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贱伤农”迫使农民种大棚

　　雪花飘飘的冬天，北方人的餐桌上有了西红柿、黄瓜、西瓜这些本来夏天才能够生长的蔬菜水果；在城乡超市里，一年四季均可买到任何季节生长的“时令”鲜蔬，这就是反季节蔬菜。它的普及得益于蔬菜大棚的广泛应用，这在中国仅有短短二十多年的历史。反季节蔬菜既丰富了城镇居民的“菜篮子”，又让菜农们鼓起了“钱袋子”，有人欢呼这真是“一箭双雕”。山东某市有个著名的蔬菜生产、加工、销售大县，名列全国百强县(市)，靠的就是这样的蔬菜产业。

　　传统的中国农民几辈子都是与大田打交道的，为什么青睐种植大棚呢？笔者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经济效益高，同样的劳动种蔬菜回报远高于粮食。蔬菜的含水量在90%以上，有些高达96%，那就是说农民卖的蔬菜其实就变相卖水。不妨算这样一笔简单的账，就以蔬菜平均含水量90%计算，每斤大棚蔬菜现场平均卖2元一斤，其中的水分就占0.9斤，就是说农民出售1斤的蔬菜中的水就合1.8元，而这些水都是农民自己掘井抽的地下水，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粮食呢？粮食中的含水量仅12%，88%的都是干物质。粮食才卖1元左右一斤，北方收获一斤小麦至少要浇两遍水，光浇地费用就达200元/亩，就算生产1000斤小麦，收入也只有区区1000元！他卖的水才合0.12元/斤，扣除浇地的成本，每卖出一斤粮食农民自己要亏8分钱。这样的账目只要有小学生的水平就可以计算出来的。“谷贱伤农”，农民在种植传统作物与粮食之间，肯定选择种植蔬菜。

　　二是蔬菜产量高。大棚中的蔬菜产量远高于大田的粮食作物，每亩西红柿、黄瓜的产量都在万斤以上，叶菜类的产量更高，因为出售的都是鲜重。这样计算下来，同样的劳动，得到的重量蔬菜远大于粮食，再加上蔬菜的平均价格高于粮食，这就造成了粮食没有人愿意种植，农民纷纷该种蔬菜。“一亩园、十亩田”，精明的农民都这样算账的时候，中国人吃的粮食就只有依赖进口了。那么，外国人傻吗？赔本种粮给中国人吃？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文章专门讨论过。

　　三是生长季节延长，不受季节限制。不仅大棚蔬菜含水量高、产量高，而且生长季节短，连以前不能利用的冬季也可以用来种植蔬菜，不受季节限制。一般地，种植黄瓜、西红柿可以种植2茬，种植叶菜类可以种4季。这样就充分利用了大棚环境，延长了蔬菜生长的总时间。每茬黄瓜可生产1.5万斤，叶菜类每季每亩也可达上万斤，效益就大幅度提高了。

　　四是集约化程度大大提高。为了在少量的土地上获得更大的收益，尽早收回建造大棚的投入，并赚更多的钱，菜农们一般是不会让大棚闲置的，即使在晒棚期间，他们也会种植一些露天蔬菜。辣椒、茄子、西红柿、西葫芦、芹菜，什么贵种什么，这是因为蔬菜大棚的空间小了，更容易实现集约化和单一化的种植，其目的无非是多收获一些蔬菜早上市早挣钱。

　　五是不愁销路。城市人群一年四季都要吃蔬菜，尤其冬季也要吃黄瓜、西红柿、茄子等，市场需求量是很大的。市民们以为这就是时尚。再加上围绕大棚蔬菜特殊产业链为之服务，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有利可图，就使得大棚蔬菜生产不愁销路。这个产业链条如下：城市消费者—城市超市—城市蔬菜批发地—蔬菜运输户—蔬菜产地批发市场—蔬菜贩子(菜头)—蔬菜种植户。在这个产业链之外，还有化肥、农膜、农药供应商；为了满足长途运输需要，还有专门的蔬菜保鲜剂供应商；还有为运出车辆和司机服务的修理业和餐饮旅馆等等。由于不愁销路，有的是力气的农民就有了用武之地。别的农民看到种植大棚户赚了钱，纷纷仿效，于是蔬菜大棚遍地开花。

　　大棚蔬菜隐患多

　　从根本上讲，反季节设施改变了蔬菜的生物学本性，也正因为如此，反季节蔬菜在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反季节蔬菜要想成功，首先得改良蔬菜生长的微环境，常规做法是将塑料膜笼罩在耕地上。塑料膜造成的阳光温室在提高了环境温度和湿度的同时，也打破了害虫的休眠规律；由于温室大棚内温度、湿度较高，且常年不通风，病虫害滋生异常严重土壤线虫和有害微生物也因此活跃起来，造成了大棚蔬菜特有的病虫害。

　　为了控制病虫害，菜农们只好借助于农药。七八分地的黄瓜大棚，一个生长季节下来，约使用300~800元的农药。更糟糕的是，为减少成本，菜农们普遍使用甲胺磷等高毒农药，这种农药不仅价格便宜(可减少20%成本)，且药效强，杀虫立竿见影。很多人喜欢吃韭菜，然而韭蛆常生长在菜体内，表面喷洒农药很难起作用，菜农们就借助高毒甲胺磷灌根。其中的磷素还能起到肥料作用，灌根后韭菜生长茂盛、颜色浓绿、叶片肥大。甲胺磷既当药物又当肥料使用，在反季节韭菜生产中广为流行，从而使反季节生产的韭菜变成有名的“毒菜”，令很多知情的消费者们望而却步。

　　温室大棚内连续种植相同的蔬菜，会出现产量明显下降，这在园艺学上称为“连作障碍”。为减少损失，菜农们常常借助大化肥弥补生长不足。且大多数农民相信“多施肥，多产出”，化肥添加量常常高达推荐量的2~5倍。大化肥使用除造成食品安全隐患外，更严重的是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这是因为塑料大棚内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化肥“冲不走、流不去、分解不掉”，迫使其垂直下渗，对地下水的污染就不可避免。常年使用大化肥生产反季节蔬菜的华北某地，80米以下地下水的硝酸盐含量超过美国标准的100倍。近年来，反季节蔬菜主产区农民癌症发病率大幅度提高就跟大化肥带来的环境污染不无关系。

　　菜农们为了提前上市，往往不等蔬菜成熟就开始采摘，借助生长激素在运输和销售过程中“催熟”。更有人为迎合消费者在感官上的需求，在蔬菜和水果中使用一些添加剂，其中以各种激素为主。所使用的激素中，赤霉素促进发育，膨大剂让果实长得大，乙烯利促早熟催红，等等。大棚黄瓜因气温高、湿度大，往往不容易开花座果，更有“聪明”的农民发明了“药剂”，使黄瓜“顶花带刺”，这些令黄瓜结果的药物竟然是给人使用的避孕药II号! 长期食用这种抹了雌性激素长大的黄瓜，儿童会过早性成熟，成年人则会导致不孕不育。

　　蔬菜大棚里面的问题，菜农最清楚。因为他们种植的蔬菜是商品，是某种意义上的“水”货，他们清楚农药残留，有些有良心的菜农可能在采摘之前某段时间停止用药，但更多的菜农为了产量，不敢停止用药，再者他们也无法保证在运输过程中有人喷洒保鲜剂。处于对自己健康的本能保护，菜农们对于自己种植的蔬菜一般是不吃的，他们专门留出了土地生产自己吃的蔬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反季节蔬菜绝对不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也已暴露了食品污染、环境污染、白色污染以及粮食安全等多方面的隐患。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蔬菜生产上，适当控制反季节蔬菜规模，压缩设施农业；积极发展有机种植或绿色种植；利用国家自然热量资源生产顺季节时令蔬菜等，均不失为有效的应对措施。

作者博客2013-3-18

　　内容提要：1984年，中共中央四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根据行政级别的对应和产权的延续，社办企业、队办企业分别过渡为乡（镇）办企业[1]、村办企业，同时增加了家庭工业，由此，乡镇企业突破了社队企业的集体所有制形式。随后几年，乡镇企业的三类组织形式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乡办企业因优先享有乡镇政府提供的较多资源，获得进一步发展；家庭工业调动了大部分人的积极性，异军突起；村办企业夹在中间逐渐衰落。本文以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小五金业的发展为例，依据当地的档案及田野调查取得的资料，试图管窥社队企业向乡镇企业过渡后，不同组织形式企业的发展态势及其成因。

　　关键词：社队企业　乡镇企业　店口

　　一、前言

　　1984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牧副渔业部的报告[2]，“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这一名称的变更，发生在两个背景之下。1983年，中央决定“撤社建乡（镇）”，乡镇体制取代延续了27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而随着改革开放，农村地区悄悄涌现了一批挂靠在社队企业名义下的农民家庭工业、户办企业、联户企业，以及其它形式的合作企业，[3]“社队企业”已经名不符实。

　　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两者虽有“前世今生”的继承关系，但并非仅是名称的更替，其所有制形式有着根本不同。社队企业源于1958年的“公社工业化”，[4]即在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由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起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5]而乡镇企业，其内涵被大大拓宽。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的规定，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6]四号文件也明确指出，乡镇企业即社（乡）队（村）举办的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业。[7]换言之，乡镇企业的范围，从过去的公社、大队两级企业，扩大到乡（区、镇）、村等集体企业及个体、联户、其他合作形式的家庭工业。[8]

　　以往关于乡镇企业的研究，多为宏观层面的历史发展概述及社会学、经济学的调查报告和实证分析，少有研究从历史学角度关注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的转变。[9]且多数研究倾向于笼统地谈论乡镇企业，很少对其不同组织形式区别对待。仅有为数不多的文章，探讨这个阶段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和产权制度，但多偏重于乡镇集体企业，对乡办企业与村办企业未加区分，对家庭工业更缺少探讨。[10]事实上，乡镇企业的几种类型，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

　　乡镇企业在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发展面相。本文选取了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作为考察对象。关于浙江省的乡镇企业发展情况，过去多把研究目光投向“温州模式”，较少涉及其他地区。[11]本文的考察对象，处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中段地区，代表了相当一部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之路。

　　店口最早叫“巅口”，因地处浙江诸暨、萧山、绍兴三地交界的山巅之口而得名。由地名可知，当地多山地，人称“七山一水二分田”，在人民公社发展集体农业时期，贫穷落后。1970年，店口诞生第一家生产五金的社队企业。发展至今，店口已成为享誉中外的“五金之乡”。作为诸暨市最大的块状经济之一，店口镇综合实力连续十年列为全市第一，并跻身全国百强镇、浙江十强镇行列。[12]在浙江，如店口这般以民营为特色的块状经济，比比皆是。其发端和中坚，便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家庭工业。

　　由于乡镇企业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特征，本文以1984年为中心，将讨论范围延展至1979-1989这十年期间，而重点在1984-1989这一阶段。1984年，中央对乡镇企业内涵的拓展，为店口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打开了大门。至1989年，店口的联户企业达960个，户办企业达303个。而乡办企业和村办企业，分别从1979年的9个与71个，至1989年分别变化为15个与8个。[13]这样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从社队企业衍生出来的家庭工业，是如何兴起并壮大的？面临家庭工业的竞争，乡镇集体企业如何应对？本文拟以店口小五金业的发展为中心，依据当地的档案及田野调查取得的资料，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二、乡办企业：“乡办”的企业

　　在回答上述问题前，我们首先回顾一下社队企业的发展历程。1970年代末，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工作重心的转移，社队企业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与此前忽明忽暗的政策不同，中央对社队企业的发展已有了明确的指示。[14]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逐步提高社队企业的收入占公社三级经济收入的比重”，[15]并通过农业部、财政部、建筑材料工业部等部门颁布了一系列对社队企业的支援条例。[16]而进入1984年以后，中央政府关于社队企业的发展政策显得更具有诱惑力，通过一系列文件，为社队企业的发展鸣锣开道。同年3月，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并被列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17] 至此，社队企业的历史演变为“乡镇企业”。

　　乡办企业是乡镇企业的“龙头”，与村办企业、家庭工业相比，一般规模较大，实力雄厚。店口地区亦是如此。从1964年筹办的店口农机厂开始，发展至1984年，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职工人数，乡办企业皆达到了顶峰。1985年，部分经营效益差的企业被关停。随后几年，企业数量相对稳定，职工人数却减少了近50%（见表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此期，在家庭工业的竞争下，乡办企业是否受到了冲击？其经营效益如何？

表1　店口各年企业数量对照表

　　资料来源：《店口公社社队企业统计资料汇编（1972-1979）》，1980年11月，中共店口公社委员会管委会档案113-31-19；《本办关于1983年度所属各工企业各类年终报表》，1983年12月，店口镇工办113-33-20；《店口镇八五年度乡村企业联户个体基本情况》，1986年2月，中共店口镇委镇政府113-35-20；《本办关于1989年统计报表》，1989年12月，店口镇工办113-39-14，诸暨市档案馆藏。

　　通常以为，乡镇集体企业的生产效率应该比私人企业低。但据张斌对4个县的400多个乡镇集体企业和私人企业16年的追踪调查发现，“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对生产率的影响非常相近”。[18]事实上，店口的乡办企业，由于优先享有各种资源，实力雄厚，在家庭工业兴起的初期，依然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1988年，店口的工业产值首次超过1亿元，其中就有11个乡办企业的产值超过100万。[19]

　　乡办企业作为“乡办”的企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颇为密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定，乡村集体企业是属于乡村全体居民所有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企业。但乡办企业事实上的所有权，属于乡镇政府。Walder及车嘉华、钱颖一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指出，集体乡镇企业“仍是一种公有制，与大型城市国有部门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地方社区政府有更明确的动力和更大的能力去管理企业，并确保其作为所有者应有的利益。”[20]

　　在公社制结束后，乡（镇）成为中国政府政权机构中最基层的单位，农户则成了生产和会计核算单位。财政体制改革（统收统支制转变为财产包干制）、干部考评制度和干部在改革年代的私人利益，使得乡镇政府极端依赖乡村工业作为收入来源，从而积极促进乡村企业的发展。[21]其中，乡办企业最为重要，亦最容易被乡镇政府所直接掌控。根据《店口公社社办企业管理制度》规定，“（社办企业）按利润总额除所得税一律上交（乡政府）50%，超额利润除所得税及职工超产奖外一律上交50%”。[22]

　　由于利益攸关，乡镇政府对其下属的乡办企业，存在着充满父爱的“亲子”关系。具体表现在：帮助企业向银行贷款，为企业征用土地，谋得开业执照、招收工人、寻找短缺原料、技术和产品市场。[23]在市场不够开放、乡镇企业普遍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乡办企业可以优先获得资源。

　　1、资本

　　对当时的乡镇企业而言，资本是最主要的掣肘。至1978年底，店口的9个社办企业中，有5个向公社借款，总欠款达290 237元。（见表二）

表2　1978年底积累上交及下拨开支情况

　　资料来源：《1978年度本社历年产量、企业指标、厂房水利、总结评比》，1978年12月，店口公社革委会113-28-2，诸暨市档案馆藏。

　　1984年，针对企业欠款，店口乡经联社工办向店口乡党委申请减免，并获得批准：“对80年以前的欠交积累和部分材料欠款计417929.32元全部免交；对81、82、83三年在上交积累总额中作降低比例减交免金额为191715.53元，降低比例按厂情酌情处理。以上二项减免交合金额609644.85元，转为企业投资。”[24]地方政策也逐步向乡办企业倾斜，诸暨县农业银行和各信用社在1984年对全县181个乡办企业发放挖潜、革新、改造等项贷款847万多元，比1983年增长九倍多。[25]因有店口工办的担保，乡办企业较易获得贷款。而村办企业和家庭工业，贷款则相当困难。[26]

　　2、土地

　　土地在中国是集体拥有的资源。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没有正式的或由官方批准的土地市场。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有土地的使用权，却没有土地所有权和处置权。农田的配置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因此，开办一个集体企业，通常在当地政府的出面协调下，较容易解决土地问题。私人企业要取得土地则要面对多得多的限制。多数家庭工业在起步之初，将自家住房作为厂房，即“家庭作坊”。等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及人际关系后，才能设法“买通地方领导来取得土地使用许可”就是一个证明。[27]

　　3、原材料

　　店口的乡镇企业多集中发展小五金业。据1985年店口镇工业总产值行业分布统计，小五金汽车配件2349.01万元，占总产值89.1%。[28]小五金的原料主要为铜和焦炭。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铜是国家一类控制物资，由中央计划调拨。在不对等的资源配置下，乡镇企业主要依赖非正式的非市场渠道取得生产资料。在此情况下，乡办企业可以优先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通过与国有企业联营，或利用乡村干部的人际关系获取计划外的原料。1984年，店口乡经联社工业经销公司在一份申诉报告中陈述：“它们经营的木箱（用于包装小五金产品，以便长途运输）首先供给社队企业，多余的售给本社社员和少量的售给本区单位和个人。”[29]

　　4、市场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尚未完全开放，大部分原料和业务需通过人际关系取得。地方政府为此积极搭建平台。“1979年、1980年连续二年春节，公社举行二次大型茶话会，凡是在店口以外的工农商学兵回乡过春节的干部、教师、职工都请到公社里来，参加茶话会，请他们参观店口工业的五金产品”。[30]

　　20世纪80年代初，店口涌现了数千名供销员，长期在外负责原料的采购和销路的开拓。[31]这支供销员队伍，带来业务的同时，也成为信息的传递者：将外界的各种讯息带回小镇，促进了产品的更替、技术的革新和当地人见识的增长。最初，供销员主要服务于乡办企业和村办企业，属于企业的固定职工。随着家庭工业的兴起，很多供销员会为出资更高的企业服务，或干脆自己生产。[32]但业务量较大的“单子”，家庭工业一般无力承担，通常提供给规模较大的乡办企业。

　　5、人力资源

　　由于乡镇集体企业从社队企业过渡而来，集中了当地的“能人”，培养了大批管理、技术和供销人才。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被强制捆绑在土地上，只有少数人可以进入社队企业工作。尤其是社办企业，成为所有农民期望的理想去处。其一，赚钱多。社办企业实行工资制，“男月工资一级30元，二级26元，女一级21元，二级18元”，[33]而队办企业和在生产队务农，只能拿工分[34]，年终结算。其二，社办企业数量少，进入门槛高，只有那些“有关系”或“有本事”的人才能得到这份工作。这两类人，在农村地区，往往会得到他人的尊重或羡慕。当时，一些社办企业要求职工进厂时缴纳1000元押金，三年后返还。很多人为了得到这个工作机会，不惜借钱交押金。其三，社办企业是“铁饭碗”，从此可以摆脱农民身份，晋升为工人阶级。“工人”身份对当时的农民，具有相当的吸引力。[35]

　　随着家庭工业的兴起，乡办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人”出走，同时带走了管理经验、技术和业务。这也是至1989年，乡办企业的职工人数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铁饭碗”与固定工资制度，消磨了很多职工的斗志，“干多干少都一样”。不难想象，在此情形下，有业务或技术的人，离开乡办企业另谋高就；留下来的很多人只是“混日子”。

　　为适应新形式，自1984年起，乡办企业开始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积极推进经济承包责任制。承包形式采用“包定额、包利润、包上交”，在完成国家税收、上交部分以外，按“4%留存，4.5%职工奖金，0.4%厂长奖，0.6%组阁人员奖，0.5%的贡献奖”的比例分配，具体由厂长负责，组阁3-5人集体承包；所有职工变“铁饭碗”为“合同制”。[36]并且，改固定工资为浮动工资，“把企业职工工资和奖金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挂起钩来”，“拉开了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37]为留住“办厂能人”，乡办企业以“留得住，有薄利”为标准，高薪聘用骨干力量。1985年，店口某乡办工业的一位采购员的工资即为七万多元。[38]如此一来，乡办企业的运营成本大幅提高，为乡办企业的衰落留下了隐患。而承包制的实行，使得当时出现“戴红帽子”现象，有些企业名义上为集体性质，实则早已归个人所有。[39]

　　三、村办企业：生存的多个面相

　　村办企业的上级主管单位是村委会。村委会与乡不同，村不属于国家正式政府行政机关的一级，村干部也不属于国家正式干部。由于村办企业不代表乡镇部门的政绩，又不是乡镇政府的财源，所以得不到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大部分事务要靠村委会和企业自己解决。[40]与乡办企业相比，村办企业得到的资源要少得多，且各村极不均衡。由于村办企业通常由少数几个“能人”（多数为村干部）把持，若这几个“能人”决意要办家庭工厂，村办企业则会成为一盘散沙，或倒闭，或被“瓜分”。

　　由此，在与家庭工业的竞争中，大部分村办工业逐渐衰落，并有向家庭工业过渡的趋势。据1985年县委农工部的调查，店口乡20个村，都有村办工厂，计38家。1984年，产值520万元，占全乡工业总产值1812万元的28.7%；从业人员1607人，占乡镇企业职工总数4811人的33.4%。其中，经营汽车、拖拉机配件等小五金的有19个村，20家厂，占村办工业总厂家总数的52.6%。此后，短短两年的时间，这些村办五金厂的情况天翻地覆：1）4个村办厂通过加强管理和改变分配方式获得了发展；2）8个村9个厂实行了承包责任制；3）7个村办厂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把财产拆价拍卖给社员办家庭工厂。[41]

　　总体而言，新形势下的村办企业，不敌家庭工厂的竞争力。具体表现在：其一，业务上，供销员为拿更多回扣把利润高的合同转让给家庭工厂。其二，技术上，厂里工人“白天村办厂养力，晚上户办厂出力”；其三，管理上，车床的零件、工具时而失散。其四，关键是人才竞争，政策允许办家庭工厂，物质利益原则促使有的厂长、供销员、技工等自己办工厂，“骨干走、工厂散”。如上二村五金厂，因2个供销员、5个工人自己办厂，业务受影响；13个车工到家庭工厂当师傅、做工，产品质量出问题，一次发出5万元产品，有三分之一退货，于1985年2月倒闭关厂。[42]

　　同样的竞争环境，村办企业的生存面相却各不相同。其中，领导班子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村办企业的走向与管理者的思路息息相关。集体意识强、能力突出、且能获得企业里其他骨干人物支持的“带头人”，通常能将村办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反之，村办企业便难以存活。在店口的村办企业中，有三个典型的案例可用来说明。

　　1、新一农机厂[43]

　　新一农机厂是店口最早开办、规模最大的村办厂。从1971年开办以来，经济效益良好。

　　1984年，年产值达百万元。然而，当时有很多人认为“现在不讲共同富裕了，搞好一个村办厂无声无息，吃力勿讨好，办好一个家庭工厂得利直接，到处扬名，办村办厂的力气不如去自己办厂”。新一村支书陈伯生就在一气之下，一个人做主，只一天半时间把20多万资产、12万材料分成六股承包给了农户，厂长（即村支书陈伯生）自己承包了2.5股。像这样由厂长或主要骨干承包村办工厂的事例比比皆是。

　　2、新民村办厂[44]

　　新民村原有村办工厂两家。一家新民五金厂，兴办于1976年；一家新民羊毛衫厂，于1978年兴办，在店口乡是村办工厂办得最好的村之一。当时，进厂做工的有186人，建有厂房三层楼13间，二层楼6间，平房12间，合计63间，约1 260平方米。最高年产值达90万元。村收入多了，曾推行过年老社员发退休金，学生免费上学及新造校舍等公益事业。

　　然而，两个厂于1984、1985年先后倒闭，倒闭时“乱得一塌糊涂”，很多设备被人“抬走”、“偷走”，却没有人管理。究其原因，两个厂从1982年开始承包，连续三年都由该村副书记组织三到四个小组承包。每年都是年初包，年终因各种原因推翻，承包帐没有一年结清，账目混乱。没有一个干部来处理这笔乱帐，大家都忙着办家庭工厂。

　　3、勤寨机械厂[45]

　　勤寨机械厂属于吴家塔村，兴办于1975年。开始几年，效益并不好。1978年，凭借私人关系，他们打入了上海搪瓷六厂，接来了水龙头业务。由于缺乏技术，第一年生产水龙头亏损了4000元。直至1980年以后，厂里请来浙江大学金相教研组师傅进行指导和加强管理，水龙头生产才慢慢走上正轨，成为机械厂的当家产品。1984年，产值达80余万，比1980年的19余万增长了4.3倍。1985年前后，其他村办企业纷纷转制，勤寨机械厂却一直保持“集体”身份。至1999年关门，共上交国家税收约68万元，上交村93万，盘存厂房、设备、应收款等近80万元，没有任何借款和银行贷款。勤寨机械厂的倒闭，直接原因是部分村民因为个人恩怨，借财务公开的名义，污蔑机械厂的干部贪污。

　　勤寨机械厂是店口最后一个村办企业，且直到倒闭，效益良好。究其能持续发展的原因：其一，领导班子团结，坚持创办集体企业。该厂的副厂长、技术骨干陈爱凤，同时是吴家塔的支部书记，在1985年上任之初便约法三章，“这个机械厂任何人不得承包”，坚持办集体厂以应付村里的各项开销。其二，不断完善管理制度。随着家庭工业的兴起，勤寨机械厂同样受到了冲击。本来提供业务的客户都自己办了水龙头厂；供销员也纷纷离厂自立门户。在此情况下，勤寨机械厂实行领导小组组阁管理及厂长负责制，干部亲自出门采购原料、跑供销。同时，不断改革工资制度。1983年，改固定工资制为定额责任制（基本工资男高女低，超过定额算奖金）；1985年，又改为计件工资制，男女同工同酬，[46]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其三，挖掘生产潜力，节约费用支出。比如，自来水龙头的胶木柄，原先配购成品，每只需0.11元。后经引进工艺，自己生产，每只成本只需0.06元。[47]

　　四、家庭工业：能人带动的模仿经济

　　家庭工业由于释放了个体积极性，将个体创造力与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大化，发展最为迅速。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早已有之，但受人民公社时期“家庭经营等于资本主义”的旧观念而被抑制。直到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央（1984）一号、四号文件肯定了家庭工业的合法性之后，以户办、联户形式出现的家庭工业蓬勃发展。1984年底，店口的家庭工业发展到254家，办厂农户达485户，占全乡农户总户数的10.5%；在家庭工厂务工劳力达1163人，占全乡总劳力的12.3%，是乡镇集体企业职工总数4811人的24.2%。[48]

　　威廉·伯德、朱宁将乡镇企业之间的竞争类型区分为模仿竞争、投资竞争和创新竞争。什么是模仿竞争？威廉和朱宁是这样定义的：起初，一位独具慧眼的企业家发现了一种在其他地方取得成功的新产品或加工过程，一开始把它引入本地的时候获得了很高的利润；但是，既然进入是容易的，大量模仿者就会迅速地应运而生，结果，加工和利润急剧下降。一般说来，后来进入的模仿竞争者的数量，都会超过该工业所能容纳的适宜数量。所以，在达到一定点之后会出现普遍的退出和减缩。[49]

　　这一理论的前半部分，与店口的家庭工业发展模式非常吻合。而“普遍的退出和减缩”，在店口地区并没有完全印证。关于后者，由于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本文暂不涉及。

　　笔者认为，店口的家庭工业是一种能人带动的模仿经济。那么，谁扮演了能人的角色？谁又在模仿？

　　追溯到社队企业时期，对整个店口而言，最早的“能人”是社队的基层干部：1960年代在余姚任官、将当地的五金小作坊经验带回店口的陈茂炯，接受陈茂炯的提议、敢于创办第一个队办企业的新一大队支部书记陈伯生，以及顶着政治压力，于1970年代将小五金企业推广至公社及各生产大队的店口公社支部书记来兴余。[50]他们创办的社队企业，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为家庭工业的“遍地开花”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开办家庭工厂——扮演“能人”角色的是三类人：第一，社办企业的管理人员；第二，社办企业的技术人员；第三，供销员。他们已有的经验及自身具备的能力，包括对政策的把握及胆识，使得他们敢于尝试办厂，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51]吴家塔村的第一家个体厂为陈仁根于1984年5月创办。陈仁根本人曾在店口五金厂（社办企业）做供销员，跑南闯北，积累了一定的业务关系。他的妻子陈爱凤为勤寨机械厂（村办企业）的副厂长。在政策开放后，他离开社办企业，创办了“华光五金厂”。1985年，他们共有80多个职工，当年销售额达80余万，毛利20余万。“华光五金厂”被当地人戏称为吴家塔的“黄埔军校”，从那里走出来的很多职工后来都创办了个体企业。[52]至1990年，吴家塔村共有小五金、运输、商店等个体经营者141户，占全村总户数的近30%。其中，小五金作坊有近100户，参与人数为354人。[53]

　　这一时期，村办企业无疑成了最直接的模仿对象。1976年，在店口公社书记来兴余的推动下，公社下属的20个大队均办起了小五金厂。[54]这些村办企业取得的经济效益及对职工的培养，使得小五金业开始扎根于店口的每个村庄。1981年，店口六村村民陈学昌、陈昌灿、叶迪虎，孙国治，叶志浩，叶仲连，叶纪安等创办了全镇最早的10家户办家庭五金厂，生产各种汽配零件。[55]这十家户办企业的诞生，缘于六村的村办五金厂。当年，难以维持生存的店口六村大队搞农田“包产到组”，“顺水推舟把厂也分了”。[56]

　　此外，小五金业进入门槛较低。投入资金少，只需一两千块钱即可（当时比较普遍的筹资方式是民间借款）；技术简单，容易学习，初级产品只需一两台小车床；人员可多可少，开办之初，多为“夫妻作坊”。此外，当时受“短缺经济”的影响，只要能够生产出产品，基本上不存在卖不掉的问题。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赢利机会和获取高额利润的可能空间。笔者调查发现，很多供销员出身的企业主反映，“做供销员时接到的业务，通常比较稳固，能一直延续到自己办厂以后”。而1984年前后，店口已开始成立门市部，人们亦可以通过门市部展示自己的产品，进行交易。

表3　吴家塔村创办个体企业的个案[57]

　　资料来源：以上资料均来自对个案当事人的访谈

　　值得说明的是，在此阶段农村广泛出现了一种合作经济组织，官方称之为“新经济联合体”，俗称联户。这些经济联合体既冲破了原集体经济的模式，又摆脱了一家一户经营的束缚，在真正自愿互利基础上实现资金、劳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组合。以下为一个四联户企业的协议书。

合伙办厂协议书[58]

　　今由王迪土、陈轧定、陈轧夫、陈金伟四联户为新庄汽拖配件厂，具体规章制度如下：

　　1、由四户协商合资经办，统一管理。

　　2、每户集资现金贰仟伍佰元正。

　　3、所得利润，除上交国家税和一切费用外，按月发工资，所得净利润总额百分之八十提存作发展生产积累资金，百分之二十四户平均享受分配。

　　管理方法：全厂由王迪土负责生产安排，陈轧夫负责财务、账目，陈轧定负责经济管理，原材料工具由陈轧夫兼。

　　生产安排：生产之人每户一人，每人每月工资36元，加班每小时加班费贰角，外出人员外出补贴每天壹元伍角。以上各条由四联户协商研究决定。如有在中途弃权经营者，则负担、享受生产期间的盈亏。

　　通常，联户有几种形式：资金的联合，生产资料的联合和技能的联合。多数联户同时包含了以上几种形式。如上所述，联户的组织形式主要为几户经过协商以股份的形式，共同筹集资金。入股者既是股东又是经营者、生产者，共同进行生产经营、承担生产风险。

　　联户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政策的支持，激发了农民创业致富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刚刚脱离人民公社，多数家庭的资金、技术、劳力等条件不足以支撑其独自创办企业。然而，联户与当今流行的“股份制”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因为困难而走到一起。一旦克服了眼前的困难，由于缺乏有效的运营机制和管理理念，内部的各种矛盾容易激化，从而导致分道扬镳。[59]

　　五、结语

　　1984年以后的乡镇企业，在家庭工业“合法化”的前提下，内化成乡办企业、村办企业和家庭工业三个层次。三者的发展条件、生存状态迥然不同。因而，笼统地讲“乡镇企业”较为模糊，无法真实地反映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

　　形成这一复杂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的不完全开放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在改革的早期阶段，地方政府通过政治、社会以及私人关系，能持续而经久地得到资本、劳力、土地等资源以支持乡办企业。换句话说，地方领导在为企业取得资源方面，相对于私人企业家而言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来自于市场的不完善。[60]由于资源市场仍未充分发展，他们在取得企业经营所必须的很多资源上所起的作用仍是极为重要的。随着产品市场的迅速发展和自由市场的形成，地方领导在资源分配的作用明显削弱了。

　　家庭工业的异军突起，亦得益于当时不完善的市场。计划经济导致的“短缺经济”，为家庭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经济利益的刺激，促使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纷纷寻求机会。而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由于见识、经验、知识储备等限制，通常会模仿获利的邻人，形成能人带动的模仿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浙江诸暨，很多农村的村民都主要从事一种营生：做保暖鞋，做袜子等。这些营生的共同特点是：最初有村民从外面引入这一技术并获得了高额利润，且技艺简单、投入低、有市场、容易复制。[61]

　　社队企业时期奠定的基础，尤其是每个生产大队都兴建的五金厂，将店口自然从而然地带入了小五金业。集体企业培养了大批管理、技术、供销能人，这些能人成为开创家庭工业的先锋，同时也成为集体企业的竞争者。村办企业便在此情形下被挤垮。

　　然而，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放，乡办企业失去了资源优势，又缺乏有效的机制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从而逐渐丧失了发展的内部动力。九十年代初，店口镇政府对乡办企业实行多种形式的转制。至1994年底，以“明晰企业产权，重组投资主体”为主要内容转制企业36家。其中转为股份制5家，转为私营16家，歇业13家，转给村办2家。[62]

　　乡办企业在经历几次转制之后，“乡办企业”终于只剩下名称，实质上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家庭工业的发展环境也与此前大不相同。“有产品即有市场”的时代宣告结束，竞争加剧，成本提高，利润下降。九十年代初，一大批家庭工业因欠账太多、管理不善、产品更新过慢等原因而倒闭。但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后继者仍然络绎不绝。直至今天，小五金作坊依然遍布店口的各个村落。与此同时，部分家庭企业迅速成长，成为引领当地的“龙头”。至2011年8月，店口这个小镇，已诞生了6家家庭企业上市公司。

注释：

[1] 为前后行文的统一，以下统一简称乡办企业。1983年“撤社建乡”时，店口最开始称为乡；1985年改为“镇”。

[2] 1984年中共中央四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发布日期为1984年3月1日。

[3]《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绪论第1页。

[4] 同上，第34-39页。

[5]50年代末期，社队企业热闹登场，尤其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初，随着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化大办工业问题的报告》颁布，各地纷纷兴办社队企业。1959-1961三年经济困难期间，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明确规定：“凡是作为公社派出机关的管理区（生产大队），应该集中全力做好对生产队的检查督促工作，不要直接经营生产企业。”1962年以后，中共中央又多次对整顿社队企业发出指示，规定“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不办企业，不设专业的副业生产队。原来公社。大队把生产队的副业集中起来办的企业，都应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经过几年的整顿，大跃进时期一哄而起的社队企业已经所剩无几。直到1965年，情况才有所改观。中共中央、国务院为缓解当时十分紧张的物资供应状况，发出了《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指示》，毛泽东于1966年在《五?七指示》中指出：“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有一些集体办些小厂。”1970、1971年的北方农村工作会议，允许兴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有了政策的允许，社队企业又陆陆续续地在各地发展起来，但依然有不少政策规定束缚着农村工业的发展。1979年，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农村非农产业开始走上稳步健康的发展之路。详见颜公平：《乡企前传——社队企业》（《农村工作通讯》，2008年第5期）和王凤林：《我国社队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农村观察》，1983年第4期）。

[6] 根据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

[7] 相见1984年中共中央四号文件。

[8] 家庭工业，指乡村农户兴办的工业。本文用“家庭工业”一词，来统称乡镇企业发展初期的联户办、户办和其他合作企业。

[9]学界目前关于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概述性著作主要有：马家驹主编：《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考擦》（第四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毅：《中国乡镇企业——艰辛的历程》，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社会学领域如费孝通、马戎等于20世纪80、90年代所做的一系列考察。相关著作有费孝通：《志在富民—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费孝通、罗涵先：《乡镇经济比较模式》，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费孝通：《乡土重建与乡镇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1994年版；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调查》，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经济学界重点在于探讨发展农村工业的目的、意义和作用；各个区域发展型式及其特征，诸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以及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经济社会宏观方面协调发展等之间的关系；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内部运营等问题，详见肖莎：《新中国农村工业变迁：实践与理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论文，2003年。

[10]这方面的论述，详见胡必亮、郑红亮：《中国的乡镇企业与乡村发展》，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陈鸿仪：《中国乡镇企业体制转变：市场自由化，契约形式创新和私有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斌：《乡镇企业所有权变动的博弈分析》，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这类调查多见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除费孝通所做的一系列调查之外，较有代表性的为“当年中国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在中国的东、中、西部共选取了五个村庄，考察非正式制度对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影响。其中，东部地区选取了广东省雁田村和浙江省项东村。

[12]《店口：浙商500强的小镇样本》，《浙商》，2009年6月16日。

[13]《本办关于1989年企业统计基层年报等》，1989年1月-12月，店口镇工办113-39-40，诸暨市档案馆藏。

[14] 马家驹主编：《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15] 同上，第23页。

[16]1979年7月，国务院颁发《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对社队企业实行低税、免税政策，规定社队企业所得税按当时税率的20％的比例税率征收。1979年11月10日，中国农业银行颁发《关于发展农村社队企业贷款试行办法》，为社队企业提供生产周转贷款和生产设备贷款，并在开户、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等方面给予优惠照顾。1980年2月，建筑材料工业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出通知，规定“农村社队建材企业，由社队企业管理部门归口管理。国家和地方用于这方面的资金和物资，也由它管理和分配”。等等。

[17] 详见胡必亮、郑红亮：《中国的乡镇企业与乡村发展》，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4页。

[18] 张斌：《乡镇企业所有权变动的博弈分析》，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5页。

[19]《店口镇志·工业·集体企业》，由店口镇政府提供，尚未刊发。

[20] 陈鸿仪：《中国乡镇企业体制转变：市场自由化，契约形式创新和私有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21] 同上，第29页。

[22]《店口公社社办企业管理制度（1982）》，1983年8月，中共店口镇委镇政府113-32-19，诸暨市档案馆藏。

[23] 威廉·伯德、林青松主编：《中国乡镇企业的历史性崛起：结构、发展与改革》，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7页。

[24]《申请报告》，1984年，中共店口镇委镇政府113-35-23，第37页，诸暨市档案馆藏。

[25]《诸暨县农行和信用社去年给乡镇企业贷款七千多万元：支持一千多个乡镇企业创产值一亿五千多万元》，《浙江日报》1985年1月26日。

[26]《中国农业银行贷款合同》，1984年，中共店口镇委镇政府113-35-23，第57页，诸暨市档案馆藏。吴家塔村的村办企业勤寨机械厂，从1975年开办到1999年倒闭，只在最困难时凭村干部的私人关系，从店口工办借到了5万块钱，此外全部通过民间借款，未获得政府的任何资金支持和银行贷款。

[27] 陈鸿仪：《中国乡镇企业体制转变：市场自由化，契约形式创新和私有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28]《店口镇八五年度乡村企业联户个体基本情况》，1986年2月，中共店口镇委镇政府档案113-35-20，诸暨市档案馆藏。

[29]《申诉报告》，1984年，中共店口镇委镇政府113-35-23，第20页，诸暨市档案馆藏。

[30]《店口镇志·工业·集体企业》，由店口镇政府提供，尚未刊发

[31]《社队企业经营管理制度》，1981年，店口镇工办档案113-32-19，诸暨市档案馆藏。

[32]当时为了更好地调动供销员的积极性，乡办企业规定，“五金业，每个供销员的业务为4万，每万贴1%；超过4万每万贴3%，利率为40%，货款进70%”。详见《社队企业经营管理制度》，1981年，店口镇工办档案113-32-19，诸暨市档案馆藏。

[33]《店口公社社办企业管理制度（1982）》，1983年8月，中共店口镇委镇政府113-32-19，诸暨市档案馆藏。

[34] 每个生产队的工分有所差异，1970年代店口大部分生产队的工分一般每天为0.28元。

[35]笔者在店口做田野调查时，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村里有一个男人是“国家户口”（非农），年轻时找媳妇只有一个要求，必须也是“国家户口”。最后果然找了一个“国家户口”的女人，但她家有遗传病史，生了个儿子是智障，两人前几年因感情不合离婚。这样的例子并非偶然。在当时的人们认为，“工人”有稳定的工作，会比种田的农民生活得更好。

[36]《乡办企业经济承包责任制政策》，1984年，中共店口镇委镇政府113-35-23，第9-14页，诸暨市档案馆藏。

[37] 黄祖文：《乡办工业收益分配问题探讨》，收入于1986年农村工作部文件（案卷号2），诸暨市档案馆藏，第2页。

[38] 同上，第7页。

[39] 在与《先行者——一个小镇的中国未来》的作者裘浙锋的访谈中得知，有些乡办企业是“假”的。他在写作该书时，在店口当地采访了将近200个人。

[40] 张斌：《乡镇企业所有权变动的博弈分析》，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41] 中共诸暨县委农工部调查组：《面临家庭工业激烈竞争，村办工业亟需加强领导——店口乡村办工业情况调查》，1985年4月，中共诸暨县委农村工作部档案42-7-2，诸暨市档案馆藏。

[42] 同上。

[43] 该材料主要来自诸暨县委农工部的调查，并经访谈店口当地人证实。新一村支书陈伯生后因贪污等原因被判刑十几年，前年出狱，闭口不谈往事。

[44] 主要资料来自中共诸暨县委农工部调查组：《新民村办厂倒闭乱糟糟》，1985年4月，中共诸暨县委农村工作部档案42-7-2，诸暨市档案馆藏。

[45] 主要资料来自对曾担任过勤寨机械厂厂长的陈爱凤、会计陈吕兴的访谈，以及由陈爱凤提供的一份关于勤寨机械厂创办过程的书面说明。

[46] 中共诸暨县委农工部调查组：《勤寨机械厂越办越兴旺—店口吴家塔村办工业情况调查》，1985年4月，中共诸暨县委农村工作部档案42-7-2，诸暨市档案馆藏。

[47] 同上。

[48] 章灿正：《浅谈家庭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1985年2月，中共诸暨县委农村工作部档案42-7-2，诸暨市档案馆藏。

[49] 威廉·伯德、林青松主编：《中国乡镇企业的历史性崛起：结构、发展与改革》，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29页。

[50] 关于这些人的故事，详见裘浙锋：《先行者——一个小镇里的中国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1]在采访吴家塔村的一位企业家时，他告诉笔者：1986年，他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之前在勤寨机械厂开炉，做了两年半，每月50/60元工资。当时铜只要3000多块钱一吨，他通过工资换算，觉得自己做一天可以赚到50元，遂决定自己办厂了。

[52] 这些资料主要来自对陈仁根及其儿子陈仲海的访谈。

[53]《本镇工办关于1990年度村以下企业产值指标统计年报表》，1990年12月，中共店口镇委、镇政府113-40-17，诸暨市档案馆藏。

[54]《店口公社社队企业统计资料汇编（1972-1979）》，1980年11月，中共店口公社委员会管委会档案113-31-19，诸暨市档案馆藏。

[55]《店口镇志·工业·个体企业》，由店口镇政府提供，尚未刊发。

[56] 裘浙锋：《先行者——一个小镇里的中国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57] 值得说明的是，小五金产品纷繁多样。20世纪80年代店口人主要生产铜套、黄油嘴，因为生产工艺简单，投入少，销量多；1990年以后向多样化发展，主要有汽车配件、水暖配件等。

[58]《个体联户申请报告》，1985年1月-12月，中共店口镇委镇政府113-35-20，诸暨市档案馆藏。

[59]如今颇为知名的诸暨市第二汽配厂，前身为1983年，时任湄池区工办主任的吕九斤，联合其他九位政府官员办的联营企业。但办了一年后，因意见不合解散。解散时，每人发了一把自动伞，有人开玩笑说：“我们现在真的就‘自动散’了”。

[60]陈鸿仪：《中国乡镇企业体制转变：市场自由化，契约形式创新和私有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61]笔者所在的村子，大部分男人外出“撑船”（水泥机动船，主要用于载运沙子和石灰），女人在家务农。当时这些人被称作“撑船老板”。然在九十年代末期，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铁路、汽车、航运的发展，这些“水泥船”大部分被淘汰。“撑船老板”不得不改办成本极高的钢板船，而利润空间的急速下降，迫使很多人放弃“撑船”，另谋生路。

[62]《店口镇志·工业·集体企业》，由店口镇政府提供，尚未刊发。由于1991年，店口镇与紫东乡合并，所以乡办企业的数量增加。

　　那些设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是由当年的公社社员利用冬闲义务修建的。像笔者这样的年龄没有参加过水库或扬水站工程的修建，但村里很多年轻力壮的社员都参加过那样的劳动。他们自带干粮，常年奋斗在工地上，有些社会为修建公社里的水库，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了水，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完全能够自我满足，当年化肥的消耗量连今天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农田基本没有环境污染。那些遍布中国乡村的水利设施，尤其水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分田单干后，那些水利设施再也没有人维护。维护了也没有用，因为，农民的土地被分得七零八落，水从谁家的地头也不容易通过。水渠不能用了，农民就各自想办法，打深井，各自为战，井的深度越来越深。在某种程度上，地下水是不可再生资源，因为没有有效补充，地面下沉，于是华北平原出现了地下大漏斗。

　　水库也被承包给个人去养鱼，大量的饵料投放在水库中，出现了明显的富营养化，也不适合灌溉了。

　　一方面地面水不能有效利用，水利设施常年失修，另一方面大量开采地下水，且地下水因工农业活动出现严重污染，中国未来粮食生产的潜力在哪里呢？

　　农民将废弃的扬水站和水渠中的石料偷回家建房子。强烈建议有关部门将这些上世纪的重要水利设施作为国家文物保护起来，待条件合适时再行修复。

图1 断臂的空中水渠。

图2 当年这样空中水渠连不平整的土地都实现了灌溉。今天图片上的耕地重新回到了“靠天吃饭”时代，丘陵地打不水来。

图3 废弃的扬水站。

图4 村头废弃的扬水站。上世纪70年代山东农村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这样的扬水站和配套的水渠。

图5 空中水渠，可惜今天已经没有运水能力了（圆形设施为当年的机井）。

图6 上世纪六七十年底修建的水库今天大部分失去灌溉功能——水被污染了。

图7 驰名中外的红旗渠而今流淌的是黑水。

温铁军（资料图）

　　2012年12月3日，温铁军在北大做题为《八次危机》的演讲，凤凰网《大学问》栏目获得温铁军老师授权，分上下两期刊发。在上篇中，温铁军指出，乡土社会是中国八次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中国属于超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庞大的基础是60%、70%的有地农民。现在生要把他的土地剥夺，把他逼成无产阶级，用激进政策让进城打工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退步？

　　温铁军，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先后任职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著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我们到底要什么》、《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认识与实践的对话》等。

　　精彩摘要：

　　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它一上来就把农村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分了。

　　危机硬着陆的结果要么被叫做调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没有本质差别。我要做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告诉你们60年代的调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本质的差别。

　　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现在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危险已经开始。把乡土社会毁掉，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

　　中国本来是一个小资社会，根本不是枣核型，而是金字塔型，超稳定结构，庞大的底座60%、70%是有地的小资。现在生要把他的土地剥夺，把他逼成无产阶级，用激进政策断掉他们回去的根，让进城打工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我们以为这是历史进步，有谁想过，他原来是小资，把小资变无产，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说得清楚点，这是在城里拍脑袋拍出来的。

上篇

　　把分析建立在经验过程而非意识形态

　　温铁军：谢谢学生社团的邀请，安排讲座，感谢你们对于另类观点有如此的兴趣。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和教科书上的观点恐怕差别比较大。我是认真的试图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框架，把长期以来人们所分析的“中国特殊论”上升到“中国一般论”，也就是说使“个别”上升为“一般”，使一般的分析框架能够具有真正意义的国际化与建构权，如果我们永远只会说中国特殊，那我们就很难做国际话语的讨论。我现在这套说法好像在国际上的反应似乎还大于在国内的反应。

　　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做这样一种理性分析，将逻辑建构的起点建立在经验过程之上，我举个例子大家就听明白了。

　　人们一般会说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或者说某某领导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很少有人去认真做一点资料的整理，去看看1978年哪一份文件上明确写了“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如果你们认真做文件梳理，就会发现，1978年的文件中没有这四个字。也有人说1978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不断创造增量，因此中国改革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它一上来就把农村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分了，根本不是创造增量。

　　为什么改革？是因为1978年到1979年中国遭遇严重的财政赤字危机，而危机的爆发使得政府无暇顾及已经不能产生剩余的农业资源，于是乎我们把农村改革解释为政府退出，有的解释说农民退出。我的解释是农民无权退出，在原有的体制内，有退出权的唯一主体是政府。

　　所以，在这些解释上，我试图建立理性分析的基本原则，一定要把构建理论的逻辑起点放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分析才具有理性的可能，而不能随意割断历史，随便找一个意识形态确定的所谓起点，然后建立经验分析，这很容易被套进意识形态体系。

　　我把60年的基本经验做了一个粗线条的框架性归纳，四次大规模外资引发八次危机。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特别是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间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理论创新，我只不过搬用了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我的理论创新是危机转嫁。任何危机都会出现代价，代价转到哪去？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只要不能向乡土社会转嫁，就砸在城里硬着陆。

　　砸出的结果要么被叫做调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没有本质差别，只是危机应对的政策体系。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包装，取决于政治家。我不是政治家，因此我要做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告诉你们60年代的调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本质的差别。

　　理论创新集中在软着陆上。其实很多次危机没有软着陆，而是硬着陆，更何况现在大家都在高呼着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中国将会达到70%的城市化率，城市与农村一半对一半的时候，危险就已经开始了。当把乡土社会毁掉的时候，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为什么？因为乡土社会有一种特殊的机制，把外部性内部化处理。

　　我现在研究的是中国或者东方的经济发展经验，和西方经济学不一样。世界上几乎找不到能够从危机所造成的发展陷井中跳出来的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深跌入发展陷井跳不出来。这十几年的国际化，一般高校追的是美国，连欧洲都不追，是比较单一、狭窄的国际化，其实是美国化，而真正的国际化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关注其他非主导性的国家。

　　1950年危机：不是新中国自身危机而是民国的延续

　　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开始做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梳理。中国在1949年到1950年，是一个高通胀、大规模失业、危机爆发的时期，但我在分析、归纳时，不把1949-1950年这次危机当成“八次危机”，如果当成了，那就是九次。为什么排除这次危机？是因为我觉得这场危机是民国年间，自20、30年代发生危机以来的延续，不是新中国进入工业化以来内生性的危机。我把逻辑建构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放在新中国开始要进入工业化的经验起点之上，而不是放在时间上。

　　为什么说这次危机是民国危机的延续？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概念，民国20年代到30年代被历史认为是“黄金十年”，黄金增长时期，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4%，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高增长，这一时期出现外生性和内生性两个重要因素。20年代到30年代西方爆发了生产过剩危机，危机不可能靠资本主义自身来解决，因为生产过剩乃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于是演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外生性的危机跟今天一样，现在西方世界再次发生大危机，金融过剩，当年是生产过剩。今天也不可能靠西方金融资本自身解决矛盾，于是金融资本走向法西斯化，出现所谓必然战略的一系列安排，恐怕也是当代的趋势。当年产业资本遭遇过剩危机，走向法西斯化，世界大战以大量人口的死亡为代价，才使危机平缓下来。

　　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这场大危机导致贵金属价格上涨，中国当时是以白银作为货币的国家，北方有“袁大头”，南方有“孙大头”，海外白银价格上升，与中国原来签有白银稳定协议的四个产银国放弃对中国的承诺，导致中国国内白银大量外流。到30年代，中国白银外流发生白银危机，白银危机导致通货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这是我们说的外生变量。

　　另一方面，内生变量是什么？因为中国是被殖民化的半殖民地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只能内向型发生。城市工业高速发展，地主就转变成在外居住，在外地主把原来的秋后收食物租改变成春前收货币租，货币化在农村开始推进，于是农民就开始遭到高利贷金融资本和工商业资本的双重剥夺，农村小农大量破产，社会开始不稳，乡土社会衰败，要么搞土匪、要么搞游击队，农民革命就起来了。内生性变量极大影响着民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

　　民国不得不在1935年前后开始推行纸币制。但紧接着就遭遇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日本在日战区大规模抬价抢购白银，试图摧毁民国经济，摧毁刚刚实现的货币制度，于是进一步造成中国白银外流。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中国不得不用残留的一点贵金属去海外买军火，金融大规模通胀，从1937年开始一路通胀1950年。所以说1949年到1950年的危机不是新中国自身的危机，而是延续了民国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两个变量的同时作用。

　　应对危机：土改使农民回归传统割断与现代经济联系

　　新中国面临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经济烂摊子，怎么办？土地改革。什么叫土地改革？让88%的农民回归传统。历朝历代新王朝建立都有四个字，均田免赋，新中国同样是均田，没免赋，这就是土改。土改使中国接近90%的人口回归了传统的小农经济，与现代城市经济割断了联系，用萨米尔·阿明（备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球化问题专家，提出依附理论）的理论就叫做“去依附”。

　　最大多数人口回归了农村，自给自足，作为政府不用再管他们到底会怎么活，只需要管那12%的城市人口，这是新中国重新得以恢复的一个重要条件。也就是说使民国时期遗留的危机软着陆的重要制度基础，恰恰是乡土中国，而不是我们想象的现代经济，那时城市现代经济一片凋敝，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不光一般的城市市民失业，知识分子也大规模失业。

　　现在很多意识形态化的解读都说因为建立了新政权，全国人民意气风发，然后斗志昂扬走向新胜利。其实首先要解决的还是怎么能够应对大危机。第一个因素是农民回归传统的乡土中国；第二个因素，1950年6月份朝鲜战争爆发，战争需求使得原来凋敝的工业开始开足马力生产，于是城市经济火起来，再加上1950年10月份中国参战，苏联把中国作为战略盟友，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境内投入军事工业，导致中国工业复苏。

　　1950年代并非“极左”体制追求工业化亲资本

　　我所提出的逻辑关系是在进入工业化的目标之下，最大的挑战不是什么政治制度或者领导人，而是资本稀缺程度趋零。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确立的讨论前提是要素相对稀缺，可以在市场的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最终达成最优，但它适不适用发展中国家呢？根本不适用。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挑战是要素绝对稀缺，资本要素绝对稀缺，稀缺程度趋零。

　　以中国1950年要进入工业化的情况来看，不仅是一般意义的资本要素绝对稀缺，而且连国库黄金都已经被前政府带到台湾去。所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会追求外部资本进入，每一次成规模的外部资本进入都会转化成外债，每一次大规模的外资转换的外债都会带动发生危机。由于中国是在90年代开始加快进入全球化，而9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危机，很明显具有全球化代价向中国转嫁的特点，所以我们把90年代末期以后的最近两次危机归类为外生性变量造成的经济危机，而把此前中国自己进入产业资本发展过程归纳为六次内生性危机。

　　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只要追求工业化，一定是资本导向。任何体制、意识形态、领袖领导之下的政府都会亲资本。今天我们意识形态化得把上世纪50年代定义为“极左”的时候，世上可有任何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可以被叫做“左”？政府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如果不亲资本，就根本没有资本积累的可能。

　　当人们说1950年代是“左的错误”的时候，恐怕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忘了。一个亲资本的，追求资本原始积累的经济基础，会有“左”的上层建筑？不要把官僚主义说成是“左”，其实官僚主义是典型的极右。教条主义也不是“左”，都是形式。

　　1949年到1953年，我们是私人资本原始积累，1953年后苏联投资形成国家资本，已经有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变成工业主导，这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所以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开始讨论国家资本主义如何替代原来的私人资本。

　　到了1956年完成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这一点在当年不是秘密，都是公开的。比如1957年国家“一五规划”报告就明确指出，“一五计划”建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认真看1950年代的实际过程就知道，前三年是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后六年是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只有当资本过剩的情况下，亲资本的政策体系才会转向为不亲资本。我们现在是什么层次上出现资本过剩？中央层次出现资本过剩，因此中央转向民生。地方上特别是中西部仍然面临资本短缺，仍然亲资本；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产业资本过剩，开始转向亲环境，也部分转向亲民生。不同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或者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简单的政治上的朋友，一定程度上是资本稀缺发生影响。

　　让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

　　1949年中国建立的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国际社会一直有争论。如果给全国88%农民都分了地，那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就是小资，毛泽东早年就说过，我们只是一个小资产的汪洋大海，说的就是当农民都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时候。从1949年土地改革以后，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社会问题都和小资的分散性，以及小资并非自觉阶级有直接关系。因为小资高度分散，没有集中表达意愿的可能，因此政府对付小资的经验是在农村实行村社制，城市实行单位制，卓有成效。

　　但几十年过去，中国崛起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中资人群，据说有五亿，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两倍半，是欧盟国家中产阶级的两倍。政府没有“对付”中资的经验，现在所遭遇到的网络各种各样表达，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单位解体，深受破坏，小资、中资的多样化表达，又不能够形成集中的表达方式。中国现代社会乱象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

　　中国本来是一个小资社会，根本不是枣核型，而是金字塔型，超稳定结构，庞大的底座60%、70%是有地的小资。现在生要把他的土地剥夺，把他逼成无产阶级，用激进政策断掉他们回去的根，让进城打工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我们以为这是历史进步，有谁想过，他原来是小资，把小资变无产，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说得清楚点，这是在城里拍脑袋拍出来的。

　　你们再去问问进城的打工者，有几个是愿意在生产线上长期当产业工人的，大部分仍然抱有小资之梦，进城是为了干什么？挣点钱开小店当老板。

　　印度为什么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它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少说了半句话，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贫困国家，贫困人口比非洲全部贫困人口总和还多，民主解决贫困吗？它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农村无地农民，因此是枣核形，是倒金字塔，底层社会是无地的无产者，大量流入城市变成贫民窟的群体，城市贫民窟是底座，农村中的无地农民是底座，这种倒金字塔能稳吗？

　　你们知道现在中国是私人住宅拥有率世界最高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仍然还是一个小资国。我们的私人住宅拥有率高达89%，接近90%，什么人是100%的拥有私人住宅？农民。你让小资变小资，还是让小资变中资，变中资他高兴，变小资他认可，变无产他不干。我们今天的很多政策是剥夺农民使其无产，这就是社会矛盾。

　　中国原来是一个小资社会，现在是小资、中资仍然占大部分人群的社会，我们的上头，最上边的大资只占人口的不到1%。但是小资不是自觉阶级，谁是中国现在具有自觉性的阶级？假如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我得告诉大家另外一个说法，那就是大资，大资最懂如何稳定并且增加利益，最懂如何左右政策体系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对国内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大资本自觉性的利益集团主导的政策体系，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当人们都在高唱改革的时候，请问改革对象是什么？改革的动力是谁？谁改谁的革？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不搞清楚，很难让大家跟着一块喊。

　　另外，我最近在海南讲课，他们要我分析2013年的宏观形势，我说先搞懂中国经济体制的ABC是什么？有谁想过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什么？是中央政府承担最终风险责任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恶性竞争。地方政府公司化了，它在竞争，可承担最终风险责任了吗？没有，风险层层上交，最终上交到中央政府。我们在90年代后期的金融改革，中央政府买单，把所有地方政府造成的银行坏账一次性得转交到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备注：指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这些不良资产都是地方政府20多年干出来的，人都提拔了，因为他不承担责任，完全没有风险责任。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没有风险责任的条件下一定是恶性竞争，谁比谁更“恶”谁就上去了。最终风险责任中央能承担吗？不能。他只能增发货币，增发国债，于是向社会转嫁，这就是中国今天的实际经济体制。

（未完待续，下篇即将刊发。主办：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

来源：凤凰网

　　新作说：“对于转基因的坚定分子(专家、媒体记者、打假斗士、转基因商业公司、坚信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实质等同原则的所有人士)，需要启动由他们带头并由全国人民监督的试吃实验，试吃不能是品尝一两次，而是将那些转基因专家声称无害的转基因谷物、油料、蔬菜、鱼、肉、水果等集中试吃，转基因成分至少在70%以上(有人称美国人吃的食品中70%是转基因的，就用这个比例;目前进行的转基因作物和动物近百种，营养方面是全面的，他们几乎都声称无害)，一日三餐必须以转基因食物为主，连续10年以上，可分阶段公布试吃结果。”

　　我认为，那个试验设计还不够充分，理由：转基因成分可遗传和可传递，譬如：

　　[1] 美国卫生部发表的调查论文说明，在加拿大一城镇，80%以上的孕妇胎儿体内发现转基因成分，即转基因成分不但可以作用于人体、且可遗传和传递。

　　[2] 美国出现的“超级害虫”和“超级杂草”都是十多年以后才发生的，而且，其中有“隔代”现象(第一第二代隐蔽，第三代甚至第四第五代才开始发挥作用而成为“抗体”)。

　　因此，该试验设计需要扩充为：

　　[1] 试验者食用转基因食品不是连续10年以上、而是至少连续三代以上。

　　[2] 试验必须包括他们的未婚子女，以便观察遗传(他们自己可能已经不再生育)。农业部食堂规则使官员子女避免转基因食品，显然是有遗传风险考虑的、即那些官员知道转基因成分可以遗传。

　　[3] 那些未婚子女的结婚对象必须包括同食转基因的和不吃转基因的、也包括那些子女的子女，以便能分组对比观察转基因成分的遗传传递的情况。

　　[4] 与试验者有身体关系的人(同居、输血献血，等等)也包括在观察范围之内(转基因成分随体液血液传递的观察)。

　　没任何实验就说转基因食品“安全”，那纯属是反科学和反人类的欺骗。反转基因技术泛滥是全球全人类的人道主义行动，不是个别人、个别组织或某政治派别的行动。把反转说成“左派”和“宗教势力”的做法，本质就是试图用文革“四人帮”的方式推销转基因。

　　最后要补充的是：中国迫切需要的是学习美国经验和做好补课：

　　转基因技术开拓人伯格博士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评价转基因技术;一开始，他就说明，转基因技术可以用来制造发动生物战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因此，必须按照管制武器技术的立场来管制转基因技术，即：立即停止所有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开发或推广;用至少10年时间、从生物国防角度做好危害风险调查研究，国家具备了防治以转基因技术为武器的生物战争和恐怖袭击的国防能力和应对措施，再说其它事情。美国就是这么做的，中国需要把这功课补上。

　　上述网友的建议不无道理，但进行人体的三代实验还是有些难度，可将其设为长期目标，逐渐实施之。受网友启发，笔者的建议重新整理如下：

　　第一，对于转基因问题，科学的态度应当是抓紧启动由独立第三方进行的转基因生态环境安全与健康安全的科学实验，为保证科研数据的严谨性，应当全国不同种植地区进行种植和养殖实验，同时进行营养成分与元素成分的分析。

　　第二，对于转基因的坚定分子(专家、媒体记者、打假斗士、转基因商业公司、坚信转基因食品与普通食品实质等同原则的所有人士)，需要启动由他们带头并由全国人民监督的试吃实验，试吃不能是品尝一两次，而是将那些转基因专家声称无害的转基因谷物、油料、蔬菜、鱼、肉、水果等集中试吃，转基因成分至少在70%以上(有人称美国人吃的食品中70%是转基因的，就用这个比例;目前进行的转基因作物和动物近百种，营养方面是全面的，他们几乎都声称无害)，一日三餐必须以转基因食物为主，至少连续三代以上，可分阶段公布试吃结果。

　　第三，试验必须包括他们的未婚子女，以便观察遗传(他们自己可能已经不再生育)。那些未婚子女的结婚对象必须包括同食转基因的和不吃转基因的、也包括那些子女的子女，以便能分组对比观察转基因成分的遗传传递的情况。

　　第四，与试验者有身体关系的人(同居、输血献血，等等)也包括在观察范围之内(转基因成分随体液血液传递的观察)。

　　第五，在生态环境实验方面，所测定的重要指标包括生物多样性、农药用量、农药残留、除草剂含量、残留与用量、土壤理化性质等等。

　　在独立第三方科学实验出现阶段结果之前，建议军方启动反恐和生物国防预案，像美国政府那样，开发可用来检测食品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技术，从源头防控转基因食品带来的可能风险，从民族安全高度上打赢这场可能诱发的生物战争。

　　【顾秀林按语】真正科学的动物实验的结果：转基因就是毒品——不是让人上瘾的毒品，而是要人性命的毒品。为什么转基因的开发者、鼓吹者能说破天，就是不去做真正的毒理学实验呢？因为他们心里知道，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连多代实验似乎都多余了，实验鼠雌性70%提前死了，雄性50%提前死了。转基因的效力太大了，用转基因的农作物做生物武器，太好用了！醒醒吧，中国！这项实验用的转基因玉米，是抗除草剂的，中国人天天用的炒菜油的来源转基因大豆也是抗除草剂的！这样有毒有害的东西要它做什么？转基因技术有害无益，要它做什么？

　　路透社报道：

　　路透社 伦敦 2012-9-19 报道（翻译）

　　实验鼠终生饲喂孟山都转基因玉米或者接触最畅销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患上癌症和多种器官衰竭——法国周三发布研究结果。

　　领衔研究者过去曾经受到业界指责，这会令其他专家担心他们的结论下得很匆忙。但是这次公布的发现，是对转基因农作物安全性争执打出的一记重拳。

　　不同往常的做法，这一次该研究组没有在发表论文之前让记者邀请外部评论。

　　论文发表在同行评审的“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上，在伦敦同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卡昂大学的Gilles-Eric Seralini 和他的同事说，在实验鼠的饲料中加入抗除草剂的玉米NK603——孟山都公司的一个玉米品种，或者在实验鼠饮水中包含低于美国安全标准允许的草甘膦水平，都导致了实验鼠相比对照组提前死亡。

　　实验鼠患上乳腺癌，发生肝肾衰竭。研究者说，50%的雄性和70%的雌性实验鼠提前死亡，对照组相应的数字分别是30%和20%。

　　Seralina 属于关注转基因安全性的一个研究团队，2009年12月曾发表论文，质疑只做短期实验的做法。这次他们推进了一大步，对两年寿命的实验鼠做了全程追踪调查。

　　孟山都公司对较早的那份研究报告说，法国研究者的结论没有足够的根据。

　　Seralini相信，他们这次老鼠生命全过程实验的结果更加接近真实，比90天饲喂实验更具有权威性，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都是以90天喂养的结果决定的，而90天在2年的寿命中，只相当于刚刚达到成年的年龄。

　　7月9日，就今年部分地区夏粮收购中暴露出来的“白条”、“拒收”、“私收”等问题，李昌平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的专访。他认为，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关键还是在于制度。

　　现行收储体制限制了竞争

　　NBD：在今年夏粮的收购中，我们调查了解到各地基层粮站存在一些乱象，比如一些粮站已私有化承包给了个人，但仍打着国家粮管所的名义收粮，给农民的却是白条；有些粮站虽然是归地方粮食局管，但没有获得中储粮的收储资格，缺乏资金经营困难。你如何看当今粮食收储系统存在的问题？

　　李昌平：这些问题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个别地方才有。现在地方粮食收购主要是两块：一块是国储，一块是地方粮食部门。地方粮管所只是收储一部分粮食，当他们有足够的业务来养活粮站人员时，这些关系比较顺畅。但如果资金不足，地方粮管所没有生意，他只能去干私活，比如帮面粉厂收粮食等。即使是国储粮食，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小团体，也可能会偷偷干私活。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从有市场以来都是这样。国家在粮食系统每年会亏很多钱，而农民利益未必得到保障。

　　NBD：关于粮价，今年河南等地粮价普遍是每斤1元左右，国家托市收购价对市场刺激作用不明显，各地粮价涨不起来，农民卖粮的积极性不高，以你个人的观察来看，这是为什么？

　　李昌平：当粮食过剩的时候，譬如今年，实际收购价是不会高于“保护价 ”的；当粮食短缺的时候，在“保护价”的引导下，实际的收购价就是“保护价”。小农太多，没有议价权，更无定价权。另一方面，国家在粮食收储上一直有“主渠道”收购，难以形成激烈的竞争收购局面，价钱当然涨不起来。这就是自上世纪90年以来，粮食收储价格只上涨了约6倍，生产资料价格却上涨了数十倍的原由。

　　应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NBD：关于粮食收购，如果完全市场化，农民可以从粮价上涨中获得好处，但外资也可能进一步控制我国粮食。如果不市场化，受损的又会是农民。如何既保证粮食安全又能让农民受益，这一矛盾如何解开？

　　李昌平：如果粮食市场充分市场竞争，粮价会涨得很快。农民会从涨价中得到好处，但市场调控会很困难，市民也会受到一些损害。现在的粮食收储体制好处是有利于调控市场，不利之处是国家在粮储方面亏损难免，而且农民利益也得不到保障。

　　中国粮食市场和收储系统的问题，主要还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如果农民组织化程度高，既可以接受政府订单生产粮食，又可以替国家收储和加工粮食，会带来很多好处：一是有利于粮食生产能力的可持续性；二是有利于农民追求整个粮食产业收益，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三是有利于政府低成本储存粮食；四是有利于粮食价格稳定。

　　日本和韩国的农会都收储并加工粮食，政府给农会订单和钱，他们建立了从生产、仓储、加工到运输的一个体系，主体是农会。日本委托农协收储稻谷的价格相当于每斤12元，是我们的10倍。稻谷的收购价高，但日本市场大米的价格并不高，这等于国家再次对市民进行补贴，以保护大米产业。

　　现在中国没有农民储备粮食，是因为没有仓库。另外，农民没有组织，如果像过去集体经济时，就不需要这么多国储，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农民组织发育不起来，我们也没有研究农民储备粮食的问题。现在需要在商品粮基地促进农民组织建设。我一直主张保留粮食主产区农民的“粮食定购任务”，就是国家下达农民的订单，政府再委托农民组织收储和加工。

　　低粮价是内需不足病根

　　NBD：你如何看粮食储备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如何看当前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李昌平：首先，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不是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我们当前的生产能力是充足的。粮食安全的真正威胁可能来自制度性出错，例如种子产业被外国控制或被少数大公司控制；或收储等物流体系被外资或少数公司控制；或某种肥料完全依赖某国的供给；或水资源和水利体系危机；或定价权被少数国家和公司控制。涉及到上述各个方面的制度需要突出国家的主导权。

　　现在很多地方的种子越来越依赖杂交种和转基因种子，这样的“种子”如果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系统性的技术错误和大规模自然灾害，就会导致大面积的绝收或缺种撂荒。另外，像中国的钾肥70%依赖进口，如果钾肥像铁矿石一样被少数国家和公司控制，也会导致危机。

　　NBD：现在粮价处于计划时代，而农资处于市场时代，种粮不赚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李昌平：最近25年，“种子”价格暴涨了数十倍，肥料、农药、柴油、除草剂等也大都是如此，可商品粮价格只涨了6倍左右。粮价越低，农民和农民工的工资就越低，绝大多数国民的消费能力就越低，内需也越不足，出口也就越多，我们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越大，我们所谓的出口优势很大程度上就是压低粮价的结果。如果我们以牺牲农民和农民工利益来维护所谓的出口比较优势，内需不足只会越来越严重。

　　日本提高粮价，不仅能保护粮食产业，保护农民利益，另一方面还可保证粮食充足的供应，抑制通胀。很多人说通胀是因为粮价涨、百价涨，但事实上从1988年以来，每次通胀都表现为其他物价大涨，粮价却没涨多少。中国要抑制通胀，我认为关键在于提高粮价。只有提高粮价，农产品供给状况才会改变——由担心短缺转向担心过剩，这时也就没有人去囤积居奇了，通胀就可以大大缓解。从长远看，我们维持现在的低粮价，对农民和农业制度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中国应该主动提高粮价，只有提高粮价，农民和农民工收入才能涨起来，内需才能扩大，输入性通胀才会得到根本性控制。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2012年07月11日

三农中国 http://www.snzg.cn

对布朗的这一言论笔者是非常熟悉的。当时中国科学院接到任务，要求科学家提出应对方案。记得笔者供职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生态室还专门召开科研人员会议，为解答布朗之问寻找生态学的答案。然而，人们很快就被粮食不断增产的信息，包括中国粮仓里的粮食多得吃不完的好消息所鼓舞，布朗的预言再也没有人提起了。过后不久，我们听到的是这样自豪的声音：“中国人用7%土地养活了20%的世界人口”，仿佛中国科学家给了布朗怪论一个有力的回击。

中国提高粮食产量的代价，是消耗了越来越多的石化物质，是动用了全球约35%的氮肥。由于地力下降，我国粮食单产最近8年几乎没有显著增长，但化肥施用量却增长了40%，每公斤化肥生产的粮食不足19公斤，这一生产效率正在以每年1公斤的速度下降。

中国每年使用农药130万吨，为世界之最。人们使用了这么的农药有没有控制住害虫呢?答案是否定的。人类自己导演的“人虫大战”，已经历了100多年，甚至到今天为止，科学家依然不思改悔，动用了转基因高科技技术继续与害虫对抗，他们成功了吗?他们能够成功吗?

1874年，一个名叫席德勒的德国学生像往常一样走进实验室。不知什么原因，内心烦躁的他竟合成了一种油脂性淡乳白色的粉粒，还有一丝芳香气味。他哪里知道，就是这些小粉粒60多年后被重新发现，并由此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害虫防治史。1939年，瑞士某化学公司的缪勒(Paul Muller)博士，偶然发现席德勒合成的化合物具有显著的杀虫性能。他在马铃薯甲虫上试验，取得前所未有的防治效果——杀虫率达100%!这种“神药”全称叫2,2-双(对氯苯基)-1,1,1-三氯乙烷，简称DDT，是拉丁文“二二三”各第一个数字的缩写。

DDT在害虫防治方面功不可没，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少帮助5亿人从疟疾中死里逃生。其发现者缪勒博士，也因此荣获1945年诺贝尔化学奖。

二战结束后，DDT作为杀虫剂在世界各地广泛推广，人们看到了有机合成杀虫药剂的巨大潜力。继DDT之后，又相继开发了 “六六六”、“毒杀芬”、“灭蚁灵”等高效有机氯杀虫剂;“敌敌畏”、“辛硫磷”、“乐果”等速效有机磷杀虫剂;“西维因”、“巴丹”、“杀虫脒”等有机氮杀虫剂;“代森锌”、“敌克松”、“灭菌丹”等有机硫灭菌剂;“田安”、“退菌特”等有机砷灭菌剂;“灭多威”等所谓高效低毒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还有众多的杀螨剂、杀线虫剂、杀鼠剂、除草剂、杀菌剂等等，化学农药几乎覆盖了病虫草害防治的所有领域。

在化学农药问世之初，毫无准备的害虫被杀的“溃不成军”。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害虫对农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产生了强烈的抗药性。1980年，全球报导的抗性昆虫有432种，1989年这一数据更新为589种，其中392种为农业害虫。农药大量使用，益虫、益鸟、蛙类、蛇类跟着遭殃。生活在农田附近的雉鸡、野鸽、鹌鹑、草原云雀、家雀等大量消失，秃鹫、红尾鹰等大型鸟类也因捕食中毒鸟后，引起二次中毒。目前，全世界已经有三分之二的鸟类繁殖力下降。成蛙因吞食有毒昆虫而中毒身亡，就是小小的蝌蚪也难逃厄运。

农田益虫对农药的反应，往往比害虫更敏感，受到的伤害也更大。同样命运的还有稻田里的蜘蛛，当多次使用化学农药防治稻飞虱后，先消灭的不是飞虱而是飞虱的天敌蜘蛛，因而造成后期稻飞虱暴发。草丛中的野兔、树上的松鼠、水里的鱼虾、土壤中的蚯蚓、花朵旁的蜜蜂、养殖房内的家蚕也都无一逃脱农药的毒手，甚至连远在南极，足不出洲的企鹅也没能躲过DDT的侵害。

农田里大量使用化工原料，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技术严重打乱了农田生态平衡。化肥使用量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今天升高了一百多倍。施肥长期强调氮磷钾等矿质元素，而不重视有机质还田，碳氮比严重失衡，造成土壤板结和土壤酸化，地力下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于虫害，过分依赖农药灭杀，连天敌一起杀掉了;害虫不断产生抗药性与人类竞争，人们被迫使用更毒的农药。应用除草剂灭杀杂草，虽可暂时控制草害，但来年杂草又卷土重来，令除草剂用量也高居不下。农膜到处都是，农田充满了“白色恐怖”。昔日空气、水、食物新鲜的乡村，如今到处充满了杀机。其后果是：害虫杂草越来越多;农民因长期接触农药，患各种疾病尤其癌症的越来越多;食品中农药、除草剂与生长激素残留量越来越高，进而影响了城市人群健康。这些严重的教训，都是人类狂妄自大，打乱生态平衡酿成的苦果。

更另人担忧的是，人们不从生态失衡的源头找原因，而在害虫杂草大量出现后继续采取对抗的做法。将杀虫的Bt基因转移到作物中，使作物细胞成为“农药制药厂”，再配合专门的农药，内外夹击害虫;对于杂草，则采取更致命的草甘膦除草剂，仅保护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对其它绿色生命统统杀死。进入到生态环境、粮食甚至人体中的草甘膦，其危害根本不对公众说明。

孰不知，转基因是在农田生态平衡打乱后，采取的更加雪上加霜的做法。转基因作物种植十年后，美国农田里出现了难以对付的“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在转基因作物种植最多的美国，农业区域已发现水系、空气受到转基因成分的规模污染。由于转基因功能失效，农药用量和种地成本剧增，美国农民饱受其害。最近，美国30万农民上诉联邦法庭，抗议转基因巨头侵占了他们种植传统作物的权利，危害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

有鉴于此，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公告：让农业回归自然。联合国专家预测，生态循环农业可以使粮食供应十年翻番、完全可以满足人口增加的食品需要。转基因食品在欧洲被终结;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强化天然有机生态循环农业及贸易;美国第一夫人在白宫带头种植有机蔬菜。遗憾的是，被发达国家视为垃圾技术的转基因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大规模转移。

人类要在地球上可持续生存下去，必须搞好与大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同时也是第一破坏力。没有了生态系统的呵护，人类社会也必将崩溃无疑。我们要接受玛雅文明消失的教训，接受最近几十年来“重发展、轻保护”造成各种生态失衡的教训，重新回到生态平衡的正确轨道上来。中国有没有粮食危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中国农田严重生态失衡的严酷现实，不能正视农民纷纷弃耕进城去打工的残酷现实，不能正视大量依靠进口转基因粮食来满足“八连增”虚荣心的冷酷现实，那么中国人今后肯定要在吃饭问题上栽跟头。

当我们咀嚼着残留了农药、化肥、除草剂、转基因成分的食物时，是否回过头看看走过的追赶英美的农业之路，是不是可持续的。我也希望那些有良心的农业科学家尤其是转基因科学家，能够放下高傲的头颅，读一读书中的文字，在找到更好的回答布朗之问和“蒋氏之忧”之前，再来嘲笑我的“无知”。

蒋高明博客,大学网转载2012年4月21日

新疆哈密市南湖乡农民在加固地膜。CFP

    春耕时节，广大农村地区开始适时播种，农田里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指导春耕的农业科技人员提醒：别让残留地膜糟蹋耕地

    春暖花开，是大地复苏，万物生长的美好季节，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总农艺师迪拉娜·艾山的心里，高兴之余，却有忧虑。“再也不能等了，残留地膜必须要治理啊！”迪拉娜·艾山所说的，是农田里残留的地膜。

    触目惊心的残膜

    上世纪80年代，为推广使用地膜覆盖技术，新疆曾掀起一场“白色革命”。20多年来，这项技术给新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带来了巨大的效益。据新疆农业厅提供的数字：目前，新疆地膜覆盖面积年均在3500万亩左右（不包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年使用地膜15万吨左右。但随着地膜用量的逐年增大及回收措施的不力，造成新疆大部分地区土壤中的地膜残留量越来越多，对土地的污染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在新疆常年种植棉花的耕层中，平均残膜量已达每亩17.91公斤，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至五倍。去年新疆农业厅对部分县市棉花、玉米、甜菜、小麦等作物开展农田废旧地膜污染调查，结果显示：每亩废旧地膜量平均在15公斤以上的占被调查面积的78.1%，每亩废旧地膜量平均在10到15公斤的占16.6%。

    新疆农业厅环资站站长秦晓辉说：“一些地方每亩废旧地膜量最高达40公斤。按每年每亩地铺地膜4公斤计算，相当于在土地中有10层地膜。”

    专家介绍，地膜在自然条件下很难降解，在土壤中可以残存400年。农田残留地膜可以使土壤环境恶化，土壤含水量下降，削弱抗旱能力，引起次生盐渍化，板结且肥力下降，影响作物生长发育，导致减产。据测定，播在残膜上的种子，烂种率可达6.92%，烂芽率达5.17%，减产量为12%左右。此外，它还影响农机作业质量，堆放、散落在田头、房前、渠边及被风吹起，四处散落的残膜，也让原本整齐的村容村貌遭到破坏。

    迈出治理残膜的第一步

    日前，5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乌鲁木齐市，探讨新疆农田“白色污染”综合治理存在的问题。尉犁县农技中心主任王金祥对这次会议充满了期待。尉犁县种植棉花30年，覆膜栽培20多年，由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回收残膜，播种后棉花苗出不齐，有些长得异常，还出现了死苗现象。挖开一看，都是残留地膜未能清理完毕惹的祸。

    “春耕在即，我们必须广泛宣传，让农民在清捡地膜后再耕地。这项工作绝不能马虎。”王金祥说道。

    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与区划研究所副所长任天志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表示，新疆农田的“白色污染”问题亟待解决，在新疆开展调研后，将为新疆农田地膜污染治理争取项目资金。

    但在迪拉娜·艾山眼里，这场迟来的“革命”开展起来并非易事，只是彻底解决残留地膜污染迈出的第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许多农民一味追求降低成本，大量使用厚度低于0.008毫米的地膜，这些地膜韧性差，易老化破碎，极难回收。新疆北疆一些地区采用机械回收地膜，回收率一般为50%左右，南疆地区机械回收率仅为30%。

    去年，新疆安排专项资金，由新疆农业厅实施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利用项目，从地膜使用、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等环节入手，探索农田“白色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他们在精河县、尉犁县等县市共建立10万亩核心示范区和82万亩辐射示范区，示范区当年地膜回收率达85%，资源化利用率达90%。与此同时，新疆农业厅还制定了《农田废旧地膜污染治理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在示范区所有铺地膜农田严格使用厚度在0.008毫米以上的地膜，对回收达标的农民实施补贴，实施全程监督；强化各项农田废旧地膜常规治理措施。秋收后，组织清理农田废旧地膜，进行废旧地膜资源化利用，从而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治理“白色污染” 出路在哪里

    通过示范试验，秦晓辉认为，治理“白色污染”的取胜之道在于：政府推动是保障，资金支持是根本，集中回收是关键，机械回收是基础，农民捡拾是补充，资源化利用是出路。

    秦晓辉建议，新疆自治区政府应出台有关意见，成立领导小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协调配合，把农田废旧地膜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大考核力度，确保取得实效。

    由于目前新疆引进的残膜回收机械常出故障，工作效率低，秦晓辉建议，进一步加大新型回收机械的研发力度，筛选并推广适合新疆使用的新型回收机械，在新疆推行以机械回收为主、人工捡拾为补充的废旧地膜回收方式。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农业局副局长、高级农艺师胡宗清表示，治理“白色污染”要从源头抓起，要制定地膜生产新标准，严禁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08毫米的地膜。为引导农民使用新标准地膜，并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新疆应对农民购置0.008毫米以上地膜给予补贴。尉犁县农业局局长李忠向与会人员展示了一种回收残膜造粒产品。这种产品市场售价每吨8000元，可直接用于生产滴灌带、配件和有色塑料。“废旧地膜再利用完全‘有利可图’，如进一步扶持和引导，将真正建立起完整的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再利用链条。”

    专家学者们告诉记者，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残膜回收工作，数年内还土地一个“清白”，不会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本报记者  王 瑟）

《 光明日报 》（ 2012年04月06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