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在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的学科，自然把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约翰．博德利的著作《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周云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些问题。

　　博德利认为，当今人类问题是由人类社会商业化的复杂性与规模所引起的。近代以来，整个世界越来越受到商业化的驱动，这种商业化过程始终是以资本积累为主要目标，它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全球规模的社会。大体上，到18世纪末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规模的社会文化体系出现了。当时，一小撮欧洲精英创造出了以增长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成功地塑造了文化和制度的基础，并开始跨越地域，力图控制整个世界。到1800年，全球有组织的商业社会开始占据世界。到现在，整个世界都已被编织进了一个单一的商业网络之中。

　　商业社会包含整个世界，是一个以巨大而复杂的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它由商业和政治精英共同组成相对较小的网络来进行管理，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无休止地扩展市场交易成为一种新的集中社会权力的文化手段，少数人的财富、收入源源不断地增长，其个人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权力也随之增强。这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增长本身给予领导者权力，并产生更大的权力，使其凌驾于大多数人之上。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一旦成为少数人攫取权力的手段。它就背离了人类的发展目标，少数人甚至把思想、制度、技术等都整合到经济增长的机制中。全球组织的商业体系要求生产与消费的持续扩张，为了应对利润的减少或枯竭，还要转到新的完全不同的资源和领域中，这就加速了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所以，博德利认为，当今社会面临许多紧迫的问题如全球变暖、资源匮乏、生态严化、贫困和冲突，是全球商业文明基本文化模式中所固有的。

　　这样，“基本文化模式”成了博德利思考相关问题的基础。他根据重要的文化差异，区分了三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部落、帝国和商业世界。其中，部落世界由小规模社会组成，其领导人实际上是民众的公仆。古代的帝国世界由酋邦、王国和帝国组成，首领、国王和皇帝统治着奴隶和臣民。而商业社会则是以巨大而复杂的全球市场为基础的社会，由相对少的一部分人在控制和主导，比如跨国公司和跨国资产阶级，而大多数政府则在为大规模的商业企业提供安全保障。这些文化世界的社会规模和文化复杂性依次增加，社会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从社会和环境是否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博德利认为，小规模的部落社会是唯一成功地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而人类社会商业化所导致的复杂性和巨大规模，则造成了当今的人类问题。博德利在书中表达了人类多元文化的立场，批判了征服小规模的部落社会而在“一夜之间”变成“文化霸主”的全球化商业文化，因为人类很不幸地成了自身社会“进步”的受害者。

　　基于这种文化模式的分析，博德利似乎找到了解决当今人类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那就是，使现今的这种社会组织的规模发生变化，即通过区域市场和生态体系发展地方社区，限制那些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精英分子的影响力，减少引起不可持续增长的文化刺激，让每个人都参与到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重新组织和创造一个民主的社会，重新分配社会权力。

　　人类学的文化规模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生产的目的放在突出的位置来认识。部落社会的社会权力分散，生产和消费都是以生存为基础，“教化”造就家庭内的幸福生活。在这里，经济增长本身并非人类的目标，所以，也就很少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文化刺激。但在全球商业化社会里，部落世界所定义的文化秩序被完全颠倒了，资本积累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被看成是人类福祉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之下，消费主义成为主流的文化价值，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成了生活的意义。于是，商业优先性与人类福祉混为一谈，使人际关系与社会价值向经济俯首称臣。仅仅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时间，商业化过程就将全球带到了灾难的边缘，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博德利的研究中另一个有启发意义的地方是在分析中引入了时间因素，使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评判有了新的尺度。比如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评价。过去，人们对于工业社会成功地再生产及其摧毁、取代“较低级、较低效率”的社会与文化能力往往给予很高的评价。就其发展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而言，工业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认识忽视了时间因素。博德利指出，超过规模极限的增长，即使有那么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接踵而来的就是压力、衰落和崩溃。接近规模极限时达到的文化稳定性迫使人们适应极其紧张的状态，一旦突破极限，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将会延续适应问题。所以。将发展当作进步的观点忽视了发展的周期性和波浪形特征，是过度地强调了临时用来克服增长的物理极限的技术所发挥的作用。另外，博德利还提醒世人，商业社会对环境的影响是一种更加微妙的危机，它完全有引发大灾难的潜能。一旦导致危机的因素启动，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被人们觉察到潜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被人们广泛认识并采取补救措施以前还需更长的时间，比如关于使用DDT（杀虫剂）的危害的认识和最终禁止使用DDT，时间上的间隔长达二三十年。由于对事物的评价引入了时间因素，一些眼前看来代表了“进步”的事物，从“长时段”来看，很有可能是引发潜在的危机或危害的开始。

　　人类学擅长文化分析，为观察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路。不过，博德利所探讨的这些全球问题，基本上是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并加剧的问题，文化的解释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刻地理解这些问题，但并不能取代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解释。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像资源枯竭、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全球变暖、贫穷和冲突等影响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经济以积累为主要目的，在竞争中不断地扩大生产，从而具有不加节制地消耗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趋势。关于这一点，生态马克思主义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解释。资本主义时代主流的思想、态度、价值观念等被人们当成文化的内容，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产生，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以积累为目标，具有不顾一切地冲破地域限制、谋求利润的愿望。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系，世界性的特征自16世纪产生以来即已存在。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随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而更加明显。如今，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时代，资本已经渗透到了整个世界。所以，世界性是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要呈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博德利所探讨的全球商业文明这一基本的文化模式，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产物。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把这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规模巨大的文化模式，看成是引起全球问题的基本原因。

　　至于如何解决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如何使生产和消费可以持续发展，归根到底，与我们是否能够驾驭现今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当然，这也一定与我们头脑中存在的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的理念有关。

　　作者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006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204

　　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思想界时隐时现。近十几年里它常以“学术研究”面目示人，主要通过“重评”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来“还原历史真相”。

　　历史虚无主义以其特有的方式来“重评”历史。从历史观看，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唯物史观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主张用历史选择论替代唯物史观，用人性论取代阶级论。从价值取向看，历史虚无主义宣称“价值中立”，要以“超然的客观主义态度”研究历史，却把西方社会发展道路预设为“人间正道”，把现代化预定为“西化”，以此为圭臬衡量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是与非。从方法论看，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从既有事实出发，而是根据一些历史现象的表面特征和按图索骥寻得的零星历史材料，主观臆断历史的发展和可能的结局；不是把历史事件、人物、制度、思想等置于历史场景中加以分析，而是脱离特定历史条件，做非此即彼的评判；不是从整体上、从联系中去把握历史事实，不是从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中把握主要的历史线索，而是乐于以点概面、以偏概全。

　　于是就有了这些观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发生不是历史的必然，是少数人（革命家）“心血来潮”的鼓动；“中国革命是对现代化的破坏”，“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有功”，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误入歧途”，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发展进步没有贡献，等等。这样的“重评”，颠覆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全部结论，否定了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民族独立解放所作的奉献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所付出的艰辛和取得的成绩。

　　历史虚无主义意欲何为？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求得民族独立、国家强大、人民解放幸福而进行的浴血奋斗和艰辛探索，是当代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或缺的历史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把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还原”成一个充满血腥杀戮、盲目排外、革命者肆意妄为、社会道路选择错误连连的过程，企图从根本上解构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意义、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论证，使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失去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所谓“重评”历史不过是表达否定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诉求。

　　历史虚无主义并不局限于知识阶层小圈子里的自话自说。近些年来，它利用符合大众心理和娱乐习惯的文化消费形式，把核心观点转化为感性的影视形象和抓人眼球的通俗文字，通过互联网、影视作品和通俗读物等向社会大众传播，形成了“戏说”、“恶搞”等新的叙述方式。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蔓延必然产生这样的影响：其一，它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随意剪裁和解释，会引导大众重新建构起符合其核心观点的历史认知，造成人们在历史知识方面的混乱和对待中国近现代史的不严肃态度；其二，它向社会提供一套完全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话语体系，引导大众怀疑主流意识形态“撒谎”，从而消解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其三，它否定当代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历史根基，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的历史贡献，抹黑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将逐步瓦解大众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所以，表达政治诉求，误导大众思想，是历史虚无主义拿历史做文章的真实旨趣。对此，包容是无益的，警惕是不够的。真正要做的，是揭开这种思潮的伪装，让人们看清“虚无”的本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09期

　　前几天，太太去学校借书，大约顺便也为我借了本书，金克木著《书读完了》，女儿看到书名，哈哈大笑，大约此书名颇有意思。此书是金先生去世之后，后人编的，不过，附录有钱文忠与金先生女儿金木婴对金先生的介绍性文章，这个之前没有读到过。金先生自己从来不太像严肃的教授，我记得他介绍自己的读书经验三个字，竟然是：“少、懒、忘”!令人称奇。读了钱文忠教授关于“学术与智慧”的介绍，估计会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验。

　　我则是由自己的阅读经验，包括之前半年在美国的阅读经验，使我越来越感觉到，有个问题在中国开始突出了，这就是：思想与学术的明显分离。

　　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门槛比较低，在法学界，戴逸教授的“法学幼稚”说、陈兴良教授著名的“专业槽”观点，对法学界虽然是个刺激，但实际上法学界中人也基本上是接受的。到现在，法学教授的著作也未必能让不写书的法律人肃然起敬。看今日中国法治建设进程，法学学术成绩对现实的影响还是显得过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因此，加强法学教学与研究的专业性、学术性，恐怕是人人都赞成的。

　　然而，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恐怕对八十年代的大学与学术界都会有非常突出的印象，那就是思想相当活跃。那时的思想是比较幼稚，但人们确实是在思想、想思想、也有思想。幼稚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它的起点非常低。以我的理解，改革开放初的学者，基本上是靠语文修养和逻辑推理能力来研究的，原因很简单：没有文献可读（民事行为能力是合法民事行为、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的是有限还是无限责任，其实就是看你的语言和逻辑能力如何）。如果该学者是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他表现出来的学术能力也会强于一般人（限于法学等现代社会科学）。原因很简单：那时只有这些是认真翻译，也能够容易读到的，你毕竟是读到了西方世界的东西，它更加现代一些，会对处理和思考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有所启发，如果不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僵化掉的话。

　　今日学术成绩其实是非常可观的，虽然学术幼稚的问题仍然还存在着。行政权力（尤其是经费控制）和市场权力对学术的影响开始得到空前的扩张，由于行政控制主要也是通过设立项目经费来控制，所以可以概括为一个字：钱!为了钱，我们开始放弃学术的主体性、主动性、自觉性，也愿意牺牲兴趣，牺牲真正的学术!以学术的形式完成了许多非学术的论著，以表面入世、关怀国家的模样获得自己的福利和安康，以从事学术的姿态牺牲掉了学术本身，从而学者逐步政客化、商人化、小市民化、庸俗化，学术工作开始饭碗化。学术固然是饭碗，但从事学术不是为了饭碗。这话有些绕，不过我觉得似乎应该是这样的。

　　年轻一代的学者，心明眼亮，既有良好的学术能力，也有明确的奋斗目标，还有赶超的实际行动。学术的繁荣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不过，我的阅读经验是，可读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质量也相对地提高了；不过，值得花时间和精力读的东西好像越来越被埋起来了。以前的东西不多，好的很好，坏的也很坏，也好辨别；现在则像是廉价工厂，东西非常多，要什么有什么，质量也还过得去，不过读不读没有多大关系，它说了些什么，好像说不说也差不多。尤其让我恐怖的是，新的概念和词汇不断地制造出来和翻译进来，强行进入中国学术，而用中文说外语似乎正成为时尚和潮流，它真的是学术?它好像和中国没有太大关系啊。但牛人都这样啊!

　　如果不怕极端，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当下的学术界：有学术、无思想。

　　学术是职业性产品，思想是公共产品，共享的财富。因为要维持一份职业，包括要在学术岗位的阶梯上攀登，我的产品当然越多越好；至于成本我支付、福利大家享的创造性工作，对不起，等我有机会了再去做。

　　学术评价标准有问题是一回事，不过，学人自己的选择也是重要的。13亿人，并不需要那么多人思想，有一部分人去思想也就够了。这是人多的好处，王永民教授的五笔字型发明后，我一直用，我不用亲自费力去发明它。不过如果没有那个发明的人，那些应该有所创新的人，反而在不断地制造着符合学术考核标准的一次性产品，而绝不肯生产启迪人的思想，就不好了；这种现象似乎已经习以为常，我们大家都在焦虑与期待之中。焦虑的，是自己的事（前途或者生计）；期待的，是希望有人来做自己不肯做的事。

　　知名大学也如此的话，就更加糟糕。它们急，纷纷设立大师与名家的岗位（如果国内的学者声望不够，就用洋符号），而干着把未来优秀学者扼杀在摇篮中的高效率破坏性工作。孟子说过：“七年病，求三年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你等着吧，装着在发展学术吧。你只会收获你种下的东西，其结果人人皆知，又何必说出。

来源：《检察日报》2012年6月10日

　　沸沸扬扬的所谓【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删改事件】，最后以这样的局面暂时收尾。

　　2013年1月10日《联合早报》报道：

　　http://www.zaobao.com/zg/zg130110_001.shtml

　　【据路透社等多家外电昨天则引述消息报道，刚在三周前接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胡春华介入《南周》事件后，广东省委宣传部据称与《南周》编委达成协议，同意取消报纸出版前审查的做法。

　　消息说，在协议下，早前参与抗议罢工活动的《南周》采编人员将不会被惩罚。

　　此外，消息也说，《南周》总编辑黄灿将被解职，而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也将下台，但不会马上离职。】

　　事件虽然告一段落，但是其背后仍然隐藏十分严重的危机。南方系是一个早该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未来中国的结局之确定性已固，要么南方系用英美宪政绑架中国，将中国引入四分五裂被列强重新肢解的百年浩劫，要么南方系受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内健康力量清查。二者你死我活，早晚必有一战。这一点南方系自己已十分清楚。

　　多年以来，南方系在政治上主张欧美的多党竞争、三权分立、自由选举、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宪政，是南方系一直高举的旗帜。《南方周末》2013新年献词原文是《中国梦，宪政梦!》，正是这篇文章没有被上级通过，被直接大幅删改，最后面目全非，因此南方系制造了这次事件给相关部门施加压力。可以说，此文是南方周末及南方系里的主流普遍观点，代表南方系自认为的普世价值。全面分析此文，可以再一次厘清南方系的本质。

　　此文全部内容如下：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0812

　　【《南方周末》2013新年献词原文《中国梦，宪政梦!》

　　天地之间，时间绽放。

　　这是我们在2013年的第一次相见，愿你被梦想点亮。

　　2012年，你守护自己的生活，他们守护自己的工作。守护这份工作，就是在守护他们对生活的梦想。

　　2012年，庙堂之上发出的宪政强音嗡然回响：“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期待宪法长出牙齿，宪政早日落地。惟如此，才能成就这个沧桑古国的艰难转型;惟如此，国家与人民，才能重新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之上。

　　今天，已是能够梦想的中国，今天，已是兑现梦想的时代。经历过宪政缺失的“文革”梦魇，我们花费三十多年的时间来逐渐回归常理与常情。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个体户、乡镇企业到“民企”，稍稍归还国人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我们便创造了繁华城市，收获了满仓粮食。

　　我们重新体认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其是，非其非;我们重燃对公义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面对暴虐强力，我们双手相握，一起走过艰难时刻，迎接生活转机。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从厚厚的历史尘埃中挺起胸，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抬起头，重走先辈的宪政长征，重温先辈的伟大梦想。一百七十多年前，我们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先败于英，后败于日。百姓愈加民不聊生，耻感深深刺痛中国士人。保国!保种!由洋务而君宪，由立宪而革命。从器物到制度再至文化，激愤者不惜彻底打倒“孔家店”，决绝地将自己的文明连根拔起。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先辈们终于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宪政中国并没有随之而来。

　　国家内外，战争连连;人群内外，残酷不断。

　　一度，人们远离仁，远离义，远离天道，远离对自由的坚守。

　　一度，人们认错为对，指鹿为马，万千生灵生机断绝。

　　美梦与山河，齐齐破碎。自由与宪政，双双消隐。

　　度尽人世劫波，深味人性幽暗，我们依然是能做梦的人，有颗能做梦的心。

　　今天，我们断断不只梦想物质丰盛，更希望性灵充盈;我们断断不只梦想国力能强盛，更希望国民有自尊。新民和新国，救亡与启蒙，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压倒谁。而宪政便是这一切美梦的根基。

　　兑现宪政，坚守权利，人人才能心如日月流光溢彩;鳏寡孤独才能感受冬日暖意而非瑟瑟发抖;“城管”与小贩才能谈笑风生;房屋才能成为自己与家人的城堡。

　　兑现宪政，限权分权，公民们才能大声说出对公权力的批评;每个人才能依内心信仰自由生活;我们才能建成一个自由的强大国家。

　　兑现宪政大梦，每个人才能做好个人的美梦。而这需要我们就从手边做起，就从守护此时此刻的生活做起，而不要将重任留给子孙。

　　很多人一直深深懂得这一点，很多人早就努力践行这一点。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是善于做梦者才杰出。

　　你的天赋权利就是可以梦想，并且兑现梦想!

　　为你的梦想鼓掌，为这个国家的梦想加油，这就是很多新闻人的梦想，是他们不大不小的野心。他们忠于新闻，更忠于内心。愿你也有个玫瑰色的美梦;自由成就自己，完成天之所赋。

　　总会梦想人人都可以做一个有尊严的人，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街头卖艺;

　　总会梦想人人内心有爱，即使罪犯也未必穷凶极恶，总有恻隐之心自由闪动;

　　总会梦想阶层只是引人自由流动的动力，而不再是相互猜忌和仇视的天堑;

　　总会梦想这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为改善人类的现代处境，捧出一掬甘冽清泉……

　　兑现这一千一万个梦想，才能抚平这一百多年的刻骨痛楚。

　　兜兜转转一百七十年，美梦成真何其难!一百七十年后，依然有人渴望良知萌新芽，重温天命之谓性;依然有人坚持要求权利一一落地，政治复归于正，公义自在流淌。

　　依然有人相信，不管多难，梦想终会落实为宪政良制，风行为敦敦美俗。

　　先辈们筚路蓝缕，践义成仁。如今，后人承继其志，燃灯前行。

　　兑现梦想，自然要借鉴前贤智慧，与古人的信仰、习俗和情感和解。儒释道法墨，百家皆是源泉;周汉唐宋明，代代皆有可取。

　　但这决不是要复古，古人不能给予今天所需的一切。只是不再轻易贬损先辈，平心静气地吸收转进，以让中华文明开新花，结新果。

　　兑现梦想，自然要吸取世界经验。所以要认真审视希腊民主，罗马法治，借鉴英美宪政，追赶现代科技文明。但这也不是仅仅作一个西方文明的优等生，西人有西人演进的轨迹，同样未必能直接给予我们今天所需的一切。

　　我们要站在自己的大地上，与各国人民一起，生活出一种古今相融的新生活，文明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明。在古今中西的激荡中，要遵循人类共通的价值，也要不惮于做自己的新梦。

　　称美古人，赞扬邻居，不是因为他们足够完美，而是因为我们熟悉他们眼中洋溢的快乐，心底流淌的自由。

　　中国人本应就是自由人。中国梦本应就是宪政梦。

　　宪政之下，才能国家持续强盛，宪政之下，才有人民真正强大。兑现宪政梦想，才能更好地外争国权，维护国家的自由;才能更好地内争民权，维护人民的自由。而国家的自由最终必得落脚于人民的自由，必得落脚于人人可以我口说我心，人人可以用心做美梦。

　　生而为人，谁能不热爱自由?这自由，不仅是权利针对权力而言，也是宽恕针对报复而言，是般若针对无明而言，是仁爱针对暴虐而言，是有道针对无道而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万物自在，各正性命。这就是古人的梦想，先辈的梦想，也是今天很多人的梦想。

　　中国梦，自由梦，宪政梦。

　　万物速朽，但梦想永在。万物诞生，因梦想不灭。梦想就是生生之几，就是当你失败了一百次，那第一百零一次充实你内心的不死之希望。

　　依然有人倾听你的梦想，期待你敢于做梦。你从苦难中爬起，他们为你加油;你尝尽人世冷暖，他们为你加油;你收获美好生活，他们为你加油……他们别无所资，惟有对梦想的执著;他们别无所长，惟有对真相的追求。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还重，一个梦想能让生命迸射光芒!】

　　2、南方系对中国共产党的刻骨仇恨

　　仔细看过此文，不难发现，南方系此文所说的宪政，上溯清末的维新变法、慈禧的立宪与辛亥革命乃至五四运动，至此戛然而止，中国共产党从1921至1949年建立新中国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从1949至1981年建设新中国的奋斗史都被抹去。在这篇讨论“宪政”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南方系的宪政来说，没有丝毫的经验价值，反而是都是负面教训。在此文中，对1921至1981年这段中国共产党产生并决定和主宰中国命运的60年历史，明确的表述只有“经历过宪政缺失的“文革”梦魇”，1981至2012年这段改革开放的历史，在南方系看来只是“花费三十多年的时间来逐渐回归常理与常情。”

　　具体来分析此文的历史表述。

　　文章先从清末谈起，强调其描述的是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显而易见，是从1840鸦片战争谈起的，开头是【先败于英，后败于日】，这些都是耻辱，于是【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接着，文章用赞赏的笔调谈到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谈到了慈禧的立宪，谈到了辛亥革命清帝退位，谈到了五四运动打到孔家店，这些在南方系看来都是关涉宪政的正能量，但是对于1921至1979年这段历史则采取了白描性手法进行如此暗示：

　　【人群内外，残酷不断。

　　一度，人们远离仁，远离义，远离天道，远离对自由的坚守。

　　一度，人们认错为对，指鹿为马，万千生灵生机断绝。

　　美梦与山河，齐齐破碎。自由与宪政，双双消隐。

　　度尽人世劫波，深味人性幽暗，我们依然是能做梦的人，有颗能做梦的心。】

　　紧接着，此文的描述便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

　　【今天，我们断断不只梦想物质丰盛，更希望性灵充盈;我们断断不只梦想国力能强盛，更希望国民有自尊。】

　　在1921至1981年这段历史中，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逐步主宰了中国的命运，中国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但是这段历史在南方系看来，却只有“人群内外，残酷不断”、“人们远离仁，远离义，远离天道，远离对自由的坚守”、“人们认错为对，指鹿为马，万千生灵生机断绝。”、“美梦与山河，齐齐破碎。自由与宪政，双双消隐”、“度尽人世劫波，深味人性幽暗”……

　　稍微有常识和熟悉南方系话语风格的人便可看得明白，这里正是在咒骂：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的1921至毛时代结束的1981年的历史，尤其是1949至1979这三十年的历史，是残酷不断、远离仁义天道、认错为对、指鹿为马、万千生灵断绝、美梦山河破碎、自由宪政消隐、人性幽暗的历史。南方系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对毛泽东，真是恨得咬牙切齿。这样从1921至1981年的历史，就都是负面的阴霾，因此对于南方系的光明宪政来说，是彻彻底底的负能量。

　　南方系对改革开放倒是没有那么恨，但是仍然认为改革只带来了【物质丰盛】和【国力强盛】，但是仍然欠缺人的【性灵充盈】和【国民自尊】。在南方系看来，即便是改革开放的物质成就，也跟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无关，而是学习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搞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带来的。

　　南方系此文对改革开放时期进行了如此批判：

　　【兑现宪政，坚守权利，人人才能心如日月流光溢彩;鳏寡孤独才能感受冬日暖意而非瑟瑟发抖;“城管”与小贩才能谈笑风生;房屋才能成为自己与家人的城堡。

　　兑现宪政，限权分权，公民们才能大声说出对公权力的批评;每个人才能依内心信仰自由生活;我们才能建成一个自由的强大国家。】

　　显而易见，南方系的意思是说，由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没有宪政，因此很多人不能【心如日月流光溢彩】、【鳏寡孤独冬日瑟瑟发抖】、【“城管”与小贩不能谈笑风生】、【房屋不能成为自己与家人的城堡】(指的是被拆迁)、【公民们不能大声说出对公权力的批评】、【每个人都不能依内心信仰自由生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搞宪政。有了宪政，便有了这一切。

　　不能否认，改革开放时期，的确有一系列问题，比如官员们抛弃毛泽东思想，不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再走群众路线，他们贪污腐败视金钱为上帝，而国内外的大资本家们才是金钱的主人。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们，争先恐后地替资本家服务(侵吞国有企业、侵吞金融资产、侵吞土地矿产等国家资源)，并获得佣金，甚至自己的老婆儿子兄弟都成为珠宝大鳄、资本市场大鳄、房地产大鳄。这一切成为今日主要的腐败现象。但是出现这一切局面，不正是南方系妖魔化毛泽东和社会主义，鼓动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带来的吗?

　　在南方系的老巢广东沿海地区，血汗工厂工人每次声讨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地方官员都派出武警镇压，但从未在约束资本家权力、减少资本家剥削这个问题上有丝毫的动作，连2007年旨在保护工人的《新劳动法》，都被站在资本家一方的南方系所阻击，称之为【文革思维复活】，后来正式出台的《新劳动法》被迫删除了很多对工人有利的条款。南方系的官僚一方面充当资本家走狗，极力镇压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则对美国中情局和民主基金会大开绿灯，让他们合法地搞独立工会和民间组织，试图将底层工人洗脑成自己可以利用的炮灰，美其名曰：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开放民间社会。南方系配合中情局给工人灌输这样的理念：镇压你们、剥削你们的是专制的中国共产党，这才是根子。《南方周末》之所以冒着风险重金招募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八九余孽分子龚小夏当专栏作家，便是要专业性地推进以上任务。而当那些反资本反美国的民主左翼人士要去广东搞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时，则受到南方系官僚的严厉镇压。

　　对于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工人阶级来说，的确被南方系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剥夺了自由、剥夺了铁饭碗、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地位，和那些占领华尔街的美国同志一样，沦为了南方系及其主人剥削压迫专制的对象。

　　3、南方系对改革开放的刻意歪曲

　　对于改革开放的物质成就，南方系此文说，“稍稍归还国人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我们便创造了繁华城市，收获了满仓粮食”，这完全是胡扯。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带领全国人民搞出两弹一星、核潜艇、运十大飞机、曙光号宇宙飞船、“灯塔”导航卫星、“640工程”等数不尽的国防工业，没有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浴血奋战，没有大庆精神指引下建立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如大规模的石油工业、钢铁工业、纺织工业、机械制造等)，没有大寨精神下农业种子改良(以杂交水稻为代表)和大规模水利设施及农田开垦改良工程，中国哪能“创造了繁华城市，收获了满仓粮食”?

　　南方系认为，“稍稍归还国人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便创造了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创造了繁华城市，收获了满仓粮食”，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所谓“归还国人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就是说解放前国人有这种权利，解放后没有了，改革开放则又归还了。但是，新中国的成立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是中国人民自主安排自己命运的结果。从1921至1979年的历程，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朝鲜打败美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家园的过程。

　　人一生的存在，所做的主要就是家庭和事业即生活和工作这两件大事。

　　先说说生活。解放前，妇女受压迫，婚姻包办，富人、地主、官员、资本家名正言顺实行多妻制。解放后，在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基础上，才实行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怎么在南方系看来却是剥夺了“国人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不搞社会主义革命，像印度那样保留封建残余，任由妇女被强奸、任由贱民和穷人被杀害，这就是保证“国人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

　　的确，新中国剥夺了大批资本家和腐败官员在生活上讨小老婆的权利。新自由主义改革被推行后，大资本家和腐败官员又普遍出现了，由于法律上仍然不合法，他们只能以包二奶的方式变相恢复了多妻制。这难道就是南方系所说的“稍稍归还国人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要知道，普通工人农民即无法也不愿享有这种权利，因此，南方系口中的“国人”，只能仅限于大资本家、腐败官员以及黑律师、黑文人这样的狗腿子，否则逻辑不通。

　　南方系文人也许会自我辩护，我们不是脑残，我们说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指人的生产和工作。然而，解放前，中国的工农大众有工作的自由吗?的确，雇农既可以给这个地主也可以给那个地主扛长工，可是这叫做工作自由?上海的工人包括大量童工，既可以选择受美国的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也可以受日本的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否则就是当流浪汉饿死，可是难道这叫“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

　　正是解放后，新中国给了每一个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给了每一个工人工作的权利，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在衣食及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条件上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改善。要知道，南方系文人的爸爸或者爷爷，98%以上在解放前都是底层农民和工人，他们如看到自己的孙子如此胡说，肯定要从坟墓里跳出来抽其耳光。

　　的确，解放前的买办、官僚、国内外的大资本家，的确有“自主安排生活和生产的权利”，他们不仅能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生产，还能安排控制全体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正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的权利被剥夺，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这些人都成规模地出现了，他们的确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1949至1979年，中国农民在大多时候都集体占有土地，工人都有铁饭碗;八十年代开始，南方系鼓噪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横行华夏，大师弗里德曼得到了南方系教主的极力赞赏，陈云的改革主张被南方系彻底抵制，而直接结果是，物价持续通胀，国企大规模被搞死国资流失，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和下岗失业工人，可是这能叫做“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今天，四千万下岗工人的绝对生活水平，还不如上学、看病、住房等基本不花钱的1979年。1976年之前，一个参加工作达到四年的普通二级工工资38.87元，折合24.6美元，可以兑换0.702盎司黄金，折合今天的人民币近6000元，今天的工人，都有多少工资是6000元呢?如果按房价计算，那工资就更高了。

　　中国今天城市工人及干部拥有的住房，绝大部分是在70、80、90年代单位福利分房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享受计划经济遗产的好处。住房市场化改革是从98年发端从2003年开始正式拉开帷幕的，从2003年开始，所有企事业单位都无权进行福利建房和分房，所有的人都必须从资本家手中购买房子。假如1978年就搞借鉴美国和香港的新自由主义住房改革，早从1978年开始，房价就会像2003年以后的状态疯长，那么今天的中国绝大部分普通老百姓都没有住房，甚至很一大部分廉洁的官员也没有住房。

　　所以，对广大人民来说，解放前恰恰没有自由，如果说有自由，也仅仅是一盘散沙式的流民的自由，所以旧中国屡屡被外敌侵略，连国家基本安全都无法维持，当毛泽东共产党的力量还被美国及其走狗蒋介石胡适集团压制时，南京大屠杀发生了。当毛泽东共产党的力量主导中国时，中国在朝鲜打败了美帝军队。只有解放后，人民大众才有了真正的自由，才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全国人民都组织起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在南方系看来，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状态叫不自由、叫专制、叫独裁。这不是美国中情局的一贯腔调吗?但是对中国工人来说，在国营工厂里工作叫有自由，因为没有谁能开除工人，而给资本家打工叫丧失自由。对中国农民来说，在集体土地上工作叫有自由，而给地主或者给今天土地流转后的农场主打工，叫丧失自由。如果说，解放前及新自由主义改革后，那种四处奔波为资本家和地主打工的状态叫自由，绝大多数群众宁可反对这种自由。而对大资本家和腐败官员来说，解放前有自由，解放后失去了自由，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又获得了包二奶、拥有多套豪宅、拥有几十亿的资产、拥有控制传媒和政府的自由。南方系所说的“国人”的自由，究竟是哪些人的自由，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南方系说，“稍稍归还国人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我们便创造了繁华城市，收获了满仓粮食”。他们的逻辑一贯如此，南方系的经济学家及政法专家们，如茅于轼、张维迎、吴敬琏、高尚全、贺卫方之流，不正是在几十年如一日地宣传，民营企业家(其实就是国内外大资本家)才是经济发展奇迹的真正创造者吗?在南方系看来，改革开放即便是有成就，也是学习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依靠资本家所取得的，而非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这就是南方系的真实心声。

红歌会网2013年1月13日

　　有人说，过去我们长期实行的是“国富优先”而不是“民富优先”的政策导向，造成现在我国“国富民穷”或“国富民不富”的现象。

　　我认为，有些学者和媒体把“国富”与“民富”并列且对立起来的提法，并不确切。就“国富”来说，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就是“国富”确实大大增强了，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进入世界前两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比过去有很大提高，但是人均GDP不到日本的1/10，仍列世界第100名之后，所以不能说人民已经很富。就“民富”来说，也不能简单地讲现在是“民不富”或“民穷”。部分人群已经很富很富。据估计，2009年我国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已达67万户，居世界第三;资产超十亿美元的富豪人数仅次于美国，名列全球第二。但是大部分国民确实富得不够，甚至很穷。所以，一方面内需不足，消费率低;一方面奢侈品市场热销，居世界第二。可见，国民有富有穷，不能一概而论，笼统地说什么“民穷”或“民不富”。

　　再说消费率低和内需不足的原因。这不是什么“国富优先”、“民富滞后”的结果，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多数群众未能跟着走上“后富”，反而陷于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的结果。按照联合国标准，人均每日收入1美元以下为绝对贫困，2美元以下为低收入。现在估计中国1.5亿人口的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这些人群收入低，买不起东西，是消费率低和内需不足的主体。而居民之中另一部分，即特别富裕人士，看来不是提高消费率和扩大内需的主要对象。

　　过去从来没有明确宣布过或者实行过什么“国富优先”的政策，倒是明确宣布过并实行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如果说这也算是“民富优先”，那也只是让一部分人优先富起来的政策。应当说，这一政策实行得非常成功。它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前的近乎为零上升到现在已经超过65%。民营私有经济的增长大大超过国有、公有经济的事实，证明了我们这些年实际上实行的不是什么“国富优先”，而是“民富优先(当然是一部分‘民’)”的政策。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中心的问题不是什么“国富”与“民富”的矛盾，而是一部分国民先富、暴富与大部分国民不富或贫穷的矛盾。要克服和扭转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需要的政策转向，不是什么将“国富优先”转变为“民富优先”，而是明确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完成任务，今后要把这一政策转变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过渡。

　　目前我国的宏观税负问题，主要并不在于政府收入占比的高低，而在于财政收支结构是否合理，是否能够 通 过 政 府 财 政收支的运作，一方面实 现“国 富”与“民富”的良性交融，一方面推动“民富”中的“先富”向“共富”的转化。目前我国国家财政收支结构上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于财政收入的负担偏向由中低收入者或劳动阶层来承担，而在财政支出的使用上，则用于社会民生和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偏低。

　　应当指出，缩小贫富差距，扭转两极分化趋势，不能单纯靠国家财政调节手段。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甚多，如城乡差距、地区不平衡、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滞后等等，必须一一应对。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才是收入差别最大的影响因素。 30多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结构上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财富积累迅速集中于少数私人，才是最根本的。

　　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时，人们往往从分配领域本身着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着手，完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需要加大力度继续做好。但是，仅仅就分配谈分配，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强化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着手，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调整“国富”同“民富”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强调，“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他又说，“基本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坚持归公有”，就“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

来源：《党建研究》2012年第7期

　　所谓“小康”和“大同”，原本是中国古代民间的一种社会理想。

　　《诗经·民劳》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可能是最早出现“小康”社会理想的文字记载了。诗中的意思是：民众也够劳苦的，应该稍微安康了。要爱护王畿的民众，以安定天下四方。

　　后来《礼记》中记载了孔子对民间社会理想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身体，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共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所谓大同的意思是：当大道得以施行的时候，天下为全天下人共有。社会选贤能做事，讲求信义和睦相处。所以每个人不单单孝敬自己的父母，不单单爱护自己的子女，还会使社会上的老年人得以安享天年；壮年人能发挥所长，贡献社会；幼年人能好好地成长起来。使鳏夫、寡妇、孤儿、没有子女的老人家，以至残废疾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顾。使到男子都有本身适当的工作，女子都有归宿的家庭。人们厌恶把财货资源抛弃于地上，也不会据为己有；人们厌恶自己不出力工作，但出力工作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这样，社会上也就不时兴阴谋诡计，抢劫、偷窃和作乱的事难以发生，因而人们也就不用关上门来彼此防范。这就叫做‘大同’。

　　在那“大同”的理想社会里，人品没有被扭曲，大自然赐予和人类劳动所获得的丰硕成果由全体居民共享，人们不贪不斗，和睦相处，人类具有了最佳的生存与发展的能力。

　　对比一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似有几分相似，或者说是现代理想社会的古代源流之一。

　　而所谓小康的意思则是：如今的现实却是大道无法施行，天下已被私家所占有。人们只孝敬自己的父母，只爱护自己的子女，出力生产财货，只是为了自己。上等人占有的利益由自己的子孙世袭，各自筑起城墙沟池来固守自己的私利。用礼义来规范社会行为——用以确立君臣的名分，加深父子间之恩泽，使兄弟和睦，令夫妻和合；用以设立各种制度，划定田地的疆界；用以确立圣贤与勇士，奖赏为自己效力的人。由此，阴谋诡计时兴，而战争也由此而起。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等君子都是这个时代的选择。这六个君子，没有一个不是小心谨慎地遵从礼制的。他们以此来区分义与不义，考量社会诚信，指出人们的过错，标榜仁爱，讲求相让，使老百姓有常规得以遵从。执事者如果不遵从常规，就会被众人所以为是祸害。这就叫做‘小康’。

　　在那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尚能容忍的“小康”社会里，人格之扭曲尚能得以控制，极端的恶行被遏制，大自然的赐予和人类劳动所获得的丰硕成果虽然被私家瓜分，但在礼制的约束之下，还能尊崇一定的规则，标榜仁爱，讲求相让，从而不至于使大部分居民无以为生；人们的贪欲与争斗受到一定程度的约制，尚能相安无事，社会秩序不至于崩溃，人类尚能继续生存与发展。社会处于过渡性的中间状态。一旦倒退就会恶化，走向崩溃；一旦向前就有希望走向大同。

　　对比一下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有几分相似，或者也算是现代理想社会初级阶段的古代源流之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诸如封建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向前的，与共产主义理想相联系，为共产主义打下物质与精神基础。而后者是倒退的，它们把社会引向人吃人的罪恶时代。

　　在前进性的小康社会里，人格的改善为纯正的人格打下基础，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的高级阶段做好准备；生产资料的部分公有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做好准备；初步的全民富足为社会的全面富裕打下基础。在倒退性的小康社会里，没有了这种联系，诸如封建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仅仅是封建官僚或垄断资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用来安抚民众，维护现行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手段之一。这样的“小康”与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原则背道而驰，维护的仅仅是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他们给民众一点“富足”无非为了维稳，以维持统治者安稳地享用自己的荣华富贵和继续进行无耻的掠夺，以满足统治者无穷无尽的奢侈欲望。历史上被称为统治者的“让步政策”。“小康”也就成了皇帝的新衣，成为反动的社会主义，或反动的小康社会。

　　可见民众心中至上的期望是逐步走向大同社会，只是在一时大同难求的情况之下才退而求其次，先求过渡性的小康社会，然后达成理想。因而，人们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所谓小康，尚若根本与人们所渴望的大同无干，那也就必然使民众失望，民众不欢迎少数统治者自私的追求——官僚富豪的小康。非常滑稽的是，这样的“小康”如孔子所言早在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代就已经实现了，人们只需复古，回到成王、周公时代，或者退回到汉唐盛世、满清康乾盛世即可，根本无需“奔小康”。

　　至于在当今社会热议的所谓“小康”，其实已经成了一个相当含糊的理念。在《辞海》中,“小康：指家庭生活比较宽裕,可以安然度日。”

　　然而，时下对于“小康”，人们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取向的解读。　　

　　2002年11月20日广州日报，这样解读小康：小康标准界定。小康实现程度在进行统计计算时分为三大步骤：第一是小康内涵的界定。小康涵义类似于国际上通用的生活质量的涵义，一般包含三层意思，即物质生活状况，主要内容为食品、衣着、住房、交通等物质条件；生活环境状况，主要指空气是否清新、交通是否拥挤以及水质和绿化状况；社会环境状况，主要内容是社会秩序与安全感、社会道德风尚等状况；第二是确定小康标准临界值和指标权重。第三是计算小康进程，国家统计局采用了区间距离实现程度的方法测算。从标准规定的五个方面看，我国当前经济水平和精神生活已达到小康标准，物质生活、人口素质和生活环境实现程度分别为94.6％、88.4％和91.5％。

　　更具体的界定见诸SOSO百科《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是古代思想家所描绘的诱人的社会理想，也表现了普通百姓对宽裕、殷实的理想生活的追求。所谓全面的小康社会，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满足城乡发展需要，十六大报告中，从经济、政治、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四个方面界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内容。特别将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的要求包含在其中。具体就是六个“更加”：“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个基本标准：

　　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

　　二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

　　三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

　　四是恩格尔系数低于40％。

　　五是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

　　六是城镇化率达到50％。

　　七是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

　　八是大学入学率20％。

　　九是每千人医生数2.8人。

　　十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

　　看完之后，人们想到的可能是美国社会就是“小康”，或者说是“大康”更确切，美国的各项指标大多远远超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个基本标准”，除了恩格尔系数稍微超过于40％，不过还是比中国低得多。于是为何如今的所谓“现代化”会被一些人等同于“美国化”也就不难理解了。尤其是一些永不知足的贪官，对此特别能理解，让他们奔小康就直接奔美国去了。一时做不到的，也已经当了裸官了，随时准备着“奔小康”。似此，“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似乎已经和谐大同了，人们已经感觉不到其间有何本质性的区别。这也许就是某些人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伟大成果？难怪他们自己对此也觉得特别别扭，于是急欲改旗易帜，以便明火执仗抢掠而无需偷鸡摸狗般地搞腐败。

　　但至少还有另一种解读，诸如2012年11月09日十八大代表朱之鑫这样解读小康：

　　朱之鑫说：为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大报告从五个方面充实和完善了奋斗目标：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人民民主不断扩大。……

　　——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目标要求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普遍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育水平明显提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不断夯实；就业更加充分，民生之本得到保障；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发展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网《面小康，奋进中国新图景——访十八大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之鑫》）

　　看完之后，人们想到的才有了点马克思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建成“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和毛泽东“一切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的影子。“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才依然有根本性的区别。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理论创新才有点靠谱，才符合人民大众的愿望，才不至于离经叛道，走上邪路。

　　之所以如是，不外乎小康与大同的关系，其背景涉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涉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问题，涉及历史的进步还是反动的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除非当政者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人民的一分子，那当然与之无干，无需关注，更不许争论。

　　因而，把“小康”孤立起来，说“小康”不与大同理想相联系，谈“富裕”不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基，仅仅是追求少数人富裕和极度享受，而让大多数人贫穷和安分守己，借此以维稳，那么它就不是人民大众的心愿，就不可能是凝聚民心的社会理想，就不可能获得人民大众的支持。“奔小康”如果背离了大同理想的大方向，搞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背离了共产主义的大方向，那也就已经是改旗易帜，走上邪路了。这一点，事关民族的命运，国人不能不特别加以关注。

来源：红歌会网

　　“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近两年来，这个被称作“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讨论，众说纷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答案，但总让人觉得讨论中对此问的钱学森背景追寻探讨不足。

　　笔者觉得“解铃还需要系铃人”。正如有的参与讨论的人所说，对于这一问题，钱学森先生是思考多年，并且有自己的想法和答案的。因此，本文试从钱老自己的生长经历以及他的言论中寻找对“钱学森之问”的解读，以便进一步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

　　2009年11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中科院建院60周年讲话，缅怀科学家钱学森时讲道：“我做总理以后这几年去看望钱老，他谈的更多的不是科技问题，几乎每次都是教育问题。他反复提到，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他提出要更加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注重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他说，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刨薪的东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据钱老几位秘书透露：“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大学要有创新精神。”（《人民日报》2011年9月14日）

　　吴非文章说：“钱学森究竟说了些什么？……如果中国的钱学森只能问一句‘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没有相应的思考和基本判断，不合常理常情。”是这样的：早在30多年前的1979年1月12日，钱学森在上海延安饭店接受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徐慰侬的采访时，实际已经回答了后来的所谓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说：“我们中国人是很聪明才智的，中国人民又肯刻苦用功的，我们完全能够多出人才’早出人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只要他们合乎研究员、教授的标准，哪怕他只有30岁，也要把他们提拔副研究员和教授的岗位上来。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得解决许多具体问题。”

　　钱学森说着起身从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张当年lo月26日《北京科技报》题为《中青年科技人员在学习工作中的苦恼》的文章，其中有三个小标题：一、信任和重视了吗？二、任人唯贤了吗？三、待遇平等了吗？钱学森说：“我可以肯定，只要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为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客观条件，那么我们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就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人才辈出的局面，就会涌现更多的杰出人才。”

　　30多年过去了，这里三个小标题的问题解决得如何呢？可能仍然是差强人意。而且，这里的三问还涵盖不了“为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客观条件”的全部。如钱学森所倡导“大成智慧学”，简要而通俗地说，就是教育引导人们如何陶冶高尚的品德和情愫，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所以，还要考虑用什么样的教材，有什么样的教学内容等问题。

　　钱老晚年曾回忆说，在他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就是在北京师大附中。六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他的影响很深。当时数学老师傅钟孙特别提倡创新。第二个高潮是，他到美国师从冯？卡门教授多年、合作多年的美好时光。他与冯?卡门教授彼此相互吸引发现、成为良师益友的佳境，大大加速了钱学森成为杰出人才的速度。冯?卡门教授教给钱学森从工程实践提取理论研究对象的原则，也教给他如何把理论应用到工程实践中去，以及主持开研究讨论会、学术讨论会的锻炼创造性思维的做法等，使钱学森受益一生，这大概也是钱学森晚年形成“大成智慧学”思考的起点之一。钱学森无论遇科什么难题，很陕就能迸发出Good idea（好点子）。著名科学家李政道称此为钱学森受到的“—对-”的精英教育。

　　名师教育对于钱学森成为杰出人才的重要性体现在钱学森一生。他9岁人北京实验小学时便受到启发式教育，14岁就借阅科普读物《相对论》。钱学森晚年回忆一生中影响他最大的人有l7位，除了博士生导师冯?卡门之外，列人17位的有：小学老师1位，大学老师3位，中学老师7位。足见中学教育给予钱学森的深刻影响。

　　时企孙教授是钱学森的伯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1934年，钱学森考留美公费生的成绩很不理想，不知为何数学成绩不及格，其他成绩也不理想，但“航空工程”却得了87分的高分，叶教授看出钱学森有志于“航空工程”的学习，于是破格录取了钱学森，而且为钱学森聘请了以清华大学王士倬教授为首的指导小组，对钱学森加以指导，补习一年后赴美。

　　钱学森把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视为培养杰出人才的首要条件。记得钱学森1955年10月8日回国后不久，便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次回国感到受益最大和令我高兴的是，在国外多年探索出来的方法，在精神上是和《实践论》、《矛盾论》的原则相符合的。

　　1956年3月2日，《中国新闻》记者洛翼问钱学森：“您认为对于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钱学森略微沉思了一下说：“对于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就是说，一个科学家，他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迷失道路；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做出有益的贡献。”钱学森先生的一生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他经常谆谆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人生和事业。

　　不久前，有人总结分析外籍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观缘由（见《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4期）得出六条经验：1．中青年时代出成果；2．师从名家、国外名牌大学；3．打破常规敢于向传统挑战；4．孜孜不倦热衷科学实验；5．思维敏捷、方法得当；6．家庭环境和长者教诲的影响。我认为，这些方面的作用在钱学森成长历程中均有所体现。因此，研究、借鉴钱学森的成长经验有益而且必要。这一研究似应列为“钱学森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如此方能更全面准确地回答“钱学森之问”。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文化艺术协会

文章来源：《民主与科学》2012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22期

　　究竟谁的描述和界定更符合当今文化发展的实情呢？虽然我们都承认，“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或关于“全球化话语”的争论已是当前学界不争的焦点问题，但“全球化时代中的记忆”是否就等同于“全球（化）记忆”呢？“全球化”是我们研究记忆的时空状语、政治经济背景或文化语境，还是记忆的核心内容？更或者可能是记忆发展的崭新形态？“全球化的记忆”和“记忆的全球化”是一回事吗？哈布瓦赫在其《论集体记忆》一书中强调“群体自身也具有记忆的能力”，假如我们赞同哈布瓦赫的观点，是否就可以认为确实存在一种“世界性”的或“全球化”的记忆呢？最值得反复推敲的是：建基于个体意识机能基础上的记忆，又为什么能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话语？是什么样的记忆、又是如何成为“世界性”的或“全球化”的呢？本文将尝试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界定和分类，厘清“全球化”在记忆研究中的现实意义，并对记忆研究的新范式做出反思。

何为“全球化的话语”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则把全球化描述成“世界性的主权、权力和活动自由的重新分配”，它既是一个“由速度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所引发的”过程，又是由之而导致的一系列后果（比如中心和边缘之分界的淡化、地球物理边界的消弭、“距离不再有任何意义”以及人类生存的两极分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化”这个概念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词汇，甚至“尽管这一术语被很宽泛地、而且确实是矛盾地使用着，但它本身已经成为‘全球意识’的一部分，成为围绕‘全球的（ global）形成的术语令人吃惊地扩散的一个方面”’。

　　简单地说，全球化就是两种反向趋势的巧妙融合。一方面，对每个个体而言，人们的生活世界在扩张，区域性的、本土化的、民族性的各种因素不断地向全球范围内延伸，人类的社会活动在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等各个层面上都日趋深广；另—方面，对整个世界群体而言，随着人类不断跨越在空间、制度、国家、文化等方面的障碍，日益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沟通和人际关联，人们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也越来越趋同，现实焦虑也日趋集中。前者体现了世界在物质层面上的扩张性，后者体现了世界在意识层面上的集中性，所谓“全球意识”或“世界意识”的形成，就建立在这种看似相反、实则同质的社会发展基础上。

　　“世界意识”就是一种“全球化的话语”，其本质就是一种共识，它源于世界各地人群及其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比如资本扩张、跨国生产与消费、资源流通与共享、信息沟通、技术发展等。当世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错综复杂、交叉重叠的局面后，不同区域的人们就会在精神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碰撞。“世界意识”或“全球化的话语”就是要自觉超越国家、区域、民族、种族等的界限，消除种种政治壁垒的限制，从全人类或全世界的角度出发来思考社会问题。首先，话语之全球化的前提是话语主体要有相似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有相似的问题背景。其次，话语主体要有一致的问题意识，而问题要有可供论证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再次，话语主体要有紧密联系的知识体系，有展开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最后，话语主体共同认可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价值，有对人权和人性等基本观念的共识和向往，有和而不同的、对文明发展的愿望和理想。

　　基于这样的界定，我们不妨承认“全球化记忆”这个概念的合法性。因为“文化动力的神秘之处及其核心就在记忆”，记忆本来就是任何时代全人类的共同话语，它关乎历史和现在，也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有重大的导向意义。而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伴随着人们对待历史、传统和过去的探究热潮愈益高涨，记忆更是成为当下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多领域研究的关键词。就像《全球化时代中的记忆》一书中所断言的那样：“最近，记忆生产的动力学成为民族国家疆域内的主要问题，如何处理过去成为一个国家的规划。在全球化流动和运动的影响下，全球化状况成为记忆讨论的影响因素，而记忆也进入到了全球阶段和全球话语中。”

全球化记忆的两种类型

　　“全球化记忆”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为“全球化时代中的记忆”，一为“全球化的记忆”，前者具有分散化、差异化、独特性等特点，强调个体记忆的全球化语境，后者则相对集中、明确，是“记忆的全球化”之产物，侧重于具有某些共性的集体记忆。就第二个层面上的意义而言，“全球化记忆”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启蒙记忆，一种是创伤记忆。

　　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推崇理性和理性自反的思想及社会活动，启蒙运动是审视现代性结构的关节点，“现代性的问题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启蒙运动的反思史”。自18世纪以来，围绕启蒙的问题，人类社会展开了形形色色的论争，与启蒙密切相关的传统、信仰、理性、进步以及知识等概念，则时时刻刻考验着人类的理解力。启蒙精神最突出地体现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虽然现代化已被证明并不具有某种单一的或一致的模式，不同国家规划或实现现代化的动机、时间、方式和实质都不相同，但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各区域、国家、民族等的人们之间交往日趋频繁、影响渐趋加深，谋求发展和进步确实已然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诉求。启蒙记忆，或可称之为关乎进步的记忆，就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寻求发展、进步和文明的集体潜意识。关于启蒙记忆的话语深深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从最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经济变革，继之亚非拉美国家的政治革命、经济改革，再到晚近各种跨洲际、跨国度的贸易或技术合作、政治或军事联盟、文化艺术的交流沟通，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何实现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如何创造和谐美好的未来，这些人类历史的重大议题已成为全球化的启蒙记忆的一部分，在人类对现实的建构和对未来的规划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光明与黑暗并存，就整个20世纪的世界史来看，创伤记忆尤指大屠杀和大灾难记忆，其核心内容就是“记忆的创伤性遗产”。Andreas　Huyssen指出，自从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从1990年代开始，世界已进入．个与大屠杀关联的“历史记忆的全球化”过程。他认为，“大屠杀话语的全球化”指出了“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创伤的普遍比喻”。因此，大屠杀“失去了它作为一个特别历史事件的指代特点，而开始发挥成为其他创伤史和创伤记忆的暗喻功能”。学界对创伤记忆的研究是人类自反本能的一种体现，跨越地域差距和文化差异而共同承担历史的遗产也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趋势，“野蛮产生自文明内部”（阿伦特语），人类需要借助记忆恢复被战争和屠杀摧毁的人性，重建未来人性的道德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屠杀不是发生在特定时代和特定人群中的“特殊事件”，相反，它是需要由全人类共同担负的沉重罪恶，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政治实体不得不共享的历史。也正因此，社会学家Daniel　Levy和Nathan　Sanaider才坚决认为，不能单单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理解大屠杀，而应把它看做一种借助媒体的播散而被带人世界各个角落里的集体性事件，“在一个于不安全中寻求道德明晰的世界里，在一个令人困惑而人性流离失所的世界里，大屠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规则和火炬”。可以说，创伤记忆与具体的场所和个体有关，但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创伤记忆又可以被抽象为一种历史的符号或标志，它是一种集体记忆，没有地域和文化的限制。这也是所谓“全球化”最基本的意义。

全球化记忆何以可能

　　全球化究竟如何影响了记忆建构的过程？在这个影响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因素占主导地位？记忆的全球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有什么关系？这里面是否也存在一个记忆霸权的问题？全球化的记忆是否还是倾向于某些国家某些文明的记忆？这个问题要略微提一下。最后确定全球化的记忆不是一个伪命题。但这个命题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对全球化的出发点持不同态度。本文认为，全球化也是从地方从本土出发的，任何一个大的、集体性的记忆建构过程，都是从个体记忆出发的，所以，这两个概念是可以结合在一起使用的。这个概念将有助于我们重新整理对历史和记忆等概念的认识。

•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 文章来源：摘自《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20期

　　在这隆重的开学典礼上，我想就“人为什么而活着”这一话题，与你们谈谈自己的感受和感悟。

　　现在都在讲“顶层设计”。但我个人认为，有些同志所讲的“顶层”往往还不到顶层，是二、三层甚至四、五层以下的设计。而“人为什么而活着”这可能是值得每一个人从小到老整整思索一生的顶层问题。

　　人为什么而活着，本质上是人应该有什么信仰。当今世界上公认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信仰上帝，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原罪，只有上帝才能拯救自己。伊斯兰教信仰真主，认为今生虔诚信仰真主，后世就是天堂。大乘佛法认为，小乘佛法修度自身，大乘佛法修度众生。

　　真正的共产党人信仰什么？1945年党的七大的闭幕词中，毛主席就曾鼓励全党：“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人民，即全心全意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也就是说人民是共产党人心中的“上帝”。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普通劳动大众始终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意愿、意志和力量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最终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信仰人民，这一信仰高尚而光荣，是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真实，而不是社会和历史的虚幻。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年代，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汗水、热血甚至生命，为着民族的独立解放，国家和人民的繁荣富强，默默实现着这一信仰。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信仰人民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和最终归宿。真正的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使人民群众觉悟，去带领大家一起奋斗，我们就能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美好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讲，信仰马克思主义和人民，这才是顶层和终极的信仰。我们不反对个别同学信奉某种宗教。但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守党章，信仰马克思主义，为着人民。

　　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本质上是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它希望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持有“拯救自己”、“虔诚信仰”、“修度自身”这样的价值理念以为极少数人压迫、剥削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制度的长治久安服务。因此，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与它所提倡的价值理念是不一致的。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是为着全体人民的，它需要共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与它所提倡的价值理念是一致的。当然，现在一些共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说一套，做一套，有的甚至贪赃枉法，这并不能说明我国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与它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不一致，相反，这是一些人脱离、背离乃至背叛了党和政府的宗旨所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就是要努力解决党面临的这一严重问题。

　　前几年，我从网上看到这样一篇对话“一篇彻底改变美国同事对毛泽东看法的文章——《纪念白求恩》”。这是一位赴美创业的华人与其美国同事的对话。这位赴美华人的同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事极不理解，甚至极为反感。这位华人对其美国同事说：“来美国前，我认为美国是个自由世界。但我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美国是个宗教信仰至上的国家。美国人民坚信这片土地是被上帝挑选的，美国人民是首先被上帝挑选的宠儿。为此美国人民自豪骄傲，热爱这个国家。尤其是我看到那些徒步行走的传教者们，穿着朴素简单，吃最简单的食物，他们眼睛里是真诚朴素坚定的，他们让我想起了中国老电影里的共产党员。中国原来也有这样的一群人，忘我，无私，为了信仰可以承受一切苦难，可以献出生命。不同的是，美国的传教者们是在上帝的指引下，而中国的共产党员们是在共产主义信仰下，更具体地说，在毛的指引下。”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对话，其美国同事回答：“我想我有点被感动，如果这一切是真的。”当其美国同事看了这位赴美华人推荐给他的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英文版后，这位美国人说：“我很震惊。如果你不告诉我这是毛写的，如果我把里面所有共产主义或意识形态字眼去掉，如果有人在我面前朗读，我会以为我在聆听上帝宣讲。毛说的这些，和我曾经在教堂听到过的几乎完全一样”；“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你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毛，我想我开始尊敬他了。我更感谢的是，我突然心变得很开阔了，我觉着整个世界的门在朝我打开，共产主义和毛已经不再是我心里的障碍，我更了解了中国，我非常高兴，我可以拥抱这些，我想就可以拥抱一切。”如果哪位对此感兴趣，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在一定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基督、伊斯兰和佛教教义有相通之处。但是，不论是哪种宗教，总是教导信徒放弃对现实幸福的追求，而求诸内心修炼，以达安于现实的苦难；而马克思主义是教导人民群众通过实践和变革，运用客观物质力量改变不合理现实，以实现现实幸福。一个是求诸内心，一个是求诸行动，前者是宗教信仰，后者是科学信仰，二者不应混淆。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空观，宇宙无边无际，时间无始无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无边无际和无始无终的一个特定的时空交叉点上来到人间。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诞生是必然的，而每个人在这个地球上的出生却是必然中的偶然。我们每个个体生命能够作为地球的万灵之长的一分子，在茫茫宇宙中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百年左右，这本身就很值得庆幸、骄傲和珍惜了。想通这一点，就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就不会皱着眉头过日子。但仅弄清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活着是形式，人为什么而活着、怎样活着才是内容。弄清人为什么而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和价值，这才更为重要。要弄清人为什么而活着，还应厘清什么是人，即弄清我们现实的人是从哪里来，处于何种状态，会往哪里去，在这世上的百年间应该怎样生活，做些什么，留下点什么。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有两条，一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条是不搞两极分化，共同富裕。这两条是一致的，可以归结为共同富裕，从而也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有两层内涵：一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二是要共同富起来，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同上书，第265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同上书，第123页)“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同上书，第364页)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说到底是要创造远远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然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要发展生产力，不能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不发展生产力。相对封建制度来说，资本主义已较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只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弊端逐步显现出来，一战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二战前的垄断资本主义，弊端明显，几近崩溃。苏东前期发展生产力的成绩，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生产力的成绩，恰恰说明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优于资本主义。苏东剧变又恰恰说明不发展生产力，忘掉了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同时也说明，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也要吸收资本主义发展成功的经验，不断地改革不适应的体制机制。正是从以上意义上说，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涵。社会主义不排斥富裕，但要的是共同富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目的，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不同。资本主义的历史告诉我们，它们的富是两极分化的富，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包括现代资本主义的现状，都说明这一点。而社会主义则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显著区别。走共同富裕之路是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二战前，阶级对立、阶级矛盾激化，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几乎要把资本主义毁掉。二战后，资本主义也注意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主张，做了重要的体制改进、政策调整，主要是在控制两极分化上进行体制、政策修补，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创造了相对和平的发展局面。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从根本上避免两极分化，靠体制、政策调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即所有制问题，是判断社会性质的重要标准。在经济基础上实行公有制，或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也反作用于生产力。重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所有制关系、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生产资料、财产占有的差别，是分配差别决定性的影响要素;所有制结构存在的问题和财产占有存在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决定财富如何分配，收入的两极分化由生产资料占有的两极分化所决定。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差别根本在于公有制或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根本经济制度，是解决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的根本性举措，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才能从经济基础上保证共同富裕。解决分配问题的其他措施也是必要的，但要从属于根本举措，单靠一个措施是不够的，要搞全面的配套措施，才能防止和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当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公有制也有一个从体制机制上不断探索，使之更为成熟的过程。如果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具体体制不适当，也会影响公有制的效率和作用，甚至使公有制变样，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然而，这样的问题决不能成为否定公有制的理由。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好的会促进经济基础巩固，不好的会破坏经济基础。如果任由落后的上层建筑发展，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证。是否真正实行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邓小平同志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页)实现共同富裕，只有靠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在体制机制上，在基层、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如何落实人民民主，还需要进行创造性的实践，还需要不断发展与完善。

　　三、如果导致两极分化，出现新的剥削阶级，就不是社会主义，就会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人类社会历史告诉我们，私有制是产生两极分化、阶级剥削、阶级对立的根源，而与私有制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则是两极分化的重要条件。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是私有制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私有制社会，资本主义与其他私有制社会不同的是，它是把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一方面充分发挥了市场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和调动生产积极性的作用，创造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另一方面与私有制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也有负面消极作用，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要允许、鼓励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排斥私有经济的单一的公有制，排斥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不适合现阶段基本国情。在我国，总体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但也有一定范围的私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就导致一方面调动了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引起两极分化。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所有制问题、财产占有问题解决不好，分配问题就解决不好，贫富差距就会拉大，势必影响大多数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其最终结果会影响乃至破坏生产力，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致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冲击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所必需的稳定局面，会从根本上动摇政权的基础、执政党的地位，改变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在制度、体制、政策导向上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和避免两极分化，引导走共同富裕之路。所以，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坚持占主体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避免市场经济的短处和反面影响;既要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挥积极作用，又要限制其消极的负面作用。在分配问题上，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制度保证。

　　四、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怎样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必须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案、各种方法加以解决的中心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最显著的成绩，就是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功地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在经济总量上成为世界第二，使得全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刮目相看，这是成绩的方面。但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讲，也面临十分尖锐的矛盾与问题。就是我国正处于既是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矛盾的凸显期的阶段。矛盾凸显期的出现，使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华民族的振兴，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解决当前在改革开放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大好成就有可能付诸东流。中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分配不公，其导致两极分化的趋势还在蔓延。我们党执政要担负两大任务：一大任务是做大蛋糕，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国家尽快地富起来、强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再一个大任务，就是要分好蛋糕，解决好分配问题，防止和避免两极分化，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共同富裕、和谐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解决好发展和公平这两大问题。分配是个大问题，在发展起来以后要解决好分配问题，如果分配问题解决不好，不能共同富裕，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在看来，如何分好蛋糕，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是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问题。共同富裕的问题已经非常急迫地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发展起来后遇到的问题比发展问题更难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上，就是一个分好蛋糕的问题。目前贫富差距已经出现明显加大的趋势，各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根源上来说与之有关。世界各地出现的动荡，实际上也是因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所致。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心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案、各种方法解决好分配问题，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这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

　　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坚持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主心骨地位，是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础

　　怎样落实邓小平同志交给全党的要着手解决并解决好的分配问题这个大题目，怎样统一全党认识，像抓经济建设那样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去解决好这个重大问题呢?首先有一个统一认识、统一思想问题。有人认为现在还应当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认为两极分化不可怕，贫富悬殊、拉开距离有利于发展。当然也有好心人认为，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这个问题会自然解决。对于如何解决分配问题，有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莫衷一是。因此，解决认识问题，统一思想，是解决好分配问题的前提。

　　理论搞对头了，思想搞对头了，认识统一了，步调才能一致。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现象背后隐藏着思想领域的某些混乱问题。必须有一股精神力量统一凝聚党心、民心，这就是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问题、核心价值观的主导问题、理想信念的主心骨问题。只有解决好精神力量的指南问题，凝结人心，才能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意志，才能解决好社会分配、社会公正和持续发展问题。譬如，要不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坚持人民民主，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不要走共同富裕之路……靠什么凝聚人心，提高人的精神支撑力量?要靠马克思主义，靠理想信念。统一、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靠学习、信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来凝聚、来统一;另一个层次，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要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凝聚。最后都可以归结到靠正确的思想理论，从而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来凝聚。无论对领导干部来讲，还是对普通群众来讲，都要靠马克思主义正确的道理固化、强化理想信念，凝聚精神。理想信念要讲两个层面，一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这是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结合，没有远大理想，最高纲领就会失去方向;没有共同理想，最低纲领就会失去群众支持。高级干部的理想信念要靠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党的重要文献来解决，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靠各级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教育工作、实实在在的群众工作来解决。全党在重大问题上靠什么统一认识?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力量来统一。丢了根本性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共同富裕问题就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那就要出大问题。苏联解体，根本问题是垮在把马克思主义丢掉了，把社会主义理论信仰和理想信念全都丢掉了。当然，苏联解体也不是只有一个原因，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体制上的问题，也有生产力没发展、人民群众消费品供应不足等问题。但根本原因还是出在指导思想、精神力量上。

　　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有先进的生产力，还要有先进的文化，要有正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指导和精神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犯过错误，物质与精神只抓一方面，留下了教训，搞了一些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把精神的反作用无限地扩大了，宣扬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背离了辩证法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精神的基本原理。反之，忽略了精神的反作用也不对。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提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同一性问题，就是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问题。好的精神力量指导人民、激励人民、鼓舞人民、凝聚人民;不好的精神力量让人萎靡不振，走歪路，走邪路，让社会乱起来。如果只重视发展生产力，不重视精神、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不重视思想理论的作用，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照样出问题。解决共同富裕问题，除了从经济建设入手之外，还必须加强思想理论战线、意识形态工作的战斗力。今天，面对着这么多矛盾问题，有些问题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如果精神凝聚的力量苍白无力和软弱，那么势必要出大乱子、大问题。在重视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如何注重精神的反作用，如何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如何重视解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如何重视核心价值观和理想信念问题，也是一项与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密不可分的根本任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来源：《红旗文稿》2012年01月13日，转载自博客中国2012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