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视角，共生论有助于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汉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及其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汉族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单个民族，常常被人们视为民族同化的典范。根据一般流行的说法，汉族人口之所以这么多，主要是靠同化了很多别的民族实现的。有人将这一过程比喻为“滚雪球”。然而在今天，如果从“内共生”的视角进行观察，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将汉族看作是“内共生”的产物。应该说，这更有助于了解汉族之大的真谛所在，而且从中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未来活力之源泉。

　　正是通过“共生”，即汉族与各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不断接触和共生，使原来只是中原地区的局地民族，发展成了因“内共生”而充满活力的拥有近12多亿人口的民族，其中的各种语言、方言和各个地方的文化都能各得其所。同时，她的“内共生”属性和表现涉及社会构建的各个领域。

　　首先在语言文字上，尽管从秦始皇开始就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度同衡，钱同币”，然而却始终未能实现“语同音”。不仅如此，由于与各地原有语言的越来越多的“共生”，汉语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多样化的语言。源自中原的古汉语每到一个新的环境，并不是简单地吃掉即同化当地语言，而是与当地语言“共生”在一起。例如粤语方言，尽管以秦代汉语为基础，带有较多的上古汉语的特点，但也不是秦代汉语的简单搬用，而是与本地的古粤人（百越）语言的结合，留有许多古粤语的痕迹。吴语形成的过程也如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当地通行的百越语与楚语、中原汉语两源长期“共生”，而逐渐形成古吴语。作为现代普通话主体的北方方言，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互动中，其因“共生”而发生的变化甚至比南方还更大，以致在语音上有些甚至面目全非。这种“共生”分化现象也反映到所谓的汉语官话中。经过历代与不同区域、不同族裔群体的持续性“共生”，汉语官话已经分化为各具特色的不同官话，如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北京话、西安话、成都话和扬州话为代表。

　　“共生”也使汉族的区域文化经历了各具特色的演化过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谱写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此消彼长、共同繁荣的历史画卷。总体而言，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汉族文化主要以黄河流域为主，自此到隋唐以前，大体上是共同性渐增与差异性渐减；隋唐以后，随着一些新的区域文化的加入，并在这些文化与汉文化频繁发生摩擦和冲突（这也是一种共生）后，使得汉文化圈逐渐扩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齐鲁文化一直具有文化的和政治的象征意义，被赋予华夏文化传统的正宗地位，且不乏粗旷古朴、豪爽热烈的特点；燕赵虽属汉族农业文化地区，但早期因与游牧文化关系密切，形成了勇武好搏击的特点，后随着历代统治者在北京建都，燕赵文化逐渐具有一定的“正统性”；三秦文化则由于与北方和西域长期的文化交流，具有了包罗万象、兼容并蓄的特点，后因汉族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其原有的文化开放性日益减弱，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文化心态。此外，以太湖为中心的吴越文化具有细腻、恬淡、婉转、雅致、清新的特征，以四川为中心的巴蜀文化兼具以热烈、诙谐、高亢为特征的地域文化传统，岭南文化则带有浓厚的域外色彩，而东北文化则具有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交融的特征。

　　也许有人会说，各地发生的这些所谓的“共生”现象，如果再换个视角不就是文化“同化”的现象吗？应该说，根据“共生三领域”原理，在“共同领域”和“中间领域”，尤其是那些离开自己“圣域”而走进另一“圣域”的个体和群体被同化，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北魏孝文帝带领鲜卑人选择内迁而主动被同化，其实也验证了“三领域”在民族共生与同化之间的功能差异，即所谓的被同化，不管其主动与否，主要是发生在内迁群体身上的，亦即这些鲜卑人离开自己的“圣域”而进入汉文化的传统“圣域”，从而使被同化成为必然的结果；而那些仍留在鲜卑民族圣域即留在平城的群体的汉化过程不仅“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倒退”。

　　汉民族文化不仅在内部实现了各个要素之间的共生共荣的“内共生”，也很好地实现了与其他民族的“外共生”，由此形成了以汉字为媒介的“外共生”圈，其中就包括大量使用汉字的日本文化。至于与国内55个少数民族的关系，更属于这种“外共生”的范畴。

　　“共生”与“同化”之间，在理念上毕竟有着本质区别：同化意味着否定原有要素的主体性，即以原来要素的“消亡”为前提；而“共生”则意味着原来要素的持续存在，且仍然有所作为。从各地方言和文化习俗中可以看到，来自中原的“先进”语言和文化并没有简单吃掉当地原有方言和文化，而是与之长期共生，并在“共生”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方言和文化系统。其中无论是外来的“先进”还是当地原有的“落后”都有自己的位子，而且仍然有所作为。

　　汉族的“内共生”并不是全球个案。纵观当今世界那些人口比较多、且富有活力的民族，在其民族属性和特点上几乎都充满着“内共生”的诸多特点。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内共生”与“外共生”的并行不悖，即对内承认、尊重和发挥自身内部的多样性及其潜力，对外与其他各个民族和谐相处，实现共存共荣，才为多民族国家实现可持续繁荣昌盛提供了重要保证。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2年05月06日

　　抗战开始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原先集中在东部地区的众多高校内迁，中国学术版图发生巨变。在一片“到边疆去”的呼声中，众多学者云集西部，西南区域社会研究蔚然而兴。抗战结束，政学两界“返乡复员”，但其学风文脉却代代传承。当年在华西地区引领边疆研究、被称作“我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灵魂人物”的李安宅先生1962年到四川师范大学任教，带来“关注西南，贯通古今”的学术品格，传承至今，未有中辍。

　　“到边疆去”：西南区域社会研究的勃兴

　　“七七事变”后，西部边疆成为抗战后方与民族复兴基地，边疆开发与建设成为迫切需要，边疆问题广受关注。李安宅1941年受聘来川，身兼华西大学和燕京大学两校社会学系主任。华西大学“地近边陲，又有边疆学会与博物馆，对于边疆文物之研究与庋藏，远在二十年前即已开始，故为赓续担负此历史地理双重使命，且为配合抗建需要”。李安宅发起筹建华西边疆研究所，社会学系、边疆研究所均由其主持。

　　李安宅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将研究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撰写了不少有关康藏社会、宗教及文化等方面的论著，对改良中国的边疆政治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他的《边疆社会工作》一书，成为以社会学观点研究边疆问题的经典之作。李安宅还担任当时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的“最高顾问”，率队前往康藏地区调查；担任教育部视导员，到四川、甘肃、西康、青海等省考察边疆教育及政令推行情况。在他的带动和组织下，冯汉骥、蒋旨昂、任乃强、刘立千、于式玉等人均开始对康藏地区进行实地田野考察，推动了西南区域社会文化研究。

　　分头行动　集体攻关

　　历史系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最悠久的系科之一。1946年东北大学迁返沈阳后，川内知名人士在东北大学原址三台县组建川北农工学院，是为四川师范大学的办学缘起。1952年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成立历史系，设有本科和专科；1956年历史系随四川师范学院迁往成都；1964年历史系大部分又迁往南充师范学院，直到1981年学校才正式恢复历史系。该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4年入选四川省重点课程，1996年入选四川省重点学科，2008年被确定为四川省重点学科重点建设项目，此所谓“重中之重”。

　　据记者了解，西南区域社会研究一直是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倾注精力的重要研究领域，近年来更是屡结硕果，获得教育部及国家社科基金多个立项。这些项目均以近代以来西南区域社会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并逐渐形成了分头行动、集体攻关的团队优势。

　　素有“中国盐都”之称的四川自贡盐场在近300年间形成了企业合资经营体制，彭久松教授运用经济史和文献学的方法对之深入考察、全面剖析，首次提出了“中国契约股份制”的理论。段渝教授在巴蜀古史、三星堆文明及南方丝绸之路等领域发表论著颇多。王川教授的康藏研究成绩斐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藏地区汉人社会生活研究（1959年前）》，主持了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的子课题、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点项目《民国时期的西康边政：康藏纠纷与西康建省研究》，还主持了《西藏百年史研究》中“民国时期的西藏动乱与前途”卷的撰写工作。

　　“在中国发现历史”

　　四川师范大学西南区域社会研究团队继承了李安宅等前辈的优良学术传统，立足现实需要，综合多学科理论方法，坚持实地调查，承担多项回应现实的历史研究课题。如教育部200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子课题《成都城市新移民问题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追踪调查?拉萨卷》、《拉萨十年变迁（1994—2004）》等。最近，团队在生态环境史、社会工作史、边疆民族史等方面用力甚勤，力求为当前国家和地方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如今，该团队在西南地区民族、社会、经济及宗教研究方面已形成鲜明特色，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团队负责人王川教授告诉记者，区域性和全球化是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语境，学界在主张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越来越注重“在中国发现历史”，倡导区域研究。鉴于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西南区域社会研究应成为团队继续推动的重要研究领域和方向。

　　团队成员汪洪亮说，区域历史离不开国家政治的宏大叙事，也少不了细微之处的历史考察，只有依靠各有所长的学者集思广益、协作攻关，始克有成。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3日第435期，2013年04月03日

　　【核心提示】到目前为止，对于水书的渊源，学界仍未有定论。但水书探源涉及水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天文历法、民族民俗、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无疑为水书及水族文化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对研究水、汉文化交流和中华古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水书流传在黔南桂北龙江、都柳江上游地带的水族聚居区，水族语言称其为“le　sui”，音译为“泐睢”，文字符号类似于甲骨文，也有汉字古体字。“水书”指用水族文字写的书籍，也指书中的文字。在学术研究中学者常将三者加以区别，把水书文字符号称为“水字”。

　　从目前发现的水书典籍来看，水字不像方块壮字、侗字那样用于记录民歌、民谣等，几乎不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所记大多是原始宗教信仰方面的日期、方位、趋吉避凶条目信息。水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巫术用书，被称为“水家人的易经”，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

　　有人说水书就是上古失传的《连山易》，有人提出它与东巴文是世界上仍然“活着”的象形文字，有人认为它比甲骨文更古老，当它与中原古文化联系在一起时，更增添了几多神秘色彩。

　　咸丰十年（1860），水书因西南巨儒莫友芝在《红崖古刻歌》中的关注，第一次进入学者视野，为世人所知，其文字、典籍、口诀和习俗构成了神秘的水书文化，令国内外学者惊叹。

　　由于水书历来是通过水书先生不断抄写和秘密口授的形式传承，所以保留下来的水书典籍最早是明清时期的手抄本，明以前的历史便不得而知。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这一文化密码的起源时间、内涵、流传等问题仍未形成一致意见。

　　那么，究竟是谁创造了水书？水书到底有多少个字？水书与甲骨文孰早？作为占卜用书，水书与“易”有什么关系？水书在水族文化生活中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经过大量的文献梳理和专家访谈，记者近日奔赴贵州省黔南州，寻访水书先生，探寻水书文字背后的神秘文化。

　　1、水书或为失传的《连山易》

　　水族村寨散落在大山深处，仿佛被时光遗忘的土地。水族人民历来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农闲时围山打猎、下河捕鱼、织布刺绣，自酿“九阡酒”，竹木建造干栏楼……长期以来，在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本民族的信仰。

　　据同行的水族学者、贵州民族大学水书文化研究院教授潘朝霖介绍，水族崇信多鬼神，据不完全统计，其崇信的鬼神多达七八百个，草、木、鱼、山、石等，都被看做神。民间还保留着众多的占卜方法，如竹卜、石卜、蛋卜、铜钱卜、草卜等。

　　水书便是水族民间占卜的指导用书，亦称“鬼书”，因字形间或反写，又名“反书”。水书所记不是水族历史、日常生活，而是占卜吉凶、生活禁忌等信息，并用歌诀来解释凶吉所属。水书主要有两类：“白书”和“黑书”。“白书”是普通占卜用书，有560余种，民间的婚嫁、丧葬、营建、出行、节庆、生产、祭祀等一举一动都受水书的制约，水书先生利用水书来测吉凶，确定日期、方位等；“黑书”则用于放鬼、收鬼、拒鬼，水书先生家藏黑书者较少。

　　千百年来，水族人民把水书当做水家易经来尊崇、信奉，水书先生把依据水书进行的占卜称为“水书易”。“易”自汉代起，被尊为“群经之首”，古有“三易”之说，《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前两易早已失传。水书先生谢海潮家中秘传的名为“■”的手抄本水书（水语发音为“连木桑”，翻译成汉文字为“连山易”），引起学界关注。独山县委党校教务主任、独山县水书翻译研究办水书专家韦章炳经多年研究，认为“水书有可能就是散失了4000多年的《连山易》”，这一结论震惊了国内外学者。阳国胜、陈东明等学者进行考证后，也认为《连山易》之说并不是无源而起。

　　水书最根本的宗旨是趋吉避凶，得益于面对高山密林的智慧，其条目中留下了水族先民征服自然的印迹。有与动物有关的“牛蛙”、“蛇伤”、“虎伤”，与植物有关的“姑秀”、“错项”，与人的祸福有关的“五富”、“天罡”，与山川有关的“地转”、“歹棒”，与生活器物有关的“翻梯”、“五锤”，与疾病有关“杀伤”、“胎伤”……

　　除了原始宗教信仰内容以外，水书还保存了亟待挖掘和破译的天文历法资料，如九星、二十八宿、八卦九宫、天干地支、日月五星、阴阳五行、六十甲子、四时五方、七元历制以及水历正月建戌等内容。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振江长期在水族地区考察，从事水书与水族社会的研究。他告诉记者：“大概自明末清初起，水族就主要生活在广西、贵州相接的偏远山区，山高林密，瘴气弥漫，野兽众多，自然条件与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各种意外导致的悲惨人身伤亡事故层出不穷。受限于当时普遍低下的理解能力和生产能力，普通民众不能够解释，更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逃脱这些厄运，而只能归因于鬼灵作祟，水书因此应运而生，并长期影响了水族社会。”

　　事实上，水书就是水族人民在长期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原始宗教信仰，是水家人农耕文明的精神文化典籍。

　　2、水字结构究竟是象形还是方块

　　从水书的行文体例来看，大多数是先注年、月、日、时，再注吉凶等。用毛笔，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直行竖写，无标点符号。目前见到的水族古文字的载体主要有：口传、纸张手抄、刺绣、碑刻、木刻、陶瓷煅造、骨刻等。

　　记者在三都县档案馆看到了馆藏的清朝水书抄本，图文并茂，除少数图画卦谱外，有很多文字结构为象形，简笔勾勒，以禾、鸟、虫、鱼、龙等撰写和描绘，保留着远古文明的信息。但水书典籍中并不完全是象形文字，有很多方块字，笔画简单，横平竖直，更像是汉族的古文字。

　　水族地区的很多公开资料称水书是“象形文字”的活化石，而学者对水字造字渊源则持有多种观点。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岑家梧认为，水字字体（如干支字）与甲骨文、金文颇多类似。1987年，王国宇在《水书与一份水书样品的释读》中把水族古文字结构分为六类：类似古汉字、类似变体汉字、象形字、假借字、指事字等。1987年11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水族文学史》认为水族古文字结构分为三种：类似古体汉字，有汉字倒写或反写；按物体形象描绘的象形字；借水语的象形字而表达汉音的形声字。1991年，李旭练把水族古文字结构分为借字、创字和借创字三类。200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水族文化研究》一书，认为水族文字构成以象形、指事、反书为主，存在个别会意、假借、音义等方法。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曾晓渝则认为，按形体及音义对应关系，水字分为图像符号和文字符号两类，按来源不同分为自造字和借用字，自造字多于借用字，水字的造字法有象形、指事和会意。

　　查看水书典籍的过程中，记者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字有很多变化。较古老的水书典籍中象形文字较多，并有对古汉字的借用或反写，而近代水书抄本中以方块字居多，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汉化的缘故。

　　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院长韦宗林认为，文字的发展演变都存在讹变现象，水族文字也不例外。尤其是没有刻版规范传承的水族文字，讹变特点突出。他认为，导致讹变的原因主要有四个，即随意性的异体书写、素养差距性、神秘性的神本文化意识、反叛性的反叛文化意识。

　　水书到底有多少个字？由于所掌握的水书资料有限和认定标准不同，目前学者对于水书字数的结论仍不一。1986年出版的《水族简史》称有400多个，2004年出版的《中国水族文化研究》称有500多个。而专家在查阅的2000余卷水书中发现，同一个汉文字在水书中可能有十几个异体字，并主要集中在天干、地支、九星等单字上，例如，“乙”、“卯”等字的异体字各有数十个。据此，潘朝霖认为，包括异体字在内，水文字总量有2000余字。而曾晓渝在《水族文字新探》一文中认为，不同形体的水字共有1200多个，异体字除外，共有481个，其中文字符号383个、图像符号98个。荔波县档案馆从馆藏近1万册水书原件中收集到水字513个、异体字1097个。

　　3、水书渊源学界仍无定论

　　长期以来，水族地区通行汉字，水字并不记录水族社会生活和历史，新中国成立前民间仍保留有结绳记事的传统，因此专为巫事活动之用的水书一直在民间小范围秘密流传。据水书先生介绍，现存的水书没有他们自创的书籍，都是从上一代或上几代手抄、口传沿袭下来。那么，水书究竟从何而来？

　　关于水书渊源，民间有很多传说，最广为流传的是水族先祖“陆铎公”创造水书说。很多脍炙人口的古歌古谣，传诵着他的丰功伟绩。其中一首大意为：“陆铎最聪明，他通晓日月星辰。他写水书传后代，写的水书指引后代人。陆铎最聪明，他全懂生死术数，掌握运行的日月星宿，了解人间的善恶心肠，与门徒共创立了水书。”而这些仅为传说，不能作为学术依据，且古歌中没有表明创制的时间和地点。

　　直到莫友芝的《红崖古刻歌》提及水书，它才逐渐进入学者视野。莫友芝是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音韵学家和书法家，对古文字颇多研究，被尊崇为“西南巨儒”。他在《红崖古刻歌》注中，对水字有不足百字的评述，提出其“云自三代”、“初本皆从竹简过录”、“其声读迥与今异，而多含古音，核其字画，疑斯篆前最简古文也”。后人对此解读为，莫友芝认为水族文字来源于秦代以前的金文和竹简。虽然该文中并未有详细考据的记载，但这段文字对水书研究起到了导引性作用。

　　上世纪40年代以来，水族古文字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岑家梧、张为纲、吴泽霖、何耀华、曾晓渝、蒋南华等一批学者，先后深入水族地区进行调研，从文字学、语言学、民族学、音韵学、天文历法等多角度出发，得出了不少独到见解。

　　1925年刊行的《都匀县志稿》这样描述：“水书，一称反书，大氐古篆之遗。”1942年，现代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张为纲在《水族来源试探》一文中，认为水家之所以“鬼名”繁多，尊崇巫师，皆为“殷代文化遗留之铁证”。1943年，岑家梧等在水族地区考察后，对水字与甲骨文进行比较研究，亦明确在《水书与水家来源》一文中得出结论：“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二者被认为是“首开水书系统研究的先河”。1993年，水族学者王品魁在《水书源流新探》中认为，水书源于《周易》。张振江认为，“水书非常可能出现于清代的初、中叶”。

　　曾晓渝在多年的水语研究基础上，对水字和甲骨文字形、字符及所记内容进行比较后认为，水字和殷商甲骨文差距很大，与较晚的金文也不相近，不宜把水字看做是古殷商文化的遗留，它的产生时间远远晚于甲骨文。

　　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蒋南华同样基于水字和甲骨文字形、字符及所记内容的对比后，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水字是一种与殷商甲骨文、金文同根同源，却远远早于甲骨文、金文的古老文字。水书初创于帝喾高辛时代，发展、流播于唐虞夏商之初，在中国文字的发展史上曾经起到过上承“三坟”，中通“五典”，下启殷商甲骨文、金文的伟大作用。

　　到目前为止，对于水书的渊源，学界仍未有定论。但水书探源涉及水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天文历法、民族民俗、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无疑为水书及水族文化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对研究水、汉文化交流和中华古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感谢三都县委宣传部、荔波县档案馆和独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对本次独家报道的支持和帮助）

　　链接：水家村寨寻觅水书古籍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水族人口有50多万，90%居住在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县、独山县、都匀市等地。

　　记者来到独山县本寨乡天星村，这里完整保留了水族较原始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寨子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竹木林立，一簇簇干栏楼嵌在山坳里，错落有致。明晃晃的水田，耕作的水家人，犁田的水牛……水书就在这世世代代的宁静祥和中流传。

　　水族聚居区通行汉语，民间水族百姓多用水语交流。少数能读懂并使用水书的人，被称为水书先生。一般来说，只有水书先生家才有水书传承。

　　天星村的韦光荣是家传第十三代水书先生，很多学者慕名而来，考察其家藏的水书典籍。木箱子里的20多册水书抄本，破旧不堪，或书皮脱落，或被鼠噬，或缺页，据潘朝霖讲，民间水书古籍原件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开本大小不一，大本有16开本大小，最小的只有巴掌见方。水书封皮上有该书名称、抄录者姓名及年月日。从封皮看，抄本年代跨度较大，有清光绪、咸丰、嘉庆年间抄本，有民国抄本，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抄本。

　　韦光荣拿出其中一本，从封皮可得知，是“光绪四年正月初十日”“韦顺杰”抄录的水书《正七》卷。他告诉记者：“韦顺杰是韦家先祖，《正七》是整个水书系统的‘头’，类似于基础工具书，读懂它，才能继续学其他卷本。”

　　韦光荣的水书收藏涉及面很广，有泛泛用书，如《玉石囊经》、《龙虎门反书》、《善龙正本》、《星宿》；也有门类很细的专用书，如《婚嫁卷》、《选婚之礼》、《媒八说合》用于婚嫁测算，《起造秘指》用于修建房屋，《採贼脚·累鬼》用来防强盗，《开山卷》用来选墓址，《杀牛部》为祭祖杀牛选日子，《锣鸣》是老人去世时鼓乐用书，《百宫之记》为看掌之用。此外，同一类书有更细的划分，如打井用书有很多，《八井生命大吉》（“井”的水语读音为“tan”）专为主人家本命年打井之用。

　　据韦光荣介绍，水书先生为村民服务，并不索取报酬，事后对方会送碗饭，或者用红纸象征性地包上与“6”有关的微薄报酬，如3尺6土布或3元6角钱。这一朴素传统延续至今。水族常用的3.6、36、360，被认为是吉祥的数字，一说与水历有关，一说为了纪念水书创始人陆铎公。

　　韦光荣家原有200多册水书，除捐给档案馆、赠给学者研究外，留下几十本家用。事实上，大多数水书先生家藏书寥寥，远不如韦家这么丰富。“文化大革命”期间，水书被定为“牛鬼蛇神”，大量水书遭没收销毁，被迫藏于田间山洞的水书，很多遭水渍、虫噬而腐烂，保存下来的极少。韦光荣家的200多本水书，藏在干栏楼底层顶棚上，才幸免一劫。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6日第326期

　　《中国草原的生态叙事：以人为本观》（Nomadic Peoples, Volume 16,Issue 1,2012）专刊主要由7篇文章组成，其中3篇关于内蒙古、3篇关于青藏高原、1篇关于新疆，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视角，分别探讨了中国草原变化的历史、气候变化和草原社区发展、生态移民。

　　《游牧民族》杂志每年编辑出版两期专刊，每期针对世界上不同地区游牧民族的发展和变迁设有不同的主题。《游牧民族》杂志是一本备受同行瞩目的国际学术期刊，论文出版前须经过严格的匿名评审。由博格翰图书在纽约和伦敦出版。博格翰图书是一家独立学术出版社，其重点学科是历史、政治与经济、文化与媒体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以及移民问题研究。

　　目前，该专刊文章可从博格翰图书网站下载。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网站

　　【核心提示】瑶学是一门综合性人文学科，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因此，必须打破学科封闭，进行学科交叉，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早在隋唐之后，瑶族就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但真正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访问团开始，经过几次对瑶族语言、社会历史与民间文学的大规模调查，出版和发表了一批瑶学研究成果，培养出了一批瑶学研究学者。改革开放后，我国瑶学研究更是进入了空前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我国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瑶学研究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期。一批优秀的瑶学研究专家学者不断涌现，创新成果大批产生。

一、瑶学研究成就卓著

　　60余年来，我国瑶学研究的发展及其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瑶学研究机构和群众性学术团体的建立与科研队伍的壮大，广西瑶学会、广西民族大学瑶学研究中心就是其中代表。

　　各界集中力量开展大规模调查，社会影响力较大。如1951年7月以费孝通为团长的中央访问团调查、1953年全国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1979年，国家民委以上述调查为基础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瑶族社会性质、制定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研究注重多学科合作，科研成果丰硕。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开始注重使用多学科结合的方法研究瑶学。比如，2007年，在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奉恒高主持下，来自广西、广东、湖南、云南、北京、上海等地的瑶学研究人员，采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艺术学、宗教学、遗传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合作攻关，历时8年撰写完成《瑶族通史》，结束了瑶学研究没有通史的历史，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自1986年起，国际瑶学会先后在中、泰、法、美、越等国家举办国际瑶学研讨会；广西瑶学会、西南民族研究会等机构也多次举办瑶学国际学术会议；各国瑶学研究者还多次组织到他国的瑶族地区交流考察。这些举措都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瑶学研究的发展，扩大了瑶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二、瑶学研究热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者围绕瑶学研究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进行探讨、争鸣，推动了瑶学研究的思想解放，拓展了瑶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追溯瑶族族源。瑶族族源是学术界争论最多且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看法的问题。关于瑶族族源，过去有“长沙武陵蛮”说、“五溪蛮”说、“山越”说、“古瑶民”说。30余年来，我国学者采用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遗传学等多学科合作攻关，认为瑶族族源应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九黎部落的蛮尤，以及后来的三苗、蛮、南蛮、长沙武陵蛮，其原始居住地应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淮河中上游地区。

　　瑶族社会历史发展脉络。瑶族是否和其他民族一样经历过奴隶制社会？这曾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通过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探讨，专家认为，瑶族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其社会历史发展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跨”入封建领主制社会的。

　　新中国成立前的瑶族社会性质问题。目前学术界有“原始社会”说、“封建社会”说、“封建领主社会”说等。通过研究，学术界认为，那段时期，各地瑶族社会发展并不一致，如湘桂边界一带的平地瑶，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的盘瑶还处于封建社会；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瑶族则处于封建领主制社会；更有甚者，像广西十万大山的山子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发展阶段。

　　探寻瑶族语言。关于瑶族语言文字问题，学者认为，各地瑶族的日常用语各异，大致可分为勉语瑶语支、布努语苗语支、拉珈语侗水语支和汉语西南方言等，但它们都属于汉藏语系。各地的瑶族若使用同一种语言，大体上都能通话沟通；反之，则需借助汉语和壮语。

　　瑶族是否有过本民族文字。从历史上看，瑶族人民为了更好地贮存和交流信息、传承文化，在学习、使用汉语的基础上，仿效汉字创造了土俗字，并使用于部分瑶族的经书、“祖图”、“家先单”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帮助瑶族人民创造了拼音瑶文，并在部分瑶族聚居区试行使用。

　　盘瓠与盘古传说。从东汉至民国的一些历史文献及瑶族民间古籍、传说中，都有关于盘瓠与盘古的传说。过去不少学者与瑶族群众都把盘瓠与盘古混为一谈，现在学界达成共识，认为瑶族崇拜盘瓠与盘古，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盘瓠传说反映的是瑶族盘瓠龙犬图腾崇拜；而盘古，瑶族则将其作为一个开天辟地的人类始祖神进行崇拜。

　　千家峒问题研究。千家峒是千百年来在瑶族民间广泛流传的美丽神话传说，也是广大瑶族群众心目中的圣地。千家峒到底在哪里，一直是历史之谜。武汉大学教授宫哲兵认为，千家峒在湖南江永、道县与广西灌阳交界的都庞岭地带，中心位置是韭菜岭；但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正如费孝通先生为此留言：“瑶胞寻根千家峒，史实有待百家争。”近些年，多数学者认为，千家峒是瑶族人民在迁徙过程中居住过的家园。因此，历史上的千家峒应不止一个，临湘市的龙窖山可能是早期的千家峒，时间大约在唐宋时期；江永、道县、灌阳交界的都庞岭则有可能是明代瑶族迁徙到此地后形成的一个千家峒。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可能还会发现更多的千家峒。

　　“漂洋过海”说考证。“漂洋过海”一直是盘瑶民间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并在瑶族《过山榜》及部分经书中也有记载，但对故事的真实性及其发生的年代、地点等具体信息学界长期无法统一。经过多次学术研讨会的探讨，学术界已基本认可了瑶族及其先民在由北向南迁徙过程中确实发生过漂洋过海的史实。但是，这个“海”，可能是海洋，也可能是大江湖泊，因为在古人的眼中，大江、大湖也可以视作“海”。有学者指出，古代瑶族先民住在长江以北，他们在由北向南迁徙过程中，必须漂渡长江及洞庭湖，才能进入湖南、广西；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漂洋过海应指瑶族先民从闽浙淮一带渡东海到广东南海、乐昌，以及后来又从广东渡琼州海峡进入海南岛。此外，从时间上看，瑶族及其先民漂洋过海有早有晚，最早可能发生在晋代，因为南北朝时洞庭湖一带已有瑶族先民居住，而最晚可能发生在清代。

　　瑶族迁徙。历史上，瑶族一直过着迁徙不定的游耕农业生活。经过大量深入的田野调查及文献搜集，学者认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瑶族刀耕火种的游耕生产方式以及战争动乱、自然灾害与疾病爆发等因素是造成瑶族迁徙不定的重要原因。宋代以前，瑶族主要是由北向南迁徙。宋代之后，则是向南和西南方面迁徙，其迁徙路线主要有三条：从湖南、福建向广东、广西、越南迁徙；从湖南向广西、广东、云南、老挝、越南迁徙；由湘南沿湘黔桂边界入广西、贵州。

三、瑶学研究继往开来

　　现有瑶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由于瑶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社会经济发展较缓慢且不平衡，再加上没有反映、表达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同时汉文文献资料较为稀缺，所以目前研究成果未能令人满意，还需从多方面入手加强瑶学研究。

　　首先，完善与发展瑶学学科体系建设。中国瑶学研究虽然历史悠久，但学科建设步伐却比较缓慢，与国内的藏学、蒙学、满学等相比，瑶学的学科体系还未成熟，因此，必须加强瑶学学科建设，完善与发展瑶学学科体系，加强学术对话与交流。

　　其次，加强多学科、多民族合作研究，提高瑶学研究水平。瑶学是一门综合性人文学科，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仅靠某一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必须打破学科封闭，进行学科交叉，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再次，进行田野调查，大力开展应用研究。瑶族的许多优秀传统文化都积淀于瑶族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中，要了解瑶族的各种文化现象，就必须进行田野调查。同时，现代化进程使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改变，研究者必须进行相关应用研究，探讨瑶族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科学制定瑶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各种政策、法规提供理论依据。

　　最后，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合作。瑶族是一个国际性的跨境民族，其在中国、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都有分布。因此，应加强瑶学研究的国际交流合作，推进跨境瑶族文化的比较研究，扩大瑶学在国内外的影响，增进国内外瑶族的交往与合作，促进各国瑶族发展繁荣。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瑶学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21期

　　一、云南旱灾中凸显出的水利问题

　　1．水利建设标准低

　　此次云南大旱和2008年南方雪灾有一个相似之处，即在缺乏对某种灾情防御准备的区域，灾情突发则损失惨重。具体来说2008年全国多地大雪，但是北方生产生活基本正常无损失，而南方省份却遭受道路结冻，电线电器、供暖设备等生产生活设施严重受损等损失，其原因就在于同样的灾情北方各种设施建设指标可以抵御，而且人员抗灾救灾经验丰富，而南方则正好相反。2010年下半年，全国出现干旱的省份不在少数，例如西北黄土高原等传统干旱降雨量常年很少，有些地区全年的气象指标都达到干旱的标准，但是当地并未出现因干旱导致的灾情，其原因就在于西北等传统旱区在防控旱灾的设施和人员配备上都有较高的等级，各地都有专为应对旱灾而设置的水利设施，但是反观云南等全年降雨量和地表水丰富的地区，在水利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建造过程中基本都未考虑应对严重旱灾的情况，大部分地区的水利设施只能应对轻度旱灾或者十年一遇的旱灾，因此就不难理解，一旦发生百年一遇的重大旱灾，云南地区的抗灾设施马上捉襟见肘了。

　　2．缺少储存型水利设施

　　此次云南旱灾凸显出当地水利的重要问题是缺少水源工程设施，直接导致了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未得到有效利用。时间维度上，储存型水利工程的缺乏导致雨季、旱季水资源未统筹，云南的雨季从5月一直延续到10月，在半年的雨季期间，降水量占全年总量的80%以上，而这些水量基本上都白白流走了，西北黄土高原地区普遍建设有储存型抗旱设施例如水窖，下雨或雪时收集储藏起来，等到干旱使用。相比之下，云南全省地区都少见或者没有类似的专为应对干旱的存水设施，例如家用的水窖、集体用的水塘等。雨季中充沛的水量开发利用率不到7%，换算一下：在降雨充足，水量充沛的雨季，全年降水的80%只利用7%即5.6%，即使在剩下半年时间的旱季中20%的雨水可以达到一半的利用率即10010，全年的降水利用率也不到10010。这样就不难理解，云南在旱季时只要降雨偏少，立刻就会出现水资源缺乏，导致旱灾频发。总结起来，与其说是云南因为旱季少雨致旱，不如说是因为雨季的雨量未得到充分储存利用。

　　3．缺少引流型水利设施

　　空间维度上，引流水利的缺乏导致云南不同区域的水资源利用差别很大。水利工程就好比人的血管，有大动脉就是大江大河的水利设施，水利工程要保证不出大问题，大动脉就要保持疏通，但是要想有个健康的整体循环系统，健康的毛细血管也是至关重要的，毛细血管就是与大江大河配套的支流水利和灌溉水利。云南并不缺少大江大河，境内长江、珠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等河流密布，可以说地表水资源十分丰富，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缺少相应的引流水利，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大江大河的支流区域，仅仅相距数公里的偏远地区，水量供给少，生活、灌溉用水跟不上，在旱灾中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满足这些区域的生活、生产用水需求。

　　4．水利建设城乡差距大

　　此次云南旱灾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山区，对城市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过去对城市水利设施投入较多，对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水利建设投入很少。云南的水利设施建设从建国以来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存在很严重的城市和农村两极分化，并没有对农田水利建设产生足够重视。相比城市里复杂的水利管网，农村中的基础水利设施差距十分悬殊。通过对昆明、大理等中心城市以及一些偏远乡村的考察，发现城市周围的水利设施许多都是大型工程，而这些浩大的工程只走到郊县就没了效用，在距离昆明市20km的某乡镇，竟然需要从8km外用车运水，才能解决旱灾中居民的饮水问题，而农田灌溉就更是无力为之了。虽然一些地区修建了骨干水利工程，但是对田间水利设施的投入却很少，配套性差，大旱面前只能遥望长江东逝水，而不能有效利用，以解决抗旱问题。因此尽管我国在水利设施上投入很大，但农田水利投入上一直跟不上，这是导致干旱形势严重恶化的重要原因。

　　5．现有水利设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云南旱灾中暴露出当地水利设施的另一个现状，就是现有的水利设施利用程度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导致的功能退化，很多地区依靠建国初期修建的水渠进行灌溉，结构缺损、漏失率高、效率低；另一方面主要表现在近几年新修建的水利设施标准低、配套差、使用不便。这些都导致在旱灾中有限的灌溉水资源难以得到有效利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很低。

　　大旱暴露了云南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水利工程建设长期欠账，灌区覆盖面积不足，已建成的灌区的灌溉设施老化失修、功能退化、灌溉保证率严重不足，即便是几个大型灌区，有效灌溉面积和设施完好率都低于正常标准。截至2011年初，云南省5500多座水库中，还有超过一半水库存在安全隐患，在抗旱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解决措施

　　1．增强水资源调蓄能力

　　要解决一个问题首先要正本清源，在空间维度上，云南旱灾凸显出的水利弊端并非局部问题，而是从源头到支流水利的一个系统工程问题，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有全局观念，就需要增强水资源的整体调蓄能力，其中森林植被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环境也就应该提上日程。云南的山区、丘陵较多，适合耕种的大块耕地很少，不少地区烧毁林木进行开荒，再加上过度放牧等，严重破坏了地表植被，导致水土流失，地下水位下降。这样造成的结果一方面导致许多河流季节性干涸，另一方面影响地下水的利用。因此在水源地和容易干旱的地区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植树造林、保持水土是关系到整个云南地区抗旱的全局大计。

　　2．加强小型水利设施建设

　　上文分析过小型水利设施的作用，在群众生活、生产自救和抗旱保墒中非常关键，但是地方政府和群众一直没有意识到小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具体来说，首先要建设与大型水利接续的引流工程，将原本单行的河流水道连通成纵横交错的水利灌溉网络，这样在保证源头活水的前提下，较偏远的地区就可以在抗旱中就近取水，不仅有利于生产自救，对平时的农业生产效率也有很大提高。其次，在有条件的地方推广建设自给自足的小水利工程，主要是承接和储存雨水的集体性的小水库、水池、水塘，家庭型的小水窖以及发电和灌溉的小泵站等，在此次旱灾中，在这方面有很深的感触或者说经验教训：其一是每家每户没有较大的自用储水设施，其二是有些地方将过去集体建设的水塘等填埋种地或者荒废掉，导致在旱灾来临时家庭和集体都没有储存利用水的便利设施。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来的水利发展要建设和恢复并举，既要建设新的工程，也要将现有的资源妥善利用。

　　要建立多层次的水利设施体系，必须坚持大、中、小型协调发展，这样才能综合有效地利用水资源，各地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因地制宜，不能盲目冒进，政府引导的同时也要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建立和完善多元投入机制

　　在本次云南旱灾的调研中，发现水利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投入不足引起的，首先表现在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投向水利过少，有些地方是因为经济落后，财政困难所致，但是大部分地区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水利建设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其次，政府和群众的投入没有有效整合，而且投资建设目标也存在分歧，导致建设效率不高，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益。很多地区在建设立项时也没有征求群众意见，缺少实用性。导致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各级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农田水利资金投入，财政预算向水利建设倾斜，实现投入的稳定增长。通过多种渠道筹集水利建设资金，采取政府投入和信贷、银行、集资建设相结合的投资方式。调动和利用社会资源，在市场机制下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水利建设。其次，在水利建设过程中，政府主导的同时也要兼顾群众的切实利益，具体来说建设目标应该从大型的形象工程转移到真正造福于民的小水利，从偏重工程建设转移到建设与维护并重。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建设的积极性，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要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例如政府投钱、群众投劳、免息贷款、水利专项扶持资金、奖励先进等。总之，要多渠道、多层次地增加投入，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促进水利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4.加强对现有水利设施的管理和保护

　　本次旱灾中，云南省现有的很多水利设施暴露出年久失修、功能退化的问题，首先是因为产权不明，保护和维修责任难以落实到位，出现问题需要维修时，各部门和组织相互扯皮；其次在水利设施保护方面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一些组织、个人因为经济利益破坏水利设施的情况难以得到有力制裁。

　　国家要加快制定水利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水利建设和保护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对属于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水利工程，各级政府应该出台地方法规加以保护，这样在处理人为破坏的情况时，可以做到有法可依。在云南旱灾的考察中，发现水利设施的管理普遍缺少相应的规范和程序，相关的规章制度很少，更谈不上遵守了。因此，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使水利设施的管理进入法制化的轨道刻不容缓。

　　将水利设施的管理责任落实到位。以往的水利建设，由于政府和群众各方都有投入，往往在共同建设完成后难以界定产权，管理责任也就无法落实，导致后期缺乏管理与维护。有些地区在水利建设上引入了市场机制，让受益方建设使用，相当于由个人或公司承包，在使用时不会优先考虑集体利益，抗旱灌溉作用日趋弱化。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球我们明确产权，落实管理责任，对于共同建设的工程，要按照投入量和实际使用量建立管理小组，筹集管理资金，多方管理不代表互相推卸责任，而要明确管理费用的分担比例。对于个人或公司投资建设的水利工程更要落实管理责任，建设投资方不代表可以滥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问题的核心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奖惩机制，落实了责任还要对发生情况及时处理、处罚，从立法规章、责任落实、及时处置等方面多管齐下，才能切实有效地解决水利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彭贵芬等．云南春夏连旱气候变化趋势及致灾成因分析[J]．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4)。

[2]白树明，黄中艳．云南旱灾特点和未来10年干旱趋势预测[J].人民珠江，2003，(6)。

[3]普佳勇．云南弥勒县：抗击特大旱灾掠影[J].中国民族，2010，(5)。

作者信息：刘红晋，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科技和农业灾害；卜风贤，男，博士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灾害和农业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