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争取王稼祥

　　1930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1931年来到中央苏区工作，不久就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也就是在这时，王稼祥开始与毛泽东接触，在工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认识毛泽东。王稼祥回忆说：“1931年初，第二次反‘围剿’之前，我和任弼时同志一起设法进入了中央苏区，在龙岗地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我们向他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形。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对我们详细地叙述了红军的斗争历史，以及当时所争论的问题，还给我看了许多文件。以后，毛泽东同志常和我谈论一些政治军事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授予我十分宝贵的见识，给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启发，这对于我尔后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时刻。我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谈的既简单明了，又那样地有说服力……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原则问题上，能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因此，当“左”倾领导者在宁都会议上排斥毛泽东，撤销毛泽东的红军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时，王稼祥坚决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正如王稼祥自己说的:“在宁都会议上，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我是当时惟一支持毛泽东同志仍留在前线指挥军队的人，处于极少数。”但毛泽东对于被撤销总政治委员职务、剥夺军权、派到后方做政府工作的这一错误决定，却心地坦然，反而劝慰王稼祥说：“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去之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这一番话使王稼祥更加敬重毛泽东的革命品质，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与伟大，也开始与王明路线划清界限。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因伤病坐担架随队行动，经常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也坐担架的王稼祥同行。毛泽东一边行军，一边与王交谈，到宿营地休息时更是经常彻夜长谈，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正是在毛泽东的说服和教育下，王稼祥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开始向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奔进。因此，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王稼祥都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当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开会总结经验，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时，毛泽东很赞赏他的想法，并且结合现实情况，说明了自己对党和红军一些问题的看法和主张，阐述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更使王稼祥得到很大启示，也更坚定了他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决心。王稼祥先后找到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重要时刻，在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更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积极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极力说服张闻天

　　1931年初，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担任了临时中央领导人，在党内的地位高、影响大。毛泽东用了很大的耐心，苦口婆心地开导、说服和争取他。毛泽东曾经说过：“因为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得多。这个方针果然灵验。从某种程度上说，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召开，就是因为这一方针所取得的实效。”

　　起初，张闻天并不认识毛泽东，1933年到苏区后才开始接触。当时，“左”倾中央派他主持苏区政府工作，意在一箭双雕，既把他从中央排挤出去，又进一步把毛泽东排挤出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在张闻天到政府就职的命令正式发表后，毛泽东同他作了几次长谈。一起工作后，两人互相接触越来越多，互相了解也越来越深。张闻天主动与毛泽东搞好团结，处处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尊重。毛泽东也总是极力接近张闻天，循循善诱，使他的思想与自己越来越接近。张闻天曾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

　　1934年间的中央根据地，炮声隆隆，战火纷纷，第五次反“围剿”不断失利。忧思过度的毛泽东病倒了。张闻天闻讯带着医生星夜赶往探视。此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在一起同住了一段时间。病情好转后，毛泽东身披衣服，手拿铅笔，时而站起来指指桌上铺着的军用地图，时而坐在床沿上，比划着手势，滔滔不绝地与张闻天交谈。与毛泽东同住一起的日子，张闻天细心地倾听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许多精彩议论，对毛泽东的见解从内心折服。恰逢共产国际来电说，在目前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张闻天曾感叹说：“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对的，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福建事变、广昌战役后，由于在重大问题上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斥张闻天，张闻天的权力逐渐削弱，长征前夕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决定，张闻天未参与决策，只是依照通知行事。在长征出发以前，博古、李德要把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虽因毛泽东的提议没有分散，但张闻天当时感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张闻天将自己的这些不满意完全向毛泽东“坦白”了。只有对自己充分信任的人，才会毫无保留。这时张闻天已把毛泽东看成完全可以依赖的卓越领导人了。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经常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一起交谈，王稼祥有时会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张闻天较多地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结合实际科学地分析“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自己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启发下，张闻天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在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敌人已经发现中央红军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包围中央红军。张闻天向毛泽东报告了紧急情况，并问：“应该怎么办？”毛泽东明确地回答说：“不能再照原计划与二、六军团会合了，而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张闻天说：“你的意见是对的，否则，我们会中敌人的计谋，处境更加危险。”因此，当中央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时，张闻天态度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书记处书记，他的积极行动，对于配合当时还不在中央领导核心、在中央基本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进行纠正“左”倾路线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张闻天说的：“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中共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紧接着王稼祥第二个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并明确提出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

　　与周恩来密切合作

　　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党内是政治局常委，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毛泽东同贺子珍谈起遵义会议时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因此，在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密切合作，积极争取周恩来的支持，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毛泽东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与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并从实践中学到了毛泽东创造的适合中国国内战争实际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等军事思想。在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的情况下，周恩来仍坚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朱德等灵活运用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克敌致胜的战略战术原则，使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辉煌的胜利，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兵力损失过半。惨痛的失败教育了周恩来，使他开始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怀疑、抵制和批评，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从老山界开始行动上已经站在毛泽东一边。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后，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提出改变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能够稍事休整，恢复体力和战斗力。周恩来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尽管李德、博古坚决反对，但政治局多数同志从全局出发，同意了毛泽东西入贵州的正确主张，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与多出我军五、六倍兵力的敌军作战、全军覆没的危险。周恩来的这一行动，举足轻重。一是使“左”倾“三人团”开始分裂，中央政治局趋于团结；二是凭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和威望，也影响到政治局其他同志转向毛泽东方面，甚至使博古也不得不同意西入贵州;三是开始纠正“左”倾“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况，恢复中央政治局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毛泽东转兵西进的正确建议又一次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坚定地、旗帜鲜明地和李德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采纳了毛泽东关于转变战略方针的主张。会议通过了放弃“左”倾“三人团”原订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湘西，而在川黔边最初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新苏区的战略方针，还决定恢复过去毛泽东的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从此，毛泽东又开始参与对红军的领导工作。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说：“毛泽东的建议，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战略转变的开始，长征改道就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作出最后决定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黎平会议则是“转折点”前的里程碑，周恩来是这一里程碑的奠基者。

　　虽然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逐渐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而且作出了决定并付诸实践，使红军暂时甩掉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但斗争仍未结束。当时还掌有对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仍顽固地坚持其原订的战略方针，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于不顾，还要处理一切。中央和红军又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草塘）再次召开会议，会议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意见，重申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正确战略方针，规定了“三人团”要取代军委所作出的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样就从组织上开始纠正李德对中央红军的荒谬指挥，开始恢复党领导军队的正常状态。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又起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当王稼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时，周恩来更是毫不犹豫地支持。遵义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继博古之后所做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就已经体现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毛泽东发言后，又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的领袖。

　　除做领导人的工作外，长征初期，毛泽东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当时的军团负责人，向军团及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用事实和自己对革命战争正确的认识去启发、教育前线指挥员，让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让大家在实践中认识“左”倾领导人所犯的错误。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

　　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统治我们党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其召开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了领导和决定的作用，表现出为革命事业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博大胸怀及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艺术。当然，光有毛泽东一个人是不行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毛泽东的杰出作用，离不开他的亲密战友的合作，离不开党的高级干部的觉悟，离不开广大群众的觉醒。

文章来源：集体经济网（2013年3月24日）

《人民日报》（2013年02月28日07版）

文章大家毛泽东

梁衡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撰写《论持久战》。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他离开这个世界将近37年，对他的功过已有评说，但对作为文章家的他还研究不够，这笔财富有待挖掘。毛泽东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他自己却从没拿过枪杆子，笔杆子倒是须臾不离手，毛笔、钢笔、铅笔，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那种风格、那种语言、那种气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佳作迭出。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比肩竞秀。毛泽东算一个，是历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

　　思想与气势

　　毛文的特点首在磅礴凌厉的气势。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文章之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气、行事之势。势是不能强造假为的，得有大思想、真见识。古今文章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纯文人，一是政治家。纯文人之文情胜于理，政治家之文理胜于情。理者，思想也。写文章，说到底是在拼思想。只有政治家才能总结社会规律，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扬自己的政见。毛文属这一类。这种文字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作者全身心社会实践的结晶。劳其心，履其险，砺其志，成其业，然后发而为文。文章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须、凤之尾。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些段落来看毛文的气势：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比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民众的大联合》）

　　这还是他在“五四”时期的文章，真是鸿鹄一飞，便有千里之志。可以明显看出，这里有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影子。文章的气势来源于对时代的把握。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能高瞻远瞩，甚至力排众议，发出振聋发聩之声。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颇有微词时，他大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却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许多人苦闷、动摇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再看解放战争中他为新华社写的新闻稿：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我军摧枯拉朽，敌军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你看这气势，是不是有《过秦论》中描述秦王震四海、制六合的味道？

　　再看他在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致词：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口吻，时代巨人的口吻。解放后美国搞核讹诈，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古今哪一个文章家有这样的气势!

　　为文要有丹田之气，不可装腔作势。古人论文，讲气贯长虹、力透纸背。唐朝韩愈搞古文运动，就是要恢复汉朝文章的质朴之气。他每为文前要先读一些司马迁的文章，为的是借一口气。以后，人们又推崇韩文，再后又推崇苏东坡文，认为韩文苏文都有雄浑、汪洋之势。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他们的文章为什么有气势?是因为有思想，有个性化的思想。毛泽东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时代的思想，是一个先进的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的思想。他也论文，但不以泉比，而是以黄河比：“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到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他在《讲堂录》中说：“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无论才学，他都是立志要超过古人的，也的确超过了古人。如果说苏文如泉之涌，他的文章就是如海之波涛了。

　　说理与用典

　　毛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

　　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重在继承，小孩子从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书，先背一车经典，宝贝入库，以后用时再一件一件拿出来。毛泽东青少年时正当五四前后、新旧之交，是受过这种训练的。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什么都读。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中国。要让广大民众和党员干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这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种真本事、大本事，需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缺一不可。特别需要对中国的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结合当前实际翻新改造。在毛泽东的书中，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这有三种情况。

　　一是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是在一个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作为领袖，除表示哀悼之外，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他一下子拉回两千年前，解释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生死。你看，司马公有言，自古如此，一下子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马迁的这句话也因他的引用有了新的含义，更广为流传。

　　忠、孝、仁、义，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毛泽东对它们给予新的解释：

　　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到经典中找方法，以之来作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论说文，是写给中国的老百姓或党的中基层干部看的。所以，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这个典不一定客观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户晓，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如七大闭幕词这样重要的文章，不但简短得只有千余字，而且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他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这样来阐述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讲话中，他还从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概括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这样重要的命题，这样大的方针，他都能从典故中顺手拈来，从容化出。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进了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随手拿来一典，妙趣横生。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这样来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个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毛泽东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绝不卖弄，不故作高深地吊书袋。他是认真研究并消化了经典的，甚至认真到了考据癖的程度。如1958年刘少奇同志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人在外为官不带家眷。他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领袖应当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只是一方面的专家不行；只读自然科学不行，要读社会科学，读历史，读哲学。因为领导一个集团、一场斗争、一个时代，靠的是战略思维、历史案例、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这些只有到历史典籍中去找，在数理化中和单一学科中是找不到的。

《忆秦娥·娄山关》手迹

　　讽刺与幽默

　　毛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

　　人一当官就易假，就爱端个架子，这是官场通病。越是大官，架子越大，越不会说话。毛泽东是在党政军都当过一把手的，却仍然嬉笑怒骂，这不容易。当然他的身份让他有权这样，但一些人就是洒脱不起来。权力不等于才华。毛泽东的文章虽然大都是严肃重要的指示、讲话、决定、社论等，又大都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成的，却并不死板，并不压抑。透过硝烟，我们随处可见文章中对敌辛辣的讽刺和对自己人轻松的幽默。讽刺和幽默都是轻松的表现，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动作。我可以用十二分的力打倒你，但我不用，我只用一根银针轻刺你的穴道，你就酸痛难忍，哭笑不得，仆身倒地，这是讽刺；我可以长篇大论地阐述一个问题，但我不用，我只用一个笑话就妙解其理，让你在轻松愉快中茅塞顿开，这是幽默。总之，是四两拨千斤。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事业、力量和韬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现。

　　先看他的讽刺。

　　对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抗战，他说：

　　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

　　辽沈战役敌军大败，他这样为新华社写消息：

　　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

　　他讽刺党八股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真是个漫画高手!

　　再看他的幽默。

　　他一生担军国之重任，不知经历了多少危急关头、艰难局面，但在他的笔下常常是付之一笑，用太极推手轻松化开。长征是人类史上少有的苦难历程，他却乐观地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性时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 和“文化的军队”）。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1956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比兴手法，只借“三样法宝”的字面同一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党代表会议上说“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这是借《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话，与原意无关，只借“东风、西风”这两个字意。文章有意荡开去，显得开阔、轻松，好似从远处往眼前要说的这个问题上搭了一座引桥。

　　尖锐的讽刺，见棱见角，说明他眼光不凡，总是能看到要害；轻松的幽默，不慌不忙，说明他有肚量和睿智，肚子里有货。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大拟决议给毛泽东授大元帅衔，他说：“我穿上你那个元帅服怎么下基层，免了吧”。这是一种多么拿得起、放得下的潇洒和幽默!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会上。

　　通俗与典雅

　　毛文的第四个特点是通俗与典雅完美地结合。

　　毛泽东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他在学生时期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包括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如果抛开他的军事、政治活动不说，他完全够得上一个文人，就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一样。毛泽东与他们的不同是多了与工农更密切的接触。所以，他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时常既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动地。

　　请看一段他早期的文字。这是他1916年在游学的路上写给友人的信：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今夕书此，明日发邮……欲以取一笑为快，少慰关垂也。（《致萧子升信》）

　　这封手书与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徐霞客的《三峡》相比如何?其文字清秀不分伯仲。再看他在抗日时期的《祭黄帝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从中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他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由此可见，他早期的文字何等典雅。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他放弃了自己熟悉的文体，学会了使用最通俗的文字。他说，讲话要让人懂，反对使用“霓裳”之类的生僻词。请看这一段：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为人民服务》）

　　再看这一段：

　　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新华社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

　　你看“走到一起”、“但是还不够”、“切勿惊慌”、“就有办法”等等，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但典雅并没有丢掉，他也有许多文字端庄严谨、气贯长虹的文章。如：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而更多的时候却是“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亦庄亦谐，轻松自如。如：

　　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文是典范。不管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他都能随手抓来一个形象，借典说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浅出。毛文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毛泽东是有大志的人，他永远有追求不完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放下身段，当一个行吟诗人，当一个作家。他多次说过要学徐霞客，顺着长江、黄河把祖国大地丈量一遍。他又是一个好斗争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实，除了天、地、人，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一个斗争对象，就是文风。他对群众语言、古典语言是那样热爱，对教条主义的语言、官僚主义的语言是那样憎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号召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他在改稿时特别加了一句：“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后来，我们渐渐机关化了，文章中假、大、空的语言多了。他对此极为反感，甚至是愤怒，严厉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他批评那些空洞的官样文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他是一辈子都在与“党八股”的坏文风作斗争的。

　　文章是一门独立的艺术。细读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他独特的语言风格，足可自立为一门一派。在大力倡导改文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研究一下他的文章。这至少有两个用处：一是专门搞写作的人可以从中汲取营养，特别是补充一些文章外的功夫，好直起文章的腰杆；二是领导干部可以向他学一点写作，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增加领导的魅力。须知：打天下要靠笔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笔杆子。

来源：《人民日报》（2013年02月28日07版）

　　作为先进文化的结晶，任何科学的思想和理论原理，都有其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也有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理论基奠，它是在继承与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批判性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近代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生成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

　　1、民主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民主议题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重视。对于民主形态上的表现，马克思认为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但在形态上是一种制度。他指出：“民主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君主制则只是国家制度的一种，并且是不好的一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君主制与民主制都是国家制度的表现形式，尽管民主制相对君主制而言是一种更好的制度，但是两者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2、资产阶级民主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均认为，民主是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政治范畴和历史范畴。在阶级和国家存在的社会中，只有具体的、阶级的民主，而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从国家的意义而言，民主总是由统治阶级所享有，被统治阶级则是专政的对象而没有民主可言。资产阶级民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没有改变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强调，无产阶级要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享有民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就必须彻底拨开资产阶级纯粹民主、绝对民主的迷雾，为无产阶级争得民主、发展民主的道路指明方向。

　　3、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工人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概念。列宁也认为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只有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才能结束沙皇政府统治，镇压反动势力反抗，才能使工农劳动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在他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4、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一个强大政党的领导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认为，无产阶级要取得反对有产阶级权力斗争的胜利，实现自身的解放与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在总结了欧洲工人运动经验和1848年革命的历史经验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深深地认识到：只有组成与代表有产阶级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列宁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认为，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建立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党完全不同的新型的政党，即真正的革命的、战斗的共产党。这个强大的政党必须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先进的理论为指导。

　　民主是具体的、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解放、争取民主，就必须通过革命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与此同时，无产阶级要取得反对有产阶级权力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种思维逻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主线，同时也是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直接理论渊源。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继承马列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并将其基本理论、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积极有效的回应。

　　二、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
   
　　1、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中华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民本思想资料，这些思想主要围绕重民、富民、畏民、从民等方面而展开。
   
　　第一，重民思想。鉴于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周初的统治者修正了殷商的天命神权观念，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并且把民提到了比天更高的地位。孟子也明确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理念的民本思想。汉代贾谊认识到曾经横扫六国的秦王朝就是因为推行暴政、不得民心而被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所推翻。因此，他十分注重民心向背对于确保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的作用。

　　第二，富民思想。富民即是通过轻徭薄赋等途径以养民、保民、裕民，使人民衣食无忧和安居乐业。孔子曾指出：“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管子亦认为，大凡治理国家的方法，必须首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百姓富裕就容易统治，百姓贫穷就难以统治。第三，畏民思想。古代思想家十分注重民心向背的重要性以及统治者敬畏民心的必要性。荀子认为凡是施行仁德之政、顺民心、不断修德于天下的贤君，都使国家昌盛兴隆，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反之，逆民心，而最终走向毁灭。唐太宗则把百姓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第三，从民思想。从民是重民、畏民思想的自然延伸，它强调统治者应当重视民心、顺从民意。孟子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管仲也认为政策政令的好坏，要以民心向背为尺度。从民则有利于社会稳定，反之，则遭人背叛。

　　2、中国古代“知行观”

　　知行关系是中国历代哲人希冀解决的一个基本哲学问题。

　　在先秦时期，最早明确论述知与行关系的是孔子。在他看来，知行要统一、言行须一致，如果能背诵诗经三百篇，给他官做进行统治，行不通；派他出使到外国，不能独自应酬；书读的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处。孟子则认为，人的认识来自于天命。墨子和荀子则与之针锋相对，反对天赋观念的“生而知之”。到了宋朝，唯心主义者程颐、朱熹继承了孔孟学说，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点。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王夫之则针对朱熹、王阳明等人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提出行先知后，知必以行为功的学说。他指出：“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知焉，未可得行之效也。”在他看来，知行相资以为用，行统知、且验知，故“行可兼知”。

　　在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汲取了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重民、爱民、利民思想，并提出了人民本位论、人民利益论和人民民主论，形成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在我国，照搬一切理论都是行不通的。对此，毛泽东则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认真考察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知与行的关系，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考察，形成了第一部知行结合的论据。

　　三、近代资产阶级的“主权在民”、“民主共和”思想

　　在摆脱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羁绊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对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不满和怀疑，开始介绍和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效仿日本建立“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度。尽管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在与斯诺谈及往事时曾说：《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接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

　　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君主立宪政体在中国的破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在国体方面，孙中山认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而不是君主，因此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在政体方面，为了加强对权力机构的制衡，扩大人民的参与，孙中山在西方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之外又加入了考试权与监察权，提出了“五权分立”的学说。在国家运转方面，孙中山强调政党是议会制民主共和政体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推行政党政治。尽管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以失败告终，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2]

　　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猛烈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掀起的尊孔复古思潮，将矛头对准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并提出了基本的口号“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在杨昌济的介绍下，毛泽东开始接触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并逐渐被陈独秀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精神所吸引。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了大量的反封反帝的战斗檄文。“陈独秀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3]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所进行的戊戌变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所从事的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都属于寻求社会变革、救亡图存的探索。这些思想使毛泽东对资产阶级“主权在民”、“民主共和”思想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使毛泽东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软弱性和妥协性，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是“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科学分析中国的国情，确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两大民主革命任务，以及完成这两大任务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1][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13.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54.

[3][美]斯诺.毛泽东自传[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30.

文章来源：《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27期，摘自2012年4月《党史博览》

与毛泽东的名字相连

——毛泽东独创的军事思想和卓越的指挥艺术

作者：李际均（中将）

来源：戴旭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ebbbb501017987.html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毛泽东都是一位远比他同时代的人卓越和杰出的人物。

——《毛泽东传》的作者菲力普·肖特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富强，进行了许多次武装斗争，但都失败了。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举行“南昌起义”，开始“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以后，即面临如何建立军队、进行战争和取得胜利的严重问题。显然，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进行前所未有的工农武装革命，如果仍沿袭旧式的军事组织和军事理论及其战略战术，决然不能解决这一新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当时，不论是建军和作战，都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法国巴黎公社的街垒战，俄国波将金式的起义和十月革命的模式，乃至北伐战争的攻取中心城市的路线，以及一切旧式军队的建军法规和作战方式，统统不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
　　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适应中国革命的政治任务和工农武装斗争的历史要求而产生的。
　　毛泽东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和最伟大的创举，首推是在军事领域的建树。从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的阶段性和主导地位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崭新的人民革命军事理论的确立和旧的军事观念的终结。
　　军事史上几乎成为定论的是：著名的军事统帅大都没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述，而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又大都没当过统帅。毛泽东是个例外，他是兼而备之。从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他连续领导进行26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以后他又领导进行数次自卫反击作战。
　　在世界战争史上，很少有像毛泽东那样集军事统帅与理论家于一身的。这使得他既有可能从亲自领导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军事理论，又可以把自己提出的理论付诸实践和反复验证。所有优良传统在当时都是新的创造，这种创造被历史文化接受就成为传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等一系列原则，经过长期的战争实践检验，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科学的真理。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红遍全中国大陆，仅仅用了22年的时间。特别是1945年4月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以后，到1955年这短短的十年间，连续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三场大战的胜利，横扫一千多万敌军。建立了政权、击退了侵略、战胜了封锁、顶住了威胁、恢复了生产、发展了经济、巩固了国防。 新中国基本国家形象，是建国初期通过一系列严重的国际斗争确立的。毛泽东接手的是“一穷二白”、支离破碎的旧中国，他留下的是“两弹一星”和坚如磐石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世界历史进程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毛泽东传》的作者菲力普·肖特在书中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毛都是一位远比他同时代的人卓越和杰出的人物。”
　　每一种战略思维的背后都有一种哲学基础。毛泽东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又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理念。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最中国化、最富于创造性的部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也是两种世界观和两种认识论、方法论亦即两种战略思维的较量。从这个意义说，毛泽东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
　　毛泽东指出，为了推翻压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中国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泽东通过四个方面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新型人民军队。其一，是确立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惟一宗旨、永远是一支战斗队的任务。其二，是实行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结合；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游击队相结合；解放区与敌占区的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最广泛的人民战争路线。其三，是制定一整套灵活机动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其四，是对全党全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教育。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中，绝大部分是属于这方面的。
　　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贯穿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是军事哲学，即关于战争问题的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毛泽东的军事哲学，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思辨到思辨的经院式的军事理论教条。他不是用现成的规律自身说明自身，他强调战争规律存在于战争发展的过程中，研究战争问题必须从战争实践出发来解释和升华战争观念，而不是相反。
　　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存在于他的军事理论著述和大量的作战指挥文电中，关于战争指导方面，例如：第一，强调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能动地争取胜利。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同时还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战略上的以弱胜强必须通过战役战斗的以强击弱来取得，这就是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集中兵力、兵器，制造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形成局部优势，从而具备了在一定时间空间战胜敌人的物质基础。这就是既反对“唯武器论”又反对“唯意志论”。第二，提出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确立从侦察、判断、决心到部署的一系列互为前提的军事认识与指导战争的逻辑程序。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这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在战争指导上的体现。第三，强调认识情况的两个过程，即：“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作战发起之后，依据新的情况、新的认识，补充、调整甚至改变作战计划。第四，作战计划要建立在能够对付出现最困难情况的基础上。指出：“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这不仅是部署原则，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是解决主观指导的计划性与客观变化的概然性之间矛盾的正确方法。第五，研究战争规律要着眼特点和发展，军事领域是继承与变革的统一，在辨证否定中前进。第六，战略与战役战术的相反相成，即战略上的有规则有定向、战役战斗上的不规则无定向；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进攻、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速决；战略上以一当十、战役战斗上以十当一，第七，立足于完全主动地位的作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实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第八，依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转变。第九，把“创造战场”与战略预置作为夺取战略战役主动权的重要方法。第十，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等。这些来自战争实践的升华，是毛泽东留下的重要军事理论与实践遗产。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以弱击强、以弱胜强。这是军事上最难做到、又是军事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毛泽东的军事生涯始终是同强敌作战，他的军事理论与实践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为基点的。据一位访问过美国西点军校的中国旅游者记述，该校的一位资深教官说：“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或按中国术语叫革命化。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是非常的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办法。虽然我们是在把他当做对手来研究，但是我对中国的毛泽东始终怀有最深的敬意。”这决不是偶然和个别的。在美国、日本和国民党的研究论著中，我们都能看到许多类似的评论。
　　毛泽东创造的伟大时代和留下的伟大思想永远都不会退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辉煌是与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真正能凝聚中国人的、能指引人民军队打胜仗的、能建立中华民族自立、自强、自尊、自信和核心价值观与伦理道德观的，只有毛泽东思想及其在历史新时期的表现——科学发展观。

格老子

中华网论坛

 毛岸英1949年10月24日写给亲戚向三立的信，60年后读起来依然能够让人深深感受到共产党人的崇高情怀。信中所表达的思想，对于我们党正在进行的反腐倡廉、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永葆党的先进性，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原文如下：

   三立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连同信一齐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的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父他们。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父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父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父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转组织部办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

   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生活）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主要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可能已开始工作了罢，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碰过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祝你健康！ 岸英上 1949年10月24日

  有感：反腐倡廉 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60年前新中国刚刚诞生的时候，开国领袖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写给亲戚的一封信。这是一封平常的信，但它的内容却极不平常。它集中表现了共产党人大公无私、执政为民的高尚品德。这无疑是我们当时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及一切敌人的重要保证；同时，这也是今天进行反腐倡廉教育、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教材。由于革命的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破天荒地从奴隶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即“上升为统治阶级”。这是中国亘古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事。它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不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政权更迭，而是最终要彻底埋葬一切剥削制度、同一切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革命。因此许多在旧社会改朝换代时适用的旧观念、老信条，如信中提到的，靠与领导人有亲戚关系便“一步登高做官” 的思想，“皇亲贵戚仗势发财”的思想，统统不适用了。

   对这一点，社会上的许多人，包括领导干部的亲属们都一下子难以适应。这对执政后的党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住了这种考验，从而使新中国成为一个迥别于以往任何社会的风正气清的新社会。共产党人是不是太“不讲人情”了？对此，信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共产党人的确不讲那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他们有的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的“人情”，其中也包括对父母子女以及亲友的一种“特别”的“深厚感情”，“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的确如此，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亲友们的“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所谓不“个别解决”，就是不搞特殊化，不为其谋取特殊利益；所谓“整个解决”就是让亲友们“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这才是对亲友们真诚的无私的大爱，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人情”，是那种从封建等级思想、特权思想出发的“人情”所不可比拟的。

   公与私的问题是世界观问题。毛泽东、毛岸英以及当时的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能够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就因为他们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今天，我们反腐倡廉的任务很重。有一个提法叫“从源头上反腐败”，我认为这“源头”就在头脑中。防范腐败的法律、措施、规章制度都很重要，但要是脑袋出了问题，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那简直是防不胜防。要真正“从源头上反腐败”，就应解决各级干部的世界观问题。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

   他虽然不是完人，也犯过错误，但终其一生，却从不曾为个人、家人、亲友谋取过任何私利。他一家人中有四位烈士，到如今，他的长子还长眠在异国他乡，其他的子女及孙辈都是普通干部或一介平民，没有一个是百万富翁或富婆，更没有什么达官显贵。单就这一点说，他也会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我们当今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发扬光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这样，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会更加光辉灿烂。

　　很多人为了诋毁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解读为毛为了报复刘少奇而进行的私怨报复行动。

　　圣人无私仇。毛泽东在获得天下的时候并没有去清算那些杀害其亲属的敌人。对待准备杀他，最后背叛共产党的张国焘也没有采取国家追杀的手段。

　　日本的战犯、战俘在八路军里并没有收到虐待，而且有些最后还得到特赦。

　　蒋介石集团的大部分将领应该是共产党的死敌，可是毛病没有下令将他们杀害，而且最后还对他们进行特赦。

　　指枪相向的许世友最后成为了毛的信徒，国民党搞暗杀的特务在几乎可以得手的时候放弃行动，这是何等的个人魅力？

　　蒋介石这样的死敌，本来可以有机会消灭，可是为了民族大义，可以动员张学良对其释放。如果想杀害蒋介石，对于精通谋略的毛泽东来讲是小菜一碟，随便制造一些小事件就可以促成蒋介石的毙命。

　　可以说伟人毛泽东对于敌人没有私怨，他考虑的是人民的利益。大恩不言而大恩生，就如天地一样，恩泽万物而不言。现在的中国，因为毛泽东而获得稳定的生活环境。甚至世界都因为毛泽东而获益，是毛泽东打破了苏美两国的势力割据，为世界民族独立和发展争取到良好的发展时机。现在的世界发展格局难道不是得益于毛泽东的行为？

　　就是因为毛泽东的仁慈才使得小人得以复辟，人民利益被彻底背叛。

　　如此仁慈的圣人，居然有人诋毁他因私怨而发动文革。将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是历史上的种种事实却像人们展示，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因为私怨而对任何人进行过报复。文革的防修、反封建意义被轻描淡写的抹杀。只是时间有限，我们还难以全面的了解伟人的构思，但文革在扫盲上市起了伟大作用的。如果没有上山下乡，就没有现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因为农民不识字就成为不了产业工人。还有文革大大改变了我国当时的医疗条件，在有限条件下极大的改进了我国落后的医疗条件，将我国的平均寿命大幅提升，让全民真正拥有医疗保障。可惜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故事已经不再可能发生。各级城市里有的是没钱治病而自杀的男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的人民开始明白什么才是好的，什么是坑人的、虚假的繁荣。GDP高有什么用？美国、英国以前不是GDP很高吗？可是现在穷的叮当响。没有毛泽东打下的基础，哪有现在的成绩？以前的水利建设现在认钱的年代没人搞了，因为没有短期效益。可是一场大雨就死了70多人，可笑吧？工农业、水利都在吃老本，还贪天之功为己有。

　　所谓GDP的增长只是变换着方式欺骗民众，将本来就没有计算产值的服务业、矿山、土地等等都计算进GDP里面，而且还生造了什么股票、各类权证这些没有真实价值的凭证来骗人民的钱。想想，你现在拥有什么？生一场大病，你的一家就变为赤贫，负债累累。培养一个孩子大学毕业你就要欠债。以前一个工人养几个孩子一点都不操心，现在没门。

　　改革获利的是谁？就是那些官家子弟，人民得到什么？生活好像改善了，商品多了。但是人们有的是更多的忧愁，有的是更多的不确定性。幸福的是那些几十个情妇的官员和他们的亲属儿女。但是这极少数的人又能维持多久？他们自己都看不见前途，拼命移民欧美。这样一帮拿外国护照的人在治理着这个国家，有希望吗？让随时准备弃船的人掌舵，真实滑天下之大稽。

　　大恩不言而泽披万物，太阳、土地、毛泽东是也！
 
来源： 作者博客

一、自力更生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

　　1.在指导思想上，确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从一般意义上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建国后，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一穷二白的特点，告诫全党，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事业。从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看，更需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要“以我为主”的方针。1956年10月8日，我国最早的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之时，毛泽东、周恩来就批准了聂荣臻同志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发展导弹事业的方针，从而使导弹事业在初创之日就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把立足点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之上。1957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签定新技术协定之后，国防部五院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在北京地区建设导弹科研生产基地，随后便在有关工业部门的协同下，开始研制苏联提供的几种导弹样品。即使在有外援的情况下，毛泽东仍在一项批示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周恩来也明确指出，“国内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小国应该这样，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更应该这样。毫无疑间，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正是由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力更生方针，才使得导弹事业的发展没有受到中苏关系骤然恶化的影响，1960年夏，正当仿制苏P-2导弹进入最后阶段，苏联方面借故撕毁了两国协定，撤走了专家，对我国施加压力，给我们造成极大困准。消息传到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极为坦然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凌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准还的。”他的话表达了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压，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意念。

　　从上看出，毛泽东同志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贯穿在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渗透在各个方面工作之中。这一重要思想，其实质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力更生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政治上的独力自主和经济上的强大，不受制于人，二是无论是革命或建设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三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不放弃争取一切外援的努力，其目为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确领导下，我们在国防科技事业发展为各个时期，正确处理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辩证关系，既反对一切依靠别人的无所作为思想，又反对闭关锁国的夜郎自大思想，从而使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并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国防科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国防科技事业各部门、各单位和各级党组织，紧紧抓住思想教育这一环节，利用各种形式开展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思想教育。大家紧密联系思想实际，破除迷信思想，打掉了自卑情绪，解放思想，敢想敢干。许多科研部门，在办公条件极差、经费缺乏、没有资料的情况下，硬是凭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埋头苦干，锲而不舍地进行研究，设计出我国自己的原子弹、导弹和潜艇。我国的导弹发射、核试验基地和常规武器试验靶场，由于任务性质的特殊性，大都建在荒漠沙滩、山沟草原，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大家“以场为家、以苦为荣”，喊出了“死在青山头，埋在戈壁滩”的豪言壮语，不少创业音为了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献青春，献终身，又献子孙。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作者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鼓舞下艰苦奋斗、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由于这一方针的正确贯彻实施，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在60年代中期就取得了突飞猛进的重大发展。1964年6月，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战略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具备了独立研制导弹的能力。1965年后，中程、远程、洲际战略导弹的研制工作相继展开，固体火箭技术研究开始起步，同时在弹道导弹基础上开始研制航天运载工具。1974年4月24日，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巨人以自力更生的坚实步伐，跨入了空间俱乐部，这是中国航夭发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1975年11月26日，发射返回式卫星获得圆满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作者实践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国防科技思想的胜利结晶。

　　2.在发展战略选择上，以独立研制“两弹”为重点突破口

　　1956年，当我国经济建设全面展开的时候，尽管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毅然作出了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决定，并确定把导弹和原子弹作为重点项目。这一选择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运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发展国防科技的战略思担。

　　首先，维护新生的独立自主的政权是建国初期面临的主要任务。众所周知，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一开始就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威胁之下，他们妄图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扼杀在襁褓之中。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抗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了伟大胜利，但由于我国武器装备落后，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国家安全利益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实力来维护。1956年4月，毛泽东强调，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充满自信，富有远见卓识的英明决策。

　　其次，重点发展“两弹”是在高科技条件下，实行有效自卫防御的迫切需要。导弹核武器的出现，对现代战争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极端仇视社会主义中国的美国政府，凭借手里的原子弹，对新中国进行核讹诈和核威胁，迫使中国领导人发展以原子弹和导弹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武器。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没有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和平建设的环境也难以得到保证。列宁指出：“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我们必须拥有有效的战术和战略导弹，以便在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同时，在5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科学技术都有了较快发展。在尖端技术领域，已汇集了一些优秀的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如钱学森、郭永怀、钱三强、王淦昌等。在原子能科学技术方面，已开展了一些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铀矿资源勘探工作已着手进行。在火箭技术方面，通过初步研究已积累一些经验，苏联政府也表示愿意在原子弹及导弹技术方面给予援助。面对这种历史契机，毛泽东高瞻远瞩，不失时机地把发展以“两弹”为重点的国防尖端技术，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在保证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利益这种第一需要的驱动下，中国的现代化火箭技术迈出了历史的第一步，同时也为发展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在铸造护国之剑的过程中，又为航天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在力量的组织上，实行全国的大力协同和联合攻关

　　毛泽东主席于1962年11月在罗瑞卿根据二机部提出两年内实现原子弹爆炸的设想写给中央的报告上，作了“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这个批示深刻总结了我国国防科技事业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实践中组织管理方面的基本经验。

　　首先是从全国调集精兵强将和急需物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建时，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只要是五院需要的技术专家和党政干部，都可以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军队中抽调。当时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各方面都急需人才，但有关部门都能顾全大局，满足发展尖端技术的需要。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同志主动提出，学院的科技专家都可以给，调哪个给哪个。1960年，经党中央书记处研究确定，以党中央名义专门发出文件，要求各省市按原定数额迅速选调配齐给国防部五院的技术骨千和大中专毕业生。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当年就有近百名技术骨干、4000名大学生和2000名中专毕业生，如期汇集到五院。与此同时，总政治部从全军选调数千名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国防部从9个军区动员数千名复员军人到五院工作。在解决物力匾乏的间题上，依靠全国各省市大力支援克服困难。最初研制原子弹、导弹时，需要1.3万多种新材料和发射塔等9大设备。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为满足国防尖端技术需要，全国为此开“绿灯”。一些特殊的大型设备，国家列为专案解决，一些非标准设备，国家专门组织力量试制，指定最好的厂家生产。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科技人员生活十分困难，粮食定量低，没有青莱吃，患浮肿病、夜盲症的很多，军委聂荣臻副主席知道后，以他个人的名义亲自向海军和一些大军区的领导呼吁，请他们设法支援国防科技战线一批猪肉、鱼、海带等副食品。各单位得知后，迅速组织力量，使这些副食品很快送到科技人员手里。

　　其次是采取大力协同，联合攻关的方法独立自主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国防尖端事业被人们形象地誉为“千人一杆枪，万人一颗星”的事业。国防科技任务的实施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许多技术难题，必须群策群力，集智攻关。在“长征二号”火箭的研制过程中，协作项目达4800多项，涉及7个部、委、局，25个省市自治区，共1300多个工厂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正是由于树立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各行各业大力协同攻关，才解决了无数技术难题，满足了航天工程的需要。在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任务中，除国务院有关部委、各省、各军区支援外，许多省、市、县党政军民，像打仗支前一样，积极协助、支援部队，帮助部队解决困难。成都军区和凉山军区派出官兵2860人，民兵3110人担任通信线路保障和无线电管制任务。四川省公安厅组织了13个市、州的各级公安干部1440人参加保卫工作。为保证试验任务的顺利进行，仅凉山州就组织了14个县23个区，97个乡和300多个机关企事业单位，33000多人参加协作，有的工厂停工停产，电台停播，飞机停飞，圆满保证了任务的完成。目前，我国已形成航天工程的协作网，主要是航天产品的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的协作。如空气动力、环境试验、强度试验、工艺材料、发动机试车、专用元器件、计算技术、科技情报等，已形成若干技术中心，面向整个航天战线服务，甚至对全国开放。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形成科研协作、生产协作、物资器材、发射试验协作网络。总之，正是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优越性，才使得航天事业乃至整个国防科技事业克服了无数难关，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军民兼容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必然道路

　　综观世界航天技术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看到，航天技术首当其冲为国家安全利益服务，成为一个国家的国防战略威慑力量。为此，许多大国不得不率先把巨资投入到以军事为目的航天技术中去。但随着世界战略格局变化，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出现，特别是由于航天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使得竞争愈来愈激烈。要占据领先优势必须不断加强投入，而经济发展状况又制约着航天技术发展。所以，富有战略远见的政治家们意识到，失专经济力量的支撑，耗资巨大的航天技术成就成了无米之炊，军事之剑必须与经济之盾一起铸造。走军民兼容，互相促进的道路是世界航天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我国国防尖端事业起步之时，毛泽东就以政治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地提出了军民兼容的思想，为国防科技工业在和平时期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1.军民兼容思想反映了平战交替规律的客观要求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恩格斯曾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正是由于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使得战争与和平具有明显的间断性特点。

　　历史的发展实践证明了平战交替规律的客观必然性。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促使军事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规模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进入20世纪以后，呈现出迅猛发展势头，最新科技成果率先在军事领域应用，进一步加快了军事工业的发展步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军事工业在冷战初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冷战并没有导致发生世界性的战争，而是出现了较长相对和平与发展时期。平战交替出现的规律要求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有机结合。战时，整个工业服务于国防，满足战争需要;平时，军事工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增强国家实力。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50年代初期就曾要求军工企业学会两套本领，在保证完成军品任务的同时，充分发展现有能力，安排民品生产，把国防科技成果及时应用到国民经济建设中去。1952年，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兵工委员会提出了“兵工企业要贯彻军需与民用生产相结合原则”的决定。在中国人民全力以赴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时代，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就预示到军民兼容的历史必然性，充分说明他们对新中国刚刚起步的军事工业的发展方向从一开始就是十分明确的。这种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是建立在对平战交替规律和世界国防工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2.军民兼容思怒是国防建设指导思怒的重大转变

　　毛泽东关于军民结合、军民兼容的思想，其实质就是如何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军民结合搞得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结合不好，二者发展都受到影响。我国在军民结合问题上，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最终实现了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走上了最佳的发展道路。

　　50年代中后期，抗美援朝战争结未，国际形势出现缓和，我国全面进入和平建设时期。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一文，明确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他还指出，对原子弹“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毛泽东的论述，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全军的认识水平。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国防工业“在生产上注意军民两用，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以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1957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提出，国防工业要贯彻“两重任务、两套本领、平战结合”的方针。同年3月，二机部企业领导干部会议根据中央要求，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的十六字方针。1958年2月，朱德在一机部、二机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三部合并大会上又重申了这一方针。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军工企业掀起民品开发生产的第一个历史高潮，先后试制成合成氨压缩机、轧钢机、一万二千五百千瓦水轮发电机等重型设备在内的大量民用产品，品种发展到上千种，不少产品填补了当时国内生产的空白。1958年至1960年，军工创造的民品产值占军工总产值的比重平均达到60.8%，其中1960年高达74.5%，创历史最高水平。军民结合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益，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为发展尖端技术提供了资金保证。令人痛心的是，自60年代起，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出现愈来愈“左”的错误，在国防建设上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导致国防工业未能跳出以军为主的单纯军事性的圈子，也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实现向平战结合、军民结合模式的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军民结合的实践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82年1月，邓小平提议将原十六字方针中的“以军为主”改为“军品优先”，确立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指导方针。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进一步指出：“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把这个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些重要方针的确立，标志着军民兼容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在军民兼容思想指引下，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服从经济建设大局，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宏观指导，把主要力量逐步投入到了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军工企业采取直接生产一般民用产品、与民用企业联合生产民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转让先进技术成果及跨地区、部门进行合作等方式，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从1980年至今，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军品产值均以每年20%的幅度增长，到1990年，民品产值已达到工业产值的65%。40%的军工企业有了支柱产品，部分企业具备了自我发展，自我改造的能力。实践证明，军民结合是国防科技工业服从发展生产力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防科技工业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根本出路。

　　3.军民兼容思想为航天技术的和平利用开辟了道路

　　军民兼容思想促进了军事高科技向民用高科技的相互转化，发挥了军事高科技的先导作用，带动了军民高科技的发展，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的特性决定了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世界科学技术和高新产业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军用技术和平利用的可能性。如核技术，既可用于制造核武器，也可用于原子能发电，为人类开辟新能源，航天技术亦如此。

　　中国航天技术的和平利用已取得了明显效果。我国已有1800多项卫星技术成果在国民经济部门得到二次应用，开发出数千种高技术产品。这些新技术，新产品被推广到全国28个省、市的1500多个企业和部门，有些技术和产品已陆续出口。将卫星技术和遥感、遥测技术充分应用于资源调查、环境监测、森林保护和自然灾害预测预报上，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我国业已发射的3颗卫星，包括14颗返回式遥感卫星，7颗通信卫星，2颗气象卫星，10颗其它方面的科学和技术试验卫星，使我国先后获得大量关于国土资源、石油勘探、地图测绘以及地震预报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资料。塔里木盆地新的成油构造、黄河三角洲地图的修测，黄河、滦河、海河三大泥沙流动规律以及相互作用关系的查明，就是通过各种遥感卫星所拍摄的照片发现或完成的。随着通信卫星的应用，我国已建成教育电视台、收转台、接收台3000多个，收看教育节目的学员达1600万人。培训中小学教师120万名，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约数亿元的费用，1979年6月，美国“天空实验室”卫星失控，请求我国给予技术协助。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在卫星陨落前6小时发出了落点预报，比美国早预报4小时，预报陨落时间与实际陨落时间只有4分钟之差，预报的落点也相当精确，充分显示了我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航天测控技术。利用返回式卫星对国外提供搭载服务，包括在失重环境中进行微生物工程、免疫、材料提纯和生命科学试验。1987年以来，我国利用返回式卫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制出了优质的广泛应用于电子工业的砷化稼、锑锡汞材料。进行了许多植物种子的变异研究，例如番茄种子经过微重力条件后，培育的株苗与地面对照种子株苗相比，长势茁壮，结果多;水稻种子培育后;植株分萦多、穗多粒多，抗旱抗水能力强;培育出的小麦株苗，杆矮、分葵多，抗病和抗倒伏能力强，试验田普遍增产20%以上。我国卫星还为法国、德国等进行了藻类及人体蛋白结晶试验，也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如果没有军民结合方针的指引，如果我们的国防工业局限于狭小的军事圈内，就不可能有中国航天技术的和平利用，更不可能有航天技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因此可以说，军民兼容思想为中国航天技术跻身于世界舞台开辟了道路。

三、占一席之地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宏伟目标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人之一，参与制定了我国航天技术初期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他在发展航天技术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重大决策，使我国的航天技术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面对世界经济大国发展高科技，抢占航天技术制高点的种种咄咄逼人的态势，邓小平以伟大战略家的深远目光洞察未来，在1988年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中深刻指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里面有一席之地”。占一席之地的论断是新形势下振奋民族精神的时代要求，是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是中国航天事业走向世界的宏伟目标。

　　1.在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是新形势下振奋民族精神的时代要求

　　本世纪刚刚跨入90年代，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独特的深邃目光，洞察世界发展大趋势，再次告诫说：“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占一席之地重要思想论断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早在1935年就对这种精神作出了深刻的概括：“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民主革命时期，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还是在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途中，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过。建国初期，无论是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还是苏联背信弃义卡我们脖子的时候，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是靠发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世界进入高科技时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今天，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十分严峻的。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军事实力，中国都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崛起还是衰落的选择。为了迎接这种挑战，邓小平及时撬动了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科学技术，发出了中国要在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的伟大号召。就其深刻的政治意义而言，在于通过高科技的发展来振奋民族精神，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量，给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对此，长期工作在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体会至深。“亚洲一号”卫星和“澳星”发射时的实况转播，曾引起全国人民的热切关注。“澳星”初次发射失利，千万封信件纷至沓来，小学生捐款、大学生献策、工人和农民的鼓励，其中包含了多少难以诉说的深刻内涵。当卫星发射成功时，多少人在电视机前流下了喜悦的泪水，这其中又蕴藏着多么深厚的民族情感!所以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是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重振民族精神雄风的伟大号角，是促进国防科技迈上新台阶的伟大动员令。

　　2.在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

　　进入70年代以后，以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为代表的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促进了新产业革命的到来，许多国家开始把发展高科技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支柱力量。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在1978年讲到：“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在当代新技术革命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国际竞争已由军事向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扩展，综合国力的较量空前激烈，咄咄逼人。统计资料表明，在战后40年期间，促使美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科技进步的比重为71%，而日本为65%，前苏联为63%。1981年美国产业部门直接用于研究与发展的费用为607.5亿美元，其中高技术占76%。这些事实证明，高科技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强了综合国力。总之，当今世界高科技已日益成为决定各国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因素，它对各国的经济增长、国家安全与地位、人民生活富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技兴则国家兴，科技强则国力强，这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我国常年战斗在高科技最前沿的科学家王大琦、王淦昌、杨嘉犀、陈芳允在1986年3月3日联合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建议书”，呼吁发展中国的高科技。3月5日，邓小平同志就作了赞同和急切催办的批示，使得具有深远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在中国诞生，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此计划实施以来，在国防高科技前沿领域的研究及其产业化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火箭，把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准确送入预定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连美国《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首次成功发射一颗外国卫星，这标志着这个国家进入了国际航天市场”，“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这再一次说明，在高科技领域能不能占一席之地，不仅标志着科技水平的高低，而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是反映一个民族能力的，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3.在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是中国航天事业走向世界的宏伟目标

　　中国航天事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迅速发展，在国际航天市场已稳稳站住脚跟。从1956年到1985年，我们以总投入不及美国一年航天费用的资金，研制成功了技术先进、可靠性高的长征系列火箭，并把自己研制的10多颗不同用途的卫星送入各种轨道。有了这样的实力和基础，才使得中国航天高层决策者们在运筹帷幄之后，于1985年10月向世界宣布：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正式投放国际市场。1987年2月5日后，中国长城工业公司正式承揽对外发射业务。1987年和1988年，法国马特拉公司和联邦德国的MB公司特制的两个太空微重力试验装置分别搭载于中国卫星上，在完成试验任务后回收成功。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先是“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接着在1992年成功发射两颗美国研制的澳大利亚“澳赛特”通信卫星和瑞典的“弗利亚”卫星。中国航天在第一个国际空间年的三大举动，引起了举世瞩目，初步实现了邓小平同志占一席之地的目标。

　　在中国航天事业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满足。这是因为，要保持这个席位，就必须加快发展速度。对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落后，必须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中国航天技术再一次向世界敞开国门。继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对外开放以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1992年10月宣布向国内外开放。这座航天城24年来发射了24颗卫星，占我国发射卫星的6.7%，其中发射返回式卫星的回收率为百分之百，创造了世界航天史的奇迹。次年元月18日，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对外开放。与此同时，新的卫星发射合同业已签约。1994年6月，将再为亚太卫星公司发射一颗卫星。瑞典空间公司项目负责人也表示，即将研制的一颗新卫星，还希望由中国来发射。这些新举措，再一次向世人表明中国航天技术在世界航天领域占一席之地的勃勃雄心。纵观中国航天事业30多年的光辉历程，在毛泽东国防科技思想指引下，我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闪耀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展国防科技思想的光辉，凝聚着国防科技战线广大科技工作人员几十年实践经验的结晶。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只要我们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不断总结新经验，就一定能够使国防科技在世界先进领域里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国航天事业新的历史飞跃。

（来源：《环球视野》第479期，摘自1994年《继续教育》）

　　真正的毛派，欣赏和崇拜的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尤其是通过文革所进行的关于人类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也就是人要怎么活着这个问题的探索，而不只是他横扫天下的武功。所以我的讨论集中在这个阶段，而且力图针对每个问题建立一个理论的视角，不至于让我的文字变成一个个历史掌故的堆砌。

　　整理是件费神的事情，我内心是困惑的，意义何在呢?这个演讲的对象是不了解毛泽东的人，也就是说了解的人没有太大的必要读它，我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不了解甚至是反毛的人大概也不会看它，如果他们能够静下心来阅读和思考，也不至于变成那样的人。

　　但我还是要做，要让嘈杂的网络空间里多一分捍卫毛泽东的声音。捍卫毛泽东思想就是捍卫正义。就当是一个行为艺术吧：我，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一个完全有资格以精英的调调说话的年轻人，却坚定地站在亿万“贱民”一边，为正义鼓与呼。正义之火可以微弱，但正义之火永不熄灭。

　　感谢两位朋友在文稿修改中的帮忙，让我节省了不少时间。王丰请他的同事做了最初的录音整理;梅笑帮我进行了初步的文字梳理，遥祝她在剑桥学习顺利，早日拿下博士学位。

2011.12.16

我所理解的毛主义及其实践

　　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的代价，去掩盖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

　　就像当年作家雨果描述法国大革命一样：它像一座高山，随着时间的远去，其高大的轮廓清晰地显示出来。法国大革命比中国文化革命要惨烈得多，然而只有时间才能让法国人民看清它的真实面貌，才能让法国人民将攻陷巴士底狱的那一天作为国庆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被诅咒得太多，批判得太多。然而终会有一天，后人会突然意识到：这是一次平民大众的盛大节日，它的任何愚昧和残酷都可能被原谅。一百年后的中国人决不会像今人这样看待文化大革命。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丑恶伴随着美好，愚昧依傍着智慧。当中国的权贵力量变得日益强大的时候，人们会珍惜历史，会懂得文化大革命这一遗产的真正意义。

——老田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充满传奇戏剧性的世纪。伟人代出，灿若群星，从右翼的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到左翼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但是，这个世纪是战争的世纪、乱离动荡的世纪、什么光明与启蒙，都是欺人的神话。这个世纪也是威斯康辛与古拉格群岛的世纪，是杀人如麻，人命贱如草的世纪。

　　唯一的光明在于，20世纪是被压迫的第三世界贱民们追随着毛泽东的中国起而造反的世纪，是革命的世纪，暴动的世纪，抗争的世纪，奋斗的世纪，是华夏民族鏖战图强的世纪……

　　毛泽东是20世纪率领亿万贱民造反的领袖，是率领奴隶粉碎锁链的英雄，毛泽东是政治的角斗士，是现代的斯巴达克斯。他用精神和物质的原子弹摧毁了西方伪自由共济会石匠(FREEMASSONRY)的铁幕，至少在那个短暂的时代，让全世界被压迫的贱民和奴隶们看到了阳光与蓝天。

——何新

　　我们首先一段视频说起。视频的名称是Battle at Kruger，最初我是通过黄纪苏先生的推荐看到的，网络链接地址为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qp_rw2Il-Q。

　　这段视频拍摄于2004年9月，时长8分钟左右，是Youtube上被观看次数最多的视频之一。视频情节是这样的：在一条河边，一个狮群攻击了一头小水牛，把小水牛逼到了河里，水里有一条鳄鱼把水牛往下拖，狮子则把小水牛往上拖，最终拖上了岸。这个过程持续了两分钟左右，这时原来跟小水牛在一起的两头水牛带了一个庞大的牛群回来了，在经过一阵的犹豫和试探后，牛群向狮子发起了攻击，一头水牛把一只狮子挑起来摔在地上。几乎是一个奇迹，小水牛竟然还活着，水牛和狮子的较量几经反复后，它站起来踉踉跄跄地回到牛群之中，被保护了起来。狮子则被赶得四散奔逃。

　　这是一个“造反”的故事，这是一个绝好的自然界的寓言，可以用它作为一个理解毛泽东的切入点。造的是“自然规律”的反，革的是“弱肉强食”的命。【2011注：记得演讲现场播放这个视频的时候，看到狮子被水牛顶翻，一位在场的女性朋友脱口而出：“这狮子好可怜啊。”我真的觉得心里一凉。以这样的视角看待世界的人，也许是永远无法理解毛泽东的。】

　　第一部分：理解毛主义的开始

　　首先要阐明的几个理解毛主义及其实践所需的前提。

　　第一是“虚心”。虚心的虚，在这里是一个使动用法，是要使心暂时空虚起来、放下成见的意思。要知道理解毛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起点在哪里，逻辑是什么。如果带着刻板的成见，带着抵触的心态来听我看以下的文字，那么可以认为所有的论述都是错的。批判和反对要基于理解之上，如果还没搞清楚毛主义是怎么回事就开始反对，那么这样的反对是没有价值的。【2011注：在当下的辩论语境中，所谓右派们是完全不了解左派的主张的，一张口就扣帽子，说左派就等于为权贵辩护，殊不知左派对权贵的批判要比右派深刻得多，也猛烈得多。右派们每天在和一个假象出来的对象战斗，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现象。】

　　齐豫有首经典的歌曲，就叫做《飞鱼与鱼》。借用这个比方，毛主义跟现在广为接受的主流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比较，一个是天上飞的鸟，一个是水里游的鱼。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实践，西方人干过的事，毛泽东大都不干;西方人没干过的事，毛泽东全干了。如果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或者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上看，毛泽东这一套就一无是处。相反，如果你站在毛主席的立场上，去看他对资产阶级虚伪性的批评，才会看到其深刻之处。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互相之间几乎没有办法沟通。这个时候，试图去理解就显得非常的重要，理解毛泽东所塑造的那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文革，到底是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发疯了，然后全国人民就跟着发疯了?历史不会这么简单，如果历史真的这么简单的话，那我想中华民族的存在本身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笑话。

　　第二，要建立政治的视角，要在“权力的竞争关系中”分析历史。简单来讲，对毛主义的理解是一个立场问题，情感问题。如果你站在弱者的立场上，有一颗悲悯的心，你就会慢慢地走向认同毛主义这一套。也就是说，看这段历史是要判断先行的。人跟动物的差别，就在人有研究判断的能力，如果离开价值判断，那历史永远是一团糟。《大话西游》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唐僧跟至尊宝说的，等你有一天明白了舍生取义的道理，你就会回来跟我唱这首歌了。那么可以说，只有懂得了舍生取义的道理，才能理解毛泽东。

　　就视频里的故事来说，一方面是一个可怜的小水牛，被狮子撕咬、被鳄鱼撕咬，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会觉得这个弱者很值得同情，那么牛群起来造狮子的反就是对的。这是一个对世界的简单抽象，正如初学物理的时候假定摩擦力不存在一样，学深入了，就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在一个复杂的历史的条件下，人就容易迷失，为什么?因为立场不够坚定，逻辑不够彻底，很容易就被强势的霸权文化给带着走了。比如到底是资本家在养活工人还是工人在养活资本家?从“五四”以来一个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是认为工人在养活资本家。可是现在这个年头全都变了，又变成是资本家在养活工人。资本家投资才创造就业;如果资本家不创造就业，你连受剥削的机会都没有。一种理念如果被喊得太多了，大家都不由自主地会认同这个东西，谎言重复万遍就变成了真理。所以说要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不但要在“权力的竞争关系中看待历史”，而且逻辑要一贯和彻底。如果我们从这个简单的水牛跟狮子的故事开始，把这个看问题的方式和立场贯彻始终，坚定地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和毛主义。

　　有的人或是因为天然或是因为后天选择站在了狮子的立场上，那么不要说理解毛泽东了，他会永远视毛泽东为敌人和魔咒。是的，狮子也很可怜，水牛没抓到，还受了伤，它也很饿，天生又没长消化草的胃，难道不可怜吗?所以，最最重要的问题是立场，在情感上你站在哪一边，是跟强者站在一起，还是和弱者站在一起。

　　第三，“历史要全面地看，而不是割裂地看;历史要发展地看，而不能倒推着理解”。这是思考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进程里面去看，把中国放在从1840年以来受剥削、受侵略的这样一个历史上看。历史是发展的，不能反过去推，评价毛泽东时代是不是有进步，要比照毛泽东之前的那个时代，不能拿今天去比。今天我们都有电脑用了，毛泽东时代没有，如果以此就说毛泽东时代多不好，就是不对的。

　　第四，建立价值坐标体系。我们需要认同的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正的，有些东西是邪的;有些是善的，有些是恶的;有些是美的，有些是丑的;有些是真的，有些是伪的。要有这样的一个标准，而且认同这样的分类是有意义的，对毛主义的理解才有可能。绝对的价值相对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永远也理解不了毛泽东。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看待这些问题的标准都要一致，可以有不同。如果我认为一个东西是好的，你认为它不好，这不是真正的障碍。只有我们都认同在好与坏之间做出区分是有意义的，交流就是可能的。学数学的时候，画一个坐标系，圆点定在哪里都是可以的，确定了圆点，就可以测量任何一个点的相对位置。你有你的圆点，我有我的圆点，我们对一个点的位置有不同的表述，但可以换算。就如同摄氏度和华氏度的区别，虽然对同一温度的表述差别很大，但不构成真正的沟通上的障碍。

　　如果我们抛弃了价值体系，完全“去对错化”，那什么都没法谈了。当年日本鬼子见小孩还发糖吃呢，日本鬼子的糖放在嘴里也是甜的，对不对?朱自清不吃美国的救济粮，毛主席赞赏他骨头硬，为什么?美国的救济粮吃了也顶饿啊，肚子也不会疼啊，朱自清为什么不吃?所以谈问题绝对不能只有事实判断，还要有价值判断，否则历史就是一团糟。没有历史观就没有历史。

　　什么东西“好得很”，什么东西“糟得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种两分法可以说是毛泽东固有的一个思维方式。在他那里，始终有一个价值判断，就是立场的问题，方向的问题。如果认为这个方向如果是对的，付出多大的代价，有多大的牺牲，他也觉得这个方向是不可以否定的。他当年为什么对彭德怀有点恼火?因为大跃进的方向是对的，即便其中有问题也不应该否定这个方向的正确性。他不是否认错误的存在(在庐山会议的讲话中，他把刮共产风的那些干部跟黑社会相提并论，对彭德怀的态度相对要温和得多，只是说“离右派还有三十公里)，但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不可以发展到否定大跃进的方向。

　　毛泽东的立场、思维方式是终其一生的，而且非常坚决、非常彻底。他一辈子坚持的是“水牛”的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从来没有同情过“狮子”，对“狮子”冷酷无情。1966年著名的“六二六指示”，非常形象地体现出毛泽东这个人的思维方式的特点。那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了，他看了卫生部给他报过去的卫生资源分布统计表，勃然大怒，于是有了这个著名的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因为这个批示，所以才掀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轰轰烈烈的医药下乡运动，也有了赤脚医生。这段话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了毛泽东的立场，他从来都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的，而不是权贵的立场上。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毛泽东既是一个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他的理论跟实践是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的思想体系中有不是很严密的地方，这并不奇怪，因为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他可能也因为形势的需要而说过“场面话”，这也很正常。理解毛泽东和毛主义，是要理解其内在逻辑和本质。

　　有了这样一个铺垫，我想大概把理解问题的起点说得比较清楚了。离开这个出发点而去谈论某一个具体问题，很容易就陷入到局部对局部的讨论，越说越不清楚。

　　第二部分：反思的开始

　　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个人对毛泽东个人和毛主义的认识过程。我对毛泽东，在上大学期间直至大学毕业之后的几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脑子里装的无非是一点“主流的”看法。我很清晰地记得，在2001年或是2002年，我看了一本李辉写的书，叫《风雨中的雕像》，讲的是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是怎么遭受迫害的。我当时看完之后还掩卷长叹：那是这样一个荒谬的年代啊。

　　从中学到大学，课本里讲的东西没有什么感染力，除了应付考试没有在头脑中产生过真正的冲击。对我有影响的是一些“主流的”见解，比如关于文革的解释，听到最多是“权力斗争”说，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刘少奇威胁到他一把手的地位，所以他要打倒刘。开始，我是相信的。

　　这个话听的多了，我本能地开始觉得有问题，其实不用去翻历史，从常识上就说不过去。文革开始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跟刘邓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极其不对称的，毛主席的手一挥，刘邓就倒了，跟猫玩耗子一样简单。我后来跟朋友谈过这个问题，我提出的问题是，仅仅凭直觉来说，是毛在他的那个年代的权威高，还是邓在他那个年代的权威更高一点?这个问题对大家来说都太简单了，当然是毛泽东的权威更高。那么，既然老邓都可以随意换总书记，换他的接班人，那毛泽东怎么会没有这个能力呢?如果他想换一下刘少奇这个接班人，那不是太容易了吗?在组织程序上很容易就解决了，他何苦要把老百姓给动员起来呢?不需要嘛。如果只是想要打倒刘，那就是他一提议，大家一举手的事，动员群众干什么呢?所以，毛泽东搞文革一定另有目的，那么就要问，这个目的是什么?这是开始反思的第一个出发点。

　　第二，人们都说那个时代老百姓苦啊，饿死多少多少人。我们也要想想，为什么老百姓一边受着那样的苦，一边真心诚意地喊“毛主席万岁”，歌颂毛主席呢?老百姓即便反不了毛主席，但是我们知道还有“道路以目”这一说。对着干干不过，我闭嘴总行吧，我不说话行吧，国家总不能逼着大家喊万岁，这种事情是做不到。但老百姓喊“毛主席万岁”是真心诚意的，为什么?那么我认为，一定是农民、工人在毛泽东时代得到了其他的东西，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父亲的一个说法是有启发性的，他是富农子弟，在那个年代是不吃香的，而且他这个人又比较刺头，老跟贫下中农和队长什么的对着干，时不常地被批斗，被戴高帽子游过街。但是他经常说佩服毛主席，我曾经是不理解的，就问他：毛泽东给别人撑腰收拾你，你还说他好，你这不是心理有问题吗?他说不对，你不知道，毛主席我佩服他一点，他把当官的收拾得老实，那时候当官的谁敢“起屁”呀?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认识，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认识。几千年来，从来都是当官的在老百姓面前为所欲为，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改变了，他不但不敢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老百姓甚至有权力直接去反对他揪斗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我爸没念多少书，而且作为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但他没有“受害者”心理，能理解到这一步，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这是我反思的起点，并非受到什么深刻的理论家的影响，仅仅是从常识和一点点好琢磨的劲头出发。之后慢慢形成了对毛泽东和毛主义的一点认识，以下进入正题。

　　【2011年注：就在修改这篇旧文的过程中，12月8日，公知吴祚来发表了一条微博，做天真状地问道：“搞过十年国家动乱的人不去清算，反而横加崇拜，从品味其脚趾头到赞赏其诗赋书法。而反对国家动荡，希望通过民主只有宪政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人，却被视为乱民汉奸，并被扣上希望国家乱起来的帽子，这事儿，令人郁闷。这一点上，我一点不理解@司马南们。”

　　如我在这里谈到的，理解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吴公知有此故作扭捏的问题，只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他的脑子跟脚趾头构造是同一种细胞组合，蠢到连常识都没有。但这不太可能，要不怎么当公知呢?二、骨头里反动加下贱，生而为强权的走狗。毛泽东有生之年曾经想通过思想改造挽救此类文人，但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毛泽东英明一世犯的最大的错误，走狗就是走狗，永远不可能进化为腰杆挺直的人。】

　　第三部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合法性

　　有了那个“动物世界”的寓言，革命其实变得很好理解了。为什么要革命?很简单，革命就是挣脱束缚，推翻压迫，获得解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是这么讲的：

　　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都经受了什么，不用多说了，一部血泪史就是革命的理由。那么什么是革命呢?毛泽东同样说得清楚：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水牛把狮子顶翻在地，是不是暴力?当然是暴力。我特别反感有些人笼统地说，反对暴力、告别暴力之类的话。暴力跟暴力是一样的，又是不一样的，侵略的暴力是非正义的，抵抗侵略的暴力是正义的。白洋淀有一个纪念馆，里面有一个蜡像，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抗日战争期间，一个日本鬼子企图强奸一个妇女，她12岁的女儿举起菜刀把那个鬼子干掉了。请问，这是不是暴力?当然是暴力，而且是儿童暴力，对吧?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暴力呢?笼统地反暴力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看是正义的暴力还是非正义的暴力。这个女孩儿的暴力是要肯定的，不但要肯定而且要歌颂。回到前面谈到的问题，没有价值坐标体系是绝对不行的。

　　谈几个需要重新强调的问题。

　　首先是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自1840年以来，我们一个泱泱大国为什么会被一群小国欺负?一次一次的割地赔款，一次一次的忍痛挨打，为什么?孙中山做出了一个卓越的回答，就是中国人不团结，是一盘散沙，所以才会被动的挨打。什么叫现代?现代性重要的特征，就是哈贝马斯总结的，“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和“组织起来获得解放”。前者是指通过掌握科学知识，获得对世界的理解，把人从神权的控制挣脱出来。而组织起来就是说弱者要通过组织，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从而改变永远处在一个被分割、被欺凌、被剥夺的状态。组织和动员机制是人，尤其是弱者，获得解放和获取自由的唯一途径，再进一步说，离开了阶级属性和组织属性，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就无从谈起。

　　个人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个跟摩擦力为零一样的假定，而不是真实的历史描述，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其全部意义是自由主义者为人和人之间的联合提供一个合法性的依据。西方那些强盗国家，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几百年，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首先解决了民族国家建设的问题，有了一个统一的、有效的中央集权，通过社会的提取能力把全国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攥成拳头打出去。中国的这个进程完成得晚，所以才受了那么多年的气。

　　孙中山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他看到中国迫切需要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实现民众的大联合。组织起来实现集体利益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前提，没有集体利益、公共利益，个人利益是无法存在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之所以对集体利益强调的少，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变成了跟每天要吃饭、要喝水一样天经地义的事，于是好像是可以忽略的。但被忽略不代表不重要。在中国，我们就看到了组织力量缺失导致的严重后果，政府在保护国民的安全上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满清政府、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概括起来，否认任何形式的公共利益的存在而谈个人自由，是简单而粗鄙的。我曾经毫不客气地对某些号称崇尚个人自由的朋友说过：你谈论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什么个人主义，你这么讲是对这些词的侮辱，因为你根本不理解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你那套只不过是小市民的市侩和玩世不恭，如此而已。

　　其次是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政治学有一个概念，“random shooting”，随机射击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时候一个鬼子带着几个伪军就可以占领一个县城，统治一个县。他就那么一两条枪，全县就被他控制，为什么?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场景，一个日本鬼子，手里有一把枪，只有五发子弹，我们被枪指着的有二十多个人。我们心里面明明知道他只有五发子弹，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打死，他把这五发子弹都打完了，那他就跟我们一样赤手空拳，大家一哄而上就可以把他干掉。但是大家可能都不敢动，因为都怕死，谁也不愿意做第一个。于是用五发子弹就可以统治二十人甚至更多的人。

　　如果我们确认集体利益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就会理解做某些局部的牺牲换取整体利益的道理。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看得很开的，“唯有牺牲多壮志”，在他眼里，牺牲不是问题，为什么牺牲、牺牲值不值得才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从小鬼子的五发子弹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可能需要有五个人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另外更多人的自由生活。这就需要谭嗣同这样的人，他认为国运不昌是没人肯为国流血牺牲，如果需要这样的人，那么从我开始吧。所以唐德刚说，谭嗣同是大英雄，是真汉子，是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作为一个组织，牺牲不能完全靠自觉，还要靠纪律，上战场不能逃跑，逃跑要军法处置。革命就是以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换取了中华民族整体的解放。于是一个问题就又出现了：我们应该怎么对待那些为了公共利益、民族利益牺牲的人，他们应该得到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回报他们?这一点文天祥说得最清楚了，“留取丹心照汗青”。在讨论《色戒》的时候，黄纪苏先生讲得好，他说一个革命烈士连命都不要了，他要什么?他没什么可要的，就要一个名，要一个清名。历史要正面写我的形象，后代要认我这个价值。如果大家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明白我们左翼人士为什么会对《色戒》这种烂电影那么愤怒。因为李安通过这部电影就是要彻底颠覆历史，瓦解共同利益的基础，如果大众文化把为国牺牲的英雄描绘成那样一副模样，将来再有民族危亡，谁愿意再去流血，谁愿意再去牺牲?谁也不愿意，大家都当卖国贼好了。因为我死了白死啊，不光死了，后世还要被人家骂。

　　再次，“只有暴力才是对暴力最合适的回答，只有战争才能消灭战争”。如果我们有能力消除一切的暴力，那我没话说。但是，当压迫的暴力还存在的时候，有人去谴责反抗的暴力，那简直是没有天良的。孔夫子教导我们说，要以直报怨，不能以德报怨，“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一位拉丁美洲学者说过这样的话：

　　我，一个接受过国际和平奖的人认为，对于拉丁美洲来说，不幸的是除了暴力之外，别无其他解决方法。(转引自霍苏埃·德·卡斯特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在一定的条件下暴力绝对是必要的。我特反感那种简单地反对暴力、反对战争那种人，尤其是搞艺术的那些混混们。约翰·列侬有一副很著名的照片，他和大野洋子躺在床上给记者们拍照，以此表示反越战。请问，约翰·列侬躺在床上就能反战了吗?就能消除战争了吗?什么叫大智慧?毛泽东那叫大智慧。毛泽东说了，我们是反战的，我们要消灭战争，但消灭战争只能通过战争。毛泽东在1960年代跟苏联翻脸的时候，他说要打就早打，要打就大打，我们中国人多，死两亿还剩两亿多呢。有人以此指责毛泽东残暴，不把人当人看。愚蠢!为什么后来那场战争没有打?恰恰是因为毛泽东有敢战的决心，你敢战，战争就没有了。如果你唯唯诺诺，一味顺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你一直挨打。千万不要用那种浅薄的眼光去理解历史，理解毛泽东。

　　既然中国人民有充分的理由去革命，也搞清楚了怎么革命，接下来要问的就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毛泽东把革命的对象总结为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内部有一个相互勾结的关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一体的。比如说帝国主义跟满清政府有勾结的关系，一方面帝国主义逼迫满清政府割地赔了款，另一方面英法联军刚刚打完北京，立马回过头来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利益是一体的。太平天国信教嘛，在太平天国统治的地区不许抽鸦片，洋鬼子的生意就不好做了。所以他要帮助满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开拓市场。帝国主义跟军阀也是勾结的，中国分成那么多军阀，每个军阀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帝国主义在支持中国的内战。毛泽东指出，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相互混战的怪事。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历史，就能看出来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是最坏一帮王八蛋，哪个国家的政府腐败，他们就跟哪个政府搞得火热腐败。他口口声声要民主，那只是一个手段和幌子，他没有任何意愿落后国家实现民主，实现富强。如何这些国家都民主了、富强了，他欺负谁去?

　　顺便谈一下孙中山的解决之道和他为什么注定失败。孙中山是很执着也很天真的一个人，很值得敬佩。我的一位老师把他称为近代中国“最杰出的蠢人”之一，这位老师的概括是，孙中山一辈子就干一件事：集毕生的精力在海外骗钱，然后买枪买刀跟清政府干。他不会算帐，他骗那点钱不多，买不了几条枪，如果一算帐就知道实力不成比例，就不敢革命了。因为他蠢，所以他不去算，不算才敢干。另外，孙中山做的事情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拉一个帝国主义打另外一个帝国主义。他跑过美国、英国这些地方，跑过日本，希望这些国家支持他推翻满清政府(后来是推翻袁世凯)，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但他完全看不到，虽然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但总体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维持一个落后的、积贫积弱的分裂状态，才符合帝国主义的总体利益。孙中山的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他忙活了一辈子，最终认识到了一个问题，要实现民众的联合，要发动民众，但是他又不知道该怎样发动。后来国民党腐化堕落了，一看民众起来他们就害怕，开始镇压民众，开始清党、剿共，一直到被毛泽东赶到台湾。简单地说，这就是他们国民党失败的过程。

　　这个历史难题只好留给毛泽东解决了。我写过一篇《孙中山传》的书评，开篇第一句话就说，“看孙中山，更觉得毛泽东伟大”(不出意料的事，这话是发表不出来的，编辑直接就给和谐掉了)。毛泽东一下子就看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勾结，他明白，如果想革命，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从这个结构之外去寻找革命的力量。于是他走向了农民。

　　革命的对象还包括“封建宗法”，政权、族权、夫权。大家可能看过《大红灯笼高高挂》、《盲井》等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只要一改造，就是一部很好的革命电影。为什么?因为巩俐演的那个人是上过大学的，应该是接受过一些新思想、新知识，她被家庭原因所迫，去给人当小老婆。然后几个女人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互相陷害，到最后人性扭曲了，自杀了。这是弱者之间相互残害的情节发展，另外一种情节发展是四个女人联合起来，造这个老爷的反。在一个大家庭的范围，这种反抗不可能成功，必须是全社会所有的弱者、所有的女人联合起来，在毛泽东这样一个领袖的带领下，把强权推翻。如果张艺谋是一个有点见解的导演，他稍微改变一下情节，巩俐在新思想的激励下，离家出走投奔革命的队伍去了，将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逼上梁山”的革命故事。

　　电源《盲井》也是讲的弱者之间相互蚕食的问题。如果每一个弱者眼光只集中在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就看不到受苦受难的根源，于是乎被强者欺压的弱者，就去找比他更弱小的弱者来欺压。可见，弱者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一致对外是多么的重要。“组织”、“集体利益”这种说法，曾经被人利用过，变成了压制的工具，但这不能构成否定这些理念的理由。法国大革命中也出现过“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样的反思，但是从来没有人因此就否定自由的价值。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人利用过，或者说在一段时间内集体利益被用做伤害个人利益的工具，就彻底抹煞了集体利益这个概念，抹煞了它的必要性。

　　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毛泽东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表述：

　　女人和穷人不能进入祠堂吃老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区的女子们结队涌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宗族老爷们只好悉听她们的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话说得是多么的可爱。毛泽东的弱者立场真是非常彻底，一以贯之。妇女以前不许进祠堂吃酒，现在呢，一屁股坐下就吃，这在他的眼里是“好得很”的。他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权力关系上都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看问题的，他坚定地认为弱者的反抗是好的。今天的中国女性都应该感一点毛主席的恩，因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是最彻底的。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在他的一个演讲说，他在美国留学时注意到，台湾女人怎么一结了婚就变得那么“孝顺”，那么贤慧。台湾女人只要结了婚，基本就放弃了学业，觉得照顾好先生，养好孩子，才是女人一辈子最大的职责，最大的乐趣。但大陆出去的女学生，第一目标基本是要读书，家庭也不是说不要，但是绝对不会影响拿学位。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识，是在毛泽东时代播种下的。

　　接下来谈谈中国革命的方法。

　　孙中山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宣言中有如下表述：

　　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

　　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

　　…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

　　…吾国人政治上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中产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益昂，租税日益重。如是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

　　引用一句费正清的概括作为印证，那个时候盘踞地方的军阀和土匪恶霸以及乡绅勾连一气，“他们试图坐在一个被彻底破坏的社会上面，在这个社会里，地方恶霸、土匪头子和小军阀在政治上代表着一个日趋混乱的局面”，他们“剥削每一个可以剥削的人”，反动势力的一体化使对社会的压迫呈现凝固化的趋势。中国社会当时已经被糟蹋的完全不成样子了。面对这样一个乱局，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革命和解放从何入手?毛泽东观察到，应该从农村开始，从统治集团、压迫集团结构的外部开始，从根基上重建这个国家。他说：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倒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哪里才是统治集团腐朽的、反动的统治集团的根基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他们是几千年专制制度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这个集团的墙脚。革命要从农村开始，把地主、土豪劣绅这个阶层打倒，把它的根挖掉了，上面的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他们搞的上层建筑就哄然倒塌了。毛泽东看清了中国的问题，清楚地分析了是什么在束缚中国社会，以及束缚中国社会的各种反动力量的共生关系。他在踏上革命道路的初期，就明白，不能在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之间搞那种拉一个打一个的合纵连横，而应该真正从蓄积力量的地方寻找力量，这个力量的来源就是中国最底层的社会。孙中山穷一生的精力，都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起点的高度。

　　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压跨的底层社会，只要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就会像核裂变一样爆发出无穷的力量。毛泽东的解决方案是中华民族，中国民众的大联合。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在国际纷争中占上风。刚才谈到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西方国家只是较早地走过了这一过程。有些人说毛泽东不懂西方，那真是不懂毛泽东。

　　精准定位中国革命的对象，正确把握革命的方法，毛泽东终于带来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在一个半世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境遇中终于解脱了出来，挺直腰板站在世界的东方。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这样概括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9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国。

　　1949年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于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心鼓舞。胜利的农家子弟兵，严守纪律，礼貌待人，同过去军阀部队到处奸淫掳掠和刚刚离去的国民党军队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现在的政府认真负责，真正把一切肮脏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不但是街道和水沟，连乞丐、娼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来加以改造。现在的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运动，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理想主义的和有雄心的青年开辟了新的道路。

　　费正清提到了娼妓的问题，这里顺便多说一句。消除娼妓是中国妇女解放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年的办法不是像现在这样的让警察先抓后罚款然后遣送回老家，而是真正做到了在关上地狱的门的同时，还为她们开辟一条人间的路。当时北平特地建过一些工厂，火柴盒厂、纺织厂，专门安置妓女。因为她们没有别的能力，她们年轻的时候由于家庭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可能是被拐卖，可能是自主选择当了娼妓，这不是她们的错，是旧社会的错。【2011注：这里还可以引申地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目的是什么?很显然，在毛主义者的眼中，企业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为了效率，即为少数企业主挣钱。那么后来对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指责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姑且不提改革派故意搞垮国有企业的历史事实。】

　　接下来要谈的是建国以后的问题了。在结束这部分之前，探讨一下鲁迅提过的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样?要不就是回来了，要不就是在外头饿死，堕落了。如果娜拉出走之后情况不太好，或者有困难，可不可以作为证明她不该出走的理由呢?当然不行。当今无数的大小文人抓住一点新中国建立后的问题，走向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合法性的极端，每天怀念民国、怀念晚清。这是错误的，反动的，天良丧尽的。

来源：大学网

　　正是在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方针指引下，中国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使中国由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成为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国，从而创造了人类奇迹。总书记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从近30年历史进程着眼，总结概括出“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其中一个就是“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

　　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吸收了俄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以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但又不照搬他们“以城市为中心”，先夺取城市后占领农村的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在抗日战争中期，由于日本侵略军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一方面，各国援助中国的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质都被国民党当局接收、独占;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致使解放区的经济和财政发生极大困难。有一段时间里，曾经到了没有饭吃的地步，开水煮野菜，加上一把盐就是上等饭。战士们没有衣鞋穿，工作人员冬天没有棉被盖，没有日用品用。

　　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日战争，一九四二年底，党中央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主席和大家一样，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在分配给他的那块地里，及时播种、浇水、施肥、锄草，完成了自己的生产任务。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时常背上筐捡粪积肥。就这样，到一九四三年时，部队和机关学校的粮食已经能够部分自给，副食品、办公费和军队装备用费，达到了大部分自给;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合力战胜了水、旱、蝗灾，自己挖煤、制铁、造枪弹;太行抗日根据地还建起兵工厂……终于战胜了日寇及国民党的破坏和封锁,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支援了前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既不照搬苏联的一党制，也不采用欧美国家的多党制，独辟蹊径，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建国以后，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毛主席认真研究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对资本家没有采取没收、驱逐、镇压的政策，而是实行和平赎买的方针。而当斯大林对派空军支援志愿军作战的承诺借故爽约时，我们的人民军队在毛主席的号令下依然如期跨过鸭绿江。当年苏联提出，租用海南岛土地开橡胶园，毛主席回答，我们聘请苏联专家，种好后卖给你们;苏联提出中国多卖水果，由苏联加工水果罐头，毛主席回答，把设备卖给我们，我们用水果罐头抵债。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在争取苏联的贷款和技术援助的同时，和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于1950年将大连移交中国管辖，1952 年将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军于1952 年从旅顺口撤退，顺利地解决了这几个历史遗留的有关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如果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当时稍有犹豫，等到斯大林逝世以后才提出这个问题，那将会变得十分棘手。1958 年，当赫鲁晓夫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时，毛泽东愤怒地说“你把整个中国都拿去算了!”“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也不行。”

　　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初前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威胁逼债又天灾横行之际，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迎难而上，决不向帝国强权让步半分，决不向大难大灾低头一寸，始终不渝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勒紧裤带，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勇往直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不过几年工夫，困难重重的国民经济就走出低谷，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不仅全部还清外债，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从一九六五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也建设了起来。更大长中国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志气的是我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原子弹，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

　　“什么事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中国的建设，必须靠自己的志气和干劲。”早在1959年毛主席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建设方针，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战胜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破坏、进攻和封锁。在九死一生的包围中，不但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带领中国人民靠着自己的力量，众志成城地搭起初具规模的中国大工业的基本框架，把中国从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建成了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强国，并留下来成千上万“国有企业”，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破坏一个旧世界”靠自己，“建设一个新世界”还是靠自己——毛泽东从来未对举世瞩目的“成就”沾沾自喜，而是警钟长鸣，绝不懈怠，念念不忘一个共产党人、一个真正革命家的伟大使命!在敌人与强盗面前，毛泽东从来不会韬光养晦，更耻于拿国家民族利益做交易，从来都是铮铮铁骨，所以他敢于把美帝国主义视为纸老虎，且长袖善舞用“小球”转动“大球”，让其头脑人物来华朝拜，并创立了第三世界理论——教导遭受强国侵略的弱国不靠寄人篱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权交易，完全依靠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来改变命运，使中国成为世界绝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国家的灯塔和最信赖的朋友。

　　对于外来援助，毛泽东从来是白给欢迎，花钱买可以，拿主权换绝对不干。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拿毛泽东毫无办法，打不赢，吓不倒，骗不过，困不住，“硬刀子”“软刀子”全部失灵，在控制与反控制、依附还是自主的问题上，毛泽东从不含糊!在国家独立与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上，绝不给别人以可乘之机!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让资本主义的西方白人尝到失败滋味而自己始终不败的中国人!

　　在国土安全上，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军事演习，如美日军事演习、美菲军事演习、美韩军事演习等，无论就规模还是频繁程度来讲，都达到了冷战后的最高水平;专门用于测量战略武器的美国测量船公然侵入中国南海并拒绝离开，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和战略威胁;美国最先进的F22和F35战机和核潜艇，源源不断地进驻包围中国的十大军事基地，声称能在15分钟内打击中国任何一个目标;日本公开占领和封锁钓鱼岛，美国宣布把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美国和欧盟分别通过涉藏决议，公开进行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

　　可谁能想到：不讲“阶级斗争”(中文简体全拼输入法中都删了这个词组)二十多年后，被一群“精英”们称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却悍然轰炸中国大使馆，撞毁我战机，并在中国西部大张旗鼓地树起四个军事基地。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处于东西全面包围之中，毛泽东生前打破美国对中国月牙型包围的努力，就此全部付诸东流。整个美国军界一片欢呼，欢呼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军事奇迹——一个大国成功地从军事上包围了另一个大国。

　　和平是你们看到的和平，在我眼里看到的全是危机和威胁。怎么会有那么多和平呢?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加大对中国的封锁和围堵;陆地领土有争议，海上有争议，岛礁有争议，台湾还没有回归，从哪一个角度上来讲中国都不是强国!这次金融危机就是一次经济侵略。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不管是奥巴马还是谁，绝对不会变的。

　　早在七十年代，美国的战略学家就告戒美国说：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错，今天中国和美国的经济联系是很密切，但二次大战前德国和法国之间、和英国之间经济联系不密切吗?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密切吗?恐怕比今天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密切得多，结果照样不能避免战争。别说经济联系，一次大战的时候，欧洲主要参战大国王室之间非姑表就是甥舅，属于至亲了，结果又如何呢?还有什么反恐合作，更是不着边际，中国新疆、西藏的哪一次恐怖主义事件背后没有美国的影子?

　　让我们再来评味一些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关于国格、人格方面无数令人感慨又催人奋进的独立自主小“碎片”吧——

　　在日本学习英语的人并不多，不少的学科带头人也不懂ABC。日本博士、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而我教育部网站文披露：3亿国人“苦啃”英语;

　　在日本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8个，而仅给外国人留一个;

　　日本神户大地震时，日本人先救日本人，根本顾不上救中国人、中国留学生;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

　　日本的超市、农贸市场的农副产品是进口果菜廉价，国产的价昂。有的差价在10倍以上。比如从山东寿光进口的大蒜，180日元/公斤，而日本冲绳县自产的大蒜，就卖到1900日元/公斤，其味道能差到哪里去?

　　我们一回回地把优质煤廉价卖给日本，而日本人却把煤倒入海里埋起来曰“留给后代们”!……

　　在韩国的街上，没有人能见到一辆外国的进口车!韩国老百姓都主动支持国产车。像大长今的女演员来中国访问，她提出要坐韩国车。

　　韩日之间，有一个小岛，长不过200米，全是礁石，不生草木。韩国人称之为独岛，日本人命名叫竹岛。这个小岛在韩日关系中的地位，恰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二战前，日本占有该岛，独立之后的韩国宣布对该岛拥有主权。 他们从不选择“顾全□□关系大局”的做法，仅仅发出抗议，听任日本人出动军舰对自己主权岛的实际占领，还要严防国内的保岛人士做出“过激”行动。 而韩国人可不做“原则交易”——在日本人登上独岛之后，一个23岁的韩国青年召集几个热血青年，渡海登上了独岛，赶走了日本人，在岛上升起了第一面韩国国旗。 直到几年后，韩国政府从韩战中脱身出来，派出海上警察守备队上岛，他才结束了神圣的“守土护国大业”。韩国政府没有惩罚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反而颁发勋章，表扬他的爱国行为。

　　美国自来水公司归国防部直接领导，连美国私营公司都禁止进入，休提引进“外资”!

　　08年9月24日，xxx访美的第二天，刚讲完“美国是一个讲信用的国家”，美国联邦调查局就逮捕美籍华人科学家舒全胜;几天后，布什又马不停蹄再签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便再一次抗议“美方严重损害中国利益和中美关系”……

　　美国至今还在执行1933年制定的《购买美国产品法》，就是政府采购首先要买国产车。中国歧视小车崇尚豪华大车?而发达的欧洲，日本盛行小车?日本人合资的原则第一条外商不超过20%。第二是合资的目标是学本事，而不是挣钱。少挣钱只要能学会本事就行。第三，就是边引进，边自主开发。所以日韩一般引进1美元的东西就要花七美元消化。而我们则是到后来变成只引进不消化了。

　　美国拒收外援——美国2005年遭遇“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国际社会向美国提供了价值8.54亿美元援助，但美国政府迄今仅使用了其中4000万美元援助。《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即使是与美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加拿大、英国和以色列，他们所提供的77项援助中也有54项遭到美方拒绝。美国人砸日本进口汽车，鼓吹用国货，美国报刊齐声叫好。

　　美国编制给孩子们看的《公民读本》里明明白白写着：“一个好的公民是忠于自己国家的，这意味着你对国家是取建设性、而不是毁坏的态度。假如政府做错事，你严厉批评政府，那是希望它改善，这就是建设性。假如你明明发现国家在走向错误的道路，你却还是说，走得好走得好。那是一种毁坏的态度。”

　　英国不准王室用外国汽车，戴安娜王妃1992年买了一辆德国的“奔驰”，英国报刊把她骂了个狗血淋头。戴安娜成了英国政界、国会、工商界的众矢之的，王室只好宣布，此车不用于正式场合，仅供私人活动。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中有位作者写道：我曾经去北欧访问，那里的饭店、宾馆、旅游景点，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外国领导人来访，也没有什么警车开道。老百姓的车与高官显要的车一样在马路上平等地行驶。 　　 古巴、朝鲜一直被封锁制裁，无时不在“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之中”，却数十年如一日宁折不弯，自强不息——

　　1986年朝鲜人均GDP为2400美元， 1998年朝鲜人造卫星上天，成为世界上第九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今天，西方七国中意大利和加拿大仍然不能独立发射人造卫星。2000年，朝鲜建立了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广域网–光明网。朝鲜自行研发的围棋软件，曾连续三届击败美国、德国和日本，蝉联冠军。铁路全部电气化，建设了多条高速公路，平壤地铁深达120多米(北京地铁据说才50米)……全民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全免费。更令人击节的是朝鲜敢和美国掰腕子，敢于“以超强硬对强硬”的姿态一贯推行“毫不妥协的富有原则性”的外交!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1999年5月，作为核大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无端被炸，中国却选择了唾面自干的策略。

　　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的古巴，这个只有1000多万人口的加勒比小国，以小搏大，与它强大的邻居美国较量了近半个世纪，美国对古巴实行长期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40多年来，美国中央情报局更对卡斯特罗实施了634次暗杀计划。他一人独斗10位美国总统———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直至小布什，美国总统轮流上阵也未能奈何一个卡翁。古巴老百姓非常幸运：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古巴就开始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免费体检、免费教育，所有中央领导人除了卡斯特罗都没有警卫员，下班后常常推着自行车和百姓走在一起，边走边聊。

　　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古巴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第50位，在众多资本主义国家之前，属于中等发展水平。其经济增速也很快，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8%。按某些专家学者的推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的国家，最容易出现内乱，但古巴却一点不乱。近日人民网报道：美国大学生冲破法律到古巴医院治病，费用低，疗效好。对外国孩子治病完全不收费。……在古巴革命胜利50周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致电卡斯特罗称“古巴实现了真正的民族独立”“古巴人民坚决扞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赢得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和赞誉”。

来源：中华论坛

一、传经世家

　　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毛姓农家。毛姓是当地较大的宗族，宗族祠堂悬挂着题为 “传经世家”的匾额。

　　据中国诗经学会会员、今居浙江衢州的毛苌七十三世后裔毛井根多年考证，湖南湘潭韶山毛氏宗族，与他们浙江衢州的毛氏宗族同奉西汉传授毛《诗》的毛苌为始祖，都自称“传经世家”，毛泽东是毛苌的后裔。

　　秦末毛亨为避秦祸，携家自山东逃亡到属于赵地的今洒间诗经村，口授《诗训诂传》（毛传）于其侄毛苌。汉兴，河间献王刘德好学修古，征书求贤，聘毛苌为博士，开馆传授《诗经》。汉初传《诗》有鲁、齐、韩、毛多家，唯有毛苌所传于后世，今日所传的《诗经》就是毛苌所传的《毛诗》。毛公的后人在河间诗经村居住到魏晋时代，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不愿忍受异族的统治，毛氏离乡南迁，其中主支辗转迁至浙江衢州。宋朝时衢州毛氏分出一支迁至江西。元明之际江西毛氏中有人参军平定云南，由明朝封赏在湖南湘潭做官司，在明清数百年间繁衍成韶山冲一带的毛姓宗族。衢州、江西、湘潭三地的毛氏祠堂都悬挂“传经世家”匾额，他们同出于毛公一系，有宗牒族谱记载始末。

　　毛泽东去祠堂，常常向族中有藏书的长辈借书。《诗经》是少年毛泽东必读的启蒙读本。

二、读《诗》、引《诗》、用《诗》、论《诗》

　　据《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一书所披露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笔记和文字，证明他熟读《诗经》，喜爱这部诗集，并且时常引用。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校读书，1914年他整理课堂笔记《讲堂录》，其中记载：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述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

　　这是他学《七月》诗对诗旨的理解。“陈王业”之说，是《诗经》的传统说解，两千年诗经学的不同学派，《毛诗序》、《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方玉润《诗经原始》对这篇诗的解说基本一致。

　　毛泽东吸取了“王业之本”的传统说解，又简明概括地总结为“《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即洽理天下（王业）要以解决人民衣食问题为根本。这是青年毛泽东读书的心得。1919年2月14日毛泽东所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更进一步提出这个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从这光彩照人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一个革命家的思想成长，他在接受古代文化中民主成份的基础上，进而接受了世界先进的民主革命思想。

　　1915年秋天，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向长沙各学校的学生发出了一份《征友启事》，这份词有 200多字，文中说：“效嘤鸣之求，步将伯之呼”，结尾处引用《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句子：“樱其呜矣，求其友声。”又，同年 9月23日，他致肖子升（即萧三）信也说：

　　表达了殷殷求友、广结良明的心情和诚挚的态度，把生动形象的诗句引用在启事中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求友声……

　　十分贴切，增强了启事的感染力。

　　1920年，毛泽东开始共产党的筹建工作，3月14日他写给周士到的信中说：

　　……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里引的是《诗经·小雅·蓼莪》中的诗句。

　　这篇诗的传统注释，都释为“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父母。”（《诗序》）诗中一个在外服役的人，反复陈述对父母恩情的思念，表述不能在家奉养父母的歉疚之情。

　　青年毛泽东在书信中多次引用《诗经》的诗句，而且相当贴切，说明他在学生时代是熟读《诗经》的。

　　到晚年，他仍然熟记其中的篇章。据权延赤著《红墙内外》的记述：1965年毛泽东乘专列去北戴河开会，这天是星期六，专列上的服务员姚淑贤因这次任务不能赴男朋友约会。毛泽东知晓这个情况，用铅笔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写了四句诗赠给姚淑贤。这四句诗是《诗经·郑风·静女》中的成句：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踌踟。

　　这四句诗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小伙子在约会地等待情人的情态，赠给不能赴约的姚淑贤也很贴切。这也可以证明，《诗经》是毛泽东一生喜爱的古典作品，从青年到晚年，他都能熟记成诵，灵活地引用。

　　毛泽东晚年对《诗经》的评论，有两份记录材料，虽然话语不长，却言简意赅，意义深刻。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在谈论哲学问题之外，他又说：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狟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时蜀国的韦庄，有一首少年之作，叫《秦妇吟》，是怀念君王的。

　　这一段评论，包含了文学和诗经学的几个学术理论问题，毛泽东说出自己的看法。

　　其一、毛泽东肯定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从古人的著述总结出“发愤著书”这一创作理论。总结出这些作者们都是遭遇坎坷，“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说明文学作品是作者与社会发生矛盾的产物。毛泽东的这段评论，表示了对这个创作理论的赞同。他说：“心里没有气，他写诗？”这与西方诗论“愤怒出诗人”，意思是一致的。他引《魏风·伐檀》诗为例，结论说：“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这与孔夫子“兴观群怨”说的“怨”字是一致的，可见毛泽东赞同的正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规律。

　　其二、毛泽东提出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司马迁说“《诗》三百篇皆圣贤之发愤所为作”，这句话历来很难解，因为《国风》160篇之中有许多怨刺诗、民俗诗、爱情婚姻诗，包括被道学家朱熹之类斥责的淫诗，怎么能说是“圣贤所为作”呢？毛泽东用四两拨千斤的笔法说：“老百姓也是圣贤”，这样就讲通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最流行也最权威的解说称《国风》是劳动人民的民歌，乃至“奴隶的反抗之歌”；毛泽东说是“老百姓的民歌”，不专指劳动人民，涵盖就广了。老百姓就是民众，《国风》的作者包括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群众，从不在朝做官的小贵族、自由民到农夫走卒。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其三、关于孔子编订《诗经》的问题，毛泽东对孔子选编的思想作了一些肯定。他说：“孔夫子也相当民生，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再结合上文，孔夫子也收了“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不也是民主吗？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民主”，当然不是现代的政治概念，只是说孔子不是封建礼教脑瓜，不反对男女恋爱，也同情老百姓反对“尸位素餐”的统治者。其实在孔子时代，还没有男女严防的礼教，上巳节男女相会，“奔者不禁”。《国风》的诗是那个时代的反映，编选这样的诗而且配乐，是为了“观风俗，知民情”，是孔子“兴观群怨”的观字。反对害民、虐民的统治者，是孔子仁政思想的核心，编选这样的诗篇能够对统治者起到警戒作用。

　　其四、所谓“淫诗”的问题，很显然，毛泽东不同意朱熹的注说。朱熹的《诗集传》把《国风》中男女欢爱之诗称为“淫奔之诗”，他的再传弟子王柏更进一步统称为“淫诗”，抡起板斧从《诗经》中删除。这是在宋代兴起的封建礼教作怪。毛泽东说“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别有寄托。”毛泽东抄录的《静女》这篇诗，被朱熹指责“淫奔”，是被王柏要砍掉的“淫诗”，毛泽东抄下来送给恋爱中的青年，可见他是喜爱这篇作品的。

　　毛泽东上面的评论，还使我们看到我们研究的薄弱环节。

　　毛泽东在引用《伐檀》的诗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之后说：“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诗经》中的某些意象化用为成语，为数不少，而且还有一些诗句或固定词组在后世用为成语。初步统计，从《诗经》中流传下来的成语，约有200多条至300条，尚无人进一步认真的统计和研究。再者，《诗经》中常常运用借喻这一艺术手法，从《诗经》看，是有以男女供借喻君臣或别有所指的，在楚辞、汉乐府、唐诗中都有，毛泽东还具体地指出韦庄的《秦妇吟》。《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它的艺术经验十分丰富，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我们还缺少具体的研究。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博士，在谈话中说到《诗经》的历代注疏和“诗无达诂”的问题。他说：

　　《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这或许是“诗无达估”的意思吧！

　　毛泽东这段评论，提出了《诗经》阐释学的一个大问题：由于时代不同，人们对许多作品的意义会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做出不同的阐释。

　　“诗无达诂”，本来是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一句话。毛泽东学《诗经》是读过各家注释的，他注意到由于时代变化而产生不同解释，这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当然，诗没有共同的解释，还有接受美学上的原因，即对诗的意象，不同环境、经历、教养的人可能产生不同的领会。所以在同一个时代，也允许诗有别解。

三、对《诗经》艺术经验的借鉴与革新

　　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词气势宏大，艺术纯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优良的艺术传统，其中，他也明确地表明对《诗经》艺术经验的借鉴和革新。

　　1957年毛泽东为《诗刊》题词，他的题词是“诗言志”三个字。这三个字初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律和声。”何谓“志”？郑玄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史记·五帝本纪》引作“诗言意”。“意”，即怀抱，情感等心灵的活动。诗就是把内心的思想感情通过生动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我国文学艺术发展初期给“诗”下的这个最早的定义，在先秦诸子著述中被普遍认同，如《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诗言是其志也。”《左传·襄公十七年》：“诗以言志。”这个简单的定义，的确抓住了诗的本质特征，为后世文学理论所继承，所以朱自清称它是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

　　毛泽东的诗词全是言志的，而且以其光彩灿烂的创作为“诗言志”赋予了新的内涵，即他用诗词抒无产阶级革命之情，言无产阶级革命之志。把这个纲领用作《诗刊》的题词，是对我国社会主义诗歌创作的普遍要求。

　　我国诗经学的“六义”：风、雅、颂是《诗经》的三种诗体，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艺术表现方法。古人从《诗经》305篇艺术经验中总结出这三种表现方法，为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创作所继承和发展。初唐的诗歌革新运动把《诗经》的艺术经验总结为“风雅比兴”，高举这面旗帜，引导了唐诗的繁荣发展。整部诗史证明，任何时代继承和发展这个传统，就出好诗、出大诗人，诗歌就繁荣昌盛。

　　毛泽东1965年7月在与陈毅元帅谈诗的一封信中说：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兴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也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毛泽东谈论赋、比、兴，虽是分别引自朱熹在《诗集传》中所作的《葛覃》、《螽斯》、《关睢》三诗的解说，但却有他独创的见解：

　　其一、从形象思维的角度，认为赋、比、兴三者是不能不用的表现方法。要用形象思维，就必须用比兴，不然，大白话没有形象、意蕴，便不成为诗。

　　其二、赋之用，是在铺陈直叙中运用包括比兴在内各种修辞技巧，如《北征》就是赋体，但并不直白。

　　其三、他主张赋、比、兴酌而用之，因三者各有特长，各有各的用途；这个观点与南朝·梁·锺嵘《诗品序》所言是一致的：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千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鞠蔓之累矣。

　　锺嵘指出，若只用比、兴，含义隐晦难明，文字不能流畅易晓；又如刘勰所说：“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一首诗如要多处加注才能让人明白，那太难读了，也就不易传播。但是若专用赋，则容易产生平直散漫，或者文繁意少，淡然寡味。从锺嵘到毛泽东，都主张赋、比、兴三者酌而用之。毛泽东的诗词就是赋、比、兴酌而用之的。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它的“诗言志”、“兴、观、群、怨”论和赋、比、兴，是它的艺术传统。毛泽东诗词是这些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与时俱进，抒革命之情志，创造了充满新的时代精神的光辉诗篇。他赋、比、兴并用，以当代自然畅晓的语言，创作了意象飞动、韵味深长、含蕴无穷又气势磅衡的诗词，达到艺术的高超境界。

　　毛泽东是我们继承《诗经》以来古典诗歌艺术的典范，是当代中国诗人应该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