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铁路联运制度；运输业；华北

　　【作者简介】熊亚平，历史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安宝，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滨海学院讲师。天津，300071。

　　铁路作为一项近代技术引入中国后，发展环境十分严峻。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建设资金的匮乏，迫使清政府将“借款筑路”定为一项重要政策。此项政策实施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近代中国铁路运营制度的混乱，“英资创办之沪杭甬、京沪及北宁三路与津浦南段一部，一切制度，悉以英制为依归，而法款之平汉陇海正太皆以法制为标准；胶济与津浦北段悉以德制为循规”[1]。与之相应，中国政府在铁路管理上推行了“因线设局”的政策。这种局面的形成，使近代中国铁路在运营和管理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既不利于各地区间的物资运送和经济交流，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铁路运输业的发展。于是，实现铁路运营管理制度的统一，便成为晚清、民国时期政府努力的方向之一。由于先前的研究成果或侧重于制度（运价制度、联运制度、行车制度、会计制度、管理制度等）本身发展状况的探讨[2]，或着重于强调西方列强对中国铁路路权的控制[3]，着力于分析制度与铁路运输业发展之间关系的成果尚不多见。又由于“铁道联运，实为达到全国各路统一之最良媒介”[4]，因此，本文将以1913～1933年间的华北各铁路为中心，通过考察国内铁路联运制度的创立、完善、实施以及对铁路运输业发展[5]的影响，从一个方面揭示制度创新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

　　所谓联运，是指“经过两路以上之运送而达到迄站之运输也”[6]。而所谓的铁路联运制度，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联运制度，是指《京汉京奉京张津浦沪宁五路联络运输条例》、《联运车站章程》以及联运价章等各项联运规章制度；广义的铁路联运制度，则不仅包括上述规章制度，还包含因联运需要而创立的联运会议、联运事务处等机构的组织制度，如与联运会议相关的《国有铁路联运会议议事规则》、《国有铁路联运会议章程》，与联运事务处相关的《铁路联运事务处章程》、《交通部铁路联运事务处清算所会计章程》等。就近代中国铁路联运制度创立和推行的情况而言，广义的联运制度，更符合实际[7]。

　　国内铁路联运制度在清末民初的建立，与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环境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一，铁路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晚清政府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于是借款筑路便成必然之举。通过借款这一途径，各债权国逐渐控制了诸铁路的管理权和用人权，并将该国的铁路行车制度、运价制度、货物分等制度、会计制度等移植到中国，最终形成了“平汉从法制，北宁从英制，正太从比制，胶济始从德制、后从日制”的铁路运营制度[8]。在这种运营制度下，旅客经过两条铁路必须购买两次车票，经过三路或四路则必须购三次或四次车票，每到一个联轨站，必须倒一次车；货物不仅每路都要重新办理托运，另起货票，而且每到一个联轨站，也要将货物卸下，再装于接运路之货车。这样的运营制度既增加了装卸费用，又延长了运输时间，增加了运输成本，给商人带来种种不便，阻碍铁路运输业的发展。而联运制度则有助于弥补上述缺憾，“运价减少，可以低廉货物成本，实为货商最注意之点，装卸经济，减少货物之损失，运送之迅速，可以达到良好市场。此三者联运业务，皆具备也”[9]。其二，晚清时．期，李鸿章等洋务派倡建铁路的首要目标，在于巩固国防，而铁路运营管理制度上的各自为政既与此相悖，更有碍政令畅通，不利于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于是，建立国内铁路联运制度就成为统一中国铁路运营管理制度的“唯一途径”。其三，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旅客运输与货物运输与日俱增，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铁路联运日益发展，中、日、俄等国先后加入国际铁路联运，为中国国内铁路联运制度的建立提供参照对象和经验。其四，中国铁路建设虽然始于1881年的唐（山）胥（各庄）铁路，但直到清末民初才逐步联结成网。其中1905年竣工的京汉铁路沟通了京奉、京绥、正太、（汴洛）陇海等路，1912年通车的津浦又使胶济、沪宁、沪杭甬、陇海等路连为一体，由此使大范围铁路联运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

　　尽管中国国内铁路联运制度正式创立于1913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国内联运会议（五路联运会议），但此前实施的国际铁路联运制度和国内某些铁路之间的联运办法，却已为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早在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国和日本在“会议东省事宜之时，即订有附约七款，规定中日之铁路联络运输，然因种稀关系，未即试办，此为国际铁路联运之最始渊源簟亦国内联运举办之先兆也。”[10]次年（1906年），京汉、道清两条铁路召开会议，通过互通车辆办法，呈请督办唐绍仪批准实行。其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凡道清路运货至新乡转入京汉路，南至郑州，北至彰德，均用道清路车辆，由京汉路付给道清路车租；二是如果道清路所运货物必须过彰德以北或郑州以南，则由京汉路空车至道清路各站装运，由道清路付给京汉路车租[11]。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京奉、京汉、京张三路开始互通车辆。宣统元年（1909年），中日双方议定京奉与南满铁路联运营业合同16条，但未施行[12]。同年，京汉、京奉、京张三铁路召开会，拟发售联运货票，使三铁路货车可直接通行至两路接轨之处，无须另卸另装，但未得到邮传部批准。民国元年（1912年）4月，京奉、京汉、京张三条铁路曾施行直达客货运输[13]。民国2年（1913年）4月，京奉铁路与日本铁道院订立中日旅客联运合同，定于当年10月1日实行。同年6月，交通部派代表参加莫斯科国际铁路联运会议，议决“中国北部铁路加入西伯利亚万国通车之列”[14]。

　　在国际铁路联运制度建立和实施过程中，国内铁路仅有京奉一条铁路参与，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旅行人士咸感不便”[15]。于是在交通部饬令下，京汉、京奉、京张、津浦、沪宁五路选派代表于1913年10月在天津京奉铁路管理局召开第一次国内联运会议。会议通过《京汉京奉京张津浦沪宁五路联络运输条例》32条、联运票计算办法、制定联运价单、规定车站洋文名称办法以及会后由联运会计会议议定的簿记单据细则等具体措施[16]。这次会议标志着国内铁路联运制度正式创立。

　　1913～I931年间，国内铁路联运制度虽曾一度因政局动荡而中止执行，但就总体而言，仍然在三个方面有较大改善：其一，通过召开联运会议不断修改和完善联运制度。1913～1918年间每年召开一次（第1至6次）联运会议，地点为加入联运的五个铁路管理局；1919～1923年间每年召开一次（第7至12次），地点为北京交通部；1925年在天津京奉铁路管理局召开第十三次会议；1928年在南京铁道部召开第十四次会议；1931年在南京铁道部召开第十五次联运会议。上述联运会议的中心议题为某路加入联运、联运车站之规定、货物联运问题等。会议议决通过的部分规章制度得到了有效执行，从而使联运制度得以不断完善。其二，完善了联运会议的组织制度。由于联运会议在联运制度建设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一切联运业务之兴革，悉由此会主持”，因此，强化联运会议的制度性规定十分必要。为此，先后于民国9年（1920年）和民国10年（1921年）公布了《国有铁路联运会议议事规则》和《国有铁路联运会议章程》，前者对与会人员、表决权、会议主席权限以及决议案通过等事项做了明确规定；后者对会议名称、会议职能、会议日期及地点、与会人员、会议主席、决议案处理等事项做了详细规定。这些规定在有助于完善联运会议的同时，强化了交通部和铁道部（通过联运处处长和副处长）在联运制度制定过程中的发言权[17]。其三，建立和完善了铁路联运事务处（联运处）的相关制度。早在联运制度创立初期，参加联运的各路管理当局已经认识到有必要设立一个中央机关，执行联运事务、编印联运价目表、谋求发展联运业务。其后虽然采取了以五年为期，各路管理当局轮流管理的办法，但仍无法满足联运业务发展的需要。有鉴于此，交通部于1918年11月设立铁路联运事务处，办理国际国内联运事务，由路政司长兼任处长，后设副处长专管其事。联运处下设总务、国内联运、国际联运三股和清算所。铁道部成立后，将铁路联运事务处改为联运处，由业务司司长兼任处长，设副处长一人专司其责。联运处下设事务、清算二股，事务股专管国内国外联运事项，清算股专管清算事宜。关于联运事务处的组织和职能亦有相应的制度性规定（详后）。这些与联运会议和联运事务处（联运处）相关的规章制度，成为国内铁路联运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随着联运制度的建立和联运业务的推广，除发起创立联运制度的五路外，其余各路亦纷纷加入联运。客运方面，1914年4月仅有京汉、京奉、津浦、京绥、沪宁五路加入。南满铁路于1915年加入，沪杭甬于1917年2月加入，道清于1921年3月加入，正太于1923年4月加入，陇海、胶济于1923年8月加入，沈海等东北三省铁路于1928年后相继加入。货运方面，京汉、京奉、京绥、津浦、沪宁、沪杭甬、道清七路子1921年2月加入，正太于1922年8月加入，陇海于1925年5月加入，胶济于1931年3月加入。东北各铁路则于1929年加入[18]。

　　1932～1933年间，随着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国内铁路联运制度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1932年9月，铁道部饬令各铁路实行货物负责运输[19]，继而下令恢复国内联运。10月，津浦、沪宁、沪杭甬三路率先开办负责货物联运业务。负责运输制度与联运制度的结合，使国内铁路联运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上国内铁路联运制度创立、完善及实施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中，1913年10月第一次五路联运会议召开至1918年铁路联运事务处成立为创立阶段。此期内，各铁路管理当局逐渐发现联运不仅能够给客商提供方便，降低运输成本，而且能提高铁路运量，增加路方收益，因此或发起创立联运制度，或积极参与联运业务。“此时所谓联运业务，仅路与路间之规定也。既无固定章程，复无良善之设施，是以成效颇微”[20]。由此可见，联运制度的创立，主要是各条铁路管理当局的自发行为，作为中央铁路管理部门的交通部和铁道部并未过多介入其中，这也是国内铁路联运制度初创时的一个显著特征。

　　固定章程和设施的缺乏，使联运业务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因此加入联运的各铁路管理当局均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中央机关专管铁路联运事务，于是联运事务处便应运而生。联运事务处的主要职权有三：一是主持召开国内铁路联运会议。《国有铁路联运会议章程》明确规定会议由联运处处长召集，开会时以联运处处长或副处长为主席，“主席不加入表决之内，但有最后决定权”[21]。二是审核各铁路管理当局的提案，“而此项提案，须距会期前六星期将议题及说明送呈联运处审核”[22]。三是成立清算所（股），“凡关于各路造送联运报单、均交清算所办理，以一事权”，“此项联运账目，除由各路自相核对外，概由清算所按月汇结，通知各路，互相拨现。遵行迄今，仍依其制”[23]。

　　以上三项职权表明，联运事务处在国内铁路联运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处长由业务司司长兼任，并设副处长一人，专司其责”，“处长总理本处一切事务，并由副处长助办。副处长由部长委派”，“秘书亦系由部长委任”，“事务员由处长呈请委派”，专员亦“由部长委派”[24]，因此联运事务处的成立表明交通部和铁道部开始大力介入联运事务，参与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影响联运制度变迁的走向。另一方面，在联运制度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各铁路管理局仍然“多因循维持，不肯力加改良，进行上自生困难”[25]。由此可见，国内铁路联运制度在1918～1933年间的变革及其执行，是铁路中央管理机关（交通部、铁道部）和各铁路管理局共同推动的，作为制度具体执行者的各铁路管理局，始终掌握着制度变迁的主动权。这是此阶段国内铁路联运制度的鲜明特征之一。

　　国内联运制度是各自为政的中国铁路运营制度逐渐走向统一的过程中产生的一项特殊制度。这项制度的创立和推行不仅需要相应的运输设施和运输秩序的改良，而且有利于减少中间环节，节省装卸费用，缩短运输时间，方便旅客与货主，降低交易费用（但由于相关资料匮乏，现在还无法对这笔费用的具体数额做出准确推算），因此联运制度的实施，既促进了铁路运输序和设施的改善，又促进了联运业务自身的发展、改变和扩大了铁路货物运输的流向和范围，从而有利于铁路货运量和营业收入的总体增长。由于铁路运输秩序和设施、铁路联运业务、铁路货运量和营业收入均构成铁路运输业的重要内容，因此下面将从以上几个方面来探讨联运制度与铁路运输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项制度的推行离不开相应的物质设备的支持，联运制度亦是如此。为便于此项制度的推行，首先需要指定联运站，即选择各路重要车站作为联运站，并制定相应的《联运车站章程》，建设连接轨道。联运车站指定后，还需要备售联运车票，预备售票的一切账簿报单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为便于实行联运，各路不得不将原有各自为政的列车时刻相互衔接，并依照铁路联运处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办事等等。这无疑将有助于近代中国铁路运输制度的统一。与此同时，随着联运制度推行而进行的车辆的购置、修理，联运货车篷布绳索的购置及货场的修建，联运月台、号志的增设等，则有助于铁路运输设施的改善。上述运输秩序和设施的改善，往往被视为加入联运的必要条件[26]，而这些改善又成为联运业务乃至于铁路运输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随着联运制度的推行，运输秩序的改良和运输设备的改善，铁路联运业务有了长足的发展，联运收入也有了显著的增长。联运制度创立初期，联运业务发展比较缓慢。1918年联运事务处成立后，联运业务发展速度明显加快。1919～1933年间，以华北各铁路为主的加入联运的各铁路收入如下页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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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上表及相关资料可知，1913～1933年间以华北各铁路为主体的国内铁路联运业务，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28]。其中，1913～1918年为国内铁路联运业务的起步时期，由于联运制度刚刚创立，“因各路规章之纷歧，仅有少数铁路办理联运，范围甚狭，收效亦微”[29]，加入客运联运者仅京汉、京奉、京绥、津浦、沪宁、沪杭甬六路，货物联运尚未开办，因此联运业务发展缓慢。1919～1925年为发展时期，国内铁路联运收入逐年增长。1919年为260余万元，1920年为300余万元，1921年为450余万元。1922年骤增至880余万元，1923年为1300余万元，1924年为1140余万元，1925年为860余万元[30]。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国内局势相对稳定；其二，随着铁路联运事务处的成立，以及《国有铁路联运会议议事规则》、《国有铁路联运会议章程》等规章制度的先后颁布实施，联运制度建设步伐加快；其三，1921年2月，京汉、京奉、京绥、沪宁、沪杭甬六路正式实行货物联运。1926～1931年间为国内铁路联运业务的衰落时期。1926年联运收入下降至106万元，1927年为184万元，1928～1931年间，货物联运业务陷于停顿，联运收入徘徊不前，1928为131万余元，1929年为277万余元，1930年为218万余元，1931年虽然增至612万余元，但仅及1923年和1924年的半数[31]。其主要原因应在于1926年后国内战乱频仍，各铁路运输又退回到各自为政状态。国内联运制度，特别是货物联运制度失去了运行环境。1932～1933年间为联运业务恢复和再度发展时期。1932年联运收入为613万余元，1933年增至1065万余元。这一时期联运业务的复苏主要得益于联运制度恢复并与负责运输制度相结合，“在未办负责运输之前，铁路虽有联运之名，而以不负责之故，货商仍假手于转运公司，转运公司之资力至为有限，不能遍设分号于铁路所达之处，故转运公司所能代运之程途，仅为铁路之一段，即全路之运输，尚不能办到，遑论联运，其转运公司或有与他处转运公司联络者，货物虽能勉强办理联运，惟转手愈多，货商被剥削愈甚，此在未办负责运输以前，铁路联运业务不能发展之大原因也”。“自实行负责运输后，渐次推及于联运，昔日转运公司，虽一路尚不能运到者，自铁路负责联运后，凡属接轨之铁路，无不可使货物互相流通，直接运到，而又免除转运公司之一再剥削，故联运之货物陡然增加……”[32]

　　由于部分货物在运输过程中需要途经多条铁路，而联运则为此提供了多种便利，因此将有利于货物流向的改变和流通范围的扩大，并增加各铁路的营业收入。一方面，在华北各铁路中，除京奉铁路沿线旅客和货物可以不经联运即可到达天津，胶济铁路沿线旅客和货物可以不经联运而直达青岛外，京汉沿线煤炭、粮食和棉花等大宗货物，要经过京汉、京奉两铁路联运至天津出口；京绥沿线杂粮、煤炭、羊毛，也要经京绥、京奉两铁路联运至天津；正太沿线煤炭要经由正太、京汉、京奉三铁路联运；道清沿线煤炭亦须经道清、京汉、京奉三铁路运至天津。在联运制度创立前，这些货物大都需要经过一次或数次倒装，才能运达目的地。联运制度推行之后，货物无需再进行倒装，运输自然方便不少。例如，负责联运制度实施后，包头的羢毛由京绥铁路联运至天津时，“丰台无倒车之劳，运输无遗失之弊，货商实深便利”[33]。另一方面，有调查资料显示，1931至1933年间京奉路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营业水平，除沿线物产丰富，运力充足等原因外，还在于京汉、京绥两路沿线货物须联运至塘沽、秦皇岛两个港口输出；由这两个港口输入的洋货，也要通过联运销往华北各地[34]。津浦路1930年全年营业收入仅1330余万元，1931年全线恢复通车，收入陡增至1963万余元，而1932年营业本无进展可言，但“幸是年冬季实行负责运输，货运进款激增”。自1933年起，由于与沪宁、沪杭甬办理货物联运且长江轮渡通车，货物联运范围推广到国有各铁路，营业收入比1932年增加了110余万元[35]。

　　由于联运业务是铁路运输业的组成部分，而联运收入又包括在各路营业总收入之中[36]，因此可以通过纵向对比联运制度实施前后各铁路营业收入，横向对比联运收入在各铁路营业总收人中所占比重等，来分析联运收入在各铁路营业总收入中所占的地位。由于各铁路客运联运于1914年正式实施，货运联运于1921年实施，1920～1933年间联运收入和各铁路营业总收入又均有比较准确的统计，因此这里选用1909～1918年间各铁路客运收入、1916～1925年间各铁路货运收入，1914～1920年京汉、沪宁两铁路联运收入与其客运收入、1920～1933年间各铁路联运收入与各铁路营业总收入这四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

1909-1918年京奉、京汉、沪宁、沪杭甬四条铁路客运收入比较表[37]　单位：元

1916-1924年京奉、京汉、沪宁、沪杭甬、正太五条铁路货运收入比较表[38]　单位：元

1914-1920年京汉、沪宁两铁路联运收入与其客运总收入比较表[39]收入　单位：元　百分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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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30年间各铁路客货联运收入与客货营业总收入比较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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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四项统计虽然时段、内容并不一致，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均表明：在1913～1933年间，联运收入占各铁路客货营业收入的比重，少者不足1%，多者不过13.8%，国内铁路联运制度对各铁路营业收入的贡献并不突出[44]。

　　尽管对各铁路营业收入的贡献并不突出，但联运制度的推行有利于铁路运输秩序及设施的改善，联运业务的发展亦有助于铁路货运流向和范围的改变与扩大以及铁路营业收入的增加，并影响到铁路运输业的整体发展。与此同时，铁路运输业的发展，特别是营业收入的增加，反过来也会推动铁路联运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铁路联运制度正是通过这种互动关系，影响了铁路运输业的发展。

　　1913～1933年间，国内铁路联运制度的创立、完善及实施对中国近代铁路运营制度和管理制度的统一以及联运业务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明显的积极影响，但其对在铁路运输业中地位至关重要的营业收入的贡献并不突出。究其原因，应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具体制度安排[45]作用的更好发挥，与市场需求的大小有相当之关系，市场需求大，制度发挥作用的空间也较大；市场需求小，制度发挥作用的空间也较小。而在1913～1933年间，各铁路运输业务仍以路内运输为主，需要办理联运业务的货物并不是很多。就华北各铁路货运中最大宗的煤炭而言，其主要来源有京奉沿线之开滦，胶济沿线之鲁大，京汉沿线之六河沟，正太沿线之井陉、正丰、保晋，道清沿线之福中总公司，津浦沿线之中兴等数家。其中开滦煤炭主要运销沿线或由秦皇岛、塘沽两地出口，鲁大煤炭也主要运销沿线或由青岛出口，均无需办理联运业务；京汉沿线之六河沟煤矿1933年经京汉铁路运出煤炭293583吨，经丰台联运者仅2180吨。正太沿线井陉、正丰、保晋等公司所产煤炭虽然大都要经由石家庄与京汉铁路联运，但并未在京汉全路煤运中占有绝对优势。1933年时，京汉铁路共运出煤炭1834990吨，其中经石家庄联运而来者为619975吨，约占34%。福中总公司1932年共由铁路运出煤炭72万吨，其中道清沿线44万吨，占62%，需办理联运业务者约28万吨，占38%[46]。津浦沿线之中兴公司煤炭销售虽无确切统计，但就1934年情况来看，从枣庄车站起运的853058吨煤炭中，虽然绝大部分（711470吨）运至浦口，但联运至沪宁沿线者极少[47]。就铁路运输的另一项大宗运输货物棉花而言，京奉、胶济铁路沿线棉花无需办理联运业务，京汉沿线棉花运销汉口时亦无需办理联运业务，仅京汉、陇海、正太、津浦沿线部分棉花运销天津或上海时需要办理联运[48]。就铁路运输的第三项大宗货物粮食而言，京奉、胶济沿线所产粮食大都无需办理联运业务。陇海沿线粮食亦主要销售于本路沿线市场。津浦沿线粮食运销京、津地区时亦无需联运。京绥沿线粮食的销售市场，以京绥、京汉、京奉三路交会处之北京为主，仅有部分经京奉路联运至天津、唐山等地[49]。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联运制度的市场需求并不十分强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其二，制度安排作用的更好发挥，与制度自身的完善程度有很大关系。国内铁路联运制度虽然创立于1913年，但5年后（1918年）才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联运事务处，9年后（1921年）才正式实行货物联运，20年后（1933年）召开第十六次联运会议时，仍在为完善这项制度而努力[50]。联运制度自身完善进程的缓慢，无疑对其作用的发挥有相当大的影响。

　　其三，制度安排作用的更好发挥，与相关制度安排的支持密不可分。例如，在联运制度实行初期，铁路部门并未实施负责运输制度。在此情况下，货商不得不假手于转运公司，而“转运公司之资力至为有限，不能遍设分号于铁路所达之处，故转运公司所能代运之程途，仅为铁路之一段，即全路之运输，尚不能办到，遑论联运”[51]。可见，铁路部门是否实行负责联运制度，对联运制度能否更好地发挥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32年联运制度恢复并与运输负责制度相结合后，联运收入由当年613万余元猛增至1933年的1065万余元。其中部分原因，应归于运输负责制度对联运制度的支持。

　　其四，制度安排作用的更好发挥，与制度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1919～1925年间，华北和华东大部分地区局势平稳，国内铁路联运收入从260余万元增长至860余万元。1926年后，由于国内战乱频仍，政局动荡，政治制度多有变动，联运制度运行的制度环境不断恶化，甚至一度中断执行，由此带来了国内铁路联运收入的急剧下降：1926年仅收入106万元，较上年减少700余万元，1927收入184万元，1928～1931年则徘徊于131～612万元之间[52]。这一变化趋势，显然受到了制度环境变迁的较大影响。　　‘

　　对于近代中国而言，铁路是一项先进技术，而联运制度则是应中国早期铁路运营的现实环境而产生的一项特殊制度。联运制度与铁路运输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既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制度创新与技术发展间的关系，又启示我们，逐渐完善相关制度安排，改善制度环境，实现制度安排、制度环境与先进技术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使先进技术发挥更大作用的有效途径之一。

　　本文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基地重大招标项目“现代交通体系与华北区域社会变动研究”（08JJD840191）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铁路与近代华北城市化进程研究”（11BZS04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

[2]金士宣：《中国铁路问题论文集》，交通杂志社1935年版。吴绍曾：《铁路货等运价之研究》，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1936年版。麦健曾、朱祖英：《全国铁道管理制度》，国立交通大学研究所北平分所1936年版。袁耀寰著：《铁路行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交通杂志》等杂志上的相关论文等。

[3]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金士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中国铁道出版社1986年版。

[4]《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

[5]本文分析铁路运输业发展时，主要着眼于营业收入的变化。

[6]《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

[7]事实上，时人记述铁路联运制度时，均亦将联运会议及联运事务处的组织制度视为其组成部分。参见《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路政编》第4册，第2705-2791页。

来源：《史学月刊》2012年第7期
[8]张倜臣：《我国行车制度之研究》，《交通杂志》第3卷第2期，1934年12月。袁耀寰著：《铁路行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页。

[9]《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

[10]《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

[11]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路政编》第13册，1935年版，第4910页。

[12]《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

[13]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路政编》第4册，第2504—2505页。

[14]铁道部铁道年鉴编纂委员会：《铁道年鉴》第一卷．1933年版，第357页。

[15]铁道部铁道年鉴编纂委员会：《铁道年鉴》第一卷．1933年版，第357页。

[16]《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1935年6月。

[17]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路政编》第4册，第2715-2717页。

[18]《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1935年6月。铁道部铁道年鉴编纂委员会：《铁道年鉴》第1卷，1933年版，第357^358页。

[19]此前，铁路部门在运输中并不对货物负责，而由货主负责。

[20]《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

[21]《国有铁路联运会议议事规则》（九年颁布），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路政编》第4册，第2715页。

[22]《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

[23]平汉铁路管理委员会编：《平汉年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5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04页。

[24]《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

[25]《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

[26]《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

[27]资料来源：《我国铁路联运事业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注：依据《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一文之材料可知，1919～1928年间联运收入主要为关内各铁路收入，1929—1931年间关内各铁路联运大都陷于停顿，此期间联运收入主要为东北各铁路联运收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铁路联运业务停顿，故1932～1933年间联运收入又主要为关内各铁路收入。另，表中华北一项系指四洮、京绥、京奉、吉长、京汉、津浦、沪宁、沪杭甬、胶济等九路协定的联运。中东一项系国有各铁路、南满铁路及中东铁路等协定的联运。

[28]相关文献资料一般这一时期的国内联运业务分为胚胎时期、幼稚时期、极盛时期和衰落时期四个时期，其中幼稚时期和极盛时期可视为发展阶段，此外尚有一个恢复时期，因此本文将其分为起步时期、发展时期、衰落时期和恢复时期四个时期。胚胎时期、幼稚时期、极盛时期和衰落时期四阶段说可参见：《我国铁路联运事业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

[29]《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

[30]《我国铁路联运事业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

[31]《我国铁路联运事业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

[32]《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铁路货物负责运输》，《交通杂志》第3卷第10期，1935年8月。

[33]北宁铁路管理局：《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书》，1937年版，第971～973页。

[34]《路运调查报告》（北宁线），《铁路月刊》（胶济线）第5卷第5期。

[35]《路运调查报告》（津浦线），《铁路月刊》（胶济线）第5卷第2期。

[36]《平汉年鉴》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于是由部设立联运事务处清算所、凡关于各路造送联运报单，均交清算所办理，以一事权，并增定联运账目、应用单式及增修章制。此项联运账目，除由各路自相核对外，概由清算所按月汇结，通知各路，互相拨现。遵行迄今，仍依其制。”这表明，联运收入虽然是单独结算的，但最终仍是各铁路营业总收入的一部分。参见平汉铁路管理委员会编：《平汉年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04页。

[37]资料来源：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路政编》第7册，1935年版，第523页；第8册，第1414～1445页；第10册，第3363—3364、3949页。注：京奉路1909～1914年营业收入没有客运与货运之分，放无法列入表中。沪宁客运收入1913年增长异常迅速，但当时联运尚未正式实施，因而与联运制度无关。沪杭甬1917年加入客运联运，其营业收入增长与联运制度实施有一定关系。

[38]资料来源：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路政编》第7册，1935年版，第523页；第8册，第1445页；第10册，第3363-3364、3949~3950页；第12册，第4181页。注：京奉、京汉、沪宁、沪杭甬四条铁路1921年参加货物联运，正太铁路1922年参加货物联运。

[39]资料来源：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缩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路政编》，第8册，第1410页，第1444—1445页，第10册3350—3351页，第3363—3364页。

[40]⑧1916–1920年联运收入含中日联运。

[41]①百分比极小。

[42]联运收入数据来自《我国铁路联运事业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1920—1927年各铁路营业收入数字来自《铁道年鉴》第1卷各铁路进款细别表中的运输收入。1933年各铁路营业数据来自1933年数字来自《中华国有铁路统计月刊》1934年第6期之《营业收支比较表》（1933年份）中的客运业务与货运业务收入。注：因1925年后各铁路加入或退出联运情况时有发生，本表中各年铁路客货营业收入一项，1920年为京汉、京奉、津浦、京绥、沪宁、沪杭甬六路客货营业收入，1921—1922年为京汉、京奉、津浦、京绥、沪宁、沪杭甬、道清七路客货营业收入；1923～1925年为京汉、京奉、津浦、京绥、沪宁、沪杭甬、道清、陇海、正太、胶济十路营业收入；1926年陇海退出客货联运，京奉以外的各铁路也退出了客运联运，但仍然继续货物联运，故1926—1927年为京汉、京奉、津浦、京绥、沪宁、沪杭甬、道清、正太、胶济九路客货收入，1928年各铁路客货联运均停止执行，1929-1931年间联运收入主要为东北各铁路营业收入，故本表未列入，1932年为京汉、京奉、津浦、沪宁、沪杭甬、陇海、正太、道清、胶济等恢复联运业务各铁路客货营业收入，1932年京绥恢复客货联运，故当年各铁路客货营业收入中计入京绥铁路营业收入。另外，由于部分铁路年中加入或退出联运，且加入或退出旅客联运与货物联运的时间并不相同，而联运处在计算联运总收入时，并未对这些铁路当年所占联运收入的份额做特别的说明，因此无法进行剔除。故这里采取了如下方法：年中加入联运的铁路，各铁路营业总收人中计入其营业收入，年中退出联运的，各铁路营业总收入中不计入其营业收入。这样，当年有铁路退出时，联运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例稍稍偏大，但其在各铁路营业总收人中的地位并未受到实质性影响。

[43]此数未计入胶济、陇海两路客货营业收入，若计人，联运收入所占比例将更小。

[44]不仅上述统计表可以证实这一点，而且铁路当局对相关各路营业收入变化原因的分析亦可资佐证。《交通史路政编》收入的各铁路营业收入统计中，仅有沪杭甬等少数铁路强调了联运制度的作用。

[45]就本文而言，铁路具体运营制度和管理制度均属于制度安排，而国家政治制度则属于制度环境。关于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的含义，可参见朱琴芬编著：《新制度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66页。

[46]北宁铁路管理局：《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1937年版。《胶济铁路沿线煤矿调查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8-10651。雨初：《国有铁路各站民国二十三年商煤运输之研究》，《铁道半月刊》第6期，1936年8月1日。《平汉六河沟煤矿道清陇海两路沿线煤矿及陕北各煤矿调查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8-10650等。

[47]雨初：《国有铁路各站民国二十三年商煤运输之研究》，《铁道半月刊》第6期，1936年8月1日。

[48]曲直生：《河北棉花之出产及贩运》，社会调查所1931年版。河南农工银行经济调查室编辑：《河南之棉花》，1941年版。北宁铁路管理局：《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1937年版。《陇海铁路货运调查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8-13866。

[49]北宁铁路管理局；《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1937年版。胶济铁路车务处：《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分编六（济南市），1934年版，《陇海铁路货运inmb调查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8-13866。《平绥铁路沿线特产调查》，1934年版等。

[50]《我国铁路联运业务》，《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6月。

[51]《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铁路货物负责运输》，《交通杂志》第3卷第10期，1935年8月。

[52]《我国铁路联运事业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交通杂志》第3卷第7～8期合刊，193S年6月。

来源：《史学月刊》2012年第7期

　　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主要有中国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先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黄盛璋先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邹逸麟先生、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朱士光先生、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司徒尚纪先生、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教授李孝聪先生、中国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先生、中国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先生、中国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满志敏先生、中国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侯甬坚先生、天津市教委主任靳润成先生、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侯建新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暨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刘石吉先生、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教授陈文豪先生、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人类地理学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客座副教授Stefano Piastra等来自世界各地、各高校、研究机构的200多位知名历史地理学、社会史学专家、学者。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苟利军先生、天津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璟先生、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高玉葆先生等出席了会议。

　　本次大会设立1个主会场、6个分会场，特别邀请了业内知名专家学者做精彩的大会报告。

　　开幕式大会报告如下：

　　黄盛璋：开辟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时间、空间，创建重要分支学科的理论、方法及道路刍议

　　邹逸麟：试论历史上河北地区的兴衰

　　朱士光：关于武汉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初步论述

　　司徒尚纪：历代对海南岛的经略政策与岛上环境变迁

　　李孝聪：穿越祁连山大斗拔谷的道路与城址考察

　　唐晓峰：美国地理学家的三次向史学靠拢

　　陈文豪：台湾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毛曦：走向世界：对于中国世界历史地理研究的思考

　　闭幕式三场大会报告如下：

　　韩光辉：《金史·地理志》所载城市行政建制疏漏补正

　　吴松弟：近代早期开埠通商的时空考察

　　侯甬坚：重读陕西：本区人文地理重要特征

　　按照大会议程，与会专家主要围绕着“华北历史地理问题研究与探讨”、“王朝·区域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环境变迁”、“域外历史地理研究的探索”、“历史政治地理与历史城市地理”、“历史地理学理论：技术·方法·思想”、“传承与创新：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先生百岁诞辰专题研讨”、“其他历史地理问题”等七大议题展开。其中重点围绕“华北历史地理问题研究与探讨”、 “历史地理学理论：技术·方法·思想”两议题展开重点讨论。

　　众所周知，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华北地区作为历史时期以来，尤其是晚近以来我国地位突出的首善之区，其政治影响日趋显著，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地理问题。本次大会特地设置了专题，建立了学术交流小组，对华北地区，尤其是天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发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对一些新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富有价值的探索，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亦颇具现实意义。

　　理论方法的不断完善与更新，不仅属于学科本身的问题，而且对专业学术研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次大会一方面系统总结了国内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另一方面介绍并引进了国外先进的学科理念与方法。同时还探讨了现代技术手段，如遥感、红外、GIS等新技术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应用问题。此外，就历史地理学研究视野和范围的拓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断发展并逐步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影响。

　　此外，大会还围绕着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以及其他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问题展开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各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在宽松愉快地学术氛围中交流了新近的学术心得，其中对于行政区划变迁规律、城市地理演变、气候与环境变迁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研讨，许多见解新意迭出，并对当今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会后，大会收到的学术论文将由专人整理、编辑成册，并予以出版。相信此次大会所形成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将会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以及对中国世界历史地理学学科的进一步展开产生积极地推动作用，也会对华北乃至中国的区域发展与环境保护等问题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总之，本届大会主题宏阔，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一次高端盛会。此次会议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历史学科目录调整后首次举行的全国历史地理学科大会，也是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博士学位授予点审批后举行的首次历史地理学大会。由于此次大会的参会代表人数众多，层次较高，所以通过此次大会学术交流，必将会推动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科进一步发展壮大，对于巩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在全国的优势地位有着重要影响；对于提升天津师范大学的科研教学能力，树立天津师范大学蓬勃发展的光辉形象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于天津市软实力的提升，进一步扩大天津市在全国的学术影响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华北地区；民族变迁；文化遗存

　　【作者简介】史金波（1939—），男，河北省高碑店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夏文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北京l00732）。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2011．4．75～81

一、历史上华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为祖国的缔造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历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包括历史上曾经存在后来逐渐消亡的民族，一起形成、发展和共同前进的历史。

　　中国的华北地区包括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这里历来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接触、交往、融会之地，也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发生了很多有影响的重要事件。研究这一地区历史上的民族变迁对深入了解这一地域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先秦至两汉时期

　　原始社会时期，中国尚未有民族之分，但后来民族的先民逐渐有了历史传说和记载。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的著名的黄帝和蚩尤的战争。约在四千多年以前，黄帝战胜炎帝后，在今河北涿鹿等地与蚩尤部落大战，“三战而擒蚩尤”，东夷、九黎等部族融入了炎黄部族，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最早主体。商、周时期，民族历史有了新的发展，关于民族的记载也逐渐多了起来。在殷商甲骨文与周代铭文中，均有关于民族先民的记录。

　　春秋战国时期，华北地区已出现突出的民族问题。编年体史书《左传》记载了华族与华族以外各民族的分布和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互相接近甚至融会的过程。该书记载晋悼公和大臣魏绛讨论如何对待山戎事。晋应属今华北地区。魏绛坚持“请和诸戎”，并认为：“和戎有五利焉。狄戎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狄戎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l]（卷29，《襄公四年》）晋悼公最终接受了魏绛的建议，达到了“和诸戎狄以正诸华”的效果。魏绛考虑到民族关系，提出了如何对待少数民族的思想和适当的民族政策，这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

　　赵国是战国时期位居今华北地区的一个诸侯国。赵武灵王向少数民族学习，推行“胡服骑射”，增强了国力，减弱了鄙视胡人的心理，拉近了民族间的距离，进而推进了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这一发生在华北的著名事件是中原华夏族借鉴北方游牧民族优秀文化的成功例证，突出表明了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秦汉时期，汉族逐渐形成。秦朝统一了中原，管辖着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当时，东北的扶余、北部的匈奴、西北的月氏与西部的羌都是拥有较大势力的少数民族。秦朝时期，华北北部为东胡和匈奴控制。东胡也是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原与中原的燕国和赵国接触比较频繁，汉初被匈奴击败。匈奴是古代蒙古戈壁草原的游牧民族，分布地域很广，华北是其重要活动地区。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大军北击匈奴就主要发生在今山西、内蒙古一带。

　　两汉时期，华北北部主要由鲜卑和匈奴统治。西汉时，匈奴是汉朝北方最大的威胁。汉高祖时，韩王韩信曾在马邑（今山西代县西北）降匈奴。后匈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引发著名的平成（今山西大同）之役，以汉高祖狼狈逃遁告终。可见当时匈奴在这一带势力之强大。后来，汉朝采取和亲政策，缓和了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开展了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其中华北的山西一带仍是重要战场之一。后来，匈奴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进入中原内附，主要在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古中西部一带。汉元帝时，王昭君被选到匈奴和亲，成为呼韩邪单于阏氏（王妻）。王昭君之墓即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市郊。

　　秦、汉王朝与北方匈奴民族的关系是影响当时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双方或征战、或和谈，都表现出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越加重要。而华北地区正是汉朝和匈奴相邻、往来最密切的地区。

　　（二）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分天下。魏居北方，与乌桓、鲜卑关系密切。在三国短暂的分裂局面后，中国统一于晋。晋朝时，匈奴内迁，鲜卑南进，吐谷浑西移，形成了少数民族大迁徙的局面。从东汉到晋朝，华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鲜卑，其势力进至今河北、山西、内蒙古一带。

　　短暂的晋朝中后期又发生了新的分裂。是时，少数民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影响扩大，地位提高，进入所谓十六国时期。十六国中有十三个是少数民族政权，其中有匈奴三，巴氐一，羯一，鲜卑五，氐二，羌一。有的已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如匈奴建立的前赵，羯族建立的后赵，鲜卑族建立的前燕、后燕和西燕，氐族建立的前秦等。他们之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不足五十年，但其存在本身在中国民族史上却具有重大意义。其中对华北影响最大的是北部的鲜卑和进入中原建立前秦的氐族。鲜卑是北方势力最大、占据地域最广的民族，因其不断南迁和西徙，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都占据着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拓跋什翼犍在繁峙（今山西浑源西南）建代国。前秦为氐族苻坚所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盛时疆域东至大海，西抵葱岭，南控江淮，北极大漠，东南以淮、汉与东晋为界，包括了整个华北地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羯族建立的后赵、鲜卑建立的后燕也包括了华北广大地区，后赵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后燕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州）。

　　东晋灭亡后，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基本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对峙。南朝的辖地为中原和南方，继东晋后有宋、齐、梁、陈前后承接；北朝则建立了影响很大的北魏王朝。先是鲜卑拓跋部游牧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后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道武帝拓跋琏称帝，东晋太元二十年（395年），在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南）大败后燕军，并乘胜南下夺取中山（今河北定州）、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等重要城镇，拥有黄河以北地区，成为北方的强大势力之一。北魏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定国号为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珪奖励农业生产，其奴隶主贵族也逐渐汉化转化为封建地主。他招纳汉族大地主参加统治集团，加快了鲜卑拓跋部的汉化进程。北魏太平真君元年（440年），太武帝拓跋焘以强大的武力灭匈奴赫连勃勃所建夏国，收北燕，取凉州，败柔然，完成统一北方大业。魏孝文帝拓跋宏大力改革，颁布均田令，迁都洛阳，提倡汉族文化，经济发展，国力大增。作为以少数民族鲜卑族为主体的王朝，北魏占据北方广大地区，与南方的宋（后为齐）形成南北朝局面。北魏存在近一个半世纪，是少数民族在内地建立的地域宽、时间长、影响深远的王朝。北魏实行的胡人汉化政策，使少数民族迅速汉化，促进了包括华北地区在内的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

　　后来，北魏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加剧，酿成大起义，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后又分别衍化为北齐、北周。这些政权都是鲜卑族为统治者，都有部分领土在华北，特别是位于东部地区的东魏和北齐几乎包括了今河北及山西全境。北齐定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历代皇帝几乎每年都来往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邺城之间，晋阳被称作“别都”。两地都是华北重镇。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处于分裂、混乱局面，少数民族长期管领北方，往往以中国正统自居，这种格局对民族历史的认识和史书的撰述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隋唐时期

　　自6世纪末，中国又走上统一的发展历程，再一次反映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强大的凝聚力。隋唐时期虽也是以武力为后盾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但其政策比较和缓。隋、唐的皇室都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唐朝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已经系统、成熟，和亲政策也行之有效。其北制突厥，西连回纥，封回纥首领吐迷度为都督，开丝绸之路；南和吐蕃，实行和亲。

　　隋唐时期，北方以突厥势力最强。突厥原与北周保持着和亲的良好关系。隋初时与突厥关系开始紧张，开皇二年（582年），突厥军曾进攻隋朝的平州（今河北卢龙北），突厥派出五个可汗所属骑兵四十万人进入长城[2]（卷53，《长达奚长儒军传》）。

　　唐朝初期，李世民进攻东突厥，一部分突厥人远徙西北，有十万人归降唐朝。唐朝保存了他们的部落，不改其风俗习惯，将他们安置在今河北、山西、陕西、宁夏一带，设立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管辖。这一带遂成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3]（卷215，《突厥传》）。

　　薛延陀是唐朝时期北方地区另一个有影响的游牧民族，自称“铁勒部人”，风俗大体与突厥族相同，居于漠北，曾从属于突厥，有时也进入漠南。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其可汗发兵二十万进攻东突厥，来到漠南，达到今呼和浩特以南地区[4]（卷l96）。  

　　唐朝北部少数民族众多，唐室为便于统治，多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少数民族风习的胡将。身为突厥族的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地节度使，掌控今华北地区。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

　　突厥等民族十五万士兵，在河北范阳（今河北涿州）起兵，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翌年，安禄山占领洛阳称帝，又攻人长安。后其部将突厥人史思明降唐，被唐封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后史思明起兵再叛唐朝，于唐乾元二年（759年）在拔魏州（今河北大名）称大圣燕王，后还范阳称帝，更国号大燕，不久被儿子杀死，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才告结束。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社会动荡，民族关系紧张，形成藩镇割据局面。藩镇中不乏少数民族政权，华北地区仍有多个少数民族存在。

　　（四）宋、辽、西夏、金时期

　　五代时期，朝代更替频繁，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登场，其中有两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沙陀族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灭梁，建后唐。其后，沙陀人刘知远在晋阳（太原）称帝，辽兵北退后，他进入洛阳和开封，并在开封建都，史称“后汉”。当时又有十国，民族问题更为突出。此时，契丹和奚族在华北北部均有很大势力。

　　有宋一代，北宋与辽、西夏对峙，南宋与金、西夏鼎足。同时代还有西北的回鹘、西部的吐蕃唃斯罗政权、西南的大理政权，有约三个世纪的时间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王朝分立时期，这种民族关系的新格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于907年统一契丹各部，并征服了奚、室韦、阻卜等部落，称汗建国，国号“契丹”。契丹神册三年（918年），建都皇都（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的波罗城）。后率兵亲征渤海国，改渤海国名为东丹国，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契丹天显十二年（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称子、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乞求耶律德光出兵助其反对后唐。华北地区归入契丹统治。辽太宗耶律德光率五万骑兵，在晋阳城下击败后唐军，后率军南下上党（今山西长治），助石敬瑭灭后唐。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度，分治汉人和契丹。又改幽州（今北京西南）为南京，云州（今山西大同）为西京，燕云十六州成为进一步南下的基地。耶律德光率军南下，会同十年（947年）攻克后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灭后晋，定国号为“辽”。辽景宗前期与宋朝聘史往还。宋太宗统一江南后，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亲征北汉，辽派数万兵支援北汉。后宋太宗进攻幽州（今北京），与辽军大战于高梁河（今北京西北），宋军大败，宋太宗仅以身免。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萧太后与辽圣宗率大军深入宋境，宋、辽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对战，最后双方订立和约，成为兄弟之邦。从此，两朝和好达一百多年之久。辽朝的南京道、西京道、中京道都在华北地区，南京在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在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中京在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宋辽的边界在今河北、山西中部一带。华北北部为契丹人和汉人杂相居处的地区。

　　女真族勃兴于今东北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其领袖太祖完颜阿骨打首先在东北地区建立政权，收国元年（1115年）称帝建国。随后展开南下灭辽之战，先用五年时间攻占东北全境，金天辅六年（1122年）进入华北，先后克辽中京、西京、南京。阿骨打去世后，其弟太宗即位，乘胜利锐势继续追击辽部残余势力，金天会三年（1125年）灭辽，天会五年（1127年）灭北宋，与南宋形成南北对峙局面。金朝势力比辽朝更向南扩展。金朝最早的都城是上京会宁（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南），贞元三年（1155年），设中都路首府大兴府为中都（今北京），西京路首府大同府为西京（今山西大同），北京路首府大定府为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南京路首府开封府为南京（今河南开封）。华北地区此时尽人金国版图。金先迁都中都，再迁都南京，历经一百二十年。金天兴三年（1234年），在蒙古与南宋联合进攻下灭亡。

　　这一时期，华北地区先后有契丹族、女真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分布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一方面，这些少数民族在与汉族接触过程中不免趋于汉化，以至于少数民族统治者忧心忡忡地要本民族回复原有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文化和风习也影响着汉族。

　　（五）元代

　　以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蒙元王朝，结束了中国又一次分立，形成了盛大的统一王朝。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少数民族掌握全国政权的格局。蒙元时期实行民族等级压迫制度，将境内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以蒙古、色目为优。大一统的王朝方便了各民族间的接触与交往，特别是随着行政管理、军事驻军等政府行为的实施，蒙古族及以色目人为主的北方各民族分布到全国各地。早在蒙古伐金时期，蒙古、色目人已进入华北。如唐兀（党项族）大将察罕是率军协助成吉思汗攻金、伐宋的主将之一，他从成吉思汗“略云中、桑乾”[5]（卷120,《察罕传》）。这些地方都在华北地区。

　　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这使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再次成为少数民族汇聚之地。元大都聚居着蒙古皇室、各级官员、商人和其他居民，其中除蒙古人外，还有很多唐兀、乃蛮、汪古、回回、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刺鲁、吐蕃等色目人以及契丹、女真等族人。

　　元大都还是少数民族文化中心，北京的白塔寺（大圣寿万安寺）当时是蒙文佛经翻译刻印中心，同时也印刷回鹘文佛经。这里聚集有多民族的翻译、编辑、出版人才。元朝的皇家乐队也有色目人，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后，每年在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时，“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5]（卷77，《祭祀志》）。回回乐应指新疆少数民族音乐，河西乐则指西夏乐，可见元大都已有少数民族乐人居住。

　　蒙古军队原以怯薛军为主力。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中央禁军称为宿卫军，宿卫军又分皇帝亲自掌握的“怯薛军”和由枢密院统领的侍卫亲军。元世祖除保留原来的四怯薛军，又抽调各地精锐，建立前、后、左、右、中五卫亲军，作为中央禁军，直接隶属于枢密院，设亲军都指挥使统领，编组为皇帝的护卫军和京城防守军。又签发各族丁壮组成二十一卫亲军，驻守京城附近地区。宿卫军中有蒙古军队，色目军队立卫的有阿速、贵赤、钦察、唐兀等卫。每军达数千人至万人左右。驻军卫所的蒙古、色目人士兵多以军户著籍，“即营以家”，北京一带的蒙古、色目军人及其家属数量可观。

　　元代少数民族地位高于汉人的政策改变了人们对国内民族关系的认识，以汉族为中心的传统思维受到极大冲击。由于元代各民族交往频繁，近距离接触，使长期在中原居住的一些少数民族迅速走上被同化的道路，元代是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走向消亡的重要时期，其中有很多少数民族融合在华北地区。

　　（六）明代

　　元末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元灭明兴，是朝代的嬗替，但在相当一部分汉族人思想上是从中原驱逐了“夷狄”。尽管明朝也是多民族王朝，但并未完全统一中国。明代中国的北方仍由势力颇大的蒙古族统治，形成与明朝南北对峙的局面。

　　明朝始都南京，明成祖迁都北京。明初，太祖朱元璋提出“不分等类，验才委任”[6]（卷53）的政策，任用了一些少数民族为官。攻下元都后，明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曾下诏：“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许擢用”[7]（卷2，《太祖本纪二》），延揽少数民族中的人才。但后来实行的《大明律》中规定：蒙古、色目人“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人官为奴”[8]（卷6）。这实际上是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强迫同化的政策。　　明太祖时为联系少数民族敕撰《华夷译语》。明成祖在北京东安右门外设四夷馆，该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接续敕编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对照的工具书《华夷译语》。四夷馆始有八馆：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其中虽兼及外国，但以少数民族为主，其教师不少为少数民族。四夷馆的设立和《华夷译语》的编纂，对当时与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明代的北京是各少数民族络绎来朝的地方，四夷馆更是少数民族文化荟萃之地。

　　明朝军队中也有少数民族。当时镇守北方的燕王朱棣的军队中就有蒙古阿速部人、兀良哈三卫人，他们对燕王夺取政权起了重大作用。

　　明朝时，蒙古族首领也先统一了蒙古各部，占据广袤的领土，其南部为华北的今内蒙古地区。也先伺机南下，给明朝造成严重威胁。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军分四路向明朝发动进攻，其中也先亲率大军攻明朝重镇大同，另一支攻重镇宣府（治今河北宣化），直逼明朝心脏之地。还有两路分别攻辽东、陕西。明英宗在把持朝政的太监王振怂恿下，御驾亲征，在狼山西路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全军覆没，自己亦被俘。也先率蒙古军兵临北京城下，列阵于西直门、德胜门和彰义门外。后也先将明英宗送回。这次“土木堡之变”发生在华北地区，对明朝和蒙古的关系影响深远。

　　明朝后期，蒙古在达延汗和俺答汗祖孙统治下，势力再次强大。蒙古版图向南扩展，大同已成为明朝和蒙古的边界。俺答汗开发丰州滩（大青山以南、河套以东地区），振兴土默特，发展牧业、农业，修筑城镇。先在丰州滩西部建筑大城镇“大板升城”，后又仿大都修筑库库河屯（即呼和浩特），明神宗赐名“归化”[9]（卷48）。这为华北地区增加了一座重要新城，此后呼和浩特一直是漠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连接内地和蒙古的纽带。有明一代，华北的一半是蒙古的天下。

　　（七）清代

　　明末，满族崛起于东北，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各部，后其继承者入关统一中国，又一次建立了少数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在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朝，一方面，继承传统文化，重视儒学和史学；另一方面，反对轻视夷狄，特别是对满族的回护，冲击了大汉族主义观念，造成了新的民族主义的高压政策。　　满族入关，首先占领华北地区，以北京为首都。北京继续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初在基本控制全国局势后，采取了一些稳定统治秩序的政策，如更定内外官制、制定清律、主持地主收回“祖业”，确定赋税制度等。同时，实行了多项危害很大的民族压迫政策，如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易服五大弊政。从清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在京畿一带大规模圈地，设立皇庄、王庄和八旗官员庄田及兵丁份地，占地十七万余顷，将民间田地强迫拨给“东来满洲”[l0]（卷25）。这样使很多汉族农民逃亡在外，而大批满族人人驻华北地区。至今华北一带仍有很多满族人，如河北承德就有丰宁、围场、宽城三个满族自治县，秦皇岛有青龙满族自治县，等等。

　　在清代实行八旗制度中，满洲人全部人旗，成为满洲八旗，后来又有蒙古八旗。满洲八旗中也有部分汉人，主要是通过掠夺、购买获得的附属于家主户下的汉人包衣，后来大批汉人、汉军进入满洲八旗。清军入关后又建立汉八旗，人数众多。进入八旗的汉人逐渐满化，满族的人口迅速增加。由于满族人进入汉族聚居地区，长期杂居，钟情汉族的先进文化，学习汉语、汉文，甚至与汉族互为婚姻，逐、步缩小了满、汉差别，使满族汉化，后来这一过程变得更为迅速。华北地区是满、汉民族之间接近、融会的重要地区。

　　由于京师处于华北地区，这里保存有不少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特殊建筑。清康熙时期为锻炼军队，保持满族风俗传统，在距北京不远的今河北承德围场开辟皇家猎苑——木兰围场，传承着满族的狩猎风习。在清代康熙到嘉庆的一百四十多年里，在这里举行木兰秋猕一百。五次。

　　地处华北的承德避暑山庄是中国清朝皇帝的夏宫，是一座皇室、皇家园林和宏伟壮观的寺院群所组成的综合建筑，也是清朝皇帝为安抚、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而修建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建筑。在避暑山庄的东面和北面，建有十一座寺院，分属八座寺院管辖，被称为“承德外八庙”。在寺院中有藏传佛教形式，也有藏传和汉式混合形式，供西方、北方少数民族的上层朝觐皇帝时礼佛之用。避暑山庄兴建后，清帝每年都有大量时间在此处理军政要事，接见外国使节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这里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存世的重要遗迹和重要文物，都成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见证。

　　清王朝的皇陵分为东陵和西陵。东陵在今河北遵化，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共建有皇陵五座——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以及东（慈安）、西（慈禧）太后等后陵四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一座，计埋葬十四个皇后和一百三十六个妃嫔。西陵在今河北易县，包括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慕陵和光绪的崇陵，此外还有三座后陵，以及若干座公主、妃子园寝。

　　清代的华北北部依然是蒙古族聚居之地，清政府以盟旗制度治理。蒙古族上层与清朝皇室联姻，两族关系密切。在统一的清王朝内，蒙古族和中原地区不再是像明朝那样的对立关系，华北地区成为蒙、汉交流的最重要地区。

　　华北的回族始于元代的回回，后通过驻防、经商、迁徙等方式人口逐渐增多，分布较广，几乎各地都有聚居或杂居的回族。以今北京、天津和河北的沧州、保定、定州人数最多。

　　北京市门头村还有世居的苗族人，系清乾隆年间湘黔苗族起义领袖石三保及其兵将的后代，祖籍为湖南花垣。他们起义失败后被押送至京城，编入军户，受八旗管辖，世代养马，后子孙繁衍至今。

　　北京市现有两个满族乡、两个回族乡、一个满族蒙古族乡，另有一百一十七个民族村，包括满族、回族、蒙古族、苗族、壮族、瑶族等。现北京市少数民族约近七万人。整个华北地区少数民族成分更多，人口数量更大。

　　清代继明代四夷馆设四译馆，因“夷”字为清朝所忌讳，改为“译”字。明朝灭亡后，四夷馆三十二名官员亦随之投诚，被留用成为四译馆的最早成员。清随明制，四译等馆职责与明代相同。“四译馆之所掌凡三十余国，统以八馆列为东西，爰择师儒分馆教习，而设少卿以董之。”[11]至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与会同馆合并，改属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会同四译馆成立后，编撰了一批《译语》。北京当时是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联络中心，不少少数民族领袖到北京觐见皇帝，办理各种事物，一些商人也到这里经商。

二、历史上华北地区少数民族特点

　　（一）华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  

　　华北地区位于中原与北方、东北、西北交界处，是内地通往北方津梁，也是北方的民族走廊。这里历来是民族杂居、民族往来、民族沟通的重要地区。历史上很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留下了他们生动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有的民族绳绳继继，存留至今；有的与其他民族交融，加入到新的民族行列；有的像是这里的匆匆过客，转移他乡。

　　（二）华北地区是一个民族大熔炉

　　从历史上看，华北地区是中国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很多少数民族消失在这一地区。一些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其兴盛、发展、消亡都与华北地区有重要关系，如匈奴、乌桓、鲜卑、奚族、契丹、女真、党项等，这里成为他们活动的历史舞台和重要归宿地。

　　有些民族作为一个族群消失了，但作为该民族的个体后裔还可能传承下来。如北京有女真族的完颜氏后裔。完颜氏因系金朝皇族后裔，故在清朝受到特殊优遇，被列入上三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完颜氏本列二十八卷，奉高宗特旨，用虞宾义，列为第一。”[l2]（卷28）这表明清王朝对金朝皇族后裔身份的确认。今北京安定门内交道口北之北兵马司胡同仍有其宗祠旧址。现在北京仍有完颜氏后裔，但已改姓王氏或汪氏。又如，在今山西安邑房子村和三家庄村至今仍聚居着一批仝姓的女真遗裔，他们保存的《仝氏家谱》修于清乾隆年间，后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修。重修谱序云：“仝氏之先，出自大金夹谷氏，嗣遭元灭，遂易今姓。元初有讳庆成者，为本邑令，因家焉。”夹谷氏是女真望姓之一，载《金史》附《国语解》。今河北武邑、邢台，山西临汾、洪洞都有女真族后裔粘氏居住。

　　有的民族在过去强大时期与华北无涉，但后来其后裔却来到这里。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在西北地区建国近两个世纪，西夏被蒙古攻灭后，党项人在蒙、元时期被称为唐兀人，属地位较高的色目人。元朝灭亡后他们走上了迅速消亡之路，但在明朝仍能见到党项族后裔。河北保定郊区韩庄曾出土两座明代的西夏文经幢，据其题款可知建幢时间皆为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其题款中有很多西夏时期的党项族姓氏，证明当时当地有党项族聚居，有的还有较高的官职㈣。这是目前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有关西夏后裔的石刻文物，证明华北地区融入了党项族的血液。

　　（三）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与少数民族关系极大

　　北方少数民族趋向中原，辽、金势力的南移，确立了北京大王朝的政治中心地位。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东南与天津相连，其余为河北所环绕，与北方少数民族有天然的联系。北京建城有三千余年的历史，但成为王朝的首都应自金朝开始。此前，北京作为辽朝的重要城市南京，已为其成为王朝的中心城市作了实质性铺垫，金朝进一步将北京提升为大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中京，完成了由地方中心城市向都城的转变。

　　元代继承和发展了北京的都城地位，使北京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成为将全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明、清两朝延续北京作为首都的作用，特别是清朝使北京成为联系国内各民族的中心，影响深远。不难看出，少数民族对确立北京的地位作出了最重要贡献。

三、华北地区有大量少数民族文化遗存

　　对于多民族大家庭来说，华北地区有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民族历史布局，给后世留下了大量多民族的宝贵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见证，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见证了华北古往今来的多民族历史。华北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遗存难以计数，例如：

　　——有古史传说“黄帝战蚩尤”的河北涿鹿境内现存有轩辕丘、蚩尤坟、黄帝泉（阪泉）、蚩尤三寨、蚩尤泉等遗址遗存。

　　——从春秋战国开始、秦朝大规模修筑、至明代完善的长城，在其横贯的今九省（市、自治区）中，华北占据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五省（市、自治区）。长城的重要关隘山海关、居庸关、慕田峪关、井陉关、紫荆关、娘子关、雁门关、平型关、古北口、喜峰口、张家口等都在华北。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王昭君墓见证了汉代匈奴和汉朝的民族关系。

　　——被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的云冈石窟，展示出五世纪、六世纪鲜卑族所建北魏王朝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北京西有辽代的天宁寺塔。河北涿州城内东北隅有辽代双塔，其中智度寺塔始建于辽太平十一年（1031年），云居寺塔始建于辽大安八年（1092年）。山西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金明昌六年（1195年）增修完毕，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河北永清、雄县和霸州等地，均清理发掘出了辽代地下古战道。内蒙古巴林左、右两旗内有辽陵。祖陵位于巴林左旗，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贞烈皇太后、齐天太后的陵寝；辽太宗耶律德光的怀陵在今巴林右旗，辽穆宗耶律璟附葬于此；辽圣宗耶律隆绪的永庆陵、辽兴宗耶律宗真的永兴陵、辽道宗耶律洪基的永福陵合称庆陵，也在今巴林右旗。

　　——位于北京房山车厂村至龙门口一带的金陵遗址，共葬金代十七个皇帝、后妃及诸王，是北京地区第一个皇陵。

　　——北京有元大都遗址，城内有元代白塔。北京昌平居庸关有建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的过街塔，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台塔。其门洞内用梵、藏、八思巴、回鹘、汉、西夏六种文字题刻的《陀罗尼经咒》和《造塔功德记》。

　　——北京有明清两代修建的故宫，河北有清东陵、西陵和直隶总督府，以及承德的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

　　——少数民族文字文物除上述居庸关六体文字石刻、西夏文经幢外，华北地区还有很多契丹文墓志铭、八思巴字石碑、蒙古文和满文石碑等。  

　　——河北省的很多地名、村名都保存有少数民族的印记。

　　华北地区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物和文献很丰富，是这一地区历史上各民族发展的真实写照，各民族交往的历史见证，以及各民族创造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研究这一地区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应给予高度重视，并加以认真保护和整理发掘。

　　过去对少数民族文物了解、重视不足，有些文物未能很好保护，甚至使之遭到破坏。高碑店是北京通往保定的必经之路，元代著名宰相安童和拜住祖孙皆葬于此，这里矗立着记述他们事迹的高大墓碑，高碑店的地名即源于此。《元史》中安童和拜住的传即以此碑为主要参考资料。民国时，此碑被当地官员破毁。

　　新中国成立以后，十分重视文物与考古工作，华北地区很多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物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计不下数十处。其余省级或县级有关少数民族的重点保护单位为数更多。  

　　近些年又陆续新发现了不少与少数民族有关的文物和文献。仅以辽代为例，l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的释迦像中发现一批佛经，为久已失传的《契丹藏》刻本。l976年在河北丰润天宫寺塔第四层至第八层塔心室内也发现了《契丹藏》部分刻本。辽代曾在北宋雕刻的大藏经《开宝藏》天禧修订本的基础上雕印《契丹藏》，共五千余卷，历时三十余年刻成。但《契丹藏》这一重要大藏经刻本久已失传。上

　　述两种《契丹藏》的发现填补了印刷史上的实物空白。又如，契丹文石刻近年陆续发现。其中，契丹大字墓志有1988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耶律习涅墓志》、1993年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耶律祺墓志》、2000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永宁郡公主墓志》等，契丹小字石刻有l994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发现的《泽州刺史墓志》残石、1995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的《耶律永宁郎君墓志》、内蒙古通辽扎鲁特旗出土的《耶律敌烈墓志》、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韩高十墓志》和《韩敌烈墓志》、l996年出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的《耶律弘辨墓志》、l997年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的《宋魏国妃墓志》等。

　　华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十分丰富。对这些文物首先要给予重视，认真做好保护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发掘其内在的历史、学术、艺术价值，为进一步认识华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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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历史学》2011年第11期

　　【关键词】经济地理；经济中心城市；华北；近代

　　【作者简介】樊如森，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华北地区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核心地区之一，近代则是其经济变革的关键时段。因此，对于华北近代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自然成为中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从所涉及的区域范围来看，既有以一个城市或较小区域为剖析实例的细部探索，也有以一省或数省为研究对象的宏观考察。仅就宏观尺度的成果而言，除了数百篇的专题论文外，尚有数十部的研究专著。而其中实证性和原创性较强的专著，又当属中国大陆学者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I995年版）、刘建生等5人合著的《山西近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徐永志的《开埠通商与津冀社会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庄维民的《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陈为忠的《山东港口与腹地研究（1860—1937）》[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张利民的《华北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樊如森的《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台湾学者叶淑贞的《天津港的贸易对其腹地经济之影响（1867—1931）》[（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1983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等、日本学者田中忠夫的《华北经济概论》（姜般若译，北京出版社1936年版）、内山雅生的《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李恩民、邢丽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山本进的《环渤海交易圈の形成と变容——清末民国时期华北·东北の市场构造》（东京：东方书店2009年版）、顾琳的《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王玉茹、张玮、李进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栾玉玺的《青岛の都市形成史：1897—l945——市场经济の，形成と展开》（京都：思文阁出版2009年版）等、美国学者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变迁》（叶汉明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彭慕兰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这些专著皆从不同侧面探索了近代华北的经济发展过程。以上成果深厚的学术积淀，自然使华北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走在了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前列。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已有研究大多只注重从时间维度上考察近代华北经济变革的纵向历史画卷，而缺乏对华北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产业结构调整、市场格局演化、华北在全国经济地位变迁等课题的空间维度探索。深层剖析上述历史经济地理命题，有助于华北地区相关学术研究与建设实践的进一步开展。

一、近代华北经济区的空间范围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分野，使得不同学科对华北空间范围的界定，存在着很大差异。【1】笔者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认为近代华北经济区的空间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影响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各种核心要素（如交通、市场、产业、城市等）时间的变迁和空间的位移而不断发生变化。1860年代以前的华北区域经济格局，是以北京和省府县城为经济中心城市，以驿道和运河为主要交通途径的传统国內政治经济网络（参见下页图1）。到1920年代，逐渐变成了以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为经济中心城市，以铁路、公路、海运、电信为主要交通途径的现代国际市场经济体系；相应地，华北经济区范围也由此前的以北京为中心城市的直隶和运河沿线地区，拓展到以天津、青岛为中心城市的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5省，以及河南省和江苏省的黄河流域部分。这一区域基本是依据市场规律形成的，具有较高市场依存度，是本文所关注的近代华北经济区的空间范围（参见下页图2）。

二、口岸开放与华北交通地理格局的改观

　　华北是清朝统治的核心地区，所以，清政府尽力避免在这一带开放商埠。后来，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胁迫下，清廷不得不缔结中英《天津条约》和《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又称《北京条约》），于l860年正式对外开放“北洋三口”——营口、烟台、天津，后二者即地处华北。此后，又通过条约开放和自主开放的形式，先后将华北地区的青岛（1898年）、威海卫（1898年）、秦皇岛（1901年）、济南（1906年）、周村（1906年，今山东淄博市）、潍县（1906年，今山东潍坊市）、多伦诺尔（1914年，今内蒙古多伦市）、龙口（1915年）、张家口（1916年）、赤峰（1917年）、济宁（1921年）、海州（1921年，今江苏连云港市）、郑县（1922年，今河南郑州市）、徐州（1922年）等辟为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共计l6个商埠，占中国近代商埠总数的14％。【2】这些口岸的对外开放，开启了华北与沿海及国际市场进行大规模经贸交流的新时代，同时引发了华北交通地理格局的重大改变。

　　清朝前期的华北交通，受以都城和省府州县治所为中心的国内政治经济格局与技术水平的制约，当时非常落后。连接内陆城市和乡村的，是泥泞的土路和蜿蜒的河流。沿海港口主要有渤海湾西岸的天津港，山东半岛沿岸的胶州塔埠头港、莱阳县羊郡港和金家口、福山县烟台港等，这些港口都分布在狭小港湾或者人海河流的岸边，人为筑建工程不多，抵御泥沙沉积和海浪侵蚀的力量不强；航运技术方面，无论是在港口集散的大海船还是内河船，都是木帆船，航行动力是人力和风力，航速慢、运量小，难以适应沿海和远洋贸易大发展的需要；信息传递方面，主要依靠古老落后的邮传系统，难以及时反映瞬息万变的政治经济形势。

　　l．海上交通的改善

　　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原来浅狭的三岔口内河码头区已经无法适应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的新需要。于是，英、法、美、德、日、俄、奥、意、比等9国列强，先后在紫竹林等地的海河南北两岸租界区修建新式的沿河码头，并在塘沽建造了深水码头，还进行了海河的水量保持、河道裁弯、淤沙开挖及冬季航道破冰的处理，且越来越多地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1860年代，天津港的帆船吨位尚占50％；到1880年，帆船已经不到总数的1／3和总吨位的1／6；1890年，帆船只剩下52艘，而轮船却有533艘；1905年以后，除偶尔有1只不定期的帆船来到大沽口外，再也没有帆船来到天津了。【3】与此同时，烟台和青岛等商埠的港口建设也得到了强化。1930年代的青岛，既有专门停泊外海巨轮的大港，也有专门停泊内地小船的小港。其中大港计有码头5座，可泊万吨船只。第一、第二两码头，计有堆栈7栋，仓库19栋。第三、第四两码头专为装卸煤炭之用。第五码头规模最大，水深平均3l米。港口一切设备俱用机械，有30吨和22吨的流动起重机2台、150吨的固定起重机1台、4吨的起重机车工台。并且，青岛大港还实现了与胶济铁路的货物直接联运。【4】

　　轮船代替帆船，引起了水上运输特别是海上远洋运输的巨大变革。“中国人充分感觉到把他们的货物交由外国轮船运输能有迅速和安全的优点，他们知道外国轮船可以在任何季节和季候风里航行”【5】，从而加快了进出口货物的运输速度，增加了运输的数量，降低了运输的成本，促进了沿海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2．陆路交通的进步

　　陆路交通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铁路、公路的建设方面。华北地区的铁路建设，肇始于以天津为中心的洋务运动。为了便于开平煤的外运，在李鸿章的支持下，1881年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修通；1888年，唐胥铁路又经北塘、大沽延展到了天津。到20世纪初，胶济（青岛一济南，1904年）、京汉（北京一汉口，1906年）、京奉（北京一奉天，1907年）、正太（正定一太原，l907年）、道清（道口一清化镇，l907年）、京张（北京一张家口，1909年；1923年向西展至包头）、汴洛（开封一洛阳，1910年；1934年向东延展至连云港，向西延展至西安）、津浦（天津一浦口，1912年）等铁路先后通车，形成了一个以天津、青岛等口岸城市为枢纽的华北近代铁路网，高效地协调了海、陆间的运输。“铁路运输条件曰渐便利，对这种进展（出口贸易——笔者注）起了极大的作用。先前，货物一直由骆驼、大车与木船运至本埠，这种运输方式不可避免地会迁延时日，并且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现在，只有从产地到最近的火车站一段仍采用这种旧的运输方式，到车站后就由火车转运至天津了。这样，节省了许多时日，而且大大地减少了风险。”【6】

　　汽车是继火车之后出现在华北的又一种现代化陆路运输工具。1910年天津市内出现汽车，1915年天津第一家汽车行开业，此后，汽车运输在天津及周边地区普及开来。同时，用于行驶汽车的公路，如天津至北京、保定、霸县、德州、盐山、白沟、大沽、沧州等地的公路逐步修筑起来。到1927年，天津的汽车公司和运输行已发展到69家，经营客、货运输的汽车在一百辆以上；同年，张家口的汽车行也有三十多家，商车有五六十部。【7】汽车以其比较灵活、快捷的优点，成为火车运输的延伸和补充；而汽车公路的发展，也为行走其上的其他传统车辆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3．现代电信事业的发展

　　原有落后的邮传系统已经无法适应国内外贸易快速发展对信息传递提出的高新要求，是西方现代化的电信技术得以及时引人中国、并在华北大地上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因。

　　轮船、火车、汽车、电报、电话等现代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构建起以通商口岸为物流、人流、资金流与信息流枢纽的新型海陆交通网络，为以天津和青岛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华北经济地理新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三、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向型经济的繁荣

　　1．大面积农业经济作物产业区的形成

　　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在进出口贸易的带动下，华北农业的种植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收益比较高的经济作物（如棉花、麻类、花生、大豆、烤烟等）的种植面积比以前有了很大增加，外向型农业经济快速发展起来。

　　华北推广植棉始于明代，到清中叶，棉花的主要用途也只是作为衣被的填充物和制作土布的原料，种植面积的扩展缓慢。【8】进入近代特别是20世纪以后，随着国际市场和国内棉纺织工业对棉花原料需求的不断扩大，华北的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有了新的提高。到1920年代，黄河流域的产棉量已经占到了全国的54％。天津作为和上海、汉口并驾齐驱的三大棉市之一，不但集散河北省的棉花，就连陕、豫、晋、鲁各省的棉花也有很多集运到天津。【9】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共同构成了中国最大的棉花产业区。【10】

　　除棉花之外，大麻、青麻、花生、大豆、烤烟等经济作物在华北农村的种植面积和经由天津、青岛、烟台等口岸对外出口的份额也在增大。麻类种植方面，内蒙古河套平原，山西省潞安、清源、徐沟等县，河北省顺德（今河北邢台市）、望都、正定、晋县、磁县，河南省彰德（今河南安阳市），山东省泰安等地，是主要的大麻产地；而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的低湿地带，又是青麻的主要产区。【11】近代中国的花生生产，“以山东省为最著，盖以黄河下流，沙质土壤最适于花生之种植故也。鲁省花生以种子分，有大粒、小粒二种，小粒者为土种，由来已久，大粒者为美国种，为美国传教牧师所输人，盖仅百年间事。以产地分，有北货、南货两种，济南以北出产者为北货，济南以南出产者为南货。全省出产花生统计年约八百余万担”，约1／3经胶济铁路运往青岛出口。【12】山东潍县地区、河南许昌地区，又是华北著名的烤烟产区。

　　2．牧业产品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华北地区的畜牧业，分为家庭饲养和草原放养两大类，以后者为主。不过，在近代以前，其生产规模和产品市场化的程度都不高。口岸开放以后，天津和青岛的外国洋行，山西的旅蒙商人和直隶顺德（今河北邢台市）的皮毛商人，均通过各级商业网络，大量收购华北农家和塞外草原的畜产品。察哈尔、热河等蒙古草原地区，是华北畜产品的主要供给地。“天津特有之出口货，计有毡、毡帽、马毛、各色皮货、骆驼毛、绵羊毛、山羊毛、牦牛尾、水牛角及水牛皮。所有此类商品，除毡及毡帽率由直省所制外，均产于蒙古。”【13】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并继续向西延展，促进了草原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1928年，天津畜产品的出口曾占到其出口总值的5l％，其他年份所占的份额也都在1／3以上，畜产品出口已成为中国最大畜产品输出口岸天津的重要支柱。【14】

　　3．城乡现代工业的繁荣

　　尽管早在古代华北的农业和畜牧业领域就有了自给自足性的手工业和以满足市场需要为目的的商品化手工业，但是，引进西方现代技术、设备和管理方式进行生产的现代工业，却是在口岸开放以后以沿海城市为基地而发展起来的。天津是中国北方的洋务运动中心，也是华北地区受到西方现代工业产品和工业生产方式影响最大的地方。它的现代工业，最早是洋务派1860年代建设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包括军工、航运、工矿、电信和铁路企业；同时，外国人也在天津投资创建了轮船驳运、羊毛打包、印刷、煤气、自来水、卷烟等轻工企业；中国的官僚、军阀和其他民间资本也在天津投资建厂。据调查，1911年前的天津民族工业有107家，1914—1928年间又新设1286家。到1928年，租界之外的天津城区共有中国人开办的工厂2186家，资本总额约3300余万元，其中制盐、碱、棉纱、面粉、火柴等17家大型工厂，资本额合计为2900余万元。另外，各国租界内还有中外工厂3000多家。【15】

　　天津之外，华北其他城市的现代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据1930年代初的统计，青岛城区共有现代工厂200余家，涉及40多个产业门类。其中华资工厂为160多家，除了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永裕盐公司、茂昌股份公司以外，资本都在50万元以下。在50多家外资工厂当中，以日资企业特别是日资纺织工厂最为突出，资本最多者3000余万元，最少的也有500万元。青岛市的现代工业资本总值为9200多万元，其中华资1030余万元，占11％；外资8200余万元，占89Yoo【16】，在华北的现代工业地位仅次于天津。再如唐山，其开平煤矿、启新洋灰公司，是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现代工业企业，华新纺织厂的经济实力和生产能力也不亚于天津市内的纺织企业。【17】济南、石家庄、太原等其他华北城市，现代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在城市工业和国内外市场需求引导下，华北乡村工业也由传统转向现代。如乡村棉毛纺织、蛋类加工、草帽辫加工、榨油、猪鬃加工、针织、发网花边加工等，均为华北现代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河北高阳和山东潍县等地的乡村织布工业最为突出。

　　河北高阳乡村，以前纺织土纱为原料的窄面土布，自给之外还销往山西、蒙古一带。1906年以后，高阳商会从天津购买了新式织机，培训人才，试办工厂，利用机制“洋纱”纺织宽面“洋布”，以巩固和扩大高阳的织布工业基础．“在高阳、饶阳和这两处地方半径50里以内的无数村庄，共有织布机15000架进行织造，每一人家至少有一架织布机，有的人家有四五架。”【18】产品销路包括“绥远之包头，甘肃之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东三省之哈尔滨，外蒙之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河南之洛阳、郑州、开封、信阳、漯河、许州（今河南许昌市）各地，[黄]河北之彰德、新乡、卫辉各处，山西之全省，山东之邹县、兖州、临沂一带，江苏之徐州、海州一带，无不有本县营布业者之足迹”【19】。除高阳地区的棉织工业蓬勃发展外，“河北省129县中，凡89县有棉织工业。以民十八年论，89县的布匹总产额约为25690923匹，总值约为81360597元，占全省各种重要乡村工业总值108504923元的74％”【20】。

　　山东潍县“在家庭工业中可为巨擘者，首推织布工业，现已有20年之历史。农民于耕作之暇，视织布为唯一副业。利用外来棉纱与当地制造之铁机，于农事清淡之际，从事织制各种布匹。尤以城东穆村、眉村、潍河沿岸为中心地带。每届织制时间，男女老幼勤苦掺作，闲行乡曲，机杼之声相闻。现据各方估计，木机、铁机2种合计不下6万张，每年各种出品约有390万匹，总值在1090万元之谱。出口种类计分白细布、条子布、方格布、褡裢布、木机布各种”。白细布年约出30万匹，总值不下200万元；条子布年可出300万匹，总值在540万元；方格布年出12万匹，总值2l万元；褡裢布年出20万匹，总值140万元；其他各种本机布亦可年出50万匹，总值300万元之谱。上述各项布匹质料甚佳，能远销云南、四川、贵州、福建、河北、河南、绥远等省。【21】

　　山西平遥县以前并不产布。1916年左右，祁县的益晋公司将提花织布技术传授到该地之后，织布业遂得以兴起。进入1920年代后，形成了一个包含平遥，毗连介休、汾阳的织布区。所用原料来自榆次晋华纱厂、石家庄以及天津的各个纱厂，“布匹之销路，除山西本地外，多由碛口镇渡河运往陕西之榆林、米脂、绥德州，甘肃之安边、定边、宁夏（今宁夏银川市）、西宁等处。本地有布庄数十家，专营贩卖业”【22】。

　　4．新型商业营销网络的建立

　　华北地区很早就形成了与国内贸易相适应的商业营销网络。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对世界市场开放以后，欧美国家的机制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输入进来。为了赢利，中国的传统商人除了贩运中国的土货外，也开始销售外国的机制棉布、棉纱、五金、机器、日用百货等洋货，从而改变了华北原来的商品营销结构，出现了以经营进出口商品为主要内容的新式商人群体。另外，还有一些直接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外国洋行商人和中国买办商人。以天津的商品购销体系为例，洋行为便利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业务，除设立代理商间接推销洋货和收购土货之外，还在交通方便的次一级城市或者原料产地建立了洋行的分行与分庄。华商主要是山西旅蒙商，他们早年以车拉驼载的“出拨子”方式，用中外“洋货”直接到草原深处交换皮毛，先运回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张家口等大市场集中后再转运天津。20世纪以后，旅蒙商也纷纷改变购销方式，在各中级市场上建立起自己的商号，并且在草原深处的集市和庙会上设立分号店铺，形成以各中级市场的大商号为根本、以各初级市场的店铺为依托的商品购销体系。华、洋两大商业网络，既相互竞争又互为表里，共同组建起了以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为国内终点市场、以进出口业务为基本内容的新型商业营销网络。

四、经济中心城市的位移与华北现代市场体系的重构

　　以外贸商埠为枢纽的现代交通的改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向化程度的提高，增强丁通商口岸城市的经济实力，改变了华北以北京和省府县城为经济中心城市的传统国内政治经济网络，逐步形成了以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为经济中心城市的现代国际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一新的市场格局之下，沿海和国外的商品通过通商口岸而辐射到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内陆；内地的农牧工商业产品也通过通商口岸而出口到沿海和国外市场。其层级结构是，以经济中心城市天津和青岛为一级市场，除直接辐射临近的乡村市场外，主要借助于其下的次级城市即二级市场，间接地辐射到华北全区；次级城市又借助于其下的中小城市即三级市场，间接地辐射到更次一级区域；中小城市则直接辐射乡村市场即初级市场，也称产地市场（参见图2）。

　　1．以天津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华北市场网络

　　天津是近代中国北方最大的经济都会，其经济辐射范围包括华北和东北的西部、西北大部以及内外蒙古的广大地区。以天津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华北市场网络，主要统领3个二级市场，即河南的郑县、山西的阳曲（今山西省太原市）、察哈尔的张家口。

　　郑县本来只是豫中的一个普通小县。京汉、陇海两条铁路在此地的交汇，奠定了其在中原地区的现代化陆路交通枢纽的地位，它以货物特别是棉花转运和加工业的发展而迅速兴起，并改善了原有的城市面貌，提高了对周边区域的经济辐射能力。工商业“繁盛街市，为大通（同）路、钱塘里、敦睦里、天中里、三多里、福寿街，皆在车站之东，经商多汉口、天津人，河南人竞争于商业者，颇不多见。工厂有豫丰纱厂、中华蛋厂、大东铁器厂、利济织布厂、省立郑县贫民工厂等”【23】。“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之棉花，多会集于此，然后转销于天津、汉口、上海等处。故郑县成为北方棉花大市场之一”【24】。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的纺织厂，也大多派人到郑县坐地收购棉花。棉花运输业的繁荣，又促进了打包、纺织、金融、保险、货栈、转运等行业的发展。【25】

　　阳曲作为天津对山西经济辐射的次级城市，店铺林立，商业繁盛。以商品命名的街巷有剪子巷、帽儿巷、牛肉巷、米市街、估衣街、麻市街等；相关的商业行会，也有粮行、油面行、布行、药行、干菜行、酒行、鞋帽行、典当行、杂货行、银钱行等十大行。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以后，太原和外埠特别是天津的商业贸易进一步扩大，销售进口商品的洋货行，成为太原最活跃的行业。进人民国以后，太原商业进一步发展，商业区日益扩大，以经营天津进口商品为重要内容的开化市场，成为太原最热闹的市场。1920年代，太原有各类商业店铺2500多家。太原的一些大商号，如主要从天津进货的义升厚棉布庄，除零售外，还大量转批给太原市内以及晋中等外地的布匹销售商。【26】1934年同蒲铁路贯通，进一步提高了太原的经济地位，它既是山西“全省进出口之中心，亦天津商埠之尾闾”【27】。

　　察哈尔的张家口，自清中期以后就逐步发展成塞北的贸易中心。在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1914年自开为商埠以后，商品交流更加繁荣。“清末民初，张（家口）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商务日繁一日。惟民国七年以前，交通不便，然车驼逶迤，商贾辐辏，张垣大境门外之西沟，外管（专做内外蒙古生意的店号）栉比，达1450家，每年进出口约在口平12000万两，出口货物，率为东生烟、砖茶、鞍韉、皮靴、铜、铁、杂货、河南绸之类；人口货物，则系外八旗大中小自生口蘑、鹿茸、皮张、驼羊毛、墨晶石等。运输全恃牛车、骆驼……自（1918年）边防军筹建汽车路以还，输运愈便，商务尤盛，西沟‘外管’增至1600家，贸易额达15000万两，计进口8000万两，出口7000万两，是为张库交易鼎盛时期，凡西沟外管，类多在库伦设立分号，不下六七百家，旁及恰克图（今属俄罗斯）、乌里雅苏台（今属蒙古国）等处。”【28】张家口商业上的势力范围，东括多伦诺尔（今属内蒙古多伦市）、赤峰一带，西沿京包铁路达于归化、包头、石嘴子（今宁夏石嘴山市），并辐射甘肃、新疆地区，南至宣化，北抵外蒙古的库伦和俄属西伯利亚【29】，成为天津对塞外倾销洋货并吸纳内、外蒙古皮毛等货物的一大商品集散市场。

　　2．以青岛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华北市场网络青岛是山东省大部、河南省东部和江苏省北部黄河流域部分的国内终点市场。它的“航路，南可以到达上海、香港，北可以到达天津、大连，东可以通朝鲜、日本，交通便利，贸易发达，山东的商业集散地呀。输人品以织物、火柴、煤油、砂糖、染料等为大宗，输出以煤、铁、盐、草帽辫、花生、豆油、麦、果实等为主要，每年的贸易额，竟达六七千万两。所以我国北方的商港，除掉天津、大连以外，就要推青岛了”【30】。同时，青岛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火柴业、面粉业等近代工业也很发达，整体发展水平在北方仅次于天津。以青岛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华北市场网络，统领着烟台、济南、海州3个二级市场。

　　烟台是山东第一个对外开放的贸易口岸，大约在1860—1910年的半个世纪时间里，它在山东大部和河南东部广大区域的对外贸易中居于无可替代的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烟台进口的大量洋蜡、洋靛、洋布、洋油、火柴、洋纱等货物，除了在胶东地区销售之外，还通过烟台一潍县一济南间的陆运大道，以及羊角沟一济南黄台桥的小清河水道，再转通济南泺口的黄河水运码头，溯黄河向西运销到山东西部、河南东部，甚至山西和陕西的部分地区；然后再收购当地的土货，如河南的百合、蜂蜡和药材，山西的药材和毛皮，陕西的烟草和药材，运回烟台出口到沿海和国外市场。【31】只是在1898年青岛和大连开埠，特别是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后，烟台的直接经济腹地才被青岛、济南逐渐挤压到潍县以东、山东半岛北部沿岸的狭小地区，但是，其年进出口贸易额依然保持在5000万海关两上下，仍不失为山东半岛北部的一个重要口岸。【32】

　　济南作为省会和区域性工商业城市，对外贸易早期从属于烟台主导的市场网络。济南通过烟潍大道的延长线和大清河（即黄河山东段）、小清河，每年从烟台港口输入大量的洋货，并输出部分土货。【33】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后，济南的对外贸易对象开始转向青岛。1906年济南自行开为商埠后，烟台、青岛的洋行纷纷到济南经营与口岸贸易有关的土洋货输出、输入业务，其商圈范围除了山东省西半部外，还向西延伸到河北省南部以至山西省的一部分，向北到达河北省泊头镇与天津商圈相接，向南抵达徐州、蚌埠与上海商圈相竞争。其所集散的商品中，输出物品主要有棉花、麦粉、花生、桐材、活牛、鸡蛋等，输人物品主要有棉纱、棉布、烟草、茶、砂糖等，年输出入贸易总额达1．5亿元。【34】不过，由于它仍然依靠胶济铁路和青岛港作为商品进出的主要渠道，加之现代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又与青岛相差甚远，所以，济南的综合经济实力仍然屈居青岛之下，属于青岛主导下的次级城市。

　　海州是苏北地区的重要城镇之一，粮食集散贸易一向发达，1921年开为商埠，隶青岛胶海关。据1936年统计，连云港与上海的贸易占其总额的49．2％o，与青岛间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11．1％【35】，反映出海州地区在青岛市场网络中的边缘性，以及青岛一上海两大商埠在豫东一苏北地区的腹地交叉关系。但从青岛的角度来看，海州市场圈依然是其主导下的华北市场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史料记载，青岛与苏北和豫东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主要通过连云港和陇海铁路的联运实现。1922—1931年胶海关十年贸易报告称，“德国管理胶澳时所编之统计，出口牛肉，70％来自豫省，20％产于鲁省西部，10％运自冀省南部。以上成分，迄今未变”；同时中原的生铁、泡桐树、棉花也多通过子口税单运往青岛出口；青岛进口的煤油、洋烛等，也多用子口税单销往河南、山西、河北等省份；其运输路线就是先船运连云港，再经陇海铁路“由海州（大浦车站）经徐州而至郑州，每日俱能开通车一次”。【36】

五、经济地理格局的改变与华北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上升

　　经过1860—1920年代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华北经济在交通业、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等领域的市场化和现代化程度，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此前以北京和省府县城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国内传统政治经济网络，逐步让位并从属于以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国际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了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华北经济地理新格局，大大提升了华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数据显示，1920年代以后，华北地区农、牧、工、商业的现代化和外向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多项经济发展指标已经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从对外贸易上看，天津的皮毛、棉花、草帽辫，青岛的花生等重要农畜产品的出口量，均占全国首位。1934—1937年，天津绵羊毛和山羊绒的出口，平均每年均占全国出口总量的86．5％和86．3％，远远超过了另外一个主要出口港上海，遥居全国第一。【37】1920年代以后，中国草帽辫编织业首推山东、直隶两省，次为山西、河南，而“山东、直隶等省草辫出口，固有烟台、胶州（青岛）、威海卫、龙口等处，然从天津出口，或从此（天津）转运他埠，惟天津为独多”【38】。1920—1930年代，作为重要出口商品之一的棉花，仅天津一个口岸的对外输出，就占到了全国的半数以上。【39】

　　现代工业的发展，往往被看做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从当时的各类资料统计来看，华北城乡的工业现代化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根据1933年和1947年的相关统计，天津虽然在工厂数目、工人数目、资本总额、生产净值等项主要现代工业发展指标方面与上海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和全国其他的10个主要工业城市相比，却都名列前茅。【40】换句话说，1930年代以后，天津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同时，青岛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程度在国内也仅次于上海，居国内第二位。

　　作为经济发展重要支撑的华北现代金融业，当时也有较大的发展。尽管随着首都南迁，1928年后，不少银行的总行和分行由天津迁到了上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天津原有的金融实力，但是，相关统计依然显示出，1932年，本国银行在天津设立总行的一共有工。家，占全国总行数的7．03％；设分行的有93家，占全国所有分行数的9．43％；实收资本总额为2548万元，占全国银行资本总额的12．69％，各项指标仍然均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41】，天津成为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城市。同时，北平也是当时在全国占居重要地位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

　　华北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变，是该区域经济市场化、现代化和外向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体现，它扭转了唐宋以后北方在全国经济地位趋于下降的颓势，加速了该地区农、牧、工、商等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及其与国内外市场联系，提升了华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适应了近代以来全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趋势。

注释：

【1】张利民：《区域史研究中的空间范围界定》，《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华北”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论华北区域的空间界定与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版图的变化、文本与实际的差异等因素，使得近代中国商埠数目的统计很不一致。漆树芬统计，1922年中国商埠97个，其中27个为自开商埠，70个为条约商埠（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第2编第3章，上海独立青年杂志社1926年版）。吴松弟先生统计，1930年中国各类商埠、租借地、殖民地总数110个（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第1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杨天宏统计，1924,年中国自开商埠52个，“其数量几与条约口岸相埒”（杨天宏：《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上述3人的统计中，只有漆氏详备每一商埠开放的法理和文案依据，吴、杨2人统计皆缺相关详细备注，故本文暂依漆著为基础进行考究。然漆氏数据中尚未包括者还有：外蒙古库伦（1861年）、乌里雅苏台（1881年）科布多（1881年）3个条约商埠，台湾地区的安平（台南，1860年）、沪尾（淡水，1860年）、鸡笼（基隆，1861年）、旗后（打狗，1863年）4个条约商埠，鸦片战争时期形成的香港（附加九龙半岛租借地）和澳门2个殖民地，大连湾（大连，1898年）、威海卫（威海，1898年）、胶州湾（青岛，1898年）、广州湾（湛江，1899年）4个租借地，1922年以后正式开放的无锡（1923年）、宾兴洲（江西，1923年）、蚌埠（1924年）、铜鼓（广东，1924年）、中山港（1930年）5个白开商埠。另外，漆著将吴淞列为德国约开商埠，经核，应为自开（宝山区史志委编：《吴淞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据上，笔者认为，至1930年为止，中国的一级商埠总数应该是115个，其中条约商埠82个，自开商埠33个。

【3】雷穆森著，许逸凡、赵地译：《天津——插图本史纲》第22章第17条“天津港的航运”，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天津历史资料》1965年刊行，总期第2期。

【4】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编：《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分编》（一、青岛市），胶济铁路管理局1934年内部刊行。

【5】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2页。

【6】许逸凡译：《天津海关1902—1911年十年调查报告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天津历史资料》1981年刊行，总期第13期，第31页。

【7】窦卫华：《我省最早的汽车路——张库公路早期通车运营简况》，《河北文资料选辑》第7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

【8】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9】曲直生：《河北棉花之出产及贩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页。

【10】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210页。

【11】李洛之、聂汤谷合著：《天津的经济地位》，经济部冀热察绥区特派员办公处结束办事处驻津办事处，1948年，第35页。

【12】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编：《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总编》（三、农业）。胶济铁路管理局1934年。

【13】吴弘明翻译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1873年贸易报告，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93年。

【14】樊如森：《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47页。

【15】罗澍伟主编：《天津近代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16】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编：《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分编》（一、青岛市），胶济铁路管理局1934年。

【17】王玲：《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265页。

【18】彭泽益主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海关1912—1921年的十年报告》，第629页。

【19】李大本修，李晓泠等纂：《高阳县志》卷二“实业”，民国22年（1933年）铅印本。

【20】毕相辉：《高阳及宝坻两个棉织区在河北省乡村棉织工业上之地位》，方显廷编辑：《中国经济研究》下，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664—675页。

【21】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编：《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分编》（二十二、潍县），胶济铁路管理局1934年。

【22】经济讨论处编辑：《平遥县之生计状况与织布业》，《中外经济周刊》1926年第185期。

【23】吴世勋编：《河南》，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72页。

【24】崔宗埙：《河南省经济调查报告》，财政部直接税署经济研究室1945年，第40页。

【25】张学厚：《郑州棉花业的兴衰》，《河南文史资料》第37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26】任步奎：《解放前的太原商业》，《太原文史资料》第7辑，太原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内部资料）。

【27】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1章“太原”，l937年。

【28】黄奋生：《蒙藏新志》，上海，中华书局1938年版，第786页。

【29】石田秀二：《张家口棉布贸易》，东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天津棉花支部大正8年（1919年）调查，三井文库藏，第5页。

【30】陈博文：《山东省一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63页。

【31】烟台港务局档案馆译藏：《1866年贸易报告》。

【32】滨田纯一著：《现代大支那》，东京：现代大支那刊行会，昭和六年（1931年）发行，第918页。

【33】烟台港务局档案馆译藏：《1882—1891年烟台十年贸易报告》。

【34】佐佐木清治著：《北支那d）地理》，东京：贤文馆，昭和十二年（1937年）发行，第95—96页。

【35】徐德济：《连云港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36】青岛市档案馆编：《帝国主义与胶海关》，《1917—1925年胶海关华洋贸易统计报告》．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37】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

【38】工商部工商访问局：《调查》，《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儿期。

【39】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天津棉花运销概况》1934年第15期，第17表。

【4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工业表8“上海等十二个城市的工业”，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6页。

【41】谷书堂：《天津经济概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2页。

原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9期

一．生态——社会机制

　　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自觉不自觉的讨论主题。19世纪的主流思潮是简单地将地理环境与社会现象进行联系，当时大多数的地理学者都是环境决定论者。环境决定论将人看作一种纯粹的动物，这种主义的发展最后导致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起了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以后，人们又重新考虑人与环境的关系，不再单纯地以物质运动规律为本，开始以人为本，思考环境中人与环境的联系。由于生态学的发展，理论思考也很快地进入到生态学框架内。人是地球生态系统的管理者，是由特殊的心智能力决定的，人与环境的历史一方面是物质作用的过程，同是心灵、思想和人类整体社会关系对外界反映的历史。

　　生态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先锋人物是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他最初的研究是在美国西部展开的。1937年，他发表的“河谷——平原土著居民社会——政治组织的研究”一文，成为文化生态学的早期经典。1955年，斯图尔德在其《文化变迁的理论》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这种社会生态研究方法。第一步是分析环境与生存制度（subsistence system）；第二步分析特定生存技术与行为模式的联系；第三步是评价特定的生存方式下特定的行为。他首倡这门学科的动机就是要把有关环境研究中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转变为一种较为精细的文化生态学。他提出了生态多样性对应着人类管理自然的多样性，他提出的“文化核”理念备受争论。他将与自然环境有明显关联的那一部分文化称之为“文化核”，那是大文化范围内与生存活动和经济安排最相关各种制度综合，其中包括社会、政治和宗教诸多内容，“核”外围是数不清的具有很大变性的社会行为集合。这些制度不是机械地相互作用，机械地“适应”，而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心灵与身体工作的外延部分，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他的理论不再片面地夸大地理环境决定论，或生态“适应”论，而是在文化角度上分析生态关系。斯图尔德以后，学者对世界不同类型的文化生态进行了深度研究，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态学研究进步快速。瑞帕潘（Rappaport,Roy A.）对努鲁族的研究特别偏向生态学与数学模型，他对新几内亚地区猪、人口、种植业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的研究，发现了生态学中“稳态机制”在那个部族文化中的作用，由引揭示了人与环境之间的文化调节现象。[1]

　　人类生态学在1960年代大发展，1990年代以后以后相对衰退，其它学科却开始引用生态人类学的成果，且取得不斐的成绩。法国生态环境史继年鉴学派以后，取得了突出的发展。目前国内生态史的研究来源主要有二个，一是历史地理学，二是科技史——特别是农学史。还有一个来源被历史学者忽视了，这就是生态学界。闻大中用传统的生态学方法已经做了非常好的开拓性工作，他用《补农书》的资料对明末清初杭嘉湖平原的农业生态系统进行了分析，[2] [3]尹绍亭先生对云南基诺族的刀耕火种农业也进行过非常好的研究。[4]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长期以来过于偏重区位，而史学视野下的研究更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目前，像亨廷顿（Huntington）那样地利用人与气候环境的关系解释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5]现在的研究更应该借鉴斯图尔德的方法，仔细地去寻找那些生态与社会史相关联的组合。实际上，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克拉逊（James D. Clarkson）所著的关于马来西亚喀麦隆高地的汉人农业村庄的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一个村庄的生态环境的变迁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对各种农田形态和开垦过程有详细的研究和介绍，特别介绍了汉农民将精细细作的农作文化带到了这一地区的过程。在开发过程中，汉农民的各种秘密会社也参与其中，形成与族群和人群有关的地方势力，这部书的农业地理的特点非常鲜明。[6] 2005年8年，在南开大学王利华先生召集的中国生态史学术讨论会上，许多学者对生态环境史的学科定位仍有争论。目前的生态学研究偏重自然，生态史的研究更要关注的可能不是物质运动规律，而是丰富多彩的生态——社会景观的变化。

　　本书是一部生态史著作，由于目前做不出宏观的地区生态史研究，只能在生态史个案的基础上初步构画生态社会历史的轮廓。1500年以后华北平原生态系统从古代发展而来，古代生态系统有很大比重的野生资源，包括森林、湖泊和草地，在这阶段，生态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并存。春秋战国以后，华北生态开始向单一化方向发展，政治体制也趋向专制极权化，双方相互依赖。东汉政权完全靠这一地区取胜，汉光武帝对寇恂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寇恂搜刮华北平原时“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7]三国时的曹魏政权和北宋王朝也完全依靠华北平原。从北宋末年开始，华北的疲惫使王朝难以凭此与草原上的力量抗衡，江南开始成为王朝所系。明代通过江南而兴，迁都后开始依赖华北平原养马，华北平原因养马而不支。有清一代，人口成倍地增长，种植业进一步扩展，野生资源减少，畜牧业被压缩到一个很低的程度，大多数人搞饭吃，营养不良。雍亲王竟想在华北平原开发稻田以支持北京需求，到头来只好草草收场，因为实在是脱离了生态系统的实际。清代华北官员值得称道的事情就是救灾，生态系统已经极其脆弱。由于畜牧业比重很少，副产品极少，不能为城市提供近代化早期的那种以农产品加工业以主的产业转型的动力，16世纪欧洲农村因为丰富畜产品支持完成了这种转型，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的意义。1928年，1943年的事态表明，华北生态系统是多么地经不起自然灾害的打击。

二．资料与前人研究

　　生态学材料多从调查中来，多是物质的，数据的，历史学文献则反映人与动植物活生生的事态，这二者的结合，可以给出相对定性的科学与动态描述。明清文献对在一些问题上，如马政与人地关系，蝗灾与社会运动等方面，可以给出清晰的图像。民国时期有大量的地方调查，特别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对华北平原的大量调查，其中有大量的数字和图表，具备了很强的科学性。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幸穗先生长期以来组织了一大批国内图书馆的专家集中整理各地收藏的满铁资料目录，多卷本目录现已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引起了中日学术界的重视。本书的研究重点在生态与社会方面，所用资料集中于农业调查和资源调查资料，这些乡村实态调查，可以提供直接的生态学数据，而全面反映乡村社会的调查资料，却是六卷本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8]

　　本书还大量地利用了卜凯（Buck）的调查和其它调查。这些外国人的调查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重数字轻社会活动。另外，就是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数据，这些调查也有不可信的地方。日本人没有亲自去测量，只是根据村内的有关人员描述原样记录。笔者曾对孙家庙村作过采访，据老人回忆，当时的日本人只是找到了村里几个相关负责人，到小学堂里问了二个星期就走了。当时的地保之类的人，对各路调查人员都有一套对策。所以，正确地使用满铁资料，仍要对资料进行一个相对的判断。另外，对中国乡村的活动机制，外国人或专家学者往往了解不深。鉴于此，本书利用了1950年代解放区的档案和一些乡土作家的小说，那是一些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的进行阶级斗争的共产党干部深入体验生活后的产品，虽有强列的政治性，却反映了乡村生活的实态，应用得当，可以很好地弥补调查资料的不足。

　　关于历史时期华北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很丰富。韩茂莉、李令福对农业地理，邹逸麟、张修桂等人对华北的古河道进行了成果卓越的研究，王利华在饮食方面也作出了非常好的成果。在技术史领域内，本书首先得益于南京农业大学缪启愉先生对《齐民要术》研究的成果，缪启愉引用了大量1950年代可见的传统农业技术解读古代技术，在许多方面也谈到了作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至于经济与社会方面，马孟若利用满铁材料对土地利用做了很好的分析，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和彭慕兰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一书都有生态方面的研究，只是他们的近代华北生态的关注，并不是生态社会本身，而是为他们的社会经济史作辅垫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文海、夏明方等人对清代灾荒，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几位学者对地方水利的调查，都在许多方面为本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资料和观点。

三．本书的结构

　　本书的目的是分析具体的环境与具体的社会结构对应关系，带有结构主义史学的特点，不能面面俱到地把握整体生态史。全书共分九章，基本上以四部分内容为主，第一部分以水土环境为中心探讨华北平原的生态大背景。第一章分析水，研究水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华北的水环境多种多样，海水、黄河水、海河水，运河水，各产生出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效应。本书以大清河下游的防御为例，说明环境变迁、河流治理以及与中央政府权力的关系。在探讨河流治水之后，本书探讨了与灌溉与社会问题。干旱对华北的农业影响极大，本书以滏阳河流域的水利为对象，对国家领导下的乡村水利社会进行了探讨。乡村水利规模较小，往往在几个村或几十个村的范围内展开，乡村社会可以自然产生兴修维持水利的管理机构与制度。本书还以北部涝洼地区为例，研究一种类似于江南围田形态的国家水利。这各种水利有不同的自然形态，也有不同的社会形态；第二章分析土壤环境，土壤的生态是华北农业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节分析水环境对土壤的影响，这一种影响主要发生于清代，方志中有关于河流泛滥对沿河地区土壤肥力增肥或沙化影响的记载，这种影响是周边地区森林环境破坏的结果，太行山和燕山的森林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而浑水对一些地区起着冲刷破坏作用，从而改变着因水环境而变化的土壤环境；第二节探讨的是华北平原盐碱地生态，人们对盐碱地的关系是农民对土壤的一种重要的反应；第三节研究农业的变迁对土壤肥力的影响，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有不同的投入水平，对土壤肥力的影响也不一样，20世纪土壤肥力的变化实际反映了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生态变化。

　　第二部分讨论生态系统中诸要素的状态。第三章分析作物，研究作物的技术及其对环境或社会生活的影响。第一节论述耕作技术，包括种植制度和土壤制度，这两种制度在华北平原实施达2000年，几乎完整不动地被保存到现代农业引入以前。传统的技术和生态在传承中高度一致，环境不变，技术体系基本上不变；第二节分析华北主要作物的耕作程序和积肥技术，这些技术也是古已有之，作物不变，程序基本不变。新引进作物要与传统的环境与技术完成适应，才能持续遗传下去。近代的生态压力使一些技术也发生了变化，但技术程序的基本框架并没有发生改变。另外，这种技术与程序也已经嵌入到华北的乡村生活规律中去了。第四章分析研究的对象是动物，首先对关于明代政府在华北地区养马的兴衰，通过分析马的数量与人口和耕地之间的变化，揭示了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与政府决策的关系；第二节分析近代华北的畜牧业，近代华北的农村畜牧业由于秸秆和牧草资源的减少，处于一种衰退状况。养牛都用基本上没有什么营养价值的麦秸作饲料，马被骡子所代替；第三节分析近代的役畜，特别是马、骡、驴对运输和耕作动力的影响。1930年代，马、骡子越来越少，驴和小牛变得越来越普遍，有许多家庭没有役畜。为了适应这一种状况，农民春天买，秋天卖，只能在夏秋之时拥有役畜，以前靠畜力完成的工作开始大量地被人力完成。役畜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一些社会生态问题也是抗战前农村疲惫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部分试图通过生态学的分析，揭示整体生态系统在传统社会末期的结构状态。第五章分析乡村生态中物质特征。从民食开始分析，分析人在生态系统中的营养状态，特别是分析清末民国时期的民食水平；第二节分析了民国时期华北平原农业生态系统中的“三料”，即肥料、燃料和饲料的状态。在人口压力下，这三种物质都出现了危机；第六章从在元素水平上分析乡村种植业的物流与能流循环。第一节分析种植业的总体结构和投入、产出特点，揭示了传统农业的氮素约束特点；第二节分析以惠民县孙家庙村为实例进行。第七章主要分析一般生态系统之上的租佃关系和社会分化，以此相对确定物流在阶层层次的分化，第一节就一些村庄的人口压力与租佃状况和雇佣关系进行了分析，较多租佃关系的村庄往往是生态条件和市场条件较好的村落，人口压力较重的村租佃少、雇佣多的村庄；第二节分析地租与生态条件的关系，地租关系是阶级关系，这种关系仍与环境，特别与风险与御灾有关。

　　第四部分本书试图描述生态系统的运行。第八章研究生态系统的波动——灾害，以及社会对这种波动的调控。第一节分析明清以来乡村社会对灾害的控制救灾的机制；第二节则以蝗灾为个案进行具体地分析。灾害的控防体制在国家与乡村相互协调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灾害的周期性，这种动员体制也具有周期性。周期性政策表现在乡村仓储、禁酒等诸多方面；第九章则就生态变迁的总趋势，对乡村内聚性问题作了分析，共分二节。第一节以灾害和动乱对华北大聚落的影响；第二节分析乡村中生态关系和内聚关系，近代华北的村庄许多思想与生态文化有关。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内聚的正、反两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对人与环境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思考。

注释：

[1] Rappaport,Roy A. Ritual, sanctity and cybernertics. American  Anthropologiist. 1971. 73(1). 59-76.

[2] Wen Dazhong and David Pimentel: Seventeenth Century Organic Agriculture in China:Ⅰ.corpping systems in Jiaxing region. Human  Ecology. 1986.14(1).1-14.

[3] Wen Dazhong and David Pimentel: Seventeenth Century Organic Agriculture in China:Ⅱ.Energy Flows through an Agroecosystenm in Jiaxing Region.Human Ecology 1986.14(1).15-28.

[4] 尹绍亭：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第2期。

[5] Huntington,E. 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umphrey Mil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4.

[6] James D. Clarkson: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A Chinese Village: Cameron Highlands,Malaysa.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Research Paper # 114, 1968.

[7] 《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第六。

[8]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岩波书店，1981年（简称《惯调》）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王建革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

内容简介：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内容简介：华北平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农业基地，也是灾害频发、社会矛盾较尖锐的地区之一。考察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乡村的生态和社会变动，剖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对了解当今华北平原的农业与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作者在满铁资料为主的乡村调查资料基础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历时十年，写下了这部专著，使华北平原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社会诸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作者简介：

　　王建革，1964年生于山东省招远县。1995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史专业，获农学博士学位。1996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1998年留校工作至今。现任该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环境史、农业史与历史地理，对内蒙古、华北和江南等地的历史生态与社会形态的关系做出一系列研究。出片反专著《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2006年），在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历史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名家推荐：

　　华北平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农业基地，也是灾害频发、社会矛盾较尖锐的地区之一。考察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乡村的生态和社会变动，剖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对了解当今华北平原的农业与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作者在满铁资料为主的乡村调查资料基础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历时十年，写下了这部专著，使华北平原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社会诸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邹逸麟

　　王建革教授是农学博士，在农业开发、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又在历史地理、社会史等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该书既有科学原理的探索，又充分运用了文献研究、社会调查的成果，资料丰富、观察细致、论证合理，是一项沟通文理的综合性研究，在近年来同类成果中居领先地位。

——葛剑雄

目录

导　言
　　一　生态-社会机制
　　二　资料与前人研究
　　三　本书的结构

第1章　水环境与华北社会
　第一节　环境变迁与大清河治理的“清浊分流”
　　　一　唐河对西淀的淤积
　　　二　永定河对大清河
　　　三　子牙河水系与千里长堤
　　　四　衰退
　第二节　滏阳河流域的水利社会
　　　一　水利与官府
　　　二　水利制度与乡村社会
　第三节　稻作限制与灌溉类型
　　　一　稻作限制
　　　二　涝洼地带的水利环境与制度
　　　三　灌溉社会类型及其南北差异

第2章　人与土壤
　第一节　水环境与土壤肥力
　　　一　河流、水灾与土壤肥力
　　　二　黄泛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三　海河水系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第二节　盐碱地生态
　　　一　黄河下游
　　　二　海河水系
　　　三　滨海盐碱地
　第三节　传统农业的土壤肥力与环境
　　　一　植树、林粮间作与治沙
　　　二　土壤肥力
　　　三　河流治理、聚落与农业

第3章　农作生态
　第一节　耕作制度及其社会适应
　　　一　种植制度与生态适应
　　　二　土壤耕作制度
　　　三　耕作制度与乡村社会
　第二节　技术程序与生活程序
　　　一　主要作物技术程序的古今对比
　　　二　积肥的周期与农民生活
　　　三　农作程序与乡村生活周期
　　　四　社会经济活动与时间感

第4章　动物与人地关系
　第一节　马政与明代的人地关系
　　　一　明初华北养马的顺利进行
　　　二　入口压力与养马的衰落
　　　三　人口负载量与载畜量
　　　四　马政的变迁
　第二节　近代农村畜牧业：牛与羊
　　　一　牛的生态适应与饲养
　　　二　乡间牧羊
　第三节　役畜动力与近代乡村
　　　一　畜运状态与市场涨落
　　　二　马、骡与驴的饲养生态
　　　三　生态压力下的替代
　　　四　役畜与农村的阶层
　　　五　役畜与小农

第5章　生态要素与乡村社会
　第一节　清末民国时期的民食与营养
　　　一　种植业变迁与粗粮化结构的形成
　　　二　清末民初的状态
　　　三　抗日战争前后的状态
　　　四　野菜与野生食物
　　　五　营养与社会
　第二节　“三料”危机
　　　一　饲料资源与畜牧业
　　　二　肥料
　　　三　燃料危机

第6章　生态系统的循环与运行
　第一节　整体的投入产出状态
　　　一　肥料与物流
　　　二　人力、畜力投入特点与能流分析
　　　三　经济史问题的生态分析
　第二节　惠民县孙家庙的实态
　　　一　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及其社会特点
　　　二　物流、能流及其效率
　　　三　传统农业的转变与生态变迁

第7章　生态与租佃
　第一节　人地关系与租佃
　　　一　无佃户村的强生态压力
　　　二　少佃户村
　　　三　佃户增加与多佃户村
　　　四　阶层与生态策略
　第二节　生态与租制
　　　一　总体趋势
　　　二　土壤肥力与租佃制
　　　三　华北的小种地

第8章　灾害与华北社会
　第一节　灾害与社会控制：周期性调节
　　　一　灾害与恢复的周期
　　　二　资源动员的周期
　　　三　制度的周期
　第二节　清代的蝗灾与社会控制
　　　一　政府控制体系的运作
　　　二　蝗灾过程中的地方社会
　　　三　清末民国时期的治蝗

第9章　乡村生态与社会内聚
　第一节　内聚型村落形成的地理与社会因素
　　　一　河流与村落
　　　二　土壤、农作与村落
　　　三　“围墙”与内聚
　第二节　社会内聚与发展
　　　一　开放资源的萎缩与内聚力下降
　　　二　青苗会的形态
　　　三　生产联合型内聚的特点
　　　四　人与环境关系中的文化与信仰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后记

　　本书以作者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作博士后期间的报告为基础，加以修改、补充而成。出站报告的指导教师是邹逸麟先生，当时的指导小组还有葛剑雄、周振鹤和张修桂等老师，葛老师不但经常给予方向性指导，还在生活和其他方面给予作者很多的关照。曹树基老师在作者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中，也给了作者许多帮助。另外，作者在工作期间，还得到了历史地理所前辈赵永复、王文楚等先生的关照，在此表示衷心感谢。1998年出站以后，我又对华北平原的生态和社会问题作了断断续续的后续研究，一过就是十几年，尽管这本书出版得晚，却是大有益处，不但有许多新的问题被发现，也有许多新的资料在强大的网络时代较为容易地得到了，这都使我可以将内容写得更加充实。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南京农业大学农遗室的老师和朋友们。首先是郭文韬和章楷两位先生，章楷先生是我硕士生时期的导师，郭文韬先生是我博士生时期的导师，郭老师生前热情地鼓励我在生态史方向上研究，并关心我的著作的出版。还有缪启愉、王达、宋堪庆、张芳……这些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前辈，都给我上过课。他们在农业院校研究农业史，几乎默默无闻，但正是他们的工作，让我们学到了现在许多研究生所学不到的东西，每与萧正洪、王利华等师兄谈及他们，常常感动以至伤情。除了农遗室各位师友，这里还要感谢农史界的前辈陈文华和李根蟠先生许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和鼓励。另外，本书还要感谢生态学家闻大中先生和骆世明先生。闻大中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学者，取得了为国际同行所公认的成就。作者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对生态学知识没有及时更新，正是闻大中先生，在我读博士期间就为我提供许多学术上的指导，提高了生态学研究的水平。我读博士后期间，他还具体地帮助我解决一些技术性问题。l999年，我在沈阳见到了他，得到了他许多学术上的当面指点，至今受益匪浅。还有华南农业大学的骆世明先生，他在百忙中赠书与我，本书中我对农业生态的许多理解都得益于他那本著名的《农业生态学》。

　　1997年，我有幸申请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资助。在外出到山东、河北一带调查时，我得到了过去的老师，现在山东省农科院工作的吴天棋老师的帮助。另外我还要感谢河北省水利厅的刘淑霞女士，她无偿地提供给我许多有关河北水利史的资料。我更要感谢山东省惠民县孙家庙村支书和几位老村民的帮助，l997年夏天，我到该村访问，他们不仅热情地招待了我，为我提供了许多资料，还很耐心地回答了我提出的许多问题。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我的莱阳农学院农学系八一级的同学们。时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运，以前所学的，特别是所受到的农学训练，几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这种幸运不是人人都有的，我待在书房看书写字，同学们在田野中辛勤地奔忙。多少时候，真想与他们一起下乡，看那绿色的原野。对我的这个成果，他们最有发言权。借本书出版之机，再次向同学们问好，愿他们为华北农业与农村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略

黄豆

　　略

黑豆

　　与黄豆同为一种，只是粒微扁小，皮稍厚，所以口味很差。

　　大致用黄豆所制之品，用他也都可制。不过不及黄豆制者好吃，于是有许多种都只是用黄豆，就不肯用他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含的油及蛋白质等，都较少耳。用他可做的食品，只有几种最重要者是做酱。

　　酱　吾乡数百里之内，做酱不用黄豆，都用黑豆，先炒熟再磨成面，加水成团，与黄豆做者一样的发酵，发好后再加盐加水晒之便妥。酱之颜色，自然比黄豆造者较黑，亦曰黑酱，但与北平之黑酱不同：北平之黑酱，是加糖色，此则是豆之本色耳。口味亦稍有分别，虽不及黄酱香，味却较浓厚。

　　豆面糕　黑豆干炒熟后去皮，只把仁磨成面，其味极香，用黍子面加水蒸熟，擀成片，铺一层豆面，再加红糖，卷好切成段，此即名曰豆面糕，北平又名驴打滚，味颇美。按此似不值一写，因用此面可做之点心种类很多，且据厨师云，黑豆永不及黄豆好吃，惟此面则比黄豆好的多，故特记之。

　　牲口料　牲畜北方名曰牲口，在闲时只喂草尚可，若农忙有工作时，则光吃草则绝对不可，非加料不成。植物之秆叶等等，都名曰草，其粮实粒则都名曰料。最普遍的料，是高粱、麦麸等，最好的则是黑豆。黑豆煮熟晾干，与干草合拌，骡马吃了固可发胖，牛吃了尤好，据农人云，倘有小牛之母牛食此，则乳特别多；而且比黄豆好。

青豆

　　豆绿色，可是不曰绿豆而曰青豆，盖因与后边之绿豆犯重也。秸秆豆粒，都与黄豆一样，平均着说，此种之粒，似此黄豆微大，用项却很窄，只发开不待发芽即吃，煮熟加盐冷拌，也是下酒之菜。如与粉丝合炒，便名曰炒青豆粉。这些吃法在乡间，多数都是黄豆，而口味则不及青豆松脆，故北平永远用青豆，因此围北平左近种此者很多，乡间种者较少。北平吃毛豆也用的很多，此种实比黄豆好吃。台湾吃青豆也是此种。

白豆

　　白豆，亦曰小黄豆，普遍名白黑豆。他与黑豆形质都极近，粒之大小，也与黑豆一样，但色发白，故曰白黑豆。然亦非纯白，稍现浅黄色，故亦曰黄豆。但粒实确比黄豆小，故又曰小黄豆；黄豆有时搀假即是搀此，就是单独用时也是充黄豆用，例如长寸余之豆芽菜，也名曰黄豆芽。北平如此，台湾也是如此，且消项都不少，口味与真黄豆者也差不了多少。此外也可以做豆腐，味道不及黄豆的香，然亦不错。此物含蛋白质较少，出豆腐自然也少，然豆价较便宜，所以乡间做豆腐者，往往用他。用他颜色不及黄豆做的豆腐漂亮，口味又稍差，所以大城中之豆腐无用此者，台湾也是如此。因消项较小，春天种此者较少，而麦秋后之晚秧豆子，则多种此，因熟的较快也。

红豆

　　此种很少见，其形势情形与青豆相等，只皮发红色，所含油质较少。吃法则天寒时倘以高粱、小米等整米煮稀饭，则往往加此，色味都不错。

　　以上五种，从前名曰大豆。出油之豆，便名曰大豆，出粉之豆如绿豆等，便名曰小豆，其余则曰杂豆或角豆。大概是大豆、小豆，其豆角之皮都不能吃，所谓角豆者，其角皮大多数都可食，如扁豆、芸豆等等是也。大豆产油，质量亦大有分别，黄豆出油最多，故东北所产者，有很大的数目，都做了榨油之用。黑豆出油较少，然内地从前用以榨油的也很多，后来花生油盛行，黑豆油就不见了。至于青白红三种，虽也含油质，然太少，所以没有人用他榨油。

种植的工作

　　《诗经·豳风》所载九月筑场圃，按九月已寒，只可筑场，无需筑圃矣；然圃亦须筑，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凡种菜必需用水浇。谷类则用不着，谷类未尝不可浇，但绝对不能常浇，而且也没有那许多水。菜类都是水分，全靠水活，缺水则不但不能生活，就是活着也无口味，不能吃了，所以必需浇，既需浇便须凿井等等，这都是农业没有的工作。只是一个浇，其中又有很大的分别，某种宜于多浇，某种宜于少浇，这都是农人不明了的。尤其雨水太多，更需多浇，因为雨水发热，多则烂根，必需井水来解，因井水性冷也。所以落一场雨，则必要浇一次，前边所谈，涝浇园旱锄田，即是此义。再者华北旱田，最多每二年种三次，即是春季种的稙庄稼，秋季成熟收割后，再耩麦子，次年初夏，麦子收割后，再耩晚庄稼，晚庄稼于深秋才熟，赶不上耩麦子，只好第三年春季，再耩稙庄稼了，是二年只可种三次。在大地主田地多，为省工，一年只种一次，例如麦子收割之后，他就不再耩庄稼了，只把地耕好，使土性多经太阳，多休息几个月，则土性可复原，不需再施肥料，如此则既省工又省钱。这个名词，叫做留麦，初夏把麦子收割，留待秋季再种麦也。但小地主则无此力量，因为他田地已经不够种，焉有闲田留麦呢?诸君要知道，留麦的办法，是最不合道理的。按旧日情形说，有许多田少的农人，专靠与人家做些工作，补助生活，这样一来，用人工太少，有许多农人不易觅工作；倘收割麦子之后，多种一季晚庄稼，只耪就得好几次，那工作就多得多。麦子则耩好之后，只有收割时用人，其余一点工作也没有，这在大地主是合算的，而小农人则都不以为然。按现在的情形说，是应该多加人工，多用肥料，多生产，不但多给国民找工作，且于社会于国家都是有大益的，若只为自己打算，那是不对的。种菜园则无此毛病，有的一年可以种三季，有的一年种一次，也有几年才种一次的。不过他虽不必年年种菜。但对他的工作，则是时时有的，且永远不问断的。例如韭菜，种好之后，几年内不必再种，亦可延长十几年，似乎很省事了，但每年春天一出芽，于施肥浇水外，还得修理，长成割下售卖，割两三次后，便须留他开花，因为韭菜花，乃是华北咸菜中的重要食品，采花等等，尤其费事。再如黄瓜，虽然一年只种一次，但刚出土，就得防备雨涝、蜜虫等等，刚伸蔓，就得搭架，长瓜后，天天要巡查，是否有应摘之瓜，且落一场雨，就得浇一次，倘落雨后不浇便摘瓜，瓜是苦的。又如豇豆角，种植维护，与其他菜蔬差不了多少，但摘豆角时，可就相当费事，摘下来之后，还得分路，老一些，嫩一些，短一些，都要分好路子捆好才能出售。再如蚕豆，摘下角来便可卖，若再加工，则可把豆角皮剥去，再加细工，则把豆之皮，亦可剥去，专卖豆仁。以上不过随便谈几种，此外还有暖畦，暖洞的办法，也大略淡谈。

　　暖畦　是秋后把菜畦之四围畦背筑高，这种畦都相当大，畦背之南面，约不过四五寸高，北面则高一尺余，东西两面便成斜坡，北高南低，为挡北风而易得阳光也。白天畦开着，为晒太阳，夜晚或有风雪之天，则用席箔盖好，以保温度。这种畦中可种之物很多，如种菠菜则可供整个冬天售卖，如种豌豆，则二三月问，便可结豆，其余如豌豆苗等等都可种，因其除调畦外，别无其他工作，而各种菜蔬都可比天然者成熟较早，获利自丰也。

　　暖洞　在地上掘一坑，深约三尺余，南北宽约一丈余，东西三五丈、十余丈随便；把掘出之土，在坑北筑土墙，高约三尺余，两头则越南越高，高约丈余；南面无墙，只树高七八尺之木柱，架梁盖顶，南面满糊纸，白天满晒太阳，夜晚或风雪天，则盖菖蒲所制之箔，以保存温度，按洞中既深三四尺，已经不会太冷，再加以南面之晒，更生上火，所以洞中湿度、温度，都合于种植之用。种植的水菜，很有几种，如芸扁豆、茄子等都有。大宗的为黄瓜，都是备年节送礼应用的。这种洞子，都带养花草，如牡丹、丁香、海棠、水仙等等，都可于年节开好供用。吾国这种暖洞，发明很早，《齐东野语》所谓“堂花”即此；到明清两朝，宫中更盛。有人说，这种办法，在从前寒带温带地方，因为地中不能生长，而热带鲜菜又运不到，可以说是很有趣味的事情。但也不能说是必要，因为得食这种菜蔬者，都是阔人，在中等人家便吃不到。尤其到了现在，交通大为发达，千里外之鲜菜，可以用火车运输，万里外者可以用飞机运输，都是朝发夕至，则本地便不需要费此钱力了。这话当然很有理由，但也未可一笔抹煞。运输固然容易，但运费等等也要详细斟酌，例如江浙运一盆盛开的梅花到北平，则其运费等等，恐怕比北平养者还要贵。

　　以上所谈还都是正式菜园，此外还有临时的菜园。因为有许多种菜蔬，用项太大，销路太多，光靠这种菜园，绝对是供不应求，且差的太多，所以每年都有临时种者，例如白菜、茄子、萝卜、芥菜、葱、蒜、韭、倭瓜等等，都是一种就是几亩或几十亩不等，种法各有不同，兹略谈如下。

　　白菜　最初种的颇密，俟其长几个叶后，再行倒栽，约数尺远一棵，也要恒浇，倘一缺水，则不但不长，且口味又差多了。伏天或初秋，也往往有虫灾，旧的办法，只有由药铺中买苦树皮碾成面，撤于叶上，虫食即死。吾人吃白菜，偶有稍带苦味者，即是此药面被菜叶卷于里面，未能被风雨吹洗尽之故。刚要霜降，便用苇披把菜捆上，使其叶紧不见阳光而发白。刚要上冻，便刨下，存于地窖中。此即名曰白菜窖，大者存几万棵菜，四个牲口所拉之车，可以赶入窖中。有大地主专做这种窖，俗云挖窖。除自己存菜外，兼可租与人存菜，因为白菜怕严寒，且在窖中存一时期，口味亦较好得多也。

　　茄子　也是先种的很密，俟长几个叶后，再行移栽，普通呼为倒栽。此物最易活，秧虽蔫亦无妨，所以有担担专卖茄秧者，栽好长成陆续摘售。

　　萝卜　此品用项也极大，所有菜铺、酱园、油盐店等等，每年都要买几千斤、几万斤不等，用盐渍好，以备整年出售。乡间的人家，每家也都买几百斤或几千斤腌渍，以备一年应用，此亦万非菜园中出产所供的足也。上边所谈，只是腌菜之萝卜。萝卜种类极多，有一种专晒干售卖，长好之后，用犁耕出，即在田中切成片，晾干售卖。

　　芥菜　也是专为腌渍的菜蔬，其用项之多寡，大致与萝卜相等。惟萝卜只腌根，其菜便无大用，丰年则喂猪，荒年人方吃他；芥菜则疙疸与叶都可腌食。此物种类也很多，南方之雪红，保定府之春不老，等等都是，大多数都是腌食。

　　葱　此物用项也极大，有两种吃法，春及初夏所吃者为小葱，是刚生几个叶，便割下售卖，乃是专吃叶，普通名曰小葱，文字中曰春葱；割两三次后，便不能再割，须留着倒栽。而且以后再长，也就不好吃了。倒栽之法，相当费事，必须用犁把田耕为深沟。这种耕法，不用犁喷子，要使土两边翻，然后把葱移栽沟内，俟其长几个叶，用锄耪培之，再长一个时期，则又用犁耕陇之空处，亦不用犁喷子，使土两培于葱侧，如此则葱茎在地下被土掩埋之部分，约有一尺余长，此即名曰葱白，因其不见太阳，不发绿而永白。因为冬天所食之葱，是专吃葱茎，其叶则为废物。在秋季及初冬所食之葱，其叶可喂鸡猪火鸡等物。若冬天所食之葱，则须连叶捆好，不能剪叶，因为一去叶，则叶孔难免进水，便要腐烂了。铺子在冬季之前，总要几千捆，每捆约二十几斤，大主户也要买几十捆，以备整个冬季吃食。冬天堆于房顶上，不怕风，不怕雪，不怕晒，不怕冻，但若剪去葱叶，则不能留了。不吃时不要动他，吃时便拿一捆放在屋中，其余仍勿动，则一冬不坏；不过天气一热，便要发芽而不能吃了。

　　韭菜　此物种好之后，可以过十年八年，不必再种，每年春季出芽，割下售卖，卖三次便不许再割，须留以开花。韭菜花用盐腌好，可以到各处售卖，他确是北方最受欢迎的咸菜，因为他气味口味刺激性都极大也，乡间人口多的人家，也都自己腌几十斤几百斤不等。花剪去之后，韭菜叶万不可再割，须留其自萎，这个名词呼做回喽，如此则来年出芽方旺，若把叶割掉，明年就弱多了。韭菜销路已经很宽，韭菜花销路也不小，所以业此者，往往一种就是几亩几十亩。

　　蒜　华北种蒜的也很多，也是一种就是几亩几十亩，这有两种原因。一是华北居民食品离不开葱蒜，可以说是每顿饭必得有的，因此销路当然就很大。二是此物种的最早，成熟的也最早，农家有两句谚语曰：

　　蒜不出九。　立夏分瓣。

　　蒜不出九者，是在惊蛰节以前便须种好，到立夏节就可以分瓣了，长成收拾后，还有其他谷类可种，可以算是白多种这一季，所以大家多乐种。工人少的，可以种的很稀，专俟其成蒜，人工多的主，可以种密些，俟长成苗，便可拔着卖。隔几棵留一棵，拔下者名曰蒜苗，北平曰青蒜，销路也很大。迨长成将要开花，则将花茎抽下另售，此名曰蒜薹，北平曰蒜苗，作鲜菜固好，盐酱渍好，更可久存，味尤美。蒜长成拔下，连叶编成辫，每辫大者百头，小者三四十头，大菜铺，酱园中，每家都要买，买几百辫，几千辫，住户人家也都要几辫几十辫，以备一年应用。冬天存于冷屋中，俗曰冻葱暖蒜，稍冻亦不要紧。

　　倭瓜　华北普通名曰北瓜，北平则名曰倭瓜。此乃水菜或瓜类最便宜的一种，但口味亦很好，所以大家吃的很多，但因为价钱便宜，所以正式园业都不种他，大约都是有闲的院落，或边沿地方才种，偶尔也有大块田地种者，但不过田地多图省人工耳。此瓜刚一生长就可吃，大家都愿俟长老后再吃，因为长老则面性大，糖质多，再较适口。

　　以上不过只举几种，且都是极普通的，此外如保定府西北，望都一带，讲种辣椒，一种就是几十亩，专销蒙古，在吾乡一带则无种此者，有之只有菜园中，盖因无此销路也。这样的农业，可以算是稍微特别，也不必尽述，总之都是介于老农老圃之间的工作。

耕

　　耕者，翻农田之土也。每年秋收之后，田中已无禾苗，斯时趁田地闲空，便须耕地一次，把今年所用长养禾苗之土，翻到下层，把下层之土翻到上面。因为农田之土，不但要用肥料，最要紧的还是吸收太阳光及氧气等等。无论何种土，倘不种庄稼，只连着翻晒二年，则一点肥料不用，也可以长很好的庄稼。所以每年非耕一次不可，且耕的深浅，关系也极大。耕的太浅，则土不能换，永是每年生长庄稼的那一部分土，则土乏而无力，虽多加肥料，也不能充分满了种者的愿望。耕的深固然好，孟子所谓深耕易耨者是也，但是也须每年都要那样。偶而深一点或浅一点，都还无大关系，若骤然一次耕的太深，则翻上来的土，都是多年未见过阳光之土，俗名叫做阴土，本年是不能长好庄稼的。耕地深浅有关系，是很容易明了的，而耕的早晚关系也很大，大地主地多牲口多，他敢早耕，小主则要慎重。因为耕的太早，雨季未过，耕过之地，偶遇落雨，耕松之土，经水一浸，一定要下撤，则土质便变的密而紧，没有孔缝，阳光和空气都进不去，这虽然不能算是白耕，但功效则小的很。华北有碱性之地颇多，俗名就叫做碱地，老农们讲究，碱地能耕出坷拉来，才算本领，坷拉或曰喀拉，即是土块，《左传》晋重耳“野人与之块”之块字即此。因土成块，高下不平，容易受阳光空气也，然碱质容易使土发散，不易成块，故老农有此语。这种土块经雨拍平，俗名叫做拍住垡。这个垡字也是古语，广韵注：垡耕起土也。亦作伐，《周礼·考工记》“一耦之伐”，注云亩上高土谓之伐，即是俗语的来源。地耕松之后，又被雨拍紧，最好是再耕一次；然如果再耕，便需再耕两次。因为只再耕一次，则翻上来的这一层土，仍然是本年所用的那一层，几几乎等于始终未耕，只好再多耕一次。但大地主有力量做的到，小主则无此力量了。早耕固然有毛病，晚耕毛病更大，太晚太阳已南回，不但晒得日期短，且太阳光已弱，较光强时效力就差多了，再晚则天寒地皮已发凝，更不能耕了，华北有两句谚语，曰：

　　小雪不耕地，大雪不行船。
　　小雪封地，大雪封河。

　　都说是有节气管着的，可是天气也有变化，有时骤冷，在小雪节以前，便不能耕地，如此则须次年开冻再耕，那就差不多了，因为耕过之后，晒不了几天，就要下种，几几乎是等于不耕。

　　以上乃是耕的情形，这个耕字来源当然很早。《易经·无妄》卦“六二不耕获”等等，经史中这种记载多得很。不过古人最初是用人耕，稍晚又发明了用牲畜，于是耕的名词又分了家，人耕者名曰耕，牛耕者名曰犁。《前汉·匈奴传》“犁其庭”，注耕也，于是耕地之器，亦名曰犁，《山海经》曰后稷之孙所作。后来这两个名词，总是互用，不分人耕牛耕了。华北乡间说话，用耕字时，固然较为普遍，但用犁字时也不少，耕地之器，都名曰犁杖；如问落雨有多大，则答曰一犁，一犁大致是四寸(工部营造尺)。比方说如遇旱年，倘值落雨，则各省大吏，或顺天府府尹，都要奏明皇帝，如果说得雨四寸，那就是一犁，因为只得三寸，则于农田无用，值不得入奏也。兹把落雨情形，也附带着谈几句，华北落雨的名词，最初曰湿地皮，以后便是一指，二指，三指，四指，五指(此名词不常用)，一犁，接上湿，下透。接上湿者，是新落之雨，与原来之湿土刚接上，中间已无干土，但水分还未完全接上，俟完全接上便名透了。

　　他所以名曰一犁者，就是因为耕地，平均总是四寸深，大地主两个骡马拉犁杖，可以耕到四五寸深，小主两个驴，则所耕不过三寸多，再深就拉不动了，所以华北有两句谚语曰：

　　大主的犁杖，小主的锄杠。

　　小主锄杠说见后，是平均不过四寸也。为什么落雨四寸才许入奏呢?因为果落四寸雨，便于禾苗有了大用，唐人诗中亦有“一犁春雨足”的句子，因为禾苗之根，还长不太深，而且不容易长到一犁以下；这层也不可不知，老农常说，耕地永远那样深，犁底之土，被犁擦磨的平且硬，犁擦者犁杖下之一块铁也，该层土年年被擦的平而坚，禾苗之根，很不易扎过去，所以一犁雨便足。老农们又常说起，按这这一层上擦的像镜面那样平硬，于长庄稼是有大阻碍的，但是有救星，因为北方天寒，每到冬天，地总冻下二三尺深，这一层镜面土虽坚硬，但冻成冰再一溶化，自然就又松了，所以于种地还没什么大影响。

　　将来或改用机器犁杖，可以耕到六七寸深，则本年长禾苗之土，次年可以整休息一年，自然就好得多，但有一样不可不注意，就是前边所谈，倘骤然耕的太深，翻上来的完全是阴土，那是不容易生长植物的。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农政专家应该注意的。西洋耕地，只是要今年所用之土，翻到下层使其休息而已，中国则又多一层功用，就是翻土之外，还带一层除草的目的。西洋田地中草少，中国则较多，这也有原因，一当然是人家耕的深，今年之草或草子翻到下层，不能再生，二是西洋雨量大，尤其是欧洲，空气湿，草的种子不容易飞扬，则布种之力较小。中国耕的较浅，耕下之草，所翻之土埋不严，露着草尖，他就还能生长；再者华北空气干，所有草的种子，飞的很远，布生力较大，就是耕耘的好，也难除净，所以华北，每年把谷类割完，地上总还留有一片荒草。这些草当然夺地之力，于谷类是有大损处的，所以多加了许多耪的人工。耪即耘，说见后。西洋农田，谷类收完之后，地中也不能说是没有荒草，但很少，这固然是因为空气潮，耕的深的关系，也是人家心齐，农政办的好，大家都除草务尽，则草自然就容易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