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反腐倡廉频道连载了由于亚博、陈秀梅编著，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修养关系成败——党员干部修养纵横谈》一书。该书从增强党员干部的人格魅力这个愿望出发，紧跟时代步伐，理论与实际结合，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语言，从古今中外的典型事例中，阐述新时期党员干部如何加强政治、思想、纪律、作风、道德、文化和心理的修养，涉及党员干部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各个方面，无论是廉洁勤政、为民务实的先进事迹，还是清廉自守、为民劳绩的历史典故，都力求触发人们灵魂深处的情感，从而起到涵养品性，修炼德行的作用。

　　以下为本书节选。

　　1944年9月8日，是一个普通而又很不平常的日子。这天清晨，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笼罩在一片肃穆悲痛的气氛中。土台上临时搭起的灵堂上挂着挽悼。在里面的黑幕前安置着烈士灵位，灵位前放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中央警卫团团部以及各营、连送的花圈。台前两边挂着挽联，中悬毛泽东亲笔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台下肃立着1000多名军容整齐的八路军官兵。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这里举行张思德同志追悼大会。张思德，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1933年12月参加红军，1944年9月5日，奉命到安塞县挖窑烧炭，因炭窑崩塌不幸牺牲。毛泽东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难过，要求把张思德的遗体运回延安，召开追悼会。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演讲——《为人民服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论断。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座右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回顾党的历史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是伴随着党的创立和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早在党的创立初期，毛泽东就写了《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强调只有民众大联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上了井冈山以后，他在红军入党宣誓仪式上明确指出：入党是为了给劳苦大众谋利益，这一点要时刻牢记在心。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又写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强调关心民众生活，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遇到的实际困难，与民同甘共苦。毛泽东对他的警卫员说过，我最怕人民遭受苦难，人民有苦难，我就心痛。长征途中，当红军寒冬腊月进入贵州地区时，气候寒冷异常。毛泽东看到穿着破烂单衣的老人带着孙女跪在路边乞讨，心里特别难受，立即把自己御寒的毛衣脱下来给老人和小孩。当时，他大病刚好，警卫员不管怎样阻止也阻止不住。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上不断地讲“为人民谋利益”问题。比如，在实行减租减息中，在建立统一战线中，在部队建设和党的建设中，都强调要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

　　1941年，毛泽东向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民主人士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1942年，他在讲述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关系时，再次强调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是“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接着，他在延安召开的《解放日报》座谈会上又讲：“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1943年，他在为党中央起草抗战六周年宣言时，提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总之，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为全民族和人民大众谋利益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1944年9月8日，他借着追悼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机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论断。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1945年4月所作的党的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论断，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文中，再次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从七大党章到十八大党章，我们党都坚定不移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了党章的总纲里，作为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党员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

　　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的论断不是偶然的，是发自内心地对人民的热爱，从他论述党与人民关系时的一些比喻中就可以看到。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把人民比作父母、上帝、大地、铜墙铁壁等；在执政以后，把人民比作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比作主人和水，而把党员干部比喻为勤务员和鱼。可见，人民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帮助人民办好事、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各种矛盾，推动人民事业发展。服务的内容很广泛，不仅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服务是互相的，不是单一的。党和政府要自觉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也要自觉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民群众之间也要互相服务。就是说，我为你服务，你也为我服务。正如导师列宁所说的：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作为执政党来说，因为党员干部处于主导地位，手里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所以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为重点。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质就是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只有党政干部带头做好了这一点，人民群众就能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自觉相互服务，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相处的大好局面。

　　在新的形势下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意义非常重大。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本色，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有利于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高尚的人生观，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有利于增强党的威信和战斗力。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键在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承的光荣传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首要问题，是共产党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公仆意识是具体而生动的，它外之于举止，见之于言行。有了公仆意识，就能坚持深入实际，主动问计于民，不会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有了公仆意识，就能耐心倾听群众意见，真心欢迎群众监督，不会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心生厌烦，置若罔闻；有了公仆意识，就能热心帮贫扶困，尽心排忧解难，不会置群众冷暖、民生疾苦于不顾；有了公仆意识，就能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不会好大喜功，追名逐利，热衷作秀；有了公仆意识，就能做人清正，执政廉洁，不会公权私用，以权谋私。一句话，有了公仆意识，才能时刻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位置，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增强公仆意识，重要的是树立“人民至上”的信念。领导就是服务。领导干部的权力、责任和义务，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也不应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使我们的党员干部真正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政治上代表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上为了群众，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才能称得上合格的人民公仆。增强公仆意识，核心是正确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党员干部在各自岗位上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能否当好人民公仆，检验的标准是能否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员干部必须懂得一个真理，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权力的性质决定权力的功能，人民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党员干部没有任何权力。忘记了这一点，“公仆”就会成为“老爷”，就会导致权力扩张、权力懈怠乃至腐败滋生；做到了这一点，权力才能规范运作， “当人民公仆”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员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应强化公仆意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事业勃兴的根本保证。尤其在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如果党员干部都能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甘为公仆，善为公仆，我们将不仅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也将迎来人民事业的更好发展。

• 摘自《修养关系成败——党员干部修养纵横谈》
• 来源：人民网

　　1972年2月21日中午约11时30分，尼克松一行乘机经上海抵达北京。不到三小时后，访问即达到高潮——毛泽东主席决定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担任此次会晤的翻译唐闻生此时还不满29周岁。四十年后，这位矍铄的老人对这一历史事件仍历历在目，娓娓道来。

双方会谈，美翻译未出席

　　作为一名虽年轻却已身在外事工作岗位多年的翻译人员，唐闻生印象中的国外领导人访华往往有着既定的程序。尼克松访华前，外宾来访时通常是外宾和周恩来总理先见面，在双方加深了解后，毛主席再会晤（有时则更晚，等到双方谈出了成果后毛主席再会晤）。

　　但唐闻生清楚地记得，四十年前的那一天，当外宾下了飞机、进了房间后，接待班子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惯例宣布解散，而是在收到的一则“不要动、不让走”的指令后按兵不动。“主席那里来电话，总理正在接。一班人马于是原地待命。总理接完电话出来后说，马上走，主席要见。接着便通知客人，不久尼克松就出发了。”

　　“为什么（元首会晤）要放在最前头？我想中美双方都认为这次会见是至关重要的。”唐闻生说。一方面，是尼克松此前通过媒体等多渠道、多方面主动提出来希望访华，而且他认为中美之间的问题有些只有在最高层谈才可以沟通和解决；而中方在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毛主席也找斯诺谈过五个多小时，除了国内问题外，很重要的是表达对尼克松来华的欢迎。

　　会晤中，在美国出生的中方翻译唐闻生担任中美双方的翻译。事实上，当天“中美会谈中仅有一名中方翻译出席”也成为日后人们关注尼克松访华事件不可绕过的一个话题。对此，唐闻生认为，当时美方的翻译多归属于美国国务院，而当时美国和台湾还有所谓“外交关系”，美国国务院和台湾来往密切。因此，美方认为会晤机密性很强，为确保万无一失，故没有美方翻译出席。

原定20分钟，谈足一个小时

　　1972年2月21日下午三时许，尼克松抵达中南海。按常理，当时已进入暮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身体状况并不乐观。但在唐闻生的记忆中，当天毛泽东在见尼克松的时候，红光满面，谈笑风生，而且整场谈话下来，几乎可以用“举重若轻”来形容。

　　唐闻生记得，会晤中，在谈到了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时，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们谈哲学，具体问题今天可以不谈，你去跟总理谈。而尼克松对此次会晤也很重视，更是单刀直入表示自己是“代表美国利益”而来。回忆起这一细节时，唐闻生说：“双方都是代表自己的利益，我们也很清楚。各自有各自的立场，但是因为有共同点，能够走到一起。”

　　而正是基于双方利益上的求同存异，整个会谈进行得异常顺利，“双方都没有讲话稿、谈话要点，也没有说帖。我认为双方心里都是想好了要说什么。”唐闻生说，双方都很明白对方在大的战略、双边关系上有哪些可以发展的共同点。

　　就这样，两位领导人从一个问题延伸到另一个问题，原定20分钟的礼节性会见，足足谈了一小时十分钟。

会晤后，主席扣上氧气罩休息

　　事实上，即使是那场原定20分钟的礼节性会面，对于知晓毛主席身体状况的工作人员来说，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这次会晤的时间，总理很担心，因为主席身体并不好，”唐闻生说。1972年年初，毛泽东在八宝山出席陈毅追悼会时，受了风寒，在会见尼克松9天前，甚至还休克过。“但尼克松来了，毛泽东不见是不行的，否则就是政治事件了”。

　　“我觉得主席是用生命在书写当时那段历史。”唐闻生说。这一点，她记得清楚：以往会见外宾后，周恩来还会留下来和毛主席谈些事情。但尽管在会见尼克松时主席红光满面，尼克松走后，主席的脸色一下子灰暗下来，似乎已经耗尽全身的力气，当周总理问还要谈点什么事情吗，主席摆了摆手。还没等工作人员离去，主席就扣上了摆放在旁边的氧气罩。

　　唐闻生说，据后来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这次会晤后，主席足足休息了三十分钟。

原载《环球视野》第470期，摘自2012年02月24日-3月1日《国际先驱导报》 

日本文化大革命——学习毛选
 

青年在学习毛主席语录

     如果你在日本探问一些60岁左右的日本老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告诉你，他们的偶像曾经是毛泽东！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是红色的日本。当时中国掀起的一轮轮红色高潮，亚非拉独立运动如潮汹涌，再加上美国在越南无可理喻的军事行动，使当时的日本青年纷纷选择向左转。

日本意识流大师——大江健三郎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对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左翼运动的正面及侧面描述。

当时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经常会有关于中国文革运动的报道，与在中国一样，这些报道一再激起那些20岁左右，冲动而热情，又富于牺牲精神的日本青年的革命激情。日本共产党则借机通过印刷大量《毛选》、《最高指示》以及其他文革文献，使这种激情更加高涨，这些革命激情高涨中的青年，也打算在日本仿效中国文化在革命运动。因此与日本当局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相当激烈的斗争。青年们的不满在激烈斗争中逐渐上升，为今后更激烈的革命行动买下了伏笔。在学生运动逐渐转入低潮后，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赤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日本赤军共分为“赤军派”，“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三派，相继在1969年到1971年之间成立。日本赤军又称“阿拉伯赤军”，长期活动在中东。也是先后的三支赤军中国际影响最大的一支。

赤军是当时日本社会的缩影，对那时的许多日本青年来说，美国象征着帝国主义，象征着罪恶；而中国象征着革命，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共同导师。他们一聚就是上万人，手挽着手肩挨着肩，高呼反美口号，行走在东京、京都、大阪和冲绳的大街小巷。在游行中，他们常常将毛的画像高高举起，并把毛的语录用鲜血写在横幅上，而他们则在横幅和画像下，表情庄严的前进着。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在日本，毛泽东逝世后两天内就有1700多位各界人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日本还有一位从1967年开始就收听北京电台广播的朋友，他每年都把他在五月里亲自采制的茶叶寄给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他又带来茶叶委托大使馆转交给毛泽东的家人，以寄托哀思。

直至1979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日本左翼的外部精神源泉彻底断绝，许多左翼青年在绝望中自杀，左翼运动由此走入了低谷，红色日本时代也随之结束。

2012-1-18

发布: 2012-1-18 09:47 | 作者: 谁主沉浮？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一

    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刊载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写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看到后，致信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秘书胡乔木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此文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人民日报》编辑部拟写了按语：“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6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5月1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致胡乔木的信

    毛泽东为什么对这篇文章如此重视呢？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受苏联李森科发动的对摩尔根学派粗暴批判的影响，我国有关高等院校和研究机关，也曾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取缔了摩尔根学派的课程讲授和研究工作，一些教授、学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毛泽东曾多次亲自纠正这方面的错误，批评了对待科学问题的简单粗暴的做法。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各个学派的遗传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取长补短。8月下旬至9月初，《光明日报》对会议作了报道并发表了与会学者发言的详细摘要。

    青岛会议后，摩尔根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谈家桢等来到北京。毛泽东曾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了谈家桢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他一边注意地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说：“应该取长补短。”同时鼓励谈家桢：“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此时建议《人民日报》转载这样的文章，一方面表明毛泽东要继续深入推进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对谈家桢等科学家的鼓励和支持。

二

    1959年初，为了改变学术界的沉闷空气，《光明日报》选定曹操评价问题作突破口，在报纸上组织学术争鸣。为曹操翻案的问题，是1959年1月间郭沫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的《读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曾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光明日报》决定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后，2月19日在《史学》专刊第152期首先发表了翦伯赞撰写的《应该替曹操翻案——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同时还发表了希望学术界人士和读者参加讨论的《编者按》。这篇文章认为“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而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实际上，早在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因此，毛泽东对此很关注，他看了翦伯赞的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道路。”其后，这场讨论在报纸上展开，郭沫若、吴晗、王昆仑等都发表文章，重新评价曹操。

    1965年《光明日报》开始编发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文章，毛泽东对这一讨论很是关注。《兰亭序》的真伪，历史上一直众说纷纭。1965年5月，郭沫若经过考证，撰写了一篇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指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部文字，兴感无端，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和思想感情，“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心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半真半假）的作品；它的书体也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同，是唐人所伪托的赝品。

    6月10日及11日，郭沫若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同年第6期）同时发表。南京文史馆馆员高二适看后，不同意此文的看法，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并寄给章士钊指点、修改后，请他推荐给毛泽东“评鉴”（章士钊也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曾在他编撰的《柳文指要》一书中，坚持《兰亭序帖》非伪，《兰亭序文》为真）。7月16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将此文连同作者高二适给他的信一起附送，希望能够发表。毛泽东看过文章和来信后于18日复信给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日，毛泽东把有关信函、文稿以及回复章士钊的信，一起送给郭沫若。他在给郭的信中写道：“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4页）郭沫若接信后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发表高二适的文章，并准备写文章同他讨论。他当天就约光明日报社的有关同志前去商谈，建议《光明日报》本着百家争鸣方针，早日发表高二适的文章，并在报纸上组织讨论。

    7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高二适的文章。8月12日，郭沫若写了同高二适进行讨论的文稿《〈驳议〉的商讨》送交报社。郭沫若在文中说：他已仔细地阅读了高二适的文章。“对于学术问题，高先生肯把不同的意见提供出来，进行讨论，这是很好的事，《兰亭序》依托说，如果经过《驳议》，证明确实是‘站不住脚’，我愿意认错，撤销这种说法。但在仔细阅读了《驳议》之后，却感觉着这种说法尚未被驳倒。因此，我要把我的意见再写些出来，作进一步的商讨”。郭沫若在反驳高二适的时候，摘引了清代名书画家赵之谦批评唐太宗的一段话并说：“与赵之谦‘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既是‘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高二适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后，毛泽东一直关注这场讨论。8月17日，他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接见部队干部时，曾经问起“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郭沫若得知此事，当天就把所写的《〈驳议〉的商讨》、《〈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了清样。8月20日，他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8月21日，郭沫若这篇《〈驳议〉的商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场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就从《光明日报》开始，逐渐在一些报刊上展开了。

三

    毛泽东对《光明日报》、《史学》、《哲学》《文学遗产》等专刊上发表的文章，充满浓厚的兴趣，几乎每期必读，例如：1959年2月1日《哲学》专刊第174期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曹家铸写的一篇文章：《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好，在一次会议上推荐给大家看。据报社的同志回忆说，因为要看这份报纸的人数多，报社发行部门将留存的报纸全拿出来还不够，最后把印刷厂挑拣出来的、印刷质量不合格的“残报”也都送出去了。

    又如：1960年11月25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所写的《从计划“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让《红旗》杂志加以转载（载于1960年第24期上），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写了一封信：“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够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激之至。”（信末原署“毛泽东，1960年11月26日”后来改署为“红旗杂志编辑部”）这封信当然给作者们很大鼓舞，他们按照信的要求写了第二篇文章：《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机床化”问题》，《红旗》在1961年第9、10期上发表。

    《光明日报》1958年创办了集学术性、知识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东风》副刊，发表了一些好诗词，毛泽东非常爱读。1961年12月28日《东风》副刊版刊登了民进成员吴研因写的《赏菊》（七绝二首）。全诗是：“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枝竞吐奇。秋色还如春色好，西风莫漫撼东篱。”“嫩红老紫百千盆，蟠错如虬况有根。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同时发表了民革成员钱昌照写的《七绝二首》：“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芦台农场》）“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藁城农村》）

    毛泽东看到这些诗篇，十分欣赏。“七千人大会”开幕前夕，他用铅笔在刊登这些诗的《光明日报》上写了批示：“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大会秘书处即用大字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当时曾将毛泽东批示的这张报纸和用三号字排印的文件拿到报社编辑部传阅，大家看了，异常感奋。两位诗作者很快也知道，他们更是万分激动，大受鼓舞。

    据报社的同志回忆说，有一段时期，这些专刊学院气比较浓，有些读者不满意，加上宣传报道任务较重，报社产生了停办专刊的意见。因此，1958年10月在报上登出《光明日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宣布《哲学》、《史学》、《文学遗产》、《文字改革》、《民族生活》自11月起停刊。当时毛泽东正在郑州开会（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他看到这个启事，就说：“《光明日报》的副刊和《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还说，他看《光明日报》就是看这些副刊。因此《哲学》等几个专刊在宣传停刊一个星期后又得以复刊，可以说是毛泽东关心、指导的结果，也为我们留下一段历史佳话。

    （作者系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管理员）

　http://www.gmw.cn　2012-01-18 03:54:3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毛泽东读书、编书、荐书、讲书

讲述/陈晋  整理/梅子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

    古今中外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非常罕见。对毛泽东来说，读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早年毛泽东，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毛泽东早年有个外号叫毛奇。关于这个外号的来历，一说是因为他崇拜当时的德国元帅毛奇，一说是他常讲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按后一种说法，毛泽东是把读奇书当做成为奇男子的第一个条件。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为了“修学储能”，然后是要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这个时期，对毛泽东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第一类是传统的文史典籍，毛泽东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靠这些文史典籍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肆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的传统思维来看世界。第三类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和实践家，感到精神非常“饥渴”，那时候他读书主要是为了实践的需要。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主要在偏远的农村领兵打仗，开辟革命根据地，环境变了，常常是无书可读，这让他很苦闷。于是，他给当时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让上海的同志无论如何要给他搞一些书，还开了一批书单，“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可惜毛泽东开的书单后来没有保存下来，他当时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他曾在一封信中点名要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32年，毛泽东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弄到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他读完《两种策略》后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是在大革命时候读到，就不会犯错误。读完《“左派”幼稚病》，他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给彭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保持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一个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并提倡党内党外的同志读书。在延安之前，毛泽东没有时间写日记，到了延安以后他开始写日记，日记的开头说：“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他的日记实际上是读书日记，记录他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从毛泽东的日记看，1938年二三月间，他读了李达长达八百五十多页的《社会学大纲》，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读了他的《乡村运动理论》，写了不少批注，还花了好几个晚上同梁漱溟讨论。
    中年毛泽东，读书广博而偏深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颐年堂里面的一个院子，叫菊香书屋。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书屋的书有九万多册。不能说所有的藏书毛泽东都读过，但这些书是他中年以后逐步积累起来的、用得上的，其中有不少书上留有他的批注和圈画。而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就更不知几何了。总的说来，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十一大类。
    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毛泽东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并注意其中一些细琐的观点。例如，长征刚到陕北，他就同斯诺谈到了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的作品，威尔斯写有《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等书。毛泽东还曾经细读过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多次在一些会议上谈论书中的一些观点。毛泽东读《徐霞客游记》，注意到书中提出长江的发源是“金沙江导江”，而不是传统说的“岷山导江”。读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他细细圈画其中关于“胭脂米”的一段考证文字。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例如，编《毛泽东文艺论集》时，对毛泽东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这句话，就没有查到原始出处。毛泽东经常讲拿破仑说过一支笔可以抵得上三千毛瑟兵，还将这句话写进了给丁玲的诗：“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问了许多专家，都没有弄清楚出处。还有一个例子，1971年发生了9•13事件，林彪乘飞机外逃，有关人员问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句话肯定是一个俗语，但这句俗语出自哪里，一直找不到。近年有关人员才知道，这句俗语出自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人写的一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叫《何典》。毛泽东最晚是在1941年就读了《何典》，那时他曾托人从中国为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带去一些书，其中就有《何典》。毛泽东晚年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是说吃药只能医那些不会死的病，注定要死的病，药是治不了的。他用这句话比喻像花岗岩一样的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是做不通的。这句话也是来自《何典》。
    晚年毛泽东，喜读文史古籍
    毛泽东晚年时，喜欢读文史古籍类的书。
    从1972年开始，毛泽东先后给工作人员开列出八十六篇作品，让他们拿去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领导人读。
    毛泽东开列的这八十六篇作品，内容涉及史传，、政论和诗词曲赋。他非常喜爱这些作品，经常拿起来细读、圈画。按时间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毛泽东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他读的主要是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1974年5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读一些诗词曲赋。这样的读书顺序，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尤其是读诗词曲赋的时候，政治、社会，理想、现实，壮志、暮年，往往在毛泽东的情感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他从中寻求心志的勉励和抚慰。毛泽东晚年曾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细细考证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当读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样一些句子时，年逾八十的一代伟人禁不住泪水纵横。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毛泽东讲这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他自己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75年他八十二岁了，眼睛不好，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读书。毛泽东是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的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十一次，计两小时五十分钟。这期间，他已说不出话来，只是敲了三下木制的床头，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毛泽东或许是要看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韵材料，于是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书是9月8日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七个多小时后便逝世了。
    毛泽东读书不做样子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的渴望。他是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而不是做样子。
    毛泽东读书，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读了十几遍《共产党宣言》。为了学英文，他找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读，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还留有他的批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毛泽东经常阅读的。《资本论》这部书很难读，但毛泽东读《资本论》留下的批画有四个时间，说明他起码在四个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五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二是相同的题材内容，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他找来不同人写的、不同人注释版本的《拿破仑传》细看细读。他甚至找来十几种版本的《楚辞》，对照起来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了解里面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三是除了写读书批注外，毛泽东注重讨论式的阅读。他不光是自己读，读完以后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延安时期他专门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大家一起读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每天晚上读十多页，然后各自谈读书心得。1959年底，他还组织读书小组专门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活动中提出来的。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同志后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印了两卷本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毛泽东编书、荐书、讲书
    编书、荐书、讲书，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要精读之后才能去编去荐去讲，最终让别人让社会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毛泽东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引出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泽东始终相信，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都有助于他们在实践行为上的选择，对现实社会改造十分重要。他更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读书，就是“授人以渔”。因此，需要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或需要提倡什么精神气氛的时候，他总是开列出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领导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印发他选编的著作篇章，有时候还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
    毛泽东早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就曾开列七十七种经史子集给同学，认为是国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大革命时期，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来又专门从事农民运动，这期间他做的一项重要事情，就是编了两套书，一套叫“国民运动丛书”，他亲自开列书目，还聘请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茅盾）做编纂于事。另一套叫“农民运动丛刊”，原计划出版五十二种，实际出版了二十六种。延安时期，毛泽东编的书就更多了。其中重要的是《六大以来》这部党的文献集，成为当时参加整风学习的高级干部的必读书。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在阅读大量文稿的基础上，选编了一本九十多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还写了一篇有名的序言，并为其中的一百零四篇文章写了按语，这本书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
    除了编选一些政治书籍外，毛泽东还编过一些“闲书”给领导干部们看－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编了一本《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一本《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印发给与会者。毛泽东在会上讲：“我们的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的问题，煤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拿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意思是让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思路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些，特别是在四川开会，让外地的干部多了解一下四川的情况，以扩展他们的知识领域。1961年，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毛泽东还指导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从古代笔记小说中编选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细读之后，毛泽东还帮助修改了序言。
    毛泽东荐书，几乎是一种常态化的事情。一是在会议上公开向领导干部们推荐，目的是要倡导或纠正什么风气：二是私下里向一些个人推荐，用意更具体－－针对一些人的情况，希望他们能从所荐之书中有所领悟。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毛泽东向他推荐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可以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他还让许世友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将军读《红楼梦》，说许世友有些像汉初大将周勃，“厚重少文”。此前许世友觉得《红楼梦》没有什么好读的，说那是“吊膀子”的书，毛泽东就对他说：“你要读《红楼梦》，读五遍你才有发言权。”回南京后，许世友让秘书把《红楼梦》抄成大字本给他读，据说直到去世也没有读完。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对他的表现不满意，就让他读《后汉书》里的一篇《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王洪文读不懂，就让上海的专家给他讲解。《刘盆子传》讲的是西汉末年，赤眉农民起义军要选一个人当皇帝，就从参加这支起义军的几十个刘氏后裔中找出三个血统最近的来抽签，结果被一个叫刘盆子的放牛娃抽到了。刘盆子当皇帝后不务正业，经常和一帮放牛娃嬉耍，终于因没有出息失败下台。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是提醒他，凭资历、能力，你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长进。
    毛泽东给人讲书，则是直接向人宣达他的思想观点。1942年整风学习期间，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逐条讲解斯大林的《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的这篇谈话提出了一个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十二个基本条件。毛泽东的讲解是一次相当深入的党性党风教育。1958年11月，他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意在让干部弄清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些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被丢弃的观点。1959年4月，他在上海会议上讲解《明史•海瑞传》和《三国志》里的《郭嘉传》，目的是提倡领导干部讲真话、讲实话，让大家做事情订计划时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史记》中记载的刘邦善于纳谏而取得胜利，项羽一意孤行而最终失败“别姬”，是要在党内倡导民主作风。1967年他在中央会议上讲解《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则是提醒领导干部在教育下一代的问题上，要注意不能让子女“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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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网站转载 2011-12-24

（责任编辑：长缨在手）

　　2010年12月22日毛远新电话告我：你的信我收到了，附来的质疑和商榷你同老杨那篇历史传闻(指毛关于他身后中央常委名单的事)“真伪”的两篇文章也看了，我看对这件事情表明态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复。

　　主席进入1976年后，除了“您好”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但他头脑还清楚，所以就用手写。有的书上说，主席还几次会见外宾；可查查外交部的记录，看主席究竟讲了几句话，讲了些什么，不可忽视其中还有翻译的作用。关于主席常用手写，我讲几件事情：

　　一、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对这句话中的“遵义会议”我根本听不懂，这句话就是他用手写的。

　　二、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主席用手写的。

　　三、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见主席时，主席对华说的那几句话为什么用手写，还不是因为华听不懂吗？按说，华长期在湖南工作，还在湘潭工作过，他不应该听不懂主席的湖南话吧？！正因为华听不懂，主席才把这几句话——极普通的话(按：“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用手写出来。

　　四、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己，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

　　我说的这些在档案中应该都能查到。我过去同你说过，主席给我用手写的文字根据有一大摞。因此，我说主席进入1976年后，他虽头脑清楚，但他说的话绝大部分谁都听不懂了，这确是历史事实。

　　另外，你信中还提到这样一个传闻，传说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酒后吐“真言”关于接班人，主席说的既不是华国锋，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这完全是瞎编。我从不喝酒，过去在军队时都不喝;我不喝酒，怎么会有酒醉后的胡说八道呢？！

（《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原题为《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觉得国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条件读书了。1959年12月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那时他在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这座山名叫丁家山，也叫康山，因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曾在这里隐居而闻名。丁家山是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三间平房，砖木结构，四壁摆放书橱，古朴典雅，名为“蕉古山房”，也叫“康庄”。这里幽静、清爽，主席喜欢，读书就在这所平房里头。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21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有时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日到苏州去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星期天白天在苏州活动了一天，为了不耽误读书，星期天又坐夜车，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夫人吴仲廉。江华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饭后，主席赠送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读书。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自第20章起至第36章结束，共17章。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32章，第33章开了个头。我每天下午作记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帮助我一起整理。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1月4日，我们随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33章读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在上海会议期间，大家知道毛主席领着几个人在读书，也听说主席发表了很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发表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求传达。我所在的那个组有朱总司令、小平同志。我问：主席没说让我们传达，可以传达吗？小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记录一段一段地详细传达，用了两三个半天。胡绳、田家英和陈伯达在他们所在的小组里也传达了。

　　胡乔木在上海听我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后，觉得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定太多，肯定太少。他问我，记录整理是不是还有漏掉的？是不是还有没有整理进去的？我说有。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这些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中去，没有传达。

　　乔木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传达后的印象不准确，我传达的也不全面。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杠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整理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34章至第36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了。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

　　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陶铸、胡乔木都参加了。

　　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当然，受当时国内经验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有些观点也未必妥当。但无疑的，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谈话和批注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里，我举一些例子，以一斑而窥全豹，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精辟。

　　例如，毛主席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批评教科书的观点。他说：“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参与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歧视和不等价交换’。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贸易，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他又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

　　再如，毛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又如，毛主席从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著作的问题，非常精辟。他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他又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他还批评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他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在读书过程中，毛主席还不时对一些人物和著作进行评论，臧否褒贬，精彩纷呈。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他又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主席还谈到《红楼梦》，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春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党组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和广州读书的谈话内容。随后，我同梅行把主席在广州读书的谈话记录整理了一遍。至此，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整理全了。

　　在广州读书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读了主席关于教科书的谈话，认为很好。他想组织国务院各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毛主席谈话记录。主席表示同意。总理把送给他的那本谈话记录交给胡绳，要胡绳编一选本，印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胡绳编的那个选本印发以后，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都组织领导同志读书和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记录。大约在1960年三、四月间，陆定一组织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读书，要我去传达。除了传达整理出来的内容外，我还补充了一些没有整理进那个本子里面的内容。与会同志有的做了详细笔记。

　　接着，在中央党校向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又作了一次详细传达。由于毛主席在读书过程中说苏联科学院“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架子也不太高明”，对写出一本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期望，所以，国内也着手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毛主席的带动下，读政治经济学在党内蔚然成风。

　　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多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工作，没有放下。我感到，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我认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结合1959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进行检验，看毛主席那时讲的这一套，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揭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可以给我们启示，值得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同时，他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执政规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来源：乌有之乡

　　毛远志等父亲一等八年杳无音信；带男友见伯伯，却意外得知父亲噩耗

　　1938年春节刚过，毛泽民的女儿、16岁的小远志和表姐章淼洪等人在武汉“八办”的安排下起程了。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在3月底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远志路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林伯渠伯伯把毛泽民送给他的那张照片交给远志。为了不让小姑娘扫兴，林伯伯没有告诉她的父亲毛泽民已经去新疆的消息。在去延安的一路，远志不时把父亲的照片拿出来，看了又看，她多么想立刻就见到日思夜想的父亲啊！

　　在远志的记忆中，对父亲唯一的印象是在她5岁那年：父亲穿着一身白色的土布短衫，挑着担子，悄悄地回到韶山冲，他在家里只住了三天，就匆匆离开了。那时，远志已经记事。她记得，父亲身材魁梧，很慈祥，但对父亲的容貌，她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远志后来才知道，父亲这次回韶山，是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筹措起义军饷。

　　就在远志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伯伯毛泽东派人接她和表姐章淼洪到凤凰山做客，请她们吃晚饭。整整一天，远志就像走进梦里，周围的一切深深地吸引着她。当身材伟岸面目慈祥的伯伯出现在眼前时，远志又兴奋，又怯生。她那双水灵灵大眼睛一直出奇地望着这位人民领袖。每当伯伯关爱的目光落在她的脸上，她又不好意思地抿住嘴，低下头。

　　毛泽东津津有味地吃着远志的母亲王淑兰捎来的湖南特产云片糕，连声说：“好吃！好吃！这么多年都没有吃到家乡的东西了！”他又关心地询问起远志一路来延安的情况。

　　远志一一作了回答。但她心里纳闷：“怎么见不到爸爸呢？”

　　伯伯看出了远志的心思，告诉她：“你爸爸去很远很远的新疆工作了，离开延安已经快3个月了。既然你已经来到延安，就不怕见不到你的爸爸。”

　　兴冲冲地来到延安，却没能见到父亲，小远志的双眼盈满了伤心的泪水。

　　为了安慰远志，伯伯又同她聊起许多家乡的事情。在谈到她的母亲王淑兰时，伯伯称赞道：“我家这个四嫂啊，很会说话，死人也能被她说活了！”

　　说罢，伯伯和远志都笑了。

　　看到伯伯这样和蔼可亲，远志渐渐无拘无束起来。在来延安的路上，她听到大人们讲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新鲜事儿。她便向伯伯提出请求：“我想参加八路军，要不然就让我去抗大学习。”

　　伯伯笑了：“我这个侄女志气不小啊！”

　　毛泽东顺手拿出一张纸，工工整整地写了五个常见字，让远志念给他听。远志茫然，斗大的字，竟然一个都不认识。

　　伯伯耐心地开导她说：“你现在年龄还小，应该首先学习文化，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再到抗大学习。我们抗日根据地有许多工作，都等着你们这些有志气的年轻人呢！”

　　伯伯随即提笔给总参谋长滕代远写信，请他送远志到延安鲁迅小学（即延安保小的前身）去读书。

　　天色已晚，在告别伯伯之前，远志还有心事。她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心爱的照片，放在伯伯手心里。原来，远志在西安停留期间，曾在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这是她平生第一次照相。她请伯伯设法将照片转给她的父亲，也好向牵挂她的父亲报个平安。

　　在到达延安的第三天，远志便上学了。饱尝过苦难的远志，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远志就补习完小学5年级课程。因为工作需要，她被调到军委二局做机要工作。

　　那时，远志很年轻，有股争强好胜的劲头。再说，伯伯是人民领袖，作为他的亲侄女一定要为他争光才行。远志知道自己读的书少，文化程度低，就更加拼命地工作和学习，有时一连两三个晚上不睡觉，时间久了，就落下头痛的病根。

　　1941年冬天，远志去和平医院看病，顺路到杨家岭去看望伯伯。她还要向伯伯报喜，她已经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你入党了？什么时候入的？”伯伯半信半疑地问。

　　“1938年10月，我就是预备党员了。只是因为不满18岁，组织上硬要我做了两年半的预备党员。”

　　“哎哟，你好辛苦哟！”伯伯幽默地说。

　　“辛苦倒不是，就是有些着急。我想不成为正式党员就不来见您。”

　　“噢，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不来看我的？”伯伯高兴地拿出一沓纸和两支铅笔送给远志。那时边区的经济很困难，能得到这些学习用品是相当不容易的。远志就像得到最珍贵的礼物一样，把它们紧紧地贴在胸口上。

　　当得知远志是去和平医院看病时，伯伯关爱地说：“你今天不要回去了，就在我这里住上两个礼拜，一边就近看病，一边学习。正好你的伯母陪李讷妹妹住医院去了，你就住在她的窑洞里。”

　长期头疼失眠的远志，不知怎的，这天晚上倒头就睡着了。半夜里，远志突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伯伯的警卫员端来一个热乎乎的猪蹄子，说是主席吩咐，一定要让她趁热吃了。原来伯伯习惯夜间工作，这猪蹄正是他的夜宵。远志睡得迷迷糊糊的，这香喷喷的猪蹄都不知是怎样吃下去的，恐怕连一点味都没吃出来。可这天晚上，远志睡得特别香，睡在伯伯的窑洞边，仿佛睡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

　　1943年，远志被调到西北局工作。一次她向伯伯请求说：“我想去前方工作。”

　　伯伯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说：“我们的远志想远走高飞了！”

　　没想到，伯伯接下来说：“我看，你还是先把自己的病治好吧！”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远志的头痛病又复发了，而且比以前更厉害，组织上送她到西北局的枣园农场养病。

　　一天，伯伯散步，特意转到远志住的“疗养院”看看。那是一间“干打垒”平房，屋里黑洞洞的，还要自己做饭吃。见此情景，伯伯关照警卫员立刻拿来一些旧报纸，帮远志把墙糊上。警卫员还送来两只风干鸡。这是别人送给伯伯的，他舍不得吃，也给远志拿来了。

　　这年远志21岁，已经有了心中的恋人。她的对象是从太行八路军总部回延安养病的军事参谋曹全夫。

　　在延安和平医院住院时，远志和全夫住的窑洞病房紧挨着。全夫是山东人，1921年出生，比远志大一岁。全夫为人忠厚，有文化，讲起学习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体会来，头头是道。他还给远志讲辩证法。远志在单位是学习模范，对全夫谈论的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那时，远志正在学打太极拳，全夫从小学过拳，就耐心地一招一式地教给她。

　　从和平医院出院后，全夫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干休所养病，与远志所在的枣园农场，山上山下，只有一里之遥。农场给远志送来面粉和鸡蛋等营养品，全夫就教她烤饼干。他们把鸡蛋和面搅和在一起，擀成薄片，放在缴获的鬼子的旧钢盔里烘烤，烤出的饼干真是又香又脆。在频繁的交往中，两颗年轻的心很自然地就跳到一起了。

　　后来，全夫在延安南门外中央党校六部学习，远志在陕甘宁边区盐业公司休养，又是一河之隔，抬头不见，低头见。那时，远志穿着一件伯母江青送给她的豆青色夹衣，在一片灰色的军装中很显眼。只要远志一出门，山上的人就看得一清二楚。每到这时，有人就和全夫开玩笑说：“快看，你的小对象又出来了！”

　　转眼间，远志来延安已经8年了，仍不见父亲毛泽民从新疆回来，她的心绪越发不安起来。她曾经听到有关父亲牺牲的口风，却不敢也不愿意往坏处想。她从来没有放弃心中的期盼，希望有一天他们父女能在延安团聚。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回到延安。第三天，远志便急匆匆地跑到枣园去看望伯伯。远志欣喜而又疑惑地问伯伯：“蒋介石不是居心要害您吗？我们可担心了，就怕您回不来呢！”

　　毛泽东笑着说：“在重庆，蒋介石对我挺客气的，还请我吃饭呢！”接着，他又说：“蒋介石这次请我，我一定要去。去了，我们就有理，蒋介石就输了理。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这一点不会改变。但是现在，他还没有下山，需要欺骗人民，需要时间做准备。”

　　这天，和远志一起去看毛主席的，还有她的未婚对象曹全夫，以及毛泽民的老下级、陕甘宁边区盐务公司总经理余建新。主席高兴地留他们吃饭，还特意请炊事员做了一大碗扣肉给他们解馋。在场的除了伯母江青外，还有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师哲。

　　谈笑间，主席亲切地询问起曹全夫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当得知全夫是山东的穷学生，来延安参加革命后上过抗大，现从敌后回延安学习，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他夹了一大片扣肉放进全夫的碗里，无疑，这表示他认同这个年轻人。

　　这时，余建新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毛泽民离开延安时送给他的照片，递给主席看，还急切地问主席：“泽民同志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消息了，他现在在哪儿？我们都很想念他。”

　　毛泽东的脸色骤然阴沉下来，眉头紧蹙，嘴角微微向后抽动了几下，长叹了一口气后，沉痛地说：“他被反动派杀掉了……”

　　这个不幸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余建新失声痛哭起来。远志也惊呆了。8年了，她一直期盼着，等待父亲能早日归来，等来的却是他牺牲的噩耗。

　　毛泽东从饭桌旁站起来，转身撩开门帘，走进他办公的窑洞。

　　远志一直竭力克制着自己，不要哭出声来，可是她怎么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阀门，泪水夺眶而出。她急忙捂住脸，躲到里间窑洞放声痛哭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伯母江青走了进来，抚摸着远志的后背，安慰说：“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怕你承受不了，一直没有对你讲，现在，应该让你知道了……”

　　远志擦干眼泪，理了理头发和衣服，走到伯伯的办公桌前：“伯伯，你放心，我能挺得住，我会坚强起来的。” 她坚定地向伯伯作出保证。

　　这天，远志来看望伯伯，还有一件重要事情想通过伯伯走一个“后门”。抗战胜利后，中央提出“抢占东北”的口号，组织大批干部去创建东北新区。远志和全夫也积极地报了名。可全夫是太行八路军总部的人，他来延安是学习、养病的，没有哪个单位能给他下派遣令。他们只好到伯伯这里求援。

　　伯伯很赞成他们的想法。他又关心地问远志，还有什么困难？

　　远志不好意思地说：“听同志们说，东北很冷，最好能有一件皮大衣。”

　　主席当即做了安排。他请江青给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陈正人打电话。只听江青在电话中说：“远志和她的男朋友曹全夫要去东北，跟哪路队伍走？怎么走？请陈部长安排一下。”她还告诉陈正人，想办法给远志解决一件皮大衣。

　主席知道远志身体不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和肠胃病，这次去东北路途很遥远，很辛苦。他又打电话给秘书叶子龙，请他把自己那匹听话的棕色老马牵来，送给远志。

　　出门时，伯伯拉着远志的手，一边走，一边嘱咐：“你在二局的表现不错，现在你们想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去闯一闯，这很好。但要记住，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和那里的同志讲团结，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论到哪里都要依靠组织，不要依靠家庭，不能有任何特殊。”

　　毛泽东一直把远志他们送到窑洞外的平坝下坡处才停住脚步。他不停地挥手，看着远志他们牵着马远去……

　　从小坐牢的毛远新回到伯伯怀抱；同时奔向延安的毛楚雄却再也无法抵达

　　1946年7月11日，经中共中央的不懈努力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积极斡旋，饱尝4年铁窗苦难的129名中共在新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小孩，终于回到延安！当汽车开到延安七里铺时，夹道欢迎的群众队伍延绵几公里长，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人站在欢迎队伍的前面，慰问新疆归来的同志。震天的锣鼓声，夹着哭声、笑声、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住地看望，和大家一一握手。随后，毛泽东走到朱旦华身边，宽慰她，然后弯下腰，把5岁的侄子远新抱在胸前，在他的小脸蛋上深深地亲了亲。

　　朱旦华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主席，泽民同志至今下落不明，请党中央给国民党中央联系，要他们下令查找。”

　　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把小远新更紧地搂在怀里，好一会儿才放下来，一句话也没说，就转身离开了。

　　在延安休息了3个月后，狱中归来的同志们又要奔赴新的战场。朱旦华被分配到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作。远新被送到延安洛杉矶托儿所。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就设在毛主席住的杨家岭山沟的外面。

　　毛主席每当完成一件重要工作，需要休息一下的时候，就派人请朱旦华来打麻将，说是“三缺一”。朱旦华明白，主席请她来打牌，是有意让她在亲人中间开开心，不要总沉寂在凄楚的思念之中。

　　这年11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中央所属机关单位分批撤出延安。洛杉矶托儿所是首批撤离的单位。离开延安后，托儿所向东转移，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再转入河北，跨越了三个省。一路上，多次遭到敌机袭击，叔叔阿姨们不顾自己的安危，全力保护孩子们，使这支“马背摇篮”队伍安全地抵达党中央机关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朱旦华所在的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也来到平山县东柏坡。当她骑着马到托儿所看孩子时，欣喜地发现远新已经在“马背摇篮”里摇大了。

　　就在毛泽民的遗孤小远新到达延安的同时，毛泽覃的遗孤毛楚雄，也正在前往延安与伯伯毛泽东团聚的途中。小弟毛泽覃牺牲的消息，是毛泽民从一部电台中得知的，那是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他匆匆来告诉大哥。毛泽东沉默了许久，才沉痛地说：“很有可能。我们突围后，那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严重。我估计小弟牺牲已经有些日子了……”兄弟二人沉浸在痛失手足的悲痛之中。

　　中央红军长征后，毛泽覃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在闽赣边界的崇山峻岭，风餐露宿于山谷密林，不断寻找战机，打击敌人。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在瑞金县黄膳口附近的红林山区，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了隐蔽在深山密林中的指挥所，毛泽覃前胸中弹牺牲。

　　毛泽覃牺牲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浸染着血迹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还有党证，才知道他就是毛泽东的亲弟弟。残忍的敌人将他的头颅割下，拿到蒋介石那里领赏。毛泽覃的遗骨被当地群众掩埋在深山丛林之中。

　　1928年春天，楚雄不到半岁时，他的母亲周文楠就被反动派逮捕入狱，是外婆周陈轩每天将他抱进监狱，去吸吮母亲的奶汁。1930年7月下旬，彭德怀率红军第一次攻占长沙时，周文楠被营救出狱。谁知小楚雄和母亲仅仅团聚了3天，就因红军紧急撤离长沙，再度与母亲分开。周文楠随红军部队撤往苏区，留下小楚雄与外婆相依为命。

　　1938年11月12日，日寇火烧长沙，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外婆在长沙小吴门松桂园的那栋古楼被烧成废墟。楚雄读书的学校也被大火烧毁了。为了保住泽覃留下的独苗苗，外婆离开长沙，带着11岁的小楚雄来到毛泽覃的老家韶山冲上屋场落户。

　　楚雄自小勤奋好学，热爱劳动。他先后在毛氏初小和思三小学读书，还经常上山砍柴，帮大人挑水、种菜、做家务事，学会了许多农活儿。

　　在楚雄读书的学校里，有些老师和教工是地下党员或是当年的“雪耻会”会员，他们受党组织的嘱托，在暗中保护着毛泽覃烈士的遗孤。那时，八路军在湖南衡阳设有办事处，李克农曾任办事处主任。毛泽东托李克农带去信和钱，由韶山地下党交给外婆。伯伯在信中鼓励楚雄，要刻苦耐劳，勤俭节约，努力学习。

　　楚雄从小热爱祖国。日寇攻占长沙后，残杀中国人民，激起他满腔仇恨。他写了许多爱国文章。如《小朋友救国方法》《寄给前线抗日将士》《青年在抗战救国中应有的责任》《怎样做宣传工作》《抗战建国》等。

　　当楚雄渐渐长大，外婆便将父亲已经英勇牺牲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楚雄决心“继父之志，报父之仇”。

　　1941年元月，毛楚雄高小毕业，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党组织给楚雄的生活费被迫中断了，不满14岁的楚雄辍学，在家从事农业劳动。那时，韶山有一个地下党办的秘密图书室，收集了一些进步书刊，还有中共湖南工委秘密发来的一些党内读物，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毛楚雄经常到这里借书看。他从进步书刊中汲取了更多的政治营养，也明白了更多的革命道理。

　　1944年冬，王震奉命率领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征，开辟和扩大南方抗日根据地。临行前，毛泽东嘱托王震，到湖南后，若找到毛楚雄，即带他来延安。

　　1945年7月，王震率部到达湘潭，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了毛楚雄。楚雄又惊又喜，当即随潭湘宁边区中心县委书记、他的堂叔毛浦珠日夜兼程，赶往湘阴白鹤洞，找到了王震的部队，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楚雄将随大部队作战，一路迂回寻机抵延安。

　　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了。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围攻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中原解放军遵照党中央“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除留部分地方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以一个旅伪装主力向东转移迷惑国民党军队外，主力部队分南、北两路向西转移。

　　毛楚雄与中原军区政治部一起，随司令员李先念、副司令员王震率领的北路部队，越过平汉铁路，一路艰苦作战，突破了国民党军队重重截击合围，于7月中下旬，终于进入陕南商洛山区，离延安越来越近了。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又玩弄起“和谈”的把戏，他们用飞机向沿途撒传单，邀请李先念将军派代表谈判。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中原军区派出干部旅旅长张文津、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军区干部毛楚雄为和谈代表，前往西安谈判。8月7日，他们携带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的符号、旗帜、证件，沿宁陕县的山间大道向西安方向进发。

　　8月10日，当他们一行来到宁陕县东江口镇时，被驻扎在那里的胡宗南哨兵阻截。敌人明知他们是李先念将军派往西安的和谈代表，仍将他们软禁起来，进行无理审讯。我中原部队闻讯后，立即报告中央：“请设法营救。”但蒋介石不顾舆论谴责，复电胡宗南部：立即就地秘密处决。

　　8月22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命令刽子手将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以及带路农民五花大绑，押到偏僻的城隍庙背后，活埋在石坎下的小渠旁。

　　楚雄一路转战，离他日夜想念的伯伯毛泽东越来越近了，但却最终没能见到伯伯一面。楚雄牺牲时只有19岁。日后，毛泽东曾对他的母亲周文楠说：“楚雄是个有志气的孩子，年龄不大，为国捐躯，虽死犹荣。”

　　毛泽东同意侄女毛远志结婚的信为何只剩下残角

　　1945年10月13日那天，远志从枣园伯伯的窑洞回到住地后，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想起牺牲的父亲，泪水浸湿了她的枕巾。她又想到伯伯无微不至的关怀，自己将要奔赴东北新区了，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伯伯？她还有很多心里话要对伯伯讲。

　　第二天，天蒙蒙亮，远志就爬起来。她顺着山坡来到全夫住的窑洞。她要和全夫一起写一封信，再次向伯伯表示决心。

　　其实，这对年轻人还有一个心思，不便写在信里，那就是他们的婚事。父亲不在了，伯伯就是他们的家长。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结婚这样的大事一定要经过家长点头同意才行。昨天在饭桌上，伯伯听了全夫介绍自己的经历很是高兴，还夹了一片扣肉放在他的碗里。但夹扣肉并不等于明确同意他们结婚啊！他们还想请伯伯明确表示一下。眼看部队就要出发了，这件事必须马上定下来才行。可怎么开口呢？写好的信又不能自己送去吧？他们想到了在延安《解放日报》印刷厂工作的堂嫂胡觉民。

　　胡觉民是毛泽东的堂侄毛远耀的妻子。1929年，毛泽民派人把他们带出家乡参加革命。他们都是毛泽民领导的秘密印刷厂的工作骨干。毛泽民去中央苏区后，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胡觉民和毛远耀又回到湖南老家。抗战爆发后，他们设法联系上毛泽民，希望继续参加革命工作。后来，他们来到延安，在延安《解放日报》当工人。

　　胡觉民是个爽快人。她一路笑声地来到枣园，给伯伯送去了远志和全夫的信，捎去了两个年轻人的心愿。主席当即提笔给远志写了回信。

　　远志同志，侄女：

　　　　来信收到。并同意你们结婚，你们要走了，祝你们一路平安，祝你前途胜利。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四日

　　接到伯伯的信，两个年轻人高兴极了。全夫立刻到党校六部办理了结婚手续。从延安一出发，他们就是正式夫妻了。

　　根据毛泽东的嘱咐，陈正人把远志和全夫交给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南汉宸是毛泽民国民经济部的老部下，可以对远志有所关照。可皮大衣的事情却难住了南汉宸，延安去东北的干部很多，不要说新大衣，就连旧的也找不到一件。南汉宸开玩笑地对远志说：“没关系，东北的老虎多，等到了东北，我保证给你做一件虎皮大衣！”

　　远志和曹全夫就要出发了。东北新区路途遥远，一路上要多次通过国统区。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对随身携带的物品是有严格的保密要求的。

　　全夫想起1943年11月从太行八路军总部回延安的情景。那时，几乎一路上都有敌人，宿营的村子也有敌人的炮楼。来往延安的同志都要化装成老百姓，由交通员带路，趁晚间分散行动，稍不谨慎，就会被敌人抓去。而眼下交通线上的情况究竟怎样？曹全夫不清楚，但他知道，身上带有毛泽东的亲笔信，就等于给自己贴了“标签”。为了谨慎起见，他与远志商量，用什么办法把伯伯的信妥善保存起来？

　　伯伯的信对远志来说，就像生命一样珍贵，是力量的源泉，是前进的鞭策，怎么能随便毁掉呢？

　　全夫琢磨了片刻后说：“这样吧，我们两个人一字一句地把信中的内容背下来，你看行吗？”远志听了直摇头。曹全夫又说：“要不然，我们把信折两折，只留下左上角有你名字的这块，行吗？”全夫找来一张纸，做了示范。远志还是舍不得，但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只好勉强同意。

　　部队从延安出发后，经绥德，在葭县渡过黄河，经山西的应县、阳原，在天镇乘上火车，直达张家口，最后来到辽西的赤峰，行程数千里路，却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的情况。几十年后，每当远志和全夫拿出这封珍藏的残缺不全的信，心中充满了遗憾！

　　因为战争原因，交通暂时阻断，远志和全夫没有去成东北，中途返回了张家口。全夫在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工作。

　　这期间，毛泽东托前往东北工作的毛远耀和胡觉民夫妇捎来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在延安窑洞前的合影，满面笑容的毛岸英抱着妹妹李讷站在父亲身边。伯伯虽然没有写信，但远志 明白，岸英弟弟已经从莫斯科回来了，伯伯是多么幸福和快慰。

　　这是一张从未公开发表过的照片。因为捎照片的人要过封锁线，没有把照片保存好，毛远志拿到时，上面已经有很多折痕。后来曾找新华社同志帮助修版，也未能复原。原来照片上在毛泽东左边还有江青，可是后来被裁掉了，估计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做的处理。

　　经过两年的苦战，人民解放战争全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坚持转战陕北的预期目的达到后，于1948年4月，率领中央领导机关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城南庄。为了迎接党中央，聂荣臻司令员把司令部的院子腾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让给党中央住。

　　听说远志和全夫此时也在城南庄，一天下午，毛泽东派人把他们叫到住地，想和他们好好叙谈叙谈。

　　那天，毛泽东穿着一身灰色的旧军衣，很随意地端着一个小板凳坐在房门外，等候远志他们到来。离开伯伯已经两年多了，见他精神焕发，身体也更强壮了，远志心中充满了喜悦。

　　伯伯仔细地打量着远志，看到她身上的军装东一块补丁、西一块补丁，就笑着说：“看来，你学会打补丁啰！部队不是发了新衣服吗？你怎么穿得这么破？”

　　远志不好意思地说：“好一点的军装都给孩子改小衣服了，旧军装缝缝补补能穿就行了。”

　　“噢，我们的远志已经当妈妈了！是男娃娃？还是女娃娃？”伯伯显得很兴奋。

　　“是个男孩，已经快两岁了。”远志回答说。

　　“好啊！我们毛家有了第三代，不知不觉，我已经当上外公了！”

　　不经意间，全夫发现，毛泽东脚上的两只布鞋全是破的，大脚趾露在外边。就关心地说：“伯伯，您该换一双新鞋子了！”

　　毛泽东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脚，也觉得好笑。

　　全夫紧跟了一句：“解放区每人节省一针一线，就够您穿的了。”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鞋子破了没有关系，旧鞋子穿着更舒服！”

　　一阵谈笑过后，毛泽东便做起调查研究，他特别关心晋察冀解放区的土改工作。他认真地问远志和全夫：“现在土改了，你们那里情况怎样啊？”

　　远志不假思索地说：“我住的隔壁就是一家地主，他们被扫地出门后，没有房子住；另一家地主有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员，听说在半路上被人截住打死了……”

　　“后来怎么样了？”伯伯追问道。

　　“地主婆没处去，半夜敲我的房门，问我怎么办？”

　　“你看应该怎么办？”伯伯又问。

　　“我觉得这样做不合适。扫地出门了，破房子也该给一间住嘛！他们没地方待，就会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

　　毛泽东的表情显得有些沉重。从1946年5月中央有关土改工作的指示发布后，有些地方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发生了“左”的倾向。毛泽东很关注这个问题，正在着力纠偏。

　　正说着，中央常委刘少奇夹着笔记本来找毛泽东谈工作。远志和全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毛远志、毛岸英姐弟间有一份特殊感情；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把毛远新留在中南海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渡江命令。当晚，万帆齐发，我渡江部队胜利突破国民党军千里江防阵地，于23日晚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

　　这年5月，曹全夫随四野部队南下。7—8月间，远志也从北平来到南昌，与全夫会合。1950年初的一天，远志意外地收到一封家信。信封上写着：

请林彪同志转毛远志
毛岸英托

　　岸英在信中最后一页这样写着：

　　……（前缺）都聚集一堂你知道吗？他们都还没有见过你呢！江妈妈（指江青——本书作者注）也谈到你，也是不知你的地址，还要我帮她打听。

　　新年在即，谨祝你新年顺利，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紧握你的手，问候你的丈夫。

岸英
1949年12月27日

　　在信纸下边，岸英又加了一句话：

　　方才打听到，说你已赴汉口，此信是否能到你手，尚觉渺茫。

　　这又是一封残缺不全的信。这封信是1990年7月远志去世后，全夫整理她的遗物时才发现的。为什么这样珍贵的书信只剩下后一页，前一页到哪里去了？上面又写了什么？这些疑问，除了远志本人，无人能解答，已经成了永远的秘密。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不久，岸英从父亲毛泽东那里得知，远志姐姐和姐夫都随四野南下了，却不知他们究竟在哪个部队。在苏联学习时，毛岸英就认识林彪，于是便劳林彪司令员的“大驾”给远志姐姐带一封信。岸英的办法还真灵，这封信很快由四野司令部转到了南昌。

　　从落款的时间看，岸英的信是在毛泽东生日的第二天写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第一个生日。全家人欢聚一堂。这一年，毛泽东56岁。1921年，毛泽东28岁时，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又一个28年，迎来了光辉灿烂的新中国！

　　说起远志和岸英，他们姐弟间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们同岁，1922年，两人先后出生在长沙湘雅医院；远志的生日是5月5日，岸英的生日是10月24日，远志是姐姐，岸英是弟弟。后来，岸英曾经不止一次对远志说：“你没有了爸爸，我没有了妈妈，我们都是从苦难流浪中走过来的，所以，我们很亲近，很说得来。”

　　这对姐弟成年后的一次见面，极富戏剧性。

　　1946年秋天，远志撤出张家口来到阜平县城南庄后，便把儿子志卫寄养到平山县东黄泥村一位老乡家里。1948年初秋的一天，老乡捎信说，志卫得了重病，让远志赶快来看看。从城南庄到东黄泥村有100多里路，远志心急火燎，当她骑着马路过西柏坡中央驻地时，顾不得跟熟人打招呼，只向前赶路。

　　“岸英、岸英，那是你姐姐，快去追呀！”康克清妈妈看见远志掠过的身影，大声叫喊着正在身边的岸英。

　　“前面骑马的女同志，你停一下！停一下……”

　　远志听到身后传来叫喊声。很快一位陌生的青年军人拦住了她的去路。

　　“你是毛远志吗？”

　　“是啊！”远志带着疑惑回答说。

　　“我是岸英。”

　　远志和岸英从小分离，多年没见过面。要不是康克清妈妈呼喊岸英追，姐弟俩就擦肩而过了。这次意外相遇，姐弟俩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你要到哪里去？几天前，爸爸还在打听你呢！”岸英边走边问。

　　当他得知远志的孩子得了重病，前边还有十几里路时，就连忙催远志赶紧走，并叮嘱说，需要帮忙时就给他捎个信来。

　　远志匆匆赶到老乡家时，志卫因患痢疾已经奄奄一息。村里无医无药，远志急得手足无措，赶忙托人捎信给岸英，让他快来帮忙。

　　不多时，岸英就骑马赶到了。他们抱着志卫一起来到西柏坡中央医院。经过医生的紧急救治，孩子终于转危为安。

　　1950年春天，远志从南昌来北京治病，与弟弟毛岸青同住在北京医院。岸英曾几次来医院看望他们。岸英喜欢探讨政治问题，研究辩证法。每当他滔滔不绝地论述政见，远志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还不住地点头，认为他讲得很透彻，很精辟。而每当回忆起二叔毛泽民，岸英的眼睛里总是含着热泪，充满了感激。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毛岸英强烈要求出国作战，毛泽东亲自把儿子交给了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岸英在志愿军总部担任翻译、机要秘书和参谋工作。11月25日上午11时，毛岸英正在处理已经签发的战斗电报，美军飞机突然轰炸志愿军总部，毛岸英不幸牺牲。

　　当得知岸英牺牲的消息后，远志万分伤心。她曾说过：“岸英是我们毛家最有出息、最有希望的一个。岸英的牺牲，伯伯是多么痛心，而伯伯只能疼在心里啊！”

　　毛泽东很爱长子毛岸英。那是1945年10月，远志他们离开延安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一度很差。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和金茂岳、黄树则医生先后给他看过病，但谁也没能解除他的病痛。苏联医生阿洛夫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很熟悉，但重庆谈判后，他随苏联情报组成员一起回国，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去了。

　　毛泽东生病的情况通过无线电波很快传到斯大林那里。12月初，莫斯科来电说，近日，他们将派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夫大夫飞抵延安，同行的还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苏联飞机飞抵延安的那天，毛泽东早早来到延安机场。当空中传来隆隆的马达声时，他的双眼一直盯着空中，看得出他的心情很激动。当身着苏联陆军上尉军服的毛岸英走下飞机时，毛泽东高兴地迎上前去，紧紧抱住18年不曾见面的儿子说：“你长得这么高了！”接着，毛泽东与来宾一一握手，请他们到王家坪休息。傍晚，毛泽东设宴招待苏联医生、全体飞行人员，毛岸英也作陪。

　　从这天起，毛主席的心情、精神状态和健康状况都显著地有了好转。这不只是因为有苏联医生的专门诊疗和护理，使用了最新的特效药物，更重要的还是久别的长子毛岸英终于回到他的身边。

　　远志深知岸英弟弟在伯伯心中的分量。得知岸英牺牲后，拿出伯伯送给她的与岸英合影的照片，轻轻地抚摸着，泪如泉涌……

　　1951年夏天，朱旦华来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她是江西省妇联宣传部长。她把正在放暑假的儿子毛远新也带到北京。当晚，康克清大姐来会议住地看望同志们。当她看到虎头虎脑的小远新时，很是喜欢。康妈妈拉着远新的手说：“你妈妈要开会，带孩子不方便，我把你送到你伯伯那里去！”

　　此时，毛岸英牺牲已经半年多了，毛泽东的心情一直不太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同志都看在心里。康克清大姐看上去泼泼辣辣，却是个有心人。为了帮助毛泽东尽快从痛失爱子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她不容分说，有意把小远新带进了中南海丰泽园，送到毛泽东的身边。

　　当时远新只有10岁，长得很结实，天真好动。毛泽东闲暇时，喜欢躺在藤椅上纳凉，远新就和李敏、李讷两个姐姐依偎在他身边说笑话。别看远新年龄最小，求知欲最强，地北天南，无所不问，经常惹得伯伯哈哈大笑。

　　全国妇联会议结束后，朱旦华到中南海去看望毛主席，想顺便把儿子接走。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小侄子，主动对朱旦华说：“就把远新留在北京读书吧！”

　　毛泽东又把脸转向远新，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但有一条，不能做温室的花朵，不能住在我这里，要住到学校去！”

　　从此，毛泽东把弟弟毛泽民的遗孤当做自己的亲儿子抚养。远新与比他大半岁的姐姐李讷一起在北京育英小学读书，只有周末，才回到中南海伯伯身边。

　　毛泽东70寿辰，毛远志在颐年堂陪伯伯过生日，此后再未相见（缩写）

　　1949年伯伯毛泽东刚进北京，远志曾去香山双清别墅看望过他。在以后的十多年里，除妹妹李敏结婚，伯伯亲自点名要请远志参加婚礼外，远志再也没有去过中南海。那时，曹全夫在朱老总身边工作，就住在中南海，他还持有进入丰泽园的特别通行证，远志想去看伯伯并非没有可能，但她总是克制着自己，不去打扰整日为国家大事操劳的他老人家。

　　人生七十古来稀，1963年12月26日适逢伯伯70寿辰，这次远志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思念。于是与李敏商议，去中南海陪伯伯过生日。

　　伯伯听说远志要来中南海，非常高兴，亲自派车去接她。

　　那天傍晚，远志和曹全夫带着小女儿立亚一起来到中南海颐年堂。

　　当他们走进颐年堂时，毛泽东正在与他的湖南故旧程潜、章士钊以及表兄王季范三位长者兴致勃勃地谈话。

　　一见面，伯伯就说：“远志你来啦！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来啊？你的头痛病好了吗？”远志上前紧紧握住伯伯的手，凝视着他慈爱的面容，鼻子一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与三位故旧畅谈。远志他们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1963年，国家刚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毛泽东心里装着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温饱，谈话始终围绕着土壤、肥料和农业增产等话题。甚至要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每亩地需要施多少农家肥，他老人家都谈到了。

　　不多时，毛泽东便请客人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入席，共进晚餐。

　　为了不打搅伯伯的工作，晚餐后，远志和全夫在三位老者告辞后，也准备悄然离去。没想到，正在客厅里休息的毛泽东连声招呼说：“远志啊，不要走！过来和伯伯说说话。”远志高兴地坐到伯伯身边。

　　“远志啊，你们怎么不来看我，也不给我写信啊？”主席埋怨地说。

　　远志解释道：“怕打搅伯伯工作。再说，万一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够谨慎，也怕给伯伯造成不好的影响。”

　　伯伯微微点头。接着，他又向远志问了一连串的问题，远志一一作了回答。

　　谈话间，远志发现伯伯有些鼻塞，像是伤风感冒的样子，就轻轻摸了摸他的腿，见那条灰色凡立丁裤子里边只有一条薄薄的衬裤，便关心地问：“伯伯，你穿得这么少，不冷吗？”

　　伯伯吸了吸鼻子，不在乎地说：“这感冒呀，只要不发烧就不要紧。”

　　说着，他把双手伸到远志面前：“你摸摸我的手，可热乎了。”

　　握住伯伯温暖的大手，一股如父爱般的暖流顿时传遍远志的全身。

　　远志一直惦记着伯伯的身体，那天，她还特意带去一份小礼物—一小包艾绒和艾卷。远志点燃艾卷，在伯伯手部治疗感冒的穴位上温温地灸着。

　　袅袅轻烟中，伯伯乐呵呵地问：“远志啊，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中医了？”

　　正在这时，汪东兴走过来说：“主席，工作人员都想和您老人家照相，您看……”

　　毛泽东高兴地站起身来，拉着远志的手，走进摄影室。摄影师吕厚民已经准备好灯光。毛泽东面带微笑地站立在中间，他的左边是李敏和孔令华，李敏还搂着毛远志一小女儿曹立亚；右边是远志和全夫；这时，王海蓉也从后边站了进来。吕厚民轻轻按动快门，留下毛泽东70岁寿辰宴后的这第一张合影。

　　这一天，毛泽东非常高兴，为了满足宾客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愿望，他老人家一连拍了好多张合影。已经退席休息的江青，听到摄影室这边很热闹，也走进来，与家人们留下一张合影。

　　从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内特殊的政治原因，远志再也没有去看伯伯，但她内心深处却时常惦念着他老人家。后来当得知伯伯病重，远志多么心焦！1976年9月9日，伯伯与世长辞的噩耗突然传来，又让远志心碎。

　　有多少个夜晚，远志一次又一次静悄悄地漫步在毛主席纪念堂周围，在月光的照耀下，她仿佛看到伯伯面带微笑地健步走来，耳边又仿佛萦绕着伯伯和蔼、幽默的话语。夜深了，她才默默地离去……

　　1990年初夏，68岁的远志走到生命的尽头，肝癌的疼痛和心中的积郁无情地折磨着她。长期以来，远志始终守口如瓶，从来不向孩子们讲她和伯伯毛泽东之间的亲情，只讲自己童年的苦难经历。然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远志想趁头脑还清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以教育后人。她让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二儿子曹宏做录音记录，先后用了几天时间，系统地讲述了自己的家事，以及伯伯对自己的关爱和教导。

　　1990年7月6日，远志永远地走了。但她留下的珍贵回忆，经过曹宏整理，又经她亲爱的伴侣曹全夫的补充校正，一篇万余字的纪念文章《怀念伯伯毛泽东》，被收录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之中，留下了发自肺腑的心声……

文章摘自《革命与爱》，中国青年出版社，原载新浪读书网，乌有之乡转载2011-7-8

　　毛泽东早期曾于1918年和1920年两次来过北京，都与北京大学发生密切关系。他住过几个地方。在这里介绍的，就是他青年时代第一次来北京时住过的地方——东城区鼓楼后豆腐池胡同15号。其实，这个不大的普通两进四合院称为“杨昌济故居”也许更为合适。

师徒情深

　　杨昌济又名杨怀中，湖南长沙板仓人，在日本留学时改名怀中，意为虽身处异邦，仍怀念中国。1914年，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担任教员教授伦理学课程时，认识了刚因第四师范合并而转编过来的学生毛泽东。

　　“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杨昌济在日记里这样记述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数年后，他在写给章士钊的推荐信中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这里的“二子”，便是蔡和森与毛泽东。

　　而对毛泽东来说，杨昌济是他最敬服的老师之一，其教授的伦理学也是他最喜欢的课程，他甚至把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全部抄录下来。毛泽东与杨昌济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师生情谊，课余时经常去杨老师家里讨论问题，在那里，他认识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初来乍到

　　1918年6月，杨昌济被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携家眷自湖南迁至北京，住进豆腐池胡同一个不大的四合院。当时此院为豆腐池9号，门上有“板仓杨寓”的铜制门牌。

　　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借机筹建了华法教育会，组织中国学生开展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杨昌济及时把这个消息传回湖南。毛泽东等人刚从第一师范毕业，认为这正好是继续求学的理想途径，便积极发动刚成立不久的新民学会会员参加。

　　8月19日，有人叩响了小院大门，杨昌济惊喜地发现，客人居然是他的高足毛泽东！那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到北方，也是第一次来到久已向往的北京。他与蔡和森一起住在杨昌济家前院南房靠院门的房间里。由于当时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得较为分散，联络不太方便，毛泽东等人在景山东街三眼井租了3间屋子，从杨昌济家里搬了出去。

　　关于在北京的生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里有毛泽东的叙述，读来很有意思。“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那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习法文。”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多，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韬光养晦

　　尽管那时的毛泽东年轻英俊，已经是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湖南小有名气，但在北大这块精英聚集之地，还只是一个来自外地的普通青年，默默无闻。

　　他以一种略带自嘲的语气回忆这段经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毛泽东并没有灰心，他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利用在北大旁听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对于当时在新闻学会讲课的著名报人邵飘萍，他十分敬佩，曾经多次上门求教。可以说，在北大学习的这段时间，使毛泽东得以更广泛地接触新事物、接受新思想，这对于奠定他本人的思想基础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他爱上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革命伴侣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８岁，他们初次相识时，她还是个14岁的小女孩，但这时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在北京，他们有了更多接触机会，渐渐萌生了爱情。杨开慧后来曾说道：“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毛泽东也真诚地爱上了杨开慧，曾经写过一首《虞美人·枕上》抒发恋情，其中有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那充满柔情蜜意的诗句，与他后来戎马生涯中所作的壮阔绚丽的诗篇形成强烈对比。

　　两年后，他们在长沙结婚了。再过了10年，杨开慧在长沙被反动军阀杀害。多年后，毛泽东对他的第一位爱人仍充满深深怀念，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毛泽东不只一次怀着敬重的心情谈到杨昌济：“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作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1920年初，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时，杨昌济不幸病逝。毛泽东满怀悲痛地与杨开慧兄妹在法源寺为恩师守灵，并发起募捐，安排后事。

　　如今，豆腐池胡同还保持着以前的模样，杨昌济旧宅院门西侧墙上镶嵌的石匾上写着“毛主席故居”字样。前院有一棵枣树，据说是杨昌济亲手种的，每年都要结很多枣子。20世纪60年代，院子的主人还特地把摘下来的枣子送进中南海，让毛主席尝一尝。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07月05日）

（一）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第三天发表墓前讲话，指出马克思的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集中在“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前者从吃喝住穿开始，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后者从劳动价值开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态的运动规律。两者为人们提供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开创了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正如恩格斯说：它使先前经济方面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因而令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拨开迷雾，为人类社会指明了理想的前景。正是这两大发现，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使人懂得“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懂得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都渊源于“两大发现”，是总开关。

　　然而，发现的不等于是现实的。“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恩格斯的这段讲话，联系中共党史上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就是最好的写照。要不是遵义会议后有四渡赤水的胜利和战胜张国焘分裂路线斗争的胜利，那么，遵义会议这个转折也是无法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列宁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1913年），撰写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的文章。文章把《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的世界革命历史，以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为标志分成三个时期，而每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换上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中，坚信“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果然如此，就在列宁发表文章的第二年，即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利用帝国主义相互撕打的时候，打破了沙皇俄国这个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在1917年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终于变为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纪元。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胜利发展的新阶段。

（二）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震撼了世界，一方面是被侵略压迫的国家和民族欢欣鼓舞，看到了希望，另方面是立即受到周边十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围攻，妄图消灭苏维埃工农政权。本来属于经济落后的新生苏维埃，在国内战争未停，加上外来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加剧了困难，出现了1920年和1921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但在列宁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了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渡过了艰难时期转向“新经济政策”，形势好转。

　　1924年列宁逝世。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于1936年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工业总产值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战后欧亚两洲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并一度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进入相对的“和平”与“冷战”时期。

　　历史发展不会重复，但往往有相似之处。正像列宁在分析马克思学说历史命运的第二个时期那样，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在“和平”与“冷战”的背景下，现代修正主义产生了。苏联领导集团对内搞特权，脱离群众；对外鼓吹“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屈服于资本帝国主义，还扮演社会帝国主义，搞乱了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领导集团的国内外政策，令帝国主义高兴，让被压迫国家人民失望，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国家担忧。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秋毫，就是在苏共20大以后，看到苏联有变修的可能，于1960年提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口号，并主动担负起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未雨绸缪地在国内提出一系列“反修防修”的措施，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于是有他生前所说的“一生干了两件事”的自我评价与政治交待。

（三）

　　早在1972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后就曾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海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76年6月，他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等人时，最后一次讲：“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身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读罢这段交待，令人想起他在“文革”前夕写的《贺新郎·读史》中“流遍了，郊原血”句的一种苦涩感。一生大气浩然的毛泽东，干过多少举世震撼的大事，怎么只有两件事？让人读不懂。加上他逝世后不久，“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又何来“歌未竟，东方白”？

　　俗话说，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间则是检验实践的判官。毛泽东逝世15年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揭开了他一生“两件事”的内涵深意。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恩格斯从哲学高度拎出“两大发现”的武器，让人去认识社会，改造世界；毛泽东从革命与实践的角度将无产阶级革命归结为“两件事”，即“夺取政权”与“保卫政权”。旨在告诉后人，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之后，仅用武装来保卫政权是不够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在于消灭剥削，不仅要革剥削阶级的命，还要通过“斗私批修”的自我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长城。这是无产阶级的性质决定的。毛泽东把这种自我革命定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通过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革命（灵魂革命）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将一生定为“打蒋”与“文革”两件事。

　　任何一种科学的预见与伟大的成就，总是与不可避免的错误联系在一起的，又是反复实践获得认识的。毛泽东逝世后的历史，表明他的预见与创造是正确的，创造与错误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至于如何认识他的预见与创造、创造中的错误，是后人如何总结吸取经验教训的问题。

　　恩格斯说：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毕生从事“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所以成为“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政府要“驱逐他”，资产者“竞相诽谤他，诅咒他”，“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其实，马克思是这样，列宁也不例外，毛泽东更加如此。`真理是不怕批评的。烈火炼真金，对毛泽东“妖魔化越狠，毛泽东越神”。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在排挤、责难中崛起的，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在斗争中走向世界的。毛泽东思想正在接受西化派的挑战中认识得更高、更深、更神，被升级为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相并列，称为“马列毛主义”，成为解放人类最后斗争的旗帜。

（四）

　　如今，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失败的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如同巴黎公社失败了，但公社原则永存：苏联解体了，但十月革命精神永存；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但继续革命的思想理论永存。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种真理的认识，都是建立在曲折斗争，经过成功与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获得真知的。俗话说，功亏一篑。巴黎公社是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产物，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致命错误是对敌人过分的温和，没有立即向凡尔塞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敌人，致使梯也尔重新集结反动武装，镇压了巴黎公社。公社失败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找到它的物质武器，而工人阶级也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它的精神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践的第一次重大行动，既是失败，也是收获。

　　十月革命发生在列宁斯大林时代，是在总结吸取了巴黎公社经验教训基础上的创造。它打破了马克思主义传统观念，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扩大到全国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的道路，单独取得了革命胜利。但鉴于取得政权后未能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导致特权阶级的形成，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下灭党亡国。说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维护政权还是没有解决，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次重大挫折。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基础上，经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初步工业化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倡导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政党与国家。所以，不论是打老蒋取得政权，还是搞文革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与继续革命，它和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一样，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贡献。

（五）

　　回顾历史，马恩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领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未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运动，也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但仍未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毛泽东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创立了继续革命理论，解决了共产党执政条件下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继续发展，找到了向无产阶级公有制社会过渡的途径。这是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填补了一个空白。并由此把马列主义推到一个新的高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即马列毛主义）的新时期。（为什么将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为什么并列为马列毛主义？将另加思考，请网友帮助）

　　总之，从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到毛泽东一生干“两件事”的“遗产”，特别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就意味着马列毛主义的形成。马列毛主义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尽管马列毛主义仍有继承与发展的问题，那是源和流的关系，不是并列的，更不能取代的。离开马列毛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去创造什么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都是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在波浪式的高潮低潮中发展，直到共产主义。随着马列毛主义的形成，意味着为新的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准备了条件。让一切拥戴马列毛主义的人们去迎接新的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吧！

转自乌有之乡（2011-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