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明先生为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对年轻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人员成长也如春风化雨，惠泽寰中。对我本人来讲，吴老是我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引路人。

一

　　1982年，我本来想考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读了吴承明先生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及其他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论著，才下决心改考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吴承明老师门下的经济史专业研究生。我选择从事经济史研究，是与读吴老文章相关联的。

　　那年考研，我过了笔试关却受挫于面试。1983年，我再次报考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结果被调剂到南开大学经济所就读。我的硕士生导师聂宝璋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聂先生要求我们每周从天津到北京选修吴承明等先生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当时我们每次都带了录音机把老师们讲课内容录下，所以没有记笔记，而那些录音磁带后来都上交给南开大学经济所的刘佛丁老师。刘老师突然辞世后我曾托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帮忙找那些磁带，未果。现在只好用60岁的脑子作一些追忆了。

　　我们选修的这一研究生课教学内容主要是中国经济史，课名为“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吴老一上来就从广义政治经济学讲起。吴老讲的第一课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关于“时间上广义”和“空间上广义”的阐述，结合严老讲的破“四就”（即不要就中国论中国，不要就近代论近代，不要就经济论经济，不要就事论事），确实大大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吴老讲课时多次强调要尽可能用计量方法，记得他还以清代江西景德镇制瓷业研究为例，告诉我们从当时史料数量看景德镇官窑留下的史料多，民窑的很少，不做计量研究则会给人以清代景德镇制瓷业是以官窑为主的印象，做了计量研究才发现当时官窑的产量和占用的技术力量都不到民窑的1％。吴老同时也告诫我们，计量研究是一项要小心谨慎，要下苦功的工作，统计是经济史计量研究的基础。他在课上曾发给我们一页关于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统计表，然后要我们估算其工作量。我们都答不上。吴老告诉我们：这一页统计表是上海10多位学者花了10来年时间才做成的。吴老的教导使我加强了对经济史计量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经济史统计基础重要性的认识。我还记得吴老在课上有两三次讲到“政府经常干蠢事”，当然他指的是旧中国政府。

　　下课后我常抓紧时间向吴老师请教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其他课程例如外国经济史课程等有关问题，吴老总是耐心地回答。吴老在答疑时所讲的我们要注重学习发展经济学理论，学习外国经济史时应注重掌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特点和原因等，我一直牢记在心。记得有一次我问吴老可否把“官僚资本”区分为“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吴老答曰：“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很难”。他反问我：你认为国民党中央银行是“国家资本”，还是“官僚私人资本”？我说：中央银行肯定是“国家资本”。吴老说：“孔祥熙一家的所有开支，包括买手纸，都要在中央银行报销，孔家小姐随便写个纸条就可以在中央银行分支机构提到现金，你说这个银行是国家的还是孔祥熙家的”。（后来我把与吴老关于“官僚资本”的问答和张国辉老师谈，张老感慨地说研究“官僚资本”还是要按严老所讲破“四就”；再后来汪敬虞老师与我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时，我又和汪老提及当年与吴老关于“官僚资本”的问答及后来张老意见。汪老则强调“官僚资本”研究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方面研究不能简单化，希望在进行《中国近代经济史，1937-1949》项目研究时在“官僚资本”问题上能有深入的讨论）。

二

　　在我攻读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张国辉和吴承明、汪敬虞先生组成我的博士生指导老师小组，他们在我的博士生课程学习和论文写作等方面给我的教导，不仅在那三年，而且一直到现在都使我受益很大。例如，三位老师都主张经济史专业的博士生专业基础课应当精读一些经济学名著，张老推荐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汪老推荐读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并且希望阅读时要注意几种版本的比较，吴老则推荐读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我后来向吴老汇报读书心得时，吴老提起经济史研究要与经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并又一次讲起“时间上广义”和“空间上广义”，以及广义政治经济学苏联学派和中国学派的异同，编写广义政治经济学丛书等（1992年吴老在《经济研究》的第11期发表的《论广义政治经济学》文章里没再用“中国学派”提法，而是改为广义政治经济学探讨“在前苏联和在中国走了不同的道路”提法）。吴老也告诫我不要就近代论近代，不要就中国论中国。他谈到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学研究时，我请教如何认识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各自地位？可否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是“以地主经济为主导，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吴老答曰中国封建社会可能要分不同阶段分别讨论。（他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文章里再次提出编写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丛书，认为“每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学将不是一种, 而有几种, 以利不同观点的争鸣”）。

　　我的博士生专业课也是由三位老师共同指导，课程成绩也是由三位老师各自打分再求平均数。我向吴老汇报近代经济史专业课学习心得时，着重汇报我对旧中国海关关册有关统计及经济史计量研究的认识，我讲1985年我曾当严中平老师面指出《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的一些错误，严老答曰“书中确实有错，30年来我们不断做增补修订工作（其中一些严老修订手稿曾请汪老提意见），遗憾的是严老辞世后他所做增补修订工作的大量手稿下落不明。吴老说南开刘佛丁他们曾要与严中平合作修订《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不知他们那里有没有？（我问过，没有。）吴老这次谈话强调要注重相对价格的研究，他解释说：“棉花、棉纱、棉布各自的价格变动就是一组相对价格变动，这里就可以大做文章；地租和地价也是一组相对价格，地租购买年的研究也很重要”。我问：“1984年郑友揆先生曾对我说做近代经济史研究一定要弄清金银比价和银钱比价变化，这两大比价是不是一组相对价格？”吴老答曰：“可以这么说，这两大比价研究很重要”。他赞扬了郑友揆先生的研究成果，并回忆抗战时期他和郑先生在美国的交往。吴老建议我以后在近代经济史计量研究方面多作努力。

　　根据吴老建议，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主要在近代经济史计量研究范围内，再做具体选择时我选了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研究。当时没有开题报告程序，张老却要求我把交给他的选题考虑及提纲设计等复印后分别寄给吴承明、汪敬虞、彭泽益、聂宝璋先生，若干天后再逐一登门求教。我去吴老家求教时，吴老不赞成我选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他认为国际收支研究涉及面广，难做；认为我对旧中国海关关册较熟悉，硕士论文又是做近代天津口岸与华北对外贸易的，建议我继续选口岸与外贸的题目。其他3位先生也不赞成我的选题。但是我在张老支持下还是把博士论文选题定为“1895—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论文临答辩时我由于4位先生都曾不赞成我的选题，心里很紧张，特别怕过不了吴老这一关。答辩时吴老说近代中国国际收支早就应该研究，但一直没人做，现在陈争平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吴老这番话被我牢牢记住，听了吴老的话我心里感到有底气了，很感激吴老的及时鼓励。吴老也问了一些问题，并建议我把研究对象下限延至1936年。答辩会过后，我即按照吴老及其他老师的建议，把原论文稿增改为《1895—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一书。此书于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于2000年获中国社科院第三届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三

　　吴承明老师对中青年学者既热情帮助，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即使在我们毕业后仍然如此。吴老为了鼓励我从事中国长期经济统计研究，曾经把他多方收集的有关中国经济统计的卡片和有关资料都借给我复制。他有关“史无定法”，有关相对价格，有关历史的连续性问题等论述，以及关于道德理性、工具理性与现代化关系的论述，给我近年来的研究工作以极大的启迪。我在博士生毕业后参加了汪敬虞老师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领导上要求我除了写好自己的一章外，还要协助汪老做好全课题组协调工作。等到我们这一项目研究工作结束后，吴老即召我谈，要求我别把时间零敲碎打分散掉，应当集中精力拿出一部自己的“金字塔式著作”流传后世。我当时第一次听到“金字塔式著作”，觉得高不可攀，有些惶恐。吴老则在《经济研究》发表书评把汪老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称之为金字塔式著作，因为汪老主编的这部书是我参与并协助汪老编写的，所以我对“金字塔式著作”也不感到高不可攀了。

　　从吴老提议出发，我筹划了一个最终成果包括两库一丛书的中国长期经济统计研究大项目，这一计划如能完成可以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计量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可实现吴老关于“金字塔式著作”流传后世的期望，属于顾炎武所说“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的学术贡献。其中“两库”刚开始设想为一整套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和一整套中国经济历史地理数据库，一丛书则是包括《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财税》、《通货与金融业》、《矿冶业》、《重化工业》、《轻纺工业》、《农业》、《交通物流业》、《商业及其他服务业》、《物价》、《人口和劳动》、《综合》等卷在内的中国长期经济统计分析丛书。我的这一计划曾与吴老、汪老、张老谈过，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在社科院立项受挫。我后来调到清华，在清华立项亦受挫。我只好缩小计划，把“长期”缩为“近代”，并舍弃中国经济历史地理数据库，此番缩小也曾与吴老汇报，得到吴老理解。即使如此，我先后在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又再次到国家社科基金申报立项，也都一再受挫。立项不成，最有力的支持者吴老又辞世，对我打击很大，但我还是要坚持做下去。真希望“天堂”确实存在，吴老在天之灵能保佑我们完成这项大计划。

　　我曾总结我的3位博士生指导老师治学特点为：吴老求“新”、汪老讲“透”、张老忌“满”。关于吴老不断求“新”的事迹，李伯重、叶坦的文章里都有讲述，我在这里只想说吴老求“新”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吴老的一种“身教”。我将永远铭记吴老的教诲。

　　当吴承明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的时候，尽管我已有思想准备，尽管吴老[①]享年九十有四，是高寿的。但我依然禁不住地泪水涌泉，这是因为他的精神依然是年轻的。泪水虽然模糊了我的双眼，但是对他的怀念却如花蝶联翩，犹如电影放映在我的脑海里。

　　我第一次拜见吴承明先生是在1980年的春夏之交。那时吴老正在和许涤新一起负责编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编写一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来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延安，毛泽东对当时党内的学风进行了批评。他说，在研究历史方面，“言必称希腊”，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却在“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②]以后他又抱怨地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③]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泽东组织读书小组，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时，毛泽东说到“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④]1960年2月周恩来将编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任务交给了许涤新。在我的心目中吴老就是编写这部书的具体执行人。当时编写这部书，采取了协作的方式。我所在的研究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是其中的一个协作单位。我所在的经济史研究室就有蒋立、徐新吾、唐传泗、徐雪筠、汝仁等人参加。所以，吴老因为工作关系就经常来上海。1980年的春夏之交，吴老来上海后住在位于西藏路、九江路的九江宾馆。当时我们研究室有七八个年轻人，听说承担着毛主席、周总理交付的重大任务——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主持人吴承明先生来了上海，大家心中既激动又敬重，决定要去拜访吴承明先生。

　　一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我们如约来到吴老下榻的九江宾馆。闯入我眼帘的是一位精神矍铄，文质彬彬的老先生。吴老热情地要给我们沏茶，我们请求他免了吧。因为，吴老住的房间并不大，只是一个标准间而已，我们四五个年轻人进去后就显得很拥挤，再要沏茶就显得很不方便，再说我们当时也不愿让吴老为我们过于麻烦。我们除了拜见吴老之外，特别想当面请教学问。吴老似乎知道我们的需求，落座以后，就开始一个一个地问我们的研究领域。我当时在研究室主要是做姜庆湘先生的助手，正在编写中国商业史的宋元明清部分，在当时的研究氛围之下，必然会涉及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吴老听了我们的研究工作汇报以后，就海阔天空地和我们聊了起来。给我的感觉是吴老的知识可谓博大精深，他的头脑好像就是一首待命的军舰，只要发现目标，就可以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自由地游弋。听他聊天，犹如享受精神的大餐，倾听知识的音乐会。而对于我们当时急需汲取经济史知识的年轻人来说，这无异于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当然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无法回忆起吴老讲话的全部具体内容。但是，对我当时的研究工作特别有启示意义的内容，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这主要有四点，一是研究经济史最笨的方法就是用枚举例子的办法去证明某些理论的正确，这是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曲解；二是研究经济史，必须要注意量的概念，凡是可以计量的，要尽量计量；三是研究经济史，不能仅仅关注生产关系，更要关注生产力；四是研究资本主义萌芽，要注意研究鸦片战争以后的发展变化。这些话对于我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乃至以后的研究工作都具有极大的启示，当时的感觉真是“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有意义的相处，时间总是感觉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已近黄昏，就到了我们告辞的时候了。但是吴老还想留我们吃晚饭，指着客房里的电视说，晚上这里还播出许多国外的录像，大家可以看看。由于我们不愿过多地耽误吴老的休息，同时大家也都在赶紧做科研，所以我们就和吴老再见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孟子所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当时我对吴老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俨然成了我经济史研究的思想领袖，我决计“私淑”于他，成为他的一个学生。自从第一次拜见吴老以来，吴老的道德文章一直是我所敬仰的，幸得为私淑弟子亦足矣！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们这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年轻人，院里院外已经交接过、拜见过的大师也可谓不少。但是，我总觉得吴老当时之所以能打动我的魅力在于同别的经济史大家比较起来，他不仅仅具有艰深的专业知识，而且同时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特别吸引我的是他那高屋建瓴的气势、宽广深邃的视野和乐观开放的心态。这次交谈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事实证明，任凭岁月流逝，这种印象也永远难以磨灭。

　　1980年秋天，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丁日初先生善于起用新人，奖掖后进，他安排我去参加1981年5月在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术讨论会。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实习员而已，但是他却如此信任我，委我以重任。所以我当时就暗暗地下了决心，决不鼓舞他的期望，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参加研讨会的论文《清代上海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考察》。这篇论文既是我学习吴老对我们上海社科院年轻人第一次谈话精神的一次研究实践，也是我得以第二次拜见吴老的一个契机。

　　1981年5月的南京大学春意盎然，姹紫嫣红，百花齐放。在这里召开了建国以来首次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专题讨论的研讨会。我提交的论文在这次研讨会上得到了吴老的肯定，也得到了与会者的肯定，南京大学洪焕春教授说，对于沙船航运业资本主义萌芽，过去“还没有作过深入的专题研究”。以后，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书的第五章第七节“上海沙船运输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中，专门有一个提及我的注释说，“青年学者萧国亮同志首先对此进行了探讨”，并且转引了我在上海嘉定博物馆发现的吕舜祥《上海的沙船业》稿本材料，还引用了我当时在上海吴淞、长兴岛等地的调查材料。这一切都是对我莫大的鼓励。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假如当时没有吴老谈话的启迪和对我的点拨，假如没有丁日初先生的提携和推荐，就不可能有这篇论文的问世。真是师恩如父恩，师恩重如山；“谁言春草心，报得三春晖”。

　　1984年我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研究生，虽然师从彭泽益先生。但是，吴老是彭泽益先生的同事，学术上的朋友，也是同院的博士生导师。所以，当然也是我的老师。这样我便可以在“私淑”后面坦然地加上“弟子”两字。而因为“私淑”“弟子”的关系，我就特别关注吴老所发表的文章。1988年春天我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这固然与我的导师彭泽益先生的安排有重要关系，但是在精神上召唤我的却是吴老1987年春天发表在丁日初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6辑上的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⑤]。在这篇文章中，吴老第一次系统地发表了他对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真知灼见，更显出他深邃的理论本色和精神魅力。我拜读之后，不能不为之折服。因为这篇文章把我从方法论的一叶障目中解放出来，由此看到了方法论上起伏的群山，真是可谓别有洞天。吴老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到“史无定法”，你只有鸟瞰这些起伏的群山，才能真正体会到“史无定法”的真谛。这篇文章是我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一次思想解放，体现了研究方法上的与时俱进，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而对我个人的择业起了关键指导作用的是文章中“社会学方法”这重要的一节。我从这里看到了社会学理论广阔而丰富的内容，看到了社会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意义所在，看到了社会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选择了社会学系，选择了社会史研究。这使我表面上似乎离开了经济史专业，实际上却距离经济史研究更加近乎了。

　　我到北京大学开的第一门课就是中国社会史。我在编写《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这一讲义的时候，重点参考了吴老《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这篇文章。多年后，吴老回应说，对于我有关方法论的文章，他“读之意兴盎然”，并且就此提出了他对“方法论的第三点主张，那就是，在运用这些理论作为方法时，要考虑时间空间条件，不能‘原教旨主义’式地照搬。一个伟大的思想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总是经过发展和修正的，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在社会活动上‘原教旨主义’亦无不碰壁。”[⑥]这样的学术对话，不仅体现了吴老与时俱进的精神，而且对我这个后学来说，这样的“问”与“答”，其收获真比上三百堂课还要丰富而意义深刻！

　　吴老进入经济史方法论研究之时已经七十高龄了。但是他老当益壮，在方法论的研究上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在1993年发表了《论历史主义》，1995年又发表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这篇重要论文。其中提出了经济史研究的三个著名的科学论断，这就是“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我认为，对于这三个科学论断，尤其是对于第三个论断，当前的经济史学界还远远没有领会其深刻的内涵并做出积极的回应。

　　2006年出版《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的时候，吴老已年近九十。吴老将他这本在经济史研究方法论领域堪称登峰造极之作，赠予我的时候，已经是他自称为“九十初度”了。一个处于耄耋之年的老人，能够给学界贡献出这样的力作，我觉得用“空前绝后”来形容是决不为过的。我拜读了这本书以后，真正是对吴老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本著作绝不是对上述几篇论文的集成，而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学术里程碑。在这本著作里，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历代思想家的遗产，而且，把当代西方的哲学方法论融会贯通，与经济史研究的实践完美地结合起来。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界最著名的三大哲贤，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伽达默尔，他们的学说，从现象学、存在论，一直到哲学诠释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学说到法兰克福第三代传人哈贝马斯的思想；社会学大师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帕森斯到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卡尔?波普尔和拉卡托斯；乃至后现代主义的福科，……如此等等，让人目不暇接，这一切统统在吴老考察的范围之内。什么叫做“学到老，活到老”，什么叫做与时俱进，什么叫做老当益壮，这本书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与吴老经济史方法论研究并行不悖的是他在晚年对中国历史上市场问题的研究。1985年吴老出版了《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001年又出版了《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我认为，吴老对市场的研究是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继续，是在其过去研究基础上的与时俱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为他在1983年就说过“在考察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时，我把国内市场的变化作为一个重要条件”[⑦]。而他后来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而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我想，这是因为市场毕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而衡量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不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取代另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而是人类在面对配置资源的难题时，会有更多的机制可供选择。在研究现实经济方面，学界把吴敬琏先生尊称为“吴市场”，其实，在研究历史经济方面，我们同样可以把吴老尊称为“吴市场”。只有将经济学的“吴市场”同经济史学的“吴市场”，完美地结合起来，中国经济学界才能真正领会到市场的真谛。可以预料，吴老对中国历史上市场问题的研究必将伴随着岁月的流逝，更显示出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1996年我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持经济史专业的教学工作以来，与吴老的交往就渐渐地多起来了。吴老一直对我们经济学院经济史专业的工作十分关心，多次参加我们的博士生答辩，如1999年参加陈振汉先生的博士生骆毅的博士论文答辩，任答辩委员会主席；2007年他又参加了隋福民的博士论文答辩，也是任答辩委员会主席。2005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周年院庆，吴老亲自到会祝贺，并对我们的经济史教学和《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我的论文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出版之前，吴老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2005年我兼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联系专家以来，吴老对我们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的工作大力支持，他虽已耄耋之年，但依然多次帮助我们审稿，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现在想起来，真使我们肃然起敬。

　　2011年，吴老九十四岁高龄，还在继续给我们典志组审阅稿件。因此，我们总觉得吴老身体依然健康。因吴老的生日在1月3日，时值隆冬，兰兮师姐担心此时给吴老祝寿，外出聚会，怕遇风寒，所以一直拖到4月30日组织我们与吴老共进午餐，同时给吴老祝寿。但是，那天正值我的学生王花蕾博士举行婚礼，邀我担任证婚人。这样我就错过了最后一次给吴老祝寿的机会。为此我将引为终身的遗憾。那次聚会以后，吴老身体情况一直不佳，后来又有腹水，诊断为癌症。

　　7月3日这是我们与吴老的最后见面。这时吴老已经病重，太昌师兄和兰兮师姐几经努力，终于将吴老送入北京中医院的病房。我们进入病房，见到吴老这样闻名遐迩的著名学者，居然还与别人同住一间病房，天气又热，空间又小，我们看了真是于心不忍。兰兮师姐为此苦口婆心地与主治大夫苦苦请求，希望改善吴老的住院环境，减少他的痛苦，要求进行会诊。我们见到吴老在病榻上的痛苦状，大家都禁不住潸然泪下。但是，忍住病痛的折磨，吴老还是和我们一一握了手，还说，你们这么远地来看我，我无能为力再招待你们。他说“我已经过了死亡的年龄了，这一次是要不行了。”由此可见，吴老的坚强，他老年丧偶、丧子、丧女婿，这一系列的沉痛打击，都被他硬是挺过来了。他早已超越了生与死的界线，他的生命属于学术，属于经济史研究。此情此状，我的眼睛模糊了，我见到躺在病榻上的吴老，又顽强地站立了起来，他的身影渐渐高大，渐渐高大，需要仰视才能见到。他没有走，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吴老整整比我大三十岁。我今年三月已经退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为我而举办的退休仪式上，我发表了退休演说。这篇演说的结尾，我又提到了尊敬的吴老。请允许我将其作为本文的结语。

　　“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但是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这个话要倒过来说，就是‘学到老，活到老’，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吸取新的知识与信息，才能有质量的话下去。古人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是激励老年人继续学习的传统精神。在我们经济史学界也有我们的楷模，这就是我所崇敬的吴承明先生，他之所以成为经济史学界的泰斗，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六十岁前的学术成就，而是还在于他六十岁以后的成就。他之所以饮誉经济史坛，是因为他与时俱进，老当益壮，他对市场史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史方法论的研究成果都是他晚年的力作。作为吴承明先生的私淑弟子，我一定要以他为榜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以我余生，为北京大学，为经济学院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习惯地敬称吴承明先生为“吴老”。本文继续沿用这个尊称。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75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771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⑤]这篇文章后来经过吴老的修改、增补，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标题正式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⑥]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⑦]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前言。

　　恩师吴承明先生离开我们快一年了，先生走后的日子，每每念及先生，都会翻开先生为我书写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评语、我赴东瀛访学先生写给我的信与贺年卡、博士研究生阶段先生指导我读书学习的信件、先生为我修改的博士学位论文手稿、为我的博士论文和个人文集撰写的序言，看着先生娟秀的笔迹，在先生指导下学习的过往历历在目，仿佛昨日；翻开相册看到昔日的照片，和先生一起品美食、小酌聊天，听先生讲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到镇上牙科诊所的镶牙的人如何从一脸盆的假牙中找到自己的假牙等过往的趣事，谈笑风生、言犹在耳；一幕幕、一帧帧、细细想来，先生不仅是我学业上的导师，更是我人生道路上引路人。与先生相识25年，作为一代经济史学大家，先生为师、为学、为人堪称楷模，潜移默化中获益无限。

　　为师，先生是无门派之见，提倡和鼓励方法创新，奖掖后学的引路人。人的一生成长过程中会得到很多人的扶助，每个人在求学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老师，他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在成长的不同阶段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们的行为。当我在18岁成为教师之时，如何为师就是我一直在探求和实践的课题。伴随我40年的教学生涯在这条路上给我帮助、指导的老师很多，吴承明先生是我求学经历中的最后一位导师，也是我受教时间最长、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学界都知道我是吴先生的弟子，但是1991年我随先生读博士学位之前5年，即我读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年，就开始得到先生的指导。因此吴先生也是我进入经济史学领域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1985年硕士研究生入学之初，因为我对入学考题之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在规定的课程学习之外，刘佛丁老师为我开列了相关研究的书单，撰写读书笔记的同时让我从为吴老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写书评开始梳理相关的研究。在刘先生的引导下，我读了吴先生1982年发表在《晋阳学刊》上的《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一文，文中吴先生对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经济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的关系等全方位、多视角的解析了各种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以及这些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的利弊、如何具体使用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说明。让30多岁才开始转行做经济史的我深受启发，找到了进入这个学科的最佳路径，对日后我着力于研究方法创新的实践奠定了基础。先生开阔的学术视野，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研究风格，至博至深、至精至严的研究成果，在我的心目中吴承明已是一位高山仰止的大家。

　　1986年7月，我读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第一个暑假，刘佛丁老师带着我到北京遍访经济史学名家，叩开的第一个门即是吴先生家。进门之前，一个初学者拜见大师的内心忐忑与不安可以想见，但是打开门见到的是一位平和的长者，谈话中流露出的博学和睿智让我的陌生感和胆怯渐渐化为乌有。在先生的鼓励下，从容地说出我的研究计划和研究思路、已经掌握的资料情况。先生听了非常高兴，对一位初次见面，在经济史研究上刚刚起步就斗胆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青年人给与肯定和支持，并给与具体的指导。吴先生向我介绍了国内外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和资料，随即从书架上取下刚刚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文版，告诉我费维凯对张仲礼先生所作19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总产值的估计做了修正，先生觉得修正后的数据更合理，建议我使用，并递给我卡片让我抄下了相关数据。使我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数理分析方法，估算和重新评价了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当年，我顺利完成了“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文，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此后，我在学术上每一步成长都得到先生的扶助。

　　1988年5月先生来南开为我主持了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对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开滦煤矿的资本集成和经营效益分析》中的研究方法创新给予高度评价。第二年我得到赴日本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行前的1989年暑假“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课题组在北京开会，我获知消息，渴望得到向与会经济史学前辈们学习的机会。吴先生作为课题主持人和会议主持者欢迎我与会，并提出让我在会上报告我的赴日研究计划。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老一辈资深经济史学家面前班门弄斧很是胆怯，吴先生让我坐在他的身旁，为我打气助威。就这样，我的“中日近代化过程比较研究”从一开始就得到诸位学界前辈的指导。而且先生主动给他的三位日本朋友写了推荐信，将我介绍给他的日本朋友。因为我出发时吴老在山东开会，回到北京获知我已出发赴日不知道我在日地址，就把推荐信寄给南开的刘佛丁先生请他代为转寄，第一次远离家乡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的我，收到先生的来信，倍感温暖。在日期间，我完成了用刘易斯-兰尼斯模型，即二元结构理论比较中日近代化过程的研究课题，用英文在日本发表，回国后我去拜访先生，奉上拙作请先生指教。后来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对我的研究方法的尝试给予肯定，“王玉茹有篇《二元结构与经济增长》，从社会背景、农业、工业、消费、投资六个方面比较1880—1930年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日本以外，中国与其他二元经济国家的比较研究还少见，似应提倡。”

　　1991年春我从东瀛访学归来，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硕士导师刘佛丁先生的建议和鼓励下我投师吴承明先生，先生慨然应允。先生首先考虑当时我已37岁，如果脱产读书，毕业后找工作已经失去年龄优势，且南开也不会轻易让我离开，于是提出，他做南开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指导我在南开在职攻读学位。由此我才开始随吴承明先生攻读经济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成为名副其实的吴门弟子。三年的时间中，先生分文未取，我定期赴京接受吴先生单独的专业课面授，每次先生1—2个小时涉及古今中外、理论与实证的讲授，以及开列的书单，为我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和加拿大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出版了几部研究中国近代宏观经济发展的专著，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他们研究的理论前提都是假设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引起了我对中国近代市场问题的浓厚兴趣。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先生又为我找到了一个我易于入手的视角，建议我从物价入手探讨近代中国市场的发育程度。因为物价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抓住这个问题就抓住了要害；同时我供职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最辉煌的一笔就是南开物价指数，前辈们为我的研究积累了很好的基础。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相对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研究近代中国要素市场的第一人。1994年5月底我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之后不久，《中国经济史研究》配合当年12月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商学院联合几个学术期刊主办的“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讨会，拟组织刊发一组专题研究论文，先生将我的要素市场的相关研究推荐给大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

　　先生有一句名言“指导论文是不带观点的，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该支持”。我的某些学术观点与先生不尽一致，但是先生总是为我介绍和补充我还未了解的、有助于支撑我的论点的国内外同行相关研究的资料，使我的研究更扎实、更具科学性。先生为我修改的博士论文手稿上，很多地方都贴着先生娟秀的笔迹抄录的史料。先生先后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拙作《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以及论文集《增长、发展、与变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研究》所作的序言中，对我从资料比较集中的个案即企业史入手，转入宏观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研究的学术成长历程给以肯定。先生认为“这种由微观到宏观，有经济到包括政府行为和文化传统的制度史的研究，是适应当时的学术潮流，对一位青年学者的成长来说，也是十分有益的治学途径。”“也反映了她在经济史研究中不断开拓、创新和渐臻成熟的道路。”

　　与先生相识以来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听到和看到的先生识人唯长，奖掖后学，支持创新的事例不胜枚举，对年前来求教的轻人，不管出自哪个门派，是否与他的学术观点一致都尽己所能给予指导和帮助。从先生身上我见识了什么是大家风范，该如何支持学术创新，这一切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对学生的指导、对年轻人的扶助。

　　为人，先生虚怀若谷，淡漠名利，从善如流。文人相轻历来为学界的痼疾，先生他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战乱和政治运动，人际关系、学缘关系错综复杂，但是与先生相识25载，从未听先生提起这类事情，从未听他讲过他人的是非，对别人的评价总是看其长处。为人处世总是现为他人着想，即使我作为他的入室弟子，每每为他做些份内的小事先生总是感谢，让我非常感动。我也曾因为学科中的矛盾而苦恼，向先生诉说苦闷，而先生总是嘱我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把精力过多放在个人恩怨上。在先生的鼓励下，我专注与学术，排除干扰练好内功，使我迅速成长起来。当我遭遇不公离开南开，先生很惋惜；当先生得知南开大学领导为学科建设请我再回南开我在犹豫时，先生打电话给我支持和鼓励，让我做出首先考虑学科发展需要的工作条件，不仅仅纠结于经济利益而返回南开主持经济史学科的工作。记得去先生家告诉我的决定，同时谈到可能会被很多误解为我得到了某些经济上的利益而不快时，先生则说你能从学科发展的大局出发做出决定，我支持你，清者自清，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

　　先生离去了，但是先生追随先生25载，先生的哲人心宽、淡泊名利、中和慈祥的为人之道；有教无类，破除门户之见提携后人的为师之道，在先生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中已经成为我为人、为师的准则。先生可以放心，吾辈将以先生为榜样，独善其身，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为中国经济史的繁荣、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

　　我不敢妄称私淑吴老。不过，自1980年代末业师李埏先生引导从事市场史研究以来，我就与许多同道一样有幸深受吴老道德文章的润泽。在当时的知识结构中，“市场”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幸好吴老与业师等前辈硕果犹存，延续了学术之脉。吴老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1985)等论著就成为我如饥似渴的知识食粮。

　　尽管政府控制社会和主导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走向穷途末路，当时的提法仍限于“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还是一个理论禁区，1989年之后的两年，更是噤若寒蝉。劳动力作为商品受到道德嘲讽，贩运商品将以投机倒把治罪，私人企业雇员超过8人就属于剥削，之所以不是7人或9人，据说源自于马克思的论著。现实社会陷入盲点与误区，从中国历史上的源远流长的市场演进去理解则相对顺畅。正如吴老在1980年代中期的《市场理论和市场史》开篇所说：“1984年元旦又由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变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几年来成绩斐然。……此事发我深思。我国商业素称发达，或谓春秋末已进人商品经济。何以两千三百年后还要大力疏导流通、提倡商品生产？我想从市场理论和历史实践上作些摸索，或有助于时贤的研究。”作为市场史研究的开拓者，吴老用心良苦。

　　在前辈学者的引领和鼓励下，我潜心于市场史的研究，颇有收获。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很艰难，也有起伏，但毕竟不可逆转。1994年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市场经济研究也成为学术热点。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小农经济·市场与现代化”的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个体小农与农村市场》的论文，会上得到了吴老的肯定，随后在他的论文还加以引用，并特别标注“一篇出色研究”[②]的论文。这对一个初入学术界的青年来当然是一种难得的激励。我想强调的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吴老并面聆教泽，前辈对学术后进的爱护与提携，由此可见一斑。调入清华之后，有了更多的机会得到吴老的耳提面命。记得有一次拜访吴老，看到他的书桌上摆着拙著《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我有些惴惴然，由于是第一部通贯性的市场史著作，现在看来还颇稚嫩，但吴老仍勉励有加。叶坦教授以“用人唯长”来概括吴老的仁厚品格与大家风范[③]，我对此感触至深。2004年我开始要素市场地权交易的探索，在两次经济史研讨会上谈了初步的一些想法，也得到吴老等前辈的评论和指点，从此在这一领域一发不可收拾。无论是学界的市场史研究的深入，还是我本人的收获，我深知都得益于吴老开拓和引领之功。

　　2007年吴老领衔“中国市场通史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立项，90高龄的课题负责人，这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项目分为三卷，分别由李伯重、陈争平和我负责，课题组成员则有全国各地约20位学者参加。一向严谨的吴老并不是挂虚名，而是与我们反复商讨课题的总体思路，分工合作与各分卷的衔接，甚至具体的一些学术专题。这是吴老主持的最后一个大型科研项目，可以告慰吴老的是，经过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市场通史课题已大体完成。

　　从中国本土的市场与商人，我又拓展到海外华商的研究。当我在1990年代中期与李埏先生谈起李嘉诚等海外华商叱咤风云的成就时，李埏先生鼓励我开展当代货殖列传的工作。受此鼓励，我不断探索和积累。前年与清华人文社科学院、经管学院、公管学院的同好们一起创建了一个跨学科的校级研究机构——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其源亦可直溯李埏先生、吴老等前辈的引领和鼓励。因此，吴老归道山之时，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献挽联表达这一渊源云：

　　市场经济大师前瞻首开风气
　　货殖源流后辈学步再启清华

二

　　业师李埏先生不时谈起吴老这位西南联大的同学，他们似乎还是上下铺。在读吴老寄赠的《濯足偶谈》时，李埏先生兴奋地回忆说，吴老在西南联大时就是个才子，颇为活跃，还表演话剧。《濯足偶谈》是吴老在牛棚劳累一天后洗脚上床前吟诗赋词的副产品，充满人生感怀与哲理，亦不乏生活情调。困顿的处境，艰难的生活，仍不减才情洋溢。2004年吴老应斯波义信之请，赋诗纪念东洋文库80周年。我在吴老的书斋中看到刚完成的吴老手书，诗意盎然，文采飞扬而意喻隽永。我谈起那几年与斯波先生在台湾和日本的会面的感受，特别是斯波先生领着我在东洋文库上下七层楼参观他的历史地图等宝贝，吴老当场将其手书原稿赐给了我！吴老与李埏先生虽然解放后见面并不频繁，但同窗同道之情，君子之交，细水流长。每逢李埏先生的庆祝或纪念文集，吴老都寄上新作，包括他“一生最后的文章”（前引叶坦文）[④]。

　　吴老是性情中人，年轻时潇洒进取，老年生活中的吴老则让人觉得可敬可爱，抽点烟，喝点酒，好美食，不刻意禁忌食物，不时来点俏皮话，问他长寿的秘诀，笑答“抽烟喝酒不锻炼”。学术大师并非人们所想像的如老和尚般清心寡欲，或者是整日正经危坐的老夫子。相反，生活多姿多彩，乐观豁达。而学术已然融入生命之中，成为其生活兴趣与愉悦的内容，丰富了生活，甚至来源于生活。学术思想亦从中升腾出来，举重若轻。李埏先生身上我也感受到这一点。他也是一个才子型学者，年轻时倜傥不凡，爱好照相，精于书法，骑车远足，打球娱乐，热爱生活，晚年亦享受生活，享受学术。许多人以为这些治学严谨的大师是书呆子，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殊不知，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生活情调，亦胜凡人，而学术则成为其发自内心的一种兴趣。有感于此，我常对青年学子说，如果把治学看作一件苦差事，没有强烈的兴趣，不可按捺的学术激情，就不要读博士，你应该有其他选择更适合自身的人生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像吴老和李埏先生这样的杰出学者，才华横溢，却在年富力强之时受到迫害，进了牛棚或农村，不能教书育人，不能治史研文。即使在牛棚或劳动改造之时，他们热爱生活与学术的性情，仍像顽强的小草一样从岩石的缝隙中钻出来迎接阳光。吴老在牛棚里洗脚赋诗；李埏先生则把劳动当做农民生活的一种体验，无形中当作历史人类学去感悟农村经济史。幸天假以年，他们在花甲之后，直至耄耋之年，迎来第二春，绽放学术芳华，培养学生与后辈，延续濒临中断的学术文脉。

　　吴老又是一个血性汉子。1934年，17岁的吴承明进入清华理学院，次年转入经济系。他与姚依林等参加了中共外围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的清华大学小组。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吴老回忆说，1935年“11月27日召开了一次大会，记得是由南翔任主席，我任提案人。会上发生争执，一片混乱，无结果而散。这才懂得，和过去搞‘飞行集会’不同，在知识分子中，必须作充分的‘理论’工作。于是，每夜分头专访，小座谈，请名教授演讲时事。紧张地闹了一个星期，12月３日再召开全体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表决通过了请愿案。”[⑤] 这就是《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决议》，发表《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悲壮之词，由此传诵，激励着救亡图存的一代又一代国人。12月9日凌晨7时，清华同学在大操场集合出发，吴承明为带队人之一。1936年1月平津学联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团员们，天寒地冻，都只穿一身棉衣裤，每人带一床薄军毯，分成四个团整队出发。清华参加南下宣传的全体同学在体育馆前集合宣誓，由党支部委员吴承明领读誓词：“我们下了最大决心出发下乡，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怕任何障碍，不惜任何牺牲，不达目的，誓不返校，谨誓”。[⑥]

　　我在清华西大操场体育馆想像着这段岁月，但无法想像那一个场景——革命青年吴承明是如何慷慨激昂，气冲云宵——难以把年逾九十的慈祥老者与一个血气方刚的十九岁青年革命者关联在一起。然而，这就是活生生的吴承明。

　　六十五年后的清华教室里，坐在讲台上的吴承明已经是一位耄耋长者，一位名扬中外的经济史大师。当他走过西大操场时，不知头脑中有没有浮现那位血性革命青年铿锵有力的呐喊。但在他纵横中外的学术演讲中，从那平静的语言，睿智的目光中，仍能感受到学术的血性，充满激情，创意四射，感染课堂里的新一代青年学子。在吴老的系列讲座中，在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融入思想文化变迁，将西方经济学说与中国思想的解释相贯通，上溯春秋战国，下穷近现代变迁，“史无定法”，思无疆界，行云流水般遨游在学术的天与地之间，已然没有学科界限与中西之分。就像传说中的武林盖世高手，打通了各种门派和章法，运用自如，有形化于无形，臻于物我两忘的化境。

　　这大概是吴老讲课的绝唱了。对于吴老来说，从十八九岁的青年学子，到八九十岁的学界大师，也算是在清华园划了一个饱满的圆。此后我们曾想再请吴老回清华园授课，因为年事已高，不敢贸然相扰。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憾事了。人生难免由后悔组成的。我的导师李埏先生每周都要在其“不自小斋”单独讲谈，畅论学术，谈今论古，品味人生。这就是现在所说的精英培养吧，也是牛津剑桥的师徒制培养模式。要是当时记下来或录下来，该多有价值。如果说随侍李埏先生时是生性懵懂，那么接触吴老时则是处事不周。吴老的指教和讲谈，我也没有当场全记录下来；更悔之莫迭的是，整日忙忙碌碌，有时又担心打扰吴老，从而错失了请益机会。包括吴老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的“社会经济史译丛”，好几次我们都想一起去请吴老小酌几杯，汇报一下丛书进展，听听他琅琅笑声中传递的启迪，亦竟未成行。

　　去年暑期伯重老师刚从香港科技大学任上回京，约我隔两天一起去看吴老，岂料晚上噩耗惊传！那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思想宝库，那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的娓娓讲谈，就这样随吴老驾鹤西去了吗！终天之痛，化为挽联相勉：

　　经济史坛绝唱化鹤不息
　　神州学界追思薪火长传

注释：

[①] “清华经济史丛书”主要收录清华学长与教师的成果。溯其渊源，吴老与梁方仲、严中平、何柄棣、张荫麟、杨联升等当代经济史大师都出自清华，梁启超、张岱年等清华教授亦从事过相关研究。目前，经济史学科有李伯重、陈争平、秦晖、高淑娟、仲伟民、龙登高等教授，无不曾受益受惠于吴老。

[②] 吴承明：《18与19世纪上叶有中国市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

[③] 叶坦：《学贯中西古今，德泽桃李同仁——吴承明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载《吴承明文集——经济史：理论与实证》附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④] 吴承明：《西方史学界关于近代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全要素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史研究》，《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2011年。

[⑤] 吴承明《忆“一二·九”运动中的南翔同志》，清华大学新闻网news.tsinghua.edu.cn，2003-12-11

[⑥] 方惠坚等编著《蒋南翔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经济学所  100084）

　　吴老逝世以后，一直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以抒发胸中的怀念和感恩之情，这次应邀写纪念吴老的文章，正好了却心愿。回顾向吴老请教的问题，多不胜数，这里只能谈几点印象最深的收获和体会。

　　关于计划的不确定性问题。与吴老交流最多的是关于新中国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的不确定性和多变的问题。新中国前30年是建立和实行计划经济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仍然是计划为主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因此，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的不确定性，即执行过程中的多变和结果与计划差距很大，不仅是新中国计划的特点，也牵涉到对计划经济、计划管理和政府能力的评价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多次向吴老请教：中国的计划经济和计划管理不像苏联那样严肃和完整，计划多变，且计划指标与实际执行结果几乎没有一致的，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印象里吴老是从两个方面给我讲道理的。第一，从计划经济条件下指令性计划制定时的信息不及时、不完整甚至扭曲的原理来看，从经济发展中始终存在不可预见和控制的变化因素来看，例如天灾、国际形势，面面俱到、细化到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等微观层次的计划，肯定与实际有差距，因此过分强调计划的严肃性和不可变性，就会，削足适履，僵化管理，加剧计划经济的弊病。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变通”思维，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生产社会化水平太低的特点，也使得中国的计划不太具体、不太严肃，这样反而好，给予各级各个部门一定的灵活性，实际上只是具有了指导性的作用，也使得中国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形式仍然沿用至今。最近这些年中国的年度计划GDP指标是“老八路”（指年度增长指标连续几年都是控制在8%），但是年年突破，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有指标要比没有指标好，因为它起到了一个导向作用，让地方政府和企业知道中央的想法和要求。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与吴老交流第二多的是如何认识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是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难题之一，也是社会科学界对新中国历史最关注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仍然是仁智互见，褒贬不一。吴老是当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亲历者和最早的研究者。到底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改造的得失，吴老的讲话有三点给我的印象最深：一是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提出新中国在50年代怎样才能突破“贫困陷阱”，即通过高积累来填补“资金缺口？二是当时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很多，唯一有利条件是有一个强大高效廉洁的政府，而这一点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所以中国人选择强大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通过政府之手来提高积累，并在低消费水平上保障均等消费，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比较好的选择。至于走过头了，那当然不行，过犹不及么。三是什么体制、什么政策都必须放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条件下去看，没有适合一切时代、所有发展水平和无条件的绝对好、绝对坏。这不正符合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吗？

　　关于三线建设和农民负担问题。新中国经济史中另一个评价难点问题是如何看待20世纪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众所周知，就经济效益来说，“三线建设”的投资受当时备战的影响，一是投资国防工业比重过高，二是投资地点的基础条件差，三是在落后地方又强调“山、散、洞”（即山区、分散、进洞），这三个因素自然导致其经济效益不可能高，尤其是在当时资金缺的年代，更显得不合理。当与吴老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却提出，对许多经济问题不能“就经济讲经济”，“三线建设”还应该考虑到为国家安全应该支付的成本，何况这种投资对于当地来说是一种嵌入式发展，对当地的发展会带来很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尤其是人的思想观念。后来我按照这个思路去分析当年在边疆的国营农场，就豁然开朗了，明白了为什么效益不高，但是国家仍然要投资和大力兴办这些农场，因为它们同时还承担着“屯垦戍边”的国防和边疆稳定、开发的职能，因此它的投资就应该同时包括国防费、边疆社会稳定费在内。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国营农场不仅不亏损，甚至是最节约、效益最好的方式。又如关于新中国的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往往成为经济学界批评的对象，在与吴老讨论这个问题时，吴老一方面承认农民负担很重，但是他同时又说，在工业化初期，几乎所有的国家农民负担都很重，即使是那些可以通过对外战争来掠夺财富的国家，例如当年的日本、德国，包括当年的英国实行“圈地运动”。因为工业化不仅带来工业利润远高于农业，从而从农业和农村吸走剩余，而且会刺激统治阶级的消费，加大对农民的榨取。只是吸取的方式不同，中国是完全通过政府，而资本主义国家则是通过地租和商业资本。另外，用途也不一样，中国完全用于工业化和国家资本积累，而资本主义国家则部分用于私人资本积累，部分被地主、资本家消费了。

　　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问题。吴老晚年的研究兴趣转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和市场。他这种转移固然与他曾经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有关，但是据我观察，更多地是由于时代的需要，即与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取向有关。吴老曾经多次对我讲，看来，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以越过，但是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是不能超越的，它是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产物。与吴老的交流使我体会到：市场与科技一样，也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它的规模、发展水平也也是生产力水平的标志之一。吴老还多次讲，不能低估中国明清时期的市场发展水平，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政权在明清时期不断加强，其中就有市场经济的支撑和需要。从明清时期普遍出现了“永佃制”、“田底权”、“田面权”、“典当”、“绝卖”、“押租”、“买青苗”等来看，市场交易已经深入到产权处置的深度，故当时就流行着“千年田八百主”的说法。这种土地资源的配置高度市场化，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之一。因此，仅仅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忽视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准确把握中国的古代文明为什么会如此灿烂，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何以长久不衰甚至越来越强化。

　　关于治学的方法和眼界问题。与吴老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是聊天，而聊天的主要内容多是陈年旧事。其中自然多少要涉及到做人、做事。常常不经意间谈到治学的方法。吴老治学领域广博，以近代为重心，兼及当代和古代，并且十分关注国内外的经济学新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因此，感想也就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吴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融会贯，他常常强调“通”和“变”。

　　吴老所强调的“通”，就经济史专业本身来说，包括三个意思：一是通古今之变，二是通中外之别，三是通名实之异。就是不要就断代讲断代，就中国讲中国，就经济讲经济，就文献讲文献，而是要将某一时段的经济放到长的历史过程中去看；将中国放到世界的视野中去看；将经济问题放到全局中去看，要看到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和制约；将说的与做的放到一起去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外儒内法”影响至今，“观其言，一定还要察其行。”吴老告诉我：现在强调专业、深入是对的，除去浮躁之风自不必说，就目前真正愿意做学问的人来说，要求“专”已经不成问题了，并且有越做越细的趋势。这就更需要提醒大视野和博学。

　　吴老强调的“变”，是指万物都是在变的，时空在变，事物本身也在变。除了要有动的眼光和思维外，不能静止地看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了解和把握“变”的本质、形态、条件以及变与不变的关系。研究历史尤其如此。

　　我有次开玩笑地对吴老说：“有人说我写的文章有点像您，您告诉我以后怎么更像您？”吴老笑了，说，“我没有什么可学的，就是更注意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研究历史现象，而主要不是依靠归纳法，应该学会运用最新最好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问题。”“我的特点大概与我的经历有关系，先是学习历史学，然后又转到学习经济学，又在实际经济部门工作过，最后转到搞经济史，因此比较注意理论和方法，注意将文献与实际经验和感受相结合。”他又说，“搞历史研究的，一定至少要有一门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做基础，才好深入，例如研究经济史的，最好懂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仅仅靠历史学的方法，靠史料的积累和考据往往事倍功半。”这些话至今“言犹在耳”，可是吴老却已经驾鹤西去，天人永隔，想来伤感，只能将这些话作为座右铭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100009）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缘分。荀子说：“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一个人能够遇到好老师，是他一辈子的福气。然而这种福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正如佛家所云：世间万物皆因缘而生，因缘聚则物在，因缘散则物灭。我本人在读书和工作时，有幸得到多位良师的指导，因此我是非常有福之人。在这些老师中，吴承明先生是给我指导最多、帮助最大者之一，他和我的师生情谊已有三十余年之久。

　　我很早就对经济史感兴趣。1978年考到厦门大学，就是专门投韩国盘先生门下攻读隋唐五代经济史的。在此之前，我已在家父李埏先生指导下读了一些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在1980年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没有西方经济史理论和经济史研究著作可读，因此我在“文革”中开始学习经济史时，能够读到的只是1950年代翻译出版一些苏联学者写的经济史学理论著作，如梅伊曼和斯卡兹金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波尔什涅夫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读这些书时，我写了不少札记和读书心得。到了厦大后，正值经济改革开始之时，经济学界对我国的个体经济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涤新先生是我国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之一。改革开放开始后，他首先提出对于个体经济，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农民，要既肯定了他们是公社的社员，即集体经济中的成员，又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鼓励多种经营，发展家庭副业，承认他们是具有个体经济性质的经营者。许先生的观点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于是把原来的札记和读书心得整理成《封建社会中的个体经济与共同体经济》一文，寄给许先生，请他赐教[①]。1979年，厦大经济系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会议。我忽然接到经济系一位老师转来的口信，说参加会议的吴承明先生要见我。我从未见过吴先生，感到非常意外和兴奋[②]，于是匆匆去到会场去拜谒。到了那里，在会议间隙时间，见到了吴先生。因为时间紧，他只是很简要地说：“你寄给许先生的文章，许先生读了，感到很高兴，并转给了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朱家桢先生。朱先生读后觉得有价值，因此请我就开会之便，在厦大见见你，并转达朱先生希望你毕业后去该研究室工作之意”。我听后感到非常振奋，感谢了许、朱先生的盛意，随后向吴先生做了自我介绍，请吴先生予以指导。但因吴先生这次来开会时间很紧，无法多谈，因此他叫我以后有机会来北京再详谈。这次见面，就是我初识吴先生。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这样一位大学者，待人却如此谦和，对后辈完全没有架子，因此决心一定要找机会到北京去求教吴先生。

　　1979年暑假，我和师兄杨际平到北京去看书，为硕士论文收集资料。到北京后不久，我即去东大桥路吴先生寓所拜见他。到了吴府，只见房间狭窄，光线晦暗，家具简陋。由于空间太小，家中仅有一张书桌，堆满书刊和文稿。吴先生的许多著作，就是在这张书桌上，在昏暗的光线下写成的。那时吴师母已中风多时，生活不能自理，虽然请了以保姆，但是吴师母的生活起居，都是吴先生亲手料理，不要他人插手。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如此恶劣，却不见吴先生有何不悦之色，谈起学问，依然侃侃而言，丝毫没有怨言。我心里不禁深深感叹：像吴先生这样的国际著名学者，真是像孔子赞颜回所说的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感觉，刘禹锡《陋室铭》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之语，其吴先生之谓欤？

　　在这间陋室中，吴先生和我谈起如何做经济史。他说：“做经济史，必须要对经济学有较好的理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在方法上要进行数量分析，在研究对象上则要研究GDP等问题。政治经济学只是经济学中的一种，要研究经济史，特别是明清以来的经济史，只学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是远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经济学”。他还说：“由于多年的封闭，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国内的做法和国外的做法有很大不同。你应当多读些国外学者做的经济史研究著作，特别是读原文”。这些话，对我震动很大。我请他推荐几本国外的书，他当即推荐了柏金斯（Dwight　Perkins）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和伊懋可（Mark　Elvin）的《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他说：前一本书是经济学家写的中国经济史，而后一本书则是历史学家写的中国经济史，两者各有千秋，都应当认真阅读，从而了解西方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听了吴先生的话，我即去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查阅，找到了后一书。由于当时没有复印机，更没有数码相机，因此我只得一边阅读，一边随手译为中文[③]。由于时间有限，我仅将该书第三编做完。当时这两部书在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中无法找到。我后来对家父谈起此书，他即记在心里。1980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易社强（John　Israel）来昆明，为他的西南联大研究收集资料。他采访了家父。交谈中，家父谈到了此二书。易氏回到美国后，对柏金斯教授说起此事，柏氏即将其书寄了一本给家父。易氏又到书店购买了一本伊懋可的书寄给家父。家父将二书都寄给我，我才得从容读完全书。这两本书是我第一次接触的西方学术著作，也是我读得最认真的西方经济史著作，对我后来的研究影响至大。

　　1981年冬，我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后，转到傅衣凌先生门下，攻读明清经济史博士学位。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吴先生的著作不断刊出，在经济史学界引起一阵又一阵的震动。我迫不及待地搜集他的文章，力求先睹为快。在学习这些文章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他一年前对我的教诲的深意。于是我遵照他的指教，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西方经济学。学得越深入，对吴先生研究的特色感受越深刻。不仅如此，吴先生精深的史学功底和优美的文风，也成为我学习的样板。因此我一直私淑他，他也时常给我具体的指导。1985年，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傅衣凌师邀请吴先生来主持我的论文答辩。自此，我也得忝列吴先生之门墙。

　　我博士毕业后，去到浙江社科院工作。1986年秋，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ing　Society）决定举行一个中国经济史会议，旨在促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这个会议包括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87年初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举行，主要是经济学家对历史学家讲可以用于研究经济史的方法；第二次会议则是1988年在图桑（Tusan,Arizona）举行，由历史学家向经济学家讲可以用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会议筹备者罗斯基（Thomas　Rawski）教授请吴先生推荐一位中国学者，吴先生即推荐了我。1987年1月2日，我到了夏威夷，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乘坐飞机）。在这两次会议上，虽然我由于英文听力不佳，大部分发言未听懂，但是把会议上的文章带回来阅读，收获还是很大，开启了我国际求知的过程。参加这两次会议的历史学家主要是治中国经济史的中青年学者，除我之外，还有李中清（James　Lee）、王国斌（R.Bin　Wong）、濮德培（Peter　Perdue）、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几位。这些学者都与吴先生有学术联系，后来都成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的中坚。

　　1988年，多蒙黄宗智教授盛意，邀请我到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讲学半年。当时我在杭州因为家累重，身体又很不好，加上经济窘困，因此感到犹豫。与吴先生商量，吴先生大力鼓励我去，并且主动提出借给我三五百美元，以帮助我解决经济困难。在当时，三五百美元是一笔巨款。虽然我谢绝了他借钱给我的好意，但是我依然非常感谢他的厚爱。在他的鼓励下，我下决心去。这也开了为我日后往来太平洋教书的先河。

　　我后来在美国工作，1993年决定回国，但是希望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在吴先生和方行先生等前辈的指导下工作。吴、方先生为此积极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使得我终于如愿来到经济所。在经济所工作的几年中，有机会得更多地拜见吴先生。

　　在经济所工作的五年期间，有幸和吴先生更多见面，更深入地讨论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吴先生虽然是一代宗师，但是在学术问题的探讨上却完全采取平等的态度。因此我们后辈在吴府上与吴先生可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即使是与他观点相悖的看法，也可以直言不讳，提出讨论。

　　1995年，在上海举行举行了一次中国经济史会议。会上我提交了一份题为《现代中国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论文，对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提出质疑，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这篇文章后改名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刊出于《读书》杂志1996年第8期。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外读者的热烈回应，《读书》随后发表了数篇看法各异的读者（包括黄仁宇先生）的来信，成为一时讨论的热点。

　　众所周知，吴先生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方面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研究代表了此项研究的最高水平。他读了我的文章后，和我进行了讨论，明确表示以往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事实上许多是市场问题，因此以后应当强调的是市场经济研究，而非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他后来在学术会议上也提出了这个看法，说自己将不再使用资本主义萌芽这样的词汇。他的这种做法，不仅表现了他晚年思想活跃不减往昔，而且更表现了他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大智大勇，如果自己“觉今以而昨非”，那么就不惜公开改变的观点。这是何等令人崇敬的学者本色啊！

　　我后来从社科院到了清华，仍然继续得到他的指教和关爱。每逢节日或者从出国回来，都去吴府拜见吴先生，他也经常留我便饭，借以畅谈。每到那里，总见他在阅读新出的西方学术著作，手不释卷，兴趣盎然；或者是在奋力笔耕，孜孜不倦，新见叠出。他到了八十多岁高龄还学习使用电脑，不久即能上网查阅资料，并和后辈同电邮。这使我非常吃惊，也非常高兴，因为这表现了他依然生气勃勃，心理上仍然年轻，充满活力。

　　今年六月，我从香港回北京。听说吴先生身体欠佳，于是立即去探望。彼时他已十分衰弱，但是见到我非常高兴，交谈达半个小时之久。他还想多谈，但是我怕他过劳，遂告辞而去。不意这竟是与他的最后一面。两周之后，我在上海得到噩耗，吴先生已驾鹤西去，留给我无尽的哀伤和思念。

　　1997年吴先生八秩大寿时，我写了一篇《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向大众介绍这位学界的传奇人物。文章中说：吴先生“本是性情中人，无论投身何种事业，都充满为追求真而献身的热情。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治学中达到‘不以物喜，和以己悲’的境界。……尽管年事已高，又经历了悼亡、丧子等人生不幸，但吴先生在精神上依然年轻，不减当年”。这就是我心中的吴先生的完整形象：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个真正的人。我有幸遇到这位名师，是我一生的福气。他给了我宝贵的教诲和深切的关爱，是我在学问与人生道路上的引导与动力。对他的恩德，我是永远感激不尽的。1990年代初，台湾联经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博士论文《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④]；1998年我的英文专著《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620-1850》完成[⑤]。吴先生为此二书写了序言，对我多所勉励。这些序言，今天也成为他和我之间的三十余年的师生之谊的永久纪念。

注释：

[①]此文后来以《论封建社会中的个体经济》为题，刊于《漳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②]吴先生与家父在抗战时期都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曾有两年的同学之谊。毕业后，吴先生去了美国，遂断了联系。到了解放后，吴先生被安排到中央外资企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主要从事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工作，与家父在研究方面的联系不多，加之他们各自在北京、昆明，相距遥远，因此竟然是数十年未能相见。到了“文革”之后，吴先生关于经济史的文章不断刊出，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家父在昆明也读到了一些，深为赞佩，告诉我要特别注意学习。因此虽然一直没有机会拜识吴先生，但我对吴先生的学问早已“心向往之”了。

[③]这些译文，后来经整理，与王湘云博士翻译的上、中两编，成为一个全译本。后来一直等伊懋可先生校阅，但他因为事冗，至今尚未完成校阅。

[④]该书经刘翠溶教授审阅通过，并提出详细意见。但是后来拖到2002年方刊出。

[⑤]该书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The Macmillan Press Ltd., Houndmills, England） 与美国圣马丁出版公司（St. Martin’s Press, Inc. , New York, USA）于1998年刊出。

　　吴老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犹在耳边眼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正值我国重返“科学的春天”。在百废俱兴、欣欣向荣的社会科学舞台上，经济史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者的重视与关注。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用什么样的方法指导经济史的研究与写作？不同研究背景、理论背景与学业基础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些甚至是相抵的。在这种情况下，吴承明先生作为具有经济学与历史学双重学业基础、学术功底深厚，通晓东西方经济理论与古今中外历史、学术研究与实践经验兼备的学者，在学科发展的重要时刻重提“史无定法”。它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史学领域研究方法的著名论断，为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拓宽了征途，指明了方向。30年来，这一论断被业内外学者反复阐述并身体力行，推动了经济史学园地百花齐放。

　　“史无定法”之说并非吴老首创，但是吴老在学术发展的关键时期重新提出，并非简单重复先人之言，而首先是博采众长，基于对方法论的全面认识。

　　相比较一般经济问题研究，经济史研究更加深隧、更加宽泛、内容更加丰富。吴老对经济史研究与历史研究方法作了剖析，指出经济史研究有五个层次，即历史条件、经济运行、制度、社会与思想文化。而历史研究的方法可分三个层次。一是世界观意义的方法，是从整体上指导研究的思维工具；二是认识论意义的方法，是解释、求证、推理的思维工具,其中又分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两种；三是专业和技术研究方法，如社会学方法、经济学方法、计量学方法、比较研究法等。经济史的五个层次与历史学方法的三个层次如何有机结合，运作得当？是经济史研究须臾难以回避的问题。吴老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与比较分析。

　　他指出，经济史首先是史，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真实，史料考证是治史之本，实证不可须臾或离。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吴老主张应作实证判断的和规范判断两种判断。实证判断要把所论的事情严格地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以今论古，规范判断要写在后面，是用今人的价值观来评论古人的历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够的谦虚，因为今人的价值观也有局限性。

　　其次，经济史要研究经济层面。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经济如何运行的，以及它的运行机制与效果。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往往与历史相悖。这种现象无法改变，只能补救，即用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空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到分析方法的作用。

　　第三，经济史要研究制度层面。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制度下运行的，制度有稳定性，也有变迁。制度变迁总体是不可逆的，反映了历史的进步，但也会出现反复和逆流，造成经济衰退。制度经济学认为，先有制度后有经济发展。吴老辩证地指出，制度是由于经济发展引起的。马克思主义注重研究制度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曾指出：交往扩大了生产。吴老认为：其实什么制度都是诱导出来的。

　　第四是社会变革层面。在吴老看来起制衡作用。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创新往往不能持久，如果某项制度违背了民族传统则不会成功，坚持不下去；另一方面是先导作用，即历史上的启蒙，启蒙运动是文化运动引起的社会变迁，如“五四运动”。经济史也不是线性发展的，吴老因此赞同结构主义整体史观。

　　第五是文化思想层面。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要受思想文化制衡。文化思想变迁与经济变迁并非如影随形，因此必须破除经济决定论。

　　吴老所言“史无定法”，不仅因为方法有层次之分，而且认为要视研究对象采用不同方法，不同的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吴老高度评价马克思以及近当代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的一些精辟论断，来说明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作用。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实践的抽象不同于意识形态（哲学）的抽象，“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决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法，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J.A.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这是因为经济学本是一门历史科学，也因此，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它的“历史相对性”。熊彼特在解释这个问题时说，除了经济学家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兴趣和态度”有所不同外，重要的是我们使用的材料不能超过我们占有的材料，因此在进一步发现的前面，我们原有的成果一部或全部也许站不住脚。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与地位，有了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为了经济史学园地百花齐放，吴老饱览经典，旁征博引，对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作了大量的例证分析与比较。包括(1)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2)历史唯物主义；(3)经济计量学方法；(4)发展经济学方法:(5)区域论和周期论:(6)社会学方法；(7)系统论方法等等。

　　吴老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他认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不只是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研究的是一个未知领域或未决问题，不如把它看作方法。这是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规律虽是客观存在，但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别的学科来说，可用作逻辑论证，但对研究历史却不能这样。如五种生产方式，可称为社会发展规律，但具体研究某民族历史时，缺奴隶社会者有之，缺封建社会者有之，缺资本主义社会者更有之。这些“缺”正是研究的目的。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这种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的核心，也是在实践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历史辩证法。吴老认为，钱学森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相并列，很有见地。由于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分成两门课，过去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很少讲辩证法，而把国家、阶级、阶级斗争当作主要内容。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这是1879年马克思发出的一个指挥革命行动的通告中说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恩格斯于1893年对此提出“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修正[①]。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因此，一要承认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如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等可以分别研究。二要有整体观、系统观。研究经济史也要看到政治、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不能摆出一副“我是基础、我决定你”的架势。“归根到底”是经济，但在一事一物上却未必。三要辩证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是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反作用”其实就是作用。

　　结构学派认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在于结构的合理，否则比例失调，产生危机。吴老赞成结构主义整体史观。因为经济发展是非线性的，并指出这一点对分析中国问题尤其重要。他赞同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提出的研究经济史要有三个基本功：历史、统计与经济理论，最重要的还是历史，若无史感则不能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的包括当代经济。历史感或修养对个人的判断能力影响很深刻。

　　吴老高度评价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他认为，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论从史出”，是我们的好传统。但单靠文献学、考据学方法亦有其弊。正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②]这就不是论从史出，而是史随论走了。因此，史料愈多，愈要有科学的驾驭史料的方法。这方法首先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吴老有20余年经济工作的经历，开始研究经济史时，在作经济理论分析的同时也作计量分析。经过一段研究之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感到计量分析需要假设许多不变的条件，如假定价格不变、制度不变等等。这与历史不符。他从实际工作与经济史研究结合的角度总结出：计量方法是需要的，能够计量的要用计量。用计量方法可以进行定性分析，但不要从计量中创新观点。计量学用于现实经济，目的在设定最佳模式，选出最佳方案。用于历史则不行。历史不能选择，也不能假设。定量分析可避免概念模糊、夸大、以局部作总结等弊病。但应用最多的是拿它检验已有的论点或设想是否正确。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定量的，都应定量，不能定量的，也尽可能找出相对的数量概念。反之，欲用相关分析推导出新的结论，则须慎重。若迷信数字，必致失误。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的，注重长期趋势。吴老认为它的方法以至一些论点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能有所借鉴。发展经济学的共同特点是注重比较方法。20世纪60年代以前多是与英美等国的工业化过程相比较，一如过去史学界的西欧中心论。用这些模式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不得要领。不过，我们过去的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对资本、劳动注意不够，在这方面与外国工业化过程作对比仍是有益的。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能只研究本国，需要研究对方。吴老认为，比较经济学方法不是比较两个孤立的国家，而是要研究两者的相互类系。发展经济学中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如非均衡发展、发展阶段论、周期论等。这些理论不只从不发达国家出发，是从整个经济史立论的。

　　吴老重视区域论和周期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历史发展非直线，有盛有衰就是周期。事物发展从量变到质变形成阶段。这样去研究经济史比用断代史的方法好，因经济发展往往是朝代断不开的。吴老觉得“阶段”比“周期”的提法更好。不过，西方的周期论一般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因而所得结论并不确切。

　　吴老将涉及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的关于收入结构学派、功能和行为学说等社会学说，视为经济学的分支。他认为社会学就方法论基本特点有三：第一，它认为每个民族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发展也非同一道路。这就摆脱了“西欧中心论”，不去套西方工业化模式，而注意各民族、地区特点的比较研究，因而有“空间史学”之称。第二，它重视“底层”即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作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扩大了研究领域。第三，它非常重视社会调查，积累了一套科学调查方法。

　　系统论方法包括控制论和信息论，是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吴老认为用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许多原理本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到过的。在我国的一些论述中，有些是讲系统论的一些原则，如整体观、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互作用、功能、行为等，探讨这些原则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但目前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的，除一些年代、人口数字外，都不计量，没有一个数学模型，这就失去了系统论的光辉。在数据不足时，也可不建立数学模型，先建立物理模型，作定性分析，但目的是为将来进入定量分析。但在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时，连物理模型也难建立。因而所谓相互关系、功能、结构等，还是一些概念，看不出方向、时序、质和量。在论及各种力量时，只能用集中、分散、增强、减弱等来表示。系统论方法既是计量，前面谈经济计量学方法的一些缺点它也都存在。系统论的方法比经济史的研究进步更快。例如现在我们说的还是“老三论”，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已经出世了。

　　吴老把方法的创新看得十分重。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把近代早期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较早实现工业化归之于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而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在停滞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发生的变化则是西方的冲击引起的，即所谓“西欧中心论”和“冲击—回应”范式。近二三十年，兴起了反对这种观点的思潮，并渐形成巨流。吴老对此十分重视。

　　在吴老去世周年之际，重新学习与回顾他多年为振兴经济史学科对方法论的研究和谆谆教导，令人产生新的受益与感悟。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得到迅速普及和传播，对于中国向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萌起，发挥了促进作用。相对而言，中国和外国经济史研究要冷清和滞后许多。30余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要求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问世并领航中国经济时，中外经济史教学与研究滞后的问题就逐渐凸现了。经济史与经济学存在着“源”与“流”的辩证关系。今天我们对经济史上的许多事物还不清楚，或不很清楚，还需要作专题、阶段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传统的方法，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的方法，仍是第一位的。动态的研究，也要以史料为基础，不能单靠逻辑思维或计算机给出答案，要有文献的证明。近年来，一批经济史研究人员为了弥补史料、文献的不足，作了大量艰苦的基础工作，但与深入研究的需求比较，还很不够。不仅如此，对于已经发掘的史料，研究也很不足。在新的形势下，吴老提出的“史无定法”的包容理念，不仅为经济史研究开辟航道，打开思路，促进经济史研究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而且启示我等后学者，经济史研究是一个多么有趣、多么广阔的天地，有大量尚待开垦的荒垣，可以从各个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多手段进入，取此法之长，补它法之短，通过不懈努力，定能收获硕果。

　　我们将努力开拓耕耘，以新的成果告慰吴老！

注释：

[①]恩格斯晚年，在1893年给弗·梅林的信中说，马克思和他当初是着重从经济基础中“探索出”政治、法权等观念的，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当时是批判黑格尔等唯心主义。但也因此犯了个错误，即忽视各种思想领域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并在历史上起作用。因而他提出“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修正。次年，在给符·博尔乌斯的信中全面发挥了这一点：首先，经济基础不仅是经济关系，而是包括全部技术装备和地理环境。其次，“并不只有经济状况才足原因”，政治和意识形态都互相影响。同时，经济并不是自发起作用，而是经过人的决策，“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原来，1890年他就提出历史是由人们的意志“合力”创造的理论，而人们的意志是由生活条件决定的。

[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733页。

　　在去年那个闷热难熬的八月，几经犹豫后我还是决定应邀撰写关于不久前辞世的吴承明先生的学问人生。尽管此前也为之写过两文[①]，还是担心自己因先生离去的悲痛昏昏沉沉，而且时间很紧恐难完成这篇长文，更怕能力学养不逮无法全面、准确地写好先生一生的坎坷光辉与博大精深。不过，好在最终还是按时交了稿，刊出后也产生一些反响。

　　时光荏苒，先生离开我们快一年了；掩卷追思，他留给了我们许多珍贵的精神财富。这当中，“史无定法”与“识人唯长”或许是他治学与为人最精当的高度概括，而且两者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一

　　一般说来，“史无定法”可视为吴先生力倡的治学方法，在他的许多论著中都有相关阐述。这的确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而且更具内涵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和影响。诚然，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吴先生也指出），我记得清人章学诚曾就“史家之绝唱”的司马迁《史记》，提出“迁《史》不可为定法”之论。[②]今人用此说的更多，如谈陈寅恪之学有“诗无定式，史无定法”之说；余英时在其流传甚广的《怎样读中国书》中，说他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现在也可以扩大为“读书无定法”。至于什么是“史无定法”，说法就更多了，如“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或者“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解读方式”、“历史是需要不断解读的”等等；还有学者专就经济史学解读吴先生所论“史无定法”，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的看法是——既然“无定法”，也就不求诠释一致。关键是，应根据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及可用资料来选择适用的方法，注重其特有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并加以修正、调整或再用另外方法。

　　20多年来，我有幸时常得到吴先生的教诲（他称为“切磋”），深感“史无定法”在其方法论中之重要，而且他是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这一宏大架构中概述和不断完善此论的。回溯先生阐发此论的轨迹，或许会有更多启迪。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出访东京大学时就注重各种研究方法问题，特别是西方研究经济史学的动向。80年代中期国际学界的顶级学者们在方法论方面显现出极高的热忱，1984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acial and Temporal Trends and Cycl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980—1980”，主持人是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和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出席的有诺斯（DouglassC.North）、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马若孟（Ramon　Myers）、罗斯基（Thomas　Rawski）、白吉尔（Marie-Clair　Bergere）、贾永吉（Michel　Cartier）、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斯波义信及王业键、李中清、王国斌、刘翠溶等名家。不难看出会议名称本身就是个方法论命题，吴先生应邀与会并发言提出“史无定法”，即“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无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会后，他在中国社科院和上海社科院都讲授国外的观点和方法，听众大开眼界。

　　接下来，1986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聘先生为客座教授，他得与海外许多学者深入交流，都涉及经济史研究的方法，深感收获甚丰。同年底，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在会上先生讲《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开篇即谈“史无定法”，进而详述七类研究方法。此杂谈颇受重视，几种刊物索稿发表。此后，罗斯基组织Workshop　and　Conference　on　Economic　Methods　for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辑其成果8篇论文出版Economics　and　Historian，先生对此很看重，方法论研究愈加深化。到1992年，他发表了著名长文《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杂谈”基础上阐述其系统性方法论研究，其重申“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不同，采用不同方法”，可谓“大道至简”的点睛之论。再后来，先生经过更为深入的理论拓进，发表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③]，提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此文不仅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而且成为学术经典流传至广。先生的“史无定法”与“源流之说”等理论方法和科研成果，不仅凝聚成为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丰碑，而且广为后学所领悟、引用和传播。他的这些论点，不仅为学人治学提供了具体的方法，更引导大家改变长期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并倡导中国学者要具有世界眼光，成为追求科学与真理的正确方向和良好风尚。

　　我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理解，尤其是先生言传身教之耳濡目染，认识到其“史无定法”论精深而博大，不仅根植于中国传统学术深基，更是其注重国际学界新动向、在与海外顶尖学者的交流中不断完善的。故而，他总能站在学术之巅，为中国经济史学执旗导向！我感到先生的“史无定法”本身就是一种“法”，或可概述为“非一”——即“不绝对”。这不仅包括“条条道路通罗马”，而且“罗马”也不是只有一个或一成不变。这既有一般理解的方法多样性，也蕴涵着不断地发展与创新。我多次谈到先生凸显一个“新”字，从治学到为人，甚至喝酒吃菜均不拘一格。他常说自己老了，知识会落伍，最怕思想僵化，于是很注意接受新生事物，对国际国内的新动向十分上心，并一直保持着那份纯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直到辞世前不久，还在他的微博上写下“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全要素分析方法的文章”——我不知道94岁的人谁还开微博。

　　值得注意的是，先生的“求新”和“不绝对”在他生活的时代是相当难的。大家都习惯了太多的“一”（一个思想、唯一真理、甲是必乙非等等），真能“非一”谈何容易！不过，先生不同，这或可从其“家渊”、“学脉”和“思源”三方面来看。首先，他的家世不一般。考其曾祖一辈曾任内阁中书，博学多才“研讨经世之学”，且与同文馆西学教习交往，并得曾纪泽、李鸿章等赞，辛亥时敦促浙军起义，以“思寡过”名书斋——可见先生之“求新”家渊。其次，他读大学就“非一”，入北洋、清华、北大、西南联大四校，历工、理、经、史四科；特别是他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导师克拉克（J.B.Clark）就不赞成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兼修诸科和学派并存的“学脉”，成就了先生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和思维逻辑直至终生。再次，先生十分在意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源”养分，他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自勉，无新不著文、不发言，以往的成果也要求不断修正与时俱进。

二

　　可以说，治学也是为人的一种折射。秉持创新意识和开放心态的吴先生说过：“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而应‘史无定法’，吸取各家之长。”这一“吸取各家之长”，即是他治学“史无定法”的最好诠释，也是他为人处事“识人唯长”的真实写照。其实，“识人唯长”这四个字是我臆造的，在他逝世后为之撰写的生平中，我觉得用这四个字概述他看人只看长处的仁厚品格与大家风范最为贴切。

　　“识人唯长”实际上也是很不容易的！我对此深有体会。学者的职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相反，往往看到的是他人之不足——做研究就是做他人未做或做错、或不足的，从而很容易孤芳自赏，甚至否定他人。即便是大家也不乏贬低别人者，即使是谦逊的人也很难多看他人长处，习惯的思维定势限制着人们博采众长。但先生不然，他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他多次与我谈及“长江后浪推前浪”，常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后学的长处，给予高度重视充分肯定，并以之修正自己的观点。如他曾在《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文中，自责回避17世纪的“低谷”是“逃避”、是“可耻的”[④]，律己之严着实感人！他待人却很宽厚，看人主要看优点，看别人的研究也重在其长处。他指出“谁也不能穷尽历史，每种历史认识都有它的相对性和局限性；随着知识积累和时代思潮的演进，又会有新的认识、新的观点出现。”

　　因此讨论历史问题要用孔德的“实证精神”，肯定自己但不否定别人，特别是古人，因为古人有那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主张不同论点可以各讲各的，不必非让别人接受自己，更不要以己非人。这并不是说他不讲原则，他的原则就是要“言之成理”！不少人都知道先生主张考察学术不应以观点为据，包括学生写博士论文，只要持之有故不求观点一致。先生对培养研究生很重视，认为年轻人思想活跃，可以“教学相长”促进自己更新。我一直请他担纲我培养博士生的导师组，90高龄后还坚持为我招生阅卷，他很注意学生的长处，每每指出其中稍有见识之处，很令我感动。他提出“学术研究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各有其特点，才能互相补充、互相切磋。”反复重申应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史坛才能一片繁荣——这，才是真正的大家！

　　可先生不认为自己是“大家”、“大师”、“泰斗”等，他留给自己后人的话中自称是“小人物”，做的是“小事情”，他的科学精神、博大襟怀与谦逊态度，令人肃然起敬，引为终身楷模。他被公认为忠厚长者，许多人出国、答辩、评奖、升职、出书都得到过先生的指导、扶掖和帮助，这不仅因他敦厚友善成人之美，更是其为人秉持“识人唯长”所致。仅举我印象很深的两例——有位本系毕业的硕士晋升教授两年后，还来报考吴先生的博士生，他和我说过这是其夙愿，我也很赞成。当时已年过80的先生，对其治学的长处很肯定，评价是“学有专长，著作甚丰”，千方百计希望助之“圆梦”，却最终未能成功，先生每提及不无遗憾；然而该教授虽未考取博士生，不久却晋升成为博导，先生就是推荐人——此即“没成博士，却作博导”的事例。再举一例。1996年我被聘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学术职称评委，职称评定历来竞争相当激烈，而且当时许多要晋升研究员的学者都年长我许多，自己压力很大。在如何看待和评价别人的研究方面，我得到先生若干谆谆教诲。有一位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学者申请晋升研究员，研究所要我负责评介其研究材料，为了能够帮助这位学者，我介绍其拜访请教吴先生，并请先生为其著作撰写序言。先生看过相关材料后，对我所谈该学者研究的独到之处充分肯定，并热情帮助这位素昧平生的学者。为了写好专业性很强的专著序言，先生查阅了许多资料并反复与我交谈，成稿之后又多次征求我的意见才定稿。序言条分缕析此研究的长处，特别指出：“作者治史的方法，即档案文书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我认为是极好的，应当提倡和推广。”序言刊出之后受到学界重视，《新华文摘》予以转载，作者感言其“深受教益”、“惠及永远”。

　　得到先生恩惠的人还有很多，我就是一个。从1985年开始上他的课，到1988年博士论文答辩；从多少次开会听他发言讲话，到数不清的把盏问学促膝长谈……特别是近20年来我与先生同住一栋楼，时时面聆学术教诲，经常得到生活关照，其治学与为人的点点滴滴，都深深铭刻在我心中永难忘怀！他在离去前几天，拉着我的手说：“这么多年来，你帮了我很多忙，可现在我不能帮你了……”这声音久久地在我耳边回荡，让我心欲碎泪长流。我因故无法为他送行，托其家人代我送了一个鲜花花圈。前些天，我突然看到先生在楼前由家人推着的轮椅里，他看到我发懵，就说：“你为什么难过？我没事啊！就是她们接我去住了几天。”多希望这是真的！可惜梦还是被不觉而出的泪水惊醒。眼下，海棠花溪已是繁花似锦[⑤]，可先生再不能一起去看花了，我凝眸仰望随风摇曳的簇簇花团，相信先生一定也能闻到这阵阵淡香……

注释：

[①]长文即拙作《学贯中西古今德泽桃李同仁——吴承明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载《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9期。此文系对吴先生的家世、治学和为人较全面的述论，平面及网络媒体均有转载，敬请方家指正。此外两拙文一是《吴承明教授的经济史研究》，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6期（1998年9月）；另一是《经济学不老人》，载《经济学家茶座》第7 辑（2002年1月）。

[②]《文史通义》卷1《内篇一·书教下》。

[③]前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后文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④]我曾建议先生对这些话稍作修改，但未被采纳，直到2002年出版的《吴承明集》中还继续保留，见该书第142页。

[⑤]海棠花溪在元大都遗址公园中，先生经常到公园散步。每年4月上旬海棠花盛开，成为北京的一景。

　　吴老是我国德高望重、学术名声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史学家。他为人低调谦和，并能提携后辈。我与吴老相识受其教诲，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那是由经君健教授负责主持的有关商业史问题的小型研讨会上，大概是会议的最后一天，组织者敦请吴老给大家讲讲话（题目已忘）。会前，我走到他跟前致意。吴老客气地说：知道，知道。接着又说：头年我去美国作学术访问，带了些书去，其中你的一篇文章受到他们的注意，抢着进行复印。吴老说的文章，是指我刊登在1985年《平准学刊》第1期上的《清代粮食贸易》。在此之后，我与吴老的接触机会不少，但主要限于各种学术会议场合，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我们一道搬进安贞桥宿舍，他家5层，我家l6层，同在一栋楼，所以见面的机会多，聊的话题也更广了。

　　当时，我和我的家人，都把吴老看成是可亲可敬的长辈，每逢年节和吴老生日，都到他家拜年或奉上蛋糕、寿桃之类表示庆贺，而吴老碰到有学生、好友送来的可口食品，亦不忘分出一些与我们分享，两家来往多多，其乐融融。不过对我来说，更看重的是在学术上所得教益，尤其是遇到有关经济史方面的难题，我自然地想到去求教吴老。比如他曾向我解释过计量和统计两个名词含义和用法，回答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异同，还讨论过亚当·斯密理论和中国农业内卷化即过密化，以及有关方法论方面的问题。1994年，我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李中清教授合编过一本《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的书，想请人写书评，首先想到的是吴老，并得慨允，很快在《历史研究》上见到《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的宏文，从而为本书增添了名声，类似这样的事不止一件。最使我铭感难忘的，是我应全国《清史》编纂委员会之约写完《农业志》初稿后，《清史》典志组希望请吴老作权威评审。这时吴老已是93岁高龄，平时已谢绝此类请求，但当我代典志组转达诚意时，吴老还是答应了。随后，吴老不但写了详细的书面意见，还亲自打电话向我谈看法，其中特别提到全书的结构安排。他针对题目设计中有经营篇，初稿却略而不写事说：稿中既有国家政策，也谈生产、生产力，惟独省去生产关系这环节，似不完整，应该补上。我说我不缺资料，也不缺要写内容，主要是试写几次，都觉太像论文，不像志书，感到有些进退失措。吴老用鼓励的语气说，既是如此，那好办，不妨换个角度试试，不用考虑字数多少，写了再说。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思和努力，使我终于补上经营制度篇这一空缺。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由经济所李根蟠研究员牵头组织，差不多每年都会举办一两次小型学术沙龙，选择当前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吴老年纪最大，却是论坛的热情支持者和参与者，而且每次发言都散发着学术的睿智与幽默，使聆听者总能得到收获。这里顺便讲一段与会议内容无关的小插曲。时间是2001年11月的一天，一次由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后归途中的故事。下午四点来钟讨论会散场，天空苍茫，开始飘起零星的雪花。我与吴老及叶坦教授因同住在一处，相约结伴而行。为打出租我们在校fl口等了许久，但见人流夹着车流，来往不息，就是拦不下一辆空车。叶坦认为已临下班时间，若再延缓，也许会更难走，建议改乘公交。几经奋斗，3人终于挤上了车，又好不容易替吴老找了个座位，可雪愈下愈紧，道路也愈来愈拥挤，原来不到一小时的车程，足足走了两个来钟点，可要回家还得换车。这时三人站在道边，对着夜色和不断吹打的风雪，感到身子阵阵发紧。于是叶坦发话，先找饭馆加油，然后再想第二步。就这样，等到叶、我二人搀着吴老返家时，已是夜晚快九点了。这一年，吴老的岁数已过八十，我则六十挂零。只有女士叶坦尚且年轻，但很多决断都出自她，是三人中的主心骨。现在，这段往事已过去了好多年，但仍时不时地会引起我的回忆，不过后来的感觉已不是当时的担心害怕了（主要怕吴老在公交车上人挤环境太差顶不住和夜晚雪路行走摔跤），取代的是三代人相互帮助鼓励所带来的那种温馨和无限情意。

　　自我搬住安贞桥宿舍后，不时有些国外或来自台湾的客人造访。因为颇有些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比较随便，所以多由我老伴掌厨在家请吃。又因为都是同行，他们仰闻吴老大名，所以当其得知同住一楼时，都希望能够引见。于是我就恳邀吴老赏光驾临。吴老喜欢饭前小酌，怕我家没好酒，开始还常带酒而来。见面后，吴老便成了中心人物，除了要回答大家的问询，还不时地说些学术掌故，使场面热烈，余兴不断。后来，我老伴身体渐差，留客吃饭只好选择外出，那也要向吴老请教，因为他家客人多加上雅好美食，周围稍像样的饭馆几乎吃遍了，而且一有新店开张就去尝鲜，十分了解行情。吴老的回答不但具体，更不忘推荐某家哪种菜有特色，值得品味，我们循着指点，的确屡试不爽。

　　前些年，吴老说他正在做有关中国古代历史观方面的研究。2007年初的一天，他亲自登门送来新作《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说这是他最后一本书。实际上，此后我每去拜访，仍见他不是在查资料，就是趴在电脑前写些什么，依然没有闲暇。记得有一次，我与吴老聊起当前出版的回忆性作品。他说他也看过一些，感觉其间颇有所谈的人和事，与他当时听到看到的不大一样。我知道吴老在上个世纪30年代清华、北大上学时，面对时局，热情参与爱国救亡活动，在一二·九运动中是作出过贡献的。随后他参加战地服务团，迨西南联大成立复学，再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也有很多见闻。新中国成立后，吴老举家由上海迁至北京，供职于中央外资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并从事有关研究，直至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其如此多彩的人生中，他遇到了太多的人和事，所以当看到有人在记叙那时的事实时，很自然地会与自己听到看到的联系一起，考究其中的是非曲直。其实，谈到这段历史，论时间不及百年，或仅几十年，但因各人立场和着眼点不同，即使亲身经历，在论及时也会显示差异。何况有的凭依是二三手资料，加上还有出于为亲者讳或为亲者颂，于有意和无意间掺杂些不着边际的内容，说明即使私人回忆也常有疏忽差漏，要把回忆变成信史，同样要作考释鉴定。吴老本来就是做史的，是个严谨的学者。他以亲身经历说出那样的话，更使我觉得有必要让其留下这些记忆，以便后人能从比较中还原历史的真实。不过，当我向吴老直告劝写时，他只微笑不语。据后来叶坦讲，吴老的确是在写，不过只是留给家人的生平纪实，并无发表意向。

　　去年5月，我的一本被出版社拖了好多年的《中国妇女通史·清代卷》出版，6月接到样书，便呈送吴老请求指教。那时他身体已经不好，但表示很有兴趣看。不久得知他住进安贞医院，我与老伴同往探视，他一见面就说我的书，我怕他太累，有意扯往轻松的话题。待吴老仙逝，他小女儿吴洪教授见告，她爸在病中确实在看这本书，而且也有评议。但由于客气，吴洪传达的只是好话。未能亲自倾听吴老的意见，并一起作讨论，这对我应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就人生而言，生老病死，那是每位必然要经历的，但对像吴老这样谦虚、品格又好的硕学者，人们总希望他长寿、更长寿些，期盼能给大家多留下些思想文化的遗产。这也是我每当回忆起他时，总是感到遗憾的原因。吴老，我们想着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00732）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

　　我向吴承明先生当面请教始于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此后与吴老的交往就多了，向吴老请教的问题多不胜数，这里仅谈几点印象最深的。

　　任何政策都应在特定的历史中看。关于如何认识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难题之一，也是社会科学界对新中国历史最关注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当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亲历者吴老曾在中央财经委工作，他对此有三点令人印象颇深的看法。一是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提出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怎样才能突破“贫困陷阱”，即通过高积累来填补“资金缺口”。二是当时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很多，唯一的有利条件就是有一个强大、高效、廉洁的政府。所以中国选择强大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通过政府之手来提高积累，并在低消费水平上保障均等消费，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比较好的选择。至于走过头了，那当然不行，因为过犹不及。三是什么体制、什么政策都必须放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条件下去看，没有适合一切时代、所有发展水平和无条件的绝对好、绝对坏。而这一点正符合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许多经济问题不能“就经济讲经济”。关于新中国农民负担过重，是经济学界经常批评的问题。吴老一方面承认农民负担很重，但是他同时认为，在工业化初期，几乎所有的国家农民负担都很重，即使是那些可以通过对外战争来掠夺财富的国家，例如当年的日本、德国以及英国。因为工业化不仅使工业利润远高于农业，从而从农业和农村吸走剩余利润，而且会刺激统治阶级的消费，加大对农民的榨取。只是来自农业的积累，在中国完全是通过政府转移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则是通过地租和商业资本来进行的。另外，其用途也不一样，中国完全用于工业化和国家资本积累，而资本主义国家则部分用于私人资本积累，部分被地主、资本家消费了。

　　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不能被跨越。吴老晚年的研究兴趣转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和市场。他的这一转向更多地是由于时代的需要，即与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取向有关。吴老曾经多次对我讲，看来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但是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是不能跨越的，它是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产物。吴老还指出，不能低估中国明清时期的市场发展水平，中国的大一统政权在明清时期不断加强，其中就有市场经济的支撑和需要。从明清时期看，市场交易已经深入到产权处置的深度。这种土地资源的配置高度市场化，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之一。因此，仅仅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忽视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准确把握中国的古代文明为什么会如此灿烂，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何以长久不衰，甚至越来越强化。

　　“通”和“变”：治学的方法和眼界。吴老所强调的“通”，就经济史专业本身来说，包括三个意思：一是通古今之变，二是通中外之别，三是通名实之异。吴老认为，现在强调专业、深入是对的，除去浮躁之风自不必说，就目前真正愿意做学问的人来说，要求“专”已经不成问题了，并且有越做越细的趋势，这就更需要强调大视野和博学。

　　吴老强调的“变”，是指万物都是在变的，时空在变，事物本身也在变。除了要有动的眼光和思维外，不能静止地看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了解和把握“变”的本质、形态、条件以及变与不变的关系。研究历史尤其如此。

　　吴老强调，“更注意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研究历史现象，而主要不是依靠归纳法，应该学会运用最新最好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问题。”“我的特点大概与我的经历有关系，先是学习历史学，然后又转到学习经济学，又在实际经济部门工作过，最后转到搞经济史，因此比较注意理论和方法，注意将文献与实际经验和感受相结合。”他又说，“搞历史研究的，一定至少要有一门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做基础，才好深入。例如研究经济史的，最好懂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仅仅靠历史学的方法，靠史料的积累和考据往往事倍功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2011年12月20日08: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