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的思想、气质、风度和性格都具有他自己的鲜明个性，这个性是绚丽多彩的、多层次的，又是复杂的，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身上兼有虎气和猴气，虎气为主。他的性格中，既有政治家的求实精神，又有诗人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他有农民的平易质朴，又有学者的高度机敏和智慧；他有惊人的耐心，又具有当机立断的魄力；他谦虚谨慎，却又非常自信、自尊；他诙谐幽默，却又严肃壮重；他外表洒脱不羁，工作却一丝不苟；他讲话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却有时令人莫测高深，含有深刻哲理；他重视情谊，却又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他不讲排场，不摆架子，却又令人肃然起敬；他举止安详文雅，有时又嬉笑怒骂，令人难以招架；他有深邃的感情，有时又含而不露。

　　巨人性格与挑战意识

　　访问者：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他在几十年中曾影响和主宰过中国的命运。他的巨大威望和影响，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的？你对此有什么评论?

　　林克：毛泽东是一位历史巨人，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他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错误和缺点，他不是完人，不是超人，更不是先哲。他有过辉煌的胜利，也有过挫折，甚至严重的失误。尽管如此，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政治领袖，而且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领袖。他的巨大威望和非凡的魅力，不是靠权力能够建立起来的。正如他晚年在批判林彪时说的，“天才并不是自封的”。在那个历史时代，广大中国人民对他的尊敬、钦佩、爱戴、信任以及响应他的号召，绝非单纯的权力控制所能赢得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曾被视为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基础、社会制度、民族心理和时代背景等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访问者：你与毛泽东相处多年，根据你的观察和体会，他的性格、气质和情趣方面有哪些突出的表现，你能否具体谈谈?

　　林克：毛泽东多样化、绚丽多彩的性格和气质以及他性格的形成与变化，的确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我只能就一些突出的方面谈谈我的印象。在毛泽东的性格中，我认为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巨人性格和挑战意识。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胆识的青年。他不仅好学深思，而且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之前途与命运，不懈地探索救国济民、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真理与道路。

　　1912年6月，19岁的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写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这是讲公元前359年，中国著名政治家商鞅实行变法、取信于民的一个故事。这是迄今为止毛泽东留有手稿的最早的文章。他的结论是，中华民族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在民智愚昧。因此，改革社会、救国图存最重要的是民心的改造。

　　1915年，毛泽东22岁时，正值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准备次年元旦登基做皇帝。毛泽东在同年9月发出“征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共二十八画）。他自己回忆说：“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与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应者五六人中有罗章龙和李立三。

　　据罗章龙回忆：他同一师同学彭道良谈到同毛泽东到湖南省立图书馆会面事。彭道良说道：“我与毛泽东同班同学，颇知其人品学兼优，且具特立独行之性格。他（毛泽东）常语人：‘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他（毛泽东）本人所写日记，亦有惊人语，如说‘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后发表于1917年4月1日《新青年》三卷二号）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后来罗章龙又将彭道良说的话去询问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肄业的陈赞周。陈赞周说：“润之（即毛泽东）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择友甚严，居恒鹜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俯视之概。”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情景，这使他更加关心国事，评议政局。

　　毛泽东提倡做人要有远大的志向。志向就是做人的理想。毛泽东在1913年的“讲堂录”（听课和读书笔记）中说：“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他对祖国的衰危感到失望和沮丧，常常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来激励自己。他喜读《世界英杰传》。拿破仑、华盛顿、叶卡捷林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卢梭、孟德斯鸠、林肯等都是他称道的世界英杰。他深为感慨地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毛泽东出于改造社会与国家的宏大抱负，他的“讲堂录”中摘录了孟子说的话：“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青年的毛泽东激昂地呼唤：“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毛泽东的父亲指望他继承父业，决定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由于毛泽东当时崇尚“新学”，求知若渴，拒绝了父亲的安排。1910年，他从闭塞的乡村韶山冲来到湘乡一所新式的学校读书时，特意写下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西乡隆盛的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突出地表现了毛泽东书生意气、胸怀天下的性格特色。强调理性的作用，夸大代表理性的圣贤作用，轻视群众和实践的作用，作为当时时代的潮流，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培育下的知识分子容易接受的观点。陈独秀“五四”前后的文章、李大钊1916年《民彝与政治》一文，也体现了英雄史观。青年的毛泽东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圣贤创世历史观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1915年9月6日，他给萧子升的信中，谈到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时，指出：“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如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巨夫伟人是圣贤的同义词。这样，伟人不仅是人格的最高典范，而且成了历史进化的标志了。

　　毛泽东在一师的老师杨昌济对毛泽东非常赞赏。据章士钊回忆，1920年杨昌济去世前曾给章士钊写信，称道毛泽东与蔡和森二人的学行：“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先重二子。”（见《杨昌济文集》附录）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彻底扬弃了圣贤、英雄创世的唯心史观，并反复批判这种唯心史观。他认定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是历史的主人，但人民群众必须接受先进的思想理论的教育和引导。因此，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共产党提出和实行什么样的思想、理论和路线，就显得十分重要。有鉴于此，毛泽东一生都特别重视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新中国建立后，他特别关注并多次领导和发动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目的就是要解决思想理论和方针路线问题。直至晚年，他仍在反复强调：路线是纲，纲举目张。访问者：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挑战者，他在惊涛骇浪中奋勇搏击了一生。他高度的自信和顽强的意志，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他有什么影响?

　　林克：毛泽东性格中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他的强烈挑战意识和造反心理。他渴望迎接挑战，参与斗争，进行变革。他的性格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他自幼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严父慈母两种相悖性格的影响，形成了他反抗压迫和同情弱者的性格，两者结合形成了他的平等、博爱观念和鄙视高贵者、帮助贫穷者的救民意识。父亲严厉的管束、暴躁的脾气和家长制的作风，使他感到压抑，并与父亲发生冲突和对抗。他得出的结论是：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父亲就软下来；可是如果我温顺驯服，他反而骂我更厉害。我在他身边工作时，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反抗的胜利使毛泽东获得了自信。他还回忆了长沙饥民抢米风潮遭到地方当局残酷镇压，韶山哥老会与地主的暴力冲突和当地农民因粮荒而发动的“吃大户”运动等等。毛泽东明确表示：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他表达了他的反抗意识与农民的遭遇和压抑直接相联。

　　对旧的传统秩序和规范的反抗、挑战和造反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他认为反抗和挑战需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反抗和挑战的对象必须是阻碍社会进步、压抑个性的规范和秩序。二是挑战者本身必须具有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思想和理念。他早年就认为：“吾人应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罪莫大焉。”毛泽东青年时期深受谭嗣同《仁学》的影响。《仁学》宣告，罪网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罗网，次冲决君主之罗网，次冲决词章之罗网，次冲决伦常之罗网，次冲决天地之罗网。这与毛泽东的性格是相通的。

　　他的主导思想就是冲破一切罗网，反抗一切束缚个性的规范。青年时期，他常说自己“性不好束缚”。他在学校造学校校规的反，造湖南省长和封建制度的反。1919年11月14日，长沙市有个叫赵五贞的女学生，因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在出嫁的当天在花轿中刎颈自杀。这件事震动了社会。毛泽东就此事在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十篇文章，矛头直指旧社会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毛泽东以战斗的豪情号召世人：“‘反抗强权’一点，吾人应求之于奋斗!”

　　成年以后，毛泽东向整个旧世界开战。在他的前进道路上，一个挑战接连着一个挑战，1927年大革命失败，1935年苏维埃区域丢失殆尽，但是作为彻底反抗者和挑战者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并没有气馁，而是以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坚持斗争，号召和鼓舞人们满怀信心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挑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在建设时代，毛泽东号召人们向自然开战，向地球开战，向科学进军。

　　毛泽东极富于创造性和理想，从不满足现状，总是不断地提出新的奋斗目标，要求变革现状。当他发现现实社会与他的目标和理想有很大距离时，为了达到理想与现实社会完美的结合，有时，他不惜打破现实的规范与秩序，打破现实的平衡与社会体制，而建立更为理想的规范和秩序，建立新的平衡和新的社会体制。

　　毛泽东喜欢动，不喜欢静；喜欢进取，不喜欢守成；喜欢旗帜鲜明，不喜欢中庸之道；喜欢刚毅，不喜欢柔弱；喜欢惊涛骇浪，不喜欢安逸平淡。他认为逆境、挫折、困难、危险，能够激发人的斗争意志，催人奋进，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毛泽东集政治家与思想家于一身，在他大部分的革命生涯中，他的挑战意识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身份是默契的。思想家的思想可以自由驰骋，面向无限与永恒。而政治家是不自由的，他必须面向现实，承担重大的历史责任。但是，当思想家的思想超越了政治家的历史责任时，两者便发生了撞击和矛盾。

——在毛泽东诞辰119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李 成 瑞

     我们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毛泽东诞辰119周年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在今天这个隆重热烈的纪念会上，我想谈三个问题：（一）认真学习和宣传毛泽东主义；（二）国内外兴起新的“毛泽东热”及其对我们的启示；（三）当前的三项呼吁。这些都是个人看法，提出来同大家一起讨论。

一、认真学习和宣传毛泽东主义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如何结合不断进行艰苦的探索。在实践中几经曲折，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从那时以来，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又经过建国后2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紧密联合世界人民共同进行革命斗争，使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本来，在我国国内早就有人提出，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只是由于毛泽东伟大的谦虚，不同意称为毛泽东主义，而一直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在近半个多世纪来，国外一般都称之为毛泽东主义，近来国内也有些人称之为毛泽东主义。我认为，称之为毛泽东主义比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更为确切，更能表达它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第三个里程碑的科学内涵。当然，有些同志愿意继续称之为毛泽东思想也是可以的，大家可以自由选用。这两个提法的内容和本质没有什么不同。

     这里，有必要对毛泽东主义是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的问题作一简要说明。

     第一个里程碑，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已经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人类发展的先进思想而加以革命性的改造，并总结当时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经过深入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创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争取解放的指针。

     第二个里程碑，是列宁主义——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特征和发展不平衡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俄国，在创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个里程碑，是毛泽东主义——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起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做出了两大贡献。一项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项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顺利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开展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短短的28年内建成了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胜利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深入地进行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特别是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对修正主义进行了群众性的大演习。尽管在毛泽东逝世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但这种低潮是更大高潮的前奏。不管历史发展经过怎样的曲折，资本主义的灭亡与共产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导师，结合新时代国内外的实际情况，总结革命斗争经验，在理论上做出了两大贡献。一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在中国实践的成功，为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可供借鉴的榜样。一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原理；列宁结合十月革命的实践，总结了夺取政权的理论，但没有来得及解决巩固政权的理论；毛泽东则结合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提出了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理论。这两项理论上的新贡献，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思想宝库。

     当前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更加深入地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主义，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毛泽东主义，不仅是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而且是同世界实际的结合；不仅总结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巩固政权的经验。历史实践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地证明了毛泽东主义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是强大的革命理论武器。

 二、国内外兴起的新“毛泽东热”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一个可喜的情况是：最近国内外都在正在兴起新的“毛泽东热”。近几年来，资本主义新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促进了劳动人民新的觉醒。在我国国内，曾经成为国家和企业主人而后来又沦为受剥削受压迫的“打工仔”的广大劳动人民，尝到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苦果，自然而然地怀念毛泽东时代。在今年九月中旬反对日本侵占我国领土钓鱼岛的运动中，人民群众自动地把反日爱国运动扩展到宣扬毛泽东伟大旗帜的更高水平。他们抓住这个难得的上街游行的机会，纷纷打出了许多幅毛泽东画像，有些还打出了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我们好想念您”等等标语的横幅。这是一次任何人不能忽视的民心、民意的重要表达。在这次大游行前后，许多地方群众自发地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组、研究会，毛泽东时代文物展览会，以及树立毛泽东塑像等活动。有些地方，这些活动虽然受到不应有的限制和干预，但还是在艰难前行，不断发展。

     在国外，毛泽东热也在回暖。早在2003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的三个院所，就联合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大规模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讨论会，主讲人是欧美研究中国或毛泽东的知名专家学者。今年5月21日，美国侨网又报道了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的访谈录。赛奇说：“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戴‘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你们中国的‘毛’，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他将他和他的数位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习，因为他是你们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我很遗憾在我们西方世界将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时侯，在你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忽悠、诋毁甚至是造谣中伤毛 先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托尼·赛奇还谈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当前政局的关系。他说：“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贫富不均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这种两极分化伴随着权力私有化，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是越来越突出，毛的思想重新被更多的普通群众重视起来，如果一味地否认或者清除毛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可能造成分裂。中国当前严重的腐败问题既有制度上的缺失，更有思想上的混乱”，“导致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就是新的思想并不为人认可，而毛的思想却被人为地极力淡化，这就是造成中国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

     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毛泽东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客观需要，许多国家（地区）建立了“马列毛主义共产党”或“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并在积极进行活动。据有关媒体报导：今年五月一日，阿富汗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网站发布了14个马列毛主义共产党签署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声明。声明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方案”，并强调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实行“三大法宝”，即一个毛泽东主义的共产党，一个革命的统一战线，一支武装革命力量。很明显，这里所说的“三大法宝”正是来自毛泽东在1939年所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只是把当时所说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共产党”改为“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了。声明中还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与毛泽东过去曾经说过的中国革命这篇“文章”包括上下两篇，上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下篇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精神是一致的。声明最后提出：“我们要努力工作，在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我们必须把马列毛主义运用到今天具体的革命实践中，联合起来开展革命斗争。”

     参加签署声明的14个共产党，分属于11个国家（印度、阿富汗、突尼斯因地区不同或派别不同各有两个组织）。其中发展中国家5个：阿富汗、印度、突尼斯、土耳其、摩洛哥；发达国家6个：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奥地利、西班牙、英国。这些党多数还在初期发展阶段，力量还不够强大，但他们都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思想（其中以毛主义作为党的名称的7个，以马列毛主义作为名称的4个）。只要理论正确，路线正确，不管道路多么曲折，就一定会有光明前途。

     国内外新的“毛泽东热”的兴起，给我们提供了以下的启示。第一，毛泽东主义不仅在世界的思想界广泛传播，而且正在渗入到日益增多的革命党人的行动之中，说明了毛泽东主义强大的生命力，这使我们深受鼓舞。第二，20世纪末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正在开始走向高潮（尽管路还很长）。如何自觉地迎接和推动这个高潮，值得认真思考。第三，十四个马列毛主义共产党提出在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共产国际。这更是一个值得认真观察和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第四，不仅广大劳动人民拥护毛泽东，而且不少像托尼·赛奇教授那样比较客观的看问题的西方学者，尊重毛泽东的功绩、品德和思想，谴责某些人“大量忽略、诋毁甚至造谣中伤毛先生”，认为这种行为“简直是不可思议”，“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说明到处有我们的朋友。总之，革命形势在发展，我们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三、当前的三项呼吁

     中国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必须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这个重大原则，中国和许多国家的人民看到了，西方一些比较客观的学者也看到了。最近召开的中共“十八大”通过的“报告”中，虽然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列入“主题”，但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列入了“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既然这样说了，就应当这样做。要做哪些事，是一个内容十分广泛而复杂的大问题。今天的发言时间有限，只提出其中三项重要而迫切的事，向有关方面和广大群众发出呼吁。

     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应当遵照宪法的规定立即停止扩大私有化，并采取适当步骤，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些年来，私有制经济在全部GDP中已占到70%以上，在劳动力的使用上已占到80%以上。正是这种严重的阶级分化，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材料，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达0.57（0.4为警戒线），收入差距超过了英、美、德、日等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最近媒体报道，西南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于今年12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发布会，宣称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到0.61的新高度，社会不公更加严重。就在这种情况下，最近有关方面还在大力推行国务院颁发的“新36条”及40多个部门的“实施细则”，要让私人资本（包括外国资本）进入铁路、电力、石油、市政公用（供水、供气、供电等）以及国防科技工业领域。这种做法，不仅要进一步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可能影响国家安全，而且必然更进一步加剧社会分配不公。马克思说过，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这一规律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或政府法令不可能改变的。只有按照宪法有关规定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才能做到按劳分配为主体，走向共同富裕；才能为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由“弱势群体”恢复国家主人地位提供经济基础。当然，在目前情况下，在再分配（主要是财政资金）方面加大改善民生和建立社会保障的支出，这种改良措施也应当依靠群众，努力实现。但必须防止因此而扩大财政赤字（特别是地方财政的隐蔽赤字），引起更高的通货膨胀，以至抵消了对民生局部改良的实际效果。

     第二，在整顿吏治、反腐倡廉问题上，应当下大决心，由中央领导人带头，迅速实行县级以上官员报告和公布本人及家族财产的制度，让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同时，必须建立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的、与国务院相平行的廉政监察院，对官员公布的财产报告加以核实和审查，把人民群众的监督与专业监督密切结合起来。对官员财产只报告而不公布，是没有效用的；公布了而没有独立的、权威的检查机关，也会使公布流于形式。当前时期采用这种办法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只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消除贪污腐化的根源——剥削制度及其思想。在毛泽东时代，在建国之初处决了两个地区级的贪官，接着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思想之后，28年中没有出现过大的贪腐案件，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吏治最清廉的时代，就是有力的证明。

     第三，在加强党政领导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上，立即纠正前几个月封闭大批网站（主要是反映群众呼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网站）的行为，明令这些网站恢复正常运行。当时有关部门下令封网只是笼统地指责这些网站“发布大量违法信息”、“攻击国家领导人”、“妄评十八大”，但这些部门对这三个问题都未提供相关的证据和任何法律根据。这种做法，不仅背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更剥夺了宪法赋予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和对官员行为的监督权，并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党政领导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它完全违背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必须加以纠正。当然，我们并不否定有关部门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制订对互联网的合理管理办法，依法进行管理。

     有人可能提出：上述的意见，特别是第一项意见，是否属于“封闭僵化”或者“极左”的思想呢？不对！这三条意见都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提出来的，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其中的第一项呼吁，是根据宪法第六条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定提出的；第二、第三项呼吁，是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公民言论自由权和第四十一条关于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提出的。难道遵行宪法的规定是“封闭僵化”和“极左”吗？在中共“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都强调要“依法治国”，那么，首先就要“依宪治国”，纠正任何违宪行为。依法治国一定要“实干”，决不能“空谈”。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能否做到这一点，要通过事实来考验。

     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就曾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到了1962年9月，毛泽东对这个“路更长、更伟大、更艰苦”的新长征作出了进一步科学的具体的阐述。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几十年来的实践，充分地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科学性。今后，在新长征的道路上，不管有多大的艰难险阻、迂回曲折，只要高举马列毛主义的伟大旗帜，紧紧地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韧不拔地进行斗争，就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一步一步地取得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伟大胜利！

     以上所述，是我个人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请有关各方和广大群众来评论，最终由社会实践来检验。谢谢！

     （责任编辑：王山 ）

东方红社科网

“一个大气磅礴的年代”——纪念毛泽东诞辰119周年

大于

文章来源：强国论坛

又到了毛泽东诞辰纪念日——人民节，怀念毛主席的纪念文章又多了起来。

人民怀念毛主席，除了怀念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大公无私，还有他和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那个伟大的时代。

尽管一些媒体反复鼓吹，那是个愚昧无知、贫穷落后、封闭僵化、停滞崩溃的时代，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更多的人民群众对那个时代的评价与那些媒体完全相反，他们认为那是一个人民能够真正当家作主官员要看老百姓的脸色办事的时代，那是一个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时代，那是一个激情燃烧英雄辈出的时代，那是一个干群一心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那是一个意气风发欣欣向荣的时代，那是一个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开创新生活的时代，那是一个淳朴向上人民思想觉悟最高的时代等等。

大于是经过新中国整个的毛泽东时代的，大于对那个时代还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那实在是一个大气磅礴的年代。

大于是经历过大跃进的，敲过人民公社成立的锣鼓，参加过大炼钢铁。不管它存在和发生过多少问题，那种全国人民团结一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让大于永远难忘。若干年学过了历史知识后，大于才认识到，对中国来说，那次大跃进实质上具有使人民在精神上得到大解放的意义。在那以前，中国人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没有自信。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没有那次思想的大解放，大庆油田的发现，农田水利的修建，“两弹”的惊世，卫星上天，谁知道要拖到那一天。

那是一个独立自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时代，“大庆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豪迈气概就是出色的代表。那是一个自力更生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年代，大寨人大灾之后“三不要”的大公无私精神就是光彩的典型。那时候，人民解放军就是一所大学校，平凡而伟大而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就是其优秀的代表。那时候，全国一盘棋，围绕共同富裕的大目标，实现了各个方面的大发展。那也是一个大开放的年代，乔冠华在联合国大气磅礴的朗朗大笑就是是最好的证明。今天回顾那个时代的感觉，比泰山看日出还要壮丽，比玉带滩看海还要浩淼，比钱塘江观潮还要澎湃。

历史是不容歪曲的，周恩来总理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可以作为中国时代的一个简明的小结——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周总理在报告中最后号召说：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周总理的报告同样的大气磅礴。他用事实告诉人们，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大气磅礴的领袖，有了大气磅礴的领袖，才有大气磅礴的时代。

　　对毛泽东的一生，有诸多的评价，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发出毁誉之争是正常的。作为一个诗人，毛泽东的确是感情外露的，流泪也属平常。但考察一下他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流泪，对于我们正确寻找毛泽东灵魂深层的东西，是有必要的。

　　我了解毛泽东流泪的情况不多，仅从知道的一些做一下分析。比如贺敬之讲的毛泽东在延安看《白毛女》剧时的落泪，深刻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不公平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所表示出的他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剥削阶级的厌恶，以及他终生不渝的革命原动力起因。毛泽东参加革命，领导革命，绝不是入股分红，而是真正的革命。何以见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试图防止旧中国复活就是证明。文革是什么?对毛泽东来说是自毁家业的继续革命，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登上权力顶峰的英雄们仅见的唯一例子。他的人民性在文革中彻底完成。只有毛泽东才能称得上自觉革命到底的伟大人物。毛泽东的这次流泪，可以想象得出，他是悲愤交加的。

　　毛泽东的另一次落泪，据说是在晚年因观看电影(难忘的战斗)里人民解放军进城受到万千群众自发的、英雄式欢迎，他落泪了。这种眼泪，反映出毛泽东对革命历史的真切怀念。毛泽东和人民心连心，他希望我们这个党，这个军队，能始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在这种条件下的泪花，包含不包含对我党我军开始脱离人民，走到人民的反面，而引起的担忧和不满呢?我想是的。这次落泪，想必比第一次落泪，成份是更为复杂一些的。

　　第三次落泪是我听一个红卫兵领袖讲的。当时他才二十几岁，面对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自己遭受迫害，向毛泽东诉说委屈的时候嚎啕大哭，毛泽东也落了泪。对于这次落泪，应该说渗透着毛泽东更为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对红卫兵一代人充满了感情，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作为一流政治家，面对国内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力量对比，面对红卫兵的不成熟，他是恨铁不成钢，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他们的一些幼稚行动，以保证大局的稳定，是挥泪斩马谡。我想，此时毛泽东的心一定在流血，他一定是凄凉的，无奈的和无助的。

　　第四次落泪是读词《念奴娇.登多景楼》。词曰：“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此时毛泽东肯定是孤独心境，老战友刘少奇也好，邓小平也好，林彪也好，都是为门户私计，怎能不伤悲!毛泽东痛感革命队伍领导干部多为“门户私计”，而对自已继续革命不能理解，自已老之将至，深知接班人不行，“生子不如孙仲谋”，眼睁睁要把万事全抛，岂能不热泪横流，独自顿首!汉高祖对戚夫人说四句诗，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橫绝四海，从古至今有几人理解?毛泽东心知唉!

　　最后，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在晚年的最后岁月里，经常落泪。这种泪大多是在读古人诗词的慷慨悲歌之后。这里面反映出什么样的内涵，是一般人很难全窥其貌的。据我看来，毛泽东的晚年是非常清醒的，他老人家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可能性，看到了多数民主革命老战友不愿追随他继续革命,看到了他想通过革命防止复辟的理想不可避免的失败，而他只能做到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时的落泪，是曲高和寡之泪，是大英雄之泪，是大悲剧之泪。他只能做到把火种留下，待后人去点亮。

　　令我感到无比欣慰的是，毛泽东用泪水和热血浇灌的红色革命之花结成的种子，过了几十年后，终于在新的一代人当中生根、破土、成长。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革命的野草正在被微微的大地上的春风吹醒，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一定会成长起来，使世界变成绿色的海洋。毛泽东有灵，总会有那么一天，他会再一次流出热泪，而这次流泪的主要成分，将必然是快 乐与欣慰的泪花。

　　这首由陕北农民李有源唱出的东方红，历经几十年不朽传唱，那熟悉的旋律至今还萦绕在人们心头。毛泽东，一个永远响亮的名字，一个中国人民的不朽传奇，一个人民的贴心领袖，一个领导人民真正当家做主过的世纪伟人，一个至今还是那些妄图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变修的“资改”“普世”分子心头大患的巍峨大山，一个令社会贪官恶腐势力分子胆颤心惊的排遣不去噩梦惊魂……当然，他还是人民国家的红色标记，他是许多不甘于作资本与强权统治下任命运摆布作可悲奴隶的人们痛苦迷茫之下仍在道路前方闪亮的一盏不灭明灯。

　　许多人们可能会发觉，对于毛泽东，我总是直呼其名。这本不是任何的不敬，我只是觉得，作为主席也好，说是领袖也罢，都只因毛泽东而才使得这些职务本身具备了让人拥戴，使人追随的无以伦比之魅力。当代以来，称为领袖与主席的也有许多，譬如蒋介石等等，但也许只是因为有如此庙堂之高的定位才使得他们背负了许多骂名，或许要是只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们还不会收获如此之多的负面效应。但毛泽东不同!无论是作为领袖还是主席，或是一个被“特别是”以来的御用文人、无耻精蝇费时几十年妖魔化、黑污化后仍在人民心头拥有崇高地位的大写的人，他都是那样的卓尔不群，光照人间。我们还看到，有些政客，只因有权力的光环附身，才让一些奴颜卑膝之徒拥戴追随，但一旦权力的光环不再，他们便会如同被使用过的“手纸”一样，会让人们随手丢弃，并还会因其龌龊不堪之行径而遭致人们厌恶之情顿生。但毛泽东不同在于，即使权力的光环不再，即使作为生命蛋白质的个体，他永远离去，但他的伟大思想却反而随着中国社会的私有化接鬼步伐让人们重新体会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熠熠光辉。

　　又一年的12.26即将到来。值此举国纪念盖世伟人毛泽东诞辰之际，对这位人民领袖的无限缅怀之情，当然还会伴随有许多复杂的心情，促使写作如下文字。

　　毛泽东这个命题太大，我知道想写出完整的毛泽东实在太难。要全面客观地评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绝对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出于对领袖的无限追思和崇敬之情，也限于个人理解能力所缚，今只能从自己对这位伟人的理解中摘取一鳞半爪出来一奉读者。也可以说，不同的人，运用不同的价值观念都会做出不尽相同的评判结果。可以如此定论：对于毛泽东作评判，如果夹杂有丝毫的个人恩怨成分以及任何既定历史成见，都无法客观解析毛泽东。还必须声明：没有毛泽东，便不会产生指导中国革命胜利与取得伟大建设成就的毛泽东思想，那种企图将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牵强附会、子虚乌有说法，完全是不负历史责任、经不起推敲的别有用心企图假毛的功绩而分己一杯羹的一种瞒天过海做法。实践也必将证明，那样做只能是更加让人民崇敬毛泽东和鄙视唾弃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为什么中国社会“特别是”转型之后涌现出那些阴谋化非毛、反毛以及妖魔化毛泽东的言论？从阴谋化捏造所谓纪实、揭秘和对中共党史、军史的蓄意歪曲以及隐瞒新中国建设成就等方面作别有用心文章无非是企图达到去毛化、反毛化的卑劣目的，最终还是为彻底去除中共对国家的领导地位这一与西方所谓普世接鬼的“司马昭之心……”服务。

　　作为一个带领人民推翻不合理制度的开国领袖，作为始终以中国国家与民族利益为上，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开拓者，我们评价毛泽东如何才能走出个人一己利益的狭隘视觉束缚，做到实事求是与客观？因为文章的篇幅所限，且回避人所周知的缔造人民军队，打造出一支打不烂、拖不跨的钢铁之师、文明之师，然后以这支人民军队为主体、团结联合全国人民赶走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腐朽卖国政府;还可以再避开通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使得百年屈辱的中国重新屹立在世界东方，开始令世界刮目相看等等;还暂且避开敏感问题——文革，那是毛泽东试图建立一种人民参政、社会监督、大众民主的全新政治模式……仅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毛泽东，才使得新中国终于扬眉吐气站起来了!才使得中国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真正当家做主了!

　　我们觉得毛泽东之所以令那些反毛贼子又恨又怕的原因，无非是坚定走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道路和让人民当家做主这两点。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本质是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既是共同富裕，就决不可能有一部分人欺压盘剥另一部分人的罪恶社会现象发生，既然做到人民当家做主，就不可能有少数贪腐变质官员忘记自己身披的共产党外衣，对人民吆五喝六、以公权力作为资本大肆贪腐。本来，打江山坐江山是中国社会千年不变的封建铁律，但毛泽东就是发动广大人民起来推翻了这个避免不了“周期律”轮回的制度沿袭。但同时，他也得罪了一大批体制内同僚，此所以那些昔日战友、部下在“特别是”之后才纷纷对毛泽东落井下石、作政治跟风指责的深层次原因。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人类社会全新的社会制度，它没有任何的前路可循。没有即成的道路经验可供借鉴。我们可以这样看待毛泽东：在战争烟云刚散去的一片大地上，一个具天地公心，不怕任何外来威胁与国内不同政见者反对的伟人，凭借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凭借对人民的大爱，在一条别人未曾走过的大道上义无反顾地大步向前走。尽管他明白，这条路的前方有无数的艰难险阻，但他坚定的马列主义信仰，为人民谋取幸福的无私坦荡胸怀促使他必须一直走下去，他坚信，克服了艰难万苦后的道路前方，一定是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得到翻身解放的，人人畅所欲言、大众民主实现，共同富裕目的达到的一个理想化社会状态。因为他的执着坚定与巨大感召魅力，他的身后汇集了无数多的人民群众。历史没有假设，但却可以合理推理论证。如果那条路不被中断，如果不因为毛泽东的离去而作“特别是”转型，那么，今日的中国又该是怎样的一种社会状态？即使没有GDP第二的所谓发展、强大数据，但我们可以肯定是，中国绝不会被美国作战略合围，决不会有两条岛链锁控，而中国南海与东海也不至于有今日之如此险恶状态……当然，国内也不会有不遗余力的河蟹维稳，因为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不明真相者”为政府出难题，也不会有贪腐官员总也反不完、治不休。一个彻底去除人欺压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也不会有触目惊心的大量社会矛盾，当然，中国人民都走上了共同富裕道路。而绝不是少数人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而大多数人还在生活的泥沼中苦苦挣扎。

　　提起公有制与私有化道路的区别，我们可以衡量是，究竟是哪一种道路最符合大多数人民利益？在私有化道路的发展下，能“先富”的只能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人民只能是作“先富”者搜刮聚敛财富的工具，如果毛泽东不从占社会最大多数的人民利益角度出发，如果不从中共的纯洁性与人民观出发，如果他能容忍党内某些人的“补课论”，他要谋取一己和家庭的利益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唾手可得。但毛泽东没有那样做。如果与后世的某些当权者相比，就可以明显得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与利令智昏无耻政客的天壤之别。我们说，政治家是从国家的利益与人民利益角度出发制定治国政策，而无耻政客只能是从一己得失角度出发。为最大限度掩盖这种卑鄙与无耻，他们会为人民画饼充饥，会蛊惑人民相信“先富”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会欺骗人民等待“先富”再来带动后富。

　　在“特别是”社会作私有化转型几十年后的今天，为从社会制度与所谓法律体系上合法化既得利益阶层的个人与家族利益，他们还会利用见利忘义的无耻御用文人以及那些被西方价值观洗脑的资改普世精蝇和一些无知小右，又企图借所谓的民主、法制等蛊惑理念来完成向资本主义彻底接鬼。人们如果还不健忘的话，三十多年前蛊惑的“先富”，好似只要拥护了或是相信了“先富”还可以带后富，就能使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但多年过去，人们领教了“分流”、“下岗”，领教了血汗工厂，领教了“富士康”的N次“跳”，领教了黑砖窑和张开巨口吞命的黑煤窑，还领教了农村的失地与暴力强拆……人民富裕了吗？今日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又玩起了老把戏，当年的把戏是为夺取财富于己有，而今日的把戏是为从法律和社会制度上合法化一己及家族的固定财富。准确意义上讲，这就是一种愚民欺民骗民把戏的再承继。如果又不幸而再度轻信，那么，遭遇的结局必是，极少数“先富”者民主了，而大多数人民被民主。他们的民主就正是建立在大多数人民被民主基础上的，然后他们再用所谓法律来巩固这个所谓民主社会。

　　当下总有人污蔑毛泽东时代是“人治”，而据说合理的社会应该是法制社会。我们还知道，“特别是”以来出台过多少法律条文，以前总说什么法律不完善，但今日都如此完善了怎么还会有如此之多社会弊病与丑恶现象？说到底法律终究还是要由人来执行的，而由谁来执行才是关键问题。我们权且承认毛泽东时代是什么“人治”，但这里的“人”是指中国千千万万老百姓，动员起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参与到社会的治理，这个社会才能永久和谐，也才能永远合理化发展。因为它必须是为最大多数人民利益服务。而现在那些别有用心的“法制”蛊惑，最根本目的还是想重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旧有腐朽剥削制度。试想，以极少数所谓法律精蝇制定法律，能为绝大多数人民着想？而再由极少数法律精蝇执行法律，又怎么有效保证能维护最大多人民利益不受侵害？

　　毛泽东对于中国与世界的意义在于，正是由于他的出现，才使得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之光。原来这个社会还可以是另外一种状态，资本与强权都让位于人民利益。而这个状态虽是极少数权贵官僚与“先富”者一直不遗余力反对与妖魔化的，但它最能代表与体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所以才能得到人民广泛的拥护和参与。而毛泽东置个人荣辱名位于不顾，大无畏发动文革运动，就是在中国点燃起民主运动与人民决定自己命运这样一种全新社会政治模式的燎原火炬，并通过中国深刻影响到世界。虽然是，这把火炬曾经被扑灭，但火种即以播下，只要有不合理社会现象，只要人民的政治与经济诉求有得以释放的任何空间，这把能为人们带来无穷希望的火炬就仍会星火燎原，冲天燃烧!

　　今日遍布社会的毛泽东热，不但是毛泽东曾给人们带来过真正翻身当家做主的社会实践，更重要还是，毛泽东还为人民带来了希望之光。虽然他离去了，但毛泽东思想仍然会照耀无数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道路。从当初的文革到今日的网络民主革命和网上参政议政，虽然外在表现形式各异，但其性质形同。都是人民表达自身政治与经济诉求的最切实体现。

　　这也许是毛泽东对于中国以及世界的最为深远意义所在。

　　因为毛泽东带给人类社会以希望，所以他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纪念毛主席，纯洁共产党
——纪念毛主席诞辰119周年 
文/洪流

红歌会网

　　1893年12月26日, 一轮红日从韶山升起。从此，灿烂的阳光普照中国与世界，温暖整个人间。如今，尽管世界的天空出现了厚厚的乌云，但人民深深地知道， 再厚的乌云也不能永远遮住红太阳的光辉，他们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使毛泽东热持续升温，期盼着万丈阳光照亮山川大地。

　　毛主席诗句“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说的是旧中国灾难极其深重。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帝国主义开始侵入中国，加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助纣为虐，封建势力腐朽透顶，整个中国群魔乱舞, 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不能统一，人民在帝、官、封压迫下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卖儿卖女、横死街头，倍受苦难。

　　一唱雄鸡天下白。是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带领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蒋家反动王朝和三座大山,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发奋图强, 使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形成和完善, 初步成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是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带领人民翻身解放,过上沒有失业, 沒有两极分化，人民群众享受教育、住房、医疗基本免费的主人公生活;是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和人民使我国国际威望不断提高，进入了联合国， 朋友遍天下。

　　所以，人民要永远纪念毛主席，高唱东方红!

　　但是，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对丧失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天堂极不甘心， 对人民翻身解放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恨之入骨，明里暗里用战争与和平演变两手复辟旧社会，妄图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是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带领人民敢同恶鬼争高下，在朝鲜打败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教训了侵犯我国领土的印度反动派，在黑土地珍宝岛惩罚了野心勃勃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南海发起西沙之战， 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是毛主席担心中国复辟万恶的旧社会， 领导共产党带领人民坚决进行了反和平演变斗争。

　　所以，人民要永远纪念毛主席，高唱东方红!

　　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依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完善和巩固新生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依然是首要问题，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要看政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要看共产党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因为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这些伟大思想，永远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所以，人民要永远纪念毛主席，高唱东方红!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组织情况如何事关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前途，搞不好，像苏联那样亡党亡国是完全可能的。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纯洁性。

　　如今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良好声誉受到极大损害，表面繁荣景象之下满目疮痍：不少百姓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物价飞涨，房价翻翻，股市屡跌，两极分化，贪污腐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黄赌毒黑、群体事件，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等问题成了“老大难”，使党的威信和事业遭到严重破坏,所以纯洁共产党已成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的共识，成为了党和人民群众迫切的要求。不然的话,中国将亡党亡国，人民将流离失所。

　　毛主席早就指出纯洁共产党的重要性：“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中国共产党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纯洁共产党，有真纯洁和假纯洁之分，假纯洁是走过场， 雷声大,雨点小，不解决深层问题，真纯洁必须是雷声大，雨点也大，解决深层问题。这就要做到如下几点：

　　(1)理论纯洁

　　为了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确保公有制、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同时发挥私营经济、按资分配的有益补充作用，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清理各种歪理邪说；必须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谬论，如一私就灵论、市场经济万能论等等，必须驳倒庸俗生产力论、资本主义补课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等基本理论观点。

　　(2)路线纯洁

　　改革开放后，有些人片面地、消极地总结吸取建国后的经验教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步扶植资本主义，削弱社会主义，甚至于大搞国退民进政策，与此相联系，人民群众住房彻底私有化、市场化，医疗全面市场化、教育全面金钱化、银行私有化，结果导致大批工人下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产生严重的阶级分化、贫富不均，导致社会风气日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出现根本性松动。照此下去，是非常危险的，必须下决心解决。

　　(3)队伍纯洁

　　路线和政策确定之后,必须有一个好的党的干部队伍去执行。所以，要坚决清洗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大小汉奸当权派，清洗走改旗易帜邪路的资改派，清洗侵害国家人民利益的贪污腐败分子。

　　(4)要发动普通党员和群众参与纯洁党的队伍

　　由于相当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已经不同程度变质, 并且掌握大量资源, 会抵制破坏纯洁党的队伍，因此不发动群众起来参与纯洁党的队伍, 纯洁共产党的伟大任务就无法完成。

　　我们坚信，只要科学总结经验教训，一条既反“左”倾又反右倾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贯彻执行，中国的前途是大有希望、无限光明的。经过努力奋斗，中华民族不但能真正平等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将真正完成伟大复兴，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难以理解西方对文化政治的热烈辩论竟然会与毛泽东有关，但是在中国成为西方衣柜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泽东主义就已经先出口到世界人们的心灵衣柜。”

　　摘要：在中国，人们对于毛泽东遗产的保存和记忆是带有选择性的，尤其是对“晚年的毛泽东”——他被官方定性为“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西方，我们记得毛的思想对冷战时期左派和1968年这一代人令人激动的冲击，但是我们很少理解其对1970年代以来文化政治格局的影响。70年代以来西方左右翼之间的文化斗争(Cultural Wars)开展得轰轰烈烈，有着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运动和事件。本文将通过考察历史的案例，尝试描绘毛泽东对教育改革、文化和社区的社会运动以及立法变迁的潜在影响。毛的教诲，如自我批评、青年造反、提高觉悟，在西方有着比中国更长久且深远的发展，目前仍在进行的一系列左派辩论，诸如提倡文化正义还是社会正义更为优先的问题，其实亦带有毛泽东思想的色彩。本文的结论是毛泽东思想的输出，无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文化战争中，对于我们如何全面理解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的变化有着重大贡献。

　　在中国大陆，每过10年，在伟大舵手诞辰纪念日都会爆发一阵毛泽东热。中国领导人举办纪念活动蕴酿出毛泽东热，然后又小心翼翼加以控制防范，以防其扩展太大而不可收拾。1993年，民众藉庆祝毛泽东百年诞辰大肆购买印有毛泽东肖像的消费品，包括打火机、钥匙圈，有些商品具有公开嘲讽的意味——毛的肖像充斥世俗的劣品市场，瓦解了其伟大人格对一般民众的魅力。权延赤写的畅销书，书名就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那些在毛时代长大的人们正面临令人迷惑的社会变迁，毛的百年诞辰则是他们表达对五十年代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的怀念的大好机会，重温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荣光(或对长辈而言，社会解放本身的艰辛过程)，让人可以略过毛晚年热衷于纠正错误的运动这一棘手问题。

不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正确对待中国革命历史

　　尽管时间一晃已十来年，但如何认识晚年毛泽东仍是一个极富于争议的问题。比如，对于文化大革命(官方定性为主席的“错误”)的独立研究仍旧或多或少属于政治禁区。毫无疑问的是，这有助于让人们把眼光望向未来，把心思放在照耀中国前程、如气球般日益增大的GDP统计数字。但这一道禁令对于国民心理有很不利的影响。只要这个议题被视为禁忌，中国就不可能正确对待其革命历史，亦或是现代化。下乡知青(被送到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知识市民和红卫兵学生)用夸张的修辞语言要求讨回他们的青春——或要求从年龄中「扣除十岁」是一回事，而把整个十年从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删去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2003年冬，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纪念有了似乎更富于人情味的焦点。一大批传记与电视纪录片将毛泽东描绘为家中凡人或是内心充满挣扎的领袖(至少在官方看来，毛仅有七分正确，毛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七分功三分过，中国目前的统治者为了方便也依样画葫芦，把毛的功过三七开);一首饶舌歌(rap songs)的作者试图把毛泽东的教诲传达给年轻人，在今天胡乱盲目消费文化氛围下，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因为这首歌提倡毛的「两要」，原意是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企业管理和商战教程，这充分体现了商业文化在中共党内的普遍影响，这套书吸取了毛在哲学，政治，军事策略上的著作思想，为如何管理商业项目，签订协约，调动员工积极性和扶持新公司献策献计。

　　另一方面，胡锦涛上台后，实行稍加重视人民利益的政策，普遍认为当前领导阶层之所以热衷于纪念毛泽东的诞辰，是胡锦涛有意藉此更加显示他有别于前任的主席江泽民。一些没有变节的毛主义者则趁此大好时机要求将毛泽东诞辰定为国家纪念日。他们所建立的“毛泽东旗帜”网站(www.maoflag.net)吸引了众多的人流，公开宣称“高高举起毛泽东这面伟大旗帜，为建设一个真正独立、安全、统一、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尽自己一份力量”。我休假到中国待的一年期间，平常几乎看不到毛泽东的信息，这次却在网络上突然爆发出如此超乎常态的热烈关注。

　　2003年12月末，我受邀在武汉召开的毛泽东纪念会上演讲。武汉是毛73岁时畅游长江之地，毛在这里有一处居所。当时，我对于中国年轻一代对文革的了解之少而感到震动，当然，我对此并不觉得非常吃惊。听众中有些是来自武汉地区高校的研究生，当我问及武汉720事件(这次造反派与当权派的冲突对文化大革命的走向起了重大影响)的时候，他们坦承对于此事毫无所知。毫无疑问，官方阻拦人民对于那骚动年代的记忆应对青年人的知识缺口负大部分责任，但中国当前的政治与社会气氛亦无助于历史记忆的复原和充实。

“毛泽东思想”为何在文革后仍深深影响西方学术文化界?

　　今日，民众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政策与文革领袖们斥为“经济主义”的物质欲望和需求密切相关。这个官方名为“小康社会”的目标之能广被接受，靠的是社会主义不必等同于匮乏与贫穷的想法，这种想法与当年激励学生成立红卫兵把地方党干部赶下台和效法他们的工人造反组织的政治精神，有天壤之别。由经济主义驱动的社会与由政治挂帅的社会，其间的差异可概括在邓小平于1978年给中国人民提出的“新政”：你可以有经济自由，但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则免谈。今天政府最热衷的工作便是定期发布外国直接投资或是贸易数额的增长，这就使毛泽东下令造反的浪漫诗情不能不激发一些青年人的心灵。

　　青年人激发的热情将把中国未来导向何方?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自1989年XXX事件之后，中国的统治者花了很大力气尽量削弱学生与工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现有的统治格局具有潜在的威胁。我也不想效西方的左翼东方主义者们(Orientalists)之所为，令人厌烦地为浪漫理想化的共产主义消逝而感伤不已。相反，我将集中讨论毛泽东思想的输出，特别是毛思想对西方社会思潮与教育的影响。因为“毛主义”一辞包含了至少跨越三个不同历史时代的政策与倾向——延安时代的具有钢铁般纪律的共产党先锋队;国家社会主义的英雄时代;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在此我不能一一阐述每一时期毛对西方的影响，我将着重讨论毛泽东的思想创新对广义的文化政治的影响。

　　尽管“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仍是大学必修课程，但大部分毛所提倡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在今天的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今天中国的发展方向，与50-60年代毛主义鼎盛时期所坚持的共产主义信仰、独立自主发展经济、蔑视市场力量截然相反。在西方,我们亦鲜少知道毛思想对于我们政治文化的影响。

　　十多年前，在我经手主编的一套丛书中，一位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华裔影视学者周蕾(Rey Chow)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批评观点。她指出，在全世界，文革至今只有在美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界中生机勃勃。文革中周蕾女士在香港长大，曾亲眼见到尸体不时从中国内陆飘浮至珠江口，她很难以理解在美国学院批评家中竟然存在文革红卫兵式的思想习惯和方式。这些包括对一切西方事物未经思考即反射式的怀疑，道德指控的本能，以及坚信唯有受害者才能说真话。(注一)我仔细思考了这些问题，觉得周蕾的批评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未见得是因为她所引用的那些理由。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西方人文学术界受到欢迎，原因并不只是因为西方学者对于文革真实面貌的无知。下面我将说明原因。

　　没有人会否认西方当年所接触到的毛泽东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面貌出现的。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毛主义与中国所经验到的不断变化的毛主义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尤其在农村集体化运动、大跃进与文革方面。因此，了解接受毛主义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时比了解其主义体系本身的说服力和逻辑性更来得重要。在1950～1960年代的西方社会，颇不乏理由认为，只要驾御得法，这阵东风可成为一股扫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腐败的伟大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赋予新中国的活力仅仅是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反面。在这一概念的想象中，一个死气沉沉、生产力低下的“亚细亚社会”从俄罗斯东岸一直延伸到阿拉伯海的封建体制。现有的历史研究证据表明，一直到19世纪，中国繁荣昌盛，城市化和技术水平都很高，这很难不让人下结论说，所谓静止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基本概念中最富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Eurocentric)、最可笑的一个。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长年昏睡不醒，西方的中国专家则认为，中国经毛泽东“唤醒”后，生机勃发，无可限量，两者所见截然不同，其实只是同一种东方主义(Orientalism) 思维相反的表述方式而已。

　　尽管如此，要不是在1960年代末的文革进程中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反复循环地发生造反和镇压的派系斗争，让西方那些真想追随毛泽东路线的人摸不清实际情况，毛独特新颖的思想对他们的吸引力，本应该快速退潮了。

　　把毛的吸引力浓缩于年轻一代人所喜闻乐见的媒体意象中则要相对容易得多。在贝托鲁其(Bertolucci)〈译按：意大利著名导演，有《末代皇帝》等作品 〉最近导演了一部 《梦想者》(The Dreamers)，用苦中带乐的方式赞颂1968年5月的反叛运动，电影里的一位主角说毛泽东是一个把中国当作大舞台来上演一齣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的天才导演。哇!导演让我们自己来判断这部电影究竟是他对这位主角的天真幼稚所发的严峻评论，还是反映1968年西方社会氛围的令人亢奋的样本。

　　不论如何，贝托鲁奇的回顾反思情绪在今日相当普遍。今天大家通常认为，西方青年对毛泽东、格瓦拉以及胡志明之类的第三世界领袖偶像的着迷只是一时的喜好罢了，与第一代崇拜摇滚明星的人同调。那么，在毛泽东热的最高潮过去了30年之后，像周蕾所说的毛泽东的精神仍主导西方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的心理，这又究竟为何呢?这难道仅仅是塞义德(Edward Said)所称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即一些思想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芽成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在另一个新环境中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的另一个例子吗?或者，我们能从过去几十年来对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的认知中，学到一些更经久的教训?

“毛泽东思想”影响西方人文学术界的历史背景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背景。1960年代初，毛泽东与莫斯科决裂，大略反映了他逐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受到赞扬，认为这是把共产主义理想从斯大林体制死气沉沉的官僚统治中拯救出来的大好机会;毛泽东爱走基层民众路线，热衷发动民众继续革命，亦被视为明显不同于苏联依赖由科技精英指导的都市工业化道路;毛泽东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说“我是中国土产的哲学家，你们都是外国哲学家”，尤其对莫斯科妄自尊大自以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上的各方面都是权威，更会这么说。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深获西方那些反对其自身社会由好战的的专家官僚严密管控的人们欢迎，同时，毛强调自力更生，力主区域平衡发展，提倡来自农民生活中的“有机专家(organic experts)”，这与当时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力图不仅摆脱旧有的殖民霸权，也要破除冷战架构下美苏主控的体制正相合拍。毛主义对第三世界左派的影响最为持久，但是，对西方工业社会那些正寻找取代冷战的生死斗争的异议者，中国社会主义的另类发展模式与他们自己另择发展道路的追求不谋而合。

　　在西方，毛泽东反苏联的形象日益受欢迎，这主要是因为他终身信奉矛盾。外国人以为毛想固守田园式的社会，其实不然，他从未停止鼓励发展斯达汉诺夫式(Stakhanovite)生产力与快速工业化(他疾呼：“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他也从未忽视那些通商口岸(例如上海)，但却同时力促其他内陆地区的城市化以共享发展的利益;他虔信农村大众的革命潜能，同时又坚持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央集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他偏离自身信念与党的官僚体制对抗而激发文化大革命之时，树立了在异国的偶像地位。

　　逸离苏联的经济模式使毛泽东赢得外国人士的赞美，几年后他转而关注文化则真正点亮了全世界的灯塔。1949年中国战胜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1950年代将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结构。但毛坚持认为经济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旧体制的思想残余仍存在社会的许多部门——被剥夺的地主、资本家，小农、买办、流氓、官僚、教师及从民国遗留下来的职员和专业人士。毛认为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许多人在政府，工业界和其他国家机关占居高位。总而言之，中国的大多数人仍旧倾向依照革命前的旧意识形态与思想方式来打造新中国。所以，决定中国革命方向的殊死战可能会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将在那些对下一代人的成长具有影响力的人们中展开。

　　从理论上说，这场斗争可以有许多战斗方式，毛泽东选择了特别震动人心、激起年轻人热情的途径——炮打司令部。他宣称，真正的进步必须以公开的批评作为条件，必须打倒和取代那些占据党内、教育界及文化界高位、对年轻人施行反动教育的那些人。我们今天回头来看，当时这些学生——当中许多仅是中学的青春少女——接受毛的指示的热情是相当惊人的。在一个盲目服从老师的文化中，质疑师长的权威、甚至对其施予体罚，这大大的违反了原有的社会习俗。相形之下，同时期西方年轻人的激进主义则是比较谨慎的(尽管有许多令人惊异的新形式)，因为他们大可从波西米亚式(Bohemian)的异议传统汲取经验。

“毛泽东思想”对西方的重要影响

　　尽管如此，文革的范例给了西方学生将目光转向学校权威与课程设置的额外理由(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理由)。炮打司令部以及课程的政治化成为大学校园运动的日程，结果是鼓舞了一连串延续至今的改革浪潮。同时，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概念的理论内涵和新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亦相辅相成，最明显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教诲。毛批评苏维埃经济模式的目的虽与西方激进思界不同，但亦获得那些长期质疑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家的回应。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僵硬决定论，发展出对权力与抵抗更缜密更复杂的分析，毛泽东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与他们有如同声相应。尽管发生的理由和背景全然不同，在西方激进学界，文化与媒体机构——即阿尔都塞(Althusser)著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成为争论与冲突的目标。

　　对毛而言，转向文化完全是策略性的手段。面对走资派暗地助长资本主义复辟，发动文化大革命保卫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革命果实是完全必要的。人们期待立竿见影的成果，经此形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品格、社会习俗以及日常生活作风，至于在西方，向文化的转向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它召唤对抗那些确保民众同意社会和国家中的掌权者统治的机构;在中国，毛主义的运动由超越国家权力的最高魅力型领袖所发动，对国家和官僚政治的坚固堡垒发起攻击，西方青年爆发的异议运动则是由一群将接掌国家权力却不屑于社会既定工作的年轻人所促成。这两种环境上的差异或许可以部分地帮助我们理解文化政治后来在中国以及在西方所展现出来的差异。

　　除了对权威的攻击之外，毛泽东思想的许多方面在西方也受到广泛欢迎。例如“自我批评”就成为白人对自身特权的反省，进而快速扩大引用至个人对自身阶级、性别与性向特权身分的反省。这甚至成为一种惯例，演说者在演说前先为自身可能因此种身分特权而受到限制的观点而致歉。渐渐地，自我批评成为大众心理疗法与自助(self-help)当中重要的忏悔仪式，由此可见其已深入主流生活。同样，文革对青年运动的注重，亦与所谓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即二战后出生的一代)的代际政治(generational politics)产生共鸣。对年轻人而言，反叛成为一种“权利”，虽然它今日可能在对商业品牌的选择中更为重要，但这一潮流仍很有生命力，也再次证明其对主流的影响力。在中国农村推动的“忆苦思甜”运动中所常用的提高觉悟方式，对第二波女权运动(second-wave feminism)有重大的影响力，从此其影响亦扩展到其他社会运动，而成为提升弱势阶级自尊的有效方法。总之，这些以及其他毛思想的原则在西方有着比在中国更长久与更有成效的发展。

　　至于毛泽东本人，你可以从他身上几种不同的引人之处选择。对西方知识分子而言，毛吸引人之处在他应付时事的善于谋划。毛制订策略的原则不是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生搬硬套到所有事物上，这是一套富有创造性的策略原则，目的是打败相继而至的不同敌人(殖民主义者、蒋介石国民党、日本占领军、苏联霸权以及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这套原则出自一位从战场上获得军事战略家声誉的诗人、哲学家。对中国作家与艺术家而言，亦正是毛的实践精神部分地防止了把毛式美学完全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僵硬教条。这种情形，在毛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奉为国家文化政策之后，尤其在他的妻子江青积极推广样板艺术形式(如样板戏)之时，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对外人来说(甚至对很多中国人自己来说)，如何理解此类实践的具体中国环境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鲜有人可以完全了解“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复杂性，这是毛主义的政治核心，也是理解路线变化的关键。“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词通常被毛用来描绘党内阶级斗争的表现，亦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者与走资本主义道路者的持久斗争。由于长期受到辨证法的影响，毛泽东的理论常常被刻意拿来解释或强调表面上的二元对立或矛盾。

　　以早期的延安时代为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区分了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文化政策。这主要是是一个策略上的区分，而非提供给士绅文人“为人民与革命服务”的普遍指导方针(后来鲁迅评论道，“为革命服务的作家就象是一个人两脚踩在两只船上”，即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注二)。更较为人知的例子是毛泽东的矛盾论，最早(1930年代末)是为了适应党内政策由国共对抗转向国共合作抗日。在1956年的赫鲁晓夫报告之后，这个理论出于对苏联的敌意升高，又重新解释，最后导致中苏分裂。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此运动打击了“百花齐放”中“背叛”毛的知识分子)，乃至到文革之末，这一理论都用来证明发动全国运动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正确的。因此辨证唯物法的核心论述——毛总结为“一分为二”——越来越只用来区分忠诚的人与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人。

西方左派对待毛主义的态度各有不同

　　除了一些宗派团体戮力理解并捍卫毛式教义内涵的每一次变动外，大部分西方的诠释者比较喜欢根据自身的需要来灵活理解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西方对待毛主义的态度也并不一致，例如在我出生并成长的英国，托洛斯基主义在学生与工人的政治先锋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在法国，广大的左翼深受毛主义的影响，一些组织例如「革命万岁」(Vive la Revolution)和「无产阶级左派」(Gauche Proletarienne)，其宗旨则是典型的反对任何威权、反对官僚，其实或许与中国事务全然无关，从根本而言，卢梭、普鲁东和索列尔(Georges Sorel)(注三)的思想遗产决定了法国对毛思想的接受方式;与此相反的是，美国的一些毛派团体例如激进劳工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以及马列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ML))则相当强调道德和等级，他们的组织基本上是列宁主义式的，他们的争论往往反映或折射出中国的政治派别斗争。法国的毛派较受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影响，因而接受文化激进主义;美国的毛派则常常与处于萌芽期的社会和文化运动相左——如反主流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与种族分离主义等等，美国毛派人士往往向他们所认为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保守主义看齐，所以他们的服饰打扮、行为方式和宣传模式皆与此一致。对毛主义的许多更富创见的解释其实主要来自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者，例如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以及亚裔、拉美裔以及印地安原住民。在“内部殖民地”(internal colonialism)理论的指导之下，他们认为黑色，黄色和红色美国人实质上是不发达殖民地的居民，与第三世界人民相似。他们选择性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例如自力更生，“为人民服务”，文化建设，以及对抗行动等等。

毛主义对美国教育、学术、文化与社会运动的影响

　　在美国，这些民族主义团体有着明显的分散化和以社区为组织基础的倾向。这意味着新毛主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已渗透到社会之中，已被本土化，不再只是精英知识分子或先锋队专有的。这样的思想扩散，其影响比中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到工厂当组织者，更为深远，尤其那些工厂组织者往往如同中国文革中下乡或去工厂的城市知青对其努力感到挫折。在美国这一实践主要为大学生民主社会协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注四)学生所采纳。正如在中国，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标是为了打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分。但在美国，这个理论在经济快速变迁的汪洋大海中搁浅。1970年代早期，发达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走向后工业生产形式的长时期结构调整时期，制造业生产逐步下降，非物质形态的附加价值劳动则越益重要。因此，传统的工人自我认同受到侵蚀，无法再宣称自身为迈向更美好社会的发动机。中国要到1990年代「铁饭碗」被打破之后，类似的情况才发生。但在中国，工人群体及其利益对国家政策有相对比较强劲的影响力。

　　在教育领域则是另一番情况。大多因为文革中断了一整代人的教育与学习，毛被认为是反教育，就像他现在被认为反知识分子一样。这两种看法都不准确。文革开始后两年，大学重新开放，教育制度的变革开始了，一切都在变化，从学校管理到教科书、课程准备，以及招收工人农民入学等等。总而言之，这些变革是在实践中进行的，而非仅是受抽象理论的指导。在西方，尽管没有建立起工人大学，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改革致力于使课程与教学方法尽可能的大众化，更可理解，更实际，更符合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毛的教育思想与杜威和Paolo Freire(注五)是同条共贯的。

　　更重要的是整个一代的左翼运动积极分子进入大学教职的行列。和那些进入工厂的干部相比，更多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进入了专业工作的行列，选择1970年代初期称为「体制内长征」(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的道路。他们下决心进入「上层建筑的专业工作」——例如教育、法律和艺术等那些对于重塑国家和民族文化最为重要的领域。

　　正是在这些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在其中最精英的地方——新毛泽东主义的脉搏持续跳动逾三十年，在文革热潮早已退去之后依然不衰。在这个圈子内，法国知识分子诸如萨特(Sartre)、阿尔都塞( Althusser)、罗兰.巴特(Barthes)和傅科(Foucault)等享有巨大影响。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成长曾深受毛主义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对美国的文化批评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年在美国，许多人把法式的毛主义口号和教诲视为神圣律令。回顾起来，这种现象在今日已难以令人置信。

　　与此同时，新毛泽东主义的影响逐渐渗入社区生活，开始以代表大众要求文化认同的面目出现，涵括种族、族群、女权主义、同性恋及环境保护运动等各方面。这些社会运动各有各的诉求，但又互相联系，可谓是百花齐怒放。这些运动对立法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而通常须历经数十年的司法诉讼，但它们在教育界的变革却有着直接的影响。文化批评家以及历史学者站在斗争的前线，努力修改各类教科书，提倡新的文化认同观念。最终结果是大大翻修了构成国家文化核心的半官方准则。在多元文化论者大幅改写了历史书籍中的白人男性精英观点后，一些新兴的批评学派，如酷儿批评(queer criticism)、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等等，也加入战斗阵容。教科书为了跟上不断更新的的认同典范而一次又一次的修改。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结束，在某些未显示的方面，已体现毛泽东思想中“不断革命论”的精神。就如同我先前举过的西方的大部分例子，影响它们发展的有几种思想，毛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系，但我要说的是，毛主义的重要性却一直受到忽视。就最低限度而言，这些批评家的主将自认为他们所作的这些“上层建筑”的改革是激进的、甚至革命性的，本质上，这就有着很明显的新毛泽东主义热情的痕迹。

美国新保守派发动“文化战争”攻击进步思潮

　　并不是每个人都将这些变化视为进步的，事实上，有些人将此视为破坏力量，联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的黑暗面。这样的反挫不只来自右翼，也来自左翼。自1980年代晚期开始，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发动了所谓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直至90年代中期，左右翼在文化问题上的争端吸引了全国极大的政治关注。在有关国民道德的辩论中，美国的“文化战争”为其他国家的保守主义者们提供了一个可效法的模式。争论最初系针对学校该教授何种教科书，但很快地扩展到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每个角落，挑起对“少数族裔优待计划”(affirmative action)、性骚扰、同性恋权利以及各种工作场所歧视的争辩。这样，冲突从通常处于非政府领域的文化政治问题，逐渐扩展到我称之为文化正义(Cultural Justice)的范围。在这些方面，争取承认公民权的斗争需要有国家行动的介入。

　　因为左翼文化改革者对主流历史观念的修正方便煽情报纸的炒作，因此改革者粗糙的漫画式形象在媒体中广为流传。新保守派分子将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重新定义的策略奏效〈编按：美国多元文化运动主张尊重多民族的语言文化，反对西方白人男性中心，要求不得使用歧视妇女、有色人种的措辞，谓之“政治正确”，但保守派刻意扭曲其意旨，攻击“政治正确”论有违言论自由，具极权思想，更把“政治正确”搞成讥嘲的贬词〉。连某些左派人士也发言反对保守派所说的“政治正确”，他们大部分是某一代的白人男性，认为自己过去左派主将的身分被剥夺或取代。就像保守派的文化战将一样，他们始终怀恋着从前的年代——在那个时代，政治目标清楚，而群众基础亦大致稳定〈这其实大部分不实在〉。这些左翼老将斥责今日年轻人仅有短视的政治热情。在他们写的某些逸闻掌故中，要求改革的学生被形容成像当今的红卫兵，怀着自以为正确的狂热，激动地追击犯了政治不正确的罪孽的倒霉老师。

　　如果我们能撇开这些是是非非暂且不论，这中间的确有非常严肃的问题值得左派深思。对文化改革的热情是否真的分散了本来可以用来变革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精力?或者说，文化变革是否是社会经济变革的必要条件?那些持否定意见的人士认为，由于“上层建筑”的变革并不扎根于经济基础之土壤，因而不足以改变广大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此外，他们认为文化更多的是导致人们的分裂而非导向团结。另一阵营的拥护者则坚持认为社会与文化认同是在收入、医疗、教育、自由结社、宗教自由、住房与工作上获得平等机会的条件。从这一观点出发，文化自尊是言论、集会与社会良心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必要补充。许多人认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权利与获得社会薪资几乎同等重要。

文革的目的在创造“社会主义新人”

　　无论你我的立场为何(我倾向后者——虽然我认为不可能，至少也是浪费时间，去区分这些政治的差异)，整场辩论都可得见毛主义的味道。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中国的文革批评者也做出类似的批评——文化不能当饭吃，而文革的拥护者则坚持革命不能被贬低到追求增加薪资或物质利益的经济主义。有人回顾文革甚至还认为文革走得不够远，认为毛泽东过早的收住了革命风暴的缰绳(这一观点对现在的某些读者来说可能无法理解，因为许多人在文革派系斗争中丧生)。尽管在文革中毛将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打击对象，但作家与文化批评家在事件的进展中仍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西方的知识分子在文化战争中不至于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有生命危险，但文化工作者与管理者亦尝到第一线的痛苦、甚至残酷的反控。

　　这些日子来，已惯于把保守派运用文化战争的策略看成右派如何挪用左派政治策略的一个例证。换言之，新右派把握了葛兰西有关文化霸权(hegemony)理论的精义，掌握主动权，夺回失去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右派的文化战将实则是真正的毛派，他们是政治上的功利主义者，狡猾的利用文化议题以达到自身利益。毕竟，难道毛泽东不正是利用文化来发动一场不久即失控的整风运动，以重新夺回党中央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一说法乍看似有说服力，然其分析的论证依据是假设毛泽东将文化视为工具，即毛将文化视为权力游戏的载体。对那些念念不忘文革亵渎文物和机构与迫害妨碍文革的文化工作者的人们而言，看不出毛泽东对文化的观点与纳粹主义有何不同。但是，文革所指称的「文化」主要并不是指书本或艺术家，它与改造人的主体性更有关联。培育新的社会人格和心态的努力取决于是否能彻底清除自身内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这方面，毛的先辈是如葛兰西这样的思想家。葛兰西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创造“新人”，与毛同时代的切.格瓦拉也提出类似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

西方可以充分运用毛主义的遗产

　　如果正如本文所力图证明的那样，西方左翼文化政治的道路的确受毛主义宏伟的抱负影响，它却只能在一个备受限制的环境下始终谨慎将事。但令人可喜的是，整个社会变革和改造规划的精神不仅保留下来，更延伸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以外的新领域，如废除家长父权和异性恋霸权，以及白人中心主义等等。除了那些由基督教原旨教义派所驱动的人(那种也许才是最纯洁的认同政治形式), 右派的文化斗士并没有可堪与毛主义比拟的蓝图，他们最主要是受反动的精神驱动。

　　我之所以提出前述的观点，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或应该把西方文化战争的环境和中国的文革直接加以比较。这种比较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中国的文革对西方的文化政治的确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可悲的是这种影响常常被忽视不见。全面研究理解文革对中国的学者有极大的价值，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文革年代还是一个禁区，有待来日档案解密之后，才能充分探究。

　　这样看来，思考中国的文革如何进入世界思潮，改变我们对文化事务的社会政治意义的思考，这远比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争执来得有意义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对世界政治文化情势的影响以地下潜行的方式持续着，尽管在其原诞生地中国，它的声音已相当微弱。今日中国的官方观点认为有关文化政治的争辩已不再重要(特别是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消退之后)。大体而言，文革被中国主流话语视为纯粹是一个对外封闭的国家内部的产物，当今的全球化之风早把它吹得无影无踪。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难以理解西方对文化政治的热烈辩论竟然会与毛泽东有关，但是在中国成为西方衣柜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泽东主义就已经先出口到世界人们的心灵衣柜。相较于中国的武汉，今日在西方我们却拥有更多空间可能充分运用毛主义的遗产。

注释：

　　注一：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e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注二：鲁迅的原文是，“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继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见《上海文艺之一瞥》)，校译者注。

　　注三：Georges Sorel (1847-1922)，法国社会理论家，主张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暴力哲学，校译者注。

　　注四：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新左派运动和民权运动中最重要的左翼学生团体，校译者注。

　　注五：Paolo Freire (1921-1997)，巴西教育思想家和社会实践家，其《被压迫者的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书对西方新左翼运动有很大影响，校译者注。

　　译自：《Cultural Politics》2005年第一卷第一期，(ANDREW ROSS，美国纽约大学美国研究教授。译：郑洛，载于《批判与再造》第28期。)

来源: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1卷第4期 20-26页,共7页

　　韩毓海教授的新作《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在读者的热切期待中面世了，并入选“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该书气势磅礴、深入浅出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历史发展，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的核心地位，从马克思的视角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现实重大问题。

　　当前一部分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理论学习的热情不高、理论素养不深，看问题办事情容易就事论事，这固然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但出版界鲜有通俗易懂、说理透彻的理论力作推出也是重要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原本是非常鲜活、朴实、生动的，但一段时期以来却被僵化和教条化，以至于一些干部群众望而却步。理论只有为干部群众所掌握、所实践，才能彰显其生命力。《马克思的事业》一书在拉近马克思主义与读者的距离上下了一番苦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以马克思的视野回应重大现实问题

　　该书的最大特色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深入研究并有力回答了当前干部群众关注的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亲和力。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需要不断予以破解的难题，搞清这个问题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其重要。该书在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之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和构建一整套经济政治制度，还包含更为深层的内容，即“培养和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和造就一个新社会的中坚阶层和中坚力量”。后者常被人们所忽视，但却比前者更为根本，更为艰巨。作者进而提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国际敌对势力长期存在的现实面前，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途必须有诸多反复和曲折，这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级领导者必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高超的政治智慧、百折不挠的意志。按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阐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遥远，而是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内涵丰富，不仅体现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还体现为先进的管理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等。由此，建设社会主义不仅取决于高层领导者的推动，更有赖于每个基层组织、每个普通群众的自觉努力。

　　又如，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尤其重要，这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密切相关。该书单辟一章“马克思与美国”，通过透视美国崛起和发展的历史，重新阐述了马克思的论断：资本主义就是“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形而上学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最集中也是最高的对象化。而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其深层根源即在于“买空卖空”式经营活动对信用的滥用。这是从哲学层面对资本主义实质所作的极其精彩的剖析。这对打破对美国的迷信和神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改革以国际金融秩序为核心的全球再生产体系，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运用辩证法，论述马克思、毛泽东等伟人思想的渊源及发展，提出不少富有创意的观点

　　令人感兴趣的是，该书作者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并非理论科班出身，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这种跨学科的学术背景反而有助于拓宽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实现思想创新。作者引申了马克思所阐发的黑格尔提出的世界历史“两极相联”规律，提出“挤垮”理论，即中国庞大的市场、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旦充分发动，就将从内部“撑破”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这再次展现了辩证法的巨大威力。作者还充满想象力地探析了马克思的这种思想是如何受到康德“星云假说”的影响。作者在重读《资本论》的基础上，深刻地论述了现实资本、货币资本、虚拟资本的内涵及其关联，区分了资本原始积累、剩余价值积累和剥夺性积累，进而探讨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应对之策。作者阐发了毛泽东开创的“社会结构视野”，并运用这种视野观察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分析中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调动“整个结构的力量”，以掌控战略上的主动权。书中还有不少富有创意的观点，极具思想冲击力和感染力。

　　打破学科界限，打通学术文体与党政文体，融文、史、哲、政、经、法等各学科知识于一炉

　　作者在写作文体上延续了其一贯的风格，打破学科界限，打通学术文体与党政文体，融文、史、哲、政、经、法等各学科知识于一炉。作者学术视野宏大，旁征博引，书中既可领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又可与康德、黑格尔、卢梭、弗洛伊德等思想巨人对话，还可见对党的文献的引述。书中既有理论论述，又有历史情节描写，一张一弛，浑然一体。文风通俗幽默、鲜活生动，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没有空话、套话，马克思主义在作者的笔下熠熠生辉，变得可亲可近。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仍面临着诸多的质疑和挑战，在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年人中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任重而道远。但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所讲，“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它确实是人类文明的理想境界”。

文章来源：作者赐稿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毛泽东

一九五零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注释】：

赤县：战国时称中国为赤县神州。
翩跹：跳舞轻盈状。
一唱雄鸡天下白：李贺《致酒行》，“雄鸡一声天下白”。
万方：古人称国族为方，《易经》有“鬼方”。
于阗（tian2）：汉朝西域国名，在今新疆。
兴会：兴致、兴趣。

【附】 柳亚子原词

火树银花不夜天，
弟兄姐妹舞翩跹，
歌声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
那容百族共骈阗，
良宵盛会喜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