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争取王稼祥

　　1930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1931年来到中央苏区工作，不久就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也就是在这时，王稼祥开始与毛泽东接触，在工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认识毛泽东。王稼祥回忆说：“1931年初，第二次反‘围剿’之前，我和任弼时同志一起设法进入了中央苏区，在龙岗地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我们向他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形。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对我们详细地叙述了红军的斗争历史，以及当时所争论的问题，还给我看了许多文件。以后，毛泽东同志常和我谈论一些政治军事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授予我十分宝贵的见识，给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启发，这对于我尔后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时刻。我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谈的既简单明了，又那样地有说服力……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原则问题上，能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因此，当“左”倾领导者在宁都会议上排斥毛泽东，撤销毛泽东的红军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时，王稼祥坚决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正如王稼祥自己说的:“在宁都会议上，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我是当时惟一支持毛泽东同志仍留在前线指挥军队的人，处于极少数。”但毛泽东对于被撤销总政治委员职务、剥夺军权、派到后方做政府工作的这一错误决定，却心地坦然，反而劝慰王稼祥说：“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去之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这一番话使王稼祥更加敬重毛泽东的革命品质，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与伟大，也开始与王明路线划清界限。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因伤病坐担架随队行动，经常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也坐担架的王稼祥同行。毛泽东一边行军，一边与王交谈，到宿营地休息时更是经常彻夜长谈，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正是在毛泽东的说服和教育下，王稼祥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开始向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奔进。因此，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王稼祥都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当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开会总结经验，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时，毛泽东很赞赏他的想法，并且结合现实情况，说明了自己对党和红军一些问题的看法和主张，阐述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更使王稼祥得到很大启示，也更坚定了他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决心。王稼祥先后找到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重要时刻，在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更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积极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极力说服张闻天

　　1931年初，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担任了临时中央领导人，在党内的地位高、影响大。毛泽东用了很大的耐心，苦口婆心地开导、说服和争取他。毛泽东曾经说过：“因为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得多。这个方针果然灵验。从某种程度上说，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召开，就是因为这一方针所取得的实效。”

　　起初，张闻天并不认识毛泽东，1933年到苏区后才开始接触。当时，“左”倾中央派他主持苏区政府工作，意在一箭双雕，既把他从中央排挤出去，又进一步把毛泽东排挤出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在张闻天到政府就职的命令正式发表后，毛泽东同他作了几次长谈。一起工作后，两人互相接触越来越多，互相了解也越来越深。张闻天主动与毛泽东搞好团结，处处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尊重。毛泽东也总是极力接近张闻天，循循善诱，使他的思想与自己越来越接近。张闻天曾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

　　1934年间的中央根据地，炮声隆隆，战火纷纷，第五次反“围剿”不断失利。忧思过度的毛泽东病倒了。张闻天闻讯带着医生星夜赶往探视。此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在一起同住了一段时间。病情好转后，毛泽东身披衣服，手拿铅笔，时而站起来指指桌上铺着的军用地图，时而坐在床沿上，比划着手势，滔滔不绝地与张闻天交谈。与毛泽东同住一起的日子，张闻天细心地倾听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许多精彩议论，对毛泽东的见解从内心折服。恰逢共产国际来电说，在目前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张闻天曾感叹说：“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对的，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福建事变、广昌战役后，由于在重大问题上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斥张闻天，张闻天的权力逐渐削弱，长征前夕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决定，张闻天未参与决策，只是依照通知行事。在长征出发以前，博古、李德要把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虽因毛泽东的提议没有分散，但张闻天当时感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张闻天将自己的这些不满意完全向毛泽东“坦白”了。只有对自己充分信任的人，才会毫无保留。这时张闻天已把毛泽东看成完全可以依赖的卓越领导人了。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经常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一起交谈，王稼祥有时会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张闻天较多地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结合实际科学地分析“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自己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启发下，张闻天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在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敌人已经发现中央红军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包围中央红军。张闻天向毛泽东报告了紧急情况，并问：“应该怎么办？”毛泽东明确地回答说：“不能再照原计划与二、六军团会合了，而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张闻天说：“你的意见是对的，否则，我们会中敌人的计谋，处境更加危险。”因此，当中央军委召开紧急会议时，张闻天态度坚决地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书记处书记，他的积极行动，对于配合当时还不在中央领导核心、在中央基本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进行纠正“左”倾路线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张闻天说的：“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中共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紧接着王稼祥第二个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并明确提出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

　　与周恩来密切合作

　　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党内是政治局常委，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毛泽东同贺子珍谈起遵义会议时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因此，在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密切合作，积极争取周恩来的支持，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毛泽东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与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并从实践中学到了毛泽东创造的适合中国国内战争实际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等军事思想。在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的情况下，周恩来仍坚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朱德等灵活运用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克敌致胜的战略战术原则，使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辉煌的胜利，使根据地和红军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兵力损失过半。惨痛的失败教育了周恩来，使他开始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怀疑、抵制和批评，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从老山界开始行动上已经站在毛泽东一边。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后，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提出改变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能够稍事休整，恢复体力和战斗力。周恩来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尽管李德、博古坚决反对，但政治局多数同志从全局出发，同意了毛泽东西入贵州的正确主张，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与多出我军五、六倍兵力的敌军作战、全军覆没的危险。周恩来的这一行动，举足轻重。一是使“左”倾“三人团”开始分裂，中央政治局趋于团结；二是凭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和威望，也影响到政治局其他同志转向毛泽东方面，甚至使博古也不得不同意西入贵州;三是开始纠正“左”倾“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况，恢复中央政治局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毛泽东转兵西进的正确建议又一次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坚定地、旗帜鲜明地和李德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采纳了毛泽东关于转变战略方针的主张。会议通过了放弃“左”倾“三人团”原订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湘西，而在川黔边最初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新苏区的战略方针，还决定恢复过去毛泽东的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从此，毛泽东又开始参与对红军的领导工作。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说：“毛泽东的建议，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战略转变的开始，长征改道就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作出最后决定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黎平会议则是“转折点”前的里程碑，周恩来是这一里程碑的奠基者。

　　虽然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逐渐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而且作出了决定并付诸实践，使红军暂时甩掉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但斗争仍未结束。当时还掌有对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仍顽固地坚持其原订的战略方针，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于不顾，还要处理一切。中央和红军又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草塘）再次召开会议，会议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意见，重申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正确战略方针，规定了“三人团”要取代军委所作出的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样就从组织上开始纠正李德对中央红军的荒谬指挥，开始恢复党领导军队的正常状态。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又起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当王稼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时，周恩来更是毫不犹豫地支持。遵义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继博古之后所做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就已经体现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毛泽东发言后，又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的领袖。

　　除做领导人的工作外，长征初期，毛泽东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当时的军团负责人，向军团及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用事实和自己对革命战争正确的认识去启发、教育前线指挥员，让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让大家在实践中认识“左”倾领导人所犯的错误。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

　　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统治我们党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其召开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了领导和决定的作用，表现出为革命事业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博大胸怀及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艺术。当然，光有毛泽东一个人是不行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毛泽东的杰出作用，离不开他的亲密战友的合作，离不开党的高级干部的觉悟，离不开广大群众的觉醒。

文章来源：集体经济网（2013年3月24日）

　　编者按：近日，反腐倡廉频道连载了由于亚博、陈秀梅编著，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修养关系成败——党员干部修养纵横谈》一书。该书从增强党员干部的人格魅力这个愿望出发，紧跟时代步伐，理论与实际结合，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语言，从古今中外的典型事例中，阐述新时期党员干部如何加强政治、思想、纪律、作风、道德、文化和心理的修养，涉及党员干部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各个方面，无论是廉洁勤政、为民务实的先进事迹，还是清廉自守、为民劳绩的历史典故，都力求触发人们灵魂深处的情感，从而起到涵养品性，修炼德行的作用。

　　以下为本书节选。

　　1944年9月8日，是一个普通而又很不平常的日子。这天清晨，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笼罩在一片肃穆悲痛的气氛中。土台上临时搭起的灵堂上挂着挽悼。在里面的黑幕前安置着烈士灵位，灵位前放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中央警卫团团部以及各营、连送的花圈。台前两边挂着挽联，中悬毛泽东亲笔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台下肃立着1000多名军容整齐的八路军官兵。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这里举行张思德同志追悼大会。张思德，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1933年12月参加红军，1944年9月5日，奉命到安塞县挖窑烧炭，因炭窑崩塌不幸牺牲。毛泽东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难过，要求把张思德的遗体运回延安，召开追悼会。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演讲——《为人民服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论断。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座右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回顾党的历史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是伴随着党的创立和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早在党的创立初期，毛泽东就写了《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强调只有民众大联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上了井冈山以后，他在红军入党宣誓仪式上明确指出：入党是为了给劳苦大众谋利益，这一点要时刻牢记在心。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又写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强调关心民众生活，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遇到的实际困难，与民同甘共苦。毛泽东对他的警卫员说过，我最怕人民遭受苦难，人民有苦难，我就心痛。长征途中，当红军寒冬腊月进入贵州地区时，气候寒冷异常。毛泽东看到穿着破烂单衣的老人带着孙女跪在路边乞讨，心里特别难受，立即把自己御寒的毛衣脱下来给老人和小孩。当时，他大病刚好，警卫员不管怎样阻止也阻止不住。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上不断地讲“为人民谋利益”问题。比如，在实行减租减息中，在建立统一战线中，在部队建设和党的建设中，都强调要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

　　1941年，毛泽东向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民主人士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1942年，他在讲述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关系时，再次强调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是“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接着，他在延安召开的《解放日报》座谈会上又讲：“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1943年，他在为党中央起草抗战六周年宣言时，提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总之，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为全民族和人民大众谋利益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1944年9月8日，他借着追悼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机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论断。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1945年4月所作的党的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论断，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文中，再次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从七大党章到十八大党章，我们党都坚定不移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了党章的总纲里，作为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党员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

　　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的论断不是偶然的，是发自内心地对人民的热爱，从他论述党与人民关系时的一些比喻中就可以看到。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把人民比作父母、上帝、大地、铜墙铁壁等；在执政以后，把人民比作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比作主人和水，而把党员干部比喻为勤务员和鱼。可见，人民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什么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帮助人民办好事、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各种矛盾，推动人民事业发展。服务的内容很广泛，不仅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服务是互相的，不是单一的。党和政府要自觉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也要自觉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民群众之间也要互相服务。就是说，我为你服务，你也为我服务。正如导师列宁所说的：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作为执政党来说，因为党员干部处于主导地位，手里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所以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为重点。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质就是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只有党政干部带头做好了这一点，人民群众就能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自觉相互服务，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相处的大好局面。

　　在新的形势下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意义非常重大。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本色，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有利于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高尚的人生观，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有利于增强党的威信和战斗力。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键在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承的光荣传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首要问题，是共产党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公仆意识是具体而生动的，它外之于举止，见之于言行。有了公仆意识，就能坚持深入实际，主动问计于民，不会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有了公仆意识，就能耐心倾听群众意见，真心欢迎群众监督，不会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心生厌烦，置若罔闻；有了公仆意识，就能热心帮贫扶困，尽心排忧解难，不会置群众冷暖、民生疾苦于不顾；有了公仆意识，就能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不会好大喜功，追名逐利，热衷作秀；有了公仆意识，就能做人清正，执政廉洁，不会公权私用，以权谋私。一句话，有了公仆意识，才能时刻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位置，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增强公仆意识，重要的是树立“人民至上”的信念。领导就是服务。领导干部的权力、责任和义务，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也不应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使我们的党员干部真正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政治上代表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上为了群众，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才能称得上合格的人民公仆。增强公仆意识，核心是正确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党员干部在各自岗位上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能否当好人民公仆，检验的标准是能否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员干部必须懂得一个真理，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权力的性质决定权力的功能，人民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党员干部没有任何权力。忘记了这一点，“公仆”就会成为“老爷”，就会导致权力扩张、权力懈怠乃至腐败滋生；做到了这一点，权力才能规范运作， “当人民公仆”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员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应强化公仆意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事业勃兴的根本保证。尤其在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如果党员干部都能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甘为公仆，善为公仆，我们将不仅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也将迎来人民事业的更好发展。

• 摘自《修养关系成败——党员干部修养纵横谈》
• 来源：人民网

《人民日报》（2013年02月28日07版）

文章大家毛泽东

梁衡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撰写《论持久战》。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他离开这个世界将近37年，对他的功过已有评说，但对作为文章家的他还研究不够，这笔财富有待挖掘。毛泽东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他自己却从没拿过枪杆子，笔杆子倒是须臾不离手，毛笔、钢笔、铅笔，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那种风格、那种语言、那种气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佳作迭出。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比肩竞秀。毛泽东算一个，是历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

　　思想与气势

　　毛文的特点首在磅礴凌厉的气势。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文章之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气、行事之势。势是不能强造假为的，得有大思想、真见识。古今文章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纯文人，一是政治家。纯文人之文情胜于理，政治家之文理胜于情。理者，思想也。写文章，说到底是在拼思想。只有政治家才能总结社会规律，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扬自己的政见。毛文属这一类。这种文字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作者全身心社会实践的结晶。劳其心，履其险，砺其志，成其业，然后发而为文。文章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须、凤之尾。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些段落来看毛文的气势：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比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民众的大联合》）

　　这还是他在“五四”时期的文章，真是鸿鹄一飞，便有千里之志。可以明显看出，这里有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影子。文章的气势来源于对时代的把握。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能高瞻远瞩，甚至力排众议，发出振聋发聩之声。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颇有微词时，他大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却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许多人苦闷、动摇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再看解放战争中他为新华社写的新闻稿：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我军摧枯拉朽，敌军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你看这气势，是不是有《过秦论》中描述秦王震四海、制六合的味道？

　　再看他在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致词：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口吻，时代巨人的口吻。解放后美国搞核讹诈，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古今哪一个文章家有这样的气势!

　　为文要有丹田之气，不可装腔作势。古人论文，讲气贯长虹、力透纸背。唐朝韩愈搞古文运动，就是要恢复汉朝文章的质朴之气。他每为文前要先读一些司马迁的文章，为的是借一口气。以后，人们又推崇韩文，再后又推崇苏东坡文，认为韩文苏文都有雄浑、汪洋之势。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他们的文章为什么有气势?是因为有思想，有个性化的思想。毛泽东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时代的思想，是一个先进的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的思想。他也论文，但不以泉比，而是以黄河比：“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到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他在《讲堂录》中说：“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无论才学，他都是立志要超过古人的，也的确超过了古人。如果说苏文如泉之涌，他的文章就是如海之波涛了。

　　说理与用典

　　毛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

　　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重在继承，小孩子从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书，先背一车经典，宝贝入库，以后用时再一件一件拿出来。毛泽东青少年时正当五四前后、新旧之交，是受过这种训练的。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什么都读。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中国。要让广大民众和党员干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这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种真本事、大本事，需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缺一不可。特别需要对中国的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结合当前实际翻新改造。在毛泽东的书中，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这有三种情况。

　　一是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是在一个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作为领袖，除表示哀悼之外，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他一下子拉回两千年前，解释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生死。你看，司马公有言，自古如此，一下子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马迁的这句话也因他的引用有了新的含义，更广为流传。

　　忠、孝、仁、义，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毛泽东对它们给予新的解释：

　　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到经典中找方法，以之来作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论说文，是写给中国的老百姓或党的中基层干部看的。所以，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这个典不一定客观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户晓，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如七大闭幕词这样重要的文章，不但简短得只有千余字，而且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他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这样来阐述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讲话中，他还从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概括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这样重要的命题，这样大的方针，他都能从典故中顺手拈来，从容化出。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进了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随手拿来一典，妙趣横生。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这样来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个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毛泽东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绝不卖弄，不故作高深地吊书袋。他是认真研究并消化了经典的，甚至认真到了考据癖的程度。如1958年刘少奇同志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人在外为官不带家眷。他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领袖应当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只是一方面的专家不行；只读自然科学不行，要读社会科学，读历史，读哲学。因为领导一个集团、一场斗争、一个时代，靠的是战略思维、历史案例、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这些只有到历史典籍中去找，在数理化中和单一学科中是找不到的。

《忆秦娥·娄山关》手迹

　　讽刺与幽默

　　毛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

　　人一当官就易假，就爱端个架子，这是官场通病。越是大官，架子越大，越不会说话。毛泽东是在党政军都当过一把手的，却仍然嬉笑怒骂，这不容易。当然他的身份让他有权这样，但一些人就是洒脱不起来。权力不等于才华。毛泽东的文章虽然大都是严肃重要的指示、讲话、决定、社论等，又大都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成的，却并不死板，并不压抑。透过硝烟，我们随处可见文章中对敌辛辣的讽刺和对自己人轻松的幽默。讽刺和幽默都是轻松的表现，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动作。我可以用十二分的力打倒你，但我不用，我只用一根银针轻刺你的穴道，你就酸痛难忍，哭笑不得，仆身倒地，这是讽刺；我可以长篇大论地阐述一个问题，但我不用，我只用一个笑话就妙解其理，让你在轻松愉快中茅塞顿开，这是幽默。总之，是四两拨千斤。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事业、力量和韬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现。

　　先看他的讽刺。

　　对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抗战，他说：

　　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

　　辽沈战役敌军大败，他这样为新华社写消息：

　　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

　　他讽刺党八股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真是个漫画高手!

　　再看他的幽默。

　　他一生担军国之重任，不知经历了多少危急关头、艰难局面，但在他的笔下常常是付之一笑，用太极推手轻松化开。长征是人类史上少有的苦难历程，他却乐观地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性时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 和“文化的军队”）。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1956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比兴手法，只借“三样法宝”的字面同一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党代表会议上说“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这是借《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话，与原意无关，只借“东风、西风”这两个字意。文章有意荡开去，显得开阔、轻松，好似从远处往眼前要说的这个问题上搭了一座引桥。

　　尖锐的讽刺，见棱见角，说明他眼光不凡，总是能看到要害；轻松的幽默，不慌不忙，说明他有肚量和睿智，肚子里有货。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大拟决议给毛泽东授大元帅衔，他说：“我穿上你那个元帅服怎么下基层，免了吧”。这是一种多么拿得起、放得下的潇洒和幽默!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会上。

　　通俗与典雅

　　毛文的第四个特点是通俗与典雅完美地结合。

　　毛泽东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他在学生时期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包括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如果抛开他的军事、政治活动不说，他完全够得上一个文人，就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一样。毛泽东与他们的不同是多了与工农更密切的接触。所以，他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时常既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动地。

　　请看一段他早期的文字。这是他1916年在游学的路上写给友人的信：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今夕书此，明日发邮……欲以取一笑为快，少慰关垂也。（《致萧子升信》）

　　这封手书与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徐霞客的《三峡》相比如何?其文字清秀不分伯仲。再看他在抗日时期的《祭黄帝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从中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他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由此可见，他早期的文字何等典雅。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他放弃了自己熟悉的文体，学会了使用最通俗的文字。他说，讲话要让人懂，反对使用“霓裳”之类的生僻词。请看这一段：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为人民服务》）

　　再看这一段：

　　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新华社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

　　你看“走到一起”、“但是还不够”、“切勿惊慌”、“就有办法”等等，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但典雅并没有丢掉，他也有许多文字端庄严谨、气贯长虹的文章。如：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而更多的时候却是“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亦庄亦谐，轻松自如。如：

　　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文是典范。不管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他都能随手抓来一个形象，借典说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浅出。毛文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毛泽东是有大志的人，他永远有追求不完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放下身段，当一个行吟诗人，当一个作家。他多次说过要学徐霞客，顺着长江、黄河把祖国大地丈量一遍。他又是一个好斗争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实，除了天、地、人，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一个斗争对象，就是文风。他对群众语言、古典语言是那样热爱，对教条主义的语言、官僚主义的语言是那样憎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号召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他在改稿时特别加了一句：“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后来，我们渐渐机关化了，文章中假、大、空的语言多了。他对此极为反感，甚至是愤怒，严厉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他批评那些空洞的官样文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他是一辈子都在与“党八股”的坏文风作斗争的。

　　文章是一门独立的艺术。细读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他独特的语言风格，足可自立为一门一派。在大力倡导改文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研究一下他的文章。这至少有两个用处：一是专门搞写作的人可以从中汲取营养，特别是补充一些文章外的功夫，好直起文章的腰杆；二是领导干部可以向他学一点写作，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增加领导的魅力。须知：打天下要靠笔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笔杆子。

来源：《人民日报》（2013年02月28日07版）

　　作为先进文化的结晶，任何科学的思想和理论原理，都有其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也有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理论基奠，它是在继承与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批判性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近代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其生成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

　　1、民主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民主议题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重视。对于民主形态上的表现，马克思认为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但在形态上是一种制度。他指出：“民主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君主制则只是国家制度的一种，并且是不好的一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君主制与民主制都是国家制度的表现形式，尽管民主制相对君主制而言是一种更好的制度，但是两者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2、资产阶级民主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均认为，民主是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政治范畴和历史范畴。在阶级和国家存在的社会中，只有具体的、阶级的民主，而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从国家的意义而言，民主总是由统治阶级所享有，被统治阶级则是专政的对象而没有民主可言。资产阶级民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没有改变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强调，无产阶级要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享有民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就必须彻底拨开资产阶级纯粹民主、绝对民主的迷雾，为无产阶级争得民主、发展民主的道路指明方向。

　　3、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工人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概念。列宁也认为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只有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才能结束沙皇政府统治，镇压反动势力反抗，才能使工农劳动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在他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4、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一个强大政党的领导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认为，无产阶级要取得反对有产阶级权力斗争的胜利，实现自身的解放与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在总结了欧洲工人运动经验和1848年革命的历史经验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深深地认识到：只有组成与代表有产阶级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列宁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认为，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建立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党完全不同的新型的政党，即真正的革命的、战斗的共产党。这个强大的政党必须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先进的理论为指导。

　　民主是具体的、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解放、争取民主，就必须通过革命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与此同时，无产阶级要取得反对有产阶级权力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种思维逻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主线，同时也是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直接理论渊源。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继承马列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并将其基本理论、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积极有效的回应。

　　二、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
   
　　1、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中华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民本思想资料，这些思想主要围绕重民、富民、畏民、从民等方面而展开。
   
　　第一，重民思想。鉴于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周初的统治者修正了殷商的天命神权观念，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并且把民提到了比天更高的地位。孟子也明确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理念的民本思想。汉代贾谊认识到曾经横扫六国的秦王朝就是因为推行暴政、不得民心而被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所推翻。因此，他十分注重民心向背对于确保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的作用。

　　第二，富民思想。富民即是通过轻徭薄赋等途径以养民、保民、裕民，使人民衣食无忧和安居乐业。孔子曾指出：“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管子亦认为，大凡治理国家的方法，必须首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百姓富裕就容易统治，百姓贫穷就难以统治。第三，畏民思想。古代思想家十分注重民心向背的重要性以及统治者敬畏民心的必要性。荀子认为凡是施行仁德之政、顺民心、不断修德于天下的贤君，都使国家昌盛兴隆，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反之，逆民心，而最终走向毁灭。唐太宗则把百姓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第三，从民思想。从民是重民、畏民思想的自然延伸，它强调统治者应当重视民心、顺从民意。孟子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管仲也认为政策政令的好坏，要以民心向背为尺度。从民则有利于社会稳定，反之，则遭人背叛。

　　2、中国古代“知行观”

　　知行关系是中国历代哲人希冀解决的一个基本哲学问题。

　　在先秦时期，最早明确论述知与行关系的是孔子。在他看来，知行要统一、言行须一致，如果能背诵诗经三百篇，给他官做进行统治，行不通；派他出使到外国，不能独自应酬；书读的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处。孟子则认为，人的认识来自于天命。墨子和荀子则与之针锋相对，反对天赋观念的“生而知之”。到了宋朝，唯心主义者程颐、朱熹继承了孔孟学说，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点。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王夫之则针对朱熹、王阳明等人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提出行先知后，知必以行为功的学说。他指出：“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知焉，未可得行之效也。”在他看来，知行相资以为用，行统知、且验知，故“行可兼知”。

　　在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汲取了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重民、爱民、利民思想，并提出了人民本位论、人民利益论和人民民主论，形成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在我国，照搬一切理论都是行不通的。对此，毛泽东则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认真考察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知与行的关系，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考察，形成了第一部知行结合的论据。

　　三、近代资产阶级的“主权在民”、“民主共和”思想

　　在摆脱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羁绊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对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不满和怀疑，开始介绍和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效仿日本建立“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度。尽管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在与斯诺谈及往事时曾说：《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接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

　　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君主立宪政体在中国的破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在国体方面，孙中山认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而不是君主，因此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在政体方面，为了加强对权力机构的制衡，扩大人民的参与，孙中山在西方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之外又加入了考试权与监察权，提出了“五权分立”的学说。在国家运转方面，孙中山强调政党是议会制民主共和政体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推行政党政治。尽管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以失败告终，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2]

　　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猛烈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掀起的尊孔复古思潮，将矛头对准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并提出了基本的口号“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在杨昌济的介绍下，毛泽东开始接触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并逐渐被陈独秀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精神所吸引。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了大量的反封反帝的战斗檄文。“陈独秀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3]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所进行的戊戌变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所从事的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都属于寻求社会变革、救亡图存的探索。这些思想使毛泽东对资产阶级“主权在民”、“民主共和”思想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使毛泽东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软弱性和妥协性，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是“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科学分析中国的国情，确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两大民主革命任务，以及完成这两大任务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1][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13.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54.

[3][美]斯诺.毛泽东自传[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30.

文章来源：《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27期，摘自2012年4月《党史博览》

　　毛泽东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的思想、气质、风度和性格都具有他自己的鲜明个性，这个性是绚丽多彩的、多层次的，又是复杂的，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身上兼有虎气和猴气，虎气为主。他的性格中，既有政治家的求实精神，又有诗人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他有农民的平易质朴，又有学者的高度机敏和智慧；他有惊人的耐心，又具有当机立断的魄力；他谦虚谨慎，却又非常自信、自尊；他诙谐幽默，却又严肃壮重；他外表洒脱不羁，工作却一丝不苟；他讲话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却有时令人莫测高深，含有深刻哲理；他重视情谊，却又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他不讲排场，不摆架子，却又令人肃然起敬；他举止安详文雅，有时又嬉笑怒骂，令人难以招架；他有深邃的感情，有时又含而不露。

　　巨人性格与挑战意识

　　访问者：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他在几十年中曾影响和主宰过中国的命运。他的巨大威望和影响，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的？你对此有什么评论?

　　林克：毛泽东是一位历史巨人，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他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错误和缺点，他不是完人，不是超人，更不是先哲。他有过辉煌的胜利，也有过挫折，甚至严重的失误。尽管如此，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政治领袖，而且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领袖。他的巨大威望和非凡的魅力，不是靠权力能够建立起来的。正如他晚年在批判林彪时说的，“天才并不是自封的”。在那个历史时代，广大中国人民对他的尊敬、钦佩、爱戴、信任以及响应他的号召，绝非单纯的权力控制所能赢得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曾被视为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基础、社会制度、民族心理和时代背景等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访问者：你与毛泽东相处多年，根据你的观察和体会，他的性格、气质和情趣方面有哪些突出的表现，你能否具体谈谈?

　　林克：毛泽东多样化、绚丽多彩的性格和气质以及他性格的形成与变化，的确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我只能就一些突出的方面谈谈我的印象。在毛泽东的性格中，我认为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巨人性格和挑战意识。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胆识的青年。他不仅好学深思，而且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之前途与命运，不懈地探索救国济民、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真理与道路。

　　1912年6月，19岁的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写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这是讲公元前359年，中国著名政治家商鞅实行变法、取信于民的一个故事。这是迄今为止毛泽东留有手稿的最早的文章。他的结论是，中华民族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在民智愚昧。因此，改革社会、救国图存最重要的是民心的改造。

　　1915年，毛泽东22岁时，正值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准备次年元旦登基做皇帝。毛泽东在同年9月发出“征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共二十八画）。他自己回忆说：“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与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应者五六人中有罗章龙和李立三。

　　据罗章龙回忆：他同一师同学彭道良谈到同毛泽东到湖南省立图书馆会面事。彭道良说道：“我与毛泽东同班同学，颇知其人品学兼优，且具特立独行之性格。他（毛泽东）常语人：‘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他（毛泽东）本人所写日记，亦有惊人语，如说‘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后发表于1917年4月1日《新青年》三卷二号）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后来罗章龙又将彭道良说的话去询问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肄业的陈赞周。陈赞周说：“润之（即毛泽东）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择友甚严，居恒鹜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俯视之概。”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情景，这使他更加关心国事，评议政局。

　　毛泽东提倡做人要有远大的志向。志向就是做人的理想。毛泽东在1913年的“讲堂录”（听课和读书笔记）中说：“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他对祖国的衰危感到失望和沮丧，常常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来激励自己。他喜读《世界英杰传》。拿破仑、华盛顿、叶卡捷林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卢梭、孟德斯鸠、林肯等都是他称道的世界英杰。他深为感慨地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毛泽东出于改造社会与国家的宏大抱负，他的“讲堂录”中摘录了孟子说的话：“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青年的毛泽东激昂地呼唤：“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毛泽东的父亲指望他继承父业，决定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由于毛泽东当时崇尚“新学”，求知若渴，拒绝了父亲的安排。1910年，他从闭塞的乡村韶山冲来到湘乡一所新式的学校读书时，特意写下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西乡隆盛的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突出地表现了毛泽东书生意气、胸怀天下的性格特色。强调理性的作用，夸大代表理性的圣贤作用，轻视群众和实践的作用，作为当时时代的潮流，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培育下的知识分子容易接受的观点。陈独秀“五四”前后的文章、李大钊1916年《民彝与政治》一文，也体现了英雄史观。青年的毛泽东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圣贤创世历史观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1915年9月6日，他给萧子升的信中，谈到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时，指出：“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如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巨夫伟人是圣贤的同义词。这样，伟人不仅是人格的最高典范，而且成了历史进化的标志了。

　　毛泽东在一师的老师杨昌济对毛泽东非常赞赏。据章士钊回忆，1920年杨昌济去世前曾给章士钊写信，称道毛泽东与蔡和森二人的学行：“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先重二子。”（见《杨昌济文集》附录）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彻底扬弃了圣贤、英雄创世的唯心史观，并反复批判这种唯心史观。他认定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是历史的主人，但人民群众必须接受先进的思想理论的教育和引导。因此，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共产党提出和实行什么样的思想、理论和路线，就显得十分重要。有鉴于此，毛泽东一生都特别重视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新中国建立后，他特别关注并多次领导和发动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目的就是要解决思想理论和方针路线问题。直至晚年，他仍在反复强调：路线是纲，纲举目张。访问者：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挑战者，他在惊涛骇浪中奋勇搏击了一生。他高度的自信和顽强的意志，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他有什么影响?

　　林克：毛泽东性格中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他的强烈挑战意识和造反心理。他渴望迎接挑战，参与斗争，进行变革。他的性格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他自幼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严父慈母两种相悖性格的影响，形成了他反抗压迫和同情弱者的性格，两者结合形成了他的平等、博爱观念和鄙视高贵者、帮助贫穷者的救民意识。父亲严厉的管束、暴躁的脾气和家长制的作风，使他感到压抑，并与父亲发生冲突和对抗。他得出的结论是：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父亲就软下来；可是如果我温顺驯服，他反而骂我更厉害。我在他身边工作时，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反抗的胜利使毛泽东获得了自信。他还回忆了长沙饥民抢米风潮遭到地方当局残酷镇压，韶山哥老会与地主的暴力冲突和当地农民因粮荒而发动的“吃大户”运动等等。毛泽东明确表示：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他表达了他的反抗意识与农民的遭遇和压抑直接相联。

　　对旧的传统秩序和规范的反抗、挑战和造反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他认为反抗和挑战需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反抗和挑战的对象必须是阻碍社会进步、压抑个性的规范和秩序。二是挑战者本身必须具有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思想和理念。他早年就认为：“吾人应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罪莫大焉。”毛泽东青年时期深受谭嗣同《仁学》的影响。《仁学》宣告，罪网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罗网，次冲决君主之罗网，次冲决词章之罗网，次冲决伦常之罗网，次冲决天地之罗网。这与毛泽东的性格是相通的。

　　他的主导思想就是冲破一切罗网，反抗一切束缚个性的规范。青年时期，他常说自己“性不好束缚”。他在学校造学校校规的反，造湖南省长和封建制度的反。1919年11月14日，长沙市有个叫赵五贞的女学生，因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在出嫁的当天在花轿中刎颈自杀。这件事震动了社会。毛泽东就此事在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十篇文章，矛头直指旧社会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毛泽东以战斗的豪情号召世人：“‘反抗强权’一点，吾人应求之于奋斗!”

　　成年以后，毛泽东向整个旧世界开战。在他的前进道路上，一个挑战接连着一个挑战，1927年大革命失败，1935年苏维埃区域丢失殆尽，但是作为彻底反抗者和挑战者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并没有气馁，而是以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坚持斗争，号召和鼓舞人们满怀信心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挑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在建设时代，毛泽东号召人们向自然开战，向地球开战，向科学进军。

　　毛泽东极富于创造性和理想，从不满足现状，总是不断地提出新的奋斗目标，要求变革现状。当他发现现实社会与他的目标和理想有很大距离时，为了达到理想与现实社会完美的结合，有时，他不惜打破现实的规范与秩序，打破现实的平衡与社会体制，而建立更为理想的规范和秩序，建立新的平衡和新的社会体制。

　　毛泽东喜欢动，不喜欢静；喜欢进取，不喜欢守成；喜欢旗帜鲜明，不喜欢中庸之道；喜欢刚毅，不喜欢柔弱；喜欢惊涛骇浪，不喜欢安逸平淡。他认为逆境、挫折、困难、危险，能够激发人的斗争意志，催人奋进，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毛泽东集政治家与思想家于一身，在他大部分的革命生涯中，他的挑战意识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身份是默契的。思想家的思想可以自由驰骋，面向无限与永恒。而政治家是不自由的，他必须面向现实，承担重大的历史责任。但是，当思想家的思想超越了政治家的历史责任时，两者便发生了撞击和矛盾。

谨守军人机密半个世纪 隐居深山劳作54年
82岁新化老人奉孝同： 他曾是中央警卫团出名的神枪手，给毛泽东当过5年警卫
老人的未了心愿：去韶山、去北京看看毛主席

文图/记者 甄荣 通讯员 王杰 奉立群 周明 雷国华

奉孝同展示他在中央警卫团服役期间获得的“执勤能手、优秀射手、技术能手”荣誉证书。

这四本内页泛黄的日记记载了奉孝同在中央警卫团服役的经历。

　　奉孝同复员军人证上的信息表明他曾在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服役（因为工作人员疏忽，把奉孝同的复员军人证出生年月错写为1933年5月）

　　他曾是中央警卫团出名的神枪手，给毛泽东当过5年警卫。1958年2月，他脱掉军装回到新化大山深处的老家，任劳任怨做了54年农活。54年来，他沉默而清贫，几近隐居在深山里，没有人知道他过去的光荣。直到今年10月中旬，一位医生无意中发现了他的秘密。

　　这是一位名叫奉孝同的82岁老人的故事。 11月16日，记者经过10个小时的长途奔波，终于在新化县最西边的奉家镇下团村深山里，找到了奉孝同的家，并带回他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复员军人证等物品。12月初，湖南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建办专家对这些物品进行鉴定后，确认了奉孝同的身份。

　　这位老人有过怎样传奇的故事？他为什么甘愿隐居在深山54年？他的身份又是怎样被发现的？

　　记者手记

　　奉孝同的另类选择

　　要不是大女儿奉庆龄住院期间缺钱治病，奉孝同的秘密或许将永远湮没在山头的雾霭云岚中。

　　没有显赫的战功，没有惊险的经历，但这位老人依然值得人们尊重。54年来，他坚守军人的机密，将当年的光荣深藏在心底，只把自己当成最普通最平凡的山野农夫。只有那些渐渐发黄与褪色的纪念章、荣誉证书和日记本，陪伴着他，安慰着他。

　　中央警卫团神枪手、给毛泽东当过五年警卫、不少战友身居高位……拥有这样优质的“资本”、高调的“资历”、堪称丰富的“资源”，奉孝同却选择低调一生，自甘清贫。他从不想要依靠它们去获取什么，得到什么，再苦再难也自己默默扛。

　　奉孝同54年来的选择，在今天也许会被许多人认为太“傻”，太“蠢”，是“自讨苦吃”。因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见惯了太多“聪明人”的“聪明”，哪怕只稍稍沾上一丁点“资源”、“资历”之边，也要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但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恰恰是奉孝同这样另类的“傻”。因为这样的“傻”，深藏着一种朴素而踏实的人生信念与生命力量。

　　坚强的老人一直把他的痛苦埋在心里，但我们的社会，如何才不让这样有过功勋、勤劳实在的老人掩痛而泣？能否帮助老人实现他朴素而真切的心愿？但愿，老人不会等得太久。

　　■记者 甄荣

　　壹　当年故事

　　虽然头发胡须都已花白，握着记者的双手布满老茧，但奉孝同身板硬朗，仍然透出一股军人气质。 11月16日傍晚，记者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见到了这位82岁的老人。

　　昏暗的灯光下，破旧的两层木房更显得黯淡窘迫。但小屋的主人显然不以为意。因为小屋里珍藏着他的宝贝：3枚褪色的纪念章、几本日记本和1本荣誉证书。它们见证了奉孝同当年的光荣岁月。在他的日记本里，还记述了当年毛泽东要求他们这些警卫人员回家搞调查研究，并听取他们汇报的难忘经历。通过奉孝同的讲述和他的日记，以及他的战友饶和生等人的回忆录，记者还原了奉孝同当年的故事。

　　“搞调查不要摆架子，更不能说我是毛泽东的警卫人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出身贫农、只读过3年初小的20岁小伙奉孝同，怀着满腔热血应征入伍，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3年的烽火岁月，让这位朴实憨厚的农家娃迅速成长为保家卫国的战斗英雄。战斗中很多战友牺牲在他身边，但奉孝同从没有怕过死。战争的残酷也让他意识到枪法的重要性，他在作战间隙苦练射击，枪法有了很大提高。

　　1953年奉孝同回国后，中央从全国每个省选调军队干部，集中到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一中队担负着保卫主席的安全任务）。高大英俊、枪法出众的奉孝同幸运地被选进中央警卫团一中队。

　　1955年5月14日下午3时半，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等几位领导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前院，接见了第一中队全体警卫战士，并提出要给警卫战士增加一项工作——以看家为名做调查工作。“你们为中央做点事，我通过你们和群众接触，你们要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真实地反映上来。”主席布置了调查的内容，要调查生产的粮食、特产、花生、芝麻、烟叶，农民生活怎么样，粮食够不够吃，征购的情况，还要了解干群关系好不好。“搞调查不要摆架子，更不能说我是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是毛泽东派我来的。回去后要尊重父母，尊重老百姓。”

　　尔后，毛泽东就调查研究特意写了《出差守则》。《守则》内容是：1、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2、不要摆架子。3、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4、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5、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守则》结尾，毛泽东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那时起，警卫战士便把农村调查当成一项重要工作。

　　“你们见到了农民，我见到了你们，也间接地见到了农民”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警卫团的安排，奉孝同1955年回到自己老家新化县奉家镇，开始为期10天的调查。他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同时，通过参加群众会、走访亲友邻居、与区乡干部交谈等途径，了解第一手材料。回到北京后，就当地粮食生产、农民吃粮、卖粮情况、农村干部工作作风等写出了调查汇报材料。

　　1955年7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听取了奉孝同和饶和生、高碧岑、何玉秋、管楚良等湖南和湖北籍战士的探家调查汇报。

　　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坐在藤桌周围，询问了这几个人的一些情况后，他话题一转：“有什么情况，你们谈谈吧!”

　　警卫战士互相看着，心中好像有许多话，但不知从何说起。毛主席看到坐在身边的饶和生手里拿着调查材料，便微笑地说：“你的材料能给我看看吗？”“我写得不好。”饶和生把材料递给主席时脸上有点红。毛主席看到饶和生调查报告里反映农村食品“供不应求”4个字时说：“你有点文化嘛!”随即关切地问：“农民口粮够不够吃？”饶和生稍加考虑后回答：“现在农民口粮定量一年只有300多斤稻谷，不大够吃。”“你说定量多少才够吃？”主席用商量口气提出问题。饶和生想了想回答：“最少四五百斤。”“你说得对，你能替农民说话。”主席点了点头，表扬了饶和生。

　　在调查材料中，饶和生还写到农民对一些基层干部有意见：“农民说‘大毛主席’好，下面‘小毛主席’不好（指个别工作人员不执行党的政策）。”看到这句话，毛主席沉思片刻，用铅笔在下面划了道粗杠，脸上略显忧虑，说：“‘小毛主席’也有好的，‘大毛主席’也犯过错误。”听到这话，大家面面相觑地体会其深刻的含义。看完饶和生的调查材料，毛主席说：“你敢讲真话，好!下次到蕲春去看看，多调查几个地方。”接着毛主席继续听其他几位战士的汇报，不时地批改调查材料，提出问题，商讨解决的办法。

　　毛主席在查看奉孝同的调查材料时问：“你还是讲新化方言？”“改了一点。”奉孝同不好意思地回答。毛主席说：“方言很难改，慢慢就会好一些。”

　　3个多小时匆匆过去，听完警卫战士探家调查汇报，毛主席总结说：“从你们几个人中了解了6000万人口（指当时湖南、湖北两省人口）的一些情况。你们见到了农民，我见到了你们，也间接地见到了农民。”

　　“你们年轻人要多吃点，把这些菜都消灭光。”

　　毛主席简短的总结刚讲完，卫士长李银桥前来报告：“饭准备好了，是不是先吃饭？”毛主席站起来说：“那好，今天我请你们吃个便饭。”

　　藤桌子上铺块白布当餐桌，桌上摆放3个荤菜、3个素菜和一盘西红柿鸡蛋汤。主食有米饭和馒头，毛主席只食用了青菜、豆豉、苦瓜炒青椒，以及1碗大米掺小米蒸的米饭。他三下两下把饭吃完了，碗里和桌上看不到剩下或掉下的一个饭粒。警卫战士和毛主席共餐，不免有些拘谨，只顾低头吃饭，很少夹菜，主席似乎看透了战士们的心思，像慈父一样轮流往战士碗里夹菜，还笑嘻嘻地说：“你们年轻人要多吃点，把这些菜都消灭光。”

　　吃完饭后，毛主席又和警卫人员拉家常。当他得知管楚良还没找到老婆时，低头一笑说：“那么多好姑娘还找不到，是你要求太高了吧。不要急，慢慢来。”天色近黄昏，毛主席起身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警卫战士们依依不舍地向他告辞。

　　随着岁月的流逝，离开中央警卫团已经半个多世纪的奉孝同，每当回忆起那次难忘的调查汇报，看到自己写的调查材料，总觉得毛主席牵肠挂肚关心农业、农村和农民群众的深情历历在目。

这四本内页泛黄的日记记载了奉孝同在中央警卫团服役的经历。

　　贰 复员回家

　　在警卫团的几年，是奉孝同一生最难忘的岁月，也是成长进步最快的时候。在学习文化的同时，他更苦练枪法，很快成为警卫团有名的神枪手。一本印有“执勤能手、优秀射手、技术能手”三个光荣称号的荣誉证书，让他一生都引以为豪。

　　1958年2月，28岁的奉孝同复员回到闭塞贫困的新化县奉家镇下团村。出于保卫首长的需要，部队要求他复员后不能泄露自己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经历。他回家后没向村邻说过自己给毛泽东当警卫的情况。镇里的干部也只知道他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

　　54年来，他几乎隐居在深山劳作，保守着秘密。虽然他的生活一直很清贫，遇到很多困难，但他都想办法自己克服，从来没有向组织和战友伸过手。

　　200米内射击，都能打在猪的第一根肋骨上

　　因为当过兵、枪法好，复员不久的奉孝同被乡武装部看中，做了民兵训练军事教官，当上了基干民兵连的“武教头”。奉孝同训练得法，乡里的民兵连在县里连拿3年冠军。当时奉家镇的深山里经常有野猪出没，吃了不少村民种的红薯和玉米。为此奉孝同带领民兵打野猪。

　　虽然过去了50多年，但奉老当年打野猪的威名还是在当地广为流传。下团村村支书邹陈武告诉记者，村里上了年纪的乡亲都知道奉孝同打野猪的名气，“奉老枪法奇准，800米之内的野猪都能打中。那几年他每年都能打20多头野猪，如果在200米内射击，都能打在野猪的第一根肋骨上。”

　　1959年3月， 奉孝同还带领奉家镇的200多名民兵去新化接龙桥，修过湘黔铁路。

　　帮助民兵训练三年后，奉孝同回到村里和妻子一起做农活，成了地道的山野农民。

　　1959年遭遇自然灾害家里缺粮时，他们一家经常咽糠粑吃野菜填肚子，后来野菜没有了，就吃神仙土（一种有粘性的黄土）。因为不消化，体弱的小女儿几次差点因腹胀死去。即便生活再困难，他也想方设法自己克服，不给组织和战友添麻烦。

　　女儿的医生发现了他的秘密

　　改革开放后，随着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奉孝同一家靠种几亩田和优抚金，解决了温饱问题，改善了家里的条件。他先后生有三个女儿，但家庭遭遇诸多变故，小女儿十多年前被人拐卖到了外地，音信杳无生死不明；二女儿嫁到了溆浦河田，家境也很清贫；现在老两口和离了婚的长女奉庆龄生活在一起，唯一的孙女奉莲花长年在外打工不在家，一家几口的活儿全压在奉老肩上。

　　近年来，大女儿奉庆龄身患多种疾病经常住院。没想到，因为女儿住院，新化县仁泰医院的医生王杰意外发现了奉孝同的秘密。

　　2012年10月23日，王杰和医院两位同事开车送奉庆龄回家。因为下雨路滑，他们半夜才赶到，只好住在奉家，见到了奉孝同。 在车上劳顿了11个多钟头，王杰觉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想早点休息，也劝奉孝同：“老人家，您也累了，早点歇着吧。”没料到奉孝同老伴说，他去过朝鲜战场，是毛主席的警卫，还陪主席游过长江。这让王杰顿感睡意全无，追问老人的故事。

　　王杰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普通的老人会是毛泽东的贴身警卫，而且是中央警卫团出名的神枪手。但老人讲的故事真切动人，看不出编造想象的痕迹，要不一位山野老农怎么会知道汪东兴、叶子龙、许世友、张耀祠、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西湖公园等特定名词呢？ 回家后，王杰上网查找到了奉老在警卫团的战友饶和生、张耀祠写的革命回忆录，查到了其中和老人相关的详细记录，并向媒体通报了老人的线索。

　　奉孝同复员军人证上的信息表明他曾在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服役（因为工作人员疏忽，把奉孝同的复员军人证出生年月错写为1933年5月）。

　　谁来帮老人完成他的心愿？

　　54年前，他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国家，54年里，他坚守军人的秘密，再难再苦也未曾向谁伸过手。但现在，坚强的老人深感忧虑：自己80多岁了，老伴也70多岁了，今年女儿住院治病花了几万元，把家里多年的积蓄都花光了。女儿需要进一步治疗，但接下来的治疗费很成问题。自己和老伴百年之后，多病的大女儿谁来照顾呢？

　　因此，希望女儿能早日恢复健康，是这位84岁老人的一大心愿。他的另一个心愿， 则是去韶山看看毛泽东故居，去北京看看毛主席纪念堂。 由于家中贫困，他近50年来从未出过新化县。只是在拮据的家境面前，老人的心愿显得遥不可及。

来源：华声在线-三湘都市报

——在毛泽东诞辰119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李 成 瑞

     我们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导师毛泽东诞辰119周年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在今天这个隆重热烈的纪念会上，我想谈三个问题：（一）认真学习和宣传毛泽东主义；（二）国内外兴起新的“毛泽东热”及其对我们的启示；（三）当前的三项呼吁。这些都是个人看法，提出来同大家一起讨论。

一、认真学习和宣传毛泽东主义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如何结合不断进行艰苦的探索。在实践中几经曲折，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从那时以来，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又经过建国后2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紧密联合世界人民共同进行革命斗争，使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本来，在我国国内早就有人提出，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只是由于毛泽东伟大的谦虚，不同意称为毛泽东主义，而一直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在近半个多世纪来，国外一般都称之为毛泽东主义，近来国内也有些人称之为毛泽东主义。我认为，称之为毛泽东主义比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更为确切，更能表达它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第三个里程碑的科学内涵。当然，有些同志愿意继续称之为毛泽东思想也是可以的，大家可以自由选用。这两个提法的内容和本质没有什么不同。

     这里，有必要对毛泽东主义是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的问题作一简要说明。

     第一个里程碑，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已经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人类发展的先进思想而加以革命性的改造，并总结当时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经过深入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创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争取解放的指针。

     第二个里程碑，是列宁主义——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特征和发展不平衡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俄国，在创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个里程碑，是毛泽东主义——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起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做出了两大贡献。一项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项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顺利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开展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短短的28年内建成了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胜利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深入地进行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特别是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对修正主义进行了群众性的大演习。尽管在毛泽东逝世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但这种低潮是更大高潮的前奏。不管历史发展经过怎样的曲折，资本主义的灭亡与共产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导师，结合新时代国内外的实际情况，总结革命斗争经验，在理论上做出了两大贡献。一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在中国实践的成功，为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可供借鉴的榜样。一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原理；列宁结合十月革命的实践，总结了夺取政权的理论，但没有来得及解决巩固政权的理论；毛泽东则结合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提出了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理论。这两项理论上的新贡献，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思想宝库。

     当前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更加深入地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主义，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毛泽东主义，不仅是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而且是同世界实际的结合；不仅总结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巩固政权的经验。历史实践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地证明了毛泽东主义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是强大的革命理论武器。

 二、国内外兴起的新“毛泽东热”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一个可喜的情况是：最近国内外都在正在兴起新的“毛泽东热”。近几年来，资本主义新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促进了劳动人民新的觉醒。在我国国内，曾经成为国家和企业主人而后来又沦为受剥削受压迫的“打工仔”的广大劳动人民，尝到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苦果，自然而然地怀念毛泽东时代。在今年九月中旬反对日本侵占我国领土钓鱼岛的运动中，人民群众自动地把反日爱国运动扩展到宣扬毛泽东伟大旗帜的更高水平。他们抓住这个难得的上街游行的机会，纷纷打出了许多幅毛泽东画像，有些还打出了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我们好想念您”等等标语的横幅。这是一次任何人不能忽视的民心、民意的重要表达。在这次大游行前后，许多地方群众自发地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组、研究会，毛泽东时代文物展览会，以及树立毛泽东塑像等活动。有些地方，这些活动虽然受到不应有的限制和干预，但还是在艰难前行，不断发展。

     在国外，毛泽东热也在回暖。早在2003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的三个院所，就联合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大规模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讨论会，主讲人是欧美研究中国或毛泽东的知名专家学者。今年5月21日，美国侨网又报道了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的访谈录。赛奇说：“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戴‘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你们中国的‘毛’，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他将他和他的数位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习，因为他是你们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我很遗憾在我们西方世界将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时侯，在你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忽悠、诋毁甚至是造谣中伤毛 先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托尼·赛奇还谈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当前政局的关系。他说：“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贫富不均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这种两极分化伴随着权力私有化，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是越来越突出，毛的思想重新被更多的普通群众重视起来，如果一味地否认或者清除毛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可能造成分裂。中国当前严重的腐败问题既有制度上的缺失，更有思想上的混乱”，“导致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就是新的思想并不为人认可，而毛的思想却被人为地极力淡化，这就是造成中国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

     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毛泽东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客观需要，许多国家（地区）建立了“马列毛主义共产党”或“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并在积极进行活动。据有关媒体报导：今年五月一日，阿富汗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网站发布了14个马列毛主义共产党签署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声明。声明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方案”，并强调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实行“三大法宝”，即一个毛泽东主义的共产党，一个革命的统一战线，一支武装革命力量。很明显，这里所说的“三大法宝”正是来自毛泽东在1939年所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只是把当时所说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共产党”改为“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了。声明中还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取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与毛泽东过去曾经说过的中国革命这篇“文章”包括上下两篇，上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下篇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精神是一致的。声明最后提出：“我们要努力工作，在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我们必须把马列毛主义运用到今天具体的革命实践中，联合起来开展革命斗争。”

     参加签署声明的14个共产党，分属于11个国家（印度、阿富汗、突尼斯因地区不同或派别不同各有两个组织）。其中发展中国家5个：阿富汗、印度、突尼斯、土耳其、摩洛哥；发达国家6个：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奥地利、西班牙、英国。这些党多数还在初期发展阶段，力量还不够强大，但他们都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思想（其中以毛主义作为党的名称的7个，以马列毛主义作为名称的4个）。只要理论正确，路线正确，不管道路多么曲折，就一定会有光明前途。

     国内外新的“毛泽东热”的兴起，给我们提供了以下的启示。第一，毛泽东主义不仅在世界的思想界广泛传播，而且正在渗入到日益增多的革命党人的行动之中，说明了毛泽东主义强大的生命力，这使我们深受鼓舞。第二，20世纪末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正在开始走向高潮（尽管路还很长）。如何自觉地迎接和推动这个高潮，值得认真思考。第三，十四个马列毛主义共产党提出在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共产国际。这更是一个值得认真观察和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第四，不仅广大劳动人民拥护毛泽东，而且不少像托尼·赛奇教授那样比较客观的看问题的西方学者，尊重毛泽东的功绩、品德和思想，谴责某些人“大量忽略、诋毁甚至造谣中伤毛先生”，认为这种行为“简直是不可思议”，“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说明到处有我们的朋友。总之，革命形势在发展，我们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三、当前的三项呼吁

     中国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必须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这个重大原则，中国和许多国家的人民看到了，西方一些比较客观的学者也看到了。最近召开的中共“十八大”通过的“报告”中，虽然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列入“主题”，但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列入了“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既然这样说了，就应当这样做。要做哪些事，是一个内容十分广泛而复杂的大问题。今天的发言时间有限，只提出其中三项重要而迫切的事，向有关方面和广大群众发出呼吁。

     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应当遵照宪法的规定立即停止扩大私有化，并采取适当步骤，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些年来，私有制经济在全部GDP中已占到70%以上，在劳动力的使用上已占到80%以上。正是这种严重的阶级分化，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材料，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达0.57（0.4为警戒线），收入差距超过了英、美、德、日等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最近媒体报道，西南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于今年12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发布会，宣称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到0.61的新高度，社会不公更加严重。就在这种情况下，最近有关方面还在大力推行国务院颁发的“新36条”及40多个部门的“实施细则”，要让私人资本（包括外国资本）进入铁路、电力、石油、市政公用（供水、供气、供电等）以及国防科技工业领域。这种做法，不仅要进一步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可能影响国家安全，而且必然更进一步加剧社会分配不公。马克思说过，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这一规律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或政府法令不可能改变的。只有按照宪法有关规定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才能做到按劳分配为主体，走向共同富裕；才能为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由“弱势群体”恢复国家主人地位提供经济基础。当然，在目前情况下，在再分配（主要是财政资金）方面加大改善民生和建立社会保障的支出，这种改良措施也应当依靠群众，努力实现。但必须防止因此而扩大财政赤字（特别是地方财政的隐蔽赤字），引起更高的通货膨胀，以至抵消了对民生局部改良的实际效果。

     第二，在整顿吏治、反腐倡廉问题上，应当下大决心，由中央领导人带头，迅速实行县级以上官员报告和公布本人及家族财产的制度，让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同时，必须建立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的、与国务院相平行的廉政监察院，对官员公布的财产报告加以核实和审查，把人民群众的监督与专业监督密切结合起来。对官员财产只报告而不公布，是没有效用的；公布了而没有独立的、权威的检查机关，也会使公布流于形式。当前时期采用这种办法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只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消除贪污腐化的根源——剥削制度及其思想。在毛泽东时代，在建国之初处决了两个地区级的贪官，接着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思想之后，28年中没有出现过大的贪腐案件，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吏治最清廉的时代，就是有力的证明。

     第三，在加强党政领导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上，立即纠正前几个月封闭大批网站（主要是反映群众呼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网站）的行为，明令这些网站恢复正常运行。当时有关部门下令封网只是笼统地指责这些网站“发布大量违法信息”、“攻击国家领导人”、“妄评十八大”，但这些部门对这三个问题都未提供相关的证据和任何法律根据。这种做法，不仅背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更剥夺了宪法赋予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和对官员行为的监督权，并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党政领导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它完全违背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必须加以纠正。当然，我们并不否定有关部门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制订对互联网的合理管理办法，依法进行管理。

     有人可能提出：上述的意见，特别是第一项意见，是否属于“封闭僵化”或者“极左”的思想呢？不对！这三条意见都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提出来的，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其中的第一项呼吁，是根据宪法第六条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定提出的；第二、第三项呼吁，是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公民言论自由权和第四十一条关于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提出的。难道遵行宪法的规定是“封闭僵化”和“极左”吗？在中共“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都强调要“依法治国”，那么，首先就要“依宪治国”，纠正任何违宪行为。依法治国一定要“实干”，决不能“空谈”。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能否做到这一点，要通过事实来考验。

     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就曾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到了1962年9月，毛泽东对这个“路更长、更伟大、更艰苦”的新长征作出了进一步科学的具体的阐述。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几十年来的实践，充分地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科学性。今后，在新长征的道路上，不管有多大的艰难险阻、迂回曲折，只要高举马列毛主义的伟大旗帜，紧紧地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韧不拔地进行斗争，就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一步一步地取得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伟大胜利！

     以上所述，是我个人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请有关各方和广大群众来评论，最终由社会实践来检验。谢谢！

     （责任编辑：王山 ）

东方红社科网

“一个大气磅礴的年代”——纪念毛泽东诞辰119周年

大于

文章来源：强国论坛

又到了毛泽东诞辰纪念日——人民节，怀念毛主席的纪念文章又多了起来。

人民怀念毛主席，除了怀念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大公无私，还有他和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那个伟大的时代。

尽管一些媒体反复鼓吹，那是个愚昧无知、贫穷落后、封闭僵化、停滞崩溃的时代，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更多的人民群众对那个时代的评价与那些媒体完全相反，他们认为那是一个人民能够真正当家作主官员要看老百姓的脸色办事的时代，那是一个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时代，那是一个激情燃烧英雄辈出的时代，那是一个干群一心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那是一个意气风发欣欣向荣的时代，那是一个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开创新生活的时代，那是一个淳朴向上人民思想觉悟最高的时代等等。

大于是经过新中国整个的毛泽东时代的，大于对那个时代还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那实在是一个大气磅礴的年代。

大于是经历过大跃进的，敲过人民公社成立的锣鼓，参加过大炼钢铁。不管它存在和发生过多少问题，那种全国人民团结一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让大于永远难忘。若干年学过了历史知识后，大于才认识到，对中国来说，那次大跃进实质上具有使人民在精神上得到大解放的意义。在那以前，中国人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没有自信。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没有那次思想的大解放，大庆油田的发现，农田水利的修建，“两弹”的惊世，卫星上天，谁知道要拖到那一天。

那是一个独立自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时代，“大庆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豪迈气概就是出色的代表。那是一个自力更生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年代，大寨人大灾之后“三不要”的大公无私精神就是光彩的典型。那时候，人民解放军就是一所大学校，平凡而伟大而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就是其优秀的代表。那时候，全国一盘棋，围绕共同富裕的大目标，实现了各个方面的大发展。那也是一个大开放的年代，乔冠华在联合国大气磅礴的朗朗大笑就是是最好的证明。今天回顾那个时代的感觉，比泰山看日出还要壮丽，比玉带滩看海还要浩淼，比钱塘江观潮还要澎湃。

历史是不容歪曲的，周恩来总理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可以作为中国时代的一个简明的小结——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周总理在报告中最后号召说：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周总理的报告同样的大气磅礴。他用事实告诉人们，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大气磅礴的领袖，有了大气磅礴的领袖，才有大气磅礴的时代。

与毛泽东的名字相连

——毛泽东独创的军事思想和卓越的指挥艺术

作者：李际均（中将）

来源：戴旭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ebbbb501017987.html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毛泽东都是一位远比他同时代的人卓越和杰出的人物。

——《毛泽东传》的作者菲力普·肖特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富强，进行了许多次武装斗争，但都失败了。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举行“南昌起义”，开始“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以后，即面临如何建立军队、进行战争和取得胜利的严重问题。显然，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进行前所未有的工农武装革命，如果仍沿袭旧式的军事组织和军事理论及其战略战术，决然不能解决这一新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当时，不论是建军和作战，都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法国巴黎公社的街垒战，俄国波将金式的起义和十月革命的模式，乃至北伐战争的攻取中心城市的路线，以及一切旧式军队的建军法规和作战方式，统统不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
　　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适应中国革命的政治任务和工农武装斗争的历史要求而产生的。
　　毛泽东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和最伟大的创举，首推是在军事领域的建树。从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的阶段性和主导地位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崭新的人民革命军事理论的确立和旧的军事观念的终结。
　　军事史上几乎成为定论的是：著名的军事统帅大都没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述，而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又大都没当过统帅。毛泽东是个例外，他是兼而备之。从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他连续领导进行26年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以后他又领导进行数次自卫反击作战。
　　在世界战争史上，很少有像毛泽东那样集军事统帅与理论家于一身的。这使得他既有可能从亲自领导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军事理论，又可以把自己提出的理论付诸实践和反复验证。所有优良传统在当时都是新的创造，这种创造被历史文化接受就成为传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等一系列原则，经过长期的战争实践检验，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科学的真理。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红遍全中国大陆，仅仅用了22年的时间。特别是1945年4月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以后，到1955年这短短的十年间，连续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三场大战的胜利，横扫一千多万敌军。建立了政权、击退了侵略、战胜了封锁、顶住了威胁、恢复了生产、发展了经济、巩固了国防。 新中国基本国家形象，是建国初期通过一系列严重的国际斗争确立的。毛泽东接手的是“一穷二白”、支离破碎的旧中国，他留下的是“两弹一星”和坚如磐石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世界历史进程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毛泽东传》的作者菲力普·肖特在书中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毛都是一位远比他同时代的人卓越和杰出的人物。”
　　每一种战略思维的背后都有一种哲学基础。毛泽东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又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理念。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最中国化、最富于创造性的部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也是两种世界观和两种认识论、方法论亦即两种战略思维的较量。从这个意义说，毛泽东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
　　毛泽东指出，为了推翻压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中国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泽东通过四个方面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新型人民军队。其一，是确立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惟一宗旨、永远是一支战斗队的任务。其二，是实行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结合；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游击队相结合；解放区与敌占区的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最广泛的人民战争路线。其三，是制定一整套灵活机动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其四，是对全党全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教育。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中，绝大部分是属于这方面的。
　　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贯穿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是军事哲学，即关于战争问题的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毛泽东的军事哲学，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思辨到思辨的经院式的军事理论教条。他不是用现成的规律自身说明自身，他强调战争规律存在于战争发展的过程中，研究战争问题必须从战争实践出发来解释和升华战争观念，而不是相反。
　　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存在于他的军事理论著述和大量的作战指挥文电中，关于战争指导方面，例如：第一，强调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能动地争取胜利。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同时还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战略上的以弱胜强必须通过战役战斗的以强击弱来取得，这就是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集中兵力、兵器，制造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形成局部优势，从而具备了在一定时间空间战胜敌人的物质基础。这就是既反对“唯武器论”又反对“唯意志论”。第二，提出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确立从侦察、判断、决心到部署的一系列互为前提的军事认识与指导战争的逻辑程序。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这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在战争指导上的体现。第三，强调认识情况的两个过程，即：“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作战发起之后，依据新的情况、新的认识，补充、调整甚至改变作战计划。第四，作战计划要建立在能够对付出现最困难情况的基础上。指出：“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这不仅是部署原则，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是解决主观指导的计划性与客观变化的概然性之间矛盾的正确方法。第五，研究战争规律要着眼特点和发展，军事领域是继承与变革的统一，在辨证否定中前进。第六，战略与战役战术的相反相成，即战略上的有规则有定向、战役战斗上的不规则无定向；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进攻、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速决；战略上以一当十、战役战斗上以十当一，第七，立足于完全主动地位的作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实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第八，依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转变。第九，把“创造战场”与战略预置作为夺取战略战役主动权的重要方法。第十，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等。这些来自战争实践的升华，是毛泽东留下的重要军事理论与实践遗产。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以弱击强、以弱胜强。这是军事上最难做到、又是军事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毛泽东的军事生涯始终是同强敌作战，他的军事理论与实践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为基点的。据一位访问过美国西点军校的中国旅游者记述，该校的一位资深教官说：“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或按中国术语叫革命化。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是非常的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办法。虽然我们是在把他当做对手来研究，但是我对中国的毛泽东始终怀有最深的敬意。”这决不是偶然和个别的。在美国、日本和国民党的研究论著中，我们都能看到许多类似的评论。
　　毛泽东创造的伟大时代和留下的伟大思想永远都不会退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辉煌是与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真正能凝聚中国人的、能指引人民军队打胜仗的、能建立中华民族自立、自强、自尊、自信和核心价值观与伦理道德观的，只有毛泽东思想及其在历史新时期的表现——科学发展观。

　　对毛泽东的一生，有诸多的评价，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发出毁誉之争是正常的。作为一个诗人，毛泽东的确是感情外露的，流泪也属平常。但考察一下他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流泪，对于我们正确寻找毛泽东灵魂深层的东西，是有必要的。

　　我了解毛泽东流泪的情况不多，仅从知道的一些做一下分析。比如贺敬之讲的毛泽东在延安看《白毛女》剧时的落泪，深刻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不公平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所表示出的他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对剥削阶级的厌恶，以及他终生不渝的革命原动力起因。毛泽东参加革命，领导革命，绝不是入股分红，而是真正的革命。何以见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试图防止旧中国复活就是证明。文革是什么?对毛泽东来说是自毁家业的继续革命，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登上权力顶峰的英雄们仅见的唯一例子。他的人民性在文革中彻底完成。只有毛泽东才能称得上自觉革命到底的伟大人物。毛泽东的这次流泪，可以想象得出，他是悲愤交加的。

　　毛泽东的另一次落泪，据说是在晚年因观看电影(难忘的战斗)里人民解放军进城受到万千群众自发的、英雄式欢迎，他落泪了。这种眼泪，反映出毛泽东对革命历史的真切怀念。毛泽东和人民心连心，他希望我们这个党，这个军队，能始终得到人民的拥护。在这种条件下的泪花，包含不包含对我党我军开始脱离人民，走到人民的反面，而引起的担忧和不满呢?我想是的。这次落泪，想必比第一次落泪，成份是更为复杂一些的。

　　第三次落泪是我听一个红卫兵领袖讲的。当时他才二十几岁，面对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自己遭受迫害，向毛泽东诉说委屈的时候嚎啕大哭，毛泽东也落了泪。对于这次落泪，应该说渗透着毛泽东更为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对红卫兵一代人充满了感情，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作为一流政治家，面对国内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力量对比，面对红卫兵的不成熟，他是恨铁不成钢，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他们的一些幼稚行动，以保证大局的稳定，是挥泪斩马谡。我想，此时毛泽东的心一定在流血，他一定是凄凉的，无奈的和无助的。

　　第四次落泪是读词《念奴娇.登多景楼》。词曰：“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此时毛泽东肯定是孤独心境，老战友刘少奇也好，邓小平也好，林彪也好，都是为门户私计，怎能不伤悲!毛泽东痛感革命队伍领导干部多为“门户私计”，而对自已继续革命不能理解，自已老之将至，深知接班人不行，“生子不如孙仲谋”，眼睁睁要把万事全抛，岂能不热泪横流，独自顿首!汉高祖对戚夫人说四句诗，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橫绝四海，从古至今有几人理解?毛泽东心知唉!

　　最后，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在晚年的最后岁月里，经常落泪。这种泪大多是在读古人诗词的慷慨悲歌之后。这里面反映出什么样的内涵，是一般人很难全窥其貌的。据我看来，毛泽东的晚年是非常清醒的，他老人家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可能性，看到了多数民主革命老战友不愿追随他继续革命,看到了他想通过革命防止复辟的理想不可避免的失败，而他只能做到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时的落泪，是曲高和寡之泪，是大英雄之泪，是大悲剧之泪。他只能做到把火种留下，待后人去点亮。

　　令我感到无比欣慰的是，毛泽东用泪水和热血浇灌的红色革命之花结成的种子，过了几十年后，终于在新的一代人当中生根、破土、成长。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革命的野草正在被微微的大地上的春风吹醒，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一定会成长起来，使世界变成绿色的海洋。毛泽东有灵，总会有那么一天，他会再一次流出热泪，而这次流泪的主要成分，将必然是快 乐与欣慰的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