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认识民族危机，坚决抗击奴役命运，勇敢行使主人权力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

同志们：

　　今天开“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大会，满堂青年，朝气蓬勃。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活泼的集会!纪念“一二·九”的大会，在延安已经开过不止一次了，过去几次我都没有能参加，今天我是非常兴奋地来参加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事情更好办了。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帝反黑暗势力两件事。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反起，到现在已反了一百年了。时间很长，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是好办多了。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大大加强了反共活动，打击进步的文化界，现在有些人就说:中国的事情难办了。他们是为进步而努力的，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他们满腔热情，怀着好心肠，要把国家民族弄好。但是，正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他们在周围却见到顽固势力所布下的投降、分裂、倒退的黑影，他们的努力受到种种限制和压迫，不免觉得事情难办了。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我们当然坚决反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但就全局来说，却认为比之过去，现在中国的事情不仅不难办，而且是更好办了。

　　为什么呢?这就得从我们今天纪念的一二·九运动说起。

　　第一，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2]同志也讲过。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它是在什么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呢?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它给中国政治上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明白了这些问题，就会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

　　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我们看看，一二·九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一方面，它是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一区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在过去的所谓“剿共”战争中，共产党和红军处境的艰难是无须多说的。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这就是说，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这就是军事“围剿”的情形。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大家都要干，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赞成。不过，他们也是要打的，打的是谁呢?是共产党，是青年学生，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全国老百姓对他们说:你们打的方向弄错了，我们坚决反对。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所处环境的另一方面。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3]，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要拿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关系相比，那末很明显，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更密切，两者相隔的时间更短，因为一二·九运动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互相配合。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第二，反对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压迫知识分子，这件事情现在也是更好办了;而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件事情却是更难办了。一二·九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黑暗势力压迫进步思想，压迫到最后，黑暗势力总是失败的。一二·九运动前，他们进行了八年多的反共教育，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学校里的一切有政治倾向的课程，首先都是以反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对教员中被认为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要排斥和迫害。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起，他们用这种教育训练了八年多，不幸得很，却训练出一个“一二·九”来。这在国民党内那些反共的先生们看来，当然是一件天大的憾事。有些人说，“一二·九”是学生造反。这一点学生们是承认的，的确是造反。但是，造谁的反呢?是造压迫学生者的反，造思想“围剿”者的反，造宣传假三民主义的人们的反。他们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实行真三民主义，也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他们为铲除一切实行真三民主义的障碍而造反。这样的反要不要造呢?要造的，要造的，第三个还是要造的。

　　世界上的事情，就有这样怪，碰了钉子摸摸头，但是过后又忘了。你们看，从前有些人是不承认五四运动的，但是到了今天都承认了;现在也有些人不承认一二·九运动，不过，根据“五四”的经验，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也将不得不承认“一二·九”。如果坚持不承认，那就请他们在三十六计中选上计，简单些说，请他们滚蛋!因为世界是向前进的，要向后倒退是不成的;中国人的辫子没有了，他们想拖也拖不住了;旧的落后的东西只好倒下来，让新的进步的东西接替它。在进步的潮流中，他们要是还不承认进步的一二·九运动，还想鄙视这个运动，那末，他们将要倒霉还有什么话说?

　　现在的青年学生，懂得的道理更多了，比我当青年学生的时候聪敏得多了。我起初读几年书，只知道“诗云”、“子曰”那一套，心里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人个个是好的。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X加Y等于Z，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现在你们不仅懂得这些东西，而且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我那时，就不懂得什么马克思。这就是现在比过去进步的一个证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上层的人们是主张参加协约国英、法方面去打德、奥的，他们的言论讲得头头是道，确实欺蒙了一些人。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在北京也开了会，还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公理战胜”四个字[4]，更是煊赫一时，弄昏了当时一些人的头脑。但是，现在不同了。中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懂得了世界大事，懂得了革命道理。这种道理是一步一步懂得的，从前懂得少，现在懂得多了。大家懂得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懂得了投降派、顽固派的阴险狠毒，懂得了民主宪政。他们认识清楚，要进步，要民主，要参政，而这民主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只有全国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一同起来作斗争，才能把这个事情搞成功。现在的人是聪明了，不容易被欺骗了。大家都光起[5]眼睛看着:什么人不开放民主?什么人要分裂?什么人要投降?什么人要倒退?《封神演义》里有一个申公豹，是姜子牙的不肖师弟，他脸向后长，眼朝后看。现在在抗战阵营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群“申公豹”，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这叫做压迫的自由。然而，全中国的青年和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的自由。我们不准黑暗势力把中国拖向后退。我们有没有把握不准他们那样做呢?是有的，重要的根据就是现在的人不容易被欺骗了，全国老百姓是不好再欺骗了。现在大多数人就不准他们这样压迫，要反抗他们的压迫;不准他们投降，要坚持抗战;不准他们分裂，要坚持团结;不准他们倒退，要坚持进步。这一群“申公豹”，看他们怎样收场!

　　第三，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一切共产党员要向所有非党的同情者说清楚，我们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知识分子的，是团结知识分子的。自然，我们要反对那少数破坏革命的坏知识分子，汉奸知识分子，“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不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罪恶;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利的。

　　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例如从西安到延安的这一条路上，遍设关防，进步的知识青年要通过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既没有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又没有过五关斩六将[6]的本领，那只有被赶到集中营“训练团”里去。这件事情似乎有些难办。但是，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敢来咬一口吗?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已有了一百年的反帝反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再加上共产党十八年的斗争经验，什么事情还会办不到呢?这样看来，中国的事情比以前是更加好办了。我们一定要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出一个民主共和国!现在虽然还有帝国主义者和“申公豹”们不断地阻碍我们这样做，但是不要紧的，我们现在是聪明了，是有力量了，我们已不是昨天的我们，而是今天的我们了。帝国主义者、“申公豹”们，是你们滚蛋的时候了!

　　根据《红旗》一九八五年第二十三期刊印，并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校改。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李昌，一九一四年生，湖南永顺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五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3]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布的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宣言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4]克林德原是德国驻华公使，一九○○年六月在义和团运动中于北京遭枪杀。一九○一年清政府根据《辛丑条约》，向德国赔礼道歉，并为克林德在东单牌楼北边立碑。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北京人民将该碑改建为“公理战胜”碑，并迁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建国后改为“保卫和平”牌坊。

　　[5]光起，方言，瞪大的意思。

　　[6]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过五关斩六将，分别是《三国演义》中所说的蜀汉著名将领关羽的兵器、坐骑和战斗故事。

一

武训的歌颂者曾经指摘人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错误”地把“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并且说，武训受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的。经过人们指出武训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正是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农民大革命时代以后，某些歌颂武训的人们还是不甚心悦诚服，理由是那些革命军究竟不是起于武训家乡的，虽在武训家乡打过仗，总是外地人，其没有引起武训注意，还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的调查发现了武训家乡的革命军。他们不是太平军，也不是捻军，而是和捻军有联系的武训家乡的地方性的农民革命军。这种事实，使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一些“历史上的人物”，作为大家判断的根据。有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答复：究竟是谁“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批判武训、蔑视武训的人们呢，还是宣传武训、歌颂武训的人们呢？

二

武训和宋景诗是势不两立的敌对者，武训和杨鸣谦〔３〕或杨树坊〔４〕才是“一文一武”一鼻孔出气的血缘亲属。非常合理，武训和杨鸣谦一同受到了满清王朝褒奖，武训被赐与“乐善好施”奖语，死后宣付国史馆立传。杨鸣谦死后受封为“銮仪卫”，“建立专祠，春秋公祭”，他的后代也获得“世袭云骑尉”的封号。他们不愧为替反动统治者服务，帮助满清王朝，对革命人民执行所谓剿抚兼施政策的两匹忠实的走狗！

三

武训宣传者们高兴歌颂武训的“孝行”和“友爱”，这事我们也作了调查。和这种歌颂相反，武训是一个不孝不友的人。为了不务正业，当流氓，武训早和他的家庭闹翻了。为了变卖地产，又曾和他哥哥大闹。七十九岁的郭继武说：“他娘他哥都没占他的光，他娘死的时候还不是象一条狗一样。”有人说他娘死了他哥叫他回去发丧，他说没有“哭钱”不去，在武训正患财迷病的时候，这可能是事实。群众说，武训把要来的干粮拿去卖给人家喂牲口，却不愿给他的母亲和哥哥吃一口，他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四

武茂林是武训的远房侄孙，一生帮助武训干所谓行乞兴学，结果被杨树坊逼死。武鲁林是武谦的孙子，武克信的儿子，在武训晚年过继武训为孙，被杨家控以“抗不交学租”，县官捉去拷打重伤，放出来，第二天就死了。我们在前面说过武训不顾家，这是他少年和中年的事。到他老年，大约是对杨树坊控制过严不满，同时社会舆论也对他不满，还是请求杨家允许拨出了四十余亩地以作武家祭田的名义交给武鲁林的父亲武克信耕种，同时以每年交租钱十串给学校的条件满足了杨家。此事曾在官厅立了案（见《兴学始末记》，说是四十亩，武金兴告诉我们是四十余亩）。但杨家后来硬夺回去，否认祭田，肯定是学田，派武鲁林送重租，武鲁林出不起，发生争讼，因此人被活活打死，地被夺去。这就是武家“两条人命”的公案。群众对于此事一概同情武家。当武金兴向我们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和他都感觉难过。武金兴沉痛地说：“我们和杨家有仇！”

五

光绪十四年以后武训在堂邑方面所增加的财产是他的私产，并未捐入学校。许谨传就是替武训管理这部分私产的一个人。在武训死后，许谨传的长子许功珏，曾被杨家以“抗不交学租”的罪名关进牢里过。根据这一点，就可知道武训生前没有交出的私产，凡是被地主们知道了的，在武训死后都被地主们以学田名义夺去了。武茂林手中也很可能有这种性质的财产。武训在光绪十四年以前所积的财产是否全部捐给柳林学校，也是可疑的，很可能有一部分未交出而由武茂林管着，武茂林之死可能也和这点有关，不过我们未找到确实证据。许谨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兴学始末记》所载靳鹗秋的呈文里有一段说：“赵郎砦、王二大砦等村，旧有善书会一道（原文如此，疑有误——笔者），武训捐助京钱二百余吊，每年所有零捐不在其内，许谨传等欲为武训立碑，武训不许。每年齐社一次，武训不论有何事故，必亲身到社，并遍阅每年所印善书簿记。又自取各善书若干卷随身携带，到处施放”。这个“善书会一道”看来像是个会门组织，许谨传是个头儿。武训则因出了许多钱，成了这组织的大头儿。由此可知，许谨传也是一个拥护武训那一套，并帮助武训工作的人，是武训的亲信人物之一。他很有些像武茂林，不过他干的是“善书”，不是“兴学”罢了。

六

于殿元诉状中所说的赵一琴，是当时临清的有声望的大绅士，是个举人。武训和于殿元“结拜生死之交”，要赵一琴主盟，赵一琴也肯出面为他们主盟，我们判断是和争夺临清学校管理权一事有关的。武训愿意赵一琴一派辅导于殿元在他死后接管这个学校，而不愿意靳鹗秋一派管这个学校。故靳鹗秋方面的人也不能否认武于结盟赵为主盟一事，而只能说“巧与结盟”。

七

根据上述各种材料，使我们了解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他与鲁西数县的地主特别是大绅士大恶霸相勾结，与县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员相勾结，使自己成为大债主、大地主和大名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训及其流氓兄弟们和地主阶级有矛盾，但在他生前这种矛盾还没有表面化，主要靠了官僚尤其省城官僚方面的维持。武训一死，他的学校先后瓦解，财产被地主霸占侵蚀，他的亲信都被打击。当地群众对于武训是嫌恶的，但对于受打击最惨的他的代理人，例如武茂林，则是寄与同情的。武训的始终不变的形象是行乞，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或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某些思想错误的人们也喜爱这样一个人物，而为之尽力宣扬。这样，就迷惑了许多天真的头脑简单的人们。因此，揭露武训和武训宣传者的真相，就成了必要的工作。

八

在武训死后，在鲁西及别地出现了一批吃武训饭的人。其中一人是临清的号称“武训第二”的王丕显，是一个借兴学发财的学棍，这里不来详说。另一人是堂邑的武金栋。武金栋，堂邑武庄人，是武训的疏族，现年七十八岁，他就是现存的一个活武训。他在武训死后一意学武训，见有钱人就磕头，低眉顺眼，出口成词，到处募捐，很积了一笔钱。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到过南京，为国民党所赏识，捧为法宝。他和我们见面，还是口中念念有词。他对群众的态度很坏，当地群众很不满意他，在土地改革时把他当作了斗争的对象。我们找他谈话，柳林镇的群众很感诧异。他从街上走过的时候，群众指着说：“为啥这家伙又来了！”

九

根据要能作“满篇”八股文章的才能入学这一点看来，“崇贤义塾”的学生入学资格是很高的。因此，教师的资格也很高，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

十

“崇贤义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该塾经班开办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训死的前一年，才设立蒙班，四年以后，即一八九八年以后，这种蒙班就废止了。武训及和他合作的地主们对于设立这种程度较低的蒙班是不感兴趣的。武训及其合作者杨树坊之所以在这四年内开办了蒙班，是因为柳林镇上的商人们表示不满，他们的子弟不能上学，武训和杨树坊才勉强办了个蒙班，敷衍他们一下。在学生的成份方面，经过我们调查，不但经班学生中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也没有，就是蒙班学生中贫苦农民的子弟也很少。

十一

在经济方面，杨树坊想打武训财产的主意。武训这时单在堂邑方面，已集了很大一笔财产，计七千多吊，“义学”一办成就不得不受杨树坊的控制。所以此时杨树坊叫武训办“义学”，武训虽欲不办也不可能了。武训一死，杨家将学校霸为私产，专在财产的掠夺上做文章，学校学生有时少到只有几个人，后来有几年率性停办，毫无意于什么义学不义学，就证明了这点。以上是学校所以办成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时地主阶级也有教育自己子弟的必要。他们利用武训的债利、地租和捐款，就可以为他们的子孙建立一所学校，何乐而不为。《兴学始末记》中说：“堂邑、馆陶与临郡接境，自咸丰甲寅兵燹后，贫家不能读书者较之他郡尤多”（第三十六页）。这里所指的“兵燹”，就是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曾经攻克过这一带好些县城。这里所指的“贫家”，就是地主阶级自己。这样，一方面杨树坊等地主阶级需要办学校，一方面武训已骑在老虎背上，打了三十年招牌，积了七千吊款子，也逼得不能不办，因此武训就替地主阶级、并在地主阶级主持下，办起学校来了。

十二

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的武训，依靠封建统治的势力，剥削、敲诈劳动人民的财富，替地主和商人办成三所学校，这种情形，是合乎封建制度的规律的。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是地主阶级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阶级有政权，有军队，保护这种生产关系。因而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在中国的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了。武训生在满清时代，他甘心为地主阶级服务，以“为贫寒”的口号欺骗农民，而实际上为地主和商人办成了三所学校，这是合乎封建社会的规律的。

十三

我们将武训学校的调查集中在柳林镇，将武训高利贷的调查集中在临清镇。这是因为武训的学校，柳林是典型，而武训的高利贷，则临清是典型。

十四

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训乘人之危从农民手里零星地夺取去的。每张文约上的地亩数，大都只有一、二亩，或二、三亩。我们见到的七十四张文约内，有三十八张，都是三亩以下的数字；十亩以上的，只有五张。武训每次置地的数目如此细小，足证大都是贫苦农民，遇了危急情况，不能生活下去，不得已才把土地卖给武训。武训之成为大地主，是在二十九年内（从他三十岁算起），用各种残酷的方法，逐步地积累起来的。

十五

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

毛泽东修改后还有一信给胡乔木。

乔木同志：

此件请打清样。十。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据手稿刊印。

    注释〔１〕一九五一年复，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十三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根据这次调查的材料由几个人起草、经毛泽东阅改而成的。调查记分作五个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这里的十五段文字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

    〔２〕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３〕杨鸣谦，曾是柳林县民团团长，参加了镇压黑旗军的作战。

    〔４〕杨树坊，杨鸣谦的侄子，继杨鸣谦任柳林县民团团长。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性质不同的大的革命。

　　第一次，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一步。那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一些氏族部落组成的原始社会，他们互相打仗，捉到了俘虏就通通杀掉。奴隶主就不把俘虏杀掉，而是拿俘虏做奴隶，虽然刺瞎他一只眼，或者弄伤他一只手，但总还是要让他做工。是把人杀掉好呢，还是不杀掉让他做工好呢?还是奴隶制好，奴隶制可以积累财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很低，奴隶制就大进一步。现在一讲奴隶制，人们就觉得它很坏，其实奴隶制的产生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这次革命，在中国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不决，有人说西周就是封建社会了。我想，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可以不去作结论。我个人是比较相信郭沫若[2]副总理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封建制的主张的。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3]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4]。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总之，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发生了大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从那时起，开始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收租。大概是在鲁宣公时代“初税亩”[5]，第一次开始收地租。鲁哀公还说过什么“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6]，彻，即十分之一。可见当时收地租大概是收百分之二十左右。这证明当时的社会制度已经开始变革，不再是实行井田制，而是采用收土地税的办法了。过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这个时候是搞私有了。私有制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历史有五十万年[8]，但其中四十九万五千年就不懂得私有制这一条，因而没有进到文明社会。

　　第三次，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在中国，就是辛亥革命。

　　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9]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10]。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11]。当时程潜[12]先生就参加了，他是师长，虽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地位比我高。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13]。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做了批评，现在我们就不能批评吗?

　　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圣人?要说是圣人嘛，圣人就多得很；要说不是圣人嘛，我看圣人也就一个没有。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比如当主席，说十句话错了六句，错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写文章，总是改来改去，如果不错，何必改呢?做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错误。过去我到过上海，上海那个地方很复杂，我经常走错路，总是犯错误。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一个人总是会有许多缺点的。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当然，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艾德礼[14]等人面前，还是可以“摆摆架子”的，但靠摆架子吃饭就不好了。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15]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16]。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在第三十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我曾经提到《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过。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比如，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采取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但是列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采取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比较好。可见恩格斯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曾经说过，英国的革命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并且估计英国革命将会早日到来。马克思、恩格斯都很想革命快点胜利，但实际上革命却总是没有胜利，又有什么办法。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我在上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还说过，不要造成偶像，就是不要说谁不能批评，而要说可以批评，但批评要正确，对于批评要分析。

　　以上是我贡献给大家的一点意见，是否妥当，请诸位考虑。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的讲话。

[2]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3]孔夫子，即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名丘，字仲尼，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4]见《孟子·滕文公下》。原文是：“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5]见《春秋·鲁宣公十五年》。鲁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九四年。

[6]见《论语·颜渊》。

[7]见《诗经·小雅·北山》。

[8]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二百万年。

[9]戊戌变法，又称戊戌维新，指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发生的变法维新运动。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这个运动缺乏人民群众的基础，又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变法三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六人，变法遭到失败。

[10]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见本卷第330页注[3]。

[11]指当时通用的银元。

[12]程潜，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武昌龟山炮兵阵地指挥，后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湖南军事厅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合，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

[14]艾德礼（一八八三——一九六七），英国前首相。当时任英国工党领袖。

[15]董仲舒（公元前一九七——前一○四），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北）人。西汉思想家，是孔子学派在西汉的主要代表。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

[16]见《汉书·金日磾传》。　　

来源：乌有之乡转载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原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1页，转自东方红网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70期14版“军事学”文章之一。

　　毛泽东摒弃了克劳塞维茨超阶级的政治观，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观及其关于一般与特殊关系的原理，深化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达到克劳塞维茨从未达到的认识高度。

　　克劳塞维茨之名著《战争论》是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奠基作。毛泽东对《战争论》做过专门的研究，并批判、汲取和发展了其中的某些重要论点，使之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

　　专门研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据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时的一本读书日记记载，他曾于1938年3月18日至4月1日，时断时续地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毛泽东写道： “十八日开始看克劳塞维资（应为“茨”）的战争论，P1—19序言及目录，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从P24起，本日看完第一章，至P55止。”从记载看，毛泽东拿到《战争论》的第一天，就读了该书的序言、目录和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的第一章“什么叫做战争”，并一气读了55页。

　　又据莫文骅回忆，毛泽东曾在延安凤凰山自己的住处，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参加“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的有萧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叶子龙等人。《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十一二点钟。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当时延安学术界还掀起过翻译和评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高潮。

　　从新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也可看到，毛泽东自己多次谈到他研究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如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说：“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是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他到陕北后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率领的越南友好代表团时说，1936年，为了到红军大学讲中国革命战略问题，“我看了国民党的军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主要是总结中国十年内战的经验”。

　　批判地汲取克氏战争学说的合理成分

　　毛泽东对《战争论》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对其中某些重要观点也作了批判汲取和改造发展。

　　其一，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述作了吸收和深化。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第一篇第一章和第八篇第六章，尤其是后者，较为系统地阐述其关于“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列宁在读《战争论》的笔记中，曾把第八篇第六章称之为整个《战争论》中“最重要的一章”，在《第二国际的破产》等著作中，高度评介并多次引用这一经典命题。毛泽东则运用共性和个性的哲学原理进一步深化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阐明了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的原理。他深刻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也就是说，在战争与政治这个矛盾统一体中，政治属于共性的范畴，战争属于个性的范畴。要深刻认识作为个性的战争，必须先在共性的范围内，从战争与其他各种社会现象的联系中考察和研究战争。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虽然同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都有广泛的联系，但其中最本质的联系则是政治。从作为共性的政治普遍存在于战争个性的意义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

　　毛泽东还阐明了战争是解决阶级、民族、国家、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的原理。他指出：“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这就是说，战争不同于阶级斗争的一般形式，而是阶级斗争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最高形式；战争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是一定阶级用以解决某种政治矛盾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当各阶级在相互斗争中，采用经济、文化和外交等非暴力的斗争形式和手段，已不能解决阶级矛盾或不足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时，便诉诸武力，由此导致战争。对此，毛泽东精辟概括道：“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总之，毛泽东摒弃了克劳塞维茨超阶级的政治观，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观及其关于一般与特殊关系的原理，深化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达到克劳塞维茨从未达到的认识高度。

　　其二，对“消灭敌人军队保存自己军队”的战争目的作了补充和发展。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目的“并不仅仅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而且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即消灭敌人的军队。他还认为，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毛泽东对克劳塞维茨关于使敌人无力抵抗的阐释表示同意，他指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同时，毛泽东改造了克劳塞维茨把消灭敌人作为唯一目的的论述，明确指出，“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并进而阐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毛泽东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战争目的的层次，再度科学抽象为战争的军事本质，进而补充了克劳塞维茨战争定义中缺少的一个重要本质，深刻揭示了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作为“军事上的第一要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从而丰富了战争本质论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问题，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显然，毛泽东的论述较之克劳塞维茨的相关论述更辩证也更深刻。

　　其三，对战争“盖然性”问题作了改造和发展。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具有盖然性的特性，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和偶然性增加了战争认识的难度。但他又过分夸大了战争的不确实性和偶然性，并认为，如果战争的盖然性再加上偶然性这个要素，战争就成为赌博了，得出“战争是以可能性、盖然性、幸运和不幸运的赌博为基础”的错误结论。

　　与之相反，毛泽东则通过把握战争的不确实性与确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阐明了战争规律的可知性，得出了与克劳塞维茨截然不同的结论。毛泽东指出：“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毛泽东还进一步从区分战争绝对确实性和相对确实性的意义上指出：“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即是说，战争之计划将随战争的发展、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部分改变是常有的，全部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虽有更大的固定程度，但也须随着战争向新的阶段的推移而改变。这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及实际的运用之妙。可见，毛泽东通过批判改造克劳塞维茨所谓战争“盖然性”理论，把战争的不确实性与确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最大限度地辩证统一起来了，从而科学地解决了战争的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夏征难 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二】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三】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四】

　　如果我们麻痹睡大觉，自以为是，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取政权，资本主义复辟。马克思主义不克服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克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进行复辟，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

——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团长、副团长和主要成员时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

【五】

　　从去年起，我们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抓一下，不然，就很不好搞。有旧的资产阶级残余存在，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做投机生意的，贪污的等等。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如果现在不整，再过十几年，中国会出修正主义。

——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等的谈话（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六】

　　如果政策不对，不管你的名称叫共产党也好，叫什么党也好，总是要失败的。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有一大批被修正主义领导人控制着。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共产党，现在分成两种共产党，一种是修正主义共产党，一种是马列主义共产党。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七】

　　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关于《触詟说赵太后》（一九六七年四月）

【八】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九】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予老百姓，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毛主席与毛远新谈批孔

【十】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的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一

　　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经有关领导同意，决定创办一份《诗刊》杂志。这份杂志，由诗人臧克家担任主编，徐迟、严辰任副主编。在组稿过程中，大家都希望能够在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的诗作，可不知能否获得毛泽东的同意。当时，在一些文章的引用中，以及群众抄录的文字里，都有毛泽东诗词在流传，可是，由于大都并非正式发表，辗转传抄间，字词，甚至句子，都有不能统一之处。当时《诗刊》编辑部，就陆续收集了毛泽东的八首诗词。他们便想请毛泽东订正，并希望能得到毛泽东将这些诗词在《诗刊》正式发表的允诺。

　　可是，想来想去，大家都觉得这事大不容易。毛泽东当时的忙，可想而知；同时与《诗刊》同仁并没有什么特别交往。此时冒昧相求，大约不会得到什么回音的。可随着创刊号发行日子的临近，这样的愿望倒更加强烈起来。身为副主编的徐迟，曾对大家说，要想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大家一起来动脑筋，想出一句话，告诉毛主席。这句话必须是他一听就可以立即答允给我们他的诗词的。只要想出这一句话，只许一句话！

　　徐迟这样说，大家以为笑谈。要想用一句话来打动深通文字的毛泽东，太难，甚至不可能。于是，大家便不去想它。可是，有一位诗人却注意到徐迟的提示，他并没有将此作为笑谈，而是认认真真开始想这样一句话。他就是著名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家，诗人冯至。

　　冯至当时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他是《诗刊》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主张发表毛泽东诗词的倡导者。听到徐迟的想法，他便开始了认真琢磨。当年11月，徐迟又一次去了北京大学燕南园，在冯至家里闲聊。聊过一个上午，又在冯家吃午饭。说着说着，又扯到给毛泽东写征诗稿函的事。这时，冯至突然冒出一句话来，是他想的徐迟需要的话。徐迟一听，跳了起来，大叫：“就是这句！”

　　回到编辑部，徐迟迅即以他诗人的激情，以冯至的这句话为骨干，完成了一封致毛泽东的既亲切真挚，又强烈表达意愿的征求诗稿信函：

亲爱的毛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明年元月份创办《诗刊》，想来您喜欢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您是一向关心诗歌，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全世界最爱戴的诗人。

　　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给我们一些支持。

　　我们希望在创刊号上，发表您的八首诗词。那八首大都已译成各种外国文字，印在他们的《中国诗选》的卷首。那八首在国内更是广泛流传。但是因为没有公开发表过，群众互相抄诵，以至文句上颇有出入。有的同志建议我们：要让这些诗流传，莫如请求作者允许发表一个定稿。

　　其次，我们希望您能将外边还没有流传的旧作或新诗寄给我们。那对我们的诗坛，将是一件盛事；对我们诗人，将是极大的鼓舞。

　　我们深深感到《诗刊》的任务，美丽而又重大；迫切的希望您多给帮助；静下来要听您的声音和您的吟咏。

　　信写好之后，大家传看，均感满意。主编臧克家亲自用毛笔将信抄录一过（一说是由编委吕剑“以清丽隽秀的小楷誊抄一过”），并署下自己的名字；副主编徐迟、严辰及田间、艾青、袁水拍、沙鸥等其他编委，也都一一签名。当时的落款时间，是1956年11月21日。

二

　　信函发出时，附上了收集来的《沁园春·雪》等八首诗词。大家都怀着企盼的心情等待着。可是，到了年底仍没有复音。因为准备1957年1月创刊，《诗刊》已经准备发排了。新年元旦刚过，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打来电话。当天正好徐迟值班，田家英说：“你们给主席的信，收到了。主席问什么时间发稿？”徐迟高兴地回答：“万事俱备，只等毛主席诗词了。毛主席诗词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田家英没有说具体时间，只说主席同意发表。徐迟听说后，异常兴奋，他立即打电话告诉臧克家，臧克家当然也很兴奋。元月12日，《诗刊》编辑部又接到电话，说中共中央有重要信函送来，让负责人在编辑部等候。一会儿，文联总收发室打来电话，说中共中央急件送到。正在等候的刘钦贤立即跑去取回。编辑部当时徐迟在，接过信函，拆开来，毛泽东的一封信和诗词稿，呈现在眼前。《诗刊》寄去的八首诗词，毛泽东认真作了校订，此外，他还将各个时期的诗词作品，添加了十首。这样，数量就大大超出了《诗刊》同仁的期望，成了十八首。这且不说，毛泽东还有一封亲笔信，也同时寄到：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对诗词的兴趣，不仅满足于书面。过了两天，元月14日，臧克家又接到《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也是《诗刊》编委的袁水拍的电话：“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作为《诗刊》主编，臧克家获得了受到领袖接见的殊荣。到了中南海颐年堂后，毛泽东与他们谈了许多。当然，主要的，是谈诗词。后来许久臧克家还记得，毛泽东说到了李白杜甫。对杜甫，毛泽东虽然肯定，但却更欣赏李白。这当然与毛泽东的浪漫气质相关。毛泽东还提到了臧克家的山东同乡，明代的诗人李攀龙。可惜，臧克家没有读过这位诗人的作品，所以无从应对。

　　现代诗人，毛泽东提到了王统照、汪静之、陈梦家……对新诗，毛泽东评论说，新诗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对旧体诗，毛泽东以为，《诗经》以四言为主体，后来由四言发展为五言，现在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个拍子，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是时代的需要。要在民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看来，毛泽东对旧体诗更感兴趣一些。

　　接下来，毛泽东转过话头，对臧克家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的文章，我读过了。臧克家便趁机将自己对“咏雪”理解中的疑难提了出来：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样理解为好？毛泽东反问：“你看应该怎样？”臧克家说：改成“蜡”字好一些，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就可以相对了。毛泽东略略一想，对臧克家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后来正式发表时，这个字便顺遂了臧克家的建议改了过来。

　　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连印刷《诗刊》需要的纸张也不足。臧克家便当面向毛泽东提了这个问题：“文化部负责人说纸张困难，我们一再要求，只答应印一万份。太少了。”毛泽东问：“你看印多少好？”臧克家回答：“五万份。”毛泽东想一想，便拍板说：“好！我答应你们，印五万份。”后来臧克家认为，这说明毛泽东着眼不仅在纸张，而是充分估计了诗歌的意义和影响。

三

　　随之而来的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刊载有毛泽东十八首诗词的《诗刊》创刊号，一问世便在群众中形成了排队争购的场面。由于毛泽东发表的全是旧体诗词，也引起了社会上一些喜爱古典诗词的旧文化人的兴味。一时间，旧体诗词的创作，也形成一种特别的风气。当然，以郭沫若、臧克家、张光年等人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文章，也充斥着多种报刊的版面。渐渐，以诗歌来表达社会状态和精神状态，也就成了一种潮流。1958年社会“大跃进”，诗歌也大大发挥了其夸张想象之功能，成了一种其他文体难以表达的代言。从略远处望去，与当时领袖对诗歌的倡导，不能不说有极大关系。

　　历史的行走，有时是很难预料的。从毛泽东发表这十八首诗词来看，它的得以面世，与《诗刊》编辑部同仁的愿望有关系，自然，徐迟写的这封充满真挚情感的信函功不可没。在徐迟自己看去，却又与冯至先生的一句精彩的，使毛泽东一听而被触动的话相关联：“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请想想，哪位诗人听到这样的话能不心动？不愿立即将自己的诗词作品奉献出来？所以，冯至先生逝世后，诗人徐迟写了一则短文《悼冯至》，其中还特别说：

　　“是的，正是冯先生，想出了这一句巧妙的话。智慧之神通过他说出了这一句话来了。”这句话，表面看去，似乎并不多么特异，按徐迟说法：“这句话，我过去讲过，那样聪明的话呵！过去我说了，但并没有多少反应。我很奇怪，我们对于智慧怎么能无动于衷！”

　　对这句话的作用，徐迟甚至这样估价：“反正是确有这回事。一句话，换回来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和《毛主席的一封信》。”不过，从实际估量，当然并非冯至的这一句话，还有徐迟的妙笔成章，还有《诗刊》同仁的热望……可是，让人惊异的，这后来的一切，都实在因为这一句话的引发。一切事物，历史发生、发展，均需有契机，冯至先生这句话，应当视为这件大事的契机才恰当。

发表在《诗刊》创刊号上的毛泽东书信手迹

　诗刊创刊号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其实，这是上一个世纪——红色的二十世纪留给今天中国最伟大的文化遗产。无论后人如何评价，毛泽东都是20世纪中国给世界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没有踏入非洲、拉丁美洲一步，但毛泽东思想却在这些地方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毛泽东著作有组织的出版和有系统、有计划的发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1978年的29年时间，是新中国以突破当时外部世界“政治、经济封锁”为目标的而进行的有组织、有系统、有步骤的文化输出时期。当时的亚（现中东地区）、非、拉是侧重点，新中国成为这些地区一些国家、地区争取民族独立的榜样，因此蕴含“中国经验”的毛泽东著作首当其冲成为中国图书输出的大宗产品。据方厚枢先生的《毛泽东出版纪事》记载，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即组建国际新闻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等机构专门承担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外文版的工作，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国际书店（今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承担专业对外发行工作，并由中央直接领导。中国国际书店自1952年至1967年9月止，共对外发行毛泽东著作11624171册；截至1967年10月止，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共853种，其中《选集》48种，单篇本、文集、汇编本、语录等805种。有54个国家与地区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有39个国家与地区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诗词》；有20个国家以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语录》，共有35种版本。毛泽东著作成为20世纪中国出版最多、发行量最大的图书。

　　半个世纪的文化传播结出了丰富的果实。毛泽东著作曾经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很畅销，许多国家的普通人都知道毛泽东这个名字。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思想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摆脱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经济自给的理论之一。应该说，毛泽东著作的对外传播，是自明末西方传教士传播中国文化开始至今，近400多年间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历史中主动传播的第一次。今天重新回顾那并不久远的一段历史，总结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二十一世纪中国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还要建成文化大国的路径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中苏两党蜜月期，斯大林首先提出翻译《毛泽东选集》

　　把毛泽东思想向世界传播，早在二十世纪的2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还是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1927年5月27日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就用俄文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48年斯大林提出要翻译《毛泽东选集》，并派出理论家尤金来到中国。中国由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师哲组织负责中文译成俄文工作。在编译的过程中，尤金向斯大林推荐了《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斯大林最早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便交给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该刊在1950年12月（总23期）发表，同年12月23日，《真理报》全文转载（史料见马祖毅的《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第97——98页）。此后，毛泽东的其他著作逐步被介绍到苏联，当时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就是中苏关系处于兄弟加同志的时期，因此斯大林提出翻译中共领导人著作，并不稀奇。

　　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英文版《毛选》，首印1万2千册

　　有组织的大规模向外发行毛泽东著作，是在属于建国以后。据方厚枢先生《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中记载，在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国际新闻局即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当时师哲任外文出版社社长，第一本是用英、法、德、印度尼西亚、阿拉伯文出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在刚刚组建不久的专门对外机构——中国国际书店，1950年的工作任务中就提出，中国要“输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介绍到外国去，特别要介绍给东西方被压迫民族”。经刘少奇批准，1953年5月25日中国国际书店经理邵公文与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代表汤姆斯·罗素签订在英国出版《毛泽东选集》英文本的协议，这是中国建国后第一本委托翻译出版的书籍。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是英国共产党所属的出版社，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毛泽东著作的主要发行对象就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左派团体等书店和会员。

　　协议议定，中国国际书店（甲方）将《毛泽东选集》的正式英译本在英国出版与普遍发行的全部权利赋予劳伦斯出版公司（乙方）。双方同意，《毛泽东选集》英文本卷数及各卷内容与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保持一致。乙方负责制作各卷初版纸型，其所有权在合同有效期满后仍归甲方。乙方交付甲方的版权税，按销售册数的每本零售价10％计算。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期满后经双方同意可续订。

　　劳伦斯出版公司在英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英文本(1—3卷)分为4册，于1956年出版后，第1版印12000册，主要面向欧洲大陆以及英语国家发行。此后该出版公司一直下设“中国书店”，发行各种中国杂志和图书，如12种文版的《中国画报》，在1957年能够每期发行26万册，英、法、日三种文版的《人民中国》能够每期发行6万册，英文版《中国建设》每期发行59000册，与中国合作长达三十年时间。

　　1952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曾在日本发行30万册

　　在近邻日本，与刚刚组建的新中国一直保持联系的是日本共产党等左翼组织。据马祖毅的《汉籍外译史》记载，日本在1952年就陆续出版了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3卷，其中单行本《实践论》《矛盾论》印数达到30万册。1957年《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后，同年8月日本的《中央公论》就刊载了由亚细亚通讯社翻译、竹内实校阅的全文。

　　日本共产党等左翼组织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编译委员会”，在1962年6月以上、下册出版了日文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7000册首印，仅一个月时间便抢购一空。从1970年到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毛泽东集》，总共收录了毛泽东1907年至1949年10月1日著作427篇，以后又以《补卷》、《别卷》收集了《毛泽东集》以外毛泽东少年时代到1949年出版的文章、著作500多篇。这套庞大的文献资料，一直到1986年由日本苍苍出版社出版，20卷，收入毛泽东文稿1132篇，计3659页，约349万7千字，是外国学者编辑收篇最多、编辑最系统的一个版本。

　　伊拉克、叙利亚分别出版阿拉伯文版《毛选》，畅销中东地区

　　改革开放之后的1989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曾经专门组织一些文章回忆录，来纪念中国国际书店成立40周年。屠琳芳、景连如两位同志曾长期从事中东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据两位回忆文章记载（见《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40周年纪念文集》第69页），中国图书尤其是毛泽东著作在中东地区的发行，经过1952——1954年的初创期，从1955——1961开始起步，到1962——1966年有了大步发展。可以说，六、七十年代是最辉煌期。

　　经销量最大的是伊拉克的巴格达出版社、莫珊那书店，其中莫珊那书店是伊拉克历史最悠久的书店。当时伊拉克政府积极谋求摆脱西方控制，因此大量需求中国取得独立胜利的经验，他们组织学者翻译、选译毛泽东的一些著作，1958年的发行量为9万册，到1959年达到33万册，1955——1961年累计发行超过50多万册。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出版社，经理艾迪卜·东巴基三次访问中国，组织学者翻译阿拉伯文版《毛泽东选集》1-3卷，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多种，此外还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几种图书，并把中国图书发行到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合作长达三十多年，迄今仍是中国图书在阿拉伯地区的转运中心。

　　埃及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环球书店等此间也积极发行中国图书，尤其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国坚定地站在埃及一边，支持埃及收回运河主权，因此带动中国出版物在埃及的巨大增长，从1955年的不足1000册，到了1957年就猛增到21万册。

　　但不久后的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组成阿联，由于阿联当局在国内掀起反共浪潮，毛泽东著作的发行受到限制和禁止。两个地区扣留《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书的阿、英、法三种文版6000册，曾长期经销中国图书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被查封，负责人被捕。此时黎巴嫩长期从事中国图书的法拉比书店也大量退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著作成为非洲大陆的“超级畅销书”

　　据《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 周年大事记》记载，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许多国家自觉把中国当作取得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榜样，学习中国的经验成为许多非洲政治家的首选，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在非洲最大。1960年，中央外事小组在制定外宣工作规划进一步提出：为了适应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要大大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泽东选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推广发行。1962年在《关于改进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把以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确定为基本政策，“通过发行书刊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出口总方针是配合国际革命运动的发展，经常地、系统地、千方百计地而又稳步地向全世界特别是亚非拉地区发行我国书刊，首先是外文书刊，以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政治性书刊为主”（资料详见《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大事记》第47页、58页）。因此，到了六十年代后期，中国国际书店发行国家名单中大量增加了非洲大陆国家：

　　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塞拉利昂、苏丹、索马里、象牙海岸、乌干达、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摩洛哥、加纳、贝宁、马达加斯加、索马里、尼日尔等国家和地区，几乎包含了整个非洲大陆。

　　其中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几个国家曾由政府领导人发出号召，向中国人民学习，学习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因此，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国家大受欢迎，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实践论》、《矛盾论》在一些国家几乎人手一册。

　　马达加斯加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学校成批购买；一些学校经常开办中国问题讲座。毛泽东著作60年代在非洲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贝宁的一些国营公司还曾在1975——1978年三年间订购中国图书20多万册，主要用于干部教育和学习用的政治书籍。

　　最为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亚，一切向中国学习是政府当时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订购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其中大量是毛泽东的著作。该国的人民书店曾来信称：“你们的图书，像刚出炉的面包，供不应求……”。其中“埃塞俄比亚图书文具店”长期以来是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代理商，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后。1986、1987两年间，仍然订购《邓小平选集》、《周恩来传略》《了解中国》等图书54万多册。

　　加纳政府在恩克·鲁玛执政时期，曾大力向中国学习，并由“人民书店”、“星书刊社”、“党书店”等单位常年销售中国图书和毛泽东著作。据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统计，1962——1966年五年间，中国书刊在加纳的发行量为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此时的毛泽东著作，在非洲大陆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

　　中国与非洲大陆的文化交流，在六七十年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图书从此开始进入主流市场，这些都是值得今天的中国文化专业机构充分利用的发行网络。如埃及的“金字塔报发行公司”、阿尔及利亚的“报刊图书发行公司”、摩洛哥的“谢里夫报刊发行公司”、“突尼斯报刊发行公司”，坦桑尼亚的“每日新闻发行公司”、尼日利亚的“贝鲁大学书店”、加纳的“加纳大学书店”、塞内加尔的“塞内加尔报刊发行公司”、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图书唱片公司”、喀麦隆的“喀麦隆报刊发行公司”、马达加斯加的“马达加斯加报刊发行公司”等大型国营公司成为中国图书的经销商。一些骨干发行书店，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如埃及的“瓦依世界书店”、马达加斯加的“东方书店”、“综合书店”、毛里求斯的“学生书店”、埃塞俄比亚的图书文具店、加纳的“莱西翁公司”、尼日利亚的“柯达书店”、乌干达的“米梯亚纳书业中心”、坦桑尼亚的“友谊书店”、“卡塞书店”等。这些书店的经理、负责人都是多次访问中国，并成为中国人的忠实朋友。

　　新中国在非洲大陆有组织、有系统、有步骤地文化传播至今已经结出丰富的果实。在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国家，到处可见“毛泽东大街”、“毛泽东大桥”、“毛泽东村”的命名；在埃塞俄比亚，普通司机知道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孔子和毛泽东；卢旺达的国家电台曾常年向全国人民教“汉语问候语”；在刚果（金），街道上的青年人看到中国人就喊“中国，毛主席”；南非总统姆贝基在一些演讲中，经常引用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论断表述自己的观点。最为重要的是，时隔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时一大批看着中国图书、画报的青年学生已经成长起来，成为这个年轻大陆的主宰者。

　　1982年，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在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举办博览会时，中国图书展台前经常有一些大人领着孩子前来询问一些当时国内也少见的图书，如《狼牙山五壮士》《海娃的故事》等等，工作人员很奇怪，问到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书的，这些大人告诉说：他们小时候经常看这些书，还读过很多中国画报和其他中国书，并当场背诵出一段毛主席语录证明对中国的了解。

　　2003年12月26日，前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面对前来采访他的新华社记者，拿出了一张珍藏多年的照片，那是1969年，年仅27岁的萨利姆出任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他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国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是我一生中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从1970年到1980年，身为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大使，萨利姆为争取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尽了自己的力量。他还指着书柜中全套的《毛泽东选集》说到：毛泽东本人从未到过非洲，可许多非洲兄弟都知道他的名字，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已融进了中国援助非洲人员的行动中。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的指导和中国在经济上的无私援助，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获得国家独立和经济自给的道路上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多的牺牲，走更多的弯路，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2006年，在北京成功举行48个非洲国家元首参加的中非合作论坛，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继承“红色世纪”留在非洲大陆文化遗产的开始，但相比上一代中国人在深耕播种所期望的，显然还仅仅是开始。在拉丁美洲，读着毛泽东著作而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人，包括现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王文秀曾经是中国国际书店专门负责拉丁美洲发行工作的老员工，她在中国国际书店成立40 周年的回忆文章中总结到（《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史论集》第94页）：毛泽东著作在拉美地区发行推广，与非洲相近，大体也经历了1952—1961年的初创期、1962—1976年的发展期、1977—1988年的调整期。

　　在初创期，主要是借助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左派书店来合作，如在巴西有共产党所办的胜利出版社、旗帜书店，还有对华友好的法罗比书店、文化交流社等。其中胜利出版社曾组织翻译过葡萄牙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等政治图书。旗帜书店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2500册，是巴西发行最多的一家。

　　在阿根廷，阿根廷共产党创办的劳太罗出版社、迪尔普莱书店发行最多。迪尔普莱书店也是阿根廷经销中国图书、期刊最多的一家，图书每种3000册，《人民画报》每期3000份。墨西哥共产党创办的人民文化基金社和图书代办社，曾大量发行毛泽东著作，每种订货都在1000册以上，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2000份，并积极向厄瓜多尔、波多黎各、秘鲁等转口。

　　乌拉圭共产党所创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曾翻译出版西班牙文版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外还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哲学史》、《春蚕集》、《李有才板话》。毛泽东著作每种订货基本在1000册以上，每期发行《人民画报》1100册，儿童读物2500册。

　　在古巴，1959年推翻独裁政权后，古巴人民社会党所办的古巴书店、新民主同盟所办的光华书店，都积极发行毛泽东著作，由每种2000册至5000册不等，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由每期的2000份，到1961年的5000份，不久增加到10000份。《北京周报》西班牙文版创刊后，也曾发行到5000份每期。此一时期是中国书刊在古巴发行的鼎盛时期，1961年在哈瓦那曾举办“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

　　1962—1976年，中国图书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发行有过很大的起伏，此段历史时期历经中苏关系破裂、中古关系冷淡，尤其是智利、乌拉圭等国发生军事政变，但由于初创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拉美地区的发行仍然取得一些新进展。比如在墨西哥，六十年代主要依靠里纳书店和美洲发行社发行中国书刊。美洲发行社是墨西哥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埃梅里·乌洛来所办，在1967年访华时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到了在七十年代上半期，墨中友协和国际补偿公司成为发行毛泽东著作主力，每次订购数量均超过万册，1974年进口中国图书20多万册，其中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8万册。1975年又曾经提出订购30万册，其中《毛主席语录》10万册。

　　在哥伦比亚，主要是从哥伦比亚共产党退出后另组建的党派所办书店经营。如克拉维尔公司，就是工学农运动领导人阿培亚在1963年4月访华后所建。到了七十年代，发行力量由左翼革命运动组织和由加米洛神父命名的革命组织来担任，由于正值哥伦比亚独立运动期间，各种革命党派、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迅速增长，从首都、省会到偏僻乡村，纷纷来信，要求订购毛泽东著作和各种政治小册子，各类图书由1967年6万多册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册，期刊由1967年的30多万份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份。

　　在智利，六十年代初期，由智利共产党分离出来的斯巴达克派与中国国际书店取得联系，大量发行中国图书。1970年，社会党人阿连德当选总统，当时智利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智革共、社会党、激进党、左派革命运动等党派纷纷创办书店，一些工人、教师甚至农民都要求发行中国图书。因此，1971年期刊批发量每期达到15125份，订户达到30600份，图书总量为258280册。可惜不久，阿联德政府被推翻，中国书刊遭到查封，一些代销人流亡到国外。

　　在秘鲁，主要是在1972年胡安贝拉斯科总统取消对华图书禁令以后，中国图书取得长足进展。秘中文协、第三世界出版社、安泰书店、“我们的美洲书店”是中国图书的长期经销户。其中“我们的美洲书店”曾大利翻印毛泽东著作，《人民画报》每期3000份，《中国建设》每期2000份，《北京周报》每期1500份，是秘鲁销售最多的一家书店。

　　在委内瑞拉，1970年曾在中国新华社工作期满的西班牙文专家维克多．奥乔亚，回国后与人合办东风股份公司，下设东风书店，专销中国书刊，1975年又开设东风画廊经营中国艺术品。奥乔亚积极发行，曾经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达到4000份，《北京周报》3000份，《中国建设》每期2000份。1972年、1975年两次访华，得到中国国际图书公司的支持。时光转到在1992年，根据马祖毅教授的《汉籍外译史》记载，阿根廷一家书店自发翻印西班牙版《毛泽东选集》两卷本，面向拉美各国发行，结果很多书店供不应求，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就销售1000部之多。委内瑞拉仅有600万人口，而且文盲极多，这样一个销量，应该是畅销书的纪录了。

　　与非洲不同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拉美地区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思想文化输出，表面看来成果不大，比如至今与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有合作的文化书店屈指可数，如哥伦比亚的“新时代书店”、“新文化书店”、“新书书店”；秘鲁有“我们的美洲书店”、“安泰书店”、“拍卖书店”等极少数。但从长远来看，读着毛泽东著作而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人都成为这个地区的主流，包括今天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据查韦斯总统亲自主持的委内瑞拉电视台“您好，总统”电视节目资料显示，查韦斯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他推崇毛泽东关于军民关系的理论，在不同场合提起“军民鱼水情”、“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以及“人民战争”等话语。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能说出毛主席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这表明六七十年代有规模有计划的毛泽东著作出版发行，已经打下了深厚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基础。

　　红色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毛泽东著作在世界的发行与传播，今天看来，这是新中国建国后有组织的向世界其它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地区首次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更是自明末以来至今400多年历史上主动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第一次。文化输出过程中尽管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浓厚的“反帝”“革命”特征曾带来一些负面作用。毛泽东在1968年就两次批示纠正这种现象：“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的太多，不应说的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是强加于人的印象”，“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40周年大事记》，第101——102页）。当时对非洲、拉丁美洲的大量文化产品输出，有相当比例是非贸易形式，即便是一些贸易销售，记账式销售也占有很大的分量等等。今天看来尽管存在着许多不足，一些经验和做法也值得深入探讨。但新中国在遥远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依然给当代中国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首先是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专业机构开辟了一个遍布世界的中国文化产品发行网络，其次是培育了一大批中国文化的潜在读者群，再次是如此大规模的专业发行，为今天正在逐步走向世界的专业文化出版机构积累了宝贵的对外传播经验。然而最为主要的是，从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至今，30多年已经过去了，当时的一些青年学生已经成长为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中流砥柱，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地区的巨大影响，都是“红色世纪”留给今天中国的一笔巨大文化遗产，如何继承并为当代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服务，显然不是石油、矿山等能源合作合作那样简单，这是摆在今天新一代中国人面前的政治大课题。

（本文发表在《南风窗》2009年2期，发表时有删节）

　　那么，历朝历代，何尝不是善用此术呢？

　　以下毛主席的讲话，皆出自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属官方资料。笔者去图书馆查阅时，发现其厚厚如砖头，两大本（上下两部）。我刚读完几页就有了疑问，这样违背“历史”的毛主席讲话，官方怎么敢公开出版呢？我想了一下就明白了政治家的思路：这样两部砖头，有谁会去读呢？放心吧！中国人是不读书的，读书也只读教科书；等到他们明白过来时，一切改造的事业都已经完成！

　　现仅从笔者所阅读过的部分摘抄几段，共飨如下：

　　1.“—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2.“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对调查中发现“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的浮夸风现象的批评）

　　3.“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对“共产风”现象的批评）

　　4.“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1958年11月）

　　5.“经济学家很‘左’，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标准各不一样。有和尚标准，恩格斯要吃油、吃肉……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指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教授参观徐水大学，一看一月发五元，每天吃不到两合前门牌，你叫优越性？……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1958年11月对“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批评）

　　6.“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与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没有。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完全正确（第十三页）。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同上）

　　7.“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

　　8.“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为此需减少劳动时间，六小时至五小时劳动，再是要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多面手。“自由就业”，我不大懂。学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开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没饭吃。三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四要提高工资，至少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增加工资的办法是增加货币工资，特别需要的是降低物价。” （1958年毛泽东谈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之三）

　　9.“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10.“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同上）

　　11. 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研究了一九一八年苏联办公社的章程，这个章程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这两点我们都考虑到了，比如我们的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决议里面了。”（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话纪要， 1959年10月4日。）

　　12.在中国的条件下不搞公社不行。中国有很多天灾，每年都有，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就不能抵抗灾害。成立公社后，过去不能利用的资源，现在也能利用了。公社可以办相当大的中型水库，过去不能办的工厂、学校、托儿所等现在也能兴办了。（毛泽东同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4日。）

　　13.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六亿人民，一千三百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体现文件的通俗性例子：

　　1959.5.6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

　　14. “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1959年4月26日毛泽东对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的批语）

　　15. “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不得要领，不过瘾。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工作(重点还在去年)……总要有一种希望。我们是希望团结，还是希望分裂呢?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这个命运，我们应该团结。”（1959年8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

　　16.“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簿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案上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海瑞，左派海瑞。”

　　《毛泽东传》（下）：中间派对“前三十年”的良心评价：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那一年旱情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中共领导者们如何关心水利和水土保持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的广大农民为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多大的代价，今天当人们享受着当年大修水利带来的好处时，不应当忘记他们。

　　编者按：凡敌人赞颂其敌方的话，不会假；凡地方批评和反对其敌方的话，不会真。

　　毛主席说：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敌人的朋友是敌人——战略上就是这样。

　　17. “他（杜勒斯）说：‘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王稼祥同华东地区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59年11月12日）

　　中间派评论此事：

　　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首倡者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但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了极端。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18.“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十年能够解决就好了。此仗三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十个冬春能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三万五千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一万五千公里，平均每年五千，那就很好了……刚才所讲的，不是泄气促退，而是大跃进，促进派，真正留有余地，更好地大跃进。劲一定要鼓，但是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19.1959年12月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毛泽东列举了“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从一九四五年的“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他接着写道：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注 释：

　　对表论——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有利于敌人。”

　　20.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21. “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

　　22. 哲学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蒙哥马利《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访华观感《我同毛的会谈》，如此评论毛：

　　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

　　（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60年6月16日下午版）

　　毛泽东“矫枉必须过正”的例子：

　　毛泽东为纠正“共产风”对指示信稿的修改：比如，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至少五年不变”，是毛泽东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他将五年改为七年，并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毛泽东将“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原稿中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毛泽东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原稿中说，“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毛泽东改为“应该鼓励”。原稿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

　　23. “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

　　(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和浙江调查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1年2月8日)

　　24.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73—277页）

　　25. “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6日）

　　26. “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229页）

　　27. “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要点，1962年7月20日）

　　28. 两年都不要，一年多（指包产到户）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242页）

　　29. 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零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同上）

　　30.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3日）

　　31. 李先念又说：“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四倍。”毛泽东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李先念带有检讨的口吻说：“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毛泽东说：“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248页）

　　32. “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

　　“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但是，晚会上演出的一些文艺节目，却被许多观众指责为“大部分是庸俗、恶劣、低级趣味的东西”。比如空军文工团表演的《兄妹开荒》，用京剧中的老生、小生、花脸和昆曲的各种曲调来唱，“怪声怪调”；铁路文工团表演的《梁祝哀史》，用真人学木偶动作，有时女的一下扑倒在男的怀中，“既糟蹋了演员，也糟蹋了剧本”；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男扮女装的《天鹅湖》，一个男演员脱得赤条条的，只穿一条三角裤，披着薄纱，胸前安了两个假乳房，“乱蹦乱跳”。报幕员还对观众赞叹地说：“你们看，那腿是多么富有弹性啊！”

　　晚会过后，当即有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写信反映晚会的情况，说晚会乌七八糟，对组织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剧协的一部分人已经腐败；所有各协会工作人员都应该轮流下放锻炼和加强政治学习，批示剧协进行调查。江青也参与了对这次晚会事件所进行的调查。

　　中国戏剧家协会在调查之后，写了关于“迎春晚会”的检查。3月下旬，以“迎春晚会”事件的发生为由，中宣部召集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和支部书记50多人，连续开了3次会进行讨论，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整风学习。5月，中宣部就全国文联和各协会的整风情况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此前，毛主席已经在中宣部的“内部情况”上了解到这次事件的详细情况，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文艺界的恶劣印象。6月27日，毛主席在这个报告草稿上作了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一场“迎春晚会”，引出了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严厉警告：“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反观如今的所谓“春节晚会”，以至整个文艺界，毛主席的这个警告真是英明预见哪！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