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早期古人类多位于第二阶梯边缘、新石器文化满天星斗到青铜文明居大江大河而黄河文明独领风骚，充分显现了不同时期的气候环境、地表因素和不同文明产生所需要的生产力上的差异是造就文明进程在空间上差异的三大原因。

　　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各种重要文化遗址的发现，许多学者认为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有学者认识到中国史前文化的演进与气候变化存在对应关系，也科学地研究了“暖温带文明论”的人地机理，但对古人类及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青铜器文明与环境的对应关系没有分开讨论。

　　古人类产生的环境驱动机制

　　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青铜文明产生的环境机理并不一样，气候变化、地表差异、生产力背景不同是中国文明时空差异的重要原因。周延儒认为亚洲中部和我国新疆高山地区第四纪时期出现过冰川。冰期全球气温平均下降5℃，全球平均气温约为11℃。这样，第四纪冰期的出现和消失必然会引起地球表面植物界和动物界的变化。

　　其实，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早期的气候变化引起部分地区森林面积缩小，迫使猿从树栖生活转向草原、灌丛生活，进而直立行走。刘嘉麟认为古人类的产生和初期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是环境变化和劳动共同创造了人类，以致现在流行有从猿到人转变的“冰川外因说”。如夏正楷就认为，气候变化是猿类从攀树转为地面生活的主要原因，劳动是从猿到人转变的动力。

　　总体来看，中国第四纪的冰期显现西部地区比东部有更明显的特征。武春林的研究表明，中国早更新世的古人类遗址主要分布在华北山地到西南山地的斜面上。巫山人、元谋人、北京人基本分布于我国三大阶梯的第二阶梯边缘上，处于第四纪冰川与非冰川地域的过渡带上，是景观生态学的“边缘效应”机理在古人类产生上的体现，空间上显现了古人类的产生与冰期环境的对应关系。到了更新世中晚期，冰期衰退，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提高以后，古人类遗址的分布才逐渐向四周扩展。同时，曾经发现最古老的古人类的西南地区，旧石器打制技术保守，器型单一，缺乏锋利器，发展水平并不高，显现了环境对人类创造的另一类制约。

　　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分布

　　距今1万年左右，地球进入全新世时期温暖期，人类迎来了新石器文明。施雅凤等人的研究表明，历史上曾有一个全新世气候最适期，一般认为在距今7200年至6000年，中纬度地区年均气温比现在高3℃—4℃，湿度也比现在高，又被称为大西洋期。这一时期气候的温暖特征在中国也表现明显。研究表明，距今8000年至3000年左右为我国的“仰韶温暖期”，此时期年均气温比目前高2℃—7℃，降水量则多500—600毫米。

　　全新世温暖期气候与新石器文化对应的人地机理是：新石器文化是一种原始农耕文化，它是从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的采集狩猎过渡到农业、采集、狩猎并行的阶段。气候的转暖自然有利于各地区旱地农作物粟、黍的生长，农业由此产生。

　　在湿热的气候背景下，中国新石器文化星罗棋布，南到海南，北到哈尔滨均有分布，一些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如青藏高原一些现在为无人区的区域当时也有人类活动，但在黄河、长江流域最为密集。显然，新石器文化并不仅局限在温带，寒温带、亚热带、热带地区都有广泛分布。如果仅从新石器文化来看，长江流域数量、规模都不亚于黄河流域，这是许多学者认为长江文明不在黄河文明之下的原因。

　　新石器文化遗址在中国分布广阔，但各地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却不同，文明的规模、影响差异也较大。研究表明，距今5000年前地球最适期结束，从地中海到印度广大地区的沙漠化是人们集中到大河之滨，诞生古代文明的重要原因。

　　文明的产生与黄河文明的强势

　　从社会形态上讲，文明是指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国家社会，有文字、大型礼仪；从生产力的角度讲，社会生产力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有城市、金属器。所以，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同时跨入文明的门槛。同时，由于其文明产生所需的生产力水平限制，世界古代文明最早产生于易于开发的温带河谷平原地区。宋豫秦认为，我国早期文明起源地往往沿大江大河链状分布，如辽河链、黄河链和长江链，这种观点与国外学者的结论相吻合。由于地表区位、土壤、气候变化、文明产生要求的生产力上的差异，中国不同江河流域文明的特征、规模、影响程度也不同。研究显示距今5000年前，虽然全球气候走出最适期，气候转向干燥，但东亚大陆的湿润度还是比现在高。就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气候普遍比现在湿润，为农作物生长创造了条件。黄河流域的土壤也更有利于农业生产，黄壤和下土坟垆黏着性不强，疏松柔和，在生产工具不发达的夏商时代，最易于耕作，适宜粟、黍生长，而南方长江流域的涂泥黏着性强，不易耕作，青黎柔和，但熟化不强，肥力不高，加上气候湿热，湖沼过于广阔，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对生产制约十分大。《尚书?禹贡》记载黄河流域的土壤肥力和利用等级多为中上等，长江流域土壤肥力和利用等级多为中下等。

　　当然，在距今5000年至3000年间，长江流域一些地区也有了文明萌芽。如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已有大型建筑；四川广汉三星堆在公元前12世纪已有城墙、青铜器群和陶器；金沙遗址有大型祭祀场所，出土有金玉器和铜器；成都十二桥商代陶轮上有早期巴蜀古文字。这说明长江流域也出现了文明曙光，但这只是局部的，远不像黄河文明从关中平原、中州平原到山东半岛连成一片，一脉相承。所以，黄河文明时间之早、规模之大、影响之远、延续之长都是中国其他地区文明不能比拟的。

　　从早期古人类多位于第二阶梯边缘、新石器文化满天星斗到青铜文明居大江大河而黄河文明独领风骚，充分显现了不同时期的气候环境、地表因素和不同文明产生所需要的生产力上的差异是造就文明进程在空间上差异的三大原因。环境驱动与早期中国文明空间演进研究再次显现了从长时段来看，地理环境对文明形成发展所起的作用巨大。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18日第406期

　　【核心提示】当前，对儒家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环境保护实践中的作用，学界认识不一。本文分别从儒家生态意识和古代生态保护诏令的颁布、生态保护法律的颁行、生态职官的设置等方面，对此做出回答。

　　儒学蕴涵着异乎寻常的生态意识，中国历史上有环境保护之实，为广大学者所认可。然而，对儒家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环境保护实践中的作用，学界认识不一。下面分别从儒家生态意识和古代生态保护诏令的颁布、生态保护法律的颁行、生态职官的设置等方面，对此做出回答。

　　儒家生态意识与生态保护诏令的颁布

　　古代帝王保护生态资源作用的诏令，多是在儒家生态保护主张的影响下颁布的。据《宋史》记载，真宗曾下诏：“火田之禁，著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清初《御选古文渊鉴》在注该诏中的“火田之禁，著在《礼经》”之《礼经》时，分别引用了东汉郑玄注《周礼》“火弊”之“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莱除陈草”和《礼记》“昆虫未蛰，不以火田”，说明真宗这一保护昆虫等生物资源的诏令，就是在儒家生态意识的直接支配下做出的。另《宋史》所载高宗绍兴二十年二月颁布的“禁民春月捕鸟兽”诏令，也是受《礼记·月令》孟春“毋覆巢，毋杀”影响的产物。

　　《大清会典则例》载称，乾隆于七年诏云：“《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不独以农事为先务……故因地之利，任圃以树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泽事……如果园圃、虞衡、薮牧之职以次修举，于民生日用，不无禆益。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凡资生养赡之源，不可不为急讲……督抚大吏身任地方，所当因地制宜，及时经理……俾地无遗利，民无余力……至于竭泽焚林并山泽树畜一切侵盗等事，应行禁饬。”诏令反映两个问题：其一，清初因人口增长甚巨，国家人口压力较大，朝廷于是颁诏要求地方官员提高土地利用率。其二，《周礼》中的山衡等官，主要职责与作用是管理和保护山泽资源。乾隆引《周礼》虞衡之职，虽然重点在于利用自然资源，但他同时又要求各督抚大吏“应行禁饬”地方“竭泽焚林并山泽树畜一切侵盗等事”，具有保护生态资源的意义。

　　至于执行情况，可以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考古发现的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以下简称《诏条》）为例来说明。《诏条》内容和《礼记·月令》所载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儒家典籍《礼记》中有关生态保护的记载，在西汉末年被汉廷作为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诏令在全国推行。且《诏条》到达西北后，被地方官员书写在交通要道——悬泉置的泥墙上加以宣传，无疑有助于《诏条》影响的扩大及其贯彻执行；同时，朝廷专派和中（仲）为使者，督察《诏条》在敦煌一带的下达、执行情况。试想，上述生态保护诏令在敦煌都能得到如此认真、严肃的对待，那么在汉廷控制力较强的内地郡县，地方官员和民众对有关生态保护诏令的态度当自不待言。

　　儒家生态意识与生态保护法律的颁行

　　传统中国虽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法，但古代以立法的形式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生态保护法律产生、发展过程中，儒学对之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对古代立法影响较为突出。有学者以《周易》为对象，考察了儒家“天人合一”哲学对古代法律的影响。儒家“天人合一”观具有整体、系统思维的特征，认为天、地、人合为一体，彼此相关，密不可分。受其影响，人们认为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现象的一种，也不能脱离天地万物而单独从人类本身考察，法律既要调整人际关系，更要把天地万物一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处理好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在利用天地万物方面，人类要“节以制度”，合理保护自然资源。

　　第二，儒家生态保护主张被直接写入有关生态保护法律中，成为法律条文的一部分。其中最典型者，就是把《礼记》中的“时禁”等内容，形成律典文字。如秦律《田律》“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和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燔草为灰”的规定，就是《礼记》孟春“禁止伐木”、仲春“安萌芽，毋焚山林”、仲夏“令民毋烧灰”的内容；唐、明时期，不仅把儒家有关生态保护的主张写进律典，而且还进一步细化。如《唐律》“非时烧田野”条规定：“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长孙无忌等疏：“‘失火’，谓失火有所烧，及不依令文节制而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注云‘非时，谓二月一日以后、十月三十日以前。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谓北地霜早，南土晚寒……各须收获总了，放火时节不可一准令文，故云各‘依乡法’。”据此而知，其中“非时烧田野”就是《礼记·月令》的“时禁”之属；同时，律条中还有“非时……依乡法”注文，是对《月令》规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月令》中的内容，是就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情况而言的。到了唐代，由于国家版图扩展，区域节令早晚差别较大，法律对依时而定的“烧田”规定不能过于整齐划一，而具体执行者也不可死板，于是就有了“依乡法”的解释。

　　第三，受儒家礼仪文化的影响，传统生态法律中具有浓郁的“礼”性。对此，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古代法律“以礼入律”、“礼刑合一”，礼就是法。受此影响，中国古代生态法律对环境的保护与“礼”紧密关联，以“礼”为标准，划分重点保护环境，凡是在“礼”中居于重要位置的环境，都受到了法律的特别保护。

　　儒家生态意识与生态职官的设置

　　中国历史时期各类生态职官的设置，与儒家典籍《周礼》有很大的联系。《周礼》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据其记载而设置的生态职官，可以视作儒学影响的产物。

　　虞衡是《周礼》记载的职官，受其影响，虞衡一职长期存在，并执行其生态管理的职能。《通典》在记虞部郎中职守时注云：“虞部，盖古虞人之遗职……后魏、北齐虞曹掌地图、山川、近远园囿、田猎、杂味等，并属虞部尚书。后周有虞部下大夫一人，掌山泽草木鸟兽而阜蕃之……天宝十一年又改虞部为司虞……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须、田猎等事。”可见，除秦汉外，从曹魏到隋唐，《周礼》虞衡一职始终存焉，其职责都主要为执掌地图、山川、远近园囿、田猎等事；据《宋史》，宋代工部掌天下“山泽、苑囿、河渠之政”。所属部门有三，虞部为其一，虞部郎中、员外郎“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辨其地产而为之厉禁”。明朱元璋于洪武六年在工部下设置虞部，二十九年改虞部为虞衡。《明史·职官志一》：“虞衡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岁下诸司采捕……皆以其时。冬春之交，罝罛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若害兽，听为陷穽获之，赏有差……凡山场、园林之利，听民取而薄征之。”和此前历史阶段相比，明代虞衡的职责范围有所扩大，但对虞衡在自然资源“时用”、“时禁”方面的责任，也做出了较以往愈为明确的规定。

　　综而言之，儒家生态意识在历史时期的环境保护实践中，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是停留在儒家典籍的记载而表面上“似乎落到了实处”。以往论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因为他们只注意到了《礼记》等典籍儒家关于生态保护行为规范的记载，而没有关注到如“二十四史”等文献中大量有关生态保护制度、法律等记录。事实上，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比较重视生态资源的保护，各王朝诸君主为此多有降旨，且频频援用儒家之语。若承认这些关于生态资源利用、保护的诏书在生态资源的保护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就不能否定儒家生态意识在环境保护中的实际作用。因此，也就不能轻言儒家生态意识在实质上“无补于环境状况”。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附：儒家思想蕴涵生态文明智慧

（记者）郝欣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讯（记者郝欣）12月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国际儒学论坛在京召开，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学者就“儒学与生态文明”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与会学者在儒家一般生态理论、儒家具体生态理论等方面开展交流并极具问题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表示，发现生态文明是人类的又一次觉醒，是人类拯救自然、拯救自我的一次觉醒。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文明理论研究逐渐引起我国的重视，并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儒家和合生态理论可为世界生态危机提供化解的借鉴。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乔清举认为，儒家把整个自然界作为道德共同体，从宗教、道德、政令三个层次展开对于自然的生态性认识和保护。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但其主题却不专是围绕生态问题展开的，故不能简单地被约归为生态哲学。发掘传统生态智慧，贡献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是研究儒学生态哲学的意义所在。韩国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所长金世贞说，通常我们往往把儒学视作人和人的关系，即限于人类社会的人间伦理和社会伦理现象。但儒学起初就是从天道中寻找人道的踪影，把天人合一当作穷极目标。儒学包含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有机体思考方式和生态论要素。这种要素为克服机械式世界观、人类肆意破坏大自然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

文章来源：2012年1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没有降雨的补充，云南能不干旱吗？”

　　长期关注全球灾害问题的独立学者周强表示，目前流行的气象理论根本是错误的，因此导致各地的灾难不断，云南的情况也不例外。

　　他认为，一些气象学者过分强调全球宏观气候，过分强调气压和温度的因素，没有把物质变化当作根本问题来研究，甚至完全忽视局部和微观的研究，特别是忽视地表物（森林）对气候的影响的研究，从而导致气候理论完全脱离了现实，根本无法解决实际情况和实际问题。

　　“所有灾难说穿了就是一个问题：水多水少的问题。水多就暴雨，水太多就台风，水少就干旱，水太少就沙尘。”周强表示，“因为海洋每年产生的水汽大致差不多，上风处台风水下多了，下风处水自然就少（干旱），甚至太少或没有水（沙尘）。”

　　三年连旱的困境延续至今，已经造成云南631万余人受灾，全省直接经济损失23亿余元，其中农业损失22亿余元。目前，云南除了短期应急使用存储水和获取地下水源之外，还面临一个更严重的挑战：立即停止对森林资源的掠夺性破坏；尽快修复被严重损害的森林生态系统。

　　云南省的一名林业官员表示，经过国家多年的宣传教育，损害森林的后果其实大多数人都清楚，“之所以这方面的糟糕情况一直在延续，说到底还是经济利益的原因，‘停止’将带来经济损失，‘恢复’同样需要经济支撑，很多工作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少数人获利多数人受害

　　自2010年以来，“杨善洲”的名字流传在全国的城乡各地，这位云南省保山地区（后改市）原地委书记为当地发展鞠躬尽瘁，退休后带领大家在施甸县大亮山栽种了大量树木，其壮举的历史意义在云南遭遇三年连旱中被突显出来。

　　“因为大亮山的树木一直很多，因此几十年来我们的用水从来没有断过，即便这几年天干也只是水流小了些。”2月27日，在大亮山中生活了数十年的钟家田村校退休教师蒋学道说，“尤其是杨善洲老书记和很多人继续在山上栽了许多树，使森林覆盖达到90%以上，我们旧城乡山上山下大部分地方都不会缺水，而旁边很多地方就不行了。”

　　他站在家门前轻松地用不间断流淌的山泉水洗着手，同时高兴地表示：“虽然新闻上讲云南省到处都没有水用了，但是大亮山里各种山沟中仍然水流潺潺，很远都能听见声音。”

 
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大亮山里，退休教师蒋学道在家门前用山泉水洗着手。尹鸿伟/摄

　　的确，山外面的许多地方是另外一幅景象：沟干地裂、田地荒芜……老百姓苦不堪言，无论民间、政府都为水的问题焦头烂额。另外的正面例子是，大旱期间云南元阳梯田里一样有水种水稻，当地60万亩的天然林，保存了充足的水汽。

　　“难的不是种树，而是不愿意种，杨善洲以及很多热心植树的人已经作出了榜样。还有旅日华侨易解放女士，2000年起在内蒙古沙漠里成功植树110万棵，获得了海内外的高度评价。”长期从事生物和气象研究的科普教育者代国林表示，易解放最早种植的小树、如今都已长高、生态林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曾经的“死亡之海”变为一片片连接着地平线的郁郁葱葱的树林，随着植被的恢复，动物的踪迹也开始多起来。

　　与东南亚广泛接壤的云南一直有“动植物王国”之美誉。不过，这个美好形象正在一年年衰退，虽然从中央到地方曾热切希望拯救危机，但情况似乎有点覆水难收了。

　　“每当有些批评的声音发出来，云南地方政府总要想办法让对方碰个软钉子，理由是云南需要发展经济，同时为国家财政做贡献。”云南省的一名林业工作者说，“云南这些年的确赚了不少钱，付出的代价却是自身的生存环境变糟。当然也不能完全说当地心甘情愿，但云南一时无法优化自身的经济结构，更无法阻挡人们对金钱的狂热。”

　　具体的表象是：有些地方为了获取木材利益不断进行砍伐，另外一些地方则是为了栽种经济林木而毁坏森林，也有两者结合进行的情况。于是，近年来许多人在乘坐飞机经过云南上空时，都会发现“要么山上光秃秃没有树，要么是非常整齐的人工林”。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许再复教授早在20世纪末就提出：“橡胶林及各种水果林不能计算成森林覆盖率，而各种各样的经济林过量种植，将严重损坏原始森林的生物多样性，同时野生动物也失去了生存地，这些因素都将影响云南动植物的生存情况。”

　　不过，他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完全采纳。2000年以来，西双版纳州新造橡胶林达300万亩，橡胶林面积从1988年的116万亩增加到615万亩。在与缅甸、老挝接壤的澜沧江沿岸，中国一侧的原始森林几乎消失殆尽，不管条件优劣都种上了橡胶树或其他一些经济林木。1976-2003年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表明，西双版纳近30年间共损失了约40万公顷的热带季节雨林，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被转换为单一种植的橡胶林，“那些被砍掉的森林，很多树龄都在100—300年以上”。

　　“我们这里官场上都说：正科副科，不如栽橡胶树几棵。不少人的确因此赚了大钱，但原始森林就倒霉了。”西双版纳的一名官员感慨，“想知道哪里不属于中国地界，就看有没有种橡胶树。除了政府严格管理的自然保护区，现在整个西双版纳已经很难见到原始森林了。”

　　谁曾想当年中国科学家历尽艰辛移植成功的橡胶林，现在成了可怕的有害物？《中国科学报》在2012年2月名为《橡胶林种下的危机》报道中提到：如今，占据中国橡胶种植半壁江山的西双版纳，许多村寨已出现自来水断流、井水干涸现象。”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学者表示，研究西双版纳径流数据发现，即使在降雨量非常低的年份，热带雨林中尚有明显持续的地表径流，而橡胶林中却频繁出现断流现象。

　　云南网友的呼声内容则更广泛：“西双版纳成片增加的橡胶林；全省各地遍布的药材种植农场以及桉树林；山上的大树都被运到城里作景观了；逐年增加的高尔夫球场无一不是消耗大量水的同时破坏着造水的环境。”

　　2010年10月起，云南省计划用10年左右时间完成6000万亩中低产林改造任务；其中到2015年改造2000万亩，到2020年基本完成其余4000万亩改造任务。此前，云南省原省委书记白恩培批示：“中低产林改造工作总体形势很好，但仍需加大推动力度。尽管问题很多，但关键是州（市）、县、乡领导的认识。”

　　同年11月，云南本土的一些网站上却出现了“中低产林改造‘变味’，百万亩国有林遭‘剃光头’”的民间反映，许多原有的森林在新一轮经济狂热中纷纷被消失、被替代。

　　森林被破坏导致干旱

　　以前，山林茂密一直是云南省的最大特点，但是后来的许多经济活动使森林、树木遭了殃。不仅是毁林开荒，老百姓生活需要燃料，糖厂等各种工业也需要燃料，甚至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许多燃料都取自山上的树木。

　　从小在农村生活的施甸县宣传干部杨连武说：“原因有很多，但结果就是一个，山上的树没有了。有些地方种植条件不好，树砍了也就难再恢复了。”

　　2011年11月，云南省的林业用地面积达3.71亿亩，居全国第2位，森林面积2.73亿亩，居全国第3位，森林覆盖率52.93%，居全国第3位，活立木总蓄积量17.12亿立方米，居全国第2位。接下来，云南计划用10年时间新增森林面积千万亩，工程区覆盖率达67%以上。

　　“从谷歌地图上看，云南全部绿色还不到30%，也看不到干旱的地区有森林的痕迹。”长期关注全球灾害问题的独立学者周强说，“其中还有很多是经济林，对水汽输送和水汽结合没有多大作用，特别是桉树和橡胶树极大破坏当地生态平衡。”

　　他表示，官方的数据与民间感受、谷歌地图呈现的差距很大，官方统计可能包括大量的经济林，即在“原来的森林覆盖基础”上加上经济林的统计结果，而经济林根本就不能属于森林，连自然的灌木都不如。

官方公布森林覆盖率是52.93%，学者从谷歌地图上看，云南全部绿色还不到30%。

　　长期从事生物和气象研究的科普教育者代国林表示，森林是由高大乔木、小乔木、灌木、藤本植物、草本植物、地被物以及相关的动物组成，是一个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复杂生物体系，其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稳定性，二是可以自我复制。前者是指森林中主要标志性的生物物种，基本是大约一万年左右计时的本地植物，后者是指这些物种的下一代可以在里面自由生长。

　　“森林和人为种树或树林（经济林、景观林、果树林等）不一样，因为森林具有能够支持水汽输送并产生降水的功能。”他说，“地表物有很多种情况，原始森林只是其中一种。地表物发生最大的变化是森林植被，已由原来全球的60%以上降到了现在不足30%，而中国不足18%。”

　　代国林认为，全球茂盛的森林自然保护区都能独自成为风调雨顺的局部气候，其他任何地表物都无法替代原始森林，“云南森林覆盖率低必然干旱，进而还导致阻断水汽输送使得下风处—北部和东北部贵州、四川等地的干旱，以及上风处—南部老挝、缅甸、泰国和孟加拉国的暴雨、台风等逐渐加重”。

　　“云南及周边区域连续三年出现干旱，主要原因是失去了森林式降雨，或说大量原始森林被破坏导致了干旱。”周强说，“地球降雨一般分三种情况：有大量水汽且有一定量凝结核的暴雨或台风式降雨、有足够的水汽和凝结核的冷热空气交汇式降雨及有足够多凝结核的森林式降雨。”

　　代国林表示，云南不在沿海，其周边森林被破坏，没有大量水汽输送到云南，第一种降雨几乎没有机会；云南只有在6、7、8月三个月左右由于东南风强劲而有可能发生冷热交汇式降雨，其余大部分时间由于从孟加拉国和印度东部上来的印度洋水汽切断了西北南下的冷空气到达云南，因此没有机会发生冷热交汇式降雨。

　　“以上两种情况是云南地理的原因，没有办法改变，而且也不是干旱的主要原因。”周强说，“大量原始森林的破坏，直接导致森林式降雨落空，才是云南干旱的主要原因。没有森林的帮忙，水汽输送的下风处就得不到大量的水汽，也就是上风处水汽被大量阻碍或改道，直接导致上风处的台风、暴雨和暴雪，间接导致下风处干旱和沙尘。”

　　周强表示，森林的失去会导致几个问题：露裸的地表温差变化大（过冷过热），冷空气和热空气都是阻碍水汽输送的，导致大量水汽无法到达云南；没有森林，就没有大量的生物凝结核，水汽就没有办法凝结水汽超过饱和质量的重力降雨条件，因而没有办法降雨；露裸的地表升温快，水汽的饱和质量就更高，水汽凝结的质量更没办法超过饱和质量而降雨；没有森林，就没办法蓄水，导致雨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干旱就更严重，局部还会引起洪水和泥石流等灾害。

　　相对而言，沿海地区的降雨对森林依懒性要弱些，但沿海的森林却是直接影响整个内陆地区的降雨，因为大量的水汽要通过“森林媒介”来输送到内陆。目前，以云南为中心点来观察周边省份及东南亚国家，生物与气象已经呈现出了相互影响的状况。

　　“泰国的森林被严重破坏，也是云南干旱和泰国洪涝的一个很大原因。”周强说，“森林被破坏，大量水汽会被阻沿海，会引起三种结果：一是沿海暴雨、台风、洪灾以及泥石流等灾害不可避免，没有森林蓄水暴雨过后也一样出现短期干旱，甚至洪水也造成泥土流失而荒漠化，以及海水倒灌后的土地盐碱化等灾害；二是沿海水汽无法大量送到内陆，造成内陆干旱和沙尘；三是水汽被迫改道，造成严重的水资源浪费。”

　　周强表示，目前中国没有一个省份是让人不担忧的，包括台湾除了中部和东北部有森林，其余东部、西部和南部都是光秃秃的，一旦有暴雨和台风，出现洪水和泥石流是必然，过后一样也会出现干旱问题，“云南主要是恢复自身的森林，其次还要恢复云南周边地区的森林，特别是把水汽输送到云南的上风处的森林也要恢复，比如泰国和老挝”。

　　“我刚从泰国、老挝考察回来，那里的森林植被砍伐很严重。”代国林说，“现在中国各地区地下水位的保持要提到日事议程上来，从某种程度上讲地下水是救命水，如果不及时补充，水位持续下降会加重沿海城市的海水倒灌现象，华北某些地区打井深度超过200米，而渤海湾的平均深度才75米。”

　　关键在于恢复森林之路

　　“云南因为地理环境特殊，只能依靠森林式降雨，所以要解决云南干旱，恢复森林是最好的方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周强说，“恢复原始森林可能有点难度，但最起码也得按当地树种来恢复，先以当地最便利的树种开始，逐渐按当地保护区的生态结构来恢复改善森林生物的多样性。”

　　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林业局副局长赵兴朴表示，中国的普遍情况是人口偏多，需要足够的耕地来保证生存的需要，目前把大量土地用来种树不太现实，但对一些林相差、效益低的地方进行土壤和林业改造是可行的。

　　“种树需要因地制宜，按林业人员的说法是‘适地适树’，除了首选储水效果最好的阔叶树种，混合树种的方案也很好。也可以种一些如核桃树之类的果树，如桤木之类的经济林，这些树种对水资源的占有量不算大。”他说，“但桉树、橡胶树等经济林木要尽量少种，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树种对地下水分吸收量太大，在空气中的蒸发量也很大，因此桉树下经常是草木稀疏。”

　　赵兴朴介绍，目前矿山治理不到位，坑洞作业损坏山脉水系和地下水系的情况非常严重，施甸县的一些地区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因此减少了三分之二的水量；另外传统畜牧业也存在占地太多，与造林形成了生存和环境的长期矛盾，同时农村土地、林地承包后做群众的工作也比较困难，不容易实现大面积、大连片种植。

　　他表示，目前造林方面的科学认识和技术培训不再是难题，但国家对此投入还很低，比如种一棵核桃树的成本至少是15元，而政府的补助只有3元，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政府主要是引导，造林的主体仍然是农户，尤其是一些大户承包的效果会明显，同时类似杨善洲那样有影响力的人参与其中的效果也非常好。”

　　“通过卫星地图来判断不一定准确，尤其有些灌木、草滩区不容易辨别，但森林的覆盖率高的确非常关键，否则即便是有足够的雨量，也没有办法存储下来，虽然水库、水窖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仍然比不上森林的自然效果。”赵兴朴说，“但最近几年的降雨量的确明显比以前少了，山上的树木都喝不饱，当然不容易放水出来了。”

大亮山里的人们一直不担忧用水的问题。尹鸿伟/摄

　　针对有网友认为云南各地为保证烤烟的产量和质量，大量发射防雹弹形成干旱的猜测，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王广河2月28日通过中国天气网回应：云南干旱和人工防雹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工防雹使用的催化剂起作用的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超过这个时间就不会起作用了，“人工防雹和人工增雨使用的催化剂都是碘化银，只是使用的量不同，人工防雹不仅能够减少冰雹，在有些时候还能促进雨滴的形成，增加降水”。

　　“不能这样找替罪羊，就像全球气象找二氧化碳的借口一样很不靠谱。”周强表示，大气是环流的，碘化银只对当时的云层有些影响并且很容易气化，最关键还是森林被破坏。

　　“近几年不但是全省出现干旱，施甸县即使雨期也很少见到发洪水了，是不是发射防雹弹造成，还是其他森林减少等原因，都不应该简单下结论。”赵兴朴说，“我建议政府尽快组织专家调研，给人民群众一个明确的答复，以及设计出合理的应对方案。”

　　周强表示，到云南的水汽主要有三条：一是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来的水汽经泰国、老挝、缅甸东部到达云南，这条水汽输送是主干线，而泰国和云南森林的破坏也是云南干旱和泰国洪涝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从印度洋上来的水汽经孟加拉湾过整个缅甸到达云南，而缅甸中部森林完全破坏也阻碍大量水汽输送到云南；三是从南太平洋上来的水汽经南海过海南沿越南北部和广西到达云南，由于海南的森林完全被破坏，越南和广西也破坏严重，特别是广西也跟云南一样大量种植经济林桉树，直接导致能到达云南的水汽越来越少。

　　“要完全恢复云南的风调雨顺，就必须同时恢复这三条水汽通道上的森林，这也是解决云南和西南地区干旱的办法。”他说。

　　云南在2012年再度遭遇干旱的情况已经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注意，除了不断表示同情及愿意帮助外，更有许多热心网友纷纷发表建议。

　　“云南许多山上树都没有，这么多年的植树节在干什么呢？”、“植树活动全民都可以参与，三五年就有效果，十年就可以树木”、“海洋水汽是太阳能把海水净化成淡水了，这么便利的东西只要植树就能得到”、“把海洋水汽从沿海输走，其就无法在沿海聚集，就不能在沿海产生暴雨和台风，如广东、华东地区的大暴雨；内陆深处有海洋水汽的到来就解决了缺水的问题，沙尘和干旱问题也就解决了”。

　　“现在云南植树还来得及，它还有地下水和一定的土质，30年左右基本就能解决目前这些严重的灾害。一旦地下水开采完，土地荒漠化严重，一切就晚了。”周强说，“旱情年年这样持续，十年后云南将开始生态移民。2006年我就写文章呼吁云南不能再砍伐森林了，可是没人理睬。”

　　（云南法制报记者邵维岑对此文亦有贡献）

从谷歌卫星地图上看，云南周边靠海的东南亚地区森林覆盖情况都不理想。

文章来源：时代周报，170期

新民周刊第731期封面

　　水祸中华

　　想打“水祸”的，一不小心打成了“水货”。

　　但中国的水，也真是太“水”了——报载国内80%以上的城市地下水都遭到严重污染，这要在以前，又要激愤得几个陈天华蹈海了？

　　但我们似乎安之若素。因为至少不会当场死人。更有不少人，据说是官员和公知还引经据典地大言：这是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欧美、日本等国都走过这样的道路……

　　言外之意，要发展，必污染，如同要做女人，必先怎么样怎么样一样。

　　这种说法，不是无知就是诡辩，而且以居心叵测的诡辩居多，欧美的工业化，的确付出过污染的代价，问题是人家是前无古人的探路者，没有借鉴的先例，你现在明知前面有屎有雷，干嘛还一脚踩上去？

　　这龌龊的“一脚”，不仅仅左邻右舍唾骂；这龌龊的“一脚”，不仅仅子孙后代唾骂，事实上，“现世报”来得实在太快，那成串成摞的癌症村和肿瘤医院万头攒动的队伍，已经无声地宣判：你这一脚就是民族的罪人！

　　有那么严重吗？中国还会继续美丽吗？敬请诸位看官莅临本期激情封面。

水与癌

杨江

　　今年2月至3月，《新民周刊》记者沿着钱塘江一路驱车踏访萧山南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绍兴滨海工业园，及其周边村庄居民。记者亲眼目睹了这条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所依傍的江河犹如一条被污染企业吞噬的巨龙，浑身溃疡、苟延残喘，而那些原本美丽的鱼米之乡更在这些园区的“践踏”下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癌症村”，“生态难民”已成当地最棘手的社会问题。

　　浙江绍兴，一座历史上因水闻名的城市，悠久的水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河姆渡时期，然而当地人曾引以为豪的“酱缸”、“酒缸”、“染缸”，如今却变成了让当地人不堪重负的“毒缸”。

　　全国关于“癌症村”的传闻近年来不绝于耳，更有媒体制作出了中国“癌症村”地图，在地方政府遮遮掩掩不肯“认领”的同时，环保部日前印发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终于承认，近年来，我国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动物和人体中已检测出多种化学物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多个地方出现饮用水危机，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共有164个纺织工业集群，拥有超过5万家纺织工厂，主要集中于东部、东南部沿海地区。绍兴市绍兴县便是其中之一，这里的纺织企业9000余家，印染产能约占全国30%，因而也被誉为“建在布匹上的城市”。

　　然而，这个GDP功劳簿上的大功臣却变成了水乡恶变的罪魁祸首，在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的绍兴滨海工业区及周边已经有多个“癌症村”出现。

　　不是绍兴一座城在呻吟，同样沦为生态难民的还有毗邻的杭州市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及周边的村民，在那里同样集聚纺织及其相关的化工企业。

　　这两个工业园区位于因潮水闻名的钱塘江畔。化工污水经过巨大的排污管进入钱塘江，而后顺流入海通过杭州湾汇入东海。

　　江河曾经孕育了人类璀璨的文明，如今则见证着现代工业文明的罪孽，这条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的江河犹如一条被污染企业吞噬的巨龙，浑身溃疡、苟延残喘。

　　谁说没有原罪？谁还敢说没有原罪！浙东地区的人民正在为过去30多年发展中的污染埋单。

　　这里的发展模式仍在被其他地区复制，随着产业的转型与转移，一部分污染企业正在或者已经被当作香饽饽引入中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

　　如果执迷不悟，悲剧终将一并被复制。

　　祸起开发区

　　从山清水秀令人羡煞的小乡村沦为姑娘们谈嫁色变的“癌症村”，杭州市萧山区坞里村用了不到20年。

　　现龄45岁的坞里村村民韦东英见证了这个过程。20多年前，广西柳州姑娘韦东英向往坞里村的清秀与富足，经小姐妹介绍嫁给了年长她13岁的坞里村村民邵关通。邵关通是一个靠在钱塘江捕鱼为生的渔夫，彼时的钱塘江水清澈见底，韦东英向《新民周刊》回忆说，那时邵关通出船时都不用带饮用水，渴了直接从江里舀起水就可以喝。

　　那是一段至今仍令这对夫妇神往的日子。每逢3月，江里的海鳗苗多得舀起一碗江水就可以捕获几十尾。海鳗苗被誉为水中的软黄金，畅销日韩等国，年轻时的老邵因此被韦东英视作“小老板”，“海鳗苗出口时论尾卖，捕捞时因为多，论斤卖。”邵关通追忆。

　　这样的场景早已不见。3月6日这天，邵关通与其他渔夫驾船在钱塘江捕捞了两个多小时，6条船总共收获了不过20多尾鳗鱼苗，虽说每尾可以卖到30元，但总收入仍相当微薄。而且，江上作业与危险相伴，一名船夫捕鱼时不慎落入江中不幸殒命，老邵只得与渔夫们一起捞尸体。

　　韦东英谈起20年间的变化怨声载道，直呼：“这个社会是怎么了？地球要被祸害完蛋了。”

　　坞里村共有村民1000多人，随着城市化的扩建，逐渐与附近的赭山街道混居，根据官方的资料，位于坞里村的南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92年10月，1994年被批准为省级开发区。可以说，坞里村的梦魇就此开始，工业园区陆续入驻了至少20多家化工企业，涵盖印染、制药等化工领域。不过，最初，村民们并未察觉不妥，尽管耕地因为工业园区的建设“说征用就征用了”，韦东英们还是指望着园区的建设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点实惠。

　　“那时候化工厂是直接排污的，五颜六色的污水直接排入内河、钱塘江。”韦东英说，村民们最初以为这些厂离他们的住宅区还有一点距离，不会有什么危害，直至后来发现污水被排入了耕地，水稻地挖开，地里渗出的水都是五颜六色的，村民们担心这样种出的水稻有毒，但工厂的回答却是“没事”。

　　除了污水，化工厂还肆无忌惮排放废气，这些废气有时候像臭鱼味、有时像樟脑丸的味道，更多的时候因为多家一起排放，混在一起说不出来是什么气味。“熏得我们胸闷，夏天关着门窗都挡不住。”韦东英还抱怨，因为废气中夹杂酸雾，家中的金属器皿迅速被腐蚀。

　　1996年，南阳工业园建成4年后，坞里村的村民们便因为不堪忍受环境污染的折磨开始集体上访了。“化工厂越建越多，规划中与村民居住区相隔的绿化带没有建，厂直接开到了家隔壁，一米的间隔都没有了。”韦东英指着屋子西侧的一家化工厂说。

　　当地政府曾组织坞里村民进行血检并对坞里村的地下水进行检测，韦东英也曾被要求参加抽了血，然而这两份报告至今未能公布，有村民曾将井水送至外地检测，但检测报告，当地环保部门要求不能公布，理由是“否则天下就要大乱了”。

　　一边是检测报告秘而不宣，一边是村民们要求化工厂搬迁，当地政府与村民们谈判后答应给坞里村引入自来水，而此前坞里村民一直喝的是井水。

　　“地下水被污染，不能吃！”成了村民们的共识，近20年来，坞里村民一直持续不断地反映问题，要求或者将化工厂搬迁，或者将村民搬迁。因为迟迟不见“说法”，不少村民陆续放弃了上访，韦东英夫妇却坚持了下来，2004年左右，他们开始带头奔走相告，成为民间环保斗士，并在2005年被评为“浙江平民英雄”。

　　与污染企业作斗争，对这对夫妻而言是艰难而又孤助无缘的，在发现污染企业偷排后，他们致电萧山区环保局，但环保局的人姗姗来迟，等他们赶到现场，企业已经得到消息停止排污了。为了抓到证据，韦东英用废弃的饮料瓶装上偷排的污水，但环保工作人员说这不能成为证据，无奈之下，韦东英又拍照取证，但环保局认为照片不能说明问题。

　　“当时我们举报，环保局还曾埋怨，说企业排污都交了钱的，你举报干什么呢？！”韦东英不解。

　　持续的抗争终究还是有了一些成效，不过所谓的成效在韦东英看来却是一个莫大的嘲讽，因为污染不是减轻了，而是变得更隐蔽了。

　　当地政府曾许诺三年内搬迁化工厂、解决村民的生存问题，“他们说让这些厂再生产三年，我就问了，污染好比杀人，假如杀人犯跟公安局说等三年，让他再杀三年人抓他归案，公安局能同意吗？这是同一个道理！”邵关通有些愤懑。

　　如今三个三年快过去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离居民区远的化工厂搬了几家，但近的却没有搬，这是什么道理？而且化工厂还在批建。”韦东英曾举报新建的一家“彩瑞化工”，但环保局对她的回复按照韦东英的口述是：“这个名字是难听，我们建议改名杭州彩瑞。”

　　“污染的问题，难道改一个厂名就可以解决了？”韦东英不能接受，对环保局扮演的角色很失望。

　　这对夫妻每天坚持巡查村旁的内河与钱塘江，在江畔有一个南阳污水收集中心，按照官方的说法，园区所有的工业污水都将通过管网进入污水收集中心而后进行污水集中处理。

　　不过，韦东英夫妇发现污水收集中心的机器几乎不运转，“你看，都生锈了”，她领着记者站在防洪堤上俯瞰污水收集中心。

　　3月8日上午10点，韦东英发现沿塘河上的赭山湾闸又开始放闸泄水了，黑乌乌的内河水直奔钱塘江。

　　“隔几天就放一次，潮水来了就把污水排进钱塘江，再从另一头把江水引入内河冲兑。”

　　记者看到，即便冲兑后的沿塘河水也是一片乌黑。

　　死亡名单

　　韦东英对萧山区钱塘江各段的排污口了如指掌，她怀疑工厂仍有暗管偷排，因为在厂区工作的外地打工者不止一次规劝她：“大姐，你们别告了，越告越糟糕，他们现在都在厂里打暗井，污水通过暗井排走。”遗憾的是，韦东英找不到证据，因为工厂她是绝对进不去的，她告诉《新民周刊》，化工厂排气排水多在后半夜，且有人在江堤上守着，“他们拿着对讲机，看到我来了，就用对讲机通风报信：韦东英来了，你们快关阀。”

　　这对民间环保夫妇对《新民周刊》反映的问题得到了诸多村民的印证。不过坞里村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已经不是污染了，这个问题已经现实存在了近20年。韦东英悲哀地控诉：“老百姓有几个20年可以等？”从化工厂出现，坞里村的癌症病例就开始逐日增加，时至今日这个小乡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癌症村”。

　　韦东英家中保存着一份她在2004年至2005年间记录的村里癌症患者与死亡名单，从1992年至2005年，坞里村有近60人患癌症去世，年纪多在四五十岁，最年轻者20多岁，记者翻看这份沉重的死亡名单，发现村民们所患的癌症多是肺癌、胃癌、肝癌。

　　2005年后的癌症病例韦东英没有做统计，因为她和村民们逐渐灰心了，“村民们后来不再配合调查，问我，调查了又有什么用，我没法回答人家。”但是韦东英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每年都有七八个人因为癌症去世，“这里难道不是癌症村？”

　　韦东英后来还曾做过一份《环境污染基本调查表》，记者摘录了几则——

　　案例一：1962年出生的赭山街道村民冯志光在表格中写道，自己患有肝癌，妻子患有子宫肌瘤，曾看见企业直接排污，“现在盖住放，夜里九点以后气味浓，门窗打不开。”“井水不能用，以前水产品质量好，现在买回来有气味，不好吃。”

　　他抱怨说“(污染的问题)和街道说过，没有用。”“给我一点钱看病。”在期望一栏，他写下了“想环境(好起来)，下一代不要患癌。”2009年6月12日，冯志光填写了这份表格，不到半年后，他不治身亡。

　　案例二：坞里村民王江平，2008年6月在调查表中自述：“本人感觉感觉身体不适，附近人得癌多。”此后不久，在检查中，王江平被发现患有肺癌，痛苦挣扎4年后凄惨离世，卒年54岁。

　　在这厚厚的近60份表格中，村民们对家乡的环境问题以及环保部门、街道、村委的渎职抱怨连连。

　　51岁的村民曹建妙质问：“为什么坞里癌症患者多，叫领导答复到底为什么！”而41岁的村民冯东海则直言不讳，不愿意读一些关于水污染的问题和法律维权的专业书籍，因为“老百姓靠政府为民办实事才有用，读书没有用”。

　　韦东英谈起这些案例唏嘘不已，忍不住抹泪，“老百姓心疼环境有什么用？老百姓的痛苦有谁能放在心上？”

　　坞里村最让人心酸的癌症家庭是一户丁姓人家，50多岁的父亲与30多岁的儿子前两年陆续患癌去世，如今留下老妇独守空房。

　　村民们多怀念当初的青山绿水，那时候河里鱼虾成群，然而现在捕获的鱼吃起来有一股怪味，韦东英说丈夫不久前捕获一条野生鲫鱼，卖给人家，结果买家上门抱怨烧鱼的过程中满屋子都是怪香味，有点像樟脑丸的味道，没敢吃，扔了。

　　除了癌症高发，坞里村民的血液病也比较普遍，33岁的村民陈奇原本是一个外科大夫，如今却因为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在家养病。陈奇脱去衣服，浑身的红疙瘩让人不寒而栗，他说这是免疫体统破坏后的病症，严重时呼吸困难，走路都艰难，因为瘙痒难忍，常抓得皮开肉绽。他去萧山当地医院治疗，医生直接问他住在哪里，当听说是坞里村后，医生断言与污染有关，他又去上海华山医院治疗，医生告诉他只有远离污染才能痊愈。8年来，陈奇因为病患痛苦不堪，工作也丢了，他怀疑病是家边上的冯氏彩钢板厂导致的，这家工厂距离陈家不过十多米，生产工序中需要在铁板上喷漆，而漆中含有甲苯，学医出身的陈奇深知苯类对血液系统的危害。

　　但他却没有办法去索赔，因为家附近的各类化工企业多达20多家，究竟是哪家在排放有毒有害物质，他也无法说清。“污染是众人皆知的，但与癌症与疾病具体有什么关联，我们没有证据，政府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

　　陈奇想过搬离坞里村，他曾去海南休息过一段时间，身体明显好转，但回来后又复发。“没有那个实力搬离。”

　　“我们这里就是癌症村，我家边上死掉的就十几个。”他看着身边年轻人一个个离开，很为自己的前景忧虑。

　　韦东英的一户邻居在萧山环保局工作，根据韦东英的说法，这家人几乎从不让孩子住村里，周末偶尔回来一次也很快回城。

　　除了水，坞里村的土也被致癌物污染，村民们因此不敢吃本地种的菜，这更增加了生活成本。

　　“化工厂来了，我们的地被征用，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反倒赔了性命。”多个村民反映。

　　更多可怕事实

　　对于“癌症村”的说法，离坞里村稍远一些的红山村被公认为癌症村中的“头魁”，尽管官方至今同样不承认“癌症村”的说法。

　　红山村的癌症病发率比坞里村还高，原因在村民们看来很有警示意义——因为该村距离化工区比较远，上世纪90年代，坞里村民为污染问题抗争时，红山村的村民们觉得环境污染并不会影响到自己，因此照旧吃井水，用内河的水浇灌稻谷、蔬菜，收获的庄稼自家食用。直至2008年前后，红山村才通上自来水，但为时已晚，“当时没有意识到，现在进入癌症高发期了。”邵关通苦笑，“幸亏我们坞里村闹得早，否则癌症还要比现在严重。”

　　《新民周刊》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在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及周边的党湾镇等地同样存在多个类似坞里村、红山村这样的“癌症村”。根据环保部门的要求，园区的工业污水集中至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这个污水处理厂还一并处理周边11个乡镇的生活污水。

　　通过巨大的污水管道，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污水排入钱塘江，但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对该排污口的水样抽检发现其含有多类有毒有害物质，包括氯代苯胺、全氟辛酸、氯代硝基苯、氯苯等致癌甚至生殖侵害残留物质。

　　因为怕本地人闹事，工厂并不招用本地人。印染厂的不少外地工人租住在坞里村及周边村落，村民们时常看到这些外地工人浑身红色、绿色，染料是什么颜色，人就是什么颜色，连眼睑都是五颜六色的。

　　有印染工人告诉《新民周刊》，这些颜色几个月都洗不掉，咳出来的痰都是带色的，洗澡后，换上白衬衫，一出汗，领子都是红色。

　　村民们最可怕的传闻便是印染厂的污染会导致不孕不育，因此工厂怕承担风险，也不愿招收年轻女工。

　　邵关通常去“二十二工段”的这个排污口，他并不懂得专业的化学知识，但直观的感受足以让他对环境忧心忡忡，他眼前的污水有时候是红的，有时候是绿的，异味浓烈，“难道这就是无害化处理后的污水？”

　　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环境污染对整个地区的危害，南阳镇2012年征兵工作，270名应征青年，最终只有17名体检过关。坞里村去了17名应征青年，结果只有邵关通的儿子一人合格。

　　21岁的儿子如今远在他乡，邵关通、韦东英夫妇决定坚持抗争下去，虽然生命受到威胁，家中玻璃也被人接连砸破两次。

　　韦东英说她想不通，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情为何得不到制止，“难道除了污染环境，就找不到赚钱的方式？难道中国的发展非要延续外国的老路？”

　　因为污染的问题，坞里村的村民们与村干部产生隔阂，并指控村干部们被化工厂一点点蝇头小利就收买了。

　　邵关通期望将村民们整体搬迁，因为化工厂已经事实存在了，搬到哪里就会污染哪里，“地球哪里有那么多地方好让他们污染？”

　　另一个“癌症村”

　　离开萧山，驱车往东不过半小时路程便进入绍兴市，杭甬高速公路绍兴出口下来就是三江村，这是绍兴地区坊间“知名度”颇高的“癌症村”，当然，地方政府不认可这个说法。三江村几乎是坞里村的翻版，同样因为印染等化工企业的包围，水、土壤、空气被污染，年轻人们“逃离”，外地工人与本地老人留守。

　　66岁的乡村医生林张木退休后坚持在村里的小诊所义诊，因为接触的癌症病患多了，他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遇到一些可疑病例直接建议患者家属送去大医院做肿瘤检查。

　　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据他所知至少已经有80多人患癌去世，“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村民们都说这里是癌症村。”

　　在这位乡村医生看来，癌症高发肯定是不正常的，罪魁祸首就是附近的化工厂。三江村的村民也盼望着搬迁，但因为拆迁成本高，这项工程进展异常缓慢。

　　在三江村往北数公里便进入绍兴滨海工业园区，这个园区是浙江省最大的工业园区之一，已经初步形成了纺织制造、石油化工、聚酯纤维、生物医药、包装材料和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集群，其中印染年总产能达到50亿米，占全国十分之一。

　　公路沿途尽是印染及相关的企业。联发化工厂等企业沿着一条内河排列，河道外侧就是海湾。记者面前的这条内河臭气熏天，而联发化工厂与内河相隔的围墙外正有两个工人安装摄像探头。

　　见到记者拍照，工人很警惕，当地环保人士——90后青年徐磬石认为在围墙外安装探头针对性很明显。

　　车子顺着防洪堤一路开，每过一个化工厂便是一种气味，附近新三江闸附近的两个渔民告诉记者，风一大，各家工厂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能将人熏晕。

　　6月7日这天，66岁的渔民高明亮从凌晨2点开始在新三江闸外的海湾捕鱼，直至下午2点记者到访，才捕获十几斤鱼，而早年，一个小时就可以捕获一百多斤。高明亮告诉记者，新三江闸隔几天就打开一次，联发化工旁边的内河的臭水排入海湾，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黑龙轰隆隆扎进海湾。

　　“鱼死的死，逃的逃，捕到的鱼有种奇怪的味道，像是柴油味。”高明亮坦言，这鱼他们不敢吃，只能卖给不知情的人，“一个人只能卖一次，上了一回当，下次就不会再买。”

　　顺着滨海大道继续往工业园区深处，印染企业更多，最具代表性的新二村被浑厚的化工味包围，但村民们已经习以为常，闻不出来了。新二村周边的内河已经悉数被工业污水污染，成为村民们眼中的毒水，“一沾手就会发疹子”。

　　2012年5月8日，因为滨海工业园区一家印染厂管道爆裂，新二村一条三四百米长的河流瞬间被染成红色的“血河”，两天后才褪色。

　　如今居住在新二村的主要是外地来的工人，村民郭大爷透露，新二村同样被视为“癌症村”，地表水被污染，地下水同样不能饮用，村民们守着水却愁水吃。

　　郭大爷与其他村民一样将房子出租给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来的工人，一名正在洗鱼腥草的女工告诉记者，她今年快50岁，在附近一家印染厂做工，刚到这里，早她到来的老乡就告诫她不能饮用井水，河水更是碰不得。

　　工人们如今都从工厂里提自来水回来洗菜、烧饭，在这片水乡，水成了贵重的物品，郭大爷家有一口水井，虽然只能用来洗衣服，但也供不应求，郭大爷在井旁写了一个告示：“不住我家，不准用水。”

　　滨海工业园区各家企业的污水同样通过管网汇入当地的污水处理厂——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按照日处理能力，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以处理印染废水为主的综合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110万吨，雨水、污水管线据资料显示高达290公里。

　　在这家污水处理公司不远处是一家名为绍兴环兴的污泥处理公司，巨大的烟囱正在冒烟。

　　徐磬石2010年组建了绍兴当地的一支民间环保组织，他告诉《新民周刊》，因为污染问题，当地曾多次发生村民与企业的冲突。

　　在小徐看来，水与空气的污染是可以目睹的，但另一个隐患却容易被忽视——土壤。按照污水处理要求，每个企业的污水必须先在厂内进行初期处理，而后再进入管网，沉淀物中积攒了巨量污染物。

　　环兴污泥处理公司这样的企业便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绍兴地区也确实存在企业偷倒污泥的情况。

　　“这种污泥对土壤的破坏性极大，所倒之处寸草不生。”小徐透露。

　　共同的宿命？

　　滨海大道东北方向的尽头便是杭州湾，3月7日这天，虽有雾霾，但仍可依稀看见杭州湾大桥。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处理后排放出来的污水便从这里排入杭州湾钱塘江内，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人告诉记者，排污时，污水通过管道喷出，在江面形成巨大的涡流，而污水的颜色则是五颜六色的。

　　水务部门看到记者摄像很警惕地询问。在这个排污口，绿色和平组织的抽样同样检测出了包括氯代苯胺、全氟化合物等致癌物质，甚至还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此类污染物质具有生殖毒性，常被应用于包括纺织品在内的多种工业生产。

　　记者注意到，针对绿色和平组织的检测报告，萧山与绍兴县环保部门均曾予以否认，萧山区环保局副局长朱海斌、绍兴市环保局副局长胡剑都表示，“工业园区排放的污水都经过污水厂处理，符合国家标准。”朱海斌表示，工业污水即使经过了处理还是污水，不可能达到自然水那样的清澈。根据国家标准，只要该污水经过自然水的80倍稀释能够达到无色就是正常的。报告中提到的芳香胺、硝基苯、二氯乙烷、氯苯等有毒有害物质，朱海斌表示“国标”里面没有要求，目前国内环保部门的技术和设备水平也无法检测。

　　在滨海工业园区内的万丰化工厂附近，两名来自四川绵阳的万丰化工女工正在河道旁种菜，河道便与新二村那条曾被染成“血河”的内河相连。因为被污染，这条河如今被筑坝隔断，新二村的村民早已废弃河道两边的农田不再耕种，但两名四川女工不以为然。她们告诉记者，“化工厂与印染厂相比，很难说哪个毒性更大，为了生活，没那么多能力去讲条件。”女工的工资每月不足两千元，工厂每个月给她们发防毒口罩，但戴不戴就靠个人自觉，至于体检，“目前还没享受过”。

　　来自绿色和平组织的调研显示，绍兴滨海工业园区与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的印染企业不乏一些国际服装品牌如Zara、Levi’s等的供应商。

　　纺织名城向世界输出潮流的同时却将污流留在了本地，地方官员摘取了GDP的果实，民众却在为生态危机埋单。

　　环保部《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显示，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我国现有生产使用记录的化学物质4 万多种，其中3000余种已列入当前《危险化学品名录》，目前，我国化学品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和风险隐患突出，发达国家已淘汰或限制的部分有毒有害化学品在我国仍有规模化生产和使用，存在部分高环境风险的化学品生产能力向我国进行转移和集中的现象。

　　指望国际服装品牌督促供货商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在现阶段无异于痴人说梦般的一厢情愿，何况对服装而言，有毒有害物的服装残留以及洗涤过程中对消费地的二次污染问题也同样严峻，不久前发生的上海“毒校服”事件，有毒残留的布匹就来自绍兴地区。

　　2010年，绍兴县印染超过170亿米的布料，并且生产了超过1.3亿件的服装，纺织业作为绍兴最大的支柱产业，占据当地工业经济总量的58.5%。然而，笼罩在癌症阴霾下的村民们对这些数字乐不起来，因为付出的环境代价实在太大，恐怕几代人都无法偿还。

　　绍兴滨海工业区的排污口再往东，绍兴上虞市的道墟镇亦有不少村民向记者反映，他们那里也有“癌症村”。化工企业开到哪里，“癌症村”似乎便会出现在哪里。

　　上虞往东，宁波市慈溪地区，随着杭州湾大桥的建成贯通，工业园区逐渐扩大，并已形成专门的印染区。来自那里的民声反馈是，因为污染物的排放，海产品产量削减，口感变差，老百姓们正在担心步入上游的后尘。

　　污水最终奔流入海，在有毒有害污染物中生长的海产品最终被端上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餐桌，甚至更远。

　　毫无疑问，环境污染的危害绝不可能局限局部地区。同处一片雾霾天下，如果不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癌症或将成为我们这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的归属。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20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40万，我国居民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症，在全国不少大城市，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

　　“如果我们就把这样一个环境留给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子孙以后祭拜我们的时候也不会感激我们，他们只会问，祖先们啊，你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啊。”

　　韦东英的这番话与喷涌的污水共同击打着我们的心。

地下水污染问题正被高度聚焦。

原标题：失守的中国地下水

　　日前山东潍坊被疑有企业往深层地下排污的消息，引发了公众对地下水现状的关注和忧虑。

　　在多种污染源作用下，我国浅层地下水污染严重且污染速度快。2011年，全国200个城市地下水质监测中，“较差—极差”水质比例55%，并且与一年前比15.2%的监测点水质在变差。

　　根据国土资源部十年前的调查，197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区，浅层地下水已不能饮用的面积达六成。

　　地下水形势已刻不容缓。按环保部等部门制定的规划，到2020年，对典型地下水污染源实现全面监控。

　　山东潍坊地下排污事件还在持续发酵中。

　　在传出有工厂将污水通过高压井排到1000多米地下的消息后，潍坊市称未排查到相关问题，并悬赏10万元征集线索。

　　2月21日，潍坊对媒体称尚未发现有价值的举报线索。而事件仍进一步发酵。网络上关于地下排污线索也不断涌现。媒体日前又曝出，潍坊下辖的寿光市存在打井排污现象，当地一个工业园区普遍存在地下排污。

　　环保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22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认为，有关部门不必纠缠“1000米”的字眼，民众对地下水污染的焦虑，折射的是地下水严重污染的现状。

　　民间环保组织“未来绿色青年领袖协会”的理事长赵亮昨天告诉记者，他们在海河流域做环境调查，发现已经难以找到一条干净的河流。污染的河流会渗入地下水源。而各地企业利用渗坑、渗井排污也已近20年。

　　2011年发布的《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下称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初步判断我国地下水污染正在由点状、条带状向面上扩散，由浅层向深层渗透，由城市向周边蔓延。

　　严峻现状

　　200城市五成地下水质差

　　“这里没有污水处理厂，没有环保监管，有的是祖辈饮用地下水的传统！”赵亮对地下污染威胁农村饮水安全的状况，非常担忧。

　　清澈的小河，透亮的井水，已成为记忆。赵亮2012年7月在对海河流域调查时，发现村民大都被迫放弃了饮用井水。

　　2000年-2002年国土资源部进行了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按照《地下水质量标准》，37%已是不能饮用的Ⅳ类、Ⅴ类水。

　　2011年，全国共200个城市开展了地下水质监测，其中“较差—极差”水质监测点比例为55%。与2010年相比，15.2%的监测点水质在变差。

　　在地表水资源不足，且部分污染严重的情况下，地下水曾被认为是清洁稳定水源。

　　根据《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09年中国地下水开采总量1098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18%。在全国655个城市中，400多个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约占城市总数的61%。

　　北方地区65%的生活用水、50%的工业用水和33%的农业灌溉用水来自地下水。

　　在没有新水源的情况下，失去了地下水，也就意味着生存危机。

　　多种源头

　　平原地下优质水仅4.98%

　　2月18日晚，中国青年报记者丁先明在山东茌平县干韩村采访，村民十多米深的自备井，打上来的水发黄，水面有薄薄油花。村民不敢再饮地下水。

　　干韩村东南角，500多亩土地，被一家铝电企业用于污染性废渣赤泥。

　　近些年，很多平原农村地区井水变味、变色的新闻，屡见于报端。

　　农村水井主要抽取浅层地下水，而地表水可直接渗入浅层，受污染侵害最为严重。根据2001-2002年国土资源部第二轮地下水资源调查，在197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区中，浅层地下水Ⅰ类和Ⅱ类水质分布仅为4.98%，已不能饮用的Ⅳ、Ⅴ类面积高达59.49%。

　　2012年7月，赵亮在河北霸州调查时，很多村民把污染源指向当地的一些轧钢厂。许多年来，城镇、城郊和农村的一些工业企业用渗坑、渗井和缝隙排放废水，对地下水的污染非常严重。

　　城市也是污染的源头之一。城市污水排放量增加，但处理能力不足，甚至市政管网渗漏，都会造成地下水污染。

　　地下水污染也在农村发生着。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用城市污水灌溉等，都让土壤受到污染，形成最大的面状污染源。

　　而被污染的河流湖泊会直接渗透到地下水源。

　　相对于浅层地下水，深层地下水质量要优良，这也是很多城市用水的主要来源。但一些地带的隔水层很薄，甚至开了天窗，使已受污染的浅层水进入到深层水。

　　危害显现

　　污染致饮用水危机

　　一份由公益人士制作的“中国癌症村地图”正在互联网上被关注，村子数量被认为超过200个。

　　环保部2月20日发布《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称个别地方因环境污染出现癌症村。

　　此前，地下水污染导致癌症高发甚至牛羊绝育的报道，在诸多地区出现。

　　在一些地区，污染已危及公共用水安全。

　　据国土资源部网站资料，辽宁海城市污水排放造成地下水大面积污染，附近一个村160人因水而亡；由于地下水的严重污染，淄博日供水量51万立方米的大型水源地面临报废。即使是北京，浅层地下水中也普遍检测出了三致（致癌、致畸、致突变）物质。这些“三致”有机物在我国东部其他城市和地区，很可能同样存在。

　　地下水污染隐蔽难以监测，发现时往往已造成严重的后果。根据2000年-2002年国土资源部的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全国195个城市监测结果表明，97%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污染，40%的城市污染趋势加重；北方17个省会城市中16个污染趋势加重，南方14个省会城市中3个污染趋势加重。

　　宣战污染

　　欲全面监控典型污染源

　　“我们的情况很严峻，这是一个机会，希望不要再错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希望这次潍坊排污事件引发的关注，能够推动整体环境制度的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介绍，类似地下水污染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美国也遇到。当时这些国家都提高了排放标准等。不过污染得到缓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化完成后的产业转移，很多污染源消失。而中国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污染源难以消除。

　　马中介绍，地下水虽属可再生资源，但地下水更新和自净非常缓慢，一旦被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与生态破坏，往往长时间难以逆转。

　　人类还没有找到一个十分有效的治理地下水污染的技术。无法承受的治理成本也使得地下水污染陷入困局。有报道称，上世纪80年代，日本测算治理地下水污染需要800万亿美元，只好扼腕叹息。

　　2011年，环保部、国土部与水利部联合公布的《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中，预计2015年年底前，中国将完成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和评估工作。到2020年，对典型地下水污染源实现全面监控，地下水污染防治体系基本建成。

新京报记者刘一丁北京报道

（新京报记者王瑞峰对本文亦有贡献）

　　近日，《科技日报》一则报道说，澳大利亚研究人员的研究揭示，在澳大利亚偏僻的西北部金伯利地区一个早于现今原住民的史前文明的消失，是源于当时快速的气候变化及其灾难性的影响。这项研究是当前气候突变与古文明兴衰关系这一热点研究中的一个成果，其实，世界几大古文明及玛雅文明兴衰的背后都有气候变化的推手。

　　一万年来数度变干变冷文明与气候“步调”一致

　　辽宁日报：谈到古文明和气候的关系，那么首先想到的是约1万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这是现代人类的萌芽阶段，标志就是制造陶器及磨制石器，出现了原始的农业、畜牧业，这是人类走向文明根本性的一步，那么，这一发展是否和气候变化有关，1万年前是一个怎样的气候状况？

　　王绍武：从地球史年代学上说，从大约1.15万年前开始至今，气候相对温暖湿润，属于间冰期气候，称为全新世。而在之前是一个持续了8万至9万年的冰期。全新世早期温度大幅度回升，但到了中期约5000年前，温度又有所下降。从干湿情况来看，全新世早期气候湿润，5500至5000年前开始逐渐变干。但总的来讲，全新世气候温暖湿润。人类文明社会就是在这个有利的气候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辽宁日报：人类活跃在地球上的1万年经历的气候变化特点原来是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出现和全新世都始于1万年前后，两者是否有联系？

　　王绍武：早期人类完全依靠野生动植物为食，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大约1万年前进入全新世以后，气候条件变暖变湿，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更加活跃，动植物生长也有了很好的条件。人类得到快速发展，所以新石器时代和全新世大体上是同步的。但是人口的增长和气候突变向人类提出了挑战。气候突变的冷干恶劣气候使狩猎和采集不足以维持生活，促使人们去驯养牛羊等动物，并发现一些植物的生长规律，尝试着去种植，于是一批野生植物成为栽培作物，世界几大流域的居民先后出现农业种植及畜牧业，这是人类向文明迈进的重要一步。

　　辽宁日报：您提到的气候变冷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有什么特点？

　　王绍武：全新世以来，北半球中高纬度发生了8至9次气候突变事件，其中距今8200年前、5500年前、4200年前及2800年前的4次尤为突出，特点是在十几年和几十年的时间里突然出现一段气候冷而干的时期，大约持续200至300年左右。而且这些冷(干)事件的气候影响是全球性的，特别是北半球中高纬度的变冷和低纬度季风气候区的变干最为突出。

　　为何四大古文明均发源于大河两岸

　　辽宁日报：8200年前人类刚进入新石器时代不久，而距今约55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正是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的古文明开始的时候，如埃及有了自己的象形文字，而您说的5500年前的那次气候突变是否对古文明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

　　王绍武：在六七千年前，现在的撒哈拉大沙漠那时充满了绿洲、湖泊，是非洲先民较为理想的生活家园，但人口比较分散，人口压力较小，不容易形成文明社会。5500年前，非洲气候向冷、干发生重要转变，沙漠中绿洲开始消失，湖泊变干，沙丘活化，先民被迫离开，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中的牧民迁徙至尼罗河河谷或三角洲平原。另外，上埃及的人开始向北扩张到下埃及，从不同地区向尼罗河河谷或三角洲地带迁徙的人口导致了这一地区的人口压力。为了解决人口增长的压力，人们开始人工灌溉，进行技术革新，农业产量开始提高，有了剩余财富，而剩余财富增加又促进了手工业方面的分工，私有制逐步确立，阶级形成，此时出现象形文字，并开始形成国家。因此可以说距今5500年前后的气候事件促进了埃及古代文明的形成。

　　辽宁日报：其他三大文明的形成也与这次气候突变有关吗？

　　王绍武：是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黄河文明这四大文明，无不是在大河之滨发展起来的，因为5500年前左右气候从湿润到干燥的转变，人们集中到大河两岸。在美索不达米亚，由于气候干燥，人们挖运河、修水渠，不得不对灌溉严加控制，从而出现了早期的中央集权王朝。我国这时正处于五帝时代，虽没有形成夏、商、周一样的国家，但也经历着巨变，是文明迅速发展的极重要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源头。

　　辽宁日报：那么4200年前也有一次巨大的气候突变，我国第一个国家夏朝是在公元前2070年建立的，这次气候突变对夏朝这一文明的源头有直接的影响吗？

　　王绍武：古气候资料表明，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在中国北方发生了由洪水到干旱的气候突变，这是同中国古代五帝即龙山时代洪水传说一致的。而考古发现，龙山文化在此阶段衰落，同时北方的老虎山文化及燕辽地区红山文化也遭巨变。由此可见，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发生了广泛的考古文化交替，旧的文化衰落，新的文化诞生。自然灾害促进了文明激烈地冲撞，主要表现为战争，龙山时代族团、酋邦战争频发，结果建立了统一的夏朝。

　　辽宁日报：但其他三大文明就没这么幸运，好像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都发生了中断？

　　王绍武：是的，中纬度的寒冷以及游牧民族南侵，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先后衰落。在两河流域，从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900年，处于小国林立的混乱时期，近十余年来两河流域环境考古研究表明这个时期正好有一个持续的干旱期。当然促使文明衰落的也还可能有其他原因，但是气候的突变可能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因素。

　　气候突变前车之鉴当代文明不可掉以轻心

　　辽宁日报：气候突变对古文明影响的具体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

　　王绍武：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完全属于靠天吃饭，受天气、气候影响严重。降温伴随干旱使土地承载力遭受了极大的破坏，4200至4000年前的这次气候突变持续时间长达二三百年，较为激烈，而且发生范围广，当时人类社会组织结构及技术水平都尚不足以应对这些变化速度快、幅度大、持续时间长的气候事件，也无法通过迁徙至环境更好的地方来规避气候突变的打击，导致古代文明社会长期处于崩溃的边缘而难以得到恢复，导致文明的衰落。

　　辽宁日报：著名的玛雅文明为何突然消亡，与气候有无关系？

　　王绍武：1995年一个重要的研究结果表明：玛雅地区在公元900年前后遭受了近200年的持续干旱，每隔50年左右就发生一起极严重的旱灾，即公元760年、公元810年、公元860年和公元910年。其中后3次旱情发生时间与考古学家发现的玛雅人主要城市被废弃的时间相一致，每次大干旱的发生都造成了玛雅文明的局部崩溃。虽然一些地区的玛雅人通过获得较多的地下水勉强度过了前两次危机，但在随后的第3次大干旱面前，他们再也无能为力，最终走向了末路。

　　辽宁日报：气候异常对古文明影响如此之大，对当今有何启示？

　　王绍武：刚才粗略讲了气候突变与古代文明兴衰的关系。其实即使是小规模的气候异常，一旦超过了人和社会的适应能力，也往往对地区文明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有的直接导致一种文明消亡，有的通过迁徙、战争等方式向另一种文明演进，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气候突变可能确实在人类文明演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为人类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气候突变提供历史借鉴，具有深远意义。
　　
　　当今社会生产力水平、技术条件等相对于古代有了极大提高，但这并不等于现代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相反社会越发展有时反而越脆弱。例如，2008年1月我国南方的低温冻害，严重影响了电力、交通等生产生活领域。而在明、清时期，一些冬季要寒冷得多，但是却没有这么大影响。那是因为那时还没有那么多的公路和电网，所以预防、抵御自然灾害依然是当代一个重要的挑战。

　　辽宁日报：未来发生气候突变的可能性有多大？

　　王绍武：全新世中大约每过1000至1500年就出现一次气候突变，上一次气候突变即小冰期约出现在距今550至150年前，因此不排除未来会发生新的气候突变。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造成了干扰和破坏，也可能引发某种气候突变。因此，加强对气候突变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辽宁日报：谢谢您的讲解。　　

　　专家档案

　　王绍武：北京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联合国环境署世界气候影响规划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气候委员会副主任、政府间气候变化协调委员会(IPCC)科学报告主要作者。长期从事气候异常、变化和预报的研究，发表科学论文近300篇，专著及主编文集共20余部。

文章来源：辽宁日报

　　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美国自然主义者、批评家、诗人。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延龄草》、《蝗虫与野蜜》、《清新的原野》、《季节的迹象》、《鸟与树枝》、《时间与变化》、《生命的呼吸》及《接受宇宙》等。

　　“家”是巴勒斯最常涉及的主题，是他描写其他领域事物时不变的阐释视角。“家”对他来说，是他在哈得孙河畔亲手搭建的小屋，有着石头围墙和他亲手种植的葡萄和苹果树。巴勒斯作品中的家园，在更大的意义上，也是指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是对自然母亲近乎乡愁般的怀念，他说：“我是那向前行进的孩子，我注视每件东西，带着同情、爱或畏惧，我变成了我所注视过的东西，那东西也成了我的一部分。”

　　巴勒斯的终身伴侣克拉拉试图精确地发现他的写作与当地风景的关联，她认为，“他所置身的环境像一件斗篷穿在他身上，他的句子的流动和他家乡风景的线条一样单纯、和泉水涌流一样自发，从树林的宁静与隐秘中发源，又像山间溪流一样清澈、富有乐感而多变。”这种地方性非但不是巴勒斯的局限，反倒是通向普遍性的一条道路。

　　巴勒斯的兴趣在于将地域性的特定细节与普遍语境联系起来。在《在美面前》一文中，他把自己当作传递者和斡旋者，放在了自然界的美与那种美能够揭示的神圣感之间。他写道：“当我走进森林或田野，或者爬上小山，我似乎根本没有望见美，但是却像呼吸到空气一样呼吸到它……我是怎样地跟大地和天空享有一样多的快乐！美依附在岩石和树木上，与粗糙和野性为伍；它从纠结在一起的蔓草和沟壑里升起来，它跟鹰和秃鹰一起栖落在干枯的橡树桩上；乌鸦从它们的翅膀上将它散落下来，又编织进它们那小木棍搭成的鸟巢；狐狸朝它吠叫，牛朝它低哞，每一条山路都通向它神秘的所在。我不是美的旁观者，而是它的一个合作者。美不是一种装饰，它的根须穿入地球的心脏。”

　　更为重要的是，了解与亲近身边的事物是自然主义者的一个伟大的力量之源。巴勒斯认为，要想做一名自然的观察者，一个人所需要的仅仅是养成集中注意力的习惯：“在你能够从灌木丛中发现鸟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必须先有鸟的存在。”巴勒斯通过他的散文带领我们开始穿越树林的旅程，进行寻找野蜜和鳟鱼的远足。他最喜欢的旅伴是“一条狗或一个男孩，或者是一个拥有狗和男孩的美德的人——透明、好脾气、好奇、感官开放”。

　　惠特曼当属巴勒斯最亲密的朋友。巴勒斯以自然史的写作闻名，他最早出版的著作却是一本有关惠特曼的研究：《有关作为诗人与人的惠特曼的笔记》，后来扩充为《瓦尔特•惠特曼研究》。与惠特曼的接触让巴勒斯认识到，他自己的写作必须将自然史的精确与诗人的诗性感受有机结合起来。他们经常并肩在街道上漫步，谈论爱默生或林肯。惠特曼对巴勒斯作品的影响重大，巴勒斯的第一本生态文学著作《延龄草》的题目就是惠特曼提供的，惠特曼在激励年轻作家执著于他最熟悉的题材上也起了作用。

　　巴勒斯也曾深受爱默生的影响，但朋友们和编辑向他指出，世界不是为第二个爱默生准备的。不久以后，巴勒斯就开始写他最为熟悉的田园生活，他描写做奶油、酿槭树糖、修石墙及其他田园和农场题材。他有意识地抛开哲学化的写作方式，目的是“打破爱默生影响的咒语，踏上我自己的土地，写户外主题”，“树林、泥土、水，帮助我排除爱默生式的辛辣风趣，让我恢复到合适的氛围中”。他不再在“石头中寻找布道”，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熟悉世界的岩石般坚实的事实上，集中在那“伟大、粗糙、野蛮的大地”上。爱默生有关自然及自然界中人类位置的观点，给巴勒斯指明了一条需要坚持的道路，迫使他挑战自我并作出更多努力。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18日第406期

　　摘　要：环境史目前已成为一门热学，从全球环境变化的角度来审视这门学问，一定会有不少的启迪。环境史研究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研究的对象，环境史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是廓清自然环境的变化，进一步讨论人类社会与变动着的自然环境间的关系；

　　二是学科属性，环境史从属历史学范畴，“史”是历史学占优势的论述概念，环境史主要依赖文献记载进行研究；

　　三是环境史研究的内容，可归结为三大命题，即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文献记载的特征和分析方法；

　　四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统的研究手段、理念都不敷应用，这需要从其他学科( 包括理科) 借助新概念和新手段，才能促使环境史发展成熟。

　　一、环境史研究的对象

　　环境史中“环境”的概念，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给出的解释，是指影响生物机体生命、发展与生存的所有外部条件的总体，当然这里所谓的“生物机体生命”包括人类以及人类社会本身。而“史”的概念，总体上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这个概念类似通常所说的“变化”，因为只有“变化”，才能构成“史”，如果没有变化，也就没有了研究“史”的必要。如此说来，似乎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已经比较明确了。其实不然，因为这样的概念过于笼统，只能说具有总体把握的概念，但很难构成可以操作的对象概念，这对环境史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按一般的理解，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样的划分自然是从上述“环境”的“外部条件总体”的基本概念引申而出的分类。由于引申分类的需要，这里“自然环境”实际上是纯自然的人类社会生存的地球要素，包括大气圈、水圈、土壤圈、岩石圈和生物圈。而“人工环境”是指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经过人的加工改造所形成的环境，或人为创造的环境，因为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已经很难找到纯自然的地球要素，由此也就有了“人工环境”单独划分的需要。至于“社会环境”，更是“环境”这个定义在社会和人文要素中的引申，它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环境，包括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传统、社会治安、邻里关系等。从学理解读来看，它应该是社会人文研究面对的问题。

　　环境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名词，在不同学科，或不同语境中，常常有不同的含义。由于环境一词是学科术语“环境史”的主导指向，因此在讨论环境史的时候，需要对环境一词的含义，即环境史所指含义做出明确的界定。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作为一个学科的含义，如果缺少了界定，或者说是缺少了研究对象的内涵与外延，可能引起不少的麻烦。试想，在研究论述中，所指的对象本身有不同的含义，要想寻找到明晰的比较与异同无异于缘木求鱼。当然，这个问题需要展开讨论，这里仅仅给出概括性的看法，即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就是自然环境。它不应当把目前所有涉及环境的引申含义统统包括在内，否则环境史将变成一个难于驾驭和清理的大篮子，环境史的学科术语也会变得毫无意义。

　　从概括性的含义来看，环境史一定程度上接近环境变迁。而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最基本的工作也是廓清事实，无论气候变化还是其他的环境问题，这个研究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这些研究内容是评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重要出发点，只有明确这些基本事实，才能评估哪些现象是自然发生的？ 哪些是人类活动导致的？ 对于自然发生的变化，社会又是如何应对的？ 而人类活动的结果又是怎样调整的？

　　也许有人认为这不属于环境史的研究范畴，确实，从研究对象来说，它已经越过了历史学的定义，但是，这些研究的基本资料仍是历史文献，除了历史学外，其他学科能熟练地驾驭它们吗？就从历史地理的研究来看，这些自然方面的环境变化问题一直是研究的重要内容，我想环境史也应该有勇气面对这些本来不太熟悉的领域，这也许就是跨学科研究的魅力和挑战。

　　二、环境史是从属历史学的环境变迁研究

　　环境变迁的基本要义是研究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问题，这就涉及时间问题，而“史”的概念当然与其在时间上的变化有关。两者是否相同？

　　这就涉及其含义的差别。环境变迁本身针对的是科学问题，它并不限定学科的范围，一切可以涉及和解决环境变化问题的学科都能为它作出贡献。我们关注目前活跃在环境变迁研究领域中的学科，如岩石学、地理学、植物学、生物学、生态学、海洋学、年代学等等，就不难找到环境变迁跨学科研究的特点。而“史”的概念，仍是部分学科领域中的特征，而且在不同的学科中，“史”概念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举例来说，气候变迁研究的是单一的自然对象，无论是现代气候还是历史气候都不例外，但问题源于对“历史”的诠释。气候的历史与地球的年龄一样长，自从有了地球的大气后也就有了相应的气候。而如此长的时间，研究气候的资料来源、手段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地质时期的气候问题，如震旦纪冰期、第四纪冰期等，沿用的地质手段，从考察岩层出发，探求当时的气候，因此，在地质学上所说的气候史，是指几百万年至几亿年前的气候。而在气象部门，除了近数十年的现代气候外，也常常用过去的观测资料研究过去的气候问题，这些气候问题相对现代气候也是历史的，有时也冠以历史气候，它的时间尺度就只有近百年。在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领域里，更注重文献记录中的气候问题，这同样称为历史气候，当然是指的人类历史时期。显然，不同学科所讲的历史气候，无论从空间尺度还是时间尺度看都不是同一个内容，仅仅是历史气候中的一个子集。

　　当我们把眼光放到历史学的范畴，其实有关“史”的问题有史学史专门的研究。通常所说的广义的“史学”就是“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其实环境史中有关史的含义应该继承这个定义，不过是把“社会的客观存在”替换成“自然环境的客观存在”。因此，从理念来看，环境史从属历史学并没有什么相抵之处。

　　其实问题并不局限在理念上，更重要的是研究的资料依据。环境史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文献记载。应该说历史学对文献资料的理解和运用最为透彻，如版本、文字训诂、释义解析、背景分析，历史学在文献资料研究中已经着力精深，这为充分和准确地利用资料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学术基础。尽管古代文献资料是用我们今天熟知的汉字写成的，但认识这些汉字不等于就能理解章句的寓意，并把握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基本信息。任何文献的产生都有特定的背景，这对理解文字记载的意义和使用范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历史学的基本训练，恐怕很难在运用上做到得心应手。因此从研究依据的资料来看，环境史应该是从属历史学，因为只有历史学在文献资料的把握上最为成熟和老练。

　　当然，有论者以为环境史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如果仅仅把研究对象作为考察的内容，确实如此。因为环境史所面对的问题是传统历史学所不擅长的，也可以说是新的命题。但就学科发展而言，在新形势和新需求的推动下，任何一个学科都会面临此类挑战，历史学也不例外。因此不能仅仅从研究对象来判断其学科归属，否则在今天学科交叉发展的背景下，很多问题会让人困惑。笔者认为，如果从依据的基本资料来源出发，把环境史归属于历史学是恰当的，而历史学也应当担当起这个责任，因为历史学具有的文献资料运用手段将对环境史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环境史研究内容

　　环境史研究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三大命题: 其一是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 其二是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 其三是相关文献记载的特征和分析方法。

　　为了清晰地了解这三大命题，这里简要地回顾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情况。1998年9月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IGB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1999年5月在日本进行的第二届IGBP大会为标志，国际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正在步入新阶段。因为在这两次会议上，IGBP提出了“集成”[1]的新概念，并提出在全球层次、核心计划层次以及区域层次等三个层次上开展集成研究。这代表了此后10年间全球变化研究的主要方向。实现在地球系统概念指导下的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目标，需要一系列区域尺度的研究来补充，Berrien　Moore曾指出:区域尺度上的研究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人地关系问题，即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环境变化各方面综合研究；区域变化与全球变化的关系。[2]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IPCC)发表第四次评估报告，[3]该报告由三部分组成:自然科学基础、社会影响、应对策略。虽然这个报告的主题目标是针对当前的全球变暖问题，但其内容构成值得环境史研究参考，因为它提出的主要目标与环境史并没有特别的差异。在IGBP的核心项目PAGES 计划( 过去的全球变化)中，也明确提出: “关于全球变化的决定性见识不仅来自对那些当代过程的研究，而且来自于对过去全球变化历史的重建。”此后PAGES 强调需要加强过去2000 年全球变化的研究，而这个时段正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覆盖的时段。鉴于环境问题的国际影响日益显著，并越来越多地与全球政治、经济、贸易、外交等人文社会科学问题交织在一起，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参与协同攻关。1990 年，国际社会科学联盟理事会( ISSC) 发起IHDP ( 全球人文因素计划，International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Environmental Change) ，该计划认为，当前全球变化的核心是人类活动，社会本身确定了其环境的特征和边界，同时社会对其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受到有限与偏见的理解。为了有效地理解和作用于目前的变化，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对人类活动和作用做出全面的理解。该计划目前的主题包括: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海洋带、环境管理、极端事件风险、绿色经济、健康、粮食安全等，下设11 个核心项目( Core Project) ，即地球系统管理项目、全球碳项目、全球环境变化与粮食系统项目、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项目、全球土地项目、全球水系统项目、集成地球人类历史、集成风险管理项目、工业转型项目、海岸带海陆交互作用项目、城市化与环境变化项目。[4]

　　从上述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简要动向中，其实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环境史研究内容在其中的投影。尽管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主要针对现代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但只要把眼光向历史时期延伸，就不难知道环境史研究的命题如何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相衔接。这里我们把眼光回视到前面提到的环境史研究的三大命题中。

　　命题一，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自然环境变化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气候变化，1972年竺可桢先生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开创了利用中国特有的文献资料辨析历史时期的气候问题之先河，至今该论文仍被奉为经典，其建立的研究方法目前仍在广泛地运用。目前历史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过去2000年冷暖和干湿变化序列的重建和集成研究、特征气候时期(中世纪暖期和明清小冰期)的气候特征以及全球气候背景研究、近2000年气候突变事件的识别及其成因、极端气候事件的重建、气候特征值和天气系统的重建和分析，[5]这方面的论著已有不少，主要成果可参见三种著作。[6]除此之外，历史上的河流系统和海岸线也是环境变化的内容。尽管河流问题一直是传统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从乾嘉学派对《水经注》的校订到杨守敬的《水经注疏》的集大成，此后现代水利史和历史地理重建了黄河的历次改道和分期，成果可谓丰沛至极。但是否终结了这方面的研究潜力呢？其实未必如此，在新技术的运用下，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主要包括:遥感技术支撑下的河流重建、水系格局变化的建。[7]当然，自然环境变化不仅仅是上述两大方面，但从资料的有效性来看，这是最能发展出成果的内容。其他如渔业资源、疾病和瘟疫等仍有不少研究，其中的自然因素也是值得仔细辨析的。

　　命题二，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这可简称为人地关系。在农业社会中，人地关系一直是萦绕社会发展的大事，这里无需展开论述，目前许多环境史研究的内容就是从这个命题开拓的。但如果站在全球环境变化角度，我们仍可从中获得许多启迪。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可由三方面构成:其一是影响，自然环境变化无论是缓慢渐变的还是突发性的，对于传统农业社会一定会有影响，只是显著性的程度差别而已；其二是适应和调整，一个社会面对不断变动的自然环境，总会有其独特的适应和调整的方式，适应和调整的能力又与社会本身的弹性和脆弱性相联系。面对自然灾害，各种社会类型都有其独特的适应方式和调整措施；其三是作用，人类社会在生存和发展中改造了自然，其不可避免地对自然环境本身产生或大或小的作用，当今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工业化以后，二氧化碳无节制的排放，造成全球气温增高的后果。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社会同样存在这样的状况，如土地利用随着人口增多而扩展，其造成下垫面植被覆盖状况的变化。这方面我们应该回答: 过去2 000年特别是300年以来，人类活动是如何改变土地覆盖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理单元，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人文因素是什么？人文和自然过程是如何影响特定土地利用类型的承载力的？等等。人地关系研究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如果说自然环境变化研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实验和数学模拟实现的话，人地关系则更显得错综复杂，也许目前最好的研究方法仍是依赖过往的经验总结，尤其是从历史案例中分析今天社会没有遇见过的特殊状况。IHDP计划有关历史上的人地关系专门设立了核心项目，该项目指出:历史上充满着环境压力促使社会和经济崩溃的故事，但仔细观察可以看到，这种直接的社会崩溃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适应方式，例如极度干旱可能导致社会崩溃，也可能引发创造性的水资源管理方式，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响应实际上在时空中构成复杂而多方向的网络。

　　命题三，相关文献记载的特征和分析方法。历史学以文献资料为研究的基础，长期积累的学术经验奠定了理解资料的独特长处。从环境史的角度而言，重要的是比较不同特征现象在时间上的变化和过程，文献记载本身在时间上的特征就是做出这种比较必不可少的基础。在历史气候变化研究上，笔者曾提出“记异不记常”的观点，主要针对见诸文献的气候事件都是异常事件，而正常年份因为过于平常而无人关注。这在统计特征上表现为分布的差异性。例如，按现代记录的统计，旱、涝和正常年的比例大体上是在3∶3∶4，在指数形态上表现为单峰型的正态分布，但实际上文献记载的旱涝和正常年份的分布为双峰型，主要原因是正常年份很少见于记载。又如，历史气候异常事件中由远逐近数量在增加，同时在改朝换代之际又形成数量低谷，这个特征是客观的变化过程，还是文献记载本身造成的，此中意义值得仔细琢磨，否则很容易得出“明清以来灾害越来越多”的简单结论。此外，由于环境史面对新的观察视角，需要探讨新的问题，传统的分析方法是否足够，这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如前所述，IHDP提出的“适应和调整”问题，涉及社会系统的弹性和脆弱性评估，这些内容并不是传统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如何在文献资料中提炼出这些概念和相应的数据，目前并没有可以充分借助的成功案例，仍需要研究者继续努力。

　　四、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

　　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起的学科，面对新的研究对象，传统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其他学科成功的方法充实，以使学科真正成熟起来。这个多学科的方法，不仅仅来自人文社会科学，例如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手段，更需要借助理科的处理方法。例如，处理数据问题，历史学尚缺少自己独特的方法，而物理学和数学在这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数据误差是数据产生后的必然现象，没有绝对正确的数据，只有不同误差的数据。而不同误差的数据，在简单的运算过程中，也有不同的法则，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会把精确到万位数的数据与精确到个位数的数据直接相加，显然这样相加的结果毫无意义。又如，处理长时期的现象比较，最直接的方式是构建指数序列，这在理科研究中经常见到，但还很少有从事环境史的学者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方法。当然，作为多学科方法的借鉴，不是这里简单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这里主要想表达，面对诸多需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环境史目前拥有的研究方法并不完备，只有在充分利用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学习诸多学科的成熟方法，才能促使学科真正走向广阔的天地。

注释：

[1]集成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是自然环境的协同性。自然系统的协同性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环境过程及其产物之间彼此协同；其次是环境要素及环境过程之间的协同性；第三，地区之间的协同性；第四，时间上的协调性。集成方法就是从上述各方面的协同关系出发，把不同类型的信息、不同地区的研究结果集成在一起，从代用资料到环境变化特征逐级集成，减少各个环节中的不确定性。

[2]Berrien Moore，“Meeting tomorrow’s challenges”，IGBP Newsletter ，1999，p. 38．

[3] 《IPCC 第四次评估( AR4) 报告》，见官方网站http: / /www．ipcc．ch /。

[4] 该计划详细内容，参见其官方网站http: / /www．ihdp．org。

[5] 更详细内容可参见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过去2000 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报告》，1999 年( 未刊) 。

[6] 张丕远主编: 《中国历史气候变化》，济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年； 满志敏: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年； 葛全胜等: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1 年。

[7] 参见满志敏《历史自然地理学发展和前沿问题的思考》，《江汉论坛》2005 年第1 期； 满志敏《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第21 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2／2

　　摘　要：现代交通科技日新月异，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也愈来愈多。将交通工具的演进历程置于生态环境史的视阈之下去作观察，就会发现交通技术的进步是以生态环境的异化为代价的。交通工具由生物力负荷、自然力承载，到机械力驱动，再到能源做动力的进化过程，其实就是一部人类以交通工具为媒介，与环境日益抗衡、同自然不断疏离的历史。倡导自行车交通，呼唤清洁环保交通，应该是每个社会公民的职责。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呈愈来愈快之势。人类上天入海，如今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当今社会似乎患上了“交通综合症”——人们对现代交通科技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尽管交通工具所造成的事故、灾难不断增多，尽管交通设施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所有这些，都将严重影响民众的安全、社会的和谐。面对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种种困境，我们不能不对现代交通科技的生态伦理痛加反思。

　　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时能源工业发展如火如荼，信息技术浪潮席卷世界，世界正遭遇着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的重重危机。为了告诫世人、拯救世界，美国的科学家蕾切尔·卡逊率先倡导环境保护①。严格讲来，生态环境是指由生态系统和环境系统中的各个元素共同组成的大系统，是生物及其赖以生存繁衍的各种自然因素、条件之总和。其中生态系统侧重人与人之间(人文生态)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自然生态)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环境系统则多强调“人类—自然”系统的整体性。生态环境史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交叉学科，其核心任务是“运用现代生态学思想理论，并借鉴多学科方法处理史料，考察一定时空条件下人类生态系统产生、成长和演变的过程。它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视为一个互相依存的动态整体，致力于揭示两者之间双向互动(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1］交通工具的变革，作为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自然受到生态的诱导和制约，反过来影响和改变环境，理应进入生态环境史的关注视野。

　　目前学界对于由技术进步引发交通工具变革的历史，已经梳理得比较清楚、明晰了。对于近现代交通科技的社会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有些学者也从学理的角度和哲学的高度，作了细致的分析和精到的阐述。可是对于交通工具演进与生态环境衍化二者的互动关系，则研究得很少，即便有学者偶或谈及，也大多停留在现象本身和问题表面，未作深入的探讨和深刻的论述。鉴于此，本文拟将交通技术的进步和交通工具的变革，置于生态环境史的视阈之中，作一番思考与总结，以抛砖引玉，就教于大家。

　　一、交通工具演进与生态环境衍化的互动历史

　　所谓交通工具，是指为人类的出行或货物的运送提供便利的载体或代步工具，它是对人类行走或运物能力的一种补充、拓展和延伸。交通工具作为人类行走能力和运送水平的显示器，它的有无、优劣，直接反映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能力。

　　行，是人类生活的四大要素之一。在遥远的古代，由于受到高山大川的阻隔，人们的视野非常狭窄，活动范围极为有限。随着生存技能的不断增强，他们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开来。为了获得更为广阔空间的自然资源，人们对行走运送载体和媒介的需要日益迫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交通工具应运而生了。

　　自古及今，人类创造和开发利用的交通工具种类繁多。概括来讲，交通工具大致可分为水、陆、空三类。水上交通工具，以舟、筏、船、舰、艇等为代表；陆地交通工具主要有动物牵引的车、橇，人力推(拉)动的舆、辇，机械动力的各种车子，还有用以骑乘的各种动物等；空中交通工具则有信鸽、雁、鹘、汽球、飞机、飞船等。无论哪种交通工具，都是从最原始的形式开始，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才逐步完善起来。

　　(一)交通工具演进的生态环境诱因

　　1．自然力交通时代

　　一是脚力交通。脚力交通的出现，是古人对生存环境剧烈变化主动适应的生理进化结果。古代猿人早先四肢着地，匍匐前行，当他们从稀疏林间下到开阔草地活动时，为了及时发现猛兽而加以躲避，不得不在高高的草丛里站立起来。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生存环境由森林到草原的突变，促使人类学会了直立行走。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原始先民在生存斗争过程中，无任何交通工具可由凭借，往往单纯依靠脚力来攀高涉险。“昔洪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2］540由此不难想象古人依靠脚力跋山涉水之艰辛。

　　人类之初，茹毛饮血。辗转迁徙，健步如飞。但长距离的行走，往往使人身心疲惫，甚至出现生命之虞。《山海经·海外北经》记曰：“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2］284夸父尚且如此(尽管是传说，但仍见端倪)，一般人体能有限，连徒步健走也很难吃消，更别说逾越巍峨的高山、无垠的沙漠、辽阔的海洋了。

　　二是人、畜力交通。畜力交通工具是人类对动物生态利用的又一成功范例。如果说驯化野生动物使之家畜化，是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开端，那么，畜力交通则是人与动物关系发展的新阶段。随着部族人口数量的日益增加，原始先民居住区周围的环境开始逼仄局促起来。此时，拓展生存空间就显得必需而紧迫。动物的驯化、畜力的使用，可以让人类拥有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使人类全面利用周围环境的自然资源成为可能。

　　马是畜力交通阶段的重要役畜，它能够提供远大于人的速度与耐力，可以使人类获得更远更丰富的生存资源，因而也是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此外，早期人类还驯服过其他动物(如牛、鹿、狗等)，作为乘坐工具或乘坐工具(如雪橇、勒勒车等)的动力。人类和动物共生共处，久而久之，竟对马、牛等载运畜力产生了高度的依赖性。

　　2．机械力交通时代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生存之本。古代的人们，本能地选择有充足水源的地方，安营扎寨，生息繁衍。因其生产力极端低下，既无桥梁之便，也无舟楫之利，人们常会遭遇一水之隔、无法逾越的困境：“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庄子·秋水》)舟船作为一种水上交通工具，它的应运而生，是早期人类对濒水生活环境主动适应的结果。

　　究其实质而言，交通工具应该是人体四肢功能在空间维度的拓展和延伸。为克服江河湖海带给人类的不便和障碍，原始先民开始了对水性的观察与思索。他们发现，植物的枝叶能在水面上随风逐流；人不小心掉进水中，若能抓住漂流于水上的粗大树干，便会漂浮而不沉。这种对浮力的朴素认识，一旦与人类的生活行为相联系，导致水上交通工具———舟船的发明与利用。

　　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疆，划分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生活界域。生活在茫茫草原的游牧民族，很早就形成服牛乘马的交通习惯；南方多江河湖海，各民族的交通往来，主要依靠舟楫之便。由此可见，交通工具在演进过程中，也会因生态环境的差异，造成衍化路径的分野。《淮南子·齐俗训》中“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古训，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3．能源动力交通时代

　　人类最初行走是靠双腿，驯服了牛、马之后，尽管走得更远了，跑得更快了，但骑牛乘马，需要娴熟的驾驭技巧，马(牛)拉轮车的发明，使这一问题因刃而解；走的路程长了，牛、马自然也会累，机械动力车便应运而生；1860年，法国人皮埃尔？米肖和儿子又制造出以蒸汽机为动力的两轮车；此后，人们根据需要，不断发明制造了三轮车、四轮车；再之后，人们开发研制出了火车。在陆地交通工具不断发展的同时，水上交通工具也逐渐成型，从人力划浆的板船到风力带动的帆船，再发展到轮船、汽船、潜水艇，乃至燃油、电力驱动的快艇。

　　自古以来，自然生态就是人类各种技术思想、工程原理的不竭源泉。自然界中的各种动物，之所以能在恶劣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与运动，是因为它们的身体构造和运动机能，恰与生态环境相适应。人们试图仿照动物某些特点与本领，研发制造交通工具：鱼儿能在水中自由来去，人们就模仿它们的形体，以木桨仿鳍，造出的双浆划船，即使在波涛滚滚的江河中也能自如航行；鸟儿可在空中展翅翱翔，人们梦想生出双翼，于是就又出现了滑翔机、飞机、火箭，乃至宇宙飞船；袋鼠靠强有力的后肢跳跃前行，人们加以模仿发明了无轮跳跃汽车；企鹅在行走时仆倒在地，匍匐前行，据此人们制造出可在冰雪和泥泞地区快速前进的越野汽车；根据蜘蛛爬行原理，人们研制出越野能力极强的汽车，可轻松穿过峡谷地带；根据毛毛虫能在松软土地上爬行的原理，人们设计出身体狭长、带有“环节”的爬行车；根据蛇爬行时悄无声息的特点，人们在拖拉机履带上装上橡皮带，以减少摩擦和噪音。

　　(二)交通工具演进的生态环境效应

　　1．自然生态效应

　　积极作用：交通工具是人口流动和物质运送的载体和媒介。无论在客运方面，还是在货运方面，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均能深入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每一个城镇、每一个村庄，甚至每一个山区的每一角落。人类对环境的涉入有多深，对生态的影响就会有多深。交通工具的进化，拓宽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范围，增强了人类的生存斗争能力。人类要生存，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与环境互动的历史。人类留给岁月的背影，永远匆忙而自信；人类足迹所到之处，遍开文明之花。人类以其无可比拟的勤劳和智慧，改变自然，创造神奇。交通工具所到之处，荆棘荒野变成绿色村庄，自然景观化为人文景致。

　　负面影响：交通技术的进步，一方面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又破坏着自然生态，造成许多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是指人类为其自身生存和发展，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破坏和污染所产生的危害人类生存的各种负反馈效应。其中有些生态负反馈，可以通过“人类—自然”系统的弹性功能，进行自我消解；而有些生态负反馈，很难在系统内被吸收、排解，最终酿成不可逆的生态负效应，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质量。如今，交通工具跑(走)到哪里，公路、铁路就铺到哪里。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导致许多生态负效应，如气候热岛、环境污染、能量耗散、景观割裂、廊道效应、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3］。交通线路穿越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森林、草原、湖泊、沼泽、湿地、沙漠、农田等)时，引起诸如森林蓄积量减少、草原载蓄量降低、水生生物物种减少、植被覆盖率降低、土壤沙化之类现象的发生，严重影响和破坏着生态环境［4］。

　　2．人文生态效应

　　积极作用：古代的人们，由于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兼之受着身心体能的局限，无法达成真正的自在生活状态。庄子在《逍遥游》中，描写大鹏自北冥南迁，“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想象丰富却又尽显妒羡与无奈。古时人们要想远足，只能“适百里，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5］。受制于没有代步工具的人类，大抵只能局促一地，做心灵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愿望，往往被寄托在美好的想象之中。

　　而今，出行者凭借便捷的交通工具，真正实现了“距离”①的人为“拉近”：速度快，就可缩短时间上的“距离”；出行时间短，行程中的食宿费用开支就少，经济上的“距离”相应缩短了；时间上的距离和经济上的距离缩短了，出行者自然就会觉得心理上“更近了”。此外，交通工具的现代化，还可产生多方面的人文生态效应［5］：人们出行频率更高，社会流动更大，促进了公共活动，增进了情感交流；交通工具的拥有及使用更趋平民化、大众化，促进了社会的平等意识的发展。

　　负面影响：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与人(物)总是处在一定空间距离的位置关系之中，这种位置关系在特定的环境中，能够传递出特别的心理感受(这应该是古人之所以喜欢安步当车、悠哉游哉的深层次原因吧)。因而在审美活动中，保持适当的空间距离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距离产生美，可是这种美感因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朝发夕至而日渐淡薄。试想，古人宦游在外，妻子、儿女对他的思念，会随别离时间的日渐绵长，逐渐蓄积、酝酿，最终醇化成香甜的相思之酒，这是何等浪漫，何等温馨的人文生态啊!可惜这种美感，在弥望汽车如织、川流不息的时代，很难再享受到了。

　　二、交通工具演进的生态环境伦理评价

　　交通工具的演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凭借自身身体潜能和智力优势，发明创造了许多交通工具，自觉不自觉地改变了周围的环境，并间接影响着生态演替的方向和进程。从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角度来看，交通技术对于生态异化的突出表现，就是对环境的干扰和破坏，交通技术异化程度越高，生态环境扰动程度也就越强。

　　交通技术的进步，整体上提高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生存竞争能力，为满足人类的安全需求，保障自身的生存发展权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合理的手段。然而，每一项具体技术形式的使用，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衍生出超越技术设计者预期之外的效应，有时可能会异化出一种危害人类自身的负向价值，车祸便是汽车交通技术系统异化的结果［6］1－2。车祸是一种技术异化和失控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1986年，我国公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4万多；到1997年，死亡人数已激增至73861人，受伤者达190128人；到了1999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已达83529人，受伤人数是286080人。也就是说，每天大约有230人在车祸中丧生，780多人受伤［6］1－2。可现代化交通工具给人类自身带来的巨大危害，迄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正视。

　　交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是长期以来以交通工具为媒介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紧张状态不断累积的结果。如果以人与环境互相冲突、斗争的内涵及具体形式的演变作为主要线索，可以将历史时期交通工具演进所折射出的人与环境关系的互动历史，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自然力交通时代。人类交通高度依赖于自然力和生物力(如人之生理机能)，人在“人—环境”这个既矛盾又统一的系统中，处于被施与、被掌控的地位，同时又扮演着适应者、防御者的角色。在这一阶段，人与环境关系形态主要表现为生存环境恶劣、交通条件艰苦以及人类对自然力的神秘敬畏、对生物力的高度依赖。在自然力交通时代，人们物质条件匮乏，行走运送能力极差，深受山川沟壑阻隔之苦。正是因为跨越自然阻隔的能力非常弱小，尤其是缺乏排障涉险的能力，人类对于环境要么是神秘敬畏，要么是完全依附，对环境的适应性和主动性较差。

　　二是机械力交通时代。人类既依赖于环境，为生计而日夜奔波，为生存而不停转徙，又有着改造环境的高度自觉性，人在“人—环境”这个既矛盾又统一的系统中，人有着环境适应者和生态塑造者的双重身份。在这一阶段，人与环境关系的基本表现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力和利用力日渐增强，不仅对环境的敬畏程度有所降低，而且对环境的影响与干预程度在逐步加深。但在传统时代，人类对环境的改变尚未超出“人—环境”系统的弹性范围，人与环境的关系仍维持着大体的平衡。

　　三是能源动力交通时代。人类高高凌驾于环境之上，尽管交通资源(如道路、燃油、电力等)的获得还有赖于环境，但在“人—环境”这个既矛盾又统一的系统中，人俨然成为环境的奴役者、主宰者。在这一阶段中，人与环境的关系进入全面紧张状态，主要表现为环境对人类的拼命反弹和疯狂报复。人口增长为交通技术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是资源之多元利用的不竭动力，同时又是生态恶化、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这一阶段，人与环境的关系高度紧张，尽管人类调动科技的力量，深度开发、利用自然力、机械力乃至电力等生产力，但环境的高度异化无可逆转。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人类不过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成员，与其他生态因素一样，是自然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人类与其他生态因素的关系是平等的(所谓的“车祸猛于虎”的说法，说到底难脱人类生态中心主义的窠臼)，人类只有改变征服和统治环境的对立关系，重建人与环境的伙伴模式，自觉地将自己视为自然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与自然协调发展，才能保住自身的生存根基。否则，过分地夸大自身的能力与作用，对环境为所欲为地巧取豪夺，必将导致人类严重的生存危机。

　　生态价值，是一种基于关注所有生命形态和谐共生的价值形式，应该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终极价值原则。交通科技发展只有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基础，才会朝着有利于全人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福祉方向发展。在这里，笔者无意呼吁人们停止使用现代交通工具，因为历史潮流不可变，只希望通过对交通技术发展历程的道德叩问，通过对交通工具演进历史的深刻反思，给人们提供一个警戒：该怎样合理适度地使用现代交通工具。

结　语

　　交通工具的演进，源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不断适应和主动学习；交通工具的运用，离不了生态、环境乃至人类文明的影响和塑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交通技术发展的蹒跚步履里，印满了生态环境衍化的深深刻痕。

　　交通科技的发展曾经带给我们太多的实惠，可方便的公共设施，便捷的交通工具，使人们的脚步懒惰不堪：出门坐公交，有钱打出租，条件优越的干脆买车开；农村家家存辆摩托车、电动车，油门一踩(电门一拨)，煞是威风，曾经被当做家庭必备大件的自行车，早已被束之高阁，很少有人再去蹬踏。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密度极高(城市尤甚)，小汽车的行驶、停放都会占用大量土地，它消耗能源，造成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甚至阻塞交通，酿成事故。相比之下，自行车仍是人们买得起、用得上的重要交通工具，它不消耗能源，没有空气污染，还可提供“门到门”的短程交通服务。“原始技术主要不表现在工具方面，而在身体技术方面，因而不能因为原始工具的原始简陋而认为原始技术就很简陋。”［7］在这里，笔者无意宣传每个人都要回归到自行车交通时代，但热切期待着未来环保交通工具的出现和普及。

①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这本书同时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促使各国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的纷纷成立，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签署“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

参考文献：

［1］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J］．学术研究，2006，(9)：8．
［2］刘歆，刘向．山海经［Z］．袁珂，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
［3］卫小燕，谢晓芳．公路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探讨［J］．科技风，2000，(1)：87．
［4］李俊生，张晓岚，等．道路交通的生态影响研究综述［J］．生态环境学报，2009，(3)：1169．
［5］李长莉．近代交通进步的社会文化效应对国人生活的影响［J］．历史研究，2008，(11)：95－99．
［6］王蒲生．车祸泛滥的哲学思考［J］．自然辨证法通讯，2001，(5)．
［7］吴国盛．芒德福德哲学技术［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32．

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摘　要：生态环境关系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迄今为止，学界对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成果颇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分析，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尽管学者在近代中国生态环境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硕，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全面，但是成绩背后仍潜藏着研究内容不全面甚至有盲点、研究方法单一等局限性。这些问题表明，对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生态环境问题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该问题的日趋严重，近些年来渐次纳入学界的研究视野，成果迭出，大致可归为三个方面: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等。本文拟对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看法，希望对以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研究

　　中国近代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较为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战争和矿藏不合理开采、人口、灾荒等因素造成的。

　　(一)战争和矿藏不合理开采因素

　　战争方面，康沛竹通过描述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新疆等地战后的情景，明确指出战争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并强调频繁的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正是导致晚清灾荒发生的不容忽视的因素［1］。与康沛竹的观点形似，史革新认为，在战争中，大片森林或被战火焚烧，或被砍伐用以构筑营垒、建造船只、生产火药，遭受惨重损失。战争使国家自然生态环境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助长了灾情的蔓延［2］。伍启杰以黑龙江地区为视点，在剖析该地区的近代林业经济时，明确阐述了进入近代以来黑龙江森林遭受战争以及帝国主义掠夺的破坏状况，指出近代黑龙江地区几乎都是原始森林，天然林木的滥砍滥伐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该地区生态环境逐步恶化［3］。

　　矿藏的不合理开采方面，赵珍指出近代开发过程中对于生态环境，由于矿业专门技术人才奇缺，开采技术落后，再加上只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忽视了对矿藏周围生态的保护。这种掠夺式开采，大面积破坏了山体和河床，污染了河流，从而使生态环境失衡，使西北业已脆弱的生态环境失去承载能力［4］。

　　(二)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上的人口压力，二是移民带来的人口膨胀。

　　宏观上的人口压力方面，王振堂等认为，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口压力有莫大的联系，长期的人口压力引起了中国生态资源的破坏，如珍稀动植物资源的消退与消逝，泰山、燕山、长白林海的消逝等。生态资源的破坏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出现如河口淤积、地下水位下降、荒漠化、城市热岛等生态问题［5］。

　　移民带来的人口膨胀方面，陶继波就清初至民国前期河套地区的移民认为，这200余年间主要迫于灾害威胁，大量的内地人口源源不断地迁到河套地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该地区的气候条件，也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6］。

　　王俊斌针对“走西口”与近代内蒙古中西部社会生态的恶化，指出晚清以来实行“移民实边”后，大规模的走西口移民到来，才真正在规模和程度上对内蒙古草原地区传统游牧产业和生态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时期全面放垦、滥垦政策，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极为严重，再加上当地脆弱的生态条件和恶劣的社会环境，导致近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土地的荒漠化［7］。

　　战争带来的移民问题有两篇文章，常云平等针对抗战大后方难民移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指出，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政治中心的转移，大后方人口急剧膨胀、高度集中，给后方资源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此压力之下，人们毫无节制地掠取自然资源，从而催生了各种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如森林和草地面积缩小、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等［8］。张根福等就抗战时期浙江省的社会变迁认为，迫于战争压力，大量人口南迁，浙江省工业的迁入和新建破坏了后方各县的森林资源，人口避难搭建房屋，伐薪取暖，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9］。

　　(三)灾荒因素

　　对于灾荒因素，区域性研究乃其特点，主要包括河南和陕北地区。

　　河南方面，苏全有等就晚清河南灾荒的影响指出，灾荒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人口减少和社会危机。灾荒过后，生物圈、水圈首先遭到破坏，触动反馈机制，生态环境系统失去平衡，进一步恶化；再就是植物稀少，缺少生态屏障，水土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生态失调；

　　又导致泥石流、滑坡、山洪、干旱等自然灾害不时发生［10］。苏新留针对近代以来黄河灾害对河南乡村环境的影响，详细探讨了晚清和民国时期黄河泛滥的情况以及黄河灾害对河南农田、村社、人们生活的影响，认为灾害对乡村生态环境最大的威胁是对农田生态系统的破坏:灾害一方面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和流亡，从而使大量土地无人耕种；

　　另一方面灾害直接导致土壤沙化，土地贫瘠，无法耕种［11］。

　　王颖以1923－1932年陕北地区为例，梳理了自然灾害对民众造成的危害。灾害发生时，食物短缺，为了生存，陕北各县的灾民主要食用草根、树皮，这些正是植物得以生长的基础，而它们在各县已被掘剥殆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危害，而且动物的大量蚕食也影响了生物链，间接破坏了生态平衡［12］。

　　除了以上三方面的因素外，王合群等强调了近代中国城市化带来了城市环境问题(垃圾问题)和城市污染问题［13］。邵侃等从历史传统的视角，比较分析了历史时期中西农业技术的不同，并论述了不同的农业技术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差异性，指出中国以“节约土地”为核心的精耕细作的发展模式在取得阶段性开发成果的同时，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14］。

　　二、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影响

　　(一)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

　　中国近代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土地荒漠化及盐碱化、湖泊的泥沙淤积、生物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等方面。

　　在土地荒漠化及盐碱化研究方面，王俊斌概述了近代内蒙古中西部土地沙漠化情况，并分析了土地荒漠化的原因，如移民不科学的土地开垦，不合理的生产、生活行为，国家政策的消极影响和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等［7］。苏泽龙通过田野调查、引用大量文献数据等方式，指出明清以来交城及文峪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剧了该地区的土地盐碱化［15］。

　　在湖泊的泥沙淤积研究方面，杜耘等以洞庭湖为个案探析中国近代湖泊的泥沙淤积问题。虽然作者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探讨近代洞庭湖沉积速率，分析洞庭湖孕灾环境，但也承认人类围垦、上游森林砍伐导致洞庭湖泥沙增多，甚至淤积，进而又导致了湖泊容积不断减小，调蓄洪水能力下降，洪涝灾害连年不断［16］。

　　在生物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研究方面，魏东岩指出，近代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物种的灭绝速度加快。其原因主要是近代气候变暖，工业进程加快，人口激增，森林的过度砍伐，草场的超载放牧，化学制品的滥用，环境污染加重等，此外还有气候因素、灾变因素、新兴疾病因素等［17］。

　　（二)生态环境的影响

　　生态环境的影响一是导致灾荒，二是制约经济发展。

　　导致灾荒方面主要包括区域性研究和时段性研究。区域性研究方面，晚清学者梅增亮［18］及魏源［19］通过对长江流域环境变化的描述，反映出由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迅速增多，致使不少地方盲目垦荒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从而导致频繁洪涝灾害的环境问题。鲁克亮侧重通过分析黄河下游水灾资料，考察导致水灾频发的因素，认为近代以来黄河下游水灾频发的原因是黄河中上游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20］。时段性研究主要包括整个近代灾荒问题的总述研究和晚清、民国时期的分期研究。对于整个近代灾荒问题的总述研究，李彦华在展现中国近代灾荒状况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得生态系统严重失衡，给人类造成无穷祸患，大大增加了近代水旱灾害发生的频度和强度［21］。对于晚清时期的灾荒研究，史革新强调当人们盲目征服自然的活动破坏了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和谐平衡时，大自然的惩罚便以自然灾害的形式降临到人类头上。清代自然灾害之所以发生频繁，究其原因，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便是其中之一［2］。对于民国时期的灾荒研究，胡勇等究求了民国初年能够颁布具有近代意义的森林法规以及林政出现兴旺局面的原因，认为森林资源的破坏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进而导致水旱灾害的频发。为应付这一局面，振兴林业为明智之举［22］。

　　制约经济发展方面主要是区域性研究，包括东南地区的江西、闽西、福安县等。许怀林考察了江西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对上起新石器晚期、下迄20世纪前期的江西经济与环境关系进行梳理，指出江西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互动变化是在全国大生态环境变动的推动下演进的，同时又有江西的省情区域特征［23］。戴一峰从生态环境与发展互动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20世纪上半期闽西社会经济的衰败是当地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双重制约的结果。与后者相比，前者的影响是一个更为长远的制约因素。同时，作者举了古田镇的例子，说明在原有的生态环境条件下，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同样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24］。王辛以清代中后期至解放前福安县为个案指出:

　　第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社会生产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

　　第二，生态环境不可避免的差异性不仅带来同类产品生产水平的差异，而且也造成各区域间产品生产的天然互补性；

　　第三，生态环境造成的某类产品在生产上的相对优势，也会造就一定形式的专业生产区域的出现；

　　第四，生态引起的交通运输条件的差异直接影响流通，从而带来商业发展的不平衡性。此外，作者认为生态环境不是单方面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经济环境也影响着生态环境，其自身的改变和发展亦会使得某一区域原有的生态方面的相对优势发生变化［25］。

　　三、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研究

　　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研究主要包括晚清、民国两个阶段。

　　(一)晚清时期

　　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于区域、林业及个体人物三点。

　　区域研究方面，王肇磊等探究了湖北地区的生态治理措施，并总结了经验教训。作者指出在治灾的过程中，人们利用生态来治理自然灾害，如禁止在江河湖泊围滩造田、围湖造田，禁止在山区砍伐森林，提倡在大堤上种植芦苇等护坡植物等等。这些措施虽能有效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但受当时社会各种因素的限制，湖北是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生态建设的［26］。

　　林业研究方面，苑朋欣探析了清末林业发展新貌，包括清末林业发展的动因，同时还指出清末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西学东渐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对发展林业已有一些新的认识。他们强调植树造林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还能够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这些有识之士和官员开始呼吁振兴林业，并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林业保护规章和措施［27］。

　　个体人人物研究方面，马啸针对左宗棠与西北近代生态环境的治理认为，左宗棠是近代以来对西北生态环境给予深切关注和进行初步治理的第一人。在西北10余年中，左宗棠从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合理垦荒、美化城市等方面，对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诸多有益的保护与建设，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状况［28］。王洪彩等就陈炽经济思想中的环保意识指出，陈炽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环保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植树造林。陈炽极力主张植树造林，以种树为当务之急，从而在根本上改善环境，达到风调雨顺和抵御自然灾害的目的［29］。

　　(二)民国时期

　　对于该时期的研究，有纵观整个民国时期者，也有分时段者。

　　马杰华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采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与比较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写作手法，通过对民国时期国家与群众植树造林活动的研究，探讨了当时人们植树造林的动机、经过及造林效果不显著的原因，以此展示民国时期植树造林的面貌，并为我国现在的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参考［30］。王社教阐述了民国初年山西植树造林的状况，以及该地区植树造林成效甚微的原因［31］。申成玉从多个角度探究了北洋政府发展林业所采取的措施，如设立和完善林业机构，颁布一系列的森林法规，发展林业教育和科研的发展，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林业技术、人才和设备。其中，为加强林业科学研究、推进林业发展，建立了一些林业院校等［32］。抗战时期的研究较为突出，黄正林等着重探讨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区内的森林分布，边区对森林的过度砍伐所引起的自然灾害，以及边区政府保护森林的政策法规等问题［33］。李芳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注意到陕甘宁边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系统地调查边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加强边区的水利建设、森林保护和林业的发展，使边区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34］。曹风雷等针对抗战时期的河南造林运动指出，针对河南森林资源极为匮乏、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的情况，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在1944年3月举行了植树节造林运动大会，公布了造林的计划、办法，下令严禁放火烧山，这一举措对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有一定成效［35］。

　　此外，罗桂环探究了整个近代生态环境保护刑法的制定和执行状况，认为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没有在环境刑事立法上做出及时反应，国民党政府时期虽制定了一些关于自然资源的法律，其中含有不少关于环境保护的刑事条款，例如在《中华民国渔业法》、《中华民国森林法》中都有几条刑事条款［36］，但未认真实施过［37］。

　　四、存在的不足

　　从上可知，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看到喜人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所潜藏的不足。

　　(一)研究内容方面

　　就研究内容而言，生态环境状况、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和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其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多处薄弱的地方，近代的环境教育更是研究的盲点。

　　1．生态环境状况的研究

　　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状况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专题研究较少，涉及沿海水域、大江河流、湖泊等生态环境状况研究远远不够。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状况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只是常常作为研究附属出现。学界对其的论述大都只是蜻蜓点水，这样非常不利于人们深入了解认识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状况。与之相对应的是，其他时期生态环境状况的研究，如中国古代唐宋时期，甚至包括我国甲骨文时期，相关研究却较为详实。王振堂等论述了我国3000多年前甲骨文时代的生态环境概况，甲骨文所记述的当时人们的生态活动，甲骨文中所反映的生物种群状态，甲骨文时代的生态资源等问题。为了使人们更全面了解当时的生态环境概貌，作者还借助于《禹贡》、《山海经》及《神农本草》、《诗经》等文献所提供的信息，进行辅助性的分析及说明［5］。这从一个侧面显现出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状况研究的粗浅。

　　另外，研究大多集中在陆上生态环境状况的研究，而沿海水域、大江河流、湖泊等生态环境状况研究涉及较少。陆地生态环境对人们生存、生活、生产影响更大，因此，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陆上，从而忽略了对江河湖泊生态状况的关注。而江河湖泊生态环境方面的文献资料发掘不够，也制约了研究的深入。

　　2．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原因的研究

　　中国近代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原因也包括近代工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但对这些因素的探究非常少。中国近代工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从当时最发达的产业———棉纺织业的发展情况就可看出［38］。但是由于工业技术相对比较落后，再加上追求物质需求的急迫性，人们很难也无力考虑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要兼顾生态环境。因此，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相当的关联，但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欠缺。中国近代旅游业也有一定发展，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由个体化、分散的传统旅游向有组织、团体型的近代旅游转化的新阶段［39］。由于中国近代动荡的社会现实，只有少数大城市的一些特殊阶层有资本旅游，外人观光也只局限于通商口岸，但个体化、分散的传统旅游向有组织、团体型的近代旅游转变，说明了中国近代旅游有了一定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会导致旅游景点的开发整合，必然一定程度地影响到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作为影响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因素之一的旅游业的发展，研究者往往未予正视。

　　3．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其影响的研究

　　学者对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及其影响的研究颇为深入，但个别方面仍有待充实。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为土地荒漠化及盐碱化、湖泊的泥沙淤积、生物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学者的研究对其都有所涉猎，但欠深入。如果能对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进行更为深入的专题研究，则对了解现今的生态环境状况、解决当今面临的一些生态环境问题大有裨益。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灾荒的发生，灾荒除了水旱灾害之外，还有雪灾、沙尘暴等，而学者对这些方面的研究甚少。尽管近代中国水旱灾害更为频繁，危害更为恶劣，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的恶化，雪灾、沙尘暴问题亦日益凸显，急需我们强化相关研究。

　　上述研究是其薄弱之处，近代的环境教育更是研究的盲点。1908年山西省农工总局所属农林学堂开设的林科标志着近代中国林业教育事业的开始，民国时期，倡导设置高等林业院校、主张发展林业教育以振兴林业成为潮流，林业教育进一步有所发展［40］。不过，没有学者对近代环境教育进行深入研究。

　　(二)研究方法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缺乏联系与比较、研究单一等局限性。近代生态环境研究缺乏联系与比较，这种联系主要是时间上的联系和生态现象之间的联系。

　　就时间上而论，各时期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割裂的状态。如在近代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方面，学者多进行时段性的研究，即将中国近代分成几个时期。这样的研究方法确实能够突出一个时间段内的特点，不过，仅仅于此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从整体上认知近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措施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之处。

　　就生态现象而言，学者往往将生态现象孤立开来进行研究，忽视了生态现象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机理(如植被、水资源及渔业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生物圈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态系统，人类对其某一组分的过度干扰，都将会对其它组分产生不良影响，并通过链索状或网状效应过程最终反馈于人类。当今困扰全世界的环境问题群(Group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就是各类环境问题链索反应关系的表现，同时它又是这种效应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是由生物圈内在生态关系和作用机理决定的，是生态学的基本规律。因此，许多现象的认识，包括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分析，都必须树立生物圈是统一整体的观念，即通常所说的生态观［5］。只有树立了生态观，我们才能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孤立和互不相干的生态现象间找出存在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机理，认识区域生态环境历史变化的规律，为今后区域资源综合开发，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和预测以及区域生态环境的恢复、改善和重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研究方法单一，主要是研究手段的单一。我们知道，生态环境问题既可归属于自然科学领域，也可归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因此，生态环境的研究既需要社会科学的方法，又需要自然科学的手段。而目前的研究，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则偏重于利用气候学、地理学、生物学、水文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生态环境问题；

　　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往往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有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运用较为单一的研究方法研究生态环境问题，将可能导致研究问题的肤浅、片面。可喜的是，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生态环境问题时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注意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一些学者除了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外，还运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是这样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尚需强化。

　　对于上述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笔者相信，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中国近代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定将不断地走向深入，达到新的高度。

注释：

［1］康沛竹．战争与晚清灾荒［J］．北京社会科学，1997，(2):108－112．

［2］史革新．晚清时期的自然灾害及其成因、影响约议［J］．湘潭大学学报，2008，(4):110－117．

［3］伍启杰．近代黑龙江林业经济若干问题研究［D］．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07．

［4］赵珍．近代西北开发的理论构想和实践反差评估［J］．西北师大学报，2003，(1):22－27．

［5］王振堂，盛连喜．中国生态环境变迁与人口压力［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26－160，102．

［6］陶继波．清代至民国前期河套地区的移民进程与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5):26－30．

［7］王俊斌．“走西口”与近代内蒙古中西部社会生态的恶化［D］．太原:山西大学，2005．10，8．

［8］常云平，陈英．抗战大后方难民移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82－188．

［9］张根福，岳钦韬．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94－295．

［10］苏全有，张秀娟．晚清河南灾荒的影响论略［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2):73－76．

［11］苏新留．近代以来黄河灾害对河南乡村环境影响初探［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6，(s1):19－22．

［12］王颍．自然灾害与地方民生———以1923－1932年陕北地区为例［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24．

［13］王合群，李国林．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探析［J］．河南社会科学，2003，(2):13－14．

［14］邵侃，商兆奎．历史时期中西农业技术比较研究———基于两种模式的探讨［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9，(4):1－6．

［15］苏泽龙．文峪河流域的环境与社会经济变迁［D］．太原:山西大学，2005．17－18．

［16］杜耘，薛怀平，吴胜军，等．近代洞庭湖沉积与孕灾环境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2006，(6):741－744．

［17］魏东岩．生物灭绝与人类存亡［J］．化工矿产地质，2009，(3):187－192．

［18］梅曾亮．记棚民事［A］．彭国忠，胡晓明．柏枧山房诗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26－227．

［19］魏源．湖广水利论［A］．魏源集(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6．388－390．

［20］鲁克亮．近代以来黄河下游水灾频发的生态原因［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11):116－120．

［21］李彦华．浅析中国近代灾荒的原因［J］．南昌高专学报，2010，(5):13－14，61．

［22］胡勇，丁伟．民国初年林政兴起和衰落的原因探析［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4，(3):26－30．

［23］许怀林．江西历史上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变迁［J］．农业考古，2000，(3):110－120．

［24］戴一峰．环境与发展:二十世纪上半期闽西农村的社会经济［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4):1－12．

［25］王辛．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变迁———清代中后期至解放前福安县个案剖析［J］．历史教学问题，2003，(5):42－45，33．

［26］王肇磊，贺新技．晚清时期湖北自然灾害的治理及其经验教训［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9(11):1080－1085．

［27］苑朋欣．清末农业新政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7．200－210．

［28］马啸．左宗棠与西北近代生态环境的治理［J］．新疆大学学报，2004，(2):72－78．

［29］王洪彩，朱泽刚．陈炽经济思想中的环保意识初探［J］．景德镇高专学报，2009，(3):43－44，47．

［30］马杰华．民国植树造林初探［D］．成都:四川大学，2007．

［31］王社教．民国初年山西地区的植树造林及其成效［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3):105－109．

［32］申成玉．北洋政府时期的林业发展［J］．史学月刊，2009，(8):128－131．

［33］黄正林，栗晓斌．关于陕甘宁边区森林开发和保护的几个问题［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3):110－116．

［34］李芳．试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生态保护工作［J］．延安大学学报，2007，(3):33－37．

［35］曹风雷，马亚娟．抗战时期的河南造林运动［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114－116．

［36］单宾．环境刑法的演变［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9．13．

［37］罗桂环．中国环境保护史稿［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78－79．

［38］孙键．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31－302．

［39］易伟新．中国近代旅游业兴起的背景透视———兼析中国第一家旅行社诞生的条件［J］．求索，2004，(3):38－40．

［40］姚传法．林业教育［J］．林学，1930，(2):1－6．

文章来源：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