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我们国内，新自由主义及其私有化的思想在许多媒体上、学者圈内却非常吃香。这些学者基本上都留过洋，在国外公司或者国际机构工作过，回国后有的还身居要职。

　　他们极其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市场就是上帝。他们的理论主要归纳为三点：

　　一是政府必须铲除所有阻碍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实现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也就是极端的市场化，国际国内资本自由竞争，进而让跨国公司控制国内产业；

　　二是政府应出售拥有的一切资产，土地、矿藏、铁路、航天、航天、军工、通信等等，由私人资本企业来经营，政府应该越来越小，私人资本应该越来越大，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公民社会”；

　　三是政府应该缩减开支，减少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福利等领域的投入，由私人资本来经营。

　　这些观点在中国社会层面，引起了诸多争议。为此，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郑重表明：从中国国情出发，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很多没有读过什么书的老百姓都能明白的道理，个别学者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一旦开始大规模地私有化，中国的产业、资源、经济主权、国家主权将为谁所控制？

　　世界历史已经多次回答了这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的苏东巨变、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给了我们记忆犹新的答案。大规模的私有化，必然造就大规模的腐败；必然造就私人垄断资本家，操纵市场，危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必然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外流，国家经济、安全命脉被外资控制，从而导致经济主权、政治主权旁落。

　　而在被美国视为“后花园”的拉丁美洲，在独立以来的两百年历史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拉美历史上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国有化浪潮，而这，正是源于每一轮国有化浪潮前，私有化高潮对拉美的政治、经济伤害所致。

　　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不是国内事务，而是国际事务，是本国政府、人民和外国资本之间争夺本国经济主权、政治主权的斗争。

　　1820年至1930年的自由贸易和私有化——前驱狼，后迎虎

　　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运动高涨。拉美人民赶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迎来了新的殖民者大英帝国。拉美自独立之初，普遍以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为国策。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是19世纪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是1.0版本；而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则是美国的全球化，是2.0版本。

　　当时拉美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拉美一方面成为初级产品和资源的出口国，一方面又是英国等国的出口市场，拉美就这样被编织进了19世纪版本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下。在国外廉价商品的冲击下，民族工业基本没有发展的可能性。英国通过投资、贷款、贸易等方式，逐渐控制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将拉美国家大部分的公用事业、石油、硝石、铁路、港口控制在手中。

　　美国作为后起之秀，在1823年宣布了“门罗宣言”，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对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意图由美国主导美洲事务。但由于此时美国实力不济，只是口头反对欧洲列强，并无实质性的举动。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奴隶制度被废除，进一步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美国国力快速增长。

　　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爆发战争，美国胜利。列宁称这次战争为世界上第一场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此战之后，美国开始大范围介入拉丁美洲事务。美国一手持美元投资和自由贸易，一手持战争大棒，在拉美迅速扩张。

　　从1898年至1932年，美国仅仅对加勒比国家，墨西哥、古巴、多米尼加、巴拿马、大哥伦比亚、海地、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国进行了34次武装干涉。[1]

　　1914年，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达到英国的45%，而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已经不相上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衰落，美国崛起。1929年，美国在拉美投资达到54.29亿美元，与英国的58.89亿美元相差无几。[2]

　　1929年，对外贸易领域，美国在拉美20国进出口总额比重分别高达38.7%和34%，大大超过了英、德的总和。[3]

　　美国公司在拉美大规模扩张，控制着中美洲的香蕉、咖啡生产，霸占了洪都拉斯20万公顷土地，垄断了铁路、港口、航运、电力、制造业、出口贸易部门，并拥有关税、运输、电讯等特权；霸占了危地马拉1/4国土、3个大港口，并垄断铁路、电力公司，完全控制了危地马拉经济；垄断着古巴制糖业和铁矿；控制着哥斯达黎加香蕉、铁路、电力、采矿、对外贸易；垄断着巴拿马运河，铁路；在秘鲁、圭亚那、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建立大型矿场；控制着巴西的橡胶；美孚石油公司在哥伦比亚取代了英国公司，1922年美孚石油公司进入玻利维亚，与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发生格兰查克战争。[4]

　　美国控制着拉美的经济命脉，开始在拉美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上世纪30年代墨西哥、玻利维亚的国有化——因二战之剑高悬而获美国首肯

　　墨西哥土地，在1846年至1848年的美墨战争中，美国侵占了墨西哥一半的国土。

　　墨西哥从1917年开始主张实行国有化措施，摆脱美国的经济控制，但是直到30年代才部分实现计划。

　　1910年，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达10亿美元，比墨西哥本国政府投资还多33%。1912年，美国控制了墨西哥矿产的78%，钢铁企业的72%，石油开采的58%。美国还控制着大批甘蔗、咖啡、棉花、橡胶、染料、龙舌兰的种植园，占有的土地等于其他国家在墨西哥占有土地的一半。

　　1917年，卡兰萨政府颁布《1917年墨西哥宪法》，规定一切土地、水流、矿藏属于国家所有，对于外国垄断资本进行限制。此举激怒了美国政府，美国积极推动反墨势力。1920年5月墨西哥发生政变，卡兰萨被枪杀。

　　继任的奥夫雷贡政府起初也拒绝美国的要求，坚持国有化。但是最终不得不妥协，签署《布卡雷利协定》，规定美国公司和个人在新宪法生效前（1917年5月1日）在墨西哥所购置的产业不适用于《1917年墨西哥宪法》。

　　1924年继任的卡列斯政府，起初也力图贯彻1917年宪法，为此起草“石油法”，规定新宪法生效前在墨获得的油矿租借期为50年。美国又积极支持墨西哥的叛乱活动，最终迫使卡列斯政府于1928年宣布承认外国石油公司的石油开采权。墨西哥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失败。[5]

　　1934年，国民革命党左翼人士拉萨罗·卡德纳斯当选总统。卡德纳斯政府对内实行土地改革，对外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反法西斯战争。1937年，卡德纳斯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1938年又决定将石油收归国有，其中包括17家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并给予这些公司部分赔偿。

　　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形势紧张。为了能在战争期间有一个稳定的拉美后院，为了抵消100万在拉美的德国侨民（其中超过10万是纳粹党员）的影响力，美国罗斯福政府改变了其前任的“大棒政策”，采取“睦邻政策”。在经历了近4年的谈判之后，美国政府同意了墨西哥的赔偿金额，同意了墨西哥的国有化政策。

　　1937年，玻利维亚政府把美孚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美国没有进行武装干涉。不过美国也中止了对玻利维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经过谈判，玻利维亚政府支付了赔偿金。

　　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国有化，是历史上美国政府第一次同意外国对美国公司国有化。此举使得拉美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支持美国。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美国政府不可能允许墨西哥和玻利维亚政府的行为。

　　美国的“睦邻政策”并不是真正的“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美国学者托马斯·帕特森说：睦邻政策改变的不是美国称霸拉丁美洲的目标，而是确保这种霸权的方法，睦邻政策意味着新的策略，而不是目的。

　　美国的“睦邻政策”放弃了赤裸裸的武装干涉，但是却并没有放弃间接干涉。1933年，美国政府通过军事威胁等手段，干涉古巴，迫使起义成功的圣马丁政府垮台，扶持门迭塔亲美政府成立。1934年，美国大使参与谋杀了尼加拉瓜民族英雄塞萨尔·桑地诺，扶持独裁统治者索摩查上台。今天尼加拉瓜的进步组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便是以桑地诺的名字命名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于1979年推翻索摩查家族的独裁统治。[6]

　　二战后到上世纪50年代初的自由贸易和私有化——战后美国弃“睦邻”重拾扩张

　　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抛弃“睦邻政策”，开始在拉美全面扩张其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战争期间，美国在拉美地区建立了92个海、空军基地。

　　美国通过《克莱顿计划》、《第四点计划》，在拉美大力推行“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企业”，通过这些方法控制拉美国家的资源、产业和公用设施。签订《第四点计划》的国家，必须保证美国公司有“国民待遇”或“超国民待遇”，保证投资者有任意抽回资金和利润的自由，保证美国公司不被国有化，或者在实行国有化时候给予优厚的补偿。

　　到了50年代，美国控制了拉美石油产量的60%，炼油业的50%以及几乎全部的石油产品；控制了拉美铜生产的90%；控制了巴西、委内瑞拉、智利、秘鲁、古巴的铁矿开采，拉美的铁矿砂几乎全部运往美国；控制了墨西哥的锌和铅，古巴和巴西的镍，古巴的金和巴西大部分的金。

　　美洲大陆的电话公司、水电公司、航空公司几乎全部为美国控制。

　　农业上，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和糖公司几乎控制了拉美的咖啡、可可、香蕉、甘蔗的生产和出口。联合果品公司成为拉美国家的“国中之国”。

　　对外贸易上，美国几乎控制了拉美对外贸易的一半。[7]

　　二战后至上世纪50年代失败了的国有化——美国用政变及颠覆活动摧毁拉美独立

　　作为初级产品的出口国，拉美各国经济长期为国际资本所垄断操纵。经济极易受国际市场左右，处于依附型地位，缺乏经济独立。比如，1929年至1933年美国“大萧条”期间，拉美受到极大冲击。1932年的出口总额比1929年下降了63.4%。[8]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措施。在此前后，苏联的国家计划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拉美各国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开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

　　阿根廷、乌拉圭、智利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上世纪50年代拉美各国开始大规模展开。进口替代的含义是摒弃之前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限制某种工业产品的进口，限制外资，刺激和保护弱小的民族工业，以此促进本国的工业化。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明显不利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浪潮的兴起，鼓舞了拉美人民。拉美独立之初，继承了殖民地时期的大地产庄园制度、社会等级制度、专制主义传统，各国内部的种族歧视问题非常严重。直到1974年，1%的拉美农户占有62.2%的土地，76.3%的农户占有4.5%的土地[9]。直到今天，拉美仍旧有1亿多非洲人后裔的贫困群体，数千万的印第安人仍旧处于社会最底层。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人民迫切要求参与到社会的变革当中，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

　　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府代表了人民的要求，他们主张走工业化道路，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经济和国内市场，改善劳资关系，进行土地改革，对一些产业实行了国有化，削弱国内寡头阶级势力。在对外政策上，有意无意地举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

　　危地马拉、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等国在这一时期实行了一些国有化、保护民族产业的措施。这些政策一方面触犯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利益，一方面触犯了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此时的美国正处于二战后的扩张期，力量强大。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到1958年，美国在拉美策划的政变和颠覆活动达16次之多[10]。因此这些实行改革和国有化的政府，无一例外都被美国直接或者间接干涉，统统下台。改革和国有化政策大多数都失败了。危地马拉是其中最知名的例子。

　　危地马拉

　　1950年，阿本斯当选危地马拉总统，积极推动种族平等、民主改革，废除奴隶制度，推动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保护工人利益。

　　阿本斯任内最重要的政策是土地改革。危地马拉的土地主要为国内大地主和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所占有。1950年资料显示：“总人口的2%控制着全部耕地的74%，而76%的农业单位仅能获得9%的土地”。

　　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占有该国土地面积的 1/4，是危地马拉最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的利用率只有 8%。联合果品公司所控制的中美洲铁路公司，控制着通往加勒比海巴里奥斯港的铁路和沿海的 3个港口、所有航运、进出口。美国的危地马拉电力公司垄断着全国用电、电报、电话。

　　至1954年年中，阿本斯政府采用有偿购买的方式，购买了5548平方公里的闲置土地，其中1590平方公里是联合果品公司的土地(约占该公司所占土地的5%)。政府将土地分给了8.8万户农民。

　　为打破垄断，危地马拉修建了一条与铁路并行的公路，并计划在首都附近修建一座马里纳拉水电站。1953年10月，政府把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控制的铁路收归国有，并准备在租约期满后收回巴里奥斯、圣何塞、切佩里科等重要港口的主权。

　　阿本斯的行为惹怒了美国。1954年，美国策划了武装叛乱，美国飞机直接轰炸危地马拉，迫使阿本斯政府下台。继任的亲美政府立即推翻了阿本斯的政策，把土地归还大地主和联合果品公司，给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以特权，取缔工会、农会和民主党派，重新建立了独裁统治。

　　危地马拉的独裁统治，使得农民于1960年开始了持续36年的游击战。根据危地马拉真相委员会的报告，该国有20万人死亡，5万人失踪。 [11]

　　巴西

　　1951年至1954年，瓦加斯总统再度执政。瓦加斯政府采取了一些针对外资的限制措施。成立国家石油公司，对巴西石油的勘探、开采、加工实施垄断。宣布建立国营电力公司，将外国电力公司收归国有。并于1954年提出将最低工资提高1倍(同1951年比)。瓦加斯的政策，得到了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支持。

　　1954年，巴西军事集团在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策划和指挥下发动政变。瓦加斯迫于压力，自杀身亡。继任的政府采取了亲美政策。

　　直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外资仍旧掌握着巴西工业，汽车制造占90%，烟草占85%，电力占82%，机床制造占70%。[12]

　　玻利维亚

　　1950年，提出社会经济改革纲领的帕斯·埃斯登罗斯当选总统。然而，反对派发动政变，阻止了埃斯登罗斯履任。这是该国自1825年建国125年以来历史上第179次政变。

　　1952年，玻利维亚爆发人民武装起义，三天之后，帕斯·埃斯登罗斯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党上台。新政府准备实行锡矿国有化，土地改革，建立普选制度，实行教育改革和社会福利制度，给印第安人以平等权利。55%印第安人、30%的混血人口长期处于玻利维亚社会底层，出生婴儿中平均每三个就有一个死亡。

　　玻利维亚国家预算的75%来自采矿业，但是采矿业却全部为外资垄断。其中巴蒂诺公司1940年至1948年所得利润竟然达到投资额的452倍。在埃斯登罗斯上台后，美国多次策划政变，最终导致民族主义革命党渐渐改变了施政方针，特别是埃斯登罗斯之后的西莱斯政府。[13]

　　玻利维亚的变革之路由此被堵塞，其后出现了一件震动世界的事件——1967年，出生于阿根廷的古巴革命运动领袖之一切？格瓦拉跑去玻利维亚打游击战。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玻利维亚军方一起，杀害了格瓦拉和游击队员。

　　阿根廷

　　1946年胡安·庇隆当选阿根廷总统，他在任内将中央银行收归国有，向美国公司赎买了国家电话网，向英国公司赎买了2.4万公里铁路及法国公司的铁路。庇隆主义提倡反对帝国主义。1955年，阿根廷国内发生政变，亲美政府上台，积极维护国内资产阶级-地主的利益和外国垄断组织的利益。[14]

　　委内瑞拉

　　1947年大选，民主行动党领导人、著名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当选总统，颁布新宪法，对外国石油垄断公司的所得税提高50%。1948年11月，美国策划军事政变，佩雷斯·希门尼斯建立亲美独裁政权，废止了1947年宪法。仅1956年至1957年，便将100万平方公里石油储量丰富的区域租让美国。[15]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振奋人心的国有化高潮——美国内外交困，拉美民族复兴

　　美国对拉美的剥削、压迫、军事干涉，激起了拉美人民极大愤怒。50年代后期，《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登载，“怒火燃烧着拉丁美洲？？美国佬从加勒比海到合恩角到处受到攻击”。

　　1958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出访拉美八国的经历就是最好的写照。拉美人民掀起空前强大的反美示威。尼克松刚到加拉加斯机场，首先看到的便是大字“再见，尼克松，我们不留你”。当他的汽车经过街道时，唾沫、棍棒、石子、烂水果、鸡蛋、垃圾全都投向汽车。汽车玻璃全部粉碎，车上的美国国旗也被撕掉。警察释放催泪瓦斯驱散抗议的群众，才把尼克松救出重围。[16]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这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动摇了美国的霸权，极大了鼓舞了拉美人民。

　　美国占有着1/5的古巴土地，武装力量和警察驻扎在古巴境内，并在关塔那摩拥有海军基地。美国资本操纵着古巴糖产量的40%，操纵着电力、电话、铁路、港口、海运、进口石油，以及主要矿产的开采。

　　古巴对外国资本和产业进行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接管全部私营银行，建立国家银行，实行社会主义改革。[17]

　　古巴国有化的做法触犯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做法更是打痛了帝国主义。1961年4月17日，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但是被击败。这是美国对拉美百年来侵略活动的第一次失败，极大鼓舞了拉美人民。

　　1960年代中期，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落入越南战争的泥淖。美国国内也掀起了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美国内外矛盾重重，力不从心，被迫进行战略调整。

　　此时，苏联在世界各地积极扩张，西欧、日本迅速崛起，中国所倡导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渐渐崛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拉美各国的民族运动兴起，掀起了一场国有化高潮，其中包括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委内瑞拉、墨西哥、厄瓜多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牙买加、巴拿马、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国有化的范围以石油、采矿、铁路、电力为主，还涉及到金融业、制造业、农牧业、渔业和服务业等部门。十多个拉美国家相继把外国公司控制的石油、铁、铜、铝土等工矿企业收归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拉美几乎所有电站都为外资控制；1975年，该地区80%的发电量为国营公司控制。

　　这些国家国有化的主要措施有：限制和收归租让土地；通过参股办法，逐步收回外资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股权；通过赎买、征收、没收的办法，将外资国有化。

　　从1960年至1976年，拉美有198家外国企业被收归国有，其中美资企业158家，英资企业8家。

　　不过即使有了如此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至70年代中期，美国垄断资本依旧控制着拉丁美洲1/5的国内生产总值、1/3的工业生产，经营着1/3的对外贸易。[18]

　　此次拉美的国有化浪潮也有反复。如，推行国有化的智利、玻利维亚等政府被推翻。新政府上台后，又实行了私有化政策。但是从整体上来讲，此次国有化的成绩是巨大的。

　　秘鲁

　　贝拉斯科政府60年代末将美资石油公司、国际电话公司收归国有；70年代前半期，又先后征收了大通曼哈顿银行、秘鲁和孔查炼油公司、美资赛罗德帕斯克矿业公司、美资马尔科纳矿业公司。从1968年至1975年，共征收和没收17家外资企业，收回3100多个矿山租让地。1973年实现渔业国有化。建立了石油、矿业、渔业、电力、铁路、出口等行业的大型国营公司。国营公司数目从1968年的18家增至1975年的174家。[19]

　　玻利维亚

　　1969年，玻利维亚把控制全国石油生产80%的美国海湾石油公司收归国有。1970年规定国家对金属冶炼业，特别是炼锡业实行控制。1971年收回世界最大锌矿之一的马蒂尔德矿和美国国际金属加工公司的租让地。1976年5月宣布全部铁矿和锰矿由国家控制。[20]

　　委内瑞拉

　　1971年实现了天然气国有化。1975年实现铁矿国有化。1976年实现石油业国有化，征收了美资克里奥尔、英资壳牌石油公司等19家外资石油公司的全部资产，收回28800平方公里石油租让地、12000口油井、6000公里输油管道。[2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74年将壳牌石油公司的财产收归国有，1975年将属于特立尼达德士古股份有限公司的石油产品销售网收归国有。

　　牙买加

　　1974年收回了美国阿尔考公司霸占的铝土租让地，购买了51%的股份，1977年买了美国凯塞制铝与化学品公司、雷诺牙买加矿业公司51%的股份。

　　圭亚那

　　1975年对美国和加拿大公司所属的铝土矿和氧化铝实行国有化，糖业也实行国有化。又在1976年5月把外国资本经营了160 年的波克公司的全部资产收归国有。[22]

　　墨西哥

　　在过去国有化的基础上，又通过收买外国企业多数股票权（外资控股不得超过49%）的方式相继把美国资本的硫黄、铜等矿业公司收归国有，至1987年本国资本参与采矿工业的比重为87%。[23]

　　巴拿马

　　巴拿马人民从1920年代即开始要求修改美巴条约。美国控制着1432平方公里的运河区，实行美国法律，驻军上万。经过长期的斗争，1964年，美国政府不得不与巴拿马罗伯特·恰里政府签订联合声明，同意为达成一个“公平与平等的协定”而进行谈判。1977年，托雷霍斯政府与美国签订《巴拿马运河条约》、《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运河营运条约》。美国政府为此附加了修正案，参议院批准：在2000年以后，如运河关闭或营运受阻时，美国有权单方面“使用军事力量”重开运河。1989年6月，美国为诺列加政府，出动2.6万名兵力，入侵巴拿马。造成600多军民死亡，2000多人受伤[24]。2000年，美国将运河管理权交给巴拿马政府。

　　上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首次试验——美国用“大棒”和“胡萝卜”重控拉美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支持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的军事集团发动政变，培植亲美军政府，借助军政府之手推行新自由主义。军政府采取屠杀、暗杀、中情局亲授的酷刑等暴力恐怖手段镇压群众，同时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管理国家经济。自50年代起，中央情报局就资助弗里德曼及芝加哥大学，为拉美国家培养经济学家，这些学生后来被称为“芝加哥男孩”，他们为军政府实施了全套经济政策。“芝加哥男孩”后来又在苏东剧变、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拉美等国的经济危机期间大显身手，为美国谋取了不少利益。

　　智利

　　1970年，人民联盟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阿连德实施社会主义主义方向的变革。对铜、石油、煤炭、硝石等自然资源、生产资料、企业实行国有化；购买了26家私人银行中的18家，并对其他5家实行监督；进一步推动土地改革；实施全民卫生保健；逐渐实施免费教育；对儿童提供免费牛奶；并对国内的3个美军空军基地进行监督。[25]

　　阿连德当选总统之际，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姆斯说：“让经济尖叫。”

　　阿连德当选之前，华盛顿的智利特别委员会就提出：“使智利经济崩溃来对抗阿连德。”这个委员会由在智利的美国垄断公司组成。美国暂停对智利的贷款，并要求美国商业银行也这么做，建议外国银行也这么做。美国动用了战略铜储备库，暂停智利的铜进口，并操纵国际铜价，使得铜价格从1971年的66美元/吨下降到1972年的48美元/吨。而铜的出口占到智利出口收入的一半。[26]外援的中断加上铜价的下降，给智利经济造成了极大困难。经济的恶化使得阿连德的变革之路面临巨大压力。

　　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披露，美国政府批准1000万美元用于资助智利反对派，资助电台报刊进行反政府宣传，并组织一些行业罢工，策划了一次叛乱，未获成功。[27]

　　1973年9月11日（历史竟是如此吊诡，悲剧的“9·11”），美国支持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主选举的总统阿连德。飞机轰炸总统府，总统在抵抗中死亡。皮诺切特开始屠杀，超过3200人失踪或处死，至少8万人被监禁，20万人逃离智利。

　　智利随后开始了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尝试。1975年更是大幅推进，削减公共支出至阿连德时代一半，医疗和教育首当其冲；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近乎免费赠送。这一年，智利经济萎缩15%，失业率升到20%（阿连德时代不到3%），197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75%。

　　智利企业吃尽了新自由主义的苦头，惟一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和金融投机资本家、军政府寡头。曾经坚定支持政变的智利民族企业家、基层制造商几乎全部破产。

　　不过在1990年代，智利经济情况有所好转，贫困率下降。很多人以此来判定新自由主义在智利获得了成功。不过这一观点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点——皮诺切特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一直将四大铜矿控制在国家手中，未进行私有化。80年代中期为了应对糟糕的经济，皮诺切特改变了经济政策，又将一部分公司国有化[28]。另外，阿连德的土地改革成果还保留了一部分。这几项政策与新自由主义无关。

　　巴西

　　1961年1月夸德罗斯当选巴西总统，因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他被迫于当年8月下台。副总统若·古拉特就任总统。古拉特恢复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并且采取了一些符合本民族利益的措施，限制外资利润外流（不得超过10%），对石油进行国有化。对沿国有铁路、公路、水利设施宽10公里以内未耕种土地实施国有化，废除矿山开采租让合同（如果公司对矿场尚未开采），对农业工人实施社会保险。

　　1964年，在美国支持下，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人独裁统治。新政府废除了公民的民主和政治权利。前总统古拉特、夸德罗斯、库比契克被逮捕，工会被解散。[29]因为工人的抗议活动逐渐增加，军事当局逐渐采用了中情局酷刑之类的镇压手段。巴西后来成立的真相委员会指出，“国家杀人变成家常便饭”。 [30]

　　军事政变后，倡导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芝加哥男孩”在巴西经济部门获得要职，他们大力倡导吸引外国资本。国家投资的比重大规模降低，从1965年至1969年间的29.6%下降到1973年至1975年的16.7%。1972年巴西300家最大的公司中，49%处于外资控制之下。从1965年至1975年，10家外国大公司直接投资巴西9880万美元，但是汇出的利润却高达7.745亿美元。[31]

　　军人独裁期间，巴西劳动者实际工资几乎下降一半，通货膨胀，失业增加。1972年，巴西基尼系数高达0.66，居拉美国家之首。贫困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9%。[32]

　　1973年，新自由主义的鼻祖米歇尔·弗里德曼访问巴西，宣称巴西的经济试验是“一个奇迹”。此时正是军政府采取暴力的高潮。

　　上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借助债务危机迫使拉美实行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

　　债务危机的内因

　　拉丁美洲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进口替代国有化道路，1950年代大范围展开。进口替代战略为拉丁美洲带来了一定成就，但是到了70年代，各国的发展基本上都遇到了瓶颈，出现结构性的危机。
　　
　　拉美各国工业化比欧美晚，因为技术质量问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国外市场非常有限。同时，拉美大多数国家都是小国(巴西除外)，人口有限，国内市场也非常有限。狭小的市场，阻碍了各国工业化的利润和资本积累、技术更新、产业升级，阻碍了生产的扩大，因此也阻碍了就业人口的增长，增加了社会矛盾。中国这样的大国，在被国际封锁的30年间，可以建立起门类齐备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拉美各国却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其发展模式依旧是依附型的经济。

　　为了发展工业，拉美建立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互通有无。1972至1974年，各国间互惠贸易额达到对外贸易总额的13%，与美国、欧洲、日本的贸易额仍旧超过60%[3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拉美经济的贡献仍相当有限。

　　拉美的农产品出口1974年占出口总量17.4%，原料商品出口1975年占80%[34]，据此判断，1975年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仅为3%左右。为了工业化的发展，必须从国外引进技术、装备、材料，所需要的外汇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农产品、矿产品出口收入，二是国际贷款和援助。

　　1973年，拉美地区的贸易赤字达到2.37亿美元。因为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的影响，石油涨价，1975年贸易赤字达到99亿美元。除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拉美大多数国家都需要进口石油。在贸易赤字的情况下，拉美各国的目光投向了国际贷款。
　　
　　1970年代之前，拉美各国的贷款主要来自其他政府、世界银行、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些贷款虽然附有政治经济条件，但是贷款周期长、利息低。进入70年代，在美国的间接干涉下，这些政府和机构大幅削减对拉美的贷款，迫使拉美各国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

　　美国如何引爆债务危机

　　1972年，美国政府推倒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在国际上的信誉遭到极大威胁。但是紧接着，美国操纵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价格暴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暴增。美国以石油、军事等作为基础，建立了美元的霸权体系。

　　中东各国获得了大量石油美元，按照美国与其签订的秘密协定，他们将这些美元输送至美国华尔街，然后，华尔街投资银行又以短期贷款的方式将美元借给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拉美等国家再将美元输送至中东等产油国家，中东产油国再将美元输往华尔街。由此建立了石油美元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得到了美元和利润，拉美等国则欠下了大批债务。

　　国际资本一边是掠食者，一边还扮演着救世主。因为拉美各国企业急需美元，国际资本便要求各国政府给外债以优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政府为其做担保。结果私人外债变成了政府外债，资本家的外债变成了国家和公众的外债。[35]

　　从1975年至1982年，拉美国家欠商业银行的贷款以每年20.4%的速度增长。外债规模从1975年的750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底的3312亿美元，占该地区GDP的50%以上，相当于当年出口（875亿美元）的3.8倍。

　　拉美各国还本付息的支出速度更快，从1975年的120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66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出口收入的75%。1982年到1985年，又支付了1060亿美元的利息。

　　出口增长速度大约为12%，而外债还本付息增长速度高达24%，再加上每年进口工业技术、设备等的支出，拉丁美洲各国实际上已经失去还债能力。[36]

　　此时，美联储开始多次调高基准利率。从1979年9月的11.25%，提高到1981年6月的19%。1982年8月，拉美债务危机爆发。

　　美国借助债务危机迫使拉美实行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

　　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11个主要债务国组建了卡塔赫纳集团，期望根据“以发展促还债”的方式与债务国直接谈判，而不是采取消极的紧缩经济、迫使债务国牺牲的方式来解决债务问题。但是遭到拒绝。

　　美欧等债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从1982年至1989年共提出三个处理方案，其核心都是新自由主义。

　　此一时期恰好是国际秩序大变动的前夜，苏联深陷阿富汗战场，世界舆论一致批判苏联的帝国主义倾向，苏联国力下降，。接着戈尔巴乔夫在思想上向西方彻底投降，倡导“新思维改革”，1991年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下。

　　也大约是在此一阶段，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改革开放，融入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世界分工体系。

　　与此相对，则是美国国力的增强，影响力的增大，美国的手伸的更长了。在美欧等国家的强大压力下，拉丁美洲各国（除古巴外）被迫吞下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苦果。

　　1984年，世界银行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在贷款给一个国家时要求对方必须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经济改革的怪现象——墨西哥不幸成为了第一个，其他拉美国家则紧随其后。在此后的苏东剧变、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这种情形又再度上演。

　　拉美成为世界上新自由主义实践得最为彻底的地区。这给拉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拉丁美洲年均增长率为5.5%至6%，而80年代年均增长率仅为1%，被称为拉美历史上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借助世界性的原材料上涨，增长率上升到3.3%，但是也未达到70年代前的水平。

　　上世纪60年代，拉美失业率为4%，80年代失业率为7.5%，90年代至新世纪初失业率为9%。[37]

　　1970年，拉美家庭贫困率为40%，1980年为40.5%，但是1990年上升到48.3%。贫困人口1980年1.359亿人，1990年增加到2亿，2003年增加到2.26亿人。其中阿根廷表现得更为突出，1970年，阿根廷家庭贫困率只有8%，但是到了2002年却增加到51%。[38]

　　在此期间，拉美各国平均通货膨胀率急速增加：1983年由两位数增加到三位数，1990年达到1185.2%，1991年至1994年保持三位数起伏不定，1993年反弹至876.6%，1995年至1998年降至两位数。[39]

　　依靠通胀对拉美国家及民众财富的掠夺，大规模的私有化也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外资直接投资在拉美几个大国增加尤为迅速，1990年至2003年，墨西哥增加3倍，巴西增加5倍，阿根廷增加9倍。其中超过40%的外资直接投资都是用于并购拉美的大型企业、资源。1991年至1996年，外资直接投资中用于并购的资金比例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分别为38.9%、44.1%、15.6%；1997年至2002年，比例分别为82.3%、58.5%、42.6%，大量企业产权转向跨国公司。[40]

　　1990至1999年，拉美500强企业中，外资企业由1990至1992年的149家增加到1998年至1999年的230家，销售额从27.4%上升到43.0%。国有企业则从87家减少到64家，销售额从33.2%减少到18.8%。同期，拉美制造业100强企业中，外资销售额从53.2%增加到62.7%，国有企业则从4.2%降至1.2%。此外，1998年至1999年，拉美出口企业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43.2%，国有企业仅仅占24.1%。外资企业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41]

　　在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1980年至1990年，拉美的净流出资金超过2000亿美元。与此同时，1990年的拉美各国还欠着4430亿美元[42]。拉美各国承担了私人资本的巨额外债，拉美各国的私人资本却投资到国外。

　　在吞下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之后，拉美又发生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恰好是拉美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又一次重创了拉美经济。

　　新世纪以来拉美再掀国有化浪潮

　　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悬殊，国家经济极度依附外国资本？？新自由主义及其私有化政策的灾难性后果。上世纪70至80年代，拉美许多国家国内都出现了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90年代以来，拉美各国又相继爆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全球化的群众性运动。墨西哥萨帕塔农民起义，巴西无地农民运动，阿根廷拦路者运动、敲锅运动，玻利维亚的饮用水战争，秘鲁、危地马拉等国的反私有化运动等，此起彼伏。

　　1999年，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当选总统。拉美政局开始左转，左翼政府开始通过竞选上台执政，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2003年初）、乌拉圭进步联盟-广泛阵线主席瓦雷.巴斯克斯（2004年3月初）、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领导人莫拉莱斯（2005年1月）、智利社会党领导人巴切莱特（2005年）等。2006年是拉美的大选年，又有一批拉美国家左翼领导人或者再次连任或者新当选为国家总统。它们是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多米尼加、巴拿马、秘鲁、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左翼政党获得了执政权。

　　由此开始，拉美一些政府或者开始公开批判新自由主义，或者开始改革新自由主义。

　　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是反美英雄，与古巴的卡斯特罗关系密切。他激烈批判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野蛮的、非人道的，如果不摆脱它，只有死路一条。”

　　上台之初，查韦斯实行玻利瓦尔计划：主张建立参与式民主的法制国家；开始了一系列减少贫困的计划，扫除文盲、医疗免费、食品补贴、住房改造，促进社会公正平等互助；重组工会和农民组织，推动土地改革；国际政策上，查韦斯大力对抗华盛顿共识，反对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积极推动拉丁美洲国家的团结。他与足球明星马拉多纳肩并肩在第四届美洲国家峰会会场外高呼“埋葬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占据主导地位）。 有媒体把查韦斯、莫拉莱斯和科雷亚视为卡斯特罗以后的拉美新的“反美铁三角”。

　　2002年4月，在美国策动下，委内瑞拉发生政变，但是很快，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查韦斯被救了出来，重新执政。

　　2005年，查韦斯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我们承诺将玻利瓦尔计划引导到社会主义上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种基于团结、互助、爱、正义、自由和平等的新的社会主义，一种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挽救人类，我们正在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书写历史的新篇章，过去邪恶的资本主义模式为少数人创造财富，给大多数人带来贫困”在政治上，主张以参与制民主代替代议制民主，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国家的管理；在经济上，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建立国有企业，将石油、电信、水泥、钢铁、银行、超市、咖啡、大米加工厂等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国有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建立以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体系；在社会方面，主张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和互助，注重社会福利，减少社会贫困；在对外政策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外交的多元化等。推动拉美一体化，以“美洲玻利瓦尔替代方案”替代“美洲自由贸易区”。[43]

　　温和派的巴西卢拉政府于2002年，又兴建了30多家国有企业，力图重新加强国家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金融、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控制能力。

　　阿根廷政府将最大的航空公司重新实现国有化，将美国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在阿根廷的子公司圣马丁准将飞机制造厂国有化、养老金国有化，并且计划对石油天然气进行国有化。

　　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总统提出“社群社会主义”（富有印第安人的文化特色），又一次将石油、天然气、铁路国有化，这是该国历史上第三次国有化运动。他批评前任总统桑切斯的私有化，将价值约250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以3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外国公司，外国公司在其中占有82%，玻利维亚只占有18%。莫拉莱斯承诺在2011年他任期结束之前，要重新分配共2000万公顷的土地，包括现在私有的、但被认为是“闲置的”土地。他在联合国论坛提出富有印第安文化色彩的“十诫”，其中包括结束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世界等。

　　尼加拉瓜，奥尔特加领导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于2007年重新执政。他反对新自由主义，计划将电力公司进行国有化。

　　厄瓜多尔，科雷亚总统也声称要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2010年7月颁布一项法律，旨在加强国家对石油产业的控制，为将不遵守规定的私营石油企业实施国有化铺路。

　　这些政府的措施，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次集体纠偏。

　　但由于长期以来遭受政变、颠覆的干扰，经济牢牢被外资掌控，拉美各国发展严重依赖原料产品出口，国内始终没能建立独立、健全的工业体系，至今，拉美各国依旧是依附型经济，极易受国际市场影响。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拉美经济也深受拖累，复苏脚步至今步履蹒跚。据拉美经委会2010年1月统计数据，安第斯共同体出口中原料所占的比例从2008年的81%增加到2009年的82.3%，南方共同市场从59.8%增加到63.1%，玻利维亚达到92.9%。经济大国巴西出口中原料所占的比例从2003年的48.5%增加到2009年的60.9%。因此，此轮拉美国有化浪潮效果还有待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检验。

　　中国不能也不应再交惨烈的学费

　　在全球化的社会，中国不可能封闭起来。作为后发国家，我们需要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吃点亏、交点学费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必须保证大方向，是我们在利用外资，而绝不能最后演变成外资控制我们。拉美的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已经清晰地说明，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领域的交锋，而是国家主权之争。一个丧失了主权的国家，是没有能力保护本国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和本国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拉美地区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巨额学费，现成的教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应也不能再为此交学费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下，中国依旧顽强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30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的高速发展，进一步健全了我们的工业体系。因此，与拉美依附型经济始终受制于人不同，中国有不重蹈覆辙的坚固基础，只要我们自己不折腾，牢牢记住苏东剧变之殷鉴，在拉美（小国）和前苏联（大国）身上发生过的悲剧就不会在中国上演。

注释：
　　
[1] 转引自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6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来源：托马斯A.白涞《美国人民外交史》纽约1942年版本，P504。
　　
[2]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00。
　　
[3]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05。
　　
[4] 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和美国 1939-1959 外交关系史纲》P227-232，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7月第一版，内部读物；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01-102。
　　
[5]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82-90。
　　
[6]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618-619、645-6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18-119、P124-125。
　　
[7]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76；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54-157。
　　
[8]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12-113。
　　
[9] 转引自（苏）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218，来源《格拉码报》1974年4月20日
　　
[10]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64。
　　
[11] 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和美国 1939-1959 外交关系史纲》P227-232；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94-497；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66-167。
　　
[12]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14-418；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65-166；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32、33、39。
　　
[13]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390-418；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77。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和美国 1939-1959 外交关系史纲》P363-367。
　　
[14]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351-352。
　　
[15]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49-450。
　　
[16]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77-179。
　　
[17]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581-582。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81。
　　
[18]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57-167。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218-220。
　　
[19]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219。
　　
[20]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219-220。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57-167。
　　
[21]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220；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79。
　　
[2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牙买加三国数据来源，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79-180。
　　
[23]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78、629。
　　
[24]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98-201、230-234、276-279。
　　
[25]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777。
　　
[26] 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P199-20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27] 蒂姆·韦纳《中情局的罪与罚》P281-289，海天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28] 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P67-7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29]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18-420。
　　
[30] 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P60；
　　
[31]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21、423-424。
　　
[32]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38；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20-421。
　　
[33]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56。
　　
[34]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54-155。
　　
[35]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P205-222。
　　
[36]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46，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P211、216。
　
[37] 《“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的影响”研讨会综述》，《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6期
　　
[38]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25、56-57，
　　
[39]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54-55；
　　
[40]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61-62。
　　
[41]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52。
　　
[42]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49。
　　
[43] 徐世澄《查韦斯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

　　金龙摆尾迎新春

　　好久没整理流水账了，说是放假了整理，可是放假了比不放假还忙，平均一天在家里吃不上一顿饭，经常连日记都忘了写。终于忙得金龙就剩下个小尾巴，可以在家安分守己呆几天了，赶紧报个花账，里外里糊弄一下吧。

　　日前洪舟短信说，村头厕所已经没纸了，乡亲们憋得那是相当难受。阿Q把褡裢卖给赵白眼的那一天，也就是全国人民放灯祭灶送瘟神的那一天，我独在饭堂外徘徊，遇见子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瘟君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炮制的博文，大概是因为往往有糖有醋之故罢，读者一向就甚为庞杂。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摧毁了“孔和尚有话说”全年的就有他。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就将这作为宽恕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就从2013年2月份开始说起吧。

　　2月1日，周五，农历腊月廿一。早晨被小赵和黑白李叫醒，这两个畜生，现在冒充大公鸡，每天早上拱开卧室门，围着床此起彼伏地高叫。等你起来了，它们俩却回到沙发上，蒙头大睡。敢情是周扒皮转世。

　　上午收到瘟君短信，“你好我是房东，我现在外地出差，这次房租请打到我爱人农行卡上：6228483471512064718王银兰”。孔和尚赶快汇去了27个亿，估计全农行的厕所都够用了。姑苏粉丝问“孔老师租住在哪?改天找你签名去。”告诉他“西直门立交桥下边第三个水泥管南边。”孔和尚是多么爱民亲民啊。下午看到《空军报》刊登：“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毛泽东1944年8月12日《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

　　中午志新短信，告知已经休假回抚顺了。表兄洪光短信，给我母亲拜年。简渠短信，顾问事宜。午饭后发微博【孔和尚推荐七大养生秘诀】1.握拳，提高内脏功能，体力倍增。2.踮脚，促进下肢血液流畅。3.转颈，提神且防颈病。4.张口：大幅度张合，带动面肌，加强血液循环。5.咽津，可润五脏，养肌肤。6.摩鼻：增强局部气血、润肺、防感冒。7.远眺：缓解眼肌疲劳，舒畅心情。

　　五柳女士问“忽悠”这个词翻译成英文应该是什么?“有人说是cheat，我觉得欠佳，你们觉得呢?”和尚答曰：“跟胡总的折腾一样，只能音译。汉语的大量精华语汇，鬼子话里没有对等之词。”

　　见方舟子说:“四个小菜一个荤菜是很典型的西式请客。我见过很多美国人吃饭的时候还会用手指把盘子刮得干干净净地吃，有哪个中国人会这么干?这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而是从小养成的习惯问题。”俺评论曰：“其实在家吃饭，一个菜最香。两个菜就有点互相干扰了。”

　　下午浏览几本书。多姿融、刘军洛《高等的文化控制》，香港亚洲医药出版社2010年，还有刘军洛的另一本书《即将来临的第三次世界大萧条》，东方出版社2012年1月版，都值得推荐给善良的普通人们。王泉根老师主编的《现代中国科幻文学主潮》，重庆出版社2011年4月版，为国家社科基金成果，书中收入了孔庆东《中国科幻小说概说》。翻阅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5月版，感想很多。真正的秘密，不是任何文字可以描述的，需要以最高的智慧去洞察，去感知。

　　若谷送来山西摄影家为我拍摄的两张黑白照片，都装好了木框。发微博【农民三句话培养好孩子】1、爸妈没本事，你要靠自己;2、做事先做人，一定别做害人的事;3、孩子，撒开手闯吧，实在不行，回家还有饭吃。【城里人三句话害孩子】1.宝贝，好好学习就行，其他爸爸妈妈来办;2、宝贝，记住不能吃亏;3、我告诉你，再不好好学习，长大没饭吃。

　　晚上吃素，然后翻阅刊物。今年的《阅卷纵横》，很晚才印出来，12月小周才送给我。我的序言就是那篇就高考作文答《北京日报》记者问。《中华文学选刊》2013年1月号登了莫言的获奖演说《讲故事的人》，算是对他获奖的一个表态。“名家散文”栏选了莫言《会唱歌的墙》和陈祖芬《莫言和杨振宁和一只幸运的茶几》。《南方文坛》2013年第1期编得有点乱，文章和排版都有点闹哄哄的感觉。《河北广播电视大学》2012年第6期章宏伟《故宫博物院与故宫学》、柳春蕊谈庄子意境和刘华丽谈孙大雨英译《楚辞》的文章都很有意思。浏览了《天津诗人》2013年春之卷，同时看看天津朋友新发来的《品报》。

　　2月2日，周六，农历腊月廿二。早上给朋友发短信，推荐《四十五岁风满楼》。9点，纪连海夫妇开车来接我，车上还坐着毛佩琦老师和纪小虎。纪太太一边开车，一边谈笑风生。她问我，你们男人怎么弄私房钱啊?我说这还不容易，比如得到5千块稿费，回家跟太太就说3千呗。纪连海听了赶紧声明，他从来没这么干过，只有搞文学的或者北大教授才如此公然欺骗党中央。纪太太笑问俺，你这么说，你太太信吗?我说反正怎么说，人家也不信，你老老实实说5千，人家也认为是8千。在一个普遍丧失诚信的时代，不但搞历史的说话你千万不能信，连我们搞文学的这些老实人，也被逼无奈，只好撒谎哟。

　　到了京西，先上永定楼眺望了一阵，冰封长河，晴空万里，令人心情舒畅。放声唱了一句：“碧绿的湖水，晴朗的蓝天，比不上妹妹纯洁……”正唱着，门头沟区领导来了。于是领导带路，盘峰绕岭，直奔妙峰山。已经多年没上来了，想起年轻时俺带着一位法国大美女来考察妙峰山民俗，往事历历，有甜蜜有遗憾，都化作满山桃红、一沟柳绿也。到了玉皇顶，我们“百家讲坛三剑客”合影于山门。山高1200多米，网络信号很好。见臧棣又跟诗迷们调侃，俺便评论曰：臧棣老师确实有时候耍大牌，人民群众意见很大。今年两会，我准备整个提案：“把大牌关进笼子里。”又见阿忆吐槽：“俺小时候的理想，是有一个国军女特务，卷发。”便恶搞曰：“一头卷发，大波，浪。”

　　中午在机关食堂就餐，吃的涮羊肉，非常爽口，糖蒜和韭菜花都很新鲜。一路与当地领导谈了妙峰山地区的文化建设问题。然后去参观了木屋别墅，又到一个村委会看了看。得知这里的村民，跟南街村、华西村差不多，走集体致富之路，从住房到窗帘，都是村里统一发的，唯一不发的就是空调——因为夏天非常凉快、根本用不着。我们都很羡慕，纷纷申请“非转农”，要到这里插队落户。

　　归途掠过首钢废弃的厂房，孔和尚提议改为工业展览馆。毛佩琦老师说，他去鞍山时，当地给他推荐这个庙那个佛的，他都不去，指出鞍钢才是这里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不看鞍钢，还算是文化人吗?孔和尚非常赞同，连宝马总部还挂着“鞍钢宪法”呢，两参一改三结合，是当代管理学的高峰。毛佩琦老师已经70岁了，体健气旺，我们很多观点相同，例如农村城镇化问题，我们都觉得提法不妥。毛老师还指出，北京人说话不清楚，词汇贫乏，表达能力很差。我写过一篇《北京人吃文断字》，我跟毛老师说，北京人也不是天生表达能力差，而是喜欢把玩语言。北京人说话的主要目的不是交流信息，而是做口腔游戏，抖机灵，显摆范儿，所以只有进入北京人的话语氛围，才能明白他们的意思，外人只会越听越糊涂的。

　　发了张“纪连海家的虎子”的照片，有人说“看成了纪连虎家的海子”。俺就说：“纪妈和虎子，谁知道是哪部作品里的人物?如果不查询就能答上来，堪做俺的学生。”有个叫“一锅周”的，一分钟就答上来了：《牛天赐传》。又有网友接着问：“请教孔老师，要是老舍先生继续写牛天赐的故事，会把他写成赵子曰吗?”答曰：“能提出这问题，已经是三分之一老舍专家矣。”第三人问：“知道温都太太几点起的能硕博连读吗?”答曰：“倘有老舍专业的话。”看来孔和尚讲老舍之影响，非常广大也。

　　又发微博曰：“习书记今天上午看望空军某部，传递出明确信号。”一网友道：“孔老师!我在日企上班，能不能透露点消息?我好做好准备。”回复他：“只要真心救国，曲线也算英雄。”

　　晚上山东朋友送来花生油和海参。小赵和黑白李上前闻了闻，继续互相追打。孔和尚端坐灯下，阅读刊物。

　　《北大商业评论》2012年12期有厉以宁的《论“中等收入陷阱”》，认为只要加快改革，中国可以绕过这个陷阱。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第65号研究报告是宋亚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土地流转调查》。《观察与交流》115期是余永定《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之我见》，116期是陈硕颖《政府和国企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因吗?》均很有见地。

　　《战略与管理》2012年11期12期合刊陈嘉映、陈明、干春松、易富贤等人的文章很有分量。《文艺争鸣》2012年12月号蒋晖《试论赵树理三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主题和形式》，文章连同注释都很有意思。凌孟华考辩穆旦诗作《云》的版本，张清华谈莫言之于当代文学，郜元宝宣布“暂别鲁迅”，也很有意思。《当代文坛》2013年第1期封二介绍的是陶东风。他的一个学生1月28日晚上也去看《云图》了，还给我买了爆米花。孟繁华回顾2012年中篇小说的文章《这是与我们有关的文学》，向荣《小小说：一种以小博大的叙事艺术》，皆视角有趣。

　　2月3日，周日，农历腊月廿三，小年。中国人的祭灶，其实就是贿赂灶王爷，让他回去欺骗党中央而已，可是居然就成了一种文化，全国上下，堂而皇之地、正儿八经地，大规模进行着。中午发了个【反腐十面埋伏】一、媒体关注，二、美女脱裤，三、干女炫富，四、短信外露，五、情妇反目，六、小偷入户，七、二代跋扈，八、烂尾事故，九、访民拦路，十、内讧悔悟。

　　从早上就一直在下雪。中午去腾达大厦俏江南酒家，参加当代语文学会年终总结会。谢冕先生夫妇也赶来参加，包明德理事长致辞，毛继东秘书长汇报工作，一年来成果丰硕。其中孔庆东副理事长亲自赴沈阳和莆田进行讲座，影响深远。谢冕先生总结，希望继续开创新局面。大家祝贺包明德老师连任全国政协委员，请他多提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提案。王泉根老师又当面送我一本《现代中国科幻文学主潮》，题曰：“向孔庆东教授致敬!”王老师说这一年来经常看我的博客，对我的思想和写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聂鸿飞向我约稿。会后坐温立三的车，先将谢冕老师夫妇送回了北大畅春园。

　　晚上本来要去看话剧《黄粱一梦》，但是因有别的事情，来不及了。傍晚有个学生问：“呜呜，孔老师，寒假作业太多，咋办?”告诉他：“收拾一部分，鄙视一部分。”网友曰：“希望你在爱国拥党的大前提下，用你犀利的语言，见血的文字，继续鞭挞那些丑恶的现象，那些丑陋的人。现在像你一样敢于拍案一怒的教授不多了，更多的只是那些哗然取宠，狗比不是的专家，让人生厌。支持孔兄。”回复曰：“和尚首先是爱众生。党有错误，照诛不误。”夜里浏览了一些艺术界明星的博客。

　　2月4日，周一，农历腊月廿四，立春。午饭时收到消息，“海南百姓大规模游行挺习挺薄【人民拥习】2013年2月2日，海南海口, 百姓大规模游行挺习，要求走由习强调的共同富裕道路。据悉游行队伍前面的20人左右被捕，全国网友纷纷在给海口公安局打电话要求放人。”

　　下午江力夫妇来访，送我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师道师说”十五卷，顺便还给我带来了邮件。其中有杭州缙云地区举报材料，孔和尚无法核实真假，也无法为民伸冤，只能转给东博书院存档。还有署名“广大民众”的来信，高度表扬我讲的《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能够战无不胜》，还有金一南、徐焰、艾跃进、司马南等，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技术上的意见。我将此信转给东博书院发表。另收到中文系年终奖税前共计2100元。

　　晚上去柏彦大厦“湘江宴”酒楼湘江厅，与几位将军和其他部队朋友聚会。响应习总书记号召，大家都不喝酒，也不喝饮料，只吃红烧肉清蒸鱼和锅贴米粉等，15个人吃了不到20个菜。大家都表示坚决支持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努力让中国人民走共同富裕之路。

　　有网友微博曰：“孔老师，您好。最近无意中看了您那次关于MZD思想的演讲视频，觉得您不仅很有文化，并且语言诙谐幽默，让我们这些一般的大学生非常敬仰和佩服。之后，我下载了您很多讲座，嘿嘿，越来越喜欢您了。”回复曰：“不要敬仰手指头，要敬仰手指头所指的方向。”

　　夜里浏览了两本书。扬州大学马宏柏老师的《端木蕻良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是其博士论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2月版，曹革成先生做序。翻阅之后，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端木蕻良研究的最高水平论著，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一大贡献。其实整个东北作家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都尚未得到认真的思考和研究，需要一个一个扎实的攻坚。闻道《对美国说不》，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1月版。作者目前供职于海外媒体中文版，附信自称“貌似中立，勉为其难”。书中对美国的剖析很有见地，对中国的期待也比较客观，文笔也还不错，但对某些其他社会问题的判断不免有外行轻率之嫌，看得出曾经当过记者的底子。

　　2月5日，周二，农历腊月廿五。很多中学今天终于补课完毕，老师学生都可以回家过年了。下午转评了12条春运微博。翻阅了几本不需要细读的书。

　　《当代孟母》，大象出版社2012年9月版。河南卫视发起的“寻找当代孟母”活动，本人是评审嘉宾。亚圣集团跟俺的关系也不错，俺还专门到山西讲过孟子的文化思想。

　　于赓哲《狄仁杰真相》，陕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1月版。这是“百家讲坛”的文字版。封面上方印着孔和尚当年给“百家讲坛”的题词：“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还有熊召政王立群蒙曼等都推荐了，所以俺也推荐一下吧。

　　刘勇寄来《北京文化发展2011—2012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12月版。这种书的好处是有很多资料可以查询。

　　赵剑斌的《钢城》，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但是不久前才刚印出来。孔庆东、左大培、韩西雅分别作序。这年头，出好书，干好事，当好人，都跟做贼似的。

　　晚上看邮件，占领华尔街背后的理论家Graeber极为重视中国经验，认为中国2000多年前就是世界最早的“反资本主义，但又是市场经济的国家”。Graeber引用的两项古希腊研究新成果，并放在他的货币起源和“共产主义”框架下理解：(1)希腊妇女是戴面纱的(2)柏拉图被海盗俘虏差点被卖为奴隶，被利比亚一个哲学家交赎金救回雅典，但柏拉图因为honor和金钱关系上没想透，始终不愿谈及这个利比亚哲学家。

　　见阿忆微博说他儿子在金五星商厦被摊贩先辱骂后群殴，保安和警察不管。转发评论曰：“追查谁开的商场!”连阿忆的儿子都敢打，黑恶势力何其嚣张也。联想到日前北京三环路繁华地带居然晚上9点就能发生强奸案，祖国的心脏尚且如此，全国人民哪里还有一点安全感?真如鲁迅所云：“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2月6日，周三，农历腊月廿六。上午看史书，顺便发条微博【冈村宁次被国民政府“无罪释放”】1949年1月底，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宣判曾推行“三光政策”对中国华北实行“烬灭扫荡”的原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另外260名侵华战犯“无罪”，并将他们“遣返日本”。中共要求国府重新逮捕冈村宁次，被国府拒绝。

　　马上涌来一群果粉拼命洗地，可惜实在脑残，越洗国民党越黑。俺又发一帖：“从前一和尚跟一屠夫是邻居。约定早上互相喊对方起床。多年后二人皆离世，屠夫上了天堂，和尚却下了地狱。因为屠夫天天做善事，喊和尚起来念经;而和尚天天叫屠夫起来杀生。”一人说：“没天理吧，明明杀生是屠夫自己作的，凭什么怪到和尚头上。和尚是遵守自己的诺言的。这不合理。”和尚曰：“你敢骂普世价值不合理?”第二人说：“还有和尚本来就是反对杀生的，反对杀生怎么和屠夫做邻居呢，和尚一般住寺庙里，怎么会让屠户住他旁边呢?硬伤太多。”和尚曰：“硬伤再多，合肥法院也看不见。”第三人说：“这个段子咋一看富有哲理，再想想就发现这个段子太违背常理和常识，逻辑上也漏洞百出。古今中外上下50亿年都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和尚曰：“问题是去年就发生啦。”第四人说：“这逻辑混乱的，就是说天天叫一个将下地狱的人起来的人，会上天堂?”和尚曰：“知道逻辑混乱，为啥都不发声?”有网友质疑该段子不是孔老师原创，为啥不注明出处。和尚曰：“有一天你听人背唐诗，就说你早就听过啦。你怎知此人不是李白?”

　　午饭后发微博【刚收到短信】孔老师，今天参考消息第二版头条：美海军高官骂中国是”海上恶霸”，您有空看看。他们无知无耻贼喊捉贼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下午阅读刊物。《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关于鲁迅和周作人的一系列文章均值得一览。继续刊载的萧军日记也仍然很有意思。《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12期王文元《国学正义》很有分量。陈林群谈涉及庄子的成语对《庄子》本义的改造，别具只眼。王国杰《李建军的批评伦理问题》，副标题是为《创业史》一辩，写得很犀利。2013年第1期比较吸引人的文章有顾乃忠《地理—文化分离论》、和吴迪读解《艳阳天》的文章。《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冬季号，一些考证文章功力很深。

　　傍晚发微博：“中央党校按照缺啥补啥原则，统计各省市领导学习需求。大部分领导要求加强学习西方文化和电脑技术。结果报给校长，习校长批示：缺啥补啥是对的，但缺什么，不是学员说了算，而是党和人民说了算!我看他们最缺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人民服务的起码素质!”好评如潮。

　　晚上处理学生补交作业。给《云图》写了篇影评《云无所图》。半夜发在腾讯的“大家”栏目。次日上午一看，阅读量已经20多万矣。

　　2月7日，周四，农历腊月廿七。今天领导在家，因为发现了俺的可疑信息而跟俺吵架。经过一审二审，查无实据，最后宣布停薪留职，免午饭一顿，晚饭需重新申请。孔和尚脂肪储存尚多，饿着就饿着，正好干干净净读书。

　　先大规模浏览了近期报纸。孔和尚的读书笔记一般不写报纸，其实俺的报纸很多，基本上分为官僚系、汉奸系、八卦系三大类。浏览之后分三部分，官僚系的卖废品，汉奸系的包垃圾，八卦系的垫箱柜。也有少数好报纸，孔和尚另眼高看。比如《中华读书报》2012年1月2日，刊登了孔庆东《格高韵雅张瑞龄》，同期关于《散文世界》的报道提及了江力的名字，另外还有若干不错的文章。

　　然后浏览刊物。俺做编委的《军事文摘》2012年12期，《东北攻坚第一仗——德惠战斗》写得很好。1947年2月，东北民主联军二下江南，共军6纵进攻国军新1军50师坚守的德惠，共军在气势和兵力的优势之下，还有80门火炮和4辆坦克的助阵，由于麻痹轻敌、准备粗疏和不熟悉多兵种协同作战，竟然攻城失败，被迫撤出战斗。此战的失利，为以后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2013年第1期，刊首是戴旭的短文《求存求富后，中国下一步应“求强”》，蔡朋岑《梅河口攻坚战》一文也写得很精彩，共军不是天神，胜仗是从败仗中不断积累经验和总结教训而来的。

　　山西作协的《创作研究》2012年第2期第3期都有关于莫言的内容。《爱你》2013年第1期刊登孔庆东《渐渐听惯颂扬声》，有删节。《青年文艺论坛》第18期讨论的是当前艺术文化中的中国元素，发言人的水平参差不齐。第19期讨论的是冯小刚的《一九四二》，众声喧哗，非常有深度。《艺术评论》2013年第1期关注《白鹿原》的几篇文章组合得很好。《中华文学选刊》2013年2月号的长篇小说是贾平凹的《带灯》(上)，语言有些油滑，积年的老翰林那种感觉。

　　傍晚有点饿，去客厅找块桃酥吃。见领导收拾了两大包东西，穿戴整齐出门。便喊道：“喂，你不是要离家出走吧?这么大年纪了，这是闹哪样啊?”领导置若罔闻，气势汹汹地走了。小赵和黑白李站在门口，兴奋地向外窥探着。孔和尚踢了它们两脚：“唯恐天下不乱的东西，连个狗都不如，狗还知道跟着去看看她去哪儿了呢。”忽然想起门卫的电话，于是打过去说：“喂，刘老弟，我们家那口子出去了，麻烦你一会儿看看往哪去了啊。”过了四五分钟，刘师傅电话说：“太谢谢啦，给我们送来两大包年货，现在已经回去啦。”孔和尚一听，立刻危襟正坐，继续读书。听见开门声，不予理睬，潜心于李明海先生寄来的两本连环画专著，一本是黎鲁的《连坛回首录》，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7月版，一本是黎鲁的《连坛风云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5月版。看得爱不释手，坐着看不过瘾，又跑到客厅，躺在沙发上翻看了好半天。我们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红小兵，从小所看的连环画，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美术精品。奇美的构图，生动的画面，精湛的笔法，既磅礴大气又细腻精微，既密不透风又疏可走马，不经意之间，就熏陶出了一代人的高品质艺术素养。今天回看那些“小人书”，欣赏那些当时不曾留意的神来之笔，令人如饮甘露。很多画页，放大了挂在墙上，都比现在某些名家的作品要漂亮。

　　正看得得意忘形，沙发后传来领导的声音：“喂，申请书写好没得?”孔和尚一听，吃饭有戏，赶紧起身曰：“啊哈，那个昨天吧，我写了个影评，叫《云无所图》，到现在阅读量已经30多万了，差不多也就相当于一个申请书了。要不我吃过饭后，打印一份大字文稿，就是给毛主席看的那种版本，请您给审阅审阅?”领导说：“谁有兴趣看你写的那种废话?记住，以后再叫我看见那些鬼鬼祟祟查无实据的东西，就别想吃饭了。”和尚曰：“记住了，一定不会查无实据了。”

　　晚饭后读了《安徽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吴怀祺教授《孔子学说的普世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立论博大，视野开阔。孙静教授《荀子人性观之再检讨》论证深刻而精辟，我这两年做过几次荀子文化思想的报告，此文对我很有启发。周怀宇教授研究《管子》孝论的文章，认为这是中国孝文化的理论起源，梳理清晰，论证精要，颇有见地。

　　2月8日，周五，农历腊月廿八。起床后稍微干了点家务，就写这个博客。这个腊月是“小尽”，明天就是除夕了。鸟归于巢，雁栖于林也，龙年的最后一篇流水账就写到这里。孔和尚的这个本命年，是激越的一年，是动荡的一年，是战斗的一年，是“九龙江上摆战场”的一年，是给全国人民带来泪水和悲愤的一年。孔和尚的许多工作没有做好，请全国人民宽恕俺。

　　好在这一年是以东风吹瑞雪飘结束的，是以阴霾散去重见晴空结束的，是以十八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结束的，是以全国人民普遍觉醒中华民族再次怒吼结束的。相信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这一年，在抗美援朝辉煌胜利60周年的这一年，在孔和尚高中毕业考入北大30周年的这一年，在中国人民战胜非典送走瘟神10周年的这一年，我们的祖国一定会重新获得勃勃生机，走出危机走出迷茫，走向那喷薄而出的曙光。正像孔和尚《沁园春·读金庸》尾句所云：“箫声起，有金蛇款舞，满地银霜。”

　　妙峰山冬阳

　 本期博客思考题：

　　1.如何过好蛇年春节?

　　2.如何过好2013年?

吕永岩老师是著名纪实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著名军旅作家，也是光明网第一批专家专栏作者，近一年来，这位原本只关注军旅视野问题的作家，高度关注转基因问题，己公开发表过数十篇转基因问题观点评论，在国内外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有转基因利益集团水军在网络上甚至给了他一顶“神棍”雅号。本文是吕永岩老师回答光明网卫生事业部记者的提问回答。

　　一、“童试门”反映的也是外国势力生物国防入侵综迹

　　光明网：据我们所知，你不仅仅是部队作家，而且有过务农经历，还担任过军队媒体的科技专栏编辑多年，参与过军队重大科技引进专项评估。近年出于军人的职业敏感，对转基因问题高度关注。你能不能就美国转基因黄金大门米在中国偷偷摸摸拿孩子做试验的“童试门”事件问题，谈一谈对建立我国生物国防的看法。

　　吕永岩：好的，谈到生物国防问题，我们有必要重申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期间，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尤其是2012年的讲话，其中特别提出要“发展生物安全应对技术，有效防控对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生物威胁”。

　　需要说明的是，胡锦涛同志这样的重要指示不是有过一、两次，而是己有过很多次。在2012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这个讲话，说得更实际，更精辟，更有针对性。这个讲话是非常英明，非常及时的。但是我们有一个突出感觉，就是胡锦涛同志的这个重要指示，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始终存在相关部门搪塞拖延、落实不力的情形。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很精辟，很及时，很有针对性的。我们注意到，在落实胡锦涛同志关于“发展生物安全应对技术”上，不但“实干”看不到，甚至连有关部门的“空谈”都没有。转基因“童试门”问题暴露后，有那么一些人，闭口不谈“童试门”实验其实是外来势力主导，主要隐蔽夹带实验的是外国项目，相反还理直气壮地为外国势力站台、辩护，这是很令人震惊，也是很说明问题的。

　　二、发展生物安全应对技术更重要

　　光明网：你说的问题，是一般公众没有留意到的“国家安全”这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从近一百年多来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我们也感觉有关部门对胡锦涛同志的重要指示落实的很不够。看来你在这个问题上很有感触，很警觉，对吗?

　　吕永岩：有人故意把“转基因商品”与“转基因技术”混为一谈，把质疑转基因商品食用安全性诬陷成“反对转基因技术”。“科学技术”永远是中性、无国界的，这是全球科技界的共识; 但是“科技商品”因为是为不同的国家、利益集团服务的，所以会产生战略价值。例如，当年的原子弹技术，二战因此而提前结束。但是，时至今天，合理、安全地使用核能，已经是交由联合国这个国际公认共同体去监控的大问题。

　　我认为，把“商品”和“技术”混淆的说辞不是无意的，而是有意的，其目的其实很阴险，充分暴露了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科学家，而只是披着科学外衣，受命他国在中国布局转基因产业化的代理人，是忠实的外国转基因生物入侵中国的执行者。其实，转基因技术并不仅仅与产业化有关，其中更重要、更迫切的还有转基因技术产品的安全应对技术，也就是胡锦涛同志所说的，“发展生物安全应对技术，有效防控对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生物威胁”。这一点是指：

　　发展转基因技术有一个顺序问题。我曾提出发展转基因技术“四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防范在先的原则”。我是主张把“安全防范在先”的“国家安全”大策略摆在前面，最低、最差也要做到转基因生物安全防范与转基因产业化同步。绝不能在没有任何转基因安全防范的前提下，强制推行转基因产业化。

　　据了解，国家为转基因科研重大专项下拔了二百多亿元的经费，主要都是围绕转基因产业化搞的，很少听说有谁在搞“生物安全应对技术”。这显然不符合胡锦涛同志的指示精神，是错误的，也是极端危险的。

　　三、外国势力渗透明显，现状不容乐观

　　光明网：感谢你从这件事中给我们大众解读了一次胡锦涛同志的重要指示，理解得这么全面、深刻。你对转基因“童试门”的持续关注，应该也是与这个“防范在先”有关，对吧。

　　吕永岩：是的，转基因黄金大米“童试门”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尤其引起作为职业军人的高度关注，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作为一个具有“标本”性质的事件，能够充分反映我国目前十分真实的国防“生物安全”状况，或者说是生物国防现状。

　　首先是外国势力渗透明显。在这方面，有人一直不想说清楚，转基因黄金大米“童试门”实验，主要不是中国项目，而是美国项目。转基因黄金大米“童试门”令我们这些职业军人以职业敏感性，深感震惊之处在于它就是外国势力的渗透。这个渗透表现为：

　　包括中国疾控中心的科学家在内，他们明明知道自己违法，还采用“暗度陈仓”手法去包裹外国项目，更令人震惊的是：都是心甘情愿，为外国实验精心谋划，铤而走险。事后认错没有一点诚意，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整个实验过程，处处造假。总计造假有十多个环节。这些人不是放弃了阵地，而是有预谋的里应外合。用军人的话说，属于在战场上对自己的人打黑枪。这是最为可怕的堡垒从内部攻陷战法。

　　其次是我们大家也都从媒体报道中注意到，俄罗斯将西方各类所谓民间组织统统扫地出门，原因是他们在俄罗斯从事颠覆活动。而我国，各类国际组织五花八门。尤其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孟山都、杜邦、美国大豆协会，谷物饲料协会，如此等等，他们不但公开宣示有公关(业务)经费，而且在中国很多大学设立奖学金、论文奖，设立所谓示范基地。这些都是明面的。暗地里还有哪些美元拉拢?估计少不了。这些难道不是渗透?

　　最后一点大家也都见到了：转基因黄金大米“童试门”问题暴露后，为什么国内有人站出来，打着支持科学的旗号，试图漂白转基因黄金大米及其非法的人体实验，有人如热锅蚂蚁一般生怕“童试门”事件影响了转基因产业化布局。为此，我想质问一下这些人：

　　这些人为什么从来不提胡锦涛同志所要求的“发展生物安全应对技术”?

　　为什么一直都紧紧咬住“产业化”做文章?唯恐中国不在主粮产业化上抢到美国前面去?

　　我们注意到，不顾一切推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人，通常都有国外生物集团或国外生物组织的背景，在国外生物集团或组织中有职务，有的还是高级职务。显然，这些人与参与黄金大米“童试门”实验的中方专家一样，其身份和立场是很值得怀疑的。

　　四、“生物安全”的“监管应对”形同虚设

　　光明网：您能否给我们公众就“生物安全”的“监管应对”作个概述?

　　吕永岩：好的，黄金大米“童试门”实验调查己公开的信息，印证了近几年有关我国国防“生物安全”的状况，以转基因为例，用“监管应对”形同虚设，不堪一击形容一点不为过。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按央视《新闻调查》公开的材料：早在2008年，转基因黄金大米就没有经过任何审批，居然可以一路通关，没有遇到丝毫阻力。外国项目，拿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儿童做人体试验，一路下来，生米煮成熟饭，没有任何一个监管部门能站出来说一声“不”。公章在科学家手里可以私盖，文件可以任意伪造，整个欺骗过程下来，仿佛中国根本就没有监管部门，或者有监管部门，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2012年这次问题的暴露，还是人家国际组织从国外捅穿了，中国国内才知道，于是呼，专家才出来说，伦理审查其实是自己审自己，就是走走过场。大家别忘了，这几乎是2003年立项，即10年前就存在的项目，从2008年试验结束至今也有了5个年头，这10年来、近5年来，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试验已偷偷摸摸地在中国各地做?这个问题没有人能给、敢给那怕是最含糊的答案。这才是我国“生物安全”最危险的地方。

　　这里需要注意，不仅仅是伦理审查形同虚设，转基因作物安全审查也是一个部门、同一批人干起了“自己审自己”，也就是“远动员兼裁判员”的交易。你们12月12日《光明网卫生特约评论：“黄金大米”重压下的转基因象牙塔》(http://health.gmw.cn/2012-12/12/content_5986064.htm)一文就写得很好。

　　转基因研究者既是拿着国家经费的转基因品种研发人，又是对转基因危害进行审查把关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同时还是种业公司的顾问和董事。为啥转基因安委会名单至今不敢公开?原因就是转基因运动员兼裁判员，公开了，公众就明白什么是“自己审自己”的科研腐败，就知道了我国国防“生物安全”监管形同虚设的制度性设计漏洞有多么严重。

　　而这些，是关乎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国防“生物安全”的大事啊，是关乎到“有效防控对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生物威胁”的大事啊，如此的形同虚设怎么得了?为什么那些所谓的专家，甚至院士，他们咋就不提这些呢?难道转基因只有产业化才是科学?难道胡锦涛同志强调的“生物安全应对技术”就不是科学?就不应该抓紧研究?就不应该抓紧落实吗?

　　五、谁能保证“童试门”血样不会作为生物靶标

　　光明网：听您这么介绍，让我们都觉得这不是一件小事。

　　吕永岩：确实是这样。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黄金大米“童试门”主将汤光文到底是什么人?她有什么背景?幕后有谁指使?她在为谁服务?他们采集的几十个中国儿童的数百份血样，这些血样都哪里去了?它们是怎么被带出境的?这些血样被用作干啥了?谁能保证这些血样不会落入阴谋家的手中?谁能保证这些血样不会作为专门针对中国人种的生物靶标?谁能保证这些血样不会用作针对中国人的生物进攻实验?为啥这个问题没有科学家追问?那些参与“童试门”造假，那些为黄金米辩护的人，他们敢保证这些血样不会被用作针对中国人的生物进攻靶标吗?他们以什么身份来保证?他们与汤光文等外国势力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些，都是国防“生物安全”对策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是，现在都被轻描淡写了。这让人联想起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种看不到的战争。我们要有所警惕才对头。

　　六、围绕转基因生物的谎言实质是“舆论战”

　　光明网：就是说，作为军人，你对围绕转基因黄金大米“童试门”站台的一些人的身份和立场有怀疑，有警惕。

　　吕永岩：没错。我注意到，很长时间以来，国外转基因谎言堂而皇之，左右中国主流舆论阵地。我们知道，任何战争，无论是火力打击，还是金融战、经济战、生物战，都离不开“舆论战”。“舆论战”必定与所有战争形态相配合，并且“舆论战”总是抢先打响并且一直麻痹对方。

　　胡锦涛同志强调“发展生物安全应对技术，有效防控对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生物威胁”。这里提出了“发展”，提出了“有效”，还提出了“生物威胁”。

　　“生物威胁”是什么?“生物威胁”的实质就是生物战争。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场生物战争已经打响，它的突出标志就是先从“舆论战”话语权被抢占开始。这个标志性的时间表现在2012年8、9月间全球舆论聚焦的中国转基因黄金大米“童试门”和法国老鼠实验致癌两个事件上。

　　转基因黄金大米“童试门”种种欺诈如此明显，外来渗透如此明显，但是，国内一些媒体却在不得不承认转基因黄金大米“童试门”存在全程欺诈的同时，还念念不忘将重点放在为转基因黄金大米辩护上，念念不忘为菲律宾将大规模种植转基因黄金大米宣传造势上。尤其是，这种造势竟然打出“中国”的旗号，有一篇以“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名义发表的文章，其中大谈“深陷贫困与动乱的发展中国家”，”维生素A缺乏症“尤其严重”，“如何让非洲、东南亚等的一些极度贫困或饱受战乱地区的儿童能得到足够的药品和及时的治疗，仍然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人更是明确地说，黄金米“所有的安全性的评估、试验，甚至说营养方面的转化试验”都差不多基本结束了，这个实验可以作为“佐证”，让“菲律宾明年有可能进入到商业化种植”。

　　这种荒唐的说词忘了中国粮食的基本国策：作为大米主产国，因为本身供应不足，我国是严禁大米出口的。即：如果把转基因黄金水稻引进中国种植，转基因黄金大米是不可能出口，只能在中国市场由中国人吃。所以，那些鼓吹在中国种植转基因黄金水稻生产黄金大米是为“深陷贫困与动乱的发展中国家”维生素A缺乏症服务的人，是一种瞒天过海的说辞。这种舆论宣传的欺骗性，是经过特别设计与精心策划的，绝对不是《新闻调查》那么简单。

　　七、必须彻查为啥要为外国势力造势?

　　光明网：你提到的那篇文章，我也看到了。他们说的“动乱”、“战乱”，还有“极度贫困”，好像都与中国不沾边。既然不沾边，他们为啥还要这样强调?这确实有些奇怪。

　　吕永岩：我们知道，菲律宾跟美国联手，针对中国搞了很多阴谋，最近又在煽动日本。转基因黄金大米一事，菲律宾又跟美国搞到一起，现在美、日、菲配合相当紧密，正在加紧实施南海背后的美国策略，矛头都是针对中国。

　　令人值得警惕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在积极帮助外国人?例如《自然》杂志刚刚发表的述评，也看不过去转基因黄金大米“童试门”。但我们有些人却要在舆论上为他国设计的陷阱造势，这说明什么?

　　中国专家，包括一些主流媒体，为美国黄金大米在菲律宾种植造势的奇怪之处还在于：距今为止，转基因黄金大米作为“亦粮亦药”产品，不仅没有向中国食品药品监督局(SFDA)，还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提交过下面几个必须有的安全证据：

　　一是拿不出人体长期食用的安全试验证据，没有安全试验论文，更没有任何权威机构认可，只有一些人的口水;

　　二是比起富含胡萝卜素的作物没有丝毫价格优势，贫困地区的人如果吃不起红薯、胡萝卜、菠菜等等，更吃不起黄金米;

　　三是黄金大米具有药性，人必须天天吃饭，但是绝对不可以天天吃药，黄金大米本质上是让人天天吃药;

　　四是黄金大米在中国不需要，湖南就更不需要。中国现在没有他们所说的“动乱”、“战乱”，中国的穷人，如果吃得起红薯和胡萝卜，湖南人吃得起辣椒，但是估计却很难吃得起黄金大米。黄金大米送到中国来不会是学雷锋，它的价格一定远比胡萝卜、菠菜、红薯要高。也就是说，转基因黄金大米属于“舍易求难”，“舍贱求贵”，“舍安求危”。

　　仔细推敲，仔细算账，中国这些转基因黄金大米推手提出的一条条“科学”、“人道主义”理由，没有一条能站住脚。但是，为什么如此经不起推敲，经不起算账，经不起深究的怪论调，它存在那么多明显的问题，专家、资深媒体人等等，都不去发问?不但不发问，还死乞白赖地为其辩护?为什么明明是先正达搞的、连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都认为是怪物的东西，菲律宾要生产，他们还在10年前就跑到中国来，计划拿中国儿童搞实验?而且还有人说这是中国的国际义务?这些人究竟代表谁?他们在为谁说话?为谁造舆论?这种造势的幕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动机?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八、生物国防不但要高度警备，而且要“有效”防范

　　光明网：您这些观点，引来网络水军围攻，有人认定您的反对转基因观点是过时的“阴谋论”。按照你的说法，阴谋好像确实是存在的，你是这样看的吗?

　　吕永岩：我认为，生物国防警备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胡锦涛同志的重要指示，就是让我们高度警惕。不但要高度警惕，而且要做到“有效”防范。2011年全国“两会”曾有一个重要提案，这个提案报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与信息。所以，我认为，胡锦涛同志的重要指示是有充分依据的。这个提案原文是这么写的：

　　* “我国转基因农产品扩散的速度与广度，令人触目惊心，表现出如下特点：(1)我国转基因产品的市场被以美国为首的科研成果重创;(2)他们以隐蔽手段迅速扩大种植面积推广，形似闪击战，剥夺消费者的知情权;(3)他们以非法扩散为主要途径，我国农业部再三宣布从来没有批准过转基因粮食的种植，但我国出口到欧洲的食品屡屡被查出含有转基因成分，国内多个超市的大米均被查出是转基因品种。”

　　* “尤其值得高度警惕的是，转基因利益集团进行信息封锁，严重误导决策层和公众……他们绝口不提转基因作物本身具有药物属性”。

　　事实上，转基因植物是早就可以直接用作生物作战制剂。据美国军方披露信息，新型生物战制剂可以作为战略武器，针对敌国平民人口长期施用并达到使目标人口绝育、致癌、健康退化的后果。这种生物作战制剂是隐蔽的，其效果是慢性或隐性的，这种新型生物作战制剂的打击后果将直接损害目标国家的种族安全，严重削弱其国防实力。转基因作物是充当这种战略性生物战剂的理想载体，具有隐蔽性、长期性、人口覆盖性。把转基因作物作为针对我国的战略武器进行大规模投送，有的国家有动机，有能力，有条件，有可能。转基因黄金大米“童试门”既暴露出我国应对生物进攻毫无警惕，毫无防范，舆论阵地失陷，种子、粮食阵地任其肆意布局，局面显现出极其被动，后果极其可怕!因此，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的重要指示，时不我待，刻不容缓。

　　关于生物入侵的国防安全重要性，还可以举一个本月(2012年)“世界未日”说起源的玛雅人(文明)消失的故事，最新从玛雅木乃伊细菌、病毒上分离出的有关证据，怀疑他们可能是因为第一批欧洲移民带来可怕的致病细菌、病毒进而引起的瘟疫有关。

　　九、必须尽快有效构建中国生物安全盾牌

　　光明网：感谢您给我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国防教育，为我们更透彻理解、深刻认识胡锦涛同志关于“发展生物安全应对技术，有效防控对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生物威胁”讲话的现实意义。请您就如何贯彻胡锦涛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做更进一步解读。

　　吕永岩：我认为,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的重要指示，有效防范转基因作物作为武器对中国实施战略打击，应该采纳2012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罗援少将提出的建议。

　　首先,决策实施层要认真领会胡锦涛同志的重要指示，提高对生物安全威胁的重视程度。生物不安全既可能来自国内不规范研发和商业活动，也可能来自国外事故或恶意输入;既可以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手段，也可以作为新型战略打击手段，从而对国家安全构成不亚于战争的巨大威胁;

　　其次,要加强对全民的国防生物安全意识教育，改变转基因作物不容许讨论，不容许质疑的现状，以胡锦涛同志关于生物防控的重要指示为指导，夺回维护国防生物安全的舆论阵地;

　　第三,指定或建立专门的领导部门和工作机构，负责领导、协调统一的国家生物安全工作，指导对中国生物安全现状的调查，制定中国生物安全防线的国家战略和政策法规;

　　第四,成立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暨鉴定中心，在军队和地方设立平行机构，从事科研和鉴定工作，凡进口或生产转基因生物，必须同时获得这两个鉴定中心的许可证。该机构应适应生物安全威胁跨军民、跨学科、跨政府部门、跨领导任期的特点，有效构建中国生物安全盾牌。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不能由转基因专家说了算，而只能由这个机构说了算。彻底结束转基因专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不合理、很危险的状况。

　　十、小结

　　光明网：感谢您为中国普通公众提供了这么多有关中国生物安全信息与知识，最后，请您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天的主题。

　　吕永岩：如果用一句话，那就是：中国生物国防不如一层窗户纸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光明网： 感谢吕永岩老师。

来源:光明网  转自红歌会网

Shiwong

作者投稿

一、改革方案应由全民公开讨论。

每遇征求意见，总是政协委员、知识分子（明确点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优先，工农在后。第一届人大召开以前，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以前，中国还属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还是共产党的同盟军。政协代行人大任务可以理解。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以后，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民主党派应当消亡。社会主义革命所议大事，多是有关革资产阶级的命的事，却要征求资产阶级的意见，要资产阶级同意才能干？岂不是笑话。毛泽东时期人大代表工农是主体，近30年来，人大中工农代表减少，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增加，政协与人大平行开会议政，工农却无此权利。这种改变，标志党的性质的改变。分配改革利益涉及全社会，主体又是工农，为什么由少数人决定。而且决定前修改容易，一旦施行，群众见到再有意见进入修改程序就难。

二、必须恢复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违背马克思主义分配原理的种种表现：

1、            效应论，使用价值决定论。按劳分配是按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量，还是按创造的使用价值量分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是单位产品内包含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即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产品中包含的价值（劳动）越少，单位产品的价格应当降低。估计这部分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量只能看他们付出的劳动时间，而不是看他们创造的产品使用价值量。然而有些人说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多，就是创造的价值多，因而应当多拿报酬，这实际上是使用价值决定价值论，或者商品效用决定商品价值论，是不正确的。

2、            供求决定论。效用论、供求决定价值论都是马克思主义早已批判了的理论，现在还有人散布这些理论。那些因否定计划而导致的农产品价格大幅度波动正在严重破坏农业生产，使老实农民苦不堪言，证明了否定社会的计划调节之荒谬无知。供求关系不创造价值，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供求关系制造价格波动应为非法，那些人为制造供求矛盾攫取不法利益的，更应当处罚并没收其不法所得。

3、            知识分子的劳动重复计算，虚增价值。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报酬略高于工农，应当与他们多花的无酬学习劳动时间相当。现在拉大差距并不合理。因为按巴黎公社原则，公务员与工人同酬，因为他们的劳动时间大体相当。例如一个读了本科的大学生与一个同时参加工作只受过普通教育的劳动者比较，只能多拿相当多付四年学费，多读四年书而付出的劳动时间以及有效劳动高于普教劳动者的部分。不能差别过大。某些知识分子岗位旱涝保收，除了拿已经大大高于工农的工资之外，还享受相当于工资甚至比工资还高的岗位津贴，相当于双份工资。而农民经常是在极端艰辛的劳动条件下，在无计划生产和人为价格波动条件下，付出同样多或者更多劳动时间，却所得甚少，甚至颗粒无收，这是极不合理的，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社会的计划调节，按劳分配本来是马列精心设计的，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极好途径。在恢复私有制，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的条件下议论合理分配，奢谈分配改革，只能是资产阶级的空谈。对农业生产必须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和分配制度，恢复和改进农牧副渔产品生产、销售的计划调控，恢复社会主义教育，农产品供应和农民收入才有合理保障。毛泽东时期存在问题，并非毛坚持了社会主义，恰恰在于走资派，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干扰。

4、            农民的社会必要劳动被低估。毛主席要干部参加劳动，要知青上山下乡的用意之一，就是要改变低估工农创造价值的错误观念，为缩小三大差别作思想准备。一个社会，生产资料公有以后，农业劳动的价值也应当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干部、专家参加农业劳动，并不能比农民创造更多价值甚至少于农民创造的价值，说明农民当时普遍的劳动时间就是当时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就不能比同样时间的其他劳动少计算价值。一些知识分子（例如，大医院的医生）在极细分工的条件下进行的简单操作（这种简单，也正是列宁讲的将来能够消灭分工的理由之一）比需要综合知识技能的农业劳动，并不会复杂。而他们的报酬比农民有的高得离谱。

5、            奖金、岗位津贴过高，来源不合理，部门之间、上下之间差别不合理。不劳而获与劳而不获同在。我所在学报原来不向作者收费，并发稿费，编辑没有额外收入。而教师讲课收入颇丰。大概是为了与授课教师（大学学报编辑也是教师）平衡，学报也搞起了创收，向作者收审稿费，版面费，提前发表费，等等。校内津贴，行政高于业务，教学高于科研教辅。同为正高，学报岗位比教学岗位少拿许多。社会上一些刊物是如何改革的？我退休前为某编辑学刊多次写稿，都被视为优稿的。原来的主编，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用稿和稿费发放都非常公道正派。这个主编后来被改下了台，改得如何呢？我退休后与同事合作为该刊写了篇稿，不仅没有稿费，还要向他们交费1000多元。如果不是同事为评职称，我不会为这种刊物写稿。这些大概就是某些岗位津贴，奖金的来源。这就是某些人所谓第二次分配。想马克思、鲁迅时代还得靠稿费过活，如今一些学术刊物的著作者不是只为出版者打工吗？

6、            不创造价值的人得到的最多，差距过大和平均主义、共产风同在。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本来是不会允许商品货币投机的，因为投机不会创造价值，只能不合理占有他人劳动。改革开放之初即有人为投机的合法合理性大造舆论。社会主义本来应当限制货币变成资本。毛泽东、周恩来的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很少人分管的劳保、困难补助，根本不存在非社会主义的商业保险，更不会允许把保险变成资本来增值。如今，那些并不创造价值，而靠衍生货币游戏增加的收入美其名曰“投资收入”“财产性收入”（收入或资本再变成资本）。商业保险不过是一种再分配，不合理地占有大量劳动力，玩着不合理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的把戏而增值。不值得肯定。获得这种收入还被视为功臣。年薪6000多万，实际上是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被蚕食。社会主义养老只能靠国家领导和组织的社会分工来保障，在公有制下，子女都从事社会分工的劳动，无法抽身家庭养老劳务，养老没有政府领导的作为社会分工的部门劳务保障，那些困难的空巢老人只能等死（我住地后门外一个50多岁独居男性，前不久报道：死在家里，几天后才发现，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我们如何养老》系列报道中80多岁无业伤残老太太无人照顾等等就是明证）。老人的生存状况完全取决于个体家庭自己的人力和经济状况，应当是私有制的弊端。社会不管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公共交通几个人伤亡，十几个人伤亡，惊动中央领导又是批示，又是亲到现场指挥并严究责任。高官养老都有政府配备的服务员和服务周到、及时的医院。与另一方面每天有成千成万老人在孤独无援的情况下离开人世，形成不可理解的对比。毛泽东时期，抗灾提倡自力更生，没有听说过大搞募捐，对口支援等等。一些边远地方，原来的面貌，似乎过问不多。然而一个小小地方一旦受灾，彻动员全国募捐，对口支援，物资似乎过盛，因祸得福，受宠若惊。其他共产主义因素大多否定了，救灾中有点像共产风的东西倒被发扬光大。在中国，有人想坐牢，我想可能有些人也想遭灾的。

三、   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生产和价格，才可能有按劳分配和劳动者的合理的、稳定的收入。

实行私有制、商品经济，否定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经济主体各自为政，生产无控，价格无控，供求无控，分配无控，不可能有按劳分配，不可能有劳动者合理的、稳定的收入。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的计划调节是一个统一体。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然按劳分配和计划调节，管理者高薪，不按劳分配，就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说社会主义计划管理是管不好，管不了，因而否定无产阶级社会的计划的调节就不可能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是资产阶级官僚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例如6000万高薪的管理者的企业实际上就是管理者私有。坚持私有制、市场经济、否定社会主义计划调节，控制药价就是幻想。固定的补贴和不断上涨的药价，使补贴越来越少。物价上涨，使劳动者的积累不断萎縮，名义增加了的工资不断变水。

艾跃进：当前中国的形势和历史任务（中）

　　文化历来是人们十分重视和积极探寻的一个领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入推进，全党全社会对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分析总结这些年来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推进文化建设，我一直在思考三个问题：即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三个问题，涉及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我以为，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对确立文化发展目标、谋划文化发展战略、提出文化发展举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化自觉：觉醒、使命与担当

　　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

　　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回顾近90年的奋斗历程，我们党总是以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来把握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改革时期，每逢重要历史关头，都紧密结合时代条件，从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出发，高举起发展先进文化的旗帜，阐明自己的文化纲领和奋斗目标，提出切实有效的文化政策，在实现文化的历史进步中，有力地推动了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顺应综合国力竞争的新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把文化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大鲜明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加快文化改革发展的步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纵观党的发展历程，文化自觉是我们党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正是有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我们党才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着旺盛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上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新的目标迈进。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扩大，其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而深刻。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具体来说就是做到三个高度自觉，即地位认识上高度自觉、规律把握上高度自觉、责任担当上高度自觉。

　　1.地位认识上高度自觉。文化最大的特质，就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持久性，像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能够以无形的意识、无形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有形的存在、有形的现实，深刻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定位，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逐步清晰的过程，越来越认识到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应当立足时代和实践新发展，以新的视角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一，文化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必然是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共同进步的社会，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必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同发展的国家。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终极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有的国家甚至提出，要把文化作为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战略都应当维系于这个轴心而展开。过去，我们对文化作用的认识，也往往局限于把文化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种支撑来强调。现在看来，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对人类发展来说，文化可能是更深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十六大之后，我们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把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文化认识上的新飞跃，反映了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的战略眼光。

　　第二，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直接关系民生幸福。我们以往比较多地强调文化的教育教化功能，对文化与民生的关系认识不深。文化是维系一个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力量，无疑应当重视发挥文化教育人、引导人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文化之于人类，应当是一种精神上的内在需求、普遍需求，也是终生相伴的需求。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们需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需要通过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如果没有精神文化上的充实和丰盈，就不能说有真正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人生。我国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进入小康之后，精神文化需要更加突出、更加强烈，解决人们“文化饥渴”的问题也越来越迫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讲改善民生，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讲公平公正，文化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体现;我们讲幸福指数，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尺度;我们讲生活质量，文化应该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当前，我们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一些人的思想困惑、精神焦虑有所增多，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精神抚慰的任务更加繁重。必须在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同时，更好地用文化温润心灵、舒缓压力、涵养人生，更好地丰富人们精神世界，满足人们多样化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第三，文化既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又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表明，发达程度越高，文化产业支柱性作用就越明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从我国情况看，近些年文化消费需求日益旺盛，文化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平均增速达15%以上，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出6个百分点，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亮点。可以说，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随着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已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历史、传统、民俗等文化资源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创意、设计、构思等文化创新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支点，品牌、形象、信誉等文化形态的无形资产日益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所在。只有当文化表现出比物质和货币资本更强大力量的时候，当经济具有更多文化含量的时候，经济发展才能进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才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生动实践，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文化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特殊作用。文化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科技含量高的特点，是典型的“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朝阳产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有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过去我们常讲，经济发展一靠改革，二靠科技，现在看来还要加一条，就是也要靠文化。经济文化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新趋势，文化与经济相融合产生的竞争力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久、最难替代的竞争优势。

　　2.规律把握上高度自觉。文化有其自身的特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讲文化自觉，不仅要有满腔的热情，而且要有理性的认识，有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否则，就会导致行动上的随意性、盲目性。应当看到，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对文化发展规律可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作出多种多样的概括，见仁见智也属正常。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增强文化自觉、推进文化建设，尤其需要我们在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文化构成的多样性、文化建设的长期性这三个方面，不断深化认识、加深理解、科学把握。

　　第一，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推进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影响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状况。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下创造。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也孕育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既有历史的延续，又有着阶段性差异。这表明，任何文化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展开的，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更不是空中楼阁。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上的不发达、制度上的不完善、发展上的不平衡，必然对文化发展产生制约和影响。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找准历史的方位和坐标，充分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现阶段我国文化构成和状况的复杂性，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发展战略，既不降低标准又不提不切实际的目标，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第二，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强化主导、壮大主流。文化总是以丰富多样的内容形式来展现的，但其中总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特别是在阶级社会，占据主导的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在我国封建社会，尽管儒、释、道等多种思想文化长期并存，但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是儒家文化。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虽然各种各样的文化表达和文化思潮不断涌现，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对建设自己的主流文化更加重视、更加自觉。美国就始终把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文化作为根本内容，以此来打造“美国梦”、强化“美国精神”。新加坡为团结国民共同致力于本国发展，以国会法案的形式，确定了以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等为主要内容的共同价值观，在全社会加以推行。可见，培育和壮大主流文化，是古今中外的通行做法。推进我国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相统一，不断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

　　第三，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一个不断积累积淀的过程，推进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文化涉及人们的情感记忆、思维习惯、精神感悟，涉及人们的历史认知、观念认同、理想追求。这些都需要时间的淘洗、实践的锤炼、长期的孕育。文化建设是在精神领域搞建设，与盖大楼、修高速公路不一样，不是三年五年能见效的，如果没有长期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大的飞跃。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经典名篇、文化大家大师，都是在人类文化长期积淀和接力推进中问世和诞生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出现的。有人说，如果政治制度变革需要6个月，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那么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但文化的变迁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推进文化建设，既要有紧迫感，也要看到长期性，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做到重在建设、注重积累，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决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更不能用暴风骤雨、搞运动的方式来进行。

　　3.责任担当上高度自觉。责任源于自觉，行动体现自觉。有没有强烈的文化担当，反映着一个政党的理想追求和精神面貌，是一个政党是否成熟、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党作为一个有着崇高追求、肩负历史使命的政党，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东方大国的执政党，要长期执好政掌好权，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高举自己的文化旗帜，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切实承担起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责任。

　　第一，更加自觉地承担起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高举先进文化旗帜、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人们的思想活动日趋活跃，新的观念、新的意识不断生成，这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了活力。同时，一元与多样、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本土与外来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社会思想意识更加多元多样多变，社会思潮也更加纷繁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促进主流文化发展壮大，是对我们党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大考验。必须更加自觉地立于文化的潮头、担当文化的先锋，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构筑精神文化高地，促进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第二，更加自觉地承担起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哺育了我们党，我们党也一直是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现在，我国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展开，外来文化大量涌入，这既给我们吸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带来机遇，也给我们的民族文化带来挑战。有人说，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可能遭受的伤害，不仅来自外部的冲击，也来自内部的自我贬低、自我放弃。还有人讲，一个民族不管有多么博大精深的文化，关键在你手里还剩下多少，你对自己的文化知道多少。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的中坚，作为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己任的执政党，必须以对民族、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精神，把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更好地用民族优秀文化滋养民族生命力、激发民族创造力、铸造民族凝聚力，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第三，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责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多方面需求，是我们党履行执政使命、执政职责的必然要求。我们进行文化建设，最重要的着眼点应当是人，是人的精神的丰富、需求的满足，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人的发展。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现在人民群众对实现自身文化权益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越来越热切。我们党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仅有责任实现和发展好人民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也有责任保障好人民的文化权益、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生活质量，让文化的阳光普照人民大众，让人民群众在文化沐浴中生活得更加幸福。

　　第四，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责任。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随经济的强盛，而且伴随文化的昌盛。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不仅要致力于经济发展、国家富强，而且要致力于社会的文明进步，形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现在，有人提出“文化边界”、“文化版图”、“文化主权”等问题，实际上是把文化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性资源来研究，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当前，中国作为一个在国际舞台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发展中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同世界互动中的作用更直接、更现实。特别要看到，中国还面临着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应当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居安思危，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加快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拓展我们的战略利益。

　　二、文化自信：传承、开放与超越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时也要看到，在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上，伴随着民族兴衰、国运沉浮，不时出现“自卑自弃”和“自大自傲”两种倾向，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对文化发展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现在，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加需要我们以理性、科学的态度进行文化的反思、比较、展望，正确看待自己的文化，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充分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进一步坚定我们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做到文化自信，关键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

　　1.不忘本来。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的特质。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定海神针”，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千方百计地弘扬，使其惠及当代、恩泽后人。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母体，应当礼敬自豪地对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独特贡献;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罗素曾经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现在，国内出现“国学热”，国际上出现“中华文化热”、“孔子热”，很多人都在探讨中华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的时代价值，这也生动地表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现实意义。那种数典忘祖、蔑视传统、一味丑化民族文化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当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决不是回到过去、守旧复古，而是要立足新的实践、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传统文化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糟粕，需要摒弃。对待传统文化，还是要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要求，进行科学梳理、精心萃取，深入挖掘和提炼有益的思想价值，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涵养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
　　
　　第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根本，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为先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我们党从一诞生就举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并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成为指引中国文化前进的根本指针。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中国人民获得了科学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思想上精神上得到极大的解放。正如毛主席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我们现在讲“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必然。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建设，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生态中，辨析主流和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划清积极与消极，有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抵御腐朽文化影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三，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优势，应当倍加珍惜。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不断实现着中华文化的再生再造，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在，有的人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搞历史虚无主义，认为革命文化是“过去时”，今天讲革命文化没什么意义，随心所欲地戏说历史、消解红色经典，对英雄人物、历史人物进行颠覆性评价。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文化的亵渎。应当看到，在中国人民艰辛革命历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凝聚升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革命文化都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定要用好用足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丰富革命文化资源，使之深深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汇聚新的精神力量。

　　2.吸收外来。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与世隔绝，都需要从其他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越是自信，就越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越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得到丰富发展。广泛吸纳、融汇一切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是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必然要求。
　　
　　第一，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世界文化多元多样、各有所长。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以各自方式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只有兼纳百家之精华，融合各种文化之所长，才能更好地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如果自我封闭、排斥外来，就会失去发展的活力，甚至走向消亡。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经久不衰，就在于它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具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传统。从中华文化自身来看，本身就是一种由多民族、多地区共同缔造，融多元于一体的文化，不仅包括汉族的文化，还包括其他几十个民族的文化。从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来看，虽然我们也有过封闭时期，有过闭关锁国、抱残守缺的教训，但在漫长的历史上，开放包容始终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比如，汉、唐时期，印度的佛教、西域的文化传入中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丝绸之路、玄奘取经等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宋、明时期，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大量传入中国，马可?波罗、利玛窦等大量外国人来中国游学、传教、经商，更是促进了中外文化的融合。历史证明，开放包容不会削弱中华文化的优秀内核，反而在吸收借鉴中不断丰富壮大。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更应该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对待外来文化，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大胆吸收借鉴一切有利于我国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
　　
　　第二，要有辩证取舍的态度。开放包容不是盲目崇外，学习借鉴也不是照抄照搬。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都有其发挥作用的条件。离开了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文化的价值和作用也必然发生变化。同时，外来文化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良莠不齐、优劣并存。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外来文化上，一定要有分析、有比较、有鉴别，做到辩证取舍、择善而从。如果不加鉴别、好坏不分，甚至把糟粕和垃圾当宝贝加以引进，就会贻害无穷。现在，西方文化以其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在世界居于强势地位。西方的思想文化固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对人类发展进步有着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消极腐朽内容。那种对西方文化“全面拒斥”或“照单全收”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势力打着文化开放的名义，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其目的就是试图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对此，我们要保持应有的警惕。
　　
　　第三，要有转化再造的能力。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不应当是单纯的“物理嫁接”，而是有机的“化学反应”，目的是为了转化再造、丰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如果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必然导致消化不良。毛主席讲过：对待外来文化，应当以中国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如同我们对待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中华文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对外来文化有着强大的整合能力，许多外来文化传入后，都实现了同中华文化的有机融合。吸收外来文化，贵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重在实现中国化、本土化。要把优秀的外来文化同我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打上中华文化的烙印；要同中国的现实需要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要同中国人民的接受习惯结合起来，创造适合中国人民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只有通过转化再造，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3.着眼将来。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来自于历史的辉煌，更来自于当今中国的蓬勃生机，来自于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放眼世界、审视自己、展望未来，世界的变化、中国的进步、人民的伟大创造为我们文化的繁荣兴盛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广阔舞台，当代中国文化正展示出令人振奋、再现辉煌的良好势头。
　　
　　第一，从世界发展大势中把握我国文化发展前景。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一个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初现端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既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也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更加关注中国，也更加关注中国的文化，这为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契机。现在一些外国学者提出“世界文化东移论”，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认为“未来在很多方面西方要向中华文明取经”。这些观点不一定准确，甚至有“捧杀”成份。然而，中国影响在扩大、中国文化吸引力在增强，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上的文化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华文化兴盛的势头不可阻挡。只要我们把文化建设放在世界发展大背景下来审视和推进，牢牢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不断展示新优势、创造新天地，就一定能够使中国文化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把握我国文化发展前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使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提高、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道路，也是一条不断孕育新的思想文化的道路。在3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实现的每一次大的突破，经历的每一次大的考验，取得的每一个重大成果，都孕育着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意识。我们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精神风貌的变化。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为什么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为什么中国能够举国一致办大事、同心同德克难事?贯穿其中的，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铸造的思想文化的力量。国家兴旺，文化兴盛。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正在波澜壮阔地推进，我们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发展道路，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是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宝贵财富。只要我们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进行文化的创造，在历史的进步中实现文化的进步，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灿烂文化。
　　
　　第三，从文化建设自身的良好局面中把握我国文化发展前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文化正迎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文化发展理念，作出了一系列关系文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部署，从体制创新、政策扶持、经费投入、基本建设等方面，给予强有力的领导和全方位的推动。各个地方在文化建设上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纷纷提出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战略目标，社会各方面对文化发展的关注度、参与度空前提高，一股强劲的“文化热”正在形成，加快文化发展的氛围越来越浓厚。现在，我国人均GDP已达3700美元，文化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期。有关单位按国际经验进行测算，我国每年文化消费应该是4万亿元左右，但实际消费只有1万亿元上下。这样的消费潜力一旦释放出来，将为文化发展提供巨大市场。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迅猛发展，新的文化业态不断涌现，国有文化企业与非公有文化企业共同发展，文化市场之繁荣，文化产品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前所未有。这一切都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打开了极为广阔的空间。只要我们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把握好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汇聚各个方面文化创造的积极性，就一定能实现文化发展的新跨越。
　　
　　第四，从网络化、信息化的潮流趋势中把握我国文化发展前景。当今时代已进入网络化、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的裂变式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带来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而且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过去我们谈网络，往往只是把它作为虚拟空间，现在互联网已成为现实社会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大众化、媒体化、现实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目前我国网民已达4.2亿，通过网络了解信息、浏览新闻、学习知识、休闲娱乐，已经成为人们丰富文化生活、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参与文化建设，借助博客、播客、维客等进行文化创造，广大网民既是网络文化的享受者，又是网络文化的创造者。网络技术在满足人们文化需求、激发人们创造热情的同时，也孕育了具有信息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催生了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文学等新的文化样式，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效率，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领域、内容。有人预言，今后文化的消费享受、创作生产和交流传播大都要通过网络这个平台来实现。谁在网络文化的发展上抢得先机，谁就能占领文化的制高点。只要我们顺应网络化信息化时代潮流，抓住难得机遇，把互联网作为传播先进文化、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阵地新平台，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就一定能够为我国文化发展注入新动力、开辟新领域。
　　
　　三、文化自强：方向、目标与路径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文化自强。“自”，就是立足自己的实际，依靠自己的力量，突出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就是要使我们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强大的活力创造力、强大的实力竞争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在国际社会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设计，有自己的文化力量。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更应当深入思考“经济发展以后要干什么”的问题，把文化改革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真正做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同推进，尽快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建设文化强国。如何实现文化自强?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重大课题，着眼实现文化的又好又快发展，研究解决好自强之魂、自强之路、自强之本、自强之源、自强之翼等问题。
　　
　　1.自强之魂——塑造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文化的灵魂是什么，就是凝结在文化之中、决定着文化质的规定和方向的最深层的要素，就是核心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立场、文化取向、文化选择。讲软实力、文化力，从根本上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一种文化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没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动。我国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情况下，要把广大人民的思想意志凝聚好，使中华民族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铸就能够有效发挥统摄、引领和整合作用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基于全局和战略的考量，我们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推进文化建设，必须把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根本任务抓紧抓好，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是体现时代感、突出大众化、富有独创性。时代感，就是把握时代主题、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价值观是时代的产物，只有反映时代的要求，才能引领社会进步。我们现在倡导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公平正义”、“和谐和睦”等理念，所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共鸣，就是因为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召力。历史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曾经发挥了进步作用，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人们摆脱封建专制束缚的历史要求。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在价值观念上，也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大众化，就是关注大众诉求，融入大众生活，具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和广泛的社会认同。我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为什么今天仍有很大影响，就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人们处世、行世、立世的一些基本准则。价值观只有走进心灵、走进大众，才能有广泛的亲和力、感召力。独创性，就是要有特点、有特色，能够为人类文明发展有所贡献。不同价值观的碰撞，是大浪淘沙的过程，是不断筛选的过程。只有那些原创性强、普遍意义大的价值观念，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淬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要善于总结自己的实践，提炼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精神内核。同时，面向世界，关注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阐明自己的核心理念和价值主张，敢于在超越他人中引领潮流。当然，塑造核心价值观还有表述形式的问题，要尽可能鲜明、简洁、凝练，让人们易懂、易记、易表达。
　　
　　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渗透于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融入到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任何一种价值观念的形成，都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让人们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更好地感知、领悟，更好地遵守、践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与无孔不入的渗透是密不可分的，他们的影视作品、主流媒体等无不体现着他们的价值取向、价值标准。相比之下，我们有的传播媒介、文化作品却没有他们做得那么自觉、那么巧妙，有的甚至宣扬“讲责任太累”、“讲崇高太虚”，贬损、亵渎、消解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念，误导和扭曲人们的是非标准、美丑标准。一定要坚守自己的正确价值追求，增强责任意识，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确保一切文化阵地、一切文化产品、一切文化活动，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使之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重要功能。
　　
　　2.自强之路——坚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路就是路径，这里主要是解决如何在已有基础上实现文化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不仅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也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文化发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为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内涵十分丰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要紧密结合文化建设的实际，把科学发展的理念贯穿到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要始终坚持以发展为主题，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既积极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又努力实现文化自身的繁荣发展;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着力解决影响文化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协调好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努力促进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统筹兼顾，立足全局、着眼长远，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涉及文化改革发展中的各种重大关系，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发展格局。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对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把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动形成了两手抓、两加强的文化发展格局。可以说，提出事业产业两手抓，顺应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把握了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是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飞跃。正是有了这个飞跃，在这些年的实践中，我们对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对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和多样化需求有了进一步界定，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有了进一步把握。在此基础上，科学定位了政府和市场在文化建设中的职责和功能，明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方针，找到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形成了用不同的思路来推进事业、产业发展的办法，开创了文化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推进文化建设，必须继续坚持一手抓文化事业、一手抓文化产业，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两轮驱动、两翼齐飞，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走科学发展之路，就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部署，是总结历史和现实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的战略抉择，是抢占发展制高点、争创发展新优势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文化领域同样也需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空间。从当前情况看，我们在文化发展方式上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文化布局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门类之间发展还很不平衡，各类文化设施、文化服务在大中城市相对集中，在东部地区比较发达，而在农村、基层相当薄弱、相当缺乏，特别是在一些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人们的基本文化温饱还难以保障。在文化结构上，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进出口结构都还不尽合理，产品技术含量低、非公资本比重低，适合大众消费的优质文化产品还不够多。在产业集中度上，散、小、滥的问题依然存在，规模实力、抗风险能力还比较弱。我们所有出版社的年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及一家贝塔斯曼，我国海外商演的年收入总和还比不上国外一个著名的马戏团。在资源配置上，既有“投资饥渴”的问题，也存在盲目投资的问题，一些地方文化项目雷同、同质化严重，造成了资源浪费。应当把转变文化发展方式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树立长远眼光、系统思维，加强宏观调控、完善政策措施，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和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结合起来，推动文化资源向农村、基层倾斜，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倾斜，大力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着力培育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不断优化布局、优化结构、优化配置，不断增强文化发展的后劲、提高文化发展的效益。
　　
　　3.自强之本——把握文化发展的根本依靠力量。文化发展，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时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人民大众的广泛参与、文化工作者的热情创造，是文化兴盛的可靠保证。
　　
　　人民大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追溯文化的起源，无论是作为观念形态的价值理念、道德情操，还是作为艺术形式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都源自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人民大众不仅创造着文化，也不断传承发展着文化。几千年来中华文化所以能够一脉相承，靠的就是一代代中华儿女薪火相传、接力推进。在谈到文化的源和流时，毛主席曾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人民群众共建共享是一个根本特征。人民群众需要文化，文化更需要人民群众。那种认为文化是少数人把玩、少数人享用的观点，同社会主义文化观是完全背离的。在文化建设上，一定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摒弃“小众”意识，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要开辟渠道、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大力支持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及时总结提炼和积极推广源于群众、生动鲜活的文化样式、文化载体，把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挖掘出来、释放出来。
　　
　　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并不否认专门人才的作用和贡献。无论是文化元素的升华提炼，文化潮流的引领带动，还是文化艺术的再创造再发展，都离不开专门的文化人才。人才强文化才能强，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文化兴盛的时代。我国春秋战国出现思想文化高峰、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与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卓越建树密不可分;我国唐宋时期诗词、散文发展之所以形成鼎盛局面，与李白、杜甫、白居易及唐宋八大家等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欧洲文艺复兴铸就的艺术辉煌，离不开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的艺术创造;18世纪下半叶欧洲古典音乐的兴盛，离不开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维也纳三杰”的音乐成就。这表明，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大厦，必然要有一批大师和大家来支撑；一个民族的灿烂文化，必然要有一批泰斗和巨匠来代表;一个国家文化的繁荣兴盛，必然要有一批领军人物来领衔。要实现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必须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师和各领域领军人物，培养一支宏大的、适应时代要求、富有开拓精神、善于创新创造的文化人才队伍。这些年，在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总的看，文化人才队伍状况与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要求还不相适应，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还不相适应。应当把文化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用战略思维、改革精神谋划和推动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特别要加大对年轻人才、高层次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造就一批世界级的文化代言人。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鼓励超越、宽容失败，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健康成长、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类文化人才竞相涌现、创造活力充分发挥的生动局面。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域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群体，肩负着精神文化生产、创造和传播的重要使命，搞好文化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要按照“尊重、包容、服务、引导”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他们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
　　
　　4.自强之源——激活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文化的繁荣兴盛，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动力是什么?一是改革，二是创新。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创新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制胜之道。
　　
　　体制机制管根本、管长远。只有不断深化改革，破除阻碍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文化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年，文化体制改革由点到面、由浅入深，步伐不断加快、力度不断加大，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重要突破，效果逐步显现。实践证明，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文化体制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既包括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包括微观运行机制的改革。在宏观管理体制上，主要是理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实现由办文化为主向管文化为主转变、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由直接面向直属单位转为面向全社会，更好地履行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在微观运行机制上，一方面，围绕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加快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打造一批文化领域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大幅度提高我国文化企业的规模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围绕提高服务水平和能力，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劳动人事、收入分配等制度改革，不断增强活力，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效益。现在，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越是向广度深度推进，越会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越需要打攻坚战。要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促繁荣，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确定的方向目标，加大力度、突出重点、全面推进，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创新史。当今文化发展，创意制胜、内容为王。有人说，美国算不上文化资源大国，却是一个文化强国，强就强在创新上。好莱坞的大片、麦当劳的薯片、英特尔的芯片，被称为影响世界的“三片”，实际上都包含着独一无二的文化创意。只有不断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才能在发展水平上胜人一筹。重视文化建设是我们党的优秀传统，在这方面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扬。但必须看到，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有些方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是不可逾越的，现在则需要突破。在当代中国，无论是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要，还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无论是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主动，还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都需要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应当把创新作为一种信念、一种追求，对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开掘和利用，提高创意含量和竞争优势。要大力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使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使创新成为文化领域的主旋律、最强音。
　　
　　5.自强之翼——插上文化腾飞的强劲翅膀。在当今时代，科技和市场在文化繁荣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科技、市场如同鸟之双翼，借助它们的力量，文化就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科技与文化历来如影随形，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给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发展样式带来革命性变化。古代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思想文化的传播摆脱了时空的局限，成为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近代以来，无线电技术、摄影摄像技术、广播电视技术的发明，使人类文化进入了一个视听传播的新时代。近年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为思想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科技的发展，也以独特的方式增强着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比如，在舞台表现上，借助现代声光电技术和影视特技，可以呈现出气势磅礴、美轮美奂、精彩纷呈的舞美效果。数码电影技术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表现力，环幕4D电影、球幕电影、交互电影等，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实现文化自强，必须增强科技意识。要适应当代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加快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运用，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加快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文化传播体系，不断为文化注入新的内容、构建新的平台、创造新的形式，努力用先进技术建设和传播先进文化。当然，技术是手段、是途径，是为内容服务的，所有技术性的东西都依附于内容的思想深度、高度和广度。必须把形式与内容、技术与艺术有机融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防止技术淹没思想、形式大于内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运用好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现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越来越离不开市场，市场越来越成为扩大文化消费、满足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从国内外的文化发展情况看，凡是市场发育较好、市场体系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文化发展的活力和竞争力也比较强。目前我国文化领域的市场体系建设水平整体上还不够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不够健全，文化产品和资本、产权、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存在许多障碍，市场机制的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实现文化的繁荣发展，必须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加快培育大众化文化消费市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在文化产品、文化要素的供给和配置上，一定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即使是那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包括一些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政府也可以采取招标竞价购买的形式从市场获取，把文化生产和消费从文化系统的“内循环”扩大到市场的“大循环”。不但要完善国内市场，还要关注国际市场，努力掌握国际文化贸易规则和营销策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对外文化交流与对外文化贸易，统筹扩大出口规模与调整出口结构，着力发展外向型文化企业，着力培育中华民族文化品牌，着力加强出口平台和营销渠道建设，进一步加快文化走出去步伐。同时要看到，市场并非万能，也有其固有的弱点，也有“失灵”的时候。发展文化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更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为市场所左右。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努力做到两个效益双丰收。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必须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坚持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决不能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社会责任、损害社会效益。要切实履行政府职能，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加强改进宏观调控，加强对市场的日常监管，加强对市场秩序的规范，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持续发展、快速发展、健康发展。

文间来源：《红旗文稿》期号：2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