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兵变——
　　“我们预定的目标，暂时没能实现”

　　1954年7月，查韦斯出生于委内瑞拉萨巴内塔一个贫穷的教师家庭，他是混合了印第安人、非洲人和西班牙人血统的后裔。17岁时，查韦斯进入委内瑞拉军事学院学习，获得硕士学位。后来他进入军队正式服役，一干就是17年。

　　1992年2月3日深夜，38岁的伞兵中校查韦斯发动兵变，试图推翻因大搞新自由主义而民怨沸腾的佩雷斯政府。因叛徒告密，查韦斯所在的临时指挥所——军事历史博物馆4日清晨被政府军团团包围。委总参谋长向查韦斯下了最后通牒，如拒不投降，将派轰炸机炸平博物馆。尽管对他来说，“投降不如去死”，但为避免博物馆周围无辜居民的伤亡，查韦斯最终同意投降。

　　为尽快平定叛乱，佩雷斯政府要求查韦斯中校发表电视讲话，劝说哗变士兵放下武器。查韦斯戴上一顶红色贝雷帽，挺起胸膛，神情严肃地对着摄像机镜头发表演说。他以向委内瑞拉全体人民道早安为开始，赞扬了伙伴们的忠诚和勇气，承认此次行动已失败，“我们预定的目标，暂时没能实现”，表示将承担一切责任。这段简短的讲话，为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民众中赢得极高声望，许多人特别是中下层人民将其视为民族英雄，戴红色贝雷帽成为新的时尚。

　　当总统——
　　“服务人民，服务劳苦大众”

　　委内瑞拉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是“拉美解放者”玻利瓦尔的故乡和南美大陆独立革命的发源地。在这块90多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上，生活着2900万勤劳质朴、热情奔放的人民。

　　1998年12月，查韦斯作为“爱国中心”候选人首次参加总统选举就获得胜利。随后，又在2000年7月、2006年12月、2012年10月连续三次赢得大选，任期至2019年1月。在最近一次的胜选演说中，他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指出“服务人民，服务劳苦大众”是其执政根本出发点。执政14年来，查韦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大力推进深层次改革，带领委内瑞拉人民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他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社会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10%以上，用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住房等重点领域。比如，为解决穷人看病难、住房难的问题，查韦斯先后推出“深入贫民区计划”和“住房计划”，派医生免费出诊和提供基础药品，由政府拨款兴建住房，并以低价、低息、分期付款等优惠方法提供给中下层民众。他还在委内瑞拉全国推广“食品市场计划”，兴建食品超市，供应政府补贴的质优价廉的食品，使底层人民免受饥饿之苦。

　　“查式改革”让普通百姓得到实惠，受到中下层民众支持和拥护，同时也遭到反对派的强烈攻击。2002年4月11日深夜，委右翼反对派发动军事政变，将查韦斯关押在拉奥奇拉岛上。消息传出后，超过20万的民众涌上街头，聚集在总统府周围，要求立即释放查韦斯。14日凌晨1时半，查韦斯曾领导过的马拉凯伞兵旅精选出12名突击队员，分乘3架直升机飞赴拉奥奇拉岛，救出查韦斯，并于凌晨3时飞抵总统府。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查韦斯发表演讲：“我毫不怀疑自己一定会回来。这是委内瑞拉人民历史性的胜利！”

　　反霸权——
　　联合国大会上高呼“美国佬，滚回去”

　　查韦斯执政以来奉行反帝、反殖、反霸、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寻求建立相互尊重的多极化世界，在多边场合高举“反霸权、反单边主义”大旗。2006年9月，查韦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8次以“魔鬼”来指责美国总统布什，戏称“这个魔鬼昨天就来过，今天还有硫磺味”，并高呼“美国佬，滚回去”。2009年4月在美洲国家组织峰会上，当着众多记者的面，查韦斯将讲述拉美遭受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的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赠予美国总统奥巴马，称“此书让我们记住了历史，而现在和未来与历史难以分割”。但是，查韦斯对美国也十分讲究策略，“斗而不破”，从未减少对美石油供应，双边经贸关系未受太大影响。美国大选期间，查韦斯还声称如果他是美国人，也会投奥巴马一票。

　　美国政府特别是布什政府对委内瑞拉采取了“敌视”政策。2005年2月，美国务院在年度人权报告中将委列入“问题国家”名单，时任国务卿的赖斯称查韦斯政府是拉美地区的消极力量，提出美方要高度关注委内瑞拉与古巴关系发展。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委内瑞拉态度趋于温和，但仍认为查韦斯是“麻烦制造者”，双边关系未见明显好转。

　　抗病魔——
　　“人会从一个奇迹走向另一个奇迹”

　　2011年6月，正在古巴访问的查韦斯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并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和多轮放疗、化疗。2012年2月，癌症复发，他再度赴古巴接受治疗，承受了巨大的病痛折磨。2012年10月，委内瑞拉举行大选。面对反对派加强联合并推出具有较强竞争力候选人参选的严峻选情，查韦斯亲自出马，在全国马不停蹄地开展竞选拉票活动，最终以10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对手，成功胜选连任。激烈的选战显然不利于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仅仅2个月后，查韦斯被查出癌症再度复发。2012年12月，他在古巴接受了第三次肿瘤切除手术，目前仍处于康复治疗阶段。

　　患病后，这位铁骨铮铮的硬汉有过悲伤，有过哭泣，并多次向上帝祈祷以获得精神慰藉。但他依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豪情。他将“没有社会主义，毋宁死”的革命口号改为“要社会主义，也要胜利，活下去就会胜利”，坚信“人会从一个奇迹走向另一个奇迹”。在赴古巴手术前夜，查韦斯在家人和内阁全体部长的陪伴下，在总统府观花宫向全国人民发表了34分钟的电视讲话。面对电视镜头，这位58岁的革命英雄深情地追忆往昔，呼吁委内瑞拉人民继续支持玻利瓦尔革命，“我们将和以往一样取得胜利并继续前进”，并用其雄浑低沉的嗓音带头唱起革命歌曲。在场的人们被深深地感动，许多人流下了眼泪，大声呼喊：“查韦斯总统万岁！”

　　赞中国——
　　“感谢上帝，世界上有了中国”

　　查韦斯具有浓重的中国情结，他对中国人民有着特殊友好感情。《孙子兵法》和毛泽东《论游击战》是其接触最早的中国书籍。他特别推崇毛泽东思想，曾表示“我是伟大舵手毛泽东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执政后，查韦斯“读完了所有已译成西班牙语的毛泽东著作”，并时常在讲话中引用毛泽东的经典论断，如“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党指挥枪”等，甚至能说出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第几卷。他多次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对委内瑞拉建设“21世纪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查韦斯先后6次访华，为委中关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4年来，两国建立了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入，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在能源、矿产、金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等各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他高度评价委中关系发展，表示近年来双方合作发展迅速，对委内瑞拉国家发展和改善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说：“感谢上帝，世界上有了中国，世界上有了中国共产党！”

　　在国内，查韦斯拥有近千万支持者和追随者，也有为数众多的反对者。在国际上，有人爱他，也有人恨他。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谁都无法否认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政坛创造的一个又一个传奇，谁都无法否认他在与癌症搏斗中体现出的坚强和勇气。人们衷心期待他能战胜病魔，恢复健康，继续为实现他的抱负和理想而奋斗。

原载《环球视野》第533期，摘自2013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这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8日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中披露的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

　　该报告称，霸权红利是指霸权国家通过在全球建立的霸权体系，直接或间接获取的超额垄断利润，其本质上具有掠夺性、寄生性、腐朽性等特征。美国从全球攫取霸权红利的途径五花八门，主要包括铸币税收益、国际通货膨胀税收益、债务收益、海外投资收益、流动性收益、不公平贸易收益、汇率操控收益、金融衍生品收益、大宗商品期货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10个渠道。

　　为定量测算世界各国的霸权红利收益和损失，中科院国家健康研究组专门构建霸权红利模型，并计算出100个样本国家2011年的霸权红利情况。计算结果还显示：美国霸权红利占GDP比例高达52.38%，即美国有52.38%的GDP通过霸权获得，而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占GDP比例达51.45%；美国人均占有霸权红利达23836.7美元，而中国人均损失霸权红利达2739.7美元，相当于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

　　中科院最新出炉的这份国家健康报告指出，2011年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医疗卫生投入的37倍。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创造“剩余价值”。

　　如果没有GDP过半的霸权红利损失，中国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至少可缩短20-30%，完全可实行每周4天工作制，到2020年，中国也有能力建立起类似北欧国家实现全民免费的医保、养老和教育等福利制度，建成共同富裕、高人类福祉、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中科院报告：每年约六成GDP被跨国资本剥夺抽走

　　中新社北京1月8日电（记者孙自法）　研究显示，中国每年被剥夺抽走的“血汗财富”大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左右。

　　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8日在北京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称，国际资本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优化配置全球资源，分类定位国家角色，形成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寄生消费型”国家、以中国等为代表的“劳动生产型”国家、以沙特阿拉伯等为代表的“资源供给型”国家。

　　作为全球“劳动生产型”国家，仿佛“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正在当下中国上演，国家财富流失触目惊心，国家由此付出巨大“健康代价”，主要表现为“肌体过量失血”、“根基营养缺乏”、“成长动力失调”、“生存本钱耗竭”四大病灶。

　　——肌体过量失血。虽然创造出30多年经济高增长的“中国奇迹”，但“高速度、高外储、低利润”的经济增长导向，“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高通胀、高代价、低福利”的经济增长属性，使得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资本一体化浪潮之下名副其实的“打工仔”，是全球的“奉献者”、“输血者”和“牺牲者”，而非一些西方学者指责的中国是全球最大“幸运者”、“搭车者”和“受益者”。

　　——根基营养缺乏。由于联合起来的资本对劳动的无情掠夺，使得广大普通劳动者“相对贫困”、“资富劳穷”和“中产塌陷”，导致国家成长的根基极度缺乏营养。过去近30年，中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资本与劳动力回报率严重失衡。

　　——成长动力失调。中国经济发展呈现“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病态特征，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长期失调、失衡。

　　——生存本钱耗竭。过度劳动、过度生产的生存方式，让今天中国的生态环境“赤字”不断攀升，自然资本“透支”持续恶化，人类生命服务支持系统“负债”累累。美欧等跨国资本为追逐利润，将资源能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变成肮脏的“生产车间”或“世界工厂”。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3-01-09

　　作为中国军方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他的观点和言论经常受到国际主流媒体的关注，也因一些言论的立场强硬，他被西方媒体冠以“鹰派”头衔。罗援表示自己并不避讳“鹰派”的称呼，但一定要在前面加上“理性”二字。

　　“打铁还须自身硬”

　　即将过去的这一年，罗援最为关切的是国防领域的焦点及热点问题。无论是周边海洋上掀起的波涛，还是来自大洋彼岸的激流，亦或是日益强健的浮动国土，这些对罗援而言，有担心也有焦虑，但更多则是自豪与欣慰。

　　《国际先驱导报》：过去的一年，您最关注的事情都有哪些?

　　罗援：我最关注的有三大问题。第一是岛礁争端问题，特别是先后爆发的黄岩岛之争和钓鱼岛之争，因为这些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第二是美国重返亚太，美国提出要把它十一艘航空母舰中的六艘、水面舰艇的三分之二、核潜艇的百分之六十移向亚太。美国的军事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第三是我们的国防建设，今年我们第一艘航空母舰入列，舰载机起降成功，一些新型战机和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陆续亮相，表明我们的国防实力有了大幅度的飞跃，打铁还须自身硬。我们有了强大的国防，就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Q：您如何总结过去一年中国为应对钓鱼岛、黄岩岛事件做出的一系列应对举措?

　　A：在执法维权方面，我们已经逐渐掌握主动权。我们现在打出了一系列的组合拳，调动了各方面的综合力量，既有政府的表态，又有民情抗议，既有军方威慑，也有执法队伍的行动，形成了一整套有理有利有节的应对措施。

　　“六个存在”仍然适用

　　蜗居于内陆，已经不再符合中国崛起的现实。而一个宏观的海洋战略，是中国走向海洋的基础，也将成为在茫茫大海指引方向的灯塔。罗援认为，一个国家层面上的海洋战略，是中国走向大洋，保证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保证海上能源供应链，保护中国海外公民安全的重中之重。

　　中国首艘航母正式服役，令国人激动不已，罗援更是如此。在“辽宁舰”还在被称为那个拗口的俄文译名时，罗援就曾建议，将我国的第一艘航母命名为“钓鱼岛”号。虽然这个名字并不符合中国舰艇的命名规则，最终也未“夺魁”，但是他的提议却令不少中国人心潮澎湃。

　　Q：您曾提出中国需要一个宏观的国家海洋战略，下一步您认为中国的海洋战略应具体在哪些方面予以推进?

　　A：抓海洋战略，应该像当年抓航天航空工作一样。首先，要有一个顶层设计，一个长远的、完整的、系统的规划，制定长期和中远期的目标，明确发展重点、难点和不足在哪里，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规划和建设。

　　其次，在力量整合方面，我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海洋委员会，负责协调各个涉海部门的工作，包括党、政、军和一些职能部门。在海防决策机构下面，要有执行机构。我的想法是，把国家海洋局升格为国家海洋部，作为海洋委员会下的一个执行机构，另外要组建国家海岸警备队，直接在海洋委员会的指挥协调下工作。

　　第三，在体系配置建设方面，除了海军装备之外，应该加强国家海岸警备队这支准军事力量的装备建设。在海洋维权方面，我们要形成相互依托、相互依靠的“三线梯次”配置的防卫体系。一线是我们的民船，它们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同时也是在宣示我们的主权;二线是我们的准军事执法力量;三线是我们的海军。

　　第四，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综合施压，相互支持。在应对钓鱼岛争端问题上，我提出过“六个存在”，对于南海地区同样适用。“六个存在”，即行政存在，明确钓鱼岛和南海岛礁的管辖机构;法律存在，将海基线及时公布;执法存在，要定期派海监、海事等行政执法机构在相关海域巡航执法，同时加快组建国家海岸警备队，突出准军事力量的建设;军事存在，可以将相关岛礁设为航空兵靶场，武装力量要组建到在相关海域捕鱼的渔船，可以采取渔船保安、保镖等形式;经济存在，在相关岛礁设立经济开发集团，进行海洋资源和经济开发建设;舆论存在，突出相关岛礁的信息发布，可以用相关岛礁的名字命名军舰名称等。

　　只有做好这些，才能真正把“主权归我”落到实处，而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Q：中国首艘航母的改装入役，对于我国的海洋战略和应对海洋争端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A：“辽宁舰”服役，是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首先，它填补了我国国防体系中的短板，形成一个更加完备的防卫体系。其次，航母的从无到有，是一个零的突破，更是一个质的变化。第三，航母是一个具有制空、制海、反导、反潜和反舰能力，可以在近中远海作战的海上作战集团，这对我们海军力量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牵引作用。

　　年轻人要有“中国梦”

　　罗援一直给人军旅硬汉的形象，他也曾表示，一个民族必须要有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才能有生存力和战斗力。“不崇尚英雄的民族，不会是英雄辈出的民族”。但如同他给自己加上个“理性”的定语一样，他强调“阳刚”不能误读为“莽撞”，“激情”需要“理性”的辅佐。

　　Q：您曾表示，一个民族必须要有阳刚之气。在您看来，中国的年轻人怎样才能兼备激情和理性地关注祖国面临的海洋争端?

　　A：作为一名中国人，既要有爱国的激情，也要有爱国的理性，既有忧患意识，也要有大局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了这样的理想和抱负，才能具备爱国的激情。因此，年轻人首先要立志，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要有中华崛起的“中国梦”。当然这种爱国的激情必须有务实的能力和实力作为基础，而且应该是理性的。我们要将爱国主义、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将理性爱国和莽撞爱国区分开来，从大局出发，避免一些偏激的行为。同时，我们还要反对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愤世嫉俗，甚至奴颜婢膝的恶劣倾向，这种危害性可能更大。

　　从最坏处着眼，做好应变准备

　　罗援说，自己在2011年年底做形势预测时，就曾预言2012年海洋不平静的态势将会继续，甚至在南海地区可能会发生一些突发事件。而黄岩岛事件的发生，使他的预测不幸言中。在一年后的今天，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仍然谨慎地给出了“严峻”的答案。

　　Q：您认为2013年我国面临的海洋争端形势是否将更加严峻?

　　A：从整个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以及地区形势的变化方面来看，我国海洋争端的严峻形势并没有缓和的迹象，还有激化的可能。现在很多周边国家都加大了宣示主权的力度，而且都付诸实施。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能找到一个缓解危机的有效途径，这个危机有可能进一步升级，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严重存在的。

　　虽然目前的形势出现了攻防转换，局面对我们更加有利，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做好应变的准备，因为周边一些国家不会轻易善罢甘休，还有个别国家还很善于搞一些偷袭行动。Q：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应如何着力?A：从战略研究的角度来看，首先要做好预测，对形势有所判断，预测可能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发生什么冲突，从最坏处着眼，做好应变的准备;第二是要做好预置，包括方案的预置，力量调配的预置，手段的预置、对外宣传的预置等。第三是预防，只有有备才能无患，我们才能逐步掌握主动权。

来源：《环球视野》第521期，摘自2012年12月28日-2013年1月3日《国际先驱导报》

　　美国和欧美的问题是经济问题。中国的问题是政治问题。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问题是文化问题。俄罗斯的问题是后政治或再政治的问题（经济、人口都不是）。拉丁美洲和南美洲、南亚、和东南亚的问题是跟风无从的问题。即跟踪大国，而世界者大国风范尽失，无真正强势公理大国。现如今是天下纷争，商利主导，小算盘精明，大经委失策。一派中国数千年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霸主轮作，各自为政，各求其所的混沌乱世时代。

　　近代世界转型，所谓大分流，所谓公理逆转天理，所谓法度制衡专制，所谓科学战胜神学，所谓民主替代世袭特权，所谓市民社会替代臣民世界，都大体上不过是现代性的神话般地渲染而已。中产阶级社会，中国古代就是。现代的无非是以欧美白人中产阶级世界结构，替代了华夏中国的古代中产阶级世界结构。表面上的贵族、世袭、精英、封闭、特权、专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家族、经济帝国的隐性世袭和独裁专权。统治阶级基础是扩大了。大众与广泛性的阶级压迫与剥削却依旧。革命在后革命的秩序恢复和建设追求中，几乎丧失了一切革命真理与价值准则。胡汉三又回来了。凯撒又回来了。只不过加上了体制内外的吹鼓手和技术官僚类型的知本家和准知本家的现代儒生雅士陪伴而已。

　　就如同手机、PC、多媒体、电视电话、信息革命等等的花里胡哨一样，科学和技术的分类与包装，文学与艺术的杂耍和游戏，日趋花样翻新，多姿多彩。骗术自然也日渐高明。当然就如同早年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绝大部分的平头百姓，他们总是社会真正的脊梁，永远在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一样。现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和所有劳动创业大军中的主体，都是真正的精英和伟大的创造者。但他们永远不是主流社会，永远无法成为自动的开放的上流存在，永远处于边缘和半边缘化的社会阶层与结构之中。除了人类文明的三皇五帝时代和苏维埃、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时代而外。

　　法治变成了精英专政。人道主义成了右派、修正主义的公理评说话语体系。现代化成了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人均美元增长的经济学、理财经、致富术。中国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又岌岌可危。春眠不觉晓，大梦无烦恼。梦寻千百度，身后洪水涛。钓鱼岛、黄岩岛后，会进一步麻醉世人。仿佛我朝果真威武不屈，稍加组合拳，对手就缴械投降，不战自溃。殊不知，这一切都仅仅是真正战略对手的小小战术性试探。中日对决，怎会在钓鱼岛上？中美峰对，如何会在东海之滨，黄海之上？

　　近代中国大舞台，始终是世界性的大舞台，始终是全局性的。这是由中国的古代财富和大国存在之位势决定的。站稳脚跟后的西方世界，造成包括日本等脱亚入欧，都是暂时和表面性的。西方文明体系，从始至终都是世界体系性质的。因为，离开了全球共给，这个寄生的、贪婪的、无限膨胀的文明共同体，就根本无法生存下去。因此世人看到仅仅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短短一二十年左右，西方世界似乎出现国际投资潮流大逆转，百分之七十相互自投，百分之三十同世外体系往来。但高污染、高能耗、高资源、高人力，很快就使其自身世界危机四伏，不可持续。生态与社会经济的双重崩溃压力，在利润杠杆和维护庞大中产阶级的政治理性导引和压力下，迅速造成西方外贸和所谓技术的转移与扩散。

　　对于这样前后一致的世界趋势与历史本质，毛泽东始终是清醒的。其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高度警觉，保全了中华民族，使其免于现代再度危机。而同代人的蒋介石，则历来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本不懂军事，却装扮成军事家。硬作统揽一切的统帅，处处干预指挥。而且其毕生在骨子里，都未能真正摆脱掉早年上海滩上的股票、证券操盘手的小玩闹赌徒心理。除了黄金、票子、金元之外，他就剩下了暗杀、绑架、流氓招数。

　　我们总说历史是公正的，但近代中国历史，对蒋介石几经“偏袒般的厚爱”。三千万金卢布的苏联国际援助，给了他发动北伐战争，统一中国的投机大资本;美国的数十亿美元的前后支援，打造了800万现代与准现代的国军;江浙财阀和他的几位海龟专家博士，为他设计了几乎将中国掏空、榨干的货币金融改革。他统筹了孙中山“梦寐以求”的大权与资源，毛泽东连千万分之一的机会都不敢期许，都没有奢望的超一流的权力、资源统配权。然而，却在其所谓的黄金十年里，一吨钢都没有增产，一个产业，哪怕是轻工业也没有创生。把中国的资源、银子，或者消费或消耗殆尽，或者任其四大家族、各级大员中饱私囊。最后连撤离到台湾之前，还不忘把大陆的全部二百八十万两黄金与数量可观的白银与外汇，悉数运走。蒋介石这样的恶棍与赌徒，天下难找，地上难寻。可有人唯恐其还不够臭不可闻，还要在所谓的十年黄金时代上大作文章。还要评功摆好。他们的脑袋不是让驴蹄了么？

　　就是这个被陈伯达著书的《人民公敌蒋介石》的主角，在民族危机、国难当头的局势下，不但下令不抵抗，任由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三省，拱手相让。造成日本的在甲午战后以2.3亿白银（马关条约），装备军事现代化和完成金本位现代金融体系，一举超越中国之后，又形成了其在中国的国中之国和远大于日本本土的大陆战略基地、大战略后方供给。没有满洲国东三省的沦陷，日本侵华战争的发动，维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而蒋介石这个真正的民族罪人，却不但丧失逆转日本侵华的战略机缘，反倒一辈子念念不忘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纲领和反动透顶的政变经。大清之所以丧失江山，就是因为其本质上的逆向帝国主义。大清统治上层贵族，除了早期的开国康乾时期的优秀的民族主义精英之外，基本上都同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者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才是其“量中华之物力结余国之欢心”的真正情感依托和政治算计。在他们的眼里、心上，奴才就是该被奴役的。而主子，他们同洋大人是一体的。“民族斗争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毛泽东的名言千真万确。只可惜，近代史的主旋律至今对此没有正确的认知。清朝中华是中国全体人的中国。清朝的满清上层统治贵族，是另外的一回事。

　　全国的反日大游行，全球华人的抗日大游行，仅仅是火山一现，冰山一角。人民大众的政治火焰，一担熊熊燃烧起来，必将照亮整个世界。中国的政治精英同全球的统治精英一样，从来就是利令智昏的。

　　那么，如何逆转世界倒退、堕落大潮，改变中国的政治问题，推进西方的经济问题和世界文明体问题的解决呢？大思路与大对策就是“安内必先攘外，攘外必先清内”。

　　《长江日报》的收拾人心绝非耸人听闻。不满、问题到了火山口，可绝非什么矛盾鼎显期所能粉饰、敷衍的。文革能变成文革后的改开，可非几个人士阴谋策动，实为逆转的大潮，不能不为之，不可不为之。其中要害就是价值首先颠覆了，人心思变，社会与大众普遍要换个活法。要闯一闯新路。不满、不足未见得是绝大多数，但都认可要变，不再坚持和捍卫已有的。而所谓全方位地打开国门，事实上主要得益走向世界的当然是权贵与精英。于是，有选择性地偏向性的造势与开放，自然走向全面西化的社会变革。

　　对改开的这种路径的质疑与反抗，始终在理性的大规模的存在着。而既得利益集团，内外联手，资本及其腐败任意泛滥，在市场经济秩序与结构之下，“赢者统吃，弱者全吞”，上演了一幕现代版的财阀割据和八仙过海闹剧。

　　人心不古，道德沦丧，伤天害理，同穷奢极欲，把权弄势，胡作非为，醉生梦死一道，搅得周天寒彻，弄得民怨沸腾。港台坐享着大陆的顺差和中国要素的好处，香港不拿一分钱的税收，却尽享大陆铁军的国防护卫。没有任何的一家亲的厚爱与感念，反倒离心离德。何故？大陆的贪官腐败自造孽的结果。欧美国家尽享中国大陆超级廉价的消费品供给，拿中国外汇储备的人民血汗钱，高利润的再到中国大陆投资，跨国公司在大陆，美欧公司在本国尽享中国红利，甚至欧美券商、股民坐吃中国股红利，但一转眼，就把中国骂得狗血喷头。何故？你自我矮化，拿开国领袖说事，满世界正义凛然地批判自己的政治大革命，告别革命，躲避崇高，向西方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全面看齐，放弃自己曾有的道义、舆论价值制高点，放弃反霸的铮铮铁骨，一副奴颜婢膝的挨打像，把民族英雄和旷古领袖，当成可以任由尔等小玩闹的茶余饭后的消遣谈资，岂能不被世人耻笑和作践？

　　怎样收拾江山，安顿民心，整合国志民意？

　　安内必先攘外。一幅国民党蒋介石的奸相，不抵不抗，不争不动，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发达、优越，尽献国力，绝不可能安内。内不安，则国不稳。国不稳，则事无成。维稳不在武警。“大道废有仁义”。撤销武警，重新全民皆兵，组建强大的高水准的民兵师，既国力、经济上百分之百的划算，又经济上大尺度的可惠及高达中国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青壮年劳动力，直接刺激消费。更为重要的是全国以同样的六千亿维稳支出，用掉四千亿就能大办五百到一千个准国防军的民兵师。再用两千亿，扩大信访和地方体制，一举彻底扭转中国当下的社会基层不满，形成近一千万的人民大军，让国内外战略对手完全丧失任何战略幻想。

　　安内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攘外。对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一切报有霸权、霸政幻想的对手，毫不客气。有理有利有节予以消解。安内就必须坚决地果敢地唱红打黑。在主题价值和社会建构上，毫不留情地惩治黑暗，唱响光明，敬颂伟大，恢复传承。国家意识形态上，不能搞折衷，不能侥幸，不能骑墙，更不能打着红旗反红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在任何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上，都必须居于中心地位。任何松动和后退，都只能是自毁长城，自我瓦解，自行崩溃。

　　和美国过家家，同欧盟眉来眼去，跟日本、港台的资本主义暗送秋波，则裸官、裸学、裸商势必重复近代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之路。在如此的大经纬之下，同非洲、上合组织、东盟，南美国家，中东各国的经贸、技术、人员往来，都不可能收获可预期的发展中国家的统一战线联盟之功效。为什么？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无政府主义的国际社会，美国霸权高高在上，欧日列强虎视眈眈。新兴的后起的发展中的国家，千辛万苦，倍受欺凌。有理无处辨，有冤没法伸。中国不伸头，想左右逢源，谁还能有指望？一个无望的霸权政治、霸盘生意世界，我中国能比美、欧、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呢？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毛主席长期观察、研究世界格局，从一大片、中间地带，逐步沉淀出来的。国际战略同国内战略一样，抓纲带目就会纲举目张，抓目代纲，一定是一枕黄粱。国际关系的钢是什么？一则三个世界的分级统一战线，二来开放中的反霸，独立自主中的有序理性开放。在阶级社会和国际帝国主义时代，怎么可能有普世价值？只能有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的一定范围内的跨国化的民族价值。怎么可能有“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的普世价值？精英愚蠢，会葬送国家。

　　钓鱼岛不会成为擦枪走火的导火索。东海、南海的火候还未到。真正的战略对手与战略较量，还隐在幕后。但国家尚武精神、金戈铁马文化、敬武国家意志，必须迅速提升，形成世界威慑力，确保华夏真正、彻底复兴，逆转世界格局。

　　攘外大旗一树，价值统合内外会趋之若鹜。而攘外大旗迎风飘扬，永远不倒，却必须率先清内。内鬼猖獗，奸贼作乱，上下联手，国乱社颠，怎可以攘外？如何可能攘外？

　　纯洁性不是说说嘴皮子的。整肃和清内，更不能搞错了方向与对象。把人民心目中的英雄、领袖，整治下去，把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政治家，搞成阶下囚，在野人士，只能寒了人民心，冷了社会的火，毁了自家的体系。

　　对历史人物、大人物、公众人物，对当权派，主要是要观大局，查价值取向和政治走向。公德为上，公理为上，公线为主。私德、私家行为并不重要，不必大惊小怪，免得乱了方寸。若以一小乱大，以外规内，则必中奸计，贻害大方，落得满盘皆输。

　　内不清，国不和。国不和，江山不稳。江山不稳，攘外无门。而内清则气顺，气顺则人自正。人自正则国泰民安。国泰民安则钢铁长城，所向无敌。

　　清内是大内政。清内政，首先就要扶正祛邪，以正压邪。

　　红是马列毛主义的基调。红是千百万烈士的血色浪漫。红是人民共和国的千秋万代基色调。声乐歌吟，内含天朝大道，天理大德，民族之精华，国家、人民之精粹。人民之声、祖国之声、英雄之声，时代最强音，大政礼序，不可不察。不唱红就只能唱黑、唱黄，唱乌七八糟。把主旋律、主题歌隐于市场商品俗化文艺之中，搞什么市场选择，经济规律，则只能是亡国先亡史，亡人先丧志。

　　红当然要有红的艺术形式，红的光彩夺目。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大众红，同革命知识精英“阳春白雪”的玫瑰虹，完全能够相得益彰。艺术的浪漫主义的古典主义的魅力，向来是同其现实主义的批判和向上主义的奋进，连在一起，并且久而不衰的。

　　清内必须从改变比例结构开始。工农兵大众弱势地位，已经不仅仅在固化社会阶层，高等教育和高科技学术领域成为问题，而且在党政军民学的一切政治与代表结构中，呈现巨大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开放社会尚能创造士寒弟子跳龙门，现代社会则必须无情的逆转阶层固化，开始大众主体的新时代。

　　清内之最为霹雳手段，就是公开整肃汉奸。五四时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再度在华夏大地出现，显示出了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历史非凡洞察力。铲除汉奸，埋葬国贼，中国才能不战而胜。

来源：红歌会网 2012年10月27日

　　一年后的今天，如何认识这场战争，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特别是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危害，以及应当从中汲取哪些教训等重大原则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去年3-9月的战争期间，笔者已先后发表了《简评美英法发动的侵略利比亚的战争》（2011.3.21）、《反对侵略战争是我们共同的责任》（2011.3.26）、《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局动荡给我们的启示》（2011.4.7）、《在强盗面前的立场选择——再谈美英法等国侵略利比亚的战争》（2011.6.9）、《强盗·走狗·英雄·朋友——利比亚战争众生相扫描》（2011.9.13）等多篇文章。针对近来国内一些媒体的评论，笔者再谈几点看法。

一、利比亚战争的性质是歪曲不了的

　　2011年3月19日，以美英法主导的多国部队参与的一场被奥巴马命名为“奥德赛黎明”的战争打响了。7个月后，利比亚的合法政权被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颠覆。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货真价实的侵略战争。这个性质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本来，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的某些主流媒体，是有充足的时间来回顾、总结和提高我们对这场战争的认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它们没有这样做，它们依旧是含糊其辞，遮遮掩掩，缺少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和态度；它们依旧回避和不敢承认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不敢承认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例如，我国在利比亚的战争中，损失了一百几十亿美元的项目投资，对此，某报引用某部官员的话说，这些损失，仅仅是“在利比亚的动乱和内战中间，在一些外国力量的干预中间遭到了炮火的严重袭击，损失是严重的。”这就把利比亚战争的性质归结为所谓“动乱和内乱”，而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也只是“外国力量的干预”而已。还有一家军队的报纸刊文说：“利比亚战争是继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之后，由西方国家主导发动的最新一场局部战争。与前几场局部战争相比，这场战争在西方国家介入程度、军事打击模式、战争进程、战后局势等方面都表现出新的特点。”时至今日，它们依然回避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不批帝国主义。更有甚者，有些媒体竟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污蔑与我国有过友好外交关系的卡扎菲政权，与帝国主义唱一个调子。有媒体说，“在北约战机协助下，利比亚人民推翻了‘卡式统治’”；“解放了利比亚人民”，说什么这场战争是“民主转型”， “使得利比亚开启了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新起点”，战后“国家正在进步”，“给利比亚人民带来了福音”，“这是北约和美国的功劳”云云。这些媒体和所谓的“改革精英”们，竟然堕落到不知羞耻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涂脂抹粉、大唱赞歌的地步。

　　诚然，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一些主流媒体在对待利比亚战争的这种错误的态度和立场也不仅是它们本身的问题，它们的态度和立场是与当局的路线和政策息息相关的。在当局与帝国主义“同舟共济，携手并进”的路线和政策主导下，它们不过是随梆唱曲的舆论工具与喉舌而已。

　　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论》在我国传播了近百年，他的名言“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我国也几乎无人不晓，然而，在改革和“创新”的年代，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们，也早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创新”了，“修正”了。

　　这也难怪，如果它们坚定不移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来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那它们也就不是修正主义了，不是“亲美派”、“崇美派”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了，因为修正主义的一大“特色”或“特征”，就是投降帝国主义！

　　毛主席说过，“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要它们不改变对外投降、对内复辟的修正主义路线，它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和立场就不会改变的，过去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战争如此，今后对所发生的任何战争，它们都会照此办理。所以，对帝国主义不要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修正主义也不要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谁“输”谁“赢”，不能妄下结论

　　武力颠覆了卡扎菲政权，美国和北约以胜利者自居，自认为功莫大焉，所以，一年来，它们论功行赏，大肆瓜分利比亚这个盛产石油的“猎物”，有媒体把这种瓜分比喻为 “盛宴”和“分蛋糕”。

　　对此，有一家媒体刊文认为，这场战争，利比亚人民不是赢家，卡扎菲政权不是赢家，反对派也不是赢家，美国和北约才是赢家，并且是最大和最后的赢家，似乎利比亚的历史将“终结”在这里，从此利比亚将永远定格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地”，不可逆转了。

　　然而，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看问题，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可变的，不是静止的，不变的。因此，美英法等国是否是最后的赢家，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

　　因为美英法帝国主义发动的利比亚战争是非正义战争，而卡扎菲政权和利比亚人民的反抗侵略则是正义的战争，这就决定了最后的输赢或最终的胜负是不以帝国主义的意志为转移的。

　　的确，从表面上看，帝国主义是胜利了，利比亚政权和人民失败了，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告诉人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是不得人心的战争，而反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得人心的战争。战争中正义的一方即使是失败了，非正义的一方即使是胜利了，也都是暂时的。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正义战争战胜非正义的战争是历史的必然。这个规律，已经一再被历史所证明。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二战，前期它们很得势，占领了那么多国家的领土，希特勒的军队甚至一直攻到苏联首都莫斯科的城下，日本帝国主义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最后，德意日还是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还比如，朝鲜战争，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队一直打到鸭绿江边，结果还是被中朝两国军队和朝鲜人民打回到三八线以南。继朝鲜战争之后的越南战争，美国投入50多万军队，打了多年，硬是没能成为赢家，而不得不求和、退兵。还比如，近二十年，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连续发动的侵略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多场战争，表面上看，它们似乎胜利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自以为得志，而事实上，它们失败了，因为它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陷入空前的孤立，世界各地到处的反美浪潮，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它们每侵略一个国家，就把一条绞索套在自己的脖颈上。

　　如今，利比亚战争虽然过去一年了，美英法及其傀儡政权仍然不能控制利比亚的局势。今年3月6日，利比亚东部势力(昔兰尼加地区)，在班加西宣布“自治”，国家分裂无时不在威胁着这个国家。7月1日，利比亚最高选举委员会办公大楼遭到袭击。10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在题为《卡扎菲“幽灵不散”》一文中写道：“卡扎菲的‘幽灵’仍在困扰利比亚。利比亚谣传他最骁勇的儿子哈米斯还活着，正伺机反攻。卡扎菲生前的大笔财富目前下落不明。卡扎菲的大批武器也不翼而飞——可能已落入民兵之手，也可能已流向境外。”

　　最使美国当局震惊的是，在“9·11”11周年之际，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被炸，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被愤怒的利比亚人民打死，与史蒂文斯同时被打死的还有另外3个美国人，其中两个是曾经打死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的海豹突击队的成员伍兹和杜赫蒂。

　　按我国传统说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也算是报应吧。

　　当史蒂文斯的死亡的消息传到美国国内时，美国政坛一片哗然，更给如火如荼的美国总统选战带来不小的震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借机批评奥巴马的中东政策是“严重误判形势”。国务卿希拉里以迷茫与困惑的口气说：“今天许多美国人都在问，实际上我也问我自己，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怎么会发生在一个我们帮助解放的国家，在一个我们帮助免遭摧毁的城市？”接着她又无奈地自问自答：“这反映了这个世界是多么复杂，有时它又是多么地混杂。”希拉里的另一句话，却暴漏了这位大使的死因：“我曾派史蒂文斯同利比亚反对派保持联系。”原来这位大使是一个煽动和颠覆利比亚国家政权的间谍。有一位网友针对希拉里的这种假糊涂，发了个揶揄搞笑的跟帖：“他不远万里从天堂般的美利坚，不要石油，不图霸权，带着自由女神的火炬，带着普世的精神，带着正义的炸弹。独裁者被消灭，利比亚被带入天堂，个个幸福，生活美满。可邪恶的利比亚人民竟然杀了神的使者，这是怎样的忘恩负义啊？”是啊，就是这些“解放者”、“神的使者”，杀害了2.5万无辜的利比亚人民，造成几十万利比亚人民群众的流离失所、国破家亡。

　　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日子很不好过。利比亚人民绝不会停止斗争。决定最后胜负的力量，不是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是利比亚人民。

　　毛主席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我们相信，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在利比亚，在北非，在中东，在一切被他们侵略的地方，最终都必定遭到可耻的失败。利比亚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与其它国家的反干涉斗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两个逻辑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三、最大的警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在利比亚战争发生一周年和结束一周年的时候，许多国内媒体发表评论，谈经验，谈教训，谈警示。有一篇题为《利比亚战争一周年的沉痛警示》的评论，在分析这场战争根源和警示时认为：“利比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并不奇怪。一个不能与时俱进的国家和民族，一个不能实行改革发展与真正民主的国家和民族，一个不能求同存异张开宽容包容胸襟的国家和民族，本身就是险象环生之地。而民众生存发展状况不改善，没有保障，这个国家最终也是没有希望的。”又说“如果卡扎菲改进工作，通过民主的、法制的渠道表达诉求，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堪。”还说，“当今世界不太平，除了一些国家和民族不争气外，美国等西方势力不作为、乱作为，也是祸根。”这个把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因排除在外的分析，根本就没有找到真正的“根源”和真正的“警示”。

　　这让人想起一百四十年前，英国殖民主义者为扩大远东殖民地，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保护其罪恶的鸦片走私，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长期以来，帝国主义者及其御用文人们，也是以种种谎言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胡说引起鸦片战争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人的“愚昧而骄傲”，英国人受到了“侮辱”，还说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幸福”云云，这与时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利比亚战争的说教是何等的相似乃尔。

　　还有一家报纸，在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时，大讲这场战争的“利益争夺”，大讲美英法联军是怎样“代价最小”，“收获最大”，怎样“联合作战”，怎样“打经济战争”、打“代理人战争”，怎样“低强度介入”，怎样“通过战火主导民意走向”，怎样“通过战争磨炼和检验反政府武装”等等，就是不提帝国主义这个战争的根源。还好，该文总算还有一句“以保护自由之名，行干预内政之实，再一次用实际行动在国际事务中推行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列宁早在一战期间所写的《帝国主义论》，就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列宁的这个划时代的论断，是根据他对帝国主义的全面分析，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及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深刻地分析了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战争的起因和阶级性，科学地阐述了战争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指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引起革命的规律性，论述了由战争性质所决定的战争类型及对待战争的态度和策略，从而形成了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学说。

　　二战后，美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的领军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血腥侵略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扩张的历史。美国独立后，它的领土和势力范围不断向外扩张。为了实现垄断资本独霸全球资源、市场的野心，军事战争就一直是美国的最重要的手段。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在建国200多年的历史中就对外出兵240多次，发动或参与较大规模的战争70多次。通过这些战争和军事行动，扩大了美国领土和势力范围，并掠夺了别国巨大的财富和资源。

　　人类进入21世纪后，虽然世界的格局发生了许多变化，但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并没有丝毫改变。近十几年来，美国发动和参与的国际战争就有多次，其中主要有：

　　——1999年悍然空袭南联盟。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向南联盟仅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倾泻了数千枚导弹、两万多吨炸弹。更令人气愤的是，5月8日美机从不同方向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3位中国记者牺牲、多人受伤和馆舍的毁坏。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肆意践踏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2001年美国对阿富汗实施了2个多月的持续轰炸。推翻了阿富汗政权，建立傀儡政权。

　　——2003年美国谎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抗联合国的决议，入侵伊拉克。美军出动12万人，英军出动4.5万人。共1100多架战机参战，投放2.7万多枚炸弹，推翻了伊拉克合法政府，杀害了萨达姆总统。　

　　——2011年法、英、美主导的多国部队对利比亚开战，对利比亚进行了100多天的空袭。支持帮助利比亚的反对派与政府军作战，并杀害了利比亚领袖卡扎菲。　　

　　——2012年以来，美国与北约又把战争的矛头指向叙利亚，加紧经济制裁和军事颠覆。目前，由美国与北约出钱出枪，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挑起的内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一切，都雄辩的证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为了掠夺财富和争霸世界，始终把发动侵略战争当作它们主要手的段。这才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最大的“警示”！

四、当今世界依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对利比亚战争的分析，也应该与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个大问题联系起来。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论断是列宁提出的。

　　周恩来同志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应该说，对时代和形势的分析，是关系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问题。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从来都非常重视对时代的分析。而修正主义者为了推行投降主义，总是在这个问题上做手脚，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时代问题上的正确路线。赫鲁晓夫提出“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以及某领导人提出的“和谐世界”等，都是否定和背叛“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结论。在如何对待时代的问题上，也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

　　列宁说：“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甚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页)

　　分析和判断好时代问题，历来是正确观察世界形势的基础。联系这些年来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活生生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并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认清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本质，认清了当今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走向，促使我们牢记无产阶级的伟大厉史使命，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五、对帝国主义妥协和投降，等于自取灭亡

　　如果谈教训，对帝国主义妥协和投降，是利比亚等几个国家最大的教训。

　　笔者2011年4月7日在《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局动荡给我们的启示》一文中，曾称赞卡扎菲是民族解放的英雄。在那篇文章中笔者说：“战争还没有结束，卡扎菲领导的反侵略武装和人民还在战斗。退一万步说，即使卡扎菲最终被侵略者及其走狗打死或被俘处死，那也是为反抗外敌入侵和民族解放而死，是英雄壮举，死得光荣！即使卡扎菲牺牲了，还会有千千万万个反帝英雄，继续战斗，直到战胜侵略者。”此后的10月20日，笔者的话不幸言重了。果然卡扎菲在战争中牺牲了，他死的很壮烈，他的表现进一步证明，他是一条硬汉子，他无愧为反帝斗争的民族英雄！

　　但是，回过头来看，卡扎菲也走过的一段与帝国主义妥协的弯路，这给他和他的国家带来的了无可挽回的灾难。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放弃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不该把豺狼本性的敌人当成朋友，不该放弃核武器的研制，不该与西方列强在政治和经济上合作。4年前，卡扎菲还是法国政府的座上宾，4年后，他的这个法国朋友，竟然向他打响了第一枪，成为屠杀他和他的人民的急先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个教训，让卡扎菲和他的国家付出了血的代价。

　　在北非和中东，吃妥协亏的不只卡扎菲一人，还有萨达姆和穆巴拉克。他们都曾经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勇士和英雄，但他们也都吃了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大亏，这给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国家带来的灾难是无法挽回的。

　　穆巴拉克本来是以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政策、捍卫民族独立而起家的。他有过一段令人敬仰的光荣历史和辉煌业绩。五次中东战争，穆巴拉克就先后参加过三次。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时任埃及空军司令的他，指挥埃及空军勇敢参战，并与其它阿拉伯国家人民一起，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开创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战争史无前例的胜利。由此，他荣获埃及共和国勋章，成为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

　　但后来，由于时任埃及副总统的他和总统萨达特一起走向亲近美国和以色列的路线，结果在美国发动的对埃及的“颜色革命” 中，被卸磨杀驴、落井下石，成为美国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的阶下囚。卡扎菲、穆巴拉克等人的悲剧警示人们，作为帝国主义头子的美国，是一个不讲道德，不讲情义，不讲诚信，狼心狗肺的国家，跟着美国跑的人或国家，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无疑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

　　最近，美国对我国某一政治人物，也在演绎卸磨杀驴的故事，过去它们把这位高喊与美国“同舟共济”的政治人物捧到天上，现在又要把他踩在脚下。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掌控的《纽约时报》连续发表“揭老底”的文章，把这位政治人物的家族敛财内幕，揭了个底朝天，让这位政治人物在全世界大丢颜面。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但是帝国主义者目前还是在活着，他们依然在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横行霸道。他们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们本国的人民群众。这种局面必需改变。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1958年9月《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写于2012年11月

来源：东方红社科网

　　德雷泽：我很荣幸能主持两位的讨论。两位都各自写出了有趣而又富有真知灼见的著作，尽管在其中你们对于未来世界秩序的意见大相径庭。拉赫曼相信“焦虑时代”（the Age of Anxiety）已经来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权力乃至普遍意义上的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衰退。卡根却反驳了美国在衰退的观点，指出当前很多评论家在很大程度上都夸大了美国过去拥有的力量，因而认为美国当前的权力资源仍然强劲有力。

　　两位似乎都认同美国的权力是世界秩序和繁荣的保障。拉赫曼在《零和未来》一书中断言，“一个强大、成功、自信的美国依旧是世界稳定和繁荣的最大福音”。卡根发表于《新共和》上的《世界美国造》一书的节选断定：如果美国的力量衰退，世界的秩序也将随之下滑，它将被其他类型的秩序所取代，从而反映主导它的世界大国的欲望和气质。从这个维度上说，两位先生志趣相投，不过却与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诸君大异其趣。伊肯伯里在《自由的利维坦》（Liberal Leviathan）一书中认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也将支持美国及其盟友在60多年前创建的自由主义秩序。

　　我这里作为开始先问吉迪恩几个问题。您的书是在“阿拉伯之春”、美国重返亚太、欧债危机进入激烈的新阶段、中国的增长开始露出减速迹象等事件之前出版的。这些事件中是否有哪一个引起您反思自己的观点？如果没有，那卡根所断言的美国仍将站稳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否能减轻您的焦虑？最后，据我们所知，《世界美国造》这本书找到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受众：巴拉克•奥巴马很明显是其中的粉丝之一。如果您希望有一位世界领袖来阅读《零和未来》，那会是谁？为什么？

　　拉赫曼：您说对了，卡根和我确实都赞同美国的力量对于世界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性。区别在于，我确信我们在见证着美国力量正在遭受严重侵蚀。这是大势所趋，西方主导的世界正在让位于一个经济和政治力量更具竞争活力的新秩序。

　　关于我的书出版之后在2010年初所发生的大事如何影响到了我的论点，您提出了一些非常精彩的问题。在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应该简要地解释一下我使用“焦虑时代”一词的用意。我在书中指出，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它也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30年的核心地缘政治的发展。它在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缔造了一个共同利益的网络，从而由所有大国纽结成一个共同资本主义体系的单一世界秩序取代了冷战时期分裂的世界体系。在此期间，如果你去过达沃斯，你就会发现无论是中国的、欧盟的还是美国的领袖们，都说着诸如需要鼓励世界贸易、跨国投资等等相似的话题。他们共享着关于世界应该如何运转的重要假设。

　　我将从1991年到2008年的这段时期描述为“乐观时代”（Age of Optimism），因为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有理由对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为它们服务的方式感到满意。开始于1991年的印度改革带来了经济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自信明显增强。欧盟的规模因为吸纳了前苏联集团成员国而扩大了一倍多。拉丁美洲曾一度陷于债务危机的泥淖，但在“乐观时代”末期，巴西也首次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所有后苏联时代的怀旧者，甚至新时期俄罗斯的领导人们，也都是全球化世界的热心参与者。

　　非常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1991年到2008年是共同的“乐观时代”。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如此之快以至于其规模每8年左右就翻一番。中国人能明显地看到他们的国家以及他们的家庭都变得越来越繁荣。而美国也依旧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硅谷的成长、谷歌以及苹果公司的崛起等等，在美式资本主义的独特创造力中再次展现了美国人的自信。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思维主导着国际争论的条件。事实上，所谓的“全球化”几乎就是“美国化”的同义词。

　　美国的自信对于世界体系而言曾经非常重要。这曾经使得美国接受了中国的崛起，如果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后者似乎构成了威胁。在“乐观时代”，连续多位美国总统都欢迎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将作为“特洛伊木马”，从内部改变中国的制度。如果中国接受经济自由，那么政治自由肯定会接踵而来。但是，如果中国不能接受资本主义，那在经济上也将失败。

　　在2008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但危机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这一不期而至的事件，加速了已有的一个趋势：那就是经济权力中心正由西方转移到东方，包括由美国转移到中国。从那时起，越来越难说全球化创造了双赢的世界。相反，美国人有理由开始担心，一个更加富有、更加有实力的中国，是否同时意味着一个相对变穷、变弱的美国。这就是我把自己的书起名为《零和未来》的原因。

　　现在，我知道卡根质疑所谓经济权力已经发生转移的论点。他说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一直较为稳定，大致为25%。但是，我读到的数据并非如此。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目前预测：中国将在2018年前成为实际水平（扣除物价因素）上的世界最大经济体。杰弗里•萨克斯今年2月9日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文章说得好：在1980年，美国占世界收入的比例是24.6%（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但是到了2011年，它变成了19.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2016年它还会下降到17.6%。

　　相反，中国在1980年仅占世界收入的2.2%，但是到2011年已经增加到了14.4%。据IMF预测，到2016年，中国将以占世界收入18%的比例超越美国。如果这还不是改变世界的转变，那很难想象它会是什么。

　　我知道统计数据不同导致的争论会让人思维混乱，那就让我通过自己对全球采访的切身感受，来加深对于中国因其经济实力快速增长而不断提升影响力的印象。在巴西，我被告知迪尔马•罗塞夫总统的首次国事访问选择前往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因为中国作为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显得更加重要。在布鲁塞尔，他们充满希望地谈到中国（而不是美国）开出了大额支票来缓解欧元区的危机。当然，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也越加明显。

　　这种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转移，对世界秩序具有重要影响。一个弱化的美国，更不乐意也无力在解决世界经济和政治危机中扮演一种领导者的角色。再也不会有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甚至也不会有正如亚洲和俄罗斯危机发生时期那样的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拯救世界委员会”。

　　面对中东发生的动荡，比如在利比亚，美国更乐意做的是幕后的领导。与此同时，美国已撤出伊拉克，也正在从阿富汗撤军。请不要误会，我认为奥巴马减少全球军事承诺完全是明智的，特别是考虑到严峻的预算前景。但是我们无可争议地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现在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可以说美国会为了确保其目标而“承受任何负担”。

　　现在，让我来解答您提到的几个问题。欧元危机的早期阶段在我的书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接下来的发展阶段进一步强化了我的论点。欧盟是一个建立在共赢经济逻辑上的经典案例。欧盟缔造者们的想法是经济合作以及分享繁荣将创造一个积极的政治动态机制。50多年来，它一直运作得很漂亮。但是，共赢的逻辑已经发生逆转。欧盟国家不再感到因聚生强，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担心正在相互拖累，其结果是欧洲内部掀起了政治紧张的浪潮，尤其是爆发了反德情绪。这已经带来全球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美国重返亚太的计划假定欧洲不再需要关注，而这种假定令我怀疑。

　　至于美国的重返亚太计划，作为应对中国力量崛起的举措，我认为这是可以预见的，也是合理的。但我不确定它是否会奏效。美国在亚太的盟友们正面临着一种有趣的两难境地。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韩国既和中国建立了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又和美国建立了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除非中国经常过火地使用手腕以至于惊吓了四邻，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经济纽带比起与美国的军事关系将显得更有分量。因此，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将稳定地增长，代价是美国影响力的下降。

　　所有的这一切，当然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假定之上。因此要怎么看诸如“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变慢”的迹象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并不感到意外。事实上，我想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系统并不稳定，而且危机四伏。一旦危机到来，很多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就会踊跃地宣称中国的崛起只是海市蜃楼。这是一个拥有巨大历史意义的长期过程，正如美国在19世纪的崛起。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陆经济体的崛起而言，美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政治的动荡完全有可能同时发生。毕竟，美国打了内战，却依然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最后，您问到了“阿拉伯之春”。它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来解读。如果阿拉伯世界成功地接受了民主和经济自由，那将重申充满希望的“乐观时代”的叙事，从而宣示民主和经济自由还在向全世界扩散，从而建造一种更加互助、自由的国际秩序（也可以说是所谓“约翰•伊肯伯里的世界”）。

　　从长远来看，我依旧对“乐观时代”充满希望，因此我觉得这是“阿拉伯之春”发展的方向。然而在未来10年，在我看来，“阿拉伯之春”将陷入“焦虑时代”的黑暗叙事，其特征是在失败国家出现跨边界冲突、狭隘主义和反西方意识形态抬头，以及流离失所的人口进行大迁移。

　　至于我梦想中的读者，我并不认为我能够吃定奥巴马。但是坦诚地说，我的书更胜于描述事实而非开处方。“零和未来”一词更多地是对潜在未来的写照而非建议。事实上，乐于接受“零和”的逻辑将会是危险的。我建议的全面反应涉及美国需集中精力重建国内经济实力，有意捍卫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同时防御独裁型世界强国的崛起。从广义上讲，我认为这正是奥巴马政府当下的政策。

　　与其提名一个理想读者，不如让我告诉您一个实际的读者。我最近见到了一位欧盟委员会委员，他正处于欧元危机的核心决策层。他告诉我说他已经读过了我的书，并很感兴趣，然后还加了句“我的工作就是要证明你是错的”。基于这场危机对于欧洲和西方的重要意义，我希望他能成功。

　　德雷泽：谢谢吉迪恩的回应！现在讨论转向卡根先生，这里也有几个问题。吉迪恩在回应中说您关于美国力量持续性的数据有些过时。持有类似观点的并非只有他一人。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几年前在《国家利益》上也发表过相同的观点，还有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最近也在《金融时报》上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如果不过多陷入数据的繁琐争议之中，其他的数据序列很可能会显示出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更加长期性的衰落。这些数据上的问题对您的论点会有多大的影响？更直接地说，我们的讨论应当如何深入？吉迪恩关于中国的论述无可非议，哪怕中国经济增长减速，那会减缓其崛起吗？美国在19世纪后期也遭遇过一些严重的坎坷，却依旧成为了世界工业的领头羊。

　　吉迪恩的回应切中了关于美国地位的另一个还在酝酿中的问题：哪怕美国并非在衰退，其长期盟友也正处于严重的麻烦之中。美国的北约盟国正被主权债务危机纠缠，日本也有着自身的人口问题。至于其他的盟友，正如吉迪恩指出的，他们变得与中国高度相互依存。还有一些拥有与美国相似价值观且正在崛起的国家，如巴西和印度，但极不明朗的是它们追随美国是否仅仅是一种战术。如果没有了支持者，美国还能继续当领袖吗？

　　最后，我们知道奥巴马已经从《新共和》上读到了您那本书的节选部分。米特•罗姆尼有读过吗？我很好奇，因为您是他的外交政策顾问，而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什么呢？在这一问题上，奥巴马相信美国正在衰退，但与此同时他又相信这依旧是美国的世纪，似乎与您的观点相矛盾。

　　卡根：非常感谢两位生动而又重要的探讨。奥巴马提及了我的书，我感到很高兴，这不仅是因为显而易见的理由，而且也是因为他开启了一场真正有用的、关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相对地位的辩论。多年以前，我们就看似已经滑落到一个“后美国世界”，可却并没有进行严格分析以确定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否真的是一个对国际体系的确切描述。我相信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关于我作为论据的GDP数据，我认为美国从1969年以来占世界GDP的比例一直相当稳定地维持在大约1/4。这一观点基于美国政府提供的数据，具体可以在以下网站找到：http：//www.ersusdag.v/Data/Macr.ec.n.mics/。

　　当然，任何为研究这个问题不怕麻烦的人会很快发现，类似数据随处可见。IMF自身的数据是经常变动的，即使是历史数据。举个例子，我曾写信回应卢斯和萨克斯，依据IMF2010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在1980年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是22.499%。而在2007年,也就是此次大衰退的前一年，美国所占的比重是21.289%。二者相差并不大。然而，在IMF2011年的报告中，又把美国在1980年所占的比重写为24.6%，从而使转变看起来更加明显。究竟哪一个数据是对的呢？至于IMF的预测，在围绕它们构建一个完整的全球性理论之前，我们能等着看它们是对是错吗？它们也经常把这些数据调高或调低，而且当美国摆脱衰退时，情况看起来可以完全不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多看重这些统计数据呢？当然，只能部分参考。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的增加，中国在一些方面的影响力也会增加。但是，我发现有些情形值得注意，那就是在所有这些讨论中，这些人在指出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增长的同时，却忽视了中国的人均GDP只是美国和其他经济强国的若干分之一。美国的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中国的只有4000美元多一点，大致只与安哥拉及伯利兹持平。哪怕乐观的预测是对的，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GDP也仅仅达到美国的一半，大致相当于斯洛文尼亚今天的水平。思考如果中国成为经济主导者，那将意味着什么，是一件有趣的事，因为它史无前例。在过去，主导世界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在地缘政治和权力的问题上，大国自身的经济规模并非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如果是，那中国在1800年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最大。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把其经济能量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

　　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实现。但是权力和影响不仅仅源自单独的经济力量，中国已经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证明。在过去的几年，当美国的经济下滑而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时，美国却高调地证明了自己在东亚及东南亚的地位，而中国的地位同时却恶化了。事实上，中国越多地使用新长出来的肌肉，就会越多地激起地区反应的火花，而这些地区随之便会寻求美国的救助。拉赫曼坚持预言日本将向中国倾斜，但是所有的信号都在指示相反的方向，而相似的信号不仅仅对日本，对中国其他邻国来说也是如此。尽管中国是这些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却并不能增加其对后者的影响力。

　　据我了解，就连巴西人也越来越不乐于仅仅成为中国人的原料供应者。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像澳大利亚一样依赖中国，但是看看新的美军基地，澳大利亚就只欢迎美军踏上他们的领土。国际贸易并不哺育礼让或者战略上的依赖。正如很多人指出的那样，1914年的德国和英国也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

　　事实上，中国在走向成为世界性大国从而与美国平起平坐的道路，还有很多障碍要克服。首先，它要解决的是强邻的恐惧和猜疑，尤其是和中国的崛起速度一样快的印度。虽是老生常谈，但美国真的在上天的眷顾下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在它的大洲没有其他大国，不用面对来自邻国的直接威胁。中国周围被曾经的和未来的对手包围，甚至连冷战时苏联也处于更好的地理位置。

　　这些就是对主持人德雷泽关于美国盟国的状态问题的部分回答。印度和巴西也许和美国并不一条心，但是这并没有那么重要。美国的影响并不至于能够在所有时候让别国唯命是从，它永远不可能这样，甚至对冷战高峰期的欧洲也没做到那样。恰恰相反，美国是通过影响世界整体的平衡来帮助其确定地位的。在美国和中国有可能成为对手的未来的某一天，一个强大的印度会成为美国的帮手，不管那时新德里和华盛顿的关系是否友好。

　　至于欧洲，请让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广阔一点。与曾饱受战火蹂躏而被美国自从1945年就当作盟友传承下来的欧洲相比，今天的欧洲尽管承受着经济危机，但依旧是一个超级大国，的确也是很值得拥有的好盟友。

　　拉赫曼：我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同意您的观点。政治力量与经济份额并不相同。因此就算中国在2018年前后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美国依旧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作为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美国的联盟网络、军事力量、技术实力、“软实力”、政治稳定性和地理位置等等，都是中国所缺乏的资产。

　　但是，尽管政治力量和经济规模并不是一回事，不过它们肯定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裕，其地缘政治力量就会增长，这也会变成对美国更大的挑战。中国增长的财富使其有更多的资金可用于海外资产、国际援助和军事开支。尤其是，中国投资和市场的诱惑将会成为塑造别国行为的有力工具。

　　我们从现在的欧洲就能看到这些。中国提供信贷和优厚合同的能力，无论在人权还是环境方面，都正在使得欧洲人明显地减少与中国对抗的意愿。

　　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您指出的人均GDP并不能令人欣慰的原因。是的，确实美国人的平均财富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甚至永远都会比中国人的平均数高，但是，卢森堡的人均GDP已经大大高于中国和美国，却对地缘政治并没有影响，因为卢森堡的人口太少。

　　在很大程度上，这都只是简单的算术问题。日本永远也成不了第一，因为其人口不到美国的一半。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几乎可以肯定会成为第一，因为其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居民在平均收入上的相对贫困将会使得中国成为另类的超级大国，他们比我们富有的同时又比我们贫穷。这可能使得中国相对内向，或者它也可能使得中国在寻求资源以为其崛起提供助力和满足其人口的需求时，会变得更有攻击性。我认为，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最大的变数是其是否会因为民主（如果它到来的话）进程的刺激而导致国家的分裂，特别是分裂活动最近在西藏和新疆抬头。但是，尽管这些地区占中国领土的一大块，占中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却只有大约2%。

　　此外，面临麻烦问题的不仅仅只有中国。你正确地指出了美国的持久优势，但是快速增长的国债增加了美国遭遇严重财政紧缩的风险。在主权债务问题上，我们刚刚在欧洲发现那个古老的经济学笑话的真实性，那就是“事情不可能永远如此发展下去，也不要如此”。美国很难按现有成本水平持续运行其债务。甚至按一个可控的、理性的方向来管理债务，也会对美国的开支和力量部署带来严重影响。

　　我同意，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选择。你说对了，我可能对鸠山由纪夫担任首相时期日本向中国倾斜的印象过于深刻，那已经被证明是短暂的。尽管如此，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插曲，因为它预示一个新兴世界秩序的中心点。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强大，美国不能断定传统的盟国或者其他民主国家还将忠于美国。

　　在上届美国总统大选中，候选人们就做了很多工作来推销“民主国家同盟”的想法。但是，在过去四年里，我们看到民主国家并不总是团结一致。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巴西、印度和南非都站到了中国而不是美国那一边，它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盖过了它们作为民主国家的身份。也是这些国家谴责北约领导的对利比亚的干预，因为其导致了利比亚实质性的军事冲突。它们对西方干预的怀疑，胜过它们对人权的支持。

　　在世界范围内争夺人心与智慧的战役中，美国作为世界先进民主国家的身份将会是一大优势。但是，也不能低估中国利用对西方几百年来的统治的普遍怨恨的能力。

　　在军事硬实力方面，美国仍遥遥领先。但是我认为中国和美国不大可能会走向战争。经济实力，而非军事力量或者“软”实力，将会主导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赛。而且我想中国在经济地位方面领先美国的时刻正在快速到来。

　　卡根：亲爱的吉迪恩，我想现在我们已经在很大范围内达成了共识。我们俩都同意，美国将依然是主导性的全球力量，并且暂时拥有比中国更优越的独特优势。我们也一样都同意，在未来几年里中国将提出一种严峻的挑战，对美国人的能力和智慧构成考验。

　　美国在国内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其中尤其是因为保障权利而导致的巨大财政赤字，这会侵蚀其在世界上继续扮演重要角色的能力。我们将看到这对国防预算的影响，尽管削减国防预算对减少赤字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因为政治上的便利却不得不这么做。那些怀疑这些削减的影响的人们，只需要看看亚洲。美国已经宣布一项战略性“重新定位”，但是这能否真正给那些感受到中国威胁的国家再次提供安全承诺，仍有待观察。

　　事实上，我书中的要点在于分析：如果美国被证明无法继续主导世界而沦为与其他大国（比如中国）那样相当的力量，那世界将可能会发生什么。我认为比较乐观的观点就是相信，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将只能在经济方面对美国构成挑战。一个新的多极化世界将是影响深远的。

　　我有时候想，我们已经忘记了当一个国家力量不断增加时会如何作为。我们已经在一国远比其他国家力量强大得多的单极世界里生活了太久。美国霸权的存在迫使所有其他力量实施不寻常的克制，制止了正常的野心，避免各种行动以防止形成美国领导的那种曾两次击败德国、一次击败日本以及在冷战中较为和平地击败苏联的联盟。

　　拥有良好的历史感的中国人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历史上那些国家的命运，并努力地避免相似的命运，尽可能遵守着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建议。然而，随着相对力量的转变，邓小平的建议变得越来越难以遵循。在南中国海，我们看到了一些随着自信的增加中国将可能采取行动的早期征兆。不过，随着美国作出反应，该地区的不利势头得到扭转，这可能已经使得中国人相信他们的行动为时过早。他们也许对太多广泛传播的“美国衰落说”过于相信了。

　　不管美国在未来几年是否真的走向衰落，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压力和试探还会回来。中国方面更大的相对力量，也许还会导致北京因为台湾缺乏靠近大陆的动作而变得越来越没耐心。在美国的力量正在衰退而中国正在崛起的情形下，台湾问题将变得失控。尽管任何一方都不想发生战争，但这种情况几乎会像教科书上关于战争是如何开始的实例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把台湾称作“东方的萨拉热窝”。

　　如果唯一的问题是中国将成为在经济领域更加有影响的国家，而美国依旧主导其他领域，那么世界就依旧会是可控的。我并不介意中国是否会购买洛克菲勒中心。我希望他们像日本在1989年那样取得好业绩。危险的是美国将在所有领域里都相对于中国发生衰落。那将会为美国自二战以来所支持和受益的国际秩序画上一个句号。然而，我依旧乐观地看到，美国和过去一样坦言它的问题，中国也会像过去一样发现前进的路上充满坎坷。与此同时，重要的是美国要努力挽救其世界领袖的位置，而不是听天由命地走向衰落，使之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德雷泽：谢谢两位的回应。在此我特别声明，我在主持两位的交流时是一个整合者，而不是分化者。
　
　　如果我们后退一步就会发现，类似的争论往往围绕已知事件的未知项，而且对西方的评论员们来说，未知项是中国及其邻国，而非美国。包括我在内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也看到了关于未来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于拥有巨大市场规模、但是却在人均水平上相对更穷的中国，在面对美国时将会更多地关注绝对收益还是相对收益？中国的远近邻居们将牵制住一个崛起的力量，或者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之中相互依赖？中国将从其2009年至2010年间好斗的外交政策导致的后果中吸取怎样的教训呢？

　　我期待着在未来的几年里听到你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文章来源：《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4期

　　毛泽东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时代。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夺积累”，是此一时代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这种“剥夺积累”的方式需要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危机，而制造危机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战争。因此，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哲学家不同，甚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同，毛泽东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激烈的战斗生涯中度过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警觉地注视着中国的国家安全。面对着祖国北方边疆和东南海疆的安危，晚年的毛泽东披阅《南史》，神游于南朝抗击北魏的大小战例之中，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直到晚年，作为伟大革命家、战略家的毛泽东，依然挥历史巨手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毛泽东依然还在为捍卫他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这样预言说：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毛泽东开辟了一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野

　　马克思一个极其天才的发现，就是他在关于中国的一系列文章中，重提了黑格尔的“两极相联定理”，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的这个发现加以根本改造，从而使其更加经典化、现实化、丰富化了。因为毛泽东所关注和描述的，并不是简单的“两极”，而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和结构，不是“主要矛盾”的决定性作用，而是多元矛盾构成的结构自身的运作功能。倘若没有这样一种“网络”，倘若社会不是这样一个多元矛盾、互相依存的“结构”，那么，所谓的“两极”便不能发挥作用，即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结构，“两极”本身也就不能运行。

　　马克思这样指出：如果丧失了作为劳动力、原料基地和市场的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就会陷入危机，但是，一旦中国发展起来，一旦中国加入世界生产－销售的链条，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就会被“挤破”——这是马克思运用“两极相联定理”得出的洞见，但是，毛泽东则补充指出，从结构运行视野看，显然还有第三种状态，那就是对于西方列强来说，中国既不能灭亡，当然更不能发展起来，即对它们而言，中国存在的“最佳状态”，便是半独立的“依附”，而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

　　而与那样一种“几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势”不同，当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经过长期准备，孤注一掷，妄图灭亡中国、妄图独霸中国利益的时候（例如在抗日战争爆发那样的情势之下），中国人民所遇到的危亡难局是空前的，但是，它却使得全中国人民结束内乱、一致对外，也使得国际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的独占，从而形成最广泛的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这样一来，中国革命的高潮反而因此会到来。

　　由于中国这样大，各个地区的发展又是如此不平衡，这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占领中国领土的企图不可能实现，它最多只能占领几个战略要点而已，不过，也是由于这种不平衡，中国力图把各个地区的、各种分散的反抗力量迅速集中起来，这同样也非常困难。于是，正是“不平衡”结构决定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决定了“游击战争”而非“正面作战”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方才这样说：所谓“中国亡国论”和“速胜论”，都不是建立在清醒的战略分析之上，因此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就是这样开辟了一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从而突破了简单、僵化的阶级斗争学说。而毛泽东的辩证法，归根到底，就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不平衡这个总体结构的复杂认识基础之上，它强调的是整个结构自身的生成功能，而不是其中某个因素、某个阶级、某一种力量的“唯一决定作用”。因此，它便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乐观论或者悲观论，超越了一般的中国“灭亡论”、“崩溃论”以及各种各样的中国“速胜论”、“崛起论”。

　　而“林彪”们之所以“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便悲观失望，就是因为眼里只有战争，没有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眼里只有“井冈山”，而没有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总体结构分析，一句话——只有战术，并没有战略视野。于是，就“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因此，毛泽东方才这样告诫说：“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而“结构分析”之所以不等于简单的阶级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就是因为它揭示出：社会结构的活力和动力来自其中各个因素、各个阶层之间的互动，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所以能够获取领导能力，其关键就在于善于利用和运用结构本身的功能，利用结构运动所产生出的动力和活力，而不是简单地依靠自身的、一己的力量。

　　从短期视野看形势是乐观的，从长期视野看前途是“悲观的”

　　重新思考“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于理解当今世界、当代中国，均是极其重要的。例如，毛泽东不但为他身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和制度的基础，而且正是他发表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再次重申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也在于共产党人把握结构整体的能力，在于能否把结构中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机遇，正是由世界不平衡结构造成的。以当前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为例：中美之间之所以在短期之内并不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之所以是大趋势，中美关系总起来说之所以是“乐观的”，按照毛泽东式的分析，就是因为美国需要中国——更直白地说，就是美国需要中国这个最大的“世界工厂”，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美国的金融资本如果不能与中国的制造业相联系，它也就无法“变现”，即无法实现剩余价值。今天，美国是中国最大的产品出口国，而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投资对象，这个基本事实其实已经说明了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这个结构之要害。

　　因此，中美军事冲突、“中国崩溃”之所以不会发生，除了取决于中国自身日益强大这个内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这个外因就是：“中国崩溃”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是不符合美国金融垄断集团的根本利益。

　　但是，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阴暗的一面、悲观的一面、危机的一面同样也是存在着的。而倘若看不到这一点，也就是没有长远的眼光，也就是缺乏战略的视野。

　　所谓阴暗的、悲观的和危机的一面就是指：当今“世界经济产业结构”本身，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它突出表现为“工业化”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已经不再占据支配地位，而与“去工业化”相伴随的，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和高科技方面的垄断地位的形成，在这个“新结构”中，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已经日益成为世界新型经济产业结构中的低端。随着大量美国金融资本涌入中国，随着中国日益受制于“世界工厂”这个紧箍咒，中国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势必日益凸显；随着大量西方企业“离岸”进入中国，随着外国资本大规模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随着“输入型通货膨胀”而发生的，便是“输入型劳资矛盾”的日益激化，即激烈的劳资矛盾也随着外资的进入而输入到中国来了。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矛盾原本主要表现为资本家、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即劳动者与资方的矛盾，但是，在中国，由于政府又常常扮演着“招商引资”的角色，结果在今日之中国，这种矛盾便往往表现为政府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即它势必日益危及中国政府的凝聚力、动员力和感召力。

　　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结构，导致了资本“过度积累”方式的发生，即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列宁、卢森堡都已经详细地论述过了，但从毛泽东的视野看去，资本“过度积累”，也正是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区域差别、贫富差别产生的真正基础与根源，因此，我们制定政策和策略，首先就要深刻把握这个基本规律，特别是认清世界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

　　如果从短期视野看去，恰恰正是这种差别和不平衡的存在，方才给中国带来了发展和增长的机遇，比如说：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只有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比较强劲的增长，而这就是因为中国存在着区域的不平衡、存在着相应的区域差别，因此，过剩资本和过剩产业，便可以向中国中西部和内陆转移与流动。

　　但是，从长期来看，或从战略的视野来看，这种资本“过度积累”模式的发展和增长，如果不是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区域差别、贫富差别，它起码也与这种差别的扩大相伴随，而这就是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一个“双向的进程”，其中财富的扩大与贫困的增长、资本的扩张与矛盾的激化乃是同步进行的。

　　概括起来说：如果从短期的视野来看，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局势、中国发展和增长的态势似乎是乐观的，即以毛泽东的语言来说，从短期的视野来看，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中国的发展，还处于“高潮”，而不是“低潮”。不过，如果从长期的视野来看，形势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环境、资源压力日益沉重，社会矛盾、阶层矛盾日益凸显，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从长期的视野来看，“过度积累”的方式最终会掏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这甚至也是可以预见的。

　　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应该是其内因，即依靠的是中国自身凝聚力的日益强大，但是，目前的这样一种资本“过度积累”的发展方式，却从各个方面瓦解着中国内在的凝聚力，使得中国的发展与增长越来越依附于外部资本（特别是依附于美国资本），故从长远来看，如果这种发展模式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调整，那么，中国的前途便是非常不乐观的，即一方面是中国为世界资本主义结构贡献了活力，但另一方面却是世界资本主义结构把“熵”，即发展的代价转移到了中国。如果没有这种结构的视野，如果没有看到世界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而仅仅是满足于“世界打工者”的地位，那就不会有真正的发展战略。

　　变战术上的总体“被动”为战略上的日益“主动”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今天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变，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结构没有变，“西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没有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劳资关系和劳资矛盾有了不同形式的发展。像当年在马背上颠簸、在战火的夹缝中生存的中国革命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所面对的问题同样在于：面对“敌强我弱”、“西强我弱”这一总体态势，我们究竟有无可能、有无能力、有无信心和决心，将这种战术上的总体“被动”，逐步地、自觉地转化为战略上的日益“主动”。

　　而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

　　从毛泽东的战略视野来分析和观察当前的形势，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基本判断呢？所谓基本判断，其实无非是好和坏两种，无非短期的形势与长期的形势这两类。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资本“过度积累”的方式还会持续，这是由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是由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所决定的，而且，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是这种“过度积累”造成的阶段性结果，因此，对于这个阶段、这个历史时期发展的必然性，应该有比较充分的估计。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造成劳动者地位不断下降，从而导致国家凝聚力、民族凝聚力下降，那么，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这种资本的“过度积累”方式将掏空中国，将瓦解中国内在的凝聚力，将造成中国的发展完全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局面，从而使中国的发展丧失自主性。

　　“长期性”与“短期性”之间的矛盾，乃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基本矛盾，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战术性的调整，都不可能解决这个根本矛盾。我们要破解当下和未来难局，要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就需要重拾毛泽东的战略。

　　翻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我们会从“毛泽东战略”中发现如下的法宝——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如何变战术上的被动为战略上的主动。

　　如果把资本“过度积累”的“资本全球化”运动视为一场激烈的战争，那么，用毛泽东的说法，这场战争也应该包括三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毛泽东：《论持久战 》（1938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4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而毛泽东战略对于中国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变战术的被动为战略主动”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即不但要引资，还要出去投资，以打乱世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内部结构，特别是敢于在国外建立自己发展的根据地。

　　第二就是：善于利用结构自身的矛盾，特别是善于利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并积极地把这些矛盾转化为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因素。

　　第三，“东方不亮西方亮”，在东南沿海加工贸易已呈强弩之末态势下，必须果断地将发展的重点放到中西部去，把“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依靠中西部丰富的资源，走新型产业化的道路。

　　现代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将现代中国改革与革命实践提高到了 “路线”的层次，我们的事业就有了胜利的保障。保罗•柯文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就是指毛泽东对于世界结构的分析，因为它能够用一条线串起这个世界的压迫力量，又用另外一条线串起被压迫的力量，并调动整个结构的功能为己所用，能够不断地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而这就是所谓“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这一点也鲜明地体现在毛泽东的文风之中。毛泽东的文章，其标题往往就是纲领，是眼睛、是灵魂、是旗帜，而“要目”叙述的则是各个因素之间的彼此制约和运动，并使这种运动服务于“纲”。

　　自从中共七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都继承并体现了毛泽东的文风，即路线是纲、纲目相继、纲举目张。

　　战略是纲、是思想路线、是规律性的东西，战术是目、是叙述和体现纲的东西、是围绕着纲而展开的东西。

　　但是，“结构”、网络、“纲”本身却是看不见的东西，能够看见的只是现实中的各个具体因素，所谓“结构的能力”，便是指把具体的东西串起来思考的能力，而把这些具体因素串起来的那条线，也就是“路线”。

　　所谓“坚持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所谓“路线是个纲”，就是指用毛泽东倡导的那种结构论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把国内外各种因素串起来，形成一个总体性的结构和路线图，并不断调动整个结构的力量，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发展服务。

《环球视野》第502期，摘自韩毓海新著：《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今年9月10日，日本政府悍然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严重侵犯了我国的领土主权。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及其倒行逆施的侵略行为，立即激起我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抗议。多日来，举国上下、大江南北、海峡两岸，以及全球华人，迅速掀起汹涌澎湃的反日怒潮。

　　我们东方红网编辑部全体同志，坚决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抗议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与侵占我国领土钓鱼岛的罪行，高扬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导致投降主义的修正主义，反对一切汉奸卖国贼，以确保我国每一寸神圣领土都决不能被任何敌人所侵占。

　　一、日本的“购岛”行为，是对我国明目张胆的侵略和挑战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我国固有的领土，早在明、清两朝就将钓鱼诸岛划为我国海防管辖范围之内。它和台湾一样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对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然而，日本政府于今年的9月10日悍然决定把钓鱼岛“国有化”，这种所谓的“购岛”行为，是军国主义复活的严重步骤，是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也是对我国人民的疯狂挑战。对此，我国政府和人民应该认真迎战，决不能等闲视之。

　　日本统治集团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虽然在二战中遭到可耻的失败，但其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日本军国主义又死灰复燃。多年来，日本当局不断做出动作，试图否定它发动侵略战争的臭名昭著的历史，大刮翻案风。例如政府与国会的若干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为战争罪犯招魂、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等。近年来又以种种借口扩充军事装备，扩大武装力量，频频制造地区紧张局势，接连在我国钓鱼岛的主权所属问题上进行挑衅，不断制造事端，并且与美国沆瀣一气，背后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国蚕食我国南海领土和领海。日本还积极参与美国在我国周边建立的所谓军事“包围圈”，威胁我国的安全。可以说，日本复活的军国主义同美国帝国主义一样是我国人民的敌人。

　　日本“购岛”的侵略行动，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如果听任日本侵占钓鱼岛得逞，第一，日本进而可侵占我国相当大一部分大陆架。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关于“主权国家以200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的条款，就意味着中国东海海域将丢失74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这个数字几乎是中国与南沙群岛周边国家领土领海争执面积的总和；第二，我国钓鱼岛海域的丰富资源就会被日本占有和掠夺。1967年联合国调查发现，钓鱼岛海域蕴藏着800亿桶的海底石油和油气。按日本前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的说法，这些海域中埋藏着足够日本消耗320年的锰、1300年的钴、100年的镍、100年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其他矿物资源和渔业资源。日本若获得这些海域，将使它由资源小国而成为东亚的资源大国；第三，钓鱼岛所处的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价值。它距日本本土达1000余海里，距中国大陆仅90海里。如果日本军队在岛上设立海空监控侦察设备以及岸基反舰和对空导弹，很容易将台湾北部重要港口及空中航道加以封锁。如果在钓鱼岛设置雷达，可以监视方圆400至600公里的海域和空域，其范围可达到台湾北部、大陆沿岸的福州、温州和宁波等大片地区。如果日本在此建立军事基地或部署重型武器，则无异于在中国的家门口设下了定时炸弹；第四，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封堵线，将从第一岛链又向前推进到中日海域的中间线以西，那将对我国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第五，必将引起连锁反映，为菲律宾、越南所效仿，使我国丧失更多的领土和领海。

　　日本政府在侵占钓鱼岛的问题上，来势汹汹，咄咄逼人，已经把我国逼到墙角上。我国政府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比过去有所进步，连日来采取了一些反击措施，诸如外交部、国防部、全国人大外委会、全国政协外委会等机关代表国家发表抗议声明；中国海监船、渔政船到钓鱼岛海域维护与宣示主权，有两艘海监船进入到钓鱼岛12海里海域；宣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发布钓鱼岛天气与海洋预报等。有些学者把这些举措称之为“组合拳”。

　　然而，对于我国政府的抗议和举措，日本政府不仅无动于衷，毫无悔改之意，而且还贼喊捉贼，倒打一耙，肆无忌惮地继续它们的侵占行径，至今，钓鱼岛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毛泽东提出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我国政府到目前为止的措施，多在舆论、法律等形式上，而缺少如军事学者罗援同志在“六个存在”的建议中所提出的“行政存在”和“军事存在”，钓鱼岛被日本控制和占领的状态并没有得到实际解决和改变。因此，我们强烈呼吁我国政府，认真履行你们“决不后退半步”的诺言，决不能满足于坐而论道，更不能在照顾中日友好大局的词句下，实际上妥协退让，以牺牲国家领土和民族利益而搞什么“下不为例”，不了了之。面对日本政府的挑战，我国政府应该果敢迎战，举全国之力，坚决地、有步骤地、有效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斩断日本的侵略魔爪，夺回钓鱼岛的主权和控制权，决不能让日本的侵略野心得逞。我们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希望和平地解决问题，但要充分地做好战争准备。备战方能言和。斗争要有策略，但策略必须服从战略，服从我国领土不被侵犯这个根本前提，而不是相反。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中日正常关系，才能谈得上两国睦邻友好的大局。如果我国当局不这样做，就会成为出卖国家领土的历史罪人！

　　二、美帝国主义是日本侵占钓鱼岛的后台与黑手，反日必须反美

　　在日本侵占钓鱼岛的行动中，美国扮演了一个很可耻很卑鄙的角色，可以说，美国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世人皆知，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于1895年4月17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屿”割让与日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也同时被日本侵占。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剥夺了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迫使日本将其所窃取的包括我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含钓鱼岛在内的领土归还给中国，并将日本的领土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其附近的一些小岛。《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定的日本领土范围是明确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然而，由于新中国的成立，美国为了敌视、封锁和对抗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苏联，于1951年9月8日，背着中国和苏联，私下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将北纬29度以南的南西群岛（包括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等交由美国托管。其中把中国领土钓鱼岛挟带其中。1971年6月17日，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美国又把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从而埋下了日本侵占钓鱼岛的祸根。

　　对于美国“托管”与美日之间私相“授受”钓鱼岛这个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我国政府先后在1951年9月8日和1971年12月30日发表的声明中，严肃地指出美日行为的非法性，并警告美日当局：他们这样做，“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

　　美国政府为了掩盖它不可告人的目的，采取了狡猾的两面派手法，在有关文件中写道：“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1996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再次重申：“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这次在日本“购岛”的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声称它在钓鱼岛的问题上“不持立场”，另一方面又申明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一旦打仗，美国会保护这一地区，并且特派两艘航空母舰进入东海和南海。这样自相矛盾的拙劣谎言和明显地偏袒行为是骗不了13亿中国人民的！

　　美国为了战略东移，“重返亚洲”，加紧西化、分化、搞垮中国，把日本作为美国的借用力量、战略伙伴和反华急先锋，而积极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翻日本侵华史的铁案，大力支持和配合日本的所谓“购岛”行动，肆无忌惮地与日本联合举办“夺岛”军演，并不断增派和加强美国在日本和冲绳的军力和武器装备，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本性。因此，我国政府和人民在反日保钓的同时，必须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干涉我国主权和战争政策。

　　三、修正主义都是崇美派，反帝必须反修

　　毛主席说：“现代修正主义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408页）毛主席还说过，“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代表资产阶级”是修正主义的两大特征。邓小平提出的“一定要搞好与美国的关系”，以及“韬光养晦”等外交方针，就是典型的崇美派，典型的投降主义外交路线。

　　我国当局在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的问题上贯彻执行邓小平“把主权搁置起来，共同开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7页）方针的结果是；“主权搁置”，导致主权丢失；“共同开发”，导致别国单方面开发而抢走我国大量资源。由于各国摸清了我国当局的这个底牌，不仅日本敢于冒犯我国钓鱼岛的主权，而且连越南、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也肆无忌惮地在我国头上动土。2008年6月19日我国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达成的三项协议中，日本除了坚持所谓的“中间线”划线，甚至即使按日本提出的中间线划分也在我国一侧，而且已经由我国建成的春晓油田搞什么“共同开发”，妄图分走一半，而我国当局竟然同意！由于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我国当局至今未敢实施这个卖国的协议，但由于日本的阻挠，并以“协议”要挟，本来已经可以开采的春晓油田，至今未能投产！

　　毛泽东时代，我国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独立自主、在主权领土上毫不妥协的外交路线，美国没敢支持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有所动作。那时我国福建等沿海渔民和民兵还可以带着武器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捕鱼，甚至到岛上晒鱼干，日本不敢挑衅，双方相安无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邓小平的投降主义路线，美日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在美帝国主义的袒护和支持下，日本不断地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进行挑衅，制造事端：毁掉岛上的中国标记；对诸岛重新命名；在岛上修建灯塔和直升机场等设施。近年来，更以所谓“民间行为”为先导，企图造成一种“实际控制”的既成事实，再以“租借”、“接管”等所谓“政府行为”，渐进式地占据钓鱼岛。

　　更有甚者，1999年12月9日我国当局与俄罗斯签订的《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等于是承认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沙皇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了我国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的总和，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总计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宝贵领土。更令人气愤不解的是，今年9月8日在海参崴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国际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大都以符拉迪沃斯托克（沙皇俄国的命名）和海参崴（我国历史沿续下来的命名）两种地名为此次会议的举办地，唯独我国的新华网等媒体的报道中却只字不提海参崴，只提“符拉迪沃斯托克”！

　　在与美日的关系上，美帝国主义一直亡我之心不死，而我国修正主义当局却认敌为友，开门揖盗，引狼入室，一再鼓吹所谓的中美“同舟共济”、“携手并进”。那位近日表白自己“每一滴血都爱国”，以及大谈“铮铮铁骨”的领导人，多年来一直死心塌地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拼命鼓吹与美国、日本的“合作共赢”，把我国劳动人民血汗积累的两万多亿外汇储备和700多吨黄金投放到美国，以缓解美帝国主义因其本身的固有矛盾造成的严重经济危机；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相救如左右手”、“中美携手、共克时艰”，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为什么人说话？在对日关系上，这位领导人一再鼓吹所谓的“东海共识”、“和平之海、友谊之海”，提出所谓“中日确认钓鱼岛问题不影响双边关系”之类卖国主义的主张。然而，就在我国的修正主义者恬不知耻地拜倒在美日帝国主义膝下的时候，美日帝国主义根本就不买这些人的账，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地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紧锣密鼓地煽动“颜色革命”，妄图把中国变为“苏联第二”。

　　30多年的历史告诉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修正主义，不反对修正主义，就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

　　四、日本侵占钓鱼岛，英雄的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阐明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已经一再被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所验证。几十年来，在反对日本侵占我国钓鱼岛的斗争中，进一步证明了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自从美国把钓鱼岛非法转让给日本“管理”以来，我国两岸三地的爱国群众一直没有停止保钓活动，他们演绎出一幕幕爱国主义的英雄壮举。

　　今年8月15日，在日本当局的“购岛”叫嚣中，我国保钓的英雄们冒着生命危险，不顾敌人炮艇的威吓和阻挠，再次冲上钓鱼岛，把五星红旗插在我国的这快领土上，以实际行动向日本帝国主义，向全世界宣示我国主权。

　　对于这种彰显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英雄壮举，我国当局和主流媒体本来应该大力宣扬，并向保钓英雄们致敬，以振奋民族精神和国威；然而，当局和一些主流媒体却没有这样做。当局沉默不语，有些媒体甚至颠倒是非污蔑保钓活动“不是爱国，而是害国”。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是汉奸卖国贼的逻辑。

　　面对日本侵占钓鱼岛的嚣张气焰，全国人民怒不可遏，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保钓、反日、爱国的群众运动。从9月15日到19日，我国180多个城市同时爆发了反日爱国游行示威，声势之大，波及之广，是30多年来少有的。人们欣喜地看到，在各地的游行队伍中，人民群众高举着毛主席的画像，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打着“小日本滚出钓鱼岛”、“保家卫国，寸土不让”、“驱除倭寇，捍我国土”、“宁可杀光日本鸟，也要保卫钓鱼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和横幅。在参加游行示威的队伍中，既有耄耋老人，也有少年儿童，既有工人农民兄弟，也有退伍军人，以及各行各界的爱国人士。15日，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馆门前，反日群众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抗战歌曲，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表达了我国人民保卫钓鱼岛的决心。港、澳、台同胞，以及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也以游行、集会等各种方式，纷纷开展了抗议活动。国内人民、海峡两岸与国外华侨、华人互动的反日爱国运动，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什么是主旋律？这就是主旋律！什么是正义？这就是正义！什么是铮铮铁骨？这才是铮铮铁骨！什么是凝聚力？这才是凝聚力！

　　然而，我国当局和主流媒体，没有把人民群众的反日爱国运动看成是主旋律、凝聚力和正气歌，没有去大力宣传这种难能可贵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反而站在群众运动的后面指手画脚，扯后腿，泼冷水，甚至抓住个别的爱国青年由于气愤和冲动而砸了日本车和日本商铺的事件大做文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生怕因此而影响了他们与日本的“合作共赢”和所谓的“战略大局”。他们喋喋不休地散布什么“害国论”、“理性论”，有的媒体甚至把这次人民群众的反日爱国运动比作“义和团式的爱国”，而加以攻击和污蔑。讲“理性”没错，“害国”也应该反对，问题的关键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理性”，什么是“害国”。难道漠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无动于衷，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就是“理性”？就不是“害国”？至于人民群众要求抵制日货、不去日本旅游这样正义的呼声，当局和主流媒体应该给以正确的认识，因为日本侵占我国钓鱼岛，已经成为对我们侵略的国家，而对于侵略国家，不仅要在政治、军事上进行反击，而且在经济上也应给它们以颜色和反制才是。

　　还应当指出的是，由于邓小平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影响，我国的汉奸势力还很猖狂，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遏制。在北京的人民群众反日游行中，竟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辱骂新中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吹捧罪恶远超过秦桧的头号汉奸汪精卫，有一学者气愤地掌掴了这个汉奸。打人不对，但事出有因。央视、中青报这样一些主流媒体，不分青红皂白，无视问题的本质，只是集中火力攻击那位爱国学者打人不对，而对那种辱骂毛主席、吹捧汪精卫的汉奸行为却只字不提。事后，还有一些“学者”联名致函那位学者所在的高校，公然污蔑毛主席并要求把那位学者逐出校门，由此可见，当今中国的汉奸势力多么猖狂！大有上下呼应、内外勾结、不断蔓延之势。对此，我国人民应该有所警惕。

　　五、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我们克敌制胜的强大思想武器

　　近30多年来，我国在外交上，在东海、南海的领土斗争上，为什么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说到底，是因为我国当局丢了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所致。最近发生的保钓爱国群众运动，为什么那么多人高举毛主席画像？为什么人们打出“毛主席，我们好想你”的横幅？为什么“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如同山呼海啸？原因有二，一是人民在向往和呼唤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回归，二是对邓小平对外投降、对内复辟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强烈不满。

　　人们不会忘记，在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威望是那样的高。朝鲜一战，世界头号强敌美国帝国主义不得不惧怕我们的存在，接着的抗美援越之战、西沙之战、珍宝岛之战、中印边界反击战，都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打出了国威军威，使觊觎我国领土的国家望而却步，不敢轻举妄动。我国高举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坚决支持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拥护和爱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建国后，我国人民在毛泽东光辉思想的照耀下，在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原来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迅速打下了工业化的牢固基础，把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建成了世界排名第六的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强国，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拥有“两弹一星”尖端国防技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此我们中华民族如苍松翠柏般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真正有了扬眉吐气的自豪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张召忠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敌人与强盗面前，毛泽东从来不会韬光养晦，更耻于拿国家民族利益做交易，从来都是铮铮铁骨，所以他敢于把美帝国主义视为纸老虎，且长袖善舞用‘小球’转动‘大球’，让其头脑人物来华朝拜，并创立了第三世界理论——教导遭受强国侵略的弱国不靠寄人篱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权交易，完全依靠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来改变命运，使中国成为世界绝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国家的灯塔和最信赖的朋友。”（2011.12.23全球军事网：《毛泽东思想非常正确》）

　　而今天，为什么帝国主义国家敢于如此欺负我们，不断挑起事端，其原因也在于我国当局背叛了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搞了反毛化、非毛化、去毛化。

　　多年前，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位教官曾经说过：“美国不怕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这位教官还说：“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中美之间不要再打仗。……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话，我只能祈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而今天，美国这位教官的话不幸言中了。我国当局已经“离毛泽东越来越远了”。无论外交、领土主权、还是内政上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我国修正主义集团丢掉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致。这一症结和根源，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正当日本当局在我国钓鱼岛的主权上疯狂挑衅、需要马列毛主义媒体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国当局却查封了包括《东方红网》在内的一批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的网站，这件事的发生，联想到11年前《中流》、《真理的追求》等马列毛主义刊物被停刊，进一步验证了毛主席对修正主义批判的正确性：“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三怕革命人民。他们胆小如鼠，对于他们所称为‘教条主义者’的人对他们的批评所作的反批评不敢让他们本国的人民看到，严密封锁，就像封锁‘瘟疫’一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405页）我国当局的所作所为，不正是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吗？它们害怕马列毛主义，妄图封锁马列毛主义的声音，然而，马列毛主义是扎根在人民的心中，任何封锁都是徒劳的。

　　诚然，因为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有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存在，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看问题，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钓鱼岛和修正主义、汉奸卖国贼的投降妥协，是坏事，也是好事。好就好在，它们可以帮助中国人民进一步擦亮自己的眼睛，看清了只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才能救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才能保卫住我国的大好河山领土主权，舍此别无它途。这就是我们的结论，也是13亿中国人民的结论。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同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正未有穷期。我们呼吁：

　　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人士最紧密地团结起来，海峡两岸人民最紧密地团结起来，全世界华人华侨与国内人民最紧密地团结起来，我国各族人民最紧密地团结起来，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铸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捍卫好我国的每一寸神圣领土！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国主义！打倒投降主义！打倒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

东方红网编辑部
2012年10月3日

　　美国人的策略近乎阳谋。

　　美国人的短期策略：逼迫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继续输出中国国民福利，继续输入美国通货膨胀，协助美国完成经济转型。

　　美国人的长期策略：逼迫中国与周边国家进入战争或准战争状态，美国得以重新振兴军事工业以及相关产业;借机冻结中国外汇储备和海外投资，改善美国以及西方因向中国还本付息构成的财政压力;借机全面封锁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将中国的制造业份额进行重新分配，改善西方极端困难的就业状况;在中国陷入大萧条之后，全面启动国内反对派的抗争运动，迫使中国陷入极度动荡甚至分裂的局面。

　　其实，美国人的长期策略，正是美国敢于长期玩弄中国于股掌之间的根本原因。或者说，这也是处于衰落进程的日本，敢于公开叫板中国的深层次原因。

　　我国领导人和民众应该清醒。我国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已经形成了中国在战略上的软肋，我国天文数字的海外资产已经成为政治抵押物，我国极度依赖国际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我国政府根本无力应对与美、欧、日、俄、韩、印以及东南亚各国同时对抗的局面。另外，我国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放松了约束敌对势力在国内的迅速扩张，他们已然完成了对教育、学术、传媒的系统控制，我国政府已经很难应对敌对势力在国内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一句话，我们绝不能意气用事，我们绝不能按照美国人预设的逻辑出牌。

　　既然事情已经来了，我们就必须沉着应对。面对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公然挑衅，我们应该使用打狗棍法。狗的死穴当然不在钓鱼岛，乱棍打在钓鱼岛上，恰恰中了狗主的奸计;狗的死穴在日元，一棍点到脆弱的日元，不死也要狗日的半条命。中、俄、韩、东南亚等联手，形成默契的贸易反制措施(打狗棍阵)，日本经济将很快陷入灭顶之灾。

　　中国人做事要大气。我们要钓鱼岛，我们要琉球群岛，我们要172年中所有丢失的国土。但是，我们会选择适当的时机，我们会选择适当的方式。请牢牢记住，我们绝对不会在美国人预设的时间和地点，用美国人限定的方式，与任何亚洲国家进行战争。我们要汲取德意志帝国崛起时的惨痛教训，我们不做自卑而张狂的威廉二世，我们必须明白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绝对不是日本。

　　钓鱼岛不是中国的历史痔疮;钓鱼岛不是美国的政治抽水机;钓鱼岛也不是日本跨越战败耻辱的垫脚石。钓鱼岛什么都是，钓鱼岛也可以什么都不是。钓鱼岛是什么，端看当事者的心境。

　　钓鱼岛应该是中国崛起修行中的对境，中国面对钓鱼岛的波涛汹涌必须做到平静似水。

　　在平静似水中观想，未来的世界将会在对境中一一浮现，我们必须立刻着手部署未来。

　　中国必须立刻处理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境外投资的安全问题;中国必须立刻处理严重的国际和国内收支失衡问题;中国必须立刻处理外国敌对势力对中国教育、学术、传媒的渗透问题。当然，中国当前最要紧的是收拾民心，有了人民的支持才能从容应对一切危机。是的，我们应该谢谢日本人，他们让我们在钓鱼岛的对境中看到了真正的危机，日本人迫使我们义无反顾地去解决沉积已久的深刻矛盾。

　　其实，日本人挺可怜的，缺乏独立自主之人格，缺少穿越历史的远见。长达67年的走狗生涯，消磨殆尽了日本人的理性。何谓狗性?美国人向日本人仍了原子弹，占据了他们的大量的领土和殖民地，日本人怡然自得地认贼作父，毫无道义和廉耻之心。很惭愧，个别中国人，也浅薄得离谱，更幼稚得可爱;昨天，他们要与狗为伴，他们要与狗为善;今天，他们要与狗翻脸，他们要与狗开战;为什么非要屈身与狗同一个高度呢?用人的高度去观察不好吗?我们相信，更多的中国人有自己的高度和底线，对于疯狗没有什么伴和善的问题，对于疯狗也不用翻脸和开战。爲了让狗主知难而退，我们只好练一套打狗棍法了。

　　最后，鉴于动物保护主义，出于对于正常狗儿的尊重，我们向所有不疯的狗儿说一声对不起。

　　2012年09月05日新京报《美国大学承认用中国儿童进行转基因大米试验》的报道披露：美国大学已承认该转基因试验，湖南方面为何用另一试验来否认呢?原因只有两个：一是故意隐瞒，掩盖真相;二是有关部门根本不知晓有这个试验。近日，“美国科研机构利用中国儿童进行转基因大米试验”事件引发轩然大波。日前，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华裔教授唐广文承认进行了该试验，但湖南衡阳此前“辟谣”称，在衡南进行的“类胡萝卜素在儿童体内转化成为维生素A的效率研究”试验，未与美国及境外的任何机构发生直接关系。很多人猜测衡阳方面的“辟谣”造假，不过，在湖南省疾控中心网站上，去年6月27日就有该“效率研究”的新闻，新闻图片显示，孩子们吃的并非转基因金大米。而且，无论是试验时间，还是试验人数，都与唐广文的试验对应不上。　　

　　搜狐健康披露：近日，“美国科研机构利用中国儿童进行转基因大米试验”事件引发轩然大波。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华裔教授唐广文，即“黄金大米试验”论文第一作者，日前承认在中国衡阳进行了该试验，但湖南衡阳否认了这种说法，且论文第二、第三、第四作者均表示对试验及数据不知情，一时间事件陷入“罗生门”。网友对此是如何看待的?转基因食品在公众眼中是魔鬼还是天使?截止目前，有超过15000人参与了搜狐健康的调查。　　

　　2012年09月05日搜狐健康《转基因试验悬案：3成网友忧中国儿童被当小白鼠》披露：近日，“美国科研机构利用中国儿童进行转基因大米试验”事件引发轩然大波。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华裔教授唐广文，即“黄金大米试验”论文第一作者，日前承认在中国衡阳进行了该试验，但湖南衡阳否认了这种说法，且论文第二、第三、第四作者均表示对试验及数据不知情，一时间事件陷入“罗生门”。网友对此是如何看待的?转基因食品在公众眼中是魔鬼还是天使?截止目前，有近15000人参与了搜狐健康的调查……调查中，有超过9成网友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未知，87.28%的人选择坚决抵制转基因食品。但现实是，农业部对转基因粮食的研究和生产早已建立了完整的法律法规。我们几乎每天都离不开转基因食品。“2010年中国进口了5000万吨转基因大豆，是我们播种面积的2-3倍，我们吃到的豆制品都有可能是转基因大豆。”朱桢称。与此同时，米饭、食用油、木瓜、豆腐、玉米……各类转基因食品已走上我们的餐桌。　　

　　官方却一直强调：国际上一些重要的食品安全相关的组织都认可了转基因的安全性，譬如说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委员会、美国科学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都确认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早在2005年，世卫报告就说”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都经过了风险评估，它们并不比传统的同类食品有更多的风险。”在转基因领域科学家看来，转基因粮食在增产和抗虫害等方面就有着极大的贡献。而这些组织多数是美国控制下的机构。而对于科学家的相反意见和试验则刻意加以掩盖，故意误导民众。　　

　　对此，甘肃省兰州市网友评论道：大家应该知道转基因食品的秘密吧，吃了它就等于就是断子绝孙，不能生育了，美国推行的一个很阴险的计划，就是用转基因食品去消灭一个民族或者是国家，而且不用一枪一弹。所以说中国的官员们就是一群走狗、亡国奴。　　

　　特别是在目前美国“重返亚洲”，把战略中心转向遏制中国的大背景下，美国采取了“适度紧张遏制中国”的策略，而不采取直接武力攻击的策略，除了他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全面进攻中国，还可以在适度紧张的气氛中趁机敲诈它的盟友，卖高价军火等牟取暴利解救自身的经济危机。同时它还相信自己一软一硬的策略能够更有效地瓦解中国。硬的一面当然是四面武力包围，威慑中国当局，逼使他们就范;软的一面则是依靠内应和已经投靠美国主子的华人，用货币战争、文化战争、转基因战争之类的手段从内部摧毁中国。　　

　　因此，中国目前的市场上，转基因食品泛滥成灾，从转基因大豆及其制品豆浆、豆腐、酱油、其他豆制品，转基因食用油，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米……甚至不加标识无孔不入地毒害民众，而高官自己却躲在特供食品的保护罩里自得其乐。　　

　　2011年09月19日香港文汇报《转基因食品泛滥 另一个潘多拉魔盒被开启?》披露：“不育”传言 引群众恐慌食用转基因水稻安全么?2010年2月22日，面对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的疑问，主持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的张启发院士回答：“食用转基因大米带来的危险，不会比喝水更大。”……2010年2月，广西盛传大学生精液一半不合格与转基因玉米有关，被怀疑的玉米是迪卡007。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性学科主任梁季鸿助手表示，抽检200多名大学男生，确实发现56.7%精液质量异常，但该研究与转基因玉米无关。去年9月，《国际先驱导报》发表调查报道称，山西、吉林农村大老鼠绝迹，猪羊少育或流产现象普遍，认为与当地大面积种植先玉335玉米有关。……在民间组织沉默或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更多人只好寄望官方。专家和民间困惑的是，真相究竟如何，国家检测一下即可知晓，为什么不愿意检测和公开检测报告?……为什么至今凡是转基因质疑都被官方和涉事企业指责为谣言?农业部如何提高信息透明度，予以更令人信服的解释?7月18日下午，香港《文汇报》按农业部新闻信息宣传处要求发送采访传真。22日，香港《文汇报》催促答覆，一名女工作人员表示已转给有关部门，如有消息会与记者联系。但截至发稿，农业部未能对相关问题予以回应。　　

　　2012年5月18日，莱州论坛网友“被抛弃”愤怒地写道：转基因武器已实现。两会上，有代表阐明了转基因技术的危害风险、说明了它可用来做杀伤武器，由此而提出了中国需要建立“生物国防”体系的建议，其中包括对转基因技术产品的严格检验、监控乃至限制或禁止等措施的建议。该建议妨碍了转基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商业利益，于是，他们雇用的枪手文人接连出来，说转基因技术可制造杀伤武器的说法是“危言耸听”云云。其实，在美国，用转基因技术搞基因武器不但已经是现实了，而且已经开始公开征集相关国防用品设计了。故事很多，下面就说最近发生的一个故事。今年年初开始，美国国防系统的“达尔帕”(DARPA)部门公开招标“蛋白折叠”软件设计，项目名称是“FOLD-IT”(直译：折叠它)。所谓“蛋白折叠”，就是根据某基因结构而形成某蛋白的过程;该蛋白发挥功能可使某生命体幸存发育或残疾死亡。要实现某种预期的蛋白折叠，就先要实现某种基因结构。到目前，基因结构设计包括DNA-水平和RNA-水平的两种设计：前者是“中心法则”的设计，后者是推翻“中心法则”的设计(更厉害)。不言而喻，搞基因结构设计就是搞转基因技术。 该部门公告说，有了“蛋白折叠”的最佳设计软件，我们的战斗员就可以更快地和更低成本地得到所需药品了。该公告没说战斗员需要的“药品”是做什么用的。其实，不必多说：战场药品的目标无非就是两个：救护自己，消灭敌人。就是说，“蛋白折叠”技术即转基因技术是完全可以用来制造进攻或防御的杀伤武器的技术。该项目招标方式是“游戏”设计，即专业者和非专业者都可以轻松上手使用，且特别是方便非专业人员使用。科技产品以“游戏”方式出现，那做法很符合前世界著名贝尔实验室头头的话：什么是好的软件应用设计?我那七岁的儿子可立马上手玩起来，那就是好设计。在美国社会，几乎是众所周知：美国军队的许多战场科技用品的应用训练，差不多都是从“游戏”开始甚至自始至终就是用“游戏”方式的，譬如连空军飞行员的不少战斗训练就是如此。很清楚，那“蛋白折叠”设计用“游戏”方式，就是为成千上万的非生物学专业的军队战斗员能立马上手和轻松使用而考虑的。在美国生活久了，且稍微关注一下官方科研项目运作，就不难看到美国国防科技的做法：能公开召集某科技产品设计，说明美国国防系统在该领域已经有了充分的战场认识，且有了足够的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由此，即便现实或潜在的敌对势力也搞出同样科技(甚至偷走相关科技)，美国也有办法对付、能足够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如此，美国国防系统公开招标征集“蛋白折叠”设计，那说明美国国防系统对“基因武器”甚至“基因战争”的大规模杀伤破坏力已经有了充分的战场认识，且在相关领域有了足够的进攻和防御的能力。就是说，所谓“基因武器”早已成为现实、早已不再是议论中的事了。当然，应该知道，当前，美国正在落实白宫签署的、要求全国各部门和地方各州限期落实生物国防之“布萨特”计划的命令，而“蛋白折叠”招标仅是落实该命令的一小部分。　　

　　这几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来访。干什么来了?依然是推行一硬一软摧毁中国的策略来了。一曰威慑高层，二曰调动内应，软硬兼施彻底解决中国。其中，利用汉奸卖国贼从内部呼应，消灭汉字，断中华文化传承;宣传活命哲学，和平稳定和不抵抗主义至上，瓦解斗志;配合日本抓捕保钓爱国者，中国的内应指责保钓人士不理性，甚至公开抓捕反日爱国者，把他们视为“爱国贼”;加紧转基因武器的渗透等等都是其中的软毒招。国人警惕了！不消灭美国在中国的内应，亡国灭种指日可待！

来源：草根网 2012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