，一旦讨平外戚，宦官当然得势，出而干预朝政。于是舅爷政治又变为马弁政治。

　　晋代封建诸侯，亦属于兄弟政治，然其结果竟然发生了八王之乱。南渡之后，或为姑爷政治，如王敦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桓温尚明帝女南康公主（《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而均秉执朝政，终亦作乱。或为舅爷政治，如庾亮、庾冰均是明帝后庾氏兄弟，而于成康时代，掌握大权。由南北朝而至隋唐，隋文帝、唐高祖均以外戚夺取帝位，而唐代宦官之祸乃比东汉为甚，又转变为马弁政治。降至宋代，虽无宗室外戚之秉持朝政，而马弁之宦官不时尚有大权，如徽宗时的童贯就是一例，而由童贯之弄权，又引起了方腊之乱。由元至明，“太祖初起时，数养他姓为子，攻下郡邑，辄遣之出守，多至二十馀人”（《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沐英传》），天下既定，又以养子不可信任，复“择名城大都，豫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明会要·卷四·诸王杂录》），然其结果又发生了燕王夺位之事。此后固然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明史·卷一百二十·诸子传赞》），而汉唐宦官之祸又重演了，即兄弟政治之弊虽然消灭，而马弁政治之祸乃驾在兄弟政治之上。

　　总而言之，吾国过去政治不脱出血统之外，其脱出血统关系之外者，又常引起马弁政治之祸。

　　朝廷用人注意在亲戚关系，私人当然也引用亲戚满布要津，我们不看别的，只看王衍李冲之书，就可知道。

　　衍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都督），族弟敦为青州（刺史），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李冲勤志强力，孜孜无怠。……然显贵门族，务益六姻，兄弟子侄皆有爵官，一家岁禄万石有馀，是其亲者，虽复痴聋，无不超越官次，时论亦以此少之。（《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

　　个人徇私，固所难免，最奇怪的，莫过于宋代竟用法律奖励朝臣引用兄弟子侄，而称之为恩荫制度。据赵翼所说：

　　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凡遇南郊大礼及诞圣节，俱有荫补，宰相执政荫本宗、异姓及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至谏议大夫荫本宗一人；寺长贰监以下至左右司谏荫子或孙一人；馀以是为差。此外又有致仕荫补，曾任宰执及见仕三少使相者，荫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荫一人；馀以是为差。此外又有遗表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五人；曾任执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卫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馀以是为差。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俱见《职官志》）。然此犹属定例，非出于特恩也。天圣中，诏五代时，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孙听用荫，则并及于前代矣。明道中，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孙，授官有差，则并及故臣矣。甚至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亲属入贺，亦得授官（见《司马旦传》），则更出于常荫之外矣。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馀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馀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荫者也。李沆卒，录其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婿苏昂，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向敏中卒，子婿并迁官，又官亲校数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馀人，此以优眷加荫者也。郭遵战殁，官其四子，并女之为尼者亦赐紫袍；任福战殁，官其子及从子凡六人；石珪战殁，官其三子；徐禧战殁，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优恤者也。范仲淹疏，请乾元节恩泽，须在职满三年者，始得荫子，则仲淹未奏以前，甫莅任即得荫矣。阎日新疏，言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离童龀，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给（《职官志》，凡荫嫡子孙不限年，诸子孙年须过十五，弟侄须过二十，此盖续定之制）。龚茂良亦疏言，庆寿礼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俸几何是。甫荫即给俸矣。朱胜非疏，述宣和中谏官之论曰：“尚从竹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则甫荫得服章服矣。熙宁初，诏齐密等十八州及庆渭等四州，并从中书选授，毋以恩例奏补，则他州通判皆可以荫官奏补矣。金安节疏，言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则恩荫并听其鬻卖矣（以上俱各本传）。其间虽有稍为限制者，神宗诏，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孙（见《职官志》），又诏，任子自一岁一人者，改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者，改为六岁一人。孝宗诏，七十不请致仕者，遇郊不得荫补。又诏，终身任宫观人，毋得奏子。此虽略为撙节，然所减捐，究亦有限。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至如此猥滥，非惟开幸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岂国家长计哉。（赵翼撰《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恩荫之滥》）

　　上自皇室，下至朝臣，无不引用子弟亲戚，满布要津，政治安得不腐化，社会安得不纷乱。不过开国始祖引用私人，多在于天下已定之后，在天下未定以前，无不求贤如渴，绝对不肯以私徇公。汉高祖未得天下以前，任用萧何、张良、韩信等，而对于自己的兄弟子侄，确未曾用过一人。反之，项羽则非诸项或妻之昆弟不用（《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刘邦成功，项羽失败，是应该的。宋江虽举宋清为首领，而宋清所负的，不过排设筵宴（第七十回），宋江尚有知人之明，所以梁山泊诸好汉无不心服。倘若宋江也学王衍那样，把宋清放在要职，我恐怕部下将要贰心，而梁山泊也将灭亡，这是宋江聪明的地方。

载《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其实，这座酒店乃和普通的酒店不同，他的生意不依靠于买卖，而依靠于垄断，凡客人、妓女到快活林时，都须先来参见施恩，施恩则把他们分配给各客店、赌坊、兑坊，而各客店、赌坊、兑坊每月则须送钱给施恩，以作报酬（第二十八回）。试问这种古典的托拉斯是否依仗施恩的财力?不是，第一依仗施恩的武艺，第二依仗营里有八九十个拼命囚徒（第二十八回）。换言之，托拉斯的基础乃放在强力之上。既然依仗强力，则有一个更强的人来了，这座酒店当然非让给他不可。

　　但是施恩乃是施管营的儿子，蒋门神何人?敢来强夺。“不怕官，只怕管”为《水浒传》诸好汉常说的话，难道蒋门神既不怕官，又不怕管?不，蒋门神背后也有一位官，那便是施管营的上司张团练（第二十八回及第二十九回）。施恩能够依仗官势，开设酒店，垄断客人，则蒋门神有一个更大的官势依仗，当然可以夺取酒店。

　　由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知道所有权神圣的观念，在古代完全没有。谁有强力，谁便有财产。这里所谓强力乃包括肉体力和政治力而言。施恩开设酒店，一半由于他的肉体力，一半由于施管营的政治力。蒋门神夺取酒店，也是一半由于他的肉体力，一半由于张团练的政治力。

　　原始的资本蓄积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依各国经济史所示，在封建末期而至于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的蓄积依靠勤俭者少，依靠强力者多，谁有强力，谁便可取得资本。真命天子有最大的强力，所以他富有四海。看吧，武王伐纣，而即帝位之后，不是大封同姓诸侯，姬姓子弟若不狂惑，都可以成为领主，大的百里，中的七十里，小的五十里么?在中国历史上，最富的人不是王婆口中所说的邓通么（第二十三回）?然而邓通的财富从何而来，不是汉文帝赐以蜀岩道铜山，许其铸钱么?文帝说：“能富通者在我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不错，皇帝有最大的强力，当然他所喜欢的人便可成为富豪。

　　所有权（Dominium）的观念起源于罗马法。罗马的贵族乃以侵略为最高理想。罗马每征服一地，就将该地宣布为殖民地，而贵族则在殖民地之上获得了许多田园，以作私有地。这许多田园当然不是无主的土地，而是被征服者的土地。罗马帝国由剑戟而建设，同样Dominium亦由剑戟而设定。所以在罗马法，“剑戟乃是所有权的象征”（Das Symbol des Ergentums war Speer）。英语Dominium之涵义，一为权力，二为所有权。“所有权”由“权力”而发生，由此可以知道。

　　所有权既已设定之后，又受政治力的保护，而使事实上的权力关系变成法律上的权利关系。既然变成权利，经过数代之后，就渐次失去暴力的色彩，而带有神圣的性质。谁敢侵犯这个权利，不但法律上要受刑罚，就是道德上也要受人毁骂。欧洲各国受了罗马法的影响，学者均视所有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马基维利（N．MachiaveHi）主张君主专制，甚至于谓君主可以不讲信谊，而使用一切奸谋诡计；但他又说：“君主绝不可侵害人民的财产。人们死了父亲，不久就会忘记；失掉财产，终身不忘。”布丹（J．Bodin）以主权属于君主，君主既有主权，所以不受法律限制，不但自己公布的法律，便是教皇制定的法律，也无妨束之高阁。但他又谓君主的权力应受自然法的拘束，例如个人的财产权是根据自然法而设置的，所以非经人民同意，不得征收租税。学说如斯，其表现于法律之上者，例如英国的《大宪章》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条既禁止官吏强取人民的粮食、器具、马匹、车辆了，而第三十九条又说：“自由民除非领主依法审判，并遵照法律规定之外，不得没收其财产。”美国的《独立宣言》虽然只云：“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乃上帝给予吾人的权利，不可让与。人类设置政府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这种权利”，而未曾明白提出“财产”及“所有权”的观念。然独立时代各邦所发表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或权利典章（Bill of Rights）无不宣布财产及所有权为神圣的权利，不可侵犯。例如一七七七年Vermont的《权利典章》第二条云：“私有财产唯于必要之时，才得供为公共之用；而供为公共之用之时，对于所有主，必须给与以赔偿金。”一七八○年Massachusetts的《权利宣言》第十条亦说：“个人的财产非经本人同意，或经人民代表同意，纵是极小部分，亦不得侵害之，或供为公共之用……若因公共需要而须征收私人财产之时，对于所有主，应给予赔偿。”法国的《人权宣言》第十七条云：“所有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非依法律，且系公共利益所要求，并给予以适当赔偿者，不得侵害之。”自是而后，一直至一九一八年德国公布《威玛宪法》之时为止，列国宪法均有保障所有权的条文。这种条文不是对人民保护个人的所有权，而是对政府保护人民的所有权。政府不得侵害人民的所有权，所以产业能够发达，社会能够进步。

　　反之，吾国古代以国家为皇帝的私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属于皇帝，土地之上的人民也属于皇帝，因之人民劳动所得的结果遂亦属于皇帝。皇帝侵害人民的所有权，道德上虽为虐政，法律上无须负责。固然各朝律令也有保护人民财产的条文，然其所保护者乃是禁止个人侵害个人的财产，不是禁止政府侵害人民的财产。换言之，人民对于政府不能主张权利，政府要怎么样，人民就须怎么样。宋时，“徽宗颇垂意花石……政和中……舳舻相接于淮汴，号花石纲……朱缅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彻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同时在学说之上又有“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之言。这固然因为古代官僚往往利用“政治的手段”，刮索民膏，而致引起社会对于财富的反感。然而既有斯言，则人们唯勤唯俭，由自己劳力，正当获得的财富，遂亦挂上了不仁之名。白圭“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勤苦如此，倘若斥之为不仁，那末，何怪陶朱“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以博取“富好行其德”之名。一方法律上政府不尊重个人的所有权，他方观念上社会又认财富为不仁的结果。财产不安定，资本无法蓄积，从而各种产业就不能作“扩张再生产”。生产规模一仍旧贯，而人口增加不已，社会消费力超过于社会生产力，贫穷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个时候，若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则人民受了生活压迫，势必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则称帝称王，小则攻城剽邑，而天下遂大乱了。

　　好了，好了，中外的典故不必再引了。说来说去，不过证明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由于施恩的先占应该属于施恩罢了，蒋门神倚势豪强，公然夺去，施恩不向官厅起诉，这不是证明中国古来重王道，轻霸道，凡用强力得来的东西，都不受法律保护么?不是，绝对不是。罗马立国，约有一千馀年，历史既长，贵族的Dominium当然失去劫掠的性质，而变成法律上的权利。反之，中国则朝代变更，不绝于史。周代传祚虽长，然而又因为实行农奴制度，农人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至于大地主的诸侯又复兼并不已。他们的财产显然有劫掠的色彩，所以不会发生神圣的观念。周亡之后，中国虽然破坏了农奴制度，许农民有土地所有权，然而内乱不已，朝代常常变更，农民或死于兵灾，或失去田契。所有主既然时时变更，而一般皇朝新贵又往往恃其功劳，横夺民产，则保护所有权的法律，当然也没有发达的机会。宋乘五代之后，五代大乱历半世纪，当时官吏怎样劫夺财富，只看下面所引的文字，便可知道。

　　五代之乱，朝廷威令不行，藩帅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李匡俦为晋军所败，遁沧州，随行辎重妓妾奴仆甚众，沧帅卢彦威杀之于景州，尽取其赀（《晋纪》）。张筠代康怀英为永平节度使，怀英死，筠即掠其家赀。有侯莫陈威者，尝与温韬发唐诸陵，多得珍宝，筠又杀威而取之。筠弟篯守京兆，值魏王继岌灭蜀归，而明宗兵起，篯即断咸阳桥，继岌不得还，自缢死。遂悉取其行橐。先是王衍自蜀入京，庄宗遣宦者向延嗣杀之于途，延嗣尽得衍赀。至是明宗即位，诛宦者，延嗣亡命，篯又尽得他赀，由是筠篯兄弟皆拥赀巨万（《筠传》）。马全节败南唐将史承裕，擒以献阙下，承裕曰：“吾掠城中，所得百万，将军取之矣。吾见天子，必诉而后就刑。”金节惧，遂杀之（《全节传》）。高允权为延州令，其妻刘景岩孙女也，景岩家于延，良田甲第甚富，允权心利之，乃诬景岩反而杀之（《允权传》）。李金全讨安州，至则乱首王晖已伏诛，金全闻其党武彦和等为乱，时劫赀无算，乃又杀而夺之（《金全传》）。张彦泽降契丹，奉德光命，先入京，乃纵军大掠，又缢死孙维翰，悉取其赀（《彦泽传》）。成德节度使董温其为契丹所掳，其牙将秘琼杀其家而取其赀。琼为齐州防御使，道出于魏，范延光伏兵杀之，以戍卒误杀闻。后延光叛而又降，挈其帑归河阳，杨光远使子承勋推之堕水死，尽取其赀（《延光传》）。杨光远后亦叛而复降，其故吏悉取其宝货名姬善马，献李守贞（《光远传》）。欧史谓琼杀温其，取其赀，延光杀琼而取之，延光又以赀为光远所杀，而光远亦不能有也。可见天道报施，虽乱世亦不爽，且多财为害，乱世尤易召祸。白再荣在镇州，劫夺从契丹之官吏，镇人谓之白麻苔。及归京师，遇周祖兵入，军士至其家，悉取其财，已而前启曰：“我辈尝事公，一旦无礼至此，何面目见公乎?”乃斩之而去（《再荣传》）。则以人事言之，非分取财，更杀身之道也。（赵翼撰《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五代藩帅劫财之习》）

　　宋乘五代之后，人们天天所看见的，只是劫掠与夺取，所以施恩强占快活林，蒋门神夺取快活林，时人并不奇怪。

　　读过民法的人当能知道“占有”须有两种要素：一是心的要素（Animns），即占有的意思；二是物的要素（Corpus），即占有的实力。有占有的意思和实力，而占有之后，又经过一定期间，则该物便成为占有者的所有物——纪元四八五年，魏李安世上疏求均田，且说：“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归今主，以绝诈妄。”这就是说凡用强力所夺的田，经过一定期间之后，悉归现所有主。在这里，“经过一定期间”，值得我们注意。区区一件东西，占有尚须过一定期间，而后才有所有权，则以天下之大，当然非占有百馀年不可。唐夺隋的天下，宋夺周的天下，读史者不以为怪，而王莽夺取西汉、曹操夺取东汉，竞被后人唾骂，就是因为唐宋二代传祚数百年，而王莽不及身而亡，曹魏虽然传祚五世，然仅四十六年而亡，并且又只能占据北方数州，即其实力尚不能占有天下，所以只能视为篡夺。所谓“正统”和“篡夺”只是法律上的名词，不是道德上的名词，只惟利用物权法上的法律观念，加以解释，而后才能够说明出来。由此可知朝代更迭愈频繁，天下是谁的天下，即谁人对于天下有所有权，愈不明了，所以当时的人常缺乏“忠”的观念。唐亡之后五代仅五十三年，而五易国，八易姓，有十三君，传祚这样短促，所以冯道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君，时人不但不以为异，且称之为宽弘长者。这不是因为士风凋敝，不知节义为何物，乃是因为朝代短促，任谁对于天下，都不能因占有而有所有权，故人也没有尊重所有权的必要，从而更没有“忠”的必要。

　　资本的蓄积乃是经济繁荣的条件。在欧洲，由重农，而重商，而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组织数千年来，一仍旧贯。这是为什么呢?欧洲在重商主义末期，发生了大发现时代，发现美洲，发现印度航线，市场扩大了，纺织品的输出大大增加了，需要超过于供给，有大量生产的必要，自一七三○年Wyatt（瓦特）发明Roller Spinning（纺织机）之后，纺织方面陆续有新机器的发明，一直到了一七八一年，瓦特又发明蒸气机，而于一七八五年应用于纺织工业之上，而开始“蒸气时代”。由于蒸气机器之应用，纺织方面又有新的发明，而至于一八四一年Bullough发明 Improved Power Loom（改进动力织机）为止。按机器的发明乃由于社会的需要，没有需要，纵有发明，人们不但不采用，而且视之为异端。一五二九年Anton Mürler已经发明纺织机，只因当时手工纺织已可供给社会的需要，所以世人群起攻击Mürler，而Mürler竟因是而死于刑狱。吾国古代虽然侵服四夷，而四夷尽是游牧民族，他们不需要中国生产物，尤其纺织品，即如中行说（姓中行，名说）所说：“匈奴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而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发达之后，常常依着“以末得之，以本守之”的原则，向农村兼并土地，农民驱出农村之外，沦为流民，劳动力遂感觉过剩。社会已贫穷了，消费力已经减低，劳动力又复过剩，倘若采用机器，则过剩的劳动力更没有工作的机会，所以礼有“作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礼记·王制》）。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以运粮，乃因蜀国人口不过九十馀万（《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之故。

　　在中国，资本的蓄积不能由封建的农业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贫穷日益增加，生产日益减少，于是中国遂以节俭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原理，不但圣贤教人节俭，就是皇帝也以节俭治天下。这种情形若和欧洲封建末期的各国王室崇尚奢侈比较一下，实有天壤之别。当然他们的奢侈生活也有特别的用意，封建末期正是资本主义方才萌芽，封建诸侯将次没落的时代，而贵族的奢侈则对于产业发展和中央集权都有利益。何以呢?贵族奢侈，不但可以增加商业的利润，并且可使贵族破产，使他们在经济上，隶属于国王的财政和商人的借债。因此，当时商人和国王无不极力鼓吹奢侈，有时且示以实例。这样一来，在第十五世纪时代，遂发生了一种现象，即宫廷若不奢侈，则君主的统治不能维持。无限的奢侈必要求无限的金钱，到了最后，君主自己的财政也发生了破绽，须向商人求助，于是商人遂以纳税问题，与君主冲突，终则设置议会，监督君主的财政，这便是代议制度发生的原因。我说这话，不是要说明民主政治与奢侈的关系，乃是要说明欧洲和中国虽然都有资本的蓄积，然而在欧洲，资本的蓄积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不怕奢侈，反之，在中国，资本的蓄积只能剥削农村，而减少消费力，致资本主义无从产生，所以不能不崇尚节俭。

　　在资本主义尚未发生以前，要想储财，须用残酷的方法，其最有力的，则为政治的剥削和高利贷的刮索。这种情形当然可以引起人们反感，终而嫉视储财本身。“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为中国古代的名训。这个名训的确不错。到了资本主义发生之后，储财才失去赤裸裸的残酷的色彩，而视为勤俭所致。“原始的资本蓄积”这句话，由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欧洲人看来，或者莫名其妙，而由我们中国人看来，则史上有不少的例子可以证明。看吧!施恩用武力开设酒店，蒋门神用武力夺取酒店，这便是“原始的资本蓄积”的实例。

载《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张仪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座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志，子为我阴奉之。”

　　由他二人的事看来，我们对于士大夫阶级，可以得到一种结论：穷则发奋，舒则苟安。

　　何以士大夫阶级有这种性质呢？士大夫阶级是一种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乃对于基本阶级而言，在古代，基本阶级为贵族与农奴，在今日为资本家与劳动者。中间阶级则站在贵族与农奴之间，亦站在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幸运的可以上升为贵族或资本家，不幸的则要下沉为农奴或劳动者。他们的地位是浮动的，所以他们和基本阶级不同，没有一个共同的利害关系足使他们发生阶级意识。何况他们又常常猛烈竞争，为了开拓自己的出路，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因此之故，他们更难精诚团结。总而言之，中间阶级没有阶级意识，不能精诚团结，而为一种浮动的阶级。

　　士大夫阶级就是中间阶级的一种，他们在经济上，，站在剥削和被剥削之间，在政治上，站在支配和被支配之间。他们可以上升为支配阶级，也可以下沉为被支配阶级。因此之故，他们常常分裂为小集团，隶属于各基本阶级，成为精神的斗士，一部分为支配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他部分则为被支配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他们为了开拓自己的出路，固然大多数依靠于支配阶级，要求支配阶级的援助，但是他们一旦知道支配阶级不能援助自己，他们又不惜离开支配阶级，而投降于被支配阶级的革命团体之中。不过他们的地位既然站在支配和被支配之间，所以他们的投降又是不可信用的。当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他们的热血固然也上升到沸点以上，但是革命的高潮过了之后，而入于最后的持久的斗争，他们又不免动摇起来。里谚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因为士大夫阶级有这种性质。

　　我曾说过：在中国最有势力的，有两种人：一是绅士（大地主），一是流氓（没落的农民），地主可以做皇帝，流氓也可以做皇帝。至于士大夫阶级则站在二者之间，自古至今，没有一人曾做过皇帝（参看《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所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须遗臭万年”，这句话绝对不是士大夫阶级所能说的。试看桓温吧!他祖父名显，做过郎中，他父名彝，做过太守，当时显宦如王导、周顗、谢琨、庾亮、温峤等都是他父亲的好朋友。桓温所以名温，就是因为“生未期，而太原温峤见之，曰：‘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闻其声，曰：‘真英物也。’彝以峤所赏，故遂名之曰温”。到了桓温年长就娶晋明帝女南康公主为妇，由他门阀看来，实是一个贵族。后以军功，官至大司马。但是温自负才力，久怀异志，曾“抚枕起曰：‘既不能留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常行经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所以兵败枋头之后，就想篡夺晋祚，废帝奕，而立简文帝。侥幸天不亡晋，桓温得疾而薨（《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晋虽不亡于贵族的桓温，而卒亡于流氓的刘裕。裕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里所贱。所以由裕的出身看来，确是一个流氓。同时与桓温齐名的，有一个殷浩，他是江东名士，为风流谈论者所宗。简文帝以“浩有盛名，朝野推服，故引为心膂，以抗于温”，拜为建武将军，参综朝权，因此，温浩二人颇相疑贰。“王羲之密说浩，令与桓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浩不从”。后浩北征败绩，桓温上疏弹劾，遂废为庶人。温虽怨浩，然尚说：“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所以不久就想“以浩为尚书令，遗书告之，浩欣然许焉。将答书，虑有谬误，开闭者数十，竟达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绝”。由他两人的事看来，可知贵族与士人的胸襟完全不同。贵族不以“位极人臣”为满足，稍有机会，就想窥窬非望。反之，士人一旦失脚，就不惜降伏于昔日敌人之下，甘为一个尚书令。

　　王伦本是一个落第秀才，我们固然不能由落第秀才四字，断定王伦的人物，然却可由秀才二字，断定王伦的胸襟。士大夫的秀才最多只能做卿相，必不能做帝皇。他们不能做帝皇，不是因为他们的才干不够，乃是因为他们是中间阶级，胸襟不广，只配帮别人成大事，不配自己独立做大事，萧何帮助流氓的刘邦，范增帮助贵族的项羽，就是一个证据。

　　士大夫阶级只配做人臣，不配做人君。做人君的用人，用人的当能知人，不但不宜妒才，且须爱才，用别人的才，以补自己的拙，这是人君的要件。刘邦不过沛下一个亭长，有什么才干，然而他能把政权委托萧何，把军权委托韩信，而又任用张良为谋士，所以能够得到天下。桓温虽然同殷浩不和，然而后来还想拜浩为尚书令，也是因为他胸襟较大，想做皇帝。反之，为人臣的用于人，用于人的，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势不能不压低别人的地位。既要压低别人的地位，其结果常常嫉贤妒才。庞涓与孙膑的故事，便是一个例子。

　　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恶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

　　由秀才出身的王伦当然也有这种性质。当林冲上山之时，王伦若有大志，理应推心置腹，待以国士之礼。但是王伦竟然因为林冲武艺高强，恐怕他认破自己手段，拒绝上山，到了林冲苦苦哀求，又复以“投名状”相强；而既许入山之后，又只许林冲坐第四位（第十回及第十一回）。这种态度，林冲何能心服。且看刘邦吧!他任用韩信，何等痛快。

　　何（萧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韩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刘邦）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信也，一军皆惊。

　　此后韩信不听蒯通的话，且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向利背义乎？”是有理由的。

　　反之，项羽用人，据韩信说：

　　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老臣范增也离开项羽而他去，不是没有原因的。

　　王伦因落第而竟落草，这可视为“穷则发奋”的证据。然而秀才配做什么事，所以得到梁山泊之后，就心满意足，只求保守，不求进取，连一个林冲还不敢收留，哪里配收罗天下英才，出来逐鹿中原。这可视为“舒则苟安”的证据。

　　士大夫阶级既然穷则发奋，舒则苟安，则国家对付士大夫的方法，当使他们不至绝望而后可。士大夫最有耐性，他们若有一线希望，宁可守株待兔，不愿背城借一。由于这个要求，就产生了科举制度。中国取士之法，本不适当，试之以词章，按之以资格，所谓“选贤与能”之意，绝对不能达到。但是雕虫末技既然成为士大夫进身之道，士大夫当然“棘闱呵手暖，铁砚研磨穿”。“投至到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十数年”，这种方法只足消磨人们的志气，何能发展人们的天才。不过志气消磨对于皇家是有利益的。因为其人既无大志，当然不会发生窥窬帝位之心，何况年年考试，尚可悬士大夫希望之心，今年落第，明年再考，明年落第，后年再考，然而光阴易逝，年复一年，他们年龄已老，意气全消，这个时候，他们虽不得志，亦只能老死牖下，绝对不能铤而走险了，这是历代贤主贤君注重科举的原因。

载《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十万贯生辰纲，由蔡京方面说，是他应得的利息，由梁世杰方面说，也应该看做投资。因为是投资，所以用经济学上的术语来说，叫做“生产的消费”，能够生产利息。梁世杰花了十万贯的金钱，收买金珠宝贝，送给蔡京庆寿（第二十回），蔡京收到之后，当然要另眼看待梁世杰，于是梁世杰的地位安稳了，不，还可以步步高升。这个时候，当然有人像梁世杰巴结蔡京那样，来巴结梁世杰，于梁世杰的生辰，也送来十万贯金珠宝贝。这不是利息而何？何况梁世杰既然保得住地位，当然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刮索民膏呢？于此，我们尚可以得到一种教训，就是官位愈高，愈不必直接刮索民膏，自然有不少的人，用他们刮索的所得，拿来孝敬他，直接刮索民膏，乃是县长老爷的职务，巨吏而尚直接刮索民膏，只足证明他是蠢家货而已。

　　古代中国的官俸是很微薄的，单单依靠官俸，绝对不能维持身份相等的生活。这个事情，由政府方面说，固然可以减少国家财政的负担，然其结果，实无异于默认做官的贪污。在中国，贪污成为普通的现象，不，而且成为原则的现象。如果你做官之后，而尚两袖清风，一定有人骂你蠢，反之，你能买地皮、筑洋楼、讨小老婆，则你最少必可得到“能干”的声名。固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的清官，受了后人无限的崇拜。其实做官要做事，单单清廉，有什么可贵？人人感觉其可贵，就是反证贪污成为普遍的现象。天下乌鸦都是一样黑，有了一只白色的乌鸦，当然人人看做奇怪。哪里知道在法治森严的国家，清官只是辽东白豕呢？

　　在中国，读书的人都想做官，这不但因为中国产业不发达，知识分子除了做官之外，没有别的谋生方法，并且因为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由“修身齐家”出发的，而结局则归于“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家的职务，而在社会尚未发达、民智尚未进步的时候，人们要用自己的才干，以实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必须做官，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取得政权。孔孟栖栖季世，犹复游说诸侯，教以王道，到了言不能行，才退而从事著作，由此可知孔孟本人怎样注意于取得政权了。儒家的思想既以“治国平天下”为其最后目的，而孔孟的行动又欲取得政权，那末，读了孔孟的书的知识分子自然也想做官了。这个时候，如果除了孔孟的书之外，尚有其他学问，则读书的人固然不能指其全部都想做官，但是中国从前教育乃专教五经四书，即专教孔孟的学说，所以中国教育方针，不在于启发民智，而在于制造政治家。这样一来，不但知识阶级都想做官，便是一般民众也以做官为知识阶级的特权了。这个“读书做官治国”的思想既然成为知识阶级的心理，到了后来，知识阶级又忘却了“读书”的最后目的的“治国”，而只知道“治国”的中间手段的“做官”。“读书”和“做官”合为一体，由是教育方针又与“治国”脱离关系，而惟成为知识阶级“做官”的工具。

　　但是不管怎样，做官的本来手段总是读书，做官的本来目的总是治国。读书乃所以养成才干，治国乃所以发挥才干，即人们用才干得到官爵，又利用官爵的地位，发挥才干，这乃是做官的本来意义，所以做官的公式可定为：

　　才——官——才

　　但是不久，这个公式就非变更不可，何以呢？自商品生产发达之后，商业成为储财的重要方法，官爵的地位可以刮索民膏，换言之，可以储财，因此人们做官就不以发挥才干为目的，而以储财为目的。官爵既然成为储财的工具，那末政府——有官爵任免权的人——要想储财，亦只有变成商人，变成提供本钱最便宜的商品的商人，把官爵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个事实最初发现于中国历史之上的，则为汉代。秦时已有鬻爵之制，始皇四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汉承秦制，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文帝时晁错又提议鬻爵，并予以合理的说明，文帝从错之言，鬻爵遂成为确定的制度。

　　晃错复说上曰：

　　“方今之务莫如使人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者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景帝时，“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人民买爵不但是名誉而已。凡爵至第九级之五大夫，可免徭役，而犯罪之时又得以爵赎罪，而减免罪刑，上述惠帝元年之诏即其明证。因此之故，人民无不愿意买爵。武帝时又卖武功爵。爵十七级，凡至第七级之“千夫”，如文爵之“五大夫”可免徭役。兵革屡动，爵可以蠲免徭役，所以人民买爵者甚多。有钱的人能够买爵的都已买爵了，爵的销路停止，于是武帝又发售不花本钱的商品，即卖官。

　　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补注引沈钦韩曰前此鬻爵，高者复除而已，此乃直任职也。

　　卖官制度于是乎开始。魏晋以后，吏部掌选举，因之，吏部尚书常常卖官，如在南朝，“庾炳之迁吏部尚书，颇通货贿”，甚至吏部郎，例如刘孝绰在职，颇通赃货。又如北朝，“元晖迁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馀受职各有差，天下号曰市曹”。明在严嵩时代，“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疏言）。盖文选归吏部，武选归兵部之故。当然严嵩本身更以贪污为事，而如杨继盛所说：“将弁惟贿嵩，不得不腹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政治腐化，做官的手段不是依靠才干，而是依靠货财。做官的目的在于储财，做官的手段利用货财，所以上述做官的公式也应该改作：

　　财——官——财

　　从而上面所说的“读书做官治国”那句话，也变作“读书做官发财”。

　　既然利用货财，以取得官爵，又复利用官爵，以取得货财，则投下的货财比之收回的货财，必其价值较多，而后才有意义。但是怎样才能使收回的货财比较投下的货财为多呢？中国古代的官俸是很薄的，单单依靠官俸，当然不行，唯一的方法只有刮索民膏。于是蔡京收到十万贯的贺礼了，梁世杰花去十万贯的贺礼，也向民间取偿了。其结果，当然官吏发财，百姓遭殃。草创梁山泊的是晁盖、吴用等七人，而晁盖、吴用等七人所以必须落草，则由于劫取生辰纲。这个事实指示什么呢？乃所以证明强迫人民做土匪、做强盗的，是由于官吏的贪污。

　　做官可以发财，固然是古今一样，但是古人做官发财远不及今人厉害，这是有理由的。第一是政治上的理由，第二是经济上的理由。在专制政治之下，国家是君主的私产，君主要谋自己地位的安固，不能不讨人民的欢心，君主要讨人民的欢心，不能不禁止官吏的贪污。因为官吏太过刮索民膏，势必引起人民的反抗，而使皇室陷于危险的地位。因此，在君主专制时代，虽然百事都坏，而官吏的刮索却有一定的限度，即限于不致引起人民反抗而间接害到皇室安全的程度之内。超过这个程度之上，君主一定出来干涉，用“抄家”的方法，向人民谢罪。反之，在民主政治之下，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这句话说来很好听，其实任谁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其结果往往变成任谁都不是国家的主人翁，即任谁对于国家的安危，都不负责。从前贪污因为有君主的干涉，不敢太过厉害。现在呢？彼此都是相识，念到自己失脚时候的危险，谁肯过问别人的贪污呢？

　　政治上的理由既然可以造成官吏贪污的机会，而经济上的理由则可使官吏贪污，愈益便利。在自然经济之下，官吏向人民征取的捐税，尽是货物，牛乳羊肉既然容易腐败，而绸缎珠宝多取亦无用处，所以在自然经济之下，苛捐杂税常有一定限度。到了货币发生之后，形势乃复一变。货币可以保存，不会腐烂，并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使用，因此官吏遂发生了剥削人民的野心。但是货币若是现金，则金满箱，银满箱，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不但运输不易，并且慢藏诲盗，很容易引起盗贼的窥窬，而致自己的生命也有危险，所以当时的剥削也有一定的限界。现在呢？现在是信用经济时代，数千万的巨款能够同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变成一张汇票，塞在耳朵里面，哪怕半途被强盗抢去？因此之故，现在人的贪污遂超过古人数万倍。

　　梁世杰用十万贯金钱，收买金珠宝贝，送给蔡京庆寿，半途给强盗抢去，这种事情在现代不会发生。固然宋代有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最初只是汇票。

　　先是太祖时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其法商人入钱左藏库，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违者科罚。

　　其后益州人民以铁钱重，书纸代钱，以便市易，称之为交子，于是会子的汇票又进化为交子的纸币。据《宋史》所载：

　　蜀用铁钱，民苦转贸重，故设法书纸代钱，以便市易。

　　益州……民间以铁钱重，私为券，以便交易，谓之交子。

　　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

　　既然变为纸币，政府便负发行之责，一交一缗。今日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必有准备金。宋初，亦有本钱，即如李光所说：“有钱则交子可行……椿办若干钱，行若干交子。”纸币一经发行，除了破裂之外，无须限期收回，交子则以三年为界。

　　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

　　又者今日货币乃通行于全国，钱币如此，纸币亦然。宋因钱重难运，因之钱币不能统一，这与汉的五铢已经不同了。楮币虽轻，乃同钱币一样，各地交子各自印造，而致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马端临说：

　　（宋）自中兴以来，转而用楮币。夫钱重而直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直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置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则所直者重（原注，承平时，解盐场四贯八百售一钞，请盐二百斤），而会子则止于一贯，下至三百二百。钞引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原注，如颗盐钞只可行于陕西，末盐钞只可行于江淮之类），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代见钱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数厅之铜，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盖两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暂用而即废，而不知流落民间，便同见镪。所以后来收换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贱，亦是立法之初讲之不详故也。

　　到了国家财政困难，就如滥发纸币一样，滥发会子。“官无本钱，民何以信”，“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逐致有弊”。神宗时已有这种现象。

　　自用兵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会子）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

　　徽宗时，会子更见跌价，一缗当钱十数。

　　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而引一缗当钱十数。

　　这是北宋的情况，南渡以后，会子之制更滥，不但政府滥发交子，而民间伪造交子又充斥于市场之上。

　　纸币既不可信用，而宋因为乏铜之故，又铸铁钱，然而币制不立，盗铸之风甚炽，铜铁二钱不断跌价，于是钱币也和楮券一样，人多不用。这便是梁世杰须收买金珠宝贝，以作礼物的原因。现代呢？打了一封电报，便是千万贯金钱，也可委托银行送往。倘若梁世杰生在今日社会，不但贺礼不会给别人抢去，并且连奉送贺礼一事，也将无人知道。经济制度的进步不能增加生产力，反而助长奸官污吏之受取红包，谁能想得到呢。

载《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中国的小说不管怎样地诲淫，或怎样地诲盗，其结局无非证明“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太上感应篇》、《科场异闻录》、《阅微草堂笔记》固不必言，甚而至于正史里面，也含有果报的思想。看吧！“殷羡字洪乔，为豫章太守，都下人因其致书者百馀函，行次石头，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人家托他寄信，是何等郑重的事，殷羡竟投在江中。但是报应不远，其子殷浩竟以空函，不能出仕了。浩有虚誉，朝廷拜为将军，将兵北征，然师徒屡败，粮械都尽，桓温上疏数浩之罪，遂坐废为庶人。“后温将以浩为尚书令，遗书告之，浩欣然许焉。将答书，虑有谬误，开闭者数十，竞达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绝”。这不是果报，是什么？

　　《水浒传》也有不少的果报的话，比方林冲无辜受刑，充军沧州，高太尉又派陆谦设法陷害，这个时候，林冲生命危险极了。然而“天理昭然，佑护善人善士”，一场大雪不但救了林冲的生命，且使林冲手刃了卖友求荣的陆谦（第九回）。痛快！痛快！

　　不但小说，就是正史也有果报之言，司马懿受两世托孤之命，就友谊言，亦应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而乃欺凌幼主，诛戮大臣，子师废齐王而立高贵乡公，昭弑高贵乡公而立陈留王，每乘废置，窃取威权，三世秉政，卒迁魏鼎，其创业之本异于前代。“晋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之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宣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前此，“欺他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得天下”，现在生儿（惠帝）愚暗，而又为其后（贾后）所制；前此，杀害曹爽，使曹家兄弟不能屏藩王室，现在则八王作乱，骨肉自相残杀，而亡国之日，“宋受晋终，司马氏遂为废姓”，可谓惨矣。而“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报应又不爽了。隋夺宇文（北周）天下，而弑隋炀帝的便是宇文兄弟（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唐夺杨（隋）之天下，而乱唐之政治的则为杨家兄妹（杨国忠、杨贵妃）。冥冥之中似有安排；这个安排似非出自神的自由意志，而是基于因果法则。

　　中国古代是一个黑暗的社会，处处有土豪劣绅的压迫，处处有奸官恶吏的鱼肉，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历受摧残，已经失去勇气，毫无抵抗的能力了。自己既然没有能力抵抗，要求社会同情么？“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成为中国的格言，谁肯出来代抱不平。何况中国社会既然黑暗，一举一动稍不留心，就有家破身亡的危险，则各人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当然“危行言逊”，不欲多管闲事了。要求官厅援助么？中国古代有一种最高的政治原则，叫做“无为而治”，因此，在中国做官，最紧要的，不在于“做事”，而在于“对付人”，你能够应酬周到，与上大夫言，“阖阉如也”拍马，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吹牛，则大家将推许你，而你的官运也亨通了。中国人称才为“人才”，其意就是指“才”也者，是“对人的才”，不是“做事的才”，“人才”太多，“事才”太少，这是中国政界腐化的原因。“才”既然不在于做事，而在于对付人，那末，发生一个问题，当然要看对方是何种人物，本“不得罪于巨室”的宗旨，宁愿坐看被压迫者之被压迫了。

　　社会不敢援助，官厅不肯援助，中国的被压迫阶级将永久没有出路么？因此，中国社会遂流行一种侠义小说，希望有侠客出来，替天行道，扶弱锄强。在政治修明的国家，侠义小说绝对得不到人家的欢迎，因为一面有健全的舆论，监督政府，同时又有贤明的法律，保护人民。无辜的人受了压迫，法律自能保护，万一法律不能保护，则舆论必攻击政府，使政府无从逃避。因此之故，侠客毫无用处；不但没有用处，并且侠客之“越俎代庖”，亦为法律所不容。由此可知侠义小说的流行，乃是暗示社会的黑暗。在黑暗社会，有了一位侠客，扶弱锄强，当然容易得到群众的信仰，而被尊为无冠的皇帝。

　　但是侠客是不能强求的，一部二十四史共有几位侠客？黄天霸、白玉堂只是小说家的寓言，哪里有这样的人物？侠客既不可得，群众的思想就不能不转变了。他们受了压迫和剥削，既不敢希望政府制裁，又不敢希望侠客援助，他们只希望冥冥之中，有一个万能的神，代他们伸冤，于是就发生了果报的思想。所以果报思想的流行，也不过表示社会黑暗到了极点罢了。

　　但是中国的果报思想又和别国的果报思想，稍有不同之点。耶稣教的最后审判，乃在于遥遥的将来，佛教的轮回也放在来生。反之，中国的果报则在现世。看吧！《科场异闻录》、《太上感应篇》无不说明现世的报应。报应不放在来生，而必放在现世，实因中国人民受难已久，来生之事既不可知，而最后审判又复遥遥无期，倘若没有现世报应，则不但不能威吓压迫者作恶之念，且又不能减少被压迫者忿忿不平之气。民众们，镇静吧！报应就在眼前！《红楼梦》上说：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实与《新约圣经》上说：

　　“尔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尔们的。尔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尔们将要饱足。尔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尔们将要喜笑。……但是尔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尔们受过安慰。尔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尔们将要饥饿。尔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尔们将要哀恸哭泣。”（《路加福音书》第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

　　有异曲同工之巧。报应既然这样威灵，民众们何必出来作反动运动呢？宗教的作用在此，支配阶级提倡宗教的理由也在此。

　　然而因此，却救了林冲的命，所以有人说，中国小说没有真正的悲剧。

　　经济愈进步，生产规模常常不断地扩张，这个时候，多生一个儿子，就是多增加一个劳动力，因此，打胎杀儿不但视为不道德，并且视为不经济。只惟女儿，因为她们少时不能够做工，到了长大能够做工的时候，而又须嫁给别人，所以视为“赔钱货”，而为父母所遗弃。

　　家庭经济愈需要劳动力，多生儿子，就可以增加家庭的财富，这个时候不但没有杀儿的风俗，并且不能产儿的妇女又被世人蔑视。中国古代以“无子”为“七出”理由之一，其原因即在于此。

　　中国人口以农民为最多。农民平时受了赋税的压迫，而政府对于米价问题，又不讲求政策，不问岁之凶丰，对于农民均极不利。宋仁宗时李觏有言：

　　古人有言曰，谷甚贱则伤农，贵则伤末，谓农常粜而末常籴也。此一切之论也。愚以为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以一岁之中论之，大抵敛时多贱，而种时多贵矣。夫农……不得而粜者，则有由焉。小则具服器，大则营婚丧，公有赋役之令，私有称贷之责，故一谷始熟，腰镰未解，而日输于市焉。粜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贱，贱则贾人乘势而罔之，轻其币而大其量，不然，则不售矣。故曰敛时多贱，贱则伤农而利末也。农人仓廪既不盈，窦窖既不实，多或数月，少或旬时，而用度竭矣。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日取于市焉。籴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贵，贵则贾人乘势而闭之，重其币而小其量，不然，则不予矣。故曰种时多贵，贵亦伤农而利末也。农之粜也，或阖顷而收，连车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籴也，或倍称贱卖，毁室伐树，不足以足食。而坐贾常规人之馀，幸人之不足，所为甚逸，而所得甚饶，此农所以困穷，而末所以兼恣也。（《李直讲文集·卷十六·富国策第六》）

　　所以农村之内往往因为过度贫穷，而发生人口过剩的现象。这个过剩的人口能够逃出农村，跑到都市讨生活么?中国都市是消费都市，不是生产都市，没有工厂，当然不需要劳动者。但是中国的都市何以没有工厂?原来工厂的发达是由于机器的发明，而机器的发明则有其物质的条件。中国因为农村不断的破坏，而有过剩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的过剩对于中国的工业，固然是有利的，然而中国劳动力的过剩太过厉害，因此，遂阻害了技术的改良，而使机器没有发明的机会。因为社会上既然有了廉价的劳动力，则生产者雇用人工，比之采用机器，实在便宜许多。何况发明一个机器，又足以剥夺人工，而使无数劳动者失去职业呢。中国古代政府不但不奖励机器的发明，并且又用严刑峻法，禁止人民发明机器，《礼记·王制》所谓“作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其原因即在于此。技术既然不能改良，中国的工业当然不能发达。更进一步观之，中国人口以农民占大多数，而中国农民的生计又很悲惨，这个现象由消费力方面说，对于中国工业的发展，又是有害的。一方因为劳动力的过剩，致机器没有发明的机会，同时又因为消费力的微弱，致生产品无处发售，其结果，遂使中国工业数千年来，均在同一的规模上反复着。不能由家内手工业变为工厂工业，这便是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

　　农村既然感觉人口过剩，而又没有排泄的地方，于是农民因为生活关系，就有减少人口的必要。但是他们怎样减少人口呢?制欲么，不能；用医药的方法么?没有。那末，当然只有待儿女生了之后，再把儿女杀死而已。这样，就发生了溺儿的风俗。在这个时候，他们溺死哪一种儿女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儿是本家传种的工具，而女儿不过供给别家传种，所以他们所溺死的，大半是“赔钱货”的女儿。家家都把女儿溺死，于是中国社会遂发生了一种性的缺陷，即男儿太多，女儿太少。

　　男儿太多，女儿太少，到了男女成年之后，当然有一部分的男人觅不到老婆。女人的需要超过于女人的供给，固然可以提高新娘的价格，而使人们生产女儿。但是她们是人类，不是货物，货物可以自由生产，人类则当待于自然的增殖，既然不能用人为的方法，把她制造出来，而制造之后，又当经过一定年龄之后，才有“使用价值”，所以新娘的价格提高之后，觅不到老婆的人更不容易觅到老婆。

　　中国人把结婚看做“人生大事”，所谓“大事”并不是指“伟大的事”，是指“花大钱的事”。结婚花钱，固然是社会上一切阶级共通的现象，不过上层阶级结婚花钱，不是因为娶妻而花钱，乃是因为请客而花钱。反之下层阶级结婚，不但请客要花钱，并且娶妻也要花钱。换言之，下层阶级的结婚大约是“买卖婚姻”。而新娘的价格则比例于年龄的大小。因此，农家常常购买比较便宜的“半制品”，以做童养媳，等到年龄大了，而后结婚。

　　结婚要花大钱，其结果，中国人在经济上若是落伍者，在性欲上就沦为失败者。食色是人类的天性，食的问题不能解决，已经可使人们铤而走险，如果色的问题再不能解决，而其结果将更不堪设想。

　　就普通的情形说，结婚的人大约是善良的。他们有妻子之累，不能不致力于生产事业，他们有家庭的爱情，不能不安分守法，他们是国家的良民。反之，没有结婚的人，因为没有家累，可以游手好闲。如果他们单单游手好闲，也不过表示他们个人没有出息而已。然而事实并不这样简单，人类都有奢望，他们天天看见别人食前方丈，侍妾数十人，他们能够不动心么?然而他们的行动比较自由，不怕犯法累及妻子。心理上既然没有牵挂，物质上也没有负累，所以他们很容易变成国家的暴民。

　　他们变成暴民之后，不但“饥荒”可以解决，便是“色荒”也可以解决。看吧!小霸王周通不是因为做了山上大王，竟然有同桃花村刘小姐订婚的资格么?倘若周通未曾落草，他们哪里能够“撇下二十两银子，一匹红绵为定礼”(第四回)?纵令周通能够拿出二十两银子和一匹红绵，又哪里能够和地主家里的小姐订婚?这一段姻缘虽然给鲁智深破坏，然而周通有资格娶乡绅的小姐做老婆，我们仍不能否认。

　　下层阶级既然有“色”的饥饿，所以他们又以禁欲生活为难能可贵的事，而视为最高的道德行为。这种道德观念在上层阶级，是很缺乏的。因为他们对于色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视为日常便饭，不以为意。司马相如拐带人家女儿而私逃，后世士大夫竟然称之为风流的事。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下层阶级，则司马相如不能入“绿林”，亦难不能入“士林”。花蝴蝶不见容于七侠五义，就是因为他不能牺牲色欲。下层阶级这样重视禁欲生活，所以周通虽然看上了刘小姐，尚须经过“定礼”的手续，而后才来完婚。周通能够上梁山泊与诸好汉为伍，就是因为他好色而不淫，知道“色礼”。

　　先汇报查来的萨孟武先生生平及其著作资料的情况：

　　萨先生，出身福建福州名门，萨氏家族中排“本”字辈，那可是名人“辈”出的一辈。名本炎，字孟武，以字行。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生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改称京都大学），学的是政治经济，兼通社会学，自称“我是学习社会科学尤其是公法学的”（《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自序），获法学学士学位。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事，当时日本大学中讲政治经济学的教授相当前卫，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固然是主流，讲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也不少。萨先生自然也就二者兼通了。他回国时，正值北伐时期。1927年，他担任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兼编辑部主任。1930年前后，开始任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任陆军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他的主要著述多初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前后。我查到的有：

　　《社会主义社会学》，波达诺夫著，原著为德文本，约自日文本转译。

　　《法律与阶级斗争》，日本平野义太郎原著。

　　《近世民主政治论》，日本森口繁治原著。

　　《租税总论》，日本小川乡太郎原著。

　　《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日本河西太一郎等原著，与另两人合译。

　　《马克思[主义]十二讲》，日本高自素之原著，与另两人合译。

　　当时，中国留学生时常把听课所学所用的教科书、重要参考书在上课同时翻译出来，一则可供学习之用，翻译一遍等同复习几遍；二则回国后作为自己的教学底本；三则可出版得稿费。用此法者不止赴日学生，但赴日学生这样做的较多。从日文转译他国文字著作者也不少。梁启超先生早已道出其中奥秘，下走不赘述矣。

　　这一时期及此后，萨先生自己的著作也不少，查到的有：

　　《新国家论》

　　《政治之基础知识》

　　《政治学概论》

　　《中国社会问题之社会学的研究》

　　《现代政治思潮》

　　《国际纷争与国际联盟》

　　《各国宪法及其政府》

　　《中国社会政治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

　　《社会科学概论》

　　《三民主义政治学》

　　《韩非思想与西汉监察制度》

　　《孔子的法治思想》

　　以上仅就查到者而言。我觉得，了解这些简目，或许对我们阅读此书能起点作用。这些都是萨先生“用世”的“正工”。

　　另外，我们知道，萨先生还有三本书：

　　《西游记与中国政治》

　　《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此三书，据说至今在祖国内地以外的海内外行销数十年不衰。我这次看到内地近年重印的后两本书，其中一本还是此书的校样。惭愧得很，萨先生的其他著作，我均未寓目。萨先生的专业著作，我想我是看不懂的了。看过这两本通俗性游戏人间之作，倒可以来说说两点读后感。

　　一点是，萨先生真乃聪明人。我猜，他那时讲课，为提高学生的兴趣，一定经常举一些生动活泼的例证。几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的人物、情节，自当在其首选之列。日积月累，集腋成裘，慢慢地自然形成自己的几部书稿。这点经验与做法，倒很可供当代新上讲台的教师参考呢!

　　另一点是，用小说中的人和事，来证成自己的学说观点，萨先生堪称中国现当代学术界的老前辈了。当代“戏说”、“闲看”之类的作品风起云涌，大有青出于蓝之势。但是，萨先生似乎把这些当成副产品，并不着意经营，而且，以说理即阐述自己那一套理论为主，引证小说只是印证。所以，往往说理较多，有时与例证呈半游离状态。例如，讲“水浒马军五虎将中，关胜为何处于林冲之前”，其实，这是明摆着的事：一则，那时崇奉关老爷已经深入人心．关公是蜀汉五虎将之首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关胜的长相和青龙刀又与祖先无别，当然得列于《水浒》五虎将之首。林冲绰号“豹子头”，又手使丈八蛇矛，显然模拟“豹头环眼”的张飞，故而只能屈居第二。可惜，《水浒》中找不出相当于赵云、马超、黄忠的人物来，也就搭配上与之不算一模一样的另外三位。赵云与花荣，射箭一样准确。但是，花荣未必顶得上赵云的神勇。此外两位，与马超、黄忠就毫无类似之处了。这些，都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萨先生连篇累牍的表述，就只能侃侃而谈他的那套理论啦。这也是合乎他利用小说的初衷的。返观当代“水煮”、“戏说”诸名家，为了在知识爆炸时代给产品行销杀出一条血路，行文力求流利动人，理论与例证结合更加紧密，不谓之青出于蓝就对不住哥儿几个喽!好有一比，如汽车中的老爷车与二十一世纪新式跑车。那么，我这岂不是在贬低萨先生的著作吗?唯唯否否，不然。要知道，萨先生是把这一部分作品当成宣传自己的理论的副产品的，有时，两者之间调和略差，就先尽着宣传理论来。当代诸公，看来是把闲书当正事来对待，全力以赴，而且力争包装精美，调语亮丽，“任是无情也动人”，其致力之处与先辈有别。那么，岂不是说先辈不行吗?非也。一则，萨先生实在是这一行当中“导夫先路”者。二则，老爷车自有其风韵。君不见，当代老爷车拍卖价码比新车高得多吗!再说，老照片现在身价十倍，出版社出了专辑呢!建议读者至少以这种态度对待此书可也。

　　至于此书本身，您只要读下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无需我饶舌。只需提出一点以供参考。中国小说史研究权威程毅中学长提醒我说，必须看一看郑振铎先生在1936年1月14日为孔另境先生所编《中国小说史料》一书所写的序。找来看完，节引有关部分如下：

　　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史”的及内容的探讨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记得有人论《水浒传》的社会，而所据的版本，却是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

　　郑先生举出的论《水浒传》用金圣叹的七十回本的例子，明显针对此书而言。萨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一书的“自序”中也说：“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是将小说看作社会意识的表现。因之，研究方法与研究文学的绝不相同，不作无谓的考证，更不注意版本的异同。”不过，这种做法用来研究《水浒传》，特别是用七十回本来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可就难免出问题了。试举二例：

　　水浒英雄的归宿问题，萨先生看出：或基本上原地不动，占山为王；或扩大地盘，割据一方，驳至取大宋而代之；或投降宋朝。并且代为筹划利弊。殊不知，若据一百二十回本，宋江早就率众投降啦!萨先生真乃事后张良，放的是“马后炮”也。

　　“燕青何以能列在三十六天罡星之内?”若据一百二十回本，宋江投降，到东京李师师处“人马”，非仗着燕青“打哄”不可。燕青虽不太赞成投降，执行上级意图却是坚决认真的，是洁身自好的，还借机为自己谋求退路。燕青在全书最后全身而退，挑着一担珠宝，“身边自有君王赦”，归隐去了。这样兼具高明与能干于一身者，列于三十六天罡之末，还是辱没了他呢!

　　总之，此书中的引证分析，读者自有鉴裁。不可忘记萨先生往往是在借题发挥，也就是了。萨先生提出若干问题，我们可以按当代人自己的见解，另行探索。有的问题，萨先生虽然提出，并未深入，稀里糊涂地就过去了。例如，“天书三卷”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未具体涉及到，只是泛泛地说“用迷信结人心”。看来，萨先生对中国民间宗教不太熟悉，当然也不想就此进一步探讨啦。

　　抗战时期以迄到台湾后，萨先生回翔于政界与学界之间。据记载，1940年12月，他在重庆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4月，任考试院法规委员会委员。7月，任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3年7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团部评议员。1945年4月，任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任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兼院长。1948年，任台湾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兼院长。此后，曾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84年4月13日逝世于台北，终年87岁。

　　我仅就所知，汇报至此。再度声明：是浅显的读后感，不敢说是前言，更非序言。即以序言而论，伟大的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有言：“序言，虽然有人不断地在写，却是很少有人去读。”（《匹克威克外传》自序）何况我这篇幼稚的塞责之作呢!希望读者略过我这点多馀的话，直接阅读此书便了。

2004年12月6日，星期一。承泽园

目录

自序………………………………………………………………………………………………………………（1）

梁山泊的社会基础………………………………………………………………………………………………（1）

“替天行道”的意义……………………………………………………………………………………………（14）

杀猪的郑屠何以能在延安府称霸………………………………………………………………………………（25）

由五台山文殊院说到佛教流行的原因…………………………………………………………………………（32）

小霸王劫婚与中国社会之“性”的缺点………………………………………………………………………（48）

何以草料场的火烧不死林冲……………………………………………………………………………………（54）

十万贯生辰纲之社会学的意义…………………………………………………………………………………（59）

王伦何以不配做梁山泊领袖……………………………………………………………………………………（70）

由潘金莲与西门庆谈到古代的婚姻问题………………………………………………………………………（77）

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问题………………………………………………………………………………………（82）

九天玄女与三卷天书的来源……………………………………………………………………………………（94）

由宋江的家族关系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118）

宋江得到天下之后李逵的命运如何……………………………………………………………………………（129）

由祝家村与曾头市说到中国的军队与官僚……………………………………………………………………（136）

林冲的地位何以在关胜之下……………………………………………………………………………………（148）

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157）

燕青何以能列在三十六天罡星之内……………………………………………………………………………（165）

自序

　　本书在抗战以前出版，抗战以后，此书就不见了。我写此书，不是自动的，最初由王世颖先生之敦促，他接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之后，要我写点轻松文章，并且希望每星期至少要写一篇。副刊的性质与社论不同，不是“太太式”的，而是“姨太太式”的。如何写法呢?友人初次主编副刊，为了捧场，不便拒绝，而把宝贝时间拿去写杂文，只觉得光阴可惜。想了数天，才决定以《水浒传》为根据，说明中国社会。

　　第一篇刚刚写好，王世颖先生突然离开《中央日报》，到杭州大学去了。《中央周刊》主编刘光炎先生不知由哪里探得我有此种文章，即向我要求将文稿交《中央周刊》发表。刘光炎先生也是老朋友，我即将文章交他。第一篇发表之后，阅者甚感兴趣，刘光炎先生又要求我继续写下去，每月四周，本书共十七篇，大约是于四个月内写完。写到第十七章，我不想再写了。

　　来台之后，常常接到书店及素昧平生的人的电话，问我家里尚有此书否。甚至各地华侨也常常写信给我，问此书由哪个书店发售。我平生写了一篇文章，过了数月，即觉得不妥，甚至不愿再看，所以我在大陆时代的文章，是随写随弃的，本书也是一样。

　　数年来，三民书局刘振强先生很希望我将此书再版，我因为家里没有此书，而此书又须修改。最近刘先生借到此书，我于两个月内一篇一篇地细看，也一篇一篇地修改，或删去不要，或加料说明，所以本书可以说是一种新著，旧著保留者只有一半。

　　要研究中国社会，关于豪族、士人、农民、土地、户口、水旱、钱币、商业资本、官僚组织、军队制度等等，均须注意。本书乃借用《水浒传》的故事，用历史上的资料加以说明。当然，要研究中国社会，最好是参阅拙著之《中国社会政治史》四册。读者看了本书之后，若肯再看《中国社会政治史》，更可明了中国社会的情况。

1967年3月9日萨孟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