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守军人机密半个世纪 隐居深山劳作54年
82岁新化老人奉孝同： 他曾是中央警卫团出名的神枪手，给毛泽东当过5年警卫
老人的未了心愿：去韶山、去北京看看毛主席

文图/记者 甄荣 通讯员 王杰 奉立群 周明 雷国华

奉孝同展示他在中央警卫团服役期间获得的“执勤能手、优秀射手、技术能手”荣誉证书。

这四本内页泛黄的日记记载了奉孝同在中央警卫团服役的经历。

　　奉孝同复员军人证上的信息表明他曾在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服役（因为工作人员疏忽，把奉孝同的复员军人证出生年月错写为1933年5月）

　　他曾是中央警卫团出名的神枪手，给毛泽东当过5年警卫。1958年2月，他脱掉军装回到新化大山深处的老家，任劳任怨做了54年农活。54年来，他沉默而清贫，几近隐居在深山里，没有人知道他过去的光荣。直到今年10月中旬，一位医生无意中发现了他的秘密。

　　这是一位名叫奉孝同的82岁老人的故事。 11月16日，记者经过10个小时的长途奔波，终于在新化县最西边的奉家镇下团村深山里，找到了奉孝同的家，并带回他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复员军人证等物品。12月初，湖南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建办专家对这些物品进行鉴定后，确认了奉孝同的身份。

　　这位老人有过怎样传奇的故事？他为什么甘愿隐居在深山54年？他的身份又是怎样被发现的？

　　记者手记

　　奉孝同的另类选择

　　要不是大女儿奉庆龄住院期间缺钱治病，奉孝同的秘密或许将永远湮没在山头的雾霭云岚中。

　　没有显赫的战功，没有惊险的经历，但这位老人依然值得人们尊重。54年来，他坚守军人的机密，将当年的光荣深藏在心底，只把自己当成最普通最平凡的山野农夫。只有那些渐渐发黄与褪色的纪念章、荣誉证书和日记本，陪伴着他，安慰着他。

　　中央警卫团神枪手、给毛泽东当过五年警卫、不少战友身居高位……拥有这样优质的“资本”、高调的“资历”、堪称丰富的“资源”，奉孝同却选择低调一生，自甘清贫。他从不想要依靠它们去获取什么，得到什么，再苦再难也自己默默扛。

　　奉孝同54年来的选择，在今天也许会被许多人认为太“傻”，太“蠢”，是“自讨苦吃”。因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见惯了太多“聪明人”的“聪明”，哪怕只稍稍沾上一丁点“资源”、“资历”之边，也要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但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恰恰是奉孝同这样另类的“傻”。因为这样的“傻”，深藏着一种朴素而踏实的人生信念与生命力量。

　　坚强的老人一直把他的痛苦埋在心里，但我们的社会，如何才不让这样有过功勋、勤劳实在的老人掩痛而泣？能否帮助老人实现他朴素而真切的心愿？但愿，老人不会等得太久。

　　■记者 甄荣

　　壹　当年故事

　　虽然头发胡须都已花白，握着记者的双手布满老茧，但奉孝同身板硬朗，仍然透出一股军人气质。 11月16日傍晚，记者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见到了这位82岁的老人。

　　昏暗的灯光下，破旧的两层木房更显得黯淡窘迫。但小屋的主人显然不以为意。因为小屋里珍藏着他的宝贝：3枚褪色的纪念章、几本日记本和1本荣誉证书。它们见证了奉孝同当年的光荣岁月。在他的日记本里，还记述了当年毛泽东要求他们这些警卫人员回家搞调查研究，并听取他们汇报的难忘经历。通过奉孝同的讲述和他的日记，以及他的战友饶和生等人的回忆录，记者还原了奉孝同当年的故事。

　　“搞调查不要摆架子，更不能说我是毛泽东的警卫人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出身贫农、只读过3年初小的20岁小伙奉孝同，怀着满腔热血应征入伍，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3年的烽火岁月，让这位朴实憨厚的农家娃迅速成长为保家卫国的战斗英雄。战斗中很多战友牺牲在他身边，但奉孝同从没有怕过死。战争的残酷也让他意识到枪法的重要性，他在作战间隙苦练射击，枪法有了很大提高。

　　1953年奉孝同回国后，中央从全国每个省选调军队干部，集中到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一中队担负着保卫主席的安全任务）。高大英俊、枪法出众的奉孝同幸运地被选进中央警卫团一中队。

　　1955年5月14日下午3时半，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等几位领导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前院，接见了第一中队全体警卫战士，并提出要给警卫战士增加一项工作——以看家为名做调查工作。“你们为中央做点事，我通过你们和群众接触，你们要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真实地反映上来。”主席布置了调查的内容，要调查生产的粮食、特产、花生、芝麻、烟叶，农民生活怎么样，粮食够不够吃，征购的情况，还要了解干群关系好不好。“搞调查不要摆架子，更不能说我是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是毛泽东派我来的。回去后要尊重父母，尊重老百姓。”

　　尔后，毛泽东就调查研究特意写了《出差守则》。《守则》内容是：1、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2、不要摆架子。3、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4、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5、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守则》结尾，毛泽东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那时起，警卫战士便把农村调查当成一项重要工作。

　　“你们见到了农民，我见到了你们，也间接地见到了农民”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警卫团的安排，奉孝同1955年回到自己老家新化县奉家镇，开始为期10天的调查。他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同时，通过参加群众会、走访亲友邻居、与区乡干部交谈等途径，了解第一手材料。回到北京后，就当地粮食生产、农民吃粮、卖粮情况、农村干部工作作风等写出了调查汇报材料。

　　1955年7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听取了奉孝同和饶和生、高碧岑、何玉秋、管楚良等湖南和湖北籍战士的探家调查汇报。

　　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坐在藤桌周围，询问了这几个人的一些情况后，他话题一转：“有什么情况，你们谈谈吧!”

　　警卫战士互相看着，心中好像有许多话，但不知从何说起。毛主席看到坐在身边的饶和生手里拿着调查材料，便微笑地说：“你的材料能给我看看吗？”“我写得不好。”饶和生把材料递给主席时脸上有点红。毛主席看到饶和生调查报告里反映农村食品“供不应求”4个字时说：“你有点文化嘛!”随即关切地问：“农民口粮够不够吃？”饶和生稍加考虑后回答：“现在农民口粮定量一年只有300多斤稻谷，不大够吃。”“你说定量多少才够吃？”主席用商量口气提出问题。饶和生想了想回答：“最少四五百斤。”“你说得对，你能替农民说话。”主席点了点头，表扬了饶和生。

　　在调查材料中，饶和生还写到农民对一些基层干部有意见：“农民说‘大毛主席’好，下面‘小毛主席’不好（指个别工作人员不执行党的政策）。”看到这句话，毛主席沉思片刻，用铅笔在下面划了道粗杠，脸上略显忧虑，说：“‘小毛主席’也有好的，‘大毛主席’也犯过错误。”听到这话，大家面面相觑地体会其深刻的含义。看完饶和生的调查材料，毛主席说：“你敢讲真话，好!下次到蕲春去看看，多调查几个地方。”接着毛主席继续听其他几位战士的汇报，不时地批改调查材料，提出问题，商讨解决的办法。

　　毛主席在查看奉孝同的调查材料时问：“你还是讲新化方言？”“改了一点。”奉孝同不好意思地回答。毛主席说：“方言很难改，慢慢就会好一些。”

　　3个多小时匆匆过去，听完警卫战士探家调查汇报，毛主席总结说：“从你们几个人中了解了6000万人口（指当时湖南、湖北两省人口）的一些情况。你们见到了农民，我见到了你们，也间接地见到了农民。”

　　“你们年轻人要多吃点，把这些菜都消灭光。”

　　毛主席简短的总结刚讲完，卫士长李银桥前来报告：“饭准备好了，是不是先吃饭？”毛主席站起来说：“那好，今天我请你们吃个便饭。”

　　藤桌子上铺块白布当餐桌，桌上摆放3个荤菜、3个素菜和一盘西红柿鸡蛋汤。主食有米饭和馒头，毛主席只食用了青菜、豆豉、苦瓜炒青椒，以及1碗大米掺小米蒸的米饭。他三下两下把饭吃完了，碗里和桌上看不到剩下或掉下的一个饭粒。警卫战士和毛主席共餐，不免有些拘谨，只顾低头吃饭，很少夹菜，主席似乎看透了战士们的心思，像慈父一样轮流往战士碗里夹菜，还笑嘻嘻地说：“你们年轻人要多吃点，把这些菜都消灭光。”

　　吃完饭后，毛主席又和警卫人员拉家常。当他得知管楚良还没找到老婆时，低头一笑说：“那么多好姑娘还找不到，是你要求太高了吧。不要急，慢慢来。”天色近黄昏，毛主席起身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警卫战士们依依不舍地向他告辞。

　　随着岁月的流逝，离开中央警卫团已经半个多世纪的奉孝同，每当回忆起那次难忘的调查汇报，看到自己写的调查材料，总觉得毛主席牵肠挂肚关心农业、农村和农民群众的深情历历在目。

这四本内页泛黄的日记记载了奉孝同在中央警卫团服役的经历。

　　贰 复员回家

　　在警卫团的几年，是奉孝同一生最难忘的岁月，也是成长进步最快的时候。在学习文化的同时，他更苦练枪法，很快成为警卫团有名的神枪手。一本印有“执勤能手、优秀射手、技术能手”三个光荣称号的荣誉证书，让他一生都引以为豪。

　　1958年2月，28岁的奉孝同复员回到闭塞贫困的新化县奉家镇下团村。出于保卫首长的需要，部队要求他复员后不能泄露自己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经历。他回家后没向村邻说过自己给毛泽东当警卫的情况。镇里的干部也只知道他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

　　54年来，他几乎隐居在深山劳作，保守着秘密。虽然他的生活一直很清贫，遇到很多困难，但他都想办法自己克服，从来没有向组织和战友伸过手。

　　200米内射击，都能打在猪的第一根肋骨上

　　因为当过兵、枪法好，复员不久的奉孝同被乡武装部看中，做了民兵训练军事教官，当上了基干民兵连的“武教头”。奉孝同训练得法，乡里的民兵连在县里连拿3年冠军。当时奉家镇的深山里经常有野猪出没，吃了不少村民种的红薯和玉米。为此奉孝同带领民兵打野猪。

　　虽然过去了50多年，但奉老当年打野猪的威名还是在当地广为流传。下团村村支书邹陈武告诉记者，村里上了年纪的乡亲都知道奉孝同打野猪的名气，“奉老枪法奇准，800米之内的野猪都能打中。那几年他每年都能打20多头野猪，如果在200米内射击，都能打在野猪的第一根肋骨上。”

　　1959年3月， 奉孝同还带领奉家镇的200多名民兵去新化接龙桥，修过湘黔铁路。

　　帮助民兵训练三年后，奉孝同回到村里和妻子一起做农活，成了地道的山野农民。

　　1959年遭遇自然灾害家里缺粮时，他们一家经常咽糠粑吃野菜填肚子，后来野菜没有了，就吃神仙土（一种有粘性的黄土）。因为不消化，体弱的小女儿几次差点因腹胀死去。即便生活再困难，他也想方设法自己克服，不给组织和战友添麻烦。

　　女儿的医生发现了他的秘密

　　改革开放后，随着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奉孝同一家靠种几亩田和优抚金，解决了温饱问题，改善了家里的条件。他先后生有三个女儿，但家庭遭遇诸多变故，小女儿十多年前被人拐卖到了外地，音信杳无生死不明；二女儿嫁到了溆浦河田，家境也很清贫；现在老两口和离了婚的长女奉庆龄生活在一起，唯一的孙女奉莲花长年在外打工不在家，一家几口的活儿全压在奉老肩上。

　　近年来，大女儿奉庆龄身患多种疾病经常住院。没想到，因为女儿住院，新化县仁泰医院的医生王杰意外发现了奉孝同的秘密。

　　2012年10月23日，王杰和医院两位同事开车送奉庆龄回家。因为下雨路滑，他们半夜才赶到，只好住在奉家，见到了奉孝同。 在车上劳顿了11个多钟头，王杰觉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想早点休息，也劝奉孝同：“老人家，您也累了，早点歇着吧。”没料到奉孝同老伴说，他去过朝鲜战场，是毛主席的警卫，还陪主席游过长江。这让王杰顿感睡意全无，追问老人的故事。

　　王杰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普通的老人会是毛泽东的贴身警卫，而且是中央警卫团出名的神枪手。但老人讲的故事真切动人，看不出编造想象的痕迹，要不一位山野老农怎么会知道汪东兴、叶子龙、许世友、张耀祠、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西湖公园等特定名词呢？ 回家后，王杰上网查找到了奉老在警卫团的战友饶和生、张耀祠写的革命回忆录，查到了其中和老人相关的详细记录，并向媒体通报了老人的线索。

　　奉孝同复员军人证上的信息表明他曾在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服役（因为工作人员疏忽，把奉孝同的复员军人证出生年月错写为1933年5月）。

　　谁来帮老人完成他的心愿？

　　54年前，他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国家，54年里，他坚守军人的秘密，再难再苦也未曾向谁伸过手。但现在，坚强的老人深感忧虑：自己80多岁了，老伴也70多岁了，今年女儿住院治病花了几万元，把家里多年的积蓄都花光了。女儿需要进一步治疗，但接下来的治疗费很成问题。自己和老伴百年之后，多病的大女儿谁来照顾呢？

　　因此，希望女儿能早日恢复健康，是这位84岁老人的一大心愿。他的另一个心愿， 则是去韶山看看毛泽东故居，去北京看看毛主席纪念堂。 由于家中贫困，他近50年来从未出过新化县。只是在拮据的家境面前，老人的心愿显得遥不可及。

来源：华声在线-三湘都市报

　　台湾联合报记者问，去年底一段时间以来，海外媒体谣传说毛泽东思想有可能在这次党章修订中被修改或者被删除。请问是否有这样的考虑和可能?

 　　王伟光明确表示，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在党章中已经确定了它的历史地位。这次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明确地指出，我们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第二个理论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王伟光指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我们说“一脉相承”，是指它们都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指毛泽东思想所奠定的思想基础、理论前提、宝贵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和理论依据，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譬如，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继承了实事求是这样一个根本的思想路线，所以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对毛泽东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的理论成果。

　　【文章摘要】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骄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骄傲，邓小平更曾宣示说，中国人民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而这就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将丧失“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屈服”的民族精神、国家动员能力和组织凝聚力；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将丧失文化自信和文明的自觉；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将丧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附庸；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从民族道义上说，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就将白流，新中国的江山社稷就没有了道德基础，而我们伟大的前人们将会在地下感到深深的不安。

　　——否定了毛泽东，不但等于否定了历史，从而必然丧失思想的主体性，陷入知识上的虚无主义，其结果也必将是杀戮了中国的未来。

　　——如果理论脱离实际、党脱离群众，如果经济的发展不能造福于最广大的劳动者，而是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那么，中国广大劳动群众就将在资本的贪得无厌的无情剥夺下，不得不选择再次奋起革命抗争。

“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四个阶段

　　“现代世界”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代，以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变法”为标志。[①]从那时起，不但逐渐产生了一个与大地主、大封建领主利益相矛盾的国家机器，而且，这个“自相矛盾”的国家机器还日益采用着具有近代色彩的“重商主义”方式，与大地主的剥削形式进行斗争(举凡免役、市易、青苗诸“新法”之实质均在于此)。伴随着这种具有近代色彩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的扩大、煤铁冶炼技术的突飞猛进的，是地方割据的封建势力的消失，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最终是第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以“朝贡贸易”的方式，以中国为辐辏向四周扩散。

　　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的征服与大规模的白银开采，随着1567年明代中国开放“银禁”，西方世界开始“挤进”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从那时起到1900年，西方后来居上，以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炮舰政策，最终摧毁了朝贡贸易体系，建立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北美、欧洲和日本)支配世界的过程，与中华帝国衰败的过程是同步的。

　　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其特征是产业无产阶级(立足于欧洲坚实的工匠传统)、商人阶级(其最初兴起的动力也包括海外传教)和金融阶级(滥觞于地中海地区的白银资本的运作者)这三者之间的结合与互动。创造并代表着现代科学技术变革的无产阶级，与开拓了“世界商品投资市场”的资产阶级，联手推动了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西方现代化—工业化的后果是矛盾的，它既带来了无产阶级的成熟和日益壮大，同时，由早期工匠和现代无产阶级所发明的科学技术及其成果——现代工业文明，却日益被作为“投资者”的国家和资产者所盗取，并转而成为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必须强调指出的还有：西方工业化一开始就是与剥夺外围和外部、排除外围和外部地区工业化的世界不平等体制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诞生在这个历史阶段。其核心是揭示并分析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之间的结合与对立，并在社会发展、运动的意义上，描述了这种结合与对立的直接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剥夺与反剥夺的斗争。

　　“现代世界”进程的第三个阶段表现为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这个双向进程。发达国家内部日益成熟的工人阶级斗争是对列宁所揭示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回应，而“世界革命”则是对帝国主义的回应。这个阶段从20世纪开始。

　　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最后一场发生在发达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随后爆发的是：1905年“半外围”地区的俄国革命、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革命的基本目标都是外围地区的现代化—工业化。

　　历史证明：垄断资本主义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为代价，度过了它的严重危机，而外围地区的现代化—工业化则随着20世纪80年代“万隆宪章”和“万隆体系”的崩溃，以及1991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告一段落。

　　以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黄金本位制瓦解为标志的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由三个主要特征构成：第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实现人类共同发展，而是使世界人口的90%长期处于贫困和被剥夺的境地——所谓1%vs99%，这已日益成为世界共识。第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最新也是最后的阶段，即完全放弃和排斥实体经济与生产劳动，金融资本、虚拟资本成为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成为资本积累的根本动力。第三，随着金砖国家的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18世纪以来形成的东西方实力对比第一次出现了“逆转”之势。

毛泽东毕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历史的创生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十分悠久的国家，中国的长期衰落与再次兴起，是一个需要长期深入研究的课题。

　　今天，一切不持偏见者均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现代兴起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与运用，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与“天下兴亡”之鉴。

　　国家、民族和人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关键词。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毛泽东比马克思更为强调国家和国家的“独立性”。这是由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宰制下，长期丧失国家主权的悲惨历史处境所决定的。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中国资产阶级(其主体是买办阶级)没有建立和建设现代国家的能力，而相对于西方为经济权利而斗争的无产阶级而言，争取国家主权，这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要务”，而且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第一要务”。

　　所谓“国家要独立”，不仅是指国家要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国家应担负起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对内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的任务，而且指，国家还要独立于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国家更必须从被压迫人民中培养和造就出能够掌握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新型无产阶级。因此，毛泽东将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所谓“民族要解放”，是指民族的政治解放必须伴随着文化的解放，这种解放又是双重的，即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和封建旧文化这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努力创造出服务于民族政治解放的、现代的、民族的新文化和新的民族认同。在反抗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共同斗争中，在建设新社会的合作劳动中，中国人民在同甘共苦中所形成的民族共识，是这种新文化认同形成的基础。

　　所谓“人民要革命”，这里的“人民”专指“劳动人民”(即卢梭所谓的le　peuple)，这样的“人民”对上述国家、“民族”构成了根本性的规定，即人民要管理国家(不仅仅是埋头于生产和物质利益之中)，“民族”必须与“阶级”相结合(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国家、民族和人民在毛泽东思想中形成了彼此规定、互相推进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的制度性实现或体现，就是毛泽东毕生最杰出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新中国”。

　　早在毛泽东之前，中国的先觉者们便已经认识到传统治理结构日渐失败的宿命。因此，从王安石、王阳明、张居正，到王夫之、顾炎武、康有为和梁启超，改造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推动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变，便是1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不竭潮流。

　　早在毛泽东之前，就已有了洪秀全、孙中山等领导的大规模的政治革命与改革，但是，这些革命与改革都失败了，而其失败的根源就在于：面对着由“宗法—科举—朝廷”这三重结构构成的传统体制，倘若仅仅将改革与革命的目标对准上层“朝廷”，而不能触动中国的基层(宗法、士绅阶级)，不能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层或中坚(科举、儒教、士大夫)，那么，一切改革与革命就均不能取得最终成功，中国社会的真正改造也便不能真正发生。

　　毛泽东领导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这首先就是因为它几乎彻底改造了中国的基层。长期垄断中国基层的士绅—胥吏阶级，为在中国革命中诞生的基层劳动者组织(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社、队)所取代——而这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要害。

运去英雄不自由——造就新社会的中坚阶层和中坚力量

　　而当毛泽东在建国后力图以“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去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层，即数千年来“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士大夫阶级，触动这个阶级的必然产物“官僚集团”，并以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实践向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宣战的时候，这再次证明了他所领导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毛泽东要走的，乃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在这场面向旧的统治结构的“中层”或“中坚”而进行的艰辛改革过程中，毛泽东当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劳动者素质的迅速提高，以及与之伴随的中国迅速工业化)，但是，他更遭遇了巨大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极其沉重的历史教训。

　　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可能是知识分子中这样极少数的例外，即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深刻理解中国革命的正义性。钱学森曾经这样说：

　　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样批判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它确实是人类文明的理想境界。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进行社会再生产领域内的建设与改造，与单纯进行生产领域内反经济剥夺的革命相比较而言，前者任务远为艰巨。在缺乏欧洲那种有教养的无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在欧美无产阶级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斗争也陷入了困境的历史条件下，力图在一个经济上比较落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发育都很不成熟的大国的民众中，培养、造就新型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造就一支强大的、有教养的无产阶级队伍，培养和造就一个新社会的中坚阶层和中坚力量，这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绝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采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完成。

　　在披阅《南史》梁武帝(萧衍)故事时，毛泽东曾引罗隐诗叹曰：“时来天地皆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由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成功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层，毛泽东一举横扫蒋、美、日反动派如卷席，斯可谓“天地皆协力”；而在与中国社会的中层——士大夫阶级(及其现代产物)进行斗争时，毛泽东所面临的难局，当然绝非他要取消社会的中层和中坚力量(即某些人所谓要实现“扁平化管理”)，毛泽东所遭遇的挫折无非表明：摧毁旧社会的中层和中坚结构，与建立和再造一个新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层结构相比，后者显然更为困难。而这首先要求对复兴现代中国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作风与能力再次进行新的改造和提升。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改造和重建社会中层的努力会遭到党内与知识分子的误解乃至强烈抵制，这几乎就是必然的。而此诚所谓：“运去英雄不自由”。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毛泽东并非秦皇汉武，因为他创造的历史在“春秋”之外。中国旧的传统价值体系当然不能评价毛泽东，因为他领导的革命，其目标就在于摧毁中国奉行了数千年的基本统治结构：宗法—科举—朝廷，或曰士绅—士大夫—王朝，而其尤其因触及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而显得“激进”。

“弱国可以打败强国”——倒转五百年来世界地缘政治结构

　　毛泽东晚年曾经这样给自己“盖棺论定”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其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驱逐美国豢养的国民党政权出中国大陆；其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就毛泽东所说的“第一件事”而言，其中当然还应包括抗美援朝战争，即毛泽东指挥的人民军队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一举击溃了美国从那个方向对亚洲大陆的进攻。这是五百年来，中国第一次针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当然，这也是亚洲大陆国家应对来自海洋的挑战所取得的最伟大的一次胜利，而从世界历史—地理的角度说，这次胜利的意义，还远未被我们认识到。

　　漫长的人类历史，曾是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民族向周边扩张的历史，举凡蒙古、突厥、回鹘、女真、俄罗斯和汉民族，都曾经是欧亚大陆上的主导民族，而这个欧亚大陆主导世界的大趋势，直到16世纪才被海洋文明的扩张所取代。正是利用了航海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利用了海洋战争的高度机动性，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和“外围”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和孤悬大洋之中的美国，才从“边缘”出发，包围并分割了中心，并以“海洋时代”逆转了以欧亚大陆为核心的世界史发展进程。

　　1904年，英国伟大的历史—地理学家哈·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在《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中提出了一个极具革命性的观点：只要欧亚大陆国家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将广阔的大陆空间重新联系和组织起来，只要大陆国家能够避免来自海洋的攻击，并善用自身丰富的资源，只要科技的进步可以为这种大陆组织方式提供一个创制，那么大陆就可以战胜海洋，陆权就可以击溃海权，海洋支配大陆的时代也就会被终结——而他当时设想的现代科技方法就是铁路。他预言说：无论德国、俄国和中国这三个在欧亚大陆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真正联系起来，只要它们联系起来，海洋时代就会被终结，海洋国家支配的世界秩序也必将崩溃。而他相信：正如航海技术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一样，铁路技术的革命，也必将开启另一个新时代。

　　毛泽东乃是这样一位伟人：他找到了一种政治和组织的方法，将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宰割下分崩离析的中国大地重新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使被视为最封闭、最保守、最落后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中国的黄土高原，重新崛起为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所在。毛泽东的革命把最落后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并将其锻造成为对抗最先进的、来自海洋的帝国主义武力的高度机动的游击队。而毛泽东找到的那种把“即将被海洋淹没了的大陆”拯救出来的政治动员方法，就是“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的思想发源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土地涨价归公”的民主革命理论，当然，这也就是被列宁赞美的方法，即孙中山提出了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土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建设现代国家的新战略。列宁说，这种方法是欧洲国家所不能想象的，它表现了亚洲的先进性。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造就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改革开放，都是与土地的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毛泽东关于南水北调、三线建设、铁路建设、十大关系的发展战略，正是毛泽东依托欧亚大陆的外交战略，使得新中国这个“伟大的昆仑”重新崛起于世界。

　　C.施密特曾分别从空间的革命、国际法、战争模式的变迁这三个角度，论述了西方现代性的“空间基础”。立足于1500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海洋世界观”，在《国家主权与自由海洋》一文中，C.施密特指出了“海洋世界观”带来的“空间革命”意义。他说：“16世纪时所谓的‘现代性’，正是来源于这种空间革命。它并非来源于所谓的文艺复兴对于那种19、20世纪意义上的个体观念的倡导”[②]。当然，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先有美洲的发现，先有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暴行，先有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原始积累”，而后方才有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

　　其次，“海洋时代”的降临及其所导致的“空间革命”，带来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法”的产生，它仿佛意味着无边自由的海洋淹没了陆地上的有限界限，它意味着海洋的法则支配大陆的法则之奠定。

　　因此，现代国际法的真正基础就是“海洋法”，其实质在于论证“自由的海洋”攻击和突破“封闭的大陆”之正当性。所谓“海洋文明”优于“陆地文明”、“蓝色文明”优于“黄色文明”，也就是西方列强以“国际法”特别是以“海洋法”的名义侵犯和剥夺其他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背书。

　　第三，随着“国际法”而发生的，乃是现代战争理论的变化。荷兰、英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之间为争夺“海权”而进行的战争，已不是传统意义上争夺“领土”的战争，而是在宗教战争(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面纱下进行的争夺世界市场和贸易垄断权的战争。这尤其意味着，现代海洋战争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陆地战争，这里的核心是：海战具有典型的“游击战争”的高度机动特点，即以环境(海洋)为依托，采用先发制人、封锁、骚扰、制裁和突袭式的“海盗方式”，以小型的、民间的武装采取行动，不以夺取对方领土为目标，而只是以夺取敌方实际财富、夺取市场利益、封锁和垄断海洋贸易商道为目标。

　　由于海洋战争具有高度机动、灵活的特点，所以，从战争模式变迁的视野看，大兵团陆地作战的方式并不能适应和有效应对海洋战争体制，而英国所采用的具有现代游击战争特征的海战的上述有效性，在掀开中国近代历史第一页的鸦片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在魏源看来，清王朝放弃了林则徐武装沿海渔民、蛋户对抗英军的方式，而是从西北调集大规模陆军兵团奔袭英军，这是鸦片战争战败的主要原因。现代历史学家胡绳在分析鸦片战争英国的战略战术时，不是把清帝国的战败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而是归结为英国所采用的新型的、海洋游击战争的方式，这就是继承了魏源在《圣武记》中对海战与陆战两种不同战争模式之差异的精彩分析。

　　施密特指出，使得中西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说到底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和土地革命理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将陆地战争的机动灵活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而土地革命理论则把广袤的大地和大地上的农民最有效地组织起来，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施密特指出：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开天辟地地制定了“大地法”。毛泽东并不仅是像列宁那样，用中心—外围的世界视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关系”，毛泽东更以“弱国可以打败强国”、“中国一定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的革命，倒转了五百年来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地缘政治结构。

　　然而毛泽东深知，数千年的积习，五百年“西风压倒东风”的历史，绝不可能因为一个人、一场革命而最终改变，而且这场革命空前艰巨复杂，并必然包含着诸多失误、挫折和灾难，但正是因为毛泽东面对失败的不屈不挠，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漫长的革命”已经真正开始并不可逆转。

　　毛泽东当然希望，自己青年时代“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能够在他身后得以继续，因此，他寄希望于造就“一代新人”。1965年，在一首叫做《七律·洪都》的诗中，他曾豪情万丈地写道：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事业是否已经失败，这是任何人都不敢轻易断言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苏联瓦解之后，中国的红旗依然没有倒下，其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毛泽东造就“一代新人”的期盼没有完全落空，即“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培养。因此，如果这些中国人没有彻底失败，毛泽东就没有真正失败；如果新一代年轻人能够在失败中善于总结历史并坚持斗争，毛泽东的事业就依然还在继续。

否定了毛泽东必将杀戮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骄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骄傲，邓小平更曾宣示说，中国人民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而这就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将丧失“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屈服”的民族精神、国家动员能力和组织凝聚力；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就将丧失文化自信和文明的自觉；如果我们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将丧失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附庸；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从民族道义上说，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就将白流，新中国的江山社稷就没有了道德基础，而我们伟大的前人们将会在地下感到深深的不安。

　　否定了毛泽东，不但等于否定了历史，从而必然丧失思想的主体性，陷入知识上的虚无主义，其结果也必将是杀戮了中国的未来。

　　从毛泽东晚年的偏颇和错误中汲取教训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从一种偏颇走向另外一种偏颇，那就不是纠正错误，而是以新片面代替旧片面。历史证明，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所阐述的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最精彩、精练的总结与发展，特别是，毛泽东反复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在于她根除了封建士大夫阶级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平日袖手谈心性(尚空谈而鄙视实践)的痼疾，从而，中国共产党方才能够取代士大夫阶级，而成为中国社会重建的中坚力量和政治干部来源。毛泽东一贯主张“科学”而反对儒学，这当然是因为儒学只是少数贵族阶级的无用之学，但是，如果只是从书本上学到了科学，并不能将科学运用于现实并为劳动者的实践所发扬光大，那就不是毛泽东所谓的“科学的态度”，那样的“科学”和学术同样有害无益。如果理论脱离实际、党脱离群众，如果经济的发展不能造福于最广大的劳动者，而是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那么，中国广大劳动群众就将在资本的贪得无厌的无情剥夺下，不得不选择再次奋起革命抗争。

　　邓小平说：

　　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③]

　　将20世纪称为“革命的世纪”的霍布斯邦，也把20世纪称为“短促的”。他说：20世纪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推迟开始，又以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提前结束。他还指出，1971年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霸权的确立为标志的世界体系大转变，是“短促的20世纪”陷入危机的标志，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只不过是那场危机的深化和延续。唯一不同的是，今天，面向“新世界”的实践与想象似乎正在逐步丧失，而且，至今还没有20世纪那种革命精神、首创精神大规模复兴的明显迹象，在这个意义上，“短促的20世纪”终结之后，人类似乎退回到了19世纪那种资本无情掠夺世界的黑暗时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抚今追昔，马克思的话是多么令人神往，他说：

　　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④]

　　毛泽东曾将中国革命的胜利称为“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抚今追昔，这令人想起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名言：

　　那个人在斗争中失败了。而他为之而斗争的成果，却在他失败的那一瞬间出现于历史的地平线，只不过是改换了名头而已。于是，后来者们将会根据新的、不同的历史条件，高举起他的旗帜，去继续进行不同形式的斗争。[⑤]

注释：

[①] 参见[埃及]萨米尔·阿明：《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三大洲的使命》，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8)。

[②] [德]C·施密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7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下)，131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④]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4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⑤] 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

注：此文最初发表于韩毓海新著：《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

文章来源：上海市委党刊《支部生活》11月(上)

    一、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981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错误的评价，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决议”所否定的正是当代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运动之最光辉最科学的理论结晶和伟大实践，是列宁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革命成果和理论成果，同时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做出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虽然这个错误的“决议”，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但随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深化和非毛化的演进，连这一点点的“肯定”也很少提到，即使偶尔提到也是限于空洞的词语而把它的革命灵魂取消了。十五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规定，党的新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只包括“邓三科”，而不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此后，党和国家一些重要文件和高层人士重要讲话中不再提及或很少提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例如在今年建国62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与人民日报社论就只字未提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也未提及毛泽东思想。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的领导人讲话中，竟然把作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淡化”了，并在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去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似乎由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支人民军队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没有关系。这些举动，比那个“决议”走得更远了。
    这种改变和否定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与指导地位的“决议”和举动是完全错误的，广大革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的人民是不能接受也不能容忍的。这是因为：

    （一）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的决定，并且已经写进党章和宪法，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意志，任何个人与任何势力都无权改变。据史料记载，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又首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七大后，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相继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这样非常伟大的胜利。由此可见，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地位，不是哪一个人决定的，也不是少数人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是党心所向、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是全党高度一致的认识和要求。
    （二）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会有中国的革命运动和胜利，同样，如果没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也不会有真正的中国革命的运动，更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中国革命所需要的这个理论就是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实践产生出来的、被党的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极为丰富的创造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和斗争需要的科学理论和指导思想。
    半个多世纪以来，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克服与战胜了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思想武器。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生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使毛泽东思想发展到划时代的新高度。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保证，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人类进步事业，都具有指导作用。无论帝修反如何憎恨它，诅咒它，攻击它，它必将长期指导中国和世界革命运动，这一点，是绝不会以帝修反的意志为转移的。目前，尼泊尔、印度、不丹、孟加拉、秘鲁、哥伦比亚、阿根廷、菲律宾、土耳其、原苏联地区等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组织都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进行民族民主解放斗争的旗帜。正如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所说：“毛泽东的思想将继续指导世界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不再升起。”②
    （三）毛泽东思想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长期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1945年毛泽东思想的确立，经历了28年。从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到七大，经历了24年。从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到毛泽东同志逝世，又经历了31年。回顾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毛泽东思想是近现代中国社会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历史产物。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出现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与传播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在这样几个前提条件下，最终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
    毛泽东去世后，有人一方面强调要“完整的准确的”掌握毛泽东思想，一方面又竭力割裂或篡改这个科学体系，试图把毛泽东思想固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不承认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妄图改变其理论基础，抽去其革命的灵魂，把毛泽东思想变成对资产阶级无害的偶像。
    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却竭力否定党内存在路线斗争，然而，路线斗争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早在延安时期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对此前我们党的两条路线斗争进行了总结。到毛泽东同志逝世前，我们党先后发生十次路线斗争。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同志在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随后，毛泽东分别介绍了我们党同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历史。
    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十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说，只要世界上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会有无产阶级政党内的路线斗争，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是否定不了的。
    （四）毛泽东思想创立者的贡献不能均摊到修正主义者身上。一个时期以来，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有一个奇怪的观点，似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央领导层成员无论正确与错误，无论有无贡献，都人人有份。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有一条被某些党建专家视为“创新”之处，即“决议”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有学者把这个提法与七大的提法“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晶”相比较，于是就认为这是一个“创新”，并对这一“创新”解读为：“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都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③所谓“集体智慧的结晶”与“许多卓越领导人……的贡献”的本意原来如此！说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有贡献，无可厚非，说刘少奇、邓小平有贡献就说不过去。试问，作为第九次错误路线的头号和二号人物，他们为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建国后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贡献”在哪里？是在“贡献”还是在破坏？将这样一些根本反对毛泽东思想，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也当作对毛泽东思想作出贡献的人，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与那些要分摊“贡献”的修正主义者比较起来，毛泽东同志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所表现的谦虚、谨慎和科学的态度，是令人信服和钦佩的。1960年底，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军委关于政治工作的决议时，将“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修改为“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④这里，毛泽东突出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突出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突出了“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样三个基本点。笔者认为，毛泽东同志的阐述才是符合实际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奴隶们而不是英雄创造的。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是人民群众，是一切财富的生产者。那些要争当毛泽东思想创立者身份的人与毛泽东相比之下，是何等地渺小。毛泽东一生的贡献有如日月之辉，但他自己却一再拒绝人们对他歌功颂德。他曾多次反对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不同意自己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他说“讨嫌”，陈伯达说他是“天才”，他反对。1966年他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自谦地称“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一直把自己摆在人民群众之中，人民喊他万岁，他喊人民万岁。那些“高贵者”看不起工人农民，他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为了避免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他主张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有群众代表，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党的九大后，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一大批优秀群众代表走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例如他们中的佼佼者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劳动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与陕西省西北国棉一厂女工、劳动模范吴桂贤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辽宁省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营业员、劳动模范李素文当上了中央委员和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毛泽东的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心连心。1975年夏河南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他听到这个消息，泪流满面，极为伤感。唐山发生大地震，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他嚎啕大哭。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⑤毛泽东是一个真正大公无私的人，是一个真正品德高尚的人，他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他的一生始终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为了中国革命，他的一家为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的宝贵生命，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和儿子。这就是真实的毛泽东，人民的好领袖。
    毛泽东去世后，修正主义攻击他是“个人崇拜”、“封建独裁”，而在劳动人民的心中，他永远是人民的代表，是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真正喜欢“个人崇拜”和“封建独裁”的不是毛泽东，而是那些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学无术、无功受禄，专靠欺骗过日子的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们。
    诚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⑥列宁说：“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障。”⑦毛泽东1965年1月3日，针对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而指出：“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⑧毛泽东同志就是时代造就出来伟大和优秀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时代造就出来的革命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相互关系，特别要重视、维护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地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有一丝一毫地动摇。

    二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不容篡改

    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惯用的手法。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利用实事求是这个口号，歪曲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行主观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
    1978年以后，邓小平先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⑩；在邓小平主持下十一届六中全会那个“决议”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邓小平如此强调实事求是，并非真要实事求是，而是把实事求是作为一个可以利用的口号，妄图阉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以他的修正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取而代之。
    “实事求是”这句古语，最早出自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讲的是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期间对“实事求是”这句古语进行了新的科学解释，赋予它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内容。毛泽东说：“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⑾ 为了反对和纠正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等错误思想、作风和学风，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多次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引用实事求是这个典故。例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⑿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同时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⒀。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⒁毛泽东说：实事求是，“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⒂在《学习和时局》一文指出：“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⒃
    我们从毛泽东以上的论述中，对照邓小平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目的不同和本质区别。
    第一，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但不能说就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基础和体系的全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体系，代表作有《矛盾论》、《实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新民主主义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毛泽东主要贡献是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基本的核心的规律，并建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体系等。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毛泽东主要贡献是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以及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
    邓小平把实事求这个观点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精髓”、“基本点”和“主要方面”，在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中从没有这样提出过。
    何谓“精髓”？《词典》解释，是指事物中最为精粹的部分；何谓“基础”？《词典》解释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何谓“基本点”？《词典》没有“基本点”这个词，但对“基本”的解释是根本或大体上；对“基点”的解释是基础，这就是说，“基本点”无非是一事物中根本或基础，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常识来看，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问题，大致有这样三种表述。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石，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个是剩余价值理论，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的两大贡献。二是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剥削的秘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依据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论和最终归宿。这三个组成部分紧密联系，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构成同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体系是完全一致的，并且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了这个科学体系。三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个观点是列宁提出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毛泽东在使用实事求是这个古语时反复强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强调“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强调“战斗的科学态度”，目的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而邓小平在实事求是这口号的“包装”下，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否定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而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
    第二，毛泽东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辨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⒄而邓小平恰恰是丢掉了这两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⒅而邓小平则是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解放前他就拚命鼓吹“阶级团结”，把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政策，作为敌后根据地“民主建设”的中心环节。1949年建国前夕他就叫嚷，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发展的动力已经变成‘批评和自我批评’”，后来公然声称“不宣传阶级斗争，就是马列主义。”⒆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用“多纲论”，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这个理论基础，因此他受到毛泽东和全党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⒇毛泽东逝世后他又迫不及待地否定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充分暴露了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唯心史观，反对唯物史观的丑恶嘴脸。邓小平就是列宁所批判的那种“千方百计地企图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的修正主义者(21)。
    第三、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主观唯心主义的特点就是把真理跟实践中有用的、有利的东西混同起来，而实用主义更是信奉“有用即真理”、“成功就证明手段合理”的信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实用主义的“有用”，不是对无产阶级“有用”，而是对资产阶级“有用”。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一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的种种拙劣表现证明，他是一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他那里，宗教观念和剥削阶级的一切反动意图都是真理，因为他们是替剥削阶级“效劳”的。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在对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上，是和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实践是客观真理标准的学说根本对立的。在他的实用主义那里，真理跟投机商人所理解的效用和利益是划等号的，因此，真理就成了迎合反动思想和反动政治而恣意妄为和任意进行捏造的工具。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借用毛泽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命题，在他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真理的实践标准在他的解释和利用下就变成了为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做辩护的手段，变为他反毛、非毛的武器，变为麻痹群众、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哲学方面，他鼓吹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不可知论”、“猫论”、“摸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把经济摆到第一位，把政治放到第二位，这就违背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22）他鼓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代替“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23）他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论”修正“劳动价值论”。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他反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他抹煞和掩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主张“阶级调和”和阶级投降。甚至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24）他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分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论断。他提出“市场经济论”，“不问姓社姓资论”，“一部分人先富论”等修正主义的谬论为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他鼓吹“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论”，反对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论”；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推行投降主义。
    凡此种种，都说明，邓小平说的是实事求是，干的实用主义。毛泽东生前就看穿了邓小平的反动本质，尖锐地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25）
    第四，如前所说，邓小平打着“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26）的旗号，阉割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邓小平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一方面是为自己翻案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是破坏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歪曲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性。他把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通通打成所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这是他修正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世界观的又一大暴露。
    前几年，学术界有人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发展和飞跃，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第二次发展和飞跃，而完成第二次发展和飞跃的是邓小平理论。这个认识，是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因而是非常荒谬的。当然，学术界有人的这种认识，是受邓小平和“决议”影响的，因为邓小平和“决议”就认为1957年以后，毛泽东犯了“左”的错误，毛泽东思想不再发展了。那个反毛急先锋李锐不是攻击毛泽东“建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吗？看来，这种“一次飞跃论”的源头在上边，是上下呼应。
    但笔者认为，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从形成到发展，不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次飞跃，而是三次发展和飞跃。第一次发展和飞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个无需详论。第二次发展和飞跃，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也即建国后的7年。这个时期，毛泽东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任务。第三次发展和飞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到毛泽东逝世这个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是这次发展和飞跃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回答了如何加强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反修防修，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国内外重大问题。这三次发展和飞跃，是对马列主义的重要发展，无论对我国革命还是世界各国的革命，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至于有人说邓小平理论“完成了第二次发展和飞跃”，完全是无稽之谈。
    列宁指出：“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了。”列宁号召马克思主义者要“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27）以上所述就是列宁所说的这种性质的斗争。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扼杀不了的

    毛泽东同志创立的这个反修防修的革命理论在他逝世之后，遭到修正主义的扼杀。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同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决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进一步攻击和否定。
“决议”说：“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
    “决议”说：“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决议”说：“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决议”说：“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确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决议”说：“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
    “决议”说：“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
    显然，邓小平和他主持下的那个“决议”对毛泽东同志这个继续革命理论是横竖看不顺眼，而且是恨之入骨的。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不承认我们党内存在修正主义，不承认整个过渡时期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向革命的人们提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究竟是错误还是正确？是应该否定还是应该肯定？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无需我们多费笔墨和口舌，只要重温一下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两篇文章，弄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内涵，再对照一下当今中国的现实，就一清二楚了。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出来，是1963年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一文中。概括为十五条基本内容。前边写了这样一段说明性的话：“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这十五条一共有2900多字。摘其要点是：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两种形式。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
    这一理论第二次比较系统的提出，是1967年，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五十周年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概括为六条。毛泽东同志在这篇社论的稿子上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28）
    为了便于分析研究，笔者把这六条全文抄录如下：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找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文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团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这两个版本就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而言是一致的，并且两个版本都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不同之处是，第一个版本问世时，我国还没有开展文化大革命，第二个版本发表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第二年，所以充实了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例如第一个版本没有提到，而第二个版本提到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夺权”斗争等问题。所以，比较起来，第二个版本更为集中、全面和完整。第二个版本在列出六条之后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一种说法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是毛泽东的思想，而是林彪、“四人帮”的概括，是林彪、“四人帮”的观点，以此来否定毛泽东这一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的伟大理论。这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的。如上所述，对这个理论的提出和概括是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修改同意后签发的，并且在此前经毛泽东主持起草和审改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与此后经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也都清清楚楚地阐述与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怎么能说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林彪、“四人帮”概括的观点呢？
    其实，毛泽东这一伟大理论的形成并不是有人所认定的始于文革。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理论的形成和贡献，进行过非常深刻的论述，他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不要继续革命的提法，并把这一套学说理论体系的确立作为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并且也是他最早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科学命题与论断。艾思奇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新理论的提出，可以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起点，此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与理论思想写成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五七年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就已经比较系统地形成了。艾思奇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可以比之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那样的划时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解决了对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帝国主义的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学说，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武器。（29）
    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们极力否定毛泽东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是不奇怪的，因为他们就是这个继续革命理论的革命对象！他们这样做，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沛公”就是社会主义。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否定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今天中国的现实，苏联的现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都证明，毛泽东创立的这个理论是何等的及时，何等的正确，又何等重要的远见卓识！我们相信，无论中国和世界阶级斗争风云怎么变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将永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战斗号角、斗争武器和胜利保证。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划时代意义与深远影响

    如前所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一次伟大实践。因此，我们论述毛泽东思想就不能不谈这个伟大理论，也不能不谈这个伟大实践。
    从1966年8月8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算起，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距今已经整整45年；从1976年“十•六”这个标志文革结束的政变事件算起，也已整整35年。几十年来，围绕这个重大的政治斗争一直争论不休、斗争不止。
    毛泽东逝世后，他的尸骨未寒，修正主义和走资派就发动政变，把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几名重要成员镇压了，接着掀起翻案风，先是为刘邓路线翻案，为“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翻案，把邓小平扶上台。随后，由邓小平主持在1981年6月搞了个翻文化大革命案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清算和彻底否定。（一）“决议”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所以这种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二）“决议”说：“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三）“决议”说：“‘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四）“决议”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五）“决议”说：“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六）“决议”说：“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期性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七）“决议”说：“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总之，这个“决议”攻击、污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核心和重点是否定继续革命理论和否定文革。
    1980年8月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中说：“他（毛泽东）在一生的后期，特别的‘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在他的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30）
    邓小平这个人除了搞修正主义，搞分裂以外，也是搞阴谋诡计、耍两面派的能手。文革期间他对文革是怎样评价的呢？他说：“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31）“1952年我到北京以后，特别是‘八大’选为总书记的10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32） “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对中央保证，永不翻案”。（33）当年如此信誓旦旦地肯定文革的人，在毛泽东去世后，马上翻脸不认账。“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34）毛泽东把他看透了。邓小平翻案是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的，毛泽东在世时，他就是刘邓路线的二号人物，毛泽东对邓小平一批二看三挽救，但他在文革后期复出后，旧病复发，搞了个“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且千方百计地搞翻案，其结果必然是又一次被打倒。毛泽东去世后他重新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继续推行没有刘少奇的刘邓路线。他打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旗号，“复旧国，继绝世，举逸民”，为修正主义翻案，为走资派和叛徒翻案，为地富反坏右翻案，为帝国主义翻案。从推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摸着石头过河”，到不问姓社姓资，大搞私有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正如毛泽东说过的“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35）邓小平的的确确是个死不改悔走资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决议”气壮如牛地否定存在一个与毛泽东革命路线对立的刘邓路线10年之后，刘少奇的家人站出来说话了。他们明确而具体地否定了“决议”的这个说法。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刘少奇做过多次著名的自我批评。经过这些年实践的检验，今天看来，那些检讨中例举的错误，几乎没有一桩能称为没有异议的错误。……甚至有功，如‘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合作化问题’、‘三自一包’、‘反冒进’、‘党内走资派问题’等等。这些年，我们还沿着他开创的道路走向成功。”刘源说：“毛、刘矛盾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刘少奇认为，……经济建设是全社会的中心任务，应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这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是相当长的。而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是主要敌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通过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就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刘源坚持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存在一条与毛泽东路线相对立的路线，即“刘邓路线”。他说：现在“刘少奇的面目真正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36）刘源的这些直言不讳的话。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正确分析建国后的两条路线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是非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佐证。
    看来，修正主义还没有被“钉在棺材里，埋在坟墓里”，它还在散发着臭气，还在毒害着人们。
    2011年10月6日，是所谓“粉碎四人帮”35周年。那些走资派的后代和当今反毛反共势力集聚到一起，开了一个所谓“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有200多人参加。对这个会议的报道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发表在反毛刊物《炎黄春秋》上的“座谈会发言摘要”，另一个是发表在境外反动网站《新世纪》上的“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根据这两篇报道，这个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五个。一是肯定“粉碎四人帮”的所谓“历史功绩”，是“从根本上摧毁了‘文革’政治路线”。二是肯定“粉碎‘四人帮’”是“第二次解放”，是“中国历史过程的新起点，新纪元”，是“伟大历史转折”，是“终结前一段历史时期的标志，也是开启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三是吹捧“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没有“粉碎四人帮”，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四是担心，认为“对否定文革这件事情在当前大陆还是挺困难的”，“国内毛派提出的要回到文革时代，要用搞文革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等。所以，会议提出“必须守住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五是提出要继续“否定四人帮”，继续“否定毛泽东”。他们直言不讳地提出，“粉碎四人帮”就是“否定毛泽东”，“因为毕竟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她一贯以执行毛泽东的指令为最高指令”。
    看了这两篇报道，人们不能不联想到毛泽东同志1976年6月5日，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的那次谈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37）
    笔者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应该是毛泽东针对特定范围的人群而讲的。就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这个大范围来说，拥护文革的，绝对是多数；反对文革的，绝对是少数。至于在修正主义、走资派、汉奸走狗、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以及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派等范围内，的确是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2011年10月6日的这个纪念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之所以在35年后还存在如此仇恨文革的情况，那是因为文革本身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战场，一场你死我活地较量。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的很明确，文革的目的就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革的主力军和依靠的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还有“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文革运用的方法是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利用“四大”，开展大民主。文革后期，毛泽东说“走资派还在走”。（38）
    我们注意到，在围绕文革这件事的争论和斗争中，那些反对文革的人并不完全都是反毛的敌对势力，也有人民内部的糊涂认识问题，即使是时下号称左派的一些人，也有缺乏正确认识的，没有转过弯的。最近几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走资派遍地有”和“跑步走”的严酷现实，越来越多的同志已经猛醒过来。即使像王震那样曾经跟着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走了一段弯路的人，在他逝世前也感觉到世道不对了，据传他向后人留下三句话。一句是：“我对不起毛主席。”一句是：“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一句是：“丢了毛泽东思想，丢了公有制，马克思主义者受难的时候到了。”
    这些年，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国际友人对文革的许多客观而正确的评价，他们甚至比我们中国的一些同志看得还清楚。例如，美国人莫里斯•迈斯纳在他1985年秋所写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用六章的篇幅阐述文化大革命。其中有一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性质和后果的争论在未来的很多年中还将继续进行，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够写出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比较准确、比较深刻的完整历史。”很显然，这位友人是针对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潮而婉转说出这番话的。针对有人污蔑文革使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说法，他在书中引用了周恩来同志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介绍的文革期间“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成就：“1974年的工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其中钢产量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
    再例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作家韩丁1983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深翻》的书，这是他另一本书《翻身》的续篇。这两本书都是以山西省长治市张庄的集体化道路为背景的。他在书中大声讴歌了张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伟大壮举和辉煌成就，他在1993年6月为《深翻》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气愤地批判了改革开放以来对合作化运动的种种诬蔑和攻击的行为，也谈到了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问题。他写道：“我认为中国三十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事实驳倒了‘农业合作化极左、乌托邦，导致了长期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说法。”作者在讲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时说：“这两种具有强烈分歧的不同观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的确是存在的。它们反映了中国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问题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是否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现在改革开放十四年以后，问题就清楚多了。我认为毛是对的。不仅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个尖锐的现象，这个斗争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前者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后者则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发生了一连串的尖锐争执，在一系列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道，党的高层内一小撮走资派已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的说服和教育，以及迄今为止党所进行的整风，已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这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继续写道：“到了改革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个部门都拆毁了（这是我以前从来不认为是可能的），我才终于开始明白毛所说的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的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是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地拴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把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他说：“如果我有今天的认识，我会对文化大革命有更正面的评价，我会更正面地对毛的一生的工作作出评价，特别是他的晚年，因为正是在他的晚年，毛作出最有创造性的贡献、他看得最远、对于人类和社会辨证的发展探索得最深。”
    这位美国学者通过他在中国基层的亲身经历和观察，以极朴素的语言和深刻的感悟已经回答了“决议”所提出的几个重大原则和是非问题，深刻地指出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那些对文革，对所谓“四人帮”，仍有这样那样不正确看法的同志，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这一步，一切真正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内外同志，再不能随便跟着错误潮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文化大革命了，再不要人云亦云地把文革妖魔化了。
    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文革的同时，如同评价“巴黎公社”那样，也应看到存在这样那样一些不足或错误。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39）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两条“错误”应该是带引号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评价在今天看来也是客观的、辩证的、正确的。这些不足与文革的主流和成绩相比，毕竟是支流，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历史上任何一次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大革命，哪能没有一些瑕疵呢？对此，我们不能求全责备。
     我们坚信，不管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怎么咒骂、厌恶、仇恨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同“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样，是永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将更加显示出它那耀眼夺目的光辉。

    五、继续革命理论与反对修正主义

    反修防修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目的所在。我们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修正主义的鼻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派首领之一爱德华•伯恩施坦。伯恩施坦以最完整的形式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他企图用康德的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庸俗进化论代替革命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攻击和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他否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仇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攻击暴力革命。他编造了一套“阶级合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他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提出了“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机会主义口号。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最显著特征是他在马克思主义词句掩盖下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普遍真理，也即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他公开跳出来修正、反对马克思主义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了封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反对了青年黑格尔派、蒲普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和杜林之流，战胜了工人运动中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这个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1883年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遗志，继续向社会主义进军达12年之久。1889年，在恩格斯的领导下建立了第二国际，工人运动又得到了广阔的发展。1895年，在恩格斯逝世后的第二年，伯恩施坦开始发表文章和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由此，一百多年来，修正主义像是瘟疫一样，在无产阶级政党中传播开来。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这种瘟疫又一次大规模地泛滥起来，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无论是国外的白劳德、铁托、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还是国内的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不断出现的新老修正主义，都是一脉相承地继承了伯恩施坦的衣钵，成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的革命中极为危险的破坏力量。
     毛泽东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40）恩格斯逝世后，列宁创立并领导了第三国际，他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先后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做什么？》《国家与革命》等几部光辉著作，彻底揭穿了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经过长期的、艰巨的、尖锐的斗争，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些根本问题上，彻底粉碎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第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接过列宁的旗帜，继续反对修正主义，战胜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世界人民一起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先后有13个国家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959年古巴、1975年柬埔寨、老挝也先后取得胜利。此时社会主义国家曾达16个）。使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打破了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可以同资本主义阵营相对峙和抗衡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同志并且成功地领导苏联人民把苏联建设成为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强国。（41）遗憾的是，斯大林在苏联完成农业集体化之后，错误地宣称阶级消灭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没有了，从而使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停滞下来，走了一段弯路，虽然他后来觉察到了，做了纠正，但还是在一段时间里，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相当严重的影响。尽管如此，在斯大林逝世后，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全面否定斯大林，把斯大林妖魔化之时，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严肃地批判了苏修叛徒集团的这种错误做法，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积极维护了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赫鲁晓夫篡夺苏共领导权之后，迅速掀起新的“修正”马列主义的恶浪，造成了由赫鲁晓夫开始，继而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直到戈尔巴乔夫，把好端端的一个列宁创建的党，一个经济、军事实力可与美帝国主义抗衡的社会主义大国，竟轻而易举地被这帮叛徒出卖了，搞垮了。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的红旗最终落地了。教训是多么深刻而沉痛呵！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我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跟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进行了坚决有力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产生了“两论”、“九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等批判修正主义的经典文献，严重打击了修正主义的反动气焰，导致赫鲁晓夫下台。
    这场斗争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十年论战，以及紧接其后的我国十年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长达20年之久。
    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争取我们当前与今后继续革命和反修斗争，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胜利，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主要观点有：
    （一）修正主义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42）
    （二）修正主义两个根源。“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43）“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三怕革命人民。”（44）
    （三）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45）“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46）“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47）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48）“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49）“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50）“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51）
    （四）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2）“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53）
    （五）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没有调和余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54）“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55）“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56）“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57）
    （六）要把被修正主义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58）“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59）
    （七）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60）“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61）“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62）
    （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63）“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是辨证地，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64)“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65)“无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66)
    我们重温毛泽东同志这些重要论述，联系十月革命后的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被党内叛徒出卖；联系二十世纪末十几个原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一个地被修正主义和叛徒搞垮；联系我国的修正主义在毛泽东逝世后否定与苏修的十年论战、否定毛泽东领导我们进行的长达几十年的反修防修的激烈斗争、推行修正主义的“特色理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等一系列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争决不是派别之争，更不是枝节问题之争，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争，它是关系到我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命运的重大原则之争，因此，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一切不愿意当奴隶的革命人民，切切要记住这个用血的教训换来的真理。

    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领导我们党战胜了历次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也就是说，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方面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打了两场大胜仗。第一仗用了28年时间，第二仗用了27年时间。我们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都是围绕这两仗进行的。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与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斗争时间最长，也最激烈，虽然通过十年文革，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但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双方的较量一直没有停止，以致出现今天的这样的局面。
    毛泽东同志逝世后的这场斗争，是建国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支配下，中国由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走到今天资本主义的复辟已经成为严酷的现实，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的确如他们所鼓吹的所谓“彻底地改变了中国”，所谓“实现了历史的转折”。
    一是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中国的修正主义完全继承了伯恩施坦、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全民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2001年那个“七一”讲话，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先锋队”变成“两个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种提法与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党”已别无二致。30多年来，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已经产生并迅速壮大起来，而这个新生资产阶级很大一部分就在党内。据调查，每百个资本家中共产党员所占比例，1993年为13.1%，1995年为17.1%，1999年为18.1%，2000年为19.9%，2001年为29.9%！在这29.9%的资本家党员中，由党员变资本家的占78.6%，由资本家变党员的占21.4%，大体是“倒二八”。党的十六大，公然修改党章，允许不放弃剥削的资本家入党，使资本家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进一步上升，2005年达到到33.9%。（67）
    资本家不仅可以当共产党员，而且可以当各级的党代表，最近又传出，中国首富、腰缠93亿美元资产的大资本家梁稳根不仅入了党，当选为十七大代表，而且还酝酿在十八大当中委或候补中委。这在国际共运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奇闻。
    号称“曹破产”的曹思源在十五大后曾著文说，他通过“十五大报告”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将改名中国社会民主党。”10年过去了，虽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改名，但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这个党与社会民主党已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已经由无产阶级政党“变性”为资产阶级的党了。
    党的性质的改变，必然影响到国家政权的性质。1月23日，我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接受BBC电视台时事节目的专访时，毫不隐晦地说，中国是非共产党国家。（68）改革开放以来，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均被剥夺，国家的主人已经变为资本的奴隶，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二是在指导思想上用“特色理论”取代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有文章称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十五大之后，在党的指导思想里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人称其为“世纪宣言”，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十七大又加上了“科学发展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被明目张胆地排除在指导思想之外了。
    三是经济上全面私有化。当前中国私有化程度已经很高了，私有经济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更高。尽管目前所剩无几的“国有企业”，也已不是全民所有制意义上真正的公有制企业了，但是，修正主义和走资派还是不放过，还在“攻坚”。看来，他们不把这最后一部分“国有企业”彻底搞光，是不会罢休的。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私有化大概走过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农村改革，起步于“包产到户”，继而解散人民公社，进而“土地流转”。目前除了个别村庄如南街村、周家庄等仍在坚持集体所有制之外，农村经济总体上已经私有化了。第二阶段进入工商业领域，实行个人承包制，毁掉了一大批国有和集体企业。第三阶段以“抓大放小”为名，首先把国有中小企业私有化了（资产总额在4亿元以下的被称为中小企业）。以半卖半送或假卖真送的形式纷纷落入私人手中。第四阶段，从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以来，特别是从2001年以来，以所谓适应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和反对国有大型企业“垄断”为名，打响了对这类大企业的攻坚战，并利用西方跨国公司参股、并购，引进西方资本来肢解消化这些国有大型企业，实现这部分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据统计，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1978年占80.8%，到2000年这个比例已经降到25.5%，2009年进一步下降到12.5%。（69）这个比例远低于新中国初建时1949年国有工业占26.2%的比例。这说明，私有制经济已经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另据媒体报道，世界500强中有400强已在我国大陆投资，我国引进外资已占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在中国已经形成控制和遏制之势。有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底，我国累计吸收FDI（外商直接投资）已达8500亿美元，三资企业已占我国工业总资产和产值的1/3以上，其工业产值占全国的30%，出口额占55.3%。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GDP的70%以上，出口依存度接近GDP的40%。我国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大批被挤垮，国内市场和要害企业大量让外资占领。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2006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70）此外，我国高达3.2万亿美元的外汇中的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债券和投放到美国，伴随美元的贬值和美国强压人民币升值，致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缩水，损失巨大。对此，凡是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忧心忡忡。老革命家、原化工部长秦仲达同志最近愤怒地指出：“三十年来，私有化比例，外资已占60%，独立自主的经济格局已被葬送。”中国已经是“殖民地经济” (71)
    私有制企业必然实行按资分配，导致我国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7，名列世界各国前茅。一方面产生了一大批富翁。据2011年9月8日中新网新公布的201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400个大陆富豪的财富达到4,590亿美元。其中146人的净资产达到10亿美元。另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越来越贫困化，以至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这新的“三座大山”压得人民群众喘不过气来。被逼无奈，许多工人农民群众用上访、罢工、等方式来抗争。据媒体披露，人民群众的集体反抗事件每年数以十万计，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化。
    四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资产阶级化。为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调动一切舆论工具贬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制度的优越性。他们把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光辉业绩说得一团漆黑。他们认为公有制不如私有制好，人民公社不如分田单干好，按劳分配不如按资分配好，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好。他们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白旗反红旗和打着灰旗反红旗的各种策略和手法，诱导人们“淡化政治”、“告别革命”、“远离崇高”，以及人本主义、改良主义、唯心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人性论、和谐经、封建迷信等封资修的意识形态一齐跑出来，招摇过市，大行其道，妄图从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彻底瓦解人们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更为荒诞不经的是，早就被五四运动打倒的孔老二也被他们抬出来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和投降帝国主义效劳。
    由于私有化的推行和封资修的意识形态泛滥，导致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严重恶化。新中国建国后，在毛泽东时代已基本绝迹的贪污腐化、卖淫嫖娼、赌博诈骗、吸毒贩毒等丑恶现象又在社会上出现并呈泛滥趋势。社会诚信、社会道德和社会信仰严重滑坡，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横行，爆炸、杀人、绑架、投毒、拐卖妇女儿童等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盗窃、抢劫等多发性案件居高不下，在某些方面的社会问题甚至比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严重。
    五是在对外关系上的投降主义路线。改革开放以来，修正主义先后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与美国搞好关系”，“韬光养晦”，“合作共赢”，“战略伙伴”，“同舟共济”，“携手共进”。特别是美帝在“9•11”事件以后连续发动的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侵略战争，我国当局没有站在被侵略国家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扮演了一个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身份极不相称、很不光彩的角色，成为世界舆论的笑柄。旅美华人学者廖子光最近在《恢复中国历史性大国地位的战略》一文中批评我国某些当权者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跑：“我们中国革命就是反对美国主导的这个系统的，现在我们发展好一点，为什么要加入美帝的系统，当它的小助手？”“为什么要去帮美国火中取栗？”“关键是发展路线是否正确。”“关键是这个强大的领导是用来干好事还是坏事。”（72）老革命家秦仲达也指出：“软弱无能不敢说硬话的外交，处处受人欺压”；“背叛国际主义，助帝为虐，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好朋友。”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真是可耻！”(73)
    同志们，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依然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虽然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的形势是严峻的，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还是充满希望的，因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个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毛泽东同志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人民要革命，历史要前进，这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阻挡不了的。
    在国内，修正主义的日子很不好过。由于资本主义复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化，修正主义企图以局部改良来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稳定，是很难如愿以偿的。一个反腐败，反卖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恢复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恢复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民主专政，恢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的呼唤，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
    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的日子也是不好过。虽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还在恃强凌弱，为非作歹，横行霸道，但它们已经是日薄西山，走向衰落和最终灭亡。“9•11”事件，侵略战争，经济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人民群众的反抗大潮，已经造成帝国主义元气大伤，并且在世界人民面前空前孤立。特别是“占领”运动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1000多个城市的蔓延，如星火燎原，标志着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觉醒，一个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剥削压迫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严冬过后是春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必将普照大地。
    同志们，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继续革命，奋勇前进！

（2011年12月25日完稿，2012年1月26日修订。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李成瑞、吴秉元、谭乃彰、王子恺、刘日新等同志的帮助）

注 释：
（1） 《列宁选集》第1卷第328页
（2）  百度：《世界各国人士对毛泽东的评价》
（3）  北语课程论坛：《关于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的感想》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卷第384页
（5）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第23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50页
（7） 《列宁全集》第30卷402页
（8） 1965年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3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19） 1976年3月人民日报《必须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动哲学思想》
（20）（25）中共中央印发的1975年10月―1976年1月《毛主席重要指示》
（21）《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206页
（22）《列宁选集》中文第３版第４卷第407页。
（23）《列宁选集》第3卷第843页
（24）《邓选》3卷111页）。
（26）（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27）《列宁选集》第2卷第281—282页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31页
（29） 引自吴秉元：《艾思奇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阶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347页
（31）1966年10月26日的《检讨》
（32）1968年《我的自述》
（33）1972年8月2日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34）《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
（35）《毛泽东1971年“南巡谈话”》
（36）王光美、刘源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2000年7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37）《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
（38）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3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8页（“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引用别人的话）
（4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3页
（41）英国首相丘吉尔在1959年12月21日斯大林80诞辰之际在英国下院发表的演说
（4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页
（43）引自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4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05页
（45）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46）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47）自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
（48）1976年第7期《红旗》杂志
（49）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50）《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1）1965年9月《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52）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53）《在工业十条讨论会上的讲话》
（5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4页
（5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3页
（56）《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57）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58）196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
（59）1967年第2期《红旗》杂志
（60）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61）196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62）《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73年9月1日《人民日报》
（63）《致江青同志的信》，1973年9月1日《人民日报》
（64） 1956年9月的一次谈话）
（65） 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66） 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67） 引自《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2月26日、李成瑞：《大变化》第22—23页
（68）参考网2012年01月25日
（69）《中国统计年鉴——2010》第507页
（70） 2009-10-25 21:53:2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71）  2012.1.1东方红网《为坚决恢复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奋斗》
（72） 2011年12期《国外理论动态》
（73）  2012.1.1东方红网《为坚决恢复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奋斗》

                 （责任编辑：长缨在手）

东方红网2011/3/6

　　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年年还在纪念国庆，但国庆的政治内涵也像其他事物一样。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问题上发生了变化。因此，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人们无不议论纷纷，反响强烈。今年的国庆节也是如此。

　　东方红网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2周年，发表了许多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弘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具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笔者此文仅做为这些文章的一个跟帖，就人们议论的几件事，补充几点随想和考证。

　　毛泽东被“除名”的由来

　　按国家政治活动的惯例，每年国庆节要召开一次国庆招待会，参加者多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各国友人、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国内各行各业各界的代表，国务院总理要在招待会上有一个讲话。今年在国庆招待会上讲话的是温家宝总理。

　　毛泽东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温总理的讲话中，被“除名”了。对此，网友们为毛泽东鸣不平，全国人民为毛泽东鸣不平。人们质问，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为什么国庆招待会的讲话把他给“除名”了，这是不是数典忘祖？！

　　人们的质问，不无道理。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笔者找来《新中国记事》、《中国共产党大典》、《国史全鉴》等史料书籍，查阅了历次国庆招待会的总理讲话。

　　书上是这样记载的：从新中国成立始，建国5周年、10周年、15周年、20周年的国庆招待会都是周恩来总理讲话，周总理每次的讲话稿里都有毛泽东的名字。特别是建国20周年国庆招待会的讲话更为突出和鲜明。周总理说：“二十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特别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垮了，叛徒、内奸被揪出来了，广大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到30周年国庆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都已作古，叶剑英出面讲了话。尽管叶剑英和华国锋等人发动了有违毛主席遗愿的军事政变，毁了毛主席打下的江山，对不起毛主席，但他在讲话中还是多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和毛泽东思想。

　　后来，随着政治气候进一步的变化，改革开放的兴起，毛泽东的名字和毛泽东思想就逐渐淡出了国庆招待会的讲话，最终彻底被“除名”了。

　　朱镕基当总理的建国49周年（1998）、53周年（2002）的国庆招待会讲话，均未提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用江“核心”与邓“理论”取而代之。

　　温家宝当总理以来，只有一次，即建国60周年（2009）的国庆招待会讲话，提到毛泽东思想，但还是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并列出现的。也就是这次国庆检阅，不知出于怎样的动因，临时仓促地加上“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队。有人分析，这两件事可能有联系。而温家宝在其他各年（包括今年）的国庆招待会讲话，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均被“除名”，代之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如此看来，今年的国庆招待会讲话，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毛泽东被“除名”并不是偶然，也不是首次，而是改革开放以来修正主义路线约定成俗、萧规曹随的政治定势了。

　　毛主席纪念堂被“冷”始末

　　10月1日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界人士，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敬献花篮。对此，人们也有议论。虽然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敬献花篮，无可非议，但令人们不解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毛主席纪念堂近在咫尺，中央领导为什么不多走几步路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和敬献花篮呢？要知道，毛泽东不仅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的缔造者，而且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啊！你们没有理由“冷”对毛泽东！

　　带着这个问号，笔者查看了有关纪念堂的历史资料。

　　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是邓小平没有“出山”之前，由华国锋为首的中央领导班子做出的决定。“毛主席纪念堂”几个颜体大字，也出自华国锋的手笔。建纪念堂的决定是在1976年10月6日发动政变后的第二天，即10月7日做出的。1976年11月24日奠基动工，1977年5月24日竣工落成。1977年9月9日举行“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时任主席的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四个副主席参加了大会并瞻仰毛主席的遗容，走进毛主席纪念堂的还有当时的中央委员、后来当了总书记的胡耀邦、赵紫阳。

　　华国锋在落成典礼大会讲话中有这样两句话：“一切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使我们党改变毛主席所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统统不过是反动的幻想。”“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做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历史开了个玩笑。其实，他和叶剑英等人发动的“10.6”政变，就已经为“改变毛主席所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改变“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埋下了祸根，并且是非毛化的肇始。

　　此后，在1978年末先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猖狂地批判毛主席所谓“‘左’的错误”和所谓“晚年错误”，并决定“少宣传个人”。这个“个人”就是指毛主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刮起了所谓的“拨乱反正”和“纠正个人崇拜的错误”的歪风，有人扬言要拆掉毛主席纪念堂。

　　紧接着，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认为人民群众歌颂毛主席，是所谓“过于突出个人”，“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是“封建主义余毒”等。这个指示一共有5条，其中谈到，“正在建的已经建成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尽可能改建为其他社会经济文化福利设施。”指示说：“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有报道说，就在这个文件发出的当天上午，人民大会堂东门前，开来了两辆吊车和一辆加长的大卡车，奉命将悬挂在那里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取下。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许多群众围观和不满，反对声音非常强烈。国外媒体也议论纷纷，大多认为，这是中国搞非毛化的象征。

　　此后，在当局的号令下，从首都到全国各地采取统一行动，毛泽东的画像从会议室、教室的墙上被摘了下来，路边砖墙上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语录”被清理掉，文革期间竖起的绝大多数毛主席塑像被推倒，甚至被炸毁。还好，毛主席纪念堂躲过一劫，没有被拆除。但是，此后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重要会议的会场上，再也不悬挂毛主席画像了。此外，还连累了马恩列斯，在这个指示之后的每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马恩列斯的画像也不再竖立，广场上只竖立孙中山一人画像。

　　在中央的这个指示发出22天后的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了号称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当法拉奇提到毛主席纪念堂问题时，引出了邓小平这样一段话：“粉碎‘四人帮’，建毛主席纪念堂，应当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见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法拉奇问：“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邓小平说：“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邓小平的这段话，笔者理解，第一，他认为，建毛主席纪念堂，是为了“粉碎四人帮”后的政局稳定；第二，他反对建毛主席纪念堂；第三，他担心毁掉纪念堂，会引起政局不稳定，所以，暂时还不能毁掉。核心意思还是反对建立毛主席纪念堂，所以他对毛主席纪念堂是“冷”对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历届领导班子，对毛主席纪念堂都是“冷”对待，大概与邓小平的这个态度有关系。

　　此后，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大批毛泽东的所谓“‘左’的错误”，彻底批判和否定毛主席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党的指导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就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革命路线彻底分道扬镳了。

　　查到这里，高层为什么不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与敬献花篮，也就无须再深入考证了。

　　然而，当局对毛主席纪念堂的“冷”，并不能代表也不能影响和阻止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纪念堂的“热”。看吧，每天毛主席纪念堂前如巨龙般的长长的群众队伍，就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个鲜明的对照，可以说明一切。

　　“走下神坛”与“走进地狱”的实例

　　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反“个人崇拜”，大反“专权独裁”的叫嚣声中毛主席被“走下神坛”，并在“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的叫嚣声中极力贬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伟大思想与人格。于是，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就应时而出了。他们把毛泽东赶下“神坛”之后，却把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几个旧“神”捧上了“神坛”。今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35周年的时候，当局和主流媒体鸦雀无声，没有任何纪念活动，而在19天之后的9月28日，新华社却毫不吝啬地连篇累牍地大肆报道首都与全国各地为纪念所谓“至圣先师孔子诞辰2562年”所举行的盛况空前的“祭孔大典”。

　　那位反毛急先锋李锐不是攻击毛泽东是所谓“建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吗？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把毛泽东拉下神坛，由“神”变成“人”，还要踏上几只脚，定上几条莫须有的“罪”名，泼上几瓢污水，造上几多谣言，再把毛泽东由“人”变成“鬼”。而且，单把毛泽东一个人变成“鬼”还不行，还要搞个“四人帮”、“五人帮”，来个清君侧，把毛泽东的妻子、侄子和子女一块被变成“鬼”，还有一大批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的革命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者、文革的造反派，也都统统被变成“鬼”。正如王震老将军生前所说的，“中国搞了私有化，丢掉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者受难的时候到了。”

　　10月7日，东方红网发表了来自湖北的一封给中央领导的联名信，“诉真情，求生存”。信中反映：毛主席去世之后，湖北省上百万文革中的积极分子被关押和“隔离”审查，其中关押最长的达13年，最短的3年，被关押年龄最高的70多岁，最小只有12岁，含恨而死、致残、逼疯的20多人；60多万人被打成“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代理人、黑手、骨干、爪牙和“三种人”。他们中有工人、农民、老红军、老八路军、老新四军、抗美援朝指战员，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以及高级科技人员、院校师生等，并受到判刑、劳教、三开(开除党籍，公职，团籍)、留党察看、留厂察看、降级、降职、撤职、免职、发配边远山区等处罚。有许多刑满释放的文革老人，成为无组织、无单位、无工作、无收入的“四无”人员，几十年生活无着，苦不堪言。

　　毛泽东被“走下神坛”，一些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人们，就“走进地狱”了。

　　“忠诚朋友”与“同舟共济”探源

　　新中国建国以来，每逢国庆大典，世界上那些友好国家、政党和朋友就会发来大量贺电祝贺。

　　毛主席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在毛泽东时代，的确是这样。那时的国庆节，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三世界国家和某些友好的第二世界国家，纷纷发来贺电，对我国党、政府和人民表达友好情谊。

　　改革开放时代，由于我们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放弃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加上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我国的朋友不仅越来越少，而且在外交上，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问题上发生了错位——把敌人当成了朋友，把朋友当成了敌人，由过去“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变成现在“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也拥护，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也反对”了。所谓“共同反恐”就是一例。

　　在这个错位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中美关系。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我国有关部门却把美国帝国主义这个中国人民的敌人当成了自己的朋友，而且是非同一般的朋友，是坐在一条船上的所谓“同舟共济”的朋友，是肩并肩的“携手共进”的朋友，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集团化的朋友。有人干脆把中国和美国合二为一了，称为“G2”，或“中美国”。不过，世人谁都清楚，这不过是一头热，一厢情愿，美国根本不买你的账，并没把你真的当成朋友，人家是忽悠你，目的还是整你。

　　今年的国庆，发来贺电的国家寥寥无几，美国却在其中。或许这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美国发来贺电的是国务卿希拉里，她在贺电中信誓旦旦地称美国是中国“忠实的伙伴和朋友”，并且表示继续与中国“携手合作”。

　　中国有句老话，叫“听其言观其行”。中国人民还没患上健忘症，对这个“忠实的伙伴和朋友”，已经无数次地领教过。100多年来它们往死里整中国的那些往事还历历在目，现在旧恨又添新仇。就在国庆节前后，就是这个“忠实的伙伴和朋友”，无视中国的警告继续售台湾武器，帮助台湾F-16系列战机升级；就是这个“忠实的伙伴和朋友”，对中国政府“救美国”的“援助”知恩不报，反而推出个矛头针对中国的“2011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反补贴关税；就是这个“忠实的伙伴和朋友”，一而再再而三地压人民币升值，致使中国的宝贵外汇储备不断缩水贬值，变相掠夺中国财富；就是这个“忠实的伙伴和朋友”，插手与美国八竿子打不着的我国南海领土问题，怂恿、煽动南海周边一些国家蚕食我国岛屿和领海。凡此种种，哪里是什么“忠实的伙伴和朋友”，分明是骑在中国人民头上拉屎撒尿、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最危险、最狡猾、最凶狠、最恶毒的敌人嘛！

　　既然明知是假朋友、真敌人，我国有关部门和领导人为什么还要与美国“同舟共济”、“携手并进”呢？这个话又是怎么出笼的？笔者也做了一点考证。

　　2009年2月15日，作为奥巴马上台后美国访问中国的首位高官、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出访中国等亚洲四国前，在美国亚洲协会演讲时借用了“同舟共济”这个中国成语，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她说：“在同一艘船上的人必须以和平方式才能共同过河，这则中国成语在今天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2009年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希拉里•克林顿时，对希拉里提到的“同舟共济”这句话表示“非常赞赏”。温家宝说：中美“同舟共济”后还可以加一句话，叫做“携手共进”——如同“左右手”携手共进。温家宝还进一步向希拉里解释了“同舟共济”这个成语出自《孙子兵法•九地》原文。此后，在接下来的几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外交往来中，“同舟共济”、“携手并进”这两句话就成为中美关系主导性的语言。2010年11月，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举行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又把“同舟共济”称之为要继续保持的“同舟共济的精神”。

　　其实，中美“同舟共济”这个精神，既不是希拉里创造的，也不是温家宝唱和的，首创者应该属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79年随邓小平访美的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曾撰文披露邓小平的话：“中美关系一定要搞好”（李慎之：《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在访美的飞机上，随行的李慎之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2008/6/148:39:21凯迪社区）。多年来，几届领导人，在中美关系上所执行的，基本上都是邓小平“中美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指导思想。从“战略伙伴”、“合作共赢”到“同舟共济”、“携手共进”，都是邓小平这条亲美外交路线的具体体现。

　　以上是围绕国庆节要不要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几件具体事情，但它们所折射的却是影响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千条万条，归结为一条：没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丢掉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中国就没有前途，就没有希望。因此，我们必须永远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来源：东方红网

　　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学习导读》。

　　这个导读，面面俱到，什么都讲到了，唯独遗漏了恩格斯这个讲话的至要之点。

　　导读说：“《讲话》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生命的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云云。

　　一查，恩格斯讲话的原文是：“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它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

　　“从一滴水看海洋。”从人民日报发表的如此“导读”，人们就可一目了然：多年来，像煞有介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究竟在搞些什么名堂；所谓“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恩格斯这个讲话指出，正因为他所说的原因，“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

　　1949年8月14日，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所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他指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我们已经熟知的毛主席的这个拷问，既说明了新中国的来之不易，更说明了新中国于我们何其珍贵。

　　毛主席在世时领导新中国27年过程中，始终坚持着被帝国主义者认为“坏透了”的“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提倡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中华民族复兴史的崭新纪元。

　　他从来没有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而是始终认为要“不断革命”，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63年3月6日，他与巴西共产党主席阿马佐纳斯交谈时说：“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差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毛泽东国际交往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

　　他也从来不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了。相反，他认为，由于中国既有的社会条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他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毕生付出的精力就要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毛泽东传（1949——1976）》）

　　直到1974年12月26日，他81岁生日，他与周总理最后一次彻夜深谈时，除人事问题外，谈的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

　　当然，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导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更是有着自知之明。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领导者》—书中写道，1972年2月21日，他与毛主席交谈时，“我说他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毛回答说：‘我可没有能够改变世界。我只不过能够改变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临终前，他与华国锋等谈话时，明确讲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以后如何交班，“只有天知道”。

（二）

　　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35年了。

　　35年来，恰恰因为岁月流逝，恰恰因为那帮子“非毛”“反毛”“去毛”者丧心病狂的倒行逆施，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开天辟地、顶天立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越显光辉燦烂，越显彪炳千秋。

　　前一阵子，红底白题的《中国震撼》一书风头很健。

　　出版者说：“这本书颠覆了一些学者思想上根深蒂固崇拜西方模式的看法。”（2011年4月27日东方早报）就该这样。但即便如此，此书对“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的一些论述，可能还是言过其实，经不起实践检验。

　　很有意思的倒是，在此书结语的结语中，作者张维为说：

　　“写到此，我不禁想起了当代最负盛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他曾对世界不同文明体系作了详尽的比较和研究。1973年他被问及：‘如果再生为人，您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某种有价值的工作。’他接着补充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

　　“上帝啊”！1973年！那不是被“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吗？那个年月，汤因比此番见解是由何而来的啊？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汤因比对当今“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又将会有什么观感呢？因为他已经故世，我们无法得知了。

　　但是，无巧不成书。

　　同在1973年，大名鼎鼎的基辛格竟也有和汤因比类似的答问。

　　据是年4月2日参考消息，3月26日，美国新闻周刊外事编辑克莱因的文章说：“最近有人问基辛格：‘你对中国为什么那样神魂颠倒？’这位前教授回答说：‘因为他们有世界观。而我们其他人则迷失了方向。’”

　　38年后，今年7月4日，德国《明镜》周刊刊登了对刚过88寿辰的基辛格的专访。一开始，他就笑言，要是他早两年出生，“那么今天我就和中共同庚了。”记者紧追着问：“中共到底还有理由叫共产党吗？中国——您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它的书——还是共产主义国家吗？”基辛格答曰：“中国不再是历史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领导人在上个10年的初期推行了改革，着手通过这些改革来扩展党的理论基础。但就党保持着对权力的垄断而言，中国仍是共产主义国家。”又说：“上世纪60年代，我认为中国及其执政党比苏联更有活力，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更令我们感到危险”。

　　“问：上世纪70年代，你多次会见毛泽东。他会怎么看待当今的中国？

　　答：毛泽东更为在意的是他对中国意识形态上纯洁性的构想，而不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其实从来不想谈及与西方的经济合作。我估计，他会觉得当今中国过于物质主义。

　　问：‘纯洁性’——这真的是您用来描述毛泽东的概念吗？

　　答：他给纯洁性下的定义与西方不同。许多中国人敬仰他，因为他兑现了自己将人民团结起来的承诺。

　　问：中国人是不是觉得，毛泽东曾有理智的构想，但有时偏离了目标？

　　答：上一代人将文化大革命视为不堪设想的灾难，我也这么看。但今天在中国还有人认为他的政策有意义，尽管这种政策走得太远了。”

　　汤因比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基辛格更是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老手。但在1973年，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对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竟不约而同地有如此相似看法，而且确实抓住了事情的本质：“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有世界观”。这实在是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而38年后，基辛格又以“过于物质主义”一语鉴定“当今中国”，不也是一针见血，发人深省吗？

（三）

　　1921年10月，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书中响亮宣告：

　　“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用层出不穷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失利和错误。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地纠正这些失利和错误，改进我们把苏维埃原则运用于实际的方法（我们的方法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有权自豪，我们自豪的是，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揭开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新阶级统治的时代，这个阶级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受压迫的，如今却到处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列宁选集》第4卷第568—569页）

　　连汤因比和基辛格这样的西方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还从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看到了西方旧世界中不具备的新东西，因之以为“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有许多人，却如老百姓所说，“良心叫狗吃了”，“瞎了狗眼”，不仅对此视而不见，却三十多年来，一个劲儿地在那里“用层出不穷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于今尤烈，还要变本加厉地延续下去。

　　2006年10月26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就有文章认为：“世界第一大共产党国家中国看上去不像是马克思所希望建立的那种社会，倒像是他所批判的那种社会。”那么，现在呢？往后呢？

　　美帝国主义毋需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就这样，顺顺当当地让“中国回来了”，与之“同舟共济”“携手并进”了，正在向着“共同价值观”和“志同道合”的目标奔进。

　　1991年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经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三十多年的经营，“轻易地自取灭亡”了。20年后的今天，世界上独大的“共产党”（有专家称其党员数占全世界共产党员总数85%以上）领导的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这样地推翻了原有的“坏透了”的主义和制度，“改弦易辙”，“融入世界”，成了“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起到了美帝国主义任何一个“铁哥们”都起不了的作用。列宁写下《十月革命四周年》90年之后，他领导的俄国工农兵开创的“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的伟大事业，也就这样被打回到了有待“重新出发”的境地。

　　这种无法言状的历史大倒退，这种无以复加的至大罪恶，令每一个有良知者都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但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嘴里，却都成了开创历史的盖世功勋，在那里大吹大擂得忘乎所以。

　　7月1日环球时报头版社评《用90年回望中共与中国》，竟然宣称：“迄今为止，世界上无其他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成功例子，苏联共产党执政60年时，衰迹已现。但中共跳出了世界政治迄今编写的全部程序和情节，它执政62年的成绩单，正在把西方关于‘政党必须轮替’的所谓‘政治定律’，重新打回成‘西方内部的经验’，甚至‘一家之言’。成功是最好的理论，再玄妙的理论都无法与它争辩。如果中共引领人民最终建成繁荣、民主、文明的世界一流发达国家，那么中国社会不仅在冲破西方宣称的‘法则’，他们也在创造一种历史的新法则。”

　　7月22日该报社评《“难得糊涂”对现实社会的提示》，也是大言不惭：“比如我们搞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人非议它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光这一个话题大概100年也争辩不清。稍微‘糊涂’一点，是对非搞得明明白白的叫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然而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不是也算‘修正主义’？别较真，成功就是对的。”

　　这正是个“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别人已经大声警告，却依然要“迈出新的步伐，实现新的突进”哪！这等作为，需要何等“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啊！一路平安吧！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否一无是处了？

　　倒也不是。1958年10月2日，毛主席同一些外国友人谈话时说：

　　“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5页）

　　可不是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也是在那里给我们当这种教员吗？

　　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这种情况，仅仅不利于法西斯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而对于一切国家的人民及其有组织的民主势力，则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65年前，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这个判断，已被实践反复证明了是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啊！

来源：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