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青铜尊可能来自于中国南部，湖南省。商朝，公元前13—12世纪。

　　青铜尊介绍：

　　这件仪式用的青铜酒器（尊）是由两头公羊支撑的坛子。商朝时，虽然中国南部借鉴中国北部的青铜铸件技术和酒器制作方法，然而，南部的装饰形态和风格与北部迥然不同。这件写真的酒器对象是当地品味和选择的范例。

　　羊角自由弯曲的公羊比饕餮或怪物的脸部更为逼真和形象。大部分的中国古代器皿都是用公羊装饰的。它的制作很可能是首先铸造羊角，然后再将它插入用于铸造器皿其余部分的模具当中。

　　在中国南部，饕餮似乎不及在安阳（位于中国北部，河南省，公元前1300年左右是商朝的主要中心）那么重要，也许对于饕餮的了解也不及安阳。在这件青铜尊上有一只饕餮，它位于这件器皿的颈部下方。饕餮的眼睛和角清晰可见，但其它面部特征只是用一些线条描绘。

　　背景资料：

　　大英博物馆是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博物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表明，中国流失文物多达164万件，被世界47家博物馆收藏。大英博物馆是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其收藏中国文物的历史可追溯到1753年建馆时期，目前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2万3千件，长期陈列的约有2000件。

　　大英博物馆中国馆

　　大英博物馆的33号展厅是专门陈列中国文物的永久性展厅，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印度展厅一样是该博物馆仅有的几个国别展厅之一。

　　该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囊括了中国整个艺术类别，一言以蔽之，远古石器、商周青铜器、魏晋石佛经卷、唐宋书画、明清瓷器等标刻着中国历史上各个文化登峰造极的国宝在这里皆可见到，且可谓门类齐全，美不胜收。

2.青铜半两钱 来自中国。秦国，公元前3世纪。

　　中国的圆形钱币

　　在这枚钱币上刻有“半两”二字，“半”在洞的右边，“两”在左边。半两意为半盎司，是钱币的重量。

　　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半两币是强大的秦国的通用货币。公元前221年，秦国获得战争胜利，建立了新大秦帝国。秦始皇帝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位皇帝，也是统一货币的第一位皇帝，他宣布半两钱是整个大秦帝国的标准货币。

　　一些人认为半两钱的形状是一种象征。在中国古代，人们相信天圆地方。因此，在发行货币的时候，秦始皇帝认为自己直接连接着天与地。另一些人则认为半两钱的形状是根据生产工艺的需要而造。半两钱被铸进模具当中，在浇铸后需要挫磨钱币的边缘。由于有这样的方形孔，一整堆钱币都可以穿在一根方形木棒上，可以同时对所有的钱币进行挫边。

3.青铜空首布钱币 来自中国晋国。东周，公元前5世纪（正面图）

背面图

　　中国的铲形钱币

　　这枚中国早期的铲形钱币形似铲，其首中空，耸肩，尖足。早期的中国铲形币取相真实工具的形状。铲形钱币和铲具都是浇铸到模具中制作的，但钱币通常较小，所需的金属比铲具薄。为了解决关于铲形钱币在中国发展的争论，科学家们近来已经分析了铲具和最早的铲形钱币的金属成分。他们发现用来制作铲形钱币的金属与制作铲具的金属有很大的区别。

　　最早的铲形钱币是周国皇室发行的。公元前7世纪晚期，或6世纪早期，周国在地理上是“中央王国”。在三百年里，邻近的大多数国家也发行了铲形钱币。铲形币的形状、钱币上的铭文和发现地使人们可能得知某些铲形币的特殊产地。有好几百种不同的铭文，它们通常是某个地方的名字或铲形币的重量。这枚铲形钱币上没有铭文。

4.青铜壶（仪式酒器）来自中国山西省。东周，公元前5世纪。

　　这对壶是在山西省侯马的晋国铸造厂制造的，这里是北部的青铜铸造地，成为了东周时期（公元前771-221年）的青铜制造中心。在壶盖的下边缘，即花瓣壶顶的下方都有同样的铭文。铭文记载着公元前482年晋国和吴国会晤时，晋国大臣赵孟铸造了此壶。在这次会晤中，两国力图签订合约，或结盟。

　　这对青铜壶上的纹饰是一样的。每尊壶的壶身上都有四只饕餮，或四张怪物的脸。这样的设计很有创意，在粘土上刻出花纹印版，并用浮雕装饰。八张脸的模具部分是用单独的花纹印版做成的。花纹印版可以做出很多印图，因此这种工艺是一种早期大规模生产的方式。许多这样的模具已经在晋国铸造厂找到。

5.金银错青铜卣 来自中国，清朝，公元18世纪。

　　古代模型复制品

　　青铜器是在公元前1600年首次铸造的。通常在仪式上使用，向祖先供奉食物和酒。成套的青铜器与其所有者下葬。皇帝及其妻妾比皇室贵族们拥有更多的精致器皿，皇室贵族比一般贵族更为富有，富贵程度由社会等级来划分。在墓穴和宝库里发现了许多不同形状的器皿，这让我们了解到了它们的历史和样式的发展。

　　卣是商朝（公元前1500-1050年）至西周朝（公元前1050-771年）中期使用的仪式酒器。这件藏品是清朝（公园1644-1911年）时期制造的仿古卣，是西周时期更古老的卣的复制品，与真品极为相似。

　　复制品是为了表达对古代传统的尊重，但是这件复制品使用的镶嵌工艺并不是那个时代的。这件藏品大胆地运用了金银错工艺进行装饰，在西周（公元前771-221年）以前都没有将此工艺运用在青铜器上，也没有用在这种器皿上。

6.中国青铜钟 来自中国，东周时期，约公元前6—5世纪。

　　这件藏品最初来自于一组钟，这组钟中的很大一部分现在仍然存在，它们在侯马（位于今天的中国山西省）的晋国铸造厂制造。

　　音乐是古代中国宫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宫廷典礼和仪式奏乐的传统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鼓和钟都在奏乐中使用。随着青铜铸造的出现，公元前7世纪产生了小钟，而大钟在几百年后才流行于世。

　　此钟被称为?，是使用型模制作的。这种模具是用粘土做成的，将熔化的金属灌入模具当中。为了让所有钟上都有同样的纹饰，制作者制作了特殊的花纹印版，让完全一样的图案出现在钟的表面。一种印版可以使用多次。因此，钟上的所有窄边都是用相同的蟠龙纹，这样的蟠龙纹都是用单独的印版制作的。

　　这个时期中国北部的青铜铸造集中于晋国，该地区因工艺精湛的钟而闻名，就如这件藏品，青铜铸造术也说明了机器生产的方法已经成为了典型的工艺。

7.中国周朝仪式器具（簋）来自中国，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中国周朝仪式器具（簋）

　　簋是盛食物祭品的仪式器具，使用于中国商朝和整个周朝时期。

　　公元前1050年，武王推翻商朝（约公元前1500-前1050年）建立了周朝。青铜器上长长的铭文记载了这次战役和之后的事件。

　　这么长的铭文仅偶尔铸刻在商朝时期的青铜器上，但是这种做法到了周朝确得到了大力推广。青铜器上铸刻的铭文是为了传达所有者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成就。如今，它们成为了重要的历史文献。

　　这件器具里的铭文记载了武王的兄弟康侯和沬司徒因论功行赏获得了魏国（在今天的河南省）的领土。铭文还记载了商朝残存者发动的叛乱，周王成功将其镇压，铭文帮助我们得知了这场叛乱的时间。

8.镀金青铜曼荼罗 来自中国，清朝，公元17—18世纪。

　　这件精致的青铜曼荼罗是汉藏风格的物品。清朝时期在中国制造，但呈现的却是藏传佛教的元素。这件铸造品就如同一朵石榴花，与莲花样式的印度铸造品有点相似。

　　佛像与装饰合为一体。在花坛的中央有一尊佛像，其佛教头衔为本尊。他与其般若，即智慧缠绕在一起。20尊佛像环绕着本尊和他的般若，每片花瓣上有两三尊小佛像立于圆鼓，即祭坛前方。花瓣上刻有佛像和各种符号，包括：马、大象、轮子、香炉、水罐、仗、伞、缎带、天蓬和宝石。

9.释迦牟尼镀金青铜像 来自中国，明朝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1424年）。

　　公元8世纪，西藏王邀请佛教僧侣修建寺院，并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上传播佛教。最终，佛教掌握了很强的势力，吸收当地信徒。中原佛教和藏传佛教的联系由来已久，公元9世纪，中原和西藏佛教僧侣谈判达成和平条约。从那以后，很多中国皇帝，尤其是明朝和清朝时期(1368-1911年)的皇帝，都受到佛教僧侣神赐能力的鼓舞，成为了藏传佛教忠实的支持者。

　　这尊历史著名的释迦牟尼佛像，复杂的设计和金属铸造工艺，彰显中原佛教和藏传佛教的融合。它是现存的15世纪早期最大、最华丽的中藏佛教风格的青铜器之一。这尊青铜像分三部分铸造：佛像和双层莲花座、矩形阶梯式基座以及图案为火焰和缠枝花纹的椭圆光轮背景。佛像的姿势表明着释迦牟尼抵挡住诱惑，获得了安宁和真理。

10.珍珠母嵌花青铜镜 来自中国，唐朝，公元8-9世纪。

　　镜子是私人物品，通过镜子光亮的一面，镜子的主人可以看到自己的容貌。在顾恺之的名作《女史箴图》中可以看到宫廷女子使用镜子的一幕，这幅图现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原作作于公元前353年左右。

　　镜子没有镜面的一面通常都有华丽装饰。但是这样的装饰并不是用简单的装饰物，带有宗教意义的镜子可能早在公元前18世纪就出现了。

　　最早的镜子出现在公元前两千年，那时的镜子往往是小镜子，通常是没有装饰的青铜盘。汉朝时期，通过镜子上的铭文和装饰可以得知相关的宗教信仰，这关系着今生获得好运，死后能够永生。

　　唐朝时期（公元618-907年）的镜子，其设计工艺明显是延续于之前的朝代，有时也采用以前的镜子设计，如：雕刻铭文，装饰暗指整个宇宙的四象神兽，以及采用其它奇珍异兽的图案。

　　同时也加上了新设计，包括在镜子上嵌入珍珠母和琥珀。这面镜子上有一对在荷花池中的鸭子，这是婚姻幸福的象征。它有可能是一份结婚礼物。

文章来源：光明网

　　最近看到一则消息引人深思。某银行新近开发了一种技术，只需设置一个保底金额，如1000元，银行将每天查询账户余额，只要大于1000元，将把超出部分自动转账至另外主账户上，不再需要每月转账，并且转账费用全免。介绍这一技术的微博引发众多网友转发，对于这个新功能，网友们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男士大多哀叹“这个功能太残暴了”，而女士则表示欢迎，认为这对太太们掌管财务是极大的福音。

　　银行所提供的新功能，从推出动机上看，肯定不是存心想剥夺男人的经济自由，也不是为了谄媚女人。它的意义在于一种显而易见的工具合理性：更加有效地、合理地利用个人资金。但问题在于，这种具有明显工具合理性的技术会导致已有的权力关系失衡，让男人的经济自由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当然，对于女性来说，这项技术帮助她们更好地控制男人，是一项人性化的技术。它会使得男人偷藏私房钱变得更加困难，维护自己经济自由空间的成本显著增高。因此，这项技术本身明显是价值负载的，它导致男人的经济权利进一步沦陷，而使得女人对男人的控制程度明显升高。

　　这明显与我们长期以来耳熟能详的传统观点——技术是中性的，不负载任何价值——相矛盾。问题出在哪儿呢？

　　技术中性论的问题在于，它假定技术手段和技术使用是可以分开的，假定不同利益方在利用技术手段的可能性方面是平等的。而这种假定本身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技术手段和技术使用本身未必能截然分开。对技术使用的控制，往往也必须要控制技术本身。比如，维护正常的计算机网络秩序，需要封杀和控制黑客技术的传播和教学。这也是为什么国际上反对核战争威胁的秩序安排，一定会对相关的核技术扩散传播乃至相关的材料严密控制的原因。

　　不同的利益方，对于特定技术手段的使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毫无选择的。特定技术对于不同利益方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在一个版权保护很糟糕的环境中，DVD播放机的超强纠错技术，给版权所有者带来的损害可能是毁灭性的。上述银行归集资金的案例中，这种技术显然是有利于女人掌握男人的财务信息，而不利于男人向女人隐瞒财务信息。又比如，近些年来飞速发展的微博技术，有利于网民通过自媒体发声，也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和分享，但给不良信息的控制带来新的挑战。

　　技术在研发、传播、应用过程中当然会受到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也会受到商业因素、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是技术本身也会反过来影响商业因素、文化传统。

　　由于特定技术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不同，不同人群对特定技术使用的可能性也不同，所以，特定技术在特定情境中，是具有明确价值负载的，会影响权力平衡。因此，在评价某一项技术的后果时，一定要注意它对不同人群、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影响，不能抽象地谈技术对人类的利益，抽象地谈技术对社会进步的贡献。

　　所以，为了让技术更好地发展，我们有必要强化技术价值负载的意识，强化对于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和权力失衡问题的批判意识，更加注意聆听哲学家、伦理学家以及弱势人群对于技术发展的批判声音，而不能抱定技术发展天然合理的教条态度。只有这样，技术的发展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的不同群体，才能尽量避免技术的负面影响。

（作者系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5日第409期

　　近年来，计算机界热议着一种观念，即计算思维。所谓计算思维，指的是在人类社会活动充分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其他领域的发展不仅需要计算机这样一种工具来处理一些事务，而且计算机科学家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方法也可以为其他领域的学者所采用，这将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与解决，从而也有利于其他领域的发展。这里所说的“领域”，不仅指传统上与计算机联系较紧密的理工类诸学科，而且也包括社会科学诸学科。

计算思维有助社会科学研究

　　计算思维，或者说计算机科学家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方法，有两个要点：一是抽象；二是自动化。当然，抽象是任何领域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计算思维中抽象的特点，在于它强调在计算机求解问题的方式与能力基础上的抽象。也就是说，当人们考虑问题抽象的时候，下意识中会与在计算机上的表达与执行联系起来。这就和数学中的抽象区别开来，也与通常社会科学中的抽象区别开来。当然，自动化也是许多领域追求的目标。计算思维中自动化的特点，在于它强调对复杂性的考量，追求自动化本身的效率。这就和诸如石油化工、铁路运输、航空航天等工程领域的自动化区别开来。

　　计算思维在社会科学若干问题的研究进展中已经表现出独特的力量。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1967年的实验结果（“六度分隔”），在1998—2000年间得到了具有计算思维风格的理论解释，并在2005年前后得到了进一步大规模验证。关于多品种拍卖匹配市场的研究，在计算思维的视角下，不仅社会最优的实现过程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其结果也广泛用于当下互联网广告拍卖机制的设计中。为了研究社交网络结构对人们社会关系权力的影响，社会学家在上世纪提出一套网络交换理论，近年来该理论通过计算思维的方法得到了重要发展。具有计算思维风格的关系平衡理论，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国间联盟阵营关系的变化，而且也可以用来理解当今东北亚岛屿问题之争中各方的态度。面对新生事物在社会中扩散的现象，计算思维在其分析过程中已经展现出强大的功效。

“大数据”时代呼唤计算思维

　　计算思维本身并不是新的东西，长期以来不同领域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都有采用。为什么现在特别强调？这与人类社会的进程直接相关。我们所处的时代，现在称为“大数据”时代，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活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充分地数字化和网络化。一个人在商场消费的信息，马上就会在国家信用中心的计算机上反映出来。移动通信运营商原则上可以随时知道每个人的地理位置。呼啸在京广线上的高铁的状态，随时被传给指挥控制中心。也就是说，伴随着任何现实的活动，都会产生相应的数据。因此，现实经济社会活动的进程也就对应着数据（或者信息）变化的进程。数据成为现实活动留下的“痕迹”，现实活动难以重演，但数据分析可以反复进行。研究这种数据变化的进程也就有助于理解现实活动的进程，这就是计算思维的用武之地。社会科学家一直希望能像研究自然现象那样，通过“实验—理论—验证”的范式研究社会现象，这种期盼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将越来越成为现实。

　　如前所述，计算思维的运用植根于对计算机或信息技术能力与局限性的理解。简单地以社会科学研究中常需要的文本分析为例，考察一千篇文章之间字面上的相似性可以在几分钟内解决，对它们进行分类则要稍微多花些时间，但若对每一类形成摘要，用的时间则会更多。然而，计算思维的观念远不止对这些基础性信息处理能力的认识，当计算思维与社会科学背景知识结合起来，有可能直接创造具有社会科学意义的新知识。上面提到的对米尔格拉姆实验结果的解释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以教育推动交叉互动

　　的确，我们现在谈计算思维与社会科学，更着重计算思维与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与相互渗透，超越将计算思维只是作为工具来使用，追求在思想与方法论层面的融合，去解决更加复杂的问题，理解更加深刻的现象。人们相信，计算思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社会科学的原理与思想的运用也将有助于计算思维的发展。

　　为了推动计算思维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发展，教育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长期以来，我们高等教育各学科之间的界限比较分明，即便在有些条件下鼓励学生选学不同学科的课程，但每门课程内容的学科属性依然很明显，其结果是缺乏融会贯通。同时，虽然要求每个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学几门计算机课程，但那些课程通常只是工具性的，缺乏对学生计算思维的启迪。我们高兴地看到，教育部最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专门发出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改革的通知，鼓励在计算机基础课程中引入跨学科元素是其精神之一。我们相信，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以及一批鼓舞人心的实践的示范引领，社会科学与计算思维的交叉互动将会成为推动学术发展的一股新风。

（作者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网络与信息系统研究所所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5日第409期

　　毫无疑问，人们现今生存在科学技术的包裹中。食物依赖于现代的育种技术；衣服依赖于现代合成纤维和纺织技术；居室依赖于现代的建筑技术；旅行依赖于现代的交通工具。科学技术带给了人类与古典传统迥异的生活图景。生活在这个时代，人们自然而然适应并享受现在的一切。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比作一个框架，他认为人和自然都被框定于其中，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不管怎样，技术已成为人类不能逃避的命运。

　　历史证明，技术发展的每一个胜利都伴随着不可避免的争议、灾难或死亡。例如：先进的基因治疗技术虽然为很多不治之症的治疗带来了曙光，但却为人类生活带来了伦理、法律的冲击；核能源虽然提供了强大生产力，但核泄漏事件却无情地夺取了太多人的生命。然而在这些灾难之后，不可否认的是，面对每一个负面影响，人们终会进行创造性的解决。

　　人作为有自我意识的生物，追求无限的同时，悲悯自身的有限性。人类只能依靠有局限性的能力而冒险追求生存发展，这也是技术产生的必然。人类试图超越自身的最高成就，但这种超越也给人类留下阿喀琉斯之踵——最高成就与致命弱点相统一。

　　所以，正视而不掩饰高新科技时代的人类境遇，正视技术带来的负面结果的复杂性，我们需要从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乌托邦的虚幻中惊醒，同时还应克服技术悲观主义、反技术中的软弱，形成一种自觉的技术意识：接受技术，推进技术。因为即使技术不是对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它也能够提供临时性的解答。

　　对于如今已习惯应用技术解决问题的人类，失去技术，生存将难以继续。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终结也许会由技术带来，但不能让技术所摧毁的，是人类精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5日第409期

　　2012年“世界末日”的传言在我们一如平常的生活中过去了。“末日”失约引起人们的反思。

　　科学与未来，一直是科幻作者写作的主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科幻与创意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岩，同时也是一位科幻作家，著有《心灵探险》、《生死第六天》等长篇小说。他说，自己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一次小行星没有击中地球，不证明未来不会有小行星瞄准地球；这一次自然灾害没有达到毁灭地球的地步，不证明未来不会发生。

　　末日预言促使人类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末日预言甚嚣尘上的日子里，您在做什么？

　　吴岩：作为科幻作家，我认为末日文化对人类社会有好处，它让人停下来反思自我，反思科技进步，反思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反思还有多少未解之谜尚待破译。

　　但科幻作家对末日的热衷跟科普作家不同。科普作家积极地四处批判末日论的不可能，他们举出许多例子，证明2012的预言一定会失败。但在我看来，未雨绸缪总是对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科幻和科普，它们各自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吴岩：首先，二者起源不一样。科幻作品的出现源于西方工业革命。世界上公认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是1818年玛丽·雪莱创作的《弗兰肯斯坦》。那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冲击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也冲击着人类的心理。敏感的作家把自己对此种巨变的感受写出来，表达对发展的担忧，这就是科幻的产生。此后，科幻还结合了乌托邦小说、旅游小说的特点，增加了对未来的期许。如今，科幻与各类媒体技术结合，走向网络、电玩和屏幕，立体性地呈现上述感受。科普起源于欧洲贵族们的娱乐需求。他们厌倦了已有的娱乐形式，就让科学家表演“他们的那一套”东西。可见，科普最初就跟权力结合得很紧密。在今天，科普更是服务于西方的民主决策体制。

　　其次，二者作用不同。科普是目的明确的、有计划的科学传播，它更侧重娱乐或打动公众。而科幻则是个体对现代世界种种表象之下的迷思。科幻作家抓住点滴无意识涌现的冲动和灵感，并撰写出来，这同科普的强烈逻辑性和意识导向差距很大。

　　再次，二者面对未来时的态度不同。科幻故事多数发生在未来。科幻作家感受当前变化，自然而然地将故事引向未来，表达自己的担忧和期望。而科普作品则指向现在，现有的知识体系和科学事实是科普作品最喜欢涉及的内容。在谈及未来时，科普作家通常特别小心。

　　最后，即便从作家来源上也可看到不同。科普作家一定是科学工作者或在这个领域中有训练的人。而科幻作者则包括了各种不同的人。不过，在把握世界变化方面，人人平等。

　　有趣的是，科幻小说同未来学的产生有很大关联。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未来学产生过程中最重要的推手，是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科幻小说中采用的把单一技术跟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结合考察的方法，最终也形成了一种未来学方法，称为scenario，剧本法、脚本法或情景规划法。

　　建立自己的未来观察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从事过未来学研究，也进行科幻创作，两者都是对未来做展望。能否谈谈我们的未来？

　　吴岩：科幻作家只是作家，科幻是文学，也是给大众阅读的认知性小说或观看的影片。但未来学不同，它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所采用的方法比较多样。美国未来学家格林（Jerome C.Glenn）曾经写过一本书，介绍过37种未来学方法。刚刚提到的剧本法只是其中的一种，更多方法则依赖趋势外推或群体信息收集。未来学是科研性的、理性的，跟感性的小说写作完全不同。

　　我觉得总体看，大家认为这个世纪的前半叶国际局势紧张，甚至存在战争的威胁。但到后半叶，这种紧张将缓解。最近20年，科技发展使信息爆增到人类大脑难以承受的地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超越信息爆炸带来的“奇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应如何看待科幻小说？

　　吴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多听，博采众长，建立起自己的未来观察模式是至关重要的。我建议，如果你是科幻文学爱好者，请更多阅读科幻小说。如果你不喜欢科幻文学，请阅读未来学著作。无论是科幻还是未来学，都是建构个体后人性的重要营养。我们正处在技术发展带来人性变化的时代。在新的时代，能率先把握这种变化的人/群体/国家，将率先主宰世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5日第409期

　　如今，科学哲学，这一从历史进程、逻辑实证角度等关注科学本身、关注科学知识体系进步和发展的学科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那么，科学与科学哲学之间存在着何种微妙的关系？如今的科学真理是怎样产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如何互动？

　　带着这些疑问，1月16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第七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吴彤。作为国内拥有物理学背景的著名科学哲学学者，吴彤教授近年来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实践哲学、科学与社会两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所谓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一定是社会的进步，相反，社会的进步也不一定意味着科学和技术就会进步，二者并不会同时相伴随。

　　物理学离哲学最近

　　《中国社会科学报》：似乎哲学和物理学都在追寻一种终极规律。您能讲讲物理学与科学哲学的关系吗？

　　吴彤：可以说，物理学离哲学最近。科学哲学源于自然哲学，而后者始于古希腊时期。从亚里士多德起，知识被分为形而下学与形而上学。形而上学，metaphysics，字面意为物理学之后，它追求对事物终极本质的理解。近代以后，物理学不再追问为什么的问题，而主要探讨事物与运动如何进行，但它仍探讨事物的结构、运动以及理性本身，因此它和哲学的关系最近。

　　正统的科学哲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提倡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从事哲学研究，询问科学的逻辑结构。而这些研究需用成熟的科学作为基础，而在所有科学中最成熟最具抽象性的是物理学，所以物理学便成为早期科学哲学研究的基础。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很多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哲学本身的发展离科学越来越远。而科学哲学由于自身体系化、逻辑结构完善等需求，需要成熟的科学为基础，但是，科学作为一种过程和一种活动，也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不能只以物理学作为研究基础。如今，科学哲学从历史主义之后已分散为多个流派，所以像维也纳学派那样为统一科学寻找一个科学哲学基础很困难。今天的科学哲学一方面继续以成熟的物理学为基础，另一方面也在探讨生命科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等能否成为科学哲学的另一研究基础。

　　科学真理是社会、实践、知识本身三者扭结在一起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什么是科学真理？怎么去认识科学真理？可否认为，科学哲学本身要求对某种科学上的进步主义乃至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反思？

　　吴彤：首先，人们对科学真理的理解有很多种，比如科学实在论、反实在论、符合论以及约定主义等。早期人们对科学真理有一种客观主义说法，认为客观的自然界存在于此，而事物本性隐含在其现象下，是不变的；然后，这种客观主义再假定一个正常、有理性的、智力感官无缺陷完美的人，让这个人观察客观自然，那么真理一定可以被挖掘出来。但实际上，理性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他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并且，每个人的发现会因自身语境，比如社会经历、实践的发展等因素的差异而不同。所以真理不是纯粹客观的东西，它一定和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关联在一起，与社会学扭结在一起。

　　过去的科学哲学只讲应然，因此离真实的科学及其活动越来越远。我们不仅要问科学知识体系怎样进步和发展，我们还要追问科学知识体系是怎样在社会和历史的实践中进步的，并且把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因素发掘、揭示出来，这是今天的科学哲学的任务，除了要形成自己的逻辑体系之外，还应关注科学实践本身。

　　事实上，在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之后，科学哲学等各领域学者对科学实践的关注越来越多。如今，科学又开始与资本、权力联系在一起，这种科学不再追求知识进步，不再是一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粹知识追求，而是在资本与权力的需要与推动下，把天然自然改造成为人工自然的一种过程。通过实验室研究，科学把自然带回“实验室”，在人工条件下不断制造人工物，由此，自然被压缩，人工物增加了，这个世界越来越人工化。从这个角度可见，如今的真理并不是从天然自然中获得，而是人造的人工真理，这种前提下的“科学进步”、“纯粹的科学真理”都有待商榷。所以如今的科学知识是社会、实践、知识本身三者扭结在一起的结果。

　　在社会语境中的科学技术面临失控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报》：普朗克关于科学真理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似乎也说明了，科学知识是不断更新的，而不像哲学那样追溯经典。至少在物理学领域，有物理学家认为，在爱因斯坦之后就没出现过物理学理论的革命性的发现了，但技术却不断“革命着”。怎样看待这种不同步问题？技术进步会面临失控吗？

　　吴彤：当代的科学与技术互不分离，常用tech-science来表示，这是科学与技术一体化加强的表现，实验室科学就是技术化的科学。技术进步的确是在科学相关理论的推动下，这种相关理论不是关于天然自然的，而是关于人工自然的，因此它是以实验室的科学实践作为基础的理论；技术因此更加需要这种科学理论的推动；相反，技术进步会推动这种实验室为基础的科学理论向前发展，因为技术本身最适合实验室及其推广的人工条件，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很多理工科学生在做科学实验时，忘记了处于身后的天然自然，而且没有反思：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人们经常讲科学研究无禁区，技术探索无禁区，但当人们对自然的把握愈发精准、全面时，科学和技术都在所谓的进步时，危险随之而来。科学技术在社会语境中，它的背后有资本与政治权力控制、运营，导致科学技术的发展面临失控危险。科学和技术进步确实带来过很多灾难与风险，比如基因技术的广泛应用。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转基因作物的增多会带来物种多样性减少，而转基因侵入传统物种也会带来谷物变化，谷物可能变成杂草。从社会学角度，转基因作物还可能为国家粮食安全带来隐患。因为转基因技术研发的种子不能进行自然繁殖，它多由大公司研发控制，由此可能导致超级跨国公司对全球支配作用的增强。

　　所以，技术是否在进步，技术对自然支配的逐渐增大是否是好事，我很怀疑。人们在看到技术进步性的同时，还要重视隐含其中的危险，对此不能置若罔闻。

　　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并不同时伴随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赛亚·柏林在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分析中认为，启蒙主义者为理想社会描绘的蓝图很大程度上受到17、18世纪科学进步的启发。关于乐观主义者愿意预设的对自然世界更精确和更全面的把握，与某种理想的、“合理的”、“和谐的”社会的构想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您如何看？

　　吴彤：我不认为我们当下对自然世界更精确和更全面的把握一定是进步的。所谓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一定是社会的进步，相反，社会进步也不一定意味着科学和技术就会进步，二者并不会同时相伴随。

　　随着科学发展，人们以为离自己认识大千世界这个最终目标似乎很近，而17、18世纪社会的发展确实受到科学进步的启发，当时的科学家与社会改革家非常乐观，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进步很快就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打破了这个梦之外，纵观社会发展，人们还看到前期的资本主义如狼一样的掠夺以及它的残酷。这场革命后，新的物理学，如量子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建立起来，也给予了人们新的科学进步之梦。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之对自然改造的力量与规模更大，在其推动下，人们认为这个社会应该越来越进步。但在20世纪两场世界大战中，科学的参与程度愈发增强，战争的残酷性与毁灭性不断加大，生态危机加深。所以乐观主义者的这种盲目乐观是没有基础的。

　　我个人并不是盲目的悲观主义者，更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只是一个有忧患意识的学者。但今日的科学技术所谓进步由于与资本和权力的关联更加密切，所以我们对其担心会比乐观更多。我认为与社会进步相关的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自然界的这种精确和全面的把握，也许把握的越精确越全面，人们越觉得自己像上帝，可以自由地支配这个世界，这个想法很危险。这提醒我们，在科学技术发展演化过程中，伦理和道德的维度是社会和科学都不应该忽视的。有的时候，在科学技术探索中，留下些未知，也许会更好。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5日第409期

　　“上帝粒子”的发现何以轰动一时？当前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呈现怎样的特点及趋势？就这些问题，物理学、生命基础科学及科学哲学领域的专家为记者作出了解答。

上帝粒子：后爱因斯坦时代理论物理学界的突破

　　2012年7月，位于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在运行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两个实验合作组发现了一个质量为125—126吉电子伏的疑似“上帝粒子”的新粒子。

　　《科学》杂志总编辑布鲁斯·艾伯茨在评论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时说：这“既是人类智慧的胜利，也是全球数千名物理学家和工程师通过数十年辛勤工作达到的顶峰”。

　　“上帝粒子”的概念是由苏格兰物理学家希格斯提出。这个粒子是“标准模型”中最后一种有待发现的粒子。如果确定了它的存在，则可以证明“标准模型”的正确性。由于希格斯玻色子有可能揭示自然界一切基本粒子质量的起源，揭示宇宙中暗物质与暗能量的本质，使物理学家能够像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读懂上帝的思想”，因而被称作“上帝粒子”。

　　专家认为，可以通过20世纪科学发展史来了解发现“上帝粒子”的重要性。如今的高科技产品及技术，如手机、互联网、核能、半导体等，都是基于20世纪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及量子力学基础的掌握。而21世纪的科学试图进一步了解宇宙之间“力”的统一理论，无疑，“上帝粒子”的发现将推动这一进程。

　　清华大学近代物理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中心教授何红建认为，在后爱因斯坦时代的今天，理论物理学家的想象力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从多宇宙论到人择原理，再到十维空间的卡拉比—丘流形，然而这些都难以与爱因斯坦当年的发现相提并论。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40年中，研究宇宙之本的粒子物理学理论一直在祈盼取得革命性突破。十分幸运的是，通过大型强子对撞机进行的初步探索给粒子物理学带来了革命的曙光。

生命科学研究更加贴近经济社会生活

　　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影响的加强，能够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那些与人类自身生活质量和环境改善等密切相关的领域，都获得了政策及经费方面的大量支持。那么，如今的生命科学研究都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科学部项目主任江虎军表示，经过近20年的发展，整个生命科学研究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与细化，不断揭示出复杂生命现象背后的分子机制；另一方面，研究趋向于从系统角度认识微观层面。

　　而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江虎军认为，当今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呈现两大特点。首先，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的复杂度越来越大、研究周期变长，研究者的分工更加细化，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和配合增加。比如疾病基因的鉴定，初期的生命科学基础研究主要研究单基因疾病，而现在则集中在多基因复杂疾病。研究难度的加大必然导致研究周期变长——许多重要成果来自于研究者十数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研究积累。其次，生命科学的研究对象和问题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比如人类健康、农业生产、人类居住环境等。

技术日新月异 理论鲜有突破

　　如今，科学技术带给人类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科学理论却鲜有重大突破。不少人表示，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基于相应理论进步的基础之上。如今技术突飞猛进，这种脱离“理论轨道”的发展是否应该加以控制？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告诉记者，以前科学哲学探索似乎形成一种定论，以为技术要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说得再重些便是：有什么样的科学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技术。而科学技术说到底是要依据经验、实验、检验、数据、材料的，所以也称为经验科学或实验科学。二战以后科技的发展在基本层面的确没有突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理论，但具体技术的进步却是日新月异。这些技术中并不是没有理论，它们既包含原有的理论，也包含新的理论，并且为将来的新理论积累知识。

　　刘华杰表示，从宏观角度看科技发展史，在最初相当长的时期内，技术到处都是，而科学较少，甚至谈不上科学。只是到了中世纪以后西方科学理论才大规模兴盛起来，各种理论不断更新完善。此时人们普遍十分乐观、自信，以为人类从此洞悉了大自然的规律。其实人们找到的只是自然科学的规律而不是自然规律。当创建理论的热潮过了一段时间，科技的发展回归正常，理论的创生速度又慢下来。伽利略、笛卡儿等开创的科学方法非常有效，还能使用许多年。与科学理论相比，方法更重要。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理论仍然难有大的进展，而技术仍会不断飞速发展。

　　专家认为，需要注意的是，技术的高速度发展并非都是好事。科技的发展速度应该与社会、自然的演化速度相匹配，否则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5日第409期

　　考察技术史和技术发展的未来趋势，不难看到，技术为人类带来了巨大利益：它为人们提供了更高标准的生活，增加了个体选择的自由度，为人类创造了更多的闲暇时间，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技术的有益性引发了技术乐观主义思想，认为技术是人类摆脱自然限制的关键，能引领人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技术可能带来问题，但技术的日趋完善将解决这些问题。

　　然而在当代，这种乐观主义也遭遇了危机，技术越来越多地与风险联系在一起：充满浮士德精神的技术发展导致了资源的极度枯竭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效率、秩序与理性为目标的技术社会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使人失去自主性与个体性，人与人的关系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物化了。

　　现代高科技涵盖种类繁多，限于篇幅，难以详细探讨每一类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因此，本文将聚焦信息技术、基因技术及新材料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

信息技术：革命性变化背后的安全风险

　　毫无疑问，信息技术为人类社会信息产生、组织和流通的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化。近年来，云计算与大数据成为信息技术领域的关键词。作为一种破坏性的创新模式，云计算重塑了人们生产和交流信息的方式，逐步改变了国家传播和控制信息资源的方式，推动了全球信息权力的重构。

　　然而，随着人们对各类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能力不断增强，信息安全成为网络技术带来的最突出风险。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将自己放在多倍显微镜下。世界复杂网络研究领军人物、美国物理学家巴拉巴西告诉记者，人们发出的每封邮件都留下了个人社会关系、爱好等线索；银行了解人们的支付能力、品味、购买意愿以及购物地点；人们通过微博、个人网站等时刻记录着自己的行为……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胡新和认为，无论是在数据隔离、数据存储、数据分析，还是在数据恢复环节，信息安全问题贯穿云计算数据管理的始终。对于企业而言，商业秘密泄露是其面临的现实风险；对于社会成员而言，侵犯个人隐私权的风险客观存在。而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与相关法律的结合，以及政府与相关产业界的合作。

虚拟空间是否让现实世界更虚幻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除了带来安全风险之外，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中，人们可以通过虚幻的生活方式逃离现实世界。

　　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了最早的关于游戏的故事：约3000年前，位于小亚细亚的国家吕底亚出现大饥荒，于是吕底亚人想了一个办法：为了麻痹自己对食物的渴求，他们先用一整天来玩游戏而不进食；第二天，他们则吃东西，不玩游戏。如此往复，一熬18年，吕底亚人终于度过了饥荒。这期间，他们发明了骰子、抓子儿、球以及其他所有目前常见的游戏。不管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但它揭示了游戏的部分本质：游戏可以将人带离现实。

　　时至今日，随着智能移动终端的广泛应用，网络空间、电子游戏早已代替了古老的游戏，前所未有地占据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公共场所，随处可见拿着手机玩游戏、刷微博的人。“结婚后我才发现他大多数时间就是玩魔兽世界。”采访中，新婚不久的年轻女子对记者抱怨她的丈夫。“与其和人打交道、做游戏，我更喜欢跟手机玩游戏，哪怕是‘低龄游戏’。”坐在科技馆里一边看着学生一边玩手机游戏的老师对记者说。

　　未来学家简·麦戈尼格尔表示，游戏能够使生活变得可以承受。像古代吕底亚人一样，当代人类也充满饥渴，这种“饥渴”不再是对食物的渴求，而是对更多、更好地投入到周围世界的渴求。科学技术使人沉迷于虚拟世界，让人们摆脱对更满意工作的饥渴、对美满家庭与朋友圈的饥渴、对更有意义的人生的饥渴。

基因技术挑战伦理道德及法律体系

　　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对自身生命过程的干预成为可能。2012年，“转基因婴儿”的诞生再次引发人们对基因治疗技术的争议。基因治疗技术试图通过基因干扰，将外源正常基因注入精子、卵子或受精卵中，通过矫正有缺陷的基因而达到治疗遗传病的目的。

　　专家认为，“转基因婴儿”打破了建构在传统伦理和法律体系基础之上的人类生活。“转基因人”可能拥有不止一对父母，这打破了传统的家庭成员关系。这个特殊人种该享有何种权利，履行何种义务？当前的各项法律都尚未涉及。此外，当前人类无论是对基因技术的掌控，还是对进化论的认识都远远不足，基因技术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很难知晓。克隆技术致使多利早衰，“转基因婴儿”是否会发生基因突变或是过早死亡？

从核武器到生化武器：人类命运走向何方

　　1942年，美国顶尖核物理专家在与世隔绝的新墨西哥州台地上为第一颗原子弹而忙碌。如今，随着全球能源的逐渐消耗，发掘转化新能源的技术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2012年各国在新能源技术方面均有显著进步。以美国和英国为例，2012年，美国开始进行页岩气开发，逐步牵动世界能源格局的改变；美国太阳能电池转化率再攀新高，在国家点火装置研究方面，目标转向核武器。英国政府则在2012年推出了“英国生物能源战略”，并在2012年10月出资200万英镑鼓励企业进行生物能源技术研发；此外，英国政府将继续支持核电的开发与使用。

　　然而在研发新能源的背后，核武器、核扩散带来的危机却使人类陷入未知的旋涡。“我曾在很多场合预言人类将面临毁灭危机。核扩散、生化武器、大规模病毒……人们目前的生存危机是自己创造的现代科技带来的。”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院院长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对记者说，“风险源自人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些技术会带来什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5日第409期

　　对于我们人类究竟从哪里来的问题，达尔文早在1871年就已给出了答案。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他从身体构造和心理能力两个方面论证了人类起源于某一低于人类的动物，进而指出人类与今天的猿类有着共同的祖先。如今生命科学的研究不仅证实了达尔文的观点，而且还给出了一份人类家谱。虽然在这份家谱中还有关系没有理顺，还有细节有待充实，但基本的框架已由一些关键事件支撑起来了。在这份家谱中，黑猩猩是与人类关系最近的亲戚，双方祖先大约在700 万年前各奔东西，从此往后，人类的演化就在炎热的非洲开始了。不幸抑或幸运的是，经过了这数百万年，曾有着若干分支的人科动物只存留下我们一支独苗——智人。

　　我们是智人，是地球上唯一一种能够系统地使用符号的动物，这似乎也回答了“我们是谁”的问题。不过，这种回答并不必然地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谁，或者说，让

　　我们确切地知道人类在自然界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在我们智人身上存在着一种鲜明的反差。一方面，我们的基因成分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只有极小的差别，比如说，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组有99%都是相同的，其间只有不足1%的差异。而另一方面，人类表现的性状与其他动物差异巨大，甚至与我们的灵长类近亲已经没有多少相像之处了。还是与黑猩猩相比，人类在解剖学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骨骼能够支持以直立姿态用两足行走，而不是像黑猩猩那样偶尔用后腿行走；我们的毛发在身体的大部分地方消退，却拥有了200万-500万个汗腺；我们的大脑飞速扩容已达到900-2000 立方厘米，远远超过黑猩猩大脑400-500立方厘米的容量，等等。

　　这两类生物学特征的巨大反差使人们对自己的认识产生了分歧。其中的一种观点强调基因型上的相似，突出人与动物界连续的一面，认为人类头顶上并不存在独特的光环，不过是一种动物。沿着这一思路可以设想一个由外星人给人类分类的场景：如果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他看到人类和黑猩猩在基因组上只有lqc的差异，又注意到动物的行为是具有遗传基础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那么，他将如何给人类分类呢？他一定会把人类和黑猩猩分类到同一个属！由于今天的黑猩猩只有两种，所以人类就会很自然地被外星人列为第三种黑猩猩。类似地，称人是“裸猿”也未尝不可。尽管这种观点让许多人感觉不爽，却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近十几年来，行为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至少人的某些行为是受遗传因素影响的。因此，遗传上仅有的l%的差异确实意味着人类与黑猩猩的联系必然紧密。

　　可是，谁又能否认我们人类与黑猩猩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呢？因此现在的问题变得更为深入了：为何这区区1%的基因差异就彻底改造了人类，它们是怎么使人远离了黑猩猩成为了人？

　　人类基因组中一共有30亿个碱基对，它们构成了人的全部遗传信息，1%的差异相当于其中有3000万个碱基对发生了改变，我们与黑猩猩不同的生物学基础就是由这些改变决定的。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又表明，这3000万个碱基对中的绝大多数几乎不会产生生物学效应。这意味着那种使人成为人的基因改变其实很少，它们应该是发生在那些关键DNA序列上的改变。

　　在比对人类与黑猩猩基因组的研究中，科学家们确实发现了_一些与人的特征性状密切相关的DNA序列。比如“人类1号加速变化区”，这是一个由118个碱基对组成的DNA 序列，它的主要功能是在大脑发育中帮助形成正常的大脑皮层，如果缺失将导致人的大脑皮层缺乏皱褶，进而造成严重的认知障碍。有趣的是，这个3亿年前才出现在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祖先身上的DNA序列，它的进化速率在人与黑猩猩分道扬镳的前后明显不同：之前近3亿年的漫长时间里仅有2个改变，而之后短短的700万年间却发生了18处改变。也就是说，这个DNA序列的加速变化出现在人的原始祖先进化成现代人类期间，科学家据此推断，这个DNA序列的快速改变很可能是人类大脑进化的关键因素。

　　对于导致这种快速改变发生的原因，科学家还说不清楚，不过他们注意到，在向现代人演变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在行为方式、生活习性上的变化与基因的突变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比如，当l万年前人类能够通过种植业收获高淀粉的食物之后，基因便有了相应的改变，用来分解食物中淀粉的唾液淀粉酶的基因拷贝份数大幅增加，从黑猩猩的一份变成了多份。而且这种基因的拷贝份数在不同的人群中并不相同，它在以米饭为主食的人群中的拷贝数要远大于以肉为主食的人群。

　　略晚些时候，大概在9000年前，控制乳糖消化能力的基因也在人身上产生了变异，这与畜牧业的发展有关。作为哺乳动物的一员，人类用乳汁哺育婴儿，而婴儿吸收乳汁的营养需要借助肠道里的乳糖酶，这种酶能够将乳糖分解成易于吸收的成分。对于绝大多数哺乳动物来说，由于成年之后再没有机会以乳汁为食，乳糖酶的活性在哺乳期之后就逐渐消失了，换句话说，消化吸收乳汁的本领仅存在于幼年。然而人类有所不同，在畜牧业出现之后，成年的人可以把其他动物的乳汁作为自已的营养源，与之相适应，一种基因的变异使得一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酶活性能够终生维持。而且与不同人群消化淀粉的能力存在差异相似，不同人群消化乳糖的能力也有很大的不同。在具有悠久畜牧业历史的人群中消化乳糖的能力最强，而在农业地区生活的人们大多对乳糖吸收不良，在我们中国人中就有90010以上的人对乳糖吸收不良。

　　由此可以认为，农业或畜牧业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与之密切相关人群的生物学进化。我们这样说，一是因为农业和畜牧业对人类食物结构改变确实导致了新的基因变异，在人类基因组中造成了适应性改变。二是从生物进化的时间尺度看，—万年也就是短短一瞬间，这种变异发生和积累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接着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人之所以成为人，不仅与自然选择有关，也与人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关，与人类文明的进程有关。这可能正是人类在生物界中得以独一无二的基础，也是能让我们自豪地认清自己是谁的关键，更是推测我们要往哪里去的参照。

　　虽然我们将往哪里去的细节难以揣测，但大的方向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要充分估计人类自己的作用。在人类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未来人类对自身进化的影响将会被不断放大。与已往进化有所不同的是，未来，不仅人的行为影响人的进化，人的主观意志也将会在人的进化过程中强势地体现出来。

　　可以想见，在人类有能力对自己的基因组加以干预的情况下，对人类基因组改造抑或不改造，按照怎样的模式加以改造，都将取决于人类自己。一旦人类决定对人类基因组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其威力将远远超过自然选择，它不需要上万年甚至上亿年突变的缓慢积累，不需要漫长的适应性过程，但会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现在很难猜测改造后的人会是什么样子。而如果不出现大规模人为改造基因组的情况，科学家还是敢于按照生物进化的正常速率做出这样的判断：在今后5000年的时间里，人类的遗传特征或者说模样大概与现在的我们相差不多。

　　如果最终我们往哪里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那么，我们身上的责任可就有些沉重了。

来源：2012年9月17日《学习时报》

　　记者：中医药话题总是不断，诋毁者有之，力挺者有之，互联网上更是聚集着一大批“中医粉”、“中医黑”，论战不休。您怎样看待中医药的争论？为什么中医眷顾了我们几千年，还有人认为中医“贻害社会”？

　　曹洪欣：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有关中医的争论。中医是不是有效的医疗手段？咱们不妨拿出来“晒一晒”。

　　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中医是基于对人的观察、实践与研究，形成以人为中心的诊疗模式和以天人相应、形神统一、五脏相关为核心的系统、整体的理论体系。可以说，中医讲和谐，西医讲对抗。比如说对待肿瘤的态度，西医是切除肿瘤，靶向治疗；而中医讲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调动肌体自身抗病能力控制肿瘤发展，达到“带瘤生存”的状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许多病例证明，中医的这种治疗理念不仅行之有效，而且相比西医治疗更能提高生活质量。所以，不能站在西医的立场上否定中医，也不能完全用西医的标准评价中医。

　　我治疗过一位53岁的日本男性患者，确诊为小细胞肺癌后，觉得生存时间不会太长，来中国求中医诊疗。我按中医益气养阴化痰解毒的方法，扶正祛邪，用中药汤剂辨证治疗两月余，病人症状基本消失，回国后每三至六个月来中国诊治调方一次，一年后，改成中药丸剂，五年后停服中药。2011年5月病人因患肝硬化腹水来中国治疗，又服汤药半年余，病情明显好转。病人风趣地说，如果不是中医治疗，早两次就见阎王爷了o

　　中医最擅长的，一是养生，二是对慢性病的治疗，三是对疑难性疾病及突发性流行性传染性疾病更是有独到之处。比如2003年非典，我们根据高热、乏力的症状，在病因还未查明的情况下，用中药直接进行干预，为最终攻克非典作出了重大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中国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安全有效。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医不但没有“贻害社会”，反而是造福人类！

　　西方过去把中医称为“补充替代医学”，现在又称为“整体医学”。新世纪以来，日本规定所有医学院学生都必须学习中医，否定了自明治维新以来取消中医的做法。如今欧美世界一流的医学科研院所以及世界著名制药企业，都有中医药研究所，说明中医的理念和实践不仅没有落后，而且还引领着医学的发展方向。

2  是否科学：科学性体现在宏观和微观的整体把握上

　　记者：“倒中医派”频繁发表“中医不科学”的看法，中医到底科学不科学？

　　曹洪欣：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中医学恰恰就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的科学理论。

　　中医是根据人体健康状况和生命信息把握疾病动态变化，运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收集人体外在信息，通过综合、分析、判断人体的整体状态（辨证），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论治）。这种方法，别具一格，有很强的针对性，体现了中国人从局部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的整体观和辩证法。

　　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医强调整体性，但与西医相比缺乏精确分析，这种说法对吗？

　　曹洪欣：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确实是中医学理论的两个基本特点，但其实中医辨证论治包括宏观辨证和微观辨证，宏观辨证是基于对疾病的整体认识，而微观辨证则是分析疾病现代检测指标的变化。我曾治疗过一位55岁的男性冠心病患者，病人因无明显心绞痛症状，不愿做手术，而选择中医治疗。我们采取宏观和微观辨证相结合的办法，用温阳益心活血化痰法，用中药汤剂加减治疗八月余，病人不仅身体状态好转，复查时已消除了发生心脏事件的危险因素，停服中药两年余，实验室检查均正常。

3  并不玄乎：中医“辨证论治”非常严谨

　　记者：中医的“辨证论治”，听起来挺玄，这是不是容易导致人们对中医的不理解？中医的核心理论是什么？

　　曹洪欣：辨证论治既不神秘，也不玄乎，而是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状态某一阶段的总体把握。比如，同样是“上火”，有的表现为口腔溃疡，有的表现为面部痤疮，也有的表现为失眠多梦等等，中医根据不同症状，包括舌象、脉象，进行分析判断，对不同脏腑或经络的火，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方法，这说明中医很科学很严谨。

　　中医的核心理论，就是人和自然要和谐，人自身要处于一个平衡平稳的状态，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天人相应、阴阳平衡、脏腑协调、形神统一。

　　记者：中医理论发展的迟滞是明显的，这使中医的说理似乎停留在古代哲学层面，其笼统性、模糊性明显与现代社会不适应。为了适应现代社会需求，中医应如何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曹洪欣：从《黄帝内经》奠定中医学理论基础，到《伤寒杂病论》创定辨证论治体系，是发展；从《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到《温病条辨》、《瘟疫论》等对温病的深刻认识是发展；从巢源方、孙思邈到“金元四大家”是发展；从重医理轻解剖到王清任大胆挑战前人理论，并进行纠正，是发展；从《衷中参西录》到中西医结合的各项成绩，是发展。2011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作为第一发明单位、屠呦呦作为第一发明人的青蒿索研究项目的重大进展，是中医对世界人民健康的贡献。这些贡献已经得到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全世界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中医在今天确实应该丰富完善理论体系，但必须坚持中医主体，遵循中医自身规律。

4  优势何在：养生、治未病、治慢性病是中医的优势

　　记者：各种中医养生类节目办得风生水起，这反映出人们对中医的一种情结。现在有种观点，认为中医药只能在预防疾病上有所作为，也就是常说的“不治已病治未病”。您如何看？

　　曹洪欣：养生确实是中医药防病的优势领域。中医养生讲究“择时养生”、“因人养生”、“因地养生”，是中华民族维护健康的智慧结晶。

　　早在《黄帝内经》中，我们的先辈就提出了“上工治未病”的理念。“治未病”的中医预防学思想，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愈后防复三方面内涵。

　　中医学对于慢性病有着系统的理论认识，形成了丰富、完整的“理、法、方、药”防治方法以及中药、针灸、推拿等多种药物与非药物治疗手段。这些手段疗效可靠，毒副作用小，注重人体功能的整体调节，激发人体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特别是能够发挥整体调节、综合干预、个体化诊疗的优势。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七五”计划期间，国家就启动了中医药防治慢性病研究，冠心病、脑中风、肾病、糖尿病、肿瘤等都已进入国家“重大疑难疾病中医防治研究”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实施的“仲景工程”，对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肿瘤、肛肠疾病、血液病、糖尿病、艾滋病、骨伤科疾病、眼科疾病等106个项目开展中园临床研究，其中慢性病治疗项目超过75%。

　　记者：屡有所谓中医诊所或养生机构骗人的事件曝光，败坏了中医的声誉。面对需求旺盛而又良莠不齐的中医机构，您认为应该采取怎样的管理和引导思路？现在的管理体制存在什么不足？

　　曹洪欣：我认为不应该把非中医，或以中医名誉行骗的事件归咎于中医。养生，可分为中医养生、道家养生、佛家养生等多种类别，而有的人仅凭一种说法、一个病例或一个秘方，就打着中医的幌子骗人，不明真相者，又把这些极不负责任的非中医、伪科学甚至骗术归罪于中医，就更加不负责任了o

　　我曾在全国两会上与多位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中医养生保健知识普及亟须专业化的提案》，提出中医养生市场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定要把好宣讲人的“资质关”，杜绝非中医人员“宣传”中医的现象。目前，中医养生保健体系尚不完善，尚未形成科学的准人标准，养生保健机构多头管理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效的专业管理体制和机制正在探索实践，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把构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体系列入“十二五规划”重点工作。

5  中西结合：应该达到优势互补

　　记者：多年来我国把“中西医结合”作为实现中医复兴发展的途径，结果似乎是中医越来越萎缩。中西医结合的路走得通吗？中西医应该怎么结合？

　　曹洪欣：中西医结合存在着诸多困难，一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二是医哲交融的歧义性，三是中西医缺乏对应性语言，难以沟通，四是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但是，中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中西医结合，不仅成为我国医药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大优势，也是中国在20 世纪对人类医学发展的一大创举和贡献。

　　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就有许多，如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相结合的诊断、治疗模式和方法的创立；针刺原理推动神经生物学、生理学及病理生理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新药发明以及西医医院大量应用中成药等等。

　　中西医结合应该是从方法、技术的综合运用，到理论与实践的优势互补，再到理论与技术的逐步融合，这需要漫长的研究与实践探索过程。

6  人民共享：纳入医保是国家战略

　　记者：有些省市已经开始尝试加大对中医的支持力度，把中医治疗项目更多地纳入医保。您认为在医疗体制改革中，中医药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曹洪欣：在医改中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作用是国家战略，现在已经有了可喜成果。一是正在大力推进县医院中医科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在启动“基层中医药能力建设工程”，按国家规划，“十二五”末，95qe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9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设立中医科、中药房，70%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65%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安的特点。二是发扬中医“治未病”优势，构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体系，进一步推进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进课堂、进家庭、进社区，提高国民健康素质。三是中医药从中药饮片到部分中成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为中医药发挥作用提供有力支撑。四是完善相关政策，促进中医药在突发性传染性疾病、慢性病及疑难病治疗中发挥作用。

　　同时，国家正在16个省建立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开展中医药治疗重大疾病的临床研究，为提高中医防病治病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您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中医药立法，中医药立法真的是迫在眉睫吗？中医药立法的关键点在哪里？

　　曹洪欣：关于中医药立法，几届政协委员都有提案，应该说不但迫在眉睫，而且对中医药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药发展促进法目前已进入广泛征求意见阶段，列入今年全国人大立法重点。中医药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产业，我们国家的法律当然要对它进行保护。要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包括它的药材资源、经费投入、队伍建设等等，都有相应的政策支撑。中医药发展要靠法律保护，无论是中医院的办医模式、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人才培养，还是中药研发、文化建设、管理体制、知识产权保护与民族医药发展等，都应当是中医药立法的内容。

7  产业发展：加快中药国际化步伐

　　记者：我国中药在国际化发展道路上并不顺利，相反．些非中医发源地的亚洲国家倒是发展迅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怎样做才能让中医药更好地“走出去”？

　　曹洪欣：我刚查过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提供的数据，看后令人担忧：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医药产业仅占全球的7%，天然药物仅占世界天然药物市场的3%-5%，中药出口额不足国际中草药市场的10%，可以看出我国整个中药产业的发展水平并不高。

　　我认为，文化差异与中药安全性研究是制约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以下因素也不容忽视：一是自主知识产权保护薄弱。如我国的六神丸被日本注册为“救心丹”，年销售额超l亿美元，被韩国注册的“牛黄清心丸”年产值也近亿美元，而日本小柴胡汤的销量，就能抵上中国所有中药的出口额。二是研发投入不足，科技含量不高，创新能力不强。虽然中医药研究经费投入逐年增加，但很难与日本、韩国、美国相比。美国的研发金额占上市新药总销售额的15%，我国的研发金额还不足5%。三是缺乏领军的中药龙头企业。我国中药企业总体上规模小、产业化程度低，仿改制品种多，难以形成“高技术”、“高投入”、“高回报”的核心竞争力。四是缺乏符合中医理论与实践的疗效评判标准和评估体系。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评价中医药疗效标准，还是借鉴西医的评价体系，难以体现中医药的特点和优势。

　　与西药比较，中药的安全性是可靠的。中药是经过千百年来反复临床观察证实的疗效确切的医疗保健手段，经得起实践检验。二十多年来，我给病人开方300多万剂汤药，包括作用强、有毒性的中药，没有出现过任何副作用与不良反应。所谓中药不良反应，往往由于使用不当所致，如因长时间服用龙胆泻肝丸引起肾衰竭的“关木通事件”，究其原因是没有在医师的正确指导下服药所致。不可否认，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在新药审批研究等规则上更能与国际接轨，其相应的新药临床上市研究（包括不良反应）更加规范，所以经过他们“包装”后的中成药更容易被国际上所接受。

　　记者：当前全世界对中医药的认知和了解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曹洪欣：有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有162个国家有中医药及其相关产品，使用中医药或天然药物的人群超过40多亿，占世界人口的70%左右，国外中医医疗机构有10万多家，国际市场对中药产品的需求日趋加大。

　　我切实感到了中医的国际认可度日益提高。我们从2006年开始与奥地利有关大学开展11项“中医药与老年相关疾病”研究，得到奥方资助，经过5年多的合作，中医药的疗效得到高度认可和赞扬。我们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合作开展的中医药治疗肿瘤研究，也取得可喜进展。此外，我们与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法国、韩国、日本等国家都开展了全面实质性合作，范围包括中医医疗、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中药研发等领域。目前，我国与70多个国家签署了近百项政府闯中医药合作协议。不久前，在南昌举行的“太湖文化论坛”上，国际医学专家们对中医药发展的热烈讨论，再一次印证了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前景广阔，令人期待。

来源：2012年8月24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