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初，在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的三线建设对我国的经济影响非常大。许多三线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国家政策的转变需要转轨或调整，有的陷入困境。甘肃天水市区的三线企业在最初的工业布局上没有严格按照“山、散、洞”的方针设计，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天水市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企业改造、调整中，产品研发也注意市场需求，不断开拓，有的成为天水市的名优企业。

　　关键词：天水，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初在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这场经济建设运动在当时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又因为是以备战为中心，以军工业为主体，所以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不仅巨大，也很特殊。三线经过20多年的建设，在80年代，国家的经济政策逐步转向，三线企业相继转变。这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已经有多位学者在探讨，目前已发表论著近百篇。陈东林著有《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0]，对三线建设研究最为全面。也有学者以省为单位进行研究，如高新生《新疆三线建设初探》[①]、王子云《山西三线建设的研究》[②]、晁丽华《三线建设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③]。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更多的是宏观性的论断，缺乏对小区域的深入研究，也很少从三线建设的企业本身去发掘这场建设运动对当地的经济以及人民带来的影响。汪红娟曾对甘肃的三线建设有过概论[④]，但对其后续影响关注不多。本文希望能以甘肃天水市（今秦州、麦积二市辖区与秦安、清水、甘谷、武山、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五县）的三线建设过程为中心，透过微观研究，探讨其建立、改造的原因和影响，将三线建设的研究推进一步。

　　一、甘肃三线建设的由来

　　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下，毛泽东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建议得到中央的支持。1964年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⑤]。

　　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由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市领导组成的西南、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相继成立，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由刘澜涛、王林、安子文、李广仁、宋平负责[⑥]，开始掀起三线建设的热潮。

　　1964年下半年，甘肃成立三线建设小组，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总体布局，1965年正式展开建设。甘肃三线建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65年和“三五”时期（1966年至1970年）为第一阶段，甘肃基本建设投入资金52.99亿元；“四五”和“五五”时期（1971年至1980年）为第二阶段，甘肃基本建设投入资金102.54亿元。两个阶段中，共安排建设项目700多个。“五五”时期以后基本上没有再布新点，但原来安排的一部分项目特别是二阶段的一些项目仍在继续进行[⑦]。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的推进，三线建设的改造问题被提上历史日程。从1984年起，甘肃的三线企业开始进入调整改造时期。

　　据统计，甘肃三线建设共投资155.53亿元，新建、迁建和重点改造156个企事业单位，有计划、分步骤、大规模地在甘肃展开了军工、电子、机械、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公路、铁路等国防科技工业及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设施建设，基本奠定了甘肃的工业基础[⑧]。

　　二、天水的三线建设与地理分布

　　三线建设主要是备战，但也有发展区域的均衡性和长期性的目的。在从属于国防安全的目标下，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经济的地区均衡和长期发展。毛泽东认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一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工业支援内地工业，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水平[⑨]。甘肃天水由于三线建设的契机，也获得了巨大发展。

　　自1965年开始，就有三线企业陆续在天水安家落户。而1968年，天水被确定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当年有36个国家部委在天水设点建厂[⑩]。

表1　天水三线建设主要单位一览表

　　资料来源：参考《甘肃省志》第25卷《机械工业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编纂《甘肃三线建设》，第37-359页。

　　说明：厂址按照1985年天水市升级为地级市的行政区划，辖秦城、北道两区，秦安、清水、甘谷、武山、张家川等5县。

图1　天水市三线建设主要单位分布简图

　　据《甘肃省志》之《机械工业志》1965~1970年搬迁的机械企业一览表，在兰州、天水共建有25家三线企业，其中天水为15家，兰州仅10家。天水搬迁设备2779台，搬迁工人4417人，总投资15093.19万元。而兰州搬迁设备为3201台，搬迁工人5215人，总投资8834.24万元[⑪]。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兰州的三线企业规模和工人数较天水要稍多一些，但总投资额却远少于天水[⑫]。

　　天水长城电工仪器厂是最早的天水三线企业，于1965年2月兴建，次年2月由上海搬迁，由第一机械工业部主管，1970年9月后下放甘肃省，隶属甘肃省机械工业局领导并由机械工业委员会仪表工业局行业归口管理。工厂位于天水市西南郊，距市中心5公里，总面积约9.6万平方米。初步总投资250万元，职工280人，1968年11月追加205万元，增加职工225人，经过不断发展，至1985年底，工厂累计投资总额1499万元，固定资产原值1142万元，净值733万元，职工1197人，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8832万元，累计实现利税总额2064万元，利税总额相当于投资总额的1.38倍[⑬]。

　　天水长城精密电表厂也是天水最早的三线企业之一，位于天水市秦城区精表路40号。1965年国家决定在天水建立长城精密电表厂，由哈尔滨电表仪器厂负责包建。由于精密电表部分另行选点，仅建立了长城汽车仪表厂。1968年国家确定仍在天水建立长城精密电表厂，并将长城汽车仪表厂并入。1969年筹建，1970年8月开始边基建边生产，1973年工厂的生产能力基本形成，主要生产各种数字仪表和教学电表。至20世纪80年代，长城精密电表厂发展成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483.4万元、1165名职工的国内仪器仪表行业中的中型企业，成为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仪器仪表行业的重点企业，也是西北地区电工仪器仪表行业的主导厂[⑭]。

　　天水星火机床厂位于天水市北道区社棠镇，距天水火车站约10公里，东邻北道区伯阳乡，南濒渭河，西北与清水县境接壤，厂南紧临陇海铁路干线，工厂有铁路专用线由社棠车站接轨，直通工厂辅助区[⑮]。

　　天水风动工具厂主要生产重型矿山机械，是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骨干企业，也是甘肃省16个骨干企业之一。1966年春，由一机部投资，沈阳风动工具厂分迁，在原“天水风动工具厂（甘肃省重工业厅与兰州军区合办，后被调整下马）”旧址上（位于天水县北道镇）动工兴建。1966年5月，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到天水视察工作，认为北道厂区紧靠铁路沿线，不符合战备要求，强调要贯彻“进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因此又选定在北道镇以东8公里的社棠镇渠里村另建社棠厂区，从而形成两地建厂的格局。北道厂区主要生产气动工具和钻车，社棠厂区主要生产凿岩机。但实践验证这种厂址选择缺乏科学依据。社棠厂区位于山坡坟地和河漫滩上，存在大面积塌方滑坡，还有地震、洪水、泥石流和湿陷性黄土危害，到“八五”时期，国家决定投资2940万元，将社棠厂区搬至北道原址[⑯]，结束了这段时间的弯路。

　　有些企业在建设过程中有过调整、改名。1966年9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在天水北道埠铁厂旧址投资兴建铸锻件协作中心，为在天水的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三线企业协作生产铸锻件，定名天水铸锻厂。1970年3月开工生产，当年10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调整协作关系，产品方向改为空气锤等锻压设备，1977年3月改名为天水锻压机床厂[⑰]。1980年，曾与天水海林轴承厂仓促合并三个多月时间，造成人员流失，产供销系统受到破坏，连续4年亏损，经过开发新产品，1984年扭亏为盈，成长迅速[⑱]。

　　分析天水市三线建设主要单位分布简图（图1），可以看出，天水的三线企业分布非常不均衡，集中在今天水市核心区，辖县的三线企业较少。以1985年的天水市行政区划来看，北道区有天水锻压机床厂等7家企业，秦城区有天水长城电工仪器厂等16家企业，辖县仅有甘谷电厂等10家企业。北道区有铁路连接陇海线，交通相对较为便利。而秦城区是市政府所在区，地位更为重要，公路交通甚为发达。从上表33家工业企业驻地来看，28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并未迁址，仅有5家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有过迁移（未包括天水风动工具厂社棠厂区），而迁移的原因又各有不同。

　　天水海林轴承厂原在天水县深山林区的李子园，1982年甘肃省人民政府以28号文件批准，从李子园山区迁出，同原天水柴油机厂、天水拖拉机齿轮厂合并，利用后两厂原址，沿用天水海林轴承厂名称，专业生产轴承。天水兴中轴承仪器厂最初选在天水县李子园驼阳沟，用水、交通均不便，后改迁至秦城区石马坪。国营第749厂（国营永红器材厂）选址在秦安县城以北约3公里处，位于蔡家店和十里铺之间，双华公路从厂西侧通过，工厂东边靠山，西邻葫芦河，属于高原狭谷地带。1970年5月破土动工，1972年底建成。1984年开始着手筹建天水分厂，位于天水电子小区，1995年完成总厂由秦安搬迁天水[⑲]。国营第860厂（国营庆华仪器厂）位于秦安县南郊5里何家川，是西北地区唯一的微波扫频测试仪器厂，但所在地自然环境不佳，植被较差，水土流失严重，水质不良，硬度较高，水味苦涩。中央军委、国务院（84）77号文将其列为三线三类地区。交通不便，土质、水质差，给工厂生产经营和职工生活带来困难，不利于产品销售、配套协作和吸收外资。1984年筹建天水新厂，位于天水市藉河大桥以西，天水郡大桥以东，藉河北岸，电缆厂以南的电子工业区内，占地面积268亩[⑳]。国营871厂（国营天光集成电路厂）秦安县城北3里。天兰公路经过工厂西侧，工厂距火车站约80多公里，均系崎岖山路。选址并不合适，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工厂逐渐走上正轨，发展迅速。1984年筹建天水分厂，征用天水市电子区内市体育馆以西，双桥路以东，环城路以南，藉河堤以北约140亩土地。1989年起逐渐向天水迁移[21]。

　　我们应该注意到，上述5家企业迁移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而不是原址环境太过于恶劣。国营第749厂、国营第860厂、国营871厂从秦安县迁移至天水市，一方面是由于“除建在膨胀土上造成建筑物开裂外，水源受放射性污染，又无地下水可取，长期靠汽车从天水市拉水供应”[22]，另有很大因素是甘肃省电子工业公司和天水市政府决心把天水市作为全省微电子工业基地，天水市设立电子工业区。故纷纷在天水建立分厂并逐渐迁移。

　　天水三线企业选址特别失败的是武山玻璃钢厂。厂址在武山县城西2公里处，交通区位应该不成问题，但“在建设上因陋就简，设计缺乏严肃的科学态度，厂房布局不合理，地质勘察不详，造成投产不久，捻线、织布车间的辅助厂房下沉，经过4次加固并未改观，后发展到主厂房下沉，严重威胁正常生产和职工人身安全”，以至于使玻璃纤维生产系统在1979年9月完全停产。1981年9月，省计委、省经委批复同意其改转产方案，施行一套班子和“甘肃省武山毛纺厂”、“甘肃省武山玻璃钢厂”两块牌子，以生产毛纺织品为主，兼营建材、机械、针纺、服装加工等[23]。

　　张家川钢铁厂选址也不佳。厂址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恭门镇，1969年开始筹建。在建设中执行“边勘探、边设计、边生产”的方针，设计方案多次变更。在1970-1972年中，投资项目越上越多，不少项目是在资源不清、厂址未定、没有设计、缺乏技术力量、原材料不落实、无正式施工队的情况下，自己组织力量进行的，导致整个工程进展慢，施工效益差。从1969年至1973年，钢厂缓建共耗资2381.57万元。1979年4月，鉴于钢厂交通条件差，企业亏损大，省革委会决定再次缓建，设备外调或封存，人员少数留守，其余外调[24]。故1985年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在“关于贯彻执行国家计委《关于三线地区企事业单位调整方案的批复》的通知”中，列举了甘肃省三线企事业单位共11个，天水市只有张家川钢铁厂名列其中。调整的主要原因是“采矿不经济，选矿缺水，交通很不方便”，调整方案是“停产关闭，设备调走，厂房交天水行署”[25]。

　　但这样的企业并不多见，相反许多企业在建设初是经过科学选址的，没有让“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束缚自己。甘肃绒线厂的建立就经过一番详细论证。1966年2月，兰州绒线厂筹建处成立，地址初选在兰州市七里河区；5月，选迁至兰州市西固区；6月，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和“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兰州绒线厂迁至甘谷县姚庄，更名为甘谷绒线厂。但经过对姚庄一带现场勘测、调查，认为甘谷县地下水少，水质差，既保证不了绒线厂的大量生产用水，水质也不能满足绒线染色的工艺要求，不宜建厂。遂由甘肃省建设委员会、甘肃省计划委员会、甘肃省轻工业厅、中国纺织工业部设计院、西北给排水设计院、甘肃省设计院、绒线厂筹建处等单位的代表组成选厂址工作组，1967年2月在天水县马跑泉、社棠镇等地进行实地勘察，详细论证，反复比较。1967年3月最终将厂址定在天水县社棠镇（今天水市麦积区社棠镇），定名为甘肃绒线厂[26]。天水长城低压电器厂厂址初选在天水市王家磨，后经北京低压电器厂论证复核，认为王家磨厂址不符合要求，后决定在原天水丝绸厂建厂（位于十里铺）[27]。甘肃棉纺织厂最初选厂在甘谷县，经选厂工作组检查化验，认为甘谷县水质硬度达到35德度，软化水造价高，以及其他原因，后经选厂工作组初步比较，选定在今天水市麦积区社棠镇[28]。这样相对科学的选址克服了一般三线企业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差的劣势，为三线企业在天水市区的茁壮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70年代，天水迁、建三线企业达40余家。经过30多年的发展，除了部分企业被合并，或又迁走外，截至2000年，还剩30余家，基本上都是中央部、省属企业，主要分布在机械制造、电子电工、轻工轻纺三大行业，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29]。

　　三、天水三线企业的改造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1979年，国务院提出了三年经济调整的任务，要求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逐步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甘肃机械工业门类多但发展不平衡，配套水平低，并且面临着生产任务大幅度下降的局面。

　　国务院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83年决定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提出了“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八字方针，当年12月成立了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从“七五”开始，三线企业进行了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加快了军转民步伐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进行了转轨改制[30]。

　　三线企业的选址有“分散、靠山、进洞”的要求，与和平时期的企业选址有很大的区别，这导致有些企业在运营中遇到很多困难。当这些困难难以克服时，三线企业也会适当调整厂址，向科学选址靠拢。天水兴中轴承仪器厂厂址最初选在天水县李子园驼阳沟。1968年8月，山东烟台轴承仪器厂组织15人的筹建组开赴现场，次年4月进行扩充设计。1970年被国家列为缓建项目，当年7月开始基建、生产。但工厂存在用水、交通运输等问题，1982年6月，由甘肃省政府批准，与天水油泵油嘴厂合并，更名天水轴承仪器厂，迁往天水油泵油嘴厂旧址天水市石马坪。天水轴承仪器厂的主导产品是轴承仪器、部分轴承专用设备、小型轴承、高、低压电力电容器和其他机电产品，轴承仪器生产居全国首位，198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30.43万元[31]。

　　甘肃省在1984年成立省三线建设改造规划领导小组，机构设在省计划委员会，1985年3月召开第一次三线建设规划工作会议，认为甘肃三线企业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成功的；第二类是基本成功的；第三类是进山太深，厂址选择不当，或产品无销路，急需调整产品方向的[32]。

　　天水有些三线企业自建厂后由于经营有方，不断调整，一直蒸蒸日上，获得了很好的效益。

　　天水锻压机床有限公司位于天水市北道区（今麦积区），由一机部主管，专业生产大、中型锻压机械设备。经过40多年的建设，至2006年产值近2亿元。其发展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对三线搬迁企业的优惠政策[33]。

　　天水长城开关厂位于天水市秦城区（今秦州区）东十里铺，1968年由北京开关厂迁建，承续1952年建厂的北京开关厂的产品技术，1970年正式生产产品。研制和生产出国内第一代GC1型移开式高压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批量生产SN10Ⅰ、Ⅱ型少油断路器、DZ10系列低压空气断路器。按照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安排，主导研发、试制SN10Ⅲ少油断路器和研发、试制单晶硅产品。1973年初具规模，逐渐确立了公司在中国开关行业10kV-35kV电压等级高压元件和成套配电设备中的基础性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产品研发不断，实现由少油向无油化过渡的产品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由于不断创新，企业发展一直良好，创立了品牌效益，2001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2006年公司第一家在中国开关行业通过PCCC国家产品认证。2007年7月公司入选中国机械500强[34]。

　　有些企业虽然在建设初期由于选址等因素经营稍为艰难，但经过调整改造，也逐渐成熟、壮大。秦安三厂（国营第749厂、国营第860厂、国营第871厂）由秦安迁移至天水市区就迎来了历史性的转变。国营第749厂（国营永红器材厂）原属电子工业部、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领导，生产特种集成电路、三极管、敏感器件、半导体零部件等产品。在秦安县的自然环境虽然恶劣，但一直努力经营，产品销售不错。1983年3月，还与厦门市电子工业公司在厦门联合创办“中国厦门永红电子公司”，1984年又与汕头半导体厂合资成立华汕电子器材公司。为了稳定三线科技队伍，749厂决定在天水市建分厂，有利于降低成本、降低消耗、节约能源、打开销路、引进技术、吸引人才、改善生活。1987年开始筹建，至1995年总厂搬迁至天水[35]。但搬迁之前，749厂的经营已经出现问题，到1996年时，已欠下银行本息1.6亿元，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96％。在这一年，厂里争取到原电子工业部扶持的宝贵的400多万元发展资金，主要用于塑封集成电路生产，逐渐走向正轨。为了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实现企业持续快速发展，2003年，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的政策，749厂整体改制重组为天水华天微电子有限公司。当年，改制后的天水华天微电子有限公司全年销售收入达1.5302亿元人民币，成为我国西部地区微电子航母和中西部地区集成电路最大的封装企业[36]。2007年11月20日，天水华天微电子有限公司成为天水市首家上市公司[37]。

　　国营第860厂（国营庆华仪器厂）在秦安县自1976年后发展较为顺利，生产各种电子测量仪器，社会需求量大。甘肃省电子工业公司和天水市政府为了稳定和搞活三线电子企业，发展甘肃的微电子技术，使全省电子工业布局更趋合理，1984年批准860厂在天水市秦州区设立分厂，距离市中心1.5公里。1987年9月动工，1995年10月完成整体搬迁。搬迁之后的860厂发展迅速，产品形成了六大系列近400个品种，在国内微波扫频测试仪器行业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广泛用于广播电视、卫星通信、航天高科技等重点工程，以及工厂、部队、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2004年11月甘肃省庆华仪器厂破产重组为天水庆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第八六O厂的代号继续保留[38]。

　　国营871厂（国营天光集成电路厂）在秦安县建设初期经济效益较差，经过整顿，开发新产品，到1984年工厂经济效益显著，利润高达926万元。1984年6月开始在天水市秦城区筹建分厂。自1985年下半年开始，大量元器件和整机的进口，严重冲击了国内电子产品特别是集成电路市场，871厂利润下降严重。工厂决定将从美国引进的Ф100mm生产线安装在天水分厂，1988年12月生产线调试成功，成为国内第一条投产运行的四英吋生产线。2003年为首次载人航天“神州5”号提供配套电路，获信息产业部和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企业荣誉奖。虽然天光集成电路厂是我国研制和生产集成电路的骨干企业，是目前国内唯一生产双极型数字集成电路的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兵器等诸多领域，是为数不多的军工配套前工序芯片制造厂，但历史包袱沉重，生产经营效率低下。2007年，天光集成电路厂破产重新组建为“天水天光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实现全年销售收入10715万元，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创建厂41年最高销售纪录[39]。

　　四、大小三线企业改造的启示

　　三线建设是对战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估计的产物，在微观布局上推行“山、散、洞”[40]等方针，不利于生产力布局。生产力布局涉及到经济、政治、国防、社会、环保和生态平衡等诸多方面，既要有全局性又要有长期性。而三线建设的最初布局并不完全符合和平时期科学的生产力布局的。甘肃天水的三线建设，也经历了一些从微观布局不合理到调整改造的变化。

　　天水的三线企业发展至今，不仅在逆境中存活下来，还发展得很好，这在全国的三线建设中是不多见的。如果把天水三线企业的发展与贵州的三线企业、上海的小三线企业对比，我们可以从中深刻体会到制度变迁在其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贵州省的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原为电子工业部贵州电子工业基地（083军工基地），下属十几家企业分布在遵义县、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群山中。1980年以来，基地将在贵州的20多家企业联合改制成立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走向市场。但由于企业分散，不利于发展。1990—1996年底，公司所属宇光电工厂、永光电工厂、建新机械厂从山沟迁入贵阳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久达机械厂、红旗机械厂、南华厂的部分陆续迁至都匀市经济开发区，集团公司总部也由都匀市迁入贵阳市。而都匀市距离贵阳市仅120公里，环境的改变使企业的竞争力加强，成为国内知名企业[41]。

　　上海曾在安徽和江西两省建立了很多小三线企业，至20世纪80年代，为响应国家政策，上海决定改变小三线企业的建设方针，将这些企业无偿移交当地政府管理，就近就地利用改造。宁国县采取务实的态度，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重新界定产权，突破只能让国有工业经营的政策界限，授权让乡镇企业、二轻企业经营。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宁国的企业走在安徽省的前列，宁国县也在1994年跨入第三届全国百强县市行列[42]。

　　与贵州、安徽不同的是，天水市区的三线企业改造没有经历太多的厂址变迁的困难，主要是面对市场提出的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是任何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可能遇到的问题，不是三线企业在最初设计时就能考虑到的。从天水的三线企业成功的案例可以看出，企业的选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在今后的发展。我们在探讨三线建设的负面作用时，一般认为其有投资效益差、经济比例失调、工业布局不合理等特点[43]，但就天水的三线企业来说，并不存在投资效益差和企业选址不按照科学设计的特点，这种科学的企业规划制度对之后的天水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从天水、贵州以及安徽的大、小三线企业发展的道路可以看出，企业要发展，在初始条件不同时，进行适当的调整，有切实可行的制度保证，都会获得成功。

注释：

[0]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

[①] 高新生：《新疆三线建设初探》，《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②] 王子云：《山西三线建设的研究》，《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③] 晁丽华：《三线建设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

[④] 汪红娟：《甘肃三线建设原因初探》，《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甘肃三线建设述论》，《河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⑤]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58页。

[⑥] 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⑦] 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第16页。

[⑧] 汪红娟：《甘肃三线建设述论》，《河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⑨] 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⑩] 王小平等：《天水市三线工业企业经营状况及其对信贷资产质量的影响》，《甘肃金融》2001年第7期。

[⑪] 《甘肃省志》第25卷《机械工业志》，第14页。

[⑫]随着建设的发展，兰州作为省会的优势还是很明显。至1991年，三线建设企业在兰州市有35个，天水市为32个，从累计投资和工业总产值等方面来看，兰州市都远多于天水市。见《甘肃省三线建设企业分布概况》（1991年统计），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编纂《甘肃三线建设》，第352页。

[⑬] 《甘肃省志》第25卷《机械工业志》，第148-149页。

[⑭] 《甘肃省志》第25卷《机械工业志》，第149-150页。

[⑮] 《甘肃省志》第25卷《机械工业志》，第170页。

[⑯] 《甘肃省志》第25卷《机械工业志》，第96页；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第33、225页。

[⑰] 《甘肃省志》第25卷《机械工业志》，第173页。

[⑱]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第281-282页。

[⑲]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第196-204页。总厂搬迁至天水时间有1994年、1995年、1996年三说，本文以天水华天微电子有限公司网站公布的1995年为准：http://www.tsht.com/history.asp。

[⑳]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第189-195页。

[21]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第184-189页。

[22]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第22页。

[23]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第129-130页。

[24] 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第100页。

[25]国三发（85）25号：“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关于贯彻执行国家计委《关于三线地区企事业单位调整方案的批复》的通知”，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第446页。

[26]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第305页。

[27]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第249页。

[28]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第303页。

[29] 王小平等：《天水市三线工业企业经营状况及其对信贷资产质量的影响》，《甘肃金融》2001年第7期。

[30] 王庭科：《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

[31] 《甘肃省志》第25卷《机械工业志》，第237页。

[32] 《甘肃省志》第25卷《机械工业志》，第23页。

[33]张淑杰：《争创中国名牌 打造百年锻压——访天水锻压机床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辉》，《机械工人》2007年第4期。

[34]天水长城开关有限公司历史沿革http://www.chinatcs.com/html/About_5/20071110153343642.asp。

[35]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第201-204页。

[36]天水市科学技术局：《天水华天微电子有限公司 打造西部微电子航母》，天水市科学技术局网站http://www.gstskj.gov.cn/zscq/detail.php?n_no=4147，2004年12月14日发布。

[37]郝勤学：《华天科技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天水第一家上市公司诞生》，天水在线：http://www.tianshui.com.cn/news/tianshui/2007112114591861298.htm，2007年11月21日。

[38]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第189-196页；天水庆华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历史沿革：http://www.qh860.com/html/lsyg/。

[39]甘肃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三线建设编辑部：《甘肃三线建设》，第184-189页；郝勤学：《天光公司：改革增活力项目促发展》，天水网：http://www.tsrb.com.cn/xwzx/2011-03/11/content_103649.htm，2011年3月11日刊发。

[4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6页。

[41] 参考陈东林《走向市场经济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42] 段伟：《安徽宁国“小三线”企业改造与地方经济腾飞》，《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43] 陈睦富：《“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历史启示》，《咸宁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对于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横贯国家3个五年发展计划，涉及13个省、市、区，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9.01%[①]，有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次民工参加，对我国工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西部地区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三线建设，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未提及，原因是在三线建设的评价问题上争议较多而未能形成共识。中央实施的三线建设项目大多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而四川、重庆又是西南三线建设项目的重点地区，三线建设初期在四川、重庆实施的重点项目有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成昆铁路、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重庆至万县的造船工业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汽车、机械制造、特殊冶金工业，以后又增加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三线建设项目在四川、重庆的实施，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实实在在地加快了西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由此也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鉴此，201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国情调研组对三线建设项目较多的四川省、重庆市的部分三线建设项目进行了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昆铁路、广安市三线建设工业遗产陈列馆、重庆市南川区三线建设项目遗址，先后在攀枝花市、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凉山彝族自治州、重庆市社科院与当地党政有关部门、三线建设亲历者、研究三线建设的专家学者进行座谈，访问三线建设项目区周边群众，查阅相关档案文献。本文基于调研，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视角，对长期争论未果的三线建设评价进行探讨。

　　一、三线建设项目的四种类型

　　作为中央的重大战略而实施的三线建设已成为历史范畴的概念，但三线建设企业及基础设施项目的历史尚未断裂而得以延续，至今依然存在和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鉴此，为便于对三线建设做出公允评价，本文首先对实地考察及座谈中涉及的三线建设项目的历史与现状做客观陈述。这些三线建设项目大体可分为以下4类。

　　（一）发展壮大型

　　攀枝花钢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北碚仪器仪表研发生产、重庆嘉陵机器厂等三线建设项目，建于20世纪60-70年代，经历改革，呈现出发展壮大态势。其中，实地调研的攀枝花钢铁项目是其中的佼佼者。攀枝花钢铁项目自1965年起实施，1970年出铁，1971年出钢，1974年出钢材；1986年启动二期工程并于1997年建成投产；2001年启动三期工程。2008年，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成为四川省首家营业收入突破500亿元的企业（完成营业收入522.6亿元）。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在科技创新上实现多项突破，形成了一些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和特色产品，实现由“钢坯公司”向跨地区、跨行业的现代钢铁企业的跨越，所生产的重轨、板材、管材、棒线材、特钢等产品畅销国内并出口欧美、东南亚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攀枝花钒钛产业园区成为国内最大的钒钛原料基地和钒钛钢生产基地。

　　（二）搬迁、转产型

　　三线建设的一些企业，在20世纪80-90年代实施了搬迁。调研组所到的四川省广安市和重庆市南川区的三线建设企业都实施了整体搬迁。

　　1965年至1972年，国家先后在便于隐蔽和防御、以大巴山山麓的华蓥山为屏障的广安市境内，建成了明光、红光、华光、永光、金光、兴光、江华、长城、燎原、西南玻璃厂等10家军工企业（其中从禄市到溪口一带的山沟里就有8家企业），主要生产为炮配套的光学瞄准仪器等。其中，有8家为中央企业（分别隶属于第五机械工业部和建材部），只有国营长城机械厂、国营燎原机械厂为省属企业（先后隶属四川省国防科技办公室、第五机械工业部重庆五机局、四川省机械厅等）。广安市境内的三线企业门类相对单一，以生产要求空气明净、精密的光学仪器为主，引进了大批先进的生产设备，科技含量较高，其中有许多是当时的特种工艺设备产品，华江、华蓥、华西、珠江、明佳、佳美等多个品牌的军用、民用光学仪器，如照相机、望远镜等质量上乘。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军工企业开始大批量转为生产以放映、摄影器材为主的民用产品，销路较好。此外，农用车、运动气枪弹等民用产品的市场反应良好。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这些企业包括原有生产设备迁往成都、重庆、南充等地，并焕发出生机。如现在的重庆嘉陵华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就是由原设在广安市境内的重庆华光仪器厂改制而成的，传承了原重庆华光仪器厂的光学优势，其中球面透镜、平面棱镜的品种、产量和精度居国内同行业前茅。调研组在广安市只能从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看到往日三线企业的艰辛创业和为国防建设做出贡献的辉煌历史。

　　重庆市南川区是加工制造枪炮等常规武器的机械工业基地。1992年，经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南川区境内5家三线企业列入国家三线调整迁建计划。令调研组遗憾的是，在原址看不到往日的景象，企业已迁移，厂区建筑设施被闲置或废弃。位于南川区水江镇的临江机械厂已实施迁移，调研组看到原址较大规模的厂房仍保留，但长期空置，已显破旧，周围杂草丛生，部分办公用房被改为监狱，宿舍楼转为当地居民使用。位于鹤公岩山麓的青岩机械厂，曾生产坦克底盘构件，停产后高大的厂房保留完整，被当地民营企业租用，用于生产工艺简单的产品。其他厂房被农民当仓库堆放饲料，框架较好的宿舍楼也闲置。南川区境内的一些三线企业在搬迁后实现了新的发展。1997年，国营红泉、红山、庆岩三厂整体迁往重庆市巴南区渔洞镇（川南区的10个兵工厂均迁建于此），在巴南区形成了渔洞汽车及重型机械加工工业区。1999年至2000年，国营宁江机械厂、天兴仪表厂迁至成都市龙泉驿区，与其他几家调迁到这里的大型军工企业形成了高科技的精密机械和电子工业园区。目前，天兴厂已发展成为规模大和实力强的车用仪表开发和生产基地、中国车用仪表行业“排头兵”、中国车用仪表行业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国营宁江厂发展成为国内车用减震器生产能力最大的企业。

　　（三）废弃型

　　三线建设项目也有被废弃的，但数目不多。其中，较大的项目是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的核原料工业基地——816军工洞体。该项目从1966年9月开始建设，历时17年完成。整个洞体总建筑面积10.4万平方米，洞内有大小洞室18个。1984年2月，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民经济战略的调整，根据中央军委的要求，816工程全面停工。由于潮湿和没有采光，20世纪80年代被废弃，工厂迁移到外面，816工厂原职工队伍通过军转民，改建化肥厂，1993年更名为重庆建峰化工总厂。2010年4月816军工洞作为旅游项目向社会开放。

　　调研组看到，无论是搬迁或转产项目，还是废弃项目，所留资源当前仍然发挥着作用。一方面，这些宝贵的资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如广安市对搬迁企业的实物进行征集与遗址保护，从征集到的1000多件三线遗产实物中精选出15台老生产设备、60件老产品和150张老照片，建成了全国首个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四川广安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作为三线工业遗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列馆生动再现了三线建设的历史，展示了三线工业发展成果，宣传了三线建设精神，发挥了三线工业遗产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三线企业遗址资源发展旅游业。调研组在南川区看到，原设在南川区的三线企业多布局在环境优美的山区，利用这些三线工业遗产资源已开发成金佛山旅游区等。

　　（四）交通设施型

　　根据三线建设的总体布局，当时还举办了大量交通设施项目。仅铁路建设方面，新建和扩建了成昆、川黔、贵昆、湘黔和襄渝等5条铁路大动脉。其中，建成的成昆铁路沿线辐射范围13.6万平方公里，包括四川、云南的7个地、市和所属50个县、市。同时，还建设了通往三线建设项目区的公路等。

　　从上述三线建设项目的历史与现状可见，三线企业有的发展壮大，有的经历搬迁、转产后获得新的发展，也有少数被废弃，因而对所有三线建设项目的评价不能一刀切，或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

　　二、三线建设历史背景与现实问题

　　在三线建设的评价上，学术界分歧明显，有肯定者，也有否定者。倾向肯定者多着眼于宏观因素如保障国家安全、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等。倾向否定者多着眼于微观因素如企业经济效益低等。40多年过去后，在实地考察三线建设项目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根据实地感受、访谈、座谈、查阅档案，我们认为对三线建设的评价需要重新讨论，尤其是在评价三线建设时不应回避战略构想动因与实现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预期外绩效、当期效率低的缘由及企业的搬迁、转产、废弃等历史与现实问题。

　　（一）从战略观探讨对三线建设的评价

　　三线建设是从战略层面提出的。无论是军事上的备战，还是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乃至具体项目实施地的选择，首先是从战略层面进行构想的。在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上，针对内地工业薄弱的问题，毛泽东早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就从处理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的战略考虑，明确提出要加强内地建设。1964年5月，针对当时国际形势，中央从备战的战略考虑，正式启动了三线建设。具体到每一个项目，也都体现了战略思维。例如，在攀枝花钢铁项目建设上，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四川是三线建设的一个重点地区，应该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和相应的交通、煤、铁、电搞起来。”[②]6月6日，他再次对中央领导人说：“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毛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③]即便是在项目实施进度上，也是从战略层面考虑的。如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武装流血冲突后，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办的四川学习班上指出：要以大局为重，以三线建设为重，要政治挂帅，全力以赴，保证1970年7月1日以前渡口（攀枝花钢铁基地）出铁，成昆铁路全线通车[④]。鉴此，对于三线建设的评价，首先要对这一战略构想予以评判。就战略观而言，需要从当时的世界局势、“两点一线”的构想、资源配置来探讨三线建设的评价问题。

　　1.从当时世界局势看，对三线建设予以否定有失偏颇。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主要原因是国际形势严峻，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包围圈，向三线地区布局生产力，是一种审时度势的选择。毛泽东对中央领导人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⑤]40多年过去了，战争未曾爆发，但这不等于建设战略后方是错的，也不能排除这种努力是抑制战争爆发的因素之一，进而在实际上实现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意图。

　　2.从“两点一线”的构想看，在四川、重庆实施三线建设项目的战略意义重大。“两点一线”的生产力布局是一个战略构想。毛泽东自三线建设战略启动起，便把川西作为重点。我们调研所到之处，亲历者们提及较多的一句话，就是1964年毛泽东说要骑着毛驴下西昌，去抓三线建设。1965年，邓小平视察川西地区，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布局，即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线，向重庆和六盘水两点做钟摆式辐射。六盘水工业基地的煤炭运到攀枝花，攀枝花的钢铁运到重庆，重庆的机器运到攀枝花和六盘水工业基地。40多年过去了，调研组体验到当年“两点一线”的构想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我们的调研以“两点”中的攀枝花为起点，经成昆“一线”，沿途考察了四川省的西昌、成都、广安和重庆市及其南川等地的三线企业。建成的成昆铁路和青藏铁路（西格段）是中国铁路“三横五纵”格局中最西的两条。调研组看到，现今的“两点一线”区域，铁路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企业和科研机构星罗棋布，崛起了重庆、成都、西昌、绵阳、雅安、乐山等工业城市。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延伸到凉山彝族自治州、成都市、绵阳市及重庆市、广西北海市等地建厂。当年的点线分布，已经扩展为生机勃勃的新经济区。三线建设时开始兴建的内（江）昆（明）铁路，以及2010年开通的“渝—新—欧”国际铁路，成为连接东南亚经济圈的重要国际通道，这凸显了当年实施“两点一线”战略构想的重大意义。

　　3.从资源开发利用看，资源型三线企业实现了就地开发利用资源的战略构想。在三线建设中，实施了一些就地开发利用资源类项目，促进了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例如，攀枝花钢铁项目决策出台后，围绕攀枝花钢铁厂选址问题发生了较大分歧，主要有乐山太平场、攀枝花弄弄坪两个方案之争。当时毛泽东分析指出：“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⑥]攀枝花拥有世界罕见的超大型复杂多金属伴生钒钛磁铁矿矿床，被誉为“富甲天下的聚宝盆”。在攀枝花建设钢铁项目，用1965年11月邓小平视察攀枝花时所说的，就是“这里得天独厚”。长期以来，中央始终坚持在攀枝花就地开发利用钒钛资源的战略。1991年4月江泽民视察攀枝花市时题词：努力把攀钢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钢铁钒钛基地。攀枝花钢铁项目的成功实施，与就地开发利用资源的战略选择无不相关。

　　如上所述，无论从当时的世界局势，还是从“两点一线”的战略构想，或是从资源的就地开发利用战略看，都应当对三线建设的战略予以基本肯定。

　　（二）从区域协调发展探讨对三线建设的评价

　　当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虽然没有包含促进西部大开发的设想，但我们今天评价三线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大局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1.三线建设实现了生产力向西部地区的布局。三线建设的实施，使内地的一些省市发展成为各具特点的新的工业基地，改变了工业布局，1978年内地和边疆地区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达到36.7%，比1952年的29.2%提高了7.5个百分点。[⑦]1965年至1978年，四川省工业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由12.25亿元增加到59.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加了3.9倍（高于全国的3.4倍）；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份额（按当年价格计算），由2.24%增加到3.7%，即增加了1.46个百分点[⑧]。三线建设所形成的一大批优秀企业，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生力军。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不再赘述。调研中我们获悉，从1964年到70年代末期，国家在重庆市投资建设的重点项目共计118个，总投资达42亿元。其中，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就是由三线建设项目重庆嘉陵机器厂发展起来的。即便是广安市、南川区境内实施搬迁的三线企业，前往地还是在四川、重庆两地，即仍在西部，仍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力量。三线建设项目的建成投产，使重庆市形成了以国防工业、民用机械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为骨干，轻纺工业相应发展的工业结构体系，奠定了重庆市工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2.三线建设为西部地区发展奠定了交通设施基础。三线建设中交通设施项目的建成，使贵昆、川黔、成渝铁路相连，构成了西南环状路网，并有宝成、湘黔、黔桂3条通往西北、中南、华南的通道，改变了整个西南地区的交通状况，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座谈中，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同志一致认为，成昆铁路的建成通车，开启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

　　3.三线建设为西部地区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国家从各地选派了大量人才支援三线建设，以保障项目的实施。当时的提法是“精兵强将上三线”，“好人好马上三线”。例如，在攀枝花钢铁项目建设早期，全国各地选送几十万工人、干部，其中知识分子有10万；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抽调约5O万优秀的熟练工人、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支持重庆市的三线建设。这些人才向三线建设项目集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保障了三线建设的实施，也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骨干力量。

　　4.三线建设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攀枝花本是穷山恶水之地，当年的生产方式极其落后，而现在不仅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发展壮大，还通过钢铁建设项目的实施而生长起一座新型的工业城市——攀枝花市（201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23.99亿元、城镇化率达61%），并带动了周边几百公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重庆市经历三线建设，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城市的集聚和扩散作用日益明显。

　　如上所述，三线建设项目的实施，在西部地区建起一大批骨干企业，无论是发展壮大型、基础设施型，还是搬迁、转产型，乃至废弃型，至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西部大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从效率低下问题探讨对三线建设的评价

　　三线建设项目实施条件差、投资大、周期长而导致当期效率低是不争的事实。1966-1978年，三线地区每1元基本建设投资提供的国民收入为4.98元，比全国的6.87元低27.6%，比一线地区的9.34元低46.7%；三线地区每1元基本建设投资提供的国民收入增加额为0.309元，比全国的0.406元低23.9%，比一线地区的0.655元低29%。单以1978年重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比较，三线地区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总产值只相当全国的68.7%、一线地区的49%，每百元全部资金实现利税只相当于全国的53.7%、一线地区的38.4%，每百元总产值实现利税只相当于全国的77.8%、一线地区的76.7%。[⑨]从调研看，三线建设项目当期效率低，既有三线建设自身的因素，也有与非三线建设项目相同的共性因素。

　　就自身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经济效率。第一，三线建设项目在不发达地区的穷乡僻壤，按照“靠山，分散，进洞”方针选择三线企业落户地址。正因为如此，攀枝花市、广安市、南川区等地被选为三线企业落户地。例如，南川区三面环山，一面靠江，三线建设时期交通十分不便，距离重庆市区虽然只有150多公里，但有一部分是山路，在当时的交通状况下，汽车运输需要1天多时间。这样的闭塞条件，有利于战备隐蔽，却导致了企业原材料、产品运输困难且成本高，这对企业的发展不利。[⑩]第二，三线建设项目多为事关国防和产业安全的重大项目，具有设计规格高、规模大的特点，这使得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而且一些军事项目更是不讲求当期的经济效益。

　　就共性而言，主要有3个方面的因素影响经济效率：（1）三线建设受当时大的社会秩序影响。在三线建设项目选址上，本是20世纪60年代针对核工业等提出的“靠山，分散，进洞”方针，在片面强调战备要求和“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被当作三线企业的普遍选址要求。同时，三线建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缺乏科学论证、摊子铺得过大、进度要求过快、盲目突出政治、不讲经济效益的现象，造成了较大浪费，部分企业产生了难以继续生存发展的问题。（2）政企不分。对于三线企业而言，政企不分所导致的不仅是企业没有自主权的问题，更是导致负担沉重的问题。如攀枝花钢铁项目，不仅要支撑自身发展的问题，还要支撑攀枝花市各项事业的发展。（3）三线企业兴办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但由于地处穷乡僻壤，因而成本高。据初步统计，广安市境内的10家军工企业占地3660亩，建筑面积980000平方米，服务配套设施52个，不仅有职工医院、子弟学校，还有城市企业不需要举办的招待所、职工俱乐部或电影院、百货店、储蓄所、邮电局等。

　　从发展看，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北碚仪表等不少三线企业，尽管改革前的经济效益低，但经过改革，加上交通条件的改善，经济效益明显提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了较好的发展。

　　如上所述，对于三线建设项目当期效率低的问题，不完全是三线建设自身因素所致，而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从搬迁、转产、废弃探讨对三线建设的评价

　　对于三线建设的肯定或否定，还在于如何看待三线企业的搬迁、转产、废弃，这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调研组所见所闻，除个别三线建设项目没有运行外，大多数都有良好运行的历史。例如，广安市境内的10个三线企业，不仅成功建成，而且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例如，三五四厂于1978年被第五机械工业部授予大庆式企业称号；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夺得自选手枪慢射金牌所使用的即是国营燎原机械厂生产的环球牌4.5毫米运动气枪弹；国营明光仪器厂生产的明佳S-207照相机在1989年全国照相机质量评比中荣获单镜头反光类相机类一等奖。然而，这些企业都实施了搬迁、转产等。对于三线建设的搬迁、转产、废弃等，不完全是三线企业自身的原因，主要是条件变化所致。具体而言，有以下因素：

　　体制变化导致搬迁。三线企业的搬迁，大多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导致三线企业搬迁的主要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根据国家计划进行配置，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则主要由市场进行配置。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条件下，企业发展面临的物流不便、交通成本高、职工生活条件差等问题日益显化，加之中央有关部门为甩包袱而让企业自寻出路，这些都影响着三线企业的发展。鉴此，中央有计划地实施搬迁计划。调研中得知，南川区境内的三线企业，要求当地政府给一块地，用于该区三线企业建设较集中的职工生活区，以便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未获准许。据当地人分析，如果此方案得以实施，有的企业有可能就不实施搬迁了。

　　需求变化导致转产废弃。实施三线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备战，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投资比例中，包括军事工业、机械工业、冶金工业的重工业占90%以上[11]，因而三线企业生产的军工产品较多。改革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和平的力量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三线企业提供的军工产品供大于求，一些三线企业根据这一变化而做出调整，由生产军用产品改为民用产品。换言之，三线企业实行转产是适应市场需求的选择。

　　如上所述，对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不能因为企业的搬迁、转产、废弃而予以否定。

　　综上所述，从生产力区域布局的战略构想、促进西部大开发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际绩效看，对三线建设不能予以否定，不但如此，还应当予以积极肯定。至于三线建设项目当期效率低下和搬迁、转产乃至废弃的问题，既有三线建设自身的问题，也有大的经济社会背景及制度变化的问题，否则就难以解释以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为代表的三线企业发展壮大的现象。

　　三、三线建设的经验

　　三线建设改写了四川、重庆工业化的进程，也改写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留下的宝贵经验，在评价三线建设时不应当将其遗忘。

　　（一）发挥政府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调研组听到经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的三线建设者们说的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三线建设项目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才能成功实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难以实施的。三线建设者们深刻体验所说出的朴素话语，道出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中指出，由于经济发展带来商品、资本、人员、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会使先进的地区更先进，落后的地区更落后。为了避免“循环累计因果关系”的影响，防止地区发展中出现两极分化，不能消极等待市场力量发生作用，必须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刺激和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12]三线建设项目不仅是在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而且是在这些地区的穷困山区，地形艰险，交通不便，原材料运输和吃穿用物资供给都很困难，如果仅仅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这些项目是难以实施的，东西部地区差距必然会比现实更大。三线建设项目的实施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在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上，全国一盘棋，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通过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和配置，改善生产力的区域布局，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保障三线建设项目的实施，中央领导亲自抓三线建设工作，还形成了有力保障三线建设项目实施的体制机制。例如，在建设攀枝花钢铁项目上，将渡口设为特区，以保障项目的实施；在人才保障上，全国各地的人才向攀枝花调集，在工地上的人口音各异，仅1970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集中分配及相继调到攀枝花市的就有56人[13]。再如，在广安市境内的三线建设中，为协调国家三线建设，行政建制上设立了华云工农区（现华蓥市）；为保障供给，组建了工矿贸易公司、华蓥山矿务局，以及华蓥建筑队、各企业附近的蔬菜队等配套服务单位。从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奠定基础，并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历史功绩分析，应对政府推动三线建设给予积极评价。即使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三线建设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资源配置政策取向依然具有借鉴意义。这就是政府应当发挥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在投入上对西部地区给予倾斜，提供所需的公共品，改善基础设施，为西部地区发展和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创造条件。这也是我们在西部地区调研三线建设时听到的呼声。

　　（二）科学规划和创新是实现发展的前提

　　成功的三线建设项目都是因为实施了科学规划和设计。例如，攀枝花钢铁项目不仅选址是经历了争论后确定的，而且还经过科学设计而建成了“象牙微雕”钢城。在东西长只有约2.5公里、南北宽不到1公里、总面积2.5平方公里、前临大江、左右后三面环山、自然地形坡度大、有5条大冲沟和2条断裂带横截场地的弄弄坪，如何建设攀钢厂区成为了难题。如果照搬苏联模式，在如此小的地盘上建设大型钢铁企业只能是一个“传说”。为解决这个难题，冶金部、铁道部的800余名专业设计人员深入现场，反复勘测，先后提出50多个方案，经过多次筛选、修改，最终形成了切合实际和经济合理的，被誉为“象牙微雕”的方案。它与当时国内同规模的钢铁厂相比，工厂用地减少一半，厂区铁路少建约90公里，土石方工程约少2/3。这个成功设计成为奇迹，探索出山区建设大工业的新路。在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国家、企业实施了一系列科技攻关而创新了技术，在制度上也实施了创新，如在项目启动时实施了特区制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及时建立攀枝花市并实行政企分开，在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实施了利润分成制度等改革。攀枝花钢铁项目建设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获得成功，在市场经济下获得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科技和制度创新是发展的动力。

　　毋庸讳言，受条件所限及“文革”的干扰，一些三线建设项目的计划或规划有所欠缺，甚至是“边规划、边施工、边投产”，造成严重浪费和重大损失。这些教训也应当汲取。

　　（三）嵌入式发展要实现向融合与内生转变

　　三线建设项目实施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嵌入式发展，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以中央投资为主，在穷困的山区建设工业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项目实施所需原材料的供给与所生产产品的分配都由国家计划配置，企业还独立办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这种各自独立运行，使中央与地方、三线企业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脱节。

　　在实施嵌入式发展上，由于以军工项目为主，产品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除对攀枝花市实行党、政、企协调体制外，嵌入的三线企业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太紧密的关系。加之嵌入的三线企业均为当时的高端技术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形成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不仅如此，即便是与嵌入的三线企业配套的生产企业也难以发育壮大。这是广安市、南川区境内三线企业逐步搬迁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便是被废弃的三线企业厂房设施等，也有不少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原因，主要是受产权约束。当年中央实施的三线建设项目由中央直接投资，产权属于各部委特别是国防工业部门，地方无权使用。由此可以看出，当年三线企业难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除生产生活条件差外，还由于缺少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即使在三线企业调整改造过程中，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我们调研中看到，三线企业搬迁后的厂房等设施至今尚有不少没有利用起来而仍然荒废。这是在评价三线建设时很少被人提及的一个方面，也是如何利用三线企业发展西部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

　　与广安市、南川区境内三线企业搬迁不同的是，一些三线企业逐步与当地经济融合，向内生发展转变。例如，国家在实施攀枝花钢铁项目的同时，将其与攀枝花市建设同时实施，特别是近年来与地方经济融合，发挥中央企业辐射、拉动地方经济的作用，实现了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与攀枝花市的共同发展。再如，在重庆市北碚区集中发展仪器仪表企业，以及与之配套的科研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向内生式转变，使该区科研及门类齐全的仪器仪表产业实现集聚和形成企业集群。相反，同样是仪表企业，南川区境内的天兴仪表厂，除了生活条件艰辛外，还由于在市场经济下没有实现向内生型转变而导致迁移。

　　嵌入式发展还导致嵌入的工业与当地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差距。当地人民对三线建设给予巨大支援乃至付出了牺牲，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哺回报，有的甚至还给当地带来污染和环境破坏等负面影响。这是一个不得不令人反思的问题。

　　（四）三线精神是项目成功实施的动力源泉

　　神圣的事业造就了三线精神。三线建设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创业奋斗史。在三线建设中，建设者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为国家、为党、为社会主义建设勇于付出乃至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的崇高精神。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三线建设精神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精神动力。以攀枝花钢铁项目的实施为例，如果没有开拓进取精神，在弄弄坪这样一个偏僻而通途又很险峻的地方是无法建成钢铁厂的；在没有火车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团结协作精神，没有5省市1500辆汽车支持项目建设，一期工程也是不可能建好的。调研组无论从发展壮大的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还是实施三线企业搬迁转产的广安市、南川区，看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调研组在广安三线工业陈列馆看到“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主题标语。在参观攀枝花钢铁项目建设的图片中，看到了很多当年的话语，如：“让理想放飞”；“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同帝修反抢时间”；“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南川区三线企业的遗址上，我们看到了“树雄心立斗志向科学技术进军”。更让我们感受深刻的是，调研组在与三线建设者的交流中，他们不因为从经济相对发达、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舒适的地方到人烟稀少的深山艰辛创业而怨恨、后悔，反而对奉献终身表现出坦然和欣慰，这是三线精神的创造者、践行者对三线建设精神最朴实的诠释。

注释：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研究室国情调研组于2011年9月赴四川、重庆三线建设调研的主报告。当代中国研究所武力副所长和郑有贵、陈东林、李正华、陈于武、王瑞芳、钟瑛、冷兆松、叶明勇、段娟、王蕾、付强、张金霞，经济研究所的董志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宋毅军等参加调研和讨论。

[①]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页。

[②] 国务院三线办公室《三线建设》编写组：《三线建设》，1991年内部版，第9页。

[③] 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④]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9－1200页。

[⑥]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4页。

[⑦]李悦：《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5日。

[⑧]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所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9、12、847、849页数据整理。

[⑨] 根据马泉山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286页数据整理。

[⑩]随着经济的发展，三线建设项目区的交通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比如，原来南川区前往重庆市区需要1天时间，而现在高速路通车后只需要1个小时。正因为交通设施的改善，现在一些大型企业又重新进入三线建设项目区。调研组看到，中国铝业重庆分公司就在临江机械厂遗址旁边落户。

[11]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433页。

[12]Gunnar Myrdal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Gerald Duckworth, 1957.转引自郑有贵《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目标与政策》，《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4期。

[13] 刘庆华：《最后的贵族》，台海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15页。

　　内容提要：建国以来，我国医疗市场政府管制经历了四个阶段：1949—1979年计划经济时期行政管制阶段；1980—1989年管制改革起步；1990—2005年改革深入展开；2006年以后调整和创新阶段。本文力图以史实为依据，解释中国医疗市场政府管制变革的经济背景，对不同经济背景下医疗管制困境进行理论反思。历史实践表明，打破行政垄断，引入竞争是符合医疗市场发展规律的。为避免医疗供方利用信息优势地位加剧市场利益的攫取，需加强其行为的管制。直接干预的管制方式已被证明是收效甚微的，应通过能改变激励机制的间接管制方式。同时，政府需强化社会性管制，扭转消费者的信息弱势地位，确保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和公平性。

　　关键词：医疗市场 政府管制 管制改革

　　一、引言

　　医疗市场政府管制是指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对医疗市场参与主体行为进行干预。从管制内容来看，可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经济性管制是主要是指政府对医疗机构市场进入、退出、定价、服务水平等微观行为进行约束和干预。社会性管制是主要针对医疗市场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管制。

　　早在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探索医疗保障方面的实践。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行准则》，强调了厂方在保护女工生育其间的待遇及承担工人医疗保险费用等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①]抗战胜利后，东北解放区成为党落实医疗保障实践的更大试验场。[②]1948年8月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劳动总局和工会拟定了《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对医疗保障制度作出较为详尽的安排。根据地和东北解放区的医疗实践为建国后我国建立计划经济时期的医疗政府管制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③]

　　建国后，我国逐步建立了医疗政府管制体系并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医疗改革一直是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但历次改革的结果却与初衷相悖，备受争议。改革改到深处是政府，我国医疗政府管制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如何建立有效的医疗管制模式？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激烈争论。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由政府对医疗市场进行严格管制。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政府的角色是培育市场。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政府主导医疗保障，市场主导医疗服务。这些研究，主要是考察现行管制模式存在的问题，却没有深入剖析问题是如何形成的。近年来，也有学者采用演进主义逻辑来考查中国医疗改革[④]，但从政府管制角度来研究医疗制度变迁的并不多见。本文采用经济史学的研究范式，首先对建国以来我国医疗市场政府管制的发展路径及其特点作历史描述，在此基础上对管制困境进行理论分析，在历史、现实、理论三位一体的逻辑结构中对中国医疗政府管制体系进行反思。

　　二、中国医疗市场政府管制的历史演进

　　建国60年来，我国医疗管制及其制度体系一直处于不断改革和完善之中，以管制特征为线索，可将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性管制阶段（1949——1979）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并逐步建立了与当时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医疗服务管制体系，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分别是公费医疗制度、劳保医疗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

　　1.公费医疗制度。1952年6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全国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在国家公职人员和革命残废军人中推行公费医疗制度。同年8月，政务院又将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范围扩大到在乡干部和大专院校学生。1979年6月，离退休人员也被纳入到公费医疗体系中来。医享受公费医疗人员根据规定到指定医疗机构就诊、住院或转院，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从公费医疗经费中报销，实际超支部分则由国家财政补贴。[⑤]

　　2.劳保医疗制度。根据政务院195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及随后劳动部发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规定，对国营、公私合营、私营及合作社经营的工厂、矿场及其附属单位的职工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实行劳保医疗制度，后来扩大到铁路、航运、邮电、交通、建筑等行业，以及区、县以上的集体企业。有别于公费医疗的财政筹资，劳保医疗的经费来源于企业纯收入，根据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可计入企业生产成本项目。

　　3.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制度是我国农村健康保障的重要形式。早在建国初期，在东北各省曾经积极举办具有互助共济性质的医疗合作社，成为合作医疗的雏形。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1955年在山西省高平县率先实行了医疗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相结合的集体医疗保健制度，标志着我国农村正式出现具有保险性质的合作医疗制度。[⑥]1968年，毛泽东批示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⑦]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医疗管制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对医疗服务实施直接而严格的行政性管制。医疗卫生的投入以政府为主，禁止私人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政府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直接定价，收费标准低于医疗服务成本，提供低廉甚务至免费的医疗服务。政府在1952年，1960年和1972年三次先后大幅降低医疗价格收费标准，低于成本部分进行财政补贴。第二，介入医疗服务机构的微观管理。政府直接兴办医院，统一管理，对医院的日常运营和投资进行财政补贴，对医疗资源进行统一全盘分配；医院的主要管理人员由医疗卫生管理部门任命。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医疗服务管理体制。这时期的医疗服务管理体制是按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建立起来的垂直一体化和条块分割相结合的体制。各级政府均设立了相应的卫生行政机构，负责医疗卫生资源规划与布局、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设置与监督及医务人员职业管理等工作。[⑧]

　　到1952年底，全国90%以上的地区建立了县级卫生机构，县级卫生院达到2123所。[⑨]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三大医疗制度基本覆盖了全国。中国用占GDP3%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⑩]这种医疗管制模式在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们对医疗服务需求还处于最基本层次的条件下，对于保证社会公众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管制改革起步阶段（1980——1989）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随之进入了经济社会的转轨时期，医疗服务领域的深刻变革也随之拉开了序幕，这时期政府对医疗服务的管制采取了许多新举措，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逐步放松直接经济性管制[11]，初步开放医疗服务体系。1980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把个体开业行医纳入政府管理体系。1985年4月，针对当时卫生事业供需不平衡、发展缓慢等情况，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12]打破公立医院、集体医院垄断医疗服务市场的局面，其它所有制形式的医疗机构相继出现。在医疗服务价格管制方面，医疗机构开始实施不将医务人员工资纳入成本计算的医疗服务收费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医院价格浮动。

　　2.减少对公立医院内部的微观管理。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国家提出了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同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等《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了积极推行医疗机构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13]医疗事业单位确保完成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订立的合同任务情况下，可自主经营、自行管理并拥有决定本单位集体福利和薪酬奖励等分配形式的财务权，根据多劳多得、按劳付酬等方式发放各种奖金。允许有条件的单位和医疗卫生人员从事有偿业余服务。[14]

　　3.探索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88年，卫生部、财政部、劳动部等八部门成立医疗保险改革研讨小组，研究医疗保险改革方案并进行试点。1989年，批准辽宁丹东、吉林四平、湖北黄石和湖南株洲四城市作为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城市。[15]针对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政府对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和费用报销进行了改革，以控制医疗费用开支。[16]

　　4.转变医疗服务机构的管理体制。在此期间，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医疗服务机构内部管理的政策法规。1988年颁布的《医院财务管理办法》和《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医院财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归口管理”，并实行总会计师责任制。各级卫生管理机构对医疗服务机构的管理也发生了较大改变。1989年颁布《医疗机构分级管理办法（试行）》。医疗机构不再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行政等级，而是根据其功能、条件、技术和服务质量等综合水平进行评定等级，分级管理。医疗管理机构对直属医疗事业单位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

　　（三）管制改革深入展开阶段(1990——2005)

　　在此期间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医疗卫生体制，医疗服务管制改革深入展开。

　　1.改革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模式，取消政府直接定价。2000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在实行医疗机构分级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分类管理制度。将医院根据其类型，而不是行政隶属关系，划分为营利性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2000年7月，原国家计委、卫生部经国务院同意，下发了《关于改革医疗价格管理的意见》，取消政府直接定价，营利性医疗机构实行自主定价；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第三，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加强价格监督。2001年，《全国医疗价格项目规范》发布，全国实行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名称和服务内容。要求医疗机构增加价格透明度，按照有关规定在提供服务场所的显著位置公布主要服务项目名称和价格，并接受公众的查询和监督。

　　2.进一步扩大医疗服务机构的自主权，开放市场准入，引入竞争。1990年，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总结了卫生改革的经验，提出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要求。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进一步扩大医疗卫生单位自主权；要求医疗机构要积极兴办医疗卫生延伸服务的工副业或其他产业。这些措施基本上是对1985年以来改革措施的归纳与延续，在医疗服务系统内引入承包责任制，实行企业化运作。医疗服务市场进一步开放，允许社会资本进入，鼓励公平竞争。[17]2000年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启动后，部分地方开始尝试公立医疗机构改革试点。2000年3月，宿迁公开拍卖卫生院，拉开了医院产权改革的序幕，共有一百多家公立医院被拍卖，实现了政府资本的退出。2001年无锡市政府批转《关于市属医院实行医疗服务资产经营委托管理目标责任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提出了托管制的构想；2002年年初《上海市市级卫生事业单位投融资改革方案》出台，这也是产权化改革的探索；有关部门在地方进行“医药分家”的试点，将药房从医院中剥离，但未获得重大进展。[18]

　　3.构建医疗社会性管制体系[19]。建立以社会医疗保险为核心的城乡医疗保障制度。1994年3月，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卫生部、劳动部共同制定了《关于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就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医疗保险进行试点。经国务院批准，开始在江苏镇江和江西九江进行试点。1996年4月，国务院在总结“两江”试点的基础上，又选择了58个城市扩大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试点范围。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确定了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改革与发展的大政方针。1998年12月，国务院在继续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正式确定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了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历史性突破。[20]与此同时，城镇职工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时代宣布结束。在此期间，沉寂了多年的关于农村医疗保障改革也重新掀起。2003年1月，国务院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发布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提出了要实现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同时，建立了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因地制宜地确定合作方式、筹资标准、报销比例，逐步提高保健水平，并向社会医疗保险过渡。随后，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开始试点。2005年之前，我国是没有医疗救助制度的。2005年4月民政部、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指出从2005年开始，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管理制度化、操作规范化的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在对医疗机构社会性管制方面，1993年9卫生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医疗质量管理的通知》要求医务人员提高医疗质量意识，1994年2月国务院发布《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对医疗机构的规划布局、登记执业、监督管理等法律责任进行了规范，医疗机构的执业管理纳入了法制轨道。

　　（四）管制改革调整创新阶段（2006年以后）

　　2006年之后，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越来越成为医疗领域的突出矛盾，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的医疗管制体系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管制模式亟待调整。

　　1.强化对医疗服务收费的控制。2006年国家多个部门加强了对医疗机构的执法监察，频繁发布文件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各省和地方纷纷出台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方案，不同程度调低部分医疗服务项目收费。2009年9月28日，发改委颁布了《关于公布国家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的通知》，对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实行最高限价措施，共涉及2349个具体剂型规格药品。其中，有45%的药品降价，平均降幅12%左右；有6%的短缺药品价格有所提高。[21]

　　2.完善统筹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为解决城镇非从业人员，特别是中小学生、少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医疗保险问题，国务院在认真总结各地实践探索基础上，决定从2007年开始展开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工作。2007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首批确立了79个试点城市，到2010年在全国全面实施，惠及两亿多城镇非从业居民。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制度一起，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已基本建立。

　　3.启动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围绕医疗改革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相关部门和学者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和讨论。2006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由11个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我国的医疗改革正式进入调整阶段。2009年4月，酝酿许久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正式出台，标志新医改的正式启动。新一轮改革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突出“政府主导，回归公益”两大亮点，具体表现为：第一是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确立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第二是加强农村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第三点是改革医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第四点是要加快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此轮改革的成效目前尚在观察，难以定论。能否重构符合我国经济社会特点的有效的医疗管制体系是其中的关键。

　　三、制度反思：放松管制还是强化管制？

　　建国后我国医疗管制的发展路径：直接行政管制——放松管制——强化管制。面对放松管制后所出现的乱象，政府试图通过加强管制来解决，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新医改背景下，应该继续放松还是强化管制？如何放松或强化管制？本文以史实为依据，剖析不同经济背景下医疗管制变迁的内在逻辑，以揭示管制变革的发展方向。

　　（一）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医疗政府管制遵循公共财政+直接管制的逻辑，是与当时经济高度集中统一、人民生活相当贫困的背景相适应的，这种管制方式仅能使医疗服务处于低水平状态，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必然难以持续。1951年《劳动保险条例》颁布后，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公费医疗涵盖的受益群体不断扩大。由于公费医疗体制下消费者几乎不承担医疗费用，因此需方过度消费的激励很强，导致医疗开支膨胀较快。自从1952年确定公费医疗体制后，政府管制的核心就是抑制不合理的医疗费用开支。1957年政务院发布《卫生部关于干部公费医疗报销几项问题的通知》，规定了10种药物不得报销的情况，并提出需持公费医疗证、经指定医疗机构同意，才能转诊报销等规定。这些管制措施在1958年、1961年和1962年又更为细化，但是收效不明显。[22]1965年，卫生部、财政部作出了向个人收取职工挂号费的决定，并要求各地医院对应要滋补药品也进行收费，以平衡收支。到70年代末期，公费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逐渐突出起来，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为此，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把公费医疗经费从卫生事业费中单列出来下。1977年，卫生部、财政部发布通知，规定了自费药品的范围。[23]

　　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背景下，政府是通过管制需方来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一是对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人群进行划分；二是对享受公费医疗的程度进行控制。政府虽然通过不间断的制度修补来严格划分私人支付和财政支付的边界，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确定覆盖人群和享受程度往往无法界定或者界定成本很高，医患双方节约医疗资源的激励十分微弱，也无相应的机构有动力去进行监督。在这种以高成本、弱激励为特征的管制模式下，供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盛行，易于形成合谋，导致医疗费用迅速增加，国家财政日益难以负担。据统计，1982年全国平均每人公费医疗开支近50元，个别地区高达百元以上，全国超支3.7亿元。[24]另一方面，过分严格的行政管制，不能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来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医疗需求；长期的低价政策，难以形成对医疗机构及医疗人员提高服务质量的激励，影响了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25]这种管制模式的弊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愈显突出，公共财政难以负担医疗领域的开支，实行管制变革，放松管制自然势在必行。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医疗管制改革遵循私人财政+放松直接经济性管制的逻辑，取得一定效果，但在医疗市场失灵领域政府管制缺失和错位，导致新制度困境的形成。这个阶段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阶段是公共财政从供方退出。1985年—1997年期间，仿照企业改革经验，我国确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医疗改革模式，政府放松对医疗领域直接行政管制。分析在此期间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文件，政府鼓励医疗机构自收自支，允许其增加收费项目，并通过承保责任制确立医院收费的合法性。医务人员可以兼职或通过药品加成以获得更高个人收入。[26]同时，在医疗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增加个人在医疗服务上的支付比例。第二个阶段是公共财政从需方退出，建立广泛的医疗保险制度。从1997年正式确定“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之后，政府在医疗服务方面对需方的责任进一步弱化，个人费用负担逐步增强。在1997—2000年间，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由32.12%下降到15.5%，而个人现金支出则从20.14%上升到60%。[27]可见，医疗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消费者个人负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制改革似乎是针对旧体系弊端展开，在意图终止旧制度困境的同时，新制度困境已然形成。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管制的缺位。由于个体消费者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天然弱势，无法与医疗服务机构进行平等博弈，在没有第三方（政府）牵制和干预下，消费者注定是输家。相比之下，医院和医生则具有信息优势，可以诱导客户增加医疗服务需求，并通过市场合法地将“诱导需求”转化为货币收入。约束和监督医方行为的管制缺失，导致医疗供方地位十分强大。此时的医疗管制模式将个人收益与高交易成本捆绑，消费者承担了高成本，而激励机制允许医疗机构获得高收益，因此医疗机构有足够意愿维持现行体制，成为制度变革的阻碍力量。

　　第二，政府管制的错位。首先，强化对医方直接的价格控制。随着老百姓“看病贵”问题日益严重，2001年之后，全国各省市陆续根据价格管制改革的要求，先后进行了相应医疗价格调整。接着，政府又连续多次对药品进行了直接降价，对医疗服务的使用量和费用实行更为严格的控制，以抑制医方的逐利行为。从管制效果上看，短期对遏制医疗费用增长有一定效果，但是长期效果并不明显。限价管制导致医方收入减少，如果没有相应机制来制衡医方信息优势地位，依然可以采取策略性行为来规避管制，以弥补收入损失。2006年4月，在全国卫生系统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会议上，卫生部官员指出：“一些医疗机构和工作人员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用医药采购、医疗服务、药品处方、检查开单等活动，帮助企业高价销售医药产品。”[28]直接限价管制没有根本上改变医方的激励机制，影响了管制效果。第二，医疗服务准入的行政管制仍未消除。在开放医疗市场过程中，沿袭计划经济的制度依赖，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支持仍然很多，给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医疗市场造成了严重的政策壁垒。比如，1999年卫生部等部门发布了《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对医保定点机构资格作出了规定。虽然《办法》并没有把民营、外资医疗机构排除在外，但管理部门在进行资格认定的过程中向公立医院倾斜。据统计，2009年上海有200多家民营医院，仅有23家加入医保定点，每年100亿元左右的社会医保经费，几乎没有民营医院的份。[29]可见，公立医院在获得医疗市场特有的信息垄断地位后，又获得了政府赋予的行政垄断地位，公平竞争的医疗市场并没有真正形成。第三，社会性管制缺失使老百姓医疗保障水平低下，总体抵御医疗风险的能力很弱。现行统账结合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保险。个人账户用于门诊，实收实支，超支部分只能自负，不能起到风险共担，统筹共济的保险保障职能。对于社会贫困人群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甚至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根据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2008经医生诊断需要院而未住院的城乡居民比例为21%，其中70%是因为经济困难。在住院病人中，由于无力支付而提前出院的占54.5%。[30]医疗管制错位和缺位的结果，导致消费者主要承担了面对医疗风险的高额成本，由此形成的社会压力成为现行医疗体制难以为继的诱因。

　　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政府管制遵循不一样的制度逻辑，但都出现了各自的制度困境：计划经济条件下“一管就死”；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放就乱”。要走出这个恶性循环必须重构现行医疗管制模式。医疗服务机构不同于一般企业，其产品十分特殊。从经济特征上，医疗服务具有私人品特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但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和负外部性较强，会危及到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同时，医疗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公民享受这种权利的普遍性。无论是从中国历史经验还是国外实践看，放松对医疗服务的直接经济性管制，引入市场竞争，是符合医疗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政府放松经济性管制的同时，为避免医疗供方利用信息优势地位加剧医疗市场的利益攫取和分利活动，应该加强对供方行为的管制。通过上述对管制历史演进的分析，我们发现直接管制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激励机制，收效甚微。应该以改变医疗市场激励机制的管制改革才是可行之道。同时，为保障公民应有的医疗保障权利，政府应该强化社会性管制职能，扭转消费者在市场中与供方利益博弈的弱势地位，确保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公益性。

　　四、结语

　　通过对上述历史演进的考察，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次大的变革，我国医疗管制已经不能退回到计划经济下的直接行政性管制模式。新型医疗管制模式和制度体系已经具有一定的雏形，但现有的制度困境表明完善和成熟的管制模式尚未最终确立。

　　第二，中国医疗管制改革的三个主要趋势不会改变：一是放松直接经济管制，引入竞争。二是完善间接管制。直接经济性管制已经被证明不是有效的管制方式，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应采用能保持有效竞争、改变激励机制的间接管制方式。三是强化社会性管制，提高防范和分散疾病风险能力，实现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公益性。各国政府管制改革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在放松管制的背景下，同时强化社会管制已经成为现代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一种共识。

注释：

[①] 杨志文：《陕甘宁边区社会保障政策初探》，《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6期。

[②] 姚力：《中国共产党对医疗保障制度的探索与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③]锡仁：《东北解放区创建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保障通讯》2001年第7期。

[④] 郑秉文：《新中国60年社会保障回顾》，《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⑤]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的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的预防指示》（1952.6.27）、《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1.2.26）、《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预防实施办法》（1952.8.30）、《卫生部关于公费医疗的几项规定》（1953.1.23）。

[⑥] 宋晓梧：《中国社会保障制度2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

[⑦] 蔡仁华：《中国医疗保障改革实用全书》，中国人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页。

[⑧]参见1953年前后政务院、国务院批转的《医院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县卫生院暂行组织通则》、《县属区卫生所暂行组织通则》、《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等行政性文件，转引自王丙毅、刘法力《医疗市场的政府管制改革与制度变迁及其启示》，《经济体制改革》，2005年第5期。

[⑨] 《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卫生政策》2005年第10期。

[11]这里“直接经济性管制”是主要是指政府对企业的进入、退出、价格、服务数量和质量等有关方面的微观行为进行直接约束和干预，比如政府通过禁止、认可和许可手段，直接限制经济主体数量；直接举办和经营企业；直接定价等，主要针对自然垄断或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领域。

[12] 李玲，江宇等：《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我国医改30年》，《中国卫生经济》2008年第2期。

[13] 夏冕、罗五金：《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路径变迁》，《卫生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

[14]参见《卫生部关于部属医院试行承包责任制的意见（试行）》（1988.5.28）、《卫生部、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物价局、国家税务局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1988.11.9）《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改革鼓励教育科研卫生单位增加社会服务意见的通知》（1989.1.15）、《〈关于医务人员业余服务和兼职工作管理的规定〉的通知》（1989.4.13）。

[15] 邓大松、刘昌平等：《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回顾、评估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16] 参见《卫生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费医疗管理的通知》（1984.4.28）、《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的通知》（1985.4.25）、

[17] 夏冕、罗五金：《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路径变迁》，《卫生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

[18] 周梅沙等：《我国公立医院政策演化评述》，《中国医院管理》2005年第8期。

[19] 这里的医疗服务社会性管制主要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社会医疗救助制度、医疗机构质量监督及信息披露制度等。

[20] 邓大松、刘昌平：《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回顾、评估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21]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http://www.sdpc.gov.cn/shfz/yywstzgg/

[22] 高春亮等：《激励机制、财政负担与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演变》，《管理世界》2009年第4期。

[23] 见卫生部、财政部《关于改进公费医疗管理问题的通知》（1965.10.27）、卫生部等《关于检发〈享受公费医疗、劳保医疗人员自费药品范围的规定〉的通知》（1977.10.18）

[24]蔡仁华：《中国医疗保障改革实用全书》，中国人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页。

[25] 邹建峰：《构建农民医疗安全网——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经济研究部部长》，《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5月27日。

[26]如在1989年4月颁布的《<关于医务人员业务服务和兼职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指出：“各单位发放多少奖金，应根据单位收支结余情况和规定的奖励基金提取比例规定。”“允许有条件的单位和医疗卫生人员在保证质量完成承保任务……从事有偿业务服务。”，1992年《卫生部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规定：“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办成经济实体或实行企业化管理，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27] 王晓玲：《医疗市场政府规制体系构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161页。

[28] 见卫生部《关于印发在全国卫生系统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会议上领导的讲话的通知》，2006年6月4日。

[29] 张文鸣、杜乐勋、赵红：《民营医疗机构今后发展问路》，http://www.globrand.com/2009/221262.shtml

[30]卫生部办公厅：卫生部公布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hbgt/s3582/200902/39201.htm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支配我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经济规律，生产资料所有制又是生产关系中的基础和核心。鉴于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单一公有制与落后生产力相脱离的教训，修改后的我国《宪法》总纲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1]为了进一歩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2]以上是本文量化分析和评价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理论依据。

　　一、量化分析和评价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两个条件

　　科学、准确地量化分析和评价公有制主体地位需具备的条件：一是统计资料的真实性;二是界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临界值。

　　第一，关于统计资料的真实性。本文以直接反映生产资料的资产为主要指标（即全社会资产，系指全国经营性资产，不包括资源性资产和行政事业性资产，从业人员和产值属于辅助指标，本文未阐述），广泛收集和科学加工整理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的历年统计年报资料。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历年关于第一、二、三产业经营性资产（即实收资本）的统计资料，只能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注册资本”来代替。“注册资本”资料是为工商管理服务的，虽然用来代替实收资本的全面经济情况有一定局限性，然而该局发布的全国“注册资本”资料有三大优点。一是统计范围不仅全面，包括第一、二、三产业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而且基本符合实际。按照国家工商登记的规定，企业的注册资本不得虚报瞒报，要与“实收资本”的口径基本一致（据笔者测算，“注册资本”数值为“实收资本”的80%左右）。至于全国农户的资产，采用国家统计局历年抽样调查取得的全国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数据。二是“注册资本”历年的资料系统、完整。三是“注册资本”有各种经济类型的详细分组。

　　为了量化反映“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程度，首先，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确定其统计范围。即在国家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确定属于国家经济命脉的两大类共16个中类行业（包括几百个小类行业）。第一类属于国家安全和自然垄断的5个行业：采矿业、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金融业以及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第二类属于重要基础性的11个行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及计算机制造业。其次，收集和加工整理国家统计局历年的工业年报和2004年、2008年经济普查的上述各行业“实收资本”及其经济类型的数据。实收资本系指投资者按照企业章程或合同、协议的约定，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再次，在上述基础上，用较为科学的推算方法来剖析混合所有制经济（即中外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中，各种所有制所占份额。为慎重起见，本文的有关统计只用相对数，不用绝对数。经过这样处理的一整套数据能反映所有制改革中，各类所有制经济变化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其科学性、准确性是比较高的。

　　第二，关于界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临界值（即决定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数量界限）。根据上述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分别界定“公有资产占优势”的临界值和“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临界值。在全社会资产中，公有制经济应占55%-60%，非公有制经济占40%-45%。其理论依据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分布的行业及其现代化生产水平和企业规模是不同的，从而各自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也不相同，由此产生资产、从业人员、产值之间错综的数量关系。国有产业大部分分布在重工业，现代化水平较高，资本有机构成高，从业人员相对较少，资本周转慢，年产值较低。私营产业很大部分分布在有机构成低的轻工业、服务业，从业人员较多，资本周转快，年产值较高。因此，各种所有制的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与从业人员占总量的比重、产值占总量的比重不尽相同。根据几个年度全国工业资产、从业人员、总产值计算的平均值，公有制工业中，从业人员的比重比资产的比重小5.2个百分点，产值的比重比资产的比重小4.5个百分点;而非公有制工业中，从业人员的比重比资产的比重大4.9个百分点，产值的比重比资产的比重大4.5个百分点。两者的正负差距都在5个百分点左右，按此计算，在社会总资产中公有制经济资产占55%-60%的情况下，其从业人员比重和产值比重大体上只能分别达到50%-55%;相应地，在非公有制经济资产占社会总资产40%-45%的情况下，其从业人员比重和产值比重大体上分别占45%-50%。因此从全国来说，界定公有制资产的比重为55%-60%，非公有制资产的比重为40%-45%，是比较合适的。这个临界值比只计资产“优势”的最低值51%高出4-9个百分点。有的学者主张，公有制资产的比重占60%-65%或65%-70%为宜。笔者认为，从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出发，“公有资产占优势”的临界值定高了，不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如何设定“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临界值?由于这一重要经济概念包含的内容比较复杂，因此量化的难度大，可考虑从两个侧面、分三个层次来界定。第一个侧面是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第二个侧面是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控制力。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来说，这两个侧面的含义是相同的;但量化“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是一个总体上的要求，而“国有经济控制力”则是“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具体化和深化，要落实到宏观调控的实际操作之中。界定的具体内容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量化反映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即在上述16个重要行业的实收资本总额中，国有经济资本所占比重达到60%及以上。第二个层次量化反映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即在16个重要行业的实收资本总额中，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的行业资本之和占70%及以上。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的行业指该行业的资产中，不仅国有经济资产所占比重达到60%以上，而且特大和大型国有企业基本控制该行业的经济运行。第三个层次量化反映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和相对控制力，即在16个重要行业的实收资本总额中，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和相对控制力的各行业资本之和占80%及以上。国有经济具有相对控制力的行业指该行业虽未达到具有绝对控制力临界值的要求，但行业中领头的特大和大型国有企业凭借本身的经济实力（如钢铁业），或凭借国家赋予的权力（如金融业），对该行业的经济运行仍具有不同程度的控制力。在上述三个临界值中，第一、二个临界值是主要的，因为对这两者的规定不仅明确，而且要求严格;第三个临界值是次要的，因为对“具有相对控制力”的规定不仅难以明确、要求较低，而且在实际调控中的主观随意性大。应当强调，同时达到这三个临界值，才可视为“国有经济完全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如果其中有一个未达到，只可视为“国有经济基本上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本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的2004年的实际数据，作为界定这三个临界值的基准数。这是一个经验数据，是比较符合目前我国实际情况的。

　　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20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经历了结果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年至2003年前后，《宪法》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基本上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从公有资产占社会资产的优势来看，全社会总资产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所占比重分别从1985年的94.1%和5.9%，逐歩调整为2000年的63.4%和36.2%，以及2003年的57.0%（国有经济占44.1%，集体经济占12.9%）和42.8%（个体经济占2.1%，私营经济占24.4%，外资经济占16.3%）。2003年两者分别落在临界值55%-60%和40%-45%之内。公有制经济资产占第一、二、三产业社会总资产的比重，第一产业为89.2%;第二产业为49.6%，其中工业为48.7%，建筑业为56.1%;第三产业为50.7%，其中运输与邮电通信业为72.8%、国内外贸易业为50.7%。除第二产业及其工业、国内外贸易业外，公有制经济在其余产业都占55%以上。

　　从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来看，2004年的情况如下。[3]第一个层次即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方面，16个重要行业实收资本总额中，国有资本的比重占60.4%，在临界值60%以上。第二个层次即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方面，在上述行业实收资本总额中，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各行业资本之和占62.4%，在临界值70%以下。第三个层次即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和相对控制力方面，在上述行业实收资本总额中，具有绝对控制力和相对控制力的各行业资本之和占76.8%，接近临界值80%。上述16个重要行业中，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大体上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其具有绝对控制力的5个行业：采矿业、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金融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这5个行业的实收资本额中，国有资本分别占71%、83%、85%、77%、60%，都在临界值60%及以上;而且特大和大型企业对该行业中的经济运行具有绝对控制力。第二类是国有经济具有相对控制力的4个行业：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它们的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分别占56%、48%、41%、54%，都落在临界值60%以下。然而，这4个行业中特大和大型企业的生产（劳务）在全国占重要地位，产品（劳务）质量、设备先进程度和企业现代化管理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从而对行业中的经济运行仍具有较大的控制力。第三类是上述9个行业以外的7个行业，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很弱、在有的行业甚至己经丧失。在这些行业的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所占比重已降到38%甚至20%以下。

　　综上所述，到2003年前后，《宪法》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国有经济基本发挥了主导作用，从而奠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初步基础，既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三、打乱基本格局：至2010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己经动摇

　　第二阶段是2003年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远远超过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逐步打破了已经基本形成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到2010年，公有制主体地位己经动摇，所有制改革面临严峻局面。

　　从公有资产占社会资产的优势来看，扣除价格因素计算，2010年的全社会总资产比2004年增长约1倍。这又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公有制经济资产约减少3%，其中国有经济约增长15%，集体经济则减少约45%;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资产增长约2.3倍，其中个体经济增长约25%，私营经济增长约2.8倍，外资经济增长约2.1倍。因此，全社会总资产中，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直线下降，2003年占57.0%，2006年占48.6%，2008年占35.2%，2010年占26.9%;其中，2010年国有经济占22.2%，集体经济占4.7%，二者合计远低于55%-60%的临界值。此消彼长，非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直线上升，2003年占42.8%，2006年占51.2%，已超过一半，2008年占64.2%;2010年高达73.0%，大大超出40%-45%的临界值，其中个体经济占2.2%，私营经济占45.7%，外资经济占25.1%。

　　2010年，按当年现价计算，非公有制资产比公有制资产多1.7倍，其中私营经济资产不仅比集体经济资产高出8.8倍，而且比国有经济资产还多1.1倍; 外资经济资产不仅比集体经济资产高出4.4倍，而且比国有经济资产还多13%。

　　从第一、二、三产业来看，除公有制资产在农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占优势外，其他产业的优势都已丧失。第一产业的社会资产中，公有制资产所占比重为66.9%，其中国有经济占3.9%，集体经济占63.0%。农业的公有资产虽占绝对优势，但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是最低级形式的集体经济。土地归集体所有、由家庭承包经营的生产方式仍有公有制性质，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归农户私有，大多数农户又分散经营，经济实力弱小。2009年平均每户的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仅9971元，比2000年增加1.1倍，年均递增8.8%。

　　第二产业的社会资产中，公有制资产占27.6%，其中国有经济占24.8%，集体经济占2.8%;非公有制资产则占72.2%，其中个体经济占0.9%，私营经济占37.8%，外资经济占33.5%。在工业的社会资产中，公有制资产占29.4%，其中国有经济占26.8%，集体经济占2.6%;非公有制资产则占70.4%，其中个体经济占1.0%，私营经济占30.73%，外资经济占38.7%。在建筑业的社会资产中，公有制资产仅占17.8%，其中国有经济占13.5%，集体经济占4.3%;非公有制资产占82.0%，其中个体经济占0.2%，私营经济占77.7%，外资经济占4.1%。

　　第三产业的社会资产中，公有制资产占24.0%，其中国有经济占21.7%，集体经济占2.3%;非公有制资产则占75.9%，其中个体经济占2.8%，私营经济占51.8%，外资经济占21.3%。在运输与邮电业的社会资产中，公有制资产占57.1%，其中国有经济占56.0%，集体经济占1.1%;非公有制资产占42.8%，其中个体经济占3.4%，私营经济占32.1%，外资经济占7.3%。在国内外贸易业的社会资产中，公有制资产只占10.4%，其中国有经济占7.7%，集体经济占2.7%;非公有制资产则占89.4%，其中个体经济占10.1%，私营经济占73.4%，外资经济占5.9%。

　　从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来看，扣除价格因素，2004-2010年国有经济资产增长15%，远低于私营经济资产增长2.8倍、外资经济资产增长2.1倍的速度。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的国有经济资产，除国有工业资产增长24%外，在其他产业都大幅度下降。农业、建筑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国内外贸易业分别下降44%、23%、71%、58%。全社会资产中的国有经济资产比重直线下降，1985年尚为55.6%，还占半壁江山，2003年降为44.1％，1985-2003年平均每年下降0.7个百分点; 2010年再降为22.2%，2003-2010年平均每年下降3.1个百分点。

　　比照“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临界值的三个层次要求，2010年的情况如下。在第一个层次即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方面，属于国家经济命脉领域的16个重要行业的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所占比重直线下降，2004年为60.4%， 2006年降为56%，2008年降为44%，2010年再降为35%。2010年，属于国家安全、自然垄断的5个行业，国有资本的占比从2004年的80%降为2010年的45%;属于重要基础性的11个行业，国有资本的占比从2004年的31%降为2010年的21%，都远低于60 %的临界值。

　　在第二个层次即国有经济控制力方面，2010年，属于国家经济命脉领域16个行业的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的各行业资本之和占23%，远低于70%的临界值，比2004年下降39个百分点;属于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和相对控制力的各行业资本之和占74%，也低于80 %的临界值，比2004年下降3个百分点。

　　2010年，在16个重要行业中，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的3个行业：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国有资本在各自行业的实收资本中分别占79%、72%和68%（2004年分别占83%、71%、60%），远高于60%的临界值，而特大和大型企业对该行业的经济运行具有绝对控制力。

　　第二类是凭借特大和大型企业的经济实力，具有相对控制力的5个行业：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黑色金属工业冶炼及压延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国有资本在各自行业的实收资本中分别占56%、45%、 34%、28%、23%（2004年分别占85%、48%、 41%、56%、54%）。除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接近60%的临界值外，其余4个行业都远低于这一临界值。然而，这些行业中的特大和大型企业（如铁路、高速公路、民航、邮电，以及宝钢、鞍钢、武钢、包钢集团公司，郑州铝业集团公司、山东铝业集团公司，第一、二汽车制造集团公司等），在全国占重要地位、比重大，而产品（劳务）质量、设备的先进程度和企业现代化管理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从而仍具有很大的控制力。

　　第三类是担负着融通社会资金和把守国家金融大门的金融业。在该行业的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所占比重直线下降，2004年为77%，2006年降为65%，2008年降为28%，2010年再降为12%，其余为集体资本占19%，私营资本占64%，外资资本占5%。私营融资机构发展快，虽有利于解决中小型工商企业的融资问题，但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地下融资链”，放高利贷等。例如，2011年6月，浙江省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达24.47%，接近基准利率的4倍，许多中小企业的利息支出已“吞掉”其利润的三分之一。[4]在温州，疯狂的民间借贷导致许多中小企业陷入资金断裂的危机之中。截至10月4日，该市至少有92名企业老总“跑路”。[5]同时，国际金融资本进入我国后，开始向农村延伸。现在，金融业中几家国有独资或控股的特大和大型银行，凭借国家赋予的权力，加上自身的经济实力，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宏观金融调控能力，但需高度警惕，防止上述金融私有化造成的强大冲击。

　　第四类是上述9个重要行业以外的7个行业，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很弱甚至己经丧失。它们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及计算机等制造业。应当指出，属于这一类的多数是国家经济命脉领域中科技水平高、利润额大的重要基础性行业。这7个行业的实收资本中，外资和私营资本占88%，其中外资资本占55%，私营资本占33%;而国有资本只占10%，集体资本仅占2%。它们中多数行业的个别特大和大型国有企业还在支撑门面，但处在外资和私营资本包围之中，孤军苦战。

　　综上所述，到 2010年，在社会总资产中，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从2003年的57%降为27%，远低于55%-60%的临界值;非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则从43%上升为73%，远高于40%-45%的临界值。公有制资产不仅已无优势可言，而且按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资产所占比重推算，全国从业人员总数中有60%-70%是受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到 2010年，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也明显减弱。2010年，属于国家经济命脉的16个重要行业实收资本总额中，就国有经济应起主导作用而言，国有资本所占比重仅为35%;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的各行业资本之和仅占23%;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和相对控制力的各行业资本之和占74%。这三个比重不仅比2004年分别下降25个百分点、39个百分点、3个百分点，而且低于60%、70%、80%的临界值。由此得出结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动摇。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

　　这里需要说明，以上量化分析是笔者长期收集1965年以来特别是2003年至2010年的几万个相关统计数据，经过科学加工、整理、分析而得出的。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动摇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始自2006年，这一变化逐步明显并恶化，至2010年已发展到严重的程度。为了客观及慎重起见，笔者跟踪观察了四年才做出以上结论，详见下面的示意图。

　　注：纵坐标中，公有制经济资产和非公有制经济资产占全国经营性资产比重的临界值，分别为55%-60%和40%-45%。2004年，这两者的实际值分别为57%和43%，都在临界值之内。

　　图1：公有制经济资产和非公有制经济资产占全国经营性资产的比重（2000-2010年）

　　注：纵坐标中，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临界值为60%，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的临界值值为70%，国有经济具有绝对和相对控制力的临界值为80%。三者历年实际的运行曲线分别以红线、黄线、蓝线表示（注意用不同形状的黑线代替并对此说明做相应调整，图中的61%改为60%）。

　　图2：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命脉领域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2004-2010年）

　　还要指出，改革开放各个时期以来，非公有制经济之所以快速发展，固然有其内在动力，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国有经济大力支持之基础上的，后者为此牺性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主要从事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而利润率高的产业。如2010年，属于国家经济命脉领域的16个重要基础性行业中，利润率高的上述7个行业的实收资本中，外资和私营资本占88 %，国有和集体资本只占12%。国有经济主要从事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利润较低的采矿、能源、原材料等重工业和基础设施，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大量廉价的燃料、动力、原材料以及基础设施的服务，实际上把巨额利润让渡给私营企业（浙江、江苏、广东省更是如此）。私营企业还享受鼓励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2008年全国工业产品出口额中，私营企业占13%，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只占3%）。

　　私营企业对雇佣工人的超经济剥削尤为严重。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和福利为1585元，比国有企业职工的3309元低52.1%，这是私营企业主攫取高利润的源泉;当年私营企业的利润率为6.3%，比国有企业高出1个百分点，在企业税后利润中，国有企业占8.3%，私营独资企业则占27.2%。私营企业主从1956年以前的16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794万人，雇工7624万人。[6]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额中，外资企业占30%左右。外资企业长期享受多种税收政策的优惠，耗用我国的廉价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通过加工贸易向世界市场输出商品（2008年全国工业产品出口额中，外资企业占69%），牟取高额利润。

　　四、取得多方面成就的国有经济改革及其方向性偏差

　　改革开放以来，从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到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及配套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国有经济改革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但存在方向性的偏差。其主要表现有：一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实行“抓大放小”的方针;二者的后果从内部蚕食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因此，亟需采取战略性措施，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制订国有经济“既抓大又抓小”的长远规划。

　　（一）我国现行的《公司法》主要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为指导和蓝本，实际上推行的是资本主导型的企业制度。这主要表现在：排斥国有企业中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和中国共产党在方针政策、政治思想上的领导作用。在公司治理结构权力的规定中，确认“股东是主人”，没有“企业职工当家作主，参与并监督企业管理”的条文。国有企业由出资者委派董事，成立董事会，董事会指定公司法人，并任命经理，而职工代表大会和企业党委会则丧失了重要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公司治理结构设有监事会，但其成员中没有职工和党组织的代表，企业内部人控制的情况相当严重。国有企业高管集大权于一身（不少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拥有对企业经营的决策权、管理权、财务支配权、人事任免权、薪酬制定和红利分配权等，却基本上无人监督。对这样的国有企业必须进行再改革，不能脱离我国国情，照抄照搬西方的企业制度。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要整顿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规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应有的地位和权利，另一方面规定职工代表大会、党委会、工会行使民主管理企业和监督企业领导的地位和权利，正确处理“新三会”和“老三会”的关系，贯彻《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

　　要规定企业领导成员的德才标准，作为选拔和任用干部的主要依据，实行企业领导成员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和股东会任命相结合的制度，不符合标准者免职。国有企业内部的分配应遵循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规律，实行与企业领导成员业绩考核制度紧密结合的年薪制。目前在国有经济实施的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大中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高管的年薪至少有一二百万元，而国有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四五万元，背离了按劳分配原则，严重脱离群众。这是迷信、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物。

　　要防范权力与资本相勾结，依靠行政垄断，将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蜕变为部门垄断所有制或完全的企业垄断所有制。

　　国有企业的改革，既要遵循价值规律及其市场机制，又要遵循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及其综合平衡机制，还要遵循按劳分配规律及其按劳取酬机制，面向国内外市场，实行科学管理，包括全面计划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和全员培训管理，以班组核算和定额管理为中心，整顿规范会计核算、统计核算、业务核算三项核算制度，使国有企业具有比私有企业更强劲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开创社会主义企业现代化管理的新局面。[7]

　　在实行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国家考核物质生产部门国有企业的业绩，不能GDP挂帅，既要看经济效益即新创造价值的多少，也要看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优劣。考核教育、医疗、文化等非物质生产部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业绩，不能利润挂帅，而要看教育是否培养了高素质的人才，医疗是否有效地维护人民健康，文化是否为培育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二）为了扭转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的严峻局面，亟需制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既抓大又抓小”的长远规划（如10-20年）。 “抓大”指发展大中型国有企业、特别是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抓小”主要指发展县办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其在县域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这样做，既必需又稳妥且震动较小。县办国有企业（过去称为小机械、小轻工等“五小企业”）是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艰苦创业起家的，对发展县域经济、巩固工农联盟所起的主导作用，功不可没，但现在已所剩无几。实践表明，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抓大”是正确的，“放小”的弊病极大。后者的做法脱离农业生产力水平低的国情，否定县办国有经济在农业现代化和集体化中的主导作用，也切断了县级政府的主要财源（目前出现的 “地方土地财政”也与此有关）。

　　这一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为核心，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8]以发展科学技术为支撑，全面贯彻落实《宪法》中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的庄严规定。凡国有企业因盗卖而蜕变为私营企业或破产的，都要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追回其盗窃的公有资产（乡镇集体企业也相同）。凡属于国家经济命脉领域或行业的股份制企业，国有经济必须绝对控股;其他领域或行业的股份制企业，国有经济原则上也要绝对控股或者相对控股。

　　这一规划是意义重大的攻坚战，其目的不仅在于使我国的经济总量、经济实力位居世界前列，而且为在本世纪中期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打下牢固基础，是比新中国成立之初156项工程规模更大、技术和管理力争世界一流的伟大工程。

　　这一规划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筹集资金，可采取的手段和方式有，动用购买美国上万亿美元国债券的官方外汇储备，追回贪污分子盗挖的公有财产，列入中央和地方年度财政预算等。二是下大力气配备并培训德才兼备的过硬企业领导班子，这是比筹集资金更重要的大事。

　　重新振兴县办国有企业的指导思想包括：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集体化和现代化以及巩固工农联盟;将这些企业纳入全国和省市自治区以大型国有经济为龙头的产业链的网状结构，发展专业化生产，努力把地缘上的优势（资源、区位、旅游等）转化为经济优势;按照陈云提出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原则，发挥其在县域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遵循客观规律，面向国内外市场，实行科学管理，开拓创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0/2391834.html.

　　[2]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5/4526288.html.

　　[3] 2003年没有此项资料，2004年是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

　　[4]参见《须警惕“民间借贷”演变为中国版“次贷危机”》，《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9月8日。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1-09/08/content_29556982.htm.

　　[5]参见嵇晨:《温州式“金融风暴”》,《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0月10日。http://www.yicai.com/news/2011/10/1124994.html.

　　[6]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10年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北京：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11年，第134页。

　　[7]原河北邯郸钢铁集团公司首创“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企业管理模式，曾为国务院明文推广的典型。其显著的特点是将这三个规律及其三项机制结合起来，落实到企业、车间、班组以至于个人，形成工人当家理财的生动活泼局面。

　　[8] 详见赵华荃：《遵循客观规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两个发展战略，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管理学刊》2011年第5期。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03期

　　从此以后，这类故事层出不穷。如吴楚七国之乱时，叛军欲引匈奴为外援，唐末借沙陀族李克用之力平黄巢，五代时石敬瑭依靠契丹做儿皇帝，等等，不胜枚举。历史之风远逝，人们可能对这些重要的史实已不甚了解，但当代世界却正引人入胜地演绎着类似的现实。最近最新的案例是利比亚和叙利亚，在利比亚，借助西方炸弹的力量，利比亚反对派终于把卡扎菲连同其政权送进了地狱，在叙利亚，反对派也正在外国势力的动力支持下进攻巴沙尔，希图籍外力让巴沙尔步卡扎菲之后尘。假外力以匡内政，从而实现“国际社会”语境下的民主，这早不是个别的现象，这已经成为冷后的一种逻辑，一种以美国为首“国际社会”全力以赴加以演绎的逻辑，此前已经演绎了这个逻辑的有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国，正在演绎的是叙利亚，预计今后“国际社会”还将推动这一逻辑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上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中国人也燃烧着借“国际社会”之力量推进中国“民主化”、“国际化”发展的强烈愿望，反映在各种网络媒体上，隐然已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潮流，名之曰“带路党”。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因为从种种迹象看来，中国“带路党”们并没有认真酌量其中的巨大危害，因此，笔者以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一些探讨。

　　我们认为，所有古今中外的案例都已经表明，假外力以匡内政，是非常危险的游戏，其结果都给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灾难和祸乱。总结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其一，不满现政乃至反抗现政，不能借外力来颠覆。

　　能不能借外兵而行鼎革之事?回答是，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举例来说，清朝的统治是腐朽没落的，历史的发展逻辑是，必须不断沉重地打击它，直至推翻。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每一次对中国的侵略，无论是占领北京也好，还是火烧圆明园也好，都是对这个腐朽政权的沉重打击，但是，中国人民能因此欢迎或者欢呼哪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行为吗?中国人民能因为龚孝拱给英法联军带路烧了圆明园，就称他是反清英雄、民主斗士吗?

　　显然，这样道理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国共两党联手抗战的例子。国共两党正在如火如荼地争天下，日本人打进来了，发动了侵华战争。在这个时候，共产党怎么办?是袖手旁观，坐视日本人干掉国民党政权，还是与日本人联手把国民党政权送进坟墓?如果从纯粹争天下角度出发而无视民族大义，共产党可以联手日本干掉国民党，借此和日本人讨价还价，也可以作壁上观，来一个坐山观虎斗，这都是可能的选项。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从民族大义出发，视民族利益高于阶级的政治利益，与国民党联手抗击日本。不管对共产党的抗战如何评价，对日本侵略者而言，共产党始终是敌人而不是朋友，这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汪精卫。汪精卫的选择恰恰与此相反，他选择与日本人合作做朋友而与国民党政权成为敌人。这证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一个视个人权利高于民族利益的人，这是一个为自己的私欲而不惜糟蹋国家、糟蹋历史的人。尽管今天还有人为之翻案，但这有什么用呢?中国的历史会永远将其钉在耻辱柱上。

　　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无不如此。与侵略者合作做朋友，那就是民族之“奸”，法国的贝当政府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其二，对抗政敌乃至铲除异己，不可干引狼入室的勾当。

　　对付政敌的较量是激烈的，铲除异己的搏斗当然惨酷，这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国家都大同小异，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不管怎样激烈如何残酷，都不可干引狼入室的勾当。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经典的案例：一是五代时的儿皇帝石敬瑭，为了铲除后唐末帝，夺取政权，此人向契丹求援，请称臣，以父事契丹，约事捷之后，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正是在契丹政权的支撑下，他称帝灭掉了后唐。但是，从此以后，燕云十六州成为辽南下掠夺的基地，中原大地完全暴露在契丹铁蹄之下，生灵涂炭，中国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贻害长达400年。“儿皇帝”一词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经典名词;另一个此类人物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吴三桂与李自成反目成仇，引清兵入关，接下来就是为虎作伥，用中国人的鲜血染红其顶上的王冠，从此留下千古之“汉奸”骂名。尽管吴三桂后来也曾打起反清旗号，清朝早已被认定中国历史的正宗王朝，满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其“汉奸”之名仍然板上钉钉毫无疑念。

　　上述二人，也都是为了一己之私欲而不惜糟蹋国家、糟蹋历史的人。今天有人为之翻案吗?没有，因为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任何国家，这样的人都只能永远地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上述道理与其说是历史经验或启示，还不如说是基本的历史底线和政治道德的底线。凡是越过这个底线者，其基本特征都是“只要我能上台，不管洪水滔天;只要我可当权，一切都不可惜”，其结果都必然给社会及历史带来混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惨重的灾难。这绝不是在夸大其词、危言耸听，过去的中国有无数的实例，今天的利比亚和叙利亚更是鲜活的样板，所以，我们认为，这样两个底线到今天依然成立，在这个底线之上，是政治上的左右之争，逾越了这个底线，就要沦为汉奸，就要沦为民族的罪人。

　　当然，任何国家、民族、社会都不能孤立存在，其发展变化也不可能拒绝外来影响。必须承认，外界力量与外部因素在推动社会的发展变革方面，有明显的作用，这一点，无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外国的历史，都无数次予以证明。但是，这个过程必须在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逻辑范畴之内，如果逾越了这个范畴，也就逾越了上述的基本底线。

　　这样说来，中国的一些“什么派”有权利做带路党吗?

　　坦率地说，中国为什么出现带路党，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品质或价值取向。一则网上笑话很能说明问题，这则笑话是这样的：

　　儿子说：爸，我要去参军保卫南海，对付美国，保卫国家！父亲听了，一个耳光给他扇过来。父：家人都保不了，还保卫国家?你说说美国人能抢你啥?国家啥东西需要你保卫?子：我要保卫咱国家的土地……父：你先说说你哪来的土地?连几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都买不起，就算买得起也只有70年暂时的使用权，还土地?等你有了土地再去保卫吧！子：美国想吞并我们…父：你不是天天想出国吗?你同学不也是一大堆想出国吗?吞并了把出国费也省了。子：被美国吞并了都白人说了算，中国人都成二等公民了。父：美国选总统都是一人一票，要合并了咱中国，13亿华人对他2亿白人，谁说了算?选出来的总统到时是华人，美国人自己才不干呢。子：美国人打过来，会颠覆我们的人民政府，我要保卫人民政府！父：(又是一记耳光)，你究竟想保卫谁?国税局?财政部?发改委?证监委?卫生部?药监局?房管局?规划局?计生办?城管?还是足协?你如果想保卫这帮混蛋，看老子不打断你的腿……子：(赌气地)我想通了，如果美国入侵，我去给美国大兵开门带路。父：(又是一记耳光)，白养你了，这么白痴！到时轮到你带路?领导干部早在那排队带路了。

　　这则笑话说明，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相当复杂深刻，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必须引起人们足够的警惕。

　　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构成“带路党”因此可以带路的任何理由。

　　我们认为，当今的中国外患大于内忧，中国人民与霸权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大于国内阶层矛盾。权衡当代中国的内忧外患，外患是主因，是主导要素，外患引发内患;内患是应因，是跟进要素，内患因外患为而加剧。治理中国社会，治本须首治外患，外患不除，内忧不绝，外患增生，内忧渐炽。推动当代中国发展已经到了对外重于对内的历史阶段，历史呼唤中国应把对外经略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化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诸多矛盾，否则，在“靠改革发展解决矛盾，越改革发展矛盾越多”悖反逻辑下，中国社会有陷入自我混乱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危险。

　　我们还认为，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国越来越需要民主，也越来越民主，但说到底，中国并不是一个靠民主文化来维系的国家，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其具体含义可以解释为：先进与落后的一统、上层与下层的一统、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一统、历史沉淀和现实发展的一统，等等。这样包容广大内部多样的一统，造就了一个幅员辽阔一脉相承的多民族文明古国，而维系这个文明古国的核心，是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坦率地说，中国的封建皇权也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在过去几千的历史长河中扮演了大一统国家权威中心的角色，皇权强大，国家统一，皇权式微，国家分裂，这是中国历史的定律。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维系现代的大一统国家仍然有赖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而不是民主的选票。相反，大众化全民化的民主选票，如果超越历史阶段，则有导致大一统国家趋向分裂的危险。所以，即使理论上说民主在中国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也并没有什么现实的紧迫性，哪个集团哪种势力如果宣称迫切需要民主，说到底，其实就是迫切需要夺取中国政权，更严峻一点说，甚至也就是迫切需要中国解体。

　　因此，概括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我们认为，在当今中国，政治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民主目的应该服从民族目的，这是“天下为公”的逻辑。因为无论是政治利益还是民主目的，充其量都属于部分人的利益、眼前的利益，而国家利益和民族目的则是全局和长远的根本大计。在这样的逻辑之下，中国的任何人都没有做“带路党”的权利。

　　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在中国依然有人在干着“假外力以匡内政”的事情，这非常危险，他们并不是没有达到目的可能。因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许多人都达到了目的，比如，西周时期的申侯就达到了目的。申侯假以西戎之力终于打败了对手。幽王败后，平王无法立足旧土，只能舍却庐庙，背井东迁。自此之后，周人每行经故地，无不惨痛于心，于是作歌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自然，这个故事已是两千多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了，但笔者至此仍然忍不住要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我何人哉”的慨叹。

　　也许，笔者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是该几碗干饭了。

来源：作者博客

　　长期以来，美国为维护其强权而交织使用两类手段，即“军事主义”以及布热津斯基所倡导的“智能帝国主义”(Intelligent imperialism)。 所谓“智能帝国主义”，是指利用不那么直接与明显的暴力方式, 来维护与实现美国的利益。其方式主要有：贿赂当地领导人，利用当地领导人的腐败进行讹诈，媒体妖魔化宣传，策划分裂和破坏活动，实行贸易封锁和制裁，国家政变。为节约战争成本，布热津斯基的策略更多使用讹诈和秘密行动这两种手段。如今，在经济实力衰落、“军事主义”功效不断打折扣的情形下，美国霸权将愈发依赖“智能帝国主义”这一“软实力”与“巧实力”。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智能”建设，在全世界编织了一张纵横交错、立体交叉的信息网，掌握着各国官员的腐败信息(尤其是境外账户)。

“智能帝国主义”的运用与强化

　　苏联解体后，美国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或直接协助一些俄罗斯腐败官员洗钱。美国在掌握俄政府高官大量腐败把柄后，逼迫俄政府做出多种战略性让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原苏东地区策动一系列的“颜色革命”，而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相关国家政要的腐败做文章。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些国家的“关键人物”从私有化中大发横财，而其海外账户无不攥在美国人的手中。美国人借机行事，一面煽动“街头政治”，一面向政要们施压，由此成功完成“颜色革命”。

　　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要，美国普遍采取收买与控制的手法。在美国的收买下，一些拉美国家的政要只能对美国的“经济自由化”建议言听计从，放弃政府对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监管，任凭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控制银行、石油等重要行业。而这些腐败政要把贪腐得来的巨额资产转移到国外，很多都是花旗等美资银行协助完成的，美国对于这些账户一清二楚。最终，这些政要无一不成为美国手中的玩偶。

　　早在1977年，美国国会就以遏制跨国公司海外行贿为名出台了《海外反腐败法》(FCPA)。而后，便通过对FCPA有选择地使用，逐渐使其成为强权的新大棒，即：凡是与美国相关的经济主体一旦被怀疑有腐败行为，便可援此法律制裁，而裁量权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经常以“向腐败开战，要求良政”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9.11事件之后，美国对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施以高压，打破了国际金融界准则，做出了一个“严重违反行规的举动”，即美国通过SWIFT监控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8000家金融机构的交易情况，这一秘密项目由美国财政部主管并由中央情报局操作。这是2006年6月由美国《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几乎同时曝光的“惊天秘密”。鉴于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银行都加入了SWIFT系统，因此，全球任何一个个人、组织或公司的银行交易情况，都有可能被美国情报机构“偷窥”。此外，冷战时期建立的代号为“梯队”的全球监视系统，如今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用来搜寻关于武器扩散、洗钱和公司行贿等方面的情报。

　　长期以来，瑞士有着当今世界最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存放着世界1/4的个人财富。多年来，包括德法等多国一直努力试图得到瑞士银行相关账户资料，都没有成功。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以打击避税为名，通过提起司法调查等强硬手段，强行撬开了当今世界“最安全的保险柜”。2009年8月，瑞士银行巨头瑞银集团同意向美国政府提交4000多个账户细节。2010年6月，瑞士议会通过了与银行保密制度“说再见”的协议。如此，那些多年隐藏在瑞士银行的账户，对美国而言就不再是秘密。而瑞士以外的其他“避税天堂”，早就被美国逐一拿下，对美国已无密可保。

　　美国大公司与政府关系密切由来已久，大公司通常都会在华盛顿设立政府关系部，专门从事与联邦政府以及立法机构的联络和沟通。冷战结束后，美国很快将“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作为政府情报工作的新重点。1993年，美国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把情报支持扩大到商业组织。Google在互联网搜索中的霸主地位以及其强大技术服务能力，一直是美国情报机构所倚重的。原先Google与政府的合作比较隐蔽，在中国市场遇挫后，Google干脆公开与政府联手，为美国情报机构提供情报以及网络安全保障。

官员腐败，西方借此敲打中国

　　腐败于人是恶，于国是祸。近代以来，中国官员腐败不仅使其丧尽民心，而且成为列强不断对华进行敲打与讹诈的把柄。

　　晚清吏治恶性腐败，政以贿成，官以价论，刑以钱免。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就记载，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奕劻，仅在英商汇丰银行就存储120万两贪腐得来的钱财。英国等西方列强针对奕劻的贪腐进行引诱与要挟，不断进行讹诈，这位庆亲王“以办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

　　南京政府统治时期显然继承了晚清贪腐遗风，“无官不贪,有吏皆污”。费正清认为，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可谓“抢尽了资财，失尽了人心”。在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任内,公开揭露孔祥熙的贪污美金公债案，累计1150余万美元。宋孔两大家族敛取的钱财，基本都存放在美国。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关于中国使用美国贷款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对国民党政要腐败了如指掌，也是美国能操控国民政府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老百姓真正体验到了“官吏清则海宇平”的古训。随着改革开放，跨国公司把新的科技、管理带进中国的同时，也把很多更新的、更隐蔽的贿赂手段带到了中国。更为复杂的是，跨国公司商业行贿在前，美国情报人员则紧随其后，有时甚至不分彼此，对中国官员实施“钓鱼”腐败。在贪腐官员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欣欣然接受跨国贿赂、在海外开设秘密账户的同时，这些官员的资料都进入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库，成为未来、有的甚至就是当下敲打、讹诈中国的把柄。

完美的“洋贿赂”，肆虐的“爱资病”

　　外资搞“洋腐败”手段之多，下手之狠，对象之准，令人叹为观止。“驻京办”成为中国地方政府“跑部钱进”的据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润滑剂”，在国内强大舆论压力下，中央勒令清理“驻京办”。但是，跨国公司本身(或在华商会)的“跑部钱进”与“润滑活动”则有增无减，在广州、杭州等地开设联谊机构，往往是融会议、休闲、娱乐与购物于一体，免费向相关部门(官员和家属)提供服务与“纪念品”。这只是用来加强联络，此后的出访出游、子女海外读书就业、境外账户等“洋贿赂”蜂拥而至，如此将一些部门整建制、成系列(如“郭京毅窝案”)拖下水，让其制定对跨国公司有利的政策甚至法律。

　　跨国公司轮番进入中国商业贿赂名单，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据南开大学调查，被调查的一半以上的跨国公司表示，为开拓市场，曾有过商业贿赂行为。国内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事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外企在中国行贿案件近几年来一直在上升，而且这些“洋腐败”案件相比“土腐败”案件来说，查处难度更大。例如，通过多次关联交易行贿，其复杂程度，即使专业律师或执法机构也会望而却步。破获、揭露“洋腐败”在技术上本身就是一个高难度行为。洋贿赂在华大行其道，中方近乎束手无策。更令人不解的是，美国依据《海外反腐败法》，“揭露”一个又一个跨国企业在华贿赂案件，个个铁证如山，而中方竟然保持沉默;或由涉案当事方辩解“根本没有此事”——哪有做贼的自己承认是贼!如此滑稽戏竟然一演再演。一边是积极布局，有序进攻，而另一边则是闭目塞听，保持沉默。无怪乎业内人士称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为“完美贿赂”。

　　多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进一步开放就有进一步开放。民间流传的解释是，中国官员得了“爱资病”。然而，中国官员为何偏偏青睐外资而忽略中资呢?

　　一是实际需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民用技术与管理落后，资金紧缺，外资带来先进的技术、管理，充裕的资金，时髦的理念，使中国“焕然一新”，经济(集中表现为GDP)蒸蒸日上，市场不断繁荣。如此，以一定而适度的“超国民待遇”来吸引“先进的生产力”，可以理解。但是，伴随着中国科技、管理以及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外资在中国布局越来越广且越来越深，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控制中国越来越多的行业、垄断核心技术与瓜分主要利润、挤压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大肆进行商业贿赂与偷税漏税、侵犯中国的知识产权、遏制中国的自主创新、影响中国的决策立法等不一而足，中国利用外资的战略正越来越被外资所利用。二是情感驱使。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时间里，西方将中国相当一部分“社会精英”给彻底征服了。一些官员对外资、特别是美资媚骨到无以复加地步。例如，2005年Google进入中国，没有营业执照，没有纳税证明，没有银行账户，就开始在中国收钱，逃了四五年的税。此外，有关该公司的“色情门”、“地图门”、“版权门”、“辱华门”等臭不可闻，对抗中国政府、无视中国法律、蔑视中国大众等劣迹斑斑。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与美国情报机构有着紧密合作的美国公司，中国相关部门却以无比大度与无限热情，想方设法，不惜牺牲法律与政策的威严，帮助它成功。然而，傲慢与骄奢的Google，最终业绩还是不好，退出中国内地时反而倒打一耙，狠狠咬了中国一口。这恰如胡士泰等人给中国钢铁行业造成巨大损失一样，都是与中国一些官员对外资娇惯与放纵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是利害关联，这也是最关键的。一位外企业内人士称，初进中国市场时，一般付出的“娱乐费用”约为该项合同涉及金额的5%～7%左右。可是，这个支出比例很快便失灵了。“娱乐费用”改成了“市场费用”，其比例迅速攀升到10%左右，从目前趋势来看还要上升。常人不难想见，引进外资是一个多么收益丰厚的“宏伟事业”。

　　我们原以为，引进外资是政府部门发展中国经济、促进中国生产力进步的高尚行为。然而，一系列的“洋贿赂”，一个接一个的“官员腐败”，越来越印证一个简单的逻辑——很多官员引进外资的持续巨大热情有着强烈的利己(个人、集团或部门)动机，可谓“无利不起早”。与外商打交道，油水多之又多，风险少之又少。中国市场、也是国际市场一个重要的潜规则——“10%法则”，即项目回扣占总业务额的10%;交易额特别巨大，比如购买美国“两房”债券，也有3%的回扣;等等，这都是国际市场“公开的秘密”。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每年发展中国家进口贸易总金额的5%流向了当地的腐败官员。这只是一部分“固定收益”，此外还有巨大的“额外收益”，就是“洋贿赂”、“完美贿赂”。

　　于是，以下现象的出现就不足为怪了：有人高唱“在华外资企业就是中资企业”;以不到市场价1/10的价格就把银行卖给外国人;一大批国有企业为跨国公司“定向破产”;不惜代价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把评级业交给穆迪”;让美国会计师事务所来“补充审计”;剥离所有坏账后，让20%股份获得100%的经营权;西方经济危机时第一要求就是政府采购必须购买国货，2008年中国政府投入四万亿元巨资刺激经济，但很多部门在采购设备时，却优先照顾外企而歧视国货;等等，一系列在国际关系史、世界经济史上闻所未闻的“开放事件”在中国持续上演。

转载红歌会网

　　这是三大因素注定的。

　　一是美国是军工综合体国家。它的国家经济结构，三分之一的企业都从事军事装备的生产，核心产业几乎都是军事工业。它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都是靠军事工业发展拉动的。那谁拉动军事工业？就是战争。我前面引述的美国平均一年多打一仗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的军事技术不仅影响了美国，也影响了世界。今天人们用的手机，最早就是朝鲜战场上的蜂窝无限电话；今天的电子计算机，就是核军备竞赛的副产品；今天的太空卫星技术，那是美国星球大战的产物。

　　美国历届政府高官，都和军工企业关系密切。曾经策划了越南战争的马克纳马拉（肯尼迪和约翰逊出任总统时的国防部长），之前是福特公司的总裁。福特与军事有什么关系？今天中国尽人皆知的悍马就是它的产品。它为美国生产了大量的军车。前两年才退休的、伊拉克战争的策划者，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担任过兰德公司的董事长，而兰德公司是美国大军火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智囊团。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不停地打仗，它打仗就是在”贸易“。我为什么说门蒂斯的理论是错的呢，就是它还没有我了解美国。和我们到处寻找假想的朋友不一样，美国到处寻找假想敌。打仗，不仅为美国直接夺得利益，还拉动了军火工业，直接让企业和个人获利。美国人打仗，每次都有着为自己装备做广告的意味，每一仗结束，都会卖出大量的武器。美国人打仗就是在做生意。当年的海湾战争，它让盟国出钱，战争结束后，美国的武器几乎一统江山，一直平分秋色的苏制武器，就是那个时候，被美国彻底打压下去的。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这么厉害，出口全面萎缩，但军品销售却远远超过2007年，达到378亿美元，占全球军事贸易的2/3。就是这一年，美国开建了最新型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有电磁弹射器的。空军还研制了历史上最大的常规炸弹。美国作为走出经济危机的措施之一，就是发展军备。发展了军备，当然就要用，不然怎么可持续发展呢。所以，美国就像一只寻找小动物的草原狼，到处嗅。我们想想，要是美国真希望和平，不打仗了，它的武器卖给谁？它的军事工业怎么办？它的GDP全是这些军事工业拉动的，中国的GDP全是政府投资拉动的。没有战争，美国的经济怎么发展？技术怎么发展？别人打仗，它卖武器，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的。现在，别人不打了，它去打别人。二战结束以后，基本上大规模的战争，都是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等等。打仗，可以要别人的命；但是，不打仗，那就要了美国的命!所以，美国一定会不停地打下去，就是以后它建立了世界帝国，如果他不从整体上改造这样一个军工综合体的国家经济结构，它也不会停止战争的。这就好比山里有一只老虎，你怎么能指望这个山里不会有其他动物被吃掉呢？很多人看到美国不占别人的领土，就忽视了它的侵略性。其实，它就是抢夺财富。它灭掉伊拉克，从伊拉克银行搞走多少钱，多少黄金？还不算它弄到的石油控制权。

　　第二，现在，美国跑到中国周边来了；世界战略焦点到了中国。

　　它一边打着阿富汗，一边琢磨俄罗斯和中国周边可以进行战争的地方。一个是朝鲜。目前它是玩阴谋，想让中国亲手送给它。如果中国不上当，它就要吓唬中国和朝鲜。它前几天说正在准备在朝鲜半岛进行核战争，就是如此。第二个就是吓唬缅甸。看到果敢的情况，我觉得缅甸可能有点怕它了。其实，美国就是在夺中国的盟国。美国原来也在夺俄罗斯周边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但俄罗斯把马刀亮出来了，美国很犹豫，不敢让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了。

　　美国不停地寻找敌人，进行战争，最后的大目标就是建立世界帝国。占有全世界的资源，供它享用。大家看2009年9月8日的一个消息，巴西和法国一下子签了一个125亿美元的军火大单。而且巴西还放出风来说，它早就有能力发展核武器。为什么？因为巴西刚刚在自己的海域发现了500亿桶的石油。之前，美国和西方就一直想共享亚马逊。巴西感到危机了。哪里有资源，哪里就会吸引美国。

　　兰德公司不是已经给奥巴马提出了与其用7000亿美元救市不如用这个钱进行战争吗？美国要通过战争拉动经济，它就一定要寻找猎物。找谁？找那些有钱的，有东西的，软弱的，美元实力反抗的。谁是呢？伊朗，委内瑞拉，朝鲜可能是。这就是伊朗和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原因，也是委内瑞拉和俄罗斯刚刚签署武器大单的原因。但更大的可能是是中国。为什么？这是因为国际战略斗争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亚洲，确切地说，是转移到中国身上了。

　　20世纪中期以前，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一直集中在欧洲。当时大国间斗争的中心问题，是争夺国际工业霸权。

　　20世纪60至80年代的20年间，世界战略斗争的重心由欧洲向中东转移，其中心问题是为了争夺世界石油资源的控制权。随着海湾战争的结束，苏联势力自中东全面撤出，以及目前中东和会的召开，可以说在美国于中东暂时地重新掌握了主动权的结局下，中东已经不再是世界战略的焦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先是日本在60年代崛起，90年代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对美国、西欧已取得金融和高技术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四小龙成为新兴工业地区，出口力量和技术提升咄咄逼人。这三大力量牵动着更广阔的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区域，从而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结构和战略关系。美国、欧洲担心，这样下去，西方统治世界的地位将被颠覆。于是，美国和整个西方，便把战略重点对准亚太，准备使用各种手段，压制住亚洲的发展势头。这就是美国迫使日元升值，让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索罗斯在东南亚、四小龙制造金融危机的原因。这才是最高明的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中国躲过了这一劫。于是，美国调集全部的力量和智慧，转向中国。

　　值得所有中国人警惕的是，每当一个地区成为世界战略的焦点，伴随它的都是惨烈的战争。当欧洲是战略焦点的时候，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那里；当中东是焦点的时候，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1967年的”6.5“战争，　1973年的”十月战争“，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1980年的两伊战争，1990年的海湾战争，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二十多年血雨腥风。

　　现在，世界战略焦点到了中国，凭什么到了中国可以例外地不会面临战争呢？

　　实际上征兆早就出现了。从世界战略重点转到亚太开始，中国周边就开始出问题。最先是边缘区域，如朝鲜半岛、中南（印支）半岛、港台海区、南中国海区域以及环邻西藏的南亚区域；这些区域目前蕴涵复杂经济、政治、主权领土争端和民族、宗教问题，因此随时都可能成为突发矛盾、冲突激化的国际争端区域。

　　最隐蔽的领域还是经济。美国、日本和欧洲，已经深深地打入了”亚太四小龙“和其他新兴工业地区，以掌控这个新兴市场。后来，他们就开始进入中国大陆本土了。中国内部的问题也是这个时候开始出的。先是89之乱，后是法轮功，再是西藏，新疆。热比娅不是今天才闹事的。她是在小布什时期被美国要走的。他们还通过收买郭京毅这样的商务和高层经济官员，以战略渗透中国经济，搞垮中国大陆的品牌，控制中国的核心企业，以及金融。我猜想，它们就是那个时候，忽悠中国买他们国债的。加之中国的有些经济官员没有战略头脑，就钻进了套子。也是从这个时候，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的版本层出不穷，美国用这个烟幕弹掩护它的全球军事力量大转移，从欧洲转到亚洲。

　　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和整个西方，一直根据资本主义的原则和殖民主义的思维，进行着新的支配世界的设计。美国给自己定位为世界帝王，其他西方国家则是诸侯王。他们发明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在世界上任意动用武力。但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块头太大，且都拥有核武器，使他们轻易不敢动用武力，于是结成全球国际资本联盟，通过经济的手段和资本的力量，诱惑、绑架、控制中国。我们可以看到，美、日、欧三大势力尽管彼此也是矛盾重重，但在对华的很多问题上，如压中国人民币升值，限制中国商品出口，人权，限制武器和高科技出口等，总是不谋而合，配合默契。其共同目的，都是想阻止中国成为新兴工业大国，使中国继续成为他们剥削和掠夺的对象。

　　所谓人权，所谓民主及其他意识形态问题，都是实施这一目标所需要的道义借口和理由。

　　他们的基本做法主要有：以意识形态和挑动高层政治纷争，使中国陷入长期内乱；利用台独、藏独和疆独分子，在民族和领土上分裂肢解中国；在经济上摧毁中国国有制下的整体民族工业，通过向私有化的过渡，把中国的部分”中产阶级“买办化，资助所谓的精英成为西方利益的代理人。

　　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危险趋势。整个国家的经济基本上靠房地产支撑，不仅没有发展起来先进的战略产业，现有的矿产资源、制造业、粮食、银行等很多领域，都已经被外资控制。当民族工业和农业瓦解后，中国人必将像晚清一样，成为西方倾销剩余产品的巨大市场。今天中国借钱给美国，美国通过贬值坑中国，当中国借美国钱的时候，那就是高利贷。

　　整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非洲草原上的动物世界。看国际政治焦点随着财富的转移，其实就是食肉动物，围着食草动物迁徙。那些豹子狮子，一般都是跟着羊群、牛群走的。那是他们的食物来源。现在，最大的羊群和牛群在中国。所以，美国、欧洲、日本这些一百多年来的老列强，人类社会的食肉动物，都围在中国的旁边。

　　在社会持久动乱和日益贫困化的情势下，发达国对中国将像对非洲落后民族一样，提出淘汰人口（即灭绝种族）的要求。美国曾经有过一个对于全球的设想。他们认为，最理想的地球，人口应该只有现在的20%。所以，我在想，美国扶持并刺激一些中国周边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以后会不会策划一场针对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方的核屠杀。美国现在在亚洲和欧洲的边缘地区部署反导弹系统，就是害怕这些核导弹，飞到亚洲以外的区域。亚洲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也是西方文明很难彻底统治的地方。

　　只要中国不从属于西方利益特别是美国利益，试图维持本民族独立，中国就必然长期被西方集体孤立和抑制。当年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伊朗等国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和中国是一样的。美国对付中国的战略，是一贯的，清晰的，不分党派。政治的、文化的、外交的、经济的、军事的，时而国际时而国内，时而搞个什么G2”中美国“概念，忽悠中国，离间中俄，时而又在两岸和中日之间左右逢源，在中国周边又打又拉，分化瓦解，笑里藏刀，组合拳，连环腿，步步紧逼，近20年来可以说始终不给中国片刻喘息机会。而中国则是四面招架，防不胜防。总结一些美国对中国的做法，几乎可以编一本《折腾中国的千百个理由和做法》。奥巴马上台以后，很多人以为他可能比前任对中国好点，结果如何？连续两个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先拿中国开刀。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历史的启示——

　　一百年，英国的经济危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整整八十年前的1929年，由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世界和今天一样也陷入巨大的金融恐慌，进入大萧条期。先是两年后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选择以战争拯救经济的国策；10年后的1939年，德国在欧洲发动战争，整个世界陷入浩劫。一场金融危机，让人类付出这样的代价。今天，格林斯潘说，我们将面临百年一遇的大危机，远远超过上一次的大萧条。谁能告诉我这次金融危机，一定不会导致战争？兰德公司已经为美国公司建议说与其用7000亿美元救市，不如打一仗。美国的军工寡头们，会忍受这样的危机到什么时候？上一次危机，列强国家的寡头忍了十年，二十年，我不知道未来十年，如果美国的经济一直不能复苏的情况下，美国的寡头会做何选择。

　　上次萧条期，各国都选择了大规模制造武器，日本大批的航空母舰就是这个时期突破华盛顿条约限制，制造出来的。美国也是这个时期大造航空母舰、远程轰炸机，最后，这些东西都用上了。这和今天的情况一模一样。全世界只有中国宣布用4万亿带动20万亿人民币造”铁公鸡“，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其他大国都在造军备。日本今年下水两条直升机航母，印度宣布将造3艘航母，十艘核潜艇，美国已经制造了近200架的F-22，还在继续大规模研制新一代武器，2009年6月成立网络战司令部。俄罗斯也在进行大规模的装备生产。

　　中国因为没有实现工业化，没有亲身经历两次经济危机，对经济危机会导致世界大战没有直接记忆，所以对眼下的金融危机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还不怎么明白。

　　如果这次金融危机导致战争，我认为还是一场世界大战。20世纪喊了多少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将在21世纪爆发。

　　中国一点都不想打仗，不想和美国搞对抗，但美国却费尽心机，折腾中国。就像牛一点都不想和老虎对抗，但老虎总是围着牛又吼又抓，还时不时咬一口。小布什上台，对中国咄咄逼人；奥巴马上台，又对中国展开不动声色的合围。以眼前论，美国深陷金融危机，不好好做自己的事，救自己的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希拉里和奥巴马还到处穿梭，忙于包围中国，还制造14吨的超级大炸弹。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

　　除了前面说的总体战略原因，从长期说，是防止中国利用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时机，实现国家的大幅度发展，进入强国俱乐部。那样，世界上不仅多了一个经济领域的分羹者，还少了一群最廉价的打工者。西方–主要是老欧洲国家，也是出于这一动机，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对中、俄的战略包围圈。看看北约国家在阿富汗的积极程度，看看德国、法国在达赖问题上对中国的干涉和纠缠就知道了–削弱中国，永远是西方的战略目标。这些喽啰跟着美国混，就是因为美国扑倒大猎物之后，它们可以分点残羹剩饭。从短期说，美国现在包围中国，就是要把资本赶到美国去。资本是什么？是一只鸟。鸟的胆最小，哪里安全去哪里。这也是本·拉登的高明之处，把美国世贸大楼打掉了，把资本之鸟驱散了，其中很多跑到中国。现在，美国拿着”枪“来了，想把这些鸟再吓走，再飞到美国去。吓不走就打走。这就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制造危机，在中国国内制造动乱的全部目的。

本文选自戴旭著《C形包围》一书

　　我告诉各位，你们不要买这么多书，英国一个物理学家现在还活着，瘫痪在那里，叫霍金。他21岁开始得病，后来越来越严重，他一切都靠脑子运算，天才！他说我们人类要以每个小时90英里的速度才能追的上世界的出版品。换句话说呢，书出得比你快，你追不上它。所以，会看书是最重要的，有好头脑。

　　什么样的好头脑才能看书呢？我教你们怎么看书。你们看的书都是错的。古人云，做学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个程序对吗？根本不对嘛。中间的三个程序是重复的，两个程序就够，可是头脑不好就变成五个程序。所以大家应知道，要有好头脑，才能辨别出这些东西。看书不能辨别，看书也没用。

中国知识分子有好头脑才有好走向

　　知识分子在内地是“臭老九”，我李敖六年以前到北京大学演讲，大家也许还记得那个画面，我是真正的给知识分子扬眉吐气，我是使“臭老九”光芒万丈的人。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有好的头脑。头脑可以使你不被骗，自己也不会那么痛苦。为什么屈原要跳河呢？他痛苦。我的一位老师叫殷海光，49岁的时候死掉了，得的是胃癌。胃癌的原因很多，可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精神不振，心里不愉快。可是他是学哲学的，哲学家得了胃癌，怎么可以呢？表示你对哲学没有学通。哲学家得了胃癌，等于神父得了梅毒。斯人也，不可以有斯疾也。殷海光吃饭的时候，吃了一半，忽然想到蒋介石，他筷子一丢，站起来演讲，“打倒蒋介石！”饭也吃不下去了，最后得了胃癌死掉了。结果蒋介石活了89岁，你的敌人比你多活了40年，你输了嘛。

　　所以，活过敌人，快快乐乐地活过你的敌人，是多么的重要！像屈原那样跳河的，或者像朱湘子那样跳河的，像老舍那样跳河的，或者像王国维那样自杀的，都是错误的。要快快乐乐地活过你的敌人。要有好的头脑，才有好的走向。生活方式要调整，否则的话，我们就无限痛苦，无限地痛苦。

香港离伦敦越来越远，离台北越来越近

　　这次来香港我带了一本书，《钞票•肚皮•尿》这本书呢，是当年我写的书。我每个月写一本书，连写了十年，写了120本。这本书的封面是裸女，因为当年的国民党查禁我的书，一出版就查禁。我的书不能够到书店里面卖，也不能够到书摊上去卖。结果呢，就进入了黑市，在黑市的地摊上面卖。跟很多的黄色书刊一起卖，所以我的封面也是裸女。所以我的读者群中，有的是我的读者，有的是看黄色书刊的读者。

　　这本书里有一篇我在1983年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香港的机会中国的机会”。当年我就提出来一个构想，1997来了以后呢，香港就跟英国脱离关系了。香港往哪里去？香港不要作为一个经济上有特色的据点，香港要作为一个民主的据点。由于香港推动英国式的民主，给中国人作了模范。现在，我这个希望有一点落空了。因为香港并没有做成功，香港经营的民主离伦敦越来越远，离台北越来越近。

　　英国式的民主多么细腻。在英国议会里面，你不可以叫任何一个议员他的名字，你都不能直接叫。可是现在，我们的民主，变得非常粗野。什么原因？很不客气地讲，跟台湾学的。跟台湾学到这种粗糙的民主，这个民主是假的民主。英国人给香港人充分的自由，给香港建立了法治的基础，可是香港没有民主。因为香港回归前没有民主，所以香港突然出现了民主形式的议会以后，变得很粗暴，跟台湾一样。其实，我认为香港首要的问题并不是民主，我这么说，香港人听了可能不高兴，因为一搞政治以后，人会上瘾，很爽啊！但是香港真正的努力标准是要从经济上面抢回这个龙头的地位。香港人那么年轻、活泼、有活力，并且很现实。香港以前是不关心政治的，可现在香港人关心了，我劝香港人不要那么笨，香港人真正努力的方向是搞经济，经济搞起来，你就是老大，就这么简单。

讲它坏话时先想它做的好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占了北京。那时候我三岁，在北京。两个月以后，就有这种事情出来了——日本兵骑着马，在北京城内走过。我亲眼看见日本兵骑着马在我的眼前走过。我痛恨这个画面！我觉得有一天，如果我的国家，有一个政权或者有一个党，他们能够做到外国人，外国兵不再骑着马在我眼前走过，我就很高兴，我就拥护它。我在台湾恨国民党，原因就是：你欺负我，你捉弄我，你连最起码的光荣都不会给我。

　　中国共产党给了我们光荣。

　　现在很多人质疑内地的社会不公，也有人质疑我为什么不骂。其实骂不公平谁不会啊，我也会。可是这个政府做过那么多好事，他的好事我们都不敢承认，我们要反省。它做的坏事我敢骂，它做的好事我否认，或者不敢承认。我觉得我们就要反省。这态度不对。

　　我举个例子，在上世纪4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35岁，到了7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65岁。共产党使中国6亿人口平均起来多活了30年。近年，又增加了10岁，平均寿命变75岁了。共产党是不是做了好事？它养活了13亿人口，并且使他们的平均寿命增加了40年。我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当我们讲它坏话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它做的好事。

写作是最持久的战斗

　　我在最近七个月出了三本书。我认为这是很厉害的，我虽然已经76岁了，但还是一直在写作，而且每本的题材都不一样。台湾有个诗人叫余光中，我整天跟朋友开他的玩笑。他现在活到80岁了，我是说他如果40岁就死掉了，他还是余光中，为什么呢？因为后面四十年他没有进步，虽然写了很多烂诗，还是一样，不写也一样。我李敖不一样啊，我这7个月写了三本书，每本书都跟以前不一样，这才是本领啊！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用写作来实践理想，因为写作对我们而言最能够持久。打拳的阿里，到三十一岁就不能打拳了。我现在76岁，还可以写文章，所以我的生命比较持久。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66期，摘自《北京青年周刊》）

　■溫家寶總理撰文，強調要加強反貪力度。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16日出版的今年第8期《求是》雜誌，將發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題為《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文章，表明當局會堅持反腐倡廉。文章強調，雖然今年是本屆政府任期最後1年，但仍會要求各級、各地領導人，貫徹執行防止貪污工作，對查辦貪污案件不力的部門、官員，會嚴厲追究責任。

　文章分三部分：一、政府改革建設和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新成效；二、2012年政府反腐倡廉建設的重點任務；三、把反腐倡廉部署落到實處。

　文章指出，一個政府要讓人民滿意，必須做到為民、務實、清廉。文章強調，今年是本屆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政府各項工作不能有絲毫懈怠。加強反腐倡廉建設，關係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全局。要切實把反腐倡廉建設擺到更加重要位置，與各項業務工作和制度建設緊密結合，把中央關於反腐倡廉的部署和要求貫徹到具體業務工作中去。制定法律法規、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政策、出台重大改革措施，都要充分體現和落實反腐倡廉的要求，注重從源頭上防治腐敗。要強化問責，對於工作不力、發生重大案件和對腐敗案件查處不及時的部門、地方，要按有關規定嚴格追究責任。

促政府清廉 自覺受監督

　文章指出，只有在廣泛有效的監督之下，政府才不會懈怠，才能有效遏制濫用權力和以權謀私。政府要自覺接受人大監督和人民政協民主監督。加強政府層級監督，加大行政監察和審計監督力度。自覺接受人民群眾和社會監督，尊重並依法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監督權。

踐踏法律者 一律受制裁

　此外，《重慶日報》亦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中共中央決定對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將尼爾．伍德死亡案件犯罪嫌疑人移送司法機關，全市上下堅決擁護。法治是一個國家生存的靈魂，是保證社會長治久安的根本。黨員幹部不論職位多高，只要無視法律，甚至肆意踐踏法律的尊嚴和權威，都將受到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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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滙網http://paper.wenweipo.com   [2012-04-16]

    为了能够“积极稳妥地推进”所谓“政治体制改革”，“ 献词”借用了“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改革要搞“顶层设计”这个口号，并把总设计师1992年1月在“南方谈话”中的三句话“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作为“顶层设计”的旗帜打出来，借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献词”对这三句话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作为政治改革应该借鉴的经验进行了解读。

    关于“允许看”。“献词”说：“允许看，是对怀疑或反对者的宽容。”并借用邓小平的话说：“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献词说：“在邓小平的顶层设计之下，最后闯关成功。”这里，“献词”把邓小平的“允许看”，解读为是对反对者的“宽容”，并且是“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但历史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谓“允许看”是假的，“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也是假的。3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以高层的名义作决定，发指示，有计划、有目的地自上而下地强力推行，哪有什么“允许看”，“不搞强迫，不搞运动”？！

     关于“大胆试”。“献词”说，这“是对改革者的鼓励。”这话不假，岂止是“鼓励”，简直是号令。是号令“改革者”们“大胆”地向经济私有化的资本主义进军！

    关于“不争论”。“献词”引总设计师的话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献词”说：“不争论”是为了“避开‘姓社姓资’的责难。”这就等于说，“不争论”是怕遭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群众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而“干不成”。“不争论”就是不允许人们去问“姓社姓资”，也不允许人们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路线和政策进行批评和反对，即所谓“责难”。对此，“献词”也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阻力很大，它引邓小平的话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等等。这说明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很不得人心和党心。因此，所谓“不争论”，其实就是堵住人民的嘴巴，捆住人民的手脚，压制反对意见，甚至不惜动用罢官和专政的手段，强迫推行。总设计师的南巡谈话不是说过“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吗？这才是“不争论”的真面目。

    “献词”说总设计师的“三句话一出，稳住了两个不利因素，调动了一个积极因素，三五年间，局面一新。”这话也不假，但对其内涵须要根据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分析。列宁说过：“别相信空话”。又说：“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维护某些提议、措施等等，那总要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的。”（《列宁全集》第19卷第33页）所谓“稳住了两个不利因素”，其实就是压制了人民群众和党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部分人。这样做对谁有利？所谓“调动了一个积极因素”，其实就是支持和培植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样做对谁有利？所谓“局面一新”，其实就是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这样做又对谁有利？明摆着的事实是：对资产阶级有利，对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不利；对复辟资本主义有利，对坚持社会主义不利。

     1992年总设计师的南巡谈话已经整整20年了。2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用南巡谈话对照今天中国的现状，会有更深刻，更准确的认识。在总设计师南巡谈话这个“顶层设计”的号召和推动下，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取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局面迅速形成，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由国家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这个严重后果，就是“献词”中所说的“在邓小平的顶层设计之下，最后闯关成功”，就是所谓政治改革应该借鉴的所谓“经验”！

    “献词”在宣扬了一通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之后，就回到它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它说：“经济体制改革如此，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如此。”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如此”？“献词”摆出下面这样几条根据和理由：

    一是针对所谓“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是官强民弱”的“利害格局”，突破个人或部门利益的重重“阻力”，可利用邓小平那三句话来“稳住大局”，来寻找“局部突破”，来“碎步前进”。如果有谁能在“局部突破”中获得“成功”，就让他“担负重任”，给予他“奖励”。需要指出的是，“献词”避开阶级问题而提出的所谓“官强民弱”的这个“民”的含义，并非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民”，应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民”；所谓“中国社会基本格局”与“利害格局”，也不是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格局”，其所指不过是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之间，以及他们内部不同派别和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权利之争是“格局”罢了。

     二是为了“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可“顺势而为地将‘不争论’改为‘可讨论’。”让改革者“获得舆论的支持”和主导权，造成政治改革在“阻力最小、动力最强的地方突破”的舆论环境，并说，“这是邓小平的顶层设计的精髓。”这个“可讨论”，值得分析。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提出的“可讨论”，是这些“西化派”的改革精英们用来争夺发言权和舆论主导权、为其推行西方的民主宪政服务的，而这种“可讨论”的权力他们是绝不会恩赐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

    三是，提出“实现民主宪政依然任重道远。”因此，“献词”呼吁，在中共十八大“交接之际”，不要“为维稳而维稳”，不要把维稳当成“顶层设计”，不要“停滞倒退”。“献词”希望高层的老班子在“离任之年”，“推出一个促进民主宪政的顶层设计”，为“心怀改革理想的”新班子“提供一个机会”，这样，就是“善始善终，继往开来”了。为了增强说服力，该文还要老班子以18世纪的奥地利女王泰蕾西亚“在王室领地上取消农奴制”和俄国贵族在“自己的庄园里尝试废除农奴制”的做法为榜样，不能“在封建贵族面前自惭形秽”。最后献词以急不可待的迫切心情，用“翘首期盼”一语煞尾。

    以上就是这篇带有导向性的“献词”的主题思想和主要内容。这一期的《炎黄春秋》为了突出这个“顶层设计”和“政治改革的路径”主题，围绕“献词”同时刊发了多篇文章，其中尤以《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以下简称“综述”）一文配合得最密切，把他们主张的民主宪政鼓吹得更具体、更直白。“综述”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由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党、专政党，转型为实行宪政民主的执政党”； “要把党的领导分解一下，一个一个地来往前突破、渐进式地一步步往前推进”；要给高层一个“要求民主宪政法治的压力”；要建立一个所谓“超越型政府推动顶层设计”。对于“改革路线图”，“综述”提出：“第一步是由以党治国向宪政治国来发展，第二步就是宪政文化环境形成后，再迈向宪政民主”；要用出版法、新闻法和结社法来促使“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和 “宪政改革道路”的开启。“综述”还提出：“要坚持普世价值”，要让“普世价值深入人心”，“要把思想启蒙运动当成一个长征来看待”，等等。

    在“献词”和“综述”两文中这些先生们竭力兜售并作为政治改革目标的这个民主宪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辞典是这样解释的：民主宪政，也称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立宪主义、立宪政体或民主政治。民主宪政作为资产阶级的重要理论体系，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架构的根本原则。这就是说，在西方的辞典里，民主宪政，就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宪政，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产物，因此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就会有不同性质的民主和不同性质的宪政。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宪政是建立在维护少数有产者阶级利益之上的，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和宪政是建立在维护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的。《炎黄春秋》的文章所泛泛列举和推崇的民主和宪政，显然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宪政，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宪政。
 

    毛泽东同志当年针对蒋介石的所谓实行“民主宪政”的欺骗宣传曾经说过这样一些话：“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而我们“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关于西方的宪政民主，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针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也有过精辟的论述。毛泽东说：“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几百年来，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以来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分析和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作为宪政前提的宪法，同样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宪法最集中地表现和维护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列宁指出：“宪法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议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列宁全集》第15卷，第309页)社会主义的宪法是记载“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国内和全世界剥削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的宪法。(《列宁全集》第28卷第129页) 1954年，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主持下制订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在这部宪法里明确规定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政权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1975年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2004年又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炎黄春秋》的那些先生们所大肆宣扬的分权制衡、言论自由、保障人权、公民社会、宪政体制、政党政治、普世价值等等，都是与我国的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相违背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我国全盘搬用已被美国“华尔街占领者”所唾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宪政，就是进一步加强资产阶级专政，使我国完全倒退到以半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为特色的吃人的社会。

     《炎黄春秋》如此卖力地鼓吹西方的民主宪政并不是第一次，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喋喋不休地宣扬西方这个民主宪政，让人听得耳朵都生了茧子。

     人们还记得，5年前的2月，也即十七大召开前，炎黄春秋所推出的谢韬的反动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公开打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旗帜，猖狂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叫嚣要中国走西方民主宪政道路。谢韬提出要把“党内三权分立”，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提出要“在一些地区试点”，提出从执政党领导体制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两步走的战略”，最终实现“宪政道路”等。与“献词”和“综述”对照一下，它们是何等地相似乃尔！再对照一下2006年3月“改革精英”们召开的“西山会议”所提出的口号，以及2010年刘晓波等人所炮制的《0八宪章》，可以说，都是一脉相承、一路货色！

     毛泽东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炎黄春秋》对所谓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推崇，提出的所谓“顶层设计”和“政治改革路径”，就是在制造这样的反革命舆论。

     许多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在号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这些反革命阶级的舆论存在呢？其实，《共产党宣言》早就给出了科学的答案：“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统治阶级已经伴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而统治阶级的改变必然导致统治思想的改变。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道理和规律。

    毛泽东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言丧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92—93页）可见意识形态和舆论工具对于一个政党和政权来说，是多么重要啊！这些年，我们亲眼目睹了那些妄图推翻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敌对势力是怎样利用舆论工具制造一个又一个“丧邦”言论的。前一个时期，他们把进攻的重点放在私有化上，当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改变了经济基础之后，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上层建筑。他们要更加彻底地改变我国宪法第一条庄严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和政治制度。《炎黄春秋》大力推介的“顶层设计”和“政治改革路径”，就是这样的目的。

    报刊等新闻媒体，向来是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都争夺的阵地。在这个领域“谁胜谁负”的斗争也异常的激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战线出现一个说法，即“媒体是社会公器论”，主张媒体的“首要功能是进行社会监测”。还说，“当务之急的是应该发挥媒体社会公器的职能，抵制各种利益集团对它的侵蚀”。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个舶来品，来源于西方民主宪政体制下的传播学。媒体是“社会公器”，为“社会公众效力”这些口号，如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一样，听起来似乎很是公正，很超脱，似乎可以不偏不倚，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比谁都更靠近和代表“利益集团”，只不过这个“利益集团”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炎黄春秋》那些鼓吹民主宪政的先生们哪个不是为资产阶级这个“利益集团”服务的？！

    有人也许会问，中国有没有实行西方民主宪政的可能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如果我国不回到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性质的改变是难以避免的。事实上，在总设计师南巡讲话的推动之下，伴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逐步占居主体地位，政治制度上的改革或曰改变早就“渐进式”地大力推行了，允许共产党员当资本家，允许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制订《物权法》，保护资本家财产；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排除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多元化、文化商品化、新闻出版市场化，等等这些改革，都是在向西方政治制度靠拢。我国的政治制度的阶级属性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尽管如此，《炎黄春秋》的先生们还不以为足，要求进一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以达到他们“全盘西化”的罪恶目的。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苏联和东欧亡党亡国已经过去整整20年了。当年戈尔巴乔夫这个无耻的叛徒提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搬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取消宪法第6条中关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规定，引入多党制，通过所谓重新划分党和苏维埃的权力关系，从根本上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动摇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最终导致党被解散、国家分裂、红旗落地。还有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多米诺骨牌般地相继倒台。这些惨烈的场面和教训，至今还历历在目。

     目前的中国的确是多病缠身了，并且病得不轻。中国需要救治，但是，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恢复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恢复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最近，某公还在鹦鹉学舌般地骗人，叫喊什么“不改革开放就只能是死路一条”。苏东的教训和中国的现实告诉中国人民，与某公的说法恰恰相反，如果中国继续在西化的道路上“改革开放”下去，那才真正是“死路一条”！

 （2012年2月20日）

（责任编辑：长缨在手）